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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战略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23:09:19

金融战略

金融战略范文篇1

l拿破仑时期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寄义：为商业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举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基了对法的上风职位地方，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斗是拿破仑时期。这场战争有着非统一样平常的经济价钱观的斗争，法国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顽强地推行重商主义，珍视商业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关闭英国，使之难以得到富足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商业为基本的重商主义体制，要领即是克制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关闭法国，克制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用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长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资本。

宛如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商业掩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外貌的征象。现实上，商业战在双方并非黑白常严酷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商业以及美洲与法国的商业在肯定水平上一连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构造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列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连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效果来看，英国人没有构造起有力的商业掩护体制，并有用地制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创建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固，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终极，是欧洲列国扬弃了拿破仑。

完全以经济的视角解读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争霸战是片面的，但是，我们确是可以发明两国的竞争中存在偏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斗争。斗争的效果是海洋商业与国际金融得到其在欧洲以致举世经济中的突出职位地方，以致可以说，国际商业与金融活动的现实职位地方是历史性地渊源于重商主义，并在十九世纪在举世取得的胜利。而重商主义的胜利不再是更早世纪的商业航道与海权的争取，实质上其确定了金融活动的国际职位地方与金融气力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职位地方。荷兰过早而明智地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予英国；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战竞争中败于英国后，其贵族体制没有表现出构造宽大拉美殖民地经济资源的本事；法国的扩张黑白常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这被布罗代尔称为“巨人症”，其放弃外洋殖民地以致可以说是其的一种开脱。唯有英国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明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的有力的外洋资源支持。这难以仅仅用重商主义商业使用和市场自由主义等加以评释的，题目的焦点是英国的金融恒久生长战略。

英国怎样构造包括美洲在内的大洲际资源呢？虽然，包括法国、西班牙与荷兰在内的列国都拥有壮大水师，并信奉海权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国接纳了差异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时期荷兰及其后法国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略。英国人运用了其金融体系有用地构造了大洲商业，这即是英国人被过早地被讥讽为食利者的缘故原由，而真相就证明确这种金融商业一体化的国际经济构造模式增强了英国的国家气力。英国事在美国之前在举世构造起国家气力的唯一海上金融商业强国，其有用地克制法国的外洋殖民扩张，并将战火烧到欧洲大陆，终极打跨了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

l两次大战间的德国：稳固的钱币高于统统

德国的经济崛起施于煤炭、钢铁以及化工细密地团结在一起的产业工业体系。与法国相比力，德国事工业发动了其金融业的生长，而法国则是金融业推动工业的生长。德国的工业实力促进了其欧洲争霸的野心，新兴德国事欧洲固有秩序的寻衅者。一战后的德国深受克服国主导的欧洲金融体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国企图以债务链条束缚这个恐怖的邻国。德国金融政府虽然不宁愿宁愿，但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却是打碎战后捆绑在德国身上的债务金融锁链的宝物。只管这给德国带来綦重繁重的灾祸，但是法英等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缚住通货膨胀发作后的德国了。紧随通胀之后的大冷落为德国开始复仇式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历史机遇。多恩布什指出，大冷落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

德国拥有最为痛楚的通货膨胀的历史，而一战后法英主导的欧洲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了德国的通胀情势。德国的中心银行宛如从当时就不停致力于德国马克的稳固。1985年广场饭馆集会后的西德依然顽强地将马克根植于德国国内经济上，而不似日本根植于动荡不定的国际商业关连上（尤其因此美元主导的国际商业体系）。可以说，没有马克的稳固，就没有两德统一进程的顺遂和统一后稳固场所局面的实现，没有德国的欧洲职位地方和世界职位地方，甚或说，没有欧元的顺遂诞生。

l冷战时期的苏美竞争：缺少国际钱币的超级大国

十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二十世纪的翻版，前苏联是“第三个罗马”，二十世纪的政治军事恐龙。在欧洲杂乱之中诞生，在大冷落横扫泰西时，实现了工业农业的全面筹划经济体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其气力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并开始与美英在举世争霸。某种意义上说，美苏的举世争霸战是从前英法竞争的今世翻版，只是核气力搪塞双方的制衡使得二者的竞争没有表现为“热战”。

前苏联的筹划经济是实物经济为焦点的经济体系，其商业与金融远不发达，其也没有创建起与举世市场经济的普遍而深入的讨论，其气力是范围于东欧的欺压筹划经济体系。其与美国的国际竞争是军事性子的；而在经济气力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实物经济体系深刻限定了其气力增长，束缚了其经济竞争本事。在前苏联完蛋之后不久，前苏联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指出，如果依照既有的救济前苏联友邦的筹划，前苏联只需要再一连三年就会因无以为继而陷于瓦解。美国国务卿（前总照料长）鲍威尔在其自传中描绘了前苏联实物经济的价钱体系的恐怖扭曲，其是借助多勃雷宁的口说出的，价钱体系的杂乱情况已经到达无以复加的状态，进而迫使戈尔巴乔夫温和与美国的反抗性竞争。在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指出，前苏联农场的事情职员用面包喂牛，由于面包要比草料的价钱自制；斯氏还指出，自莫斯科机场到红场的出租车资要贵于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价钱。虽然，斯大林治下的苏式教诲夸大，大冷落时期，美国人将牛奶倒入阴沟的罪行行径说明确帝国主义危急以使其到达了弥留状态，但是，那场至多一连了十年的冷落没有妨碍美国赢得战争，并在制度上实现了包括金融管制在内的管制经济革命（制止了使用国有化和筹划化的手段）；而前苏联的实物筹划经济却恒久连结价钱扭是曲至亡国而不得变更。

前苏联是没有气力与美国举行恒久的反抗性竞争的。美国人的呆板可以大量地印刷出美元来，餍足先行消耗经济战略下国人的入口需求和扩军援外的需要；而前苏联人必须实验有取舍的实物生产筹划，“要大炮，不要黄油”，放弃许多日用品的充实生产，而生产大量的军械。美国的提前消耗的战略不光餍足了国人的经济需求，也发动了举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稳固生长，使之得到普遍的国际支持。美国的这种金融上风打败了其恒久竞争对手。

前苏联自身没有作育出值得信托的国际钱币，但是其拥有大量的黄金，大概黄金是可以挽救或苟延前苏联的运气。里根政府伊始，曾经试图规复金本位制度，但是，秘密研究陈诉以为，金本位的规复的倒霉效果之一是赐与前苏联和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以影响国际经济的本事。里根政府遂放弃了规复金本位的开心，而前苏联终极也失去了转变其倒霉竞争职位地方的历史时机。

二、东亚视角的金融战略关连

十九世纪的中国失去了国际金融的重要加入者的职位地方，并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金融活动的最低潮。日本在二十世纪取得了金融大国的职位地方，但是，没有本事连结并生长其金融气力，以致陷入了金融溃败和恒久的经济低迷与革新乏力的泥沼。

l中国金融的衰落与瓦解：真相上退出了国际金融与钱币体系

贡德·弗兰克指出，“中国人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团结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亚洲在1750年很久曩昔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方兴未艾、毫光四射，以致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忘形。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想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着实贫困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大概是偷窃，大概是恐吓，大概是挣到了钱。”

弗兰克以为，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是亚洲的时期。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是这个时期举世经济的中心。举世白银产量的一半终极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东亚的中国真相上处于商业的使用职位地方，是顺差大国。然而，这种上风被英国为主体的欧洲商业逐步突破，首先，英国人发明加入亚洲内部各地域之间的商业要比欧亚之间的商业更有利可图；其次，英国人发明确鸦片可以转变中国的顺差国职位地方。中国开始大量地输出白银，这包括那些取得自美洲的白银重又回流到伦敦，进而回流到美国。这种商业关连的逆转还曾一度引发了美国1837年的白银危急，促使美国白银的贬值而退出流通。

中国在世界商业中的上风职位地方的丧失注定了她金融大国职位地方的丧失。在十九世纪的后六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内战与外战孕育发生了大量的债务，白银加快外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已经分崩离析、风景不再。

1931年的中国却因接纳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开始走出了大冷落。但是，黎民政府从未在真相上控制天下，抗战与内战打碎了首创的金融体制。二十世纪四十年月的后期，中国真相上孕育发生了人类金融史上最为惊人、规模最为巨大的金融溃败，瓦解的中心是钱币危急。这场金融瓦解在中国埋葬了“金（属）本位”，以致在战后恒久普各处驱逐了商业名誉关连。财政在共和国建国之初因此华北山区的谷物小米为盘算单元的。黄仁宇称，中国唐代是五谷杂粮的财政，而两宋的经济是江南的水上经济，财政以水稻计量，所以出现了王安石的商业化财政革新。但是二十世纪中中国的金融瓦解真相上使得中国的财政出发点倒退到了一千余年，金融关连也全面萎缩，金融沦为财政的薄记。钱币刊行渐渐地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钱币本位制。地皮非钱币化与非资本化、谷物交易非钱币化；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真相上停止了半个世纪余。投资与消耗恒久急急，不得不接纳全面的筹划控制；实物人为替换钱币人为，都市恒久依赖生齿实物配给；商品流通真相上不能钱币化，而是辅以票证的筹划配给。对外商业也大幅缩水，真相上是广州一口通商。五十年月，狂想粮食产量与钢铁产量能够随着胆子和劲头而激增，效果病态的开心作育了数万万生齿的殒命；之后，奢望寄托精神与文化重修来连结稳固的开心形成了拖延更为深广的内部斗争，近临内战边沿。真相上，共和国的实物经济配置不停是在缺少国际商业与国际投资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举行的，短缺经济是一连几多年的顽症。

这种情况不停到邓小平常代才得到转变。

l美日的金融竞争：日元的“矮化”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宣扬“殖产兴业”，战后的日本更明确了其经济生长战略，之所谓：“产业立国”、“商业立国”与“一国繁荣主义”。日本社会从法西斯主义和武士性变化为带有美英色彩的重商主义。这种兼糅工具方的特色的稀罕团结真相上开启于美军攻克的麦克阿瑟时期。时期，日本也大肆地实现了文化与社会生理的转型，将搪塞“天皇”的忠诚变化为搪塞企业的忠诚，孕育发生了“恒久雇佣制”和“年金序列制”等日本的企业文化，而着实质依然是夸大以东要领的人身依附关连为纽带。这样的国策决定了日本的经济生长因此产业政策为焦点的生长模式，非常夸大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在相当大水平上寄托企业为焦点的经济体制。这种特色经济使得市场的作用受到轻忽或克制，金融市场方面也孕育发生了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关连型金融体系。主银行制是最为突出的日本版金融的代表作。

七十年月初，日本借助于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搪塞以美国为主的泰西市场的商业上风职位地方。这种上风商业职位地方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上风，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饭馆集会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得到非同平凡的增长，日元开始在举世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然而，日本的金融体制存在两大毛病：产业金融而非市场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依附于国际商业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形成了日本金融脆弱性，尤其是其银行体系的呆坏帐率极高，金融体系的市场敏感度不够，金融中介的危害管理水平差；后者，形成了日元政策的自动性丧失，商业关连通常决定了日元的走势，日元真相是由美元的政策决定的，即美国人议决转变美元对日元的比价而占尽先机、大发利市。

升值后的日元并没有适当的金融市场举行妥当运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实体经济产业和金融产业外，即是在国内大幅沽高了投机行情。加之日本金融监禁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打击，日本金融投机的热潮以笑剧开始以悲剧续演，尚不知何时收场。

日元升值的战略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淘汰了日本的直接出口，使其转变了商品输出为主的国际竞争的商业上风职位地方；另一方面，进入到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大量向东南亚输出生产，但是，却要以美元结算，这样日本的生产输出真相上没有稳固的钱币体系基础作为支持。日本学者吉川元忠以为，与美元生死相干，深陷美元骗局这天本经济二十年余来的祸根。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革新难产也是罪魁罪魁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体系在革新之前尽归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属监禁”。并有所谓“掩护舰队”之说，“掩护舰队”语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的水师，舰队的行进速率通常以最慢者为准，以使整个舰队的一配合行进。这种监禁的价钱观促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恒久低质量生长。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恒久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固的利差。这又反过来推进了日本银行的规模扩张形态为主的竞争。金融监禁政府的独立性缺乏，以及“掩护舰队”的监禁模式要求照顾弱者，从而低落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抵抗危害的本事，预示着日本金融全局孕育发生团体性危急的恐怖效果。金融自由化革新要求银行到达资本富足率8％等措施，袒露了日本银行业的脆弱性，引发了一系列金融机构的休业倒闭。

日本九十年月的经济危急也被称为“平城危急”，危急袒露了日本社会的深刻题目，这促使日本必须举行深刻的社会革新，尤其是政治革新，否则，日本的金融革新也只会停顿在纸面上。1955年日本自民党上台，恒久一党执政，在野党被称为“万年野党”，这种场所局面不停维持到1993年。政治方面的僵化，推助了政党、权要和财阀“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和恒久维系。1993年自民党下台，日本的政治动荡开始，三年之内换了五任宰衡。上层革新宛如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而下层则开始松动。在长信倒闭事故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司员工对企业的忠诚精神停顿在外貌，近来，韩国大量地吸纳日本的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周末的羽田机场随处可见飞往汉城兼工的日本大企业的高级技能职员，这正在动摇与腐蚀日本的产业基本。而由于生齿的降落，日本人均收入依然会在未来的经济水平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每5年前进1％。这说嫡本的革新动力匮乏。

日本深受恒久经济低迷的影响，政府的大量财政支付，已经是赤字攀援，日本已经成为一大债务国。金融方面，日本在八十年月开始举行金融自由化的革新，革新袒露了日本金融的脆弱性，加之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破碎的危急中，日本的金融革新是“雷声大，雨点小”，乏善可称。日本近来开始日元贬值的战略，说嫡本的金融革新已经乏力，日元贬值现实上是输出日本的金融危急。

日本搪塞东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光表现着经济生长模式上以出口导向为焦点的战略选择和推动产业链式升级，而且表如今以党、官、财的细密关连为依托的上层体制和夸大下层社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依附性结构上。真相上，在1997年以降的东南亚以及东亚金融危急中，险些随处展现出搪塞日本模式粗糙翻版的痕迹。这种看重产品格量而会轻忽以致藐视市场运行质量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瓦解了整个金融管制体系健康生长的可能性，金融管制失败黑白常普遍的。

日本作为商业大国与经济大国，却未能乐成地得到金融大国的国际职位地方，日本作为举世最大的债权人的职位地方也已经丧失。恒久的危急使得日本“生长造”的政策金融体系荣誉扫地，并将日本置于未来的二流国家的行列。

l东南亚金融危急的开发：行销举世的好产品不敌坚挺的国际钱币

1997年开启的东南亚金融危急绵延万万里，北至俄罗斯，西到巴西。危急所及之处即是在说明一个原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钱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是不稳固的。即便其拥有良好的国际商业基础和投资情况，但是，决定经济体系的基础气力是金融。发达国家与生长中国家在围绕创建国际商业秩序为中心的南斗极争，现实上，迫于随处伸张的金融危急，而修正为钱币金融秩序的斗争。斗争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压倒的上风。

穷国即便取得生产优质产品的本事并在国际商业中牟取了有利职位地方，但是，穷国依然要依赖富国的钱币和资本。富国资本对新兴市场钱币体系的不信托险些可以埋葬其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产业。比力上风的商业理论和经济战略不能转变这种金融款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致力于自身的恒久金融稳固的生长战略。二．美国金融模式举世性扩张战略

美国的金融制度的生长模式是议决金融危急来建立金融管制体系以稳固金融职能的，建立配合游戏规矩来推进金融市场的生长，夸大金融企业的创新，议决直接金融的市场生长大肆作育美国的金融资源重生本事，顽强地掩护美元的国际职位地方。

美国的金融模式搪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欧洲，都孕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实中，欧洲正在将其养老基金的运营模式英美化，并日益珍视直接金融的作用。

l危急造

在钱币方面。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体系是从稳固钱币职能开始的。1900年的《金本位法》最驱逐束了汉米尔顿开立的金银复本位体制，1914年美联储创立之后，真相上实现了联储兑换钞（即美元）为基准的单一主权名誉纸币，钱币职能在国内得到稳固。大冷落时期，随着英国等退出金本位，美国也真相上退出了金本位，停止了黄金市场，克制小我私家持有黄金。之后美元在国际方面也得到职能稳固，并成为布林顿森体系的基准钱币。1973年3月金汇兑本位瓦解后，美国开始完全依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而调解美元政策，美元成为美国国际金融斗争的利器。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月的大危急使得美国建立了金融市场管制体系，这种金融市场管制体系的创建，真相上，使得美国没有再度发作“真正的金融危急”（琼·罗宾逊语）。七十年月的金融创新和八十年月的金融放松管制的革新奠基了九十年月的金融立法革新。革新将金融管制的中心由市场方面转移到金融中介机构方面，竣事了分业管制，实现了银行的制度性升级，开启了“微观审慎”的新金融时期。

l配合游戏规矩与不停增强确政府过问

与英国的自律监禁差异，更与德国的银行监禁的“私有化”差异。美国的金融体制是与其政治执法体系细密相干。美国人议决大量的金融立法实现了政府搪塞金融活动管制。

可以说，美国政府过问经济活动的劈头是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1787的《美国宪法》真相上作育了美利坚自己的重商主义体制。扩展联邦政府的金融管理权力的开心却不停受到猛烈的拦阻，作为中心银行的美利坚第一银行和美利坚第二银行先后受挫而寿命不长。真相上，即便联邦创立了黎民银行体系，但是，作为中心银行还一度是由1857年纽约银行市井们创立的纽约整理所继承，其发挥有如着末贷款人的作用，这突出地表如今1907年的金融危急中。1914年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转变了这种状态。

真相上，美国政府搪塞经济活动――尤其是搪塞金融活动――的过问，不停出现出不停增强的态势。西克斯用荆轮理论展现了美国政府的不停扩张。在三十年月的大危急中，美国创建了不寄托国有化和筹划化确政府经济管制体系。这在丹尼尔·耶金所著的《制高点》一书中为美国人称为“第四大权力分支”的管制体系。

搪塞金融活动过问历经了钱币管制、市场管制和金融中介机构的管制三大阶段。美国金融管制真相上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突出地表如今搪塞金融中介机构的谋划管理的监禁上。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信托“自律”性的金融监禁，也没有像德国那样接纳金融监禁大量寄托外部私人审计的真相上的金融监禁的私有化，而是创建了巨大确政府监禁气力。

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发达水平使得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传统壁垒含糊起来，议决证券市场，这种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关连更为细密。这说明确美国金融职能的强化与稳固。

然而，美国的金融模式也酝酿着新的变更因素。有如，平安公司的休业案被克鲁格曼称为是对美国愈甚于“9.11”的一次打击。其牵连到纽约与华盛顿的普遍的经济、金融与政治体系。

三．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战略

l中国实物经济得到飞速生长，但是在金融实力上非常脆弱

邓小平常代，中国的实物经济得到了飞速的生长，以致新世纪伊始就被称为“世界的工场”。这种生产上风正在稳阵势转换为商业上风。

但是，中国在金融实力方面还非常脆弱。钱币经济尚未能笼罩占GDP近五分之一的粮食交易，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市场化，并存在大量的欺压名誉关连。总生齿的百分之六十的农人生产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而没有实现粮食市场流通的商品化和钱币化，这是一个恒久制约金融生长的脆缺点。中国的地皮在近二十年是逐渐地商业化，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业，但是，地皮的钱币化题目没有解决。这将在恒久制约中国金融实力的大幅前进。

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凌驾四分之一，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量占整个信贷市场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出现大的失误，很可能出现搪塞整个金融体系的丧失信心的金融瓦解。中国的直接金融总量不大，但是搪塞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资本市场的监禁题目反应出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总体经济管制情况过于宽松的弊病。其中，企业的独立性与金融监禁政府的独立性都值得深刻省检。如果不能实现不良金融机构的实时退出市场，很可能作育一个太甚退出的时间段，而日本即是在这样时间段里片甲不留的。债务整理和金融机构的股权革新是缓解压力的要领之一，但是，不举行深刻而普遍的金融革新是伤害的。连结经济生产的稳固生长，适时地扩大钱币经济领域，搪塞金融生长与稳固的意义殊为重要。这组成了金融稳固生长的经济基础。l商业的大生长缺乏有力的钱币支持

虽然在中国的周边地域的商业中，人民币的职位地方得到支持，但是在中国大宗的对外商业中，美元依然是重要的结算与支付钱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得到国际商业的上风职位地方后，是否会受制于美元的压抑，而出现类似“日元矮化”的场所局面呢？这种场所局面会由于中国经济日益壮大，尤其是在逐渐取代日本而成为东亚的经济领头羊时，而变得非常尖锐。从生产大国越升为国际商业大国之后的中国，必须拥有与之相顺应的国际钱币的支持。人民币是否能够负担这种历史使命和战略构想，是一个关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何种职位地方的历史性命题。

推进商业的大生长，适时地扩大人民币的自由度和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骤，搪塞人民币钱币职能的国际稳固至为重要。这将决定中国金融的国际生漫空间。

l金融管制的战略目的：稳固金融职能

中国金融管制是筹划与生长的殽杂物，既有前前苏联筹划控制体系的遗留，也有日本“生长造”政策金融模式的影响，现今又猛烈地受到美国市场为主的金融模式的吸引；同时，金融市场的生长更糅入了庞大的优点博弈关连，这些都使得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创建庞大化。

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配置是中国金融生长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中恒久的金融生长战略真相上因此稳固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的创建与完满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此，中心金融事情集会建立了金融革新中增强金融监禁的重大决策。从中恒久来看，金融管制的目的就在于稳固金融职能，包括钱币的职能、金融市场的职能与金融中介的职能。金融职能得到稳固才谈得上金融健康生长，那些以捐躯金融职能稳固为价钱的政策思量，虽然有助于实现一些外貌的短期目的，但是，搪塞中国金融恒久稳固生长是有害的。金融的市场颠簸尤其是价钱颠簸并不行怕，恐怖的是，经济社会丧失搪塞钱币、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等金融职能稳固的信心。这种关于金融职能的信心危急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而搪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一个相对恒久的历史使命。

就近期来看，一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课题即是，怎样看待金融体制革新与金融管制的关连？一些对金融体制革新抱有很高期许者，搪塞中心金融事情集会中夸大增强金融监禁配置者多，而论及金融体制革新者少，感想疑心，以致不明就里，有些许扫兴。金融体制革新的焦点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夸大放松既有确政府控制。政府在此历程中是否能够积极地连结搪塞金融职能稳固的自动权？这一题目则需要较以往更为深刻的省检。如果政府有用地推进了金融市场化的体制革新，却没有能够创建起稳固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形成有用的监禁气力的话，中国金融中恒久生长的目的就难以实现。金融危急的多发、频发以致大发的现实，说明金融市场化革新必须与金融职能稳固团结起来。理论相识上，危急理论和生长理论应当受到同等的珍视，并有机地团结起来。增强金融中介机构的谋划实力和提升其管理水平与屈从，同增强政府的管制监禁本事，是一个题目的两个方面，必须赐与同等的珍视，而焦点即是要稳固金融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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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战略范文篇2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息化在国民经济信息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客观上要求以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支撑，不断推行金融创新，实现自身的信息化和知识化。为此，需要我们从战略、运作和技术三个层面加快金融信息化的建设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业属性

与传统金融业相比，现代金融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和业务开拓等方面，日益体现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营管理特征。金融业的这种行业属性，决定了必须以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支撑，不断进行创新，实现自身的信息化，从而逐步达到整个业态的知识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在组织构架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为金融业提供着新的管理工具和技术设施，而且不断催生着新的管理方式。当金融业达到高度的信息化之后，它就像具备了健全的神经系统，各末端的信息能实时传送到营运总部，实现智能化的决策和快速的反应。这样，大大强化了管理效率，扩大了管理范围，减少了管理层次，缩短了管理链条，促进了金融机构的管理模式向“扁平化”方向转变。

在运作方式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信息服务内涵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带动了对信息服务需求的强劲增长。随着消费者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多样化，金融业过去的服务种类、服务方式已经越来越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金融机构若想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必须转变经营观念，由面向账户的经营转向面向客户的经营，向客户提供定向的个性化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并建立开放型、全方位、全天候的现代化营运体系，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在业务开拓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已成为金融业增长的源泉因素，信息系统的服务已经涵盖了金融业所有核心业务流程。新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方式的推行，往往是金融性质的市场行为同信息技术相互耦合的结果。金融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则更多地依赖充足的信息获取和基于知识的量化评价。

着眼于金融信息化发展的跨越式

金融信息化的实质，是新兴的信息技术对传统金融业的一场经济革新，主旨在于把金融业变成典型的基于信息化技术的产业，信息系统成为金融产业战略决策、经营管理和业务操作的基本方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采用信息技术的步伐并不算太慢，我国金融信息化水平的落后主要是在运行效率、信息综合程度和信息服务水平等方面。加快我国金融信息化体系建设，可以考虑“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发挥“后发优势”，以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首先，在战略层面，需要我们尽快制订符合国情、具有创新精神并切实可行的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为我国金融信息化指明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

过去我们提倡金融电子化。从“金融电子化”到“金融信息化”绝不仅仅是个概念的变化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电子化时代的金融信息系统是一种旨在满足内部管理的、封闭式的系统；而信息化时代的金融信息系统则应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金融业进行重构，并据以建立开放式的金融信息化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见成效的发展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金融业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电子化服务体系，在金融改革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由于受认识能力、实践经验和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运行效率，信息综合程度和信息服务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先进、高效的以计算机网络系统做支撑的全方位、全天候，能支撑我国金融业务、金融管理和金融决策的金融信息化系统。这需要我们在认真总结过去金融电子化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制定金融信息化的战略规划，完善金融信息化的总体框架。

在这方面，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国民经济信息化整体战略中，突出金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把金融信息化作为整个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龙头来抓，以金融信息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信息化向深层次迈进；二是把金融信息化体系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以加规划，以夯实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三是把金融信息化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体现，依靠整体创新来实现其发展的跨越式。

其次，在运作层面，应瞄准建立我国新型金融信息化体系的目标，对现行金融电子化系统进行更新、改造，以适应金融信息化的发展需求。

金融管理信息系统是连接所有金融业务系统，对其产生的基础数据进行采集、加工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全面信息及各种信息分析工具的核心系统。它的建设和完善，对全面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顺应现代信息技术的金融机构管理架构和流程重组，是金融信息化成功的关键。我国金融机构原有的管理架构和流程，是按手工或者部分计算机处理的模式建立的，信息化若在旧的管理架构和流程环境中实施，能发挥的作用很小，工作繁杂而且收效甚微，要实施金融信息化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易于共享数据资源，流程自动化控制与处理，信息快速传递与跨地域存取等特性，重新设计金融机构的管理架构与流程。

重组管理架构和流程的重点是在经营、管理和决策三个层次上均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经营层要体现跨时间、跨地点、跨方式的“整体性”和“流水线”作业效率，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控制各种操作指令和作业要求，实现经营控制程序化硬约束；管理层要使孤立的信息变成相互联系的信息，使一些潜在的原始的信息变成现实的经过加工的信息，使无价值的信息变成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使各项管理工作由事后反映向事前、事中控制转变；决策层应利用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战略发展、投资、计划、监控等决策活动井井有条。这三个层次的功能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即要清晰划分，又要有机结合，使金融机构整体的资源配置与运行达到最优。

金融战略范文篇3

一．欧美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系

l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

完全以经济的视角解读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争霸战是片面的，但是，我们确是可以发现两国的竞争中存在着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获得其在欧洲以致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甚至可以说，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的现实地位是历史性地渊源于重商主义，并在十九世纪在全球取得的胜利。而重商主义的胜利不再是更早世纪的贸易航道与海权的争夺，实质上其确定了金融活动的国际地位与金融力量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荷兰过早而明智地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予英国；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战竞争中败于英国后，其贵族体制没有体现出组织广大拉美殖民地经济资源的能力；法国的扩张是非常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这被布罗代尔称为“巨人症”，其放弃海外殖民地甚至可以说是其的一种解脱。唯有英国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的有力的海外资源支持。这难以仅仅用重商主义贸易垄断和市场自由主义等加以解释的，问题的核心是英国的金融长期发展战略。

英国如何组织包括美洲在内的大洲际资源呢？虽然，包括法国、西班牙与荷兰在内的各国都拥有强大海军，并信奉海权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国采取了不同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时期荷兰及后来法国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略。英国人运用了其金融体系有效地组织了大洲贸易，这就是英国人被过早地被讥讽为食利者的原因，而事实就证明了这种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英国是在美国之前在全球组织起国家力量的唯一海上金融贸易强国，其有效地抑制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并将战火烧到欧洲大陆，最终打跨了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

l两次大战间的德国：稳定的货币高于一切

德国的经济崛起施于煤炭、钢铁以及化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产业工业体系。与法国相比较，德国是工业带动了其金融业的发展，而法国则是金融业推动工业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实力促进了其欧洲争霸的野心，新兴德国是欧洲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一战后的德国深受战胜国主导的欧洲金融体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国企图以债务链条约束这个可怕的邻国。德国金融当局虽然不情愿，但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却是打碎战后捆绑在德国身上的债务金融锁链的法宝。尽管这给德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法英等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缚住通货膨胀爆发后的德国了。紧随通胀之后的大萧条为德国开始复仇式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历史机缘。多恩布什指出，大萧条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

德国拥有最为痛苦的通货膨胀的历史，而一战后法英主导的欧洲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了德国的通胀情势。德国的中央银行似乎从那时就一直致力于德国马克的稳定。1985年广场饭店会议后的西德依然坚定地将马克根植于德国国内经济上，而不似日本根植于动荡不定的国际贸易关系上（尤其是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可以说，没有马克的稳定，就没有两德统一进程的顺利和统一后稳定局面的实现，没有德国的欧洲地位和世界地位，甚或说，没有欧元的顺利诞生。

l冷战时代的苏美竞争：缺少国际货币的超级大国

十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二十世纪的翻版，前苏联是“第三个罗马”，二十世纪的政治军事恐龙。在欧洲混乱之中诞生，在大萧条横扫欧美时，实现了工业农业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其力量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并开始与美英在全球争霸。某种意义上说，美苏的全球争霸战是早年英法竞争的现代翻版，只是核力量对于双方的制衡使得二者的竞争没有体现为“热战”。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实物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其贸易与金融远不发达，其也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市场经济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其力量是局限于东欧的强制计划经济体系。其与美国的国际竞争是军事性质的；而在经济力量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实物经济体系深刻限制了其力量增长，约束了其经济竞争能力。在前苏联垮台之后不久，前苏联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指出，如果依照既有的援助前苏联盟国的计划，前苏联只需要再持续三年就会因无以为继而陷于崩溃。美国国务卿（前总参谋长）鲍威尔在其自传中描绘了前苏联实物经济的价格体系的可怕扭曲，其是借助多勃雷宁的口说出的，价格体系的混乱情况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状况，进而迫使戈尔巴乔夫缓和与美国的对抗性竞争。在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指出，前苏联农场的工作人员用面包喂牛，因为面包要比草料的价格便宜；斯氏还指出，自莫斯科机场到红场的出租车费要贵于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价格。虽然，斯大林治下的苏式教育强调，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将牛奶倒入阴沟的罪恶行径说明了帝国主义危机以使其达到了垂死状态，但是，那场至多持续了十年的萧条没有妨碍美国赢得战争，并在制度上实现了包括金融管制在内的管制经济革命（避免了使用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手段）；而前苏联的实物计划经济却长期保持价格扭曲直至亡国而不得更改。

前苏联是没有力量与美国进行长期的对抗性竞争的。美国人的机器可以大量地印刷出美元来，满足先行消费经济战略下国人的进口需求和扩军援外的需要；而前苏联人必须实行有取舍的实物生产计划，“要大炮，不要黄油”，放弃许多日用品的充分生产，而生产大量的军火。美国的提前消费的战略不仅满足了国人的经济需求，也带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使之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美国的这种金融优势打败了其长期竞争对手。

前苏联自身没有造就出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但是其拥有大量的黄金，也许黄金是可以挽救或苟延前苏联的命运。里根政府伊始，曾经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但是，机密研究报告认为，金本位的恢复的不利结果之一是给予前苏联和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以影响国际经济的能力。里根政府遂放弃了恢复金本位的努力，而前苏联最终也失去了改变其不利竞争地位的历史机会。

二、东亚视角的金融战略关系

十九世纪的中国失去了国际金融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并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金融活动的最低潮。日本在二十世纪取得了金融大国的地位，但是，没有能力保持并发展其金融力量，甚至陷入了金融溃败和长期的经济低迷与改革乏力的泥沼。

l中国金融的衰落与崩溃：事实上退出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

贡德·弗兰克指出，“中国人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

弗兰克认为，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是亚洲的时代。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东亚的中国事实上处于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顺差大国。然而，这种优势被英国为主体的欧洲商业慢慢打破，首先，英国人发现介入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要比欧亚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其次，英国人发现了鸦片可以改变中国的顺差国地位。中国开始大量地输出白银，这包括那些取得自美洲的白银重又回流到伦敦，进而回流到美国。这种贸易关系的逆转还曾一度引发了美国1837年的白银危机，促使美国白银的贬值而退出流通。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的丧失注定了她金融大国地位的丧失。在十九世纪的后六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内战与外战产生了大量的债务，白银加速外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已经支离破碎、风光不再。

1931年的中国却因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最先走出了大萧条。但是，国民政府从未在事实上控制全国，抗战与内战打碎了初创的金融体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事实上发生了人类金融史上最为惊人、规模最为巨大的金融溃败，崩溃的中心是货币危机。这场金融崩溃在中国埋葬了“金（属）本位”，以致在战后长期普遍地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是以华北山区的谷物小米为计算单位的。黄仁宇称，中国唐代是五谷杂粮的财政，而两宋的经济是江南的水上经济，财政以水稻计量，所以出现了王安石的商业化财政改革。但是二十世纪中中国的金融崩溃事实上使得中国的财政起点倒退到了一千余年，金融关系也全面萎缩，金融沦为财政的薄记。货币发行逐步地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货币本位制。土地非货币化与非资本化、谷物交易非货币化；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事实上终止了半个世纪余。投资与消费长期吃紧，不得不采取全面的计划控制；实物工资替代货币工资，城市长期依赖人口实物配给；商品流通事实上不能货币化，而是辅以票证的计划配给。对外贸易也大幅缩水，事实上是广州一口通商。五十年代，狂想粮食产量与钢铁产量能够随着胆量和干劲而激增，结果病态的努力造就了数千万人口的消亡；之后，奢望依靠精神与文化重建来保持稳定的努力形成了迁延更为深广的内部斗争，近临内战边缘。事实上，共和国的实物经济建设一直是在缺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短缺经济是持续若干年的顽症。

这种情况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改变。

l美日的金融竞争：日元的“矮化”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战后的日本更明确了其经济发展战略，之所谓：“产业立国”、“贸易立国”与“一国繁荣主义”。日本社会从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转变为带有美英色彩的重商主义。这种兼糅东西方的特色的奇异结合事实上开启于美军占领的麦克阿瑟时代。期间，日本也大力地实现了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转型，将对于“天皇”的忠诚转变为对于企业的忠诚，产生了“长期雇佣制”和“年金序列制”等日本的企业文化，而其实质依然是强调以东方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这样的国策决定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非常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企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这种特色经济使得市场的作用受到忽视或抑制，金融市场方面也产生了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关系型金融体系。主银行制是最为突出的日本版金融的代表作。

七十年代初，日本借助于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对于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贸易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优势，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饭店会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得到非同寻常的增长，日元开始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然而，日本的金融体制存在两大漏洞：产业金融而非市场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依附于国际贸易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形成了日本金融脆弱性，尤其是其银行体系的呆坏帐率极高，金融体系的市场敏感度不够，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水平差；后者，形成了日元政策的主动性丧失，贸易关系往往决定了日元的走势，日元事实是由美元的政策决定的，即美国人通过改变美元对日元的比价而占尽先机、大发利市。

升值后的日元并没有适合的金融市场进行稳健运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实体经济产业和金融产业外，便是在国内大幅沽高了投机行情。加之日本金融监管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日本金融投机的热潮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续演，尚不知何时收场。

日元升值的战略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使其改变了商品输出为主的国际竞争的贸易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进入到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大量向东南亚输出生产，但是，却要以美元结算，这样日本的生产输出事实上没有稳定的货币体系基础作为支持。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与美元生死相关，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经济二十年余来的祸根。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难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体系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属监管”。并有所谓“护卫舰队”之说，“护卫舰队”语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的海军，舰队的行进速度往往以最慢者为准，以使整个舰队的一共同行进。这种监管的价值观促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长期低质量发展。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这又反过来推进了日本银行的规模扩张形态为主的竞争。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缺乏，以及“护卫舰队”的监管模式要求照顾弱者，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预示着日本金融全局发生整体性危机的可怕后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银行达到资本充足率8％等措施，暴露了日本银行业的脆弱性，引发了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也被称为“平城危机”，危机暴露了日本社会的深刻问题，这促使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日本的金融改革也只会停留在纸面上。1955年日本自民党上台，长期一党执政，在野党被称为“万年野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3年。政治方面的僵化，推助了政党、官僚和财阀“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和长期维系。1993年自民党下台，日本的政治动荡开始，三年之内换了五任首相。上层改革似乎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而下层则开始松动。在长信倒闭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司员工对企业的忠诚精神停留在表面，近来，韩国大量地吸纳日本的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周末的羽田机场处处可见飞往汉城兼工的日本大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这正在动摇与侵蚀日本的产业根基。而由于人口的下降，日本人均收入依然会在未来的经济水平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每5年提高1％。这说明日本的改革动力匮乏。

日本深受长期经济低迷的影响，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已经是赤字高攀，日本已经成为一大债务国。金融方面，日本在八十年代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暴露了日本金融的脆弱性，加之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破裂的危机中，日本的金融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乏善可称。日本最近开始日元贬值的战略，说明日本的金融改革已经乏力，日元贬值实际上是输出日本的金融危机。

日本对于东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模式上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战略选择和推动产业链式升级，而且体现在以党、官、财的紧密关系为依托的上层体制和强调下层社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依附性结构上。事实上，在1997年以降的东南亚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几乎处处显现出对于日本模式粗糙翻版的痕迹。这种注重产品质量而会忽视甚至漠视市场运行质量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瓦解了整个金融管制体系健康发展的可能性，金融管制失败是非常广泛的。

日本作为贸易大国与经济大国，却未能成功地获得金融大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人的地位也已经丧失。长期的危机使得日本“发展造”的政策金融体系声誉扫地，并将日本置于未来的二流国家的行列。

l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行销全球的好产品不敌坚挺的国际货币

1997年开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绵延千万里，北至俄罗斯，西到巴西。危机所及之处就是在说明一个道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是不稳定的。即便其拥有良好的国际贸易基础和投资环境，但是，决定经济体系的根本力量是金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围绕建立国际贸易秩序为中心的南北斗争，实际上，迫于四处蔓延的金融危机，而修正为货币金融秩序的斗争。斗争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压倒的优势。

穷国即便取得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并在国际贸易中牟取了有利地位，但是，穷国依然要依赖富国的货币和资本。富国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几乎可以埋葬其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财富。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和经济战略不能改变这种金融格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致力于自身的长期金融稳定的发展战略。二．美国金融模式全球性扩张战略

美国的金融制度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金融危机来确立金融管制体系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确立共同游戏规则来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强调金融企业的创新，通过直接金融的市场发展大力培育美国的金融资源更生能力，坚定地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的金融模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实中，欧洲正在将其养老基金的运营模式英美化，并日益重视直接金融的作用。

l危机造

在货币方面。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体系是从稳定货币职能开始的。1900年的《金本位法》最终结束了汉米尔顿开立的金银复本位体制，1914年美联储创立之后，事实上实现了联储兑换钞（即美元）为基准的单一主权信用纸币，货币职能在国内获得稳定。大萧条时期，随着英国等退出金本位，美国也事实上退出了金本位，终止了黄金市场，禁止个人持有黄金。之后美元在国际方面也获得职能稳定，并成为布林顿森体系的基准货币。1973年3月金汇兑本位瓦解后，美国开始完全依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而调整美元政策，美元成为美国国际金融斗争的利器。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使得美国确立了金融市场管制体系，这种金融市场管制体系的建立，事实上，使得美国没有再度爆发“真正的金融危机”（琼·罗宾逊语）。七十年代的金融创新和八十年代的金融放松管制的改革奠定了九十年代的金融立法改革。改革将金融管制的中心由市场方面转移到金融中介机构方面，结束了分业管制，实现了银行的制度性升级，开启了“微观谨慎”的新金融时代。

l共同游戏规则与不断增强的政府干预

与英国的自律监管不同，更与德国的银行监管的“私有化”不同。美国的金融体制是与其政治法律体系紧密相关。美国人通过大量的金融立法实现了政府对于金融活动管制。

可以说，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起源是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1787的《美国宪法》事实上造就了美利坚自己的重商主义体制。扩展联邦政府的金融管理权力的努力却一直受到强烈的阻碍，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利坚第一银行和美利坚第二银行先后受挫而寿命不长。事实上，即便联邦创立了国民银行体系，但是，作为中央银行还一度是由1857年纽约银行商人们创立的纽约清算所担当，其发挥有如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这突出地体现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1914年联邦储备银行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金融活动――的干预，一直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西克斯用荆轮理论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不断扩张。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中，美国建立了不依靠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政府经济管制体系。这在丹尼尔·耶金所著的《制高点》一书中为美国人称为“第四大权力分支”的管制体系。

对于金融活动干预历经了货币管制、市场管制和金融中介机构的管制三大阶段。美国金融管制事实上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管理的监管上。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信赖“自律”性的金融监管，也没有像德国那样采取金融监管大量依靠外部私人审计的事实上的金融监管的私有化，而是建立了庞大的政府监管力量。

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使得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传统壁垒模糊起来，通过证券市场，这种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关系更为紧密。这说明了美国金融职能的强化与稳定。

然而，美国的金融模式也酝酿着新的变动因素。有如，安然公司的破产案被克鲁格曼称为是对美国更甚于“9.11”的一次打击。其牵涉到纽约与华盛顿的广泛的经济、金融与政治体系。

三．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战略

l中国实物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在金融实力上非常脆弱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实物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新世纪伊始就被称为“世界的工厂”。这种生产优势正在稳步地转换为贸易优势。

但是，中国在金融实力方面还非常脆弱。货币经济尚未能覆盖占GDP近五分之一的粮食交易，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市场化，并存在大量的强制信用关系。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生产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而没有实现粮食市场流通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这是一个长期制约金融发展的脆弱点。中国的土地在近二十年是逐渐地商业化，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业，但是，土地的货币化问题没有解决。这将在长期制约中国金融实力的大幅提高。

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量占整个信贷市场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出现大的失误，很可能出现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丧失信心的金融崩溃。中国的直接金融总量不大，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资本市场的监管问题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总体经济管制环境过于宽松的弊病。其中，企业的独立性与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都值得深刻省察。如果不能实现不良金融机构的及时退出市场，很可能造就一个过度退出的时间段，而日本就是在这样时间段里一蹶不振的。债务整理和金融机构的股权改革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进行深刻而广泛的金融改革是危险的。保持经济生产的稳定发展，适时地扩大货币经济范畴，对于金融成长与稳定的意义殊为重要。这构成了金融稳定成长的经济基础。l贸易的大发展缺乏有力的货币支持

虽然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的贸易中，人民币的地位得到支持，但是在中国大宗的对外贸易中，美元依然是主要的结算与支付货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获得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后，是否会受制于美元的压制，而出现类似“日元矮化”的局面呢？这种局面会因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尤其是在逐渐取代日本而成为东亚的经济领头羊时，而变得十分尖锐。从生产大国越升为国际贸易大国之后的中国，必须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货币的支持。人民币是否能够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和战略构想，是一个关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何种地位的历史性命题。

推进贸易的大发展，适时地扩大人民币的自由度和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对于人民币货币职能的国际稳定至为重要。这将决定中国金融的国际生长空间。

l金融管制的战略目标：稳定金融职能

金融战略范文篇4

一．欧美为中心的金融战略关系

l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l两次大战间的德国：稳定的货币高于一切

l冷战时代的苏美竞争：缺少国际货币的超级大国

二、东亚视角的金融战略关系

l中国金融的衰落与崩溃：事实上退出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

这种情况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改变。

l美日的金融竞争：日元的“矮化”

l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行销全球的好产品不敌坚挺的国际货币

l危机造

l共同游戏规则与不断增强的政府干预

三．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战略

l中国实物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在金融实力上非常脆弱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实物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新世纪伊始就被称为“世界的工厂”。这种生产优势正在稳步地转换为贸易优势。

l金融管制的战略目标：稳定金融职能

中国金融管制是计划与发展的混合物，既有前前苏联计划控制体系的遗留，也有日本“发展造”政策金融模式的影响，现今又强烈地受到美国市场为主的金融模式的吸引；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更糅入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这些都使得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建立复杂化。

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建设是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中长期的金融发展战略事实上是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金融改革中加强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从中长期来看，金融管制的目标就在于稳定金融职能，包括货币的职能、金融市场的职能与金融中介的职能。金融职能得到稳定才谈得上金融健康发展，那些以牺牲金融职能稳定为代价的政策考虑，虽然有助于实现一些表面的短期目标，但是，对于中国金融长期稳定发展是有害的。金融的市场波动尤其是价格波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社会丧失对于货币、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等金融职能稳定的信心。这种关于金融职能的信心危机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任务。

就近期来看，一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课题就是，如何看待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管制的关系？一些对金融体制改革抱有很高期许者，对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建设者多，而论及金融体制改革者少，感到困惑，甚至不明就里，有些许失望。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强调放松既有的政府控制。政府在此过程中是否能够积极地保持对于金融职能稳定的主动权？这一问题则需要较以往更为深刻的省察。如果政府有效地推进了金融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形成有效的监管力量的话，中国金融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金融危机的多发、频发以致大发的现实，说明金融市场化改革必须与金融职能稳定结合起来。理论认识上，危机理论和发展理论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并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实力和提升其管理水平与效率，同加强政府的管制监管能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而核心就是要稳定金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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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战略范文篇5

一、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格局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服务提供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金融机构的一些操作性的、非核心的、成本高的甚至部分核心业务，如资产评估、报表审计、软件开发等业务，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缺乏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而难以兼顾，通过外包给专门机构可有效降低成本、转移风险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外包内容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即业务流程外包(BPO)和IT外包(ITO)，具体来说有产品研发设计、发卡与收单服务、数据处理与灾难备份、呼叫服务等。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高速发展，当前在所有外包行业中，金融业的外包规模仅排在制造业之后位居第二。TowerGroup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外包趋势正不断加强，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服务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9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4%。德勤公司200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美国将有356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要外包给海外机构，占现有金融服务成本支出的15%。另一份报告预测，全球外包市场容量将达1万亿美元左右。

外包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把耗费大量人力的服务及操作中间环节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Gartner集团认为目前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外包出的IT职位比例不足5%，到2015年该比例将增至30%，未来5年内服务外包迅速增长的势头将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流向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全球市场中，我国和印度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印度是我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目前居于优势地位[1]。IDG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而印度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并垄断了美国市场。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外包业务为印度公司带来了17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占全球同类市场的44%。预计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所占份额将达到51%，年销售收入将达到480亿美元。另一份研究表明，印度外包商在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上占有80%的份额。美国情报文献中心的统计显示，2003年印度服务外包业赚取了170亿美元，而我国的服务外包仅有6000万美元的收益，远远落后于印度。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进金融服务方面，我国也与之存在差距，因为我国的高端通信产品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严重依赖国外。

二、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1999年，为解决“千年虫”问题，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将数据修改工作外包给印度，这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业的崛起。印度金融外包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56%，2005年营业总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目前，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提供范围扩展到信息类业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将业务流程整体外包给印度企业。这使印度企业不仅提供优质的互动式客户服务，也承担了欧美本土企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花旗、渣打、汇丰等大型金融集团已在印度设立了10多个处理中心，这些处理中心规模增长迅速。如渣打银行全球共享服务中心为渣打银行在全球56个国家的分支机构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后台业务支持，可以对全球各个分支机构业务运营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价。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迁移到印度，带来大量相对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印度的产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在银行业中，金融服务外包已经涉及到批发银行、金融市场分析与交易等多种高端业务。在印度开展外包业务的花旗银行、VISA信用卡、通用金融公司、渣打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创造岗位超过20万个。此外，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都在印度开展了金融服务外包[2]。

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了《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报告，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竞争优势，主要有：第一，充足的人才资源。服务外包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印度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调查、分析等高端业务员工基本上都具备硕士以上学位。有关外包服务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也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政府与大学、培训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牵头策划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学校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第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在印度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交通、通讯、电力、生活等配套设施齐全、可靠而且成本低廉，使金融外包企业能全天候运营。钦奈、班加罗尔、德里等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还是航空枢纽。第三，政策支持。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明确信息产业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让外包业务享受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进口设备免税等优惠措施，在批准用地方面提供便利。印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专利、知识产权的法规，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监督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在这些措施鼓励下，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第四，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印度企业重视外包管理，都有由董事会负责的专门机构和外包业务发展战略。企业都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印度政府也全力构建金融服务法律构架，要求企业全面接受相应的国际认证。印度企业还严格遵守合同，树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三、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IT外包。1992年中国银行成立的博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的软件开发中心，都专门为本行提供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技术研究、支持推广业务均外包给了隶属于总行的软件开发中心，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多采用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的做法。金融外包业务也在IT以外的其他领域快速推进，其中以信用卡和保险后援中心最引人瞩目。2003年之后，我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节节攀升，国内银行在不同程度上将信用卡业务外包。目前，我国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银行卡业务的全套服务，从申办筹建、设计产品、市场营销到交易处理和客户服务，甚至包括客户数据分析和市场定位。预计到2010年，在超过3000亿美元的离岸外移投资中10%有希望投向中国，其中与金融相关的业务流程外包(BPO)约50亿美元以上；在岸外包方面，我国BPO市场预期将超过500亿美元[3]。随着我国金融外包业务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包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展，其规模会越来越大。

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领先优势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国。与印度相比，我国在承接外包业务方面具有以下竞争优势：一是我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投资环境良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近450家已在华投资，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超过30家，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超过700家。目前，我国已经聚集了各路金融外包业巨头，既有埃森哲、IBM等世界著名的BPO公司，也有如Infosys、塔塔等来自印度的公司。欧洲流程外包研究机构MorganChamber分析称，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以及外资银行的发展计划，将给中国的BPO提供商带来战略性的机遇。我国将有机会同全球领先的银行合作，分享银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种合作未来会成为我国BPO走向世界的桥梁。二是我国拥有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人才储量大。三是我国的综合成本优势，在人力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我国都享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四是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电信、交通领域。五是我国拥有庞大的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了在我国市场占有立足之地，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建立起客户群。尤其是香港和上海正在成为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市场带动的服务外包趋势势不可挡。印度金融服务外包以软件业外包为主，很少为国内信息化服务，而我国金融信息业以满足内需为主，信息化与软件业互相带动。六是我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的中心，经济发达的日本和韩国都靠近我国，文化传统相似，日韩两国企业要发放金融外包业务，我国都是首选[4]。

目前，商务部已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启动了“千百十工程”，即在5年内每年投入不少于1亿元资金，建设10个服务外包基地，吸引100家跨国公司将部分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养1000家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的城市纷纷建立金融服务中心。首先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2005年7月上海银行卡产业园被确定为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签约和预约项目的总投资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陆续出台了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着手将其打造成为国内首家金融外包业务示范基地。这有利于将跨国金融机构的后台业务部门吸引到上海，把上海建成国际跨国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所在地和服务全球的后台基地。上海银监局的一份研究显示，近两年外资银行亚太区外包中心正在逐步向上海转移。在沪外资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和专业性较强的银行，已经在境内投资的关联公司开展外包业务，业务种类和业务量都在逐步增加。这些分行或者公司，将来都将被打造成外资银行亚太区服务外包的操作中心。其次，深圳罗湖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金融业是深圳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罗湖区“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强化金融中心的定位，并切实建设“产业金融中心”、“金融创新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区。第三，北京金盏金融后台服务区。北京市通过了《加快首都金融产业后台服务支持体系建设的有关建议》，规划出包括海淀区稻香湖金融后台服务区、朝阳区金盏产业园、通州区新城商务园等3处金融后台服务园区。北京综合考虑了金融服务区对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北京CBD、朝阳区以金融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在朝阳区金盏金融服务园区建设的总体工作设想和全面论证。

四、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策略

考虑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优势与劣势，对比到我国的实情和印度优势与经验，我国在增强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方面可参考以下策略。

(一)政府制定支持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印度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一方面需要成立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管理机构和专项发展基金，以行业协调和互助的方式推动外包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研究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国家法规和行业规范。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取得的重大社会或经济效益的知识产权项目，通过专项资金的形式给予奖励。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大力倡导企业诚实守信，保护客户商业秘密，遵守国际上的信息保护规则，在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内设立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机构，加强软件盗版等各类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其次，拓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投融资渠道，改善投融资环境。建立服务外包企业贷款平台，优先为外包企业提供贷款等融资支持。此前商务部已经宣布每年拿出1亿元服务外包产业专项资金，国开行也将提供50亿元贷款，用于各地外包基地和企业的基础建设。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担保机制，允许其用软件产品等无形资产进行抵押贷款。推动政策性担保公司积极为中小服务外包企业提供短期贷款的担保。鼓励风险投资、社会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海内外上市。三是对服务外包企业采取减税、免税及减免房租等优惠措施。目前，在印度、捷克等外包发展迅速的国家，政府都给予服务外包企业极大的税收优惠，增强了该国外包的竞争力。商务部正会同信息产业部、科技部等20多个部委制定关于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四是加强市场推广和营销力度。政府要逐步认识到服务外包的重要性和商机，进行统一规划和宣传推广。

(二)制定总体性外包承接战略

我国承包企业首先要在战略上从暂时性、战术性向长期性、战略性转变，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具有全局性、主动性特点的发展战略。我国企业应改变自身的定位，从过去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加工厂”变为各大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全面融入到各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去。其次，服务承包企业应建立业务动态监管制度，制订科学合理的外包承接流程，严格履行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责任和义务，并采用接受发包单位的全面评估，以期最大限度降低承接服务外包的风险。第三，建立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应急预案。我国的承包企业应遵循合法、风险控制、保护客户合法权益、有效监管等原则，识别外包活动潜在的风险，借鉴国外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经验，确立自己的符合金融服务外包监管原则的规范和制度。

(三)发挥比较优势和集群优势，扩大业务承接范围

我国首先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分行业有计划地选择重点行业拓展外包领域。国内企业应分析和发掘自己的比较优势，结合我国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要增强自主创新和研发的能力，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争取全球服务外包的核心业务的承接。国内企业承接的外包业务通常是特定金融功能的业务，如客户服务、金融分析、客户系统软件\开发等，而业务流程外包等较复杂的业务则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这要求我国企业应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外包市场，包括信用等级评估、市场调研、后勤保障、计算机业务及系统的维护维修、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形象建设等通常业务，还包括一些新兴业务及复杂程度较高的业务流程外包。其次，要发挥文化、地理上的优势，从向韩国和日本金融机构提供IT服务外包开始逐渐扩展服务领域。随着我国外包人才素质的提高，特别是英文水平的提高，为扩大金融外包项目流入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基础，金融机构应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提供专精式服务外包。第三，加快金融服务产业集群基地建设，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城市都规划了专门的金融产业基地，以改变地域分散、个体规模小、经营理念落后、管理水平偏低的服务外包状况。应加快改善产业基地基础软硬件环境建设，借鉴印度、爱尔兰等国际先进服务外包基地发展经验，从建设高水准、前瞻性的服务外包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要求出发，建设配套功能齐全的国际化服务外包园区。完善通信基础设施，筹建直达欧美、日本的高速互联网络出口。对入驻基地的国内外著名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的购地建设、购买或租赁自用办公用房，实行土地房租优惠政策。

金融战略范文篇6

一、江苏创新驱动战略的绩效

1989年，江苏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技兴省”战略，2006年又确立了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战略目标。《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1》显示，2010年江苏区域创新能力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连续三年蝉联榜首，这一成绩的取得可以用一系列事实来说明。2011年，江苏省专利申请量34．8万件，授权量20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8．47万件，均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授权量1．1万件，位居全国第三(见表1)。2011年全省企业共申请专利19．6万件，授权专利11．9万件，均居全国第一。2011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不含直辖市)中，江苏省有三个，分别为南京、苏州和无锡。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江苏全社会R＆D投入分别为580亿元、680亿元和840亿元，均居全国第一。2011年全社会R＆D活动经费为107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2%，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这一比例高于大部分省市，但与北京、上海等还有一定差距。全省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从2000年的19．4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84．2万人(其中R＆D人员为44．6万人)。

二、江苏金融支持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

江苏经济走在全国的前列，金融为推动江苏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江苏金融支持创新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我国金融体制的固有局限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正在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渡，银行信贷融资仍是主要的融资方式。银行基于稳健的经营原则，缺乏对高度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的支持。目前我国的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银行体系也比较单一，竞争不充分。较高的存贷差和没有竞争压力，使银行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动力缺乏，融资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中小企业。我国的创业板于2009年10月23日在深交所正式启动，获得快速发展，但在筛选、定价、退市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债券市场以国债为主，即便在十分弱小的企业债市场上，发行主体也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且发行程序复杂;债券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1．4倍，这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并阻碍了大量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进入债券市场;在债券品种上，我国多是中长期附息债券，短期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很少，有助于创新型企业融资的高新技术债券和垃圾债券更是缺乏。

2．创新资金投入不足，资金来源单一长期以来，江苏科技创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无法有效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然而，政府资金投入毕竟有限，银行信贷资本又缺乏支持科技创新的动力，这导致创新活动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在美国等创新型国家，创新资金来源于富有个人、大企业、金融机构、养老金、各种基金和政府投资等多种渠道。通常，科技创新型企业面临的风险较大，且缺乏可以用作贷款抵押的资产。虽然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可能获得高收益，但概率很低，即便对于那些获得成功的企业，商业银行也只能按约定的利率收取利息;如果企业失败，商业银行的贷款将难以收回，因为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使银行贷款更愿意选择风险较低的领域。科技创新企业资金需求量大，其资金需求反而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制度性因素把绝大多数企业阻隔在资本市场融资主体之外。江苏民营中小型科技企业数量众多，尽管其技术创新程度较高、社会贡献大，但由于经营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低，再加上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仍不完善，多数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上市机会，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3．风险投资和信用担保发展不足目前江苏已有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和有政府背景的国企，养老金、保险公司、境外资本和民间资本等比重太小。江苏民营科技企业以中小型居多，迫切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而风险投资资金规模普遍偏小，资金来源单一，无法有效分散风险，制约了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资本市场是风险投资退出并实现投资增值的最佳场所，虽然我国的创业板已经正式推出，但市场仍然不够健全，退出机制还有待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要想实现上市绝非易事，这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最终也影响了科技创新的成效。通过信用担保机构等第三方中介，可以有效解决科技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江苏省、市、县三级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已经初步建立，部分缓解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难问题。但江苏科技创新担保体系并不完备，地方担保机构实力不强，管理能力较弱，部分担保机构经营方向发生偏移。

4．中小企业受歧视与融资难江苏是个经济大省，中小企业数量多，中小企业在江苏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截至2010年底，全省中小企业总数超过120万家(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2．5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9%，创造了60%以上的经济总量，贡献了70%以上的出口创汇，吸纳了80%以上的就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力量。［1］然而作为推动江苏经济创新发展重要力量的中小企业，一直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国家不断紧缩银根的2011年，中小企业融资难更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江苏省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力度不够，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特别是大中型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其贷款主要流向成熟企业和大企业，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中小企业有规模小、稳定性差和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弱点，抗风险能力一般较弱，制约了其融资能力。

5．其他问题及原因2011年底，江苏省共有普通高校126所，在校大学生179万人，双居全国第一。然而，全省普通高校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的比例仅为50．08%，低于全国50．68%的平均水平，列全国第11位。［2］江苏省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科技创新成效也名列前茅，但金融创新人才特别是熟悉科技创新的复合型高层次金融人才缺乏，影响了创新能力。江苏是吸引外资大省，虽然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是高科技产品，但在江苏的生产环节基本上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环境资源，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在江苏。此外，江苏金融支持创新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品种少，金融运行的硬件基础设施不健全，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这都阻碍了金融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三、江苏创新驱动战略的金融支持对策

2011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继续位居全国首位，江苏绝不能为此沾沾自喜，应该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认识到其他省市不断追赶的努力，认识到自身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坚持不懈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充分发挥金融在江苏创新驱动战略中的支持作用。

1．加大政府政策性金融支持当前江苏要继续加大各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步提高财政性科技投入占全省科技经费投入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通过财政投入引导企业主体性投入和社会多元化投入，力争“十二五”末，江苏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1700亿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5%。江苏省可以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降低科技创新的融资成本，扩大其资金来源。江苏各级政府可针对一些行业的重点企业或某些特殊项目实施贷款贴息，以缓解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困难。江苏省要发挥政策性银行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支持作用。一方面，政策性银行要积极对部级和省级重大科技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等给予重点支持;另一方面，要适当关注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和项目，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在江苏省的分支机构可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授信额度，以统贷方式向有借款资格和承贷能力的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发放中小企业贷款。

2．提高商业银行效率，拓宽信贷融资渠道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银行间接融资占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的70%以上，加上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相对滞后，因此，在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中，银行信贷融资应发挥主力作用。受我国当前既有金融体制的限制，江苏省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但是我国金融发展方向必然是逐步放开管制，逐步市场化、自由化。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出台，标志着我国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微型金融机构市场，并赋予其作为第一大股东掌握金融企业主导权与控制权的法律资格。［3］江苏省要利用这一机遇，勇于创新，在法律限定范围内，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中小金融机构，吸引国内外优质金融机构到江苏发展，扩大支持创新驱动战略的资金来源。同时要加快筹备发展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为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中小创新型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不断完善和创新银行金融服务方式，开发符合科技创新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等，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

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水平江苏要通过财政激励、政策扶持等，充分利用现有资本市场，支持运作规范、有实力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外主板和创业板市场上市，提高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的直接融资水平。其中，特别要支持有条件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到我国中小板和国外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2011年，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猎杀中国股”现象暴露出我国企业海外上市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江苏在支持企业上市过程中，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指导，避免“猎杀中国股”现象再次发生。债券融资是一种重要的直接融资方式，江苏要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进一步探索债券融资的新方式，鼓励具备条件的创新型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

4．大力发展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可以减弱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和分担风险。目前，我国创业板已正式启动，这将为风险投资提供一个有效的退出途径，带动风险投资的发展，进而促进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在扶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作用突出。江苏省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政府投入为先导，加上适当的税收优惠等，通过政府财政和科技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的合作，建立起符合本省实际的风险投资机制，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5．大力发展信用担保市场江苏省担保行业整体规模实力处于全国前列，但单一担保机构的规模较小。江苏省要通过财政注资和跨地区、跨所有制并购重组等方式，培育一批资本、规模和创新能力位于全国前列、有较强影响力的领军担保机构，促进担保机构做强做大，为科技创新融资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支撑。江苏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总量位居全国前列，要鼓励民资和外资进入担保领域，形成各类担保机构有序竞争、相互补充的格局。同时，要提高江苏省再担保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创新担保机构的产品和业务模式，积极研究建立再担保机构，完善全省的信用担保体系。

6．合理有效利用FDI，支持江苏创新发展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法宝”，凭借技术优势可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和高额利润，没有企业愿意放弃对技术的控制权或自愿转移技术。江苏是吸引外资大省，FDI携带技术进入江苏的同时，更会想方设法防止技术外泄。江苏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促进FDI技术转移，以提高江苏创新驱动发展水平。一是要继续实行税收优惠等鼓励政策，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资工作，吸引科技含量高、符合江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的外商投资项目。二是要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与江苏本地企业的合作。加强外资企业与江苏本地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合作，鼓励内外资企业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加强内外资企业的产品联系和人员联系，促进FDI技术溢出。

金融战略范文篇7

关键词：国美;金融战略;资本结构;股利政策;融资策略

1国美发展历程

国美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经过1997—2003年间的持续性扩张成为全国连锁的家电零售企业。2004年，国美在港交所上市，并在之后的几年通过兼并以永乐为代表的一系列同质公司实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计划，2011年开放线上市场。2016年国美公司更名为国美零售，同时明确了其整体家庭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商业定位。现今，国美是中国领先的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全渠道零售商。而对于国美选择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也许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公司考量：首先，国美在港交所可以获得更准确的公司价值预估。一方面，香港市场处于国际市场的潮流之中，相较于大陆市场而言，香港市场内有更多了解家电零售行业的专业人士和相关公司，这不仅能够确保国美估值的准确性，还能引起熟悉行业的投资者的兴趣；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始终投放于全球大环境下进行评估，其测算的企业价值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目前公开的所有信息，也使得估算结果更有信服力；其次，香港具有更成熟的市场环境和更严格的监管体系。相对于大陆市场，香港的股票市场产生时间更早，市场体系更加清晰，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行者风险；最后，香港拥有更大的市场以及更充足的流动性，香港作为自由体系市场，并没有货币数量限制，国际游资可以自由进出，这为市场提供了更好的流动性。

2基本面分析

本文选取了国美所在的家电零售行业的五家可比公司：苏宁、格力、美的、飞科、海尔作为基准对照，对于国美的营运情况进行简要分析：近几年国美在存货方面表现不佳，究其原因是产品的销售性变现性不强，这也许也是国美频打价格战的原因。而对于家电零售行业，其应付账款主要源于类金融模式的短期融资，这种模式需要良好的品牌影响力与品牌信用作为凭证以实现上游赊购行为，而随着国美信用评级的下降和债务比率的增加，其类金融模式能力与行业其他公司相比差距较大。但国美的应收账款数据表现亮眼，或许由于国美并没有因为库存过多而选择和海尔等公司相类似的清库存赊销策略，使得自身的现金流量保持健康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国美的现金周期优于行业平均值，如表1所示。2.1资本结构。如图1、表2所示，从广维角度来看，国美的资本结构大致分为股权(普通股)以及债权(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细究而述，国美的债股比例呈现了债升股降的趋势，债务比率从2015年的5.04%跃升到2018年的66.27%，这样的融资结构调整带来了四点好处：第一，融资成本大大降低。理论上因为税盾效应，越高债务比率对应的融资成本就越低，但在2017年后，因为利润的由盈转亏，税盾效应便不复存在；第二，管理层收回部分公司控制权。公司股权不再被稀释，使得管理层能够按照本身规划更为顺利的实行，诸如建立美店等战略改革，而无须担心与股东的冲突而产生的成本；第三，资本结构得到优化。资本结构优化的广义概念是在公司内在价值升高的前提下，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逐年降低。随着国美价值的逐步提高，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也从2015年的10.20%下降到2018年的6.30%；第四，国美现今股价处于低位，在此时选择发债而不是发股的策略，是对于国美公司价值的保护。同时，融资结构的改变也带来了些许问题：一方面，国美违约风险陡然提高。大量的借债提高了国美的违约风险和破产成本，这使得信用评级从2017年的BB降至2019年的B+，无异于增加了未来借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国美的资本灵活性受到重创。近三年来国美大额借债，其现有债务即将触及公司债务容量的临界值，未来公司的债务融资都将受到限制，但同时，国美的公司转型刚刚开始，2016年国美在提出上下游业务合并规划的基础上，还进行诸如家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进行例如体验店等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美都需要充沛的资本注入和自由现金流予以支持。两者综合来看，高比例的债务并不适合国美现有的发展模式。债务融资可以概括分为短期债务融资和长期债务融资，国美的短期债务近些年持上升势头，从2016年的4.8%跃至2018年的48.1%。从成本而言，根据流动性溢价理论，利率曲线总是呈上升趋势，所以大比重的短期债务的确能够减少融资成本。同时，短期债务具有借债门槛低，借债速度快的特点，更容易向公司提供资本流动性。然而，现有的债务比例分配也许并不完全符合国美公司的现状。第一，近些年国美的速动比率、流动比率、现金比率以及运营资本数据都较为疲软，利息保障系数甚至小于0，这都说明国美目前短期偿债能力不佳，这时如果国美依然不减少短期债务的比率，高比例的短期债务就会引发资金链断裂的可能，从而产生运营风险；同时，国美的资产负债比从2016年的66.06%升至2018年的81.25%，也从侧面揭示了国美长期偿债能力的萎靡；第二，短期借款原本能够提高资金的流动性，从而产生新的收益，但是，国美目前利用供应商货款和短期贷款来偿还长期贷款，一旦资金运转出现问题，偿债便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总的来说，从资本结构的角度而言，国美急需快速减少债务比例。一方面，国美正处于缓慢的转型期，需要大量资本和时间来维持日常运营；另一方面，从资本获取的角度而言，首先，国美的资本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都低于资本成本和股本成本，以至于不能产生超额收益来补贴运营活动；其次，公司负债比例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高杠杆率便会产生违约风险从而引发小规模的财务困境，这也提高了公司的破产成本；如果向外融资，随着债务比率的增高，股权债权的成本都相应提高。同时长期短期偿债能力都表现不佳。2.2股利政策。国美在16年之前保持接近于40%的股息支付率，略高于行业平均值，从而吸引了一批热衷分红的稳健性投资者。在2017—2018年，因为企业转型，国美采取零股息政策，降低了国美股票对于原先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表3中股东自由现金流和分红的对比可以发现，2015年，分红总计远高于股东自由现金流，说明国美支付了超额分红以吸引股东并提升公司影响力。但分红情况和公司情况并不吻合，一方面，当年度国美的资本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都低于资本成本和股本成本以至于没有产生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作为低利润的零售行业，国美将价格战作为营销方向，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综合而言，对于2015年的国美，建议减少分红而将现金投入于最佳项目。在2016—2018年，分红总计低于股东自由现金流，资本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也都低于资本成本和股本成本而仍然没有产生超额收益，此时的零股息政策是明智的，超额的现金流量建议用于已有项目的调整中。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近些年国美不仅处于漫长的战略转型期，同时伴随着三个特点：第一，高收入，高成本，无利润或负利润。第二，内部融资少甚至为负，仍需要的高额外部融资支持。第三，自由现金流回收额低。这样的发展情况符合降低股利的背景需求。在2016年和2017年，国美都曾大量回购自由股票，在低股价时回购股票使得国美可以超低成本回收控制权，其次，回购行为也向市场释放了国美股价被低估的信号，以刺激股票需求，如图2所示，两次大型回购行为结束后，国美股价都获得了可见的提升；最后，国美也在利用回购行为创造接管壁垒，在市场中，低股价股票容易被做空，而对于当时的国美股票，在股票市场内投资者做空行为自然也比做多行为更加频繁，国美理应抓紧回购来实现反收购，如图2所示。如图3、图4所示，通过分析国美的融资策略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从债股分析中可以发现，更大比例的资金来源于债务融资，从国美的现实情况分析，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出于成本考虑，另一方面，国美现今股价被低估，股权融资不仅获得资金较少，而且会丧失公司控制权。第二，从债权内部比较，银行贷款比例低于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的比例。对于国美这种体量的公司，银行贷款成本更低，筹资速度更快，国美2016年提出“家生活”理念并推动全公司转型，短时间需要大量流动性强的资金以支撑，银行贷款自然是更好的选择。第三，国美融资来源较为单一。近几年来国美的筹资模式还仅限于普通的直接融资：普通股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以及以商业银行为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并没有通过多重融资手段实现风险分担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控制。从国美的管理层架构以及商业框架的角度来看，这其中也许有个别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第一，在近几年中，国美的董事会成员名目变化较小，整个领导层长时间处于相同配置会大大降低公司决策的全局性和有效性。第二，现阶段国美使用的商业策略较为激进。从2016年开始，国美从横向试图将业务开展到家装等相关产业，纵向试图将市场从一二线城市下沉到四五线县镇，在自身账面已经不获利的情况下采用两种扩张同时进行的商业策略过于激进。第三，2016年国美选择发行5000百万普通股来完成对艺威发展有限公司的收购，而不是像往常选择用留存收益或者债务完成收购，这大大增加了收购成本。第四，国美所在的家电零售本身处于低利润行业，但近些年为了加强客户黏性，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国美与苏宁、京东频打价格战，这会影响公司的健康稳定增长态势，更会因为逐利厮杀而忽略了对产品品质的掌控，导致服务品质陡降而使自身品牌受损。

3结语

(1)从资本结构维度分析，国美近几年破产成本高于行业平均值，建议减少债务比率，同时控制短期债务的比例。可以尝试股权债券互换来缓和债务危机；出售部分低收益资产或运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进行债务置换；将门店资产证券化，因为门店资产证券化不会扩大负债规模，还能提高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并增加现金流，融资成本相对较小。(2)从股利政策的维度分析，国美的现行股利政策符合其生命周期规律，建议继续保持低股利或零股利政策；而国美现有股价处于低位，建议利用超额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来重新回购股票以回收控制权。(3)从融资战略的维度分析，国美现有的融资策略过于单一，建议尝试可转换债券等多元化筹资工具：现今国美存在负债压力，公司价值也被低估，如果发行可转换债券，既可以享有低票面利率的好处，也避免了因债权融资而造成负债压力后增加的风险。同时，由于股票处于低位的缘故，投资者并不会急于将债权转换，而这种延迟性的股权在现阶段并不会稀释公司的股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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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彤.传统零售企业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策略研究——以国美为例[J].老区建设,2017(20).

金融战略范文篇8

1.金融人才数量与质量现状。目前上海与世界上一些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在很多指标上均有较大差距。但是，最令人担心的差距还是在人才方面。从总量规模上来说，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从事金融业的人口达10%以上，而上海只有1%。纽约拥有77万金融人才，香港有35万，而上海不足20万。从质量和结构上看，上海基础金融人才总体来看还是供大于求，但高层次尤其是关键岗位的金融领军人才极其缺乏，主要表现在金融新产品开发、风险控制、营销管理、大额资金管理和保险精算等领域。既缺复合型人才，又缺相关专才；既缺理论人才，又缺实务人才。仅以国际公认的注册金融分析师为例，美国目前有25000名，香港、新加坡各有1000名，而上海才几十名。金融人才缺口超80万。目前金融人才市场的状况是：一方面金融人才缺口达几十万；另一方面却是大量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2.金融人才培养状况。目前，上海金融人才的培养体系主要来自各高校、商学院、银行系统以及民办金融学校，其中又以高校创办的金融或者经济学院为主。如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上海交大的经管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的商学院以及金融与统计学院、上海大学的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等，银行系中最为典型的是上海金融学院。上述这些机构，仅仅培养的是中低层次的金融人才以及管理人才，真正最后成为高端人才的凤毛麟角。

3.金融人才需求趋势。调查显示，中资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才2003年～2005年近3年的平均流失率在5%以下,而高级专业人才近3年的平均流失率则在5%～10%。这两类人才的流动去向都大致为同行外资、港澳台资企业或者同行中外合资企业。2007年4月，东亚、渣打、花旗和汇丰四大外资银行在华正式亮相，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各境外银行和境外投资机构厉兵秣马抢滩中国。随着金融机构的扩展，这个庞大而新兴的行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一轮竞争——人力资源已经开始。

据一份外资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35家外资银行将有7家预期雇员会在2008年以前增加50%，13家银行预计将以两倍的速度增长。东亚、花旗、渣打、汇丰在最近两年内至少增员1000名以上，汇丰银行则表示95％的员工将来自本土。据上海期货同业出具的数字显示，目前2007年仅浦东期货师缺口至少在1万名以上。

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上海最缺的是银行家和金融家，特别是既懂国内金融又懂国际金融规范运作的金融人才和专门人才，如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投资管理分析及决策人才，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活动和金融创新，需要大批合格的金融监管人才。二、上海金融人才资源开发展略研究

针对上述形势，上海应加快进行金融人才开发，形成金融人才开发战略。

1.高级人才跨国培养与引进战略。在高级人才方面，建议先进行内部培养，制定跨国培养战略。这一方面有利于形成金融业内部良好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自己的人才竞争优势。目前，国内高校在高级金融人才培养方面能力还不足，上海可以学习纽约、东京等世界著名金融中心的人才培养经验，与世界著名金融中心建立金融业高级人才联合培养计划，把上海具备潜力的中高级金融人才送到世纪著名金融中心实际锻炼、联合培养。

2.校企共建战略，提升金融人才教育模式。目前，国内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专业化的财经院校和其他类高校共存的格局。专业化财经院校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的模式总的来说比较注重理论、缺乏实践，特别是缺乏国际经验。培养出的毕业生难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业界和教育界的脱节造成的。因此，要建立起能够促使各类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教育相互合作的互动机制,防止教育培训与人才使用相分离、相脱节的现象发生。金融教育机构要与人事部门、用人单位密切协作和配合,形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做到人事、培训、使用一体化。校企共建，一方面可以让高校及时了解金融单位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让高校人才及时、稳定地获得实践机会，这样有利于培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应用型人才。

3.金融人才再培训战略。针对目前企业不重视在岗人员培训的现象，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应要求各金融单位建立系统的金融人才再培训计划，并定期上报、检查，开展培训。这不仅有利于解决招聘和引进人才水土不服问题，也有利于从整体上建立金融企业内部的人才职业发展计划，对提高已有人才整体能力形成激励作用。首先，要加大教育培训投入,通过多元化的培训筹资途经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其次，要制定合适的培训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超前性、预见性培训。第三，人才培训要讲究投入与产业的效益,就必须有针对性进行适应性培训尤其是进行新业务、新知识、新技术、新制度等内容的培训;同时应摒弃形式主义的考核办法,推行培训与考核相分离制度。

4.金融人才市场开发环境战略。首先要实现金融业从业人员的资格化、职业化和社会化，建立职业化的银行家队伍。其次，要建立综合的、具有竞争性的激励机制。根据金融人才市场行情制定薪金政策，逐步推行年薪制。第三，加快推行人才资本化,采用股票和期权等长期激励方式，鼓励个人持股，实行期股奖励。第四，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制度建立，进一步拉大级差工资，增强对中高层次金融人才的激励和吸引力度。第五，建立健全金融人才，特别是要建立中高级金融人才的开发使用机制。建立健全中高层金融人才，特别是银行家的生成、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内部人才流动机制、建立健全职业发展机制和选拔考核机制，形成良好的用人环境。

参考文献:

金融战略范文篇9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提出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四国陆地总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2012年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印缅孟次区域包括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在内，陆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亿。次区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区和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孟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三大市场融汇地，联动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价值、地缘区位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学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学者的策划下，1999年昆明市举办了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以非正式官方交流为主。从空间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视角，中印作为两个大国和大市场，尽管共有边境线较长，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选择恰当区域开辟狭长的安全缓冲区和经济交往区，并依托本国的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园区建设、商贸旅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促进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缅甸、孟加拉等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区域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缅孟四国，因此该区域称之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近年来，中印缅孟四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相互贸易、投资等不断增加，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5月，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达成一致同意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倡议建设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这也标志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1.以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基本条件;2.互补性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相互贸易需求，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线的产业园区各具优势，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聚明显;4.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在内的互联互通便利;5.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增强中印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6.提升对缅甸、孟加拉的投资水平，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能源优势。

(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后，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下滑，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拉动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贸易额由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4.7亿美元，同比减少10.1%，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因此，两国都迫切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出口市场，遏制出口贸易下滑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此背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面临加快西向和西南向开发开放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同时，印度也面临东北部和北部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缅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有所作为。可见，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符合四国的共同利益，次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也将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方政治互信。长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稳定，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民间往来十分频繁，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加快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以此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改善，但领土边界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制约了两国在更多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四国扩大经济合作范畴，以此为根基不断增强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见，从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入手，巩固全方位合作关系，对中国进入南亚进而连接西亚和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意义重大，对中国出海口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影响深远。第三，有利于资源技术互通，增进各方国民福利。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区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力等方面各具优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建设将推动各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贸易投资往来，对促进次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物质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见，建设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带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发展，对开发亚洲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加快次区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二、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跨境区域金融合作需要核心国家的主导和推动。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中国和印度是主导力量，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加以推进。SWOT分析法以系统分析方法为基础，全面分析主体所具备的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和面临的外部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并按照矩阵形式排列，加以综合考量，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结果见表1。

(一)优势

1.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优势。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市场容量等方面积累了明显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工业制造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对IT产品服务、资源、能源、农产品等的巨大需求;西南地区也逐步成为开放前沿，并通过国内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中国西北、中原地区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因此，基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将连接到全国的大市场和大工厂。2.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优势。空间可达度是跨境经济合作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条件可以有效提升空间可达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态势明显，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加强，客观上为中国西向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交通、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为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在金砖联盟、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框架也积极支持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3.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优势。中国西南地区在大力发展边贸、执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基础上，经过多年来的大胆试验，沿边开发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格局。2011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昆明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12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云南瑞丽、广西东兴、内蒙古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2013年11月21日，人民银行等11个部委办联合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些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政策优势正逐步转化为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势能。4.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优势。中印缅孟经济、文化、思想交流源远流长，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和制糖等传入中国;同样，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传入各国。近年来，在云南省政府和有关学者推动下，1999年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召开并签署“昆明倡议”，该论坛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6月，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南亚各国商务部门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期间举办了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系列活动;2013年12月在云南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举办的中国缅甸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已经成功举办13届。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四国在贸易投资、交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二)劣势

1.缺乏国家层面的长期支持和推动。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虽然在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倡议发起，但仍缺乏实质性进展和政策性支持。由于金融合作的复杂性高于经济走廊建设，就西南地方省份而言，金融顶层制度供给缺乏自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跨境金融机构合作和人才培养有待突破，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有待进一步放开。现有政策和基础难以满足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高要求，反而将制约经济走廊建设。2.产业梯度和互补性不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竞争力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为基础。中印缅孟次区域尽管在产业结构和贸易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产业相似度仍高于互补性。以中印为例，印度对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其原因是印度缺乏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中国的机械、电讯、化学产品在印度市场优势明显，出于考虑保护本土产业的目的，印度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需要四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互补性。3.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投资的力度不够。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能否取得实效需要落实在微观主体。目前，中国仍缺乏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和赴印度、缅甸、孟加拉投资的全方位政策措施保障，投资壁垒、出口企业融资、对外投资企业最惠国待遇、对外投资汇率变动避险、政治风险避险等关键问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机会

1.全球金融危机为次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从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实践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稳定，有利于抵御外部金融风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盟陷入债务危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人民币始终保持升值态势。吸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印缅孟次区域各国对于加快地区金融货币合作、推动地区金融一体化初步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的信赖，为中国西向金融开放和人民币次区域国际化注入了强心剂。2.印度、缅甸、孟加拉迫切需要新开放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经济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缅甸和孟加拉而言，如何有效利用中印两国的大市场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对于印度而言，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和开发开放印度东北部广大地区也将为印度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可见，四国都有扩大对外开发开放的迫切需求，为中国推进跨境金融合作提供了机会。3.中印两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机遇。2013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建立总额1000亿美元的紧急储备机制，旨在加强多边金融合作与协调。201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上，金砖五国领导人经过非正式磋商宣布已就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达成初步共识。由中印两个大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将有利于缅甸和孟加拉参与到次区域的金融合作中来。另外，中国—东盟自贸区业已建成，中缅金融合作也已具备良好基础。

(四)威胁

1.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掌控着全球金融话语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足以扰动全球实体经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地位未根本动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仍缺少话语权。WTO和主要国际贸易多边框架仍然由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中国和印度在内的WTO成员国有被边缘化的趋势。2.区域内政治、领土、民族、宗教等关系复杂。国家战略定位是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一旦某国战略改变势必影响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双边关系中，中印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其他双边和多边关系也不容忽视。由于该区域内复杂的政治、领土、民族、宗教关系问题，稍有不慎可能影响到各国战略定位，威胁次区域经济合作。3.区域外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介入。中印缅孟次区域是难得的投资热土，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日本等国的资本和技术竞相进入次区域。从政治上来看，美国、日本、欧洲在对华政策上一贯喜欢打“印度牌”，近期也将缅甸和孟加拉牵涉进来。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中印缅孟次区域已经成为主要世界大国的角力场，对中国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

三、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实现路径

金融合作是金融国际化背景下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和高级阶段。从长期来看，各方应致力于消除区域内高额的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建成自由贸易区，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致力于消除区域内投资障碍，实现区域内国民待遇，促进投资便利化;致力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生产协调，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和贸易互补性，提升产业协同化水平;致力于区域内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贸易自由化

当前，WTO谈判进展缓慢，功能逐步弱化;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多边框架也大有取代WTO之势。为避免被边缘化，中国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开展谈判争取早日加入，另一方面应积极构建自己主导或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多边框架，中国—东盟自贸区、金砖国家联盟等是中国构建多边框架的重点合作区域。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印度是金砖国家，缅甸是东盟成员国，具备成立多边框架的基础。因此，加快建成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FTA)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在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路径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短期:一是中印缅加强在WTO多哈回合、中印加强在金砖国家联盟、中缅加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及双边场合涉及贸易问题的协调。二是开展区域贸易安排(RTA)谈判，加快建立有效的区域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加强各国标准、认证、检验、检疫以及各国贸易救济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四是扩大边境地区开放，扩大边境贸易。长期:一是结合RTA进展，适时组织开展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谈判。二是逐步消除贸易壁垒，推进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三是整合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联合打造“中印制造”的最强音。

(二)投资便利化

中国和印度作为该区域的两个核心大国，投资潜力同样巨大。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满足各国企业在扩大国际市场、提升技术水平、获取资源和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各国在产业结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直接投资有利于各国竞争优势的发挥。在推进中印缅孟投资便利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宏观层面:一是完善商业信息交流机制，加强相关贸易、投资政策的信息交流。二是互派贸易和投资促进团体访问，为强化各国经贸部长级会议、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紧密联系提供支持。三是了解各国法律法规，提高贸易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共创良好的投资环境。四是扩大在展览会、博览会等贸易和投资促进平台方面的合作，增加企业交流合作的机会。五是加强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微观层面:一是允许符合共同标准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各国互设分支机构，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到次区域国家发行海外债券。二是推进次区域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三是采取全面保障措施，鼓励成立对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支持国内企业和国内资本到孟印缅投资。四是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五是推动开发性金融在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中的投资参与。

(三)产业协同化

产业协同效应是指原料、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等基本生产要素和供应、生产、销售、研发、服务等核心生产环节密切配合、结构合理、分工科学，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协同效应有集聚协同和分工协同两种类型。本轮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以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特别是印度面临经济下滑压力，对国内制造业多加保护，因此对中国矿产、机电等多个领域掀起贸易救济浪潮或严苛征税。这主要归因于各国产业结构上的相似性。当前，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引致生产领域的深刻变化，中印缅孟次区域面临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竞争，强化次区域合作有助于在适度竞争环境中提升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推进中印缅孟产业协同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促进区域内资源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中印缅孟次区域在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方面各有优劣势，需要各国加快要素市场建设和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实现资源、技术、人才、资金共享，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条件，加快次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区域内自然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深化贸易合作，促成产业分工与协同。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和互补发展。中印缅孟次区域必须强化错位竞争及互补合作，沿经济走廊建设互补性强、市场定位清晰、布局合理的产业园区;协调产业发展政策，提高各国产业互补性;推进产业以经济走廊的园区为核心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吸引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向各自优势产业聚集。

(四)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