民间资本范文10篇

民间资本范文篇1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现象的产生，反映出人类从狩猎、游牧和农业社会中，自然地过渡到商业社会的过程。在商业社会中，通过彼此依存、专业分工和贸易交流，人类可以大规模提高生产力。资本是一种“魔力”，它可以提高生产力，创造剩余价值。亚当·斯密给予的启示是，资本不是积累下的财产，而是蕴藏在财产中的一种潜能，它能够衍生新的生产过程。

资本的根本属性是一种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资本的这种特有属性，促使温州民间资本极其活跃。保守估计，温州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之多，投向可分为两类，一类投进了实体经济，从实业到实业，比如从制鞋、制革、打火机、电器等，已在全国投资3万家工业企业，总额达3000亿元，并建立了300多个专业市场，目前通过因势利导，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下，这部分资金正投向新产业、新项目；另一类则进入了流动性很强的领域，不少温州商人虽然做制造业，但并不满意制造业5%-8%的毛利率，普遍希望可以获取更多更快的财富效应，集资款转化为“投机资金”，到处炒煤、炒房、炒股等，这部分资本流动性比较高，需要引导和规范，因为它的盲目性强，运作中很容易造成风险。

二、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与风险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与风险分析

1998-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苏州、厦门、武汉等地置业，这就有了“温州购房团”。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商铺、公寓、别墅是温州人炒房的首选。

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正好给温州的闲资提供了一个出路，表面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深究起来，却是误入歧途。炒楼毕竟是短期的获利行为，一旦政策波动，或炒楼资金链断裂，其风险可想而之。姑且不论大量游资涌入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单以温州经济发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该在产业推进中发挥作用的资金大量流失，对温州经济发展后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果10万温州人拿着1000个亿“炒楼”，那么这1000亿中已经参与到炒楼的部分，不过是支撑整个炒作市场的一个资本系数。而这无疑意味着，温州购房团正在撬起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此过程中银行实际在承担着大部分风险，不及时控制，最终将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因为房地产市场模式，只要负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可以拥有一座完整的房产。那么这1000亿游资，将托起一个规模达4000-5000亿的房地产市场，加上跟进的炒作资本，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和更庞大的房产市值，不啻是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

“炒房资金、民间借贷、实业投资”共同组成的温州资本正鏖战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温州“炒房团”所掌握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还有外来参股的资金，资金模式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有的甚至是从银行贷款或借高利贷而来的，一旦被套牢，这些家庭就会倾家荡产，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而高利贷本身也会带来风险，第一个是法律上的风险，因为民间金融目前在我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第二个是利率比较高，本身就有风险。

（二）温州民间资本的煤炭投资与风险分析

前些年，随着煤炭投资的不断升温，山西省也出台了许多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煤炭小企业的政策。温州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山西，进入煤矿。据统计，2005-2006年两年间，在山西估计有500多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2009年，随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的《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亿元投资全部要进入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投资煤矿最大的风险就来自政府频繁的政策变化，其次是煤矿生产中的风险，如矿难等，这些风险是不能预料的。

温州富裕的民间资金形成了一个独有的融资模式，一项投资的背后总会牵连到很多家庭。温州资本深陷山西煤矿，直接连累温州民间资本，连累一批温州投资人。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小煤矿的关闭造成大量的民间债务和无数家庭的破产，很容易引发因民间融资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山西省此次整顿小煤矿“国进民退”的过程中，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大的希望是，民营小煤矿能作价入股国有企业，这样既能保持民营投资的原有意向，同时也将减轻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但是，温州投资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兼并，民营小煤矿作价入股与国有企业合作，无疑等于破产。而由于中间费用比较大，增加了国有企业运行的成本。在鲜明的成本差距中，温州投资者心里都清楚将自己的煤矿作价入股大型国有企业的后果了。

（三）温州民间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及风险分析

创投实际上是建立在别人企业基础上的经营模式，这种投资方式更有选择性。在实体经济遇冷的情况下，温州资本又出现从房地产、煤炭、原油、棉花、股市中大幅回撤的迹象。人力资源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以及内需走软，导致温商的实业投资越来越难。因此，温州民资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势必将转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合一的领域。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上半年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到PE领域的规模大致有1500亿元，除了外地的创投机构到温州募资外，温州本地也成立了近200家创投机构。但随着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温州民间资本进入PE行业的步伐明显放缓,募资规模也出现显著下降。外地创投纷纷到温州募资的同时,温州本地的创投也在开始行动,并逐渐走向联合,以形成相对雄厚的资金团体,进行一些集中的股权投资。实业领域几乎已经无利可图,做实业的环境也越来越困难。温州民间资金正在抱团进入创投领域，已经有1500亿温州民间资金涌入了创投领域，成立投资基金数量达到300个。在经历了对房地产、矿产、棉花、股市、能源的投资之后，大量温州民间资金开始转向VC（创业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这是当前国际金融风暴下“温州热钱”的最新动向。VC、PE风险会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加剧致估值升高。参与PE/VC的人越来越多，各路资本的流入，对项目的估值确实整体在提高。二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中国的创业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而在美国，看一个行业其他人做得差不多了，就不做了。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大家想的事情就是复制，看谁的钱多，比谁的融资能力强，以谁能上市为标准，很容易导致行业泡沫。三是风投不怕输钱怕输名声。目前一些风投企业出现诚信问题。

三、民间资本的开发路径与风险控制分析

民间资本范文篇2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Abstract:AoriginatedfromWenzhou,issweepingacrossthecountry,theultimateimpactofallofChina’sbigprivatecapitalstartedchanging.Hiddenbehindtheeconomiclawisstrategiesforthetransferofprivatecapitalexperiencedabottleneck.Today’sstudyoftemperatureandprosperityofthebusiness,referenceismadetothemerchantsofancientChinesehistoryandimage,merchantsmustbeacarefulanalysisofthesuccessorfailureofthetrack.Realestateoverthedangeristhatwemightbereducedtonothingfreshprofitsectors,China’saccessiontotheWTOafterthelossof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upgrading.Asamarket-oriented,willalsobehotrealestatemarketfailure,itshouldleadtothenormaldirection,withthevisiblehandtomakeupforthefailureoftheinvisiblehand.

Keywords:marketfailure;Chineseprivatecapital;hotrealestate;Wenbusiness;merchants;appropriateintervention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温州炒房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规律？

——它会不会重蹈中国古代曾经同样繁盛一时的徽商之覆辙？

——徽商会不会成为温州民间资本的历史镜像？

——变局是不是意味着结局？作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样板之一的温州资本，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它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写中国的民间资本格局？

——作为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该怎样对炒房热作出何种法律回应？

——对此，政府经济行为应遵循怎样的规制原则？

——……？等等，透过这些问号，我们将看到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资本怎样的深层动向？

打个形象的比喻，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七伤拳”和“一阳指”，前者是一种危险的武功，既能伤人，也会伤己，而且会伤得极深（七脏俱伤）；后者则是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于一点（指头上），以一点发力而致胜。温州民间资本倾尽全力向房地产市场进军，这到底是既伤人也最终伤己的“七伤拳”，还是全部功力集于一点之上的“一阳指”？

理论解析：变局背后的深层是民间资本战略转移遭遇瓶颈

温州商人的经商风格与广东商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十年前，当广东商人在深圳玩股票时，温州人不为所动，连近在家门口的上海股市里都难得见到温州人的身影。那时，温州人在埋头干实实在在的实业，从全国最大的水货制造基地到全国最大的精品制造大本营，温州商人的每一步都没离开轻工制造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实业。

正是这种实打实的精神，造就了温州经济的一枝独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股市进入“冰河时代”，以玩股票而发家的广东等地的民间资本迅速缩水，而温州民间资本由于本来就与股票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受到中国股市波动的太大影响，仍然持续坚挺，并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超过了全国所有的其它地方。

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温州炒房团”而不是“深圳炒房团”或“上海炒房团”之类。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这个股市低靡的时期，只有温州人手里还有大把大把的闲钱（闲置资本），而其它地方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缩水而手头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越来越难赚”，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游资去全国各地南征北战地炒房了。

这不可避免地又牵扯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温州的这笔巨额民间资本为什么不继续投入到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中去？为什么不投向其它领域？为什么这么集中地把赌注几乎全押在了炒房上？

要回答这连续的三个“为什么”，必须从经济学上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

第一，若继续投向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由于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已达到近乎饱和，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达到了规模效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之后，再向轻工制造业扩大投资就显得失去了必要，已经不再符合经济原理。

第二，若投向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则温州明显缺乏产业基础，不象东北那样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而且，由于国家现在实施“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温州在政策扶持上也无法与东北相比。这条路似乎行不通。

第三，若投向高科技产业，则温州缺少足够的技术和人才。这条路好象也走不通。

第四，若投向其它一些很具有吸引力的领域，在目前却恰恰又是民营资本限制进入的领域；即使现在国家的法律条文上已经允许民间资本“有限度地”进入这些领域，但也由于是刚刚放开，事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消除，离理想的自由状态仍差一大截。出于对自身投资安全的考虑，温州民间资本在目前的形势还没有彻底明朗之前，还不敢放胆把大笔的钱往这些领域投。所以，这条路也不能通罗马。

——条条道路都似乎无法最快、最便捷地通往罗马。但资本的天性就是“运动、运动、再运动，增值、增值、快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闲置的温州民间资本左冲右突地找出路，猛然间发现：投向房地产最安全、最快捷、最可行。因为炒房最适合温州人这样的民间投资者，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方式，做好了，利润可能远比其它领域高；即使做不好，至少还有几套房子在自己手中，不会象股票那样变成一堆废纸，况且转手脱身也容易得多。

而且，炒房不受重工业基础、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人才供应等因素的限制，大钱小钱都能做，大的投资者可以买下整栋楼，小的投资者也有能力买两三套，十分灵活，船大船小都方便调头。

于是，在遭遇了战略转移的瓶颈后，温州民间资本一方面是“迫不得已”

地、另一方面又是“心甘情愿”地涌向了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之热潮。

实证分析：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初现端倪

温州人炒作房地产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人几乎挨家挨户盖起了新楼房，当时盖新楼房主要是满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已不满足一家一幢楼房的居住水平，又开始疯狂地建新房或购买商品房，当时一些有钱人家一户至少拥有3-4套房子。这样超常的购买力导致当地房价几年来一路攀升，至今房价仍居高不下。目前温州一般地段的房地产每平方米均价大约在6000-7000元左右，这样的房价对一个地级城市来说算是天价了。温州人炒房也促成了当地房地产公司的发展，现在温州有4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地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国内是罕见的。

然而，房地产作为一种带有“天然垄断性”的稀缺资源，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本之追逐，于是，当温州本地的房地产被炒完之后，财大气粗的温州民间资本把触角伸向了外地。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繁华、也是离温州最近的超级大都市，当仁不让地成了温州炒房团向外省市扩张的第一站。2001年8月18日，一个由157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进上海，3天就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砸向了上海楼市。这批人后来被认为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批专门真正意义上的炒家。根据温州驻上海的商会统计，现在大约有2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注入了上海的楼市。上海房价近几年一路飙升，给温州炒房者带来了超过20%的投资回报率。［1］

到了2002年，温州炒房团的队伍进一步养大，并开始迅速走向全国各地的其它省会级城市。比如，当年9月，40个浙江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

2003年，温州炒房热不再仅仅局限于省会级城市，还传染到了二级、三级城市。当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多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青岛的半岛都市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报道，标题就是“温州人花千万元买走青岛一条街”。12月，上海最大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被温州民营企业飞洲集团正式炒走，金额为7亿元。［2］

进入2004年以来，温州炒房热进一步升温，已经成了比“禽流感”还流行的“钱流感”，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形象地指出：“温州现在已经不能再叫‘温’州了，在越来越热的炒房热浪的推动下，它已经成了中国目前最烫手的资本‘热’州了”。比如，今年元旦，仅仅通过一次温州房地产交易会，炒房的成交金额就高达14.6个亿。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会上，来自温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房地产“游资”对博览会进行了一次扫荡，导致蓉城住宅价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当地的多名专家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为防范和阻击楼市风险做好准备”的提案。

目前，温州专业的（注意：是专业的）炒房队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个专业的炒房者能带动周围的20—40个普通炒房者，按1人带30人来计算，也高达15万人！15万人的温州炒房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据测算，温州有高达1500亿的资金在全国各地炒房！

炒房已经成为目前温州的第一产业。温州民间资本开始了乾坤大挪移。

现状冷思：变局中的危险变量

在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区域经济版图中，温州是发展最稳健的一个。如果把各地民间经济的相互竞争比作一个大的演武场，温商、粤商、沪商、鲁商、汉商等等就是华山论剑的各大门派，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光明顶”上各自施展绝招，一争高下。温州人现在的疯狂炒房热就象金毛狮王谢逊练的一种奇怪武功“七伤拳”，它既能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击中敌人会令其“七脏俱伤”，但同时也会伤害自身，严重时会导致自己也“七脏俱伤”，故名“七伤拳”。

拿出1500多亿的钱来在全国各地疯狂炒房，这既能在短期内为温州商人带来大笔利润，也会伤害其自身的元气，就象七伤拳一样。

其一，缺乏经济学上的前提条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温州人在外地炒房几乎全部是为了投资，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说，他们买房子只是手段，而获利却是终极目标。众所周知，投资型的房地产的获利途径只有两条：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过比较丰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资逐步收回来，然后再实现盈利。二是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再卖出去，在低进高出之间赚取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利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途径要想顺利运作，首先要满足一个经济学上的假设，即：必须有足够繁荣的房屋出租市场和二手房转让市场，才能承担得起温州人的这种炒房运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无法自由运输的典型不动产，这一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当地消化，也就是租给当地人或转卖给当地人。中国社科院朱广新博士说，如果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转卖价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则就意味着温州人炒下的这些房地产将不能预期变现成高额回报，将会出现消化不良，只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一点，在二线城市（地市级城市）和三线城市（县级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据悉，已经有不少在二三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兵败而归，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二手房的转卖价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一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要幸运得多，在这些城市炒房虽然买入价远比二三线城市高，但由于当地人的经济能力本身就很强，可以比较顺利地消化掉温州人炒下来的那些房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将继续成为温州炒房团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线城市炒房淘金似乎还显得过于超前，除非有胆量和实力做好10年之内不见明显回报的打算。

其二，温州本地将会因为巨额资本都投进了外地炒房之中而失去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与其它地区相比，温州商人的勤恳是最令人敬佩的，早在80年代，其它地区的人们还在固守“穷死不经商、饿死不离乡”的小农习气时，勤劳且有眼光的温州人就不畏艰辛地到全国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小生意，温州人也做得有声有色，最典型的当数席卷全国的温州发廊热——连开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都做成了中国改革之后最成功的、最早的一个名牌效应，温州人经商的天赋由此可见一斑。

告别了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之后，温州人又专心于做轻工制造业，也做得十分成功。据此，我

们基本上可以把温州人的经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炒房热形成之前的阶段，是温州人通过一点一点的辛勤劳动而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二是炒房热形成之后的阶段，富裕之后的温州人大部分以炒房作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而众所周知，靠炒房地产吃饭是典型的食利阶层的生财方式之一。

因此，正如清华大学的曹治国博士所说，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勤劳的温州人将会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正在崛起的温州轻工制造业将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在未来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演武场上，温州资本将会丧失其原来的核心竞争力，有可能从目前它作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江湖盟主地位上衰落下来。

历史镜像：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历史轨迹考们看到今天的温商之繁荣，不能不想起中国古代的徽商。温商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以防步其后尘。徽商，即徽州商人，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为论述方便，下面把徽商拥有的资源也作为近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来进行分析。）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的中心、南北交往的要道。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从“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

——这一点，与今天的温州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的位置有几分相似之处。

徽商是个富有激情与创造力的商派。他们从小就外出经商、进军城市，在每一个有商机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徽州人的身影。徽商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宗族整合势力的优势，挤垮一个个商帮，占领一座座城市。其带给我们的是吃苦耐劳、敢于挑战的冒险精神，这一点在中国当时奉行中庸之道的社会显得十分耀眼。

——这一点也与温州商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在全国各地从温州发廊之类的小生意做起十分相似。

徽商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血缘和地缘结成商业团体，并借助这样的关系开展商业竞争、沟通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之因素。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而同一的地缘关系，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容易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同一血缘、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种类的商业且在同一地经营的现象，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有些行业在某一个地域完全被徽商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由于有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感，他们认为商业的兴衰成败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彼此之间非常乐于提供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从而减少了经商的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

——这一点也与今天温州民间资本的经营风格很相近。

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榨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这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以茶商为例，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装，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购茶农的毛茶时十分看重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即拒绝收购。

——这也与今天的温州商人何其类似。

徽商当年的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温商。明代，徽州经商的人数已经达到“贾居十九”，经商的范围也是“持筹遍九州”。徽商除了人数多、活动范围广外，商业资本也十分雄厚，“无微不成商”成了当时商场上公认的现象。象“程十万”“祝半州”之类称呼的巨商，在明朝以前还是少数，而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大贾”则已经不足为奇了，拥有二三十万两银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贾”。

——这与今天有人提出“无温不成商”的温商盛况足以媲美。

但不论当年曾何其辉煌，徽商后来还是衰落了。笔者之所以拿中国古代的徽商来与今天的温商做对比，也就是想提醒一下温商不要在疯狂的炒房热里迷失了方向，而应把徽商当成一面历史的明镜。当年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如苛捐杂税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但其中对今天的温商有启示的原因我们必须加以重视、认真研究:

其一，由富裕而导致的食利阶层的出现，使徽商积累的资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至于后来丧失了核心竞争力。鸦片战争后的徽商不再象他们的先人那样积极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出现了“食利阶层”，由原来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大兴土木、广建豪宅。大量的资本被用于买田置地、建房、娶妻、纳妾、续谱、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资本的萎缩。例如，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花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这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造成商业资本匮乏，丧失核心竞争力，最终导致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这与今天的温州炒房热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相似之处都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形成专门的“食利阶层”，而且都是把房地产之类的不动产作为资本的主要投向。不同之处在于，徽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搞房产主要是自己居住，搞地产主要是雇佃户耕种，还不可能象今天的温商那样主要用于出租或二手转让。

我们不怀疑当今的这一代温州商人能否保持当初创业时的可贵品质，我们担心之处在于：下一代在炒房中成长起来的温州人会不会真地沦为中国最大的一群专门“食利阶层”？如果这个预言不幸成真，那么，温商已经可以从徽商这面历史镜子中隐约看到自己的“500年后”甚至“50年后”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变局似乎可以还未盖棺就能定论了。

其二，没有进行及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坐失市场良机，惨遭市场淘汰。由于过多的资本用于买田盖房及个

人奢侈，徽商失去了进行产业升级的时机，所以，当更新技术的外国商品加入竞争后，徽商就惨遭淘汰了。清光绪之前，由于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处于天然垄断优势的徽商在茶叶出口上几乎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当然畅销。但是，自从光绪年间之后，印度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极大地提高了制茶工艺。而中国的徽州茶商仍旧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水平上，落后的制茶工艺导致其茶叶质量不如"洋茶"。光绪二十三年，清两江总督刘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名，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这样，由徽商一手经营的中国茶叶出口由于工艺落后、质量不如"洋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出口量逐年递减。

——对于任何人来说，资本总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富甲天下的温州人也不可能拥有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财富。那么，在财富总量有限的前提下，高达1500亿的温州资本都充当了炒房的热钱游资，很显然，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温州对现有的轻工制造业进行调整和升级。长期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已经被当年徽商的教训充分证明了。

对策展望：对炒房热进行适度干预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就匆忙对温州民间资本做出结局式的结论，似乎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变局并不等于结局，变局有可能导致一个旧结局，也有可能通向又一个新开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弄潮的温州商人毕竟比中国古代徽商的眼光长远得多，至少他们懂得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因此，除非有十分极端的情况出现，否则，温州民间资本应该不会重蹈徽商的覆辙。

从经济学上看，如果太多的资金都流向某一个行业，肯定是不正常的，房地产业也不例外。以炒房热为代表的后炒股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也给中国经济发出了一个红色警报。［4］但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由大股东任意操纵的情况下，要打消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不信任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与股市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血腥屠杀相比，房地产倒显得温和得多、可爱得多。虽然从长远看，炒房过度会导致“房地产悬河”，一旦这条“悬河”决堤，会淹没国民经济的“良田”，但在最近的几年内、在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走上规范之前，中小投资者似乎很难再踊跃地回到股市上去。［5］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批判的只是“不当的炒房”（也就是不顾一切的、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炒房热），而正常的、符合经济法则的炒房不应当一概反对。因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温州民间资本相对来说的确已经十分雄厚，温州本地的轻工制造业再怎么需要扩大再生产，也需要不了这么多的资金。资本的天性就是要运动、增值，多余出来的闲钱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投到其它领域去逐利，适当地去成熟的一线城市炒炒房并无太大不妥。炒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促使人们把本来收得很紧的钱袋放开来。“股票不敢炒，这钱总不能闲在手里吧？总得为运动的资本找个适当的出路，炒房热的兴起，恰恰给中小投资者手中的死钱找到了一个活路。”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如是说。

炒房还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成长，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原先不温不火的楼市霎时亢奋不已，房价涨声一片。“我们给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一位温州炒房者说，“我们用的都是自己通过原始积累而来的血汗钱，我们的钱都是来路清白的。进入房地产市场，我们也是顺应经济大势而为，我们的做法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的确，不可否认，温州炒房团炒高了当地的房价，炒高了当地的GDP，更将成熟的房地产运作理念带到内陆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州购房团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市场理念，它对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10年之内温州炒房团如果只是在条件成熟的一线城市里炒，这是符合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关键是在那些根本不成熟的二三线城市，如果温州人投入了过多资金进去，是肯定要在当地低矮的市场消化能力之天花板上碰得头破血流的，而且也会搅乱当地本就处于襁褓中的房地产市场，无异于拔苗助长，利大于弊。［6］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对炒房不应进行过于严格的狙击，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虽然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但至少在目前股市不能令中小投资者放心的情况下，“后炒股时代”的出现也是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的一种自发调节。炒房热只不过是“后炒股时代”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假如不出现炒房热，闲置在中小投资者手中的大量“闲钱”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宣泄出路。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那样，炒房热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炒房本身，而在于中国股市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圈钱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股市的表现令中小投资者感到心寒，使中国进入了“后炒股时代”。不从根源上（即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上）找原因、想对策，不扭转中国的“后炒股时代”，仅仅对炒房进行狙击，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做法。

总之，不论如何，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炒房热都将会给温州民间资本、以至整个中国民间资本带来一次大变局，或正面或负面。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温州炒房热也会象其它一切市场一样出现“市场失灵”，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经济手段和柔性方法，引导它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力争使这场变局成为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成为一个旧的结局。若强行采取过于刚性的行政手段对炒房进行狙击，这种做法的本身就已经违悖了经济法的精神，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强行否定和取代。这就是现代经济法所要求的“适度干预”。［7］

参考文献：

［1］土地新政引发地价上涨房价地价谁唱主角［N］.中华工商时报,2004-03-18.

［2］炒楼成为温州第一产业，温州购房团揭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01-29.

［3］温州购房团，会否遭遇滑铁卢［N］.今日早报,2004-02-24.

［4］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N］.南方周末,2004-03-18.

［5］央行调查显示：我国房地产金融存在四大问题［N］.北京青年报,2004-03-15.

民间资本范文篇3

民间资本投资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证。针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特别是微型金融领域的实践探索及国家最新金融改革政策，笔者建议健全和完善民间资本进入微型金融领域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扶持。

细化市场准入。我国有关微型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准入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行业管理性文件，亟须细化与完善。一是要提高微型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立法层级，加强准入监管行为的法律建设，明确监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权力范围、具体时限以及有关申请人对审查无果或审查拒绝提出异议的监督程序。二是细化并合理调整微型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标准。在主体资信审查方面，法律应明确规定禁止成为发起人或控股股东的各种情况，并审查微型金融组织经营管理者的信用程度和金融从业资格，防止动机不纯资质不足的投资人进入这一领域。金融控股股东以及具有实质影响力股东的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必须达到合理标准，能够较好地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风险隔离。在最低注册资本调控方面，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别十分明显，应当建立起差异化的最低注册资本调控机制，允许微型金融组织的注册资本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程度而有所区别，在填补落后地区金融服务空白的同时也防止发达地区的金融过度竞争。

重视可持续发展。逐步放开微型金融领域的资金价格管制，修改相关法律规定赋予其利率水平的自由决定权，以保证其收益覆盖成本，吸引民间资本不断进入微型金融领域。加强关联贷款的法律控制，防范微型金融组织的经营风险，申请报批的微型金融组织应主动做出不进行关联贷款的承诺，建立贷款的股东回避与特别审查制度。拓宽微型金融组织的后续资金来源，保障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适当放宽金融同业拆借限制，对微型金融组织的银行借款给予利率优惠，允许其从多家金融机构获得后续资金，并提高其资本金与融资额的比例。同时，还可通过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资金供应机构、允许微型金融组织公开发行股票及债券、放开私募股权基金限制等方式，全方位突破微型金融发展的资金瓶颈。健全市场退出机制。鉴于微型金融组织的规模特点和节约监管成本的需要，我国应根据组织类型的差异决定具体退出模式。对于吸收存款的银行类微型金融组织适合采用行政机关主导型退出模式，适用关于银行的特别法;对于不吸收存款的非银行类微型金融组织则宜采用法院主导型退出模式，一般适用普通的破产法即可。建立微型金融组织的市场化退出规则，完善金融风险预警制度，合理确定并定期考核民营金融组织的资本充足率、逾期贷款率等风险预警指标，强化微型金融组织日常运营的总体监督；尽快制定“存款保险法”，建立科学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微型金融组织的重组、接管、救助和终止的法律规范，实现金融市场良性竞争下的优胜劣汰。

创新金融管理模式。我国需构建中央牵头监管、地方协同监管、行业自律监管的金融监管格局，避免单一主体监管下的利益重合、监管真空、监管过度等问题，保障微型金融的规范经营与健康发展。科学把握监管力度，对微型金融组织实行统一监管框架下的差别化分类监管。村镇银行等吸收存款的微型金融组织，涉及存款人等社会公众利益，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应当通过相应法律法规所确定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流动性风险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风险集中度等一系列审慎性指标进行严格监管，从而积极有效地控制、分散、规避及防范运营风险。就其监管力度而言，虽然较非审慎性监管更为严格，但又应普遍低于对大中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以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政府干预和监管成本，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双重损失。对非吸储类微型金融组织只需采用非审慎性监管。

小额贷款公司等不吸收存款或仅吸纳借款人担保性储蓄的微型金融组织，虽然从事融通资金的金融业务却多半没有金融牌照并坚持“只贷不存”，不涉及社会公众，也没有太大的外部性，可以交给地方政府对其进行非审慎性监管。完善配套扶持制度。强化针对微型金融组织的财政税收支持，充分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加大对弱势群体、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为微型金融服务的扩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有条件地减征营业税、免征所得税、给予税前拨备优惠、实行梯次性税收减免等政策，为微型金融组织创造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其突破瓶颈繁荣发展。同时，建立健全征信法律制度，完善社会信用担保体系。应当尽快出台“征信管理条例”及相关操作细则，明确微型金融组织的基本信息,提供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的登记与查询服务，实现由非市场化的纵向信用秩序向市场化的横向信用秩序的实质性转变。

民间资本范文篇4

关键词：资本风险控制调研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与风险分析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房地产投资与风险分析

1998-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苏州、厦门、武汉等地置业，这就有了“温州购房团”。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商铺、公寓、别墅是温州人炒房的首选。

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正好给温州的闲资提供了一个出路，表面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深究起来，却是误入歧途。炒楼毕竟是短期的获利行为，一旦政策波动，或炒楼资金链断裂，其风险可想而之。姑且不论大量游资涌入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单以温州经济发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该在产业推进中发挥作用的资金大量流失，对温州经济发展后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果10万温州人拿着1000个亿“炒楼”，那么这1000亿中已经参与到炒楼的部分，不过是支撑整个炒作市场的一个资本系数。而这无疑意味着，温州购房团正在撬起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此过程中银行实际在承担着大部分风险，不及时控制，最终将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因为房地产市场模式，只要负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可以拥有一座完整的房产。那么这1000亿游资，将托起一个规模达4000-5000亿的房地产市场，加上跟进的炒作资本，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和更庞大的房产市值，不啻是一个可怕的产业黑洞。

“炒房资金、民间借贷、实业投资”共同组成的温州资本正鏖战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温州“炒房团”所掌握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还有外来参股的资金，资金模式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有的甚至是从银行贷款或借高利贷而来的，一旦被套牢，这些家庭就会倾家荡产，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而高利贷本身也会带来风险，第一个是法律上的风险，因为民间金融目前在我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第二个是利率比较高，本身就有风险。

（二）温州民间资本的煤炭投资与风险分析

前些年，随着煤炭投资的不断升温，山西省也出台了许多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煤炭小企业的政策。温州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山西，进入煤矿。据统计，2005-2006年两年间，在山西估计有500多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2009年，随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的《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亿元投资全部要进入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投资煤矿最大的风险就来自政府频繁的政策变化，其次是煤矿生产中的风险，如矿难等，这些风险是不能预料的。

温州富裕的民间资金形成了一个独有的融资模式，一项投资的背后总会牵连到很多家庭。温州资本深陷山西煤矿，直接连累温州民间资本，连累一批温州投资人。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小煤矿的关闭造成大量的民间债务和无数家庭的破产，很容易引发因民间融资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山西省此次整顿小煤矿“国进民退”的过程中，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大的希望是，民营小煤矿能作价入股国有企业，这样既能保持民营投资的原有意向，同时也将减轻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但是，温州投资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兼并，民营小煤矿作价入股与国有企业合作，无疑等于破产。而由于中间费用比较大，增加了国有企业运行的成本。在鲜明的成本差距中，温州投资者心里都清楚将自己的煤矿作价入股大型国有企业的后果了。

（三）温州民间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及风险分析

创投实际上是建立在别人企业基础上的经营模式，这种投资方式更有选择性。在实体经济遇冷的情况下，温州资本又出现从房地产、煤炭、原油、棉花、股市中大幅回撤的迹象。人力资源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以及内需走软，导致温商的实业投资越来越难。因此，温州民资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势必将转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合一的领域。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上半年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到PE领域的规模大致有1500亿元，除了外地的创投机构到温州募资外，温州本地也成立了近200家创投机构。但随着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温州民间资本进入PE行业的步伐明显放缓,募资规模也出现显著下降。外地创投纷纷到温州募资的同时,温州本地的创投也在开始行动,并逐渐走向联合,以形成相对雄厚的资金团体,进行一些集中的股权投资。实业领域几乎已经无利可图,做实业的环境也越来越困难。温州民间资金正在抱团进入创投领域，已经有1500亿温州民间资金涌入了创投领域，成立投资基金数量达到300个。在经历了对房地产、矿产、棉花、股市、能源的投资之后，大量温州民间资金开始转向VC（创业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这是当前国际金融风暴下“温州热钱”的最新动向。VC、PE风险会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加剧致估值升高。参与PE/VC的人越来越多，各路资本的流入，对项目的估值确实整体在提高。二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中国的创业是进入门槛低，成功门槛高。而在美国，看一个行业其他人做得差不多了，就不做了。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大家想的事情就是复制，看谁的钱多，比谁的融资能力强，以谁能上市为标准，很容易导致行业泡沫。三是风投不怕输钱怕输名声。目前一些风投企业出现诚信问题。

二、民间资本的开发路径与风险控制分析

（一）加快民间资本的对内市场开放

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应当放开和规范民间信贷。开放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市场准入的开放，第二个是在价格保护方面的开放，第三个是对于金融管制的开放。在进一步放开管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面，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信贷机构，同时尽快放开民间信贷。对于目前相继开展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控制过严，应尽早放开过于僵硬的行政控制。现行制度对于设立小型信贷机构、对资金互助社的要求普遍偏高。应制定更加符合现实、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准入制度，并根据小型信贷机构的不同性质或规模，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据预测，目前温州民间资本总量大约在6000亿，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势必对温州民间资本有效配制以及引导温州经济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为民间资本开放垄断性行业

金融危机下，民间资本投资迎来新的发展良机，迎来了“走出去”的大好时机。长期以来，大量民间资本却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领域，而是大量集中在房地产、资源类商品、股票上，传统行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效益回报已显疲态，投资空间有限；而有发展前景、高回报的产业垄断门槛高筑，民间资本很难分得一杯羹。金融危机肆虐下，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巨大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各种实体经济投资领域，这对于解决投资资金不足、振兴温州地方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保证温州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近年来，随着国有经济改革及其战略性调整的不断深入，为温州民间投资大展身手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同时，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不断改善，也激发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为改善各地区基础设施的巨额国债投资，间接拉动了民间投资。

（三）加快设立创投引导基金，规范与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流动

随着山西强力推进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国务院“新国十条”等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的出台，大量民间资金回流到温州。如何将民间分散的可投资资金有效转化成推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资本金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即将运作之际，建议抓紧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大对民间资金的对接和引导力度，使得巨额的民间资本为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四）政府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规避投资风险

规范设置投资准入条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对各类投资主体的市场准入实行同等标准，不得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支持民间资本以BT(建设—移交)、BOT(建设—经营—移交)、TOT(转让—经营—移交)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实行特许经营；将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及其产品列入政府采购目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竞争；要逐步提高政府采购民营企业产品、工程和服务的比例。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设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核电关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项目用地、财政资助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民间资本利用现有土地和厂房，加快传统特色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逐步扩大财政资金扶持民间投资的各类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等项目。

民间资本范文篇5

1.1股权投资是民营企业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首选

大多民营企业无论是扩大原有的企业经营规模还是投资另一家科技型企业，更倾向股权投资。对10家大型民营企业调查显示，9家表示股权投资是其对外投资首要考虑的因素，还有1家企业表示，鄞州区政府积极推动该企业上市，由于不愿意股权被引进的风险投资稀释，且担心上市后失去公司控制权，政府推了三年上市计划，但该公司仍没进行上市筹备。有83．2%的中型企业表示，股权投资是其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考虑。小型企业和微小企业更要求对公司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同时课题组通过天使引导基金了解到，一些天使投资人很乐意投资的科技项目，由于创业者考虑到天使投资的介入会稀释股权，而放弃了天使投资的融资计划。

1.2民间借贷是个人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方式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由于前几年股市低迷，居民购买股票的热情降到谷低;可以通过将资金存入银行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由于银行更多地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以致很少有资金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居民可参股企业进入科技领域，但由于对科技领域的不熟悉及高风险的恐惧，创业及参股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较少。而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发达，依靠地缘、血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等，民间借贷成了居民一种重要的理财工具，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民间资本也很依赖，进而导致民间借贷是个人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方式。

1.3民间资本投资科技创新领域意愿下降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互联网经济对传统产业冲击、房地产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民间资本在投资中受到了重创，因而投资变得谨慎。宁波民间资本主要在服装、电器、玩具等行业上发展起来，金融危机后，这些行业出口萎缩，新的经济增长点仍在摸索中，民间资本投资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2013年宁波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规模以上产值3304．5亿元，同比增长2．46%，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高技术产值分别同比下降8%、7%;出货值934．9%，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2014年宁波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89．5亿元，比上年增长16.6%，其中民间投资1955．0亿元，增长12．6%，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9．0%。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明显，全年比上半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

2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障碍

2.1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受到歧视

尽管国家一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但是更多停留在政策层面，在实践中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仍存在着许多的歧视。第一，行业准入存在歧视。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而外资却能进入60多种。如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的风险投资和科技融资租赁公司，基本由政府和外资主导，民间资本较难介入。第二，资助扶持政策方面的歧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各省市激励引导民营科技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2008年以后，除江苏、上海、武汉等极少数省市还坚持一些优惠税收政策外，其他绝大多数省市已不再执行了。2008年底国家税务局出台了116号文件，规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只能是高新技术企业，把大部分中型科技型企业和所有小型科技型企业排除在外。第三，融资方面存在歧视。贷款门槛过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难以达到贷款要求，即使符合贷款条件，银行也不愿意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而风险投资公司与科技融资租赁公司又由政府和外资垄断，民间资本没有话语权，民间资本也就难以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

2.2科技创新的高风险让民间资本望而却步

民间资本从小作坊和劳动收入中形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好机遇中得以快速积累。有很强的盲目性、投机性和短期逐利性，热衷于房地产、矿业资源、农产品这样简单，不需要很多专业技能，快进快出的投资领域。而对于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技术复杂的科技创新行业，民间资本拥有者没有信心。他们普遍缺乏科技创新意识，缺乏科技方面的专业技能及对科技创新前景的把握，对于科技创新不敢涉足，对高风险的科技创新领域有很强的规避意识。2014年，宁波市新设企业数量较多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共14152户，制造业8843户，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407户。从同比增速来看，新设企业增长较快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增长126．6%、88．1%、66．1%。制造业的新设企业数远远低于批发和零售业，说明民间资本还是倾向于投资熟悉的传统产业。尽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设户数增长超过100%，但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门槛低，不需要很多的资金，不需要厂房，只要一间办公室，也不需要特别高端的技术，且由于智慧城市的建设、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等因素推动。

2.3信息不畅导致进入障碍

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其中一个障碍是信息不对称。民间资本急于寻求有前沿科技的投资项目，苦求不得，而很多好的科技研究成果却因缺乏资金难以实现成果转化。据调查，民营企业主要通过生意场上的朋友了解投资信息，占到了63．3%;其次是媒体，主要是互联网信息，占到了41．8%;有17．1%的企业通过政府部门获取信息;而通过中介机构获得投资信息仅占7．6%。55．7%的企业表示在投资科技项目时，没有进行市场调查、技术分析等可行性研究，看到周围的朋友这样做利润丰厚，就跟着投资。正是因为信息不畅，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即使进去了，也因为信息源缺乏科学依据，产品简单复制、投资失误或盲目跟风。最典型的案例便是2010、2011年光伏产业的盲目扩张。早在2009年，多晶硅就被定位为十大产能过剩行业之一。但由于当时的暴利和行业的红火，大量民间资本疯狂进入，各地大量的民营灯具、文具、打火机企业也纷纷追逐光伏产业，最终导致产能大量过剩。

2.4全社会科技创新环境不佳阻碍民间资本进入

在经济转型期中，我国过快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全社会普遍较为功利浮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以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意愿和动力，市场流行一句话:“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企业花巨资进行的科技创新，很轻松地被其他企业仿冒、假冒。每年广交会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达几百宗，专利案件是主要投诉类型，占总投诉量的60%以上。江苏紫阳假日卧室用品有限公司发明了一种高科技的“三明治复合席”并申请了国家专利。产品一问世，遭到40多家企业非法仿冒的群体性侵权。《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公布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88．44%的人购买过盗版的书籍、影像制品或电脑软件;57．88%的人买过假冒名牌商品。为了停止中国侵权，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发动机技术、航天技术、飞机制造、远洋过渡、电子侦察、光热电技术。

2.5民间资本投资主体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普遍不足

民间资本范文篇6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Abstract:AoriginatedfromWenzhou,issweepingacrossthecountry,theultimateimpactofallofChina’sbigprivatecapitalstartedchanging.Hiddenbehindtheeconomiclawisstrategiesforthetransferofprivatecapitalexperiencedabottleneck.Today’sstudyoftemperatureandprosperityofthebusiness,referenceismadetothemerchantsofancientChinesehistoryandimage,merchantsmustbeacarefulanalysisofthesuccessorfailureofthetrack.Realestateoverthedangeristhatwemightbereducedtonothingfreshprofitsectors,China’saccessiontotheWTOafterthelossof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upgrading.Asamarket-oriented,willalsobehotrealestatemarketfailure,itshouldleadtothenormaldirection,withthevisiblehandtomakeupforthefailureoftheinvisiblehand.

Keywords:marketfailure;Chineseprivatecapital;hotrealestate;Wenbusiness;merchants;appropriateintervention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温州炒房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规律？

——它会不会重蹈中国古代曾经同样繁盛一时的徽商之覆辙？

——徽商会不会成为温州民间资本的历史镜像？

——变局是不是意味着结局？作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样板之一的温州资本，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它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写中国的民间资本格局？

——作为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该怎样对炒房热作出何种法律回应？

——对此，政府经济行为应遵循怎样的规制原则？

——……？等等，透过这些问号，我们将看到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资本怎样的深层动向？

打个形象的比喻，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七伤拳”和“一阳指”，前者是一种危险的武功，既能伤人，也会伤己，而且会伤得极深（七脏俱伤）；后者则是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于一点（指头上），以一点发力而致胜。温州民间资本倾尽全力向房地产市场进军，这到底是既伤人也最终伤己的“七伤拳”，还是全部功力集于一点之上的“一阳指”？

理论解析：变局背后的深层是民间资本战略转移遭遇瓶颈

温州商人的经商风格与广东商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十年前，当广东商人在深圳玩股票时，温州人不为所动，连近在家门口的上海股市里都难得见到温州人的身影。那时，温州人在埋头干实实在在的实业，从全国最大的水货制造基地到全国最大的精品制造大本营，温州商人的每一步都没离开轻工制造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实业。

正是这种实打实的精神，造就了温州经济的一枝独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股市进入“冰河时代”，以玩股票而发家的广东等地的民间资本迅速缩水，而温州民间资本由于本来就与股票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受到中国股市波动的太大影响，仍然持续坚挺，并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超过了全国所有的其它地方。

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温州炒房团”而不是“深圳炒房团”或“上海炒房团”之类。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这个股市低靡的时期，只有温州人手里还有大把大把的闲钱（闲置资本），而其它地方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缩水而手头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越来越难赚”，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游资去全国各地南征北战地炒房了。

这不可避免地又牵扯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温州的这笔巨额民间资本为什么不继续投入到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中去？为什么不投向其它领域？为什么这么集中地把赌注几乎全押在了炒房上？

要回答这连续的三个“为什么”，必须从经济学上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

第一，若继续投向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由于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已达到近乎饱和，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达到了规模效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之后，再向轻工制造业扩大投资就显得失去了必要，已经不再符合经济原理。

第二，若投向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则温州明显缺乏产业基础，不象东北那样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而且，由于国家现在实施“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温州在政策扶持上也无法与东北相比。这条路似乎行不通。

第三，若投向高科技产业，则温州缺少足够的技术和人才。这条路好象也走不通。

第四，若投向其它一些很具有吸引力的领域，在目前却恰恰又是民营资本限制进入的领域；即使现在国家的法律条文上已经允许民间资本“有限度地”进入这些领域，但也由于是刚刚放开，事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消除，离理想的自由状态仍差一大截。出于对自身投资安全的考虑，温州民间资本在目前的形势还没有彻底明朗之前，还不敢放胆把大笔的钱往这些领域投。所以，这条路也不能通罗马。

——条条道路都似乎无法最快、最便捷地通往罗马。但资本的天性就是“运动、运动、再运动，增值、增值、快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闲置的温州民间资本左冲右突地找出路，猛然间发现：投向房地产最安全、最快捷、最可行。因为炒房最适合温州人这样的民间投资者，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方式，做好了，利润可能远比其它领域高；即使做不好，至少还有几套房子在自己手中，不会象股票那样变成一堆废纸，况且转手脱身也容易得多。

而且，炒房不受重工业基础、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人才供应等因素的限制，大钱小钱都能做，大的投资者可以买下整栋楼，小的投资者也有能力买两三套，十分灵活，船大船小都方便调头。

于是，在遭遇了战略转移的瓶颈后，温州民间资本一方面是“迫不得已”

地、另一方面又是“心甘情愿”地涌向了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之热潮。

实证分析：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初现端倪

温州人炒作房地产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人几乎挨家挨户盖起了新楼房，当时盖新楼房主要是满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已不满足一家一幢楼房的居住水平，又开始疯狂地建新房或购买商品房，当时一些有钱人家一户至少拥有3-4套房子。这样超常的购买力导致当地房价几年来一路攀升，至今房价仍居高不下。目前温州一般地段的房地产每平方米均价大约在6000-7000元左右，这样的房价对一个地级城市来说算是天价了。温州人炒房也促成了当地房地产公司的发展，现在温州有4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地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国内是罕见的。

然而，房地产作为一种带有“天然垄断性”的稀缺资源，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本之追逐，于是，当温州本地的房地产被炒完之后，财大气粗的温州民间资本把触角伸向了外地。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繁华、也是离温州最近的超级大都市，当仁不让地成了温州炒房团向外省市扩张的第一站。2001年8月18日，一个由157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进上海，3天就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砸向了上海楼市。这批人后来被认为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批专门真正意义上的炒家。根据温州驻上海的商会统计，现在大约有2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注入了上海的楼市。上海房价近几年一路飙升，给温州炒房者带来了超过20%的投资回报率。［1］

到了2002年，温州炒房团的队伍进一步养大，并开始迅速走向全国各地的其它省会级城市。比如，当年9月，40个浙江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

2003年，温州炒房热不再仅仅局限于省会级城市，还传染到了二级、三级城市。当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多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青岛的半岛都市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报道，标题就是“温州人花千万元买走青岛一条街”。12月，上海最大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被温州民营企业飞洲集团正式炒走，金额为7亿元。［2］

进入2004年以来，温州炒房热进一步升温，已经成了比“禽流感”还流行的“钱流感”，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形象地指出：“温州现在已经不能再叫‘温’州了，在越来越热的炒房热浪的推动下，它已经成了中国目前最烫手的资本‘热’州了”。比如，今年元旦，仅仅通过一次温州房地产交易会，炒房的成交金额就高达14.6个亿。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会上，来自温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房地产“游资”对博览会进行了一次扫荡，导致蓉城住宅价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当地的多名专家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为防范和阻击楼市风险做好准备”的提案。

目前，温州专业的（注意：是专业的）炒房队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个专业的炒房者能带动周围的20—40个普通炒房者，按1人带30人来计算，也高达15万人！15万人的温州炒房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据测算，温州有高达1500亿的资金在全国各地炒房！

炒房已经成为目前温州的第一产业。温州民间资本开始了乾坤大挪移。

现状冷思：变局中的危险变量

在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区域经济版图中，温州是发展最稳健的一个。如果把各地民间经济的相互竞争比作一个大的演武场，温商、粤商、沪商、鲁商、汉商等等就是华山论剑的各大门派，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光明顶”上各自施展绝招，一争高下。温州人现在的疯狂炒房热就象金毛狮王谢逊练的一种奇怪武功“七伤拳”，它既能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击中敌人会令其“七脏俱伤”，但同时也会伤害自身，严重时会导致自己也“七脏俱伤”，故名“七伤拳”。

拿出1500多亿的钱来在全国各地疯狂炒房，这既能在短期内为温州商人带来大笔利润，也会伤害其自身的元气，就象七伤拳一样。

其一，缺乏经济学上的前提条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温州人在外地炒房几乎全部是为了投资，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说，他们买房子只是手段，而获利却是终极目标。众所周知，投资型的房地产的获利途径只有两条：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过比较丰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资逐步收回来，然后再实现盈利。二是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再卖出去，在低进高出之间赚取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利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途径要想顺利运作，首先要满足一个经济学上的假设，即：必须有足够繁荣的房屋出租市场和二手房转让市场，才能承担得起温州人的这种炒房运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无法自由运输的典型不动产，这一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当地消化，也就是租给当地人或转卖给当地人。中国社科院朱广新博士说，如果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转卖价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则就意味着温州人炒下的这些房地产将不能预期变现成高额回报，将会出现消化不良，只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一点，在二线城市（地市级城市）和三线城市（县级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据悉，已经有不少在二三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兵败而归，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二手房的转卖价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一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要幸运得多，在这些城市炒房虽然买入价远比二三线城市高，但由于当地人的经济能力本身就很强，可以比较顺利地消化掉温州人炒下来的那些房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将继续成为温州炒房团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线城市炒房淘金似乎还显得过于超前，除非有胆量和实力做好10年之内不见明显回报的打算。

其二，温州本地将会因为巨额资本都投进了外地炒房之中而失去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与其它地区相比，温州商人的勤恳是最令人敬佩的，早在80年代，其它地区的人们还在固守“穷死不经商、饿死不离乡”的小农习气时，勤劳且有眼光的温州人就不畏艰辛地到全国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小生意，温州人也做得有声有色，最典型的当数席卷全国的温州发廊热——连开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都做成了中国改革之后最成功的、最早的一个名牌效应，温州人经商的天赋由此可见一斑。

告别了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之后，温州人又专心于做轻工制造业，也做得十分成功。据此，我

们基本上可以把温州人的经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炒房热形成之前的阶段，是温州人通过一点一点的辛勤劳动而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二是炒房热形成之后的阶段，富裕之后的温州人大部分以炒房作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而众所周知，靠炒房地产吃饭是典型的食利阶层的生财方式之一。

因此，正如清华大学的曹治国博士所说，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勤劳的温州人将会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正在崛起的温州轻工制造业将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在未来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演武场上，温州资本将会丧失其原来的核心竞争力，有可能从目前它作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江湖盟主地位上衰落下来。

历史镜像：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历史轨迹考

我们看到今天的温商之繁荣，不能不想起中国古代的徽商。温商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以防步其后尘。徽商，即徽州商人，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为论述方便，下面把徽商拥有的资源也作为近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来进行分析。）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的中心、南北交往的要道。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从“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

——这一点，与今天的温州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的位置有几分相似之处。

徽商是个富有激情与创造力的商派。他们从小就外出经商、进军城市，在每一个有商机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徽州人的身影。徽商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宗族整合势力的优势，挤垮一个个商帮，占领一座座城市。其带给我们的是吃苦耐劳、敢于挑战的冒险精神，这一点在中国当时奉行中庸之道的社会显得十分耀眼。

——这一点也与温州商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在全国各地从温州发廊之类的小生意做起十分相似。

徽商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血缘和地缘结成商业团体，并借助这样的关系开展商业竞争、沟通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之因素。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而同一的地缘关系，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容易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同一血缘、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种类的商业且在同一地经营的现象，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有些行业在某一个地域完全被徽商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由于有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感，他们认为商业的兴衰成败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彼此之间非常乐于提供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从而减少了经商的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

——这一点也与今天温州民间资本的经营风格很相近。

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榨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这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以茶商为例，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装，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购茶农的毛茶时十分看重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即拒绝收购。

——这也与今天的温州商人何其类似。

徽商当年的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温商。明代，徽州经商的人数已经达到“贾居十九”，经商的范围也是“持筹遍九州”。徽商除了人数多、活动范围广外，商业资本也十分雄厚，“无微不成商”成了当时商场上公认的现象。象“程十万”“祝半州”之类称呼的巨商，在明朝以前还是少数，而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大贾”则已经不足为奇了，拥有二三十万两银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贾”。

——这与今天有人提出“无温不成商”的温商盛况足以媲美。

但不论当年曾何其辉煌，徽商后来还是衰落了。笔者之所以拿中国古代的徽商来与今天的温商做对比，也就是想提醒一下温商不要在疯狂的炒房热里迷失了方向，而应把徽商当成一面历史的明镜。当年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如苛捐杂税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但其中对今天的温商有启示的原因我们必须加以重视、认真研究:

其一，由富裕而导致的食利阶层的出现，使徽商积累的资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至于后来丧失了核心竞争力。鸦片战争后的徽商不再象他们的先人那样积极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出现了“食利阶层”，由原来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大兴土木、广建豪宅。大量的资本被用于买田置地、建房、娶妻、纳妾、续谱、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资本的萎缩。例如，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花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这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造成商业资本匮乏，丧失核心竞争力，最终导致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这与今天的温州炒房热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相似之处都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形成专门的“食利阶层”，而且都是把房地产之类的不动产作为资本的主要投向。不同之处在于，徽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搞房产主要是自己居住，搞地产主要是雇佃户耕种，还不可能象今天的温商那样主要用于出租或二手转让。

我们不怀疑当今的这一代温州商人能否保持当初创业时的可贵品质，我们担心之处在于：下一代在炒房中成长起来的温州人会不会真地沦为中国最大的一群专门“食利阶层”？如果这个预言不幸成真，那么，温商已经可以从徽商这面历史镜子中隐约看到自己的“500年后”甚至“50年后”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变局似乎可以还未盖棺就能定论了。

其二，没有进行及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坐失市场良机，惨遭市场淘汰。由于过多的资本用于买田盖房及个

人奢侈，徽商失去了进行产业升级的时机，所以，当更新技术的外国商品加入竞争后，徽商就惨遭淘汰了。清光绪之前，由于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处于天然垄断优势的徽商在茶叶出口上几乎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当然畅销。但是，自从光绪年间之后，印度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极大地提高了制茶工艺。而中国的徽州茶商仍旧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水平上，落后的制茶工艺导致其茶叶质量不如"洋茶"。光绪二十三年，清两江总督刘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名，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这样，由徽商一手经营的中国茶叶出口由于工艺落后、质量不如"洋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出口量逐年递减。

——对于任何人来说，资本总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富甲天下的温州人也不可能拥有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财富。那么，在财富总量有限的前提下，高达1500亿的温州资本都充当了炒房的热钱游资，很显然，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温州对现有的轻工制造业进行调整和升级。长期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已经被当年徽商的教训充分证明了。

对策展望：对炒房热进行适度干预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就匆忙对温州民间资本做出结局式的结论，似乎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变局并不等于结局，变局有可能导致一个旧结局，也有可能通向又一个新开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弄潮的温州商人毕竟比中国古代徽商的眼光长远得多，至少他们懂得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因此，除非有十分极端的情况出现，否则，温州民间资本应该不会重蹈徽商的覆辙。

从经济学上看，如果太多的资金都流向某一个行业，肯定是不正常的，房地产业也不例外。以炒房热为代表的后炒股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也给中国经济发出了一个红色警报。［4］但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由大股东任意操纵的情况下，要打消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不信任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与股市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血腥屠杀相比，房地产倒显得温和得多、可爱得多。虽然从长远看，炒房过度会导致“房地产悬河”，一旦这条“悬河”决堤，会淹没国民经济的“良田”，但在最近的几年内、在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走上规范之前，中小投资者似乎很难再踊跃地回到股市上去。［5］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批判的只是“不当的炒房”（也就是不顾一切的、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炒房热），而正常的、符合经济法则的炒房不应当一概反对。因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温州民间资本相对来说的确已经十分雄厚，温州本地的轻工制造业再怎么需要扩大再生产，也需要不了这么多的资金。资本的天性就是要运动、增值，多余出来的闲钱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投到其它领域去逐利，适当地去成熟的一线城市炒炒房并无太大不妥。炒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促使人们把本来收得很紧的钱袋放开来。“股票不敢炒，这钱总不能闲在手里吧？总得为运动的资本找个适当的出路，炒房热的兴起，恰恰给中小投资者手中的死钱找到了一个活路。”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如是说。

炒房还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成长，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原先不温不火的楼市霎时亢奋不已，房价涨声一片。“我们给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一位温州炒房者说，“我们用的都是自己通过原始积累而来的血汗钱，我们的钱都是来路清白的。进入房地产市场，我们也是顺应经济大势而为，我们的做法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的确，不可否认，温州炒房团炒高了当地的房价，炒高了当地的GDP，更将成熟的房地产运作理念带到内陆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州购房团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市场理念，它对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10年之内温州炒房团如果只是在条件成熟的一线城市里炒，这是符合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关键是在那些根本不成熟的二三线城市，如果温州人投入了过多资金进去，是肯定要在当地低矮的市场消化能力之天花板上碰得头破血流的，而且也会搅乱当地本就处于襁褓中的房地产市场，无异于拔苗助长，利大于弊。［6］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对炒房不应进行过于严格的狙击，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虽然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但至少在目前股市不能令中小投资者放心的情况下，“后炒股时代”的出现也是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的一种自发调节。炒房热只不过是“后炒股时代”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假如不出现炒房热，闲置在中小投资者手中的大量“闲钱”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宣泄出路。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那样，炒房热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炒房本身，而在于中国股市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圈钱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股市的表现令中小投资者感到心寒，使中国进入了“后炒股时代”。不从根源上（即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上）找原因、想对策，不扭转中国的“后炒股时代”，仅仅对炒房进行狙击，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做法。

总之，不论如何，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炒房热都将会给温州民间资本、以至整个中国民间资本带来一次大变局，或正面或负面。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温州炒房热也会象其它一切市场一样出现“市场失灵”，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经济手段和柔性方法，引导它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力争使这场变局成为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成为一个旧的结局。若强行采取过于刚性的行政手段对炒房进行狙击，这种做法的本身就已经违悖了经济法的精神，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强行否定和取代。这就是现代经济法所要求的“适度干预”。［7］

参考文献：

［1］土地新政引发地价上涨房价地价谁唱主角［N］.中华工商时报,2004-03-18.

［2］炒楼成为温州第一产业，温州购房团揭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01-29.

［3］温州购房团，会否遭遇滑铁卢［N］.今日早报,2004-02-24.

［4］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N］.南方周末,2004-03-18.

［5］央行调查显示：我国房地产金融存在四大问题［N］.北京青年报,2004-03-15.

民间资本范文篇7

近十年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情况扫描

国有控股银行民间资本占比较低。以财政部、中央汇金、养老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国家股在五大行中占比巨大，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据bankscope数据库资料显示，农业银行在2011年上市后，国家股份占比最高，达到80%以上；其次是工商银行，2006-2015年这十年来，国家股占比基本在70%左右，近年来有小幅下降；中国银行国家股占比在60%-70%浮动；建设银行国家股占比十年来一直维持在57%左右；交通银行国家股占比较少，也在40%左右浮动。本文的民间资本数据采用排除计算法，即总股份减去国家股、央企股、地方国资股、外资股后剩余为民间资本股份，根据bankscope数据库的基础资料再按上述统计方法研究显示，民间资本在五大行占比较低，其中最低的为农业银行，占比在5%-10%；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占比在10%-20%，工商银行近两年占比呈增加态势；中国银行民间资本十年间占比变化幅度最大，在5%-30%波动，从2011年后，民间资本增速由10%以下逐步上升为10%以上，再至20%以上；交通银行股份制改造较为充分，民间资本10年间基本维持在30%-40%。总体来看，民间资本在五大行中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民间资本参与充分，呈现多样性。总体来看，民间资本在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参与较为充分，呈现多样性。按上述排除计算法研究可以发现，民间资本占比最高的是平安银行，十年来占比基本达70%以上，近年来占比高达90%以上；其次是民生银行，十年来占比在70%-90%波动；招商银行占比在50%-60%；兴业银行民间资本占比波动较大，从早期较高的60%左右降到40%后，近年升至60%左右；浦发银行民间资本占比也具有一定波动性，早期民间资本占比较高，达到60%-70%，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资企业占比的增加，其民间资本有所下降，大约在30%-50%；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间资本占比较低，为10%-30%，其中光大银行国家持股较高，在50%左右，中信银行和华夏银行央企持股较高，在30%-60%。地方国资除了在浦发银行占比达20%左右外，在其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占比很低。可以说，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较为成功，股权结构较国有大型控股银行更加丰富，民间资本能够充分参股，甚至个别控股，股份流动性较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比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更加有效，在民间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经营灵活，创新较强，竞争力较高，营利性较好。

城商行民间资本占比较大，呈现绝对优势。城商行中，民间资本占比较大，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5年全国城商行年会上的讲话指出，“城商行积极引入民营资本，目前民营资本持股占城商行总股本的比重已达56%，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了经验”。笔者研究发现，几家已上市城商行当中，宁波银行、哈尔滨银行的民间资本比例在60%-75%；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在50%-60%；齐鲁银行近年来维持在45%左右，重庆银行占比较低，也在30%-40%。此外，在城商行中，地方国有企业股份占比较多，股权主要被少数几个地方国有企业持有，地方国有企业持股占比中，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最低，为10%-20%；哈尔滨银行在20%-30%；南京银行、重庆银行和齐鲁银行地方国有企业占比在30%-50%。虽然民间资本整体占比较大，但是股权分散在多个主体之间，单个民营企业持股较低，普遍在10%以下，没达到控股地位。处于控股地位的是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地方财政局。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方式多样化。早期民营银行入股银行业方式主要为二级市场上受让股权的方式，目前入股方式呈现多样化，可以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并购重组等方式。尤其是发起设立这一方式，是银行体系从“资格准入”角度对民间资本的充分认可，目前刚刚起步，已发起设立了5家民营银行。在认购新股方面，民营企业更为广泛地被上市银行所认可，近年来，上市银行中有的也将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引入，如2015年12月，重庆银行引入深圳市国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谋划上市的邮储银行在2015年12月引入的10家战略投资者中含有腾讯、蚂蚁金服2家互联网类民间资本，意图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合作共赢。并购重组方式则主要在暂未上市的城商行中展开。而二级市场受让股权方式入股，则显得更为直接激烈，如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安邦集团利用两个月时间，连续11次举牌增持民生银行股份，比例从5%升至22.51%，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

未来应继续完善顶层设计

尽管我国正在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步伐，但是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或发起设立民营银行获取新的金融牌照也并非易事。针对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的新特征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推进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对银行国有资本占比较大，尚未建立充分的市场化、商业化的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问题，有必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已经选取了交通银行作为改革试点，拉起改革大幕，本次改革应该抓住核心——“推进有条件商业银行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激发市场发展活力。”扩大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主要是放开对民间资本的限制，增加民间资本股权比例。由此提升公司治理效率，经营决策去行政化，高管选拨市场化、透明化。但是应当坚持国家控股为前提，控股并不意味着要绝对控股，而是相对控股，通过引进多种民间投资者，使得股权多样化、相对分散化。在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将国企分为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类，属于商业类的银行业，后期可以考虑管资本模式，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通过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实现对各大行股权投资，在保证控股的前提下，在二级市场上买卖银行股权。赋予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国民待遇”。当下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尊重市场化原则，赋予民间资本“国民待遇”，打破民间资本进入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壁垒，实现“国退民进”，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形似”与“神似”。在上市国有控股银行中，积极引进资金实力雄厚、经营良好、具有长远投资合作意识的民营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国有银行股权合理定价，同时定向募集中引入民间资本，可以适当限定民间资本持股金禁售期，防范民间资本过于逐利与短期投机。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对城商行、农村信用社的机构重组，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使其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服务三农。

民间资本范文篇8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我县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提出了“希望在山，出路在电”，实施“兴果富民”的发展战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果业生产、造林绿化、小水电站、生态旅游等项目建设，开展“四荒”治理，逐步形成了以蜜桔、脐橙为主的特色支柱产业，对民间资金投入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项目，在项目用地、税费、用工、技术服务提供优质服务，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意见》(寻府办发[2012]21号)，印发了《关于成立县“四荒”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寻府发[2011]92号），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任接着一任干，通过租赁、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荒山”已变成“花果山”，民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了不可缺少的主力军，稀土尾沙再生利用，崩岗治理、紫色页岩爆破种植三花梨等多种形式的治理，已初见成效。参与开发经营的有农民、干部职工、外商、企业老板等，主要采取分散治理，规模连片，投入形式主要有治理大户、公司加农户、果业专业合作社、独立出资、股份合作等。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民间资本参与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6万亩，累计投入资金68250万元，参投数达1.2万多户，其中100亩以上经营户526个。开发模式有林果产业型400个，循环经济型124个，生态经济型2个。通过民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增加林草面积3.2万亩，年均每亩增收1500元，当地受益50000人，人均增收2000元，增加就业岗位40000人，促进脱贫3000人。

二、主要措施和做法

第一、政府重视，规范引导。多年来，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管护”的原则，实行拍卖、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定“四荒”治理优先政策，做到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民间资本投入带来巨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涌现了一批“水保大户”，如稀土废弃矿山种果大户钟新传，矿山复绿大户绿华林业发展公司，“荒滩”开垦治理刘加田等。

第二、示范带动，创新多元化的投入机制。近年来，随着山地资源减少，民间资本越来越注重水土保持治理项目的投入。一是注重发挥政府补助资金“药引子”的作用，不干不补，大干大补，采取一事一议。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实施社会办水保。在水土流失区发动群众集中连片治理，如，在南桥镇高排、延岭、黄坝等崩岗区规模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二是发挥治理大户示范作用。我们引进了绿华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稀土尾沙综合治理，带动产业发展，“沙漠”也可变“绿洲”。电视台、新华网报道了项目治理成果，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矿山治理水土流失的热情。

第三、部门协作，整合资金扶助。我们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的原则，形成“各负其责，各报其账”，整合农发办、国土、扶贫、林业、水保等部门资金，合力引进金皇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经果林种植柑橘1万余亩。荒山造林大户绿华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水土流失区造林5000亩。

第四、强化科技指导。在“四荒”治理开发中坚持戴帽树、开挖水平沟、推广节水灌溉、生草栽培、反坡梯田、配方施肥、黑灯管诱捕，加强技术指导。探索以果业为主导产业治理水土流失的治理模式，结合营造水保林，打造生态旅游。提升水土流失治理水平，引导专业户向生态果业发展，打造生态果园治理模式。

三、困难和对策建议

我县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县份，是国家扶贫的重点县，财政薄弱，民间资本是我县治理水土流失的主体，目前存在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民间资本范文篇9

自2001年中国成为WTO成员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公共基础项目的投资力度与规模日益加大，因此对资金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上海“十五”期间，重大公共基础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即3000亿元以上（金昊，2003）；据吴庆玲（2007）预测，本世纪的前20年，仅我国城市人口将增加到3.5亿至5亿，年均城市公共基础项目投资需要1750至2500亿元；王冬君等人（2006）认为特别是小城镇基础设施仅靠政府投入只能是杯水车薪，资金匮乏严重制约小城镇的发展。而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美、日等国的发展趋势看，公共基础项目融资及经营活动均由政府垄断向企业、个人与社会机构开放，并引进私人资本到该建设领域，基本解决了资金匮乏和运营效率低下的问题（李心丹，2000）。但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我国项目公司如何提升公共基础项目融资管理水平仍是一个难题。

二、文献研究与问题提出

为提升公共基础项目融资管理水平，模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常见模式，诸如ABS、TOT、PPP、PFI、BOT等已进入我国公共基础项目建设领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冯锋等人（2005）根据不同融资模式的运作特点，将我国引进的不同融资模式对号入座于非经营性、准经营性及经营性基础项目，并提出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张伟等人（2008）在把握公共项目运行管理原则和政策精神的基础上，将公共项目运行的具体做法归纳为六种类型，并解析其原理及优缺点，讨论应采用怎样的融资模式；黄友爱（2000）通过分析美国为代表的证券基础融资模式和日本、德国为代表的银行间接融资模式，结合中国的融资特点，研究了适合我国融资模式及要考虑的选择要素。另外，于国安（2003）、黄如宝（2006年）等学者对我国公共基础项目融资模式的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

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笔者发现目前关于公共基础项目融资模式选择研究主要沿着以下几个路径展开:(1)直接引入一种国外成熟的融资模式，如TOT、PPP、BOT等;(2)将国外的融资模式引入到我国的某一子行业，如轨道交通;(3)从某一视角审视与讨论融资模式，如小城镇、城市的基础项目、融资渠道、某地等;(4)在成熟融资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创造性的提出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5)根据融资模式的具体运作程序的特点，提供路径选择;(6)根据不同公共基础项目的具体行业特点，选择不同的融资模式。因此，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多是从融资结构和运作的程序的角度开展各个方面的研究，很少从项目公司（在我国是多种主体）融资模式的绩效，特别是在确定了具体融资模式之后，从影响融资模式绩效的内在关键因素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展开对公共基础项目的融资模式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上海常见的BOT、TOT、PPP三种模式的比较中寻找影响从事公共基础建设的项目公司绩效的内在关键因素，然后将内在关键因素引入到平衡计分卡（BSC）体系之中，以图利用BSC的战略绩效管理功能规范和发表公共基础项目的融资活动；通过BSC的系统动力学分析，研究关键因素的互动关系，已达到提升上海公共基础项目融资管理水平之目的。

三、三种融资模式的关键因素

笔者根据BSC的四个维度原理，在深入分析上海世博、上海磁悬浮以及浦东国际机场等6个公共基础项目的融资模式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BOT、TOT、PPP模式之中属于不同四个维度的十大不同关键因素，如表。这十个因素在三种模式中表现的强度不一，但却是影响项目公司融资模式绩效管理水平的关键所在。

四、平衡计分卡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1992年，Kaplan和Norton建立的一种组织战略绩效管理工具——平衡计分卡，其核心概念是项目公司的绩效应当支持其战略，绩效的实现是战略展开的结果，因此项目公司战略绩效的实现是公共基础项目融资管理水平提升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保证。财务业绩、客户需求、业务流程、学习成长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互动关系链，其中的主导链是，学习成长支持业务流程，业务流程支持客户需求，客户需求支持财务业绩，财务业绩支持业务流程和学习成长，客户需求引导学习成长。根据上述互动关系，笔者可以采用Forester的方法进行如图所示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在图中，财务业绩、客户需求、业务流程和学习成长四个维度之间形成了三个互动关系：RoutingⅠ.“学习成长—业务流程—客户需求—学习成长”互动关系；RoutingⅡ.“业务流程—客户需求—财务业绩—业务流程”互动关系；RoutingⅢ.“学习成长—业务流程—客户需求—财务业绩—学习成长”互动关系。在这三个关系链中，哪一个属于主导链，取决于项目公司所处的外在环境，无论采用哪种具体的融资模式，但一般可按如下原则进行初步判断。

情况一：若项目公司处于市场变革时期，则RoutingⅠ为主导链。此时，其行为受市场供求机制所支配，表现为项目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客户关系的变迁，学习成长成为其应对市场变化的切人点。从公共基础项目融资模式的角度看，项目公司员工专业知识经验与学习能力成为首要关键因素。项目公司的外部客户有政府、银行、项目产品的购买者以及项目用户等，因此员工应根据具体的融资模式和政府对公共基础项目所有权及经营权的控制特点，积累并持续学习与这些客户沟通的整体性专业技能；在变化的公共基础建设市场中，维护与开发这些特定的客户关系资源；深入学习并及时把握我国投融资的法律制度环境变化，以及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等经济环境的变化。显然，这种互动关系分析有利于融资管理水平的提升。如，PPP模式涉及多个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这对员工的沟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情况二：若项目公司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则RoutingⅡ为主导链。此时，其行为受简单的业务增长机制所支配，表现为财务业绩指标的持续快速增长，业务流程成为其绩效的动力源。从公共基础项目融资模式的角度看，与参与方的关系、项目操作难度以及运作周期成为首要关键因素。各方不同的目标极有可能产生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其它参与方的利益，形成“纳什均衡”，导致最终的社会总收益并非最大。项目公司应加强与各参与方的流程界面管理，细化项目工序流程，形成项目运作周期内的互相协调的机制，以“双赢”或“多赢”的理念形成合作关系，发挥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优势，即社会总收益最大。显然，这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宗旨相符。如，TOT模式是购买已建成基础设施的经营权，既规避了工程建设期可能遇到的大量风险，并且也不存在设施不能正常运营、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债务的风险，因此其业务流程管理要求不高。

情况三：若项目公司处于财务危机时期，则RoutingⅢ为主导链。此时，其行为受财务约束机制所支配，表现为财务指标的恶化与业务维持的艰难，学习成长成为其应对财务危机的切人点。从公共基础项目融资模式的角度看，项目公司员工专业知识经验与学习能力成为首要关键因素，只不过要立足于项目基本财务回报和财务风险的控制。如，BOT模式存在更多财务风险，其主要原因有：融资的高成本和长周期、金融市场的变动、政府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贯性。而PPP模式采取有效的风险分配方案，把财务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的参与方来承担。因此对员工学习成长能力的要求就会不同。

民间资本范文篇10

一、全面放宽民间投资领域

为民间投资开辟更广领域。国有资本主要应布局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对于国有资本占明显优势地位，进一步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同时具备市场化条件的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应有序退出，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对于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应加快退出，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大市场空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参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重组。

确立民间投资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凡是法律法规未明令禁止的投资领域，坚持“非禁即准、平等待遇”原则。全部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开放的领域，不得单对民间投资设置附加条件；凡是给予国有及外来投资的政策待遇，民间投资同样享受。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以下领域和行业：

（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鼓励民间资本独资、参股或租赁经营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积极支持投资小水电、城镇水源建设、农村安全饮水、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优势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区），参与高标准农田、农田林网建设和立体农林业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积极开展试点，探索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整治、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支持通过市场方式参与农村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建设。推进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

（二）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在国家政策范围内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我省铁路建设。积极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建设及养护项目，参与综合交通枢纽站场和港口码头项目建设。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能源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建设；支持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或参股方式参与水电站、火电站建设，参股建设核电站；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

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联合建设方式投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电信增值业务经营服务。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矿产资源勘探和合理开发，支持投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采煤塌陷地治理等领域。

（三）城市基础设施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各类园区。引导和支持民间资本独资或与国有企业参股、联合，参与江南和江北承接产业转移省级集中区建设。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城镇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城市园林绿化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重点支持民间投资参与跨地区和面向村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部门要切实加强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城镇基础设施的指导、服务和监管。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策性住房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按政策要求，投资建设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政策性住房，参与棚户区改造。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住宅产业化发展，参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部级住宅现代化试验区建设。

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收购等方式参与国有建筑业企业改制重组。

（四）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文化、旅游、体育等社会事业。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全面贯彻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部署，各级政府在建立、完善城乡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同时，积极探索多元化办医的途径，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疗养院、康复院、门诊部、诊所等非营利性或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和兼并重组。鼓励医疗人才资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疗机构之间合理流动。支持符合资质的民营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切实落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政策。指导民营医疗机构认真执行医疗保障制度和收费标准，保证医疗质量，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支持民间资本以独资、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兴办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幼儿园、职业教育等各类非义务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特别是到贫困地区和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办学，进一步增加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采取出租或转让闲置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职业院校予以扶持。落实对民办学校的人才鼓励政策和公共财政资助政策。鼓励公办学校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人事档案由当地人才交流中心托管，工龄可连续计算。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应按协议获得教育经费补助，民办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资助政策和资助标准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民办学校资产不改变用途的，过户免收资产过户税费，减免过户时的服务性收费。加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金融、产权和社保等政策。探索民办学校用非教学资产作抵押和学费收费权作质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扩大和改善办学条件。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通过用地保障、信贷支持和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专业化的服务设施，兴办养（托）老服务和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等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凡符合法定的划拨用地条件或者协议方式出让土地的，可以划拨或者协议方式出让土地。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鼓励民间资本从事广告、印刷、演艺、娱乐、文化创意、文化会展、影视制作、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出版物发行、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等活动，建设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积极探索旅游资源开发权、经营权转让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全面参与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参与国有旅游企业改制重组。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生产体育用品，建设各类体育场馆及健身设施，运作体育赛事和活动，投资体育运动项目俱乐部，支持经营体育中介、健身、培训服务业。重点培育在文化、旅游、体育等社会服务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和服务品牌，积极参与国内外的竞争合作。

（五）金融服务。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和农村信用社改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和小额贷款公司，参股政府出资担保机构。允许和支持加入行业协会、商会的民营企业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下，出资建立行业内融资担保机构，解决会员融资担保问题。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和债权等方式投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积极通过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创办投资企业，参与发起设立政府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依法健康发展。

（六）商贸流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商品批发零售、现代物流领域。支持民营批发、零售企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商业特许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参与改造和提升传统商贸业。积极支持民间资本投入物流园区、物流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推进物流服务社会化和资源利用市场化。

（七）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冶金、非金属、农副产品加工、纺织、家电、船舶、装备、化工等行业高端领域。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高新技术园区、特色产业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自主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八）境外投资。积极贯彻实施国家《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支持民营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之间组成联合体，发挥各自优势，在更高层次上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有条件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境外加工、生产制造、商品批发、网络营销及售后服务等经营活动。在巩固原有投资与合作国别和地区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与非洲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建立健全“走出去”的促进、服务和支持体系，创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提高便利化程度。

二、进一步拓宽民间融资渠道

（九）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各级财政要积极落实小企业贷款财政奖励、补助和风险补偿资金。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建设，切实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特点，创新产品服务，积极开展存货、林权等抵押贷款，以及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仓单等质押贷款。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质押贷款。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完善授权授信制度，优化审贷程序，简化审批手续，积极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电子化、信息化和规范化，提高小企业贷款的覆盖率、满足率和小企业金融服务满意度。

（十）加快完善融资担保体系。以壮大县级担保机构为重点，加快全省担保体系建设。各级财政要根据本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通过安排预算资金、整合有关专项资金等途径，采取注资、参股、合资等方式，对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增补资本金；通过参股、合作等方式支持业务规模较大、经营状况较好、支撑作用较强的民营担保机构做大做强。争取到2015年，全省各县至少有1家资本金在亿元以上的担保机构。着力推进全省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支持财务健全、运作规范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纳入全省再担保系统，提升信用等级，拓展担保业务，扩大担保规模。

（十一）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推动徽商银行、省农村信用联社、农村银行加快发展，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对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快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造，加快组建村镇银行。积极落实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政策，简化中小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审核程序；研究制定相关财税政策措施，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继续大力发展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典当、设备租赁等各类融资机构，积极引进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鼓励各类地方金融机构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合理竞争，构筑更加完善的地方金融体系。

（十二）积极支持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建立全省民营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库，有计划地做好上市资源储备、改制、辅导和培训工作。推进一批自主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在创业板市场融资，帮助完备上市前土地、房产等资产确权工作。积极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探索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鼓励和支持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通过海外上市、吸收外资入股等形式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推动金融机制创新，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风险投资机构，加快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股权投资基金。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三、全面落实各项配套支持政策

（十三）实行平等的财政支持政策。民间投资项目在获得财政支持上与其他所有制项目享受同等待遇。对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不论项目主体性质，各级政府及部门在安排财政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资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政府性资金时均一视同仁。对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和行业，政府性资金可通过参股、补助、贴息、奖励等方式，保证投资者获得合理收益。对国家支持的重点项目，各级政府要积极落实地方配套资金。

（十四）实行平等的用地政策。民间投资项目在用地上与其他所有制项目享受同等待遇。各市、县人民政府在安排年度建设用地计划时，应合理安排民间投资项目用地指标，条件落实的，要依法及时审批用地，符合点供条件的，可安排点供计划指标。鼓励民营企业“退城入园”，支持民营企业在开发区内投资建设或租赁使用标准厂房。引导和支持民间投资项目集约用地，对符合规划、不改变原用途的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收取或调整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地方留成部分和土地有偿使用费。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淘汰关停企业存量建设用地的二次开发。

（十五）实行统一的税费政策。全面落实国家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对民营企业投资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购置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自主创新，加速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均按规定减免应纳税额。全面清理涉及投资的中介服务收费，统一标准，明确公示。进一步规范税费征收行为，加大投诉查处力度，坚决制止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负担。

（十六）建立合理的民间资本投入回报机制。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属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由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属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部门应针对不同行业特点，综合考虑民间投资项目的建设投入、运营成本和利润回报，合理确定价格或收费标准，并可在投产初期采取一定的价格扶持政策。

（十七）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各有关部门要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科研课题申报、业务培训、教龄工龄计算、评先选优、户籍管理、子女就学以及因商务和技术交流需要办理出国（境）手续等方面，保证民营企业、员工享有与国有单位及人员同等的待遇。

四、进一步改进完善民间投资服务

（十八）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省投资主管部门要适时调整投资项目核准目录，规范和下放核准权限。除法律法规规定须由省级核准的外，原则上都下放到市、县（区）核准。未列入核准目录的项目，一律实行属地备案。项目所涉及的规划、人防、消防和施工许可等审批权限相应下放。由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下放到设区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国家要求省级部门初审的项目，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委托方式下放审查权限。各市、县（区）要切实改进政务服务，提高“一站式”服务水平，有条件的地方可施行网上并联审批。所有与民间投资项目有关的政府部门，都要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规范服务流程。对于重大民间投资项目，涉及的政府部门要建立“绿色通道”，指定专人负责联络，跟踪服务，保证在协调调度上，民间投资项目与政府投资项目一视同仁。

（十九）建立健全投资政策、信息制度。省统计部门要抓紧改进统计方法，完善指标体系，切实加强民间投资的统计、监测、分析和工作，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民间投资状况。各级投资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制度，定期公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动态、科学技术、项目合作、招商引资等信息，引导民间投资行为，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十）完善中介服务体系。鼓励政府部门下属的信息服务、技术研发、投资咨询、人才培训机构向民间投资主体提供服务。规范发展现有各类中介机构，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法律咨询、技术支持、项目管理、信用担保、资金融通、税务、产权交易、市场开拓、人才培训、信息服务等民间投资服务体系。

（二十一）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帮助民营企业规范产权制度和财会制度，强化信用基础建设。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创办信用评级、信用咨询等信用中介机构，规范发展现有各类信用中介机构。在现有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价系统的基础上，整合工商、税务、质监、环保等政府部门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源，推动建立开放共享的企业信用档案和数据库。结合工程建设领域治理，开展重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领域应用企业信用报告试点工作。

（二十二）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对以民间投资为主的重点行业和产业集聚区，各地政府要积极推动设立行业协会和商会，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在支持产业发展、促进行业自律、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为民间投资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十三）高度重视民间投资工作。民间投资在发展经济、优化结构、活跃市场、增加收入、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民间投资对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把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加快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打破一切不利于民间投资加快发展的条条框框，用足用活各项支持政策，切实维护民间投资主体合法权益。抓紧建立健全民间投资工作协调机制，把民间投资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民间投资增长目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把民间投资计划列入年度投资计划统筹考虑，把民间投资重大项目列入重点项目库统一协调调度。

（二十四）鼓励各地先行先试。我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民间投资发展也不够平衡。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和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先行先试。民间投资发展不足的地方，要着力解决民间投资规模不大、增长不快的问题。民间投资已有一定基础的地方，要进一步扶优扶强，把扩大民间投资与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民间投资集聚发展、优化升级，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暨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是我省加快发展的战略平台，要积极引导、充分吸收民间投资参与支撑能力、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等方面建设，进一步发挥政策叠加效应，不断增强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