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范文10篇

民间金融范文篇1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民间金融范文篇2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民间金融范文篇3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贡献已达％，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万多家，意大利有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只有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民间金融范文篇4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民间金融范文篇5

2005年中央银行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中国一些地方的民间融资规模已经占到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8.88%~10.53%，贷款余额的12.37%~14.66%，存款余额的6.92%~8.2%。”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等测算，截至2004年底，广东民间资本存量为10638亿元，包括已动用的民间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6022亿元，未动用的民间资本即投资性储蓄2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外汇储蓄、保险资产和境外证券资产等，估计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规模折合人民币超过1.2万亿元。从增量看，广东民间资本年度增量由2001年的48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642亿元，呈加速积累的增长态势①。为什么在农村发挥更大资金融通作用、占据了70%市场份额的是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到底如何？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村民间金融效率的提高？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改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此，笔者将一一进行分析。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的互动机制

金融市场包括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及个人所进行的货币资金借贷活动。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中心交易地点，该地点的存在使得发现交易对方的难度降至最小。金融效率（financialefficiency）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王广谦，1977）。民间金融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融资方式。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包括经济、金融环境、经济主体内在需求、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与创新。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在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中国通常指民间金融）是无效率的。他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爱德华·肖，1988）。完全竞争金融市场的效率体现在配置效率（allocatedefficiency）和运营效率(operationalefficiency)两方面。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上效率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常常具有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的作用（埃德温·H·尼夫，2005）。

金融市场内生演进的一般机制表明，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是相互促动的。金融市场越大，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工具种类越多，搜寻成本越低，金融效率就越高。金融市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求助于民间金融市场。从微观上看，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促使中国一批农户和乡镇企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从宏观上看，提高了经济效率和资本形成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有效调整，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正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的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是没有组织、分散的，使得其在资本集中方面的作用有限。

三、农村民间金融效率分析

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来看，民间金融并不是一种低效率的融资安排，而是解决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对货币的演变发展、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货币政策的效果，乃至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宏观效率贡献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金融效率体现为农村民间金融能充分吸收农村社会储蓄，将其引入资金需求大、生产效率高的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起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

1.融资交易效率。融资效率高低是影响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首要因素。对融资的交易效率评价，可从融资成本、融资机制的规范度和融资主体的自由度来衡量。融资成本是企业筹措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是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也是企业选择资金来源、进行资本筹措的重要依据。资金成本与融资效率成反比。高融资成本（相对于具有相似风险性项目的竞争性市场收益而言）和资金的有限可得性表明了金融不发达。解决金融不发达的问题可以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带来好处，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需要逐步形成新的甄别和治理金融交易的能力（埃德温·H·尼夫，2005）。在债务融资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的管制，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难以合法地在社会上进行融资，影响了融资效率。融资机制的规范度体现了资金市场的成熟度。机制规范的资金市场融资渠道多、风险小、效率高。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中，民间金融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其重要性往往超过所有其他的融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民间金融一直采取压制的政策，使得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手段效率大大降低。融资主体自由度是指融资主体受外界约束的程度，这种约束包括法律上的、规章制度上的和体制上的，约束与自由度成反比，与融资效率成反向关系。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家曾特别强调资本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GDP的增长重要得多。

2.资本市场效率。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民间金融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形成。为了克服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的先天性缺陷，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形成了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作为最终借款者和最终贷款者之间的中介，将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表明，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在盈余单位把未支用的收入向赤字单位转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贯彻这一功能时，其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并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中最佳地配置稀缺的储蓄（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1988）。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正适应了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需求（彭兴韵，2002）。

3.金融体系效率。金融体系循环的最终目的是在满足贸易和服务交换需求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金融效率。金融体系的绩效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决策也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融资难度大小对一个经济体内资本形成的数量和类型关联度较大。在动态的、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盈利与效率是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处于高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相对紧缺的国家而言，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欠发达的金融系统一直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资源，高储蓄率与资源浪费并存，投资效率不高（沈坤荣、孙文杰，2004）。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保持金融资源的流动性和增值性。农村民间金融通过实现支付、为积累财富的投资提供便利、为可行的新项目提供融资以及为风险管理提供便利等作用来体现其效率，其产生和发展弥补了现有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

4.资金配置效率。资金配置效率包括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指以最低的融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指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资金配置效率高低，取决于金融市场上供应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金融商品及金融服务价格的灵活性。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推动，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有多少资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两个主要渠道，这两种融资方式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发展正是通过这两种渠道影响资本形成的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各国经济发展史看，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金融是促进储蓄率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资金的充分流动是资金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必要条件。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增值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广谦，1997）。在农村，由于投资渠道少，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或资金盈余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民间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促进了货币或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产生对正规金融的“挤出”或“侵蚀”效应。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适应了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的需求，符合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二）微观效率贡献

金融的微观效率是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体现为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

1.降低营运成本。民间金融能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监督的高昂成本，使得正规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在面临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会对借款者采取信贷配给的政策，使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全部满足甚至根本得不到满足。这些受配给的农户和企业为了抓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金融进行融资。通常，正规金融与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相连，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越高。

在农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较小，从单项交易看，正规金融机构每次的交易成本往往比大额信贷的要高。高昂的交易成本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而小额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本效率的提高可以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出借者对借款者的信用和收益状况、人品等情况了如指掌，对借款者的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信息很了解，跟踪管理成本低下，减少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风险和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资本效率的提高还可以通过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反映出来（崔慧霞，2005）。

2.动员储蓄。动员储蓄意味着将资金从众多小额储蓄者处聚集起来，用以形成生产性资本。一般而言，在动员储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成本：一是从小额储蓄者处集中储蓄的成本；二是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任成本。由于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草根性”，使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容易获得有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意会型知识。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总体而言，目前民间借贷涉及的恶性事件和风险远低于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在动员民间资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资本主要以居民储蓄存款形态而存在，运用市场化方法，构建民间资本供给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组织系统，有效创造民间资本投入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缓解资本压力的基础。相关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2％③。3.降低信息成本。民间金融的运作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和传统型制度环境中，基于社会网络中的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即信任关系，其所依托的制裁机制为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跨越这些社会网络关系的界限后，民间金融将难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对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刘会荪、李汉铃、冯兴元，2005）。市场收集信息花费的成本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1）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2）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哈特，1997）。（3）产权的明晰程度。产权越明晰，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市场交易规模和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信息的收集成本。

农村民间金融的“草根性”使之易于了解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民间金融组织（资金的供给者）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的需求者）相比，存在着信息优势，表现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和农户、农村中小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因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一般不具备直接到金融市场上筹资的能力，其经营活动中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民间金融机构提供。

4.改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FinancialServices），主要是通过金融工具实现的，而新的金融服务或金融工具的出现，通常是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压力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中，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对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只要求金融中介机构来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对其他金融组织、服务与金融工具的需求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有能力并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金融市场也越发达和活跃（崔慧霞，2005）。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提前支付利息,或实行有奖储蓄等方法吸引储蓄，改进了服务手段，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包括服务时间的延长、取消午间休息。在农村地区,民间金融仍然是最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四、民间金融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

（一）制度环境

农村民间金融最大问题在于其制度环境和相关的政策选择问题。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一直受到融资管制、体制管制等方面的影响,发展缓慢。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民间金融效率比正规金融效率高,而且效率提高的空间很大。目前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之间在规模与利率上都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民间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现实中，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非常适合小规模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应该给予农村民间金融以合法地位。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民间金融运行机制，减少对民间金融的约束,提高金融效率（于谨凯、单春红,2003）。

（二）融资渠道

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村由于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内源性的融资为主，对金融交易的需求较小，资金融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剂短期资金的余缺，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加上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乡土性，使之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但长期融资渠道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包括农村企业的融资能力，诱发替代式的民间融资途径，进而扭曲金融链条的性质，降低链条的供给能力，是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显著依赖短期融资即“借短用长”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实际上承受市场波动能力很低，容易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快速扩张时期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路线几乎都是“初期发展—快速扩张—快速的短期资金融通—再扩张—资金链条紧张—危机—溃败”的路线（徐益平，2005）。因此，在其经营活动中始终面临着资产结构上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优化平衡问题。

（三）基础制约

尽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定的金融资源配置作用，但总体而言，它们的金融服务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金融创新业务开展缓慢，金融市场非规范运行，金融秩序混乱，金融风险积累，市场机制发育不快等是制约农村民间金融效率提高的基础约束。

五、结论

2004年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中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称，“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其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这应该是为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正名”。通过笔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应高效的金融运作效率。实行以制度变迁为导向的改革，将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民间金融效率提供前提条件。

2.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需求加大，对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3.提高金融效率是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民间金融在发展的同时对国家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4.从效率与规模关系上看，资本市场的规模越大其效率越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总储蓄一定的条件下，效率高的市场将形成更多的资本，这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是吻合的。而且，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效率才能筹集更多的资本。

5.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

6.中国的非组织民间金融的盛行，反映了中国社会部分资金需求无法从有组织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数量，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仅仅靠取缔地下金融实现其目标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中国贸促会广州市分会会务信息部2005-10-24/servlet/infosystem.news。

民间金融范文篇6

农村民间金融是广大农村经济主体（个体、家庭企业）为满足其融资需求，绕开官方正式金融自发开展和形成，游离于政府金融监管之外的非官方资金融通活动和组织。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民间借贷、各种形式的合会、民间互助会、储蓄互助会、私人钱庄、租赁公司、农村合作基金、小额信贷、民间集资等。

1.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主体缺位及金融供给缺位。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对利率的直接管制，金融资源非市场需求所决定。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资金需求及金融服务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服务单一，资金供给少。

中国农业银行曾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1997年后市场定位发生变化，农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其县以下机构，且贷款权限上收。这样，农行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8年3月，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近年来，随着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大大减弱。农村信用社原则上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但长期以来演变成农行的基层机构，后分出农行后，资产质量不高，新一轮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把农信社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

邮政储蓄机构在我国农村网点众多，由于其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业务性质，常被称为农村资金的“抽血机”。截至2004年底，全国邮政储蓄系统拥有的储蓄存款余额达1.07万亿元，占全国储蓄余额的10%，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中的65%的存款来自农村，仅有35%来自城市。而邮政储蓄却将吸收的存款全部转存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流出了农村。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以对农业发展银行贷款和对农村金融机构再贷款方式将资金又返还了农村领域,但数量有限。截至2004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27840.97亿元，贷款余额达19551.25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为8490.29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3.4%，农村信用社的存贷差为8289.72亿元，大部分通过投资有价证券，净存放中央银行，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等方式流出农村。所以，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等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通道。农村资金供给不足，导致了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主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和壮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也满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金需求。

2.农村民间金融本身的比较优势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是借贷双方追求各自最大化的资金需求而自愿达成的契约，体现了市场机制的特点，因而它在满足农业生产多样化的资金需求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第一，交易成本低。正规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完全或高昂的监督成本，使得它在面临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会对借款者采取信贷配给的政策，从而使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农村，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的信贷规模大都很小，高昂的交易成本使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这种农村小额信贷。而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出借者对借款者的信用收益状况、人品、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等信息了如指掌，跟踪管理成本低，从而减少了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风险和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同时，农村民间金融没有纳入国家金融监管，对经营的机构、组织、网点、固定资产都没有要求，只需要很少或不需要固定成本，而且灵活多变。在民间融资过程中，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管理成本很低，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的“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因而融资交易成本比正规金融低。

第二，对担保品的要求不高。农村民间金融产生于乡土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上，维系交易双方契约关系的往往是伦理道德、传统宗族等非正式制度，很少要求有规范的担保。

第三，利率比较灵活。由借贷双方根据资金的供求状况、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等因素自由确定，形成机制相对较灵活，其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而不是管制利率，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交易制度。

第四，执行效率高。民间金融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外，债权债务关系难，更多的是依据社区法则得以维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农村民间金融制度是有效率的，但这种效率仅局限于社区范围，建立在有效利用社区的信用资本基础上。此外，民间融资无烦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便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到所需资金。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农户贷款的不足，促进了农村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压力和信贷风险，活跃了农村金融市场。但是，由于缺乏法制化、规范化，农村民间金融也给农村乃至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

目前，我国农村中的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虽然高息借贷是明令禁止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不得超过4倍），但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不受约束。民间借贷利率通常是借贷双方之间相互商议决定的，其中高息大部分高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有的甚至高出银行利率数倍，部分民间借贷演变为高利贷，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2.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

民间借贷的自发性和不可控性，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民间金融机构本来就先天不足，脱离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对一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限制发展的行业，当投资主体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时，便求助于民间金融来实现投资目的。往往一些用途不好，效益不好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被银行卡住后，非正规金融为其融通资金，使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此外，由于目前对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民间借贷活动在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干扰了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运转，给国家货币政策造成冲击。

3.潜伏风险，影响社会稳定。

首先，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很强的制度风险。虽然民间金融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但建国以来政府对其活动经历了由禁止、打击到默认而不提倡的过程。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种灰色状态生存。目前，民间借贷仍然游离于国家政策法规之外，缺乏制度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

其次，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大部分是乡村邻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信用域极其有限，资金规模往往很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农村民间金融往往有两种主要形式：口头约定型和简单履约型。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采取必要的证明手续或是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对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而借款人不论利率高低，自己的承受能力如何，只管把钱弄到手，最终引发债权债务纠纷。

最后，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结构松散，管理方式落后，信息不对称等加剧了民间金融的风险。民间金融组织倒闭破产，可能引发局部的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如2004年的福建福安标会估计涉案金额达9亿元，涉案人员都被判刑，既涉及“集资诈骗”，又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6年12月，浙江东阳吴英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10个亿，月息高达7%。这些标会一旦其资金链断裂，发生倒会事件，就会给当地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规范和发展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对策

1.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制定民间金融法规

我国民间金融至今仍然没有合法的地位，从而难以获得合法权益而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不仅不利于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易产生金融风险，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应当制定法规，明确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正确引导规范民间金融，使其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成为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因为在当前传统农业的条件下，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本身是个弱质产业，风险比较大，正规金融主体不愿涉足农村金融，因此，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关键在于让内生于农村经济的民间资金准入，打破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从法律法规层面上正式承认农村民间金融，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营造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扶持和引导发育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使其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推进农村金融业产权多元化，增加农村资金的竞争程度。只有放开农村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建立起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民间金融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短缺的局面。

2.加强和规范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将其纳入到国家宏观金融管理体系

农村民间金融以其融资速度快、信息费用低、利率具有弹性、服务态度好、渠道广、回收快、资金利率高等优点而经久不衰，但其具有的高利贷、高风险、金融诈骗、隐蔽性强、透明度低、不可控等缺点，致使农村民间金融易累积风险，发展不稳定，潜藏着巨大的信用危机，有时会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社会的稳定。所以，政府必须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把农村民间金融纳入到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对农村民间金融进行严格规范的监管，从而有效的控制农村民间金融的风险，促进农村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农民的需要。首先，监管部门要严格地把市场准入关，同时，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民间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其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进行金融服务，特别是资金的使用和筹集过程要接受人民银行监管，监管部门应坚决打击和取缔从事洗钱、炒卖外汇、高利贷、非法集资等非法活动的民间金融组织。再次，可建立危机预警系统，通过有关的金融专家组成危机评估机构，与监管部门配合，对各类较大的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措施，供决策层参考。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应以引导监控为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地干预。

3.引导民间金融机构走商业化的道路,推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

政府应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各种经济主体，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或商业取向的多种所有制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如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形成体制健全、产权明晰、功能完善、分工合理、运转协调、竞争有序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彻底打破农信社的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和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与此同时，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避免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进行直接地干预，让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优胜劣汰中求得发展，这样，既可消除政府官员在直接控制农村金融业而滋生的腐败及其引发的金融风险，也促进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效益的提高，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农民意识。

4.建立农村产权市场,盘活农村资金

农村民间金融信用风险大，信用担保体系缺位，缺乏风险转移机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受到诸多政策法规的约束，农民拥有的宅基地、房产、耕地使用权无法流通和转让。由于缺乏有效的财产信用，抵押融资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形成对扩大生产所需经营的大额贷款的有效支撑，因此，金融信用手段缺乏是农村金融市场基础的最大缺陷，是造成农民的资金需求无法转化为金融需求的主要原因，所以，国家的土地政策将以归还土地所有权给农民集体为目标，废除征地制度，将土地产权的收益留给农民和农村，禁止各级政府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用集体土地，农民工通过退出自己在农村的份额地权，可在城市安居。对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住宅，建议采用发证确认等有效的方式。农民住房应和城市居民一样，办理产权证，这样房屋才可流通转让，这样就有了符合商业金融机构需要的抵押物，解决了农村金融信用问题。然而，1988年至今的各项土地制度改革，逐渐弱化并走向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强化国家所有加农民长期承包的倾向，所以土地政策要以归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集体为目标。

5.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

我国虽然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实际上一直由国家承担隐性担保，在金融市场逐渐开放、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日益多元化背景下，为了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维护公众信心，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农村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保障农村存款和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开放民营银行的前提条件。其基本目的是加强我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能力和对濒临破产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如清偿存款、承接购买、不歇业救助及“保险存款转移”等方式。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消除政府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促进金融机构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保证。

参考文献：

[1]朱旭东，马妮．发展和完善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体系[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6）：131-136．

[2]陈柳钦.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运行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2007，（72）：35-41．

[3]黄孝武.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6）：49-53．

[4]张杰，尚长风．我国农村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分离与融合[J]．经济体制改革，2006，（4）：86-90．

[5]王丽辉，谢家智．浅论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06，（11）：12-15

民间金融范文篇7

1.农村民间金融的概念

孟凡杰，张扬（2007）[1]认为，农村民间金融是农村经济主体为满足融资需求，自发形成的、游离于政府金融监管之外的非官方资金融通的活动和组织。它是相对于政府金融或国有金融而言的，民间金融的产权必须是属于民间所有的，并由民间经济主体（农民个人或民间金融组织）独立自主地开展金融交易的活动，具有内生性和非正式性的特质。目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主要有民间借贷、和会、私人钱庄、基金会、储金会等形式。它们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合理又合法的“非正规金融”，即通常所说的“正常民间金融”，这类民间金融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交易活动，是受法律保护的。二是合理不合法的“灰色金融”，这一层次主要包括、民间集资、和会、私人钱庄等，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但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黑色金融”，主要指高利贷、金融诈骗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它们即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也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江曙霞、秦国楼（2001）[2]认为，民间金融活动（或组织）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既包括直接融资类型的活动，也包括金融中介类型的组织；既包括保障性质的互济互助，也包括商业性质的资金融通；既是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经济制度，又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制度（就像孟加拉乡村银行那样）。

2.主要特点

孟凡杰，张扬（2007）[1]认为，与正规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有着明显的特征：一是社区性，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发生于农村社区，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业缘关系而成立；二是人格性，交易活动建立在对对方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人格化；三是分散性，农村民间金融发生于数以亿计的农村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频率高，金额小，高度分散；四是层次性，经济落后地区以民间借贷为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规范的民间金融组织，农村民间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呼应，层次分明。

二、农村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李明贤（2003）[3]认为，农村民间金融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是：（1）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存在金融压抑，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发展经济而产生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2）农村民间本身的比较优势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如农村民间借贷方便快捷，适合农村经济主体的需求；民间借贷受乡土社会村规民约的制约和本土文化习俗的影响，具有预算硬约束的优势等。（3）地方政府的一些不合理行为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发生。（4）正规金融制度与民间借贷的不兼容也就造成了农村民间信用的存在。

邓大才（2004）[4]认为，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农村民间金融作为一个组织的崛起过程，是一个典型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用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农村民间金融的诱因——需求性和逐利性；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主体——微观性和基层性；农村民间金融的程序——渐进性和自发性。

闵娟（2007）[5]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村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传统的民间经济行为是农村民间金融产生的历史根源；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建立的民间信用是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纽带；小农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关系为农村民间金融提供适宜土壤；借贷效率为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三、农村民间金融的正负效应分析

1.正效应分析

陈时兴、蔡祖森（2007）[6]认为，农村民间金融通过发挥降低风险、优化资源配置、动员储蓄等功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农村民间金融在满足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具有信息优势、交易成本优势，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农村民间金融促使正规金融进行了定价方式、服务质量、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提高了正规金融服务的效率。

张乐柱（2006）[7]认为，民间金融填补了金融服务空白，促进了个体民营经济发展；拓宽了投资渠道，带动了民间投资的发展；作为突破现有产权制度的金融创新，民间金融能够带来更大的制度性效率；民间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主体金融改革，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不断完善；金融资产产权的多元化有助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降低整体金融风险。

赵敏（2007）[8]认为，农村民间金融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多样化资金的需求，具体表现在：资金借贷主体多元化、资金用途多样化、资金价格弹性化、资金规模差异化、资金期限适应化。

2.负效应分析

陈时兴、蔡祖森（2007）[6]认为，农村民间金融具有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对经济金融运行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农村民间金融运作不规范会对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农村民间金融脱离政府的监管体系，容易成为诈骗和洗钱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和渠道。

邹新阳，王贵彬（2007）[9]认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问题集中表现于制度、信用、组织、运营和管理层面，包括产权模糊、行政干预、信用范围狭窄和信用欺诈、组织化程度低和管理家长制等问题。

倪丹容、李浩（2004）[10]认为，非正式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和货币供给量可控性的降低；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导致二元金融结构与区域金融的回流效应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冲销。

四、促进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胡必亮（2007）[11]认为，应鼓励根据农户的基本特点发展民间金融，重点支持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民间金融和非政府小额信贷的发展；进一步改善政策、法律、体制与制度环境，包括市场准入、政策支持、法律确认、有效监管、产品创新等；建议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民间金融监管局，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各种民间金融活动实施有效监测和监督管理；建议设立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民间金融自律性组织，比如“中国民间金融协会”来协调民间金融组织机构与农民、农村中小企业主及其与“民间金融管理局”、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

张乐柱（2006）[7]认为，根据农村生产力特点与农村经济主体的层次性需求，农村民间金融必须实行合作化，其路径选择：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农村信用社，逐步实现农村信用社的民有化；对民间借贷和各种和会进行合法化和规范化，重构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商业银行法的框架下，探索民间资本组建的农村区域性小型或微型商业性金融组织，也可以通过必要的整合过程，成立区域性投资公司，或者区域性投资基金；出台有关的民间借贷法规，使民间借贷合法化。

孙莉（2000）[12]认为，应放开金融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通过“底层推进”的方式发展民间金融，塑造多元化的金融产权格局。具体来说，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安排问题，政府的作用不在于亲自去组织或直接干预民间金融业的组建，而主要在于制定合理的制度，确立公正、有效的规则，同时要给经济主体充分选择权利的自由，而非代替这一选择的角色。

参考文献：

[1]孟凡杰，张扬．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66-67．

[2]江曙霞，秦国楼．现代民间金融的政策与思考[J]．决策借鉴，2000，（4）：16-18．

[3]李明贤．给农村民间金融适度的发展空间[J]．调研世界，2003，（2）：24-26．

[4]邓大才．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化[J]．人文杂志，2004，（5）：81-86．

[5]闵娟．农村民间金融的社会学思考[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78-82．

[6]陈时兴，蔡祖森．农村民间金融的双重效应与发展对策[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4）：95-98．

[7]张乐柱．农村民间金融的合作化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4）：10-14．

[8]赵敏．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1）：64-67．

[9]邹新阳，王贵彬．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的现实表现[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4）：52-55．

[10]倪丹容，李浩．非正式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有效性[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7-71．

[11]胡必亮．关于促进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几点意见[J]．中国经贸导刊，2007，（3）：45．

[12]孙莉．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及金融体系的变迁[J]．上海经济研究，2000，（5）：62-65.

民间金融范文篇8

关键词：民间金融；监管模式；存在形式；现状与发展

一、民间金融的相关理论分析

（一）金融自由化及市场化理论

“金融自由化”被提出于上世纪70年代，其提出者罗纳德•麦金农与爱德华•肖二人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这种情况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起到极大的妨碍作用。为了保证经济的迅速增长，就应当让金融自由发展，政府尽可能少的干预金融市场，真正实现金融深化，进一步形成金融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我国也曾有专家提出了金融分化的理念，金融分化指的是金融系统中有关组织分工多样，在结构及功能上从一般演变成具体特殊的过程。这项理论提倡改变国家的金融机制，降低政府干预金融活动的频率，强化民间金融自身的融资效用，令我国市场对外依赖水平降低，进而推动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进程，放松汇率和利率的相关限制，令国内市场的资金供求情况可以借助利率的变动客观地体现出来，同时外汇的供需变动可以借助汇率变换进行呈现。金融自由化理论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借鉴此理论对于金融改革具有关键的实践指导作用。在此项理论被提出一段时期后，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个理论对金融进行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引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环节，仍旧存在一些分歧。因为金融自由化理论虽然为各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不小的帮助，然而金融自由化也使得金融脆弱性加强，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能够看出如果整个过程中的某一环节存在问题便会影响全局，令金融市场陷入巨大危机中，这也是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双面效应的具体体现。作为金融市场重要成员之一的民间金融，在中国是一个较为自由的领域，而我国的金融管制又特别严格，民间金融活动及组织更为市场化、自由化一些。然而，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仍未体现出其真正的作用，金融自由化的水平亟待提高，民间金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加强民间金融监管的力度，令金融体系改革获得更好的保障，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使金融市场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

（二）金融监管理论

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令全世界认识到了经济的一体化、监管的缺乏、金融全球化的风险性，应当重新思考和定位，同时对金融改革及风险控制进行规划，并使人们重树信心。然而最近几年，金融自由化理论又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吁又高涨起来，各国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金融监管理论在不断地发生演变。金融监管理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首先，上世纪30年代前，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令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政府没有过多干预和控制金融部门的经营行为。按照当时的自由化理论，金融监管并不被人们所重视，政府的任务就是设立基本的法律规章，保证公平竞争，金融监管的目标是管制，也就是把国家干预降到最低。其次，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金融干预理论。由于30年代爆发的金融危机，令不少金融机构相继倒闭，股市崩盘，整个金融系统陷入瘫痪，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从此完全自由的金融理论无法适应发展形势，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在金融发展中必不可少。基于市场失灵理论及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监管主要对金融系统安全性、金融市场的完备性，从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干预和管制。第三，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提出了“效率优先”的理论。上世纪70年代后，很多金融新产品问世，金融机构更加活跃，与此同时，金融业务交叉现象非常常见，各国更加重视金融效益，“金融压抑”及“金融深化”的理论提倡放宽对金融的管制，恢复金融领域的自由竞争。另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令金融机构面临着更大的风险，竞争日趋激烈。第四，上世纪90年代后，提倡效率与安全并重的金融监管机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金融监管所要考虑的更加全面，由此也出现了像亚洲、南美洲的金融危机。各国在注重经营效益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安全稳定。最后，现阶段金融监管的关键慢慢向安全。稳定与效率进行转移。近来，对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干预的层面，而是开始关注对金融机制的特殊性，从金融活动的深层机理中挖掘金融监管的手段及途径。同时，对金融监管的剖析开始向多方位、宽领域的路线思考。从金融监管的总体演进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金融监管理论在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金融理论及对应方案。民间金融作为国家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之一，其监管必须在结合金融监管理论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效改革。

二、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研究

现阶段，国内金融监管推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模式，2003年国内首次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上世纪90年代末，包含商业银行、证券化及保险业的中国金融由人民银行统一实行监管；我国证监会和保险监察会成立后，人民银行对证券业及保险业的监管从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构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以往由人民银行负责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企业、信托投资企业和其他存款类金融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于银监会后，从此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构成的分业监管模式正式推行。依据金融监管的分工，银监会一般负责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企业、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的监管，以银行业为口径，银监会设立了监管一部、二部及三部，相应自上而下地设立了省局、市局及县办事处的分级体制。内部则建立了对应的监管部门，银监会成立之后，人民银行更加注重货币政策及职能的强化，肩负着金融系统的支付安全，起到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效用。此种金融监管体系结构体现出，除了中央银行对宏观调控的控制外，另外一些监管部门均为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控制层面。采用这种监管制度的有利之处在于提升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技能，同时完成监管任务，有助于提升部门监管的效率。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机构也都按照不同的职责明确分工，从多个层面对金融方针、金融部门及实际运行等方面进行干预。设定以上分业监管体制的目的在于集中金融监管人才，提升监管效率及监管水平，也有助于金融内部的均衡发展，使金融市场、金融部门间形成良性的竞争。现阶段，国内民间金融借贷政策基本上是由人民银行全权决策，银监会同时兼任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监督者及评估者等身份，对民间金融进行全面的管控，同时这也是一种宏观的控制，对省级以下没有根据本省市基本状况制定具体方案的，就算有，这些政策也基本下达不到基层，监管工作无法贯彻到关键的民间金融组织。若可以把民间金融监管从银监会中分离出来，那么设立专门性的民间金融监管部门开展监管工作，这种情况便能得到极大改善，至于怎样监管，本文中也有所涉及。

三、国内民间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分析

（一）国内民间金融监管的缺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近来非法集资案件的规模越来越庞大，给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依照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区域浙江省公安厅统计，几年来，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件高达200多起，涉案资金超过1亿元。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能够看出这些作案手段大部分为高息回报的承诺，借助当地的地下渠道快速筹集巨资，这种方式屡屡获得成功。然而这种不被允许的集资手段所曝露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监管力度的缺失。媒体虽时常报道一些非法集资案件，当地政府却无从知晓，也不敢收受巨资善款。针对这一情况，证明这些地区经济管理机构的不足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职，不得不替公权监管感到遗憾。

（二）民间金融监管是民间金融市场化的具体需求

几十年来，国内一直推行以市场经济为向导的改革，令私营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加强，进而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本，依照05年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指出，由于很多要素的作用，国内民间融资趋于活跃。民间融资在活跃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融资活动半公开化；融资行为更加理性；生产性融资所占比重提升；利率水平显著提升。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民间融资更为广泛。然而，在经济较为滞后的地区，当中具有区位优势、行业优势地区的民间融资活动也较为频繁。各个地区均不断促进民间金融市场化进程，给本地中小型企业、私营经济提供发展的后备力量，打个比方，要想把水放出来，就应当提前挖好沟渠，若缺少规范的体系及健全的监管制度，一味地让大量民间资本完全放任其涌入金融市场，必然会对市场形成不小的冲击。

（三）城镇之间金融发展差距需要依靠监管进行调节

我们能够明确知道，经济发达区域及经济较为落后区域间金融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尤其是民间金融的发展差距。同时，总览全国的经济状况，越是经济发达的区域，民间资本所占GDP比重越大，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更高，而且越是能够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政府介入是解决市场的有效方式，政府可以借助一系列约束政策的制定来约束金融行为，进而调节地区间、城乡间的金融差异，令金融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均衡的状态。10年之前，国务院批准通过了《深化农村信用社试点方案》，要求进行农村合作社的产权变革，依据股权结构的多样性，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准则，在山东、吉林等八省区进行了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行动。这次改革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限从以往的人民银行向地方政府转移，同时提出了很多扶持方案，目的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的农村信用社呆账、坏账等问题。另外，政府拿出超过一千亿元的资金帮助农信社走出困境，凭借重建农村信用社的方式来盘活供需失衡较为严重的乡村金融市场，促进乡镇经济的发展。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推进一定要严谨，一方面是能够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及金融诈骗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给予民间资本充分的空间，把目前的很多非正规金融纳入到政府的正规制度安排中，令其具备合法性，进一步缩小城乡间的金融发展差距。

四、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构建国内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的基本准则

1.遵循民间金融“阳光化”准则

要想对民间金融进行监管，首先必须要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阳光化，承认民间金融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当前，随着一系列规章条例的施行，更多人对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最近，央行不断推出对民间金融利好的消息，然而大部分都没有被落实到位，之前拟定的《放贷人条款》草案，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尤其是那些早就在经营民间借贷的民间金融机构焦急等待条例的正式颁布。

2.坚持制度化的民间金融监管原则

由于民间金融活动自身拥有巨大的风险，在允许民间金融监管合法化的基础上，民间金融的安全发展及风险控制仍旧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作为支撑，也需要具备系统、制度化、可持续的监管理念，构建一套符合国内现阶段民间金融特点的监管模式。国内民间金融形式多样，交易不透明，监管工作难度重重，因此必须具备健全的制度保障。

3.把握金融监管主体明确的准则

从对国内外民间金融的监管情况分析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民间金融监管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共性，那就是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监管主体非常明确。因此，国内民间金融的监管需要有明确的主体，不然会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出现权责模糊、甚至相互推诿的现象，令整个监管工作陷入混乱，直接影响监管的对象。

4.监管适当原则

民间金融在实际交易的过程中因为程序简便，成本不高，可以迅速形成交易，因此人们十分青睐此种金融活动形式。若对民间金融监管不当，便容易导致缺乏灵活性，难以符合民间金融市场的具体要求，进而影响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监管部门必须把精力集中到市场体制不能解决的方面，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应当采取适度原则。

5.重视监管效益

在进行民间金融监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监管费用及民间金融经营费用的问题。首先，无论选取哪种监管形式，监管成本必须控制在适当范围内，成本过高将增加监管部门负担，也不满足经济效益原则；其次，当民间金融被纳入监管时，民间金融活动的经营成本不应为监管承担太多的成本费用。

（二）国内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的构建措施

1.实行差异化监管

在民间金融监管模式中，监管部门需要积极转变监管模式，对不同的金融机构，确定对应的标准，有目的性地实行分类监管，即对不同层次、类别的金融组织，监管当局的监管力度应当有所差别。从上文中我们分析的民间金融存在的情况来看，国内民间金融仍旧存在着不少非法组织及非法活动，例如洗钱、炒卖外汇、高利贷等非法集资金融活动，不但严重干扰着金融市场的秩序，甚至会对社会治安造成阻滞，所以对于这些行为及组织必须坚决进行打击和取缔。相反的，对于那些对国民经济有利的民间金融组织及行为，政府应借助相关制度进行保护和支持，实行分类监管。

2.构建立体化监管体系

我国民间金融分布广泛，并且遍布各个地区，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都存在着民间金融活动。因此，必须对这些民间金融组织及金融活动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制定一个可行的监管模式。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民间金融监管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个横向与纵向的立体式监管模式，推进政府的外部监督、民间金融业的行业自律及自我管控三个方面相配合的监管机制，促进民间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

3.商业银行监管

针对注重经济效益的原则，必须考虑监管成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商业银行网点众多并且较为分散，尤其是在某些偏远的区域均有分布，若经由现在的商业银行网点进行登记，反映民间金融的真实状况，不但能够节约成本，也可以带来极大的方便，促进金融监管工作的开展。但是，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避免政企不分的现象，确保分工明确；其次，遵循不增加经营成本的基本原则；最后，就是保证商业银行监管民间金融的合理性。结束语综上所述，笔者对国内民间金融监管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指出了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以及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了构建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的具体对策，对于国内民间金融监管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高晗 洪宁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当前民间融资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J].金融与经济,2008(09)

民间金融范文篇9

关键词：民间金融；民间资本；增值；资金供给；民营金融

民间金融是与官方正式金融相对应的概念，它是对官方金融供给不足的一种补充。我国农村地区资金供给严重不足，民间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沿海农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为了满足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出现了民间借贷、各种金融会（标会、轮会、摇会等）乃至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形式。这些民间金融组织的出现，对缓解资金紧张、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倒会、资金外逃等等，在金融领域甚至对国民经济都带来了一定风险。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和增值，民间金融能在狭缝中成长和壮大，是因为民间资本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因此，发展民营经济，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要在不断增加民间资本的增值能力的同时，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逐步将其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使其从民间金融变为民营金融，并对其加强监管，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一、民间融资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一）概念

民间金融是指个人、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它是尚未纳入政府监管的、未取得合法地位的金融形式。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金融的一部分。非正式金融是指不通过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和用超出现有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的总和。也就是说，非正规金融包括非法的金融主体进行的各种金融交易和合法的金融主体进行的非法交易。非正规金融除了包括民间金融（非法的金融主体进行的各种金融交易）外，另一部分就是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及正规金融机构与其它经济组织之间开展的不合法的金融交易。

由于民间金融没有取得合法地位，所以，既没有纳入法律监管的范围，也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可以说，我国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的机构和组织（即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金融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国家信用的担保，比如说，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这些本该属于民间信用的机构，因为政府的监管、人事安排、对其经营的干预及经常的整顿，已经变异为官方金融的形式。所以，可以认为，目前的民间融资实际上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没有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尚未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金融形式。它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民营”金融只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民间”金融涉及到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别。

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如标会、摇会、抬会、合会、呈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民间借贷是第一阶段，体现为临时的无组织融资，而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体现为有组织、具备专业化经营素质的融资形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002）。按两阶段划分方法，民间借贷有私人借贷、企业间借贷和集资形式；民营金融则包含信息公司、互助基金会、当铺、标会和地下钱庄等模式。民间金融按其从事的活动性质划分，可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前者即不合法但合理、对社会有益的金融活动，如民间友情借贷、企业互相融资等，后者是不合法、不合理、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如非法集资进行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组织资金外逃等。

（二）现状

我国的民间资本经过20多年发展，已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尤其是沿海地区农村，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从1986年开始，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严瑞珍，刘素贞，2003）。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企业之间，特别是民营企业之间的直接临时资金拆借或高于银行固定利率性质的民间借贷数量巨大，估计仅2000年企业之间直接拆借或借贷的金额高达800～1000亿元人民币(张锐，夏学良，2002)。温州全市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中，来自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24%，其余76%全部来自民间金融。苍南是温州市民营企业较发达的县之一，2001年，该县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构成中，民间借贷占45%，个别企业可高达50%以上，自有资金占35%，银行贷款仅占20%。温州和台州两地的民间资本已达5000亿元左右，整个浙江省的民间资本超过8000亿元。如果将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民间资本的总量加起来，全国民间资本的总量将超过10000亿元，相当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张军，2002）。然而，相对于巨大的民间资本规模，我国的民间金融规模并不大，据有关估计，我国民间金融总量大约在3000亿元，占全国金融总量的0.3%（王维强等，2003）。这也说明，我国的民间资本潜力巨大，民间融资尚未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但真正的民营银行迄今为止还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其它进入银行业的资本都是以参股的形式介入，目前11家股份制银行中的其它10家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没有一家是民间资本控股的。我国目前正在由徐滇庆教授组织的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研究工作（这五家民营银行是：沈阳瑞丰银行、广东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江苏苏南银行、西安长城银行，参与试点的企业包括：东宇集团、申达集团、丰嘉集团、志高空调公司、中科智担保公司等），已进行了几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经过多次研究和提请银监会批准，但至今没有一家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所以说，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还处于边缘地位。

民间金融在为民营经济服务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非法金融组织从事着大量的非法交易，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如农村合作基金会自1984年在少数地区试办以来，由于政府的支持，在全国发展很快。到1992年底，全国己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乡一级1.74万个，村一级11.25万个，分别占乡总数的36.7%和村总数的15.4%。1992年末筹集资金164.9亿元，比1991年增长65%，年内累计投放资金178.5亿元，比1991年增长75.5%(严瑞珍、刘淑贞，2003)。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一种合作金融形式，有效地支持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一度成为乡镇政府的“第二财政”和村级组织的“钱袋子”，受到行政干预，乱支乱用，造成严重亏损，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其关闭。另据有关学者的调查，中国地下钱庄目前控制的资金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亿元，仅近年来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黑钱就高达2000亿元，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2%。私募基金总额则已超过8000亿元，一级半市场上也有数百上千家所谓的“拟上二板(创业板)企业”的股票以变相公募的方式进行私募（刘惠好，2003）。大量的资金没有纳入政府管理范围，形成资金暗流，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造成了大量的税收流失，并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

正因如此，民间金融屡屡成为整顿金融秩序的对象。1998年是中国的金融风暴年，轰轰烈烈地搞起为“整治三金三乱”的金融业整顿清理工作，农村的互助合作会、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都成了非法金融机构和整顿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打击和取缔地下金融活动的工作从未停止过，但民间金融活动因民间资本强烈的扩张冲动从未因此而中止。它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1）越是资金供给不足的地区，民间金融发展越快。如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少，农民贷款难）相对城市发展快，沿海地区（民营企业需要的大量资金得不到满足）相对中西部地区发展快。（2）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实施，民间融资利率下降，并有一部分民间资金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以民间金融最活跃的温州为例，以往，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是一分左右，也有少量在八厘或一分二、一分五之间，温州实施利率浮动改革后，民间金融组织的贷款利率从以前的一分降到八厘左右，有的甚至降到了六厘，大大低于前些年的水平。同时，民间金融有萎缩的趋势，一部分民间资金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企图以较小的利率损失换来较高的资金安全。（3）旧的形式不断消失，新的、更高级的民间融资形式不断产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随着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大批民营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本闲置或低效率运转，这种资本配置错位的矛盾刺激了新的地下金融形式的发展，各种标会、地下钱庄的地位下降，不规范的私募基金、灰色的一级半市场等快速滋生。这些新的形式可以在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获得更多的资金，以满足民营企业大量的资金需要。

二、民间资金需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的民间金融源于金融抑制，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所自发产生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国有部门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2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樊纲，2002）。在温州这个民间金融发展最早、最快的地方，正是民营企业的巨大资金需求促进了民间融资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98年温州国有部门的产值不到总产值的6%，但贷款占合法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同时占9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部门所得到的融资不超过7%，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包括城市信用社及农村信用社在内，对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贷款比例，1990年为3.9%，1991年为3.87%，1994年为5.1%，1995年为5.49%。1998年为6.87%。目前，温州民营企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95%以上，但在传统的金融制度下，温州民营企业很难从合法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支持（程雷，2004）。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金融抑制状态催生了民间金融。

具体来说，我国的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民营企业向国有金融机构融资难

1、国有金融机构战线收缩。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的压力下，出于资金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综合考虑，将信贷权限集中到省分行甚至总行。一些贷款不良率高和经营亏损严重的县级行的贷款权限被取消，而保留一定贷款审批权的基层行为数甚少且权限较小。即使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农业银行，也从农村地区撤离，把重点放在了大型项目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上。经济愈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权限就愈小。在经济欠发达县（市）的乡（镇）一级已基本上很难见到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了，农村地区的农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贷款十分困难。

2、体制冲突。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原来的国有专业银行），是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为了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以金融的形式来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1985年拨改贷，原来由财政支出的投资改由银行支出，实际上，银行充当了财政的出纳。因此，从制度设计上，国有银行直接对国企服务，两者互为存在的条件，都是国家的，盈利与亏损概由国家负责。国有专业银行改制为商业银行后，虽要求其自主经营，不受政府行政干预，由于存在体制的惯性，加之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的关系（大量坏账、呆账、呆滞贷款）及银行与地方政府长久以来形成的合作关系，一时难以切断，加之，中央政府考虑到发展与稳定的各种因素，并没有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兜底的做法，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仍是“一家人”。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情有独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非公有制企业，一旦贷款收不回来，国家是不负责任的，而且，责任人有侵犯国家财产、受贿、金融诈骗等嫌疑。在国有企业的呆坏账多次核销、企业债转股、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多次注资之后，中国现行的法规规定，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呆坏账不能核销。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只对国有企业造成的亏损负责，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无所顾及，但对非国有制企业的贷款，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给予的尚方宝剑，是不敢有所作为的。这就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上的冲突，它使非国有企业在向国有银行机构融资时受到歧视。

3、成本高。国有商业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单笔贷款数额小，成本高。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具有规模优势，而且风险小，所以，国有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与中小企业打交道。即使有大量的存差，也不愿意主动向中小企业营销。

4、征信体系滞后。中小企业由于起点低，资信差，大部分不能向银行提供合适的抵押品，有的不曾向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大部分根本就没有资信记录，而且，我国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所以，在向中小企业贷款的过程中，关于中小企业的资信、资质都无据可查，正规金融机构出于稳健经营的考虑，自然不敢向其发放贷款。

（二）民间金融机构得不到法律的认可

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以官方金融为主的体系。不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国有性质，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都是由各级政府管辖并拥有控股权，连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都具有官方金融的性质。我国金融资产80%集中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且还不断发生非国有金融部门的资源向国有金融部门集中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在基本保持原有所有制结构的前提下，原城市信用社被重组为有政府投资并控股的新的准国有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曾作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承担部分政策性业务，1996年行社分家后，信用社向合作金融的方向发展，但2003年改革试点，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亏损补贴50%并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化解历史包袱，说明中央政府对其经营亏损负责，农村信用社并不是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可以说，在我国，凡是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具有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如浙江曾有三个私人钱庄领了营业执照，而后又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被作为非法组织取缔了；民生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民营银行采取了官办金融的经营机制；五家试点民营银行迟迟得不到银行监管部门的批准；而被称为国内首家民营银行的浙商银行2004年7月底试运营，但浙商银行重组过程基本上由地方政府一手主导，其董事长内定为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行长是人行杭州分行行长，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如此等等，说明办民营金融步履艰难，在我国没有合法地位，尚无其存在的空间。但凡得到法律认可的金融机构，都成为官办金融机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但以国有金融为主的框架仍未被打破，金融业的改革步伐远远赶不上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非公有制企业直接融资难

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不仅间接融资难，直接融资更难，股票市场所占份额小，发行债券尚无先例。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以股票融资为主的市场，而股票发行最初是作为解决国有企业资金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虽然近年来，管理层摒弃了限制民营企业到主板上市的做法，但入市门槛较高，只有少数扩张较快的民营企业集团才直接或间接地挤进“主板市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渠道直接融资。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境内A股市场共有139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上市的民营企业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仅为11.84％。其中，直接在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59家，通过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为80家，上市民营企业总股本占深沪两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仅为6.76％（刘惠好，2003）。可见，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十分有限，与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相称。2004年6月，我国开放二板市场，首批有38家进入，容量相对较小，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要求，而且，二板市场进入条件也相当苛刻，许多中小企业可望而不可及。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三板市场，由于其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停停走走，没有形成气候。

三、民间资金供给：私人财富资本化的必然出路

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私人财富不断累积，私人的消费与投资行为引起的社会金融流量事实上已经成为了金融业务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迫切需有新的金融组织来为私人资本寻找出路，而我国现有的金融组织大多存在着创值能力低或风险太大的问题，资金回报率低，资金安全得不到保证。2002年9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达84139亿元，我国民间资本(包括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至2003年1月底，我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月末余额为9.81万亿元（文琼，2003）。而我国居民在储蓄投向方面的选择非常有限，居民储蓄在正规金融领域大致有两方面投向：第一，用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或手持现金。这种投向尽管安全，但收益率太低。第二，用于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风险领域的投资。许多居民不愿接受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工具（赵峰，2003）。为了提高收益率，民间资本投向第三条渠道，即投向民间借贷、各种盈利性集资、抬会等非正式金融领域。这种投资的风险介于前两类投资工具之间，而收益明显高于第一类，相对来说，风险小、收益高，因而被许多居民所接受。可以说，民间金融是投资者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如前所述，我国民间资本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目前3000亿元的民间金融总量，相对于8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和12万亿民间资本来说，现有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将民间资本充分激活（刘惠好，2003）。因此，改变金融抑制状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让民间金融走向正规化、合法化，由民间金融形式发展为民营金融形式，是抑制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民间资本的多种投资方式。其主要途径有：

（一）民间金融公开化、合法化

一是民间金融形式如各种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等取得合法形式，银行监管机构对其加强监管。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涉及许多公众的借贷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正式金融机构尚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融通资金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它们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业务活动也不受有关部门监督，很容易引发借贷纠纷和金融诈骗事件，扰乱金融秩序。因此，对一些确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予以正式化，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非正规金融的循环信用体系（相当于我国温州地区的金融会），作为一种村民自助的资金组织形式，存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台湾地区等，虽然具体的形式及作用有所不同，但其都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困难。它之所以有成长的土壤，就是因为农村地区的商业金融机构没有利润，没有金融组织愿意留在农村地区，只有这种合作组织能把资金留在农业和农村。如孙大午集资案，作为一个大型的民营企业，遇到融资困难，向当地农民集资，支付了相对较高的利率，他的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向农民融资，没有损害农民利益，而且深得农民的信任，他所采取的集资形式完全应当得到政府的认可，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益尝试。但因为他的集资没有办审批手续（申办手续也不可能被批准），所以是不合法的，孙大午本人被判有罪。这样，人为地切断了资金供求平衡的纽带，影响了资金的合理配置。发展民营金融，我们应当鼓励各种有益的探索，给予其合法地位，要求其合法经营，加紧法规和监管的跟进，而不是一味地限制、打击民间金融组织。对于这种有益的资金组织形式，只要有一定的信用保障措施和严格的监管，我们完全可以扬其利避其害，把它们发展成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最近，有消息说，央行和银监会正在起草一个条例，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农民互助合作形式的金融组织建立。因此，民间金融组织有望得到监管部门的认可，民间金融正规化、合法化将提上议事日程。

二是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既可以借鉴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又可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有条件的地方可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从体制上为农村金融机构更广泛地吸收社会资本金、增强服务功能创造条件。目前，江苏无锡、江阴、张家港三市的农村信用社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吸纳了大量民间资本，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更多的有民间资本参与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银行。

（二）大力发展由民间资本组建的各类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

我国的银行，按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排队，划分为国家政策性银行(3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4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1家）、地方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112家）和合作制金融组织（城市合作社、农村合作社）等（2004年数据—笔者注）。国有商业银行在1997年时的市场份额，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总额的88.92%，利润占银行业利润总额的41.92%，存款占同期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73.38%，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69.57%（邹月新，2003）。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太小，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加起来才3万亿元，还没有建设银行一家的资产规模大（国际金融报，2003-11-10）。可以说，在金融业，我国仍由政府和政府官员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没有摆脱行政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国有金融的市场过渡进入、民营金融被挤出的特征明显，与中国经济市场化、多元化的发展反差突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对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体制外的民营银行出现，体制内的国有银行就没有竞争对手，体制内的问题也没有途径来解决。就像国有企业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民营企业来解决一样，民营银行的发展也是解决国有银行问题的手段。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民营银行，而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规模与如何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管。银行监管部门虽对发展民营金融顾虑重重，但对正在筹建的渤海银行，银监会提出的六条要求，可以看作是对民营银行的一种规范。这六条要求是：一是新设银行法人机构应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有所创新；二是必须能控制住关联交易和关联贷款风险；三是政府不干预银行的日常经营；四是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五是银行应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人事管理制度，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六是银行应具备有效的资本约束、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约束和风险管理约束机制。(中国金融家网，《金融观察专题》，2004-06-02)。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同时，我国的金融改革有着体制复归的倾向。一是对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造中的政府包办行为，使其具有官办金融的性质。二是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如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由政府控股，由政府官员控制，甚至像浙商银行这样标榜为民营银行的股份制银行也由政府官员出任主要职务。三是新成立各种政策性银行的呼声不断，如中小企业银行，科技银行等，各地区、各部门对办银行扶持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发展跃跃欲试。四是贷款担保机构由政府出资，很少吸纳社会资金，承担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所以，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必须从思想上改变政府包办的观念，真正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而不是在碰到某些问题时马上就想到由政府出面来解决问题，最后积累的问题还得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解决。这样，就会增加改革的成本，降低改革的效益，延长改革的时间。

（三）发展投资基金和信托基金

我国银行系统集中了巨大的个人财富，大量的存差成了龙中之虎，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民间资本投入经济建设，目前有些地方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上海，通过信托基金，民间资本（个人储蓄存款）购买基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进入原来的国有经济领域，既实现了所有制结构调整，又实现了融资方式的变革，一举两得。因此，我们要把更多的国有企业经营领域放手给非公有制企业来经营，如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给非公有制企业更宽松的环境，更多的融资方式，如投资基金、信托基金等，居民将其储蓄购买投资基金、信托基金，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原来的国有部门，实现对国有部门股权结构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原来由国有部门经营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由于引进了民间资本，进行商业化运作，转换了经营机制，会提高运行效率，符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四）发行企业债券

过去，我国的企业很少以发债的形式融资，非公有制企业更是没有发债的先例。根据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有关资料，2001年我国股权融资总额达1200亿元，而债权融资只有245亿元。目前，债券市场总量为28000亿元，其中国债近17000亿元，金融债10000亿元，而公司债公有400亿元（邓向荣、周密，2004）。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发行的债券余额为38331亿元，其中国债余额为22604亿元，政策性金融债余额为11650亿元，企业债券余额大约为1700亿元，其他品种(包括央行票据)为2377亿元。可以看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构成我国债券的主体，约占余额总规模的90%。（中国证券报，2004-10-02）。相对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有其优势，因为，股权涉及到分红，而债券只需还本付息，如果经营得好，债券发行者自己可以有更高的资金回报率。正因如此，与我国不同，外国的企业债券融资的比例远远高于股权融资的比例。我国企业之所以千军万马挤股市这个独木桥，就是因为企业经营状况太差，无法支付债券融资的成本。股市融资不要还本，无盈利不分红也没关系，而且，股权融资成本比债权融资成本低，前者为2.90%，后者为5%左右（易俊平，2003），能圈到钱企业的日子就好过，企业上市就为圈钱。而且，上市是经过审批的，主要是对审批机构负责，而不是对股东负责，审批机构也主要考虑为国有企业解决更多问题，为政府分忧解难，这就决定了能上市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且是国有企业中那些更愿意寻租的企业，而不是经营效益好、有竞争力的企业。这就形成了对资金配置的误导，形成了对资源的浪费。如果能打破目前我国股市的这种不公平状态，让所有企业（包括国有制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公平竞争，让股东来决定企业的去留，那么，优胜劣汰的结果将使股市留下来的是经营绩效好的企业，会把资金配置到效益高的企业去。而且，真正效益好的企业更希望发债融资，把利润留在本企业，而不是用来分红，这样就能鼓励企业债券融资，就会彻底改变目前股市火爆、债市冷落的局面，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资本市场的结构优化和规范发展，将改变我国目前资本市场投机性强的现状，鼓励更多的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不是在虚拟的市场空转，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也可以鼓励更多的资本进入民营企业，而不是让大量的资金被效益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占用。

企业发行债券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何控制风险？一要根据企业的注册资本、净资产、经营状况、现有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确定企业的发债规模，避免因发债过多无力偿还产生的风险。二要确定企业发债等级，根据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企业根据它所获得的等级确定利率，等级越高，利率越低，引导社会资金根据自己的需要，流向不同的企业，达到资金供求的最佳结合。三要加强对取得发债权的企业进行跟踪监督，建立预警机制，使可能产生支付风险的企业及时退出债券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五）发展三板市场

我国目前已建立了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三板市场初具规模。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产权交易市场和证券柜台市场是我国三板市场的雏形，但它的发展历程较为曲折。我国的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第一轮企业股份制改造浪潮中兴起的，到90年代，我国200多家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产权交易所除配合地方财政、国资和经贸委等部门办理国有企业大宗资产和产权交易外，还涉足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托管和股权交易业务。1997年末至1998年初，中央政府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下令关闭涉及产权拆细交易和股权交易的证券柜台市场和产权市场。2000年后，各地的产权交易所又开始积极探索恢复和规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托管和股权交易业务（刘惠好，2003）。三板市场的目标就是要弥补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不能充分有效配置民间资本的不足，把最大限度激发民间资本的增值能力和促进企业股权流动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在我国的民营企业无法进入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的情况下，尽快发展三板市场，引导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三板市场，流向民营企业，是促进资金供求平衡的有效办法。

四、发展民营金融的制度保障

相对于正规金融交易，民间金融贷款期限灵活，手续简便，民间金融提供的多为信用贷款，一般不需要抵押物，也无须担保，风险防范多以亲朋好友获取的信息为保证，这种人缘或血缘、地缘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正规金融风险评价体系的替代。在温州等地，由于民营经济对资金的大量需求，资金提供者可以在几个小时聚集几千万、上亿元的资金提供给客户，这样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民间金融目前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所以，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实现民间金融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民营金融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作保障，要尽快建立民营金融组织的正常进入和退出机制及严格的监管制度。

（一）存款保险制度。

任何形式的金融组织的存在都是伴随着风险的，民营金融更是如此。目前，中国银行业的自有资产加上已经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相当于银行业全部不良贷款的四分之一，存款救济十分困难(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2004)。所以，不论是民间借贷、各种标会、私人钱庄，还是民营银行，都需要一定的保障机制来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这种机制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有人担心，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会造成民营银行的道德风险，甚至是由经营好的银行为经营差的银行埋单。其实，只要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这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的利益无法保障，民营金融就发展不起来。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根据不同的经营状况实行差别存款保险费率。二是银行间的互相监督机制——取消银行现有的国家信用担保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信用机制。目前，我们之所以担心大银行为小银行埋单，就是因为大银行有国家信用作保障，而小银行没有。相对来说，大银行是不会破产的，靠得住的。所以只担心小银行亏损破产。其实，如果大银行没有国家信用作担保，或者，小银行也像大银行一样，取得国家信用的担保，小银行会更具竞争力，加之它们没有历史包袱，市场扩张的能力会远远超过大银行。至于道德风险，小银行有，大银行也有。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怎样去约束它。如果现有的银行没有了国家信用作后盾，就会关心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其它银行的经营状态，加强相互间的监督。我国的官办金融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民营银行的监督的力量会远远超过银行监管机构，所以，应该让现有的银行机构与民营金融机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三是及时退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存款人利益，并不是保证每个参与保险的金融机构都能不折不扣的得到补偿。所以，金融机构一旦因主观原因出现经营危机，保险机构有权要求其退出存款保险体系或由其它金融机构对其接管或兼并，把银行经营不善引起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参与保险的金融机构的利益，保证存款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行。

（二）利率市场化与贷款担保制度

对于民营企业，由于起步晚，规模小，大多无法向银行提供抵押物来获得贷款，因此，对于贷款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银行只有通过调高其贷款利率，以抵消贷款风险。但目前来说，我国尚未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只有农村地区已开始进行试点，所以，银行仍旧只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而不愿意贷款经民营企业。虽各地政府也纷纷成立担保公司，但因其规模小，资金有限，中小企业获得信用担保的条件较为严格，政府担保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基于民营企业的资金紧张状态，民间担保公司出现了，他们相当于中间商，收取一定费用，为民营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承担了贷款不能归还的风险，为民营企业融资搭桥铺路。对于民营银行来说，相当于支付了一个较高的利率，获得了贷款。这种民间担保公司是建立在互惠互利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是自发产生的，是对市场需求的回应。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创造条件，实现利率市场化，让资金价格来调节资金流向，实现资金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支持和规范民间担保公司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政府建立担保公司，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而不是把民间担保公司整垮或挤出市场。相对于民营企业的巨大资金需求来说，目前的担保公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它作为民营金融的一种制度保障，应当得到鼓励与支持。

（三）破产清算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完善的破产清算制度，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有三方面：一是国有企业适应于破产法，非国有企业适应于民事诉讼法。我国的《破产法》仅适应于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量的私营企业、个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都不是法人企业，不能作为法人申请破产，而是适应民事诉讼程序。而且，我国的法人企业有着严格的规定，有的企业已注册为法人企业，但因其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的最低数额，即算申请破产，也被人民法院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作为破产申请人。这些企业可以不通过破产程序，只需到工商管理部门注销就可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甚至只需一两年不主动申请年检，工商部门就可以以不申请年检为由将其注销。这些企业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严重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二是破产清算要主动申请，所以，在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没有申请的情况下，不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就为破产企业逃避债务提供了方便。现在，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剥离不良资产”，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移资产，留下债务，实现“金蝉脱壳”。银行的贷款往往就这样被企业变成了死账。三是一部分债务人通过提前受偿使银行的债权不能公平受偿。债务人自己不申请破产，企业资不低债时，一部分得到消息的债权人采取诉讼手段，取得债权，提前受偿，而银行的债权则往往在进入破产程序后才开始受偿，造成严重损失。据有前调查，江苏某市金融机构债权在破产企业中受偿率平均只有3.78%（陆磊，2002），可见，银行债权受偿率之低下。所以，我国目前的破产制度不完善，严重影响了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要尽快建立包括法人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破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德国公司法规定，一旦公司的债务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在三周之内提出破产宣告之请求，否则，他们必须承担由此延迟而引起的一切损失。我国应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法规，以保护银行债权。

（四）征信制度

信用制度是保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征信制度的建立是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和民间资本进入正规融资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当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把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件大事来抓。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专题工作小组”，负责总体规划和组织协调工作。各地社会诚信建设取得明显进展。2004年9月29日，黄菊指出，中国政府正致力于从五个方面加快中国征信体系建设。一是加快征信法规建设；二是加快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三是积极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开放征信服务市场；四是加强征信市场监督管理；五是抓紧制定信用服务行业标准，推动信息共享。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应根据这些要求，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牵头、由各金融机构参与、并联合工商管理、消费者协会、税务、保险、不动产管理等部门组成的征信体系，建立包括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信用数据库。随时向客户提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黑名单，以保证金融交易中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包括存款人、贷款人、存款保险机构、信用担保机构、金融机构本身的利益。

（五）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所以，对进入者必须有严格的规定，如注册资本、经营场地、经营范围等，另外，在原有民间金融机构正规化的过程中，它们过去是否守法经营、有无损害存款人利益的行为，都是可否进入金融业的重要条件。因此，建立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金融机构能否合法经营，是否有损害相关利益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潜伏着金融风险，需金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证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均以年报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但是，除上市银行外，其他银行披露信息的内容、方式、程序都不够规范，向社会披露信息的范围也较窄，一般存款人和利益相关人基本看不到银行的年报；对财务指标的揭示和对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披露不够充分。而上市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招股说明书存在的过度包装行为；盈余操纵行为；主动披露重大事件的意识不强；等。因此，要尽快建立完善的报告制度和信息流动制度，对于已上市银行，要严格按照证监会制定的年报准则、中报准则，进行编制，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李芸，2004）。为了避免银行上市面上圈钱和进行关联交易，对于民营金融机构的资产构成和债务构成都要进行曲定期披露。

（六）对责任者的惩戒制度

对于民营金融机构的风险，不仅来自于借款者，而且来自于机构本身，而且本身所潜伏的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更大，对社会产生的震荡更可怕，如何防范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是发展民营金融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对银行业经营者建立惩戒制度，设立“破产犯罪”这样的法律条文，要求银行业的经营者承担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银行损失和金融风险的责任，对其采取“列入黑名单”、“取消资格”、“限制行为”、实施经济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惩戒措施，以强化其责任意识，保证其合法经营并主动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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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范文篇10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我们应该排除那种对民间金融完全否定的看法并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获得发展，同时，应该看到这些金融形式毕竟是与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是落后的金融形式；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物的银行系统，是先进的金融形式，代表着未来民间投融资的方向，它对前者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