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平范文10篇

金融公平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公平经济效应

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公务员之家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金融公平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公平经济效应

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金融公平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公平经济效应

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二、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三、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金融公平范文篇4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驱动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能够获得公平和必要的金融支持。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是促进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体系基础薄弱，并呈现浅化和弱化发展趋势，成为制约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面对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许多学者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现状、深化策略、服务创新、体制改革、立法完善等进行了多维度探索，以寻求破解对策。但很少有成果从发展权视角对此进行研究，更没有成果提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从发展权理论研究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及其破解对策，是深刻认识到问题产生原因和破解对策的重要路径。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的提出，有利于明确国家保障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责任，促进民族地区金融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以消解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提出的理论基础

(一)发展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母体性权利

发展权被誉为第三代人权的核心，是人权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拓展与新发展①。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的《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报告，首次提出了“发展权”概念。1970年，塞内加尔法学家凯巴•姆巴耶在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指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1］，首次较为深刻地阐述了发展权的基本内涵。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条就发展权内涵作出了全面阐述:“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再次肯定了所有人享有发展权。从主体来看，发展权不仅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定社会群体的集体权利和一项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2］。就一国内部来看，保护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应是其主要内容。发展权为实现个体、团体和国家的公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整体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但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新世纪初，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地区发展公平。西部问题主要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在以货币化、信用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效金融机制通过作用于社会资本形成能力而最终传递到整个国民经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3］。金融权利是关系到民族地区及其公民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权利。作为弱势区域的民族地区，其金融权利更是应得到倾斜性的保护。从提高民族地区整体发展能力来看，保障其金融发展权利是更为关键。从作为集体权利层面上的发展权来看，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提出，符合发展权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目标。

(二)实质公平: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伦理基础

实质公平是以追求结果公平为基本内核的公平观，其在承认主体存在差异性基础上，将内容和目标的公平性作为着眼点［4］。市场经济消除了按身份配置资源的不公平，这对解放生产力，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自然禀赋、经济实力、历史传统、发展机遇等因素的影响，主体差异不可避免。对所有人无差别地平等对待，有利于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但也使主体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成为加剧不公平的推手。市场竞争中的大量弱势群体由于不具备足够竞争能力而无力消受这份“公平”，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部分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分裂和对抗，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5］。形式化地推崇公平必将造成强者与弱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就提出了克服形式公平内在弊端，改革传统公平理念的诉求。新的公平观———实质公平应运而生。实质公平在承认主体差异客观存在基础上，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主张在对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基础上适当赋予弱势群体相对特权和倾斜性保护，以实现发展结果的相对公平。实质公平并非追求平均主义，而是在形式公平基础上，对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给予必要关怀，以缩小主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发展机会和制度的不公平，是造成民族地区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采取了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向东部地区实施倾斜性扶持，以利用其发展优势，形成经济发展的合理梯度，以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但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偏重于经济效率而对区域发展公平关注不够，使得区域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加剧。面对逐步扩大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发展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对民族地区发展给予倾斜保护和重点扶持，既是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需要，也是践行保护弱势区域，促进社会公平发展伦理的要求，实质公平观为国家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给予倾斜保护和特别扶持提供了社会伦理的支持。

(三)普惠制金融: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提出的金融理念基础

为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或称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6］。普惠制金融概念源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农村金融政策普遍失败背景下，以服务于贫困或低收入群体的小额信贷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普惠制金融以向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人群和弱势地区提供必要金融服务为理念，使排斥于基本金融服务之外大量中低收入群体能享受平等的金融发展利益，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消除贫困地区金融抑制和金融落后状态。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效率低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为民族地区企业与个人等提供必要金融服务，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必要金融支持而陷入恶性循环。普惠制金融理论突破了传统金融营利性理念的局限，彰显了公民获取正当金融利益的基本权利属性，为民族地区及其公平获取平等、基本和普遍的金融利益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家对作为弱势区域的民族地区的金融基本权利给予特别保护，符合普惠制金融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发展的落后，很大程度是由于发展机会和成果区域分享不公平造成的。保障民族地区发展得到必要的金融支持，是促进民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公平发展的基础。如2006年，东部各项贷款占全国比重61%，而西部民族地区仅占13%，加之东部资金边际效率要高于民族地区，导致民族地区资金外流，造成民族地区资金短缺而无力支持民族地区建设［7］。普惠制金融理论为民族地区获取基本金融服务和公平分享金融发展利益提供了金融法理支持，确立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概念提出的金融法理基础。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普惠制金融理论在发展权和实质公平理念辐照下的结晶。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的提出，为有效破解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提供了新路径。

二、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含义和内容

(一)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含义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依托发展权而存在，是发展权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化。一般认为，发展权指人的个体与人的集合体参与、促进并享受相互之间在不同时空限度内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8］。作为弱势区域发展权的民族地区发展权，指民族地区及其公民要求国家及其他主体保障其参与、促进和公平分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全面发展所获利益的基本的集体性人权。相应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可定义为:民族地区及其公民所享有的要求国家及其他主体保障其参与、促进和享受金融发展状况和结果的基本人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民族发展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基本性。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保障其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的基础。基本权特征决定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根本义务主体是国家。2.平等性。所有民族地区及其成员平等享有实现其发展所应具有的基本金融权利，不因身份差异等而不同。3.共享性。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主体包括所有民族地区及民族地区所有公民，其基本理念在于公平分享金融发展权利，实现主体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4.集体性。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公民要求国家或其他主体满足其发展权所必需的金融权利的基本人权，主要作为一项集体的、团体的基本权利而存在。

(二)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基本内容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作为弱势区域的民族地区所应享有的获取公平金融发展机会和结果的基本权利，其包含五项基本内容。1．获取基本金融服务的权利。指民族地区具有获得金融机构必要服务和享受基本金融产品的权利。孟加拉乡村总裁尤努斯教授曾指出:“信贷就是人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9］(12)。只有保障民族地区及其公民具有获取基本金融服务的权利，才能保障其公平参与经济发展及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2．参与金融发展的权利。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指民族地区有权以集体方式表达其金融意愿和要求，并有权要求国家以法律或政策形式予以确认和保护，如民族地区有权要求国家提供专门的民族地区金融政策，制定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法规等;在微观层面，指民族地区成员有权参与具体的金融活动，以便利其融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包括民族地区成员有权使用银行体系，参与保险业务、证券融资业务等一系列金融发展的权利。3．促进金融发展的权利。指民族地区有权通过参与金融发展，推动和促进金融创新，并有权将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金融创新活动纳入国家的金融政策或法律体系，使之制度化。促进金融发展权利要求国家充分尊重民族地区人民的金融智慧，鼓励其金融创新，以有效解决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特殊性问题。4．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指民族地区有权公平分享国家金融活动的一切成果，包括金融设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等，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是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地区要求国家保障金融发展能力，公平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基础。基于自然禀赋、历史状况、经济水平和区域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相对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在享受金融发展成果能力和现状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国家保障民族地区公平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是加速其发展的关键。5．获得金融发展扶持的权利。指民族地区具有要求国家或其他主体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和帮助其金融得到优先和快速发展的权利。民族地区与发展地区金融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在金融权利实现上与发达地区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发展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和弱势个人提供缩小与强势群体及强者间差距的机会［10］。为保障民族平等和民族地区公平，就有必要给予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特殊条件和必要扶持，保障其金融得到快速发展与不断深化，缩小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差距。

三、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实现的国家保障责任

(一)国家是实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根本责任主体

《联合国发展宣言》明确指出，创造有利于各国人民和个人发展的条件是国家的责任;第八条更是对国家保障所有个人发展权利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金融发展权是民族地区公民的基本人权，义务主体为国家。将国家确定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根本责任主体基于以下三个原因。1．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宪法性权利属性决定其应由国家负责。宪法权利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性质的权利，它们是宪法制定主体———人民通过宪法这一契约形式来肯定的政治国家必须向公民承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和福利保证［11］。金融发展权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属于少数民族的宪法性权利。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是国家存在目的，也是国家获取公民认同的基础。只有国家积极履行基本义务，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才能确保民族地区基本人权实现和民族地区公平发展。2.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其只能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非排他性和公益性的特征，以追求营利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私主体，一般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而以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发展需要为基本宗旨的政府，也就成为公共产品提供的必然主体。以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基本人权和促进区域公平发展为目标的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无疑属于基础性的公共产品，所以应当由国家依法保障实现。获得基本公共产品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应有之义。国家保障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使公民有权享受公共产品的宪法性权利的要求。3.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基础性地位决定其只能由国家保障。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工具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能力，影响到民族协调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民生利益实现等重大问题。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关系到整体性、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基本权利，决定了其无法由私主体提供而只能由国家来保障。

金融公平范文篇5

一、传统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反思

尽管我国金融法远未到达统合立法阶段，但以不同金融业别为区分的分散立法之中也存在着体系化的联系。有学者将金融法分为金融监管法和金融交易法，①认为金融法调整纵向的监管关系和横向的交易关系。也有学者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将金融业的国家协调关系细化为金融市场规制和金融调控，进而确认金融法的体系包括金融机构组织法、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和金融经营法。②理论上的体系化分类为我们对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分析提供了路径和方向。笔者尝试遵循理论体系的路径对金融法的运行进行检视，发现金融法制度的设立和运行无不呈现出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而展开的特征，并且由此形成了政府部门及大型金融机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利结构。尽管金融法制在努力追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调和，但却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以下需要我们反思和检讨的问题:

首先是监管中的行政主导色彩。通常而言，金融监管包括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政府监管主要是由具体负责某一具体业别的监管机构依据其行政权限所实施的监管，而自律监管则是由该金融业别的市场参与者所组成的行业协会所实施的监管。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业协会往往受到该行业的监管机构掣肘，易言之，政府监管已然凌驾于自律监管之上。甚至是金融市场上纠纷的解决，行政权也处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强行政弱司法的诡异态势。事实上，对于金融市场主体及其活动的监管既非政府监管部门一己之责，亦非其力所能逮。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处在金融市场第一线，相比政府监管部门而言能够更加直接地发现违规行为。在行政主导的金融监管之下，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其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进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其次是交易中的营利至上理念。市场化的金融活动以营利为目的无可厚非，但是由于金融法权利结构的错配，造成了金融资源的畸形配置以及交易主体地位的失衡，进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中形成了营利至上的理念，金融活动不再以调剂资金余缺和提供金融服务为宗旨，而是陷入了一种片面地追逐利益的怪圈。这种营利至上理念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法制的放任而形成的结构性原因。例如银行业长期存在的高利差现象，就与银行业垄断造成的信贷资源分配失衡以及利率结构不合理不无关系。③占据了市场优势地位的银行客观上获得了制度上形成的利益，主观上也积极地争取和维持这种利益，以获取超额利润。④营利至上理念另一方面产生于制度设计的缺失。如在新股发行定价中，由于缺乏对发行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规制，新股发行价虚高，上市公司大肆圈钱，中介机构赚得盆满钵溢。除此之外，金融法律制度容易被规避以及监管乏力也间接助长了营利至上理念。譬如尽管金融法制对于投资者适当性以及风险提示高度重视，但许多形式上的程序会被金融机构操纵。比如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容易在金融机构的操纵下轻易地实现规避，风险提示的过程也往往只是走走过场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又如银行理财产品虽然不允许承诺收益，但事实上保证最低收益是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的潜规则。可以说营利至上理念的形成与金融法制度的不合理密切相关，制度不合理给营利至上理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营利至上理念又进一步绑架和突破制度，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再次是调控中的管制中心主义。管制中心主义与行政主导色彩关系密切，管制中心主义是价值取向和实际效果，行政主导色彩则是手段选择，金融市场的管制依托行政权力的主导，而行政主导又不可避免地走向管制中心。管制与自由相对应，两者处在金融监管和调控的两端，经历着长期以来在加强管制的效率缺失与放松管制的秩序紊乱之间的治乱循环，⑤从金融市场监管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视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片面强调管制也并非明智。⑥但是检视我国当前金融法的运行状况，管制的痕迹依然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利率管制和市场准入管制。就利率管制而言，我国当前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及浮动幅度均有严格的控制，利率形成与维持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目的和特定政治任务，这种现象与正常的市场规律相悖离。而追问利率市场化进展迟缓的原因，有学者研究发现与金融制度的质量不无关系，制度改革的滞后影响了利率市场化的推进。⑦客观评估金融法制本身，依然存在着利率市场化的诸多制度障碍，⑧需要其完成自身进化，奠定放松管制的制度基础。⑨就市场准入管制来看，正规金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金融资源，非正规金融几无立锥之地。在金融抑制下，非正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因为当前金融法并未给非正规金融相应的合法地位，由此产生的大量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使得非正规金融处境愈益尴尬。瑏瑠过度的管制必然导致效率的低下，金融法中管制中心主义的倾向亟需得到遏制，在制度层面厘清管制与监管的分野，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以上三个问题是当前金融法思维范式的集中体现，暴露了我国金融法制存在的痼疾。也正是这三个问题降低了金融法的制度质量和绩效，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市场在先天畸形的金融法之下不仅没有提高效率，推动金融发展和市场深化，还引发了因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财富集聚与分化，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失衡与不公。深究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金融资源和权力过度集中于政府、权贵阶层以及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主体，相对应的弱势主体在参与金融市场博弈过程中的能力未能得到金融法的有效支持。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及社会转型打响攻坚战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金融法需要而且应该及时进行调整与进化，充分回应经济与社会的双重使命，有效发挥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这就要求金融法从单纯地追求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平衡转变为实现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良性互动。瑏瑡而这种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完成金融法权利结构的重构进而实现金融市场主体博弈能力的平衡。

二、法律赋能及其对金融法的启示:一种新的视角

(一)法律赋能的内涵与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发权能”(empowerment)开始成为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亦成为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政治与经济发展等实践领域的热门话语。瑏瑢在这一话语体系下，权能是一种权利或者能力，申言之是拥有或获取某种资源的能力。瑏瑣激发权能则是指通过某种途径、手段或策略，增加处在弱势地位的个体或群体的权能，包括获取处理问题和压力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等，以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瑏瑤上述途径、手段或策略多种多样，而法律作为其中一种，在激发权能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法律激发权能，即legalempowerment，通常译作“法律赋能”。根据贫穷人口法律赋能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定义，法律赋能是使穷人受到保护并运用法律来推动其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权益的过程。瑏瑥StephenGolub认为，法律赋能是指利用法律服务及其相关活动增进弱势人群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的超越传统法治(ruleoflaworthodoxy)的另一种范式。瑏瑦他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是，本意在于提升弱势人群的法律往往停留在纸面而未付诸实施，除非弱势人群自己去推动。法律赋能这种范式正是依靠弱势人群的自觉，优先经由市民社会提升他们在法律上的能力，自下而上地将个人或团体层面的需求或活动转化到国家或政府层面。也有人将legalempowerment译作“法律赋权”，但是笔者认为并不可取。理由很简单:在内容上，法律赋权仅仅停留在法律对于弱势人群权利的书面确认，而法律赋能则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权利和能力的实现;在过程上，法律赋权是对于权利的静态描述，而法律赋能则是权利的动态实现，将权利上升到了实在的能力;在目标上，法律赋权通过廓清权利范围和界限以便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预测性等效果，而法律赋能则着眼并侧重于能力的发展与提升。概言之，法律赋能的外延显然要超出法律赋权，法律赋能不仅仅包括对于权利的确认，还关注权利的实现和维护的机制。可以说，法律赋权还停留在传统法治的范畴上，而法律赋能则超越了传统法治的范式。区别于传统法治进路，法律赋能通过调整法律的侧重点和立法理念，强调弱势人群和市民社会团体的身份、能力和权力;强化与穷人的实际需要和偏好的互动而非一味侧重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关注;超越司法和行政之外更多地关注和肯定非正式司法体系、媒体、社团组织等在增进穷人权利和福利上的角色和作用;更加关注本土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非单纯移植发达国家做法。瑏瑧法律赋能的具体实现手段包括法律服务和相关活动，法律服务包括法律咨询、调解仲裁、公益诉讼、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等;相关活动是指本质上并非基于法律但能有效补充法律服务以激发权能的活动，如结社、动员以及舆论等。法律服务与相关活动相互配合，完成法律赋能的过程和实现。

(二)从法律赋能视角对金融法的审思

法律赋能概念的厘清及其内涵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通过审思法律赋能的内容、过程、目标和手段，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赋能的逻辑在于增进弱势人群的能力，促进其自下而上地实现其权益。笔者认为，法律赋能的本质实际上是对于“权利自觉”瑏瑨的追求，法律赋能就是通过法律创建一种机制，确认弱势主体的权利，并促进弱势主体认识并积极地自我实现这种权利。尽管法律赋能本是消除贫困和发展人权范畴的概念，但是从法律赋能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法，突破传统的行政主导色彩、营利至上理念和管制中心主义，激发金融市场主体自身的权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新思路。从整体来看，笔者认为法律赋能这一概念对于金融法学和金融法制有着很有意义的启示作用。我们认为，要实现前文中所提到的调和金融市场主体博弈能力，重构金融法权利结构，可以适当借鉴法律赋能的逻辑，对金融法的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首先就是在制度建设上，我们需要的是基于政府和机构的金融法，还是基于消费者的金融法。也就是说金融法作为调整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规范，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制度逻辑，这种逻辑主要表现为以什么作为制度设计的落脚点。具体而言，就是金融法应该坚持“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法制一方面在坚持行政权力作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核心要素，以政府的行政力量主导市场监管，实施强有力的金融管制;另一方面受到金融机构的游说与绑架，确认并维持着金融资源配置的畸形格局，以利于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金融机构获取高额利润。这两方面的表征无不反映着“权力”在金融法制构建中的基础性地位。尽管金融消费者保护是金融法的目标之一，并且金融法也通过构建了各种制度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但缺乏实效的制度并未改变我国金融法制基于政府权力和机构利益的现状。在法律赋能的逻辑下，法律赋能关注弱势主体的“权利”的确认和实现，其前提就是对于弱势主体权利的确认，目标是弱势主体权利的维护，权利是法律赋能的起点和归宿。在这一逻辑下的制度建设必须以“权利”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认为金融法的制度建设也应当基于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毕竟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行政力量的参与介入，都是着眼于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才是金融市场的根基，金融法也应当是基于消费者的金融法。但是在金融市场上，相比于政府和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金融消费者在市场进入、金融资源的获取、金融福利的分配上均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就需要金融法基于弱势的消费者利益，确认并维护其应有的权利。因此，金融法应当避免将目光过度集中在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的权力配置之上，而应更多地关注在金融交易中市场主体的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次是在权利实现上，我们到底是要坚守还是扬弃金融法中的父爱主义倾向。法律父爱主义表现为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其根源在于法律对人的认识由经济理性人假设转向弱势、非理性人的假设。瑏瑩金融法中的父爱主义正是基于金融市场主体的自发性和逐利性特征以及投资者风险控制能力差异而形成，并且体现为政府积极主动地介入金融市场，密切而广泛地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管制。例如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的控制、复杂严苛的审批程序、严格的利率管制等。由于市场存在着固有缺陷，需要政府通过有形之手进行国家干预，法律亦应对这种国家干预进行规制和保障，这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已有共识。瑐瑠基于克服市场缺陷和维护金融安全之目的，这些管制措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并不总是有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法律赋能的逻辑是充分尊重和认可并且主张提高弱势主体实现自身权利的能力，不仅确认弱势主体的权利，还强调通过法律构建一种提升能力、保障权益和促进发展的机制，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法律简单地进行直接干预。在法律赋能的语境中，弱势主体权益的实现不再简单地寄望于公权力的直接介入，而是着眼于弱势主体自身能力的提升。借助法律赋能的视角反思金融法的父爱主义倾向，笔者认为在当前金融市场唯利性日益突出、市场主体间能力和话语权悬殊的现实背景之下，弱势主体需要金融法用一种慈爱的眼光对其进行偏重保护，兼具严厉和慈爱双重性格的父爱主义倾向的金融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父爱主义倾向应该保持一定的限度，行政权力应当在“家长”和“守夜人”的角色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不宜过分地限制和威胁个人自治和契约自由，造成本应由市场调整的关系受到行政权力的绑架。进一步讲，金融法在调整金融市场关系时，要有抓有放，有紧有松，通过稳健有序的市场化改革和相应的配套措施，转变行政力量在金融市场中的职能和角色，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申言之，金融法应当摒弃“政府包办”的传统思维，尝试“赋能于民”，提升市场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能力。

三、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一种可能的进路

囿于传统范式的金融法长期以来一直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之间寻求平衡，但简单地在强化监管和放松监管的手段中的摇摆显然无法实现二者的均衡。金融法的研究与制度设计亟需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来调和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这一对天然的矛盾，从而提升金融法律制度的绩效，实现其应有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这条路径就是笔者一直在提倡和呼吁的金融公平理念。所谓金融公平，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各类主体不因自身经济实力、所有权性质、地域和行业等因素而受到差别对待，能够公平地参与金融活动，机会均等地分享金融资源，形成合理有序的金融秩序，并通过金融市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金融公平的内涵表现为各类金融主体能够公平地参与金融活动、公平地进行金融交易、公平地享受金融福利。瑐瑡金融市场固然追求效率，但是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能长久的。金融并非简单的价高者得，也不是单纯的富人的游戏。获取金融资源并从中分配福利是每个人都应当享受的发展权利。瑐瑢同时，金融也并非纯粹的经济活动，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瑐瑣因此，强调金融公平不仅是对人权的尊重，也是对各类主体金融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更是对于金融的社会功能的完整诠释。强调金融公平，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机会均等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是市场深化的题中之义，同时强调金融公平，使各类主体都享受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路径。金融公平目标着眼于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实现，这在过度倚赖行政权力的传统金融法范式中难以得到实现。诚然行政权力对于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难以保证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不会挤占市场主体的私权空间，从而限制私权自由。并且一旦形成私权过度仰仗公权保障的制度依赖，私权将产生惰性从而影响其自我实现，而公权也易面临滥用或寻租之虞，进而损害私权。因此，金融公平目标的实现，需要金融法转变传统范式，以金融权利为核心，确认金融市场主体权利并构建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同时，金融公平强调对金融市场弱势主体进行偏重保护，以确保其对金融资源的公平分享，这就要求金融法关注弱势主体的权利，并且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实现弱势主体的权利。在这两方面，金融公平与法律赋能之间存在着先天的联系，即金融公平的实现与法律赋能的运行相契合，在这个关系里，法律赋能的手段符合金融公平目标实现的要求，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是一种可能的进路。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是利用法律赋能的逻辑来对金融法的思维范式和制度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通过重构金融法律制度以确认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尤其是弱势主体的权利，促进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自觉，增强其参与金融市场博弈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使各类主体自身力量与行政权力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最终实现金融公平的目标。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只是金融法制调整的一种思路，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笔者尝试提出一些不全面的观点，尽量使其具体化。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进路的实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笔者只是略举一隅，以抛砖引玉。

(一)倡导社会监管理念

金融活动公平有序进行是金融公平的应有之义，金融监管应当努力满足这一要求。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是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行政监管基于行政权力自不待言，基于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也由于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而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瑐瑤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实施的金融监管在监管效果和效率上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行政权力在实施金融监管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存在着一定的欠缺，监管活动往往呈现出运动式的特点;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活动不仅频率高而且覆盖面大，单纯依靠有限的行政力量实施点对面的监管，恐非其力所能逮。法律赋能理论认为，结社、动员和舆论等相关活动均可以达到激发权能之效果。瑐瑥即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主体包括社会力量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对现有监管体系形成有效的补充。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新闻媒体以及投资者群体处在金融市场的终端，能够最直接、最贴近地接触到金融市场活动的一线，这些主体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仅仅停留在监督层面且无相关的具体规则进行调整。一旦通过金融法律制度确认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功能并将其纳入监管体系，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推动金融监管的社会化，无疑将形成一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监管力量，并使其成为传统金融监管的有益补充，极大地提高监管效率，实现更加全面和有效的金融监管，进而确保金融活动的公平有序进行。

(二)强化弱势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

由于资金、信息和知识水平等禀赋差异，金融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也各有不同，这就导致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各类主体实力悬殊。传统金融法中营利至上理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强势市场主体通过游说和绑架法律制度，确认和维持了利于其实现高额利润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不公。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强化弱势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以实现金融市场的能力平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变:(1)要对弱势市场主体进行立法上的偏重保护。弱势市场主体往往是受金融排斥最直接的对象。例如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下企业中有90%的企业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而小微企业中95%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贷款难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在信贷紧缩中小微企业往往是首当其冲的被挤出对象。瑐瑦这就是小微企业因其自身能力欠缺而引发的信贷权无法得到实现。金融法可以通过制度上对弱势主体的倾斜性保护，增加其制度禀赋以强化其参与市场的能力，提高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而促进其金融权利的自我实现。(2)要对弱势市场主体提供有效且易得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是法律赋能最重要的手段，可以有效地激发金融市场弱势主体对抗强势主体的能力，通过获取法律资源增进其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法律服务的提供一方面表现为法律救济途径的提供，即通过诉讼、仲裁和调解等法律裁判的获取来对抗强势主体。目前在金融领域并非所有的纠纷都能进入诉讼，譬如在证券侵权中只有因虚假陈述引发的纠纷法院才予以受理，而因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引发的纠纷却迟迟未能通过诉讼解决，这实际上影响了弱势主体权利的实现。法律服务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律知识的普及，即通过法律咨询、普法教育等促进弱势主体的权利觉醒，并利于其通过法律武器实现自身权利，这实际上也是投资者教育的应有之义。(3)要为弱势市场主体结社提供制度便利。弱势群体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是制约其权利实现的主要障碍，在制度上便利弱势主体的结社，确保其有序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能够提高其自身追求和实现权益的能力。瑐瑧尽管宪法确认了公民结社的权利，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宣示，并无下位实体法的有效保障，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弱势市场主体结社在制度和实践上都并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金融法制对此作出有效的回应。只有强化了弱势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才能抑制金融排斥，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确保金融发展的福利的共享。

(三)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金融公平要求各类市场主体能机会均等地参与金融活动，确保其对于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和易得性，公平地分享金融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福利。而当前金融制度对于民间金融的严格管制，一方面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受到了诸多限制，不能与正规金融同等竞争，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金融垄断格局增加了金融服务需求者的成本，降低甚至剥夺了其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这与金融公平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法律赋能的视野里，穷人的经济机会很有限，他们难以利用金融市场获取支持其发展的信贷资金。如果法律的制定、实施或执行不公平，或者法律不够完善和有效，这将使穷人除了在非正规金融中获得支持之外很难另有选择。并且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缺乏进入金融市场的途径以及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对于新兴的和潜在的经营者而言，增加对由储蓄、信贷、保险、养老金、风险管理工具组成的基本金融服务的享有权，是利用经济机会和改善其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瑐瑨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关注非正规金融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市场。因此，我国的金融法制需要确认和保障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参与权利，以实现弱势主体通过获取金融服务提升能力，从而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具体而言，首先就是要降低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准入门槛，赋予其合法地位，促使其从地下转为地上，成为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为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金融服务。其次，放松利率管制与打破金融垄断相结合，通过放松利率管制使资金成本反映市场正常的供需状况，通过打破金融垄断防止大型正规金融机构控制市场攫取垄断利润，为非正规金融留得生存空间，前者作为金融服务市场化的基础，后者作为实现真正市场定价的保障，两者结合使得金融资源的获取成本正常化、真实化。再次，合理界定非正规金融的边界，廓清合理合法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与利用金融手段实施危害金融秩序或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之间的界线，防止非正规金融活动被不合理地认定为违法行为。

金融公平范文篇6

如何规范理论认识，充分发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公平的功能作用。本文拟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其原理、功能、制度载体的构建模式、运行方式等问题，展开理论的比较和分析，为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的科学构造提供思路、方法；并且从金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机制融合，为政策性金融的功能重构提供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通过政府信用、政策导向和金融资源配置，政策性金融能以低成本和长期信贷的优势，有力扶持“强位弱势”群体淤的发展。但其在阐释政策性金融的财务可持续性时，往往会强调“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所持的风险补偿观点较难令人信服。相反，主张政策性金融改革的观点，则更关注政策性金融的制度载体———政策性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他们认为政策性金融存在经营机制问题，应改革其传统的委托体制；而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更高阶段，能保证机构经营业绩，且是市场建设的“开路先锋”。本文认为，对于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功能定位，以及配套公共政策的机制保证，是深化政策性金融制度改革的基础。即在保证政策性金融服务目标、服务宗旨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政策性金融自身的经营效率，在实现政策目标，达成金融公平的同时，也实现金融效率的积极提升。下文即从理论基础、功能作用和实践证据等诸方面展开比较分析，以证明政策性金融功能重构的公平、效率目标是必须、必要，并且是可行的，能够共存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框架之下。

三、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

政策性金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安排，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和需求广泛的业务对象群体。目前，我国经济金融的转型升级，遭金融排斥的“强位弱势”群体，小微企业、低收入者和“三农”发展等，无不对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提出了内生需求。为何商业性金融业务不构成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替代关系于，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合作？为何开放性金融并非政策性金融的高级发展阶段，而只是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整合形式？这需要首先对政策性金融的理论背景进行厘清。以金融功能的作用机制为视角，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涉及经济金融、金融风险管理和普惠金融等多个领域。

1政策性金融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是通常金融业务中的“强位弱势”群体，其所面对的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Hellmanetal，1997），因此针对市场无效部分，政策性金融在不与商业性金融进行业务竞争的前提下，面向特定群体，提供低息贷款、承担担保保险责任，通过特殊金融安排可发挥资源配置导向的作用。同时也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强位弱势”群体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完全，使得“强位弱势”群体更易受到信贷配给的约束（Stiglitsetal，1981；Besteretal，1987）。由于“强位弱势”群体或处于国家战略经济地位，或关乎国计民生重要部门、关乎社会公平，因此其消费的金融产品就不同于“私人产品”，而是具有了“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公共产品的生产存在着市场失灵，其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这就为政策性金融的进入预留了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资源配置目标上政策性金融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合理性，而不主要是经济有效性，这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是无意也无力承担的。因此，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商业性金融功能，二者的协调合作对我国整体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政策性金融的风险管理。与商业性金融不同的是，人们对政策性金融的研究会较少关注其风险管理问题。但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际运营来看，实则不然。政策性金融作为金融业务形式，天生就必然需要面对收益风险的权衡问题。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发挥其金融功能，发挥宏观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就必须要解决与金融风险管理相关的资金来源、项目选择、风险识别控制，以及自身经营管理机制等问题。更进一步地，政策性金融要发挥金融协调职能，实现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统一，发挥政策性资金的杠杆作用，也必须从风险分担的视角来重新设计其金融实现的内容与形式（贾康，2011）。

3政策性金融与金融普惠。金融普惠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更易获得金融资源配置），也增加了社会生产性投资（如教育和创业）的机会。相反，若缺乏金融普惠，则不仅会导致金融不公平，收入贫富差距难以消除，最终也必将拖累经济发展，降低商业性金融的金融效率（Demir原guc-Kuntetal，2013）。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时期，市场机制仍不完善，经济发展差异大，结构性矛盾多，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这些都决定了政策性金融在我国必须发挥金融公平与金融协调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金融普惠发展，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盂（白钦先等，2010）。

四、政策性金融功能与资源配置目标

政策性金融可以看作是财政与金融的某种结合，但不同于无偿拨付的财政，也有别于利润优先的商业性金融，其对资源配置的回报要求是：有限、有偿。即在基本投资收益的前提下，保证对金融资源的回收。这一有些矛盾的原则要求，往往会让政策性金融陷入资金预算的“软约束”。在改革“转型”时（如政策性银行）又容易矫枉过正，过度追求“市场化”目标，利用政策优势来进行市场竞争。这让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与弱化，偏离了它本来的宗旨及目标。有学者指出，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核心是对“强位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是对社会经济合理性目标的满足；支持战略性、重点项目，实现金融排斥的金融公平。财务盈利并非不重要，但要权衡政策目标的社会价值、项目风险以及对于风险的分担。

1地方政策性金融的经营特点及其功能表现。事实上，如果从地方金融的成效来看，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作用（包括能力及其效果）仍是较为有限的。以浙江省为例，归纳了省级政策性金融的若干经营特点。可以看到，在地方金融中政策性金融也是以战略性重点项目作为其主要的金融支持对象，政策性银行的经营业绩稳中有升，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但相比较其宗旨与目标，仍存在明显差距：（1）虽支持了战略、重点项目，但覆盖面较小，中长期贷款投放的行业占比仍不足20%；（2）支持的项目常常是国家、省、市重点项目，或有国有经济背景，或为行业龙头企业，真正“强位弱势”群体仍难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3）政策性金融的机构数量（包括机构设置）相对缺乏，资本金和资金来源较为有限，业务上的竞争机制榆更处于“空白”；（4）和商业性金融一样，政策性金融虽创新了各项“债权保障”措施，但针对政策性金融的风险分担机制却仍未形成；（5）“三农”、低收入者和小微经济，仍是金融支持最薄弱的领域，弥补商业金融缺陷的金融公平仍难实现。

2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目标———效率或公平。图1是政策性金融与中长期贷款投放的增长率对比，图中两条增长率曲线的走势变化较为一致，但政策性金融的贷款增长率相对更为平稳，具有一定逆周期、稳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这一对比说明：（1）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资金投放具有较大相似性，二者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其效果要大于两者间的互补关系。（2）政策性金融的中长期贷款在有助金融公平的同时，也有助于长期的金融稳定。从贷款投放地区来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也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将贷款投放地区划分成浙江省的11个地市（顺序为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和舟山），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的地区贷款投放进行了对比。中的曲线变化关系说明，二者在贷款投放上具有相似的地区偏好。这也意味着，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完成了与商业金融相接近的职能，在金融资源充沛的地区投放了更多的金融资源。受到金融排斥的“弱势”地区“、弱势”项目和“弱势”群体，实际更难获取政策资金的支持。3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协调。通过贴息、信用担保、银团贷款，或银政企融资平台等方式，政策金融能吸引商业金融和聚合社会资本，发挥金融协调功能，实现银行资金和民间资本的联合、共赢。其中，“政策引导”与“风险共担”是政策金融制度的关键。然而，限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实际较难承担起金融协调的职能。比如2011、2012年度，浙江省政策性银行完成的银团贷款金额分别只有8亿和2512亿，占贷款总额的比率也分别只有03%和079%。

五、政策性金融的体系和功能重构

如上文所述，我国政策性金融实现功能重构的关键，在于“制度和体系”，而不在“制度载体”本身。从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实践历程来看，指望几家股份制的企业实体承担起全部的社会金融职能显然并不现实。从金融公平和金融效率的目标出发，本文为我国政策性金融的体系和功能重构提供如下的发展思路：

（一）通过金融合同和融资模式创新，实现政策性金融的风险分担

提倡通过股份制、基金和共同出资等形式，为政策性金融的项目进行融资，或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担保、保险、支付结算等）。资金的来源应多元化，由借款人（提供担保）、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以此形成激励相容和风险共担的机制。

（二）引入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机制，打破业务垄断

政策性金融的改革应以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为首要目标，而不是去维护政策或业务的权威。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机制，来选择确定最具经营优势和金融效率的业务承担者，打破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垄断。

（三）鼓励组建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形成地方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推动银行网点、中小银行和信用担保机构的设立。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及条件，为地方金融生态的形成培育成长沃土。通过政策性业务的分账管理、单独核算，整合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成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使之不仅能政策性业务，而且能为金融风险的防控提供便利条件和灵活手段。

（四）公共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主导

通过制度建设或立法约束，保证公共财政对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资金支持，向业务经办机构提供直接的贴息、财政贷款或定期的资本金补充。鼓励地方政府在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明确政策目标、筛选监管项目和制定风险补偿的办法。通过发挥政府信用优势，搭建融资合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合作。

（五）由被动选择项目转向主动项目推荐

金融公平范文篇7

关键词：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互补性;效率;公平

党的十四大在分配问题上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该原则更加明确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性。从哲学层面上讲，效率与公平是两个判断社会进步的价值范畴。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内个人、群众、社会创适的劳动价值和劳动成果。公平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经济、政治利益的分配公道合理，差别不大。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既要效率，也要公平，两者同等重要，不分先后和轻重，将两者兼顾并重，并使之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思想，在金融体系中，集中体现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互补性。商业性金融主要具有扶富的效率功能，政策性金融主要具有扶贫的公平功能。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应在理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促进两者平衡发展。

一、金融的基本分类：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

对于金融的定义，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对金融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有的界定较窄，有的界定较宽，但他们基本上都包括了货币资金的融通，并从理论上都可以基本地分为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我们都知道，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手段；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别对应于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商业性金融是市场调节、自由竞争、自负盈亏的金融，而政策性金融是与商业性金融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产生的。

所谓商业性金融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按照市场的原则所从事的货币资金融通活动；所谓政策性金融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尤其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即“市场失灵”，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国家作为融资主体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和融资渠道、为配合国家特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而进行的特殊的资金融资行为。世界近二百个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的金融机构，都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样两大类所组成。各国立法当局也是严格将金融类法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商业性金融的一般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及期货法；另一类是针对政策性金融的单一的特殊的开发银行法、农业发展银行法、进出口银行法、住房银行法、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法以及社会保障保险法和出口信用担保保险法等。

二、商业性金融扶富的效率功能

商业性金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按照市场的原则所从事的货币资金融通活动，具有商业性、营利性、竞争性等特征。商业性金融诞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初期阶段，一直以来都是为具有足量资金和信用的阶级或群体服务的。商业性金融如果不是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富有的资产阶级服务，是不可能得以建立和发展下去的。商业性金融天生就是嫌贫爱富，它的趋利性使得它扶富，它的避险性使得它嫌贫。商业性金融发明至今，为提高人类社会的效率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扶富的效率功能是商业性金融的重要作用。

(一)从金融资源配置主体与目标的角度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微观层面的金融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主导作用的是商业性金融主体。商业性金融主体依照市场机制的正向选择是基础，并且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动态过程。在资源配置的目标上，金融资源微观(商业性金融)配置的效率目标是经济有效性。

(二)从业务经营宗旨的角度看。商业性金融机构以追求盈利或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在经济有效性目标的驱使下，商业性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往往呈现出趋利性强的特点，按照市场法则和比较收益原则，其业务宗旨必然也必须着眼于每一项经营活动、每一笔业务都能盈利，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商业性金融的来往客户都是资金能力比较强的。以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为例，由于富人的收入预期好、申请款额大、还债能力强、信用等级高，银行愿意将钱贷给这些人。相反，由于农民、工人等低收入者还债能力弱、信用等级低、抵押问题多，商业银行一般是不会贷给他们的。

(三)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商业性金融一般没有融资项目选择的限制，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积极主动去竞争。商业性金融以市场为导向，一般不会提供优惠利率，在融资中会较多考虑风险因素，追求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三性”的有机统一。在金融功能上，商业性金融通过接受活期存款而具备派生存款或信用创造的功能。

(四)从资产与负债结构的角度看。从负债结构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负债主要是各种期限的储蓄存款。从资产结构上看，商业性金融机构在信贷资产“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约束下，主要从事风险低、期限短、流动性强而且能盈利的资产业务。可想而知，农业的低收入者是很难满足商业性金融结构的资产业务要求的。因此无法阻止这样的事实，商业性金融的资产业务一般都是面向城镇，其资金无论是来源还是流向也都是城镇，而不会是落后的农村和贫困的山区。

三、政策性金融扶贫的公平功能

政策性金融作为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产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开发银行为标志，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和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政策性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初步显现。政策性金融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政策性金融从国民经济全局要求出发，以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布局和均衡发展为目标，用金融行为实现政府意图。政策性金融具有政策性、优惠性、扶贫性、诱导性、补充性等特征。

政策性金融的扶贫功能是国家对商业性金融市场调节缺陷的弥补，主要体现在农业的政策性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专门为农业提供中长期低利贷款，以贯彻和配合国家农业扶持和保护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美国农民家计局、英国农业信贷公司、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德国农业抵押银行、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印度国家农业及农村开发银行、巴基斯坦农业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亚洲太平洋地区农业信贷协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多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贯彻和配合国家振兴农业计划和农业保护政策为目的而设立，其资金多来源于政府拨款、发行以政府为担保的债券、吸收特定存款和向国内外市场借款，贷款和投资多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资金需要、改善农业结构、兴建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等。

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就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重点满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型金融需求，以缓解长期困扰农户和金融机构双方的“贷款难”问题，推动造血式扶贫模式的发展，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通过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解决贫困人口生计问题。一是利用金融工具干预控制资金的趋利性流动，使适量的资金配置到社会效益高、比较经济效益差或相对在较长时期才能产出效益的弱质产业或欠发达地区，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二是在一定时期内，集中资金支持基础产业、滞后产业的发展。三是运用银行信贷“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的经营机制促进所支持的项目提高经济效益。

四、对称、平行与互补的关系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对于金融资源的政府调控和市场调控两者之间关系。一个注重效率，一个注重公平，两者互补统一方能实现金融和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因此，商业性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是一个国家和经济体中的不可或缺的完整两翼，二者相互对称，彼此平行、并列，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替代的，是平等协调合作的伙伴而非对立的或从属的或竞争的对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使一国的金融体系整体功能得以实现，具体表现在两者的法律地位平等，业务范围互补，存在业务委托关系以及当商业性金融从事的业务符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时政策性金融就会给予支持。在当代各国经济金融体制中，只有同时存在这两翼，才是协调与均衡的，才是稳定和有效的，否则，就将会是扭曲的、非均衡的、不稳定的和低效的。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两者混淆等同，这是影响中国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混淆等同，也必然将国家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与对商业性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混为一谈，同时也造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严重的不协调与不均衡的一系列问题，如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总量与结构总体上还不协调均衡；国家资源配置宏观主体与微观配置主体、宏观目标社会合理性与微观目标经济有效性间不够协调均衡，赋予政策性金融的特殊宗旨、目标、任务与其拥有的资本与资金综合实力之间的不协调均衡等等。笔者建议，我国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在理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促进两者平衡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朝方、武海峰.论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相互关系[J].商场现代化.2007(4)：272-273

[2]白钦先、剑眉.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相互关系[J].上海金融.2005(1)：8-12

[3]陈敏.政策性金融扶贫初探[J].四川金融.1996(7)：3-4

金融公平范文篇8

从法学的角度看,保护和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私法自治原则在金融领域的失败,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消费者加以保护,即进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原因"与普通商品交易不同,在金融交易关系中,强势的金融机构与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能力差异,使契约自由无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在金融消费领域产生了公法俘获现象)使用公法来干预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公法俘获现象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公法获得了对私法的优势地位,而是国家通过公权力进行的二次制衡过程"私法调整下的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失衡,可以通过公权力的介人进行二次制衡,从而使得消费者权利得到救济"事实上无救济便无权利可言"而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金融可获得性报告,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主要问题,也正是权利的救济不足:各国有关消费者权利的规定虽比较充分,然而由于缺乏权利实施的解释和权利可诉等保障机制,从而使得权利处于空置状态"根据监管有效性理论,在公法干预方式的选择中,监管是最佳的途径¹"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对消费者在金融领域权利的主要保护方式"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三分之二的金融监管者将/金融消费者保护0作为目标之一"监管机构依据法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利益并非是所有的消费者利益,只有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消费者利益才能成为保护的客体"换言之,根据权利利益理论的解释,消费者权利背后才是可以要求监管机构保护的利益"因此,消费者权利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的法学含义"实践中,监管机构是通过实现消费者权利的可诉性将权利转化为消费者的合法利益的"。金融服务是社会稀缺的重要资源,是消费者重要的经济福利,不仅涉及消费者的消费公平,还会影响其收人公平和财产公平¹"消费者进人金融领域,开立银行账户、获得养老保险等权利,是消费者作为公民和社会成员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消费者的金融交易权和教育权应首先得到保障,这是消费者其他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拥有金融交易权和教育权的不仅包括现实的金融消费者,还包括潜在的金融消费者,是对所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因此,本文将其列为基础性权利"交易权是人门权,是金融消费者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的金融交易权是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消费者金融交易权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不发达和逆向选择造成的金融排斥"教育权即获得金融知识的权利"金融知识是消费者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无论是否参与了金融交易,消费者都应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也就是说,获得与基本社会生活相匹配的金融教育,是全体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交易性权利与交易权不同,是消费者在获得交易权后在金融交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根据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总结,消费者在金融交易领域的风险分为四类,表示消费者的四类风险:一是审慎风险,即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二是恶意风险,即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或建议时,存在欺诈、误述、故意误售金融产品或未披露有关信息等风险;三是适宜性风险,即消费者购买了其不理解或不适宜于其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四是履行风险,即投资无法产生期望回报的风险"相应的,交易性权利是对金融机构造成的上述风险的一种制衡,分为安全权、隐私权、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四类"虽然这些权利在金融领域都体现为财产权,但是并非所有的权利都可以根据市场中的/商谈伦理0和私法约束来实现侵权保护,而是需要建立各种制度来实现,例如存款保险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冷却期制度等等"。

消费者效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的经济学含义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在管制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中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提供的消费者获益并非指直接的经济收人,而是消费者通过参与金融活动使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得到满足"为此,消费者偏好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价值导向"根据消费者购买的金融产品的类型,消费者获益可以分为基本金融服务效用、风险型金融服务消费者效用和非金融产品效用"。消费者实际获得的效用总量会受到消费者个人偏好的影响"金融消费者偏好不仅是消费者效用的基础,而且其排序决定了监管规范的价值取向"消费者的偏好各不相同,消费者群体无法得出相同的偏好,这就会出现个人排序和社会选择的矛盾"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解决冲突的办法是把集体选择规则中所反映的价值看作是相对基本的,而个人排序不是基本的"一旦集体选择规则选定了一种社会排序,那么个人就有义务接受这种排序,不管个人所显示的排序是什么样的"鉴此,本文认为,消费者运动追求的价值观代表了消费者的基本偏好排序,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偏好排序,即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价值取向和消费者偏好应当一致"消费者运动的发源是为了追求安全和公平,消费者福利在二战后受到重视,各种反映消费者利益要求的组织的出现使消费者更系统地提出了/消费者主义0"其基本主张就是,对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事物进行检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有利于人类生活得幸福、安全,有利于人类的公共福利"因此,和其他领域的消费者保护一样,安全、公平与消费者福利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基本价值导向"1.安全安全权包括消费者生命安全权、健康安全权、财产安全权等"其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的5大宪章6第三十九条中:/凡自由民,除经其所在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对其进行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0消费者作为公民的一个侧面,在金融领域享有其财产的安全权"金融资产的安全分为存款资金的安全和非存款金融资产的安全"目前,各国对存款资金的安全保护相对较好:根据国际存款保险人协会(IADI)统计,截至加ro年2月,已经有1肠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有些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也并非对存款资金不加保护,而是采取了其他形式的隐形保护模式"2公平公平是被哲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广泛讨论的一个概念"其具有不同的定义,但无论何种定义都和正义紧密联系"罗尔斯从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的原始状态出发,认为处于公平的/无知之幕0下的人们将选择两条正义伦理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这一原则确定和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与政治权利"二是经济平等原则"这一原则确定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罗尔斯指出,对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来解决:(l)差别原则,即在符合代际正义的储蓄原则条件下,使最少受益者得到最大利益;(2)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即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在金融领域,消费者追求公平体现为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博弈、消费者获得公平的经济机会、消费者的期望收益与所承担风险的公平匹配"3.消费者福利对/金融消费者福利0的定义和对/福利0的定义一样困难"从表征上分析,金融活动是一种市场行为,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保护消费者在金融活动中一定获得经济收人"因此,消费者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其在金融活动中公平合宜地获得足够的金融福利,如增值、汇兑方便、跨期保值、减低风险等"消费者能否获得金融服务,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会被很多现象所掩盖"一些基本金融服务,如银行账户、养老保险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是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福利,国家应进行干预以确保消费者有权获得金融服务"。1对消费者基本金融服务效用的影响消费者的基本金融效用包括跨期消费、基本银行账户服务功能、基本信贷服务功能、基本保险服务功能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等"这些是消费者作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权利.是嚓管机构应该供给的消费者福利,否则就会发生社会排斥"另一方面,金融资产的安全也是监管干预下消费者应当获得的效用"如果没有监管的干预,消费者就无法获得金融服务,也就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关系中的消费者角色,无法通过司法和其他途径维权"为此,保证消费者获得一定水平的金融效用(用UI表示)是金融监管的重要责任"消费者可获得的基本金融功能与一国经济基础和金融发达程度正相关"由于一国经济基础和金融发达程度在一定时间内变动较小,本文将其设定为常量a"将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用cF表示,U,可以表现为c;的函数"由于金融稳定是消费者获得基本金融服务效用的基础,系统性风险过大造成的金融机构的倒闭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基本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因此,金融审慎监管也是影响U,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Ul函数中应当包含金融审慎监管投人C,变量"归纳如下:a为消费者可获得的基本金融功能为常量;、为消费者i在基本金融服务上投人的资金;C,为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监管的投人;C,为金融审慎监管投人;w、、为消费者i可获得的基本金融服务的效用"由此可得:w*,=aUI(C;,Cp入,)(l)当发生金融排斥时,U",w、一aU:(CF,Cp,、,)一0,即消费者被排斥在金融领域之外"2.对消费者风险型金融服务效用的影响消费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金融服务以获得资产增值,例如购买股票或其他理财产品,体现了消费者的公平发展权¹"在一定时间内,金融体系对风险型金融服务供给的水平应是稳定的"据此,本文假定消费者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是个常量刀;金融资产的价格与期望收益正相关,而与金融资产风险负相关"无论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如何,消费者都需要其能以合理价格购买到由一定风险和期望收益组成的金融资产"这需要市场约束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共同来达成"消费者可获得的效用还取决于金融消费者风险的控制"金融消费者风险不同于金融资产风险,是消费者在购买金融服务时发生的风险,即上文提到的审慎风险、恶意风险、适宜性风险和履行风险"金融消费保护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这四类风险的发生"用C,表示在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上的监管资源投人,风险型金融产品的效用可以表示为金融监管C,和市场约束m的函数"刀:消费者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设为常量;C,: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监管的投人;、:消费者i在风险型金融服务上投人的资金是、;w":消费者i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的效用w""w"=那2(Cp,Cq凡、)(2)当、二o时,w"一四2(Cp,Cq川)二o因为风险型金融产品效用的获得一定要投入资金"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服务领域由金融审慎监管和市场约束予以控制"但也可能出现尽管金融审慎监管投人很多,但由于市场约束存在缺陷而仍无法控制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从而给消费者带来负的效用,甚至造成w"<O"3.对消费者非金融产品效用的影响金融产品的负外部性还对消费者的其他非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效用U0产生影响"例如:金融领域内的消费者风险过高或金融服务的供应低下,都会使经济发展迟滞,并影响消费者的信心,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其他效用;金融危机下,消费者的就业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减少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体现了全社会和全体消费者的利益,符合安全、公平与消费者福利的价值导向"鉴于金融的负外部性与系统性风险占相关,金融审慎监管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金融负外部性。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实现最大化的分析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的监管,从经济理论上分析,可以将其目标概括为在各项约束条件下,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根据以上的分析,金融消费者的可获得效用是基本金融服务、风险型金融服务和非金融产品服务三个部分效用的总和"消费者i在三个部分可获得的效用如下:、、产召、.产4qI曰吸了、了.、w*一aU,(CF,Cp入,)w"一月UZ(Cp,Cq,叭)w"=f(Cp声)U"(、)(6)鉴于上述三个部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在本文的分析中均假定为常数,且为十、+、=x"消费者i为一国最大多数金融消费者的代表,其偏好代表了金融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消费者i的总效用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偏好"本文以消费者投人的资金量的比率来代表消费者对该领域的偏好,消费者在不同领域的投资比重作为权数,对效用进行加总"虽然消费者整体的效用并非是单个消费者效用的简单加总,但是消费者i的效用总和最大时,最大多数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可以推出整个消费者群体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监管目标"消费者i的效用总和W表达如下:W一备Wil+资W:+瓷W"一知U>-CF,Cp,、#,+枷2(Cp,Cq,m,、,+督f(Cp声,U"-、,由此,可得金融消费者监管的目标函数(7)、,r为,,,~"、.耘"二,,""____、.与对""、,,z_.、1了"、Max[W卜Max}号aU,(CF,C",\,)+若归从(C",C",m,、)+尝f(Cp声)U"(、)l又吕)-.-~.L0/-.一-/IX一~.、~卜.一p.-,-.X尸一之-一p.一q.一,-飞-X一-一p厂-一/、一1.J。由于一国在金融监管上的资源投人C是确定的,可以得到约束条件如下:C一CF+Cp+C,(9)变量包括:CF(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几(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C,(监管机构对金融审慎监管的资源投人)"。我们可以根据1、2和3将wi,,w:,w"这些隐函数转变成具有显性表达式的形式,并求出C,、C,和C,的显性解"由于CF、C"和C,的范围为(0,C),且对w*l和w"而言,C;和C"越大越好,即CF和C,对效用的一阶导数为正数"由于金融审慎监管太严或太松都会影响监管的实际效果,而金融审慎监管成本C"太大或太小会直接导致监管的过严或过松,并会最终影响到总效用,因此应该在(0,C)内找到一个最优值,使得总效用达到最大"关于金融监管对消费者的三部分效应,其效用函数在前面只是从性质上反映各成本对其的作用,表现为隐函数"为了更好地提取各监管成本对效用的影响效果,需要将隐函数显性化,以便更加直观、明晰地获得监管成本投人的均衡效果"依据各监管成本对效用影响的定性效果,这里将隐函数wi,,w",w"做出如下的显性函数的表示式"该显性函数的表示式是在考虑各监管成本的定性影响效果的基础上,参照冯#纽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和阿罗和德布鲁的瓦尔拉斯均衡的均衡分析框架所进行的改进性的设计,是一种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分析思路"w";=a、ICFCP(C一Cp)(10)w"=人CqCp(C一CP)(川屿=7与qC,(12)其中a尹夺为常数;a为一国现有的金融包容度和发展基本金融的其他条件;口为一国风险型金融服务的发达程度和市场约束能力;7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对金融领域产生影响的不确定因素"。

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公平范文篇9

一、农村民间金融的特性

农村民间金融，以农村为活动领域、以农业和农民为服务对象进行货币流通、资金流动和信用活动，从而为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运行提供资金支持。其活动领域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具有不同于城市金融的如下特点。

(一)属于典型的二元制结构所谓二元金融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抑制条件下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即一方面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从而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小规模经营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广泛存在于经济的各个层面。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以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为两翼，再辅之以邮政储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的金融机构格局。非正规金融组织则是相对于正规金融组织而言，又被称为民间金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在因素即金融抑制以及由金融抑制导致的政策扭曲。在组织形式上主要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以及合会、钱庄、无息借款、高利贷等民间借贷。由于我国农村建设资金的短缺和农村金融的边缘化，民间金融逐渐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二)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农村民间金融是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业缘关系而成立的交易活动，其最初产生于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自发行为，其与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社会信任关系、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农村民间金融建立在互相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人格化，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交易活动，这决定了民间金融更多的是一种横向信用，其根植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这一点区别于国有金融，其更多是一种是纵向信用关系。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存在是自身成本收益博弈的结果，和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代表了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方向。

(三)农村民间金融的活动规模和发育程度由其所处的农业发展阶段所决定农村民间金融的基本功能是满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需求、投融资需求和服务性需求。这就决定农村民间金融不能凌驾于农村经济发展之上、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现状而盲目追求自身的发展，而是要受到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村商品经济发育程度的制约。l3农业生产规模小、利润低，经济力量有限，对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抵抗力较弱，从而使得农业信贷资金贷款具有高风险性和低收益率，导致商业性金融进入农村市场的动力不足，而巨大的资金缺口为民间金融的飞速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经济落后地区以民间借贷为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规范的民间金融组织，农村民间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呼应，层次分明。

(四)农村民间金融与国家农业政策、金融政策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其间有繁荣也有衰落，有快速发展更有受抑制和打击的时候。在1978年以前我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国有金融占主导地位，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多半处于非法或者半非法状态，常常与非法金融或地下金融联系在一起。其与正规金融之问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两种制度难以兼容。l4j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农村商品经济开始对融资有了需求，国家对农村民问金融的发展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支持。特别是2004年以后，农村民间金融的重要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以往对民间金融持否定态度的金融监管当局也开始正视并肯定农村民间金融的作用。2004、2005年和2006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金融。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金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这些政策措施必将进一步扩宽农村民间金融的投融资渠道。

(五)农村民间金融潜伏着一定金融风险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民间金融还游离于国家政策法规之外，缺乏制度保障和有效监管，存在很强的制度风险。

其次，民间金融大部分都是在乡村邻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信用域有限，资金规模往往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此外，民间金融还存在组织结构松散，管理方式落后，契约关系呈现非规范化的特点等问题，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

二、农村民间金融创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在农村民间金融与国家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干预会阻碍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如麦金农一肖学派；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国家应当在农村金融的变革中积极发挥作用，如新凯恩斯学派。国际经验表明，各国农业支撑体系都是在本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下构建和完善起来的，政府强有力的宏观管理尤其是立法保障对农业支撑体系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之所以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适度的国家干预。可以说，国家的适度干预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变革与创新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不过，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是在不完善的市场调节与不完善的国家干预以及二者之间不尽完善的组合之间的一种选择，所以，农村民间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放在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法治框架中去探讨，而且特别要强调国家干预的行为边界与范围限度。也就是说，在农村民间金融的改革与创新中，需要顾及民间金融特有的自发性和渐进性，承认民间金融的合理利益诉求，培养民间金融的自我约束机制，这样才能引导农村民间金融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并使之逐渐走上自我约束和法律约束的双重约束机制。对此国家干预应当采取非直接的控制机制，其作用主要在充分尊重民间金融的创新冲动与自主选择权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从而确立公正与有效的竞争规则。

(二)法制化原则我国金融法制建设起步较晚，尤其是农村金融的法制建设更是严重滞后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同时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制度不健全、法律规范的缺位和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备在所难免。但从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难看出：

农村民间金融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与规范作后盾，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必须以秩序为前提。

而无论是制度、规范，还是秩序，都是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与目标，如果农村民间金融法制不健全，民间金融发展的障碍就始终无法排除。

法制化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改革和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的必由之路，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必须尽快建立农村民间金融产权制度的创新模式。目前，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单一合作制产权形式及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既不能满足农村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也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

在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应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实际情况，以及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程度，本着多元化、多层次化和规范化的原则，健全和完善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二是以法律保障农村民间金融主体的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法律规范要明文规定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要利用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使之真正成为具有自觉性、守法性和自律性的合格主体，同时，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和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三是要依靠法制的力量，维护良好的农村民间金融环境。改善农村金融环境需要全方位的努力，不但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改变观念；还要加快建立征信系统，加快制度建设；当前，更要加大执法力度，依法处理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破坏金融环境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法制环境。

(三)金融理念的合理创新原则

1．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理念公平与效率是现代经济学孜孜以求的两大目标，也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目标。由于农村民间金融基于农村社会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给金融资金运转与流通带来了较高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竞争的格局。竞争的存在必然要求通过立法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不仅体现民间金融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要求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在法律制度认可的范围内也应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这里的公平并非是形式意义上的公平，而更应该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应针对农村市场的现状，通过政策倾斜和优惠措施，扶持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从形式上的平等走向实质上的平等，从而实现结果公平。当然，在重视公平的同时不能忽略效率的作用，效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也是农村民间金融得以快速发展的保障。最佳的做法是在制度安排中兼顾公平和效率，通过公平促进效率，利用效率保障公平，将重公平促效率的理念渗透到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关立法中。

2．确立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的理念普惠性金融体系(inclusivefinancialsystem)，是联合国率先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开始运用的词汇，其基本目标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其实质就是将包括以穷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有机地融人金融体系，使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客户群体获益，最终这种包容性的金融体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过去难以到达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开放金融市场。国内外的许多成功案例已经证明，这一体系是有效的。建立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使他们得到共同的、公平的金融服务的权利。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这与普惠金融体系的理念和实践是契合的。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公平的、包容的、不带歧视眼光的、惠及所有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民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因此这一理念的确立与应用，必将会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天地。

三、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创新

(一)制定农村民间金融专门性法律或法规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做出全面系统地规定与调整。在这样一种法律缺位情况下，一方面，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大量存在但却不易控制并呈现出无序状态；另一方面，民间金融的监管处于真空地带，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犹如隔靴搔痒，收效甚微。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确立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保护正当的民间融资行为，通过法律引导其从地下转入地上有序发展，并鼓励其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转变。

在立法模式方面，考虑到我国各地目前民间金融状况差异甚大，很难用一部法律来具体规定，立法条件尚未成熟，因而，可在农村民间金融发达的地区先行试点，再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制定出一部相对详尽的法律在全国统一施行。在此法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可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规章和具体的实施细则。

在这部法律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针对各种农村民间金融形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不同的金融形式区别对待，以法律形式提供一种交易双方应遵循的规则，进一步降低民间金融的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保护合约双方的正当权益，将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纳入信用可控范围，促使其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同时，应当修改《刑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合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中对非法金融的界定，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消除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限制条款，重新明确合法与违法金融活动和机构的界限。

(二)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应"-3做到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法律制度并重，5l导民间金融的规范化成长农村民问金融成长必须要既符合自身运行的规律、特征，又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我国目前农村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来看，应当通过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建立一种政府诱导型农村民间金融成长机制，为民问金融服务于农村经济提供连续的正向激励，从而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发展。

一方面对于农村民间金融，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规范其活动的秩序框架。民间金融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内生性，一味地强调风险，强行管制，实际上丧失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

更为明智的选择在于放宽管制，给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创造条件让其自发地向规范化发展。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放开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让底层的金融交易行为自发展开并蔓延开来，内生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发展出市场所需的组织形式，并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由此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法规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逐步推动走向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转变为民营金融机构。这一发展模式有利于从法律上保护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充分释放民间金融所蕴涵的巨大能量，也有利于规范金融秩序。

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实践证明，它们之间不是恶性竞争的问题，而是起到了相互互补的作用。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市场，因为农村的市场是可以细分的，只要你能准确的定位你的目标功能群体，最终是可以有合理的选择的，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_6对此政府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合理的制度，确立公平、有效的竞争规则，给各经济主体充分的选择权利的自由，而非越俎代庖。

(三)健全农村民间金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高效安全发展，在需要市场之手

长袖善舞的同时，面对农村金融市场失灵，更需要政府之手的纠偏补正，而健全农村金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正是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重要形式。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率调控方面。农村民间融资的利率是资金供求双方在自由协商的基础上确定的，是双方市场博弈的结果，因而是市场化的利率。因此，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中小企业和农户在缺乏担保、抵押的情况下出现贷款困难的窘境，是因为其高风险所引致的高成本很难让金融机构在利率有限的浮动空间中得到补偿。农村民间金融在合法地位得到确认后，要有效地服务中小企业与广大农户，还需进一步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让其有更大的利率管理自主权，使得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同时，法律还要加强对其利率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降低民间金融交易成本，平衡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金融行业不能仅仅着眼于自身的经济效益，还应遵循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基准赤道原则，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正确履行资源配置功能，实现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因此，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完善相关利率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明确各项惠农政策，为农村民间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提供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

(四)创新农村R,N金融监管制度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城市金融组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运行的规模、风险控制和服务对象也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不能完全照搬城市金融的监管方式，而应该依据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特殊规律创新监管方式。

金融公平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平；效率；优先性；商业银行

一、公平和效率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公平”和“效率”是两个不同层面却又是相互关联的概念。人们往往会用一些很通俗话的文字来形容，那么公平常常会被表达成公道、正义、平等等概念，而效益、效用则是用来阐述什么是效率。因为这两个词的含义很广泛，所以也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议，因而对两者进行一个详尽的阐述是必要的。（一）公平。“公平”含有公正（也可以说是正义）和平等两方面的意思，通俗地来说就是得其所得。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把公平正义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柏拉图认为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人们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才能和天性形成不同的等级来担任适合其天性的不同职务；不同的等级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其所得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平等，服从法律并得其所应得，它包括分配正义和平均正义。前者指的是，人们根据其才能、地位、职务等特质按比例取得与之相称的物品；后者指人们获得同样的对待或同样的物品，既包括机会均等有包括结果上的平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将平等归入天赋人权。他们主张人依照自然生来而具有平等的权利，即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其中包括自由生存权、财产权、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的权利。资产阶级革命后，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部门，现代生活中保障人权必不可少的宪法。天赋人权也就开始被写入宪法中，平等也就被诠释为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那么不难看出，公平常常被赋予的含义有：一是指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具体竞争规则的平等；二是指机会的均等，由于自然以及历史的原因，人与人之间在占有资源上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机会的均等也就意味着是国家干预为每个人提供相应的资源，让他们从而可以享受到平等的机会；三是分配公平，即分配正义，不过这里是以第二层意思为前提即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每个人可以获得的收益与自己投入的资源在价值抑或是量上具有一定的相称性；四是结果平等，也就是说人们参与活动后待遇、分配等具有公正性。（二）效率。“效率”的含义就比较清晰明了了，一般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相关关系。这里的产出或收益是指对人有用的物品，因此效率也就成了投入与效用之间的最佳函数关系。还有一种指的是制度效率，即指整个经济制度的安排是否促进生产效率，制度效率有时候也被笼统地称之为经济效率。

二、商业银行的网点设置

按照现行流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点设置由其分行筹建申请，其总行向拟设地银监局提交，再由银监局受理并初步审查，最终由银监会审查并决定。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截至今日，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一直保持稳健地变革方式，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却波涛汹涌。其中对于机构设置方面，关于审批权下放到地方银监，这其实大大地降低了银行网点设置的准入门槛。而根据《中国银监会市场准入工作实施细则》之分则，对于境内商业银行申报的新设网点是存在对网点的盈利状况、资产状况及风险控制等项目的具体审核，且商业银行的网点设置数量必须满足年度的境内新增机构计划。诚然，分则中的审核内容并不经得起推敲，其审核的重点一直实在强调新设网点的盈利状况及风险控制目标的完成，这就会导致各个银行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大前提下，又关起门来只顾自家经营。加之，地方银监在审核过程中出于地方优先发展的目标，也必定会出现一定的灰色操控空间，那么新设银行网点机构的于区域市场内已有机构数量、区域内网点覆盖情况及区域经济发展三者的适应性问题，必定会被忽略。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末，全国主要商业银行网点机构数量排名，第一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拥有营业网点近4万个；第二是中国农业银行，境内分支机构有23682个；第三是中国工商银行，设置网点16429家，自助银行29385家；第四是中国建设银行，设有分支机构14985家；第五是中国银行，设有境内机构11556家。以上只是网点数量排名前五的银行，也就仅仅这五家银行网点总数已达10.6万，于全国660个城市而言，平均每个城市160个物理网点，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据。再者，银行网点每年都在新设，也在160的均数上还在不断得增，以至于很多城市的金融街上，三步一家银行五步一家信用社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三、商业银行行为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显然，效率，其作为一个经济词汇，在法律的经济分析过程中真切地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然而，过多地去强调经济效率的导向作用，就像经济分析自身一样，会走入一种充满假设、无法与实际接轨的困境，也会逐渐使得我们在分析现实问题的时候会不断地陷入无法完美论证的困境，也会使得一些关于经济性的法律法规不能享有其应有的法律规制属性。在回顾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历史发展中，也不难发现，由原先“大一统”，即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独居市场到后来的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再到交行作为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建立，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兴起、三大政策性银行的开辟以及农村信用社在全国范围内的遍地开花，如今的工行坐领世界第一行，而城商行、农商行于各地平分秋色。因历史发展原因，决定银行市场地位的独特性，一家独大的话语权一直在被稀释，但却从未被动摇。正如前几年很受人关注的银行协同提价行为，金融消费者作为信息享有的弱势一方，在与银行进行交易前，的确是一个意思自治的独立人，但是在基于没有其他任何不一样收费标准的银行机构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作为选择的情况下，面对银行的协同提价，金融消费者就不得不买单，也就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自治，此时，显失公平，更无效率而言。当然这是关于银行垄断行为的分析，于我们所要探讨的其网点滥设行为中的公平和效率关系似乎并无太大关系。可当我们再进一步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正是银行在我国金融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其不可动摇性，导致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银行营业网点的业务很难以适应多变、复杂的环境，也正因为是这般，才会出现银行网点设置频繁增加。而这种通过网点增设来达到规模经济的商业模式，是各大银行于自身部门改革、业务创新等举措中最容易去执行，也是保证自己收益稳定最容易出效果的一种措施，但网点的频繁增设就会导致滥设，网点滥设往往会很容易引发各个银行擅自提高利率，以超过存款基准利率上限的利率吸收存款；采用名义上为正常利率、而实际上为高利息的“阴阳合同”揽储。以上的这两种揽储行为实际上都是银行间同业机构为对抗同业网点增设来保持竞争力的一种方式。而这些抬价性质的变相“压价”行为直接能够起到排挤竞争对手的作用，加剧内部的恶性竞争，实有“压价排挤竞争对手”之嫌。关于网点的增设，看似每个银行机构都享有竞争机会的平等，实际上大型国有银行在这方面反而较为劣势，源于其制度的严格，而作为中小型的商业银行来说，制度更为灵活，能够用于市场开拓的资金更为宽裕。所以，网点的设置方面，大型国有银行想要在原先基础上增设网点相比于中小型银行来说，是较为困难的。随着网点数量增多，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办理业务的确是更为便捷、更为效率，此时经济效率的优先性得到充分的证明，网点的选择多了，竞争也就激烈了，同业网点的竞争机会以及作为第三方的金融消费者其享有的选择机会的公平性也得到充分保障。对于整个银行业来说，规模经济暂时地提高服务效率的确是具有绝对的可行性。而长久地看待网点胡乱新设这一问题，对于维持金融存储借贷秩序是非常不利的。具有成本优势的银行在网点增设过程中，更为自由地在城市中添置新网点，可获得规模经济，成本劣势的银行则会陷入业绩突落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业务开展停滞、经营困难，以此恶性循环就会导致几家银行的寡头垄断。那么无论是站在银行自身对于新设网点的边际成本与实际带来的边际效益的大小对比，还是站在整个银行业金融市场来说，与建立多元化、多层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维持金融环境的稳定相比较，几家银行寡头垄断，恶性竞争，其新设网点的效率与公平都是难以让人苟同的。

银行网点的频繁增设，以导致滥设，实际破坏了原有的竞争秩序。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集团下的银行机构的确是存在跨度很大的社会资源不均等，而要保证长久的健康发展，却通过减损公平来追逐暂时的利益最大，这并不是一个很明智、很正确的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点滥设、变相揽储等各个问题的交错、融合，更会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产生很大、很复杂的影响。正如康德所说那般，要是某种东西在道德上成为善的，它不仅要符合道德法则还不够，而且它还必须为了道德法则的缘故发生。这时候，我们再反过来想，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增设这一行为不仅不是为了保证、促进金融环境的稳定而采取的行为，更不符合金融环境稳定这一基本目标的实现。所以其该行为以出于全体的经济效益这一目的是不存在的，而其在法理上其公平性、效益性也存在很大的欠缺，更不可能说这种行为是道德的，相反，时间一长，整个金融领域内的银行机构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也就是损人也不利己。金融环境的稳定是我国目前金融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大目标，我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去严格执行具体规章制度，不能为一时之利，采取一些投机的方法、方式，破坏长期效率和公平。也结合近几年来，银行转型从1.0的硬件设备转型到现在2.5的服务转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也确实迈出了很大一步。不过，怎样要在今后通过双支柱调控引导金融稳健运行，以监管权对银行市场优势地位主体再塑造，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性银行政策支持，追求金融业稳定发展、市场化发展所要规制的重点与难点。而更要明了的是，必须时刻牢记，银行业机构的发展，千万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轻视公平的重要性，将长久的竞争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抛之于暂时的利益之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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