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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8:22:45

集体林产权制度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关键词：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林业加工业

一、研究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2007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继续推进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改革试点区域的福建省，林业产业化发展已具雏形，取得了初步成效。2003年，福建省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明晰了集体林地、林木产权，将集体林地落实到户、联户或其他经营实体，解决了集体经营时山林产权不清、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调动了林地经营者尤其是农民经营林地的积极性，提高了林业的产出水平，木、竹产品供给增加，带动了林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当地出现了林业产业化发展的雏形。对改革后涌现出来的林业加工企业的研究，一方面能看出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地林业的产业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研究的问题及数据来源

本文将通过对木、竹加工企业的现状分析和研究，探寻企业和林农之间的联系，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当地林业的产业化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福建省的永安市就一直是全国和福建省的集体林产权改革试点，南平的邵武市在2004年被福建省林业厅确定为全省林业改革与发展综合试验区示范点，改革实施的时间相对较早，因此被笔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对比，还选择了改革实施相对较晚的南平市光泽县进行调查。2005-2006年，笔者通过问卷和访谈对40家企业进行详细调查，其中永安市17家，邵武市12家，光泽县11家。

三、林业加工企业状况

(一)样本市(县)木、竹加工企业概况。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后，三市(县)的木、竹加工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其中，永安市的竹加工业发展尤其迅速，竹胶板、竹地板生产从无到有，2003年，竹地板年产能力达44万平方米，初步形成了全省竹材人造板生产中心，竹胶板年产能力4万立方米。截至2006年10月，永安市各类木、竹加工企业数量上升为214家。2005年，永安市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30.4亿元，同比增长16.7%。

2000年后，邵武市共建成竹木加工企业235家，其中，木制品加工企业121家，竹产品加工企业114家，竹笋加工企业14家。200多家企业中，有规模以上企业27家。木制品加工企业只有4家成立于2003年之前，其余都是2003年之后新建成的，仅2005年后成立的就有52家，占新建木加工企业总数的43%。114家竹制品加工企业中，100家成立于2003年之后，仅2005年之后成立的有68家，占新建竹加工企业总数的60%。邵武市由于原有工业基础很好，这些企业中有很多是引进的大型木竹加工企业，其中龙头企业18家。目前邵武市已经初步形成了人造板产业集群、木制品加工产业集群、浆造纸产业集群和笋竹制品产业集群的四大产业集群雏形。2005年，林业产业已经成为该市的主导产业之一。

光泽县的木、竹加工企业由改革前的121家增加到改革后的204家，4年间增加了69%。

(二)样本企业情况

1.基本情况。永安市的17家样本企业都是1997年之后注册成立的，其中，2003年后注册成立的有7家。注册资本最多的1018万元，最少的20万元；年销售额最大的4000万元，主营产品是胶合板。企业总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有6家，总资产100万元以下的有2家。有10家企业是重点龙头企业，其中省级3家、市级7家。有6家企业的产品销往国外，其余绝大部分销往省外。永安市在上世纪90代中期就进行了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因此，木、竹加工企业的兴起也相对较早。

邵武市的12样本家企业全部成立于2000年之后，其中2003年后注册成立的有7家。2005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有两家；12家企业总资产规模都在300万元以上，总资产超过千万元的有3家，占总数的25%。其中总资产最大的一家为4.05亿元，2005年销售收入1亿元，产销率达到100%，该企业有15家分厂，主营产品是建筑模板和化工产品。邵武市的这些企业规模普遍大于永安市，有5家重点龙头企业，其中一家为省级、3家为市级龙头企业。有6家企业产品销往省外，但没有销往国外的产品。

光泽县的11家样本企业中，有6家成立于2003年之后。注册资本最大的为1500万元，是生产中密度纤维板的股份公司，2005年销售收入为9311.17万元，2004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企业总资产最大的一家为6000万元，最小的仅有30万元，1000万元以上的4家，占总数的36%，100万元以下的1家。有3家企业是重点龙头企业，其中省级的1家、县级的2家。有6家企业的产品销往国外，其他销往省外或本省。

总体来看，样本企业数量多但质量不高。从样本企业注册时间看，多数在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和明晰产权改革之后，可见，木、竹加工企业的大量出现和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有着内在的联系，改革使初级林产品增加，推动了加工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林业初级生产和加工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但从样本企业和实地考察情况看，多数企业生产规模偏小，缺乏对林业产业链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2.企业职工情况

(1)职工构成。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多数位于乡、村境内，企业职工也多来自所在地乡镇。永安市的17家企业有16家地处村和乡(镇)，邵武市的12家企业有一半位于村和乡(镇)附近，光泽县的11家企业有7家位于村和乡(镇)附近，4家在县城及附近。企业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本乡人，其中光泽县的企业中，本乡人比例最高，超过了80%。可见，由于这些企业整体规模不大，因此，吸纳能力还很有限。

(2)职工工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处于600-1000元之间。按月均工资800元计算，一人一年可得工资收入0.96万元，全部样本企业一年职工总工资额为7908万元，按企业中本乡职工占60%的比例算，来自本乡职工所得工资收入总额为4745万多元。

3.企业原料来源以及和林农的联系。企业和林农的联系比较松散。调查结果表明，通过市场购买和从农民处非合同收购是企业获得原料的主要方式，此外，永安市的企业获得原料的主要方式还有企业自建基地和从参股林场购买，只有4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有合同约束，合同覆盖农户最多的有6个村，企业之所以通过合同购买原料是为了“确保供应数量和质量”。邵武市和光泽县的企业各有一家有自建基地，都没有和农民通过合同方式收购原料的。

少数企业为农户提供种苗、资金、技术指导等服务。永安市有一家企业按市场价为农民提供种苗，有5家企业虽然没有和林农签订合同，但为林农提供垫付生产资金、毛竹收购款、机械设备和生活急需资金等服务，条件是生产的毛竹和木材要全部卖给厂家，垫付资金从货款中扣除。只有1家企业和农户合资造林，企业出资比例为80%-100%，农户主要提供劳动力，获得工资收入及以后的砍伐收益分成。邵武市的企业中，有2家企业为农户代垫生产费用，在收购林产品时进行抵扣。有2家企业只是提前向农户预付定金，不提供林业生产的其他服务。光泽县有3家企业为林农提供栽培、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指导和进行林木抚育，并为林农垫付短缺资金，其回收方式分别是产出结算时抵扣和五五分成，对农户没有其他附带条件，农户会主动把林产品销售给该企业。这3家企业中，还有2家在村民筹资困难时帮助其申请贷款和向农户提供预借款。

可见，目前企业和农户间没有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合约关系。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和长期交易关系中，企业和农户之间形成了一些非正式、双方互相认可的约定，如企业帮助林农解决生产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而林农主动将自己的林产品卖给这些企业，这些关系的维持主要靠相互信任和道德、习俗的约束，而不是依靠正规的法律、法规等制度约束。调查发现，当地原料基本能满足企业所需，即使需要从外地调入，其调入比例也较小，供需相对比较均衡，因此，在原料供应不紧缺的情况下，企业基本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原料；而林农也不需担心林产品的销路，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销售。

4.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的发展往往和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措施等密切相关。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各级政府常会为企业提供一些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及其他帮助。调查中了解到，“政府的态度”、“对项目的重视”和“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等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反映了政府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永安市和邵武市企业获得的政府政策支持较多，各有9家和7家企业获得过政策支持。永安市的企业获得的支持最多，分别是“土地取得”、“财政贴息”和“税费优惠”，其他还有“政府帮助协调各种问题”和“提供服务、提高手续审批效率”等。邵武市的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主要在土地取得和税费优惠方面，光泽县的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税费优惠上。三地政府都没有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和直接投资方面的支持，永安市有一家企业获得了政府组织原料方面提供的帮助。

对“企业需要政府做些什么”，三地企业最希望的都是“税收优惠”，其次是“信贷扶持”。企业还希望政府在“协调企业和林农、铁路运输部门等的各种关系，搭建信息平台，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建立生产基地”等方面给予帮助。

5.企业对经营环境的评价。良好的经营环境是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企业的评价看，多数企业对目前的经营环境比较满意。

总体看，永安市的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满意度高于邵武市和光泽县，光泽县的企业满意度是三地中最低的。永安市的企业对基础设施、交通、审批手续和权益保障方面的总体满意度最高，但对企业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评价最低，多数企业都认为其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对税收的满意度也较低。邵武市的企业对交通和权益保障的评价最高，对审批手续和税收的满意度最低，25%的企业对税收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光泽县的企业对纠纷解决的满意度最高，一是出现纠纷的情况较少，二是对纠纷出现后的解决比较满意，但对交通和公平竞争、需求满足程度的评价比较低。

四、主要结论

1.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后林产品加工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但规模偏小，对产业带动力不足。调查中看到有些企业就是3、5个人合伙建起来的小加工厂，从事初级木、竹加工，技术简单，设备简陋，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小厂遍地开花的现象既浪费资源，又影响环境，还会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增强，不利于产业发展。

2.企业和农户没有形成紧密的利益联合体。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供需双方面临的市场风险相对较小，交易额也不够大，对约束交易双方行为的正式制度的需求相对较低，但随着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交易量的增加，企业需要充足的原料保证，农户也需要稳定的产品销路时，企业和农户间的依赖性就会增强，从而会产生对正式合约的需求。

3.企业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作用有限。由于企业规模小，因此对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带动作用有限，当地木、竹加工企业还远未形成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4.政府扶持和帮助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建木、竹加工企业都不同程度获得了政府的政策扶持、税收优惠、信息服务和维持市场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还需要政府进一步在降低税费、给予信贷帮助、提供信息服务、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有更多作为。

五、对策建议

1.促进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形成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林业产业化是林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林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最好形式，是各国林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张强，2004)。要发展现代林业，就必须培养有带动力的林业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当地的林业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只是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还远未实现产业化。相关部门要因势利导，引导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向技术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流动，培育有产业带动力的企业，增强林业产业化发展的动力。

2.加强企业和林农之间的资金、技术、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合作，逐渐构建顺畅的产、加、销体系。通过契约形式将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商连接起来，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合作，减轻农户生产中的各种约束，降低初级林产品生产者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确保初级林产品的收益；另一方面，确保加工企业可以获得充足的原料供给，降低企业的原料约束。同时，企业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开拓更大市场，带动林业生产，形成良性互动的林业发展机制。

3.林业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发挥适当的作用。一方面，要正确引导、扶持帮助，做好服务，另一方面，又不能行政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为促进林业加工企业的发展，政府还需要在为企业提供高效行政服务、提供各种技术、市场信息、协调理顺各方关系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尽量满足企业公平竞争、发展和扩大生产等的需要，既不要优先照顾本地企业，也不要为了吸引外来资本而只给引进企业优惠。另外，市场是产业化真正的“龙头”(丁力，2001)，政府不能为了发展产业化而超越当地林业的发展阶段，人为构建产业化链条，而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产业化的发展。

4.进一步改进税收办法，提高对企业的激励。虽然各地都已经进行了木、竹税费改革，但从企业发展所处的阶段看，目前的税费水平仍然偏高。为了鼓励企业发展，要进一步改革木、竹加工企业的税费征收标准，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起到有效连接农户和市场的作用。

参考文献：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关键词：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林业加工业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的问题及数据来源

三、林业加工企业状况

光泽县的木、竹加工企业由改革前的121家增加到改革后的204家，4年间增加了69%。

(二)样本企业情况

2.企业职工情况

四、主要结论

五、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3

今天，我们召开全县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动员会议，主要任务就是贯彻市里关于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系列精神，总结###乡试点工作经验，研究部署全县的林改工作任务，扎扎实实地推进全县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全县林改工作的简要回顾

自去年11月17日全市林改动员会议后，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市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铁政发[20*]42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铁政办明电[20*]7号）精神，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宣传发动，出台方案，组织培训，开展试点，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林改工作的全面推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县林改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建立组织机构,落实林改责任。按照市政府要求，我们建立了由县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林业、土地、财政等有关部门参加的林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林改办公室，负责指导督查林改工作。进行试点的###乡也相应地建立了林改组织机构，并抽调乡干部驻村帮助开展林改工作。形成了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关部门配合抓，上下联动、层层负责的局面。

二是组织学习培训，逐级宣传发动。市林改办去年11月29日在我县举办的各县（市）区林改办和试点乡、村干部参加的林改培训班后，我们分别举办了不同形式的林改培训班，对县林改办和###乡林改领导小组成员、乡林业站、村两委成员进行了培训，把林改政策、乡、村在林改中的职责和任务制成宣传册，发放到林改工作人员手中。半年来，全县共举办林改培训班期，参加培训人数达到人次。在强化培训的同时，不断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对试点乡、村林改工作进行了及时的报道，使广大乡、村干部群众不断了解林改、支持林改、参与林改，为林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是认真调查摸底，制定林改方案。准确的森林资源、经济状况和人口数量是开展林改的重要依据。县林改办组织县、乡、村、组等外业调查人员，深入一线，对全县的森林资源、山林权属、经济状况、人口数量、参加林改户数，对集体山林、自留山、承包山、“四荒”拍卖、低产林拍卖、活立木转让等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目前全县集体林总面积215万亩,其中应参改面积88万亩,基本掌握了林改所需的各种底数，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为全县的林改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四是确立改革试点，扎实有效推进。我县把###乡确定为林权改革的试点，到7月末，已完成集体林改革面积14.4亩，完成任务总量的%。试点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一是梳理并较好地解决了改革中遇到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乡在林改试点中共梳理出20个问题，经过村民反复探讨研究，市、县林改办把关，均得到较好解决，为下步林改深入开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二是增加了农民收入，预计###乡林权改革到户后，农民人均可分到林地亩，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高涨。###乡今春共造林万亩，全部是个体造林。林改的意义日益突显。三是林改增加了集体收入。预计林改后###乡可以收取林地使用费、林木转让费万元，平均每个村收入万元。

总结前段全县林改工作，虽然试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问题也比较突出，如果解决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全县林改工作的健康发展和总体任务的完成。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总结经验、交流经验、找出问题，提出要求，使得下一步的工作做的更好一些。这些问题：一是一些乡村干部对林改工作认识不足，热情不高。个别领导同志怕担责任，怕出乱子，怕失去既得利益，对林改工作口头上说的多，具体工作做得少，个别同志存在畏难情绪，一说林改就头疼，不说林改的重要性，总是强调林改的复杂性。二是宣传工作还不到位。除###乡外，其他乡镇在林改的宣传工作上力度不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林改政策和方式方法也不够了解，这也为下一步林改工作增加了难度。三是把林改简单化。个别干部认为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分了之，一卖了之”，对林改的真正内涵理解不深，把握不准，缺少改革的“明白人”，甚至有虚夸谎报林改进度的现象。什么都谎报，实实在在的改革要谎报那还了得，改革就没小事，因为改革就要促进发展，你做的好了就要促进发展，如果做的不好，那就出乱子，开始就没重视，没当事，方法不得当，措施不得力，想的很粗，最后林改效果不好，群众还有意见，可能还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它不是小事情。四是投入林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足，影响林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些问题要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乡试点工作的基本经验

县政府把全县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确定在###乡以后，经过试点乡党委政府和林业部门的共同努力，在半年的时间里较好地完成了试点任务。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经验。

第一，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是林改成功的保证。市、县领导包括市林业局领导多次到试点乡、村检查指导林改工作，亲自审定乡、村林改方案，为林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乡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乡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并严格按照市县的工作部署和要求逐步推进林改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纳入日程，实实在在抓，林改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取得成效。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4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林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进一步明晰集体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建立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依法维护林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调动广大林农以及社会各方面林业经营者的积极性，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我市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总体目标

从20*年3月至20*年6月末，完成全市林改任务，确保实现“林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建立产权归属清晰，利益分配合理，流转程序规范，经营主体多元化，权、责、利相统一的集体林经营管理体制。

三、基本原则

1、坚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原则。对历史上已明确林木所有权、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大部分群众满意的要予以维护，并完善合同，明确四至；对林改中出现的问题，要按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

2、坚持“增量、增收、增效”的原则。实现森林资源总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森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

3、坚持权益平等的原则。同等条件下本村村民优先。

4、坚持农民自主、自愿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大多数农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使林改最终能促进林业大发展。

5、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到内容、程序、方法、结果向农民群众公开，确保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6、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坚持因乡制宜、因村制宜，自主选择林改的形式和方法，允许经营形式的多样化，不搞“一刀切”。

7、坚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原则。对采取其他承包经营形式的，应按照小班、河流、林带、道路、村庄等自然界限形成的区域，统一公开招标，逐步实现规模经营、集约化管理。

8、坚持林地不流失的原则，对二轮土地承包中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或超出承包合同面积的宜林地，应全部纳入本次林改范围。

四、林改范围

全市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商品林、公益林、乡镇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特殊保护地区的公益林和权属有争议且暂时难以解决的林地、林木暂不列入本次林改范围。

五、林改内容

1、明晰产权。在保持林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明晰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实现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集体林经营体制，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落实到户或其它经营实体，并依法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及时进行林权登记，发放林权证。

2、放活经营。鼓励对商品林资源的综合利用，但不得造成水土流失，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在保证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承包人的经营方案经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批准后，允许合理开发利用一般公益林林地资源，发展林地经济。在经营过程中，要保证林地面积不能减少。鼓励集约经营，规模化管理模式。

3、规范流转。在集体林地所有权性质、林地用途不变的前提下，根据林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鼓励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有序流转，引导林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

六、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3月20日-3月31日）：制定方案。制定全市集体林改革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4月1日-4月15日）：调查摸底。组织各乡镇街调查摸底，并结合实际制定村级林改实施方案。

第三阶段(4月16日-4月20日):规范程序。将村级林改方案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阶段（4月21日-6月15日）：组织实施。由村级林改小组和评估小组实施具体操作，并建立林改档案。

第五阶段(6月16日-6月30日)检查验收。由市林改小组组织对各乡镇街进行检查验收。

七、工作程序

1、组织人员，包村指导。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干部和林业技术人员组成驻村林改指导组，培训后进村开展工作。

2、宣传政策，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林改的意义和改革政策，发动广大群众踊跃参与和支持改革。搞好培训，使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参与实施改革的工作人员，掌握法律、法规和政策，并能够在改革中正确运用。

3、成立组织，制定计划。各乡镇街及村要相应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对林改各项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4、调查摸底，查清底数。认真研究，摸清现有集体林的经营状况，了解群众对推进林改的想法和意愿。对既有台帐、承包合同和转让合同、各种会议记录，要认真进行整理；详细了解林业“三定”时期划分自留林情况以及活立木转让等林权变更情况。

5、情况分类，梳理问题。依据林改政策规定，对每个村的森林资源现状，按照“巩固确认、完善提高、深化改革”三种类型梳理分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提出林改的意见。

6、因地制宜，制定方案。根据本村集体林的经营现状、存在问题的实际情况，由驻村指导组和村林改领导小组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形成本村林改实施方案。

7、表决方案，审核公示。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本村林改实施方案进行投票表决，经本村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签字同意后，报乡级政府审批。乡级政府审批后，须进行15天的公示。

8、评估作价，公开实施。村林改评估小组对未转让的集体林进行评估作价，并进行不少于15天的公示，然后按照村林改方案组织实施。

9、公示结果，签订合同。林改结果要进行不少于7天时间的公示。在公示期间，如有村民对林改结果提出异议，村林改领导小组应进行调查核实，作出妥善处理。没有异议，必须及时签订合同，办理林权登记手续。

10、归档备案，验收发证。林改结束后，在逐级建立林改档案，实行专人专柜管理，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并接受检查验收。验收合格的，向档案管理部门移送档案，并报市林业部门办理林权证。

八、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集体林林改工作的领导，市政府成立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市长高航任组长，副市长吕建伟任副组长，成员单位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府办、信访办、林业局、财政局、水利局、农村局、统计局、农经局、档案局、规划与国土资源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林业局，办公室主任由林业局局长白晓东担任。

九、有关要求

1、加强领导。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各乡镇街要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各乡镇街林改工作人员要深入到村，负责林权改革的组织协调、指导把关、督促检查工作。

2、搞好培训。林业部门要在各乡镇街抽调一批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进行系统培训，确保林改工作顺利进行。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5

今天，我们召开全县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动员会议，主要任务就是贯彻市里关于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系列精神，总结乡试点工作经验，研究部署全县的林改工作任务，扎扎实实地推进全县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全县林改工作的简要回顾

自去年11月17日全市林改动员会议后，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市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铁政发[2005]42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铁政办明电[2006]7号）精神，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宣传发动，出台方案，组织培训，开展试点，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林改工作的全面推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县林改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建立组织机构,落实林改责任。按照市政府要求，我们建立了由县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林业、土地、财政等有关部门参加的林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林改办公室，负责指导督查林改工作。进行试点的乡也相应地建立了林改组织机构，并抽调乡干部驻村帮助开展林改工作。形成了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关部门配合抓，上下联动、层层负责的局面。

二是组织学习培训，逐级宣传发动。市林改办去年11月29日在我县举办的各县（市）区林改办和试点乡、村干部参加的林改培训班后，我们分别举办了不同形式的林改培训班，对县林改办和乡林改领导小组成员、乡林业站、村两委成员进行了培训，把林改政策、乡、村在林改中的职责和任务制成宣传册，发放到林改工作人员手中。半年来，全县共举办林改培训班期，参加培训人数达到人次。在强化培训的同时，不断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对试点乡、村林改工作进行了及时的报道，使广大乡、村干部群众不断了解林改、支持林改、参与林改，为林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是认真调查摸底，制定林改方案。准确的森林资源、经济状况和人口数量是开展林改的重要依据。县林改办组织县、乡、村、组等外业调查人员，深入一线，对全县的森林资源、山林权属、经济状况、人口数量、参加林改户数，对集体山林、自留山、承包山、“四荒”拍卖、低产林拍卖、活立木转让等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目前全县集体林总面积215万亩,其中应参改面积88万亩,基本掌握了林改所需的各种底数，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为全县的林改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四是确立改革试点，扎实有效推进。我县把乡确定为林权改革的试点，到7月末，已完成集体林改革面积14.4亩，完成任务总量的%。试点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一是梳理并较好地解决了改革中遇到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乡在林改试点中共梳理出20个问题，经过村民反复探讨研究，市、县林改办把关，均得到较好解决，为下步林改深入开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二是增加了农民收入，预计乡林权改革到户后，农民人均可分到林地亩，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高涨。乡今春共造林万亩，全部是个体造林。林改的意义日益突显。三是林改增加了集体收入。预计林改后乡可以收取林地使用费、林木转让费万元，平均每个村收入万元。

总结前段全县林改工作，虽然试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问题也比较突出，如果解决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全县林改工作的健康发展和总体任务的完成。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总结经验、交流经验、找出问题，提出要求，使得下一步的工作做的更好一些。这些问题：一是一些乡村干部对林改工作认识不足，热情不高。个别领导同志怕担责任，怕出乱子，怕失去既得利益，对林改工作口头上说的多，具体工作做得少，个别同志存在畏难情绪，一说林改就头疼，不说林改的重要性，总是强调林改的复杂性。二是宣传工作还不到位。除乡外，其他乡镇在林改的宣传工作上力度不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林改政策和方式方法也不够了解，这也为下一步林改工作增加了难度。三是把林改简单化。个别干部认为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分了之，一卖了之”，对林改的真正内涵理解不深，把握不准，缺少改革的“明白人”，甚至有虚夸谎报林改进度的现象。什么都谎报，实实在在的改革要谎报那还了得，改革就没小事，因为改革就要促进发展，你做的好了就要促进发展，如果做的不好，那就出乱子，开始就没重视，没当事，方法不得当，措施不得力，想的很粗，最后林改效果不好，群众还有意见，可能还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它不是小事情。四是投入林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足，影响林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些问题要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乡试点工作的基本经验

县政府把全县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确定在乡以后，经过试点乡党委政府和林业部门的共同努力，在半年的时间里较好地完成了试点任务。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经验。

第一，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是林改成功的保证。市、县领导包括市林业局领导多次到试点乡、村检查指导林改工作，亲自审定乡、村林改方案，为林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乡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乡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并严格按照市县的工作部署和要求逐步推进林改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纳入日程，实实在在抓，林改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取得成效。

第二，林业部门充分发挥参谋指导作用是林改成功的前提。市、县林业局高度重视林改试点工作，市林业局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多次到乡指导工作，集中骨干力量包扶试点乡镇和村，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为乡党委、政府当参谋，保证了林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县林改办积极抽调专人，组建工作指导组，深入乡、村认真开展调查摸底，耐心征求群众意见，搜集、梳理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指导组及时向乡里、村里反馈林改工作进度、质量、经验和问题，保证了林改工作扎实有效的推进。

第三，制订周密具体的方案是林改成功的关键。在市、县林业局的指导下，乡党委、政府明确工作思路，在搞好调查摸底的前提下，研究制订了全乡及8个村的林改方案。这些《方案》既符合政策，又符合乡情、村情，周密细致，操作性强，群众拥护，保证了具体实施中改而有序，分而不乱。在方案制定过程中，做到了底数清，因地制宜；做到了涉及到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科学梳理，拿出科学的解决办法；做到了上下结合，尊重民意。总之，有个好方案，改革就成功了一半。

第四，发动群众，尊重民意是林改成功的基础。林改成功与否要看林改是否有利于森林资源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林农收入的增加，是否有利于促进山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这三个目标都需要依靠农民群众来实现。群众是山林的建设者，也是改革的主体和最终的直接受益者。乡林改试点正确处理了照顾多数群众利益和保护少数群众合法权益的关系、政府主导与群众民主决策的关系。无论是改革方案制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还是林地使用费和林木转让费的收取标准，都是由村民小组会议、“两委”班子会议进行反复研究、征求意见，最后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因为尊重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意愿，林改试点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林改工作任务才得以按时完成。

三、加强领导，务实创新，全力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工作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全县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要全面铺开，强力推进。9月末前各乡镇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应改任务（指整村完成）的25%；年末前完成应改任务的50%,2007年底全部完成。为此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

当前全县林业发展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林业需求不断增加，国家和省、市给予了大量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县、乡财力有限，林业投入不足；中央又取消了农民义务工，乡、村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性林业生产活动，全县的造林、营林、管林已经处在缺乏主体的状态，林业建设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林地经济效益不很明显,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根本上说，解决矛盾只能用改革的办法。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土地承包后的又一次土地革命，是林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提高林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是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广大农村的生态建设，事关林业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做好了，既能增加集体收入，又能有效地促进山区开发，增加农民收入。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统一思想认识。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真正把林改纳入日程，摆上位置，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乡镇党委、政府是林改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乡级干部要克服畏难情绪和得过且过思想，不能因为林改任务重、压力大、经费不足等原因，把任务推到村里，放任自流，听之任之。村“两委”是林改工作的具体操作者，村组干部必须克服既得利益思想，不能因为林改削弱了村对林木的管理权限，减少了村级收入，对林改不负责任，消极对待。林业主管部门是林改的政府牵头部门，不能怕林改削弱了部门权力，更不能因为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怕麻烦、怕担风险，参谋不到位，工作推着干。要把林改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下大力气真正改好、改到位，做到体现民意，维护民利，符合民心。这次会后，各乡镇党委、政府要精心研究，迅速组织实施。县里已把林改工作作为乡镇党政一把手责任状的重要内容，林改工作完不成任务的乡镇林业工作不能评为先进。

（二）强化宣传发动，解决科学引导问题

广大农民群众是这次林改工作的真正主体。各乡镇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及召开现场会、请试点村干部和群众现身说法等各种宣传方式，掀起新一轮宣传高潮，使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林改政策，充分认识林改所能带来的好处，消除群众的思想疑虑，增强群众参与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法律政策的指导，积极为广大林农和林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提高他们依法维权、守法经营的意识。通过宣传，要让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了解党的惠民政策，掌握改革的方式方法；要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不是一卖了之，而是要让利给农民自己。通过宣传，要让农民明白，林改后农民不但可以拥有林木的所有权，可以得到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得到林地的使用权，可以拓展生产生活空间，在林地内大力发展林地经济，得到近期经济效益。这是林改的主要目的，也是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内容。通过宣传，要让林改和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挂钩，让广大农民群众拥有分享林改成果的平等权利和公平机会。

（三）强化改革质量，解决群众关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质量是改革的生命。林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到农村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影响深远。总体上，林改要保持进度，但进度要服从质量，确保不走过场，不违反法律和规定程序，不违背农民意愿，不损害农民利益。这次林改必须以《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为依据，按照“四个阶段”和“十个流程”依法规范操作。这是“规定动作”，任何乡镇、村都不允许带病进入下一道程序。各乡镇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针对性措施，扎扎实实地把林改这件好事办实、实事做好。在操作中要着力抓好五个环节。一是村级基本情况调查要准确、详细。主要调查各村社会经济状况和森林资源状况，包括人口、经济状况，森林资源按森林类别、林种、树种、地类、权属等统计，以往改革的各种形式、面积及户数等。这些是实施改革的底数，也是基础，必须详细、准确。二是外业调查必须实测。林业“三定”以来的历次改革，绝大多数未经过实测，所以才遗留下了四至与面积不符、现地与证照不符、四至不清等问题。这次改革必须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实测或现地勾绘、内业求积后，登记相关台帐。只有外业搞得详实准确，分地、分林到户时才减少麻烦，一次到位。三是村级改革方案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制定实施方案是改革过程中最主要的环节。这个方案不同其它工作方案，它是林改过程指路的灯塔，是操作林改的说明书。好的方案是林改成功的基础，差的方案就会漏洞百出，就会出现很多后遗症。因此各乡镇必须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制定村级林改方案，经过广泛讨论、征求意见，酝酿成熟后，提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县林改办要专门成立由主要领导带队的村级改革方案审核小组，逐村进行把关，经审核后的方案方可实施。四是各种纠纷、矛盾的解决要合理、及时。林业“三定”以来，积累的林权纠纷、矛盾和一些违规转让等问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将全部暴露出来，如果得不到公正、妥善解决，势必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影响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情绪。各乡镇在改革中都要把解决相关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比如：如何确定应参改人口数量；是按照林木蓄积或林地面积，还是按照林木价值均分集体林；对以往转让、承包、群众意见较大的如何按法律程序予以纠正；如何处理组与组之间、村与组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问题等。要把这次改革作为既是集体林落实产权的过程，也是比较彻底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对林权纠纷复杂的问题，可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暂时放下，以后再处理。五是林改档案管理要规范、完整。林改档案既是改革的见证，同时也是今后处理林权纠纷、争议的主要依据。因此，建立健全林改档案至关重要。各村改革成果资料要收集齐全、完备，按要求建立林改档案，档案要涵盖村级改革组织机构文件、改革方案、改革相关的各种会议材料、历史以来特别是这次改革的各种经营合同或林权证明文件及各类资源台帐、图表、权属争议或合同纠纷调查核实材料、改革过程中的公示材料等，各村都要设立专门档案柜存放，实行专人管理，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四）强化改革模式，解决林改方式方法问题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的对象是集体所有的商品林、一般和重点公益林。改革要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决不能生搬硬套，要依据调查摸底结果，根据各乡镇资源状况、权属构成和村民对林业的依赖程度，本着因地制宜、实是求是的原则，确定改革模式，制定林改方案。村级林改方案必须详实具体，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县里已经制定了《村级林改方案》的统一样式，各乡镇可以借鉴。村级林改方案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森林资源和社会基本情况；自留山、承包山、活立木转让、个人造林及现由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林木的现状；确定改革模式、参改人口、村组矛盾等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集体预留面积及管理方式；林地使用费、林木转让费收取标准和办法等。公务员之家:

集体林改革主要通过“巩固确认”、“完善提高”和“深化改革”三种形式落实产权。“巩固确认”就是对操作比较规范、产权比较明晰、群众比较满意的山林，包括八十年代分配的自留山、依法流转的森林资源、“四荒”拍卖、租赁迹地造林以及按照“谁造谁有”政策营造的林分，予以确权发证。“完善提高”就是对八十年代林业“三定”以来，未真正把产权明晰到个人的各种承包方式的林木、林地进一步完善合同，主要包括林业“三定”以来的承包山、个人造林、活立木转让、经营承包、管护承包的山林等。“深化改革”就是对目前仍由集体统一经营的商品林和一般、重点公益林以及已被依法中止转让和承包合同的集体山林，面向内部以户为单位划片承包经营，明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也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人均林地面积较多的村林改一般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将参与改革的林分，按照林木的总蓄积或者林地总面积除以参加林改总人口数，计算出人均应得蓄积或者面积，从而确定每块林地参加改革的人口数。乡增庆村采取按林木蓄积均分集体林的方法，评估小组通过实地勘查，把人工林分为3个等级、天然林分为2个等级，每个等级分别按参改人口数平均划段、编号，再以单户或联户的形式抓阄随机确定承包顺序，按林地编号和抓阄顺序号依次划分林木，林地随林木一并分配。另一种模式是按照树种、蓄积作价，计算林木总价值和人均林木价值，从而确定每个小班参加改革的人口数。村民可按着承包地块、承包人数，自愿组合，联合经营，或者单户经营，以分配或抓阄的方式确定承包地块。各乡镇要按照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充分尊重广大群众意愿的原则，根据不同情况合理确定改革方式、方法，这样，改革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五）强化督导检查，解决林改遵规守纪问题

林改解决的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其效果往往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提出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还要明确改革的责任主体、目标、任务和完成时限，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督促和检查工作力度，确保林改工作成果早日显现。一要检查改革是否依法依规，按政策操作，是否坚持民主决策，是否有强买强卖现象发生，是否有打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招牌而行少数人说了算的行为；二要检查是否有强有力的手段，保证改革措施得到落实；三要检查改革是否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四要检查林地使用费和林木转让费是否得到有效监管，合理使用；五要检查森林资源是否做到依法保护，持续经营，永续利用，造林水平是否有新的提高；六要检查群众对林改的满意度，是否有上访现象发生，林改有无“后遗症”。一方面，县林业部门要会同县委考评办、政府督查室定期对各乡镇林改完成情况进行督查，要把督查的重点放在村一级林改的政策法律指导和林改质量的监督上，并将事前指导与事后检查、日常督导和专项检查、阶段性检查和年度考核结合起来，确保改革的质量。另一方面，县林改办要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对林改全过程进行监管，建立有力的制约规则和务实有效的配套措施，切实保证林改中群众利益不遭受侵害，森林资源不遭受破坏。要积极疏导和化解各种矛盾，做到林改中出现的问题组不出村、村不出乡、乡不出县，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林改中遇到的有代表性的倾向性问题和复杂的个案问题要逐级汇报，及时处理，不能因工作失误或隐瞒不报造成不良后果。

（六）强化分工协作，解决合力攻坚的问题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6

因应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凸显林业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位置，省委、省政府不久前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作出了“建设绿色海峡西岸”的决定，对新世纪##林业的发展进行全新的运筹决策。面对新的发展契机、新的竞争挑战，作为全国南方集体林区重点林业县和全国集体林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的务林人，毫无疑问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着力改革创新，为##更快更好地迈向林业强县、融入“绿色海峡西岸”作出应有的贡献。具体是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化林业改革，增强发展动力。一是扎实推进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上级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发挥好职能作用，当好县委、县政府的参谋，加强对全县林改工作的督促指导，推动全县年内确保完成集体商品林产权制度改革和林权发证90％以上。坚持“质量第一”，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推进改革。既要坚决防止“走过场”和“假改革”，也要防止搞“一刀切”；既要明晰产权、激活产业，又要巩固增进集体经济。做到因村因地制宜，使改革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加快林业发展的有效动力。二是探索建立群众性护林联防组织。总结推广西城镇民间护林联防协会的做法，按照“民办、民管、民监督、民受益”原则，引导林业生产经营者自愿组合、自定章程、自收会费，组建以防盗防火防病虫害为主的群众性护林联防协会。同时建立森林防火风险基金，解决在扑救森林火灾中人员伤亡的救治和补偿问题，加大对民间森林联防协会基础设施投入的补助，构建新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三是积极开展林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做大做强森信林业担保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大抵押担保贷款规模，完善林木林地押金管理办法。积极主动与金融机构合作，探索林业生产经营者通过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权抵押登记等程序，以现有林木林地资产为抵押直接向银行贷款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尽快组建林权登记管理中心，探索以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做法，解决林业生产经营融资难问题。四是积极开展生态公益林限制性利用试点工作。按照林业分类要求和不同生态区位、功能质量等级，把全县生态公益林分为严格保护、重点保护和一般保护三种类型，对后两种的生态公益林实行限制性利用，允许经营主体通过抚育、更新性质采伐和林下合理利用获得经济效益，实现林农收益和生态功能的双赢。五是积极探索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设立“林业96355”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林业法律、法规、政策、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服务。健全林业科技推广网络，促进林业科技普及，提高林业生产经营者科技素质。建立林业行政许可事项计算机网络服务体系，为林业生产经营者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按照市场化运作要求建立健全伐区调查设计中心、木材检验中心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合理界定中介组织职能，规范中介组织服务行为，确保其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更好地服务林业生产经营。六是积极改进林业行政执法工作。整合现有的林业执法队伍，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实现由分散执法向集中执法转变。严格执法监督，实行错案追究和责任赔偿制度，提高执法水平。

二、加强基地建设，加快资源培育。以速生丰产林、笋竹两用林和经济林三大资源培育基地建设为载体，走速生、丰产、优质的发展路子，快速增进森林资源总量。首先，探索建立“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营造林机制。加大封育力度，及时完成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更新造林，鼓励各种社会主体投资三大资源培育基地，确保按规划要求完成各年度造林任务。其次，实施低产林改造试点项目。明确低产林分改造对象，简化低产、低效林分的采伐审批程序，制定相应优惠政策，调动产权主体参与改造积极性，为三大资源培育基地建设提供林地保障，并充分发挥林地生产潜力，不断提高林地产出率。第三，探索林木种苗培育新机制。依托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建设轻型基质容器快繁育苗基地，建设5000亩优良乡土阔叶树采种母树林繁育基地，建设500亩芳香樟条穗圃基地；加快实施种苗国债项目建设。同时，建立##县林木种苗检测中心，为三大资源培育基地建设提供优良种苗保障。第四，创新竹业科技推广模式。以竹山道路和竹山灌溉两项工程为重点，大力推广竹林高效经营技术，促进竹林资源总量和经营效益的提高，加快竹业产业化进程。第五，实施以金柑为主的经济林品牌战略。充分发挥中国金柑之乡的优势，加强产学研协作，实施品牌战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林农收入。第六，放手发展个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国有控股、职工持股等混合型所有制林场。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流转，鼓励林农和社会各方面以承包、租赁、转让等形式参与生产经营，推动森林资源规模化发展。鼓励林纸林板林脂企业一体化经营，以“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创办工业原料林基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实施项目带动，壮大林产工业。以资源为依托，创新招商引资机制，着力建设六大生产基地，即：以刨花板、细木工板、胶合板为主的年产20万立方米的人造板生产基地，以杉木指接板为主的年产10万立方米的杉集成材生产基地，以松香、松油醇、竹炭、活性炭为主的年产2万吨的林产化工生产基地，以竹地板、竹胶板为主的年产10万立方米的竹集成材生产基地，以绿笋、清水笋、金丝笋为主的年产7万吨的森林食品加工基地，以芳香醇为主的年产1000吨的芳香醇加工基地。具体要采取四个举措：一是培育龙头企业。在木、竹、笋加工和林产化工领域分别确定一两家具有一定规模，市场前景好、竞争力强的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在税费、资金、贴息贷款、建设用地、加工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促其做大做强。二是构筑产业集群。制定林产工业发展规划，推进合理布局。尽可能促进有一定规模的林产加工项目进园区，调整优化林产工业结构。积极引导分散的小型林产工业企业相对集中，逐步形成链条、集约发展。三是创新经营体制。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重组或行业协会运作，逐步实现统一品牌、统一质量标准，共同策划市场营销，推进联营联合，向规模经营、系列开发方向发展。鼓励各类社会主体以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获得国有林产工业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经营权，吸引境内外资本改组国有林产工业企业；鼓励组建跨地区的林产工业企业联合体。四是落实产业政策。进一步把国家林业税费政策、林业产业扶持政策、放宽林木采伐政策等落到实处；各有关方面要协同动作，清理取消与林产工业有关的不合理收费项目。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集体林；初始产权；动因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由产权界定、产权流转、产权救济等部分有机构成的。产权界定，特别是初始产权界定是否公平、稳定，直接关系到产权流转与产权救济的效率与安全。因此，集体林产权的初始界定是集体林权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工作。

纵观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历史，重新界定初始产权是我国历次集体林产权改革的主题，“统”与“分”的反复试错不仅未能构建起安全、高效的产权制度，而且已成为阻碍我国集体林业发展的瓶颈。以2003年福建省集体林权改革为代表，我国全面推行以森林初始产权在农村集体成员间平等分配为目标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其改革背景及动因的分析，有助于掌握我国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实质，确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标。

作为南方重点集体林区之一的福建省，历来是全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实验区和经验点。从20世纪80年代的“林业三定”至今，经历了由“统管”、“林业股份制”到“明晰产权”再到“均山”的演变过程，既囊括了我国集体林经营的基本模式，又反映了集体林初始产权由“统”向“分”的变迁过程。笔者于2002年7月和2006年初分别对福建建瓯市3个样本村和邵武市4个样本村进行了调研，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分析：统管模式和林业股份合作制的失败

“林业三定”期间，除9.4%分林到户以及三明市采取折股联营外，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坚持集体林统一经营。笔者认为，福建省坚持统管模式主要是出于地方财政的考虑，而林业股份合作制则试图在坚持统管的基础上，激发农民林业生产积极性，其实质与统管模式无异。福建省是木材大省，当时木材年产量高达600多万，各级林业部门和乡村集体组织从中收取的各种规费足以满足财政需求，而分林到户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管理成本加大以及可能带来的林地破碎化和乱砍滥伐弊端令林业管理部门望而止步。然而，林业股份合作制实施不久就夭折了，统管模式也逐渐走向衰落。

（一）林业股份合作制自然夭折，回归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福建省林业股份合作制，基于森林集体经营优于个人经营的假定，试图通过赋予农民一定的直接收益权，激发农民造林的积极性。而其他省份分林到户已经发生的过度利益问题，使林业股份合作制成为代表各方利益的均衡点。国家以及县以上的地方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寄希望林业股份合作制起到稳定森林资源公有制，维持规模经营，调动农民造林积极性的多重作用；县以下政府机关（包括林业部门）财政收入对林业的依赖性决定其在分林到户与林业股份合作制之间更倾向后者；村级基层组织直接参与利益分配，当然希望统一掌握更多的产权；而相对于统管模式的直接利益虚无状态，林业股份合作制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利益期待。

然而，林业股份合作制的实施与结果不尽如人意。即使在福建三明市，到90年代初也仅剩下极少数村股东会将林业收益的10%分给农民。笔者所调研的邵武市4个样本村也都在1984年左右经历了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但均在实施后的几年内自然夭折，水北镇上坪村最具代表性。1984年，上坪村对人工林进行折股联营，由林业股东会根据每年林业收益决定农民股东与村集体收益分成比例。但实际运行时间仅为3年，股东的收益额逐年下降，分别为150元、120元、100元。而股东会从1987年开始淡化，到1991年彻底结束。

究其原因，林业股份合作制虽然在坚持森林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融入了股份制、合作制的部分内涵，但要实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需要满足诸多条件，其中林业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农户收益的保障是关键，而有效的产权治理结构是制度目标实现的组织保障。当林业收益只能或不足以维持村级刚性支出和特别支出量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组织机制必然导致村级组织在无政治风险的情况下选择管理成本最小、利益集团收益最大的村集体统一经营模式——收回山林经营权和对“剩余”的支配权。

（二）统管模式走向衰落，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

根据产权理论，排他性是产权的最本质属性，排他性的缺乏或瑕疵是产权受损的最基本原因。统管模式的产权特征是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均属于农民集体，其性质为公有产权。而公有产权排他性应体现为：对内排斥任何单个或少数成员对集体财产的任意占夺，对外排斥其他主体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控制与侵占。但在我国集体林区，这一模式的产权排他性严重缺失。

第一，难以排斥来自村集体内部成员（主要是村干部）的任意占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村委会是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行使者，其行为宗旨应该是农民利益的实现与保护；但农民政治权利和自治组织的缺乏，使农民集体内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或监督成本过高，从而形成大量的“干部林”，“农民集体”产权实为村干部个人或少数人的产权，普通农民除享有村内有限的基础公共设施外，既无经营权又无直接收益权。在调研过程中，几乎每个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对于“卖集体山林原因”的答案如出一辙：弥补村财政缺口。因此，村民将集体山林称为“干部林”，是村干部的“银行”。

第二，难以排斥社区外政府行为对村集体山林的支配、控制甚至侵占。我国林业体制的运行保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特征，村委会是整个体制运行链的最后一个环节。“林业三定”之后，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国社合作造林、买卖青山、公益林划定等一系列“走马灯”式政策和项目的实施实际上是对村集体山林产权的重新分配过程。笔者的调研结果表明：7个样本村中均存在公益林划定和国社合作造林情形，4个村涉及拨交林地给国有林场问题。因此而导致村集体林权流失或不完全产权平均占村集体林地总面积的47%，最高的建瓯市盛前村高达64%，最低的邵武市高南村也达29%。此外，集资摊派也是政府对村集体山林支配的主要途径之一。整个邵武市在90年代卖出的1/3的林子与上级政府推行的农村基金会相关。

随着内外强权对集体林资源的支配、控制与侵占，这一模式必然走向衰落，这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福建省许多地方在2003年改革之前，完全产权属于村集体的山林越来越少。以2000年建瓯市3个样本村调研结果为例，东源村已没有统管山林，盛前村和叶坊村也都只保留了7.5%的统管山林。

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动因分析：农民与政府间的反复博弈

如前所述，统管模式和林业股份合作制的失败是我国集体林初始产权由“统”向“分”制度变迁的背景条件，而在制度变迁中农民与政府间的反复博弈则推动了集体林初始产权在集体成员间平等分配的进程。

（一）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加剧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政府行政权力的特殊性导致其行为对其他利益

主体福利可能带来受益（正外部性）或受损（负外部性）结果。我国计划经济和过于集中的行政权遗留的制度环境形成了我国政府权力的弱限制性，而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的利益驱动则加大了政府行为负外部性的可能。从“林业三定”开始，每一次集体林产权政策和项目都对集体林初始产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重新配置，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淀，集体林权产权冲突频繁且严重。以冲突主体为标准，可以将冲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农民集体与社区外组织、个人的产权冲突，其中包括农民与政府（包括林业部门）、农民与国有林场、农民与个人之间的产权冲突。

首先，农民与政府（林业部门）之间、农民与国有林场之间的产权冲突。在福建省，这一冲突主要是由国社造林和公益林建设形成的。国社造林问题最为突出，既导致了农民与国有林场之间的产权冲突，又是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产权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国社造林在福建的历史已长达数十年，主要有：国有采育林场在集体采伐基地上的合作以及占用集体荒地形成的国有林场；国有木材收购单位为了自身“持续性”需求在集体林地上建立的林业基地；各种林业贷款项目形成的合作造林等。而每一种国社造林方式都由政府将农民集体所有的林地无偿或低价划拨给国有林业单位长期甚至无限期地使用。在笔者调研的7个村中，每个村都存在因林业贷款项目而将部分山林权转让给当地林业部门，有4个村涉及国有林场对集体林地的占有。前者导致了农民与林业部门之间的产权冲突，后者则是国有林场与农民冲突的主要原因。建瓯市3个样本村的冲突焦点是贷款造林项目中县林业局违反原合同关于“以木还贷”的约定，强行要求各乡村“以林还贷”，从而将原本由自己承担的资源风险强制转嫁给农民，进而造成还贷山林产权主体的实际转移。邵武市4个村较集中的冲突是国有林地对集体林地的占有问题，其中故县国有林场占有杨家墟村510hm2山林，高达50%，冲突最为激烈。村民们采取偷砍盗伐林木、设置路桥障碍等方法，给国有林区林政管理增加难度，造成国有林区经营的不稳定。其次，农民与社区外个人的冲突。这一冲突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活立木转让。所调研的7个样本村中除周源村外，其他6个村都不同程度多次通过投标拍卖的形式转让活立木。因受经济条件、采伐指标和繁杂手续、信息不畅等因子的影响，大约80%受让人是外村人，由此引发社区居民与林权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发展至今，已激化到村民对社区外的受让者强行索取高额过路过桥费。

第二类是农民集体内部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普通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

普通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其体制性的根源导致这一冲突在现行农村政治架构下难以解决，主要表现为村干部任意处置集体山林，普通村民收益权受到极大的侵犯，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而普通村民之间的冲突发生在无山与有山村民之间、山多与山少村民之间以及各种权属冲突，而冲突源于历次集体林产权政策。早在林业“三定”期间，产权界定工作的粗糙造成“有山无证、有证无山、证山不符”状况，而在“消灭荒山”时期，村集体收回丢荒的自留山，“谁造谁有”政策激发了一些村民占地造林，山林权属更加复杂。而山林承包、活立木转让、形成了一批“大户林”，个体间对集体山地资源占有量差异越来越大，随着资源稀缺度的提高，这些占有方式和产权安排遭到村民的质疑与反对，在有效救济制度缺乏或救济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村民便采取占有采伐迹地、荒山的方式来参与产权配置，进一步加深了村民间的产权冲突。

（二）农民山林产权需求和博弈能力逐渐提高，加快森林初始产权在集体成员间平等分配的进程

利益相关者主体之间的冲突使我国集体林权统管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为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的是对现行制度不满的主体。这些主体一旦对新制度有了需求，并具有利用非均衡条件的能力时就会主动采取行动，进行制度创新。从集体林产权冲突的各种表现看，对集体林产权统管制度不满的主要主体是农民（集体和个人）。

首先，森林稀缺度和自身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农民产权需求的内驱力。

从新中国成立到我国市场体制建立的几十年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森林资源的稀缺度相对低下，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耕地的比较效益要远远大于林地，因此，农民对山林产权需求不大。在自身需求结构和林地稀缺度没有发生变化前，集体林采取统管还是折股联营、国有林场占有集体林地、地方林业部门划走山林、农民个体之间在山林资源占有的差异等现象不会引起农民的普遍关注。然而，经济发展和林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引发社会对林产品和森林环境需求持续增长，市场拉动和政府“让利”双重作用下森林资源稀缺度随之提升，而农民在耕地生产满足温饱需求之后，必然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谁占有资源，谁就可能获取市场和政策变化带来的增益。山林经营收益凸现的事实激发了农民对山林资源强烈的产权需求。

其次，博弈能力的具备与提高是农民实现产权需求的保障。

在集体林产权冲突中，不难发现，冲突主体的一方总是农民，也就是说，在历次集体林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中，普通农民权能和利益逐步地被剥夺或削弱。利益频繁受损的状况是农民与其他主体发生产权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过程中，农民逐步提高了博弈能力，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强化了农民博弈能力，进而推动了集体林权的制度变迁。

在农民具有博弈需求时，首选的救济途径是求助于农村集体组织、各级政府，而请求事项不被采纳或救济成本过高时，农民往往选择不满的言语和消极的作为。在调研访谈中，农民经常对政策变化、政府干预以及干部权力寻租表达不满情绪。而建瓯市各乡村占地成风以及占地后选择种植果树而不种用材林的做法则是用消极行为对抗强权，这种消极行为达到一定的规模，必然迫使权力者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2001—2002年，建瓯市林业局推行的集体林改革欲通过签定合同的方式扭转山地无序经营的局面，而“先定合同，四年后再交山本费”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农民占地行为的让步或默许。当消极行为仍不能满足其博弈需求时，上访便成为博弈的途径之一，而来自最上层的民主改革、税费改革等政治、经济权力的赋予，加大了农民的博弈资本，农民可以通过自治权和诉讼权的行使实现自己的权利。

三、结论

（一）森林初始产权在农村集体成员间的公平分配是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基础

因产权排他性的严重缺失，集体林统一经营管理制度（包括缺乏有效产权治理结构的林业股份合作制）的低效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森林稀缺度的提高和自身需求结构的变化诱发了农民个体的产权需求，随着法律、政策（中央和省级）对农民产权地位的逐步确认和农民基本政治权利的赋予，农民与政府间的反复博弈促使森林初始产权在集体成员间公平分配成为历史的选择。公务员之家

（二）农民权能和利益的赋予与救济是集体林业持续发展的保证

集体林区农民生活对森林资源的刚性需求决定了农民行为对集体林业的正负效应，因此，农民权能与利益的赋予与救济是集体林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在赋予农民平等的初始产权后，重要的是处理好农民权能和利益关系，利益实现是赋予农民权能的目的，而权利则是农民获取利益的手段，其中政治权利是经济利益的根本保障。

（三）政府行为的有限与规范是集体林产权制度安全和高效的保障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法治精神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有限性的要求，而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导致和激化各种产权冲突的历史进一步验证了有限政府的必要。林业生产周期长、森林效益外部性以及资源禀赋差异大等自然特性构成营林的低效益性，因此，政府应通过制度对森林经营者“给予”而不是“索取”，应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将各级政府的行为规范在以下范围：第一，对产权主体滥用私权损害环境和破坏资源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第二，规范产权流转，提供产权主体需要的流转市场、制度与服务；第三，引导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培育，建立健全农民由参与决策到民主自治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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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8

因应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凸显林业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位置，省委、省政府不久前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作出了“建设绿色海峡西岸”的决定，对新世纪林业的发展进行全新的运筹决策。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面对新的发展契机、新的竞争挑战，作为全国南方集体林区重点林业县和全国集体林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的务林人，毫无疑问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着力改革创新，为更快更好地迈向林业强县、融入“绿色海峡西岸”作出应有的贡献。具体是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化林业改革，增强发展动力。一是扎实推进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上级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发挥好职能作用，当好县委、县政府的参谋，加强对全县林改工作的督促指导，推动全县年内确保完成集体商品林产权制度改革和林权发证90％以上。坚持“质量第一”，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推进改革。既要坚决防止“走过场”和“假改革”，也要防止搞“一刀切”；既要明晰产权、激活产业，又要巩固增进集体经济。做到因村因地制宜，使改革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加快林业发展的有效动力。二是探索建立群众性护林联防组织。总结推广西城镇民间护林联防协会的做法，按照“民办、民管、民监督、民受益”原则，引导林业生产经营者自愿组合、自定章程、自收会费，组建以防盗防火防病虫害为主的群众性护林联防协会。同时建立森林防火风险基金，解决在扑救森林火灾中人员伤亡的救治和补偿问题，加大对民间森林联防协会基础设施投入的补助，构建新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三是积极开展林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做大做强森信林业担保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大抵押担保贷款规模，完善林木林地押金管理办法。积极主动与金融机构合作，探索林业生产经营者通过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权抵押登记等程序，以现有林木林地资产为抵押直接向银行贷款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尽快组建林权登记管理中心，探索以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做法，解决林业生产经营融资难问题。四是积极开展生态公益林限制性利用试点工作。按照林业分类要求和不同生态区位、功能质量等级，把全县生态公益林分为严格保护、重点保护和一般保护三种类型，对后两种的生态公益林实行限制性利用，允许经营主体通过抚育、更新性质采伐和林下合理利用获得经济效益，实现林农收益和生态功能的双赢。五是积极探索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设立“林业96355”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林业法律、法规、政策、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服务。健全林业科技推广网络，促进林业科技普及，提高林业生产经营者科技素质。建立林业行政许可事项计算机网络服务体系，为林业生产经营者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按照市场化运作要求建立健全伐区调查设计中心、木材检验中心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合理界定中介组织职能，规范中介组织服务行为，确保其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更好地服务林业生产经营。六是积极改进林业行政执法工作。整合现有的林业执法队伍，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实现由分散执法向集中执法转变。严格执法监督，实行错案追究和责任赔偿制度，提高执法水平。

二、加强基地建设，加快资源培育。以速生丰产林、笋竹两用林和经济林三大资源培育基地建设为载体，走速生、丰产、优质的发展路子，快速增进森林资源总量。首先，探索建立“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营造林机制。加大封育力度，及时完成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更新造林，鼓励各种社会主体投资三大资源培育基地，确保按规划要求完成各年度造林任务。其次，实施低产林改造试点项目。明确低产林分改造对象，简化低产、低效林分的采伐审批程序，制定相应优惠政策，调动产权主体参与改造积极性，为三大资源培育基地建设提供林地保障，并充分发挥林地生产潜力，不断提高林地产出率。第三，探索林木种苗培育新机制。依托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建设轻型基质容器快繁育苗基地，建设5000亩优良乡土阔叶树采种母树林繁育基地，建设500亩芳香樟条穗圃基地；加快实施种苗国债项目建设。同时，建立县林木种苗检测中心，为三大资源培育基地建设提供优良种苗保障。第四，创新竹业科技推广模式。以竹山道路和竹山灌溉两项工程为重点，大力推广竹林高效经营技术，促进竹林资源总量和经营效益的提高，加快竹业产业化进程。第五，实施以金柑为主的经济林品牌战略。充分发挥中国金柑之乡的优势，加强产学研协作，实施品牌战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林农收入。第六，放手发展个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国有控股、职工持股等混合型所有制林场。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流转，鼓励林农和社会各方面以承包、租赁、转让等形式参与生产经营，推动森林资源规模化发展。鼓励林纸林板林脂企业一体化经营，以“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创办工业原料林基地。

（作者为县林业局局长）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9

此次研讨会围绕国有林产权改革问题，从理论、实践及政策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是国有林区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有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国有林区实行的是党政企社合一、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适合当时的国情林情，具有其合理性，为开发、建设林区，对促进国有林区发展和支援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国有林区资源危机的加剧和社会对木材及其产品需求的增加，很多企业陷入无林可采的困境。要使国有林区摆脱“两危”的困境，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深化改革。国有林区的改革必须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尊重历史能使我们理智地谋划改革，正视现实将使我们坚定改革的决心。

二是国有林区的改革要在资源保护、企业生存、社会稳定等多个目标中寻求正确的方向，要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客观上改革存在着风险，并要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但是如果不改革，不但原有的矛盾和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各种矛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积累的风险会更大，改革的成本会更高。改革并不容易，因此要求我们在改革的总体设计和措施的选择上要有理性的思考，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是国有林区改革的核心是确定明晰、稳定、可靠的产权制度。森林资源所有权的拥有者，应充分享有对资源的管理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把森林资源管理职能从森工企业中剥离出来，由国家派出的国有林管理机构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通过改革，逐步建立权责利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概括起来就是“国家所有，强化监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企资分开，授权经营”。国有林管理机构负责辖区国有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经营管理，从而保障国有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

四是实现国有林区政企的有效分离，重新建立与新的微观制度相适应的政企关系，这是国有林区新的林业微观制度变迁的重要支撑。国有林区政企分离应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在规范的政府制度和企业行为机制确定并运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政企分离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它牵涉到许多社会政治因素，应在目前的制度基础上采取有效策略逐步实现。首先是建立新的林业微观基础制度和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由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取代原来的企业主管部门的出资者职能。其次出资者职能从政府分离出来之后，政府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依据法律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外部管理，这是一种不能授权于他人的责权。第三，政府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行使基础性和调节性职能，即通常所说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主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及其执行来实现。

五是对国有森工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一是要以调整和优化产权结构为重点，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兼并收购等多种途径进行股份制改革。引入拥有优质资本、高效率管理模式及产业优势的战略投资者，积极鼓励和支持股份制、合作制、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进入林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但是在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同时，一定要实行严格的资产评估制度，规范产权结构调整过程，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步伐。要规范森工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是加快推进国有森工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要按照突出主业、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等要求，进一步引导和推动企业间的兼并、联合、重组，加快形成一批核心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六是使国有资本平稳从林产品加工业等商品性林业企业有序退出，完成林产品加工生产与原森工企业的剥离。国有森工企业及其他国有林产品加工企业中的国有资本退出必须依企业所处的产业领域及其企业具体的经营状况，科学选择退出的方式；并要建立有效的退出援助制度，主要包括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援助基金和对国有林区的林业企业员工失业和再就业制定特别的政策。

七是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符合国际通用规则的林业资产评估体系。国有林地产权交易要全面合理地展开，首先要明确运用价值概念表示国有林地资产的价值。所以，在国有林地产权交易中，聘请专门的资产评估人员对作为交易或流转的林地资产进行评估是基础性环节。同时，要建立独立的、公正的资产评估机构。目前，我国的一些林业资产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上缺乏科学性，评估上主观性、随意性较大，且因该机构与国有林业资产管理部门的联系，缺乏公正性和独立性，评估结果畸高畸低，严重影响了国有林地产权交易的顺利进行。所以要建立专业的、规范化的、公正的、独立的林业资产评估机构。

八是在国有林地产权交易市场建立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协调各方面关系，为国有林地产权交易创造良好的环境。应该积极组织制订产权交易的法规和政策，将产权交易纳入法制化轨道，改变现阶段产权交易市场立法层次较低的局面，即尽快进行最高立法机关的正式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产权交易法》等。为了使有关立法能够更符合国有林地产权交易的实际状况和国际先进经验，应在立法中加强对策性研究，并借鉴国际惯例、国际林地产权市场运作方式。需要注意的是，有关国有林地产权交易的立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制化工程，在企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立法状况都间接影响着国有林地产权交易的法制化进程。只有用法律手段来制约和规范国有林地产权交易行为、维护和保障国有林地产权市场运作，才能使国有林地产权交易正常运行，促进社会资源合理、有序的流动。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将此次研讨会上各位代表的发言材料和论文进行选编，出版《中国国有林产权制度改革理论与探索》（以下简称《理论与探索》），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理论与探索》反映了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局等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和学者结合宏观改革形势对国有林区改革的观点和意见，并从林业发展的整体出发谋划推进国有林区改革的思路；展示了来自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内外学术机构和组织的专家、学者对国有林区深入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来自黑龙江森工总局、大兴安岭林管局、吉林森工集团、伊春市政府等国有林区改革实践一线企业面临的形势、存在的主要问题、推进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设想和期望；介绍了部分国有林区开展国有林改革的经验与探讨。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凝集了国有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对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国有林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集体林产权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森林资源环境保护产权制度

1、森林资源产权变革：抉择与困境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主权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司，全国森林资源统计，2002年。

[2]孔凡斌、邓华锋，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南方农村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南方农村，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3]陆文明主编，中国私营林业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4]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第201页、第240页。

[5]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6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7][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9]孔凡斌，现代中国外商企业林业政策与法律环境优化对策研究，林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4期，第195~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