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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工业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13:15:20

集体工业

集体工业范文篇1

1、做好企业改制后信访工作。由于历史和城镇集体企业体制等客观原因，改制后，企业除名职工争议不断，主要反映企业除名手续完备问题、要求参加社保医保问题等。由此引起信访量增加，据统计，今年1-6月份近80人（含重访）到有关部门信访，由此增加了联合社工作量也影响改革大局。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我社领导和有关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消除疑虑。对个别职工从个人角度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建议他们走法律渠道诉讼解决。同时，根据现状，成立了信访接待小组，建立健全信访档案，做到信息及时沟通，及时掌握。

2、做好改制后土地收储拆迁工作。企业改制后，土地收储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收储、拆迁工作也是本社今年重点工作之一。主要按照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部署，积极配合做好土地收储前有关资料的集上报拟职工搬迁等有关工作。目前，工作虽然告一段落，但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需要加强政策和理论的学习以便指导下一阶段工作。

3、做好企业改制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企业改制后，企业机构已撤消，企业遗留不少问题需要处理，通过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反映为：改制职工户口迁移难；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生存认定渠道不畅等。对反映的这些意见和问题，不是本社有能力解决范围之事，需要协调有关部门才能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本社有关科室主动说明原因并根据程序先于暂行办理，体现“以人为本”避免了矛盾冲突和激化。

4、做好联系村——青口镇梅溪村的调研工作。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知民情、解民忧、为民办实事、海西求先行”活动的部署，我社积极响应，按照安排的进度，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一定成效，。我社配合镇政府和村两委完成了3个项目改造任务，有关部门共投入资金8万元，改善了梅西村的生产生条件和生活环境。我社领导和有关人员慰问了该村的特困户，发放慰问金2400元，同时对该村建设提供3000元补助。

5、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廉洁自律。（1）、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和会计集中核算的各项规定，将联合社的各项收入归入县财政专户。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务预算、审核、报销管理制度。（2）、进一步完善联合社议事制度。在企业改革改制、经营承包、厂房租赁、产权转让等集体资产管理，涉及联社机构改革、人事任免、考核考评等干部职工切身利益问题，提交社联席会议讨论，集体决定。（3）、社领导能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不以权谋私，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管理好自己的配偶、子女，管好本单位干部职工。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工作，没有出现违法违纪的人和事。

6、统筹兼顾，做好联合社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宣讲活动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部署上来。

通过半年多的努力，我社打好企业全面改革的攻坚战，顺利地完成了改制任务。通过调查和信访接待工作，解决了部分信访“钉子”户，促进联合社系统安定稳定，取得一定的成效。

2009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1、根据我社将来参与法律诉讼案件增多情况为了做好这一方工作，我社拟在近期内聘用一位常年法律顾问，参与法律案件的诉讼，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

2、对于改制后职工户口迁移难，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生存认定渠道不畅等情况，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并向县领导汇报有关情况，争取尽早解决。

3、根据县委统一部署下半年继续协助联系村做好该村换届选举工作，做好猪栏拆除和搬迁工作，做好后福工业区征地拆迁工作。

4、抓好当前县委、县政府部署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绩效管理、小金库自查和本社资产有效管理等各任务。

集体工业范文篇2

一、从**外延农业到外延工业园发展新模式

（一）目前困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一方面群众对办好本村居福利待遇诉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各项成本越来越大。两方面都要求村居必须不断增加可支配收入才可应付。而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对村级组织是个重大挑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碰到的主要问题是资源不足。受中央耕地保护政策和我区集约开发政策的限制，尤其是土地一级市场依法由政府控制的严厉约束，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我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从过去的多元化发展，转变为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单一的物业经济为主、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以土地投包收入为主的格局，经济增收的空间收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增长支撑点，才能保证村居有钱办事，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

（二）外延农业是**农民发展经济的一个伟大创举。1、外延农业概念。**外延农业主要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地被大量征用，**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农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在区、镇两级政府的引导下，部分农民走出**，利用周边省市丰富的土地资源发展种养业，逐步成长壮大为一个新兴产业，称之为“外延农业”。2、外延发展优势。一是承包期优势。**农地承包期一般为3至5年，而周边地区土地承包期可长达10至20年，保障了投资回收和后续发展。二是土地租金优势。**农地承包价格每亩年租2000元以上，甚至超万元，不仅价格高，而且土地资源匮乏，很难租到连片的土地，限制了规模农业发展。而周边县市相对地广人稀，地租只有**的1/10至1/4，还可以连片承租，有利于推进规模经营。三是资源环境优势。**区内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水对农业影响越来越大，危及产品的质量卫生和市场效益。周边地区空气清新、水质洁净，具有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的良好自然环境。3、外延发展类型。一是市场导向型，采取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经营，辐射带动农民增收。二是生产拓展型，特别是**鳗业外延养殖，使**成为世界级的鳗业养殖中心，保障**鳗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三是资本扩张型。**商品经济起步早，完成早期资本积累，加上近年公有企业改制的机遇，带来资本扩张的冲动。四是科技先导型。技术密集型农业的投入大、效益高，但区内5年左右的土地承包期边际成本太高，动辄上百亩的规模也不容易找到土地，因此，科技领先型企业往往外延发展生产，而把加工销售等高效益环节留在**。4、外延发展收益。目前**外延农业种养面积已发展到17万亩，年产值约20亿元，相当于区内农业总产值的35%。外出务农的农户约1000户，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约5000个，相当于区内8万个农业劳动岗位的6%，有力地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三）从外延农业到外延工业园，经济新支撑、发展新思路。外延农业主要是农民、农户、农企单干形式为主，这一发展经济方式的创举为**带来巨大收益。借鉴**外延农业的成功经验，提出新的发展模式是跳出本村居地域局限，将发展眼光放到全镇、全区或者周边工业园区，统建厂房出租解决村居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称之为“外延工业园”。

二、政府在外延工业园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

（一）回顾外延农业发展中的政府作为。一是政府导向。多年来，区镇政府一方面鼓励有资金、有能力的大户与企业发展外延农业；另一方面与部分地区政府沟通协商，努力为**农民进入外地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和经营环境。二是资金扶持。如针对大良五沙全征地后的农民就业和生计问题，区镇政府出资100万元，对外出租地耕种的农户提供每亩100元的补贴，支持五沙农民到土地充裕的番禺、中山等地租地耕种，促进就业。三是政治鼓励。20**年表彰86家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科技兴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农业企业，还评选出十大外延农企，分别颁发奖牌和3万元奖金。通过政治上鼓励、政策上倾斜、生产经营上支持，体现了家乡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为外延农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外延工业园发展的制度安排“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由区政府牵头、镇街组织、村居参与，在**区内的工业园区划出一个村居工业园，或者在周边中山、高明、江门等地的工业园购进工业用地，投资建厂房出租，租金充实村居集体经济收益，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投入资金可由区、镇街、村居按比例筹集，收益按照比例分配。可由区工业园开发中心统一运作，建好厂房统一招商，重点向**产业转移的企业招租。区财政划拨2000万元建立村居外延工业园发展集体经济的担保资金，如果外延工业园收益不理想，则由财政每年兜底，补足资金，确保村居一级租金收益风险为零。

（三）外延工业园发展可行性分析。现在村居集体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原来在本村居建好厂房、市场、商铺物业出租的租金收益。除此外，再没有更好的收入渠道。而目前周边地区工业园区发展迅猛，势头一如十年前**。同时，**产业转移需要租用大量厂房，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外延工业园一次投入就可以长期收益，既符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低风险、长效性、租赁型”的思路，也符合扶持困难村的发展思路，从不断输血转变为增强造血功能，长效扶持。特别是以下两种类型的村居：一是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较多，但全征地，没有了土地发展优势的村居；二是地理位置偏僻，没有发展优势，集体经济发展较慢的村居。这些村居，通过外延工业园的发展，谋求新的收益，实现村级组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收。

三、外延工业园发展的价值体现

外延工业园发展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从机制上解决制约农村发展集体经济问题。

一是建立保障机制。由于是通过建厂房出租，村居今后每年都有一定的租金充实集体收入，从机制上保障农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使村级组织有一定财力为群众办好事实事，并在为民办事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增强服务村民的能力，提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能力。

二是建立反哺机制。外延工业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村，把农村发展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从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集体工业范文篇3

6、统筹兼顾，做好联合社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宣讲活动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部署上来。

2009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2、对于改制后职工户口迁移难，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生存认定渠道不畅等情况，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并向县领导汇报有关情况，争取尽早解决。

3、根据县委统一部署下半年继续协助联系村做好该村换届选举工作，做好猪栏拆除和搬迁工作，做好后福工业区征地拆迁工作。

4、抓好当前县委、县政府部署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绩效管理、小金库自查和本社资产有效管理等各任务。

集体工业范文篇4

今天在这里召开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二届三次理事会全体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及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05年工作，安排2006年工作任务，表彰奖励2005年度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交流企业改革、结构调整和强化联社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动员全市城镇集体工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扎实工作，加快改革，争先发展，努力夺取2006年城镇集体工业经济的新胜利，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10*五年工作回顾

2005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一年，也是全面实现“十五”计划目标和科学制定、衔接启动“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一年。一年来，全市城镇集体工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在全国总社、省联社以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紧紧围绕“一争两转五突破”的工作思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为动力、突出抓好改革、结构调整、资产运营三个重点，保持了全市城镇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提前两个月，实现利税、实现利润提前四个月完成年度目标，再创建市最好水平，主要经济指标名列全省同行业前茅。

一、主要经济指标超额完成目标再创新高。

2005年全市城镇集体工业（规模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现价）××××××万元，同比增长××.*%；十五期间累计完成××××××万元，年均递增率为××.*%。完成工业增加值××××*万元，同比增长××.*%；十五期间累计完成××××××万元，年均递增××.*%。完成销售收入××××××万元，同比增长××.*%；十五期间累计完成××××××万元，年均递增率为××.*%。实现利税总额××××*万元，同比增长××.*%；十五期间累计实现××××××万元，年均递增率为××.*%。实现利润总额××××*万元，同比增长××%；十五期间累计实现××××*万元，年均递增率为××*%。亏损企业*户，亏损额××万元，同比下降××.*%。

二、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规模经济有了较大突破。

2005年全系统工业企业，年销售额在××*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达到××户，年销售收入××××万元以上企业达××户。其中年销售收入在××××－××××万元的企业*户，××××－××××万元的企业*户，××××万元以上的企业××户，上亿元的企业达到*户，新增亿元以上企业*户，其中泽州天户煤矿年销售收入接近*亿元。从效益指标来看，利税总额在××××万元以上企业达××户，其中在××××—××××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户；××××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户。利润在××××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户，其中××××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户，涌现出了泽州县的天户煤矿，阳城县的屯城煤矿、西沟煤矿、府底煤矿、诺威化工有限公司，高平市的牛山煤矿、米山煤业有限公司、游仙山煤业有限公司，城区的金建集团、七岭煤矿、东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白马王啤酒有限公司，陵川县的苏村煤矿、老西沟煤矿等一批在全市有影响的重点骨干企业。

同时，县域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行业优势显示了强大发展后劲。2005年阳城完成工业总产值一举突破上年的*.××亿达到*.××亿；高平完成产值一举突破*亿大关，达到*.*亿元，实现利税近*亿。全系统煤炭行业年产××万吨以上矿井，由2004年*个增加到2005年的××个（含在建矿）。高平游仙山、庄头、高良、陵川苏村、阳城府底等煤矿的××万吨扩改，已成为拉动全系统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这批骨干企业、强势县区和优势行业的崛起，进一步加快了全市城镇集体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优化了投资环境，拓展了集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实现了集体经济的优化升级。

在全省联社系统2005年初选名单中，我市有××家企业入选××强成员企业，占近三分之一；有*种产品入选××强名优产品，占五分之一；有*家县区联社入选××强县城联社，占六分之一。白马王啤酒、景德桥牌玻璃器皿系列产品被评为山西省名牌产品。晋城白马王啤酒有限公司、晋城东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被评为山西省质量信誉aa级企业。

三、技改项目进展顺利，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在抓好规模经济的同时，我们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精力为重点经济建设项目服务，保证了重点项目的顺利完成，从而产生了带动全市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2005年全系统共实施重点技改项目××个，投资总额××××*万元，累计完成××××*万元，累计完成投资达到了××.*%。这些项目完成后，可新增产值××××*万元，利税××××万元，利润××××万元。仅泽州天户煤矿四氧化三锰项目完成投资××××万元，年底已完工投入试生产，项目达产达效后产量可达到××××吨，新增收入××××万元。

传统产业得到提升，一是煤炭企业，年生产能力由上年的××*万吨发展到现在的××*万吨以上，其中泽州县天户煤矿、阳城县屯城煤矿的生产能力已分别达到××万吨和××万吨。二是玻璃制品，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东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在引进日产××吨电熔炉的基础上，又新增一条日产××吨生产线，出货值在2004年××××万元的基础上达到××××万元，增幅达××%。

新兴产业得到不断培育和发展。利用煤炭企业资金优势，不断开发高新技术、循环经济和新型产业，致力实现“地下转地上、初级变精细、黑变白”，努力把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拓展。泽州天户煤矿兼并晋城市化工厂组建化工高新技术企业晋城坤达煤化磁材有限公司，城区七岭煤矿收购陕西保寿堂组建成立了现代化的制药企业晋城诺克制药有限公司，高平米山煤矿参股丹峰化工××万吨甲醇项目等，填补了我市城镇集体工业的空白。

产品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一批科技含量高，应用前景广泛的新工艺新产品相继开发成功，阳城红旗机械厂的kbi矿用隔爆型真空馈电开关，城区东玻公司的高白明料压制系列、手工异型套红花瓶，泽州中原铁路信号公司由钢锭模主导产品转变为电务器材主导产品，在此基础上又上了铝合金电务器材系列产品，周宇玛钢公司开发了球模铸铁钢帽系列产品，城区植保厂开发了电动餄烙机、拖布脱水机，标准件厂“银菊”牌标准件等等。这些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效益看好，批量投产后将给全市城镇集体工业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对市场竞争中导致二产萎缩且具有兴办三产区位优势的企业实行退二进三，向商业、饮食、文化、服务等各类三产转移。城区金箭公司黄华街a区*#、*#底商住宅楼项目，城区制鞋厂、服装厂的底商住宅楼项目，植保机械厂投资××××万元的工贸大厦项目的建设开发，累计完成投资近××××万元，新增营业面积××××多平方米。据城区联社统计，现在全系统已有商业、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门店近××户，营业面积达到××××*平方米，为社会解决就业岗位××××余个。阳城、高平、陵川联社也积极发挥煤炭企业的资本优势，盘活具有区位优势的地面企业存量资产，大力开办和发展第三产业，进行特色经营，提高了收益，稳定了职工，摆脱了困境，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初步形成了规模，为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发展我市城镇集体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双置换工作全面铺开。

在认真总结过去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探索、实践、创新”的原则，我们会同市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对去年拟定的深化全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实施意见进行修订完善。经市委、市政府同意以及市企业改革领导组批准，形成了《晋城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实施意见》，并以晋市企改发[××××]*号文件下发，成为全市集体企业改革的指导和纲领性文件，为加快全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年10月××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新一轮深化企业改革动员大会之后，市联社立即成立了全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领导组，及时召开了联社二届二次理事会和全体干部职工、直属企业主要负责人大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对全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制订了《全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工作方案》，分八个小组分别深入各县（市、区）、企业公司落实督查企业的改革工作。通过调研，对全市城镇集体系统的企业总数、职工状况以及资产构成、债务和改制、社保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制定改革方案，全面铺开集体企业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外我们还特邀市发改委、劳动局、土地局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就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及相关政策、企业改制的程序及改革方案的制定等对各县、区分管领导、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财务科长及所有企业负责人、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短期培训，明确了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按照实事求是、分类指导、因企制宜、一企一策、分工负责的原则，将企业改革的各项工作任务以目标责任制的形式加以明确，作为年终考核的主要内容，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领导组组长与机关八个工作小组组长签定了目标责任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统一安排部署，统一贯彻落实，统一责任标准，统一检查考核，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确保了改革目标和各项任务按进度完成。

五、联社组织建设得到加强，职能和作用进一步发挥。

一年来，我们十分注重联社自身的组织建设，圆满召开了市联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建立健全了联社组织机构。过去，由于机构变动和人员调整，市联社自××××年建市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至今没有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半年，我们借鉴兄弟联社经验，在广泛调研，精心组织，积极筹备的基础上，经请示市委、市政府和市委组织部同意，于2005年7月××日召开了“晋城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审议了联社工作报告，修订了联社《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联社领导班子，明确了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强化了联社职能，使联社的组织机构更加健全、决策机制更加科学、管理机制更加完善，必将对全市城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会议期间，全国总社，省联社的主要领导也亲临大会，市委、市政府领导李雁红书记、夏振贵市长联名发来贺电，孟富贵副书记、李富林副市长亲自到会并作重要讲话。李雁红书记、夏振贵市长在贺信中说，“二十年来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各级联社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发展晋城经济、繁荣市场、促进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全国总社副主任李玉娟、总社副主任、省联社主任李荣钢也对晋城城镇集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晋城在城镇集体企业的改革上有思路，有办法，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效果明显，联社工作也非常突出，其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晋城城镇集体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全市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六、安全生产实现了全年无事故。

安全生产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联社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一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有力的工作措施，上下互动、内外合力、多措并举、强化落实，确保了全系统安全生产平稳运行，圆满完成了年度控制目标及工作目标，实现了安全生产无事故，为城镇集体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从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入手，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工作保障机制。各级联社及企业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靠前指挥，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安全生产工作与经济工作同安排、同检查，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效益的关系，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强化力量，完善制度，层层签定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市联社制定了领导干部定期入矿下井等规定，并将安全生产纳入年度目标考核体系，实行一票否决，进一步完善了安全生产分析例会制度，确实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安全生产的落实。

其次，加大专项整治力度，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全系统紧紧围绕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及省市工作部署，突出抓了三个重点：（*）、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安全生产检查力度，排查隐患、前移关口、强化整改，不间断开展以煤矿“一通三防”、瓦斯抽放系统等检查，通过实施强化整改，确实提高检查质量。（*）、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加大对煤矿企业十五种隐患的排查处理，建立科学严密的工作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坚决杜绝违章违规生产。（*）、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双打”决定和市政府“工作方案”，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通过制定周密方案，狠抓责任落实，严格监督检查，使全系统煤炭生产秩序明显好转。

第三、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加强现场管理，加大投入，夯实基础，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各企业进一步健全了各项安全制度，特别是事故应急救助及责任追究制度，规范企业安全作业规程，以建设质量标准化矿井与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为突破口，加大安全投入，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有效提高了煤炭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各企业还十分重视安全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广泛宣传各项方针政策法规，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职工队伍素质，通过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专业的培训工作，努力营造“人人爱生命，人人关注安全”的良好氛围，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自觉性。

七、先进性教育活动圆满完成。

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省委的安排、市委的要求，从年初开始，机关党总支所属的三个支部××名党员，积极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经过集中学习、党性分析、整改提高三个阶段，出色完成了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各项任务。经过群众满意度测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到××*%。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联社领导班子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科学决策，各司其职，千方百计协调各方关系，积极为企业参加社保、医保创造条件，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如；高平联社筹资××××万元，为全系统××户企业的××××余名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阳城联社为××户企业××××名职工办理了医保。目前全系统三分之二以上企业参加了社保，三分之一的企业参加了医保。

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强化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认真贯彻落实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责任制和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领导班子成员率先带头组织科室人员多次到县（市、区）、企业进行调研，并先后撰写了《晋城市城镇集体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意见》、《晋城市城镇集体经济资产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和《晋城市城镇集体工业小穷亏企业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等多篇调研文章，并在全国大型期刊发表，在系统内进行了交流，受到广泛赞誉和好评。此举措为指导工作，科学决策，加快发展，脱贫解困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按照“抓稳定，促发展，实现人民富裕安康”的要求，推行了“领导包片、科室包点”的稳定工作责任制，定期不定期地深入基层厂矿，了解情况，排查矛盾，解决问题。为改革发展创造了稳定环境，全系统年内未发生一起集体越级上访事件。

八、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新成效。

年初，根据与市委签定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和相关的廉政建设有关文件法规，认真贯彻落实中纪委五次全会精神，站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从建立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着手，将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工作有机结合，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为全市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廉政环境，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相互促进，取得明显成效。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充实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机关党组书记任组长，纪检组长及副主任任副组长，纪检、人事等部门为成员，同时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职责，成立了一个精干有力的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班子，切实加强了对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领导。其次单位主要领导与下属三个支部及各科室负责人签定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此项工作同经济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落实，一起考核。第三，抓住热点，突出重点，从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对机关日常开支情况、三项治理情况以及人事任免等工作向群众公开，将工作职责和办事依据、条件、程序、时限、结果进行公开，还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公务接待、出差、职务消费等情况定期公示。同时推进依法行政，民主管理进程。年内由于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为民服务意识增强，党群干群关系得到了改善，来信来访较往年有明显下降，年内接待群众来访××人次，均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毕，按规定上报。此外严格按照“三项治理”规定把工作落到实处，一把手亲自抓，每项工作都具体落实到人，无论是“制止奢侈浪费工作”、“清车工作”还是“清房工作”，件件都是按市三项治理办公室要求，逐项申报、调查、公示等，特别是今年的清房工作，从机关主要领导、科级干部到普通职工都积极配合工作，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政策，分别按时间要求，进行了个人申报、单位申报、外调、组织核实、单位公示，机关*名县处级领导，××名科级干部已经按规定进行了退房或者补交房款处理，纠正率达××*%。同时，十月份在清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入股煤矿工作中，我们积极配合进行了广泛宣传和动员，经个人申报、组织核实，机关干部职工没有一人入股或参股煤矿经营。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深刻感受到：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认真学习、宣传和用好、用活、用足党的方针政策，争取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是搞好集体经济和联社工作的根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落实到工作实践中是实现城镇集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增强实力，是城镇集体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发扬自强不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是做好工作的保证，深入开展以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全系统结构调整滞后，产品单一，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在全系统××户规模企业中，煤炭生产企业有××户，占××.*%，全系统三分之二以上属于地面企业，大多为小穷亏企业，产品初级，技术落后、经营粗放、市场份额小，缺乏竞争力。二是企业改革难度大，步伐慢。在新一轮改革中，大多数企业积极性比较高，但因企业负债高、净资产少或是负资产，职工身份置换补偿金支付困难，加之个别县（市、区）尚未制定出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使部分企业改革推进难度大。三是参加社保医保困难大。全系统还有三分之一的危困企业无力参加社保，三分之二的企业无力参加医保，造成了干部职工退休难和看病难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确保干部职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问题解决和社会的稳定。

二××六年工作安排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起步年，也是加快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攻坚年，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系统的实际，今年全市城镇集体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全局，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一条主线（结构调整），抓住两个重点（双置换改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突出三个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壮大“六大行业”和“双十二强企业”，发挥好联社五个作用（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达到有力促进城镇集体经济又快有好发展的目的，努力构建和谐联社。

一、主要经济指标（规模企业）

1、工业总产值（现价）：××××××万元，同比增长××%

2、工业增加值：××××*万元，同比增长××%

3、销售收入：××××××万元，同比增长××%

4、利税总额：××××*万元，同比增长××%

5、利润总额：××××*万元，同比增长××%

二、工作重点

1、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全市城镇集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全市来看，城镇集体经济相对国有经济和乡村经济总量偏低，比例偏小。“十五”期间，我们大力开展实施“结构调整”和“项目带动”战略，使全市城镇集体经济各项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集体经济已步入有史以来难得的快速发展期。如何抢抓机遇，融入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和山西能源经济腾飞的快车道达到不断壮大共同繁荣，是我们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谋划2006年工作和“十一五”规划首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从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特点上，充分认识用科学发展观引导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截止2005年底，全市城镇集体企业总数达××*家，职工总数达××××*人，资产总额达××亿，产值近××亿，利税近*亿，经济增长幅度连续四年持续在高位运行。这表明全市城镇集体企业呈现大发展的良好势头，显示了城镇集体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日益明显，已成为全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源泉；经营范围不断拓宽，二产、三产迅速崛起，短短几年，华鑫、雅博利、华都、星球等一些大型超市、连锁店纷纷在各市、县、区显露头角，为三产发展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过去许多“小打小闹”、“拾遗补缺”起步的小企业，随着原始积累的增加，滚动发展，向集团化的方向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吸纳社会劳动力的能力逐渐增强，仅2005年城镇集体企业兴办的三产为社会提供了近××××个就业岗位，成为再就业的重要渠道，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社会效益更加显著。

第二、从城镇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上，认识用科学发展观引导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的思想观念尚待转变，有的政策待遇得不到落实；企业规模依然较小，市场竞争能力薄弱；管理队伍素质不高，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人才匮乏已成为城镇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加之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经营管理不善，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缴比例不高，企业在转制时又解决不彻底，造成职工上访，拖累城镇集体企业发展。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不能在过去的成绩中陶醉，不能在过去的成绩中沾沾自喜，我们必须要有紧迫感，要求我们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敢想敢干，敢于打造一片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第三、运用科学发展观，制定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要从全市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大力宣传城镇集体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加强对城镇集体经济在政策、资金、土地、信息、人才使用等方面的引导和扶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为城镇集体企业沟通、协调、传递市场信息、提供行业情况、帮助引进技术、鼓励投资新兴行业；引导城镇集体企业调整投资结构，转到生产型、科技型、知识密集型、外向型的生产经营上来，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引导和鼓励城镇集体企业树立品牌意识，走品牌发展之路，以品牌带产业，以质量求保证。还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固树立人才强企观念，重视人才，广聚人才，用好人才，努力提高企业科技素质和水平。要从更高的思想境界看待城镇集体经济，从更宽的视野审视城镇集体经济，鼓励探索，勇于创新，自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责任意识，注重社会效益，努力推动城镇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2、以两个置换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城镇集体企业改革步伐。

今明两年是企业改革的攻坚年，按照全市“围绕一个目标，突出两个重点，实现三个转变，坚持四项原则”的总体思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实现民营化、股份化为目标，全方位、开放式地整体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同时以体制创新为灵魂，以“产权、职工身份”双置换为内容，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按照《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除煤炭企业外，其余企业实现民有民营，一步到位，彻底转换企业产权，转变职工身份，在两年内完成对全市城镇集体企业及直属各公司的改革任务。

为此，针对市直企业和公司，我们已经依照工作方案和《改革工作目标责任制》，进行了明确分工，签订了目标责任状，实施分工负责，责任到人，住厂帮助，现场指导，限期完成，保证不拖全市改革工作的后腿。对于各县（市）区企业改革工作，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已经成立领导组并制定了改革方案的县区，要尽快行动起来，进入角色，开展调查摸底，着手做好改制方案的制定、审批和实施，不折不扣按进度要求完成改革任务。未成立领导组的县区和单位，要尽快成立领导组，确定专人负责改革工作，加大力度，明确责任，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要坚持分工负责的原则，把企业改革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管理，作为年度工作考核内容进行考核。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统一安排部署，统一贯彻落实，统一责任标准，统一检查考核，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

在今年三季度力争召开一次全市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把改革工作的进度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认真的回头看，总结交流经验，树立典型。通过典型示范，推动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创新工作思路，提供优质服务，做到特事特办，为改革工作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协调服务。各级联社要把改革工作的整个过程纳入责任目标制管理，加大奖惩兑现力度，真正做到干工作的敢负责的勇于奉献的得到表扬奖励，延误和阻挠改革工作的要通报批评和严肃处理。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把握好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三个环节，用足政策，招商盘活，稳步推进，彻底做到城镇集体企业全部实行改制、联社资本全部退出、职工身份全部置换。煤炭企业要按照市政府提出的“资源有偿化，企业股份化，区域集团化”的思路，在完成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的基础上，同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要做到转换职工身份与落实社会保障同步，职工下岗与再就业同步，企业破产与盘活存量资产同步。对近年来已经进行了双置换改革的企业，要落实配套措施，规范运作。对已进行了改革，但还未进行职工身份置换的企业，要按照双置换要求，进行资产和职工身份的彻底置换，力争城镇集体企业年内要有××%以上完成产权和职工身份双置换改革工作。

3、加大工作力度，在结构调整上下功夫。

继续牢固树立“工业立市”理念，按照“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思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奋力在结构调整上求发展，逐步改变产业单一，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煤炭行业、被动适应市场的不利局面，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真正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首先要抓好2005年已完工而未投产、达产达效的*个项目，如：泽州天户煤矿坤达煤化磁材公司的“四氧化三锰”项目、城区七岭煤矿的“诺克制药”一期工程、阳城诺威公司的“粉状乳化炸药扩产”和高平米山煤矿入股的××万吨甲醇项目等，要针对这些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创造条件，下大力气逐一解决，力争2006年上半年大部分投产，年底达产达效。

二是要抓好××个续建项目，陵川苏村煤矿、高平高良煤矿、庄头煤矿和阳城府底煤矿××万吨扩改，以及尹家沟、瑞发、西煤公司的××#煤配采和米山煤矿*#、××#煤延伸项目，力争年底完工投入生产。冶炼企业要以提高质量和提升品位为中心，发展大容量高炉，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小、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传统产业改造之路，产量重上万吨台阶。陶瓷行业要在上质量、上档次、上品种上作文章，要在现有的低中产品的基础上，向高档次、高品位方向发展，年内阳城炬森公司和阳城上芹陶瓷厂要形成高、中、低档齐全的新格局。在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拉长产业链，进行精、细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高平牛山煤矿投资××*万元，扩改年洗煤能力达××万吨的精煤洗煤厂等。

三是要抓好*个新开工项目的建设。白马王啤酒××万吨扩改、府底煤矿××万吨配采、诺克制药和四氧化三锰二期工程等新建项目的开工建设。这些项目的投产达效，对全系统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上规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定要抓实抓好。同时我们要切实抓好全系统其它新的技改项目的筛选和储备工作。目前，我们在项目储备上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储备的好项目、大项目屈指可数，大的经济增长点不多。所以，2006年要在项目储备上狠下功夫，要组织企业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系对接，收集项目信息，综合分析论证，扎扎实实储备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好项目。

第四要搞好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根据资源优势发展新的支柱产业、以先进的设备工艺推进新型工业化步伐、以知名品牌的引进开发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点要抓好城区建筑安装公司预制板混凝土和坤达煤化磁材公司四氧化三锰等新技术项目。同时还要加大力度强化进度，保证立式升降铣床、矿用馈电开关、红枣啤酒、富锶康爽饮料等××种新产品尽快投放市场，年内大部分形成批量生产，力争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使全系统地面企业经济总量逐步提高，达到××%以上。

第五要继续按照“扩大领域、创新机制、优化服务、提高运营质量”的方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对前几年发展过来的三产企业进行整合，巩固三产发展成果，总结经验，进一步促进具有地理优势的危困企业转机建制向三产发展。重点抓好城区投资××××*万元的*个三产项目，高平的二轻三产一条街工程，陵川的顶级家具城等，通过整体策划，重拳出击，打出“二轻”声望，树立三产名牌。特别要巩固城区近年来形成的新太行、华鑫、雅博利等大型超市的“品牌”效应，创立集体经济的商业服务名牌企业。同时要搞好三产开发的经验交流，特别是陵川对弱势危困企业转制进三、捆绑操作、整体扭亏的经验总结推广。要以开放的思维，创新的方式，大力度整合三产企业的资产，组建三产总公司，发挥规模和群体优势，扩大三产领域和范围，由现在的单纯商贸服务，向中介服务、信息咨询、科技服务、人才教育等新型三产行业进军，大力提高三产的发展质量。

4、抓重点，上规模，努力增强核心企业发展后劲。

规模企业上台阶，危困企业走出困境，全面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加大力度，奋力推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快速发展。

首先要抓重点县区。县（市、区）集体经济在县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县域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要下大力气壮大县级联社实力，使困难县区尽快走出困境，强势县区更上一层楼。2006年在抓好阳城、高平两个产值达*亿的重点县区基础上，争取泽州、城区产值跨*亿，陵川突破亿元大关。

其次要抓规模企业。突出抓好全系统十二个重点煤炭企业和十二个重点非煤企业。地面企业要抓好坤达煤化磁材公司、诺克制药有限公司、城区东方玻璃、白马王啤酒、金箭集团、标准件厂、阳城诺威化工、泽州玛钢、泽州中原信号、陵川沙河铁厂、陵川工具厂、高平电线电缆厂，要通过拓展规模，争创名牌，挖掘发展潜力。煤炭企业要重点抓好阳城屯城煤矿、伏岩山煤矿、西沟煤矿，泽州天户煤矿，高平牛山煤矿、米山煤矿、游仙山煤矿、龙顶山煤矿、云泉煤矿、平泉煤矿，城区七岭煤矿，陵川苏村煤矿等，要通过资源整合，集团重组，增强发展后劲。要把抓重点企业和深化企业改革、调整结构有机结合，在企业改革中，发挥规模企业的优势，积极采取参股、兼并、联合、收购等方式，将优质资产和优秀产品向规模企业集中，形成优势群体，发挥规模效应。我们要以泽洲县天户煤矿兼并泽洲县化工厂、收购泽洲县锁厂，开发四氧化三锰项目为典范，认真总结，大力推广。力争2006年规模以上企业由去年的××户增加到××户；销售收入达亿元的企业由*户达到*户，销售收入上*亿的企业力争突破*户；利税上××××万的企业由××户增加到××户，在××××—××××万元以上的企业由*户增加到*户，利税上亿元的企业力争突破*户。

第三要抓强势行业。要突出抓好全系统六大优势行业，把煤炭、化工、玻璃、啤酒饮料、冶铸、医药具有显著优势的行业做大做强。煤炭企业要通过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其实力优势，采用兼并、联合、收购等方式，整合有地理、产品等比较优势的企业，积极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发展新兴产业，拓宽生产经营领域，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也可按照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原则，组建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玻璃制品行业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创汇能力。啤酒行业要实施规模扩展战略，打造区域性强势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化工行业特别是民爆行业要实现生产作业机械化，生产工艺自动化，生产过程密闭化。“四氧化三锰”项目一期工程要尽快达产达效，二期工程要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开工准备，尽快立项，开工建设。诺克制药要开发更多新品种，扩大产量，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5、强化措施，严格监管，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安全为天，重在落实。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全系统的安全生产意识，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努力提高安全生产科技水平，加快完善应急救援机制，致力做到“五落实”。

一是要狠抓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落实。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将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确保法律法规及其配套规章的顺利实施和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提高全系统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生产素质。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带动全年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将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逐渐向社会扩展，使安全宣传工作更能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形成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关爱生命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一把手”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对本行业、本部门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其他领导分管的工作在安全方面出了问题，同样要负相应的责任。要通过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安全监管体系，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基层，把安全压力传递到每个人，做到人人负责，确保一方平安。企业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的各项规定，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健全安全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安全人员，真正实现安全、生产两不误、两促进、两提高。同时建立完善的安全工作责任制，通过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明晰化、责任内容具体化、考评指标定量化，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通过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层层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依据《安全生产工作综合考核办法》将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进行量化考核，把履行属地、行业监管责任纳入各级联社效能建设考核内容。

三是要狠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进一步强化法人安全生产工作的主体地位、主体责任，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做到“五个到位”，即：安全培训教育到位、安全管理人员到位、安全工作标准到位、安全管理制度到位、安全工作处罚到位。通过强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促进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

四是抓好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的落实。各企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各类事故隐患的排查，制订整改计划和措施，落实整改责任，限定整改时间表，做到整改内容、整改标准、整改措施、整改进度和整改责任人“五落实”，及时消除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于不能及时消除的要及时上报。通过对事故隐患的排查整改，确保事故隐患得到及时整改，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五是抓好重要节日以及“两会”期间安全工作的落实。根据节日期间和重点活动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的组织系统领导带队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检查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安全责任是否落实、安全措施是否到位，尤其对涉及人身安全的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要组织精干力量，深查细排，全面查找漏洞和隐患，确保不留盲区和死角。通过开展节日期间和重点活动期间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系统范围内发现隐患、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6、创新工作思路，努力发挥好联社的职能和作用。

一是要认真贯彻集体经济的法律法规，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总社六代会议精神，认真履行好联社“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的职能，积极有效地引导企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真正发挥好“上为政府排忧、下为企业服务”的桥梁纽带作用。

二是转变作风为企业提供改革、资金、信息等方面服务和咨询，为企业调产、技术创新以及新产品开发提供服务支持。要充分挖掘联社的资源优势，创造条件为企业搞好协调服务，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环境，引导企业发扬集体企业团结、互助、合作的群体优势和优良传统。

三是强化素质，提高工作能力。各级联社以及企业领导要站在时展的高度，强化政治素质和争先发展意识，树立改革发展创新理念，努力提高执政水平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尽快健全联社组织机构，加强县级联社组织建设，认真落实市联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精神，力争年内召开各县（市、区）联社代表大会，通过健全和完善联社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强化联社功能，使县一级联社的运行机制更加健全，决策机制更加科学，管理机制更加完善。

四是强化联社资产管理，要按照全国总社提出的“管住所有权，放活使用权，强化监控权，抓住收益权”的四权方针，努力做到管好增量资产，盘活存量资产，激活固化资产。由过去重视实物资产管理向重视价值形态即资本管理的方向转变，建立有效的资产管理监管、运营体系，将资产作为资本来运作、管理的目标，提高资产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充分利用政策，依法核减不良资产，努力提高资产运行质量。在加强资产运营，明晰资产权属、探索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等方面，积极创新，大胆探索，努力寻求适应新时期城镇集体经济生存与发展、改革与建设的新形式、新路子，推进企业整体上台阶。

7、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改革发展创造廉政环境。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市城镇集体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一年。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联社对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继续完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深入学习两个条例和一个纲要以及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狠刹五股歪风，在各项工作中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切实抓好各企业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务求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在全系统广泛开展党纪、政纪、廉政条规为主的学习教育活动，领导班子及成员要带头写出具有高质量的心得体会文章；加强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党纪、政纪法规纳入“”的组成部分。

我们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同经济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落实，一起考核。继续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分级管理”、“一级抓一级”的原则，界定落实责任范围，实行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制，具体责任与主管或分管的部门、单位、科室相结合，即对所主管或分管的单位、部门、科室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各支部书记对支部委员和所在支部党员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责任，责任制的落实直接与年终考核挂钩。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等工作生活学习制度，并公开公布，接受干部群众监督。认真贯彻执行《八条禁令》，狠刹五股歪风，坚决扼制吃喝、漂浮、粗暴、攀比、闹不团结、霸道六种风气。要从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对机关日常开支情况、三项治理情况以及人事任免等工作向群众公开，将工作职责和办事依据、条件、程序、时限、结果及单位财务状况进行公开，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在干部职工会上公开，以及公务接待、出差、内部财务等干部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使政务公开工作步入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市联社已经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实行了限额控制，本着节约续用、超支不补、量化到人、确保工作的原则，既增加了透明度，也密切了干群关系。希全系统要进一步深化措施，强化管理，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

集体工业范文篇5

但这些研究过多地重视了改革时期，忽视了改革前，似乎凡是旧体制的因素都肯定不会对转轨有积极作用。其实，所谓渐进转轨就是没有彻底迅速地抛弃旧体制的因素。那么它们在转轨中必然要发生作用，但人们本能地不去考虑它们是否会有积极作用。一个最基本却被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耕地在改革前后都是集体所有的。这一土地制度正是以上被强调的两大因素的制度根基。如果土地在80年代初被私有化，今天不会有乡村集体企业。但这一制度的作用却从未被提及，更不用说被研究了。因此，中国渐进转轨的三大基本问题至今无答案。什么是联结改革前后发展模式的制度基础？什么是乡镇企业的制度根源？什么是中国渐进转轨的最终原因？本文尝试一揽子地解答它们。

经济史告诉我们，土地制度是任何农业社会的制度根基。如果对某一经济问题的解答追到了这个层次，就找到了根上。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转轨也不例外，因为土地制度在农业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是最为深远的。例如：土地曾是中国地主阶级权利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武器正是其当时受亿万农民拥护的土地政策。它以后靠构筑集体土地制度和直接控制集体土地及其产出，能很快地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近年来东南亚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和价格的大幅起落，导致了泡沫经济在先，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随后。中国之所以未被卷入，其与周边国家不同的土地制度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正因为这一根基性因素被长期忽视，中国转轨中的一系列现象成为难以理解之谜。Oi（1992）发现乡村政府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她（1989）也曾强调它们在改革前作为国家人去掠夺农村集体组织的利益。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它们在短期内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对此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内因的解释。常与王（ChangandWang，1994）发现乡村企业的所有权在村民，控制权在乡村政府。这种两权分离非常象西方股份公司的体制，并使乡镇企业的机制效率非常高。但他们认为这是中央政府集权和“设计”的结果。这种外因性的解释很牵强，并与改革中分权化的现实不符。DongandPutterman（1997）发现乡村集体企业不仅比国有工业，甚至比私人企业的效率还高。对此我们也缺乏内在机制的解释。

中国渐进转轨的一些宏观现象也是至今未破解的谜。诺顿（Naughton，1994）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同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不对称密切相关，它们有适应这一外部环境的灵活机制。这也是一个外因性的分析，并且没回答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市场不对称的奇怪现象。Weitzman（1993）说中国转轨模式提倡竞争而非私有化，但他并没回答：为什么不私有化就能有竞争？

下面的章节就按逐个解答这些迷的顺序来安排。其逻辑关系是1-3节讨论微观问题，4-6节讨论宏观问题，第7节再回顾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乡镇企业和渐进转轨的大辩论。这里有三点需说明。第一，本文不采用西方文献用大量篇幅去证明一个简单现象或假设的方法，因为其内容建立在中国读者皆知的事实基础上。这样能以较少的篇幅容纳较多的信息。第二，本文的乡镇企业主要指乡村集体企业。第三，本文所谈的转轨主要指80年代。

一、集体土地的排外权：乡村政府和集体组织摆脱国家控制的根源

集体土地制是计划体制和重工业导向战略的制度基础，建立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农业剩余尽可能多和快地转化为重工业投资。在50年代初，国家无法控制农村合作组织和它们的产出，因为这种组织是基于个人之间的合约。所以国家有意地把最初源于底层的合作化（如互助组）导入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土地的集体化是其中最根本的内容。周其仁（1995）曾对中国土地集体化为什么能比苏联顺利和成功作过精辟的分析。根据他的解释，农民并没有从市场或地主手中去买地，他们是从国家领导的运动中无偿地分到了土地。那么，当国家改变意志时，这种私有制也较容易被改变。但是，土地集体化本身不能导致国家对土地的直接控制。周其仁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

集体化使集体组织，而非国家，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尽管在集体组织内的成员间的产权很难界定得象合作组织内成员间那样清楚，但集体组织的产权与合作组织具有同样的排外性。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总是被国家的某专业部（条条）直接控制和管理，但农村集体组织却从不可能被哪一个专业部来直接控制，即使是农业部也不例外。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是国有部门的一部分。国家控制农村集体组织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它的行政系统（块块）。50年代的合作制是私有制之间的合约，而集体所有制则是一种公有制。正是这一特点使国家控制得以进入，特别是当农村集体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经济组织时。所以，土地集体化和政社合一两个要素的结合使国家控制得以实现。这大致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是重合行政边界和集体土地边界，使该集体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经济组织。第二是使该集体领导既是行政官员又是经济组织的管理者。第三是用命令和服从的行政原则使该领导执行国家计划。国家就这样进入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计划决定该组织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分配。尽管该组织拥有那块土地，但它并不能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控制权事实上不在所有者而在国家手里。

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冲突集中到了农村干部头上。他们既是基层官员又是集体经济的管理者。这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既能代表国家又能代表农村集体。Oi（1989）用主义的理论框架来描绘社队干部是怎样成为国家人的。这一分析忽视了另一重身份也能使他们成为农村集体组织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身份的矛盾源于组织设计本身的内在矛盾。首先国家要控制农村基层组织，它必须从本身就是集体组织成员并十分熟悉当地情况的农民中选拔干部。事实也正是如此，公社干部的大部分和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干部都是当地的农民和社员。用一个成员来掠夺他自己组织的利益肯定是较难的。第二，国家不可能使每个干部都成为正式官员或它的正式人。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国有部门的成员才能成为正式官员。另外，使数百万社队干部成为正式官员的开支也太大。所以，只有公社主要领导等少数干部才是正式官员并领取国家工资。绝大多数社队干部，包括大部分公社干部和所有大队及生产队的干部只能从集体分配中获得收入。如果他们真按国家人的身份行事，那么不仅集体的利益，而且他们自身的利益都要经过他们自己的手被国家拿走。这正是这一组织设计的矛盾所在。

国家不得不用激励、惩罚和政治整治运动（如社教、等）各种手段来使社队干部为它的利益服务，但上述矛盾始终存在。这最后导致了国家控制的成本超过了其收益（周其仁，1995，表一），并引发了1978年开始的改革。这期间，社队干部双重身份内在的可转换性开始发生作用。改革前，他们不得不基本代表国家的利益。改革后，他们农村集体人的那一重身份自然而然地就占了上风，而这又是由大包干制引起的变化来保证的。

在农村，计划经济的操作依赖于自止而下的命令服从关系。国家命令社队干部，他们又进一步指挥社员。国家是唯一的决策者，它直接控制着集体土地。大包干制用自下而上的合同原则改变了这一关系。农户在与村政府讨价和签约时讲得明白，交够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实际上将农户、集体和国家的关系，自下而上地一揽子界定清楚了。这引起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和由此而来的利益从国家手中回到了所有者手中。农户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一员在合同期控制着他使用的那块土地并获取由此产生的利益。村政府作为所有制则代表享有对土地使用的协调、签约和管理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里，谁控制了土地谁就控制了力量和社会财富的源泉，并立刻变得强大起来。改革前的国家如此，改革后的乡村政府和农民也不例外。这正是启动了中国改革洪流的原始动力。它也是区分集体土地制改革前后根本差别的分水岭。

第二，大包干制度意味着国家不再能用行政权力来直接指挥农村集体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家、乡政府和村政府的关系，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功能建立在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原则上。当这一原则在经济领域被合同原则取代时，政社合一的原有功能立刻就消失了。尽管政社合一的形式仍存在。由于上文提到的组织设计矛盾，改革前的上级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使农村干部服从命令的前提起码是确保他们的干部位置和相应利益。既然现在不容易直接命令了，这种确保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恐怕是目前村干部由村民选举的机制原因。这意味着乡村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利益从属关系大大松动，尽管原有的行政系统关系在形式上仍然存在。既然乡村干部的利益不再主要依靠与上级的关系，它就必然要主要依靠与本集体组织的利益关系（Pei，1996）。这样，乡村政府的功能就从以往的主要为国家利益服务转为主要为本集体组织的利益服务，尽管政企合一的形式仍然存在。这可能就是中国独有的乡村政府双重身份和功能的内在可转换性。

那么，什么是以上变化的制度根源呢？他就是集体土地原有的排外权。靠重合行政边界和集体土地边界及政社合一，国家可以直接控制农村集体组织。但是，当集体土地的产权边界被大包干制确认和保护时，这种排外权也可以使乡村政府摆脱国家控制，主要为本组织的利益服务。事实上，当中国82%人口组成的农村集体单位在80年代初变成千千万万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时，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初步但又巨大的市场环境。它足以启动和左右中国的整个经济转轨（Pei，1944；PeiandGunnarsson，1996）。二、集体土地制：农村集体工业的制度根源

在乡镇工业的研究上一个根本的因素被长期忽略了，通俗地说就是乡镇工业的产婆被遗忘了。这使我们对乡镇企业的许多现象难以解释。要找到这个因素，需要从社队企业开始分析。

1、集体土地制度与集体工业的内在联系

从中国农村集体化史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是土地的集体化，其次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集体组织，最后才能从这一组织中产生出来社队工业。这种逻辑关系非常简单，但往往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基本的。比如一旦土地私有化了，建于其上的集体组织和工业也会相应垮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将看到，社队工业的全部特征几乎都来自于集体土地制度。

根据张毅（1990，209页）的数据，农村工业早期投资的82.6%来自集体积累，银行贷款只占17.4%，且基本是流动资本。周其仁（如上）的数据也证实社队工业的投资主体来自集体积累。这个积累是哪儿来的呢？它当然来自于集体土地。中国的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都是集体土地。中国的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都是集体土地的产物。差别是前者建在城市，后者却只建在产出它的那块土地上，即所有者的土地边界之内。比如，公社企业只建在公社所在地，大队企业只建在大队所在地。以后的乡村企业也如此。这就是它们被称为社队或乡村企业的根据。这简单的名称后面有很深的内涵。这样我们可以把社队及乡村企业定义为既是一块集体土地的产物，又是对该土地的直接投资，他是在这块土地内资源再配置的结果，其目的是增加该土地的单位产出价值。这一定义恐怕反映了社队或乡村工业的最本质的特征。抓住了这一特征，乡镇工业和中国渐进转轨之谜就可迎刃而解。

2、为什么国家无法控制社队工业？

这一问题是周其仁（1995）提出来的。他注意到国家在改革前可以直接控制集体土地但却无法直接控制社队工业。国家可以禁止买卖土地却无法直接控制社队工业的设备，它可以直接计划农业的生产、分配和占有其剩余却无法这样对待社队工业。这使社队工业在改革前的生产手段、生产和分配过程就与集体农业有根本差别。周其仁因此称其为“集体资本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国家不得不将土地产出分成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份额，而社队工业恰恰是由集体份额转化来的。国家可以直接控制土地，但它不应控制它的全部产出。否则的话，它必须要承担农村的就业、工资和福利等全部责任。这迫使它必须划出由集体和个人分别控制和使用的份额。那么，当一个社或队完成了国家计划并且国家已拿走了其份额后，用属于集体的份额办了工业，国家还有什么根据去控制呢？尽管如此，仍有靠权力侵占和平调社队企业资产的现象，但它没有演成全局的制度基础。

3、为什么农村集体工业由乡村政府控制？

许多研究者发现尽管乡村集体工业为某集体组织的全体成员所有，但他们在管理上没有发言权。这就是常与王（1994）提出的两权分离。要讲清这一问题，必须从集体土地制的起点开始。我们已经清楚地定义，农村集体工业是集体土地的产物。周其仁也指明，大多数社员当初并没有土地，他们是从国家那里无偿地分到了土地，很快又被集体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某社员无法宣称我当初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份额，因此我也应在它的产物——工业企业上享有多少相应的份额和发言权。国有工业和社队工业都是由集体土地的农业剩余转化而来，它们形成的特征都与集体土地起始点上的产权模糊相关。千百万无地农民曾受惠于国家，因此当国家将土地集体化时他们很难激烈的反抗。也正因为他们从未花钱买过这些土地，国家可以较容易地将其产出中的剩余拿走。这同样也是村民们在乡村工业管理上没有发言权的起始原因。但是，国家拿走的就不再属于集体，而由于社队回乡村企业是对原土地的再投资，因此被该土地的所有者拥有。

正是因为社员们无法宣称他们在土地上拥有多少份额，社队干部作为集体组织代表天然地就获得了控制和使用土地产出中集体份额的权利。这一份额并不等同于工业企业，它只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恰恰是早期的社队干部把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他们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把农业产出的集体份额转化成了工业企业。正象周其仁分析的，他们的干部身份和个人能力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创办者的身份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企业的控制权。但是村民们能随时监督干部，使他们难以为所欲为。因为企业是集体土地的再投资，村民们天天可以看到自己的企业和干部在其中的活动，就象他们天天看到自己的土地一样。

总之，两权分离并不是极权从外部强加的，它是从集体土地制的内在特征中衍生出来的。这个机制也不是改革后才“设计”的，它在改革前就存在。这也是为什么社队工业在7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与乡村工业在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非常接近的原因。

三、集体土地制：乡村企业资源配置低成本的根源

DongandPutterman（1997）发现，乡村集体企业在80年代时效率甚至比私人企业还高。这很可能是由于前者有集体土地制度作依托而后者没有。常听说乡镇企业有秘密武器。若真有其事，它只能是集体土地制度。下面就讨论这一制度在乡村工业的资本形成，银行贷款和劳动工资中的作用。

1、土地与资本形成

建立一个工业企业，首先需要一块土地。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土地的价值和价格应该是相当高的。农村工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因此土地实际上构成了投资的主体，它的价值和价格都应比农村工业的的设备高的多。由于不允许买卖土地，我们缺乏土地市场和价格，土地（尤其在80年代）变得好象没有价值了。这使我们看不清集体土地制度在乡村集体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当他们建企业时，不需购买土地，因为土地和企业都属同一个所有者。这就是我们定义乡村企业是对集体土地再投资的根据。据林青松（1990）、杜海燕（1990）及笔者的调查，农村私人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土地的获取。它们一般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企业建在自家庭院里。这种情况下业主不需买或租地，但企业既小又很难发展。二是稍大一点的企业在附近集镇租公共或私人建筑。在安徽界首县，私人企业80年代初为此付的租金是平均每亩1962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构成它们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

集体企业的厂房投资也很低。他们往往直接利用以往社队的库房、礼堂甚至知青留下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乎不花什么钱。要建新厂房，一般也是靠自己的建筑队，用自己生产的砖瓦沙石进行。这也使投资大大降低。厂房建好后，集体企业或是以很低的价格从国有企业购买二手设备；或是直接以土地厂房作为自己的股份，让国有（如苏南）或外资（如广东）的设备作为对方的股份组成股份公司。改革中最早出现的联营或股份公司都是以这种方式首先从农村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不需买地，用自己的建筑队和建材，集体企业不仅投资低而且建设速度快。从立项到出产品，一般只需半年左右（张毅，1990）。简而言之，如果建一个相同标准的企业，农村集体部门无论与国有还是私人部门比较，其投资成本都是最低的。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是对原有集体土地的一个再投资。

笔者在浙江桐乡某村调查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改革以来，千百万农户建了新房，农户对砖的需求很大。该村政府决定建一个砖厂。它先与本村要买砖的农户签约收取预购定金，并用这笔钱建了一个大烟囱。靠着这个大烟囱，它又能与周围村的农户签约收取预购定金，并用这笔钱盖了砖窑。结果这个砖厂几乎完全是靠农户的预购定金建成的。那么，什么是该村政府的信用基础呢？就是它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当它决定用一块地建砖厂时，这块地就已成为砖厂的投资主体。在人口密集的浙江，土地的价值非常高，农户们知道村政府不会开玩笑，他们肯定会得到砖。私人企业家没有工地作为这种信用基础。另外，他们也可能会卷款逃跑，而那块集体土地和管理它的村政府是不会“逃跑”的、集体土地与银行贷款

在80年代农村工业的贷款上，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集体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王晓鲁（1990，224页）给我们提供了安徽界首县的以下数据。

表一、银行贷款在总资本中的百分率

1983198419851986

集体企业25.429.133.325.6

私人企业21.013.514.517.7

第二，乡村两级政府各自为它们属下的企业作担保。贷款风险往往既不由企业经理也不由银行承担，而是由乡村政府承担。第三，乡以上政府可以命令银行，但乡村政府没有权力指挥当时都属国有部门的农行和信用社。这也是为什么乡村工业的预算约束比国营企业硬的原因之一（Bgrd，1990，203页）。

那么，为什么集体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呢？常有的说法是国家政策歧视私人企业。实证研究提供的以上特征说明并非如此。否则，乡村企业经理不需要乡村政府担保，他们自己应能贷到款。Bgrd（如上）的研究还显示，农村银行系统在80年代已经开始按市场原则办事，这些原则决定着农村的非国有部门中谁应得到贷款。一是赢利能力。当上饶和界首的某些乡村政府有滥用贷款的倾向而私人企业的赢利能力较高时，银行就行使了其对前者的拒贷权而把款贷给后者。表一显示了私人企业同样能贷到款。二是还款或承担贷款风险的能力。这才是集体企业在总体上比私人企业更易获得贷款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在银行面前，乡村政府有比乡村企业经理和私人业主更高的信用呢？这也是一个至今未解的迷。解开它的钥匙仍是集体土地制度。乡村企业和私人企业都可能破产，但只要集体土地制度不变，集体组织就不会破产，而该组织的土地不是被乡村企业经理，而是被乡村政府控制。首先，当一个乡或村的企业破产时，其债务往往由乡或村政府安排其属下的另一个企业偿还。尽管Bgrd（如上）提供了这个案例，他并没有指出背后的原因。为什么那个企业会承担债务而另一个乡或村的企业绝对不会呢？因为根据我们的定义所提示的本质关系，破产的企业和承担债务的企业是同一块土地的产物，被同一个组织拥有，因而被同一个政府控制。所以这样做完全合理。这就是为什么乡村政府比乡村企业经理信用高的原因。

第二，即使一个集体组织的企业全破产了，社区政府仍有可能偿还贷款。为什么呢？因为它仍旧控制着土地这个生产手段，而这块土地仍旧能不断地提供产出。乡村政府每年从农业中获得并控制的集体提留就是一个例证。另外，土地尽管不许买卖但在许多地方都可以出租了。例如，在广州郊区石井乡的一个村子，村政府向四家蔬菜批发公司出租土地，每年得到租金高达2000万元。村长告诉笔者，如果村里的工业企业都破产了，这笔钱足够偿还它们欠银行的贷款。这就是为什么乡村政府比乡村企业经理和私人业主更有信用的原因。

第三，一个最简单却最重要的事实至今未引起乡镇企业和中国转轨研究者的注意。改革以来，千千万万的乡村集体和私人企业破产了。今天，大批的国有企业也在破产。但我们从未听说哪个乡或村的集体组织破产了。为什么呢？只要集体土地不许买卖，农村集体组织就不会破产。只要集体工地制度不变，乡村企业的产婆就不死。所以，大量的乡村企业在竞争中破产了，但更多的乡村企业仍在被产生出来。集体土地制度是乡村企业生命力的源泉。乡村企业金融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并非乡村政府，而是集体土地制度！

3、劳动与工资

乡村企业的劳动与工资分外部和内部两个关系。我们先分析外部关系。根据门新（1990）和林青松（1990）的调查，私人企业往往付比集体企业更高的工资以吸引工人。在福建晋江私人和集体企业的平均工资在1985年时分别是932元和823元。根据Bowels和Dong（1997）对黑龙江的案例研究，私人、村和乡企业的月均工资各自是459.9元，364.8元和311.4元。但是，私人企业更多地使用解雇来提高工人工作效率。每年的工人解雇率在私人、乡和村企业中分别是4.8%、0.5%和0.1%.乡村企业的经理们在意识形态上仍旧不赞同过多使用解雇的手段，这使工人的就业保障度较高。从工人方面来看，尽管存在着工资差别，行为指数显示工人对企业的支持和向心率在集体企业比在私人企业要高。4%的工人每年自动退出私人企业，而这一退出率在乡、村企业分别只是1.8%和0.3%.更有意味的是，乡村企业经理们有机会成为私人企业家并挣更多的钱，但他们并没选这条路。那么是什么使他们留下而不去挣更多的钱呢？

尽管Bowels和Dong提供了以上非常有意义的数据和问题，但现象背后的原因仍旧是个迷。解开它的关键还是集体土地制度。首先，私人业主与工人的关系是纯粹的市场关系，他本来就没有责任确保工人的就业，所以他付较高工资而不确保就业稳定。相反，乡村工业管理者和工人的关系是集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当一个新企业建立时，社区政府有责任先安排内部成员就业，因为这个企业是集体土地的产物，每一个土地所有者都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当他与私人业主打交道时，他不具备这种权利。这样，高工资低保险与低工资高保险在一定时期形成了平衡。第二，根据笔者在山东、辽宁、四川、广东、浙江和江苏农村的调查，如果一个集体组织成员成为私人业主或被私人业主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意味着他自动放弃了其成员权利。社区政府就不再承担安排他在乡村企业就业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在用其成员身份的长期权利换取一种短期内较高但长期内风险很大的收益。他面临的是靠自己的土地和组织，还是离开它们靠市场去谋取长期利益的战略抉择。他必须非常小心地比较。只要没有发育良好的要素市场和稳定的高收入，大多数人就不会放弃他们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上述平衡也不会打破。所以，尽管工资低，乡村企业的工人退出率还是非常低。如果没有集体土地制度这个把他们捆在一起的机制，或生产要素完全市场化了，就根本不会有这种现象。

搞清这种关系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乡村工业内部的劳动工资现象。首先，在企业困难时愿降低10%工资的工人的比例以集体企业比私人企业高48.8%，愿降低工资以确保本地充分就业的工人比例在前者也比后者高36.2%（Bowels与Dong，1997）。第二，价格（利息率）在乡村企业资源配置机制上作用很小。农户集资的利率可被乡村政府随意确定，事实上经常不付利息，因为集资的主要收益是为了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环境里得到工作（Bgrd，如上）。第三，私人企业按劳动力供求状况付月工资（Wu等，1990，333页）。这在村级企业最普遍。此方法的最大特征是工人工资的大部分是在年底分发的。令人吃惊的是，当笔者1997年在上述六省调查时，此方法仍在实行，它甚至仍在号称华夏乡镇工业第一县的无锡（现名锡山市）实行。例如，无锡东湖塘镇某村五个企业的人均工资在1996年是7000元，但每月只发工人100元零花钱用于买烟、牙膏和卫生纸等，其余的钱在年底发且不付利息！

如何解释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呢？西方英文文献的流行说法是极权或乡村政府“管理有方”，也可称之为“政府决定论”。乡村政府何来此神通呢？为什么工人会长期地接受而不反对这种极权或“有方”的管理呢？为什么私人业主要这样做工人则会坚决反对呢？这里，集体组织的内部关系被错误地当作了市场关系；工人，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企业之间的所有制关系被错误地看作了乡村政府和工人间的雇佣关系。第一，为什么乡村企业工人能接受较低的工资以确保较充分的本地就业呢？因为那个企业是集体土地的产物，每一个土地所有者都有同样的权力要求就业，已进厂的工人无法否认其他人的进入权。而且，乡村政府能开除一个工人的厂籍，但无法开除他天生就有的土地所有者的成员籍，所以最终还要对他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存负责。这些因素导致了乡村政府的本地就业最大化政策而不是反之。第二，Byrd提到的农户集资并非市场里的投资。正象我们定义的，农户的集资投在了自己的土地上。那么，它找谁去索要利息呢？它唯一的权利是要求先投资先进厂，这在实践中也确实如此。第三，正象我们定义的，大部分工资在年终获得恰似一个农民不断地把劳动力投入自己的土地，最后在年终收获。在这种情况下，他向谁去索取利息呢？

真正的制度不会表功。但静水才深流。诺思（1990）定义制度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都是在集体土地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浑然不觉地按照它的规范行动。这才是制度的伟大神功。

4、集体土地制度替代市场以低成本配置资源

此标题并不意味着集体土地制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及任何时候替代市场配置资源。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是经济史上的新事物，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理论去解释它。我只能初步地显示当没有要素市场时，劳动力是怎样通过集体土地制度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我们曾定义农村集体工业是集体组织内部资源再配置的结果。在这里有土地和许多剩余劳动力，当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时，唯一短缺的要素是资本。但是，土地和剩余劳动力都可以补偿这一短缺并使转移能进行和成本低。我们先讨论劳动力是怎样补偿资本短缺的。

当劳动者在集体土地制度内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时，并不存在劳动力价格，因为此转移不是市场上不同所有者的交换过程。决定工资的机制是我们定义的集体土地和工业的内在联系。首先，工资水平受该土地上的农业收入水平制约。“样本调查的工人认为他们的工资接近或略高于社区的农业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集体组织的农业平均收入水平为参照系的，因为这个企业是这一组织内的一部分”（Gelb，1990，286页）。其次，工资水平也受每个成员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权力制约。“所以收入在一个集体组织内部很平均化，但在不同的集体组织间可以差别很大”（Bgrd与林青松，1990，276页）。第三，当工业工资略高于农业收入并存在激烈的就业竞争时，这种平均主义并没有影响效率。这也是为什么农户集资尽管没得到利息，但先进厂和工农收入差可被视为一种补偿（Pei，1996，1998）。

工资分配方式也受到以往集体农业分配形式的重大影响，这被许多地方的大部分工资在年终分配所证实。但是，这只有当劳动者没有离开土地并将他的劳动力投入建在他自己土地上的企业时才可行。在这里他有自己的房子并按大包干制使用着一块土地以获取食物。所以，每月的零花钱并没使日常生活难以为继。工人在企业困难时能接受削减工资的原因也在于此。更深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是各自企业的剩余索取者，所以要事先确定工资；而在集体企业人人都是剩余索取者，所以最终分配方案只能根据年终显现的经营结果来制定。总之，若没有以上制度基础，乡村政府无论被说得多么神通广大，也无法操作乡村工业的劳动工资政策。

我们看到，乡村企业低于私人企业的工资，财政困难时削减工资，大部分工资年终分配和农户集资等都极大地减少了工资成本、流动资本、银行贷款及利息等。当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集体土地制度向工业转移时，它就这样地替代或补偿了资本不足。成本降低，利润和积累率自然上升。所以，Dong和Putterman（1997）能发现乡村工业甚至比私人企业效率还高。这在没有集体土地制度作依托的城市集体企业里就不可能。

现在我们可讨论集体土地本身是如何补偿资本不足的。此节的例子有，土地与内部劳动力直接结合建厂房；它可直接作为东方股份与他方组成股份公司；它可作为获取消费者预购定金和银行贷款的担保；它本身能不断地通过农业、出租等方式产生出收入，这些收入可很快转化为投资。最重要的是，只要集体土地不允许买卖，它就能持续不断地支撑该土地上农业剩余劳动向工业的转移。

四、集体地土制：中国渐进转轨模式的根源

诺顿（1994，266页）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能有效地适应外部环境。它回应中国整体转轨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在没有要素市场的很长时期内产品市场率先形成壮大。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对这一环境的灵活、有效但基本属常规性的适应。”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恰恰是乡镇企业自身制造了这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对称的宏观环境，并非这一环境在乡镇企业发展前就已存在，因而它们必须去适应它。诺顿自己也提到，尽管没有要素市场，“乡镇企业仍旧生产出大量的制成品。”当然，消费者从需求上，农村广大农户、甚至城市的国有和集体部门从供给上都参与了早期产品市场的创建。农户当时提供的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品则主要由乡镇企业，城市国有和集体部门提供。与国有部门在工业品市场上竞争的主力军不是农户和城市集体部门，而是乡村集体企业。乡村工业的劳动力和资本规模在80年代迅猛扩张，城市的国有和集体部门则非如此。这表明，虽然没有要素市场，但却有资源的再配置。那么，为什么在没有要素市场或私有化的情况下，中国会有一支异军突起，并极具活力地推动了早期产品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呢？这正是中国和东欧转轨模式的差别所在。其背后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迷。诺顿的解释是外国性的，他并没找出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首先，我们应注意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资源再配置和规模扩张的结果。从1978到1988年，乡镇企业的数量从150万增加到1890万，工人数量从2830万增加9550万，7000万农业剩余劳力转入非农业部门。当如此大量的劳动者从低生产率的传统农业部门转入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时，不仅这些劳动者的生产率能立刻提高，而且社会总生产率也能被这一结构变动极大地提升。所以农村工业能有年均30%的增长率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增长。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增加到1989年的7430亿（现价），10年左右大约增长了15倍！这清楚地显示了乡镇企业在中国转轨早期产品市场的形成和繁荣上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背后绝非没有要素的再配置，以上企业和工人数量及结构的巨大变化就是有力的证据。那么，在基本没有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情况下，规模如此之大的资源再配置是如何进行的呢？

第二，我们应注意这一资源配置的特征。正如我们的定义和乡镇企业发展的现实所显示，乡企业只建在乡所在地，村企业只建在村的土地范围内，私人企业则建在自家庭院或附近镇上。这就是中国农村工业著名的“三就地”和离土不离乡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就地工业化使乡镇企业在没有要素市场的情况下推动了产品市场的率先形成壮大。这一回答显然太肤浅了。问题是什么造成了就地化？不少人曾认为是户口制。这还不在点上。户口制只是不让人离开，它也不必然导致工业化，因为它与工业化所需的土地、资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户口制与集体土地制因为改革前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份，目的是让农村集体向城市提供农业剩余而不是剩余劳动力，因为重工业导向战略需要资本而非更多劳动力。但是，不让人走就必须有一个至少保证生存的机制。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作前提，户口制无法操作。除了三年那一段时期，集体土地制确定具有此功能。这一点在下文还将提到。我们强调的是，集体土地制是户口制的基础。同时，它也是改革前后两种发展模式的制度根基。什么时候改了它，两种模式都会骤然崩溃，户口制更不在话下。

假设在80年代初，土地坚持集体所有但取消户口制，农村工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仍会就地化。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集体土地所有者仍可根据他的成员权索取就地工业化的利益。尽管这一权利带来的利益份额界定不清，人们也绝不会轻易放弃。只有当外部存在着持续的更高收入和就业机会时，人们才会放弃权利出走。中国到处存在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国情决定了外部很少有这种机会。这表明，改革以来决定农村人口去留的最终原因是利益和风险的内外比较，而非户口制本身。支持这一判断的事实是户口制的仍然存在并不能阻挡90年代8000万民工大流动。

相反，假设土地在80年代初私有化了但保留户口制，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土地，那么卖地获得的资本一定会投向利润最高的地方而不一定是本地。当投资者要出走时，户口制肯定难以阻挡。在这种情况下，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才不一定会就地化。我们已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土地一旦私有化，户口制的基础立刻就崩塌了。

总之，是集体土地制度导致了就地工业化，这又使乡镇企业在没有要素市场或私有化的情况下推动了产品市场的形成和繁荣。换句话说，是集体土地制替代要素市场或私有化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再配置。这正是中国与东欧转轨模式差别的根源所在。

五、集体土地的排外权：80年代竞争的根源

Weitzman（1993，552页）认为，“中国模式强调竞争而非私有化。它鼓励乡镇企业竞争并赶超国有部门，而非将后者直接私有化。”但是，与国有部门竞争的主力军乡村企业也不是私有企业。Weitzman回避了最实质的问题：什么是这一竞争的根源？竞争的产生要以大量独立的买主和卖主的存在为前提。在这里，没有哪一个买主或卖主能对市场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东欧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产生出计划经济没有的大量和独立的买主和卖主。中国在80年代并没有私有化。那么，是什么制造的这一竞争呢？这也是一个至今未破解的迷。

竞争的根源是集体土地的排外边界和排外权，它在80年代初已经被大包干制较好地界定和保护起来。没私有化，就靠这一排外权的确认便使千千万万的农村集体组织，包括它们内部的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卖主和买主。它们之间首先竞争，这导致了产品市场及其价格的形成。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当年乡镇企业被称为“一哄而起”、“与国有工业争资源、争市场”、“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的历史恐怕不会忘记。为节省大家时间，这里只提供王晓鲁（1990年，239页）的一段描述。

“小企业的不断产生导致了激烈的竞争。在无锡的185个相对较大的乡级骨干企业中大约有40机构设备厂，其中7家制造起重和建筑机械，4家制造印染设备，3家是通用设备厂。另外还有7家轧钢厂，4家钢管厂，6家毛纺厂和4家印染厂。至于骨干企业之下的众多小企业中有多少家在同一行业或生产同一种产品就数不清了。因为这些同行业的企业都分属不同的乡村政府。也正由于它们被不同的所有者和乡村政府控制，不可能把它们联合在一起。这阻碍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并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例如，无锡在过去几年中建了16家铝钢窗厂。由于市场饱合，它们大都开工不足，有几家面临破产。”

王晓鲁描述的只是一个县的情况，这种形式的竞争从全国来看有多激烈就可想而知了。80年代的这种状况非常象千百万小而独立的企业之间的“完全竞争”。其实，既使当年私有化，一哄而起，小规模，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的现象也避免不了。集体土地制度造成的后果是过了点，但从转轨全局来看，利仍大于弊，这是从计划走向市场时不得不付的一个代价。

乡村企业间竞争的实质是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的集体土地上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尽管同一块土成员间的内部产权界定不清，但这块土地的边界和排外权却界定得很清楚。因此，同一块土地上的几个企业间不会竞争，但两个相邻村庄的企业却会你死我活地竞争。当年，用60条将集体土地边界划小划清时，他不会想到这为20年后的激烈竞争打下了基础，并且又演成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

六、集体土地制：中国转轨低风险的根源

激烈竞争导致市场风险，乡村集体组织用产品多元化来减少风险。人们常批评乡村企业小而全。从它们的角度看，这却是理性选择。我们还以浙江桐乡那个村为例。正象发达地区的乡或村总有几个企业一样，这个村有五家厂：服装厂、印刷厂、菊花茶厂、上文提到的砖厂和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生产空调压缩机活塞连杆的机械厂。服装厂生产出口丝绸服装，是该村的骨干企业。它在1976年靠来自农业的集体积累建成，其它厂后来都靠它的利润相继建成。所以，这些厂归根结底都是该村集体土地的产物。尽管服装厂在该村经济中举足轻重，由于出口服装市场的剧烈波动，它的生意有时可以非常好，有时能坏到完全没有订单。当我到该村时，它刚经历了大萧条。那期间，村里经济转而依靠机械厂，因为它的生意刚好很兴旺。这即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最重要的是，靠着机械厂和其它三个厂的支持，服装厂并没关门，而周围的私人服装厂由于无订单全垮光了。结果当服装市场一回升，这个村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订单，而私人业主想干也没处找工人了。转那么，服装厂的市场风险是怎样分散的呢？第一，它被该村五个厂的工资平均化承担和分散了。这在乡村企业中很普遍。“赢利与亏损企业共存导致了资本使用的低效，亏损企业仍能保持原工资甚至略有增加”（王晓鲁，1990，226页）。第二，市场风险不仅被工人，而且被全体村民的收入平均化进一步承担和分散了。工业利润下降就减少支农补贴、养老金等村民福利，使分配不仅在企业间而且在工农收入间保持大致平衡。这种分配方式曾受到不少批评说明乡村企业也有预算约束软化。但人们忽略了它后面的原因和另一种功能。第一，某集体组织的几个企业往往被看作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其实它们是同一块土地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那个组织才是真正独立的经济主体（Pei，1996）。第二，亏损有时并非自身而是市场变化造成的。产品多元化和亏损与赢利共存正是为了分散这一风险。第三，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联合在一起代表这块土地上的全体所有者与其它经济组织竞争。既然所有成员都有权利从中获益（如来自工业利润的支农、医疗补贴，养老金等），那么他们也都有同样的责任去承担竞争的风险。分配平均化使所有村民均担风险，这恰恰是私人企业在竞争中不具备的优势。

经由每一个村民，中国乡村集体企业的市场风险实际上最终被集体土地承担和吸纳了。即使工业企业都破产，村民们仍可靠大包干制生存。所以，那个村服装厂没有订单仍能拢住工人，私人服装厂则做不到。同理，市场一景气它能马上开工而私人企业也做不到。这使大批的乡村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后仍能东山再起。私人企业一旦破产就难以东山再起，因为市场风险是由业主自身而非集体土地承担的。

集体土地制度对中国整个转轨的保险功能不仅在于使乡村集体组织不会破产，更重要的是它使所有农户（两亿）不会失去土地的使用权和生存的基本保障。所以乡镇企业每年发生的破产所引致的大量失业从未给国家造成过压力，而目前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工人失业却成了改革以来各级政府最头疼的难题。其实与东欧转轨相比，中国这些失业者只占人口比例很小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象东欧转轨的社会震撼有多大。使中国转轨风险小的制度基础不是比的，就是80%人口生活和劳动于其中的集体土地制度。

七、假如土地曾私有化：对乡镇企业和中国渐进转轨争论的再回顾

本文开头指出，研究中国转轨的学者们强调了中国较大的农村部门、乡镇企业和乡村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但这三者的制度基础却被忽略了。只强调农村部门大的观点缺乏微观分析作基础。只研究乡镇企业本身又难以解释中国转轨中的宏观现象。突出乡村政府的作用又没有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来指明它们改革前后变化的原因。集体土地的思路之所以能同时解释动态、微观和宏观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一制度本身就是联结改革前后发展的基本制度，它还同时既是乡村政府和集体企业微观组织的制度基础，又是农村宏观部门的基本制度。挑战西方理论的并非乡镇企业和乡村政府，而是产生了它们并在背后支撑着它们的集体土地制度。如果这一制度改变，乡村集体企业，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政府和中国的渐进转轨都将不存在。

我们先谈乡村政府。突出乡村政府在中国改革中作用的文章在西方英文文献中已成主流，但这一派在两个基本点上没有反映中国的实际。第一，他们用国家——社会的二分法把乡村政府完全纳入国家范畴。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对具有双重身份的乡村两级政府尤其不适用，实际上它们恰介于二者之间。当它们与上级政府打交道时可以农村集体组织代表的身份出现；当它们与村民打交道时又能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出现。这完全取决于它们在当时当地的特殊需要。改革以来经常下乡的中国官员都知道，乡村政府常常是站在集体而非国家的立场上在与他们讨价还价。所以，乡村政府有可能保护乡村企业产权；政府代表身份又使它们具有私人企业家不具备的在短期内大量调动和配置社区资源的功能。这种双重身份在乡村企业80年代的大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Pei，1996，1998）。第二，集体所有制被等同于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意味着政府所有制，差别是这个政府不是中内国家而是地方国家，如乡村两级政府”（Oi，1998，96页）。无论怎么解释，集体所有制在这里还是被等同于国家所有制了，它与第一个分类法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集体所有制真能被等同于国家或政府所有制，中国农村的20年改革就完全没有了它的制度和法理基础，农村集体组织理应仍被国家自上而下地控制。有人之所以非要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乡村政府还是完全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在控制农村集体*.不对，改革以来的乡村政府更主要地是靠它的农村集体代表的身份在控制。既然农村集体在改革初能摆脱权势大得多的乡以上国家的控制，它就更应该能摆脱权势最小的乡村底层“国家”的控制。之所以无法摆脱，是因为无人能取代它们的集体代表身份。这可用图一来说明。

只要一个村的行政边界和集体土地边界仍旧是重合的，并且只要这个村仍旧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集体组织，那么在这里就根本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取代村政府集体经济管理者的地位。换句话说，行政边界与集体土地边界的重合是因，政企合一是果，而村政府正是主要靠着这政企合一中的集体代表身份在改革后继续控制农村集体的。

相反，如果土地在80年代初私有化了，那么集体土地及其边界就不存在了，图一的圆圈就只是一个行政边界了。村集体自然崩溃了，政企合一也自然分离了。村政府会变得不再具有中国特色和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村政府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也不再会很特殊。这一判断可被乡村政府能直接控制乡村企业，但从不能直接控制辖区内的私人企业的事实所支持。

正象我们的定义和图一所显示的，村企业是村土地的产物和再投资，它们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如果土地被私有化，村企业也应被私有化，因为它的所有者村集体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事实是集体土地制度内的两次大调整都曾引起农村集体工业的大震荡，尽管土地并没私有化。土地下放生产队那次调整使社队企业全军覆没。大包干制那次调整调垮了20万社队企业。由于土地没私有化，它们才得以东山再起。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萨克斯和吴永泰（1994，101页）对中国渐进转轨成因的的解释。“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而东欧和前苏联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已很高了。中国的高增长之所以可能是因大农业部门中包容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既不享有国家补贴也没有软预算约束。一旦在地区和工作间的流动限制被解除，这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可使新工业部门迅速扩张”。尽管解除流动限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这一思路指明了中国和苏东经济结构上的一个重大差别，而这一差别也确实是造成不同转轨模式的原因之一。可是由于大农业部门的制度基础被忽略，这一解释最大只对了一半。

如果没有集体土地制度，大农业部门和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会使渐进转轨出现。进一步说，假如土地在80年代初被私有化，它们恰恰会给中国带来比东欧转轨更可怕的灾难。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当时正承受着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曾经历过的亿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沉重压力。这是由改革前的人口爆炸，重工业导向战略和相应的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政策共同造成的。结果，农村剩余劳力被不断地积累成一个可怕的数量。但是，这一巨大的压力最终是被中国农村的每块集体土地平均地分担着的。

假如土地在80年代初私有化，那么中国农村的所有集体组织、社队工业和户口制度都会立即崩溃，并且不会再有以后的乡村集体企业。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限制确实会自然失效，但巨大剩余劳动力造成的沉重压力和积累的高势能也会象一个大水库的崩塌一样被骤然释放。象东欧的转轨一样，有些人会在财产再分配中获利，但更多的人会失掉财产。千百万剩余劳动力可能不会更有土地作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依托，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发育出良好的要素市场和为他们建起足够的工厂。这时，中国农村的巨大剩余劳动力就恰恰变成了转轨的一大劣势，并带来比东欧转轨可怕得多的混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即使在改革20年并已有上亿剩余劳力离农后的今天，土地私有化给中国带来的社会震撼仍会比目前的城市工业失业至少大出一个数量级。

事实上，正是集体土地制度和中国无处不在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国情的共同作用才最终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留在了他们的土地上。也正是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办工业以求生存和发展。简而言之，是集体土地制度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将巨大剩余劳力从转轨的一大劣势转化为了转轨的一大优势。

转轨以来，国有工业经历了扩大自主权，承包制和目前的破产等步步深化的改革。财税、金融、商业、外贸等体制的改革也基本如此。唯有集体土地制度在经大包干制的内部调整后成为基本不变的最稳定制度。这并不奇怪。纵观历史，计划体制和传统战略始于和基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建立，经济的整个转轨也始于和基于这一制度的内部调整。那么，中国若真要走向纯粹的市场经济，很可能应最后改变这一制度以终结传统体制。拆房子一层一层拆到底才不会砸死人。当然，集体土地制度弊病也很多，如当前的土地、劳动力市场难发育就是它造成的。大家对它的弊病有足够的认识。本文强调的是它的另一面，目的是引起对它的再反思和争论。这有助于中国转轨的长程设计。注释：

*本文源于Pei，Xiaolu，1998，TheInstitutionalRootofChina''''sRuralIndustryandGradualReform，LundUniversityPress.全书共177页。

*其实，中共中央1983年1号文件明确要求政企分开，乡村政府不再控制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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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工业范文篇6

一、集体土地的排外权：乡村政府和集体组织摆脱国家控制的根源

1、集体土地制度与集体工业的内在联系

2、为什么国家无法控制社队工业？

3、为什么农村集体工业由乡村政府控制？

三、集体土地制：乡村企业资源配置低成本的根源

1、土地与资本形成

2、集体土地与银行贷款

表一、银行贷款在总资本中的百分率

1983198419851986

集体企业25.429.133.325.6

私人企业21.013.514.517.7

3、劳动与工资

4、集体土地制度替代市场以低成本配置资源

四、集体地土制：中国渐进转轨模式的根源

五、集体土地的排外权：80年代竞争的根源

六、集体土地制：中国转轨低风险的根源

激烈竞争导致市场风险，乡村集体组织用产品多元化来减少风险。人们常批评乡村企业小而全。从它们的角度看，这却是理性选择。我们还以浙江桐乡那个村为例。正象发达地区的乡或村总有几个企业一样，这个村有五家厂：服装厂、印刷厂、菊花茶厂、上文提到的砖厂和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生产空调压缩机活塞连杆的机械厂。服装厂生产出口丝绸服装，是该村的骨干企业。它在1976年靠来自农业的集体积累建成，其它厂后来都靠它的利润相继建成。所以，这些厂归根结底都是该村集体土地的产物。尽管服装厂在该村经济中举足轻重，由于出口服装市场的剧烈波动，它的生意有时可以非常好，有时能坏到完全没有订单。当我到该村时，它刚经历了大萧条。那期间，村里经济转而依靠机械厂，因为它的生意刚好很兴旺。这即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最重要的是，靠着机械厂和其它三个厂的支持，服装厂并没关门，而周围的私人服装厂由于无订单全垮光了。结果当服装市场一回升，这个村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订单，而私人业主想干也没处找工人了。那么，服装厂的市场风险是怎样分散的呢？第一，它被该村五个厂的工资平均化承担和分散了。这在乡村企业中很普遍。“赢利与亏损企业共存导致了资本使用的低效，亏损企业仍能保持原工资甚至略有增加”（王晓鲁，1990，226页）。第二，市场风险不仅被工人，而且被全体村民的收入平均化进一步承担和分散了。工业利润下降就减少支农补贴、养老金等村民福利，使分配不仅在企业间而且在工农收入间保持大致平衡。这种分配方式曾受到不少批评说明乡村企业也有预算约束软化。但人们忽略了它后面的原因和另一种功能。第一，某集体组织的几个企业往往被看作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其实它们是同一块土地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那个组织才是真正独立的经济主体（Pei，1996）。第二，亏损有时并非自身而是市场变化造成的。产品多元化和亏损与赢利共存正是为了分散这一风险。第三，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联合在一起代表这块土地上的全体所有者与其它经济组织竞争。既然所有成员都有权利从中获益（如来自工业利润的支农、医疗补贴，养老金等），那么他们也都有同样的责任去承担竞争的风险。分配平均化使所有村民均担风险，这恰恰是私人企业在竞争中不具备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