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技术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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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技术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1

1.各地区科技活动情况差异明显1)科技活动机构分布不均衡2004年-2007年,全省科技活动机构分布极不均等,差异明显。兰州市平均水平都在180个以上。除兰州市外,其余7市(州)机构数分布总体都很少,且呈现不均等,较多的是河东经济带的天水市和河西经济带的张掖市。庆阳和甘南的科技活动机构数是最少的,近四年均未超过10个,反映出这两个地区的科技基础还很薄弱,科技参与面还很低,形式科技产业的优势还很欠缺。2)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极不均等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在省内各地区分布差距比较明显,2004年-2007年,兰州市基本都保持在40人以上,绝对数远高于同期其他市(州),且比较稳定,年平均增长率为-0.01%。除兰州外,以张掖和金昌为代表的河西经济带的科技活动人员分布较河东经济带明显密集,这种差距的根源部分在于两个经济带的产业结构、产业链及其深度不同。从各市(州)的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型城市的科技人员分布密度远高于农业型城市,这说明,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的科技活动人员分布有很大影响,高农业结构的分布密度低于工农混合型结构,工农混合型结构低于高工业结构。3)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差距十分明显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在全省各地区不均等。总体上看,河西经济带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高于河东经济带。在河东经济带中除天水外,庆阳和定西等地较兰州、金昌都很少,四年间均未突破2000万元,且年平均增长率不足5%。两个民族自治地区,临夏和甘南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2007年仅为810万元和1021万元。2.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情况差异明显1)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差距很大2004年-2007年,居于前三位的是兰州、金昌和天水,其总量明显高于其他5市(州),分布差距较大。两个民族自治州处于全省最低水平,临夏州最低时仅为18人,甘南州仅为28人。这说明,兰州、金昌、天水等地在科技人员设置数和投入的安排上高于其他市(州)。2)R&D经费内部支出差距很大近四年,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不均等,兰州市R&D经费内部支出每年占到全省总量的40%—50%,且以6.37%的年平均增长率逐年拉大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由2004年的96901.7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116609万元。而同期,庆阳、定西、临夏、甘南四地均很少突破千万元。如临夏、甘南、庆阳在2007的R&D经费内部支出仅为248元、546元、228元。差距由2004年的96720.7万元扩大到2007年的116381万元。2004年-2007年,全省R&D经费内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4%左右,在R&D上的财政支出比例比较稳定。在这方面,兰州市总体呈下降趋势,由2004年的23.69%下降到2007年的14%,下降近10个百分点。这说明了R&D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率低于兰州市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与R&D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一致,金昌市在财政支出中对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且增长幅度较大,2007年较2004年高50个百分点,反映了近年来金昌市对R&D的高度重视。3.科学技术支出增长较缓慢,支出总额差距明显1)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各地区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增长缓慢,且地区间分布不均等。以兰州、金昌、庆阳、甘南为样本,2004———2006年,兰州市人均科技支出最高,分别达到17.47元、23.39元、29.21元。金昌市基本保持11元的水平上。庆阳的人均科技之处最低,三年内仅为7.51元、8.10元、11.51元。2)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存在差距。从总体上来看,兰州市的支出比例明显地高于其他市(州),2004年为1.30%,2005年1.47%,2006年为1.51%。而同期其他市(州)均未超过1%。2006年,金昌为0.45%,甘南仅0.41%,兰州高于甘南1.1个百分点,差距明显存在。这说明,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的规模,不仅仅是受限于当地财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各地区财政支出中对科学技术支出的比例安排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4.甘肃省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数测算根据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实际,对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我们认为主要由三大项或曰单项指标构成,即科技活动基本情况、研究与试验发展情况和科学技术支出。每一单项指标下面又有若干子指标,运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算方法现对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这一指标进行测算。均等化指数在这里是一个逆指标,均等化指数越大,则代表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越不均等;反之则代表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越均等。根据上图,四年度各地区基础科学研究均等化指数都较大,2004年为0.354,2005年略有下降,为0.256,2006年开始呈现上升态势,达0.332,到2007年,已增加至0.408。这说明,甘肃省地区间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问题比较突出,且不均等状况有加剧的趋势。

甘肃省基础科学研究不均等的根源分析

1.经费来源单一科技经费来源单一,是指甘肃省各地区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支出构成了各个地区科技经费的主要来源,这是影响地区间科技公平的重要因素,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科技经费总量少相对于东中部地区,甘肃是欠发达省份之一。而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发展的科学技术事业更是与东中部地区有很大差距。2004年全国平均水平为129.17亿元,同期甘肃为32.59亿元,差距为96.58亿元,全国平均水平为甘肃的3.96倍。至2007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29亿元,为同期甘肃的3.8倍,差距达168.79亿元。就省内各市(州)而言,人均科学技术支出最高的兰州市历年来也未突破30元。而庆阳的人均科技之处最低,三年内仅为7.51元、8.10元、11.51元。2)易受地区产业机构的影响科技经费来源单一,且总量较少,这就无法有效调节科学研究事业,当然也无法有效地缩小区域内差距、提升区域内科技服务质量。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而不同的产业机构对科技有不同的需求,包括数量、质量、种类等等,这种不同的需求构成了对各地区科技事业不同的间接补助,即资金的第二来源。2.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我们选取河西经济带的张掖跟甘南民族自治地区就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项作一对比,2007年,张掖市GDP为1466371万元,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0.3%,甘南州GDP为353661万元,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0.29%,虽然在比例支出上大体相等,但由于GDP的不同,致使机构科技经费在内部支出规模上存在很大差距,张掖市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为4403.4万元,而甘南州仅为1021万元,前者为后者的4倍之多。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科技不均等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3.产业结构不同不同的产业对科技的需求不同,产业与科技发展的关联度很大。我们以三产各自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反映地区的产业结构,以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地区科技发展程度作为地区的科技实力,现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作一分析。以2007年数据为例,8市(州)在不同产业领域内的产值占当地GDP的比重反映了该地区的三产比例状况,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逐一对每一个产业与科技水平的相关性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与科技水平呈高度负相关关系,值达到-0.81769,即第一产业比例越大,科技实力总体越弱;第二产业与科技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069,这说明工业和建筑业能够积极地促进科技的发展、增强地区的科技实力,提升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如2007年金昌市的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高达84.39%;第三产业与科技水平呈负相关系,相关系数为-0.0273。4.财政体制就甘肃省而言,各地区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很小,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建设领域。2004———2006年,金昌、庆阳、甘南的科学技术支出比重都没有超过1%,兰州平均水平也只维持在1.4%。况且,2006年相对于2005年支出比例不增反降,金昌由0.6%下降到0.45%,庆阳由0.77%下降到0.75%,甘南由0.71%下降到0.41%。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政府职能结构,各地区差异化的政府职能结构也就决定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均等。“以工业兴市”、“以科教兴市”等这些不同的城市发展战略就是各个地方政府不同职能需求的集中体现,在这种背景下,很难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都关注着贴近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2

1俄罗斯科技政策系统的“拉赫京模式”

俄罗斯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学者们对科技政策的长期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赫京博士(Г.А.Лахтин)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理论研究,并参与了俄罗斯科技政策条文的制定过程。他在2000年的《科技政策总论》一书中陈述了科技政策理论,从系统论观点出发,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与社会相关的开放系统。他认为,科技政策是解决上述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问题的思想理念和行动方案,因此也应该形成相应的系统。科技政策系统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总体科技政策,解决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全面实现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相关联的总体规模调整。第二层次是各种具体政策,解决科学技术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问题。笔者根据拉赫京的相关理论[1],提出俄罗斯科技政策系统的“拉赫京模式”。

“拉赫京模式”是结合俄罗斯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产物,其意义在于:展示了科技政策对于解决“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指导性功能;囊括了科技政策系统应有的内容;揭示了科技政策系统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制定科技政策具有前瞻性、普遍性理论指导意义。

“拉赫京模式”既体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技政策的沿袭,又体现了转型期的特点。

“优先发展方向政策”和“保护和发展科学潜力政策”在政策框架上承袭苏联传统,在内容上增加了为适应新时期、解决新问题的调整。例如:转型期俄罗斯从三方面改革了科技人才政策:首先,由从粗放型发展,即只注重人才数量增长,向减少数量、重视质量转化;第二,从对人才的完全行政管理方式向引进市场机制调整;第三,从全部由国家指令强制,向合作伙伴型转化。在国家层面上,需要加强财政和工作岗位的竞争。就私营企业而言,需要调整机制以便吸引青年科技人才与企业兴趣保持一致,更快地将科学技术成果投入市场。

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科研和高校一体化政策、商业化政策、科学领域中的私有化政策等是转型期以来出现的新科技政策,正处于探索之中。

“拉赫京模式”的理念在俄罗斯联邦近年来颁布的科技政策中得到具体体现。

2俄罗斯国家总体科技政策

俄罗斯国家总体科技政策用于协调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落实财政方面,而且体现在改变落后观念、实现总体规模上的调整。

1996年颁布的《“关于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联邦法》(下称《科技政策法》)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第一部有关科技政策的联邦法律,是其科技政策的总纲领。“用于协调科学和(或)科学技术活动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科学和(或)科学技术产品(工作与服务)需求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科技政策法》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国家科技政策的概念、基本目标和实施原则。

“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是社会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它表明国家对科学和科学技术活动的态度,明确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构在科学技术以及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目标、方向和活动方式”。

俄罗斯国家科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发展、合理安排并有效利用科技潜力,扩大科学和技术对发展国家经济的影响,完成最重要的社会任务,保障对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结构性进步改造,提高物质产品的效益和竞争力,改善生态状况并且保护国家信息资源,巩固国防,维护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加强科学和教育的相互关系。”

实施国家科技政策根据如下原则:“认清科学实际上是决定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部门;利用各种社会讨论形式选择科学和技术的优先发展方向并且公开化,对通过竞标形式实施的科学和科学技术规划、项目给予鉴定;保障基础科学的优先发展;在科学研究和试验开发过程中,以高等专业教育机构、部级科学院乃至各部属机关和其他联邦权力执行机构的科研组织为基础,建立教学—科研联合体,通过由高等专业教育领域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和大学生参与等各种形式,实现科学、科学技术和教育活动的一体化;支持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竞争和企业活动;把资源集中到科学和技术优先发展方向上;通过经济系统和其他优惠方式对科学、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给予奖励;通过建立国家科学中心系统和其他结构,发展科学、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促进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科学、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及其科学技术潜力的一体化;发展俄罗斯联邦的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2]

《科技政策法》对科技活动的主体、内容、成果鉴定、财政、国际合作等方面作了明确界定,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在联邦预算中民用科学研究与试验开发资金应占联邦预算支出的4%以上”。[2]应该说,俄罗斯《科技政策法》在基本概念的界定及其陈述、对科技活动主体权利的规定等方面表现出学者们的理性思考和战略远见。

《科技政策法》的缺陷在于未把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与俄罗斯国家现状相结合,未把科技发展道路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联系起来,未明确涉及科技人员的切身利益,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因此,叶利钦政府尽管颁布了此法,却因陷于经济困境而无暇顾及科技界使之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2年3月30日由普京总统批准的《俄罗斯联邦2010年以前及更长期科技发展政策原则》(下称《政策原则》)[3]内容更现实、深入,措施也更具体,代表了俄罗斯科技政策的新理念。

《政策原则》明确规定:“科技发展要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相符合,并且与提高俄罗斯联邦的优先地位相关。”“俄罗斯联邦科技发展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向国家发展的创新途径转化,保障本国研发产品的竞争力,加速使用这些产品对发展经济的效益,支持国防达到必备的水平,保卫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安全。”《政策原则》规定了俄罗斯科技界的近期任务是“促使科技联合体向市场经济转化”;“把隶属于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私人资本建立相互联系”;“使国家调节与市场机制达到合理配置,对科研、技术和创新活动采取直接和间接的奖励措施”,从而摆脱科技界的危机状况,激发企业家对科技投入的兴趣,使科学再生;远期目标要摆脱或尽量缩短俄罗斯科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转向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改变俄罗斯目前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工艺缺乏竞争力的状况。

《政策原则》在以下几方面表现了与《科技政策法》的显著区别。

(1)《政策原则》第一次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当作实现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首要任务,把发展国家实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放在同等地位上。这是俄罗斯在转型期中实现观念彻底转变的最重要表现。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调整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把科学技术置于为社会服务的地位,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2)《政策原则》首次把实现国家发展向创新途径转化当作政策目标。从以往单方面强调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必须支持科技发展,转变成强调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强调完善科学技术的自我生长发展机制。通过对知识产权——特别是非物质形式的知识产权的管理实现把科技成果引入国民经济领域,从而实现向创新经济转化。这也是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所更新的观念。

(3)《政策原则》首次总结了俄罗斯国家所拥有的科技发展优势:①拥有各种法律形式,拥有各具特色的、与从事科研、技术活动以及培养科学工作者的组织相关联的孵化器和科技综合体,这些组织拥有人才、信息、物质技术基础和设计基地;②拥有雄厚的基础科学、具有特色的科学学派和达到世界水平的科学成就、拥有发展着的高等教育;③拥有可以开展独立生产和发展新型工艺、技术的工业潜力;④拥有能够处理国家机构中复杂科技问题的丰富咨询经验;⑤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着的交通和建筑业。

基于对国情的客观分析,俄罗斯利用政策扬长避短,充分树立振兴国家的自信。

(4)《政策原则》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任务和具体措施,把发展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提高到与世界知识经济时代同步发展的水平上。

(5)《政策原则》强调了扩大并充分发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私人投资的作用,体现了转型期俄罗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途径。

(6)《政策原则》提出了比原有目标更加集中的新时期的科技优先发展方向。

(7)《政策原则》首次把科技发展与国际反恐怖主义运动相结合,从政策角度为国家科技发展赋予新的重要使命。

显然,与《科技政策法》相比,《政策原则》更加切中俄罗斯原有科技体制缺少创新途径的要害,反映了俄罗斯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的决心和策略。

3科技优先发展方向政策

科技优先发展方向政策是俄罗斯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保证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使国家科技实力得到稳定增长,决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筛选出的科技优先项目上。该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确定“科技优先发展方向”的对象。

俄罗斯学者在确定“科技优先发展方向”的对象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选择优先项目;第二阶段(1996年)确认科技优先方向和关键技术两个等级;第三阶段(1998年)出现优先方向、联邦级关键技术和涵盖所有领域的详细项目的三级分类法。可以说,完成对所选对象的分类并寻找各类的特征构成了科技优先发展政策的任务之一。

1998年俄罗斯科学部“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组织进行了联邦级关键技术和具体项目的评估和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工作。有大约1500名学者、科研管理者、国家科学中心和工业企业的专家共同参与,对70项关键技术进行评估。

这次评估使用了三级分类法:总分类确定7个优先方向;中级分类确定70个关键技术;详细项目分类确定258项针对直接实验对象的技术。其中详细项目分类技术包括:34项信息技术和电子学技术;33项生产工艺;42项新材料和化工产品;57项生命系统技术;15项交通技术;55项燃料和能源技术;22项涉及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评估结果认为:俄罗斯在7个优先发展方向中仅有4个方向被认为是满意的。在70个联邦级关键技术中有18项是俄罗斯的“强项”,52项是“弱项”。在“强项”中有3项超过世界水平,15项相当于世界水平。在70项关键技术中仅有6项具有向世界市场销售的前景。在258个详细项目分类技术中有63项技术是相当于或超过世界水平的。

俄罗斯政府主管部门每2—3年必须对科技发展优先方向、关键技术进行一次调整。2002年的《政策原则》规定了筛选俄罗斯联邦国家战略优先发展方向项目所根据的原则: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依靠创新发展取得经济增长成就;加强基础科学;改革教育体制;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由此确认了9个科技优先发展方向(信息通讯和电子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和化学工艺;新式武器、军事和特殊技术;生产工艺;生物技术;燃料和能源;交通;生态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和54项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科技优先发展方向研发2002—2006年规划》[4],对实施科技优先发展方向政策给予了进一步明确的目标认定。

可以看到,俄罗斯对优先发展方向的确定极为重视。这说明俄罗斯为保证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同时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要求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从而保证了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决策的有效性。

4创新政策

创新政策是俄罗斯为适应转型期提出的具有市场经济特色的新政策。主要包括从信息、组织、财政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科技活动主体探索提高创新绩效的途径,鼓励其主动追求获得利润。

创新(Инновация)概念直至20世纪末期才出现在俄罗斯媒体中。俄罗斯“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参照相应国际标准将创新活动定义为:把研发成果或者科技成就转化为新型或改良的产品或服务投入市场,在实践应用中利用新的或改善的工艺流程或者服务、加工的生产方式。[5]

俄罗斯政府的创新政策有:《“关于创造吸引创新投资条件”的政府规定》[6];《“关于1998—2000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的政府规定》[7],及《“关于科学创新政策”的俄罗斯联邦政府规定》[8]、《2002—2005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等。

在《“关于1998—2000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的政府规定》中阐述了政府对创新活动的立法规范以及对创新活动的奖励机制。

《2002—2005年俄罗斯联邦创新政策构想》规定了创新发展目标: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确保创新产品打入并占领国内外市场;逐渐实现以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促进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上述文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为俄罗斯创新活动发展搭建了政策平台。创新政策的宏观方面解决创新活动的法规、奖励机制、制度转换系统、知识产权保护和把科技产品引入市场的问题。从国家调控角度看,创新政策对调动全社会力量投入创新,把研发机构推向市场,在信息保障系统、鉴定系统、金融系统的联合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通过税收调节扩大资金来源,鼓励私人为创新项目投资。创新政策的微观方面通过与优先发展方向政策相结合,解决创新项目的选择问题。通过政策作用,加速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项目和自然资源再生产项目。引导创新企业在仪器制造、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农业、医疗技术、医药等重点领域上发展。

俄罗斯政策专家把一般创新模式分为“原创型”(直接研发成果,如美国)和“追赶型”(间接迅速产生成果,如日本)两种类型,并对应两种创新政策。第一种是从零开始的“全方位”创新政策,即一手牵住科研产品生产的总链条。第二种是“拼装式”政策,即把生产中各单元的各种变化加以统一。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的创新政策:对于原有的科学院系统推广第一种创新政策较为合适;在新兴小企业中则倡导第二种创新政策。

在创新政策推动下,俄罗斯产生了新的多级网状式创新组织:小型创新企业——孵化器——技术园——科学城(俄罗斯联邦国家科学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科学院大学——创新开发区——国家创新系统。其中,科学城是俄罗斯特有的创新结构;科学院大学是正在计划建立的新型科学创新组织。

俄罗斯政府充分认识到:从国情出发建立国家创新系统是迅速振兴俄罗斯的有效措施。《政策原则》规定:“建立国家创新系统是最重要的国家任务,是国家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部分。”俄罗斯国家创新系统“必须具备:良好的经济和法制基础;创新结构;完善国家的科技研发与商业成果相结合的机制”,“应该保障国家管理机关与所有科研机构和经济企业在加速把科技成果用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巩固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上紧密结合”。“建立国家创新系统需要完成以下任务:(1)完善相关机制,密切创新过程参与者(包括科研组织、高等院校和生产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新技术投产、提高全体成员水平等方面达成共识;(2)对创新过程参与者实行经济政策,通过预算外财政进行奖励,对高科技项目建立法制服务,发展风险投资;(3)建立并发展创新机构主体(创新技术中心、技术园、技术“商务孵化器”、高等院校部门实验室)和创新活动集中服务网络,巩固建立与发展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个别产品的专业生产商和科技服务。”

在联邦预算、地区预算和预算外资金的支持下,目前,在俄罗斯24个地区建立了大约50个技术创新中心、70多个技术园区。2003年1月,俄罗斯政府计划在国家科学中心基础上,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西北和中央地带建立4个科技创新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统一纳入国家创新系统,用于带动科学城自身的改组,促进俄罗斯的科研机构走上创新、自我发展的道路。

5结论

俄罗斯转型期科技政策的总方针是集中力量和资金,力主自我创新。主要特点表现在:

(1)在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关系上,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作用、强调国家从外部对科技资源的保护作用,转变为强调科技主体变被动为主动,从内部走自我创新发展的道路。通过创建国家创新系统,实现科学技术为国家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最终目的。

(2)在处理科学技术的服务对象上,从以抽象的国家利益作为对象,转变为以具体的公民利益作为对象;从片面发展军工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转变为加强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科技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从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

(3)在处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上,通过优先发展方向政策,把二者结合起来。既保证国家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又集中有限资源突出阶段重点,以优先发展方向项目带动相关领域基础科学的发展。

(4)在研发财政来源上,从计划体制中的国家单一来源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来源,逐渐降低国家科技财政在总体科技财政中的份额,鼓励企业和私人对研发的投资。

(5)强调科学教育一体化的作用,打破多年来科教分离结构,有效整合国家的科技资源。

(6)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对外封锁、自我封闭,转化为开放国门,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开发本国的科技资源,在促进世界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护国家利益,提高国家地位。

这些反映了俄罗斯科技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观念的转变。但其科技政策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1)人才政策力度不够。一方面没有真正解决人才外流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没有吸引人才流入的政策。特别是没有科技移民政策。

(2)由于税收政策不到位,一方面,创新企业缺少研发资金,另一方面又得不到税收优惠,严重影响了企业对创新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积极性。

(3)缺乏风险资金政策以及与中介服务、产品销售的配套政策和法规,没有真正解决创新环节缺失问题。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3

知识经济是由于高技术的产业化而导致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业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一样,它将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等的全面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遇到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面对新的产业革命机遇,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迎头赶上呢?下面,本文就结合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及其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来谈谈有关看法。一、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征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观点不一。大致来说,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以世界经合组织为代表,也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它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软件是能够真正发挥所有这一技术之功能的关键部件,软件是核心,软件行业将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第二观点以我国学者吴季松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经济,是“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第三种看法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主要是一种“信息产业”,“这种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软件的成功,软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软件的创新、技术、研究,并倾听用户的声音”。我们认为,以上的各种观点分别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强调,各有所长,但都没有抓住“高科技”这一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种观点单纯强调知识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但忽略了知识有高科技知识和一般科技知识之分,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识,显然不全面。第二种观点强调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忽略了科学技术有一般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种观点倒是强调了信息产业这一高科技产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产业不仅包括信息产业,还包括其它产业,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为主)、以高科技知识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以便解决人类由于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短缺危机的一种新型经济,是一种将导致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型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特征:1.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知识,是一种可推动产业发展的新知识,可简称为“可产业化的高科技知识”。所谓“高科技”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的概念,不是传统科技的简单创新,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分类,它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传统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当高科技组成分大大提高,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是超过70%时,传统科技才被创新为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取决于劳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而是更直接地取决于高科技知识的投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知识产业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来。所谓知识产业,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据统计,在美国,1958年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过46%,1981年达到49%。1997年,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2.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影响最大。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并不是传统的农业或工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最为重要。目前,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科技来发展经济,尤其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发展。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的份额已达24.2%,日本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已达到22.2%,德国达到20.1%,法国达到18.7%。此外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于信息技术。3.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如长期以来“重应用,轻基础”的日本,由于基础科学力量较薄弱,科技后劲不足,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部分高科技领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国重新占据优势,如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车工业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领先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目前已进入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倾向,其具体表现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已大大缩短。据研究,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在20世纪初以前大约需要30年,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大致为10年,至20世纪下半叶缩短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4.知识经济是人类为解决传统工业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它将导致全球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发生全面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夺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生产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危机,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七十年代大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战略。知识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出现的,它以高科技产业为依托来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依赖的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智力资源。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可以不断开发出富有的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巨大财富,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由于传统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资源短缺危机和生态平衡危机。与传统经济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所以说,它实质上是人类为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作为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这样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那种区域经济走向了全球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资源、政治经济体制,还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的相关因素。社会体制也更加趋向于民主化,过去那种靠垄断知识、垄资源来维持权威的传统作法,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资源的多样性而被逐渐淘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世界将从工业时代的二元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与反资本主义二元文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多元文化,这主要是知识经济的高科技特征决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高技术产业较之以前钢铁、机械和纺织等产业不同,产业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高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冷战以后世界多极格局的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也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因此,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灿烂绚丽的多元时代,各种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将在地球村这个背景下进行竞争。二、知识经济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当代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说,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1.在科技管理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国家在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国家主持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二是国家加大对科技研究经费、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比例。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提高了国家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任职期间,把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高到内阁部长级。克林顿上台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此外,它们还确定了科研开发重点,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力与资金。美国的“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计划、欧盟“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计划”、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都是它们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措施。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还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尤其是重点支持知识产业。1994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就已达1730.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61%,OECD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开发费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已达206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体系内部的发展重心上,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产、学、研三方面的结合。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科技产业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以及科学转化为技术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周期的缩短,一国科技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发展,因此,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来看。在国际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一般可以用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例(FR/R&D)的大、小来衡量。根据有关资料,1970~1995年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大致占R&D经费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达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为12.6%,印度的比例为16.4%。受其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因此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提倡在职教育,甚至提倡终生教育。目前OECD成员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2.5%。3.在投资方向上,增加风险投资已成为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大科学基础上的高技术经济,而开发高技术本身不仅需要高额投资,而且高技术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失败率相当高的任务,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们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97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产业的风险投资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4.在科技组织形式上,科技工业园区成为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符合时展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我国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高技术,通过现代管理实现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产业会议来解决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问题,创造了高于传统工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广泛兴建高科技工业园区,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工业园区,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美国硅谷已成为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典范。三、我国科技体制的现状及其对策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性。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第一,科学、技术与生产缺乏有机协调性,造成科技体制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单位来,对于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在科研组织内部,人们主要是根据专业来组织研究,而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研究,科研组织缺乏整体的经营意识。人才结构存在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科研单位主要由专业人才组成,缺乏经营人才。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政府近年来尽管实施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在“稳住一头”方面,由于政府下拨的事业费太少,以至于维持科技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都不够,因此,该稳住的也没有真正稳住。在“放开一片”方面,因为采取了“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结果使科研机构变成了科技人员个体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组合,并没有真正达到“放开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人才不能流动,信息不能沟通,以致出现有完全相同的课题,许多单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第三,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严重偏低。目前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已经达到12%~20%的规模,而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着比例偏低的现象,而且自1991年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仅为6.6%。第四,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非常低,仅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在科技体制上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如“稳住一头”没有真正稳住,从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经费总量不够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稳住一头”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业本身寻求发展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企业和一些非营利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就能够缓解国家资金总量有限的问题。在“放开一片”的问题上,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仍然没有从技术生产单位转化为技术经营单位,没有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仍然是上级任命的技术生产的学术带头人,而不是市场中摔打出来的技术经营者”。第二,我们没有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相互作用的科研组织机构。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看,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高校、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政府实验室组织大型的、符合国家需求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学主要进行自主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研究机构则主要进行符合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科学研究,非营利机构则除了组织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外,还大力支持民间基础科学研究。这四大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通过签订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的方法,组织政府、大学和私人企业的研究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在一定期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进行攻关式的研究开发活动。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机构是比较发达的,其它两种科研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三,我们没有建立适应高科技发展需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和产业化进程如此缓慢,从投资方面看,除了有资金总量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机制。根据有关资料,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占2.3%。国外专利成果转化率高,风险投资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种子型创业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前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从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我国在科技体制上应当采取的对策是:第一,在科研组织上要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时展需求的科研组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大型科学中心、高校科研机构、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适应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以及“大科学,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研究机构中,目前出现的最新组织就是以硅谷为典范的科技工业园区。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后三种科研组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下进行协同研究与开发。第二,加大基础研究比例,这不仅指国家,也包括企业在内。第三,提高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真正做到稳住一头。第四,在科研机构内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为面向市场,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应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第五,为促进和保护知识经济的发展,除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金融保障体制,加强高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4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5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6

蒸蒸日上的凝聚态物理学

自从80年代中期发现了所谓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以来,世界上对这种应用潜力很大的新材料的研究热情和乐观情绪此起彼伏,时断时续。这种新材料能在液氮温区下传导电流而没有阻抗。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的研究仍是今后凝聚态物理学中活跃的领域之一。目前,许多国家的科学工作者仍在争分夺秒,继续进行竞争,向更高温区,甚至室温温区超导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努力。可以预计,这个势头今后也不会减弱,此外,高临界温度的超导材料的机械性能、韧性强度和加工成材工艺也需进一步提高和解决。科学家们预测,21世纪初,这些技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并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超导电机、超导磁悬浮列车、超导船、超导计算机等将会面向市场,届时,世界超导材料市场可望达到2000亿美元。

由不同材料的薄膜交替组成的超晶格材料可望成为新一代的微电子、光电子材料。超晶格材料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已逐步揭示出其微观机制和物理图像。目前已利用半导体超晶格材料研制成许多新器件,它可以在原子尺度上对半导体的组分掺杂进行人工“设计”,从而可以研究一般半导体中根本不存在的物理现象,并将固态电子器件的应用推向一个新阶段。但目前对于其他类型的超晶格材料的制备尚需做进一步的努力。一些科学家预测,下一代的电子器件可能会被微结构器件替代,从而可能会带来一场电子工业的革命。微结构物理的研究还有许多新的物理现象有待于揭示。21世纪可能会硕果累累,它的前景不可低估。

近年来,两种与磁阻有关的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巨磁阻和超巨磁阻现象。一般磁阻是物质的电阻率在磁场中会发生轻微的变化,而巨磁和超巨磁可以是几倍或数千倍的变化。超巨磁现象中令人吃惊的是,在很强的磁场中某些绝缘体会突变为导体,这种原因尚不清楚,就像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超导性的原因难以捉摸一样。目前,巨磁和超巨磁实现应用的主要障碍是强磁场和低温的要求,预计下世纪初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进展,并会有诱人的应用前景。

可以预计,新材料的发展是21世纪凝聚态物理学研究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新材料的发展趋势是:复合化、功能特殊化、性能极限化和结构微观化。如,成分密度和功能不均匀的梯度材料;可随空间时间条件而变化的智能材料;变形速度快的压电材料以及精细陶瓷材料等都将成为下世纪重要的新材料。材料专家预计,21世纪新材料品种可能突破100万种。

等离子体物理与核聚变

海水中含有大量的氢和它的同位素氘和氚。氘既重氢,氧化氘就是重水,每一吨海水中含有140克重水。如果我们将地球海水中所有的氘核能都释放出来,那么它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提供人类使用数百亿年。但氘和氚的原子核在高温下才能聚合起来释放能量,这个过程称为热核反应,也叫核聚变。

核聚变反应的温度大约需要几亿度,在这样高的温度上,氘氚混合燃料形成高温等离子体态,所以等离子体物理是核聚变反应的理论基础。1986年美国普林斯顿的核聚变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他们在TFTR实验装置上进行的超起动放电达到20千电子伏,远远超过了“点火”要求。1991年11月在英国卡拉姆的JET实验装置上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氘氚等离子体聚变试验。在圆形圈内,2亿度的温度下,氘氚气体相遇爆炸成功,产生了200千瓦的能量,虽然只维持了1.3秒,但这为人类探索新能源——核聚变能的实现迈进了一大步。这是90年代核能研究最有突破性的工作。但目前核聚变反应距实际应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技术上尚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如怎样将等离子加热到如此高的温度?高温等离子体不能与盛装它的容器壁相接触,否则等离子体要降温,容器也会被烧环,这就是如何约束问题。21世纪初有可能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有所突破。

纳米技术向我们走来

所谓纳米技术就是在10[-9]米(即十亿分之一米)水平上,研究应用原子和分子现象及其结构信息的技术。纳米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在原子分子量级上对物质进行加工,制造出各种东西,使人类开始进入一个可以在纳米尺度范围,人为设计、加工和制造新材料、新器件的时代。粗略的分,纳米技术可分为纳米物理、纳米化学、纳米生物、纳米电子、纳米材料、纳米机械和加工等几方面。

纳米材料具有常规材料所不具备的反常特性,如它的硬度、强度,韧性和导电性等都非常高,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材料”。美国一研究机构认为:任何经营材料的企业,如果现在还不采取措施研究纳米材料的开发,今后势必会处于竞争的劣势。

纳米电子是纳米技术与电子学的交叉形成的一门新技术。它是以研究纳米级芯片、器件、超高密度信息存储为主要内容的一门新技术。例如,目前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的最高存储密度为10[12]毕特/平方厘米,其信息储存量为常规光盘的10[6]倍。

纳米机械和加工,也称为分子机器,它可以不用部件制造几乎无任何缝隙的物体,它每秒能完成几十亿次操作,可以做人类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以制造出人类想得到的任何产品。目前采用分子机器加工已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米粒大小)蒸汽机、微型汽车、微型发电机、微型马达、微型机器人和微型手术刀。微型机器人可进入血管清理血管壁上的沉积脂肪,杀死癌细胞,修复损坏的组织和基因。微型手术刀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百分之一大小,可以不用开胸破腹就能完成手术。21世纪的生物分子机器将会出现可放在人脑中的纳米计算机,实现人机对话,并且有自身复制的能力。人类还有可能制造出新的智能生命和实现物种再构。

“无限大”和“无限小”系统物理学

“无限大”和“无限小”系统物理学是当今物理学发展的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天体物理和宇宙物理学就属于“无限大”系统物理学的范畴,它从早期对太阳系的研究,逐步发展到银河系,直到对整个宇宙的研究。热大爆炸宇宙模型作为本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中四大成就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利用该模型已经成功地解释宇宙观测的最新结果。如宇宙膨胀,宇宙年龄下限,宇宙物质的层次结构,宇宙在大尺度范围是各向同性等重要结果。可以说具有暴胀机制的热大爆炸宇宙模型已为现代宇宙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暴胀宇宙论也并非十全十美,事实上想一次就能得到一个十分完善的宇宙理论是很困难的,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

“无限大”系统物理学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类星体”和“暗物质”。“类星体”是1961年发现的,一个类星体发出的光相当于几千个星云,而每个星云相当于1万亿个太阳所发出的光,所以对类星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60年代末,科学家们发现一个编号为3C271的类星体,一天之内它的能量增加了一倍,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的能量增加如此迅速?有待于21世纪去解决。“暗物质”是一种具有引力,看不见,什么光也不发射的物质。宇宙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物质是所谓的“暗物质”,这种“暗物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也有待于下世纪去解决。

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学则属于“无限小”系统物理学的范畴,它从早期对原子和原子核的研究,逐步发展到对粒子的研究。粒子主要包括强子(中子、质子、超子、л介子、K介子等)、轻子(电子、μ子、τ轻子等)和媒介子(光子、胶子等)。强子是对参与强相互作用粒子的总称,其数量几乎占粒子种类的绝大部分;轻子是参与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它们不参与强相互作用;而媒介子是传递相互作用的。目前,人们已经知道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都是由更小的粒子“夸克”组成的,但是至今不能把单个“夸克”分离出来,也没有观察到它们可以自由地存在。为什么“夸克”独立不出来呢?还有一个不能解释的问题是“非对称性”,目前我们已有的定理都是对称的,可是世界是非对称的,这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矛盾。寻找独立的夸克和电弱统一理论预言的、导致对称性自发破缺的H粒子、解释“对称”与“非对性”的矛盾,是21世纪粒子物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从表面上看“无限大”系统物理学与“无限小”系统物理学似无必然的联系。其实不然,宇宙和天体物理学家利用广义相对论来描述引力和宇宙的“无限大”结构,即可观察的宇宙范围;而粒子物理学家则利用量子力学来处理一些“无限小”微观区域的现象。其实宇宙系统与原子系统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预计21世纪“无限大”系统物理学将会与“无限小”系统物理学结合得更加紧密,即宏观宇宙物理学和微观粒子物理学整体联系起来。热大爆炸宇宙模型就是这种结合的典范,实际上该模型是在粒子物理学中弱电统一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预计,这种结合对科技发展和应用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跨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所以,首先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不能忽视更不能简单地以当时基础科学成果是否有用来衡量其价值。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时好像与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无关,直到20世纪中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许多科学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可以说,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科技突破,像原子能、半导体、激光、计算机等,都是因为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才得以实现。可以说,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科学技术、社会和人类的发展。

20世纪重大科技成果的成功经验证明,不同学科间的互相交叉、配合和渗透是产生新的发明与发现,解释新现象,取得科学突破的关键条件之一。例如,核物理与军事技术的交叉产生了原子弹;半导体物理与计算技术的交叉产生了计算机。可以预计,21世纪待人类掌握核聚变能的那一天,一定是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和激光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和配合的结果。这也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之一。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7

[摘要]简要回顾了安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对安全科学特点及研究对象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安全科学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全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等问题。在对建构安全科学体系及其相关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全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安全科学体系建构高等教育

ProbeintoSomeProblemsintheEstablishmentOfSafetyDisciplineSystem

QUFang,Assoc.Prof.ZhangYingjun,Prof.LinBoquan,Prof.

(1ChinaUniversityofMining&Technology2ChinalnstituteofMetrology) Abstract:Thehistoryofsafetyscienceisbrieflyreviewed.Afteranalyzingthecharacteristicsandresearchfieldsofsafetyscience,thechallengesfacedbysafetyscience,higheducationundermarketeconomyandtalenttrainingareprobeinto.Anelementalframeworkofsafetydisciplineisputforwardbasedontheanalysisofrelevantproblemsintheestablishmentofsafetydisciplinesystem.

Keywords:SafetyscienceSystemEstablishmentHigheducation

1.引言

安全科学是研究人类在生产过程和生活活动中技术事故和危害的科学,它是研究事故或危害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预防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安全科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90年代初期的徘徊后,在新世纪已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安全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和提高。这说明科技界已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了安全科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安全的渴望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但在肯定已有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安全科学面临的诸多挑战和更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安全科学如何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学科体系,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已成为安全科学建设中一个亟待研讨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试图对安全科学及其学科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粗浅探讨,其目的是为了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能展开深入研究,以促进安全科学健康发展。

2.安全科学的形成

安全这一概念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本能地学会了利用大自然并尽可能地避免各种灾难,形成了原始的安全观和防灾方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逐渐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人们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活条件,发明和使用了大量的机械设备,修建了大量的人们需要的人造工程项目;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机械设备的大量使用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各种自然灾害和伤亡事故在数量和规模上也急聚上升。为了消除各种危害,防止事故的重复发生或其他意外伤害事故的可能出现,人们从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事故教训中总结出了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就形成了传统的安全工作方法和安全理念。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50年,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对自身的健康和安全、环境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与此极不适应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安全状况并未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而发生根本的好转,重大灾难性事故时有发生,出现了安全工作状况和现代化生产极不协调的严重局面,从而迫使人们对安全问题重新认识,对安全的本质、安全本身的内在规律、事故或灾害产生的机理、发展过程、传递方式以及控制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深入的研究。

这种探索和研究已突破了传统行业安全的框架和安全技术的范畴,它是以传统的安全工作方法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新的角度、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方法来研究安全问题,是对安全问题理性的思考,这种研究和思考为安全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90年6月在德国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安全科学大会”(1stWorldCongressonSafetyScience)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将自己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方面反映了安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以及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因此,安全问题是与生俱来的,而安全科学的产生却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与现代科学技术带给人们正负两方面影响密切相关,它的出现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文明提出的必然要求。

3.安全科学的特点及研究对象

虽然人们已经将安全问题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但毕竟这门科学的兴起只有20多年的历史,由于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交叉性和潜隐性,要给这门新兴的学科下一个准确、全面和能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困难的,况且安全科学的研究范畴、它的内涵和外延还正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但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安全科学是研究安全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以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安全技术本身)为基础,研究生产实践和生活活动中技术事故和危害的消除及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以保证人员的身心健康、财产和设备免受损失,环境不受危害。具体地讲安全科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安全科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全部范围,生产活动主要包括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也就是传统的行业安全;生活活动则是指日常生活活动中的安全,如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灾避灾等内容。

(2)安全科学研究的目的首先是确保人员的身心安全和健康,即以人为中心的原则,这是安全的核心;其次要保证设备、财产和环境的安全。

(3)安全科学的研究应该是围绕着其研究目的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它不仅要研究由于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各种事故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防范措施,而且还涉及如何减少和避免由于技术的使用而造成的灾害的预防和处理(如由于矿井开采而造成的地表沉降问题)。它不包括类似火山爆发、地震、普通疾病等纯自然因素所产生的危害。

(4)安全科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安全科学的哲学思想(包括安全观、安全认识论和方法论);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即应用现有基础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研究安全问题自身的规律以及灾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安全工程技术,即将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具体的工程技术相结合,来解决工程领域中独特的安全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全科学和管理科学、环境科学类似,具有跨门类、多学科、综合性、横断性和交叉性的特点。

4.安全科学体系及其相关问题

4.1安全科学体系建构中的几个问题

如上所述,安全科学是研究事物安全本质、事故发生的普遍规律以及有效防治灾害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它既不是传统的劳动保护,更不是散布于各行业中安全技术的简单拼凑,而是集科学、技术及工程应用于一体的完整体系。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整体的综合性和复杂的系统性,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以及行为科学等学科门类的交叉科学。安全科学体系不仅应反映该学科的上述特点,而且要反映现实的需要。

4.1.1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必须强调安全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地位

科学基础理论是一门科学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其整个科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基础理论的突破往往能带来工程技术革命性的变革。任何科学基础理论的形成无外乎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从实践到理论,即人们在反复的实践中,获取了对某一事物大量的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找出反映该事物本质的规律,并应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加以提炼和升华,得到本门科学的基础理论。其二是从理论到实践,即首先根据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根据人们对事物已有的认识,提出某些最基本的假设或者公理作为该门科学的基本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从而形成其科学体系。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基础理论的最终形成都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该门科学的基石。

近20年来,安全技术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却没有大的突破。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需要安全基础理论的支持,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安全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应用了安全基础理论的结果,只不过是目前这些理论有很大一部分仍游离于各个纵向运用领域之中,表现为分散状态,而一旦将其归纳总结,上升为基础理论,它对于安全科学的发展就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末过于系统工程在安全领域内的应用。系统工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安全领域开始应用,受到了研究机构、大中型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迅速在机械、化工、航空航天、能源等领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将这些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成果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和升华就逐渐地形成了安全系统工程。虽然今天的安全系统工程还不成熟,但是安全系统工程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已在安全工程和安全管理中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安全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但是纵观安全科学的科学体系,目前为数不多的一些基本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实践的总结而得到的,并且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而安全科学自身的假设(假说)或者公理则更少。因此,在安全科学体系建构中必须强调其基础理论的重要地位,以使有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4.1.2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既要注意安全科学的特点和完整性,又不能完全脱离目前其发展的现状,并且要注意学科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根据科学学的研究成果,现代科学技术在横向上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和文艺理论九个门类。每个学科在纵向上有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4个层次。将上述思想应用于安全科学体系的纵向分层:

①哲学层次是安全哲学,即安全观,是对安全问题总的看法和方法论;

②基础科学层次是安全学,它研究安全的基础理论、揭示安全普遍规律;

③技术科学层次是安全工程学,它为工程技术层次提供理论基础,并将工程技术升华为理论认识;

④工程技术层次是安全工程,即直接实现或服务于安全的工程技术方法。这4个层次互为基础,下一层为上一层的形成提供素材,是土一层的基础;而上一层是下一层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又反过来作为下一层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

从安全科学目前的情况看,它在工程领域内的应用已非常普遍,相应地在工程技术层次上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但在基础理论和技术科学层次上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层次上成形的东西还很少。此外,在很多方面,安全技术科学和安全工程技术相互交叉,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笔者认为任何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其发展的过程,安全科学也不例外,它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提高,逐渐得到发展和充实。所以,笔者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不能也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安全科学体系的完美,重要的是所建构的框架要有利于丰富安全科学的内容,对安全科学体系的完善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利于推动安全科学的健康发展。

4.1.3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既要注重安全科学自身的独立性,又要注意与其他科学的渗透和交融

任何一门科学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是因为该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别于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在建构安全科学体系时,有必要对其研究范围有一个大体的限定。安全和灾害是相对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安全科学研究的对象。如前所述,安全科学是研究生产实践和生活活动中技术事故和危害的科学,其目的是保证人员的身心健康、财产及设备免受损失、环境不受危害。也就是说,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和防灾减灾。例如,对于火灾的研究,安全科学主要研究城市火灾、工业火灾等由于技术使用引起的火灾,而对于由于自然因素(如雷电)引起的树林火灾就不是安全科学研究的范围。又如,职业病属于安全科学的研究内容,而一般的疾病却超出了安全科学研究的范畴。对安全科学的研究范围之所以限定在技术危害(事故)的范围内,是由于安全科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决定的,同时,也有利于使其区别于其他科学。

在强调安全科学独立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当今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即相互交叉和渗透。安全科学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科学的成就,以便加速其自身的发展。

4.1.4安全科学体系的建构要有利于安全专业人才的培养并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安全专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培养安全专业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安全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安全工作的有力保证。目前我国已有近5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了与安全有关的专业,从专业的知识结构和培养方向上看大体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安全科学知识体系为主,结合某种生产行业的科学知识为客体组织教学内容,形成以安全科学技术为主,行业技术知识为辅的知识结构体系;

另一种则是以行业科学知识为主,安全科学技术为辅的知识结构体系。

虽然人们早就认识到前一种知识体系对于培养安全技术专业人才更为有利,是安全类专业的发展方向,后一种体系应逐步向前一种体系过渡,即从行业安全转向大安全,但如何实现这种安全专业教学内容的平稳过渡,以及如何完善以安全知识为主体的知识体系结构却一直困扰着许多从事安全教育的工作者。

一些以行业安全为主的院校,将原来本专业有关课程删掉,新开了许多从其他行业领域拼凑起来的有关安全的课程,形成所谓“拼盘式”的教学计划,按此培养的学生既没有掌握原行业的专业技术知识,又对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似懂非懂,很难满足社会对安全人才的要求。

虽然学科的出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但是社会需求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必须坚持以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为学科发展的根本目标。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安全科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我国目前安全类专业的设置来看主要集中在安全工程、安全管理以及职业卫生保健等领域,显然,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全面开放对安全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以保险业为例,随着国外保险金融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前不在保险范围内的建筑(如大型商场、娱乐中心)以及多事故行业(如矿山开采)等将成为新的承保对象。要对它们承保,首先要对其安全状况进行评估,以确定保险费;而在理赔时,必须对事故及其损失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以此作为赔付金的依据。上述这些工作的完成都离不开安全科技人员的直接参与。除此之外,在市场规范化的过程中,交通、消防、建筑等安全事故多发领域,对安全人才的需求也会大量增加。

因此,要适应21世纪经济发展对安全人才的需求,必须要放宽视野,在安全类专业的内涵和外延上进行充实和拓宽,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安全人才的培养在质量和数量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4.2安全科学体系框架

综上所述,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安全科学进行纵向科学分类和横向理论分层,笔者提出了如下图所示的基本框架。该框架将安全科学在纵向上分成8个学科,在横向上分成4个理论层次。在基础科学层次上并列地给出了自然科学等7个学科门类,主要反映了安全科学是以基础科学为基础,综合应用了其他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了安全科学的交叉性、综合性和横断性的特点。

在此还应该指出,在安全科学体系中,各分支学科以及各层次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学科发展较早,日趋成熟,其内容也比较具体。而有的则正处于发展阶段,其内涵、外延及研究内容尚待明确。此外,还应该强调安全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随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升华,还一定会有更多学科出现,笔者列出的仅是作者的认识和体会,希望引起安全科技界有关人士的兴趣,促进此方面的研究工作,以进一步丰富安全科学的内容,促进整个安全科学体系建设的完善。

5结语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安全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安全科学体系的作用是为人们自觉地进行安全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提供宏观上的指导,它在安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就目前而言,安全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主要原因:一是安全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相对还比较年轻;其次是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人员不多,特别缺乏对安全科学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所以,安全科学要有大的发展和突破,不仅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和财力上的支持,更有赖于安全科学领域内的广大科技人员作出不懈的努力,特别是知名专家和学者的参与。笔者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对安全科学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的重视,推动安全科学的健康发展,以适应21世纪我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安全科学提出的新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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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超.论建立我国安全管理硕士教育制度.工业安全与环保,2002(9):41-45

3吴穹.中国安全专业教育的现状及拓展方向探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0,10(1):61-65

4叶鹰,金玮,科学学的基本规律探讨.科学学研究,2000(2):16-18

5吴宗之.中国安全科学技术发展回顾与展望.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0,10(1):1-5

6水承.冯长根,李红霞,常心坦.对安全科学体系及其与相关学科关系的探讨.煤炭学报,1999(6):663--667“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7徐德蜀.科学、文化与安全科学技术学科的拓宽.科学学研究,1998(3):26-34

8徐德蜀,金磊,罗云,关于安全科学技术学科建设的研究.劳动安全与健康,1998(12):30-32

9张宝纯,刘潜.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知识结构的探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1996,6(增刊):17-20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8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9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基础科学技术范文篇10

关健词:国际竞争力科学技术研究环境经济实力

正如国际竞争力理论所指出,国际竞争力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就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重力的影响一样,竞争力也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基本力量。它对那些需要发展的企业,那些希望保持其工作的个人,那些希望持续增加国民生活水平的政府都有直接影响。

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及其评价

由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IMD/瑞士?洛桑)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WEF/瑞士.日内瓦)从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准确地把握了衡量一国经济发展中创造增加值及财富的经济实力的经济理论、指标体系和统计学方法,将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竞争力及其分项要素乃至几百个经济指标置于国际可比的统一评价体系中,主要从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实力、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金融实力、基础设施状况、企业管理能力、科技实力、人力资源状况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评价,从而为人们认识国际经济竞争发展的格局和态势,探求各个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优劣势和努力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依据。

中国从1995年开始正式加入国际竞争力的世界评价体系,从而使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和研究有了世界标准。在IMD的评价报告中,中国1995年名列全部46个参评国家的第34名,1996年名列第26名,1997年名列第27名,1998年名列第24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上的综合排名及许多分项要素排名正在迅速提高。

科学技术是与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国民素质等并列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八大要素(Factor)之一。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在向知识经济时展,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日益加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对一国科学技术竞争力的评价通过R&D支出额、R&D人员数、技术管理、科学环境和知识产权五个子要素(Sub--factor)及其综合来实现。作为科学技术要素之一,科学环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科学突破、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对国际竞争力的长远、稳定、基础性的推进作用。科学环境对国际竞争力促进作用的内在机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和在国民经济中应用的系统和层次来看,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开发生产推广”的链条中,科学环境主要是从“基础科学”的层面上反映科学技术对国际竞争力的推进作用。从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取得最佳状态的平衡。片面强调应用研究将不利于长远的技术进步和应用推广,使之成为无源之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相反,片面强调基础研究也将影响科技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二,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认为,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即;变革因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和工业序位结构。从作用的时向长短来看,这五种因素又可以分为三类,(1)包含变革过程和工业序位结构的短期因素;(2)由经济活动、市场导向、政府干预程度及其社会经济稳定性组成的环境因素具有中期影响,(3)人力资源开发(变革因素)具有长远影响。种种迹象表明,人力资源开发在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未来的竞争力如何,将取决于在人力资源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国际竞争力评价中的科学环境子要素充分地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技后备大军的培养环境和状况,反映了一国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长远利益。

正因为如此,IMD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中有—条重要的评价原则是:“用于基础研究和创新活动的投资所带来的知识增长是一目经济发展进入崭新阶段的决定因素气可见,一国国际竞争力要谋求实质性的发展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必须致力于科学环境的改进,这是国际竞争力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科学环境的国际比较分析

科学环境(ScientificEnvironment)是IMD在1997年的世界竞争力评价报告中第—次设置的,属于八大要家之一的科学技术要素(Factor)之下,与R&D支出额、R&D人员数、技术管理和知识产权等并列构成科学技术要素的五个子要素。表1的数据显示,中国科学环境的排名从1997年的第29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17位。名次得以快速提升。构成科学环境子要素的四个评价指标中,除了诺贝尔奖数一项保持不变外,其余三项均有上升,其中青年人对科技的兴趣一项名次从1997年的第37位上升为1998年的第20位,名次提升了17位,可谓大幅上升。表1的数据还显示,从1997年到1998年,我国国际竞争力总排名在世界4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24位,较之1997年的第27位提高了3位,科学技术要素排名第13位,较之1997年的第20位上升了7位;中国科学环境及其构成指标在世界排名的位次提升幅度均明显大于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位次的提升。

科学环境在世界评价值位次的迅速提升,说明我国近年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社会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环境的影响已起到了明显的实际效果,特别是科学教育和青年人对科技的兴趣两项,排名分别从1997年的第34位迅速上升到1998年的第25位和第20位,说明在知识经济迅速向我们逼近的时代,我国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向有利于教育和科学的方向发展。

表2中依据IMDl998年的世界竞争力评价报告,对我国科学环境诸构成指标的具体评价得分与排名进行了国际比较。我国科学环境的状况除了诺贝尔奖效一项外,其他三项指标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诺贝尔奖获奖数目最多的为美国,截至1997年底达到184项,我国仍然为0,与巴西、智利等24国并列第22位。基础研究状况最好的是美国;得7.13分,最差的是委内瑞拉,得2.60分;我国排名为第10位,得分为最高值的84%;科学教育状况最好的新加坡,得8.16分,最差的是南非,得2.81分;我国排名为第25位,得分为最高值的61%。青年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一项状况最好的是中国台湾,得7.60分,最差的是南非,得3.80分;我国排名为第20位,得分为最高值的74%。

在科学环境的诸指标中,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是“基础研究”指标,1998年排名世界第10位。说明我国具有较为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和研究能力。但我国科学研究至今还缺少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所以至今还没有诺贝尔奖获奖成果。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和科研开发机制的缺陷所造成的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开发生产推广”链条不能迅速有效转化的问题依然存在,仍有许多高水平科研成果不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科学环境既是国际竞争力中科学技术要素的直接构成因子,也是科学技术要求中其他必须的环境和条件。改善我国的科学环境,创造尊师置教、热爱科学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和质量,是我国21世纪实现社会经济全面腾飞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关于科学环境的构成要素及其量化指标、科学环境对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以及改善科学环境因素的途径等问题的探讨都是初步的。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三、中国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通过对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及其子要素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研究(表3),我们可以发现在科学技术要素中,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子要素外,其余四个子要素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技术管理和科学环境两个子要素排名提高较为明显。

技术事业长足进步,但这并不意味者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也不表明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在更广阔的背景范围内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我国科学技术中一些与经济社会体制、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有关的、固有的、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一)中国R&D资金投入强度乏力。用世界公认的R&D资金投入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科技资金投入强度来分析,在1998年的IMD评价报告中中国排名世界第34位。1996年中国的这一指标只有0.482%,这一百分比的背景是,“八五”期间(1991—199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6%,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7%,而科技活动经费筹集年均增长率只有6.9%,大大低于同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样,中国资金投入占GDP的百分比近年来就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92年为0.7%,1993年为0.62%,1994年为O.5%,1995年为0.49%,1996年则为0.48%。从1997年开始,中国R&D经费总支出有了较大程度的上涨,达到了481.9亿人民币,占GDP的0.64%。2000年,中国R&D经费总支出达到897.7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发达国家如美国在2.5%左右),中国R&D资金投入显然不足,不能满足R&D投入的需要,国际竞争力很难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中国R&D资金投资主体缺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R&D资金来源主要以企业投入为主,政府的财政支出为辅,R&D投资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以中国与其他国家R&D经费按部门分类所占比重的比较为例,中国企业中的R&D经费仅占42.9%,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占55%。而1996年美国企业中的R&D人员占80.8%,R&D经费占72.7%,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仅占24.1%。显然,中国R&D经费按部门分类比重不合理,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投资主体严重缺位,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导致投资缺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科技运作机制突出特点,中国科技运作机制突出特点是科技活动国家化和行政化,R&D资金来源则是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企业R&D对政府的依存度较大,R&D能力薄弱,技术创新意识差,科学技术竞争力发展主体缺位,导致科研、开发与生产的脱节,科研成果转化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影响中国企业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问题。

(三)中国R&D人员配置不合理。中国科技人才队伍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是人才素质不良和布局结构不合理。中国科技队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却并不让人乐观。从人才分布结构来看,发达国家R&D人员主要集中在企业,1995年美国企业R&D人员占全部R&D人员的比重达83.2%,德国达61.9%,日本达61.1%,而中国只有39.1%。中国大量的科技人才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中,并且与企业间的协作与联系不够。这种科技人才布局是影响中国科技力量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重要障碍。

(四)中国研究与开发产出的效率很低。2000年中国R&D活动机构约有28461个,平均每个机构有科研人员112人,约有近一半的R&D机构一年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只有5%的R&D机构创造过部级科研成果,15%的R&D机构创造过部级科研成果;R&D机构年平均只获得O.09项发明专利,97%的R&D机构其科技成果的应用每年不超过10项。IMDl998年世界竞争力评价报告也显示,中国“平均每10万国民持有的有效专利件效”1995年只有2项。排名世界第36位,远远低于在这一指标上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的瑞士1409项、瑞典1058项和加拿大1018项的水平。

1996年中国大陆的GDP名义上为美国的1/7左右,美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5%,因而从总量上中国的R&D经费是美国的l/35(1997年有所上升,为1/31)。而由统计得知,中国一年的科技论文数及专利数也分别近似为美国的1/35,也就是说,中国专利及论文的篇数、经费与美国相同(按购买力评价更低),用这种产出水平去实现后发优势是不可想象的。与这个问题相比,从某种程度上看投入不足更为严重,产出效率低,还带来科技成果转化低,使得科技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当然,人均1.5万元的R&D经费确实也很难要求科研人员出成果,更不要说重大的科技成就了。

(五)滞后的教育体制,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教育体制改革滞后,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也是制约中国R&D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中人浮于事的现象相当普遍,高校中教师占教职工的比重全国平均低于40%,平均每一个教师负担的学生人数不到7人,这在世界各国几乎是最低水平。中小学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主,严重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素质。

作为促进科技进步的制度保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并不让人乐观。IMDl998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满意程度”一项指标的评价排名落后,只有第33位,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

(六)中国R&D产学研合作中的困惑。中国的产学研合作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由于产学研涉及多个经济实体,所以合作的组织机制不稳定,双方经常发生矛盾纠纷,从而影响合作的效率;许多企业的素质低,缺乏掌握产业化科技成果应有的技能;许多科研成果还不成熟,在研究阶段缺乏对工程化、规模生产的考虑,导致合作生产失败;由于产品销售权在企业一方,而科研院所、大学一方难以了解监督企业生产、销售的实际情况,使许多收益提成的合作难以实施。

四、对策与建议

研究表明,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存在着明显地差距,其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针对以上问题特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营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由于R&D是一项探索性的创造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从事研发过程的科研人员一般需要自由和宽松的工作环境,以使他们的思维不受限制,从而创造出更好的新成果对于科研人员的管理。首先,努力创造良好的科技资源支撑条件。其次,建立完善的聘用和培训制度。第三,鼓励创新,允许失败。

(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将相互独立的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统一到实现企业经营总目标上,使两者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紧密结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并动态地对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科技资源在与经济资源的结合中进一步向企业倾斜,使得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开展技术开发活动,实现企业技术开发活动与经营活动的统一。

(三)适当增加R&D的资金投入。R&D的资金投入包括财政拨款、企业自筹(或者私人自募)、风险资本、银行贷款、股票上市等方面。为此,要在这些方面形成较成熟的、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投资方式,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全过程发展。

(四)走产学研相结合,共同发展的道路。作为企业,加强与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的联系合作,借助外力来弥补企业自身技术能力的不足,有助于解决研发的能力不足等问题。产学研合作具体来说包括技术转让、合作研究、合作开发、共建新企业等。

主要参考文献

[1]IMD,The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1997.

[2]WEF,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1997,

[3]IMD,The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1998.

[4]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