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赔偿范文10篇

民间赔偿范文篇1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

日本于1947年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因公权力的行使所造成的损害，受害人有求偿权。”第6条还规定了相互保证的义务：“受害人是外国人的情况下，在相互保证的限度内适用本法。”即日本依照其本国与外国在互惠对等原则的条件下适用本法。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因此，中日两国的受害民间个人均有权利向对方的国家提起以国家赔偿法为依据的诉讼。

根据国际惯例和日本国内法，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享有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的权利。由于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是依据日本国内法，所以根本无须以具备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为前提，而东京地方法院强调个人没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因而就没有起诉权的作法是错误的，它故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书非法剥夺了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起诉权利。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滥杀当地无辜民众的行为是服从于日本政府的决策和指导的，他们的不法行为是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发生的，日本政府必须对日本的暴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三、关于日本的《国家赔偿法》的溯及力与外交途径解决

日本的《国家赔偿法》是战后于1947年颁布并实施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从时间效力上来说，对1947年以前因公权力的行使而导致的侵权行为，该法有溯及力吗？

按照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原则，新政府对旧政府遗留的合理债务应当承担。现行的日本政府是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新政府，对旧政府的不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赔偿之债有继承的义务，既然根据国际法新政府有责任继承旧政府所遗留的侵权债务，所以该法对旧政府的不法侵权行为有溯及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日本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及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遵守。”它清楚地表明了国际法规则在日本国内法上的效力。如果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发生冲突时，日本应不得违背“诚实履行国际法”的承诺。所以日本政府不得拒绝受害国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东京地方法院剥夺中国受害者个人的起诉权是违反国际法的。

日本司法部门不受理中国受害人提起的诉讼而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是没有根据的，是在故意推卸责任。退而言之，即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首先是日本政府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日本政府有义务对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笔者认为，“反省”不仅仅是过程，更应该有结果。所谓的结果就是指日本政府必须以真诚的态度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损害，日本政府对此应该公开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并对中国受害者个人进行合理赔偿。事实上仍持有军国主义情绪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更未对中国受害人民作出赔偿。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第一款的规定：“双边条约当事国一方有重大违约情势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理由终止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既然日本政府违反约定不履行“反省”之义务，则中国政府方面也有权拒绝履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的承诺。这是国际法公认的“对抗措施”判决要旨书还暗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笔者认为这更是本末倒置，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胡言。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的公开的谢罪并对中国受害个人给予赔偿才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按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惯例，只有战败的侵略国家向受害的战胜国家承担战争赔偿、道歉等义务，却从未有反其道而要求受害国或战胜国承担国家责任为前提的。

总之，从国际法来看，日本法院驳回中国受害者个人提出的战争损害求偿权是完全错误的。从中日两国发展的关系上来说，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只有向中国作公开、真诚的谢罪，公平合理地向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才是明智之举，才能使中日两国关系走向健康、正常、友好的发展方向。

注释

民间赔偿范文篇2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

日本于1947年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法》第1条规定：“因公权力的行使所造成的损害，受害人有求偿权。”第6条还规定了相互保证的义务：“受害人是外国人的情况下，在相互保证的限度内适用本法。”即日本依照其本国与外国在互惠对等原则的条件下适用本法。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因此，中日两国的受害民间个人均有权利向对方的国家提起以国家赔偿法为依据的诉讼。

根据国际惯例和日本国内法，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享有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的权利。由于中国的战争受害个人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是依据日本国内法，所以根本无须以具备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为前提，而东京地方法院强调个人没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因而就没有起诉权的作法是错误的，它故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书非法剥夺了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起诉权利。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滥杀当地无辜民众的行为是服从于日本政府的决策和指导的，他们的不法行为是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发生的，日本政府必须对日本的暴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三、关于日本的《国家赔偿法》的溯及力与外交途径解决

日本的《国家赔偿法》是战后于1947年颁布并实施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从时间效力上来说，对1947年以前因公权力的行使而导致的侵权行为，该法有溯及力吗？

按照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原则，新政府对旧政府遗留的合理债务应当承担。现行的日本政府是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新政府，对旧政府的不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赔偿之债有继承的义

务，既然根据国际法新政府有责任继承旧政府所遗留的侵权债务，所以该法对旧政府的不法侵权行为有溯及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日本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及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遵守。”它清楚地表明了国际法规则在日本国内法上的效力。如果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发生冲突时，日本应不得违背“诚实履行国际法”的承诺。所以日本政府不得拒绝受害国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东京地方法院剥夺中国受害者个人的起诉权是违反国际法的。

日本司法部门不受理中国受害人提起的诉讼而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是没有根据的，是在故意推卸责任。退而言之，即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首先是日本政府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日本政府有义务对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笔者认为，“反省”不仅仅是过程，更应该有结果。所谓的结果就是指日本政府必须以真诚的态度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损害，日本政府对此应该公开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并对中国受害者个人进行合理赔偿。事实上仍持有军国主义情绪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谢罪，更未对中国受害人民作出赔偿。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第一款的规定：“双边条约当事国一方有重大违约情势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理由终止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既然日本政府违反约定不履行“反省”之义务，则中国政府方面也有权拒绝履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的承诺。这是国际法公认的“对抗措施”判决要旨书还暗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笔者认为这更是本末倒置，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胡言。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的公开的谢罪并对中国受害个人给予赔偿才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按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惯例，只有战败的侵略国家向受害的战胜国家承担战争赔偿、道歉等义务，却从未有反其道而要求受害国或战胜国承担国家责任为前提的。

总之，从国际法来看，日本法院驳回中国受害者个人提出的战争损害求偿权是完全错误的。从中日两国发展的关系上来说，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只有向中国作公开、真诚的谢罪，公平合理地向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才是明智之举，才能使中日两国关系走向健康、正常、友好的发展方向。

注释

民间赔偿范文篇3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从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民间索偿案来看，原告几乎都是以侵权行为为由提起诉讼。以731部队的细菌战一案为例，主要追究日本政府的三种侵权责任：第一，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平民造成的伤害；第二，战后日本政府持续隐瞒事实真相，使原告无法索偿，精神痛苦进一步加剧；第三，事实真相公开后日本政府的立法懈怠，即不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构成立法不作为。然而，迄今为止，日本各法院对此类案件所作的判决，几乎全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且判决所持的理由相同。唯有1998年4月，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在慰安妇一案中判决被告日本政府败诉。

在中国受害者提起的细菌战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日本政府指定的人川口泰司、前泽功、近藤秀夫、渡部义雄、川上忠良于1998年2月16日签署了向法院和原告递交的《答辩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该《答辩书》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索偿的正式立场。日本政府的被告律师团设置了五道防线：第一，战争赔偿的性质属于公法性质，个人不是国际法上的主体；第二，原告作为索偿根据的是1907年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该条文不承认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第三，即使根据海牙公约第3条个人具有请求权，该公约在日本国内不具有效力；第四，即使海牙公约在日本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在日本不存在个人对国家行使请求权的程序法；第五，即使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个人具有请求权，但根据日本民法第724条有关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为二十年的规定，原告的请求权已消灭。

原告律师团则针锋相对地反驳；第一，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于私法性质，日本国对于国际法的理解基于19世纪欧洲国际法理论，它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法理论不相吻合，现代国际法出现了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倾向。因此，原告可以作为主体，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的规定提起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第二，海牙公约明确规定了加害国的赔偿责任，在公约制定的过程中对于个人的请求权没有异议；第三，海牙公约第3条具有自动执行的性质，在日本当然具有国内法的效力；第四，以缺乏程序法为由否认原告的请求权毫无道理，这种特定的程序法是不必要的，现有的程序制度足以应付。与此同时，不承认个人对国家的请求权是以天皇与“臣民”的关系为前提的，是旧时代的遗物，这一理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原告；第五，提出时效问题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对非常残酷的战争罪行不能适用时效制度。即使适用时效制度，由于战后日本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应从原告有可能了解请求权时起算。

此外，在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争论，原告律师团认为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国际私法关系，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应适用侵权行为事实发生当时中华民国民法的有关

规定。被告律师团则认为，即使适用《法例》第11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第2项的规定，对发生在国外的侵权行为应重叠适用日本法，而根据该条第3项的规定，该类案件必须适用日本法的时效规定，原告请求权已消灭。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日本有关法院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被告律师团的意见，使得这类诉讼无法走出原告屡屡败诉的怪圈。对于上述《答辩书》中的“答辩理由”以及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长官伊滕刚、裁判官本多知成、林润对三起侵华战争引起的中国民间索偿所作的判决，本文将在探讨下列有关问题时予以评析。

二、有关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探讨

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究竟属于国际公法性质还是国际私法性质，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受害者个人能否作为诉讼主体对日本政府行使请求权，因而是民间赔偿诉讼的争执焦点。《答辩书》声称：按照中国法律，日本细菌战是战争行为，是国家权利的作用，公法色彩很浓，不适用于私法上的问题，两者是抵触的。此处，《答辩书》故意混淆了具有公法性质的战争赔偿和兼具私法性质的受害赔偿的区别，这一“答辩理由”毫无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在确定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时，首先必须区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之间的不同之处。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一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必须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国家的国际责任包括侵犯他国主权、从事侵略战争、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等严重国际罪行的责任，也包括损害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等一般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规定：违反规则的交战当事者，在造成损害时，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国家因其国际罪行与国际不法行为而引起别国物质上的损害，应以物质上的赔偿作为其应负担的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国际法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概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但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indemnity）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作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外，还须对因战争直接导致参战国平民及其财产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前者称为“战争赔偿”，后者称为“受害赔偿”。由于战争赔偿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原先的indemnity一词被reparation（赔偿）一词所代替。从法律上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但两者的法律性质有所不同。战争赔偿是战败国依照国际法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从性质上讲属于纯粹的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受害赔偿的性质则较为复杂，从法律上讲，国家违反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通称为国际不当行为，又称为国际侵权行为。国际侵权行为既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定，前者导致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后者酿成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因而兼具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双重性质。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赔偿对象不同。战争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受害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

第二，赔偿原因不同。战争赔偿基于战败国发动侵略战争直接造成战胜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损失。受害赔偿则基于战败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间接造成战胜国的财产损失及侵略行为造成战胜国国民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与损害、法人的财产损失。如战败国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原则，掠夺占领国的财产、破坏政府机构、屠杀平民、战俘等。国外有的学者主张将国家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分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国内也有人主张将受害赔偿视为侵略战争间接造成的损害赔偿，笔者对此难于苟同。因为战争行为可以直接造成受害国平民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三，赔偿方式不同。战争赔偿所采用的方式有恢复原状、归还原物、实物赔偿以及金钱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采用了劳役赔偿这一特殊的战争赔偿方法。受害赔偿则以货币支付方式进行。

第四，索偿途径不同。由于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性质不同，有关的索偿途径也各异。战争赔偿的内容和方式通常是由战后签订的和约规定的，索偿者可通过专门的赔偿委员会向战败国索偿。如就战争赔偿问题出现争议，可以诉请国际法院或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对于国际公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途径与战争赔偿相同。对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者可以依循国际私法的有关制度，通过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向战败国索偿。

由此可见，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承担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两者各自独立，性质各异。中国政府只是放弃战争赔偿，日本作为战败国无法逃避其应承担的受害赔偿的国家责任，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完全有权依照国际私法的途径向日本政府索偿。

三、有关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问题的探讨

个人在对日民间索偿中是否具有请求权，这是又一个争执焦点，这一问题与赔偿性质直接相关。对于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受害者个人具有请求权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受害者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是一个尚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只有通过所属国才能有关国家提起诉讼，而受害人本人不能直接提起诉讼。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通过条约也可以赋予个人对违反特定义务的国家提起诉讼的权利。可见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上述《答辩书》认为：原告所依据的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虽然规定了“违反规则条项的交战当事人，在有损害行为时，应负赔偿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明确了交战当事国的国家之间的责任，并没有国家对交战当事国的被害个人直接赔偿损失的意思，不能作为索取个人受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上述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也认定：从传统古典的国际法来看，海牙陆战规则对于个人的损害赔偿以及个人直接向违反海牙陆战规则的行为者所属的交战国行使请求权没有规定。这一“答辩”与判决无视国家作为索偿主体的战争赔偿与个人可作为索偿主体的受害赔偿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以此来否定个人的请求权。

笔者认为，尽管海牙陆战规则没有直接规定受害者个人可以索偿，但也没有否定受害个人的索偿权利，反之，却明确规定了战败国的赔偿义务。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在战争赔偿领域所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表明，受害个人有权要求战败国作出赔偿。国际法中有关战败国对受害国国民作出赔偿的制度，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该《和约》第231条首次规定了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及其盟国必须对参战各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损失和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和约》第八部第一篇附件一还列举了赔偿的十项内容，其中包括：由于陆、海、空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赡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之损害；对平民征收罚款或其他类似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等。其受害赔偿的范围既包括受害平民的物质损害，也包括精

神损害。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1926年美墨一般求偿委员会在得克萨斯北美疏浚公司一案的仲裁裁决中“否定国际公法的规则只适用于国家，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国际公法之下有其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广为流行。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第14条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和痛苦……给予赔偿……”。1953年西方盟国与联邦德国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规定，联邦德国必须从1953年起支付600亿马克作为纳粹德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赔偿。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德国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在战后并非以战争赔偿为由向德国索偿，而是以犹太人受纳粹迫害为由索偿，获得34亿多马克的赔偿。原民主德国也于196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的索偿权，同意向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西德马克。此外，法国虽未向联邦德国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但联邦德国却向受纳粹迫害的法国人履行了3亿马克的受害赔偿义务。从司法实践来看，联邦德国战后在国内外面临着数不清的索赔和诉讼，都是外国国民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索偿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还从公法或自然法及人道法规则中抽出一些原则，并以国内法的形式规定赔偿的性质和范围及有关的司法程序。如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于1950年制订了《联邦照管法》，规定外国求偿者有资格提出个人战争损害的赔偿。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战败国负责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在现代国际法有关国家责任和国际赔偿的立法和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1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在海湾地区正式停火的第687（1991）号决议规定：伊拉克“应负责赔偿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安理会为此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并成立了负责管理该基金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伊拉克对有关国家及其国民和公司的赔偿工作。

此外，有些区域性条约规定个人在国际法庭中具有出诉权。如《欧洲人权公约》规定，如公约所保护的人权受到侵害，任何缔约国以及受害的私人都可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抗告。反映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所加强的趋势。

由此可见，即使是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个人直接向战败国提出索偿具有现代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依据。东京地方法院的上述判决也不得不承认：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法学者对海牙陆战规则起草的详细过程研究后作出了重新认识，认为可以解释该规则赋予个人有直接向交战当事国起诉的权利。但该判决继而又声称，这仅仅是解释而已，在欧美国家，根据海牙陆战规则而承认个人起诉权的例子基本上是没有的。可见日本法院在这一问题上遮遮掩掩，闪烁其辞。

四、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探讨

如前所述，因战争罪行引起的受害赔偿的法律性质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索偿途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从目前我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对日索偿来看，基本上都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受害人都是以日本政府作为被告在被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这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当然，从法律角度来看，受害国个人亦可就受害赔偿在本国（侵权行为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在法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的一些受害者就是在美国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但是，受害人本国法院以国际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作为案由，将日本国或日本政府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会涉及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复杂的法律问题，更难达到诉讼目的。有鉴于此，受害者几乎都选择在日本法院进行诉讼，以避开那些复杂的法律问题。

迄今为止，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尚未就日军细菌战一案作出判决。倘若日本法院拒绝司法、执法不公或限制我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当事人在用尽当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中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国家属人优越权原则，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交涉。倘若两国政府无法解决有关纷争，理论上还存在通过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可能，但从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来看，对通过国际仲裁、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对以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几乎都作出保留。在国际法院的诉讼方面，中国1972年撤销了原国民党政府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承认，对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以往几乎无例外地作出保留，但自从中国籍法官进入国际法院后，中国的态度有所变化，除对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外，改变以往一概保留国际法院诉讼的做法，对有关专业性、技术性的公约一般不作保留。为此，能否认为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此类争端尚存一丝希望。

笔者认为，在解决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索偿的方法上，可以仿中英两国政府1987年6月5日在北京签署的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由日本政府一次性向中国政府支付一笔款项，而中国政府在此条件下承诺不代表中国公民就赔偿问题向日本政府追究，也不支持任何此类资产的要求，这样可以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赔偿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中国法律负责解决中国受害者的资产要求，并负责分配根据协定所得到的款项。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拒不承认的顽固立场，1997年7月，美国加州州议会通过了由州议会参议员Hayden等人提出的加州法案SB1245号，即Hayden法案，该法案赋予任何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强制劳役的各国受害者在加州法院对位于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参与强制劳役的日本企业提起诉讼。2000年8月22日，多名二战时遭受强制劳役的中国受害者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法院对在美国的16家三井公司、4家三菱公司提出集团诉讼，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五、对日民间索偿诉讼时效问题探讨

日本民法第724条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人知悉损害或加害人时起，三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起，经过二十年时，亦同。”据此，上述《答辩书》认为，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细菌战的违反行为已超过二十年，损害赔偿权已消灭。这一“答辩”将细菌战争的受害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混为一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首先，战争罪行的危害性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损害，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全估计其实际损害。据了解，遭受日军细菌战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直到1996年仍然发现鼠疫F1抗体阳性血清。因此，即使按日本民法二十年的除斥期间，时效也尚未起算。

其次，从法律上讲，时效制度旨在稳定长久存在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关系，应该在平等的主体间适用。在对日民间索偿的诉讼中，原被告的诉讼地位相差悬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原告适用时效制度，显然有失公允。

再次，日本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显示，二十年除斥期间不是绝对的。日本政府持续隐瞒细菌战等战争罪行的真相

，使受害人无法知悉所受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害者及时行使请求权。

最后，有关国际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是否采用诉讼时效制度，国际法理论上尚无定论。联合国大会1968年11月26日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明确规定：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规约和保护战争受害者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争罪，对无论发生于战时或平时的危害人类罪，以及由于武装攻击或此种情势迫使迁离及因种族隔离和灭绝种族政策造成的不人道行为，一律不适用法定时效。凡以正犯或从犯身份犯有上述各罪的国家当局代表及私人，不论其犯罪日期，均须承担责任。现代国际法并未禁止在对战争罪犯提起刑事诉讼时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上述日本东京地方的一审判决只表明对日民间索偿刚刚拉开帷幕，随着这类诉讼的进一步深入，将有更多的法律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挖掘。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依法维护中国民间受害者的合法权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同时也将进一步繁荣和促进我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

注释：

[1]1992年，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1992年4月1日，正在日本访问的总书记在回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提问时明确回答：“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对于一些战争遗留的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妥善解决”。同年9月，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1999年9月东京法院的判决作出后，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中国希望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政府能够正确认识侵华战争的后果，在涉及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能够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敦促日本有关方面严肃对待中国公民所提出的要求。”

[2]引自1987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以史为鉴》。

[3]参见张世欣编著：《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争罪行史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第69页。

[4]参见「日」一濑敬一郎：《战争被害人民间赔偿问题概观》，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中国受害者的律师，担任原告律师团秘书长。

[5]转引自张世欣前书，第70－96页。

[6]参见「日」鬼束忠则：《细菌战诉讼的过程与现状》，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中国受害者的律师。

[7]该判决所持的依据是：在慰安妇的事实公开后，日本政府有义务通过立法对受害者予以赔偿。这一判决认定日本政府应对其“立法不作为”承担责任。

[8]参见「日」西村正治：《关于战后赔偿方面的的国家主张与对此的批判》，2000年8月举行于上海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作者系日军细菌战赔偿案中中国受害人的律师。

[9]参见「日」西村正治上文。

[10]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第123页。

[11]同上，第131页。

[12]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第469页。

[13]根据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231条规定，德国本身并代表其同盟国接受了“因德国及其同盟国用侵略方法将战争强加于协约及参加国政府而致使它们和它们的人民受到损失和损害”的责任。

[14]参见德国马普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四专辑《使用武力、战争、中立、和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第538页；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第868页。

[15]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3月出版，第233－235页；等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第162页。

[16]引自丁伟：《日本侵华战争的民间受害者对日索偿问题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17]参见关键《论国际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制度》，载1993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9月出版，第127页。

[18]参见童增《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载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报》。

[19]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前书，第470页。

[20]参见「奥」菲德罗斯：《国际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447页。

[21]见《美国国际法杂志》，第20卷，1926年，第802页。

[22]参见童增前文。

[23]参见「奥」菲德罗斯前书，第544页。

[24]参见德国马普研究所主编前书，第543页。

[25]参见S/RES/687（1991），英文版，第7页。

[26]参见高燕平：《国际赔偿的最新理论和实践》，载1992年《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12月出版，第112页。

民间赔偿范文篇4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从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民间索偿案来看，原告几乎都是以侵权行为为由提起诉讼。以731部队的细菌战一案为例，主要追究日本政府的三种侵权责任：第一，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平民造成的伤害；第二，战后日本政府持续隐瞒事实真相，使原告无法索偿，精神痛苦进一步加剧；第三，事实真相公开后日本政府的立法懈怠，即不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构成立法不作为。然而，迄今为止，日本各法院对此类案件所作的判决，几乎全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且判决所持的理由相同。唯有1998年4月，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在慰安妇一案中判决被告日本政府败诉。

在中国受害者提起的细菌战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日本政府指定的人川口泰司、前泽功、近藤秀夫、渡部义雄、川上忠良于1998年2月16日签署了向法院和原告递交的《答辩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该《答辩书》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中国民间索偿的正式立场。日本政府的被告律师团设置了五道防线：第一，战争赔偿的性质属于公法性质，个人不是国际法上的主体；第二，原告作为索偿根据的是1907年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该条文不承认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第三，即使根据海牙公约第3条个人具有请求权，该公约在日本国内不具有效力；第四，即使海牙公约在日本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在日本不存在个人对国家行使请求权的程序法；第五，即使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个人具有请求权，但根据日本民法第724条有关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为二十年的规定，原告的请求权已消灭。

原告律师团则针锋相对地反驳；第一，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于私法性质，日本国对于国际法的理解基于19世纪欧洲国际法理论，它与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法理论不相吻合，现代国际法出现了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倾向。因此，原告可以作为主体，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的规定提起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第二，海牙公约明确规定了加害国的赔偿责任，在公约制定的过程中对于个人的请求权没有异议；第三，海牙公约第3条具有自动执行的性质，在日本当然具有国内法的效力；第四，以缺乏程序法为由否认原告的请求权毫无道理，这种特定的程序法是不必要的，现有的程序制度足以应付。与此同时，不承认个人对国家的请求权是以天皇与“臣民”的关系为前提的，是旧时代的遗物，这一理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原告；第五，提出时效问题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对非常残酷的战争罪行不能适用时效制度。即使适用时效制度，由于战后日本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应从原告有可能了解请求权时起算。

此外，在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争论，原告律师团认为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国际私法关系，依照日本《法例》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应适用侵权行为事实发生当时中华民国民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律师团则认为，即使适用《法例》第11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第2项的规定，对发生在国外的侵权行为应重叠适用日本法，而根据该条第3项的规定，该类案件必须适用日本法的时效规定，原告请求权已消灭。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日本有关法院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被告律师团的意见，使得这类诉讼无法走出原告屡屡败诉的怪圈。对于上述《答辩书》中的“答辩理由”以及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长官伊滕刚、裁判官本多知成、林润对三起侵华战争引起的中国民间索偿所作的判决，本文将在探讨下列有关问题时予以评析。

二、有关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探讨

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究竟属于国际公法性质还是国际私法性质，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受害者个人能否作为诉讼主体对日本政府行使请求权，因而是民间赔偿诉讼的争执焦点。《答辩书》声称：按照中国法律，日本细菌战是战争行为，是国家权利的作用，公法色彩很浓，不适用于私法上的问题，两者是抵触的。此处，《答辩书》故意混淆了具有公法性质的战争赔偿和兼具私法性质的受害赔偿的区别，这一“答辩理由”毫无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在确定民间赔偿的法律性质时，首先必须区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之间的不同之处。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一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必须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国家的国际责任包括侵犯他国主权、从事侵略战争、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等严重国际罪行的责任，也包括损害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等一般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规定：违反规则的交战当事者，在造成损害时，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国家因其国际罪行与国际不法行为而引起别国物质上的损害，应以物质上的赔偿作为其应负担的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国际法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概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但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indemnity）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作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外，还须对因战争直接导致参战国平民及其财产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前者称为“战争赔偿”，后者称为“受害赔偿”。由于战争赔偿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原先的indemnity一词被reparation（赔偿）一词所代替。从法律上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但两者的法律性质有所不同。战争赔偿是战败国依照国际法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从性质上讲属于纯粹的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受害赔偿的性质则较为复杂，从法律上讲，国家违反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行为通称为国际不当行为，又称为国际侵权行为。国际侵权行为既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定，前者导致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赔偿，后者酿成的受害赔偿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因而兼具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双重性质。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赔偿对象不同。战争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受害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

第二，赔偿原因不同。战争赔偿基于战败国发动侵略战争直接造成战胜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损失。受害赔偿则基于战败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间接造成战胜国的财产损失及侵略行为造成战胜国国民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与损害、法人的财产损失。如战败国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原则，掠夺占领国的财产、破坏政府机构、屠杀平民、战俘等。国外有的学者主张将国家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分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国内也有人主张将受害赔偿视为侵略战争间接造成的损害赔偿，笔者对此难于苟同。因为战争行为可以直接造成受害国平民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三，赔偿方式不同。战争赔偿所采用的方式有恢复原状、归还原物、实物赔偿以及金钱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采用了劳役赔偿这一特殊的战争赔偿方法。受害赔偿则以货币支付方式进行。

第四，索偿途径不同。由于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性质不同，有关的索偿途径也各异。战争赔偿的内容和方式通常是由战后签订的和约规定的，索偿者可通过专门的赔偿委员会向战败国索偿。如就战争赔偿问题出现争议，可以诉请国际法院或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对于国际公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途径与战争赔偿相同。对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索偿者可以依循国际私法的有关制度，通过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向战败国索偿。

由此可见，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承担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两者各自独立，性质各异。中国政府只是放弃战争赔偿，日本作为战败国无法逃避其应承担的受害赔偿的国家责任，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完全有权依照国际私法的途径向日本政府索偿。

三、有关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问题的探讨

个人在对日民间索偿中是否具有请求权，这是又一个争执焦点，这一问题与赔偿性质直接相关。对于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受害者个人具有请求权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属于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受害者个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是一个尚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只有通过所属国才能有关国家提起诉讼，而受害人本人不能直接提起诉讼。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通过条约也可以赋予个人对违反特定义务的国家提起诉讼的权利。可见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上述《答辩书》认为：原告所依据的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虽然规定了“违反规则条项的交战当事人，在有损害行为时，应负赔偿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明确了交战当事国的国家之间的责任，并没有国家对交战当事国的被害个人直接赔偿损失的意思，不能作为索取个人受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上述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也认定：从传统古典的国际法来看，海牙陆战规则对于个人的损害赔偿以及个人直接向违反海牙陆战规则的行为者所属的交战国行使请求权没有规定。这一“答辩”与判决无视国家作为索偿主体的战争赔偿与个人可作为索偿主体的受害赔偿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以此来否定个人的请求权。

笔者认为，尽管海牙陆战规则没有直接规定受害者个人可以索偿，但也没有否定受害个人的索偿权利，反之，却明确规定了战败国的赔偿义务。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在战争赔偿领域所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表明，受害个人有权要求战败国作出赔偿。国际法中有关战败国对受害国国民作出赔偿的制度，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该《和约》第231条首次规定了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及其盟国必须对参战各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损失和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和约》第八部第一篇附件一还列举了赔偿的十项内容，其中包括：由于陆、海、空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赡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之损害；对平民征收罚款或其他类似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等。其受害赔偿的范围既包括受害平民的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1926年美墨一般求偿委员会在得克萨斯北美疏浚公司一案的仲裁裁决中“否定国际公法的规则只适用于国家，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国际公法之下有其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广为流行。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第14条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和痛苦……给予赔偿……”。1953年西方盟国与联邦德国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规定，联邦德国必须从1953年起支付600亿马克作为纳粹德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赔偿。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德国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在战后并非以战争赔偿为由向德国索偿，而是以犹太人受纳粹迫害为由索偿，获得34亿多马克的赔偿。原民主德国也于196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的索偿权，同意向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西德马克。此外，法国虽未向联邦德国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但联邦德国却向受纳粹迫害的法国人履行了3亿马克的受害赔偿义务。从司法实践来看，联邦德国战后在国内外面临着数不清的索赔和诉讼，都是外国国民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索偿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还从公法或自然法及人道法规则中抽出一些原则，并以国内法的形式规定赔偿的性质和范围及有关的司法程序。如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于1950年制订了《联邦照管法》，规定外国求偿者有资格提出个人战争损害的赔偿。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战败国负责向受害国个人赔偿的制度在现代国际法有关国家责任和国际赔偿的立法和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1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在海湾地区正式停火的第687（1991）号决议规定：伊拉克“应负责赔偿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安理会为此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并成立了负责管理该基金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伊拉克对有关国家及其国民和公司的赔偿工作。

此外，有些区域性条约规定个人在国际法庭中具有出诉权。如《欧洲人权公约》规定，如公约所保护的人权受到侵害，任何缔约国以及受害的私人都可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抗告。反映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所加强的趋势。

由此可见，即使是国际公法范畴的战争赔偿，个人直接向战败国提出索偿具有现代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依据。东京地方法院的上述判决也不得不承认：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法学者对海牙陆战规则起草的详细过程研究后作出了重新认识，认为可以解释该规则赋予个人有直接向交战当事国起诉的权利。但该判决继而又声称，这仅仅是解释而已，在欧美国家，根据海牙陆战规则而承认个人起诉权的例子基本上是没有的。可见日本法院在这一问题上遮遮掩掩，闪烁其辞。

四、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探讨

如前所述，因战争罪行引起的受害赔偿的法律性质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索偿途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从目前我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对日索偿来看，基本上都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民事赔偿，受害人都是以日本政府作为被告在被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这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当然，从法律角度来看，受害国个人亦可就受害赔偿在本国（侵权行为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在法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的一些受害者就是在美国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但是，受害人本国法院以国际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作为案由，将日本国或日本政府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会涉及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复杂的法律问题，更难达到诉讼目的。有鉴于此，受害者几乎都选择在日本法院进行诉讼，以避开那些复杂的法律问题。

迄今为止，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尚未就日军细菌战一案作出判决。倘若日本法院拒绝司法、执法不公或限制我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当事人在用尽当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中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国家属人优越权原则，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交涉。倘若两国政府无法解决有关纷争，理论上还存在通过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可能，但从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来看，对通过国际仲裁、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对以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几乎都作出保留。在国际法院的诉讼方面，中国1972年撤销了原国民党政府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承认，对中国签署、批准或参加的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以往几乎无例外地作出保留，但自从中国籍法官进入国际法院后，中国的态度有所变化，除对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外，改变以往一概保留国际法院诉讼的做法，对有关专业性、技术性的公约一般不作保留。为此，能否认为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此类争端尚存一丝希望。

笔者认为，在解决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索偿的方法上，可以仿中英两国政府1987年6月5日在北京签署的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由日本政府一次性向中国政府支付一笔款项，而中国政府在此条件下承诺不代表中国公民就赔偿问题向日本政府追究，也不支持任何此类资产的要求，这样可以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赔偿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中国法律负责解决中国受害者的资产要求，并负责分配根据协定所得到的款项。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日本政府对民间赔偿拒不承认的顽固立场，1997年7月，美国加州州议会通过了由州议会参议员Hayden等人提出的加州法案SB1245号，即Hayden法案，该法案赋予任何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强制劳役的各国受害者在加州法院对位于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参与强制劳役的日本企业提起诉讼。2000年8月22日，多名二战时遭受强制劳役的中国受害者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法院对在美国的16家三井公司、4家三菱公司提出集团诉讼，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五、对日民间索偿诉讼时效问题探讨

日本民法第724条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人知悉损害或加害人时起，三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起，经过二十年时，亦同。”据此，上述《答辩书》认为，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细菌战的违反行为已超过二十年，损害赔偿权已消灭。这一“答辩”将细菌战争的受害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混为一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首先，战争罪行的危害性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损害，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全估计其实际损害。据了解，遭受日军细菌战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直到1996年仍然发现鼠疫F1抗体阳性血清。因此，即使按日本民法二十年的除斥期间，时效也尚未起算。

其次，从法律上讲，时效制度旨在稳定长久存在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关系，应该在平等的主体间适用。在对日民间索偿的诉讼中，原被告的诉讼地位相差悬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原告适用时效制度，显然有失公允。

再次，日本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显示，二十年除斥期间不是绝对的。日本政府持续隐瞒细菌战等战争罪行的真相，使受害人无法知悉所受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害者及时行使请求权。

民间赔偿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日本邦交正常化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就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曾经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已经“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卫厅的“三矢计划”，更是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该计划是日本防卫厅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项军事作战计划，它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计划与美军实行联合行动并进行战时国家总动员，成立“临时国会”以迅速通过“有事法制”、“有事预算”等相关法案，使日本陆上、海上和空中自卫队能够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国是否能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仍表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在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也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首要的战略原则。他将日本人分为两种势力，认为广大的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道路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则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条道路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后一条道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还指出，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引起五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二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就会制造新的矛盾，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也不利；三是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东南亚人民的抵抗；四是日本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会加深，美国会加紧控制日本；五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也会发生，军费增加，对军工生产暂时有利，但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危机，不利于广大的经济界。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制定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时，抓住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积极发展对日友好关系，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予了高度警惕，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首要原则贯穿始终。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批评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防卫范围之内时发出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警告，就好像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所说的一样。对此，表示：“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二、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上，民间外交为中日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之间包括经贸在内的许多事务都不得不依靠民间交往的方式解决。

日本与中国的首次民间交往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他们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来到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双方以1952年的贸易协定为基础，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次访问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交往，日本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参与。然而，在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就开展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等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据解密的日本外交史料记载，以1955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邀请中国通商使节代表团访日为例，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等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而外务大臣重光葵等人则以推进中日关系会损害日美关系为由，对中国代表团访日的人数、考察地点、活动形式以及逗留期限等进行诸多限制，试图削弱此次访问的影响。这清楚地表明，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顾忌美国的态度及台湾“国民政府”的反应。因此，日本政府在开展民间交往上顾虑重重，希望尽可能地完全由民间组织来进行与中方的谈判和接待工作，更不愿意显露出政府参与的迹象。

在日本开展民间交往极受束缚的情况下，中国则显得比较主动，并将民间外交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中方派出访日的人员几乎都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如195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就是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廖承志率领的。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基本方针，首倡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方针的确定，首先是基于推动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考虑，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其次是为了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政府相信，“日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愿意互相友好的。而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利，而且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最后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在于“美国好战分子的封锁禁运政策”，“由于美国好战分子毫无理由地执行这种政策，中日两国之间的船舶不能畅通，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受到阻碍，使两国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相互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有种种步骤，我们相信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许多民间贸易协定难以实现。为此，中国政府于1960年进一步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思想，指出中日贸易应遵循三个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要求中日两国今后的一切协定应由双方政府缔结。中国政府认为，政府协定的缔结“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否则不可能签订”，因而中日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要坚持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挠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此外，这些原则在具体贯彻时，中国政府还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处理，1962年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就是将政治经济关系灵活处理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首倡的“以民促官”以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为两国在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道路，并为国际关系中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开展交流提供了新的范例。正是靠着民间交往和经济车轮的推动，中日两国逐渐开辟了民间外交与半官方交往并行的渠道，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

三、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

为加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更趋于现实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另一方面，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宽恕，并宣布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在致田中角荣的欢迎辞中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伤害至深。然而在日本，这些罪行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算，特别是自1963年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各阶层迅速传播着否认或美化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意识，许多人把当年被处死的军国主义分子看成“为国捐躯”，甚至树碑立传为其招魂。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日本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和关注，并不能因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就完全否认斗争。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这种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批判，对于教育两国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若能和平相处，则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共同繁荣发展；如果武装对抗，则双方都会受到损害，发展受到影响，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要为最终的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种认识，、等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对待历史问题要“向前看”的外交战略。1955年10月，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认为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主张中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也表示，日本“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将更方便。”、等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总结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真正树立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据此，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上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突出表现就是于1972年7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由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于1957年访华时向率先提出的，询问能否像处理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也采取宽大政策。当时，表示还不能确定赔偿问题的方针，称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初步确定了可以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之所以决定放弃赔偿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国政府将放弃战争赔偿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步骤之一，认为如果要求战争赔偿，就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也无法表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二是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使中国政府较早地就赔偿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决定放弃赔偿；三是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是中国政府担心日本民众可能产生的复仇心理，因为德国为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并促使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事例使中国领导人在赔偿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以在签订“日华条约”时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为由，提出毋须将赔偿条款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给予有力驳斥，指出中国放弃赔偿是从两国友好出发，而日台签订条约时已经逃到台湾，并不能代表中国，说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事实上从日本得到过军需机械等赔偿，而中国政府则既未主动要求赔偿，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赔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从表述上也比《日苏共同宣言》更为简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苏共同宣言》中则详细地写上苏联放弃对日本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以及日苏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家、团体、民间的一切请求权。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曾掠夺、逼迫大量日本俘虏做苦工等，苏联为了杜绝日本方面要求赔偿，所以写上了双方都放弃民间赔偿的条款。而中国对日本在华老百姓和日本俘虏确实是采取了宽大的政策，日本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提出赔偿或补偿要求。以上两点，都充分表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以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政府宽大仁爱的态度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战略举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日政策是日本决定采取对美一边倒战略和敌视中国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51年12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无意与新中国媾和。这封“吉田书简”基本确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0年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即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推行对美追随的路线，在对华政策上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导致中日两国长期无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甚至两国间的民间经贸往来也遭到美国的干涉，1952年9月，为达到阻碍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目的，美国与日本秘密签署了《对共产党中国出口贸易管制协定》，日本被迫接受了较西欧更为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标准。根据该协定，中日缔结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根本无法顺利实施，仅实现了协议金额的5.05％。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要求日本积极配合美国。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希望今后可以考虑我们作为伙伴能发挥什么作用，……以图防止共产主义运动支配亚洲。”对此，日本代表积极作出回应，表示“继古巴事件之后，东西方较量的地点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对手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虽然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条件，但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及日美同盟的现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空间备受美苏冷战关系的制约，曾经对苏“一边倒”的中国想要争取对美一边倒的日本，在冷战条件下几乎很难实现。此外，当时的中共也认为中美开战不可避免。中美关系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转变，美国迫于应对苏联的冷战形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而中国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主动向中国传达了改善关系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举措，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0年2月，尼克松表示，中国不应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3月，宣布放宽美国人到中国的旅行限制；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中国货物以及向中国出口指定的非战略性物资等。面对中美缓和的迹象，当时的日本佐藤政府仍仅满足于继续对美追随，并未主动改善对华关系。直至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才使日本政府遭到强烈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开始对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失策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占据上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加强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努力。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派出长期负责中日友好工作的王晓云担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积极开展活动。同年8月，亲自指派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赴日参加对华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这些外交举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后开展对日外交的及时之举，意义深远。

民间赔偿范文篇6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战争赔偿是有所不同的。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志。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国际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把解决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于1625年的《战争与和平法》。此书虽然是以规范战争行为作为主线，但却一直被视为是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此后，有关国际法的论著大量问世，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充实，到18世纪末，“国际法”的概念渐渐被接受。

由于国际法是区别于国内法的普遍规则，因此，在国际法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认识，出现了“二元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二元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法律秩序，其所调整的事项极不相同。而“一元主义”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的，只不过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有层次之分而已，即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宪法决定于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决定于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明显处于优越地位。而且，国际法的大部分规范是不完全的规范，需要国内法规范加以补充，因此，国际法秩序只有作为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一种普遍性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国际法的秩序决定各国法律秩序的属地、属人和属时效力范围，从而使许多国家的共存成为可能。①

由于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理解，近代以来各国对于国际法的认同与接受也就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但针对解决战争问题而言，不论是从“二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还是从“一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法的规则对国家的部分责任行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国家力量有强有弱，国际法哪怕是形式上的理性，也往往容易变异为强国对弱国的理直气壮的勒索和支配。

战争与战争赔偿是国际法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18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国际法概念，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法律状态。②而战争赔偿是国际法里关于“战争法”（或称“武装冲突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内涵是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的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款（如外汇、黄金或白银）等，它是国家承担国际法义务的一种形式。

近代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法源主要是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③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频繁，战争赔偿问题成为当时国际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差不多在所有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中，几乎都会有关于赔偿的条款，并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只要是战败国就应该向战胜国交付一笔战争赔款。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争赔款本身不存在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界定，完全成为胜利方对失败方的一种罚金，而且这种罚金数量的多少也是没有参照的，完全凭胜利方的主观意志加以决定。

到了19世纪，上述情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及这些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加剧，战争结束后的赔偿条款差不多都有变成任意性的趋势，仅仅由战胜国的自由决定的愿望限定赔款数额。在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中，法国对德国的战争赔款被确定为50亿金法郎，此外法国还得承担德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根据条约规定，后者留驻法国的领土上，直到赔款支付完毕为止）。

法德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规定在当时颇具有典型性：第一，赔款数量的确定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胜利一方为了保证拿到战败方的赔款，以驻军作为压力，而且要对方承担驻军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效法了这一作法）；第三，战争赔偿对失败方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巨额赔款使国内经济力量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是两个民族间的仇视心理增加，形成了长期的民族隔阂。因此，正是由于普法战争中所表现的对于战争赔偿的过分要求，国际法学界在学理上开始了新的反思，战争赔偿逐步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原则：如把赔款限定在战争费用总额之内；考虑战败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等等。但这也仅仅是在法理上的认识而已，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体现。普法战争二十多年后发生于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后的赔偿以及八国联军战败清政府后所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对失败方的处罚远远超过了普法战争的程度。

20世纪之初，也有人一度倾向于把赔款制度完全取消。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朴次茅斯条约》和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约》以及《布加勒斯特和约》等，均没有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这使得取消战争赔款的趋势暂时在实在法中得到了体现。不过这也并非预示着公理从此将取代强权，也不意味着战争赔偿问题将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仅仅是国际法学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就日俄战争而言，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方面最初的确是想从俄国方面索取12亿日元的战争赔偿，但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是俄国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另一方面是美国等方面对日本的规劝。此外，由于此次战争也涉及多个中立国家，美国曾向这些国家发出过同文照会，要求各国约定，关于在缔和或在其他方面为交战国所作的任何效劳，各国相约不为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对此，英、德、意、法等国均表示接受。④可见，是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未向俄国索取战争赔偿这一结果。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新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据统计，这场战争至少使860万军人阵亡，因重伤或疾病至死1000多万人，另有2122万多人受伤。⑤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⑥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基于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起到对德国的惩罚作用；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协约国把其在战争中所欠美国的债务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约20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也多寄托在德国赔偿上，甚至协约国各成员国连恢复自身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这种巨大的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化。

就协约国的第一个目标而言，虽然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这个角度来看，在法理上来讲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也丰富了国际法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内容，并成为以后关于战争赔偿的重要法源。

旨在结束战争的《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失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第二，用简单的补偿造成的损失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国家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特别重要的是，它规定德国应对交战期间由于德国及其盟国的陆海空进攻，而加之于协约国普通人民的一切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对于损害的各种项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被详细地罗列出来，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一般性的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赔偿，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由于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瞻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2）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3）对于卫生上或对于荣誉上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4）战俘因被虐待所受之损害；（5）由于战争被害，不论残废、受伤、患病或残废之军人及其负责赡养者的抚恤金；（6）协约国政府对战俘及其家属或被抚养之救助费用；（7）协约国政府对被动员或随军服务者家属及其抚养者的供给金；（8）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而使平民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的损害；（10）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类似之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⑦

上述十项具体的战争赔偿条款，如果仅仅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的法理层面上来看，的确是有了比以往较为理性的规定，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加害国对被害方的国家和人民所施之侵害，而不仅仅限于对违反一般战争法规的处罚。这些原则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中也得到了延续。

从协约国集团要求德国赔偿的第二个目标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协约国集团内部各打各的主意，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过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战后，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便采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的着眼点是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地放宽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协约国内部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凡尔赛和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只是决定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事务。1920年7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德国应付赔款的总额，只是确定了德国向各协约国赔款的比例，另外德国同意每月向战胜国供应200万吨煤作为赔偿实物。到第二年，赔款委员会在法国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额定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之内还清，德国的全部财富作为赔款的保证。但德国方面对这种赔款安排表示强烈抗议，而协约国方面又不肯让步，以至于演出了法、比军队占领德国三个城市的军事行动。1921年4月，在美国的出面斡旋下，重开赔偿会议，确定德国应付的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在66年之内还清，从1921年5月1日起，德国每年必须支付20亿金马克。德国虽然接受了这个赔偿数额，但由于巨额的赔偿导致了国内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危机，赔偿的继续履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虽然赔偿委员会此时把赔偿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数字接连被1924年8月16日的《伦敦协定》和1930年1月20日的《海牙协定》减少了。伦敦协定使“道威斯计划”生效，根据这个计划，暂不规定德国赔款的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在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为了便于德国支付赔偿，德国被允许向美英等国贷款。后来的《海牙协定》把法国的债权又缩减三分之二。最后，1932年7月9日的《洛桑协定》要求德国象征性地支付30亿金马克，以此方式解除其全部赔偿债务，事实上德国最后并未偿付这笔赔款。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德国的赔偿问题实际上变得不了了之，而最初的预计则一直算到1988年3月31日付清。尽管如此，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间还是支付了大约3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其中法国从德国的赔偿中得到95亿。⑧

事实证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有了一些比过去较为进步的方面，但各协约国的成员国通过对德索赔来削弱德国的意图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由于德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所以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重负是德国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若干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更为复杂。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对正义和理性的新考量，另一方面，它的解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花去了更长的时间。一战后围绕着战争赔偿问题，有关国家前后交涉了13年的时间，而二战后此项问题到战争过去60多年了，仍然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制度所表现的进步性而言，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赔偿制度的进步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以发动侵略战争为依据的，它的内涵是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是违法的，从国际犯罪这一法理来看，即使军事行动本身是按战争法规合法进行的，其发动侵略战争或非法战争一方，就应当对一切战争损害（不论合法与违法）负法律责任。⑨其次，赔偿的法律完全不同。要求赔偿的权利，不仅仅根据遭受的损失，而且根据在实现共同的胜利的过程中肩负的重担和所承担的份额。这项原则实际上是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会议提出的。根据这项原则，赔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国家。再次，关于赔偿的经济制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制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划拨（现金赔偿），同时辅之以实物。而根据在雅尔塔说明的原则，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则基本上是建立了以实物赔偿的制度。实物赔偿主要是战胜国通过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取得的先取财产来实现的。这种赔偿制度使用的技术方式包括设备转让、工厂拆除，交出商船，扣押轴心国在国外的财产等等，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索赔国和赔偿国之间各有不同。这些规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相比，明显少了勒索的成份。

二战后战争赔偿规定的进步性也体现了赔偿尽可能减少的原则。由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损失巨大，各受害国得到全部赔偿根本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形式的削减。削减赔偿的办法包括如下几种：第一，通过说明债务原则的文件本身来确认责任国对这笔债务不能清偿（如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第二，通过协定，将战败国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一个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小数字。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早在1948年时法国认为意大利应支付其4000亿法郎，而根据1950年11月28日签订了一项法意协定，法国把意大利向其支付的损失赔偿总额确定为35700万法郎。此外，根据相关的协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也被减少了达50%。第三，由债权国明确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英国放弃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印度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求偿权等等。

二战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另一个变化是，根据传统的战争赔偿办法，只承认那些在战争行动开始时就存在的国家才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就把波兰和捷克斯洛克从赔偿制度中排除了。但二战后，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战争期间尚无国家权力的以色列在战后从联邦德国获得了345000万马克的赔款，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条款，这笔赔款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⑩

二战后的战争赔偿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它更突出了加害国对被加害方人民所造成伤害的追究，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加害方对受害方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中就有了这样的规定：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进行赔偿外，还要对其加害国民间所遭受的损失加以赔偿。为了严格区别二者的定性，法学界有的学者将前者称“战争赔偿”，后者称“受害赔偿”，前者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而后者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从法律上来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B11也有学者认为，战争赔偿本身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主权、军人、国有财产、历史文化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另一部分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国军队、军人、不分皂白地屠杀、强暴妇女及施放细菌武器等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受纳粹德国侵害过的国家的国民对德国提起的民间索赔要求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遭受日本法西斯侵害国家的国民特别是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B12

中国国民以个人身份提起对日本的民事赔偿要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等一系列的诉讼相继而起，它所涉及的法律概念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因实施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而进行的战争犯罪行为，由遭受过人身、财产精神等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对作为加害主体的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等提起并要求其赔偿并承担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B13

但就目前为止的法律诉讼实践来看，上述诉讼遇到了日本方面以法律为借口的抗辩，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战争赔偿问题已通过政府的层面得到了解决；第二，国家无答责原则；第三，受害诉讼时效已过；第四，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B14

认真分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难看到，从法律上来讲，这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关于政府层面解决了战争赔偿的问题一说，中国政府早有所表示，即中国所放弃的只是传统的战争赔偿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部分，根本不涉及到民间赔偿的问题。B15关于国家无责答的这一原则，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47年日本的新宪法中第17条的规定：“任何人因公务员之不法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法律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请求赔偿。”B16而且根据1949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通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决议》中第14条的规定，“各国有责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主权的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B17虽然在事实上各国并不一定严格按此条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至少这不成为法理障碍。关于受害者诉讼时效的问题，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B18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明确对其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作了界定。B19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问题，虽然在国际法学界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由于民间受害者个人的求偿是个人向被请求国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的是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来进行的。B20由此观之，日本方面所持的这一条也是经不住检验的。事实上，日本方面所持的几条中，连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并不普遍认同，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就认为，战争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二是国家对受害个人的补偿。从法律上看，对不法行为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国家对国家的赔偿责任消失了，但受害者个人对于加害者的民事请求权则应另当别论。不论是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的国家还是接受了战争赔偿的国家，一般市民或其遗族都应保有对日本之不法行为要求赔偿补偿之请求权，而且这种请求权与国内法不同，它没有时效。进而他还认为，日本只作国家赔偿而不对受害者个人补偿的做法，是置世界发展趋势于不顾的恶意的反时代行为。B21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方面于2000年11月通过司法程序中的和解方式解决了花冈劳工受害者的提诉，但明确表示其被诉的鹿岛株式会社所捐出的基金并不具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对此举，法学界中有人认为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推卸战争赔偿责任的表现，根本无助于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

日本政府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正确的态度解读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妥善解决中日间长期未决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态度。

结语

从人类战争赔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致方向：它从简单的战胜方对失败方的随意处罚和勒索，发展为战败方对战胜方的军费补偿，使得战争赔偿本身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这是一个进步；从不问青红皂白地只追究失败方的责任，发展到了考虑战争的性质，并要求负有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一方加以赔偿；从赔偿的主体和被赔偿的对象来说，它从单一的国家对国家的赔偿，发展到了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受害补偿以及侵略方其他法人团体对受害者作出相应补偿的趋势。所以这些，昭示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注释：

①［美］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②盛红生、杨泽伟、秦小轩：《武力的边界——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高智华、于泓主编：《国际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④［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泽：《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⑤［美］汉森•W•鲍德温著，陈月娥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⑥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⑦⑨［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朱奇武等译：《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0、471页。

⑧由于德国支付一战后的赔偿前后时间长，情况复杂，对于德国实际支付的总数各种说法相差较大，一说230亿金法朗，参见［法］夏•卢梭：《武装冲突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一般常见的说法是在1924年之前德国支付赔偿数为250～260亿金马克，从1924年到1932年，即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到洛桑会议德国支付110亿金马克，参见郝志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实际赔款有多少》，载《历史教学》，1994年第3期。

⑩［法］夏•卢梭：《武装冲突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5页。

B11参见丁伟：《日本侵华战争的民间受害者对日索偿问题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B12姜维久：《日本与德国战后国家赔偿及个人受害赔偿比较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B13刘波等：《国内起诉：民间对日索赔的可行性》，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3期。

民间赔偿范文篇7

一、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问题。

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上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以下称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有两种情况，一种涉及到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另一种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对诉讼时效期间计算本身而言笔者没有异议，但是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时，应如何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期间，正是笔者要提出来探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涉及赔偿部分常常久调不结，也不宣告调解终结，或者没有做出裁决。在这种情况，当事人往往又向人民法院起诉。造成法院难以确定其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助议，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这就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起算时间，既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请求时，诉讼时效开始中断；但是，对诉讼时效中断的终止时间的规定，就相当含糊了，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可以是第一次，也可以是多次之后，从该规定上看，无法确定调处达不成协议具体时间。因而，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给法院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时间带来因难。实践中，不易于操作。由于《治安处罚条例》对公安机关调处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期限没有做出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如何计算诉讼时效也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必然造成了法院在具体操作中无从认定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起始时间问题。从适应审判需要出发，有关部门对此应早日作为规定，为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法律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对治安赔偿案件进行调处。即公安机关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进行调处，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在规定结案期内做出裁决或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期限。这样可以解决诉讼时效中断期间计算和确认问题，不影响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

二、关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受理条件问题。

由于民间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对治安部分依照程度上进行处罚，尚能容易做到。但对损失或伤害赔偿部分常有久调不结现象，表现在人为地将案子长时间搁浅一边，不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或者虽有告知，也不规范，而且该类案件当事人又不愿向法院起诉，这就造成了给当事人认为，案件已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只有找公安机关解决的假象。实践中，受害人欲寻求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存在举证困难，法院即使受理了，也较难打赢官司。所以，当事人只好长时间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问题，直至最后向法院起诉为止，才获新的认识。同时，法院对这类案件的事实查清、责任认定也存在困难，这就造成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出现了法院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现象发生，导致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产生该弊端其实质原因在于：

1、公安机关执法程序上不规范，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不完备。公安机关对治安、赔偿双重性质案件的调处与交通警察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存在着程序上差别，前者程序上不规范，没有统一规定，执法随意性较强，其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也不完备，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久调不结，不受期限限制，没有宣告调解终结或者宣告调解终结不规范，不告知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权利等。后者在执法程序上已经形成规范，履行法律手续也较完备，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强。

2、立案管辖界限不明确，导致法院和公安机关相互推诿。公安机关在尽了调处努力后，一般都将该类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又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又将之推回给公安机关，造成相互推诿现象。现实中，存在这种现象，在案件发案后，受害人首先向公安机关报告要求处理，而公安机关则要求受害人先作法医鉴定，法医鉴定结论作出以后，对于构成轻微伤或轻伤的案件，公安机关难予调处时，便将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对此类案件审理难度大，便借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做法不规范弊端，又推回公安。双方就立案管辖界限发生争执。从而，导致失去有利的取证条件，使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案件变得复杂化起来。

3、该类案件处理难度较大。由于这类案件往往事发民间纠纷，处理不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这类案件的受害人和致害人双方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在司法机关处理时，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找关系，托人情，甚至出伪证，为处理案件设置障碍，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容易导致错案的发生，办案人员大多不愿受理此类案件，更不愿意承担错案的责任。

因而，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进行调处。首先对打架斗殴或即损害他人财物现场进行处理，然后查明事实，认定责任，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进行治安处罚，最后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应在立案之后45日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限。只有规定公安机关对该类案件调处比照交警调处程序做法，才能给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事实依据，避免错案发生。因此，当事人就该类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提供诉状外，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无法认定该纠纷为哪一方过错责任的结论。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受理。除此之外，法院可以不予受理。这样法院可以对事实不清的案件不进行审理，从一定程序上，可以避免了错案发生。因此，法院限制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是必要的、确实的、可行的。

三、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责任认定问题。

在解决和规范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造成损失或伤害案件调处程序做法时，法院就不难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责任进行认定，其主要依据是以公安机关对责任的认定为前提，通过开庭审理，进一步查明造成损失或伤害的事实、原因。然后，根据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以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所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定案依据。它可以不受公安机关对责任认定的限制。

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我们可以把责任认定，划分为四种，即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当事人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其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应采用过错归责原则，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上述的因果关系，我们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区别对待以下三种情况：

1、一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一方应当负全部赔偿责任；其他方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负赔偿责任。

2、两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均造成对方损失或伤害，给损害结果造成严重的一方，应负主要责任，反之，另一方则负次要责任。

3、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结果相同，作用相当，两方负同等责任。

在遵守上述责任认定原则同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情况：

1、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共同造成损失或伤害的，应根据各自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或伤害作用大小、损害结果，来划分责任。

2、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打架斗殴造成损失或伤害现场，毁灭证据，使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

3、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损害责任无法认定的，视情况承担责任。

民间赔偿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法战争赔偿历史演变

一、国际法的诞生与战争赔偿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战争赔偿是有所不同的。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志。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国际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把解决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于1625年的《战争与和平法》。此书虽然是以规范战争行为作为主线，但却一直被视为是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此后，有关国际法的论著大量问世，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充实，到18世纪末，“国际法”的概念渐渐被接受。

由于国际法是区别于国内法的普遍规则，因此，在国际法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认识，出现了“二元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二元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法律秩序，其所调整的事项极不相同。而“一元主义”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的，只不过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有层次之分而已，即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宪法决定于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决定于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明显处于优越地位。而且，国际法的大部分规范是不完全的规范，需要国内法规范加以补充，因此，国际法秩序只有作为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一种普遍性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国际法的秩序决定各国法律秩序的属地、属人和属时效力范围，从而使许多国家的共存成为可能。

由于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理解，近代以来各国对于国际法的认同与接受也就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但针对解决战争问题而言，不论是从“二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还是从“一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法的规则对国家的部分责任行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国家力量有强有弱，国际法哪怕是形式上的理性，也往往容易变异为强国对弱国的理直气壮的勒索和支配。

战争与战争赔偿是国际法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18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国际法概念，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法律状态。而战争赔偿是国际法里关于“战争法”（或称“武装冲突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内涵是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的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款（如外汇、黄金或白银）等，它是国家承担国际法义务的一种形式。

近代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法源主要是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频繁，战争赔偿问题成为当时国际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差不多在所有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中，几乎都会有关于赔偿的条款，并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只要是战败国就应该向战胜国交付一笔战争赔款。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争赔款本身不存在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界定，完全成为胜利方对失败方的一种罚金，而且这种罚金数量的多少也是没有参照的，完全凭胜利方的主观意志加以决定。

到了19世纪，上述情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及这些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加剧，战争结束后的赔偿条款差不多都有变成任意性的趋势，仅仅由战胜国的自由决定的愿望限定赔款数额。在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中，法国对德国的战争赔款被确定为50亿金法郎，此外法国还得承担德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根据条约规定，后者留驻法国的领土上，直到赔款支付完毕为止）。

法德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规定在当时颇具有典型性：第一，赔款数量的确定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胜利一方为了保证拿到战败方的赔款，以驻军作为压力，而且要对方承担驻军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效法了这一作法）；第三，战争赔偿对失败方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巨额赔款使国内经济力量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是两个民族间的仇视心理增加，形成了长期的民族隔阂。因此，正是由于普法战争中所表现的对于战争赔偿的过分要求，国际法学界在学理上开始了新的反思，战争赔偿逐步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原则：如把赔款限定在战争费用总额之内；考虑战败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等等。但这也仅仅是在法理上的认识而已，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体现。普法战争二十多年后发生于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后的赔偿以及八国联军战败清政府后所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对失败方的处罚远远超过了普法战争的程度。

20世纪之初，也有人一度倾向于把赔款制度完全取消。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朴次茅斯条约》和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约》以及《布加勒斯特和约》等，均没有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这使得取消战争赔款的趋势暂时在实在法中得到了体现。不过这也并非预示着公理从此将取代强权，也不意味着战争赔偿问题将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仅仅是国际法学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就日俄战争而言，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方面最初的确是想从俄国方面索取12亿日元的战争赔偿，但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是俄国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另一方面是美国等方面对日本的规劝。此外，由于此次战争也涉及多个中立国家，美国曾向这些国家发出过同文照会，要求各国约定，关于在缔和或在其他方面为交战国所作的任何效劳，各国相约不为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对此，英、德、意、法等国均表示接受。可见，是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未向俄国索取战争赔偿这一结果。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新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据统计，这场战争至少使860万军人阵亡，因重伤或疾病至死1000多万人，另有2122万多人受伤。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基于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起到对德国的惩罚作用；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协约国把其在战争中所欠美国的债务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约20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也多寄托在德国赔偿上，甚至协约国各成员国连恢复自身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这种巨大的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化。

就协约国的第一个目标而言，虽然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这个角度来看，在法理上来讲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也丰富了国际法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内容，并成为以后关于战争赔偿的重要法源。

旨在结束战争的《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失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第二，用简单的补偿造成的损失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国家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特别重要的是，它规定德国应对交战期间由于德国及其盟国的陆海空进攻，而加之于协约国普通人民的一切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对于损害的各种项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被详细地罗列出来，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一般性的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赔偿，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由于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瞻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2）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3）对于卫生上或对于荣誉上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4）战俘因被虐待所受之损害；（5）由于战争被害，不论残废、受伤、患病或残废之军人及其负责赡养者的抚恤金；（6）协约国政府对战俘及其家属或被抚养之救助费用；（7）协约国政府对被动员或随军服务者家属及其抚养者的供给金；（8）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而使平民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的损害；（10）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类似之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

上述十项具体的战争赔偿条款，如果仅仅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的法理层面上来看，的确是有了比以往较为理性的规定，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加害国对被害方的国家和人民所施之侵害，而不仅仅限于对违反一般战争法规的处罚。这些原则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中也得到了延续。

从协约国集团要求德国赔偿的第二个目标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协约国集团内部各打各的主意，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过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战后，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便采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的着眼点是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地放宽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协约国内部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凡尔赛和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只是决定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事务。1920年7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德国应付赔款的总额，只是确定了德国向各协约国赔款的比例，另外德国同意每月向战胜国供应200万吨煤作为赔偿实物。到第二年，赔款委员会在法国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额定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之内还清，德国的全部财富作为赔款的保证。但德国方面对这种赔款安排表示强烈抗议，而协约国方面又不肯让步，以至于演出了法、比军队占领德国三个城市的军事行动。1921年4月，在美国的出面斡旋下，重开赔偿会议，确定德国应付的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在66年之内还清，从1921年5月1日起，德国每年必须支付20亿金马克。德国虽然接受了这个赔偿数额，但由于巨额的赔偿导致了国内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危机，赔偿的继续履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虽然赔偿委员会此时把赔偿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数字接连被1924年8月16日的《伦敦协定》和1930年1月20日的《海牙协定》减少了。伦敦协定使“道威斯计划”生效，根据这个计划，暂不规定德国赔款的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在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为了便于德国支付赔偿，德国被允许向美英等国贷款。后来的《海牙协定》把法国的债权又缩减三分之二。最后，1932年7月9日的《洛桑协定》要求德国象征性地支付30亿金马克，以此方式解除其全部赔偿债务，事实上德国最后并未偿付这笔赔款。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德国的赔偿问题实际上变得不了了之，而最初的预计则一直算到1988年3月31日付清。尽管如此，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间还是支付了大约3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其中法国从德国的赔偿中得到95亿。

事实证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有了一些比过去较为进步的方面，但各协约国的成员国通过对德索赔来削弱德国的意图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由于德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所以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重负是德国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若干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更为复杂。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对正义和理性的新考量，另一方面，它的解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花去了更长的时间。一战后围绕着战争赔偿问题，有关国家前后交涉了13年的时间，而二战后此项问题到战争过去60多年了，仍然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制度所表现的进步性而言，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赔偿制度的进步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以发动侵略战争为依据的，它的内涵是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是违法的，从国际犯罪这一法理来看，即使军事行动本身是按战争法规合法进行的，其发动侵略战争或非法战争一方，就应当对一切战争损害（不论合法与违法）负法律责任。其次，赔偿的法律完全不同。要求赔偿的权利，不仅仅根据遭受的损失，而且根据在实现共同的胜利的过程中肩负的重担和所承担的份额。这项原则实际上是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会议提出的。根据这项原则，赔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国家。再次，关于赔偿的经济制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制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划拨（现金赔偿），同时辅之以实物。而根据在雅尔塔说明的原则，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则基本上是建立了以实物赔偿的制度。实物赔偿主要是战胜国通过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取得的先取财产来实现的。这种赔偿制度使用的技术方式包括设备转让、工厂拆除，交出商船，扣押轴心国在国外的财产等等，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索赔国和赔偿国之间各有不同。这些规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相比，明显少了勒索的成份。

二战后战争赔偿规定的进步性也体现了赔偿尽可能减少的原则。由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损失巨大，各受害国得到全部赔偿根本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形式的削减。削减赔偿的办法包括如下几种：第一，通过说明债务原则的文件本身来确认责任国对这笔债务不能清偿（如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第二，通过协定，将战败国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一个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小数字。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早在1948年时法国认为意大利应支付其4000亿法郎，而根据1950年11月28日签订了一项法意协定，法国把意大利向其支付的损失赔偿总额确定为35700万法郎。此外，根据相关的协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也被减少了达50%。第三，由债权国明确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英国放弃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印度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求偿权等等。

二战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另一个变化是，根据传统的战争赔偿办法，只承认那些在战争行动开始时就存在的国家才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就把波兰和捷克斯洛克从赔偿制度中排除了。但二战后，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战争期间尚无国家权力的以色列在战后从联邦德国获得了345000万马克的赔款，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条款，这笔赔款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

二战后的战争赔偿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它更突出了加害国对被加害方人民所造成伤害的追究，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加害方对受害方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中就有了这样的规定：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进行赔偿外，还要对其加害国民间所遭受的损失加以赔偿。为了严格区别二者的定性，法学界有的学者将前者称“战争赔偿”，后者称“受害赔偿”，前者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而后者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从法律上来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战争赔偿本身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主权、军人、国有财产、历史文化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另一部分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国军队、军人、不分皂白地屠杀、强暴妇女及施放细菌武器等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受纳粹德国侵害过的国家的国民对德国提起的民间索赔要求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遭受日本法西斯侵害国家的国民特别是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国国民以个人身份提起对日本的民事赔偿要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等一系列的诉讼相继而起，它所涉及的法律概念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因实施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而进行的战争犯罪行为，由遭受过人身、财产精神等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对作为加害主体的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等提起并要求其赔偿并承担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

但就目前为止的法律诉讼实践来看，上述诉讼遇到了日本方面以法律为借口的抗辩，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战争赔偿问题已通过政府的层面得到了解决；第二，国家无答责原则；第三，受害诉讼时效已过；第四，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

认真分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难看到，从法律上来讲，这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关于政府层面解决了战争赔偿的问题一说，中国政府早有所表示，即中国所放弃的只是传统的战争赔偿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部分，根本不涉及到民间赔偿的问题。关于国家无责答的这一原则，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47年日本的新宪法中第17条的规定：“任何人因公务员之不法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法律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请求赔偿。”而且根据1949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通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决议》中第14条的规定，“各国有责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主权的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虽然在事实上各国并不一定严格按此条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至少这不成为法理障碍。关于受害者诉讼时效的问题，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明确对其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作了界定。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问题，虽然在国际法学界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由于民间受害者个人的求偿是个人向被请求国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的是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来进行的。由此观之，日本方面所持的这一条也是经不住检验的。事实上，日本方面所持的几条中，连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并不普遍认同，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就认为，战争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二是国家对受害个人的补偿。从法律上看，对不法行为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国家对国家的赔偿责任消失了，但受害者个人对于加害者的民事请求权则应另当别论。不论是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的国家还是接受了战争赔偿的国家，一般市民或其遗族都应保有对日本之不法行为要求赔偿补偿之请求权，而且这种请求权与国内法不同，它没有时效。进而他还认为，日本只作国家赔偿而不对受害者个人补偿的做法，是置世界发展趋势于不顾的恶意的反时代行为。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方面于2000年11月通过司法程序中的和解方式解决了花冈劳工受害者的提诉，但明确表示其被诉的鹿岛株式会社所捐出的基金并不具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对此举，法学界中有人认为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推卸战争赔偿责任的表现，根本无助于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

日本政府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正确的态度解读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妥善解决中日间长期未决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态度。公务员之家

结语

从人类战争赔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致方向：它从简单的战胜方对失败方的随意处罚和勒索，发展为战败方对战胜方的军费补偿，使得战争赔偿本身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这是一个进步；从不问青红皂白地只追究失败方的责任，发展到了考虑战争的性质，并要求负有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一方加以赔偿；从赔偿的主体和被赔偿的对象来说，它从单一的国家对国家的赔偿，发展到了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受害补偿以及侵略方其他法人团体对受害者作出相应补偿的趋势。所以这些，昭示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注释：

①［美］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②盛红生、杨泽伟、秦小轩：《武力的边界——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高智华、于泓主编：《国际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民间赔偿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法战争赔偿历史演变

一、国际法的诞生与战争赔偿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战争赔偿是有所不同的。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志。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国际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把解决战争及其相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于1625年的《战争与和平法》。此书虽然是以规范战争行为作为主线，但却一直被视为是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此后，有关国际法的论著大量问世，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断充实，到18世纪末，“国际法”的概念渐渐被接受。

由于国际法是区别于国内法的普遍规则，因此，在国际法被接受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认识，出现了“二元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二元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分离的、相互独立的法律秩序，其所调整的事项极不相同。而“一元主义”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的，只不过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有层次之分而已，即契约决定于立法，立法决定于宪法，宪法决定于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决定于国际法律秩序，国际法明显处于优越地位。而且，国际法的大部分规范是不完全的规范，需要国内法规范加以补充，因此，国际法秩序只有作为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一种普遍性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国际法的秩序决定各国法律秩序的属地、属人和属时效力范围，从而使许多国家的共存成为可能。

由于对国际法地位的不同理解，近代以来各国对于国际法的认同与接受也就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但针对解决战争问题而言，不论是从“二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还是从“一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法的规则对国家的部分责任行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国家力量有强有弱，国际法哪怕是形式上的理性，也往往容易变异为强国对弱国的理直气壮的勒索和支配。

战争与战争赔偿是国际法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18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国际法概念，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法律状态。而战争赔偿是国际法里关于“战争法”（或称“武装冲突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内涵是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的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款（如外汇、黄金或白银）等，它是国家承担国际法义务的一种形式。

近代意义上战争赔偿的法源主要是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频繁，战争赔偿问题成为当时国际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差不多在所有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中，几乎都会有关于赔偿的条款，并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只要是战败国就应该向战胜国交付一笔战争赔款。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争赔款本身不存在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界定，完全成为胜利方对失败方的一种罚金，而且这种罚金数量的多少也是没有参照的，完全凭胜利方的主观意志加以决定。

到了19世纪，上述情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及这些国家同被压迫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加剧，战争结束后的赔偿条款差不多都有变成任意性的趋势，仅仅由战胜国的自由决定的愿望限定赔款数额。在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中，法国对德国的战争赔款被确定为50亿金法郎，此外法国还得承担德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根据条约规定，后者留驻法国的领土上，直到赔款支付完毕为止）。

法德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规定在当时颇具有典型性：第一，赔款数量的确定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胜利一方为了保证拿到战败方的赔款，以驻军作为压力，而且要对方承担驻军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效法了这一作法）；第三，战争赔偿对失败方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巨额赔款使国内经济力量严重受损，另一方面是两个民族间的仇视心理增加，形成了长期的民族隔阂。因此，正是由于普法战争中所表现的对于战争赔偿的过分要求，国际法学界在学理上开始了新的反思，战争赔偿逐步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原则：如把赔款限定在战争费用总额之内；考虑战败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等等。但这也仅仅是在法理上的认识而已，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体现。普法战争二十多年后发生于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后的赔偿以及八国联军战败清政府后所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对失败方的处罚远远超过了普法战争的程度。

20世纪之初，也有人一度倾向于把赔款制度完全取消。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朴次茅斯条约》和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伦敦和约》以及《布加勒斯特和约》等，均没有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这使得取消战争赔款的趋势暂时在实在法中得到了体现。不过这也并非预示着公理从此将取代强权，也不意味着战争赔偿问题将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它仅仅是国际法学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就日俄战争而言，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方面最初的确是想从俄国方面索取12亿日元的战争赔偿，但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是俄国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另一方面是美国等方面对日本的规劝。此外，由于此次战争也涉及多个中立国家，美国曾向这些国家发出过同文照会，要求各国约定，关于在缔和或在其他方面为交战国所作的任何效劳，各国相约不为自己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对此，英、德、意、法等国均表示接受。可见，是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未向俄国索取战争赔偿这一结果。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新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据统计，这场战争至少使860万军人阵亡，因重伤或疾病至死1000多万人，另有2122万多人受伤。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基于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起到对德国的惩罚作用；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协约国把其在战争中所欠美国的债务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约20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也多寄托在德国赔偿上，甚至协约国各成员国连恢复自身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这种巨大的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化。

就协约国的第一个目标而言，虽然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这个角度来看，在法理上来讲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也丰富了国际法中关于战争赔偿的内容，并成为以后关于战争赔偿的重要法源。

旨在结束战争的《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失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第二，用简单的补偿造成的损失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国家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特别重要的是，它规定德国应对交战期间由于德国及其盟国的陆海空进攻，而加之于协约国普通人民的一切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对于损害的各种项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被详细地罗列出来，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一般性的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赔偿，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由于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瞻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2）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3）对于卫生上或对于荣誉上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4）战俘因被虐待所受之损害；（5）由于战争被害，不论残废、受伤、患病或残废之军人及其负责赡养者的抚恤金；（6）协约国政府对战俘及其家属或被抚养之救助费用；（7）协约国政府对被动员或随军服务者家属及其抚养者的供给金；（8）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而使平民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的损害；（10）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类似之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

上述十项具体的战争赔偿条款，如果仅仅从惩罚德国发起战争的法理层面上来看，的确是有了比以往较为理性的规定，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加害国对被害方的国家和人民所施之侵害，而不仅仅限于对违反一般战争法规的处罚。这些原则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中也得到了延续。

从协约国集团要求德国赔偿的第二个目标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协约国集团内部各打各的主意，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过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战后，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便采取了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的着眼点是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地放宽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协约国内部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凡尔赛和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数字，只是决定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事务。1920年7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德国应付赔款的总额，只是确定了德国向各协约国赔款的比例，另外德国同意每月向战胜国供应200万吨煤作为赔偿实物。到第二年，赔款委员会在法国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额定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之内还清，德国的全部财富作为赔款的保证。但德国方面对这种赔款安排表示强烈抗议，而协约国方面又不肯让步，以至于演出了法、比军队占领德国三个城市的军事行动。1921年4月，在美国的出面斡旋下，重开赔偿会议，确定德国应付的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在66年之内还清，从1921年5月1日起，德国每年必须支付20亿金马克。德国虽然接受了这个赔偿数额，但由于巨额的赔偿导致了国内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危机，赔偿的继续履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虽然赔偿委员会此时把赔偿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数字接连被1924年8月16日的《伦敦协定》和1930年1月20日的《海牙协定》减少了。伦敦协定使“道威斯计划”生效，根据这个计划，暂不规定德国赔款的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在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为了便于德国支付赔偿，德国被允许向美英等国贷款。后来的《海牙协定》把法国的债权又缩减三分之二。最后，1932年7月9日的《洛桑协定》要求德国象征性地支付30亿金马克，以此方式解除其全部赔偿债务，事实上德国最后并未偿付这笔赔款。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德国的赔偿问题实际上变得不了了之，而最初的预计则一直算到1988年3月31日付清。尽管如此，德国从1919年到1932年间还是支付了大约3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其中法国从德国的赔偿中得到95亿。

事实证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有了一些比过去较为进步的方面，但各协约国的成员国通过对德索赔来削弱德国的意图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由于德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所以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重负是德国后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偿的若干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更为复杂。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对正义和理性的新考量，另一方面，它的解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花去了更长的时间。一战后围绕着战争赔偿问题，有关国家前后交涉了13年的时间，而二战后此项问题到战争过去60多年了，仍然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制度所表现的进步性而言，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赔偿制度的进步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以发动侵略战争为依据的，它的内涵是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是违法的，从国际犯罪这一法理来看，即使军事行动本身是按战争法规合法进行的，其发动侵略战争或非法战争一方，就应当对一切战争损害（不论合法与违法）负法律责任。其次，赔偿的法律完全不同。要求赔偿的权利，不仅仅根据遭受的损失，而且根据在实现共同的胜利的过程中肩负的重担和所承担的份额。这项原则实际上是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会议提出的。根据这项原则，赔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国家。再次，关于赔偿的经济制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制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划拨（现金赔偿），同时辅之以实物。而根据在雅尔塔说明的原则，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则基本上是建立了以实物赔偿的制度。实物赔偿主要是战胜国通过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取得的先取财产来实现的。这种赔偿制度使用的技术方式包括设备转让、工厂拆除，交出商船，扣押轴心国在国外的财产等等，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索赔国和赔偿国之间各有不同。这些规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原则相比，明显少了勒索的成份。

二战后战争赔偿规定的进步性也体现了赔偿尽可能减少的原则。由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损失巨大，各受害国得到全部赔偿根本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形式的削减。削减赔偿的办法包括如下几种：第一，通过说明债务原则的文件本身来确认责任国对这笔债务不能清偿（如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第二，通过协定，将战败国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一个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小数字。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早在1948年时法国认为意大利应支付其4000亿法郎，而根据1950年11月28日签订了一项法意协定，法国把意大利向其支付的损失赔偿总额确定为35700万法郎。此外，根据相关的协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也被减少了达50%。第三，由债权国明确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英国放弃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印度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求偿权等等。

二战后关于赔偿问题的另一个变化是，根据传统的战争赔偿办法，只承认那些在战争行动开始时就存在的国家才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就把波兰和捷克斯洛克从赔偿制度中排除了。但二战后，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战争期间尚无国家权力的以色列在战后从联邦德国获得了345000万马克的赔款，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条款，这笔赔款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

二战后的战争赔偿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它更突出了加害国对被加害方人民所造成伤害的追究，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加害方对受害方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中就有了这样的规定：战败国除了对战胜国进行赔偿外，还要对其加害国民间所遭受的损失加以赔偿。为了严格区别二者的定性，法学界有的学者将前者称“战争赔偿”，后者称“受害赔偿”，前者赔偿的对象主要是战胜国国家，而后者赔偿的对象除了战胜国国家外，还有战争期间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受害国的国民和法人。从法律上来讲，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同属战败国对发动战争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战争赔偿本身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主权、军人、国有财产、历史文化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另一部分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国军队、军人、不分皂白地屠杀、强暴妇女及施放细菌武器等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受纳粹德国侵害过的国家的国民对德国提起的民间索赔要求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遭受日本法西斯侵害国家的国民特别是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国国民以个人身份提起对日本的民事赔偿要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等一系列的诉讼相继而起，它所涉及的法律概念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因实施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而进行的战争犯罪行为，由遭受过人身、财产精神等方面重大损失的各受害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对作为加害主体的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等提起并要求其赔偿并承担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

但就目前为止的法律诉讼实践来看，上述诉讼遇到了日本方面以法律为借口的抗辩，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战争赔偿问题已通过政府的层面得到了解决；第二，国家无答责原则；第三，受害诉讼时效已过；第四，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

认真分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难看到，从法律上来讲，这其实是不存在问题的。关于政府层面解决了战争赔偿的问题一说，中国政府早有所表示，即中国所放弃的只是传统的战争赔偿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部分，根本不涉及到民间赔偿的问题。关于国家无责答的这一原则，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47年日本的新宪法中第17条的规定：“任何人因公务员之不法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法律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请求赔偿。”而且根据1949年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通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决议》中第14条的规定，“各国有责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主权的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虽然在事实上各国并不一定严格按此条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至少这不成为法理障碍。关于受害者诉讼时效的问题，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明确对其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作了界定。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的问题，虽然在国际法学界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由于民间受害者个人的求偿是个人向被请求国的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的是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来进行的。由此观之，日本方面所持的这一条也是经不住检验的。事实上，日本方面所持的几条中，连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并不普遍认同，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就认为，战争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二是国家对受害个人的补偿。从法律上看，对不法行为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国家对国家的赔偿责任消失了，但受害者个人对于加害者的民事请求权则应另当别论。不论是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的国家还是接受了战争赔偿的国家，一般市民或其遗族都应保有对日本之不法行为要求赔偿补偿之请求权，而且这种请求权与国内法不同，它没有时效。进而他还认为，日本只作国家赔偿而不对受害者个人补偿的做法，是置世界发展趋势于不顾的恶意的反时代行为。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方面于2000年11月通过司法程序中的和解方式解决了花冈劳工受害者的提诉，但明确表示其被诉的鹿岛株式会社所捐出的基金并不具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对此举，法学界中有人认为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推卸战争赔偿责任的表现，根本无助于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

日本政府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正确的态度解读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妥善解决中日间长期未决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态度。公务员之家

结语：

从人类战争赔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致方向：它从简单的战胜方对失败方的随意处罚和勒索，发展为战败方对战胜方的军费补偿，使得战争赔偿本身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这是一个进步；从不问青红皂白地只追究失败方的责任，发展到了考虑战争的性质，并要求负有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一方加以赔偿；从赔偿的主体和被赔偿的对象来说，它从单一的国家对国家的赔偿，发展到了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受害补偿以及侵略方其他法人团体对受害者作出相应补偿的趋势。所以这些，昭示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注释：

①［美］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②盛红生、杨泽伟、秦小轩：《武力的边界——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高智华、于泓主编：《国际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民间赔偿范文篇10

在我国现阶段全面废止死刑还不现实的情况下，要使死刑政策、死刑制度与死刑适用成为一种理性的实践，当务之急就是应当加强死刑的司法控制，即要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如何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相关司法实践及其研究，酌定量刑情节就是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通过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死刑司法控制的一条非常重要而又现实的路径。相比于其它的死刑司法控制路径，这一重要路径对死刑的控制侧重于对个案中死刑的限制适用，在运作上更为内敛和缓和，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为将来我国废除死刑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法定量刑情节一般易受到重视，但对酌定量刑情节的重视则不够。其实，对于刑事法官来说，能够让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降低死刑适用的正是酌定情节。如果刑事法官都能在认真地考虑酌定从轻情节的基础上，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那么可以预计，我国死刑判决的数量一定会大大降低。[1]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精辟地指出：“重视酌定量刑情节在控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实践中是可行的。”[2]因此，我们应当积极通过酌定量刑情节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非被动和消极地等待立法上削减和废止死刑。因为这不仅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之举，而且也是切实推进我国死刑由限制向废止之路实质性迈进的重要举措。可以说，高度重视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必定会对减少和严格控制我国的死刑发挥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民事赔偿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而又备受关注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件通常都附带有被害方提起的民事赔偿之诉。如何处理好民事赔偿与量刑特别是死刑适用的关系是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关系重大而脆弱：一方面，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能够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尽可能地获得物质赔偿，有利于弱化被害方的激愤情绪和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二者的关系处在正义的边缘，把握不好则会造成处刑上的贫富差距甚至出现“以钱赎命”现象，违背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并损害公众对刑法无偏私性的认同与忠诚。[3]可见，正确处理好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死刑的限制适用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关系到死刑政策的贯彻、正义的维护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深入研究民事赔偿以限制死刑适用的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那么，如何通过民事赔偿限制死刑的适用呢？不无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其的研究还很薄弱。有鉴于此，本着为切实推进我国死刑限制乃至废止进程贡献力量的初衷，我们拟展开对民事赔偿与死刑限制适用问题的理论探索。

二、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依据

我国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并没有明确规定民事赔偿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相反，根据刑法典第36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可见，赔偿经济损失是犯罪分子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之一，并不是一种权利。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法院一般都会酌情从宽处罚。易言之，民事赔偿可以影响到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承担。那么，民事赔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何在呢？在我们看来，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二是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

(一)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虽然现行立法并没有对民事赔偿这一情节进行明确规定，但这只能说明民事赔偿不是一种法定量刑情节，并不代表这一情节对被告人刑事责任大小的影响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民事赔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轻重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首先，根据刑法典第61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可见，犯罪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是法院量刑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显然，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大小是包括在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的评价之中的，故而如果被告人或者其亲属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减轻对被害方的损害，也就表明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有所降低。此其一。其二，按照刑法学界的理论通说，该条中所指的情节是指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当然包括犯罪后是否积极进行民事赔偿这一酌定量刑情节在内，因此，民事赔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是有法律依据的，只是基于法律语言的精练和高度概括而未明确。

其次，从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性文件来看，法院可以把民事赔偿的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坑农害农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要注意尽最大可能挽回农民群众的损失。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考虑适当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通知》第3条指出：“被告人和被告单位积极、主动赔偿受害人和受害单位损失的，可以酌情适当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初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也明确指出：“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上不难看到，上述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反映了一个基本精神，即民事赔偿情况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是有重要影响的，法院可以据此对被告人适当从轻处罚。

(二)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

关于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积极进行民事赔偿反映了被告人有一定的悔罪表现，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这是民事赔偿情节影响刑事责任的首要理论根据。被告人积极进行民事赔偿，裁量刑罚时考虑到这一情节，适当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空判”现象，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而且也便于对被告人进行教育改造，使其认罪服法，预防其再犯罪，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正如德国刑法学家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和托马斯?魏根特曾精辟地指出，行为人为损害赔偿和被害人和解所作的努力，使得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减轻，它基于不同的原因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首先，预防的刑罚需要被降低：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他承认其罪责(和因此被其以前违反的规范的社会有效性)，以至于不需要用刑罚来证明规范的有效性。此外，自愿的损害赔偿还常常表明，就预防行为人继续犯罪目的而言，不需要对他施加持续的影响。再者，行为人通过损害赔偿的努力，如提供物质的、非物质的(了解被害人的详细情况)，以便找到被害人予以补偿，这样事实上他已经将一部分刑罚服刑完毕。也就是说，由于行为人的损害赔偿努力，刑罚的多种目的已经实现，制裁可被(在特定的情况下明显地)减轻。[4]

2.积极进行民事赔偿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犯罪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被告人赔偿不仅仅是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是在积极弥补损失，减少犯罪的危害后果。社会危害程度的衡量当然应当包括损失的大小、被害方实际受到影响的大小。虽然损害赔偿目前仅限于物质损失，但至少可以在客观上缓解犯罪造成的实际损害，这也意味着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减小。[5]根据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这种趋轻变化，在量刑时对被告人适当从宽处罚，正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体现。

3.积极进行民事赔偿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犯罪在形式上直接表现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夹杂着严重情绪对立的一种社会冲突。刑事政策的任务就在于消解这种社会冲突，而能否消解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直接对立的利益冲突中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利益的平衡点首先表现在通过公正的刑事追诉程序给予犯罪人依法应得的惩罚，使被害人的报复欲望和正义诉求通过公正程序以及适当的惩罚得到满足，从而缓解其复仇心理，强化其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其次，利益的平衡点还应当表现在通过合理的刑事被害人赔偿机制，补充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害，从而给犯罪人一个直面悔罪、重新做人的机遇。[6]如果明确规定民事赔偿可以影响刑事责任，就可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实践中不乏其例。[7]如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难题是，犯罪行为致使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陨折，导致小孩无钱读书、老人无人赡养。而犯罪人往往是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年轻人，即使法院判处犯罪人一定数额的刑事赔偿，一般也难以兑现。同时，由于犯罪人被判处了死刑，犯罪人的亲属即使有条件、有能力，也不愿意帮助犯罪人履行赔偿义务。导致的结果是，判决的刑事部分被执行了，而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却是一纸空文，被害人或者亲属只能依靠民政部门一点微薄的补助或者乡邻的接济生活，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从而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和谐。如果法院能在生命刑上给犯罪人以机会，同时责令或者同意犯罪人(或其亲属)给被害人足额的经济赔偿(或补偿)，使幼有所养、老有所靠，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被害方与被告人的矛盾冲突，实现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更有力地保护被害方的利益，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事实上，被告人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往往也是被害方同意谅解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民事赔偿作为一种罪后酌定量刑情节，主观上反映了被告人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客观上减轻了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并且具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刑事政策意义。因此，其对被告人刑事责任大小的影响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

三、民事赔偿之于死刑适用的影响力分析

前文已述，民事赔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理论根据，那么，在死刑裁量中，这一情节对于死刑适用的影响力到底如何呢？这是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规范层面看，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认可了民事赔偿情节对于死刑适用的影响。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5日颁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7)2号］明确提出，要“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13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的决定》也明确规定，“要正确处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与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的关系。……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7年3月9日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要求“对死刑案件适用刑罚时，既要防止重罪轻判，也要防止轻罪重判，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罚。……对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也依法予以考虑。”由上可见，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意见》和《决定》都强调在对死刑案件适用刑罚时，对被告人具有民事赔偿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要依法予以考虑。被告人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一般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应当说，这些《意见》和《决定》为司法实践中发挥民事赔偿情节对死刑适用的调节作用提供了依据。

其次，从实践层面看，民事赔偿这一罪后酌定量刑情节对于死刑的适用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据重庆有关实务部门的人士介绍，在2007－2008年，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死刑二审上诉案件中，因被告方赔偿而改判的案件，就占死刑二审上诉改判案件的57．89%。在因被告人方赔偿而改判的死刑案件中，由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刑缓期执行的占到63．64%。[8]在重庆死刑二审上诉案件中，因民事赔偿情节而改判比例之高，由上可以窥见一斑。应当说，重庆的情况在全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此外，有学者对某地审结的83件故意杀人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民事部分达成调解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87．5%，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41．9%，法院判决赔偿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37．8%，不积极赔偿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14．3%。民事部分调解结案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最大，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被告人被判死缓的机率最小，说明民事部分的赔偿情况对判死刑还是死缓有显著影响。[9]另有学者对某地法院审结的440件死缓案件共507名死缓犯的“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节逐一进行了分析，其中，因“民事部分已和解或积极赔偿经济损失”这一酌定情节而适用死缓(包括“仅因单一的该情节适用死缓”和“与其他从轻情节并存适用死缓”两种情况)的考量次数为24次，[10]适用比例约占情节(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总数的5%。这也可进一步佐证司法实践中民事赔偿情节对死刑适用的重要影响。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也应当理性而节制地考量民事赔偿对于量刑尤其是死刑适用的影响。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应认真分析犯罪性质、情节和手段，综合犯罪的起因、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态度及被害人的谅解，结合被告人方的赔偿情况，正确适用死刑。[11]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为了争取民事赔偿而“被迫”对本应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不适用死刑的情况。有些刑事被害人事实上是不愿意与被告人和解的，但碍于经济上十分困难，急于得到一些赔偿，所以勉强同意对被告人实施判前赔偿而从轻、减轻处罚。[12]这样的案件不多，但并非个别。在这种案件中，法院因被告人赔偿对被害方的重要性而选择判处死缓，尽管动机良好，从息讼止争的角度看社会效果也不错，但仍对刑事司法自在的正义有所损害，因为法院判决对被告方而言起到了“以钱赎命”的效果。这种案件的客观存在并不能成为批评法院工作的“把柄”，相反，它表明了法院在处理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关系上的一种困境。[13]要走出这种困境，我们认为，首要的是应当树立正确的民事赔偿影响死刑适用的观念，即被告人或其亲属给予民事赔偿并不等同于在刑事责任上当然应予从宽处罚，其只是法院量刑时应当考虑的一个酌定情节。至于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则取决于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以及案件情节的具体情况。易言之，民事赔偿影响死刑的适用是存在限制条件的，对被告人最终是否判处死刑并不以被害方是否接受了民事赔偿为转移。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不能因其有赔偿能力而不适用死刑。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有学者所言：“将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可以考虑的量刑情节正是对被告人赔偿行为的一种积极鼓励和引导。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人不可以拿民事赔偿作为筹码，与法官讨价还价，以获取量刑上的利益。否则，就是赤裸裸的以钱换刑了，这是应坚决反对的。”[14]

谈到民事赔偿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力，尚需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不能将对积极赔偿的被告人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简单等同于“以钱买命”或者“以钱减刑”。近年来，有不少因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而被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的典型案例。如北大学生安然杀死同学案、方强威等故意杀人案、孟某恋爱不成杀死女友案、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张明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影响较大，法院对被告人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判决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并招致了“以钱买命”、“以钱减刑”的质疑声。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被告人仅有赔偿之举，而并无真诚悔罪或者其它从轻情节，那么，司法机关因此而对被告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确有“以钱买命”之嫌。不过，如果被告人积极赔偿是其真诚悔罪的充分反映，或者被告人仍有其它从轻情节，那么就不能简单将之等同于“以钱买命”。因为在此情形下，对被告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并非仅仅因为其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而在于其真诚悔罪表现乃至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在于切实贯彻“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要求。[15]如在最近发生的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件(即“黎景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和“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被告人黎景全、孙伟铭都对被害人给予了积极的经济赔偿。这样会不会造成“以钱买命”？不少网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对这一说法给予了解释：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即使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是可以适用死刑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他犯罪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16]所以，社会上针对被告人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而未被判处死刑的案件，认为这是“以钱买命”、“以钱减刑”，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另有论者也指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不能叫“私了”，并非“花钱减刑”，因为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司法机关。而和解制度是否启动取决于司法机关而非个人，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司法程序，有相当严格的条件和范围。[17]被告人与被害方达成谅解，是在被告人的罪责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在相关人员的参与下解决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这与民间中所说的“私了”是有本质区别的。[18]

四、民事赔偿如何限制死刑的适用

民事赔偿对死刑的适用有显著影响，前文我们也已就民事赔偿之于死刑适用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顺着思维的逻辑，下文我们拟展开对民事赔偿情节如何限制死刑适用问题的探讨。具体来说，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这一酌定量刑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同时也为防止“以钱买命”等负面现象的出现，应当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性确定民事赔偿适当从宽处罚的案件范围

诚然，做好民事赔偿工作是实现“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刑事政策、减少死刑案件数量的一条现实而有益的途径。但是，也需注意的是，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之间的关系极为敏感，工作中必须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规则，尤其不能突破刑事司法正义的底线，出现“以钱赎命”现象。在力争被告人及其亲属交纳赔偿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理性遵循亲属自愿帮赔原则，避免民赔责任累及无辜；另一方面，尊重被害方的求偿意愿，不能强迫被害方接受民事赔偿以对被告人不判处死刑。民事赔偿亦如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当事人双方均受其益；用之不当，则损害司法公正。[19]与一般案件不同，死刑案件中公众的报应情感希望得到满足的心理往往会超越功利性追求。因而，在现阶段大力提倡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确实超越了民众的接受度，大张旗鼓地提倡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总是难逃“以钱买命”之嫌。毕竟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化到超越报应与复仇的特定语境，民众的正当的报应诉求在死刑案件中仍是需要得到关照的。[20]著名刑法学家周道鸾教授也指出，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是好事，不过有争议的就是刑事和解的范围。我倾向于要搞刑事和解，要特别慎重，要不然它会引起社会上的误解，甚至强烈的不满。[21]因此，对涉及民事赔偿的案件在量刑时应该权衡各种利益关系，处理上要从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多方面来考虑。从社会效果方面考虑，要防止“以钱买刑”这种现象，避免导致公众、媒体负面的宣传报道。哪些被告人积极的赔偿可以考虑从轻，哪些不考虑从轻，需要认真的把握。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理性确定民事赔偿适当从宽处罚的案件范围。

就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看，一般认为，对因恋爱、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或生活琐事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被害人有一定过错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的案件，可进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并将赔偿情况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因素考虑。但对于抢劫、绑架、爆炸、涉黑、雇凶杀人伤害、预谋报复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即使被告人积极赔偿了也不能从轻判处。[22]另有论者指出，对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损失并获得被害人及其亲属谅解而从轻处罚的，仅限于那些并非罪大恶极的被告人，而对于那些黑恶势力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重大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尽管给予了赔偿，一般也不因此而考虑从轻。[23]还有论者认为，一般来讲，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事出有因、侵害对象特定的案件，如果被告人积极履行赔偿义务，获得被害人谅解或者被害人方没有强烈反应，可以依法从轻判处；对于侵害不特定公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的暴力犯罪，不能因为赔偿到位，或者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就不适用死刑。[24]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高贵君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死刑公众论坛”上发言时指出，我们在办理死刑案件复核当中，对于因为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对于那些事出有因、侵害的对象很特定的案件，如果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能够取得被害人谅解，一般是不适用死刑的。这与“花钱买刑”、“以钱赎刑”不是一回事情。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的和危害不特定对象的犯罪，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愿意做出赔偿而无原则的从宽处罚。主要是考虑到两类犯罪的危害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只要附带民事赔偿解决的好，对被告人是可以从轻处罚的。[25]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戴长林法官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死刑公众论坛”上发言时也指出，我们现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在死刑适用上也会考虑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一般的民事纠纷引起的案件，只要被害人谅解，被告人或者家属同意拿出钱财赔偿被害人损失，尽管有一些达到了适用死刑的条件，但只要双方能够达成和解，我们也考虑不适用死刑。对这个问题也在研究。死刑核准权收回之后，才把这个问题明确的提出来。原来死刑核准权收回之前，各地法院也在尝试着实践这类做法。但现在我们在区分哪些案件可以由当事人自己来行使这个权利——杀与不杀，也就是说被告方同意赔偿，被害人也同意谅解他，什么样的案件可以不适用死刑？什么样的案件尽管双方达成谅解，但是法院还是应该判处死刑？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抢劫、投毒、爆炸等重大的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是不是可以适用这个条件？我们一般还是只对民间纠纷引起的、双方能够达成谅解的案件不适用死刑。所以，哪些案件和解能够影响到死刑案件的裁判，我觉得还是有研究的空间。[26]

应当说，上述见解基本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民事赔偿影响死刑适用的案件范围，特别是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室负责同志的见解，更是直接地披露了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死刑复核案件过程中对民事赔偿影响死刑适用的案件范围的把握情况，值得下级法院参考和借鉴。当然，从刑法学研究的角度讲，正如戴长林法官所言，哪些案件的民事赔偿能够影响到死刑案件的裁判，确实是还存在值得研究的空间的。

我们认为，上述从犯罪的危害程度来划分民事赔偿影响死刑适用的案件范围，尽管不无合理之处，但似乎不利于民事赔偿情节限制死刑适用作用的发挥，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其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不见得一定都很好。例如，上述司法实践中比较重视民事赔偿情节适用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其中有不少当事人本就是一家人，被告人与被害人有的就是夫妻关系，家庭财产是共同共有的，此种案件中进行民事赔偿似乎意义并不大，该情节发挥限制死刑适用作用的空间也很少。事实上，在这种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本身就是司法解释明确强调的一个酌定从宽情节，故而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而被告人积极民事赔偿只不过是加大了适当从宽处罚的分量和力度。相反，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的和危害不特定对象的犯罪，被告人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的并非就不能适当从宽处罚。如近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张明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等，可以说都造成了多人死伤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和威胁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因而是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较大的犯罪。但毋庸讳言的是，民事赔偿情节在上述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法院最终没有判处被告人死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在孙伟铭案中，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二审以同一罪名改判其为无期徒刑。虽然该案终审判决书给出的五条改判理由条条在理，但实际上促成孙免死的关键因素在于“另查明，案发后孙伟铭委托其父变卖名下财产筹款，其父亲亦全力筹款，倾力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了被害人及亲属的谅解”这一导致量刑出现重大转折的关键情节。这一关键情节发生于一审判决之后。如是，孙免死之关键理由才从法律层面得以确认。就为何终审对孙免死之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将其解释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意回避了孙及家属在一审判决后“倾力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这一关键情节对改判的直接作用。很显然，有关方面另有难言之隐：顾忌舆论将长期存在的“以钱买刑”之司法腐败与孙案改判作直接对号入座，以至于弄成有口难辩之尴尬。[27]有鉴于此，考虑到犯罪后被告人积极赔偿经济损失，一方面表明其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犯罪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故而对其适当从宽处罚的案件范围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我们主张，从案件的性质看，除了严重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之外，其它犯罪案件中都存在民事赔偿影响死刑适用的空间，被告人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一般都可以考虑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为在严重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中，刑法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安全，受害人相对来说比较抽象，被告人进行民事赔偿的实际意义不大，并不能有效地减轻犯罪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易言之，即使被告人愿意给予民事赔偿，但由于侵犯国家法益的刚性，也难以达到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目的。而且这样的犯罪行为直接针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是刑法打击锋芒所指，在考量民事赔偿情节影响死刑的适用时，理当有所限制，似应更加慎重处理。

(二)准确衡量民事赔偿情节的分量

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不同，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力度也是存在差异的。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首先就必须准确衡量民事赔偿情节的分量。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看，准确衡量民事赔偿情节的分量，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赔偿的数额。根据刑法典第36条之规定，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关于赔偿经济损失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作了明确规定，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限于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毋庸置疑，犯罪后被告人应当全部赔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及亲属确实能够全部赔偿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有的甚至能够超额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情况的影响，有的被告人只能赔偿极小的一部分甚或无力赔偿。就赔偿的数额对量刑的影响来说，因为法官裁量空间过大，致各地对依法从轻处罚幅度的掌控相差甚远，有的赔偿额过高，从轻的幅度过大或过小；有的同样判决结果的案件，赔偿数额相差过于悬殊等。诚然，因地域、经济贫富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同地区、不同的赔偿主体之间赔偿额存在一定差距是正常的，但如果法院不正确掌控赔偿数额与减轻处罚的幅度，必然产生诸多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同感，引发“同案不同判”、“同命不同价”的怀疑，[28]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事赔偿情节限制死刑适用功效的发挥。有学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关于死刑案件乃至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的赔偿数额参考标准及从轻处罚的基本幅度范围，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在规定幅度内，结合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际，确定本辖区的执行标准。[29]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合理的，值得重视。

2．赔偿的态度。需要注意的是，确定民事赔偿在具体案件中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力时，不能仅以赔偿数额为标准，赔偿数额只是其中的一个参考因素。正如有学者所说，被告方具有足够赔偿能力的案件在实践中并不多见，多数被告人及其亲属均无令人满意的赔偿能力，这时就不能唯数额论，还要看被告人及亲属的努力程度。[30]被告人及亲属的努力程度，实际上说明的是被告方的赔偿态度问题。具体来说，有的被告人及其亲属积极筹措钱款、不惜变卖家产倾力给予赔偿，有的被告人及其亲属有赔偿能力但恶意变卖转移财产，拒不赔偿，有的被告人及其亲属一拖再拖、不停讨价还价以压低赔偿金额，还有的被告人及其亲属确实愿意赔偿、但因家庭贫困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等等。赔偿的态度反映出被告人的悔罪程度以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故而在确定民事赔偿情节的分量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3．赔偿的时间。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看，有的在侦查起诉阶段就积极给予赔偿，有的在起诉后、一审判决前给予赔偿，有的在法院一审判决后才赔偿，还有的是上诉后在二审阶段给予赔偿。赔偿的时间不同，所反映出被告人悔罪的程度和早晚就存在差异。赔偿的时间同样是衡量民事赔偿情节的价值和分量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参考因素。

(三)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前文已经提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5日颁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都明确强调，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要更加注重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31]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当前我国死刑适用的现实状况，对被告人慎用死刑立即执行要以其案发后真诚悔罪为前提。也就是说，一方面，被告人必须积极进行赔偿。即被告人及其亲属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或者为赔偿被害人损失而作出了诚挚努力。案发后被告人赔偿是否积极，涉及到赔偿的态度问题。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具有足够赔偿能力的案件不多，多数被告人及其亲属均无令人满意的赔偿能力，此时，考察被告人及其亲属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所作出的努力程度就能在很大意义上说明被告方的赔偿态度问题；另一方面，被告人真诚悔罪。对于并不是出于真诚悔罪，而是为了“以钱赎刑”或者“花钱买刑”的被告人，则不能简单地将民事赔偿情况作为对其从轻处罚的理由，即使其给予了超额赔偿，也不宜从轻处罚。因为此时被告人进行赔偿只不过是其逃避死刑适用的借口，而其人身危险性并没有降低，对其适当从宽处罚没有充分根据。诚如有学者所说，有关司法解释将一个单纯附带民事赔偿情节上升为刑法意义上的量刑情节，主要是考虑了通常情况下积极赔偿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告人的悔罪表现，而悔罪本身又是刑法上量刑应考量的因素。如果被告人没有明确赔偿意愿，没有真诚悔罪，仅由其亲属代为赔偿后就予以从轻处理，难以解除公众“以钱赎刑”和“花钱买刑”的负面效应。[32]案发后被告人是否出于真诚悔罪的心态并积极进行赔偿，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告人的悔罪程度以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且也是衡量其是否属于犯有“极其严重”的罪行且有该种犯罪最严重情节(即非杀不可)的一个依据。虽然被告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就达到了死刑适用的标准。但是，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之间，还是存在程度上的区别的。如故意杀害10人与故意杀害1人，可以说都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但两者的严重程度显然是不同的，前一种情况属于刚刚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而后一种情况则基本属于极端严重的情形。对于前一种情况，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时，似更应慎重一些。因为死刑适用的对象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犯有“极其严重”的罪行的人，而应是犯有“极其严重”的罪行且有该种犯罪最严重情节的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并不属于该种犯罪最严重情节的被告人，理当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因为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软化公权力，更好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方针政策，从而有效地限制死刑的适用，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此不妨结合典型死刑案例“方强威、陈战峰故意杀人案”[33]稍作分析。该案由于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人民法院报》曾于2007年10月12日辟专栏对该案进行了重点，以作为今后司法实践中处理类似案件的导向性参考。在该案中，被告人方强威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加之其又系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累犯，论罪当处死刑。但由于案发后被告人能够真诚悔罪，其家属积极代为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安抚被害人家属的悲伤情绪，由此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并达成了和解协议。二审法院在充分考虑被告人方强威认罪态度较好，其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家属损失等诸多可以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的基础上，最后对本罪该处死的主犯方强威“刀下留人”，将其改判为死缓。可以说，该案的终审判决鲜明体现了“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这一酌定从宽情节对死刑的限制适用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体现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

(四)正视被害方不予谅解或拒绝接受赔偿时的死刑适用问题

一般来说，被告人案发后真诚悔罪并且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大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被害方的谅解，法院通常也会根据被告人的具体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不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在有些案件中，被告人真诚悔罪并且也积极赔偿经济损失，但被害方不同意谅解或者拒绝接受赔偿，而是坚决要求“杀人偿命”，有的甚至通过上访、闹访等各种途径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被害方不接受民事赔偿，而坚决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法官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如果坚持不判处被告人死刑则会受到极大的压力。这样一来，是否判处死刑就不是纯粹的规范适用问题，而要融入超规范的因素进行权衡，以取得相对较好的社会效果。[34]道理固然不错，但罔顾被告人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经济损失之表现，而是一味迁就被害人亲属的意见，迫于被害方的压力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则十分不妥。一则，被告人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经济损失，表明其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而且对减轻犯罪行为给被害方带来的物质损害也有一定的价值，故而量刑时适当从宽处罚无可非议。再则，审判虽需要聆听来自被害方的意见，但判决本身却不应以此为转移，不可简单地迁就被害方要求一判了之。试图在刑罚裁量尤其是死刑裁量中为息事宁人而一味迎合被害方态度的做法是片面的，对整个刑事法治必然会带来消极影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也曾指出，实际上，在可杀可不杀的情况下，被害人亲属的意见发挥作用，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在根本不应杀的案件中，法院过分迁就被害人亲属的意见，满足其要求判处死刑的愿望而杀，则是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的。[35]

至于被害方亲属在接受民事赔偿方面意见存在分歧时该如何处理？我国有学者指出，处理此类案件，应针对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案件存在多名原告人的，如果多名原告人共同委托一名原告人或其他人，且系具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权限并具有特别授权委托书的，则原则上可直接由特别人与被告人或其委托的人签订赔偿协议。对于多名原告人直接参加诉讼的，则应分别取得各原告人的同意并全部签署意见才能签订赔偿协议。如果出现意见分歧，则应以各被害人亲属按照法律规定应判赔的扶养费数额的大小作为最后确定调解是否成功的依据。[36]我们基本赞同上述观点，在此不再赘述。

在这里，我们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死刑裁量时不应以被害方的态度为转移，不可简单地迁就被害方的要求一判了之，但并不代表不能考虑或关注被害方的谅解态度。

首先，被害方愿意对犯罪人给予谅解、不强烈要求判处其重刑或死刑的案件中，犯罪人往往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如及时给予民事赔偿或者认罪态度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犯罪人适当从轻处罚，与其说是考虑了被害方的谅解态度，毋宁说是因为犯罪人的认罪态度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