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产业范文10篇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1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1996-2006年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06年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00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2007)。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2007年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07年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三、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则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200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四、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做好说服外商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导工作。随着内外资政策的逐步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适用，仅靠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吸引外资不可持续。为说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项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外商投资者提出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基础设施供需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投资回报已经趋于正常水平，过高追求投资回报率可能丧失在华扩大市场份额的先机和优势。二是引导外商投资者合理评估投资风险，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减少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适应中国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建立精明、强干、决策和执行迅速的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成长速度快速、人民币值稳定偏强、外汇储备丰富、社会稳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国家风险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和诸多重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外商投资者负起社会责任，因为我国吸引外资正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化、从以高回报率为条件向以互惠互利、权力义务平等、合理回报率为条件转化。

立足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持续市场需求，营造稳定、透明、公正、法治的管制环境。一是鉴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殊性，我国需要制定部级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管理办法或者规定，就基础设施项目的服务功能优化、监督和管理、风险分担、审批程序简化和审批时间缩短、国家经济安全影响评估和控制、诚信履约控制等共性问题实行统一指导、规范管理。二是重视建立信用调查评估渠道。一方面，培育和发展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借助这些专业机构做好针对外商投资者的信用评估和调查。另一方面，实施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制度，规范信息披露，妥当提供符合国家公认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需要的系统的财务信息及其会计报表，配合外商投资者及其贷款银行的信用调查。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2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1996-2006年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06年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00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2007)。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2007年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07年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三、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则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200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四、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做好说服外商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导工作。随着内外资政策的逐步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适用，仅靠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吸引外资不可持续。为说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项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外商投资者提出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基础设施供需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投资回报已经趋于正常水平，过高追求投资回报率可能丧失在华扩大市场份额的先机和优势。二是引导外商投资者合理评估投资风险，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减少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适应中国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建立精明、强干、决策和执行迅速的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成长速度快速、人民币值稳定偏强、外汇储备丰富、社会稳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国家风险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和诸多重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外商投资者负起社会责任，因为我国吸引外资正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化、从以高回报率为条件向以互惠互利、权力义务平等、合理回报率为条件转化。

立足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持续市场需求，营造稳定、透明、公正、法治的管制环境。一是鉴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殊性，我国需要制定部级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管理办法或者规定，就基础设施项目的服务功能优化、监督和管理、风险分担、审批程序简化和审批时间缩短、国家经济安全影响评估和控制、诚信履约控制等共性问题实行统一指导、规范管理。二是重视建立信用调查评估渠道。一方面，培育和发展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借助这些专业机构做好针对外商投资者的信用评估和调查。另一方面，实施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制度，规范信息披露，妥当提供符合国家公认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需要的系统的财务信息及其会计报表，配合外商投资者及其贷款银行的信用调查。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3

[关键词]民营企业基础设施产业产业分析

随着一系列开放性决策的制定，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得到了全面的支持和鼓励。尽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民营企业尝试性的涉足城市基础设施产业，但面对相对陌生的基础设施产业，面对有成有败的实际案例，该不该涉足？如何涉足？也许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困惑的问题，也是妨碍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障碍之一。本文试图立足基础设施产业及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民营企业解除困惑。

一、基础设施产业概述

1.基础设施产业的界定

广义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泛指所有基础性结构或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包括军事基础设施、政治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主要是指为居民生活和经济生产所服务的永久性基础性工程、设备、设施等，它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以及其他交通运输等。社会基础设施则主要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还包括福利住房等。（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2005）本文所指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经济基础设施。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中提出了“经济基础设施”的概念，该报告把经济基础设施定义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他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经济基础设施包括三个方面：(1)公共设施：电力、电信、自来水、卫生设施和排污、固体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理；(2)公共工程：公路（道路）、大坝和灌溉及排水渠道工程；(3)其他交通部门：城市和城市间的铁路、城市交通、港口和水路、以及机场等。

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本文所指的经济性基础设施行业主要包括行业分类中的3个大类:D类—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F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N类—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所有行业。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具有投资大、周期长、资金流动性差、沉淀资本大、利润稳定、退出门槛高等特点。

2.基础设施产业特性的再认识

（1)基础设施产业的自然垄断性

基础设施产业被广泛的认为属于自然垄断产业，应该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来进行垄断经营。但我们需要来进一步认识基础设施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是企业成本函数的弱增性（subadditivity）（Sharkey和Baumol1982）。如果一家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或多种产品的一定组合，则存在成本的弱增性，即使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在成本弱增的产出范围内，为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应该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当产出超过成本弱增范围后，就应该允许新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并非天生垄断，某些领域，民营企业是可以进入以提高产业效率的。

（2)基础设施产品的公共品性

尽管基础设施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但基础设施产业的产品不完全是公共品，或者说并不完全具公益性。公共品理论以是否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作为判断公共物品的标准。物品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是指一人不能独占该物品，不能排斥（或需很大代价才能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享用；物品的非竞争性(Non-realness)是指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都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是私人产品；只具备其中一种特性的产品被称为准公共产品。城市基础设施的产品和服务既有纯公共产品如城市街路、公园休息地；又有私人物品，还有准公共物品如收费的高速公路。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管理手段的不断发展，许多基础设施产品已经由公共产品向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转换。因此，民营企业也可以成为基础设施产品的供应主体。

（3)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的区分

项目区分理论按照是否有收费机制（资金流入）及其投资价值回报机制，将基础设施项目区分为：公益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公益性项目是指产出服务无偿提供给消费者，不仅没有盈利，甚至日常经营费用和维修费用也要从外部补充；经营性项目具有较好地投资盈利，能全部收回投资，而且能产生一定的资本积累；准经营性项目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有收益但不能补偿投资或只能部分地实现投资回报。显然，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是适合民营企业来经营的。

二、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理由

1.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对民营企业的吸引力

（1)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顺畅与否而且更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决定着一个地区、国家未来的发展。因此，对基础设施产品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的基础设施要不断出现，旧的基础设施要进一步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是无穷的。

（2)基础设施产业利润稳定

民营企业选择投资方向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然是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问题，也就是说项目能不能带来盈利。从基础设施产业本身的特点来看，虽然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但大多数行业具有明确需求稳定的用户，因而基础设施产业资金流稳定，利润稳定。也正是由于基础设施产业风险低、现金流回报稳定的特性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稳定的收益，因而受到了稳健型企业的青睐，也是上市公司和各种投资基金追逐的对象。

另外，如前所述，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可以分为公益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民营企业可以选择经营性和准经营性的项目。目前有些经营性项目产品价格低，是我国政府长期价格调控的结果，政府在吸引民营企业进入中会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以调动民营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如美国允许基础设施产业自主定价，使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市场一般利率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础设施产业的利润比较有保障。而且，就目前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行业普遍采取的BOT方式来看，协议期大多在15年以上，这意味着进入该行业的民营企业可以有相对稳定的发展。

（3)基础设施产业的稳定性有助于融资

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设施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使得民营企业一旦进入基础设施产业，就成为银行竞相扶持的对象。例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于2002年8月，与民营企业福禧集团签署银企合作协议，由工行提供100亿元授信额度；同月，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业分别与茂盛、农凯等6家民营企业签署171亿元的授信额度协议。

（4)政府对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鼓励和支持

为缓解基础设施产业资金投入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国家正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吸引民营企业的引入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再加上各种开放性政策的制定，都为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带来了好的契机。相对外资来讲，民营企业更具优势，一方面民营企业更了解国情，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港口、码头等设施不允许外商独资，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必须由中方控股。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面临着利好的环境。

（5)有成功经验在先

首开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先河的是1994年泉州刺桐大桥的建设。当时，泉州市15家资金雄厚和社会影响力大的民营企业发起建立了泉州市名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和市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按60:40比例出资,依法设立“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大桥项目前期准备、施工建设、经营管理的全过程，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期满后全部设施无偿移交给市政府。环保业最大的BOT项目是2002年安徽国桢环保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参建广东江门的龙泉污水处理厂；首开民营企业参与大型水电站项目建设的BOT项目是2003年北京华睿集团筹建金沙江中游云南金安桥电站。

目前，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的涉及面已经相当广泛，既有竞争性项目，也有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既有商业性项目，也有政策性项目。已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的案例，为其他民营企业的进入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2.民营企业具有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优势

(1)民营企业具有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需求

我国的民营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产生于那些资金需要量小、技术要求低、进入壁垒低的竞争性产业领域，比如商业零售业、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而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扩大，以及这些原有产业竞争的日益激励，民营企业对于拓展产业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当政府对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令人难以容忍，当政府为缓解基础设施产品供需矛盾而允许并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行业时，民营企业获得了扩大发展空间的有利机会。

（2)民营企业具有投资基础设施的资本规模

我国的民营经济最初并不是诞生在体制之内，被看作是体制外的一种新生事物。因此，民营经济长期以来受到“次国民待遇”。这种次国民待遇表现在市场准入方面、银行贷款方面、赋税和法律方面以及观念方面。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民营企业经历了多年不断发展和调整，经过优胜劣汰，积累了必要的经营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和相当的经济实力。

（3)民营企业具有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的经营能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生产规模大、产品档次高、投资能力强、经营管理机制先进的现代企业。尤其是一些实行股份制的民营企业，他们已经逐步摆脱了传统的民营企业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实现了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他们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形成了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集团化发展、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自我发展机制，他们已经具备了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和条件。民营经济的产权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民营企业具有强烈的获利愿望。这种强烈的获利愿望促使企业提高运营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开展创新活动。

三、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不利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见，民营企业具备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从实践来看，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客观上制约了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步伐和效果。

1.与政府的合作存在风险

任何行业在具有吸引力的同时也都具有风险，如市场风险、商业风险、财务风险，外汇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等，基础设施产业也不例外。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大型部级项目大多需要较长的建设时间，而在建设一个大型项目从提出、立项、预可、工可、初设，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增加了民营企业的风险。不过，基础设施产业最突出的风险莫过于与政府合作的风险。市政基础设施的“基础性”决定了其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更紧密的联系。尽管市政公用行业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时间长、投资回报率低的特点，但是投资回报稳定，相对来说市场风险较小。投资企业最担心的就是政策风险，即政府信用风险。

政府失信的事件时有发生。2002年汇津中国与长春市当时的政府签订协议，参与投资长春污水处理厂，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长春汇津污水处理专营管理办法》，而新一届政府单方面废除了该办法，汇津中国长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将长春市政府告上了法庭，一审汇津公司败诉。又如前例的“刺桐大桥”，按照相关规定，除了车辆通行收费权以外还有公路沿线规定区域内的饮食、加油、车辆维护、商店、广告等服务设施的经营权，但后一部分的经营权尚未得到批准，尽管刺桐大桥建桥时已预留了两个对接口，原来政府许诺的刺桐大桥与相距300米远的高速公路桥对接的事后来也没有了消息。政府许诺有变化，那么投资者的收益将有极大的风险。

政府失信的风险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市场化进程的障碍之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就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投资者的担忧和风险。

2.体制的障碍

从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障碍不是资本规模上的障碍，不是民营企业经营能力上的障碍，而是体制上的障碍、市场准入上的障碍。有些领域虽然允许民间资本的投资，但体制性障碍导致明显的不公平竞争。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行政性垄断（非自然垄断），已经形成非正常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口头上欢迎民间资本进入（迫于改革压力），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有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与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藕断丝连、利益关系当断不断。另外，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产业还存在着较强的行政垄断，存在着过多的行政干预和不合理的收费，前置审批环节繁多，准入条件苛刻。

3.民营企业自组织能力差

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使得其中一部分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但基础设施通常需要巨大的投资，且投资周期长，这不是一家民营企业能独立承担的。如前面的刺桐大桥BOT案例中，名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15家民营企业牵头建立起来的。但民营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差，如果没有政府出面牵头的话，民营企业很难自己组织起来。名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就是市委统战部牵头组织的泉州名人俱乐部。如果民营企业能够自发的组织起来，将更有实力进入基础设施产业。

四、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方式分析

民营资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要结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的性质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1.管理合同和购买债券

管理合同即政府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按照法定程序，通过竞争选定一家民营企业并与之签约，由这家民营企业对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或原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其经营管理过程受到政府的监督。这种方式中，民营企业不需要投入自己的资金，而只是为基础设施产业提供了经营管理才能。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算真正地进入到基础设施产业，不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民营企业积累基础设施产业运营的经验，以便今后的投资。与此类似的是购买基础设施产业的债券，由于其并未真正投入到基础设施产业的运营中，所以也不算真正的进入基础设施产业。

2.直接或合资并购模式

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途径之一就是将现有的基础设施企业通过整体出售、部分出售、公私合资、承包等方式将其私有化，这是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途径之一。如2002年5月，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国有股股权溢价转让于威望迪公司。威望迪公司以20亿元现金（超过资产评估近三倍的价格）购买股权，并承诺对合资公司1582名员工不进行裁员，保证提供优于现有标准的优质自来水，保持政府统一定价的条件。

3.契约式（特许经营）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指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以合同的签订为基础的，因此又叫契约式。政府同民营企业签订合同,让渡某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权,在合同期限内由民营企业独立开发经营并收回成本,合同期满政府将无条件接收项目经营权。

BOT是典型的契约性质的投资方式，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运营—转让方式，是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移交给政府。BOT是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常见的方式。BOT还发展了很多衍生模式，如TOT、BT、BLT、BOO等。

4.直接投资模式

直接投资模式又叫PFI（PrivateFinanceInitiative），“私人主动融资”，就是指利用私人或私有机构的资金、人员、技术和管理优势进行供公共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与经营。政府确定投资项目及建设标准，私人公司按合同进行设计、筹资、建设，项目竣工后出售或租赁给政府及相关部门；或者项目公司负责运营，直接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由政府购买服务。如2002年9月，由香港亚太环保有限公司独家投资的广州亚太生活垃圾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局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香港亚太环保有限公司2004年将投资2.8亿元，在广州建立起一座日综合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的垃圾厂。

五、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建议

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民营企业应该:(1)分析宏观政策走向,结合自身情况,采用适当的方式开展适当的基础设施项目;(2)认真研究政府的各种法律法规，保持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合作;(3)吸引和培养懂得项目管理和BOT等相关知识的人才，积极推动与政府间的项目谈判,提高项目谈判能力，降低谈判成本，提高合同的规范化;(4)积极规避风险。规避风险是企业进入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注意的问题，前面提到与政府合作的风险是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风险。政治风险的主要管理策略是投保,向商业保险公司或其他官方机构投保政治风险,也可以在项目融资过程中引入多边机构,达到风险合理分担目的;(5)服从政府部门的监管。基础设施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民营企业不能只追求利润，还要履行保证产品质量和提供普遍服务等责任。

基础设施产业是利国利民的基础性产业，民营企业的进入会为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也为自身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相信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民营企业灵活机制的发挥，基础设施产业能获得双赢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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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国强赵清华: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的障碍及对策[J]．邢台学院学报,2006.（3）:26～28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4

问题

但在城乡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单一。目前项目建设大多进入社会化运作的良性发展轨道。民间对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不看好，投资热情不高，基层乡村“等、靠、要”思想依然严重，城乡公用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强度大、周期长、一次需求资金量多等特点，因此，尽管每年投资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少，但相对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来说相差很大，加上民间投资热情不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基础设施布局不均衡，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少，保障能力差。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偏重城市，乡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小，普遍存在功能老化、配套不全等问题。

城市和乡村在规划、建设上由不同部门管理，城乡二元化体制限制了城乡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由于城乡二元化的因素影响。缺乏整体、统筹考虑。随着人口、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城乡社会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逐步加大。那么，城乡统筹就成为解决城乡基础设施水平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

以及强有力的措施保证，现有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过去基础设施由于缺乏统一、科学、适度超前的规划。致使现在基础设施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不仅在存量上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增量上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不能为城市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

对策

不断创新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机制。坚持基础设施建管并重，加强运作。创新机制，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养护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对国家和集体投资的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在确保安全有效运行发挥效能的前提下，可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引导当地业主或个人承包经营，实行市场化管理和商业化运作，缓解设施运营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加快农村水利等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引导村集体、村民通过承包、租赁、拍卖或成立协会等组织，明确小型基础设施管护责任，促进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机制的形成。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提高认识和意识。要改变先城市后农村的传统发展思路。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迫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建设“实力、效率、和谐”必然要求。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和农村实现有机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为服务，达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协调发展。牢固树立基础设施先行的意识，切实转变观念，对基础设施在产业集聚、城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是产业和城乡发展的先行资本，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每年的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安排上要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重点倾斜，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强服务和引导，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产业集聚、做强产业支撑、推动城乡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有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形成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规划体系，规划先行。从全局以及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考虑城乡布局、生产力布局、要素和人口布局。实现城乡资源的统筹安排和利用，科学规划，尽快形成一体化规划体系。加快实现城乡规划的全覆盖。合理编制和完善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道路交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着力构筑城乡联动发展、整体推进的空间发展布局。进一步编制和完善中心镇、村区域布局规划。要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着力抓好各项实施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推进。实施规划必须只争朝夕，立足长远，抓好当前，根据现有条件和基础，认真研究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工作计划，做到长规划、短安排，做好做实当前能做可做的事。全市利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全面完成各县城、乡镇以及村庄的总体规划以及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切实指导城乡建设有序进行。基础设施方面，要着力打造适度超前、功能完善、配套协调、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适当向乡村倾斜。对重大产业发展项目、重大公共事业项目、重大社会发展项目，要按照功能定位，统盘考虑，统筹安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设施共享度。要探索实行一体化的建设标准、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一体化的服务和价格标准，实现全社会资源共享，让更多农村居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得到实惠。

以调整、整合农村布局为抓手，突出重点。以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为先导。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确保城乡要素流动渠道畅通。交通设施是城乡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要积极配合我市境内沧高速、涿密高速、105国道、泊公路等建设改造工作，积极对接第二国际机场、京津城际铁路建设，充分利用天津、黄骅的港口资源，努力形成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的综合对外大交通格局；加快县乡公路改造，提高道路等级，实现村村通公交，逐步构建中心城区公交网、市区到乡镇的城乡公交网和乡镇至行政村的乡村公交网三级网络，实行统一管理、资源共享。要加快建设与农村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城乡供水、供气、供电、排污、防洪减灾、通讯、垃圾清理等公用设施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服务设施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布局，资源共享，分步分级实施的要求进行，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借助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积极谋划县域村庄布局，即迁村并点，整合农村布局结构，将小村、距离交通设施偏远的村庄适当整合，提高土地利用的同时，提高各项基础设施的相对集中度和设施服务水平，解决基础设施的覆盖、延伸问题。

以提升城市化水平为目的点面结合，以两带一轴产业空间布局为依托。积极培育发展产业轴带的重点城镇群，并形成葡萄串式的发展模式。以每个中心点为中心，向周边农村实现基础设施的延伸与覆盖。今年，市委、市政府（两带一轴产业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发展北部潮白高新）产业带、中部永定河信息产业带和南部三县（市）区域产业的构想。这一构想是市南北狭长的地理决定的也是符合我市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实际的这一构想为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覆盖延伸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保障，即以三个产业中心为圆点，产业、人口等向周边城镇辐射；城镇再向周边乡村辐射，形成分级体系链条，同时，将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当作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产业的分解和细化，从而完成基础设施的覆盖。

城乡发展差距最大的社会发展领域的差距。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目前。必须着力解决农村社会事业滞后于城市的状况，加大投入，加快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倾斜力度，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共享城乡优质教育资源。确保所有乡镇都建有一所有较高标准的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初级中学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逐步形成农村初中向城镇集聚、农村中小学及幼儿教育向乡镇和中心村集聚的布局；开展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建立区域内城乡校对校结对帮扶制度。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完善医疗制度、加强公共卫生。建立完善以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为主体，各类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覆盖城乡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进一步提高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监测、预警能力，提高技术水平和应急反应能力，有效预防和控制各类传染性疾病，防范和处理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市城乡卫生监督覆盖率达到100%食品卫生检测合格率达到85%以上。要建立健全以市医疗卫生单位为龙头，乡镇（街道）医疗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枢纽、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为基础的新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切实重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构建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满足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大力提升城镇文化品位，切实夯实农村文化体育基础。积极开展文化先进乡镇、文化特色村等创建活动，重视城乡文化体育阵地建设。加强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开展一乡一艺活动，逐步形成乡乡有品牌，街街有特色的风格；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大力实施科技强区战略，全面推进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积极引导科技资源向农村流入，提升农村科技进步水平，促进科技资源合理配置。要优化科技发展环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机制，积极推进产学研联合，加快推进政务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工程，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具备适宜条件的农户全面普及户用沼气，农户院内开展家居环境清洁工作，净化、美化庭院。发展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沼气工程，实现村内或养殖小区集中供气，减少面源污染。发展秸秆成型颗粒燃料、秸秆气化等新型能源技术。适宜地区推广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灶等农村小型可再生能源设施。建立电话、电视、电脑“三电合一”农业信息服务平台。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5

1.城市竞争力概念框架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具有明确直观含义却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但它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价值是由城市企业或经济人创造的。每一个城市的产业群都由若干产业组成，每个产业又分若干个产业部门和环节，每一部门和环节又有不少企业，城市价值体系是所有企业价值体的集合。所有影响城市价值体系的各种因素或力量的综合即是城市竞争力。城市价值体系的状况及变动表现着城市竞争力的状况及变动。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创造城市价值。概括地表示：

城市竞争力＝F（硬竞争力、软竞争力）＝城市产业竞争力之和

硬分力＝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聚集力

软分力＝秩序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

人才竞争力包括城市劳动者队伍的数量、质量和未来潜力。资本力包括资本的存量、可得的便利性和金融控制力。科技力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的存量，也包括科技的创新和转化能力。城市结构有广泛的含义，结构力这里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及城市的空间结构等。环境力指城市环境状况，如气候条件、环境质量、风景名胜等。区位力这里是指城市综合区位力，包括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区位、科技、政治区位等。聚集力指城市的人口、生产要素的聚集和企业、产业的群集状况和能力。秩序力指城市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稳定性、经济安全性和社会治安状况等。制度力是城市、城市企业以及城市所在的国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等。文化力是城市所特有的市民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城市文化氛围和风俗习惯。管理力包括城市、城市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水平及管理效率。开放力包括城市内部各要素、城市与区域内外（包括国内外）联系的程度。

2.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

城市基础设施是以物质形态为特征的城市基础结构系统，是指城市可利用的各种设施及质量，包括交通系统，通讯系统，能源动力系统，住房储备，文、卫、科教机构和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是真正属于城市的不可移动要素。设施力是一定的基础设施所形成影响城市产业价值形成的力量。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类型、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城市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个体质量、空间匹配）的状况影响城市的产品成本和竞争力。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力将成为城市总体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础设施对提高城市竞争力作用中，技术性基础设施越来越至关重要。技术性基础设施状况决定一个城市产业的水平，拥有发达的高技术的基础设施，可以吸引和培育高技术高附加的产业（包括金融业），创造和持续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城市竞争力。

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城市产业收益回报率，塑造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资源等要素的能力，将影响城市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素质。

二、中国24城市竞争力的计量和分析

检验和分析城市竞争力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说，首先要设计表现它们的指标体系，选取样本城市，运用有关方法采集和处理样本指标数据，应用有关分析方法计算出各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

1.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标设计

(1)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根据理论框架，本文选取了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四个关键性指标，构建一个简单的指标体系。①市场占有率。它是企业竞争力大小的最直接表现。对于城市而言，市场占有率反映一个城市域外产品需求的大小，反映其产品在全部城市产品市场中的份额，反映了一个城市创造价值的相对规模。②GDP的增长率。城市竞争是贸易竞争，更是增长的竞争。城市吸引、占领、争夺、控制资源和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潜力及持续性决定于GDP的长期增长。GDP增长率反映了城市价值扩展的速度及潜力。③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城市技术水平和各种经济效益，即城市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它从质量上反映城市竞争力，它是城市创造价值的投入产出效率的一个集中表现。④居民人均收入。即居民收入的综合性上反映了城市在域内和域外创造价值的状况。它能把城市的域外收益表现出来，能反映城市的对外吸引和控制能力。它也是一个反映水平的指标。

(2)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标体系。①基本基础设施。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城市能源、交通、道路、住房等八项具体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的水平；对外基础设施综合指标。由城市货运量和客运量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公路、铁路、水运等基础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综合指标。②技术基础设施。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反映城市基本技术基础设施的现状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由先进交通设施指标港口个数、机场等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个数、光缆线路数加权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③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公共藏书量、文化馆、影剧院指标加权综合构成。反映城市的文化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卫生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医院个数、万人医院床位数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设施力指标从基本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技术性基础设施三方面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状况和技术状况。

2.样本城市指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1)样本城市的选取。本文根据有基本统计数据和有代表性两个原则，选取了24个样本城市。这些城市一般都有城市统计年鉴或城市年鉴，它们同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从规模上看，它们之中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从地区分布上看，它们之中有：西部城市，中部城市，东部城市；东部地区的城市又有珠江三角洲城市，闽浙沿海城市，长江三角洲城市，环渤海湾地区城市等。

(2)指标数据的处理。由于城市竞争力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要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集成，所有指标数据都必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城市综合竞争力及城市基础设施竞争力的计量

数量统计中的主成份分析法原来是用于处理多维随机变量在线性变换下其分量相关问题的，它通过求协方差阵或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根运算，按指定的贡献率求出集中原来随机变量主要信息的、相互无关的主成份。它可以用来计算多变量样本的相对数值，即构造样本的指数。利用主成份原理编程，输入标准化的数据，计算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的得分和排序，如表1、表2。利用主成份分析构建的竞争力指数有一部分为负值，这里的负值并不代表其竞争力的真实含义，而是说明该城市在被选城市的所有城市中的相对地位，即是处在平均水平之下的。

表1城市综合竞争力及表现要素得分和排序表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从表1第一列可见，在24个样本城市的得分中，上海得分最高，为1.47。24个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从1到24的排序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厦门、无锡、天津、大连、杭州、南京、珠海、东莞、青岛、武汉、温州、福州、重庆、苏州、成都、宁波、石家庄、西安、哈尔滨、南昌。从区域整体的角度上大致地看，从强到弱依次是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环渤海地区、我国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前十强的城市都在东部地区，在前十名左右的城市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东南沿海的几个中等城市，东莞、温州等城市的竞争力竟在武汉、重庆之上。

表224城市设施力及构成要素得分及排序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表2第一列给出样本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数的计算结果：即设施竞争力得分和排名。设施力排在前4名的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其中深圳最好，因为深圳的基础技术水平比较高。北京因缺乏水路设施排名大受影响，排名靠后的城市为石家庄、西安、南昌、哈尔滨。表明这些中西部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总体上看，沿海地区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西部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小城市好。

三、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关系的检验

1.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力关系假说验证的方法和程序

模糊曲线分析法是由世界著名的实验室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适应系统应用中心金融分析小组最新开发的非常有价值的统计方法。它主要是用来压缩输入数据的维度，发展影响产出变量的重要因素。由于它通过求相关度、贡献弹性，根据样本点拟合样本曲线，最后选取出影响变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这一方法不仅能初步检验城市竞争力的有关影响因素的假说，实证分析城市竞争力的问题，而且能通过对现有变量及指标的筛选，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竞争力提供条件。

根据模糊曲线的原理，编制计算程序在SPS软件上操作，输入城市竞争力总力、分力指数，输入标准化后的相关要素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分别得出包括资本力在内的城市竞争各分力及各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相关矩阵、二元相关矩阵。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城市设施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利用模糊曲线方法，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城市竞争力对于资本竞争力的函数关系的拟合曲线。利用2次拟合即ax[2]+bx+c拟合，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设施力构成要素指标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拟合曲线。然后，根据数据表格与图形进行理论检验和实证分析。

2.结果及初步检验分析

表3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标准化后）

附图

所有城市竞争分力与城市综合竞争力都呈正相关。其中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相关度最高，为0.111。

表4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总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附图

表4给出了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各分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更能准确地验证城市竞争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弹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是不等的，本表的贡献弹性系数是平均贡献弹性系数，上表显示所有分力对城市竞争力都有正贡献。其中资本力贡献最大，贡献弹性系数为0.164，其次是文化力、设施力、聚集力、管理力、科技力，最小是结构力。这进一步证明：资本力是竞争力综合的最重要的力量，设施力是第三重要力量。

表5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

附图

表5给出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矩阵显示资本竞争力与其他力之间均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见表5的F5行），其中设施力与资本力、科技力、劳动力、相关系数分别为0.861、0.769、0.708，表明与这些分力相关性很强。表明设施力通过这些分力对城市竞争力将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

表6给出城市竞争力二元相关程度的数据。数据显示城市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均存在着二元相关性，且总体相关度较高，反映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传递性。

表6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二元相关矩阵

附图

为了更深入地检验假说，本文还分别对城市竞争力与要素指标关系进行分析。表7给出了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表中的F1-F13分别表示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结构力、设施力、区位力、环境力、聚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和开放力（表8同）。表7中第一行的数字表示第一列中，各分力的组成要素指标的代号。表8给出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表7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

123456

F10.02020.01730.00910.02010.01010.0238

F20.02010.01040.01740.01860.0169

F30.01380.01020.01030.01010.01110.0097

F40.00970.00960.02930.01850.0089

F50.01130.01020.01270.01190.00980.0095

F60.02090.01000.01640.01100.00930.0105

F70.00950.00960.0097

F80.01570.01700.01190.0183

F90.01380.01020.01030.01010.01110.0097

F100.01090.01070.01360.01300.01180.0128

F110.01200.00930.01220.01210.00870.0146

F120.01750.11180.01360.00970.0117

F130.01160.01430.01230.01000.0168

表8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123456

F10.02180.02170.00230.02200.01080.0202

F20.02100.01480.02390.02230.0239

F30.02130.00980.00870.00900.01730.0048

F40.00600.00470.01670.02180.0043

F50.00920.00620.01910.01370.00490.0046

F60.02140.00480.02450.01820.00860.0101

F70.00430.00500.0095

F80.02070.02070.01480.0204

F90.02130.00980.00870.00900.01730.0048

F100.01770.01780.02480.01890.01840.0238

F110.02000.00680.01640.01050.00040.0252

F120.02300.00500.02480.00730.0215

F130.09200.01190.01790.01240.0228

从表7、表8可以看出，设施力的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性和贡献弹性系数总体上不太高，但F5-3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的贡献弹性为0.0191，在城市竞争力70多个构成要素中属比较高之列。F5-4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为0.0137相对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属比较高的。总体上看，技术性基础设施远高于基本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F5-1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对外基本基础设施指数对城市竞争力指数的相关系数、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13、0.0092。表明对外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积极的贡献作用。F5-2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正相关性系数、正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02、0.0062。表明市内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较小。F5-3所对应的数据显示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为0.0103、0.0191，表明基本技术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相对较大。F5-4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正贡献关系，且数据也稍大，分别为0.0101、0.0137。表明，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起重要贡献作用。F5-5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8、0.0049。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F5-6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卫生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5、0.0046。城市卫生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但比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要稍微低一些。

综合表3—表8中的一些数据，可以验证：设施力是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比较这些曲线和有关数据，可以发现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作用远大于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

四、政策含义

在当前和今年一段时期内，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中国城市政府仍然要把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战略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对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

在基础设施体制方面，要引进和实行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尤其是融资制度。要放松政府管制和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积极推行特许经营、BOT等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制度和办法；要积极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市场融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

大力推进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环境。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一定要考虑技术的先进性，考虑与国际接轨，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化进程，为城市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高管理产业的发展创造硬环境。

围绕城市个性，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城市其发展目标不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载体要求不同，不同的产业集群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不同。城市政府应根据其目标，精心设计和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目标重点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案。

建设适宜的生活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为吸引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实力，培育城市的科技转化能力创造基础设施硬环境。加大对教育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建立适应地方经济的教育基础设施体系。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独具特色、优美怡人的城市人工环境。总之，应建立适合城市发展和有利于居民福利不断提高的基础设施体系。

收稿日期：2002-03-22

[1]郝寿义、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以若干城市为例》，载《经济科学》1998年第2期。

[2]DennisA.RondinelliandGyulaVastag,UrbanEconomicGrowthinthe2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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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chaelPorter,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NewYork,Thefreepress,1990.

[4]PeterKarlKreslandBalwantsingh,Thecompetitivenessofcities:the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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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ustraliaand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1995,P424-446.

[5]PeterKarlKresl,TheDeterminantsofUrbancompetitiveness:asurvey,North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6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5－2005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含重庆、四川、西藏)，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家统计年鉴及中经网提供的公开官方数据。我国大部分的基本建设支出都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范畴，因此，我们用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基础建设支出比例作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度量。从图1可看出，平均的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基本呈上升的趋势。本文的居民消费率取自国家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私人消费占地方GDP的比例。从图2中可看出，平均居民消费率逐年显著递减，充分体现了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图3进一步给出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横轴代表居民消费率，纵轴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图中是各省份简单混合的截面数据。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呈较不明显的负相关，若进一步控制其他宏观因素后，两者间则呈显著负相关，即提高一个省的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将会导致省内的居民消费率降低。

二、简约式计量模型和变量

(一)基本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分析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率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简约式回归结果，基本回归采用双向(two－way)固定效应模型:hconsmpit=α0+α1pubinvit+βXit+vi+vt+uit(1)其中，hconsmpit是第i个省第t年居民消费率;pub-invit是第i个省第t年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Xit是一组协变量，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地方人均GDP(万元)及其平方项、地方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GDP)、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vi和v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uit是独立同分布的残差项;α0，α1，β是待估系数。在这里，如果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与居民消费率是负相关，则α1应为负。下面讨论引入的协变量。本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来控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直接“挤出”效应，这一点可从GDP恒等式得出。C/Y+G/Y+I/Y+(X－M)/Y=1(2)其中，C/Y代表居民消费率，G/Y代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I/Y代表私人投资率，(X－M)/Y代表净出口额占比。通过控制G/Y，回归方程(1)中的α1即衡量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间接效应。然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2008年地方政府支出总额为4．92万亿，而地方政府收入总额仅为2．86万亿，两者之差即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更多用在非资本项目上，如社会医疗保障，那么该省的居民消费率就会提高。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情况联系更紧密，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故在本文的基本回归中用政府收入占比代替了政府支出占比，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会用政府支出占比来进行稳定性检验。加入地方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基于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增长呈U型曲线，而劳动收入份额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7］，因此地方人均GDP对地方居民消费率也应有二次项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出口是劳动密集型，因此，贸易开放度越高的省份所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多，劳动收入份额也越高，居民消费率也应越高。最后，地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也对该地区的居民消费率有影响:一方面，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其从业人员比例越多，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更高一些，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也会更高。在基本模型的回归中，可以验证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关系。表1是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对于回归中可能出现的反向因果及联立性问题，其中，贸易开放度及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这两个控制变量不太可能出现联立性问题，因为这两个变量衡量的是一个省份的经济结构，与居民消费没有太大关系。而人均GDP及政府收入这两个变量则可能受到私人消费影响而出现反向因果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首先，正如传统消费理论的研究认为，居民收入决定居民消费，因此将收入视为先于消费决定的变量更合理些。同理，地方政府收入与地方GDP及税收联系更紧密，也是一个先验的控制变量。其次，即使这两个变量中存在与消费相关的因素，也可以被回归模型中的省份及年份的固定效应所控制。另外，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源于政府收入，因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也没有严重的联立性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问题，基本回归模型采用了含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2给出了简约式计量回归结果。表2中第1列给出了基本计量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所有待估系数都是统计上高度显著的。其中，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负: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提高1%，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这符合我们的假设。更有趣的结论是，由于样本中平均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为0．066，因此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例提高1%，意味着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占政府收入的比例)提高15．15%，那么，回归的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2*15．15%=2%，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投资占GDP比例的2倍。表2还显示，政府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会产生负向作用，政府收入占比每提高1%，居民消费率则下降0．465%，正如前面的分析，这一系数衡量了财政收入对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从GDP恒等式出发，回归的系数小于1，表明政府财政收入还存在其他途径来补偿居民消费，如中央转移支付等。此外，人均GDP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出了U型关系，即一次项系数为负，两次项系数为正，这符合了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进一步，贸易开放度越高，居民消费率越高，这也符合关于我国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假设。虽然这一影响很微弱:贸易开放度提高1%，消费率仅提高0．036%，但由于我国的出口地是高度集中的，沿海省份几乎贡献了全国总出口额的90%。因此，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使沿海省份的居民消费率增加更多。最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越高，则居民消费率也越高，这表明第二产业对消费的后一种效应更加显著，即第二产业有更高的工资待遇，使得居民劳动收入提高，带动了居民消费。

(二)稳定性检验

在表2的第2－4列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模型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在第2列，将所有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模型可能出现的联立性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产生滞后的影响。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从而影响消费，而这些影响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计量回归的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影响与原模型基本一致。在表2的第3列，将基本模型中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替换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更直接的表示出对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虽然此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的系数仍然为负，但已不显著。并且政府支出的影响小于基本模型中政府收入的影响，这表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确促进了地方私人消费。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是控制直接“挤出”效应更合理的变量。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一直研究的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但并未检验私人投资是否也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在表2的第4列，我们用私人投资率代替政府投资率，重新回归了原模型。结果表明，私人投资率并未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降低居民消费水平的投资确实是来源于政府部门，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成立的。

三、结构式计量模型

我们通过回归结构式计量模型来着重研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如何影响消费的。在此，本文提出一个先验的假设: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经济中更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即第二产业的发展，而更庞大的第二产业部门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最终使得居民消费水平降低。我们通过以下的关联方程组来表明这一影响渠道。其中，laborshareit是第i个省第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GDP)，secondaryit是第i个省第t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vi，v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u为随机残差项，X为一组协变量:其中方程(3)中并未包括任何协变量，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定性影响;方程(4)中包含的协变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贸易开放度。这里人均GDP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U型关系，且若包含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易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方程(5)中包含的协变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贸易开放度及私人投资率。之所以加入私人投资率，是考虑到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人投资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表3给出了SUR和3SLS回归的结果。首先，SUR的回归中，主要变量的待估系数均为高度显著。方程(5)表明，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越多，第二产业比重越高，验证了前面的假设。并且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第二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很大:政府投资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地方GDP的比重提高0．21%。政府财政收入对第二产业产生了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的政府财政收入要求更高的税收，因而削弱了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人均GDP、贸易开放度和私人投资率均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在方程(4)中，第二产业比重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二产业比重提高1%，劳动收入份额下降0．54%。而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贸易开放度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方程(3)中，劳动收入份额增加1%，居民消费率增加0．64%，即劳动收入越高，居民消费也越高，这验证了白重恩等(2009)的结论。表3中3SLS的回归结果和SUR大体一致，主要变量的待估系数符号均相同。不过，方程(4)中，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更大，但人均GDP和贸易开放度这两个协变量变得不显著，这可能跟方程组的三个残差项的协方差矩阵有关。

四、结论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7

关键词：充电桩；投资前景；分析过程；投资决策；新能源汽车

1引言

2020年11月2日，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中明确提到，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六大重点任务之一。政府大力度的扶持和推进，激发了众多企业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期待。在查阅现有的文献中，大部分文献集中在小型汽车充电桩的投资研究方面，对新能源重卡（本文以纯电动渣土车为主）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建筑施工企业投资充电基础设施的文献几乎无法查阅。本文研究对象为广深地区纯电动渣土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前期投资策划分析过程，梳理了近几年我国纯电动渣土车和充电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市场规模、发展现状和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纯电动渣土车与充电基础设施的关系、企业投资面临问题与因素以及施工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跨行业”发展的切入点，多角度、多方面论证了建筑施工企业进入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的可行性。

2新能源汽车主要政策、规模、现状与关系

2.1主要政策

近年来，我国对于环保问题的逐渐重视，为促进绿色低碳交通，对于新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行业较多利好政策，如广东省2022年计划建成约18万个充电桩，广州市计划建成约5.5万个。这对我省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撑。

2.2国内市场规模与现状

2.2.1市场规模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数据表明，2019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为5036辆，与2018年658辆相比，同比增长665.35%。在新能源重卡销售车辆中，以纯电动渣土车占比最高，达到56.57%。由此来看，我国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空间较大，纯电动渣土车将迎来爆发期。任诗发认为，目前，纯电动渣土车市场占有量前三的城市是广州、深圳、成都等少数代表性城市，这得益于利好的运营补贴和路权政策。2.2.2市场现状不同时期、不同运营模式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各具优缺点，列举部分不同运营模式的进行分析。从表1对比可以看出，政府、电力企业、加油站、汽车商，不同投资者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不同阶段。充电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期间难以统一标准；通过合作方式，整合资源，有利于打通充电基础设施产业链各个环节，增强盈利能力，降低运营风险。

2.3新能源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关系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前，要建设足够的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站的数量和质量及其运行成本的高低决定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能走多快、能走多远。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的数量却远远赶不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长，直接影响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状况会影响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迫切度。

3建筑企业涉足“充电桩领域”面临着主要问题

3.1技术壁垒、经济壁垒

建筑施工企业涉足“充电基础设施”行业，可谓是门外汉。在充电桩领域，与建筑施工企业有关系最大的是充电基础设施。但是从整个充电行业来看，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充电桩整个产业链当中参与度较小，处于弱势地位；普遍存在“新入局者难，欲入局者慎”现象。与充电桩相关的政策红利退坡、头部车企标准不一、缺乏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充电桩利用率、提高市场占有率以及加快电网审批与能源有效监控等六大困难，且“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前期投资巨大，盈亏严重依赖充电时长；在盈利模式尚未清晰之前，对初入充电行业的建筑施工企业很难同时实现。

3.2市场份额少、用户少且小众

目前，整个充电基础设施行业呈现集中度不断攀升的态势，新入局者面临着市场份额已被占据，面临不小的挑战和压力。一方面，纯电动渣土车对应的充电技术、电池技术、电机技术、充电桩与电网的互动互通等自主创新技术，施工企业面临严重困难，且短时间内难以掌握。另一方面，建筑工地建设周期较短，投资经营成本高、盈利困难、资金渠道收紧，再加上市场规模小等不利因素，可能会导致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缓慢，限制了纯电动渣土车的市场普及。

3.3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我们还对其他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在宏观方面，包括交通网络、车辆限行政策、生态环境、公共信息化、能源网络、城市地标以及周边居民。微观方面，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以及充电设备的安装、维护、用户体验和电池回收再利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4新基建背景下建筑施工企业的切入点

4.1国家政策利好

以广州为例，2021年初广州市计划新增150辆纯电动渣土车。在补贴方面，直流充电桩、交直流一体化充电桩、无线充电设施，按照550元/千瓦的标准补贴；交流充电桩按照150元/千瓦的标准补贴；换电设施项目按照2000元/千瓦的标准补贴（表2）。对专用、公用充电设施运营补贴为：0.1元/千瓦时，单桩补贴上限小时数为每年不超过2000小时。在建设方面，充电基础设施纳入土建规划，新建住宅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正是因为如此，某企业把充电基础设施作为充电桩“领域”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充电基础设施示范项目推广把充电桩的产业推广应用起来。在路权方面，对纯电动火车少限行甚至不限行。在整理的各地区路权政策中，深圳的路权最为开放，设置了电子备案登记，有序管理纯电重、中型货车；在异地货车限行方面，也不对新能源货车进行限制；此外，还单独设置了“绿色物流区”。

4.2投资发展策略

建筑企业发展主体主要为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投资、规划和建设。同时，建筑企业在建筑行业已经积攒了一定量的工程车队，在此情况下，建筑企业扩大投资建设充电基础设施，解决内部需求的同时也能在充电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是在充电基础设施选址规划上，首先要充分了解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布局的原则。投资前，应考虑合理的服务半径、区域交通密度、电力负荷、充电需求等必要因素。二是在建筑企业面对技术壁垒要不断积累经验，加强学术交流，及时掌握行业内最新技术，研发智能化充电设施，支撑产业发展。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以服务半径、充电需求、充电时间、续航里程为突破口，提升建设水平，建立一套标准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全面提升企业充电基础设施的能力。同时，积极为自有工程车队和社会工程车队做好充电服务，有助于推广企业品牌效应，扩大企业知名度。三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合作模式能够融合建设运营所需的资金，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由表1得知，整合相关投资主体的优势与资源，如：电力企业、国企、车企、加油站等拥有优质的资源以及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以市场为导向，共同实现经济效益为目标。四是建设统一标准的充电基础设施。如果采用合作模式，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应严格按照标准来统一建设，打造区域性综合型充电站示范项目，提供优质服务，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充电站的健康发展。

5结语

通过对充电基础设施的文献资料调研，分析了纯电动渣土车政策、市场前景，客观阐述了建筑施工企业首次涉足“充电桩”面临着行业弱势群体、特定应用场景、技术壁垒、投资风险大的巨大压力与挑战，以建筑企业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为突破口，形成一套标准化建设方法，推动企业示范项目，建立发展纯电动渣土车充电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的优势和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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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8

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必须结合乡村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推动乡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充分发挥乡村区位优势，在利用现有技术、硬件、政策支持等一系列利好因素的基础上，为乡村的发展和振兴插上翅膀。同时，为了破解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差距问题，特别是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差距现状，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以乡村特有的发展资源为基础，大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的挖掘和建设工作，从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其应有的建设成效。目前推进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未充分发挥先进科技对于特色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乡村人才流失等。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对特色产业经济结构进行优化设计，结合乡村特色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特色产业经济发展战略。

二、乡村振兴的意义所在

（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

当前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我国整体城镇化发展比其他国家也相对落后，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而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提出并成功落实到实践中去。借助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包括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具体举措都成为夯实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进而形成推动广大乡村高质量、现代化发展的合力，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良好的外部大环境下，也隐形地推动了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丰富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涟漪效应”将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广大乡村地区大有作为。而这一系列现实性的作用，通过内在的传导机制又作用于我国当前乡村振兴工作，又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二）激发农村发展优势，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乡村振兴是推进乡村与时俱进、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提高其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的关键环节。一方面，乡村振兴在实践中的推行并非一成不变的定式，其最主要的实践应用就是要结合不同乡村的不同特征，以此为出发点，因地制宜地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以及大力推动其他惠及人民群众措施配套等相关举措的基础上，瞄准乡村发展的各类优势，包括区位优势、特色产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以及传统文化优势等一系列利于推进乡村振兴的乡村发展特色优势；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以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促进乡村产业体系完善等为建设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将使得所有的发展成果惠及乡村的群众，使得发展的成果，在不断提升乡村发展质量的基础上推动乡村人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发展。

（三）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完善

自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且相关的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这就为乡村生产的产品往外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再加之当地政府以及一些社会团体的积极支持，利用直播等形式，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平台，亦使得乡村产业得到新的发展，特别是乡村传统特色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人民创收的重要途径。长此以往，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效化影响将不仅仅体现在乡村建设方面，还将体现为乡村其他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促进乡村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激发乡村的经济活力，夯实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广大乡村地区基础设施配套不断完善，改革发展的成果越来越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当前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乡村建设和振兴的支持力度不断凸显，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生活的贡献率不断提升。在以往乡村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发展的基础设施，从而实现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与时俱进，防止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脱节的情况出现，以全新的姿态积极为乡村产业特别是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发展、壮大配套相应的基础设施，探索构建基础设施配套的长效化机制，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未充分发挥先进科技对于特色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当前，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在当地享有一定的美誉和知名度，因此当地的群众知晓其价值且在一些情况下愿意为这些产品买单。但是必须明白，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局部的振兴，其本身亦具有与时俱进的内涵，要利用先进科技为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科技介入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的程度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产业经济发展战略探究还比较低。以农产品为例，在社会倡导健康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当前一些地方乡村农产品培育仍然在纯粹性地依赖经验主义，未将先进的科技融入，必须运用计算机记载农产品的生长历程，以此来最精确地计算其插苗、施肥以及成熟时间，从而实现特色产业的技术化发展；另一方面，特色产业经济与先进互联网技术的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经济，未充分将特色产品与网络直播、物流体系相融合，从而导致其产品出现滞销的情况，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乡村人才流失问题亟待解决

在当前广袤的乡村地区，人才缺乏、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从乡村地区走出去的学生很少回到自己的家乡，从而导致乡村产业的发展面临很大的“人才瓶颈”。造成这一现实发展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乡村地区的待遇条件和发展潜力始终是影响相关人才归根的重要因素，且城市地区的诱惑和发展前景优于乡村地区，仅仅依靠乡土情怀来吸引人才收效甚微，最关键的还是要落实人才保障，提高乡村人才的待遇，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完善人才引进、培养和优待等一系列利于吸引人才的相关政策配套；二是作为人才群体，其选择扎根农村亦面临家里的阻力，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也是阻碍人才落到乡村的重要因素，必须从思想观念上进行改善，将个人价值更好地融入社会价值当中。

四、乡村振兴下特色产业经济发展战略

（一）坚持市场导向，发挥特色产业优势

特色产业的发展，在继续发挥其乡土优势的基础之上，必须充分结合市场的需求对其特色产业、特色产品进行设计优化，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以消费端的提质升级作为制定特色产业配套设施、生产策略调整的重要参考，从而使得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始终与市场相协调，使其特色产品始终迎合市场消费者的现实需求，不断扩大特色产业之于乡村振兴、乡村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巨大优势，激发其发展潜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喜爱口味独特的食物，所以他们可以开发当地的特色产品；中老年人重视养生，所以可以针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的宣传，例如养生枸杞、黄芪等食药品，以市场导向不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发展壮大。

（二）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乡村特色产业经济长效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实现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大发展就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结合具体乡村地区的区位优势等一系列特征，有计划性地开展配套设施建设工作，若当地的民俗风情较具地方特色与文化底蕴，健全与其相配套的交通、配电网、水利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体现在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方面，还可以极大地便利、丰富、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质量，使得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群众。总之，若想积极推进乡村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生活的改善就必须加强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夯实乡村振兴的外部环境、硬件基础。

（三）产业融合，延展产业链

乡村的发展，积极探索乡村地区产业融合，延展其产业链是一条重要的道路。产业发展链并不是根据生产加工过程延展，反而是在传统式的生产加工和交易过程上，优化产业布局、优化资源分配，快速发展种植业的同时，还能够快速发展其他具备较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例如手工业等。同时，乡村地区更具备自然区位优势，完全可以借助当地的自然风景，结合当地乡村特色文化景观设计、文化艺术，从历史文化典故中找到乡村发展的文化契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济，而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势必会促进其他商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而拓展乡村振兴的产业链条，推动广袤乡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

（四）积极引进人才，提高人员综合素质

人才问题始终是推进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一方面，完善人才保障制度建设。人才待遇保障制度始终是吸引人才扎根到乡村的重要因素，一定要结合新时代人才的心理特点以及其实际需求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及保障制度，消除人才投身于乡村建设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提高本村村民的综合素质，掌握更加专业的乡村建设知识。因此在具体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重视乡村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积极开展相应的职工技能培训工作，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使相关人员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素质提升，掌握扎实的知识、技能，从而更好地提高自身的能力。

五、结语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9

1.有利于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国内需求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发展，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是当前首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实行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会为经济的平稳增长提供一个有效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能够进一步拉动更大的投资需求。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权威报告显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投资需求系数将达到3.1~3.8,即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每投入1美元，就能拉动社会投资需求3.1~3.8美元。这样，不仅可以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中的投资比重，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进而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而且在投资过程中还能将一部分投资转化为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总体水平。通过这种轮番作用，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全面增长，为战胜金融危机提供保证。

2.有利于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克服影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在助推地区经济起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某些地区开发获得成功，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通过率先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经过近年未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某些地区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薄弱，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因素仍未消除。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这些地区实现新的跨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更加紧迫。

3.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城市化水平还较低，目前仅有31%,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70%~90%的水平，也落后于世界平均45%的水平。这种状况导致城市发展缺乏后劲，无法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造成城市资源的浪费和整体利用水平的低下，束缚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增进城市与周边乡镇的连接，进而充分发挥市区经济的带动效应，有效促进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

4.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改变我国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也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在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其配套建设中，如高速铁路、通信网络等建设，就需要引进更多的高科技产品，配套研发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让更多的技术更新换代，这将促进高科技成果加快向生产领域转化的步伐，从而也进一步促进相关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领域分析

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包括许多方面，为此，不能搞“一刀切”,要针对实际需要有重点、有组织、有步骤地重点发展一些关键行业。

1.交通运输行业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载体。它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是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业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以及国防建设对运输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为优良的交通运输对充分开发利用各地区间、各国间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发展的经验表明，铁路干线对经济的带动力和影响力极强。如日本的北海道干线，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干线法国的巴黎一里昂线，我国的哈大线、京广线、京沪线、陇海线，都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轴线，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将会有力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大发展，这是被客观历史证实的经济规律。进入“十一五”后，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交通设施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因此，在现阶段必须加大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

2.通信行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新知识、新信息的传递和利用。大力发展通信行业，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通信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的今天，各类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各界对信息交换的需求俞加旺盛，发展通信行业有利于促进高新信息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3.电力行业

目前，我国的电力市场开发程度较低，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尤其是电力行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电源结构不合理，水、火、电比例失调，电网建设滞后于电源建设，电网结构不合理。2008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国家电网线路停运330多条、输电杆塔倒塌196处，导致我国南方大面积断电，同时致使国内南北铁路电气化大动脉的中断。加大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电力行业结构调整，既可弥补电力行业薄弱环节，拉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发展，又可增加电力供应，促进城乡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4.农村基础设施领域

与城市相比，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尤显薄弱。按照国家新农村建设总体部署，紧紧围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要逐步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特别是要加强支撑现代农业的基础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改造通乡、通村公路，加快发展农村清洁能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对策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解决好资金筹措问题。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出发点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分析发现在现阶段宜采取如下途径来进行资金筹措。

1.由当地政府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

美国有许多州早已采取政府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的资金筹措办法，而且施行多年实践检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通过发行债券，可以筹集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投资额。同时，由于其具有追索偿还权，还会激励当地政府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努力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2.实行B0T融资方式

通过BOT融资方式的运用，可以充分利用国外大企业的雄厚资金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促进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完成，而且由于在合同或协议中规定了在一定期限内由外方来经营并由其自身来承担经营中的风险和损失，这样就可以迅速地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大发展。

3.鼓励私人进行投资

研究表明，未来私人投资将是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将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在国外，私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一般占全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12%~18%.在阿根廷，私人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则高达70%;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有私人参与除供水之外所有基础设施部门投资的传统；在菲律宾，私人投资也高达40%.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的作法，放开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筹措限制，鼓励私人参与投资。

4.发行股票进行融资

基础设施产业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在当前这种出口需求紧缩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刺激内需,对于现阶段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7年4月美国全面爆发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这场危机后来演化成为全球信贷紧缩,并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

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对出口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次贷危机还导致全球股市震荡,中国股市也出现了巨幅震荡和急剧下滑,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

2008年l1月,国务院提出2010年底之前投资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10项措施。在当前这种出口需求紧缩的‘隋况下,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刺激内需,对于现阶段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1.有利于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国内需求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发展,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是当前首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实行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会为经济的平稳增长提供一个有效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能够进一步拉动更大的投资需求。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权威报告显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投资需求系数将达到3.1~3.8,即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每投入1美元,就能拉动社会投资需求3.1~3.8美元。这样,不仅可以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中的投资比重,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进而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而且在投资过程中还能将一部分投资转化为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总体水平。通过这种轮番作用,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全面增长,为战胜金融危机提供保证。

2.有利于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克服影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在助推地区经济起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某些地区开发获得成功,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通过率先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经过近年未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某些地区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薄弱,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因素仍未消除。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这些地区实现新的跨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更加紧迫。

3.有利于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城市化水平还较低,目前仅有31%,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70%~90%的水平,也落后于世界平均45%的水平。这种状况导致城市发展缺乏后劲,无法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造成城市资源的浪费和整体利用水平的低下,束缚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增进城市与周边乡镇的连接,进而充分发挥市区经济的带动效应,有效促进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

4.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改变我国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也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在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其配套建设中,如高速铁路、通信网络等建设,就需要引进更多的高科技产品,配套研发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让更多的技术更新换代,这将促进高科技成果加快向生产领域转化的步伐,从而也进一步促进相关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领域分析

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包括许多方面,为此,不能搞“一刀切”,要针对实际需要有重点、有组织、有步骤地重点发展一些关键行业。

1.交通运输行业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载体。它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是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业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以及国防建设对运输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为优良的交通运输对充分开发利用各地区间、各国间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发展的经验表明,铁路干线对经济的带动力和影响力极强。如日本的北海道干线,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干线法国的巴黎一里昂线,我国的哈大线、京广线、京沪线、陇海线,都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轴线,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将会有力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大发展,这是被客观历史证实的经济规律。进入“十一五”后,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交通设施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因此,在现阶段必须加大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

2.通信行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新知识、新信息的传递和利用。大力发展通信行业,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通信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的今天,各类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各界对信息交换的需求俞加旺盛,发展通信行业有利于促进高新信息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3.电力行业

目前,我国的电力市场开发程度较低,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尤其是电力行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电源结构不合理,水、火、电比例失调,电网建设滞后于电源建设,电网结构不合理。2008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国家电网线路停运330多条、输电杆塔倒塌196处,导致我国南方大面积断电,同时致使国内南北铁路电气化大动脉的中断。加大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电力行业结构调整,既可弥补电力行业薄弱环节,拉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发展,又可增加电力供应,促进城乡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4.农村基础设施领域

与城市相比,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尤显薄弱。按照国家新农村建设总体部署,紧紧围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要逐步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特别是要加强支撑现代农业的基础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改造通乡、通村公路,加快发展农村清洁能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公务员之家

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对策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解决好资金筹措问题。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出发点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分析发现在现阶段宜采取如下途径来进行资金筹措。

1.由当地政府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

美国有许多州早已采取政府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的资金筹措办法,而且施行多年实践检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通过发行债券,可以筹集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投资额。同时,由于其具有追索偿还权,还会激励当地政府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努力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2.实行B0T融资方式

通过BOT融资方式的运用,可以充分利用国外大企业的雄厚资金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促进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完成,而且由于在合同或协议中规定了在一定期限内由外方来经营并由其自身来承担经营中的风险和损失,这样就可以迅速地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大发展。

3.鼓励私人进行投资

研究表明,未来私人投资将是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将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在国外,私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一般占全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12%~18%。在阿根廷,私人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则高达70%;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有私人参与除供水之外所有基础设施部门投资的传统;在菲律宾,私人投资也高达40%。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的作法,放开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筹措限制,鼓励私人参与投资。

4.发行股票进行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