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范文10篇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非法占用/司法推定

一、关于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争论

目前，对此问题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应当以此为要件；没有明确规定的，无需也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1)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我国刑法第192条和第193条写明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罪条文中未写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不是立法的疏漏。相反立法者的本意是否定其他金融诈骗罪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各该罪的构成要件。(2)虽然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不能用普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来套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一章中，表明了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3)从司法实践角度看，不将主观目的限定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有利于打击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条件，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如果要求所有金融诈骗罪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则对于占用型的金融诈骗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这不符合立法精神。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因此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第62页；孙军工主编：《金融诈骗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召开）纪要也明确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应当看到，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这样在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多种金融诈骗罪中，就只有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其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学者的否定。第二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三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第二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其实还是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实施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行为，也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这既是遵循立法原意的要求，也是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笔者主张，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除了考察行为人客观上具有金融欺诈行为以外，还必须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即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二、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刑法法理的分析

金融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这是由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所体现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符合我国的刑法理论；同时这也是我们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刑法对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规定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

（一）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的要件是由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了准确理解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关系，有必要分析一下诈骗罪的立法方式。我国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诈骗罪，这与当时的诈骗行为方式的单一性，与立法者对诈骗行为的认识不足以及“宁粗勿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具有密切关系。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现行刑法除了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以及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了金融诈骗八种犯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堵漏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形成一个罪行系列，同时又规定该罪的一般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之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诈骗”这一因素，因为，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有“诈骗”这一内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注：陈兴良：《法条竞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金融诈骗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征就必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金融诈骗罪作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既然金融犯罪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其主观上就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可否认，金融诈骗行为具有易发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数额巨大，一旦得逞会给社会经济秩序构成较大破坏），刑法对其专节规定是因为刑法在保护正常的财产关系的同时侧重于保护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但是由于我们不能否认金融诈骗所具有的财产犯罪性质，因而也就不能否认金融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二）刑法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部分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制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法律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注：林纪东：《法学通论》，中国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转引自张明楷：《保险诈骗罪的基本问题探究》，《法学》2001年第1期。）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虽然在盗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59、66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00、906页；等等。）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就很难将盗窃罪和一般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一般的欺诈行为相区别。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可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某犯罪之构成须具备某种要件，但可能因为该要件众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未进行规定，这种要素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作用。

既然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诈骗罪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那么刑法为什么对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又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来说，如果立法上不明文规定和限定非法占有目的，则仅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往往难以将其与刑法中的其他类似行为的犯罪区分开来。集资诈骗罪，其特点是以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可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的行为方式也可用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因此如果在集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如果虽然是非法集资，并在集资过程中采用了虚假的方法，但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只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至于贷款诈骗罪，其行为特点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但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符合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刑法第175条）的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只具有转贷牟利目的，则构成高利转贷罪。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的关键。其他六种金融诈骗罪在刑法中则不存在上述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但由于主观目的的差别而出现易混淆的情况。

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应该理解为非法所有。有学者提出金融领域内采用欺诈手段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我们认为这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行为。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我们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所有权犯罪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我们这里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含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刑法教科书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释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44页。）这种观点精确地概括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指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在于获取公私财物，其内在的科学性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认同。（注：马克昌教授也指出，“……将不法占有理解为不法所有，才是各种金融诈骗罪中‘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真正含义”。参见马克昌：《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第6页。）

正因为如此，在理解非法占有目的时，我们应注意把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和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加以区别。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和非法所有在实际理解上是相通的。因为财产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诈骗犯仅仅满足于占有，现实中每个诈骗犯都企图使某些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完全地为己所有，任意支配。同时应将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区别开来。占用并非占有。非法占有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非法占用只侵犯了财产使用权。在刑法上，占有他人财物与占用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是有区别的。例如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分，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后者仅仅为了非法使用公款。

（二）占用型金融诈骗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提出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要件。并指出刑法第195条第（三）款的规定“骗取信用证的”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且法律上不要求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本文的上一部分我们已就所有的金融诈骗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了说明。这里想进一步就信用证诈骗和信用证欺诈的问题作一分析。

在实践中，行为人为了顺利获取银行贷款，常采取相互勾结的方式，分别以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义，由前者向银行开立根本无交易基础的空信用证，然后，再由后者持之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在贷款到期之前设法予以偿还。这种行为，单从客观方面看，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特征，但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因行为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无法以该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利用这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话，还可构成刑法第175条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但如果行为人只是占用该贷款临时周转，则不能以犯罪论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信用证诈骗罪不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该种情况可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应该说是有违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文笔者已经论及，从刑法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进行分别规定，可得出金融诈骗罪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为部分金融诈骗罪不需该目的，那么它所危害的仅仅是金融管理秩序，根本谈不上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立法者完全可以把该类犯罪放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根本用不着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罪。

我们认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上述所谓的占用型金融诈骗行为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的范畴。金融欺诈是民事欺诈的一种，方法可以是虚假陈述，以假乱真，也可以是消极沉默，不透露真情。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的行为除了少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严重已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由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如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集资也就是占用型非法集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余大多数金融欺诈行为由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利用欺诈的方法骗取资金，在一段时间内供自己使用，属于一种民事欺诈，所侵犯的主要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仅可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正如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作抵押，骗取银行的贷款，供自己使用或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在获利后再归还银行的贷款，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用”资金，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资金，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以票据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而应该按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处理。

四、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上文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必须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证明呢？我们认为在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一）对司法推定的认识

有学者在肯定金融诈骗罪主观上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下，提出在金融诈骗罪中，如果刑法条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则其客观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因而无需推定（证明）。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变相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除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以外的六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可以区分为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如果行为人获利后马上归还资金，则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实施了刑法未明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中所规定的客观行为，而且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的，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认定行为人这客观行为已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构成金融诈骗罪。例如，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进行融资的行为，行为人骗取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待获利后还钱，这是以欺骗的方法，暂时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其中无非法占有目的，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比如，已定还款计划，正在筹措资金准备还款等。如果按照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就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这很可能会导致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在认定诈骗罪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上，无论刑法上对该目的进行规定还是未对之进行规定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认定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呢？应该说，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但它并非是脱离客观外在活动而存在的。对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解释》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肯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列举了认定金融诈骗罪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随后最高院刑一庭一负责同志在对该座谈会所作的综述中提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的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客观表现上有别于普通诈骗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的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其他不法经济利益。因此，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概括了以下11种情形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没有经营、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4)将资金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营利的生产经营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注：高憬宏：《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法律适用》2000年第11期。）很多学者也提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该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在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中，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因而这种非法占有目的就需要专门加以证明，而这种证明的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客观事实加以推定。（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有论者在其专著列举了八种情形的贷款诈骗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注：鲜铁可：《金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上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国研究还并不是很深入的司法推定问题。

上述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或学者提出的从一些“无法返还”、“拒不返还”的事实来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推定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必然导致未返还的结果；但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亦即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未返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也就是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而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行为人将骗取来的资金从事高风险营利活动没有造成亏损就是一种非法占用资金的行为，如果造成亏损就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依结果定罪的典型表现形式吗？

我们认为，在根据客观行为推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唯一的情况下，运用司法推定是可行的。也即根据司法推定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但是在以上所列举的情形中，由于不能排除民事金融欺诈的存在，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最终导致与他们所坚持的所有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何况司法推定对法官法律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当今的司法人员素质总体上还不高、理论界对司法推定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会使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总之，笔者认为，上述主张以客观行为必然推出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否认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部分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二）主客观相统一——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模式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用目的

一、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之争论

观点一认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第一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二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理论基础——行为理论

当今刑法中，“行为的观念处于犯罪概念的核心”。古典学派重视个别犯罪行为的客观意义，确立了“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原则”；近代学派虽然提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但是，行为概念在刑法体系上具有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分类的意义，即行为对刑法的所有现象而言是最高统一体；第二重意义是定义的意义，即所有的犯罪要素都是作为形容词而添加在行为这一名词之前的。德国刑法学家迈霍弗尔认为行为具有三种机能，即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和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所谓基本要素的机能是指在刑法性判断的范围之内作为记述性确认和规范性评价来考虑的所有附加语都必须回溯到行为这一共同的基础概念之上；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是指在构筑犯罪论体系时把不法的、有责的、可罚的无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是行为；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指把刑法上不重要的行为一开始就不视为行为、将其置于刑法的考察范围之外。从行为概念所具有的机能来看，行为概念是刑法上不可能放弃的概念，因为正是行为是刑法规制的对象，行为给刑事归责划定了最外在的界限。因此，在构成要件论以前的阶段所讨论的一般行为是犯罪概念的基石。

（一）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征决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要件

我国现行刑法除了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以及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犯罪是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诈骗”这一因素，因为，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有“诈骗”这一内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金融诈骗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征就必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二）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部分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制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法律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虽然在盗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就很难将盗窃罪和一般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一般的欺诈行为相区别。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可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某犯罪之构成须具备某种要件，但可能因为该要件众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未进行规定，这种要素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作用。

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应该理解为非法所有。有学者提出金融领域内采用欺诈手段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我们认为这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行为。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我们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刑法教科书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释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这种观点精确地概括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指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在于获取公私财物，其内在的科学性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认同。

我们应注意把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和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加以区别。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和非法所有在实际理解上是相通的。因为财产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诈骗犯仅仅满足于占有，现实中每个诈骗犯都企图使某些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完全地为己所有，任意支配。同时应将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区别开来。占用并非占有。非法占有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非法占用只侵犯了财产使用权。在刑法上，占有他人财物与占用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是有区别的。例如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分，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后者仅仅为了非法使用公款。

（二）占用型金融诈骗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

在实践中，行为人为了顺利获取银行贷款，常采取相互勾结的方式，分别以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义，由前者向银行开立根本无交易基础的空信用证，然后，再由后者持之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在贷款到期之前设法予以偿还。这种行为，单从客观方面看，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特征，但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因行为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无法以该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利用这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话，还可构成刑法第175条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但如果行为人只是占用该贷款临时周转，则不能以犯罪论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信用证诈骗罪不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该种情况可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应该说是有违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文笔者已经论及，从刑法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进行分别规定，可得出金融诈骗罪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为部分金融诈骗罪不需该目的，那么它所危害的仅仅是金融管理秩序，根本谈不上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立法者完全可以把该类犯罪放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根本用不着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罪。

我认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上述所谓的占用型金融诈骗行为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的范畴。金融欺诈是民事欺诈的一种，方法可以是虚假陈述，以假乱真，也可以是消极沉默，不透露真情。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的行为除了少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严重已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由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如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集资也就是占用型非法集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余大多数金融欺诈行为由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利用欺诈的方法骗取资金，在一段时间内供自己使用，属于一种民事欺诈，所侵犯的主要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仅可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正如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作抵押，骗取银行的贷款，供自己使用或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在获利后再归还银行的贷款，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用”资金，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资金，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以票据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而应该按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处理。

四、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一）司法推定的认定

如果刑法条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则其客观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可以区分为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如果行为人获利后马上归还资金，则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实施了刑法未明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中所规定的客观行为，而且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的，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认定行为人这客观行为已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构成金融诈骗罪。例如，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进行融资的行为，行为人骗取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待获利后还钱，这是以欺骗的方法，暂时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其中无非法占有目的，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比如。如果按照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就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这很可能会导致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在认定诈骗罪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上，无论刑法上对该目的进行规定还是未对之进行规定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

上述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或学者提出的从一些“无法返还”、“拒不返还”的事实来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推定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必然导致未返还的结果；但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亦即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未返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也就是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而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行为人将骗取来的资金从事高风险营利活动没有造成亏损就是一种非法占用资金的行为，如果造成亏损就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依结果定罪的典型表现形式吗？

（二）主客观相统一——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模式

所有的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也即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行权威教科书在论述犯罪主观心理态度时提出：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则，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根据只能是其实施的活动及其他相关情况，因为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其主观心理决定；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客观化，因而它反映人的思想。因此，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得出正确结论。这是很有道理的，确定人的心理状态只能从人的行为入手，综合所有相关事实，周密论证，并排除其他可能。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3

轻刑是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尽量不采用相对较重的刑罚方法，而提倡采用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来防控该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对轻刑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自由刑、罚金、缓刑假释的扩大适用，以及刑罚科处量和严厉性有所降低上。轻刑化仅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一种非刑罚化的评价，并非是对已触犯刑律行为的非犯罪化。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1、刑罚的轻刑化必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前提。轻刑化不能一味的强调“轻刑”，而偏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和结果进行总体评价，在能够实现预防和惩戒犯罪的目的基础上尽可能对犯罪行为科处相对较轻的刑罚。2、刑罚的轻刑化与重刑的适用并不冲突。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惩戒和预防犯罪，有的犯罪必须要重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有的犯罪只要轻刑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能盲目追求轻刑化的目标而不适用重刑。

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可行性分析

(一)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轻刑化可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法处罚的尺度，只要是能用其它法律手段可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法来处理。①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上也是金融市场的运营秩序，在进行刑法规制前，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也能够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对加害者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稳定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诈骗罪存在着较为宽裕的轻刑化空间。(二)基于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由于引发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风险，即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是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但该种风险会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的减小。内生风险是指由于私人信息的产生，一些信息由于仅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由于逆向选择有意将交易客体的质量信息加以隐藏，从而使价格机制无法作用于交易客体的质量维度，由此引发的损失或获利的可能性②。金融诈骗罪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外化的体现，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结果是付出资本的一方必然蒙受损害，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供求关系的中间媒介，必然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从而导致金融行业的风险性较为高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金融风险不可避免，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具备一定可能性。(三)基于金融诈骗侵害法益特殊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人类就无法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发展。”③“而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秩序总同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刑法有时会牺牲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是更为优先的，如果是非必要的，不容侵犯。从犯罪的理论分类来看，相较强盗、暴行等伦理犯而言，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更主要的侵害客体其实是法秩序，否则单诈骗罪就可以对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作出司法评价，无需再单独规定金融诈骗罪。

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实证考量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4

自从1985年中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以来，我国的信用卡方兴未艾，在信用卡的软件和硬件环境、发卡银行和发卡数量及交易金额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也在一步步迈向“塑料货币”的时代。作为一种非现金支付的交易工具，信用卡对国人的消费习惯产生深刻的影响的同时，逐步确立了其作为新兴支付工具的主导地位。然而，伴随着我国信用卡事业的不断发展，信用卡业务存在的一些风险点也逐渐显现出来，信用卡诈骗就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与普通的财产诈骗相比，信用卡诈骗不论是在犯罪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客体还是在社会危害性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目前，我国法律关于信用卡诈骗的规定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是信用卡诈骗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本文仅就信用卡诈骗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希望能对认定信用卡诈骗活动有所帮助。

信用卡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确定的一个新罪名。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有关信用卡诈骗罪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对信用卡诈骗罪具体内涵的把握，罪与非罪的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多的难点和争议。可以说该罪的确立对惩罚金融领域的信用卡诈骗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信用卡诈骗罪相关问题略作探讨，希望能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准确认定有所裨益。

一、信用卡诈骗的概念和特征

1、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

刑法第19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该条款明确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与处罚标准，但并未揭示该罪的内涵。用下定义的方法揭示该罪的内涵，是研究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刑法学通说在诈骗罪定义方式上的描述，来给信用卡诈骗罪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刑法学通说认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定义有两个弊病：一是未将诈骗罪与使用诈骗方法构成的其他犯罪从定义上区分开来。例如，贪污罪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这时贪污罪的行为就符合诈骗罪的通说定义。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特征。没有揭示诈骗罪特定内涵的定义，一定不是诈骗罪的科学定义。通观我国刑法学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定义，可以说都存在以上通病。事实表明，对具体犯罪的定义如果不将其直接客体的内容囊括进来，无论如何不符合科学的要求。例如，只有将诈骗罪与贪污罪在直接客体上的不同写进各自的定义，才能将两者真正区分开来。二是未能将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要素揭示出来。通说定义仅仅将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解释为“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何谓“骗取”则没有说明。正因如此，刑法理论上有的理解为“占有说”，有的理解为“交付说”；也就是说，由于通说定义仅仅对“诈骗”解释了一半，等于基本重复了“诈骗”一语，故引致诸多分歧。正如有的学者针对将“罪名”定义为“犯罪的名称”的做法指出：“它在逻辑上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无非是说罪就是犯罪，名就是名称，罪名就是犯罪名称，因而告诉人们罪名就是罪名。”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所谓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从而以公私财产所有权为唯一必要客体，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同理，根据新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等方法，使与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对的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资金或财物，从而主要侵犯了信用卡结算秩序并同时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2、信用卡诈骗罪的基本特征

信用卡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如下特征：

（一）犯罪主体。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在犯罪主体中存在以下问题：

1、单位能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

对此学界存有分歧。否定说认为，信用卡存在使用额的限制，单位不必冒此风险去诈骗如此小的数额的财物。肯定说认为，单位持卡人在单位意志下可以实施恶意透支等信用卡诈骗行为，且实践中已发生了单位恶意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的案件。本人认为，单位可以也应当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因为：

（1）按照发行对象，信用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单位既然可以作为合法持卡人和使用人，当然能够实施如恶意透支此类的诈骗活动。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的允许透支额（无论是单笔透支额还是月透支额）都比个人要大，如果单位基于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恶意透支，数额也是非常惊人的，但对单位处罚却缺乏法律依据，显然是不合适的。

（2）根据刑法177条的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主体，单位为实施信用卡诈骗而伪造信用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规定单位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那么就只能就手段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追究目的行为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牵连犯的构成原则。

（3）刑事立法应具有协调性，与其性质类似的信用证诈骗罪可以由单位构成，而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在立法上明显不协调。

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实施诈骗的犯罪主体，是否仅限于合法持卡人。

有观点认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主体既可以是持卡人，也可以是持卡人以外的人。但也有人认为只能由持卡人构成。对恶意透支行为主体的观点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对此，我们意见是这两种行为主体只能是持卡人本人，持卡人以外的人除共同犯罪外均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对作废的信用卡，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信用卡作废，其他人（相对于持卡人）如果可以成为行为主体，在其确实不知是作废的信用卡时定罪处罚，就可能违背了主客观一致的刑法原则。行为人在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时，无论其是否明知该信用卡是否作废，都需要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因此，对其他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可以“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定罪处理。

（二）犯罪主观要件。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非罪的关键。如借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购物消费，也是一种冒用信用卡的欺诈行为，但是借用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持卡人财物的目的，因而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无论何种形式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都是其必备要件。诈骗犯罪是一种贪财性犯罪，行为本身就暗含了非法占有目的，无论是否明文规定，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刑法上的规定，不应引起分歧，凡是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都有对应的合法行为，如，集资诈骗罪对应合法的集资行为，合同诈骗罪对应正常的合同纠纷，包括本罪中的恶意透支对应善意透支，刑法正是为了将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正确区分，立法技术上才作如此处理。

（三）信用卡诈骗罪的客体

信用卡诈骗罪是以信用卡结算秩序为主要客体，以公私财产所有权为次要客体的犯罪。

这是因为，其一，金融秩序有着统一性与核心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包括信用卡结算秩序在内的金融秩序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据资料反映，当今国际上以货币进行的交易总额中，与实物贸易挂钩的交易额只占2%.亚洲金融危机也说明，金融商品的供求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物商品供求变化的影响力。因此，金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传统的财产犯罪所无法比拟的。

其二，金融秩序被侵犯的后果具有扩张性与不确定性。这与金融秩序的统一性和核心性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安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关联着一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对金融秩序的侵犯，具有全局性，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果具有极大的扩张性；而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则具有局部性，后果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只有将金融秩序作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才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四）犯罪客观要件。本罪的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四种形式：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罪的重要表现形式。伪造信用卡主要有两种行为表现，一是完全模仿真实信用卡的质地、模式、版块、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非法制造信用卡；二是在真实信用卡基础上进行伪造，如在空白信用卡上输入其它用户的的真实信息进行复制，或者在空白卡上输入虚假信息等。另外，还有一些行为也属于伪造信用卡，如在原有信用卡上涂改。行为人必须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才构成本罪。所谓“使用”，是指利用信用卡的法定功能进行支付、消费、结算等行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可以是行为人自己伪造后使用，也可以是明知是他人伪造的信用卡而使用，如果行为人将伪造的信用卡出售或者单纯伪造信用卡而没有使用的，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处理。

2、冒用他人的信用卡

信用卡必须由持卡人本人使用是信用卡管理的国际性规则，根据这项规则，信用卡的使用权仅限于持卡人本人,不得转借或转让。所谓“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即指，非持卡人未经持卡人同意或者授权，擅自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信用卡，进行信用卡业务内的购物、消费、提取现金等诈骗行为。冒用他人的信用卡，行为人必须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将与借用亲属、朋友的信用卡等形式上的冒用行为区别开来。明知该信用卡是否作废，都需要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因此，对其他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可以“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定罪处理。

3、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作废的信用卡是指因法定原因而失去效用的信用卡。根据信用卡章程，可以导致信用卡作废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1）信用卡超过有效期限而自动失效；（2）持卡人在有效期内停止使用交回原发卡银行而失效；（3）因信用卡挂失而失效；无论是持卡人还是非持卡人，明知是上述已经作废的信用卡而使用的，均以本罪论处。

4、恶意透支

所谓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发卡行帐户上已经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根据发卡协议或者经银行批准，允许其超过现有资金额度支取现金或者持卡消费的行为。透支实质上是银行为客户提供的短期信贷，透支功能也是信用卡区别于其它金融凭证的最明显特征。信用卡透支建立在持卡人良好的资信基础之上，因此，透支人仅限于合法持卡人，非合法持卡人利用所持信用卡进行透支的，不能认定为信用卡透支。透支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

善意透支指持卡人完全遵循信用卡章程和发卡约定，在约定或规定的额度、期限内行使透支权，并如期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拒不归还的行为。

二、信用卡诈骗罪罪与非罪情形之探讨

1、因拾得而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定性问题

对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后，通过伪造身份证或冒用持卡人签名在银行营业柜台取款或在特约商户消费，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一般不存在异议。但是，拾得信用卡和密码后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能不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论者认为，这种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其理由是，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素中必须具有被骗者，且被骗者实施了“自愿交付财物”的行为，该种交付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同时拾到信用卡和密码的情况下，如果拾得者在自动柜员机上顺利提款，这种行为虽然属于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但并不存在付款人或自动柜员机受骗的问题，因为信用卡和密码都是真实的，付款人依据真实的信息付款，此乃正常履行业务职责的行为，毋须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这时候，实际财产的损失者是信用卡的所有人，但他并不存在被诈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拾得者来讲，其捡到信用卡和密码，完全等于获取了信用卡所含资金的使用权，这与捡到他人的活期存折而取款的行为性质是相同的。如果拾得者拒不交出所取款项的，可以考虑按侵占他人遗忘物的性质论以侵占罪。

我个人认为，拾得信用卡和密码后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应当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在这种行为中，被骗者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银行。银行只应该允许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取款，《银行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也明确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如果银行明知取款人是冒用他人信用卡取款，却仍然予以支付，银行的这种付款行为就是恶意的，就应当对合法持卡人承担赔偿责任。拾得他人信用卡和密码后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银行之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般不可能知道取款人是非法持卡人，也就是说，银行的被骗在一般情况下是必然的，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推定银行的付款行为是善意的。而且，这种后果是由合法持卡人的重大过失造成的，故只能由合法持卡人而不能由银行来承担损失。至于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损失的承担者即合法持卡人没有被骗，并不影响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在一般诈骗罪中，被骗者有可能是财产的保管者而不是财产的所有者，且损失可能由财产的所有者承担。信用卡诈骗罪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将银行看作近似于信用卡合法持有人财产的保管人（当然不是纯正意义上的保管人），由于合法持卡人的过失而使银行被骗，导致合法持卡人的财产损失，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借记卡犯罪是否应为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界定

何谓信用卡？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用卡是指银行、金融机构向信用良好的单位和个人签发的、可以在指定的商店和场所进行直接消费，并可在发卡银行及联营机构的营业网点存取款、办理转帐结算的一种信用凭证和支付工具。广义上的信用卡即银行卡。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1月5日颁行）的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两种。其中，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又可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帐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而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帐卡、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信用卡和借记卡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透支功能，后者没有透支功能。所以，狭义上的信用卡是指具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

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是指的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信用卡？学界观点不一。究其原因在于，《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颁行之前，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而没有“银行卡”的称谓，当时的管理法规也只是称为《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1997年刑法规制的对象就是所有的信用卡。新法规颁行后，有了银行卡和信用卡的区分，是不是昨天的信用卡就是今天的银行卡？有人认为，不能因为行政法规的称谓发生了变化，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了借记卡，就要改变刑法原来的适用范围。也有人认为，借记卡和信用卡存在重大区别，借记卡并非是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的，而是新法规颁行新增的一种银行卡，借记卡并不体现持卡人的信用，不具有透支功能，因此它本质上属于一种金融凭证。利用借记卡实施诈骗活动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而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本人认为:(1)、从立法本意上看，应定信用卡诈骗罪。1997年刑法只所以增加信用卡诈骗罪，就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金融业务的发展，利用银行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越来越多，而且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财产诈骗罪更为严重，有自己特有的诈骗特征，因此从刑法上有必要将其单定一个罪名。一则可以提高人们对该罪的认识，引起人们的重视；二则通过提高法定刑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当时制定刑法时并没有银行卡这个概念，而是叫信用卡，但法律并没有在意进行诈骗犯罪的卡是否具有透支的功能，从刑法第196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可以看出恶意透支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使用废弃、伪造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的信用卡都可以构成此罪。显然没有透支功能的借记卡完全可以实施后三种情形的行为，本应属于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的适用范围。因此，对使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犯罪定信用卡诈骗罪才真正符合刑法制定此规定的初衷。

(2)、从刑事司法的实际处理角度看，也应定信用卡诈骗罪。笔者认为，如果将借记卡从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中分离出来，实践中可能引发一些难题：当某人拿着一张伪造的信用卡和一张伪造的借记卡到取款机上取款，在处理的时候由于借记卡不属于信用卡，所以行为人应构成两个罪即信用卡诈骗罪和诈骗罪，并要对其实行数罪并罚。但是，如果行为人拿着两张信用卡到取款机上取款，且取得与上述同样数额的款项，则对行为人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定罪处罚。这种同行为不同罚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刑法的精神。另外，上述案件中，如果行为人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和伪造的信用卡取款总数已达到某一犯罪的要求，但分别计算取款的数额则均未达到犯罪的要求，这样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则十分困难。相反，如果按一罪处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由此可见，将借记卡纳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也是实际处理案件的需要。

综上几点考虑，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发生利用借记卡从事刑法第196条所规定的诈骗行为，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3、恶意透支能否构成本罪

我国刑法将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和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犯罪（下称使用型犯罪）与恶意透支的信用卡犯罪（下称透支型犯罪）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统称为信用卡诈骗罪，但实际上使用型犯罪与透支型犯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恶意透支罪与非罪的界定，本人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恶意透支的主体是“持卡人”，而使用型犯罪则并不限于“持卡人”。所谓“持卡人”，是指直接向银行申办并核准领取信用卡的人，也就是享有该信用卡资格的人。反之，不是经申办程序从银行领取信用卡的人，均不属持卡人，例如因盗窃、抢劫、侵占、拾取、收赃购买等行为非法取得他人的信用卡或者非法持有某种假卡、废卡的人。这些人虽手头也持有信用卡，但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持卡人。这类持卡人如果利用手中的信用卡实施诈骗犯罪，造成了大量透支，实质上是刑法所规定的使用型犯罪以及盗窃信用卡诈骗等行为，而不应以透支型犯罪论处。为了与上述这类非法持卡人相区别，学说上通常将恶意透支的主体设定为“合法持卡人本人”。如有的认为“从主体上看，因透支是信用卡章程赋予持卡人信用借贷的一种权利，故恶意透支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即是信用卡合法持卡人”。“凡使用伪造或作废的信用卡、冒名使用拾得或窃得的信用卡进行透支的行为人和持卡人不是合法持卡人，不能成为恶意透支的主体”。有的人认为，在犯罪主体上，恶意透支必须是合法持卡人本人或伙同他人所为；非合法持卡人通过购入、拾得、骗取、涂改等非法途径取得信用卡后所为的，则不属于恶意透支，而是其他非法使用信用卡的行为。

（2）、恶意透支表现为故意违反信用卡章程和领信用卡协议中限额限期透支的规定，在明知信用卡帐户中没有存款或存款不足的情况下仍继续透支，并且主观上还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行为人如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而是因过失而造成透支的，就不构成恶意透支；如果虽出于故意，但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例如为了治病、救灾等一时之急需，短期透支借用，事后积极设法归还的，也不构成恶意透支。在新刑法制定颁布前，有关司法解释将恶意透支的主观要件规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而新刑法仅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两者表述方式虽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并无变化。因为“明知无力偿还”而大量透支，正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现形式之一，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囊括。其实质要件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规定“明知无力偿还”，则并不重要。在司法实践中，如遇有明知无力偿还而大量透支的情形，仍可据此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恶意透支的主观要件。

（3）、恶意透支型犯罪必须具有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数额较大，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所谓“超过规定限额”，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和领用信用卡协议明确规定的透支限额。是否超过限额，是以透支后的信用卡帐户余额作比较，而不是指每一次的透支数额，每一次透支数都未达到限额标准，但余额超过限额的，也是超限额透支。每一次消费、购物或取现也有一个限额，叫交易限额。它与透支限额不同，每一次消费、购物或取现时，金额达到了交易限额的，受理单位要向发卡银行索权，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帐上余额和透支限额授权后，特约商户或储蓄所才能办理该笔业务，否则造成了损失，受理单位要承担责任。所谓“超过规定期限”，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和领取信用卡协议明确规定的允许透支的期限，一般均规定透支期限为一个月，最长不得超过60天。期限是针对限额内的透支而言，在规定限额内的透支，允许有一段透支期限，而超过规定限额的透支，则一天也不允许。透支超过限额，或者虽未超限额但超过透支期限，两者只要具备其一即可。所谓“数额较大”，是指透支数超过规定限额达5000元以上，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则是指透支数额超过保证金数额达5000元以上。恶意透支数额是否较大，是划分恶意透支的罪与非罪的一条重要界限。

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除具备上述要件外，还必须具备“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这一要件。未经发卡银行催收而未归还的，或者经发卡银行催收后归还的，均不构成犯罪。刑法对于银行催收后的归还期限未作明确规定，但根据修订刑法颁布前的有关司法解释，是指持卡人“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仍不归还”。同时，还须注意的是，行为人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案发后至人民检察院起诉前已归还全部透支本息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众所周知，79刑法典没有规定信用卡诈骗罪，信用卡诈骗案件以诈骗罪论处，因此信用卡诈骗罪是由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在具有诈骗罪的特征外，也具有该罪特殊的特点。我们必须注意本罪与其他诈骗罪的区别。尤其是在司法认定中，如何界定同一犯罪行为构成本罪或其他诈骗罪亦或根本不构成犯罪，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刑法中及司法解释对此都无明确的界定。本文正是为了明晰本罪与其他犯罪区别，通过法理分析与司法实践进行阐述，界定了本罪的罪与非罪，本罪与其它诈骗犯罪的区别，希望以此使人们对本罪有更多地认识，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定罪。

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还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本文只是对该罪在认定上的一点探讨，希望能对立法及司法有所帮助，随着信用卡产业的高速增长，各类银行卡犯罪也日趋严重，但由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各个犯罪环节上表现的形式不同，在具体适用刑法时存在一定困难，不能一概定为罪或非罪，只有司法机关和金融主管部门对这一犯罪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和司法认定，才能更加有效的打击信用卡金融犯罪行为，有效的防止信用卡诈骗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资料：

王晨著：《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鲜铁可著：《金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赵秉志著：《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问题研究》

周仰虎、于英君：《论信用卡犯罪的立法完善》

黄祥青：《信用卡诈骗罪司法适用中的四个问题》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5

一、我国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犯罪主体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和第三十条分别对犯罪主体的内容作了规定，根据这两条的规定，能够成为犯罪主体的有两类:一是自然人，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二是单位，即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其中，自然人是我国刑法中最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犯罪主体。而对于单位，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犯罪的，才存在单位犯罪并由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并非一切犯罪都可以由单位构成。①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采取的是总则和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即在总则中规定单位犯罪的含义和处罚原则，在分则中具体规定可以由单位实施的罪名。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不得对单位进行处罚。我国刑法在“金融诈骗罪”一节中规定了金融诈骗罪有8个具体罪名，他们是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按照我国刑法第198、200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信用证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可以由单位构成犯罪。而信用卡诈骗罪并不在上述五种犯罪之列，其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刑法学界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犯罪主体的争论

刑法学界对于单位能否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否定说认为，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单位不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因为信用卡都有一定的额度限制，一般情况下单位不会冒风险骗取数额较小的财物。另外，单位只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他要实施某种行为，归根结底要靠具体的人来实施。单位实施信用卡诈骗行为，实际上就是具体持卡人实施的诈骗行为。与其惩罚单位，不如惩罚实施具体行为的个人。②肯定说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单位实施信用卡诈骗罪的案例，而且犯罪数额往往较大。如果对单位实施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不进行刑事制裁，实际上是在纵容犯罪。况且单位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虽然是由具体的自然人来实施，但它体现的是单位的集体意志，而不是个人意志。因此，单位也应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③

三、笔者的观点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6

自从1985年中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以来，我国的信用卡方兴未艾，在信用卡的软件和硬件环境、发卡银行和发卡数量及交易金额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也在一步步迈向“塑料货币”的时代。作为一种非现金支付的交易工具，信用卡对国人的消费习惯产生深刻的影响的同时，逐步确立了其作为新兴支付工具的主导地位。然而，伴随着我国信用卡事业的不断发展，信用卡业务存在的一些风险点也逐渐显现出来，信用卡诈骗就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与普通的财产诈骗相比，信用卡诈骗不论是在犯罪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客体还是在社会危害性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目前，我国法律关于信用卡诈骗的规定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是信用卡诈骗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本文仅就信用卡诈骗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希望能对认定信用卡诈骗活动有所帮助。

信用卡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确定的一个新罪名。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有关信用卡诈骗罪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对信用卡诈骗罪具体内涵的把握，罪与非罪的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多的难点和争议。可以说该罪的确立对惩罚金融领域的信用卡诈骗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信用卡诈骗罪相关问题略作探讨，希望能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准确认定有所裨益。

一、信用卡诈骗的概念和特征

1、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

刑法第19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该条款明确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与处罚标准，但并未揭示该罪的内涵。用下定义的方法揭示该罪的内涵，是研究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刑法学通说在诈骗罪定义方式上的描述，来给信用卡诈骗罪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刑法学通说认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定义有两个弊病：一是未将诈骗罪与使用诈骗方法构成的其他犯罪从定义上区分开来。例如，贪污罪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这时贪污罪的行为就符合诈骗罪的通说定义。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特征。没有揭示诈骗罪特定内涵的定义，一定不是诈骗罪的科学定义。通观我国刑法学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定义，可以说都存在以上通病。事实表明，对具体犯罪的定义如果不将其直接客体的内容囊括进来，无论如何不符合科学的要求。例如，只有将诈骗罪与贪污罪在直接客体上的不同写进各自的定义，才能将两者真正区分开来。二是未能将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要素揭示出来。通说定义仅仅将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解释为“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何谓“骗取”则没有说明。正因如此，刑法理论上有的理解为“占有说”，有的理解为“交付说”；也就是说，由于通说定义仅仅对“诈骗”解释了一半，等于基本重复了“诈骗”一语，故引致诸多分歧。正如有的学者针对将“罪名”定义为“犯罪的名称”的做法指出：“它在逻辑上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无非是说罪就是犯罪，名就是名称，罪名就是犯罪名称，因而告诉人们罪名就是罪名。”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所谓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从而以公私财产所有权为唯一必要客体，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同理，根据新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等方法，使与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对的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资金或财物，从而主要侵犯了信用卡结算秩序并同时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2、信用卡诈骗罪的基本特征

信用卡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如下特征：

（一）犯罪主体。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在犯罪主体中存在以下问题：

1、单位能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

对此学界存有分歧。否定说认为，信用卡存在使用额的限制，单位不必冒此风险去诈骗如此小的数额的财物。肯定说认为，单位持卡人在单位意志下可以实施恶意透支等信用卡诈骗行为，且实践中已发生了单位恶意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的案件。本人认为，单位可以也应当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因为：

（1）按照发行对象，信用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单位既然可以作为合法持卡人和使用人，当然能够实施如恶意透支此类的诈骗活动。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的允许透支额（无论是单笔透支额还是月透支额）都比个人要大，如果单位基于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恶意透支，数额也是非常惊人的，但对单位处罚却缺乏法律依据，显然是不合适的。

（2）根据刑法177条的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主体，单位为实施信用卡诈骗而伪造信用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规定单位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那么就只能就手段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追究目的行为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牵连犯的构成原则。

（3）刑事立法应具有协调性，与其性质类似的信用证诈骗罪可以由单位构成，而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在立法上明显不协调。

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实施诈骗的犯罪主体，是否仅限于合法持卡人。

有观点认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主体既可以是持卡人，也可以是持卡人以外的人。但也有人认为只能由持卡人构成。对恶意透支行为主体的观点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对此，我们意见是这两种行为主体只能是持卡人本人，持卡人以外的人除共同犯罪外均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对作废的信用卡，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信用卡作废，其他人（相对于持卡人）如果可以成为行为主体，在其确实不知是作废的信用卡时定罪处罚，就可能违背了主客观一致的刑法原则。行为人在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时，无论其是否明知该信用卡是否作废，都需要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因此，对其他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可以“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定罪处理。

（二）犯罪主观要件。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非罪的关键。如借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购物消费，也是一种冒用信用卡的欺诈行为，但是借用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持卡人财物的目的，因而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无论何种形式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都是其必备要件。诈骗犯罪是一种贪财性犯罪，行为本身就暗含了非法占有目的，无论是否明文规定，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刑法上的规定，不应引起分歧，凡是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都有对应的合法行为，如，集资诈骗罪对应合法的集资行为，合同诈骗罪对应正常的合同纠纷，包括本罪中的恶意透支对应善意透支，刑法正是为了将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正确区分，立法技术上才作如此处理。

（三）信用卡诈骗罪的客体

信用卡诈骗罪是以信用卡结算秩序为主要客体，以公私财产所有权为次要客体的犯罪。

这是因为，其一，金融秩序有着统一性与核心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包括信用卡结算秩序在内的金融秩序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据资料反映，当今国际上以货币进行的交易总额中，与实物贸易挂钩的交易额只占2%.亚洲金融危机也说明，金融商品的供求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物商品供求变化的影响力。因此，金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传统的财产犯罪所无法比拟的。

其二，金融秩序被侵犯的后果具有扩张性与不确定性。这与金融秩序的统一性和核心性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安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关联着一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对金融秩序的侵犯，具有全局性，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果具有极大的扩张性；而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则具有局部性，后果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只有将金融秩序作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才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四）犯罪客观要件。本罪的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四种形式：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罪的重要表现形式。伪造信用卡主要有两种行为表现，一是完全模仿真实信用卡的质地、模式、版块、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非法制造信用卡；二是在真实信用卡基础上进行伪造，如在空白信用卡上输入其它用户的的真实信息进行复制，或者在空白卡上输入虚假信息等。另外，还有一些行为也属于伪造信用卡，如在原有信用卡上涂改。行为人必须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才构成本罪。所谓“使用”，是指利用信用卡的法定功能进行支付、消费、结算等行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可以是行为人自己伪造后使用，也可以是明知是他人伪造的信用卡而使用，如果行为人将伪造的信用卡出售或者单纯伪造信用卡而没有使用的，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处理。

2、冒用他人的信用卡

信用卡必须由持卡人本人使用是信用卡管理的国际性规则，根据这项规则，信用卡的使用权仅限于持卡人本人,不得转借或转让。所谓“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即指，非持卡人未经持卡人同意或者授权，擅自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信用卡，进行信用卡业务内的购物、消费、提取现金等诈骗行为。冒用他人的信用卡，行为人必须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将与借用亲属、朋友的信用卡等形式上的冒用行为区别开来。明知该信用卡是否作废，都需要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因此，对其他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可以“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定罪处理。

3、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作废的信用卡是指因法定原因而失去效用的信用卡。根据信用卡章程，可以导致信用卡作废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1）信用卡超过有效期限而自动失效；（2）持卡人在有效期内停止使用交回原发卡银行而失效；（3）因信用卡挂失而失效；无论是持卡人还是非持卡人，明知是上述已经作废的信用卡而使用的，均以本罪论处。

4、恶意透支

所谓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发卡行帐户上已经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根据发卡协议或者经银行批准，允许其超过现有资金额度支取现金或者持卡消费的行为。透支实质上是银行为客户提供的短期信贷，透支功能也是信用卡区别于其它金融凭证的最明显特征。信用卡透支建立在持卡人良好的资信基础之上，因此，透支人仅限于合法持卡人，非合法持卡人利用所持信用卡进行透支的，不能认定为信用卡透支。透支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

善意透支指持卡人完全遵循信用卡章程和发卡约定，在约定或规定的额度、期限内行使透支权，并如期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拒不归还的行为。

二、信用卡诈骗罪罪与非罪情形之探讨

1、因拾得而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定性问题

对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后，通过伪造身份证或冒用持卡人签名在银行营业柜台取款或在特约商户消费，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一般不存在异议。但是，拾得信用卡和密码后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能不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论者认为，这种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其理由是，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素中必须具有被骗者，且被骗者实施了“自愿交付财物”的行为，该种交付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同时拾到信用卡和密码的情况下，如果拾得者在自动柜员机上顺利提款，这种行为虽然属于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但并不存在付款人或自动柜员机受骗的问题，因为信用卡和密码都是真实的，付款人依据真实的信息付款，此乃正常履行业务职责的行为，毋须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这时候，实际财产的损失者是信用卡的所有人，但他并不存在被诈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拾得者来讲，其捡到信用卡和密码，完全等于获取了信用卡所含资金的使用权，这与捡到他人的活期存折而取款的行为性质是相同的。如果拾得者拒不交出所取款项的，可以考虑按侵占他人遗忘物的性质论以侵占罪。

我个人认为，拾得信用卡和密码后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应当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在这种行为中，被骗者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银行。银行只应该允许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取款，《银行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也明确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如果银行明知取款人是冒用他人信用卡取款，却仍然予以支付，银行的这种付款行为就是恶意的，就应当对合法持卡人承担赔偿责任。拾得他人信用卡和密码后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银行之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般不可能知道取款人是非法持卡人，也就是说，银行的被骗在一般情况下是必然的，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推定银行的付款行为是善意的。而且，这种后果是由合法持卡人的重大过失造成的，故只能由合法持卡人而不能由银行来承担损失。至于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损失的承担者即合法持卡人没有被骗，并不影响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在一般诈骗罪中，被骗者有可能是财产的保管者而不是财产的所有者，且损失可能由财产的所有者承担。信用卡诈骗罪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将银行看作近似于信用卡合法持有人财产的保管人（当然不是纯正意义上的保管人），由于合法持卡人的过失而使银行被骗，导致合法持卡人的财产损失，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2、借记卡犯罪是否应为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界定

何谓信用卡？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用卡是指银行、金融机构向信用良好的单位和个人签发的、可以在指定的商店和场所进行直接消费，并可在发卡银行及联营机构的营业网点存取款、办理转帐结算的一种信用凭证和支付工具。广义上的信用卡即银行卡。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1月5日颁行）的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两种。其中，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又可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帐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而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帐卡、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信用卡和借记卡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透支功能，后者没有透支功能。所以，狭义上的信用卡是指具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

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是指的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信用卡？学界观点不一。究其原因在于，《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颁行之前，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而没有“银行卡”的称谓，当时的管理法规也只是称为《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1997年刑法规制的对象就是所有的信用卡。新法规颁行后，有了银行卡和信用卡的区分，是不是昨天的信用卡就是今天的银行卡？有人认为，不能因为行政法规的称谓发生了变化，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了借记卡，就要改变刑法原来的适用范围。也有人认为，借记卡和信用卡存在重大区别，借记卡并非是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的，而是新法规颁行新增的一种银行卡，借记卡并不体现持卡人的信用，不具有透支功能，因此它本质上属于一种金融凭证。利用借记卡实施诈骗活动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而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本人认为:(1)、从立法本意上看，应定信用卡诈骗罪。1997年刑法只所以增加信用卡诈骗罪，就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金融业务的发展，利用银行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越来越多，而且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财产诈骗罪更为严重，有自己特有的诈骗特征，因此从刑法上有必要将其单定一个罪名。一则可以提高人们对该罪的认识，引起人们的重视；二则通过提高法定刑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当时制定刑法时并没有银行卡这个概念，而是叫信用卡，但法律并没有在意进行诈骗犯罪的卡是否具有透支的功能，从刑法第196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可以看出恶意透支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使用废弃、伪造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的信用卡都可以构成此罪。显然没有透支功能的借记卡完全可以实施后三种情形的行为，本应属于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的适用范围。因此，对使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犯罪定信用卡诈骗罪才真正符合刑法制定此规定的初衷。

(2)、从刑事司法的实际处理角度看，也应定信用卡诈骗罪。笔者认为，如果将借记卡从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中分离出来，实践中可能引发一些难题：当某人拿着一张伪造的信用卡和一张伪造的借记卡到取款机上取款，在处理的时候由于借记卡不属于信用卡，所以行为人应构成两个罪即信用卡诈骗罪和诈骗罪，并要对其实行数罪并罚。但是，如果行为人拿着两张信用卡到取款机上取款，且取得与上述同样数额的款项，则对行为人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定罪处罚。这种同行为不同罚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刑法的精神。另外，上述案件中，如果行为人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和伪造的信用卡取款总数已达到某一犯罪的要求，但分别计算取款的数额则均未达到犯罪的要求，这样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则十分困难。相反，如果按一罪处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由此可见，将借记卡纳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也是实际处理案件的需要。

综上几点考虑，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发生利用借记卡从事刑法第196条所规定的诈骗行为，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3、恶意透支能否构成本罪

我国刑法将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和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犯罪（下称使用型犯罪）与恶意透支的信用卡犯罪（下称透支型犯罪）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统称为信用卡诈骗罪，但实际上使用型犯罪与透支型犯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恶意透支罪与非罪的界定，本人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恶意透支的主体是“持卡人”，而使用型犯罪则并不限于“持卡人”。所谓“持卡人”，是指直接向银行申办并核准领取信用卡的人，也就是享有该信用卡资格的人。反之，不是经申办程序从银行领取信用卡的人，均不属持卡人，例如因盗窃、抢劫、侵占、拾取、收赃购买等行为非法取得他人的信用卡或者非法持有某种假卡、废卡的人。这些人虽手头也持有信用卡，但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持卡人。这类持卡人如果利用手中的信用卡实施诈骗犯罪，造成了大量透支，实质上是刑法所规定的使用型犯罪以及盗窃信用卡诈骗等行为，而不应以透支型犯罪论处。为了与上述这类非法持卡人相区别，学说上通常将恶意透支的主体设定为“合法持卡人本人”。如有的认为“从主体上看，因透支是信用卡章程赋予持卡人信用借贷的一种权利，故恶意透支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即是信用卡合法持卡人”。“凡使用伪造或作废的信用卡、冒名使用拾得或窃得的信用卡进行透支的行为人和持卡人不是合法持卡人，不能成为恶意透支的主体”。有的人认为，在犯罪主体上，恶意透支必须是合法持卡人本人或伙同他人所为；非合法持卡人通过购入、拾得、骗取、涂改等非法途径取得信用卡后所为的，则不属于恶意透支，而是其他非法使用信用卡的行为。

（2）、恶意透支表现为故意违反信用卡章程和领信用卡协议中限额限期透支的规定，在明知信用卡帐户中没有存款或存款不足的情况下仍继续透支，并且主观上还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行为人如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而是因过失而造成透支的，就不构成恶意透支；如果虽出于故意，但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例如为了治病、救灾等一时之急需，短期透支借用，事后积极设法归还的，也不构成恶意透支。在新刑法制定颁布前，有关司法解释将恶意透支的主观要件规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而新刑法仅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两者表述方式虽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并无变化。因为“明知无力偿还”而大量透支，正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现形式之一，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囊括。其实质要件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规定“明知无力偿还”，则并不重要。在司法实践中，如遇有明知无力偿还而大量透支的情形，仍可据此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恶意透支的主观要件。

（3）、恶意透支型犯罪必须具有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数额较大，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所谓“超过规定限额”，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和领用信用卡协议明确规定的透支限额。是否超过限额，是以透支后的信用卡帐户余额作比较，而不是指每一次的透支数额，每一次透支数都未达到限额标准，但余额超过限额的，也是超限额透支。每一次消费、购物或取现也有一个限额，叫交易限额。它与透支限额不同，每一次消费、购物或取现时，金额达到了交易限额的，受理单位要向发卡银行索权，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帐上余额和透支限额授权后，特约商户或储蓄所才能办理该笔业务，否则造成了损失，受理单位要承担责任。所谓“超过规定期限”，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和领取信用卡协议明确规定的允许透支的期限，一般均规定透支期限为一个月，最长不得超过60天。期限是针对限额内的透支而言，在规定限额内的透支，允许有一段透支期限，而超过规定限额的透支，则一天也不允许。透支超过限额，或者虽未超限额但超过透支期限，两者只要具备其一即可。所谓“数额较大”，是指透支数超过规定限额达5000元以上，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则是指透支数额超过保证金数额达5000元以上。恶意透支数额是否较大，是划分恶意透支的罪与非罪的一条重要界限。

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除具备上述要件外，还必须具备“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这一要件。未经发卡银行催收而未归还的，或者经发卡银行催收后归还的，均不构成犯罪。刑法对于银行催收后的归还期限未作明确规定，但根据修订刑法颁布前的有关司法解释，是指持卡人“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仍不归还”。同时，还须注意的是，行为人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案发后至人民检察院起诉前已归还全部透支本息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众所周知，79刑法典没有规定信用卡诈骗罪，信用卡诈骗案件以诈骗罪论处，因此信用卡诈骗罪是由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在具有诈骗罪的特征外，也具有该罪特殊的特点。我们必须注意本罪与其他诈骗罪的区别。尤其是在司法认定中，如何界定同一犯罪行为构成本罪或其他诈骗罪亦或根本不构成犯罪，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刑法中及司法解释对此都无明确的界定。本文正是为了明晰本罪与其他犯罪区别，通过法理分析与司法实践进行阐述，界定了本罪的罪与非罪，本罪与其它诈骗犯罪的区别，希望以此使人们对本罪有更多地认识，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定罪。

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还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本文只是对该罪在认定上的一点探讨，希望能对立法及司法有所帮助，随着信用卡产业的高速增长，各类银行卡犯罪也日趋严重，但由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各个犯罪环节上表现的形式不同，在具体适用刑法时存在一定困难，不能一概定为罪或非罪，只有司法机关和金融主管部门对这一犯罪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和司法认定，才能更加有效的打击信用卡金融犯罪行为，有效的防止信用卡诈骗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资料：

王晨著：《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鲜铁可著：《金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赵秉志著：《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问题研究》

周仰虎、于英君：《论信用卡犯罪的立法完善》

黄祥青：《信用卡诈骗罪司法适用中的四个问题》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7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金融凭证诈骗骗领

一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

针对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首先要先弄清楚什么是信用卡及其分类。信用卡是银行或者专业信用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签发给信用良好的单位或个人，用来在特定的商店及其它场所进行购物，消费的一种信用凭证。根据资金清偿方式的不同，信用卡又可以分为借记卡和贷记卡。借记卡，是由银行发行的先存款后消费的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时需要事先向发卡行存入一定款项，其透支的额度以存款余额为限，当存款余额减少到一定额时需要及时补存。而贷记卡则不同，它是由发卡行提供银行信用，兼具支付功能和消费功能，允许持卡人在信用卡帐户上没有存款也可以先行透支消费，然后还款或分期付款。①我们学生现在用于学费转存的大都是属于借记卡。

信用卡的业务有与生俱来的风险性，它的使用是以持卡人的个人信用为前提的。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中,有关于信用卡方面的犯罪行为也是愈来愈多。因此，惩治和防范信用卡犯罪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问题。例如法国1991年12月30日第91至1382号法律规定,任何人,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至7年的监禁和3600法郎至500万法郎的罚金,或单处罚金:⑴伪造或篡改支付卡或提款卡的;⑵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使用或企图使用伪造的或篡改的支付卡或提款卡的;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使用或企图使用伪造的或经篡改的支付卡支付的付款的。②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是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或者是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方法,诈骗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简单的说，信用卡诈骗罪就是行为人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钱款数额较大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犯罪与普通的财产诈骗犯罪还是有区别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无论从行为人的犯罪手段还是行为方式等方面分析都是有其自身的特征,刑法将信用卡诈骗罪单独设置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然而，对于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的认定,学界里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利用借记卡进行诈骗活动的，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即次罪中信用卡仅指贷记卡。这一部分人的观点是认为借记卡不是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的,根据1999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借记卡与信用卡已经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银行卡。借记卡并不体现持卡人的信用,不具有透支功能,而其本质上属于一种金融凭证。①因此将利用借记卡实施诈骗的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另外一种观点则是认为包括在内的,认为信用卡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透支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种,不能将功能与特征混淆。另外,既然法律上已经明文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就应该发挥其作用。对于这一争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12月29日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即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从该解释里已经明确知道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包括借记卡和贷记卡。

二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客体

信用卡诈骗罪首先是对国家信用卡管理制度直接造成了伤害，作为金融犯罪类型的体现，也是其社会危害性的主要表现。另外，信用卡诈骗罪还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物的所有权。但是由于其犯罪行为方式不同而导致其所侵犯的公私财物所有权的性质各不相同，立法者便将信用卡诈骗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由此可见，信用卡诈骗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而其中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另外还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三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

我国刑法第196条中规定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有四种形式，即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或者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恶意透支的。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骗取钱财是信用卡诈骗中最为普遍的行为之一。伪造的信用卡即在空白的信用卡上输入虚假的信息，或者采取其他方法非法制造信用卡，或在原有的信用卡上进行涂改等，并由此行为人利用该信用卡进行消费等的行为。构成本罪的一大特征便是行为人必须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其中的“使用”，即凡是将伪造的信用卡作为真实的信用卡按通常的功能加以利用的都是“使用”。但是对于自己伪造的信用卡又使用的情况学界里存在异议。根据刑法规定，伪造信用卡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罪，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对于伪造信用卡后又使用的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这两个是独立的行为，应该分别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另一种认为，伪造信用卡后又使用的，其伪造行为已经与使用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罪名，即金融凭证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但是这两个罪名之间存在牵连关系，为牵连犯，应该择一重罪处罚，即如果伪造信用卡又使用伪造的信用卡骗取财物或者服务，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应该以伪造的、金融凭证罪论处；如果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则应该以伪造金融凭证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从一重罪处罚。①因此，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自己伪造并使用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罪量刑。但是对于变造信用卡及使用变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刑法里没有规定，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按照犯罪进行处理。

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第二条在刑法第196条第一款第（一）项“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情形中增加规定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进一步完善了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

关于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其中，所谓骗领，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身份事实，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材料，在信用卡申请表和领用合约等契约性文件上作不定填写或承诺等方法，从发卡银行骗取信用卡的行为。单纯的骗领行为由于没有造成实际的财产损失，故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一般特征，不应予以治罪。②身份证明是申请人主体资格的关键信息，申请人向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必须提交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以及所需要的其他材料。如果申请人为了顺利取得信用卡或者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对自己的收入状况做了不实的陈述，但是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在性质上也不可以认定是骗领信用卡的行为，也不应予以定罪。

《刑法修正案（五）》是增加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规定，但是不是此处表述的行为适用于任何人，不论其是无身份者，还是有身份者，比如骗领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等等。之前，有学者提出骗领信用卡人的身份有三种情况：一是无身份者骗领信用卡的，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有身份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应以贪污罪论处；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以职务侵占论处。③法律条文里却没有明确骗领信用卡人的身份，但是就目前而言，有没有必要规定骗领人的身份也是立法上一个有待考虑的问题。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骗取钱财的行为

使用作废的信用卡骗取钱财的行为，其中的“使用”和“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中的“使用”的含义是相似的。但是对于作废的信用卡所包含的内容则各不相同。理论上认为一般有三种情况，即信用卡超过有效期而自动失效；持卡人在信用卡的有效期内停止使用，将信用卡退回发卡机构并办理退卡手续；因挂失后失效。对于涂改卡是否应该为“作废的信用卡”的问题，学界里存在异议。有人认为，使用涂改卡的行为应该属于“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表现行为之一，理由是单纯的拿作废的信用卡进行诈骗财物往往很难达到犯罪目的，行为人能使作废的信用卡发生作用而不被识破，往往需要进行一些涂改加工的行为。对于这种涂改的行为可以视作“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伪造的信用卡大多都是表现为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集团特意制作的“再造真卡”。①另外的一部分则认为不应该归为作废的信用卡之中。对于涂改卡的归类应做具体的分析，关键是看涂改加工之前有没有真实的有效的信用卡存在。即在失效的信用卡上涂改加工的情况，应该视为“伪造的信用卡”，而在有效的信用卡上涂改加工而形成的卡，则应视为“作废的信用卡”②。

（三）冒用他人的信用卡骗取钱财的行为

此处是指冒充合法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今昔能够诈骗财物的行为。在刑法条文中，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只能是他人真实的有效的信用卡。既然是“冒用”，就应该是真实的有效的信用卡，否则又会存在“使用”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有多种，比如拾得他人的信用卡并冒用等等。对于一般而言，拾得他人的信用卡并使用的，统称都是必须借助伪造的身份证或者是模仿他人的签名才可以骗取有关银行或特约商户的信任，从而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对于这种具有欺骗性质的拾得后的冒用行为，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但是，如果拾得者拾到信用卡的同时又拾得了密码，而在自动取款机上提款，这种行为是不能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的。因为刑法中的每一个罪的特定的构成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素中必须是要具有被骗者。但是此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不对的，因为次行为虽然是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但是并不存在付款人或者自动取款机被骗的问题③。

另外，对于盗窃信用卡而冒用的行为的定性。所谓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是指行为人能够实现法定的用卡功能的方式加以使用，以骗取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盗窃信用卡后采用破译密码等的方法加以使用的，定盗窃罪。而盗窃他人伪造的或者作废的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则以信用卡诈骗罪来定罪处罚。但是盗窃之后没有使用的，很显然的不构成犯罪。

（四）恶意透支的行为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进行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交后仍不予补交的行为。恶意透支是的行为人或根本不欲归还，或明知无力归还，透支拒绝归还，严重的扰乱了金融秩序。但条文中规定的“持卡人”是合法还是非法人呢？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合法的持卡人，并说这是区别与其他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关键点④。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条文中是“经发卡银行催交”，但是并没有对“催交”的次数加以限定说明，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2月16日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卡人首次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仍不归还”，属于“经发卡银行催交后仍不予归还”的解释。没有规定银行的催交次数，也是我们立法上的一点不足之处。

《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条将特有的信用卡，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非法持有他人的信用卡，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以及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息资料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刑罚。但是还没有规定具体的罪名。其实现在这个也是一大进步了。

四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及其主观方面

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本罪的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对于单位能否成为此罪的主体，在学界里存在异议。一种认为不能构成，因为对于信用卡的使用存在数额上的限制，认为一般的单位都是没有必要冒险去骗取如此小数额的财物。单位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实际上就是具体的持卡人实施的行为。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单位信用卡诈骗具有隐蔽性，易得逞性强的特点。而且社会危害性比自然人犯罪更大。单位信用卡是由指定的人持有的，但不能说是持卡人本人个人的信用卡。若持卡人按照本单位的意图实施恶意透支等的信用卡诈骗的行为，则应出发自然人和单位两部分①。刑法只是规定只有自然人才可以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并不利于对信用卡诈骗罪这种犯罪的防治。何况在信用证诈骗罪中，单位可以构成，在本罪却不可以，这也是立法上的不协调。

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的罪过形式，行为人明知故犯，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8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构成特征非法占有目的罪数共犯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合同法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诈骗罪使合同成为侵犯他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故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观特征

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在客观构成上完全适用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即：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主体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3）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5）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因此是否以单位名义签订、履行合同，不应成为区分个人合同诈骗与单位合同诈骗的标志。实践中，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量。对那些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而实际犯罪谋取的利益归属直接责任人员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4、主观特征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仅存于直接故意中”。因此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可能存在间接故意，如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对履约能力尚无把握，寄希望于将来的时运，合同签订后，先行占有对方定金或预付款，而后对履约抱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仅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不能说明行为人有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此时只能引出两种民事法律后果：一是欺诈合同无效，二是行为人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间接故意只能构成民事欺诈，只有当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时，才能构成刑事诈骗。而这种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的心理态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二、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立法对合同诈骗罪的抉择。有学者认为，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当然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种含有欺诈因素的行为是否是合同诈骗罪构成中的客观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除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外，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实践中“司法推定作为一种以‘忽略个别可能与结论相反’为代价或基础的思维程式和证罪方法被广泛认可和运用”。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及时掌握：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

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说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

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二）一罪与数罪的认定

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罪数形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牵连犯问题

从理论上讲合同诈骗罪属于纯正的欺诈犯罪，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罪必然要实行欺诈手段，而这种手段行为又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从而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比如行为人为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以及伪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而伪造各种公文、证件、印章以及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等就触犯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以及伪造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主张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

2、法条竞合问题

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我国刑法第266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一样都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主要是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但是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时，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在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形属于法条竞合。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犯罪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并无必然的竞合，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笔者同意前者的观点。所谓法条竞合通俗地讲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分则性条款，其中某一法条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条的内容之中，即两个法条发生重合，或两个法条的部分内容相同，即有所交叉的情形。就金融诈骗犯罪而言，其中许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体现，行为的实施也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因而在犯罪构成上与合同诈骗形成法条竞合，且包括包容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内容包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两者存在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对此应适用特别法，以保险诈骗罪定性。）与交叉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票据诈骗罪的规定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这种情况下应择一重罪适用法条。）

（三）关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认定。

所谓“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是指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对于该种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行为人的主行为定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罚；第四种观点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属于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对于先后实施、相互独立的数个诈骗行为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即不具有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而且按照此观点，当行为人触犯的几种诈骗犯罪之中有两种以上刑罚轻重相当时，便无法选择罪名，并且即使在刑罚轻重有别的情况下择一重罪处理，那么行为人触犯了其他诈骗的犯罪数额是否应计入该重罪的犯罪数额存在疑惑。按照第二种观点当几种诈骗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难分主次时，定性则无从下手；即使有主次之分犯罪数额的归属亦如第一种观点那样无法认定。而第三种观点中所谓的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即使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也不应按照传统连续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断。因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纳入研究范围。因此第三种观点也是不正确、不可行的。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对“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实行数罪并罚才能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相关的问题是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当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包括利用合同诈骗在内）及普通诈骗行为，分别依照各种特殊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未达到起刑标准），而其诈骗总数额按照任何一种诈骗犯罪的定罪标准都可构成犯罪；或有的诈骗行为数额上达到定罪标准可以认定为普通诈骗罪或各种特殊诈骗犯罪，而其中有几种行为不构成其诈骗方法对应的特殊诈骗犯罪时，一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1）各种诈骗方法的诈骗行为，首先分别以其对应的诈骗犯罪的起刑标准为基准，考察能否构成该对应的诈骗犯罪（包括普通诈骗犯罪和各种特殊诈骗犯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对行为人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分别根据行为特征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而应当把这些诈骗行为作为有机整体看待，将这些无法认定为特殊诈骗犯罪的诈骗行为，连同本来以普通诈骗方法实施的诈骗行为，以刑法第266条为基准，进行罪与非罪的评判；构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诈骗犯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按照前述（1）对有的诈骗行为已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犯罪的，须对行为人以普通诈骗犯罪和已经认定了的特殊诈骗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四）合同诈骗罪中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有的行为人通过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诈骗，涉及到名义被冒用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另外，如果所签订合同需要担保就会涉及到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对于名义被冒用者和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应当具体分析：（1）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获悉，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消极地不加以制止，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2）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实际上起到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作用，一般来说构成共同犯罪，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3）保证人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行为人提供担保，不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4）保证人明知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为之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帮助行为，应当承担共犯的罪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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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铭暄《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28页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9

论文摘要：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下列特征：

一、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下列特征：

1、犯罪客体是信用卡管理制度及公私财产所有权。

本罪的对象是信用卡。信用是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发给用户用于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者提取现金的信用凭证，通常是发给在键盘一定数量存款、信用较可靠的个人或单位。信用卡具有使用方便、灵活，有利流通的特点。但是，它是以使用人的信用为基础的。在使用时，无须支付现金即可购物、取得服务或提取现金，因而发卡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有些不法之徒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以信用卡作为工具，达到其诈骗财物或骗取有偿性服务的目的。

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活动。

具体方式包括下列几种：（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包括使用自己伪造的信用卡，以及使用明知是他人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购物、取得服务或者提取现金。（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信用卡可以因种种因而是失去效用，不能继续使用，包括因超过有效使用期限而自动失效；持卡人在信用卡有效期内停止继续使用，将卡退回发卡争先因持卡人将信用卡挂失而使其失去效用等。（3）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按有关规定信用卡只限于合法持卡人自己使用。冒充合法持卡人使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就是信用卡诈骗。（4）恶意透支。所谓“透支”，在银行业务中，一般指在客户帐上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经银行批准允许其超过帐上资金数额支用款项。按信用卡使用规定，大多数信用卡都允许持卡人在一定额度（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内透支使用信用卡，但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归还欠款及利息。所谓“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的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上述几种信用卡诈骗行为，数额较大的，构成本罪。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2）恶意透支，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公务员之家:

3、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不包括单位。

4、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或骗取有偿服务的目的。

二、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

1、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对于诈骗财物的犯罪而言，被骗数额大小，是决定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因素。刑法规定本罪之构成以数额较大为要件。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应以犯罪论。除此之外，对于涉及信用卡透支的问题，必须严格区分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的界限。关键在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财物之目的。对于善意透支的，即使透支超过了规定的限额，但事后如数归还或者经催收后如数归还的，不能构成本罪。

2、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

对于盗窃他人的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法律明确规定按盗窃罪定罪处罚，不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金融诈骗罪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诈骗；刑法；非法占有

一、金融诈骗案件并不一定只是经济纠纷

在现实中，金融诈骗案件大多数作为经济纠纷来处理。一般而言，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向法院的经济庭起诉实施金融诈骗的人，法院最后虽然判决被告人败诉，但此时被告人早已挥霍或转移走了诈骗的财物。结果不仅使受害人无法追回经济损失，反而耗费了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昂贵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实际上，很多金融诈骗的案件，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纠纷，而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将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按照经济纠纷来处理，不仅使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法外，有损刑法的权威，而且还让犯罪分子充分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和缓和性的弱点，从容地游离于刑法与经济法的空隙之间，保留住了诈骗的果实。相反，如果用刑法来处理金融诈骗案件，不仅使犯罪行为“罪有应得”，而且会减少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部门之所以将现实中发生的大量的金融诈骗案件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纠纷，毕业论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受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所以，对于金融诈骗首先应该考虑运用经济法的手段来处理。第二，没有从法益侵害和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对金融诈骗的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其结果不仅模糊了刑法作为公法的意义，而且也使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流于口头。

金融诈骗是否只应该以经济的手段来防范和调控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误区。民法经济法等私法维护的是私法的秩序，而刑法维护的是公法秩序。私法与公法共同组成和维护着整个法律秩序。刑法的性质决定了刑法有自身调控的范围和根据，刑罚有着与经济制裁不同的目的与任务，两者在功能上常常具有不可替换性。如果认为只有当经济制裁等手段不足以抗制某种行为时才运用刑罚手段，实际上是否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事实上，当某种行为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时候，该行为就有了成为犯罪以及受刑罚处罚的理由。至于如何恢复被侵害的法益与法秩序，民事制裁手段并不排斥刑罚。用刑罚来处理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基于对刑罚的恐惧，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往往也容易挽回经济损失。

刑法总是将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以构成要件来描述这种不法的类型。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该根据刑法来调整。因此，对于金融诈骗行为的处理，应该看金融诈骗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

二、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

强调加强对金融诈骗行为的刑法防范和调控，并不是说凡是金融纠纷都应该一律以刑法来处理。刑罚手段关系到人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所以要严格控制刑法的适用。只有当金融诈骗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一社会调控手段，否则，就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根据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这也是司法实践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

由于对金融诈骗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存在着理解上的根本分歧，硕士论文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的看法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而且金融诈骗罪中所有的作为主观要素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其内涵都是相同的。理由是：第一，金融诈骗犯罪归根到底是对财产法益的侵害。其本质的特征就是永久性地非法剥夺他人对财物的权利，自己以财物所有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只有将“意图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作为“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中心意思，才符合取得型财产犯罪（相对于毁坏型的财产犯罪而言）的本来面目。第二，笔者之所以不认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排除“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没有将金融诈骗罪的法益表述为财物的所有权，是因为在金融诈骗罪中，可能存在基于不法原因或者非法债务而仍然构成犯罪的情形。例如，甲受贿了人民币100万元，乙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集资为名将甲受贿来的100万元骗走。假如乙同时以相同的手段从不特定的多数人处非法集资，乙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在该案例中，虽然甲并不是这100万元的权利人，相应地乙的行为也没有侵犯甲对这100万元的所有权。但是即使受害人并不是财物的权利人，并不拥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但这并不妨碍行为人非法取得意图的形成和实现，其行为仍然对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他人财产造成侵害。因此，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永久性地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对财物占有、处分、收益的事实。第三，排他性只是非法占有意图的一个特性，并非是非法占有意图的本质或全部内容。因为占有的实质是对财物的支配或控制，行为人剥夺或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乃至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他支配、控制了财物。例如，将所有人的财物直接砸毁，以及将别人鱼塘中的鱼放走的行为，虽然排除了所有者对财物的所有权，却不能说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如果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理论上尚且存在模糊之处，在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显得尤为复杂，在金融诈骗罪中更是如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毕竟形成和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像“事实”一样容易被人们掌握或者客观化；而且，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些重罪与轻罪（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与非罪（如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分水岭。犯罪嫌疑人为了尽可能地逃避法律的制裁，总是会避重就轻不承认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应该十分谨慎和严肃。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以事实主义为基本立场，对客观情况作实质性、综合性的考量，通过推理回溯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当判断的目光往返流转于事实与行为人主观心理之间时，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描述的核心内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媒介。

在将案件归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不法类型的时候，判断者需要对表现出来的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客观情状作各种不同种类的判断。医学论文从方法论上而言，包括判断者个人的感知、正常的程序或逻辑推理、对目的性行为的考量、一般的经验法则的藉助等等。判断者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为基础，透过各种肤浅的表象以抓住事实的本质。

针对司法实践部门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认定上的困惑，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通过列举几种典型的欺诈行为以塑造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法类型：1．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2．肆意挥霍资金的；3．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资金或者致使资金无法返还的。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列举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全部现实。司法解释的运行是带有规范属性而非纯粹描述属性的。这种司法解释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该解释为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可供比较的不法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还是应该立足于事实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根据其实质对现实发生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思维，逐步形成案件事实，然后才可能将其归摄于法条之下。在这个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过程中，法官善良的感知和一般的社会经验法则在规范与事实的不断往返流转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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