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范文10篇

金融制度范文篇1

一、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现状

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是追随或统一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但又不能忽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点，因此，我先将1993年设为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阶段的总分界点，再将1978年和2000年设为分分界点。1993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MPS下的金融统计体系，第二阶段为SNA下的金融统计体系。在第一阶段中，将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点作为分界点。1978年之前，中国金融统计体系是建立在苏联模式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金融体系基础上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主要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综合信贷计划服务为主。自1978之后，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以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为主体，保险、证券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这时，对于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来说，金融统计体系已经发生文/孔繁彬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简单综合信贷计划服务统计、现金统计已经远远不能与之相适应，涵盖全社会金融活动的金融统计体系已经形成。第二阶段，由于2000年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中国带来了无数机遇和挑战，比如如何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独善其身、如何解决加入WTO后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何应对相关国际准则的陆续出台，如何利用GDDS成员国身份学习先进经验并提高中国金融统计数据公布水平等，因此将新千年作为这段时期的分界点。200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MPS向SNA的成功转型，金融统计体系也在按照SNA的要求逐步发展完善。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相关统计法律法规，为金融统计提供了法律保证。同时，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报送金融统计数据的制度、全科目上报制度等，这些都是对金融统计方式的重大改革。新千年后，对中国金融统计体系影响最大的国际标准应该是《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它的出台为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目前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中国的金融统计框架是以《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要求的基础上构建的，随着SNA（2008）、CGMFS(2008)的相继出台，又为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不断优化提供了可靠方法指导和改革动力。

二、现行金融统计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总的来说，我国在金融统计制度改革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的深化，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现行的金融统计制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金融理论研究和宏观调控工作的需要，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与缺陷，下文就对现行的金融统计制度存在的不足作些阐释。

（一）金融机构部门和金融工具分类存在的问题

1.金融机构统计存在盲区。一些大量涌入的外资银行尚未纳入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核算框架中。对某些审批和监管主体变化较大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统计尚存盲区，如典当公司等。

2.金融公司统计分类存在滞后性。当周转性的资产公司、保险等新机构出现，或中国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等老机构撤销和重组之后，金融公司统计分类未能对其做出及时反映。

3.有些金融工具在分类中得不到完整准确的反映。对担保、承诺以及保管、评估等或有性质的金融服务活动还没有规范的分类方案，进而未能对其进行完整准确的统计。

（二）货币统计存在的问题

1．货币供应量统计不能全面反映市场变化。（1）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界限划分模糊。金融创新，如短期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债券回购等模糊了金融工具的货币性，使传统货币口径计量的货币总量对政策的作用减弱。（2）货币供应量统计出现重复或遗漏现象。部分金融资产，如银行卡项下的活期储蓄存款、结算中的款项、预算外财政存款等的流动性发生变动，加之我国金融资产分类存在分类标志不统一，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双方分类不对称，这样造成汇总困难，致使货币供应量统计出现重复或遗漏现象。（3）货币的外溢与外汇的流入对货币供应量统计产生的影响。有大量的外溢货币包含在货币供应量统计中，按照IMF从货币持有者方面来定义广义货币的基本原则，我国应将这部分从货币供应量统计中剔除。流入的外汇中经过结汇和兑换或流动性较强的部分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这部分应该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4）货币计量方法落后。我国对货币总量计量方法是相对落后的简单加总法，不仅有夸大货币总量之嫌，而且不能很好的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2.货币与金融统计相关报表不完整。（1）我国尚缺少包括在华外资机构数据的本外币合并的银行概览，同时未能按MFS（2000）框架要求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编入其他金融性公司概览。（2）我国缺少完整资产负债表，而且只有货币概览与特定存款机构资产负债表合并后得到的反映准货币的广义货币概览，还没有为分析整个金融性公司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和非常住者的债券和负债提供更为完整金融数据的金融概览。

（三）金融统计范围和方式存在的问题

1.金融统计指标及报表体系设置落后。（1）我国金融统计信息的覆盖面较窄，金融统计指标对于农业、房地产、汽车、钢铁等重点行业的统计指标设立不完备,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货币政策实施效果。（2）金融统计指标利用率不高。例如短期贷款下“其他”项目的设置只起报表平衡和校验的作用,这一项目实际数据往往较大,却无法分析使用。（3）由于会计与统计的制度改革不同步,导致会计科目与统计指标设置不同步，从而使金融统计指标体系跟不上金融业务发展和会计制度改革的步伐。（4）信贷收支表指标分类线索较为繁复。比如，贷款同时按照期限、行业性质和用途进行分类，这会导致划分标准各异，指标属性不同，各个子项间不衔接，严重影响了对信贷结构的判断，信贷收支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参考价值正逐渐减弱。（5）现金收支统计已不能真实反映国民经济的活动。中国居民的流动性偏好主要还不是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而是投机动机。大量持有现金用于股市炒作，而且这些资金散落于千家万户，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统计。随着银行卡业务的飞速发展和网络银行的兴起，如商品销售收入、储蓄存款收支等指标也不能反映其原有的含义。

2.金融市场统计不完善。（1）金融市场统计范围不够全面。一些直接融资市场如地方产权市场、信托市场、典当行等没有被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所反映。（2）金融市场统计调查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市场机构数据收集方式单一，报送负担大，报送数据质量低，数据利用率不高。目前很难在数据质量与报送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3）金融市场统计指标相对单一。很难获取可以综合反映金融市场的构成以及能对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风险传递机制作进一步研究的信息。

3.轻视金融流量统计。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部分数据仍以存量统计为主，流量统计仅限于现金收支统计、中间业务统计、贷款累放累收统计。与金融交易相关的流量统计指标尚未设立，没有做到存量与流量并重的全方位金融统计。

（四）金融监管统计存在的问题

1.金融监管法规不完善。（1）对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制约性法律法规不完善，可能造成监管机构追求自身利益，产生道德风险。（2）法律尚未为我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同监督、从组织体系上形成合力创造条件。

2.金融监管统计内容不能完全满足监管需求。（1）监管内容不全面。我国重视传统的贷款业务，轻视表外业务监管，忽视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监管，忽视对银行内部的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足。（2）中国的资产负债管理考核办法是缺乏综合性量化的单指标风险监管银行非现场监管体系，它无法关注金融部门稳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双向关联关系。（3）中国金融监管统计侧重于微观金融机构风险的监管，缺少影响金融系统性能的宏观经济因素指标，不能从综合评估的角度提升金融风险监管的水平。

3.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与混业经营趋势间的矛盾给金融监管统计带来了新问题。（1）宏观审慎分析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跨金融机构的数据构架,其建立和完善必须依托于跨机构的统一金融监管机制，而中国现行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随着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日益增强，它们之间的矛盾亦日益加深。（2）金融机构之间难免会有交叉性业务，或者某些业务具有双重属性等，加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性差，使该监管的没监管，不该重复监管的同时被监管了。（3）监管机构与相关金融公司的利益关联，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因监管权限对其又是鞭长莫及。

（五）金融统计数据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存在的问题

1.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1）缺乏对商业银行信息公开披露相关的责任约束机制。（2）生产数据所依循的原则或运用的方法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X-12-ARIMA季节调整模型等一系列数据加工方法落后于CGMFS（2008）的数据调整方法；许多资产仍然按照历史成本法来估值，而SNA（2008）要求采用“公允价值”核算呆坏账以及新的口径计算FISM。

2.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充分。（1）我国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对投保人高度关注的详细信息如投资类保险的投资方式、投资渠道、投资人情况等都不予披露或轻描淡写。（2）多数商业银行将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资产风险状况视为商业秘密而没有予以披露。

3.信息披露不及时、不透明。我国在信息披露的时间和频率上都没达到国际标准水平。另外，我国商业银行重大事件上的披露都是讳莫如深。

4.各机构间没有信息共享的数据库检索平台。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计局等机构之间缺乏统计工作方面的有效合作，信息共享渠道不通畅、不发达。

三、完善现行金融统计制度的几点对策建议

（一）优化金融机构部门和金融工具分类，为货币金融统计奠定良好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外资机构越来越多的出现，应将其纳入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并加强管理。对于一些界限模糊的行业，如典当业，应按照其规模或主要业务性质、占比等归入明确的机构部门。对于创新金融工具，我们应结合实际情况，按照MFS(2000)相关要求将其纳入广义金融工具范畴。

（二）调整、扩大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引进货币统计新方法

1.扩大货币统计范围，调整货币统计层次。中国应该立足于自身的发展，调整、扩大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以适应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比如将一些金融工具纳入M3统计，甚至以局域性为实验单位将其扩大至流动性总量，或根据流动性的强弱变化，调整一些不适宜的统计指标的层次，如银行卡活期存款等。

2.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调整货币总量计算方法，完善货币统计数据的编制方法。我们可以借鉴英国计算货币总量的方法，采用加权汇总方法来计算货币总量，对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按照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的重要程度或相关程度来计量不同总量。中国也可以借鉴欧洲中央银行关于货币统计的方法，即先按流动性等国际通用标准设置金融机构负债项目，再对计算货币供应量有关的负债项目按原始期限进行分类，以合理反映不同流动性的货币资产对货币供应量的贡献程度。至于货币统计数据的编制问题，我们可以借鉴CGMFS（2008）关于货币统计数据编制的相关内容。

（三）完善金融统计指标及报表体系和金融市场统计体系

1.构建具有国际标准的金融统计指标及报表体系。由于“全科目”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置方法以及生成的报表难以满足目前中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金融分析的需要，再加上中国的会计准则也逐步迈向国际化，“全科目”统计基础发生动摇，中国应摒弃以会计科目为基础的“全科目”主表。同时，我们应尽快编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宏微观兼顾的大量辅助报表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要对修改后的指标体系作出科学详尽的解释并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培训，减少多重标准并存的现象，使统计归属划一，减少统计人员在填报数据时主观想象发挥的空间。

2.确立流量与存量并重的金融统计格局，完善金融市场统计。无论从SNA（2008）对金融流量和存量核算的相关议题来看，还是CGMFS（2008）中提出的“三级金融统计”概念来说，都体现了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相关权威组织对未来流量与存量金融统计的高度重视。因此，有必要设立并扩展与金融交易相关的流量统计指标，做到存量、流量统计并重,力求体现金融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性,便于分析和描述经济活动与趋势,展示货币金融政策实施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应吸取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完善相对薄弱的金融市场统计体系。

（四）完善金融统计制度法律规范和金融监管统计体系，提升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协调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关系

完善金融统计法律，使之与金融业务发展相适应,从制度上、舆论上、手段上强化统计法规监督，树立金融统计工作的权威性。与此同时，不断完善银行非现场监管统计指标体系，贯彻《新巴塞尔协议》要求，提升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在金融稳健指标体系和宏观审慎分析框架下，从宏微观两个层面监督存款吸纳者的可盈利能力、资本稳健型、资产的构成以及金融风险暴露量。协调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关系，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成本，共同建立合理的金融监管统计管理体系。

金融制度范文篇2

第一条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和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等金融机构。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金融相关审计业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从事的下列业务：

（一）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的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二）接受金融机构委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行的专项审计业务；

（三）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进行的专项审计业务。

第二章会计师事务所条件

第四条从事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我国境内依法成立三年以上（含三年），内部机构及管理制度健全；

（二）注册会计师不少于60人，上年度业务收入不低于1500万元；

（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记录和信誉，最近3年未发生过严重工作失误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没有发生过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至少有20名熟悉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第五条从事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我国境内依法成立三年以上（含三年），内部机构及管理制度健全；

（二）注册会计师不少于20人，上年度业务收入不低于400万元；

（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记录和信誉，最近3年未发生过严重工作失误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没有发生过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至少有3名熟悉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第三章监督和管理

第六条具备第四条规定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将有关证明材料送所在地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查后，连同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证明函，一并报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核。

具备第五条规定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将有关证明材料送所在地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查。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查后，将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及有关指标汇总后报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核。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向中国人民银行推荐，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后，对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文公布。

第七条各金融机构有权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提供服务，不得委托不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办理金融相关审计业务。对不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将不予认可。

第八条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在与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业务约定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应将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的以下资料一式两份报送中国人民银行：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项目负责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简历；

（三）曾经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证明。

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联社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在与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业务约定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应将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资料一式两份报送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营业管理部或中心支行。

第九条金融机构变更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之前，应将变更原因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或分行、营业管理部、中心支行。

会计师事务所对变更有异议的，有权向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或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营业管理部、中心支付和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申诉。

第十条各金融机构应积极配合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主动提供有关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制度的规定开展金融相关审计业务，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第十二条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应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和举办的金融相关审计业务培训。

第四章检查和处罚

第十三条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各自职责，分别对金融机构的财务会计资料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底稿进行检查，复核有关工作质量。

金融机构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处理。会计师事务所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处理。

第十四条经调查核实在审计过程中有下列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行、营业管理部、中心支行有权要求金融机构终止对该事务所的委托。

（一）严重违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二）发生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

（三）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现场检查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按《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执业规范的规定应发现而未发现的重大问题。

因上述行为被终止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二年内不得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

第十五条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故意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金融制度范文篇3

第一条为了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加强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授权投资主体对金融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本办法所称金融企业，包括所有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和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财政部门授权投资主体转让所持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以下统称转让方）转让所持国有资产给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受让方），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产业政策规定。

第五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包括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转让。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以通过产权交易机构、证券交易系统交易为主要方式。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可以采取直接协议方式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第六条拟转让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权属关系应当明晰。权属关系不明确或者存在权属纠纷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禁止转让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不得转让。

转让已经设立担保物权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七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政府授权投资主体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财政部门批准。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事项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以境外投资人为受让方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监督管理规定，由转让方按照有关规定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第八条财政部门是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负责制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督管理制度，并对中央管理的金融企业及其子公司的国有资产转让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地方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对本级管理的金融企业及其子公司国有资产转让实施监督管理。

上级财政部门指导和监督下级财政部门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财政部门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决定或者批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事项，审核重大资产转让事项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确定承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备选名单；

（三）负责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四）负责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

（五）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在境内外依法设立子公司或者向企业投资的，由该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按本办法规定负责所设立子公司和投资企业的国有资产的转让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本办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企业所属分支机构、子公司的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和工作程序，并报本级财政部门备案；

（二）研究资产转让行为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审议所属一级子公司的资产转让事项，监督一级子公司以下的资产转让事项；

（四）向财政部门、相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有关资产转让情况。

第二章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第十一条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下同）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

第十二条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转让一级子公司的产权，应当报财政部门审批。除国家明确规定需要报国务院批准外，中央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转让一级子公司的产权应当报财政部审批；地方管理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审批权限，由省级财政部门确定。

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一级子公司（省级分公司或者分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转让所持子公司产权，由控股（集团）公司审批。其中，涉及重要行业、重点子公司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或者导致转让标的企业所持金融企业或者其他重点子公司控股权转移的，应当报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转让方应当制定转让方案，并按照内部决策程序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部门审议，形成书面决议。

转让方案包括转让标的企业产权的基本情况、转让行为的论证情况、产权转让公告以及其他主要内容。

转让标的企业涉及职工安置问题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职工安置工作。

第十四条转让方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企业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

第十五条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需要报财政部门审批的，转让方应当在进场交易前报送以下材料：

（一）产权转让的申请书，包括转让原因，是否进场交易等内容；

（二）产权转让方案及内部决策文件；

（三）转让方基本情况及上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四）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当期财务会计报告和最近一期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五）转让方和转让标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证明文件；

（六）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文件；

（七）拟选择的产权交易机构；

（八）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支付方式；

（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财政部门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

转让金融企业产权的，应当对是否符合相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进行说明。

第十六条从事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的产权交易机构，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具备相应的交易场所、信息渠道和专业人员，能够满足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的需要；

（三）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产权交易操作规范；

（四）能够履行产权交易机构的职责，依法审查产权交易主体的资格和条件；

（五）连续3年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披露产权交易信息，并能够按要求及时向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报告场内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情况。

第十七条转让方在确定进场交易的产权交易机构后，应当委托该产权交易机构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和产权交易机构的网站上刊登产权转让公告，公开披露有关非上市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征集意向受让方。

产权转让公告期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第十八条转让方披露的非上市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转让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二）转让标的企业的产权构成情况；

（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情况；

（四）转让标的企业最近一期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需要按本办法办理审批手续的，还应当披露产权转让行为的批准情况。

第十九条意向受让方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三）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在不违反相关监督管理要求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转让方可以对意向受让方的资质、商业信誉、行业准入、资产规模、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能力等提出具体要求。

第二十条在产权交易过程中，首次挂牌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者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首次挂牌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的，转让方可以根据转让标的企业情况确定新的挂牌价格并重新公告。如新的挂牌价格低于资产评估结果的90%，应当重新报批。

第二十一条经公开征集，产生2个以上（含2个）意向受让方时，转让方应当会同产权交易机构共同对意向受让方进行资格审核，根据转让标的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投标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公开竞价方式实施产权交易。

采取拍卖方式转让非上市企业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采取招投标方式转让非上市企业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经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征集只产生1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产权转让可以采取场内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但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挂牌价格。

采取场内协议转让方式的，转让方应当与受让方进行充分协商，依法妥善处理转让中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后，签订产权转让协议（合同，下同）。

第二十三条确定受让方后，转让方应当与受让方签订产权转让协议。

转让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转让与受让双方的名称与住所；

（二）转让标的企业产权的基本情况；

（三）转让方式、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

（四）产权交割事项；

（五）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负担；

（六）协议争议的解决方式；

（七）协议各方的违约责任；

（八）协议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九）转让和受让双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条款。

第二十四条转让方应当按照产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时收取产权转让的全部价款，转让价款原则上应当采取货币性资产一次性收取。如金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可以约定分期付款方式，但分期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

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受让方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30%，并在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应当办理合法的价款支付保全手续，并按同期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分期付款期间利息。在全部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前或者未办理价款支付保全手续前，转让方不得申请办理国有产权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受让方以非货币性资产支付产权转让价款的，转让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确定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

第二十五条财政部门应当对转让方报送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确定是否批准相关产权转让事项。

转让事项经批准后，如转让和受让双方调整产权转让比例或者产权转让方案有重大变化，造成与批准事项不符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批。

第二十六条非上市企业产权转让过程中涉及国有土地（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非上市企业产权转让完成后，转让和受让双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国有产权登记手续。

第三章上市公司国有股份转让

第二十八条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

第二十九条转让方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办理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信息披露事项。

第三十条转让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当将股份转让方案报财政部门审批后实施。

涉及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第三十一条转让方为上市公司参股股东，在1个完整会计年度内累计净转让股份（累计减持股份扣除累计增持股份后的余额，下同）比例未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由转让方按照内部决策程序决定，并在每年1月10日前将上一年度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报财政部门；达到或者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应当事先将转让方案报财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二条转让方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需要报财政部门审批的，报送材料应当包括：

（一）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申请书，包括转让原因、转让股份数量、持股成本、转让价格确定等内容；

（二）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方案和内部决策文件；

（三）转让方基本情况及上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四）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最近一期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五）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对公司控制权、公司股价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六）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财政部门应当对转让方报送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确定是否同意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项。

第三十三条转让方采取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格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股票当天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当日无成交的，不得低于前1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价格。

第三十四条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

第四章国有资产直接协议转让

第三十五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经国务院批准或者财政部门批准，转让方可以采取直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

（一）国家有关规定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

（二）控股（集团）公司进行内部资产重组；

（三）其他特殊原因

拟采取直接协议转让方式对控股（集团）公司内部进行资产重组的，中央管理的金融企业一级子公司的产权转让工作由财政部负责；一级以下子公司的产权转让由控股（集团）公司负责，其中：拟直接协议转让控股上市公司股份的，应当将转让方案报财政部审批。

第三十六条转让方采用直接协议方式转让非上市企业产权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组织转让方案制定、资产评估、审核材料报送、转让协议签署和转让价款收取等项工作。

第三十七条非上市企业产权直接协议转让的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者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国有金融企业在实施内部资产重组过程中，拟采取直接协议方式转让产权、且转让方和受让方为控股（集团）公司所属独资子公司的，可以不对转让标的企业进行整体评估，但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确认的净资产值。

第三十八条财政部门对金融企业以直接协议转让形式转让非上市企业产权的审核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转让方拟直接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应当按照内部决策程序交股东大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部门进行审议，形成书面决议，并及时报告财政部门。

转让方应当将拟直接协议转让股份的信息书面告知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依法向社会公众进行提示性公告，公告中应当注明，本次股份拟直接协议转让事项应当经财政部门审批。

第四十条转让方直接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应当向财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申请书，包括转让原因、转让股份数量、持股成本等内容；

（二）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内部决策文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拟公开的股份协议转让信息内容；

（四）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四十一条财政部门收到转让方提交的直接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材料后，应当认真进行审核，确定是否批准协议转让事项，并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转让方收到财政部门出具的意见后2个工作日内，应当书面告知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依法公开披露国有股东拟直接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信息。

第四十二条转让方直接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信息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转让股份数量及所涉及的上市公司名称及基本情况；

（二）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三）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

（四）财政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批复意见。

第四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财政部门批准后，转让方可以不披露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信息：

（一）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中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

（二）转让方作为国有控股股东，为实施国有资源整合或者资产重组，在控股公司或者集团企业内部进行协议转让的；

（三）上市公司连续2年亏损并存在退市风险或者严重财务危机，受让方提出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及具体时间表的；

（四）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涉及转让方所持股份的。

第四十四条转让方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拟采取直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并失去控股权的，应当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中介机构担任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并提出书面意见。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应当具有良好的信誉及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转让方认为必要时，可委托具有证券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第四十五条转让方直接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价格应当按照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经批准不须公开股份转让信息的，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为准）前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或者前1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价格孰高的原则确定。

转让方作为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为实施国有资源整合或者资产重组，在内部进行协议转让，且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并不因此减少的，转让价格应当根据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等因素合理协商确定。

第四十六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后，受让方拥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设立3年以上，最近2年连续盈利且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具有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改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能力。

第四十七条受让方确定后，转让方应当及时与受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转让协议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转让方、上市公司、受让方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住所；

（二）转让方持股数量、拟转让股份数量及价格；

（三）转让方、受让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

（五）股份登记过户条件；

（六）协议变更和解除条件；

（七）协议争议解决方式；

（八）协议各方的违约责任；

（九）协议生效条件。

第四十八条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方为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转让方在确定受让方后，应当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以下材料：

（一）转让方案的实施及选择受让方的有关情况；

（二）上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公司章程及最近一期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四）上市公司基本情况、最近一期中期财务会计报告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五）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价格的定价说明；

（六）受让方与国有股东、上市公司之间在最近12个月内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投资等重大情况及债权债务情况；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八）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对公司股价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九）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四十九条财政部门应当对转让方报送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出具股份转让批复文件。

第五十条转让方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收取转让价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国有产权登记手续。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可以要求转让方立即中止或者终止资产转让活动：

（一）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

（二）转让方不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程序或者超越权限，或者未按规定报经财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审批，擅自转让资产的；

（三）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故意隐匿应当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或者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导致审计、评估结果失真，以及未经审计、评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四）转让方与受让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五）转让方未按规定落实转让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非法转移债权或者逃避债务清偿责任的；以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作为担保的，转让该部分资产时，未经担保债权人同意的；

（六）受让方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影响转让方的选择以及资产转让协议签订的；

（七）受让方在产权转让竞价过程中，恶意串通压低价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第五十二条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有本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建议有关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当建议有关部门依法追究金融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由于受让方的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受让方应当依法赔偿转让方的经济损失。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

第五十三条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在国有资产转让的审计、评估、法律和咨询服务中违规执业的，财政部门应当向其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建议依法给予相应处理。

金融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农业保险;公共财政;农业保险补贴;普惠金融体系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缺位

从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来看都是立法先行。我国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或者相关的农业保险法规和条例。农业保险的立法思想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条文中。1993年《农业法》第31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对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被列入国务院2007年立法计划,由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台,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始终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农业保险发展主要依靠各地的政府文件,诸多问题的解决措施缺乏法律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面临挑战。

(二)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

农业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承受着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投资回报率低,这些都表明了农业的“弱质”属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受自然风险的影响巨大,并且这些风险具有区域性、伴生性和系统性,使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面临着较高风险。另外,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区域有限,农户比较分散,这使得保险公司无法按照大数定律来确定农业保险费率。而且一旦发生农业巨灾,则涉及千千万万农户、数亿元的损失,保险公司数年利润可能不及一次亏损,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受挫。

(三)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或是需求无法满足

首先,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赔付率使得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经常面临亏损,这使得保险公司对其设计较高的保险费率,而农民的收入有限,高费率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承担。其次,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开发设计的险种有限、控制较严、操作复杂、赔偿偏低,使广大农户很难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险种。

(四)缺乏政府有效的引导和扶持

在农业保险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七个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的发展都有重要论述,但是具体落实情况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水平。

另外,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在补贴方面只对投保户进行保费补贴,并没有对经营农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税收方面只免交营业税,没有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险公司积极推进农险业务。

对这项涉及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政府一直没有成立或者指定权威机构来协调和推动,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保险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由于经营农业保险供给成本高,风险大,服务对象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这就需要财政资金给予扶持。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

(一)财政的资源配置功能

保险公司的逐利性使得其更注重在城市建立分支机构,努力扩大在城市中的份额,致使农村保险公司或其分支机构严重缺失,甚至有些贫困偏远地区,农业保险并没有开始,严重影响我国普惠型金融体系的构建进程。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作用,将一部分资金流向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通过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实施税收优惠,扩大险种补贴的范围,带动其经营农险业务的积极性,不断扩大承保范围,开发新的险种,帮助农民解决后顾之忧;对投保农户进行保费补贴,有效转移风险,从而有利地带动民间投资,发挥农业保险在国民经济中的乘数效应,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

由于目前保险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人口、大企业、大客户,占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保险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保险公司“嫌贫爱富”造成的“马太效应”导致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金融保险服务的匮乏,扩大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和社会财富占有的两级分化,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另一方面,有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很难弥补由于险种开发、费率厘定、核查定损、事故赔款等造成的支出,经常入不敷出而致使在农险业务上亏损,损害了市场经济内在的经济公平。对此,可通过财政的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多种手段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民增收。对保险公司进行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例如,降低农险项目收入的所得税税率以提高其利润水平,改善“企业办社会”的状况,促进社会公平,实现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三)财政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

为了农村地区经济的稳定,保证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财政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消除农业保险发展中的某些障碍,通过加大财政资金的转移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和高速的最优结合。

三、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选择

保险公司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三差益”,即死差益、利差益、费差益,其三者之和较高时才能弥补保险公司的成本。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对于农业保险来说,保险公司供给成本高,服务对象为抗风险能力较弱、收入水平偏低的农民,这就需要财政资金给予扶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多种手段,引导资金流向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构建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明确政府定位和具体的政府扶持办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等;出台相关的部门规章、财政政策和措施,适应新形势下普惠金融发展的需要。

(二)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中央财政补贴40%,地方财政补贴20%,县级财政补贴20%,其余20%由农户自己承担,这对于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有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公共财政并没有给予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任何补贴,这对于面临着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和经营技术上存在困难的保险公司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积极开展农险业务。因此有必要对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费用进行补贴。

另外,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为充分发挥保险风险分散、损失补偿功能,鼓励和保障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应将所有产粮大县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实力和财政承担能力,实行有所差别的保费补贴比例,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70%;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50%。

(三)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目前对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只有营业税减免,没有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参照国外做法,可以对政策性农险业务收入免征所得税,以有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农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以此来支持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发展,加快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步伐。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政策协调农业保险作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农业保险的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普惠金融体系的早日实现,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也会带动农业保险的发展。运用多种财政政策手段促进、巩固农业保险,最大限度地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

另外,政府也可以采取手段对农业保险进行金融支持,如规定发放小额贷款时优先考虑已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

(五)建立巨灾风险专项基金

巨灾风险是阻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建立政府资金支持、保险公司自有储备、社会各界捐助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为农业保险提供巨灾保障,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从而进一步扩大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推进我国农险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发挥财政对农业保险的监督与管理作用2004年以来,公共财政每年对农业保险进行数亿元的补贴,为使这些资金落到实处,使用更加有效率,真正起到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督和管理。财政监管有利于保险公司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约束下自觉地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是财政监管的基础,保险公司消极被动地接受监管只会增加监管成本,保险公司积极主动地优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是其健康运行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星.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分析[J].山西农经,2003(3).

[2]桑海燕.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与完善[J].济南金融,2004(5).

[3]冯文丽.农业保险理论与实践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金融制度范文篇5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制度范文篇6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

我国已经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也明确了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问题。如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对存款人或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贪污、侵占以及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违法违规的纪律处分与刑事责任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情节对直接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警告、罚款、取消或限制其任职资格等惩罚措施，也明确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管理规定时，监管机构可以对该金融机构处以罚款、停业整顿、吊销金融业经营许可证的处罚，并且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还会受到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惩罚制度看似完备，但却很难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模糊性

1．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惩罚制度。我国现有惩罚制度大多是针对金融监管过程和金融业务过程中金融监管机构员工、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其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没有考虑金融危机救助的特殊性，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也就使得制度适用上产生模糊。

2．现行惩罚制度对具体的惩罚措施常常只做原则性规定。如当商业银行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这一规范虽然表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分不同情形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任职资格进行限制或禁止，但是未明确“一定期限”，显然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3．危机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不当救助或违法救助是否有任职的限制比较模糊。虽然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可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缺乏银行业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滥用救助权力后任职资格限制的规定，因而现有制度还是很模糊的。

(二)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不适用性

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对被救助金融机构的股东与高管的惩罚方面。对于被救助金融机构的股东而言，其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金融机构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这种有限责任制下，一旦金融机构遭遇风险破产，其破产带来的损失将会转移到债权人甚至社会，政府为了稳定金融秩序，可能就会动用社会公共资源去进行救助。而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则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将会无视经营风险，因为由此带来的损失也只由金融机构承担。另外，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措施往往只针对金融机构，较少针对金融机构背后的股东，使得股东愈发倾向高风险性投资。为此，金融危机救助中对于股东的惩罚措施明显不到位，即股东虽引发了风险，但却免受惩罚，这是不合理的。对于被救助金融机构的高管而言，由于其受托管理金融机构的财产，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一般由金融机构承担，因而在高管不谨慎的经营行为后导致经营失败的风险亦由金融机构承担。然而现行对于高管所设定的诸如罚款、纪律处分、任职限制等惩罚措施并不足以威慑高管，无法有效促使高管尽到审慎义务。这种权责的不匹配，即高管所受到的处罚比起其获得的利益要轻微得多，致使许多高管无视这些惩罚。

(三)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滞后性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危机救助主体越来越多样，危机救助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原始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而不断扩大到实体经济在内的全面救助，不仅传统的商业银行可以得到救助，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亦可获得救助。然而，对于危机救助中的金融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的监管惩罚措施却没有及时跟进，仍在沿用旧有的法律制度与惩罚措施。旧有的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的侧重点不同，导致金融危机救助惩罚制度缺乏协调性及可操作性。如目前金融危机救助的主体包括各国中央银行、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组织等［1］。可见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或政府资金成为金融危机救助主体之一，然而关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出现救助不力、不履行职责或义务等问题，却无明确的针对性规定。因此，金融危机救助的多样性，使得金融危机救助的惩罚措施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二、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缺憾的影响

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微观方面的影响

1．对债权人的影响。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最为直接影响的对象就是债权人。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机构资产严重恶化，呆账、坏账比例扩大，金融机构丧失了偿债能力。作为金融机构的相对方，债权人首当其冲，其债权便得不到保障，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快便转嫁到债权人身上。以储户为例，储户是银行最重要的债权人之一，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之中，其利益必受影响。但是，相应的惩罚制度的缺憾，便无法保障危机救助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从而储户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保障。2．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对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建设也有不良的影响。若无惩罚制度的约束，金融机构就没有谨慎经营投资的压力，也没有加强改革自身机构制度的动力，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必将会被逐步淘汰。同样危机救助实际上使金融是处于政府保护下，金融机构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市场的压力，金融机构就不会为了生存和发展改革经营机制。一旦救助政策撤离，则金融机构将面对更大的危机。

(二)宏观方面的影响

1．对社会公共财政的影响。金融危机救助时，政府部门不可避免要动用社会公共资源为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由此不谨慎经营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负担就转移到社会公共资源上，由社会公共买单。这使得金融机构更加大胆地选择高风险的投资和业务，如此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社会公共财政资源极大的浪费。2．缺少相应的救助惩罚措施，使得危机制造者、危机救助者都没有受到约束。这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危机的制造者，在引发危机的情况下，本应承担责任，但中央银行、政府部门从公益性角度却仍需要对其提供救助，意味着社会公共财政资源向少部分对象倾斜，对于全体社会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而危机制造者并未受到过多的惩罚。在危机过后，危机制造者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仍会选择高风险的业务，因为其利润是巨大的，而风险亦有人承担，从而有可能使金融机构再次置于困境之中。更糟糕的是，惩罚制度的缺憾，可能导致原先谨慎经营的经营者亦向高风险业务倾斜，因为其合理的谨慎经营相对与冒险经营而言并未获得鼓励，而冒险经营也未受到惩罚，为追求最大利润，在今后的经营中必然选择高风险经营。长此以往，金融市场秩序必将陷入混乱，金融市场也愈发更加脆弱。3．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会使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难有奏效。金融危机下，市场自我调节失灵，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家之手”进行调控，而危机救助自然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没有相应的惩罚制度约束，金融机构缺乏动力进行自我调整，单纯依靠政府宏观调控的短期刺激，是难以规范金融市场，宏观调控的目的自然也无法实现。此外，由于没有针对救助主体的责任，救助主体可能会存在怠于履行职责、救助不力、滥用权力等问题，则不能保证救助的及时性与有效性，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也就难以奏效。总之，缺乏了救助中惩罚制度的规范，权责不匹配，必将难保宏观调控政策、危机救助政策落到实处。

三、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构建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主要包括惩罚对象、惩罚事由以及惩罚措施3大要素。

(一)惩罚对象

1．救助对象。惩罚对象之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中接受救助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且随着金融危机救助对象的扩展，可能涵盖所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金融机构。同时，作为上述被救助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如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等，在被救助金融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或因上述相关人员的行为导致该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上述直接负责的相关人员也都应当受到处罚。2．救助主体。金融危机救助中，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都参与到危机救助的过程中，如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成为金融危机救助的主体之一，而政府部门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或资金支持亦为救助主体等。在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这些救助主体可能存在救助不及时、滥用救助权力等，这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必须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为此，作为救助主体的金融监管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亦可以作为惩罚对象。此外，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的有关工作人员也可能会在救助中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等，进而影响危机的救助效果，也应受到处罚。

(二)惩罚事由

1．救助对象的惩罚事由。(1)未尽到审慎经营义务。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应当审慎经营和管理，避免金融冒险行为和不谨慎经营。但只要存在金融危机救助，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即使从事高风险业务，也无需承担高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有危机救助为其高风险的业务提供了担保。也正因此使得市场参与者更愿意从事高风险的业务，由此也影响了之前谨慎的市场参与者，促使其也倾向于高风险的业务和交易。同时，金融机构的股东由于受有限责任的保护，使股东无需为不谨慎决策或者错误决策负责，导致股东在决策时更愿意冒险。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管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关系，使得这些人更大胆地选择高风险的交易，且在一次选择失误后，因没有任职的限制，其还可能在下一次的经营中继续选择高风险的业务与交易。因此，在构建金融危机救助制度时，应当对于未谨慎经营的行为进行规制，并对救助对象利用危机救助的“保护伞”故意选择高风险交易的不谨慎行为予以相应的惩罚。(2)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弄虚作假以获得救助。主要包括2种:1)金融机构实际上并未存在困境的可能，经营者为了转嫁高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在不存在救助的情况下，可能会故意制造虚假文件，大胆虚构其处于需要救助的困境，从而骗得救助主体对其提供救助，不仅浪费了社会公共财政，也存在欺骗扰乱金融市场等违法行为;2)金融机构确实陷入不能清偿债务、资产负债、经营困难的困境中，但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或摆脱困境，也可能会提供虚假文件夸大其受损的事实，向救助主体申请救助，以期将其经营不慎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转嫁到社会。因此，对危机中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不仅在政府担保下转移了风险成本，还额外获得了的利益，更进一步扰乱了危机的治理或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必须加以严惩。(3)扩大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救助对象还是救助主体，都应积极应对危机，将危机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若救助对象在危机发生后隐瞒不报、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报告，导致无法及时采取救助措施，致使危机的损害进一步蔓延，扩大金融危机的影响，则应对导致危机损害扩大的机构或相关的责任人追究责任。同时，救助对象的内部监管体制不完善，出现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察觉，致使未及时有效地报告危机的异常情况，或者在危机初期未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等，均对金融危机救助极为不利，使金融危机的损害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则相关金融机构及直接责任人也应受到惩罚。此外，救助对象拒绝调查、没有提供真实的重要的报告、不配合救助主体的救助措施落实等，也均应追究相应的责任。2．救助主体的惩罚事由。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不排除救助主体可能出现违规行为，即一方面，救助主体可能会产生怠于履行救助的职责，延误救助的时机，使得损失扩大;另一方面，救助主体也可能会在救助过程中滥用权力，收取不当利益，影响危机治理。(1)救助不力。具体表现为3个方面。1)救助不及时性。在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对危机形势的判断有误，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救助措施，丧失了危机救助的最好时机，而拖延、缓慢的救助措施会使危机进一步加剧，付出惨重的代价。2)救助措施的选择错误。救助措施的选择关系着金融危机救助是否能够成功，因此，全面、系统的救助措施才能保证金融危机救助的有效性。救助主体对于金融危机的形式判断错误，没有认清金融危机的本质，选择错误、片面、单一的救助措施，这也是救助不力的表现。3)救助政策的不连续性。金融危机的救助非一朝一夕，连贯的救助政策才能真正产生救助效应，如若救助主体在早期积极实施救助措施投入救助，后期在救与不救、救谁不救谁之间犹豫，使得救助措施无法形成连续性，则救助效果会大打折扣，因而救助政策的不连续性也是救助不力的表现。(2)滥用权力。若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挪用资金等行为的，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要进行相应的行政处分。除此之外，金融危机救助还有其特殊之处，金融危机救助主要依靠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以及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而货币政策以及资金支持应向需要救助的对象提供，以达到救助的目的。救助主体应当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若存在救助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向不需要救助的对象提供贷款，致使亟需救助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应当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三)惩罚措施

．救助对象的惩罚措施。(1)征收惩罚性利率。惩罚性利率意味着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并非免费地接受救助的资金，该贴现资金要高于市场的利率水平。对救助对象征收惩罚性利率一方面可以促使金融机构在经营交易过程中会尽到审慎的义务，不再热衷于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对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经营者和股东起到惩罚作用，因其对机构陷入困境负有直接的责任，要对此付出比谨慎投资、交易的金融机构更高的成本。(2)承担救助成本。为了使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不贸然地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则应当由救助对象来承担救助成本，以作为对其陷入危机的惩罚。1)救助主体可以直接向救助对象征收救助费用。但要注意的是，救助费用的收取应在在救助后，而非在救助前，即待救助对象逐步恢复正常，通过经营后获得经济效益，再向救助主体缴纳相应的救助费用。2)让救助对象参与到危机救助的过程当中，使其承担一定的救助成本。救助对象参与到救助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是对过错的弥补，从而付出一定的救助成本，承担部分损失。3)由救助对象承担救助成本，而无需全体纳税人为个别金融机构的错误负责，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对于进行有效风险管理、审慎经营的机构来说亦是一种鼓励。(3)任职的限制。救助对象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则应对其担任一定职务进行限制。限制包括2个方面:1)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即意味着原先担任董事、高级管理职位的人员不再担任原职位，撤换其职位，取消任职资格通常有一定的期限，也可能是终身的，视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情形而定。2)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从事金融业工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在危机救助中存在上述违法情况的，可禁止其一定期限或终身再从事金融业工作。至于取消或禁止的“一定期限”，可以参考英国《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关于“法院裁定剥夺董事资格的期间最少为2年，最长为15年”的规定［2］。(4)股权的限制。股权可以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自益权是指股东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包括股份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转让权等为满足股东个人利益的相关权利。共益权就是为满足全体利益而给予股东的权利，主要包括表决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累积投票权、知情权等与公司经营决策有关的权利［3］。危机救助中限制股东权利的目的在于对股东实施惩罚，使其承当经营的损失。因此，应该是对股东自身权益的限制，即对自益权的限制，也就是在一定期限内限制或剥夺股东自由行使股份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4］。(5)突破有限责任。突破有限责任制度，加重银行控股股东法律责任是我国可行的选择之一。所谓突破有限责任制度，是指银行在经营或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以致丧失偿付能力时，授权金融监管机构有权强制银行控股股东承担资本协助的义务［5］。这也就意味着在股东不谨慎经营或热衷于高风险投资而导致金融机构经营业务或财务状况严重恶化，进而不能支付债务而被救助时，股东有义务提供额外的资金或财产协助被救助金融机构恢复正常营运。(6)其他的民事、刑事责任。金融危机救助中，可能还涉及其他的民事、刑事责任。如果救助对象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的惩罚措施，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处理。如果救助对象在救助中出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也应当追究罚金等刑事责任。2．救助主体的惩罚措施。(1)民事惩罚措施。金融危机救助的民事惩罚措施是对救助主体侵犯包括救助对象在内的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的，应当依照民事法律规定，依法承担民法上不利益的法律后果。具体包括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同时也辅助民事制裁措施。(2)行政惩罚措施。行政惩罚措施主要针对的是作为危机救助主体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对上述人员在救助不力或滥用救助职权但又不构成犯罪时所实施的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罚。(3)刑事惩罚措施。刑事惩罚措施是金融危机救助惩罚措施中最严重的制裁，只要救助主体违反刑事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即当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在救助中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就要对其采取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当然还可以辅以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金融制度范文篇7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风潮，一年之内共有45家银行破产，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称为昭和银行危机。虽然银行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票据”得不到妥善处理而导致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对银行业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银行条例没有最低资本金和贷款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银行业的特征是数量多、规模小。

与美国政府在30年代的银行危机后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机处理对策是银行业的集中。1928年开始实施的银行法要求普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100万日元，资本金不足的银行只能通过与其他银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资本金，自我增资不予以承认。大藏省提出了“一县一行”的银行合并目标，由于有些银行不愿失去独立的经营权力，当时的合并并不顺利，直到进入战时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实现了“一县一行”的目标，这些银行就是二战后的地方银行。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向属于财阀系统的大银行集中，这些大银行就是战后的都市银行，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的满洲事变后，日本进入了战时金融管制时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资金分配，以保证军需企业的优先资金供应。1944年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银行不仅保证“配对”军需企业的资金供应，还积极参与“配对”军需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督。旧财阀体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业，战时“配对”体制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时军需企业的指定银行大多成了战后这些大企业的主银行，这就是战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战时金融管制严重地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而“公司利润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对股票分红和股东权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1．2银行保护政策的形成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战败后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银行体系，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实现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二是通过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

实行利率管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政策课题。战败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严格的外汇管制又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贷款利率管制两个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可供选择，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虽然受到管制，银行可以通过低利率的企业存款等办法调整实际的贷款利率，因此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为银行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吸收的存款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由于严格禁止赠送礼品等隐性价格竞争，要扩大存款唯一的途径是扩大营业网点。

2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

战后的日本金融制度为银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而国民储蓄不足，这种动力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大企业投资需求减少，贷款扩张的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机也就在劫难逃。

2．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大企业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需求旺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主银行。80年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主银行制度入手对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之间长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但是迄今为止，主银行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金融约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实，对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金融约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从民间金融机构获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约束下政府让民间金融机构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实际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往往是负值，而在金融约束下，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为正值。

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民间银行获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激励结构。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许权价值(银行存续期内制度租金的现在价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促使银行加大在企业监督方面的投资。因为一旦由于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太大，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越多，银行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就会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对营业网点的投资有利于动员更多的国民储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对国民储蓄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银行部门对营业网点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银行自身的收益。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依然为正值，加上银行营业网点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储蓄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而银行获得的制度租金(特许权价值)又促进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监督，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2．2经济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使名义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8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的终息，名义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大企业的投资需求开始减少，国民经济从储蓄不足变成了储蓄过剩。尽管如此，银行业的目标依然是要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此，大银行开始转向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房地产贷款市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这种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

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是战后初期形成的银行保护政策。有政府的严格保护，没有银行认为自身有破产的风险，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贷款规模越大，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虽然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政策层面的金融管制促进了50—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原来的金融制度赖以发挥效率的经济环境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金融制度的继续存在就开始扭曲银行激励结构，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机。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机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小银行和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经营困境和破产问题就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制度危机的开始。银行一方面通过持有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的会计处理来掩盖经营上的亏损，一方面强烈抵制对外公开不良债权信息。

1995年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国债投资中心的巨额损失事件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标志是日本溢价(JapanPremium)的出现。

到1997年金融危机从周边地带发展到了中心地区，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虽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银行(以大银行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资本金，日本溢价还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为日本长期信用机构核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濒临破产。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资金援助在内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计划。该计划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为核心，根据“金融再生法”，设立了特别政府管理制度(一时国有化)和金融管财人制度。根据“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过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次级债券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政府暂时接管了日本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银行，并对18家大银行注入了7兆4592亿日元的资本金。同时，根据“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立了债权整理回收机构(日本版RTC)。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4结语

金融制度范文篇8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和失信惩罚机制。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要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列为政绩考核指标，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此外，工商、税收、金融、司法、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要联手打击废债务行为，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国家还应该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包括农村土地产权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构建农村金融财政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制等。

二、金融机构层面

(一)正规性金融层面

我国农村地区的正规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农村信用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即农业发展银行。由于他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因而应该根据各自的业务重点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第一，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地位不动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其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真正成为服务“三农”发展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但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出现了“去农化”倾向，有着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合作”性质退化，“商业”性质增强。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务必坚持“三农”方向，防止“去农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动摇。当前要着力抓好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建设，大力抓好经营和发展，壮大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好支农主力军作用。

第二，大力推动商业性金融立足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从农村市场全面退出，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发挥支农作用，在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即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发掘优质客户，并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开发出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存、贷款种类，在支持“三农”的同时，兼顾自己的盈利目标，开拓经营范围。

第三，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强其“三农”服务功能。一是对农业发展银行重新定位，将其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在做好传统的粮棉油购销储备信贷业务的同时，应适当拓宽业务范围，积极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办理其他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转贷、委托业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支农活动，探索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新路子。二是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进一步扩大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的功能，使国家开发银行能够参与“三农”开发，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第四，加快邮政储蓄机构的改革，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更好地为“三农”服务。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被批准筹建，其业务重点将是面向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民间金融层面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正规性金融的长期缺失，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异常活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农村民间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影响到农村地区的安定与团结。’因此，应该积极推动民间金融合法化，引导民间金融的合理、健康运行，使之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可制定《民间融资法》等相关的法律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样既可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又能使其获得应有的权益和保护；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业行政许可审批，允许民间以多种形式兴办金融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民营银行，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更好为“三农”服务。此外，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民间金融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及时、准确地披露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

三、其他层面

首先，应该积极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农业保险机构。一是要根据农业生产特别是种养业的风险特点，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连续三年的中央的1号文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这充分表明国家应该成立农业风险基金，组建专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为农业信贷机构提供风险保障，监督和管理众多农业保险基层机构。二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保险，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区性合作保险组织。三是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开发适合农民需要的险种，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通过上述措施，在农村地区形成一个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体、农村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为辅的多层次保险体系，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村信贷资金安全，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金融制度范文篇9

1]

二、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变化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金融制度发展史，其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分合合时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前，各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制度（投资银行业务和一般商业银行的存贷、结算业务均可在一家银行或金融集团进行）。如德国实行的是全能型银行制度，而在英国，法律上并不存在对银行业务的限制，但由于商业银行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在8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制度。但自1986年实行“大爆炸”式金融改革以来，英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历史地看，美国在“大危机”之后通过的CS法案开创了以立法形式要求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的先河，此后，英、日、法等步其后尘，建立了与其类似的金融制度与监管框架。但自80年代以来，根据具体的国内情况及国际金融的发展潮流，英、法、日等国先后放弃了这一分业经营制度，并一度确立了在国际金融领域与美国抗衡的优势，而美国由于实行分业经营的弊端，在与英、日、德等国的较量中曾一度处于下风。在分业经营的管制下，美国商业银行面临狭小市场中的过度竞争，盈利水平下降，它们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以创新的形式改变现有的市场环境，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监管的束缚，使监管政策失去了初始成效，但却给市场增加壁垒和成本，这使得业务相对单一的美国商业银行在与外国商业银行、本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受到两面夹击，内忧外困，备受掣肘。随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灵活的投、融资渠道增多，投资基金、投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在整个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也就是美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脱媒问题，导致其在竞争力和稳定性方面逊色于其他实行混业经营的竞争对手，甚至在80年代后期一度失去了国际金融霸主地位。美国银行界强烈呼吁废除了CS法案，给予其发展空间，直至1999年11月4日美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并同时废除CS法案。这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正式迈入混业经营时代。而全球范围内，混业经营由于其自身优点，在国际金融竞争中逐渐胜出。日本也于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允许银行、证券混业经营，专业制银行和混业经营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国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选择了混业经营。“大危机”时期，出于国家短期稳定、安全利益的考虑，美、日、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及金融机构（主要指商业银行）的逐利动机，从而以金融创新、金融工具的方式在实际上实现了混业经营，随后各国立法给予了事后的确认。这种银行业的分合之争的最终解决，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决定。

三、对金融经营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

没有抽象深入的理论分析，只凭感觉和直观的经验将不可能深刻理解金融制度变迁过程，无法把握金融制度变迁中具体事件与普遍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2](P.26)从经验感觉中得出的结论，进而导出的政策建议，很有可能对金融改革实践产生误导效应。从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和数据中直接得出结论也是不可靠的，只有与理论假设相联系，才能从零散的经验感觉中得出可靠的结论。[3]因此，将金融经营制度变迁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十分重要。

1.风险效率假说

风险效率假说较多地从银行经营风险与效率的角度来论述金融制度变迁的原因，其核心思想是为了限制银行及整个社会的风险，应实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制度，这样就势必影响银行的经营效率，乃至整个社会的效率。但如若要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就应实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制度，这样就有可能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风险。各国金融制度从混业到分业，再从分业到混业，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商业银行不允许从事证券业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顾虑：首先，由于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和证券发行业务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它们存在败德行为“逆选择”等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很大。它们可能会为那些效益不佳的公司承销发行证券，再由企业利用这部分发行所筹集的资金偿还所发放的贷款，欺骗投资者。1933年大危机之后，当时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揭示，银行的附属证券公司在经营中承销不良的投机性证券，故意发表带有误导性的信息，操纵某些证券的价格。银行则利用附属证券公司进行内部借款和不健康的资金转移，并以不正常的贷款资助附属公司并保护它们包销的证券。[4](P.27)而提倡混业经营制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混业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它能向客户提供最广泛的金融服务，客户不必与几家金融机构往来，可以节约时间与精力，而且混业经营可以提供各种信息与服务，因而可以帮助客户选择最佳的投资机会。此外，混业经营通过其分支机构网络向广大客户提供各种形式的储蓄投资机会，特别是提供了大量的买卖各种证券的服务，有利于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是企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方，混业经营更有利于建立企业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其次，就整个金融体系而言，分业管理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商业银行进入证券承销领域（一级市场），从事此类业务会危及商业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但是White研究表明，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参与证券业的银行并不比那些不介入证券的银行风险更大；相反，那些介入证券业的大银行在“大危机”中S破产概率比较小。这背后更深层的理由是证券业务的风险并不比银行业务的风险更大。事实上，1933年之前美国商业银行承销的证券质量要比投资银行高。[5](P.105)

2.制度变迁供求假说

制度变迁供求假说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基本原理对金融制度变迁分析的一种理论解释。制度变迁供求假说认为，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正如商品市场是由商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确定商品的均衡价格与均衡交易量那样。[6](P.179)这一理论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institute)概念，强调制度变迁背后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因素，认为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实行的分业经营制度，还是20世纪末美国废除GS法案，实行混业经营制度，这两种制度变迁都是由其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商业银行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制度需求主体，金融监管当局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主体。[7]

对风险效率假说的批判由来已久，它并不能真正解释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从风险效率假说到制度变迁供求假说，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与风险效率假说相比，制度变迁供求假说由于揭示了隐藏在制度变迁背后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因素而更具说服力。但它只是解决了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制度变迁的理论支持，并不能回答这种制度变迁究竟是不是不可逆转的，即金融经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方向。

3.金融制度变迁的信息经济学解释

信息完备与否决定金融制度的方式与效率。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所表现出的分工水平相对于当时它们的信息处理能力而言是“超前”的，综合化的业务及其规模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约。限制混业经营，使美国银行业回到自己的传统业务领域，可使外部和内部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程度降低到与其信息处理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与此类似，投资银行专门从事证券业务，也可以集中处理与之相关的信息。按此理论解释，20世纪30年代后的分业经营符合当时美国金融业的分工水平。相反，当美国金融机构普遍的信息处理能力增强之后，就会推动分工水平真正提高，就会自发产生突破？混业经营限制的趋势。信息状况的改善和金融交易成本的降低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近20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和运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高级化倾向十分明显。与此同时，由于信息状况的改善和金融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美国金融业也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赢得了自身的发展和提高。金融机构为降低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程度，显然需要投入巨额信息成本。但是，信息本身具有可共享、与使用规模无关等正外溢效应的特性，这使金融机构具备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增强了金融业自然垄断的特点。[8](P.147)因此金融机构不但需要以更大的规模运营即规模经济，以降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而且也有能力把经营延伸到其他地区和其他业务领域，即范围经济。金融机构信息处理能力提高，使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的界限日益模糊，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近年来兴起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趋势。证券化的信贷资产是标准化的金融商品，符合统一标准的某一类证券是完全同质的商品，因而证券化的信贷资产交易是标准化合约交易，这种交易不但降低了评估信贷资产质量（风险、收益率等）所需的信息成本，而且有效降低了金融交易合约的谈判成本，提高了信贷资产的流动性，从而金融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因此可以说，有效和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是推动美国取消金融业混业经营限制的最主要力量之一，而这一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信息成本的降低。

分业经营表面上看能够使各类金融机构专司其职，因而可以发挥分工的优势，提高各类金融机构的效率。但是问题在于，金融市场本身是不能截然分割的，长短期资产和负债随时发生转换，社会公众持有的货币也会随着商业银行存款和证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不停地改变运动方向。因此，分业经营实际上造成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在金融市场总量方面的整体对峙和竞争而不是相互补充，任何一方取得优势都会导致另一方陷入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分业经营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作用是令人怀疑的。当然，混业经营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是金融机构的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是值得的，即混业经营的边际收益能够弥补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不过，从欧洲大陆全能型银行制度的经验来看，如果银行与工商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银行持有工商企业的股票就会激励银行通过帮助工商企业稳定增长而从中获取稳定的收益，而不是热衷于利用证券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进行投机。因此，要解决银行进行过度证券投机的问题，根本的办法不在于分业经营，而是从激励兼容约束机制上消除过度投机的动力。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没有导致欧洲大陆银行业也被金融监管当局强制分业经营的原因。虽然日本战后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金融制度，但日本比较好地解决了银行的激励问题，从而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9](P.15)

四、不完全合同理论：另一种假说

1.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基本内涵

不完全合同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提出的。“不完全合同”(incompletecontract)是指“合同双方缔结的合同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合同中包含缺口和遗漏条款。具体来讲，合同可能会提及某些情况下各方的责任，而对另一些情况下的责任只做出粗略或模棱两可的规定。”[10](P.26)而完全合同(completecontract)是指“在合同中要规定未来所有状态下所有各方的责任”，即是指“完全合同包括在每一个可能的情形中的每种资产应用方式的详细清单”。[10](P.62)形成不完全合同的主要原因是“在合同规定的项目中有些是第三者无法验证的(notverifiable)”，这就决定了即使在合同中写尽所有能想到的内容也没有用，由于第三者无法对合同进行验证，合同仍是不完全的。除此以外，本文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也是形成不完全合同的原因。这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制定完全合同的成本增大，从而在现实中的合同都是不完全合同。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创始人哈特教授认为，“情况常常会这样，只有将一组观念应用和扩展到新的环境中，才能知道这些观念到底有多重要”，并且“在当前的法律制度状况下，合同在中国甚至比在西方更加不完全”。[10](P.2)在“不完全合同”概念的基础上，许成钢又提出了“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法律的不完备性”是指，现实中的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当然包括金融法律）。这是因为法律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是面对无穷代的国民，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是具有稳定性的，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以无论是多么伟大的立法者都不可能预料所有将来发生的事件，从而不可能把法律定义得无限清楚，用语言准确地、无差异地写出来。完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解决法律不完备性的办法，其一是引入市场监管机构以主动式执法可以改善法律的效果；[11]其二是重视产权，让金融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决定其经营范围。

2.不完全合同理论的解释

根据奥利弗·哈特的“不完全合同”概念，以及许成钢的“法律的不完备性”的理论框架，如果我们承认现实中的法律都是不完备的，那么即使按照许成钢的理论解决的办法是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式执法可以改善法律的效果，但根据哈特的“不完全合同”理论，监管者如何进行也存在着合同的制约，一方面是监管者如何去主动地监管，去监管被监管者，另一方面是如何对监管者进行监管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有关内容来解释金融制度变迁规律，并预测中国金融经营制度变迁方向。从宏观方面分析：首先，我国的金融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证券法》是不完备的，并且在我国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没有完成之前，金融法律不完备的程度非常高。其次，一国金融管理当局与被管理的金融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其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同是不完全的。尤其是我们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占了全部银行业的绝大多数比重，而国有企业是天然的委托企业，从而存在着许多“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占绝对比重的情况下，金融法规的不完备性及金融管理当局与被管理的金融企业的合同的“不完全性”要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高得多。因而，试图从立法的角度去限制其业务的发展方向，是很难成功的。从微观方面分析：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存在着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金融资产的专用性低，因此内部管理合同是不完全的。而国有金融机构内部复杂的生产关系，使得不可能产生“完全的合同”，而且要比成熟市场下经过竞争成长起来具有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企业形成的不完全性要大得多。如果存在合同的不完全性，就要让股东，也就是让产权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从根本上来说，应由剩余控制索取权的股东而不是由国家法律来决定。

不完全合同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国外，尤其是美国从1900～2000年一个世纪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由于金融企业，主要是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的业务不断突破CS法案限制的范围，从而迫使美国金融法案不断修改，最后在1999年终于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而全面承认金融企业的业务自主权。不完全合同理论不是不承认政府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让其发挥应该而且真正能够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畅会珏.对我国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远距离观察与思考[J].云南财经学院学报，2001,(2):46-49.

[2]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太原：山西财经出版社，1998.

[3]樊纲.我对经济学方法论若干问题的理解[A].当代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自述[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2-38.

[4]AnthonySaunderslngoWalter.UniversalBankingintheUnitedState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

[5]HazelJ.Johnson.TheNewGlobalBanker:WhatEveryU.S.BankMustKnowtoCompete

Internationally[M].Chicago:ProbusPublishingcompany,1994.

[6]埃瑞克·G.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7]桥思·A·C·桑托思.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的理论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1,(3):46-52.

[8]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9]黄泽民.日本金融制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金融制度范文篇10

第一条为对金融机构衍生产交易进行规范管理，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以下简称外国银行分行）。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衍生产品还包括具有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可分为两大类：

（一）金融机构为规避自有资产、负债的风险或为获利进行衍生产品交易。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最终用户。

（二）金融机构向客户（包括金融机构）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交易商，其中能够对其他交易商和客户提供衍生产品报价和交易服务的交易商被视为衍生产品的造市商。

第五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与检查。

非金融机构不得向客户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

第六条金融机构从事与外汇、股票和商品有关的衍生产品交易以及场内衍生产品交易，应遵守国家外汇管理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章市场准入管理

第七条金融机构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二）具备完善的衍生产品交易前、中、后台自动联接的业务处理系统和实时的风险管理系统；

（三）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主管人员应当具备5年以上直接参与衍生交易活动和风险管理的资历，且无不良记录；

（四）应具有从事衍生产品或相关交易2年以上、接受相关衍生产品交易技能专门培训半年以上的交易人员至少2名，相关风险管理人员至少1名，风险模型研究人员或风险分析人员至少l名；以上人员均需专岗人员，相互不得兼任，且无不良记录；

（五）有适当的交易场所和设备；

（六）外国银行分行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其母国应具备对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进行监管的法律框架，其母国监管当局应具备相应的监管能力；

（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外国银行分行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不具备上述（一）至（五）所列条件的，应具备上述（六）、（七）及以下所列条件：

1、应获得其总行（地区总部）对该分行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限额等方面的正式授权；

2、除总行另有明确规定外，该分行的全部衍生产品交易统一通过给其授权的总行（地区总部）系统进行实时交易，并由其总行（地区总部）统一进行平盘、敞口管理和风险控制。

第八条政策性银行、中资商业银行（不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由其法人统一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由其法人统一向当地银监局提交申请材料，经审查同意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外资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向当地银监局提交由授权签字人签署的申请材料，经审查同意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外资金融机构拟在中国境内两家以上分行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可由外资法人机构总部或外国银行主报告行统一向当地银监局提交申请材料，经审查同意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第九条金融机构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当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报送下列文件和资料（一式三份）:

（一）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申请报告、可行性报告及业务计划书或交易展业计划；

（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三）衍生产品交易的会计制度．

（四）主管人员和主要交易人员名单、履历．

（五）风险敞口量化或限额的授权管理制度；

（六）交易场所、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性测试报告；

（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此外，不具备第七条第一款（一）至（五）所列条件的外国银行分行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还应向其所在地银监局报送下列文件：

（一）其总行（地区总部）对该分行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限额等方面的正式书面授权文件；

（二）除其总行另有明确规定外，其总行（地区总部）出具的确保该分行全部衍生产品交易通过给其授权的总行（地区总部）交易系统实时进行，其总行（地区总部）负责进行平盘、敞口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承诺函。

第十条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指导原则、业务操作规程（业务操作规程应体现交易前台、中台与后台分离的原则）和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计划；

（二）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模型指标及量化管理指标；

（三）交易品种及其风险控制制度；

（四）风险报告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五）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研究与开发的管理制度及后评价制度；

（六）交易员守则；

（七）交易主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对各级主管人员与交易员的问责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八）对前、中、后台主管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培训计划。

（九）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一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金融机构按照本办法提交的完整申请资料之日起60日内予以批复。

第十二条境内的金融机构法人授权其分支机构办理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须对其风险管理能力进行严格审核，并出具有关交易品种和限额等方面的正式书面授权文件；分支机构办理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须统一通过其总行（部）系统进行实时交易，并由总行（部）统一进行平盘、敞口管理和风险控制。

上述分支机构应在收到其总行（部）授权和其授权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持其总行（部）的授权文件向所在地银监局报告。

第三章风险管理

第十三条金融机构应根据本机构的经营目标、资本实力、管理能力和衍生产品的风险特征，否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及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规模。

第十四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第四条所列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分类，建立与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处理系统。

第十五条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应了解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风险；审核批准和评估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经营及其风险管理的原则、程序、组织、权限的综合管理框架．并能通过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和完善的检查报告系统，随时获取有关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状况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监督与指导。

第十六条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要决定与本机构业务相适应的测算衍生产品交易风险敞口的指标和方法，要根据本机构的整体实力、自有资本、盈利能力、业务经营方针及对市场风险的预测，制定并定期审查和更新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敞口限额、止损限额和应急计划，并对限额情况制定监控和处理程序。金融机构分管衍生产品交易与分管风险控制的高级管理人员应适当分离。

第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制定明确的交易员、分析员等从业人员资格认定标淮，根据衍生产品交易及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对业务销售人员及其他有关业务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其具备必要的技能和资格。

第十八条金融机构应制定评估交易对手适当性的相关政策，包括评估交易对手是否充分了解合约的条款以及履行合约的责任，识别拟进行的衍生交易是否符合交易对手本身从事衍生交易的目的，评估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等。

对于高风险的衍生产品交易种类，金融机构应对交易对手的资格和条件做出专门规定。

在履行本条要求时，金融机构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地依赖交易对手提供的正式书面文件。

第十九条金融机构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办理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向该机构或个人充分揭示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并取得该机构或个人的确认函，确认其已理解并有能力承担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

金融机构对该机构或个人披露的信息应至少包括：

（一）衍生产品合约的内容及内在风险概要；

（二）影响衍生产品潜在损失的重要因素。

第二十条金融机构应适当合理地运用担保等各种信用风险缓解措施来减少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金融机构应运用适当的风险评估方法或模型对衍生产品交易的市场风险进行评估，按市价原则管理市场风险，调整交易规模、类别及风险敞口的水平。

第二十二条金融机构应根据衍生产品交易的规模与类别，作好充分的流动性安排，确保在市场交易异常情况下，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

第二十三条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控制操作风险的机制和制度，严格控制操作风险。

第二十四条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控制法律风险的机制和制度，严格审查交易对手的法律地位和交易资格。金融机构与交易对手签订衍生产品交易合约时应参照国际公认的法律文件，充分考虑发生违约事件后采取法律手段追索保全的可操作性等因素，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交易合约起草、谈判和签订等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第二十五条金融机构应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与衍生产品交易有关的会计、统计报表及其他报告。

金融机构应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外披露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状况、损失状况、利润变化及异常情况。

第二十六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权随时检查金融机构有关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资料和报表，定期检查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处理系统是否与其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种类相适应。

第二十七条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出现重大业务风险或重大业务损失时，应及时主动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并提交应对措施。

金融机构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运行系统、风险管理系统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及时主动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具体情况。

以上事项涉及外汇管理和对外支付事项的，应同时抄报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二十八条金融机构应当妥善保存其衍生产品交易的所有交易记录和与交易有关的文件、账目、原始凭证、电话录音等资料。电话录音应当保存半年以h，其他资料在交易合约到期后保存3年，以备核查，会计制度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九条金融机构的衍生产品交易人员违反本办法及所在机构的有关规定进行违规操作，造成本机构或者客户重大经济损失的，该金融机构应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负责该项业务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金融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非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向客户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金融机构未按照本办法或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报送有关报表、资料以及披露衍生产品交易情况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金融机构的性质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金融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金融机构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衍生产品交易信息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现金融机构未能有效执行从事衍生产品交易所需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可暂停或终止其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资格。

第五章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