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论文范文10篇

思想论文范文篇1

“原来‘思政课’也可以这么精彩，”在学完“思想概论”课程以后，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徐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听了老师的课，参观了韶山，课后浏览了本课程的课件，并阅读了老师推荐的课外读物，使我们深有感触。这种‘立体化’教学确实能调动我们的学习积极性，让我们既学到了理论知识，又受到了思想的熏陶。”

我校“思想概论”到课率较高，课堂气氛活跃已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6月在教育部组织的课程改革调研活动中，学校选取了60名文科生、60名理科生问卷调查，并召开了小型座谈会，学生对“思想概论”的评价均在85分以上。

“枯燥乏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何以被演绎得如此精彩？

“改革与创新并举、教学与科研相济就是我们的‘法宝’”。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思想概论”课程负责人柳礼泉教授如是说。

“五结合”教学法提高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

当代大学生对说教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早已不感兴趣，思想理论课要受到学生欢迎，进学生头脑，必须进行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为了切实提高“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实效，该院在全国中率先提出并实施“五结合”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他们的做法是：

一、学生读书与教师讲授相结合。引导和组织学生阅读原著与名篇，实现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自学原著相结合，达到巩固和强化教师课堂讲授的内容，不断扩大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在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原著，要求学生以写“读后感”的方式实现各个教学环节的目标。学生所写“读后感”的成绩，记入课程学习成绩。为了解决学生“找书难”与“读书难”的矛盾，他们专门编写了《大学“两课”原著与名篇导读》，其中收录了“思想概论”课程阅读文献10篇。在学生自主学习型课件“思想概论网络课程”中，选录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献20多篇。同时还向学生推荐《传》、《历史选择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思想研究述评》、《“思想概论”疑难解析》等10种课外阅读书籍。

二、校内教育与基地教育相结合。充分利用省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优势，除了在校内的岳麓书院外，在韶山纪念馆、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第一师范纪念馆、雷锋纪念馆等地建立四个校外德育教育基地。自1998年12月起，该院定期分批组织学生基地学习，安排学生祭扫位于岳麓山的黄兴墓庐、蔡锷墓庐，使学生了解伟人的人生之路，使基地教育与校内教育的内容相得益彰，既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又使学生真切感受到伟人的思想风范和人格魅力。同时要求学生撰写参观心得体会，并选出其中的优秀文章汇编成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书本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实践可以促进学生了解国情，开拓视野，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增强社会责任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提高、发展自己的全面素质。该院在“思想概论”的教学中拓展了实践的内涵，从认识性实践、理解性实践、拓展性实践等三个环节强化实践教学的教育功能：一是基地教育——认识与感受性环节。组织学生到校外德育基地接受现场教育，因各基地材料具体丰富，直观生动，使同学们取得了校内“第一课堂”教育难以达到的直观性，现场震撼性效果。二是校园文化——体验与拓展性环节。湖南大学作为千年学府，其悠久深厚的校园文化，与“思想概论”课程教育中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有机地融会到一起，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和层面上展开，使学生在切身体验中提高综合素质。三是社会实践——深化与运用性环节。把“思想概论”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与志愿服务、社会调查“三下乡”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激发了他们了解社会和服务社会的主动性，培养了学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四、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自1999年开始，该院率先利用校园网实施“思想概论”课程的多媒体教学。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和信息资源，通过化静为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变难为易，拓宽了教学的时空；通过营造情境，增强了教学的说服力；通过寓教于乐，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尤其是在主持研制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项目——“思想概论网络课程”研制中，广泛收集了相关的音像、影视、图片、文献资料,使课件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读性强、功能齐全等特点。目前该课件已在教育部的远程教育网上运行，也挂在我校校园网上，作为本课程的自主学习型课件，学生可以通过校园网实现自主学习。

五、“思想概论”课程的学习与文化素质教育相结合。通过举办与精神风范与人格魅力有关的专题学术报告会和组织电影影评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如该院结合纪念诞辰110周年，与校党委宣传部、教务处一道，举办了“诗词漫谈”、“的精神风范与人格力量”等专题学术报告。2003年12月参与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去安源”电影首映；2004年9月参与电影《郑培民》的全国大学生的首映，组织学生观看并参加影评活动。通过这些形式，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领略的精神风范与人格魅力。

“立体化”成绩评价调动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

思想论文范文篇2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比如，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30年代初，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他比较西欧各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前者的革命力量虽比中国强些，但前者的敌人比中国“更要强大许多倍”。六年之后，的结论却大不一样。他指出，中国革命面临“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稳定了他的政权”，“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他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显然，后一结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以后一直坚持并不断阐发了这一结论。可见，30年代初，有关中国革命基本特点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思想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思想论文范文篇4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1922年4月1日，《先驱》发表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一文指出：“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阶级战争，使它分成两段途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有产阶级的战争”；“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颠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这里没有展开论述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的必要性以及两步之间的关系，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者遍原理分析我国国情所得出的最初理论成果。

思想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关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学说，强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无一不是根据新情况、新变化作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新概括、新总结，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思想又突破陈规的创造性成果。它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理论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是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考察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从1975年开始，特别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并强调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动科技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原理实际上吹响了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号角。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科技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辟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出色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在概括当代世界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和重大突破，具有更大的解放思想作用。它突破了传统的生产力认识范畴，把本质上作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当作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极大地改变了对生产力结构的理解。它突破了以往对科学技术作用理解的局限性，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它从生产力综合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如何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上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推动力量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二、拨乱反正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从历史的高度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他说，“要把‘’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明确赋予知识分子以主人翁地位。

邓小平主张，对于知识分子要爱护、要提供服务、使他们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贡献才智。他提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们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他提出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提出只要是人才，要容其缺点，放手使用。他提出对于科技工作者“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他提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以利于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他提出“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进而要求全党“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等这些观点和思想为我党和国家尊重、重用知识分子提供了政策依据。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三、必由之路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

经济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技改革是解放科技生产力。既然实践进一步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为了扭转我国科技体制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状况，我国科技发展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原则。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中央又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思路。这些重要举措都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反复倡导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技术基础，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2][4][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275页，第378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17页

[3]《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见1995年6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

思想论文范文篇6

事实证明，曾经身为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就是彻底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而奉资产阶级政党的“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想为圭皋。目前，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右比‘左’好”的错误观点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西化”、“分化”的阴谋渗透，这是国际大气候，是外因；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正反历史经验，从表面上似乎也证明了“右比‘左’好”的观点，但这是建立在对“左”与“右”本源定义重大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这是国内小气候，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曾几何时，人们讳言“左”与“右”，尤其反感“‘左’比右好”的观点，但在经济建设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社会腐败却愈演愈烈屡禁难止，致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党内大腐败分子相继出现、最终落入人民法网。因此，讳疾忌医终究不是好办法，要根本地解决问题还得从理论的本源定义上找原因才行。

习惯上

，我们把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同盟军，称为“左”派；而把腐败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支持者，称为“右”派。什么是本源定义上的“左”与“右”呢？同志明确说过：“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因此，“左”就是革命、进步，“右”就是腐败、落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的本源定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建党学说，无不是主要建立在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金权政治”腐败基础之上的。八十年前，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相继建立，就充分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是“左”派代表，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右”派代表。

一般说来，“左”是新生的、弱小的、幼稚的，但它是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的革命的进步力量；“右”是老于世故、貌似强大的，但却是早已从内部开始僵化、腐败的落后势力。只要暂时幼稚的弱小者勇于学习、勇于进步、勇于革命、勇于斗争、勇于胜利，勇于坚持“韧的战斗”，就一定能够战胜暂时强大的腐败落后者。“柔弱胜强”（：《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辩证转化就一定会实现。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换句话说，在和平时期要注重革命先进性，防止党内“右倾”；在战争年代要注重广泛团结性，防止党内“左倾”。圣人坚持自我革命的先进性要求，与一般群众的广泛性要求相统一的原则，而不会苛求一般群众觉悟要达到与圣人同样的高度。

通常，人们却把本源定义的“左”与“右”，与党内的“左倾”与“右倾”混淆起来了。后者实际上是“左之左”（极左为右）、“左之右”（左右为中）。同志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1955年3月）由此可见，即使是党内的“左倾”、“右倾”，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本源定义说明的。

历史证明，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左之左为右）的冒进性。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左之右为中间）的保守性。同志指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

或许有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党内“右倾”是唯一稳妥的守成之道。然而，它只是我们与敌人达成的暂时妥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一切僵死的腐败的落后势力“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本论文由论文由整理提供

2.0pt;mso-ascii-font-family:''''TimesNew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NewRoman'''';mso-bidi-font-family:''''TimesNewRoman'''';mso-font-kerning:1.0pt;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整理提供因此，“和大怨，必有馀怨，焉可以为善？”（《老子》）不仅如此，党内“右倾”还从内部瓦解革命者的意志，搞乱人民群众的思想，削弱人们为真理、为光明、为进步而奋斗的热情，使革命政党的“堡垒从内部攻破”、分崩离析、腐败变质，最终只能向强大的僵死的、腐败的落后势力俯首称臣、缴械投降，要么成为它们的罪臣和奴隶，要么成为与它们同流合污的附庸和帮凶。

二

然而，我们在“左”与“右”的理解上长期出现片面性重大失误，为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是由“右”的经验主义的认识狭隘性造成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国共两党的不同特色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影响，我们把革命的进步的“左”，片面地理解成“阶级斗争”；而把腐败的落后的“右”，片面地理解成“全盘西化”。显然，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离不开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的三大发展阶段。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就是在政治斗争（第一步）取得胜利后的经济建设（第二步）、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第三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新文化革命，只能是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文化理论创新，而不可能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低水平重复的“阶级斗争”；否则，“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理想怎么能够实现呢？

一九五七年，同志就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因此，将革命的进步的“左”，仅仅理解成“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仍然是落后的“右”的观点。这种片面性认识的根本危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同其它一切主张暴力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混淆起来，进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论”科学立场，而走入传统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治决定论”的专制封建主义歧途。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巨大危险性暂时不仅没有暴露出来，反而被现实地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都沉浸在革命的“政治斗争”对改良的“经济建设”战胜的巨大经验喜悦之中，面对着新中国建立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时期，我们并没有作好充分的理论思想准备。一九五七年后，理论严重滞后的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危险性迅速暴露出来，从而使我党新时期指导思想上出现重大分歧。

根据事前不远的“革命”对“改良”战胜的历史经验，由我党一以贯之的“‘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似乎应该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走所谓的“革命”派的政治斗争道路；而根据新时期的经济落后是主要矛盾的特点，由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似乎应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所谓的“改良”派的经济建设道路。当时，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后果是十分残酷的，尽管分歧双方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的“左”的善良愿望出发的。

其实，按照一九五七年同志对“左”与“右”的科学说明，此时的“革命”派已经开始落后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了，这种沉迷于旧经验的思想更具有空想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右”；此时的“改良”派大体上符合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更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左”。由于我们理论上的严重滞后，上述划分的科学性反而被历史经验颠倒了。形式上坚持“‘左’比右好”，实际上却是坚持落后的“右”比进步的“左”好。正是这种“右比‘左’好”的错误指导思想，使我们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价。

我们能说，三年“”的虚报浮夸是革命的“经济建设”吗？我们能说，十年“”的打砸抢夺是进步的“文化革命”（理论创新）吗？显然不能。从主观的善良愿望和空想主义出发，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我们的事业怎能不在无情的社会实践面前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呢？因此，建国后的三年“”和十年“”，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的进步的“左”了，反而是严重的极端的“右”了。可以肯定，虚报浮夸就是经济上的严重腐败，捞取个人实惠的本质未变；打砸抢夺就是文化上的极端落后，摧残文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相同。因此，建国以来的反面教材证明，“右比‘左’好”是彻底荒谬的，它正是我们过去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比右好”党性特色的沉痛教训。

三

事实上，三年“”和十年“”的阴影至今犹在。在人们心中，它们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同腐败落后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右”的歪风泛滥联系在一起，从而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的声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和共产主义信仰，开始由怀疑而动摇、由动摇而反感、由反感而抵触、由抵触而否定。

New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NewRoman''''">论

上升为彻底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出现，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囿于同样的片面性认识，不少人公开提出“右比‘左’好”的“全盘西化”政治主张。由于我党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这种“右比‘左’好”的观点无形中进一步加强了，并在随后的“八九”风波中达到了历史顶点。

九十年代后，“全盘西化”的自由化观点虽然遭到了不少批判，但“右比‘左’好”的错误思潮却依然在涌动、扩张、蔓延、泛滥成灾，并依附着改革开放二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形成某种“时代病”。中国这种九十年代的经济“时代病”，与五十年代的政治“时代病”表面上似乎相反，实际上都是“右”的错误。五十年代叫“政治决定论”，九十年代叫“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只能叫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十五大报告》）的“全面发展论”。两者的错误是显而易见。

九十年代“右比‘左’好”的时代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共产主义信仰几乎完全丧失。人们革命道德理想意识淡薄，崇洋媚外、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大肆泛滥，“市民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们的现实理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陷入危机。理论上讳言“左”与“右”，尤其是讳言“阶级斗争”，有意无意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在“是否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对腐败的“金权政治”的革命警惕性，甚至公开为乱世张目，为妖魔壮胆，鼓吹中国私有化，呼唤资本主义社会复辟；三是拒腐防变措施力度不够。政治思想工作持续疲软、工作方法僵死老化缺乏创新与活力，社会腐败愈演愈烈、贫富行业悬殊日渐扩大、社会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先进性产生了较多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西化”、“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种种事实表明，当今世界正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和中国社会“亡党亡国，江山变色”的巨大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使中国金权政治化的“私有化”，正是中外一切腐败势力群鸦噪暮、梦寐以求的梦想天堂。成克杰的腐败变质，与这种“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是分不开的。

四

然而，“乱必有治，物极必反”。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只能从当时的情况下去理解才行。“反‘左’”与“防右”是有阶段性差别的。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反‘左’防右”，与思想的“戒‘左’戒右”是一致的，都是要走一条实事求是的“左之中道”（真左派）的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认为，1977—199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是“开放搞活”，补上经济建设（而不是实行“全盘西化”）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左倾”（极左，假左实右派）的“政治决定论”；1997—201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将是“治理整顿”，补上文化革命（理论创新，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将是反对党内“右倾”（左之右，中间派）的“经济决定论”。事实证明，这种“先放开，后治理”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已经转入重在“反右”的新时期，还一味地停留在旧时期“主要反‘左’”过去的观点上，就会因落后于时代要求而犯“右”的错误；如果当代中国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转移，“拒腐防变”可能就只是纸上谈兵，“亡党亡国”可能就是势在必然了。

思想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编辑思想；发展；内容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编辑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亲手创办报刊，经常为报刊、通讯社、电台撰写新闻、评论，并在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作过许多精辟的研究。目前，我们对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尚缺乏认真的研究。我认为，深入系统地研究的编辑思想，对于研究我们党和新中国的编辑出版史，研究和发展我国编辑出版理论以及繁荣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编辑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

从事报刊编辑的活动，是在“‘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开始的。时代社会条件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条件要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上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这是我们研究编辑思想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主要线索。世界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促使人类解放，而人类解放思想，又必须通过灌输，才能进入人们的头脑。灌输的重要渠道之一，便是通过刊物广为宣传，这就是立志要自办刊物的重要原因。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两大问题，其实在当时仅是个开头，直到现在都没有真正解决，但的确成了当时世界人民努力奋斗以祈求解决的时代主题。所以说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起，人类解放思想的传播，是形成编辑思想最早的契机。

编辑思想的形成，主要受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办报实践及其思想的影响。

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编辑报刊的主张和实践，对青年时期的有着深刻的影响。早在家乡读书时，就已经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书报。他曾在深夜挑灯阅读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其中的《日报编》提出“广设报纸”，以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对报刊编辑思想的形成起了启蒙的作用。到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他又着迷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其“笔端常带感情”的政论文崇仰备至。

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主张和实践，给思想上以极大的振动。当在长沙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会员主办的《民立报》，就立即被报上激烈锋利的反清宣传和“激动人心的材料”所吸引。从这类宣传报道中，看到了报刊在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并满怀激情地投入辛亥革命爆发后组建的湖南革命新军。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报刊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和介绍。1918年10月，参加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的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研究会。在新闻学研究会里，对报纸的作用、任务和办报的原则，以及报纸的编辑业务等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知识，这对日后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报刊活动，为编辑思想的形成，起了指点迷津、拨正航向的作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该刊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这些文章热烈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有志的青年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陈独秀、等人的报刊活动，对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在伟大的“五四”运动感召下，已经作好思想和业务准备的迅即投入了创办、编辑报刊的实践中去。

早期编辑活动，主要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与其革命活动密切相关。从事编辑工作不仅是出于爱好，更不是以此为赖以生存的职业，而是把报刊当作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觉悟的工具。二是编、著、校、印、发合一。在创办的几种报纸中，他自己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写稿、审稿、校对、印刷、发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他的心血，表现了职业革命家对革命报刊的极端重视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精神。

二、编辑思想发展的三个阶级

1在世界革命大潮冲击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革中开始产生，形成观点。这一阶段以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协编的《湖南通俗报》为标志，是编辑思想形成的初期。这一阶段，编辑思想所明显表现的观点包括：第一，要明确编辑报刊的宗旨；第二，编辑报刊要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第三，编辑报刊要立足于“唤起民众之觉醒”；第四，要注意编辑形式的多样化。

2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展开，形成体系。这一阶段大体从建党初期到抗日战争结束。前期以创办《新时代》月刊和主编《政治周报》为标志，后期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这一阶段是编辑思想的一大飞跃。这一阶段，编辑思想突出表现在：第一，要求编辑人员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第二，报刊编辑应坚持“群众办报”的路线；第三，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第四，报刊编辑要着意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第五，报刊编辑人员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编报办刊。

3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高峰。1948年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对其近三十年来的编辑思想和实践作了较系统、全面的总结。这一阶段，就编辑方针、编辑内容、编辑方法、编辑职责、编辑风格和编辑修养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精辟的见解，从而形成了他的更为完整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理论。

三、编辑思想的主要内容

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编辑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编辑思想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特点。

1编辑出发点：党性原则

第一，编辑报刊应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为主要任务。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报刊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喉舌，也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所以，报刊编辑工作者应该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办报过程中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的新闻理论、报刊编辑理论中，第一个原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党性原则。

认为，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报刊编辑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必须贯彻到报刊编辑过程的始终和方方面面。1942年，亲自领导和具体指导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就是他坚持报刊编辑党性原则的一次生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对于这样的大事，作为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部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只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上作了报道，却以主要版面和篇幅来刊登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这种状况引起了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党报离开了党的中,bE作，不能很好地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反映党的行为，这样的党报不能说是完全的党报，这样的党报编辑部就是缺乏坚强的党性。于是，亲自领导并参与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使党报编辑部增强党性，使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成为完全的党报。

认为，报刊编辑工作的党性原则，从立场上来说，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选用和编辑一切稿件。他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从思想上来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学的求实的态度，既反对假、大、空的主观主义，又反对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自觉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编辑观的侵蚀。从政治上来说，就是要无条件地毫不含糊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反映党的工作，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他指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从组织上来说，就是要服从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第二，编辑工作要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办刊的方针。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指出：“办报和办别的事情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是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它是群众路线在报刊编辑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认为，按照列宁关于报刊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思想，党经过报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经过报刊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因此，我们的报刊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是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集体的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只有全党关心、人民群众关心，发动全党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把报刊办好。

认为，要依靠群众办报，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扎根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求，牢固地树立群众观念，把党的方针、政策、法规、法令交给群众，并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还要让广大群众了解我们的报刊等出版物，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还要求编辑人员一方面向群众学习，接触他们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际；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研究他们的材料和文章；用以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和思想境界。另一方面要鼓励广大群众的创作热情，特别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工农群众的作品，要造成一个作者乐意写工农群众的作品，编者愿意编工农群众的作品，刊物经常刊载工农群众的作品这样一个大气候环境。

不仅极力倡导报刊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而且身体力行。不论是主编报纸，还是写文章、做报告，都努力运用工农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让群众看得懂，理解得透。“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群众观点是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编辑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原则。

2编辑基本要求：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

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各类信息的合理配置是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政治家办报是的一贯主张。1959年6月，针对新闻工作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明确指示：“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所谓政治家办报，主要是就新闻工作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实质上就是要求搞新闻工作要有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敏锐的政治头脑，这样记者、编辑才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现象认识本质。批评书生办报，其“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所以不能“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如果不是政治家办报，而是“书生”办报，那就难免“多谋寡断”，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辨别是非，因而也就难以坚持报刊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自己主办报纸、撰写发刊词、编者按等等，都是严谨地遵循这一主张，紧密联系现实政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第二，报刊要重视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1964年3月22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时指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1964年6月，又指出：“《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充分认识到，报纸不能没有理论宣传，如果光靠喊政治口号，不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维，是难以达到宣传目的的。只有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深入研究其中的精髓，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又不偏离正确的航向。

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编辑工作的方针。一再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矛盾这一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两个前提条件是：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二是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斗争。如果人民不当家作主，就不可能具备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共产党靠“武器的批判”推翻了三座大山，显然不能再用“武器的批判”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同的观点大家可以摆出来进行争鸣，正如所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作为“双百”方针的倡导者，要求在报刊编辑工作中也必须贯彻这一方针。他指出，“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是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的，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报刊有正、负两种舆论导向，如果将一些政策性问题在报刊上纠缠不清地争来争去，势必混淆视听，使人民群众莫衷一是。因此，我们在贯彻“双百”方针时，要正确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各种争鸣只能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展开。二是正确理解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所谓舆论一律，实质上是个新闻自由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新闻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家剥削的人，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建立在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的自由。舆论一律与不一律，其实就是指的公民言论、出版有自由，但要受到限制，盲目地追逐新闻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三是正确理解“以写光明面为主”和报刊上的批评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现实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明是主流，黑暗是支流，一切真诚希望“写真实”的文学艺术家，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是光明，因而也不能不将描写光明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歌颂光明是主流；同时意味着还有支流，即暴露敌人的黑暗和批评人民内部阴暗面的作品。因此，不能用“以写光明面为主”要求一切作品，对那些不利于革命的黑暗面必须进行讽刺、揭露。“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因此，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时，应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执行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歌颂光明，鞭挞落后。

3编辑风格：通俗、生动、简明、有力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编辑风格。

第一，行文力求通俗易懂。一贯重视新闻语言，主张报纸上要“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对于那些不生动、不形象，半文半白，语言干瘪、废话连篇，使人看了头痛的八股文章，他是深恶痛绝的。撰写的新闻稿，都几乎没有堆砌什么形容词，而只用一些通俗的文字，却显得很幽默，很有分量。

第二，文字要生动形象，简洁明快。经常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撰文和演说，从不陈词滥调，喜怒哀乐形于字里行间，行文波澜起伏令人叫绝。所写的新闻，很少超过千字，其他理论文章也尽量避免言之无物。在《反对党八股》中对怎样写文章，怎样做学问，如何做编辑，论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我们研究编辑理论的经典之作。“深入群众，力戒空谈”，高度地概括了的编辑风格。

4编辑重要一环：培养一支出色的编辑队伍

思想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编辑思想；发展；内容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编辑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亲手创办报刊，经常为报刊、通讯社、电台撰写新闻、评论，并在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作过许多精辟的研究。目前，我们对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尚缺乏认真的研究。我认为，深入系统地研究的编辑思想，对于研究我们党和新中国的编辑出版史，研究和发展我国编辑出版理论以及繁荣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编辑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

从事报刊编辑的活动，是在“‘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开始的。时代社会条件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条件要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上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这是我们研究编辑思想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主要线索。世界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促使人类解放，而人类解放思想，又必须通过灌输，才能进入人们的头脑。灌输的重要渠道之一，便是通过刊物广为宣传，这就是立志要自办刊物的重要原因。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两大问题，其实在当时仅是个开头，直到现在都没有真正解决，但的确成了当时世界人民努力奋斗以祈求解决的时代主题。所以说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起，人类解放思想的传播，是形成编辑思想最早的契机。

编辑思想的形成，主要受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办报实践及其思想的影响。

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编辑报刊的主张和实践，对青年时期的有着深刻的影响。早在家乡读书时，就已经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书报。他曾在深夜挑灯阅读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其中的《日报编》提出“广设报纸”，以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对报刊编辑思想的形成起了启蒙的作用。到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他又着迷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其“笔端常带感情”的政论文崇仰备至。

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主张和实践，给思想上以极大的振动。当在长沙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会员主办的《民立报》，就立即被报上激烈锋利的反清宣传和“激动人心的材料”所吸引。从这类宣传报道中，看到了报刊在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并满怀激情地投入辛亥革命爆发后组建的湖南革命新军。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报刊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和介绍。1918年10月，参加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的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研究会。在新闻学研究会里，对报纸的作用、任务和办报的原则，以及报纸的编辑业务等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知识，这对日后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报刊活动，为编辑思想的形成，起了指点迷津、拨正航向的作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该刊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这些文章热烈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有志的青年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陈独秀、等人的报刊活动，对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在伟大的“五四”运动感召下，已经作好思想和业务准备的迅即投入了创办、编辑报刊的实践中去。

早期编辑活动，主要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与其革命活动密切相关。从事编辑工作不仅是出于爱好，更不是以此为赖以生存的职业，而是把报刊当作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觉悟的工具。二是编、著、校、印、发合一。在创办的几种报纸中，他自己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写稿、审稿、校对、印刷、发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他的心血，表现了职业革命家对革命报刊的极端重视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精神。

二、编辑思想发展的三个阶级

1在世界革命大潮冲击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革中开始产生，形成观点。这一阶段以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协编的《湖南通俗报》为标志，是编辑思想形成的初期。这一阶段，编辑思想所明显表现的观点包括：第一，要明确编辑报刊的宗旨；第二，编辑报刊要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第三，编辑报刊要立足于“唤起民众之觉醒”；第四，要注意编辑形式的多样化。

2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展开，形成体系。这一阶段大体从建党初期到抗日战争结束。前期以创办《新时代》月刊和主编《政治周报》为标志，后期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这一阶段是编辑思想的一大飞跃。这一阶段，编辑思想突出表现在：第一，要求编辑人员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第二，报刊编辑应坚持“群众办报”的路线；第三，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第四，报刊编辑要着意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第五，报刊编辑人员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编报办刊。

3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高峰。1948年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对其近三十年来的编辑思想和实践作了较系统、全面的总结。这一阶段，就编辑方针、编辑内容、编辑方法、编辑职责、编辑风格和编辑修养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精辟的见解，从而形成了他的更为完整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理论。

三、编辑思想的主要内容

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编辑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编辑思想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特点。

1编辑出发点：党性原则

第一，编辑报刊应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为主要任务。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报刊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喉舌，也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所以，报刊编辑工作者应该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办报过程中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的新闻理论、报刊编辑理论中，第一个原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党性原则。

认为，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报刊编辑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必须贯彻到报刊编辑过程的始终和方方面面。1942年，亲自领导和具体指导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就是他坚持报刊编辑党性原则的一次生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对于这样的大事，作为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部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只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上作了报道，却以主要版面和篇幅来刊登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这种状况引起了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党报离开了党的中,bE作，不能很好地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反映党的行为，这样的党报不能说是完全的党报，这样的党报编辑部就是缺乏坚强的党性。于是，亲自领导并参与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使党报编辑部增强党性，使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成为完全的党报。

认为，报刊编辑工作的党性原则，从立场上来说，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选用和编辑一切稿件。他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从思想上来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学的求实的态度，既反对假、大、空的主观主义，又反对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自觉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编辑观的侵蚀。从政治上来说，就是要无条件地毫不含糊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反映党的工作，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他指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从组织上来说，就是要服从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第二，编辑工作要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办刊的方针。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指出：“办报和办别的事情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是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它是群众路线在报刊编辑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认为，按照列宁关于报刊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思想，党经过报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经过报刊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因此，我们的报刊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是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集体的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只有全党关心、人民群众关心，发动全党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把报刊办好。

认为，要依靠群众办报，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扎根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求，牢固地树立群众观念，把党的方针、政策、法规、法令交给群众，并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还要让广大群众了解我们的报刊等出版物，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还要求编辑人员一方面向群众学习，接触他们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际；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研究他们的材料和文章；用以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和思想境界。另一方面要鼓励广大群众的创作热情，特别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工农群众的作品，要造成一个作者乐意写工农群众的作品，编者愿意编工农群众的作品，刊物经常刊载工农群众的作品这样一个大气候环境。

不仅极力倡导报刊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而且身体力行。不论是主编报纸，还是写文章、做报告，都努力运用工农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让群众看得懂，理解得透。“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群众观点是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编辑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原则。

2编辑基本要求：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

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各类信息的合理配置是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政治家办报是的一贯主张。1959年6月，针对新闻工作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明确指示：“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所谓政治家办报，主要是就新闻工作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实质上就是要求搞新闻工作要有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敏锐的政治头脑，这样记者、编辑才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现象认识本质。批评书生办报，其“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所以不能“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如果不是政治家办报，而是“书生”办报，那就难免“多谋寡断”，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辨别是非，因而也就难以坚持报刊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自己主办报纸、撰写发刊词、编者按等等，都是严谨地遵循这一主张，紧密联系现实政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第二，报刊要重视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1964年3月22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时指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1964年6月，又指出：“《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充分认识到，报纸不能没有理论宣传，如果光靠喊政治口号，不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维，是难以达到宣传目的的。只有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深入研究其中的精髓，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又不偏离正确的航向。

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编辑工作的方针。一再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矛盾这一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两个前提条件是：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二是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斗争。如果人民不当家作主，就不可能具备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共产党靠“武器的批判”推翻了三座大山，显然不能再用“武器的批判”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同的观点大家可以摆出来进行争鸣，正如所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作为“双百”方针的倡导者，要求在报刊编辑工作中也必须贯彻这一方针。他指出，“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是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的，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报刊有正、负两种舆论导向，如果将一些政策性问题在报刊上纠缠不清地争来争去，势必混淆视听，使人民群众莫衷一是。因此，我们在贯彻“双百”方针时，要正确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各种争鸣只能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展开。二是正确理解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所谓舆论一律，实质上是个新闻自由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新闻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家剥削的人，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建立在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的自由。舆论一律与不一律，其实就是指的公民言论、出版有自由，但要受到限制，盲目地追逐新闻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三是正确理解“以写光明面为主”和报刊上的批评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现实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明是主流，黑暗是支流，一切真诚希望“写真实”的文学艺术家，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是光明，因而也不能不将描写光明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歌颂光明是主流；同时意味着还有支流，即暴露敌人的黑暗和批评人民内部阴暗面的作品。因此，不能用“以写光明面为主”要求一切作品，对那些不利于革命的黑暗面必须进行讽刺、揭露。“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因此，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时，应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执行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歌颂光明，鞭挞落后。

3编辑风格：通俗、生动、简明、有力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编辑风格。

第一，行文力求通俗易懂。一贯重视新闻语言，主张报纸上要“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对于那些不生动、不形象，半文半白，语言干瘪、废话连篇，使人看了头痛的八股文章，他是深恶痛绝的。撰写的新闻稿，都几乎没有堆砌什么形容词，而只用一些通俗的文字，却显得很幽默，很有分量。

第二，文字要生动形象，简洁明快。经常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撰文和演说，从不陈词滥调，喜怒哀乐形于字里行间，行文波澜起伏令人叫绝。所写的新闻，很少超过千字，其他理论文章也尽量避免言之无物。在《反对党八股》中对怎样写文章，怎样做学问，如何做编辑，论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我们研究编辑理论的经典之作。“深入群众，力戒空谈”，高度地概括了的编辑风格。

4编辑重要一环：培养一支出色的编辑队伍

思想论文范文篇9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的历史地位，对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农村调查文集》《书信》《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诗词选》《哲学批注》《军事文集》《外交文选》《文集》《建国以来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任弼时、、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著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思想概论》《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思想论坛》《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及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1981年至1986年，是开拓进取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做出的科学评价，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研究仅是初步的，有创建性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且以“注释”为特色，关于生平、著作、思想体系研究的专著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的思想研究，由于他们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益增多。梁怡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近20年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虽然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剧减，但第三世界的“热”也明显减退。

1987年至1993年，是逐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团体和大型学术活动增多，领域得到拓宽，研究人员由分散趋向集中，选题由自发议定走向统一规划。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如全国性团体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地方性团体湖南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并且与错误思潮有所交锋（少数研究者带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著述，曾经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综合性的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有《思想辞典》《风范辞典》《著作大辞典》《墨迹大辞典》《诗词大辞典》《大观》《思想宝库》等工具书和《研究》《思想的科学体系》《思想与实践》《的艺术世界》《中国出了个》等大型丛书。1993年以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活动频繁，研究进入高潮。

1994年至今，是稳定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进度。王世谊等认为，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研究思想，从研究中看到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新问题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了思想。这个时期主要是结合邓小平理论和的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思想的内容。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共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纪念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检阅了学术界对他们个人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当前思想研究的特点

回顾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思想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些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文集》、《建国以来文稿》等一系列著作和、刘少奇、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军事文集》《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虽然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才使得关于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二是新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思想研究拓展了发展空间。

1993年纪念诞辰100周年以来，有关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著作也进入了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传》(1893-1949)，则根据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传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的一生。

在此期间，《传》《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传》《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记录片《》，为直观形象地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刘少奇》等传记以及《在浙江》《与上海》等资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

三是新领域的不断拓宽为思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吴军认为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伟大实践基础上成就的，是对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智力水平的全面突破和提升。除此之外，近年关于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观点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曾军指出：近20年来，文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上组织化、规模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一些过去有所研究或取得一定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如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的成果。但是，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跃上一个台阶，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新时期对思想的研究。各地高校、各级党校纷纷开设《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等课程，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地讲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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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纪念诞辰100周年时，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如四川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思想发展史》和湘潭大学编写的《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一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至使近几年来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的特征。与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相对应，关于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都在研究中比较热门。此外，随着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四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为思想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例如，王湘军指出，以“双百”“双用”方针为核心的文化思想，已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和支撑。

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反腐倡廉、关于加强政党建设、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等的论述，都能够引起人们很大的研究兴趣。例如，刘泽雨指出，非常注意加强党风建设，并把执政党建设与廉政建设一起抓。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出现，以及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些年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四、当前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它的时代特征是所有专家一致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认为：学习和研究思想，一要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是这么做的，对思想更应如此。因为思想在这方面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经历的时间差不多为半个世纪。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机结合，更是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省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由此出发和成长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同时，又在革命建设实践及其理论形成过程中，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至重建。思想是中华文明步入现代化的文化标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于20世纪所形成的最高典范。二要与时代和实际相结合。思想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来研究，就会看到：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所不能代替的。三要有高度的针对性。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是诊断当时的“左”的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观点而提出的。今天学习、研究思想，既要联系它产生时的高度针对性，也要重视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决问题。

当前，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趋势之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是由于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思想的精髓就是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地把握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热烈的讨论。其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思想阶段，后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两个阶段的关系，有继承、发展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争论。关于比较研究的背景，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认为，应着眼于被比较的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比较研究的标准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只能是实践。[9]

趋势之二：重视建党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

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重新学习建党思想十分必要。田克勤、田岩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渊源。建党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从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永远在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中国发展方向的位置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强调先进性，二是强调广泛的代表性。的建党思想，其丰富的内涵贯穿了一条主线，即怎么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能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建党思想的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倡导了党的三大作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格化，要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体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和养成优秀的党风来实现的，这是建党思想一条相当成功的经验。[10]

趋势之三：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着重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其根本内容与跨世纪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遇到的重大课题有许多相类似的层面。例如：在新旧体制转轨、封闭开放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在持续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如何使中国既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既要不断地摄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文化，又要坚决地抵御和积极清除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又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重新研究及思想，尤其是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必将给人民以深刻启迪和帮助。石仲泉等认为，研究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充分地肯定了探索的积极意义。[11]汪杰指出，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的错误是有其原因的，并将真理与失误交织、成就和缺点共生之复杂景图呈现在人民面前，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启示。[12]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资料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有所更新，方法有所改进。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论文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力作。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纪念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有一批力作推出，提高对思想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梁怡.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澳大利亚部分[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2).

王世谊，郭渐强.思想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吴军.中国哲学的“和题”——哲学思想的意义和历史地位评析[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5).

曾军.熔铸时代精神深化系统研究——二十年来国内文艺思想研究[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3).

王湘军.的文化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J].思想研究，2000,(2).

刘泽雨.党风建设的理论建树和若干特点[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6).

庄福龄.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J].邓小平理沦研究，1999,(6).

郑谦.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9]许全兴.着眼于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比较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10]田克勤，田岩.“三个代表”思想探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11]石仲泉，唐洲雁.关于思想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若干思考[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6).

[12]汪杰.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失误的原因[J].社会主义研究，2000,(5).【内容提要】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和综合的方法，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宏观而系统的评价。

思想论文范文篇10

内容摘要：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为这一问题所困扰。被台湾学者尊称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劢坚信“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在其研究、鼓吹宪政的过程中，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强调个人与国家俱要并重，政府权力与国民自由求得平衡。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有屡屡迁就甚或屈从，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每每落得无奈的结局。关键词：自由权力宪政思想演变张君劢从政治学到哲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岭。“去了一个政治国，又来了一个学问国”，张君劢由此开始了他的“学问国”和“政治国”的循环交替的人生。2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方面看，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论著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起草过1922年《国事会议宪法草案》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前者成为曹锟“贿选宪法”的蓝本；后者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因此，张君劢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宪法之父”。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国年间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都极负声誉。作为当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他始终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殚精竭虑，呕心漓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同时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一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①]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②]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许张君劢更适宜做一个学问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是其不明智之举，也是其事业的不成功之处。作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缺少根基和生长的本土资源，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说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对于张君劢说来，‘学问国’的开辟也许正构成了对在‘政治国’中施展抱负所无从规避的种种权谋的牵制，而德性的陶炼对权力意识的羁勒甚至已经注定了一个书生政治家日后的败绩。”[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不无书生意气的政治家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成为一个“学问之独立王国”中探寻儒学复兴的海外逋客，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实际上综其一生，张君劢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他有理想，有勇气，但却不谙于权术。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④]“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记一私名利”，“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⑤]遗憾的是，张氏的宪政思想无疑是失败的，这当然不是理想的过错，而是再次印证了在中国宪政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他所贡献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一、保障人权：宪政理想的理论支点宪政在西方以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是社会、文化自然演进而来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到的后果”，[⑥]它不是预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工具，而是由个人自由出发、衍生而来的一种价值理性。而在中国，宪政是舶来品，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的知识分子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备发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断裂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动，引发了新与旧的冲突和无序混乱的社会动荡，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19世纪的70年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体”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层面。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知识阶层认为是日本“立宪的结果”，于是“群信专制政体国不能自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⑦]可以说近代中国从关注西方民主那一刻起就始终把目光首先投到了“宪政”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⑧]显然他们并不清楚，尽管西方宪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但是从保障人权的宪政精髓来说，宪政与国家的贫富、民族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价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⑨]他们仅仅以朴素的热情，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和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作为立宪派巨子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张君劢自然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的立宪主张从他撰写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起就不曾发生过任何蜕变，但他的生命格范——它为立宪主张注入并非一成不变的内涵——的贞立却并不能早于1920年。”[⑩]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宪政概念的理解，大都与民主政治的内涵相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陈启天认为民主政治‘需要一种全国共守的根本法律来确实保障’，这种根本法无论成文或者不成文，政府的组织与活动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要依它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称为宪政’”。[11]在抗战时期也认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种说法都过于概括而没有触及到宪政的法治特征和本质内涵。当然也有人洞察到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微妙差异。张君劢认为我们要学习西方，而西方国家进入近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行宪政。他注意到了“欧洲民族建国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指出“研究欧洲历史者，看见德意民族建国之完成，以为只须有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建国之目的；须知民族主义，不过建国之一方面，其余则有待于政治组织之改善”。[12]他对宪政的理解可谓深邃而独到，认为“人权为宪政基本”，[13]人权“即所以保障全国人民之权利，就是说凡称为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不能说你参加革命，便享有人权，而不参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权。因为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张君劢崇尚理性与和平，认为人应当有理性，政治应当是理性的产物。没有理性，就没有宽容、妥协的气度和公开批评的精神。相反，只有宽容和忍让，才能使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取得和平的渐进。他认为，民主宪政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朝夕之功，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他反对激进主义革命，而更为醉心于渐进式的改良。张君劢不仅备考英美政治思想史，也不断参考和借鉴苏俄等国的现实经验，以丰富他的社会改造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矛盾，他也并非不知道，但是摆在张君劢面前的往往不只是个人自由的价值诉求，在这之上更有国家民族的利益目标。因此，他往往基于情势的需要，随意抽取自由主义的内容杂糅进去，致使前后矛盾之出、变更之处颇多。可以说，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总体而言，学理性略显不足，逻辑也不够严密，以现实需要为旨趣而使之显的工具性显著。因此，他的宪政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个似乎断裂的前后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与权力的认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二、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宪政的哲学思维张君劢曾声称，他的哲学思想是德国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所谓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主要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对洛克、密尔有细致的研究，尤其对二十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学说十分推崇，曾翻译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一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理论，最后清除了上帝在政治领域中的堡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从而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而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到法国《人权宣言》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公开的宣扬和表达，并与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思想一起，把自由主义思想的光辉影射到了整个西方，成为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张君劢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代议政治论》（又译为《代议制研究》）一书的摘译，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反对国家压迫，保证政治自由；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张君劢翻译的文章试图为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对张君劢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初步确立起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价值趋向，成为他最终的理想目标。[14]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尔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影响，20年代初时值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武力政治”泛滥之际，张君劢就系统阐发了其主张“理性政治”，反对“武力政治”的思想主张。他在一篇题为《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中，对数千年中国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异同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专制，西方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个人自由之保障。并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吾以武力解决，而彼则理性解决是已”[15]。他分析说，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换，无一不是最后凭武力解决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隶。理性解决则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笔墨，即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使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他指出，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一国政治的运作应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一切蔑视他人之人格、剥夺他人自由之举，都应在排斥之列。[16]张君劢以人性论作为“理性政治”主张的立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观察现实的政治，他认为“政治与人性有不可分离的关系”，[17]人类的共同“本性”在于追求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他说：“真正之理性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18]他认为只有实现了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与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见而非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平等，“决无所谓操纵与网罗”，亦无“利诱威迫于其间”。他认为要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的条件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这个政党不是用来进行议会斗争的工具，也不代表某一阶级和党派团体或者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和民国以来为国民所深恶痛绝的“营私逐利”的政党不同的而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国民政治知识的发展是政党“惟一根本”，增长国民政治知识是理想政党的“第一要义”。张君劢所主张的“理性政治”实际上是国家民族的危亡兴衰置于第一要诣。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个人自由的忽视和放弃，在他的思想中国家民族的富强与危亡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并力求保持调和的状态。张始终认为民国并未真正实行民主，而民主政治是唯一之途。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一直没有动摇，“初未尝因苏俄共产主义获胜而稍变，更未尝因法西斯主义之成功而踌躇”，真可谓“三十年如一日”。正是在“理性政治”观念的指引下，张试图精心设计一个中国未来的国家蓝图，这个蓝图中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成为了价值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徘徊于政治与学问之间的人，张君劢非常希望其政治理想能够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使得其理想有时不得不迁就或者与政治现实亦步亦趋。然而，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党治”政府，张君劢没有附和对新政府的普遍的欢迎感情，反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为避免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不得不第三次悠游德国，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三、权力倾向：自由主义宪政的无奈选择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上台引发了30、40年代一系列重大事件。首先，西欧的民主政治确立以来，个人的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突飞猛涨，创造了令马克思称羡的超过几个世纪的财富。但是由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所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终于爆发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应付这场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各国纷纷加强了政府权力，使不少人对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而出现了一股肯定新式独裁专制政治的思潮。张君劢对此不无关注与思考，他对移植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也一度充满了困惑，但是他对西方代议制的诊断是“过于自由”，“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定，如人人有结社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行使过乎其度，所以有今日法西斯主义之反动。”[19]他虽然反对独裁政治，但认为“我们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自然不能象19世纪之欧洲，专门侧重于政府权力之限制一点，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20]在非常时期为了集中全国人民的心力以应对危机，加强政府权力是必要的。相对与欧洲各国，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样，他断然改变了原来的初衷，认为“吾国昔日虽未尝行真正议会政治，然由其分派之多，倾轧之久言之，其不适于今后之中国。”[21]其次，这场经济危机还引发了日本为转移本国的压力所发动的侵华战争。许多知识分子如丁文江等人基于国外新式独裁政治思潮迅速作出回应，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归因于中国的不统一。他们相信如果中国统一，日本决不敢轻举妄动，而中国要统一并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就必须立即实行新式独裁。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民主政治在价值上优于独裁政治，中国只能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张君劢也参加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他提出了所谓“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认为要比较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价值，首先要确立一个比较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立国。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立国必须做到以下三条：“第一，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第二，社会确立平等基础；第三，个人保持个性自由。”[22]依据这一标准，他认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各有利弊。英国的传统议会政治虽然民主，却是一种“以辩论为法门的政治”，不免流于空谈和意见的分散，影响了国家效率；德国的独裁政策一贯，国力增强，但是却牺牲了言论、结社、思想以及个性发展的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基于对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上述比较，张君劢认为民主国家多自由，独裁国家多权力，在“自由与权力之间，应求得平衡”。由此，他提出了“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的主张，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既与独裁政治不同，也与传统的民主政治有别的旨在调和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的一种方案。[23]张君劢依据英国政治思想家拉斯基的观点，认为“一国之主要成分不外乎三，曰个人、曰社会、曰国家”。国家（政府）应握有权力，个人应享有自由，社会应维持应公道。[24]“修正的民主政治”旨在调和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求一种调和方案”。然而，“侧重自由者，各个人之自由伸张，而忽视国家权力；侧重权力者，政府之行为敏活切实，而个人之个性毁灭。”两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就是要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在他看来，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之所以各有长短，在于没有很好的划分权力与自由的范围。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一、国家行政贵乎统一与敏捷，尤须有继续性，故权力为不可缺少之要素；二、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而自由发展中最精密部分，则为思想与创造之能力，所以自由发展亦为立国不可缺少之要素。”[25]权力和自由的范围是：“（1）行政贵乎捷速与号令统一，鼓应以之属之于国家权力。（2）思想与创作的工作，出于心灵之思索与修养，故应以之划入自由的范围。”[26]权力和自由只要划分适当，就既可得一敏捷之政府，又可保障个人之自由，二者之间完全可以兼容并存。他也相信，以此划定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范围，必定会建立起一种在原则上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紧急时刻能够立即集中全民意志与力量的制度。他主张中国在确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时，就既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的独裁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政府权力，而忽视人民自由；也不能像18、19世纪的欧洲民主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政府权力，使政府各方之间相互掣肘，难以敏捷。而应当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到一种平衡”，“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在张君劢看来，“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并且他也相信“此即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27]在论及如何保障自由与权力的平衡时，张君劢认为，“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28]具体来说，就是要保证人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参与政府的权利以及思想、言论与结社的自由。同时要保证权力的集中统一，防止政出多门，以提高行政效率。张君劢认为依据上述构想分配权利与组建政府，就能够使自由与权力“两得其平”，体现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也稳固和加强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不因议会而动摇，议会不因其权力过渡而减之”，它在原则上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尽管张君劢相信自由与权力任何一方的滥用，对于尚在酝酿“立国之道”的中国都可能遭致两败惧挫的后果，并且为自由与权力划分了大致界限。但是，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存亡的危机，仍然试图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取一种相宜于时势的和谐。张君劢进一步指出，自由和权力的轻重，应当看时代而定，“得依它的环境情势与时代要求而设法变化之，以得适应”，[29]“吾民族之在今日，正为存亡绝续之交，其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有断然也。”[30]“及至国难临头，尤贵乎事权之统一与执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权力托之于战时政府。”[31]在民族生存权受到威胁的境况下，“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明显偏重于政府权力一方。“既要排除困难，一切政策应向此目标进行，自然一切权力应集中于政府之手，让政府放手去做，用不着像十九世纪议会可以多方牵制政府”。[32]他根据自己所定的立国原则，对西方民主政治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11条方案，其实质是通过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加入内阁，以打破国民党的局面；通过限制立法权，加强行政权以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突出国家地位应对民族危机。这样就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权力扩张的要求，所以张君劢不无得意的声称“独裁政治的长处已吸收在十一条之中了”。[33]张君劢为了克服19世纪议会政治下“重自由而忽权力”的弊病，将拟定的十一条方案的重点放在了“议会政治流弊之矫正”上。或许张君劢太看重政府权力的重要性了，太过于相信执政者的个人理性，同时他又急于试图在短期内找到国家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他当然明白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和膨胀，势必对个人自由的发展造成威胁，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实行政府权力的集中，个人自由才能得以保留，在其理性国家的价值排序上，个人自由在国家危机和民族存亡面前只能一退再退。在他所精心设计的政治蓝图上，试图达到的权力与自由的平衡最终演变为权力压倒自由的尴尬。尽管张君劢主观上确实希望把中国政治引上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轨道，但面队现实，他却又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使自己的主张大打折扣。然而倡导权力逐一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于是到30年代末40年代，他又再次重新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其政治天平上卸下了权力一端的砝码，并随着对自由的再度重视逐渐恢复了自由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四、自由优先：自由主义宪政的理性回归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亡、德意日法西斯猖獗、西方民主政治式微和国家干涉主义盛行的国内外环境中，张君劢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对个人自由的呼吁和关注显得十分微弱。“人权运动在此次大战以前，我们的政治思想中，始终没有成为重要的因素。”[34]在进入40年代后，鉴于国民党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肆意剥夺和践踏，特别是对包括张君劢本人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打击迫害，[35]他们痛定思痛，清楚地意识到“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36]惟有力争，才能得到真正的宪政。正是由于饱受人身、思想、言论、出版、结社不自由的痛苦，他们把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称谓三大基本人权。作为人类尊严最重要体现的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因此，张君劢不断地著文，开始大力呼吁保障基本人权，为民主宪政摇旗呐喊。他认为18、19世纪欧美那段争取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权运动史，“值得加以研究，重新认识，再来提倡一番”，因为“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37]1944年1月3日至5日，张君劢在成都《新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著名文章。文章中他批评国民党政权无“尊重人民权利之习惯”，而“人身、结社集会、言论自由三项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重且大者”，对这三项权利的保障问题“不宜待诸宪法颁布之后，而应着手于宪法未颁布之前”，[38]他强调“有宪法无人权，不能算是宪政，先有人权的保障，然后才有宪法”。[39]时论也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识”。[40]

1、关于人身自由。张君劢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民只有在违法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拘捕。国民政府要保证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拘捕、审判和处决。但今日之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没有任何保障，政府可以“任意蹂躏人民的人身自由”，“实非国家前途之福”。2、关于结社集会自由。他认为“政党是多数人的集合体，也就是所谓集会结社。凡民主国家，人民都必享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权”。[41]他特别强调给人民结社集会自由的积极意义，认为正是结社集会的自由给人民各抒己见的机会，也便于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人才，使其发表负责的言论。他指出，近代欧洲各国的法律对于人民之结社集会，只要“不以扰乱治安为目的，不以抵触刑法为目的”，应当允许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政府不应干涉。并且对于“结社集会之合法与否，由法庭判决”。3、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他指出，言论出版之自由与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样，也是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之则为民治，无之则为专制。他认为，“苟人民无言论自由，则学术上无进步，政治上无改良之途径矣”，反之，“倘许多人发猖狂无忌之言，则治安混乱而法纪荡然矣”。张君劢要求尽早废除目前的事前监督制度，经立法院议决，制定一部新的出版法，使人民“养成守法之习惯”，且“自知其责任之所在”，“如有逾越范围之言论，政府自可于事后禁止其发行。”[42]为了进一步唤起国人对人权的关注与重视，1944年年初之后，张君劢又相继发表了《英国大宪章提要》、《现代宪政之背景》、《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等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三项自由“为人民基本权利问题”，是“现代宪政”的基本条件，也是“世界潮流与民意所向”，顺之“则国本安定；反之，则国本不定”。[43]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他指出，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竭动力。人权运动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对专制王权与贵族的反抗，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即谓“政府权力，不得超出人民同意范围之外”，其职责是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正是基于社会契约论思想的解说和研究，法美的人权思想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9世纪以后，历史学派和功利主义的兴起，社会契约论被人们扔进了历史的纸篓。但是人权思想却并没有被一同抛弃，反而相比更萌生出勃勃生机，更加深入人心，各国宪法无不列人权一章。对此张君劢的解释是，“社会契约说虽不必与历史上之事实相符，然而立国之正当理由殆无一而能逃出于社会契约与人权学说之范围外者”。[44]同时他也注意到，19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权不但没有得到保障，相反却遭到无情的蹂躏和摧残。他说“苏俄之剥夺人民自由，乃所以实现其社会主义之大理想，故在同情于民主与自由之人，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而后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45]他对世界人权运动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也显示了思想的敏锐和深刻，认为之所以出现人权被蹂躏和摧残的逆流，起于三个方面：“一曰起于政治，二曰起于经济，三曰起于国际。”[46]政治上专制政权的建立，经济上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夺，国际上列强对弱国的掠夺是人权保障有名无实的根本原因。张君劢还为此开具了医治的药方和应对之策，他认为要遏止这种恶劣现象，“一曰民主政治之强化，二曰社会主义之实现，三曰国际和平组织之确立”。[4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各政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张君劢先后发表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民主与反民主》等文章，并从哲学的高度对民主政治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说，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而且相比而言，前者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给人民种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移让的，也就是人权。”人权是民主的根本，“离开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48]从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与国际新人权运动相适应，张君劢尽管在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上仍然持平衡论，但是由于先后的环境、时代不同，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已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30年代，基于国内外的形势的影响，在强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前提下，他根据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实质就是为了求得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使传统的民主政治向新式的独裁政治的方向修正，所以他特别强调“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实行，及至战时人民自然感觉权力集中之必要”，结果造成了事实上自由与权力的失衡。而及至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等法西斯民主国家对人权的世界性践踏使张君劢深感震惊，当法西斯民主国家相继被打败，宣告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破产和传统民主政治的胜利时，他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对新式独裁统治和传统民主政治价值的在思考。加之他对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有着深刻的切身感受，他认识到在中国缺少的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而是人民的自由，是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操作程序。五、结语“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对于一生追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追求民主宪政的张君劢来说，他的思想和主张中似乎存在太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情绪化的成分，在民国政治的现实面前，他的宪政理想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历史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不仅如此，其理想的宪政追求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多劫难的命运面前还屡遭打击，而正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他的宪政理想才屡屡迁就或者屈从现实，不断进行修正。所以，我们无从也无意指责他具有流变特质的人权思想，对于他的种种主张只能将它嵌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尽管历史没有给他的人权主张提供足够的实践空间，但是这些观点主张对于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和人权观念的塑造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永恒的价值，也许会历久而弥香。[①][台]李日章：《张君劢思想纲要》，载《现代中国思想家》之六，第178页。[②]《纪念张君劢先生百年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5页。[③]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④][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38页。[⑤]储安平：《储安平文集》（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76页、73页。[⑥]杜维明著：《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⑦]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页。[⑧]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⑨]宪政与富强在价值上是有冲突的。如果宪政意味着保护个性的发展，那么国家富强首先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或者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个人应为国家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一个国家为了富强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政的价值规范。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⑩]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11]石毕凡著：《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12]吕希晨：《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13]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我国也有其他学者在宪政和民主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认为：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参见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3页。[14]当然张君劢毕竟是中国的新儒学代表的重镇，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或者是儒家的。儒家思想在各种思想中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15]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16]张君劢：《政治学之改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7]张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改造》第4卷第3号，1921年。[18]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19]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50页。[20]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年版，第98页。[21]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22]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23]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提出之时，“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3年——1935年）尚未发生。该主张最早是其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在《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法治与独裁》等文章，尤其是在《立国之道》一书中，又对它做了进一步阐述。[24]由于“社会应维持公道”涉及经济内容甚多且与本主题无关，在此不加讨论。[25]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49页。[26]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2卷。[27]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28]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29]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30]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1卷第2期。[31]《中国社会》，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32]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33]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34]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35]1941年张君劢“促进民治”的政治热情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2月，张君劢因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抗议香港沦陷时，孔祥熙家人用飞机运送“洋狗事件”而被指控为幕后指使人。1942年，国民党方面又诬称张君劢领取德国纳粹的津贴，为希特勒收集情报。同时，下令查封了他主持的大理民族文化书院。他本人也因此被困居于重庆南按的汪山达两年之久。[36]《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37]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页。[38]《新中国日报》1944年1月3日。[39]《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40]《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41]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载《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42]张君劢：《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成都《新中国日报》1944年1月3日——5日。[43]《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4月15日。[44]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5]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6]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7]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8]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