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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2:11:52

价值范文篇1

档案价值本体论是档案价值理论体系的基石，是研究档案价值本身的存在及其方式和状态、特点、性质等的理论。该部分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

（一）档案价值概念及其内涵

档案价值是档案这一客体对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档案价值概念具有以下内涵：第一，档案价值概念明确了档案价值的主体、客体以及档案价值的根本来源、连接档案价值客体与主体的中介物——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档案价值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档案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它是通过档案与人们主体需要的关系得到体现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产生对档案的利用需要，另一方面又联结档案客体和主体及其需要，使两者相互作用，从而把潜在的价值关系转变为现实的价值关系。档案价值，即档案客体对主体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并且也最终是社会实践活动促成了档案价值的实现。第二，档案价值是档案客体和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档案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档案价值作为“意义”或“作用”，不是一种实体概念，而是一种关系概念，表示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客体——档案及其属性，是档案价值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无所谓档案价值；主体及其利用需要，则是档案价值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因此，档案价值既不是单纯的档案客体的属性，也不是片面的主体的属性，而是档案客体的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体现为一种意义或作用。第三，档案价值是档案客体对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或作用。

（二）档案价值的根源

档案价值的根源就是社会实践活动，这种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一方面形成了人类的历史记录——档案文献，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主体对档案文献的需要，而正是这两者产生了档案价值。社会实践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得以形成和实现的现实基础和中介。社会实践活动是决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基本方式，是档案价值的根本来源。

（三）档案价值的性质

档案价值的客观性。档案价值的客观性主要是由档案及其属性、主体及其需要以及联结档案价值客体和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决定的。

档案价值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档案价值的绝对性，主要是指档案价值是无条件的、绝对存在的。档案价值的相对性，主要是指档案价值的条件性，即档案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因客体、主体、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档案价值的惟一性，是指档案价值这一事物独一无二的自我完整性和独立性，是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

（四）档案价值形态

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指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档案价值形态实际上就是指档案的具体价值或具体的档案价值。

1.档案的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档案的利用价值，是从档案的具体有用性而言的，是指某一（或一部分）档案对具体利用者的具体（特定）意义或作用。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价值微观化的表现形态。档案的保存价值，是指档案是否具有保存的意义。档案的保存价值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具体反映或形式，是以保存时间长短体现出来的。

2.档案的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

档案的现实价值又可以称为现行价值，既包括档案对其形成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现实利用价值，也包括对其他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现实利用价值。档案的长远价值，是指某些档案的利用价值其时效性可以扩展到遥远的未来，具有长远的保存和利用价值。

3.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

档案的第一价值，是指档案对于其形成者所具有的价值；档案的第二价值，是指档案对社会即除档案形成者之外的其他利用者所具有的价值。

4.档案的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

档案的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是由美国的谢伦伯格首先提出的。他所指的证据性价值，是指由被证明事物即文件产生机构的组织和职能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价值。情报性价值指公共文件由于含有对各种研究有用的情报资料而固有的价值。

二、档案价值认识论

档案价值认识论是关于档案价值认识本质、结构、方法以及认识运动规律的相关理论。该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一）档案价值认识的涵义和内容

档案事实认识和档案价值认识是档案认识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档案这一客观事物的认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档案本质、属性、特征等的认识；一二是对档案作用、效用、意义等的认识。前者主要是就档案事物本身的认识，即研究档案“是什么”，属于档案事实认识；而后者则涉及档案与主体（人）的关系，也就是研究档案对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有什么意义”，我们称之为档案价值认识。档案价值认识，是主体思维对档案价值客体的反映。档案价值认识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不完全等同于档案事实认识。档案价值认识包括档案价值认知和档案价值评价两部分内容。

（二）档案价值认识的系统结构

档案价值认识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结构：

1.档案价值认识的主体系统。档案价值认识的主体系统主要由公众、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主体所构成。

2.档案价值认识的客体系统。档案价值认识的客体就是档案价值，它具有认识客体的特性：客观性、对象性、社会历史性和规律性。

3.档案价值认识的中介系统。档案价值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档案管理工作和利用者利用档案的实践活动，是档案价值认识的重要中介和中间环节。

（三）档案价值认识的形式

档案价值认识是主体以意识、观念的形式反映或掌握档案价值客体的过程。意识、观念包括各种不同的形式，最基本的是感性直观的形式和理性思维的形式。

1.档案价值感性认识形式。主要包括档案价值感觉、档案价值知觉和档案价值表象三种形式。

2.档案价值理性反映形式。档案价值理性的反映是主体通过大脑的思维活动观念地或理论地掌握档案价值的高级形式。它主要包括档案价值概念、档案价值判断和档案价值推理三种形式。

（四）档案价值认识方法

1.辩证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主体认识档案价值，必须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揭示档案价值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从而达到对档案价值本质的认识。

联系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档案价值是在普遍联系中产生和存在的，档案价值不仅与其他事物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主体认识档案价值，必须坚持联系的观点和采用联系的方法。

发展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档案价值会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目光而是要用发展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来认识档案价值，注意研究和把握档案价值的运动方式和运动规律。

2.逻辑方法

档案价值认识，是主体观念地反映和把握档案价值客体的一种形式。这种观念的把握，需要主体进行一定的思维。思维必须遵循一定的思维活动规则和基本方法，这就是逻辑的方法，它主要包括：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抽象到具体等方法。

3.历史的方法

档案价值是历史的东西，它产生和发展于一定的时间条件下，档案价值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显著特点。我们应运用历史方法，考察和探索档案价值客体在历史过程中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前提、条件，档案价值存在的各种形式及其转化，档案价值发展经历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档案价值运动的历史规律等。

4.定量分析方法

在档案价值研究的某些领域或方面，可以而且必须运用适当的定量分析方法。档案价值认识研究领域，可以采用统计分析（如对档案利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等定量分析方法。但是，定量分析方法应该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使用。

（五）档案价值鉴定

1.档案价值鉴定概念和含义

档案价值鉴定，是指档案工作者主体在档案价值认知的基础上对档案客体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评估和预测，并据此决定档案的存毁。档案价值鉴定概念及其定义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价值评价的重要形式，是档案价值评价在档案管理工作领域的具体反映；档案价值鉴定具有一定的预测性；档案价值鉴定决定档案的存毁。

2.档案价值鉴定的活动过程

确立档案价值鉴定标准。进行档案价值鉴定，首要的工作就是确立档案价值鉴定标准，（使所有参与档案价值鉴定的档案工作者“有标可依”。档案价值鉴定标准是一个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组成：实践标准、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性或方法性标准和档案价值鉴定技术标准。

获取档案价值信息。在确立了档案价值鉴定标准以后，档案价值鉴定主体——档案工作者还需要获取档案价值鉴定客体——档案价值的信息。档案价值信息主要包括档案价值客体——档案的信息和档案价值主体——利用者的信息两个方面。

形成档案价值判断，确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价值的判断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层次：一是判断档案文件是否有价值，从而确定档案文件是否应该保存或继续保存；二是判断这种档案价值的程度，以便确定档案的具体保存价值及档案的保存期限。

3.档案价值鉴定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1）档案价值鉴定的制约因素

档案价值鉴定的制约因素，是指影响和制约档案价值鉴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影响档案价值鉴定质量和效率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学技术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因素、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因素、档案工作者素质因素、档案工作法规、政策因素。

（2）对策

加强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研究；加强档案价值鉴定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成立档案价值鉴定专家委员会，对全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实行宏观监督和指导；修订和完善档案价值鉴定标准，建立档案价值鉴定标准体系；提高档案价值鉴定人员的素质；消除档案价值鉴定人员的某些“心理影响”，使档案价值鉴定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只有档案价值鉴定实践逐步展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够充分暴露，才能不断地积累和总结经验，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才会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档案价值实现论

档案价值实现理论，是关于档案价值实现本质和内容以及档案价值实现规律的相关理论；档案价值实现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一）档案价值实现的涵义

档案价值实现，是指主体利用档案客体、档案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是档案的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化过程，它本质上是档案客体主体化的过程。

1.档案价值实现是档案的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化。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指还未被主体认识或虽被认识而未被实现的档案价值。档案的现实价值，是指档案客体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主体产生的实际效应。档案价值的实现，就是从档案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档案的现实价值。

2.档案价值实现本质上是档案客体主体化。所谓档案客体主体化，是指档案客体被主体所利用，对主体产生一定效应，使档案客体成为主体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档案客体主体化体现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就是利用者主体占有、吸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档案，把档案客体的属性、规律转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提高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从而巩固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档案价值实现规律

1.时间对档案价值实现的双向影响规律。档案价值同时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档案价值随时间的变化及其对档案价值实现的影响大体上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势：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价值呈上升趋势，档案价值呈现出递增性的规律，档案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实现其价值；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价值呈下降趋势，档案价值呈现出递减性的规律，档案价值实现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从本质上看，档案价值的递增和递减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正是这种价值递增和递减才真正反映了档案价值的运动规律。

2.档案价值实现的社会性递增规律

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更替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档案从主要为政治斗争服务逐步转向主要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发展服务，由主要为统治者少数人服务而转向为全体人民服务，档案价值的社会性日益增长。档案工作也逐步由“国家模式”转变为“社会模式”。

价值范文篇2

告别了可以尽情纺织梦幻的学生岁月，带着深深的失落感，我回到了莽莽群山下偏僻安静的母校。说实在的，我不愿意再回归大山，但我终究没能飞高飞远。现实折断了理想的翅膀，我彷徨了，我会热爱这个职业吗？这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吗？面对滚滚的商潮，难道我就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怀揣着教本、教参回到了家，为了使沉重的心情轻松一点，我边听音乐边看书，耳边传来了刘欢的“……我的心充满惆怅，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我的心被触动了，家乡贫穷落后，这跟教育上不去也有很大的关系，你不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吗？那就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吧！当天，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要为家乡的繁荣、为家乡的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力。”

调整好理想的坐标后，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教育教学中，但教书育人乃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没有爱心、耐心是不行的。还记得刚走上岗位时，我不知在暗地里哭过多少次。娇小、不满十八岁的我在学生眼里充其量就是个大孩子。工作困难可想而知，嗓子哑了，喉咙干了，而孩子们依然无休止的喊叫、吵闹。我苦恼过，我茫然过，也动摇过，退却过。然而在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每当我重现讲台时，学生们求知的目光又会燃起我的希望与热情。我坚信一位伟人说过的话：“要让你的学生爱你，首先你得学会如何去爱你的学生。”我努力地做着，用我的爱心去关心、爱护我的学生，千方百计地亲近他们、了解他们，耐心引导他们，用爱的甘露滋润他们。付出的同时，我也得到了回报。教师节，那一张张小小的卡片，那一句句亲切的“老师您好！”，使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学生最直接的榜样，各方面都要为人师表，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学生产生很大影响。就我个人经历，我觉得与其向他们讲一百个道理，倒不如以我们的一言一行来启发他们、引导他们。

还记得劳动课上，我指手划脚地分配任务，丢下句“快点干，等一下来检查”就走向宿舍，可当我要验收时，来到现场一看：有的蹲在地上，正在玩“五子棋”，有的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着，有的甚至倚在墙上闭目养神……，我发怒了，大声喊道：“你们……”可底下的话却说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带的头？想到这里，我的脸阵阵发烧，于是，我接过同学手中的锄头，带头干了起来，只见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也都积极地干起来。这件事使我深深理解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含义。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处处以身作则，需要学生做到的，我自己一定做到。

在教育基础落后的地方，要取得一分成绩，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没有真实的才干，再好的愿望只会变成空谈。为了强化自身素质，我参加小教专科自学考试，并已顺利通过。98年学区派我到南安市进修美术，我也毫不考虑其它因素，毅然答应了，不为别的，只为了明天的太阳不再晚起！

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但我始终按照一个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真、善、美去启迪一颗颗心灵，用知识的钥匙帮助学生打开神秘的科学之门。十二年，我深深体会到教师的工作是辛苦的，教师的生活是清贫的，但我却认为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值得！

价值范文篇3

我国档案界一直有人对档案价值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如张开森在《天津档案》1987年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在档案鉴定工作中档案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关系》一文，提出一个公式：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保管成本，从而得出结论：“有利用价值的档案材料未必都有保存价值；无利用价值的档案肯定无保存价值；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必定有利用价值”。其它相关论文还有周耀林的《档案价值层析》，吴祖鲲、吴桐的《论档案的功用和文化价值》，柳再义的《档案保存价值的定量研究》，彭光照的《浅析档案利用价值的构成因素》，张斌的《论档案价值形态》等等。由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也认为，档案的基本价值可分为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但笔者感到，我国档案界对档案价值具体形式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即不够系统和深入。正如张斌所指出：“我国档案界一直比较注意对档案价值具体表现形式的总结和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其研究也存在较明显的缺憾：一是对档案价值形态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没有统一地、系统地把其作为档案价值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二是对某些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比较浅显，感性认识的成分居多，缺少进一步的、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档案价值形态的研究推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除上述之外，区分档案价值形态对笔者来说，还有两点考虑。首先，我们认识和评价档案价值，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把握。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绝对的。但是微观上，档案价值会因其相对性特点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如一个单位的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在价值结构、价值表现形式乃至价值实现的方式和途径等方面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种档案的需求性质、需求角度以及需求内容也存在差异性的，某种档案此一时有价值，彼一时则无价值等。研究档案价值形态，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档案价值，进而科学地鉴定档案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研究档案价值转化，需要实现分析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研究档案价值转化提供逻辑支点。档案价值转化就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因此，对档案价值进行区分，并剖析不同档案价值形态的特点，将为后面章节的展开论述做好准备。

二、档案价值具体形态及其关系

1.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源流关系，可将档案价值从整体上划分为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原始价值是源，从属价值是流，两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这一思想最早是由美国的档案学家T·R·谢伦伯格提出的。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承认，文件要能够成为档案，其产生和积累就必须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并且除了达到此种目的的价值之外尚有其它一些价值。这就是说，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价值：对于原机构的原始价值，对于其它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我们应当正确理解谢伦伯格的本意，谢氏认为，档案对于原机构的价值是由文件当初被产生和被积累的特定目的决定的，这说明档案的原始价值包括文件价值（由文件当时的作用大小决定）与档案的初始价值（文件产生机构积累的意义）两部分。而档案的从属价值是由其原始价值衍生而来的价值，表现为对文件形成者以外的利用者的意义和作用。当档案不再被其形成者所利用时，并不说明此时的档案已没有价值了，实际上，档案的原始价值已转化为从属价值了，表现为档案价值的扩展趋势。在我国档案界，通常把档案的原始价值叫第一价值，把档案的从属价值叫第二价值。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指出：“档案具有对机关的作用和对社会的作用的双重性及过渡性。从双重性来说，档案时机关的作用，可称为第一价值，对社会的作用可称为第二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可见，档案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双重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过渡性。当档案由第一价值（原始价值）过渡到第二价值（从属价值）时，其价值发生了扩展，我国档案界称之为“档案价值扩展律”。其实，从实质上看，档案价值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转化过程中。档案的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过渡实质上是档案的原始价值向从属价值的转化。

2.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

关于档案的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的思想，最早也是由谢伦伯格提出的，他当时称之为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指出：“在讨论美国国家档案馆所逐渐形成的那些鉴定标准时，我要提到两个问题：（一）公共文件内关于产生它的那个政府机关的机构组织和职能运行的证据；（二）公共文件关于与政府机关有关的个人、法人团体、问题和情况等情报资料。因此，公共文件有两种价值，即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谢伦伯格只谈到政府机关形成的公共文件的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没有涉及到政府机关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其实，他的这一思想完全可以延伸开来，同样适用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所谓档案的凭证价值，就是指档案能够作为其形成者的有关情况（如单位的组织、职能、开展的活动、个人的自然情况等）的证据；所谓档案的参考价值，是指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对档案形成者及其以外的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参考意义和作用。笔者认为，谢伦伯格所说的情报性价值即指的参考价值，因为“证据性”和“情报性”就如同“凭证”和“参考”两个概念一样，它们的外延界限非常清楚，非此即彼，非彼即此。

对于一个政府机关来说，要判定其档案的凭证价值，应当从3个方面去把握：一是该机关在所属行政等级系统中的地位；二是该机关的职能及其性质；三是该机关根据规定的职能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性质。总之，判定档案的凭证价值，主要是根据机关的地位、职能和活动，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价值就越大；反之，档案价值就越小，谢伦伯格认为：“在考察证据价值时，档案工作者也可能会同时保存具有其它价值（不仅对于行政官员和行政管理研究者有价值，而且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一般学者有价值）的文件”，（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并进而认为，档案的情报性价值一般也被称为研究价值，即公共文件由于含有对各种研究有用的情报资料而固有的价值。情报价值来源于公共文件中有关公务机构所处理的人、地、问题之类的情报资料，而不是来源于公共文件中关于公务机构本身的情报资料。

我国档案界一般将档案的情报性价值表述为“参考价值”，或通俗地称为档案的“参考作用”，指的就是档案所记录的信息对于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所具有的参考意义。所以，档案的参考价值又可分为多种具体形态，如行政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知识价值等等，这是由于人们参考档案的角度及所运用的领域不同决定的，在此，不必赘述。

3.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界最常用的一个关于档案价值的术语，“在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实践中，通常所说的档案价值，指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也就是说，一提起档案价值，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而非其保存价值。因为，“利用价值”可能会更通俗、更直接地反映档案可供人们利用从而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价值属性。实际上，档案的利用价值是针对档案的具体用途而言的，即指某一（或一部分）档案对具体的利用者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如某份学籍档案中有关某一学生在校学习成绩的记录，对该学生考研、谋职或出国留学等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凭证作用；某份工程设计档案成为有关设计人员进行工程设计的直接依据；某份车辆管理档案成为处理某起交通事故的原始凭证等等。上述中的“参考作用”、“直接依据”及“原始凭证”都是指的档案具体的利用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价值微观化的表现形态。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绝对的；从微观上讲，档案是否具有价值，会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此时有价值而彼时则没有价值。这里所谓有没有价值，则是以有没有某一具体的利用价值为衡量标准的。”（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有多种具体形态的，多层次的。

档案的保存价值是在人们意识到档案的利用价值之后才认识到的价值形态，因为只有人们认为档案有用，才有可能有意识地保存它。再者，当我们判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时，不仅要首先断定档案有无利用价值，而且要搞清楚其利用价值的大小，以确定合适的保管期限。“档案的保存价值，是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紧密相关的一种价值形态，我们在鉴定工作中所讲的鉴定档案的“价值’实质上就是鉴定具体的保存价值”。（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也有人认为：“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主要着眼点，是挑选和确定哪些档案需要保存以及保存多长的时间。因此，鉴定档案价值，更确切地说，是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注：陈兆＠①、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可见，档案的保存价值与档案的利用价值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档案的保存价值实际上指档案是否具有被保存的意义。“档案的保存价值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具体反映或形式，是以保存时间长短体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的保存价值也就是指档案具有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保存价值的外在体现就是档案的保管期限”。（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总之，档案的利用价值与保存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的保存价值的基础，保存价值是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档案的保存价值包括利用价值和保管代价。

4.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存在状态或表现状态可将档案价值分为潜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指档案处于“休眠”状态时的价值形态，此时的档案没有被纳入主体的活动范围，档案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这就是档案价值的隐含性。档案价值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毕竟不像档案实体那样具体。档案实体是档案价值的载体，档案价值是档案载体的灵魂。无论是档案的凭证价值还是档案的参考价值，平时都表现为潜在价值，只有被人们利用时，档案的潜在价值才能外现，即转化为现实价值。如一份合同，平时只是放在档案室或档案馆里，这时，它只具有潜在价值而不具有现实价值。

档案的现实价值相对于其潜在价值而言，是档案正在被利用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形态。由于档案被利用，从而对档案主体造成一定的效应（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所以说，此时的档案价值表现为现实价值。一份房产证为某起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证据，维护了当事人的利益。这一过程使该房产证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

由上述可知，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的，档案的现实价值是我们从实践角度衡量的，从理论到实践，必然要经过利用档案的主体——人这一中介，档案利用主体是实现档案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决定性因素。

5.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

如果撇开具体的档案，把档案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档案价值表现为绝对价值形态。因为档案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别的不说，单从延续人类文明史这一角度来说，档案价值也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档案具有绝对价值。再者，从档案价值的客观性来说，档案价值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档案对于人的价值是绝对的。

“绝对”与“相对”是哲学上两个重要的范畴，两者不可分割。提到“绝对”，必然有“相对”与之对应。档案的相对价值是人们从微观上对档案价值进行认识的结果。从微观上看，有四条理由可以说明档案具有相对价值：其一，同一份档案对于不同的利用者具有不同质或同质不同量的价值；其二，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我国至今还保存的6件唐代档案，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珍贵；其三，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如一个地区的土壤档案对于另一地区来说，可能就没有多少价值；其四，同一份档案在全宗内档案完整程度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完整程度高时，其价值相对小，完整程度低时，其价值相对大。

6.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

所谓档案的自在价值，是指客观存在的未必为人们认识实现的档案价值；所谓档案的自为价值，是指已被人们认识和发现的档案价值。档案价值是不依赖于档案价值认识和档案价值评价主体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对于档案价值和档案价值评价主体来说，一切档案价值都是自在的，都具有自在性。但是经过人们的实践、认识、评价以后，人们就可以观念地把握档案价值。譬如，“高龄”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直到迈斯耐尔提出“高龄档案应当受到尊重”原则之前，一直未得到人们的重视。档案的书法艺术价值、美学价值等在一开始也未被人们所认识，档案的这些价值就表现为自在价值。因为档案的这些价值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未被人们认识、发现和观念地把握而已。当人们正确地认识并在观念中把握档案价值时，档案的自在价值就转化为自为价值。档案的自为价值是其自在价值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档案自在价值的已知形态，是档案自在价值的近似反映。

档案的自在价值如果不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就可能永远是自在的，不能得到实现。档案的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的关系是存在与认识、被反映与反映的关系。档案的自在价值向自为价值的转化，是以档案利用主体实践、认识和评价活动为中介的。档案客体的自在价值是未知的、无限的，其中的某些自在价值转化为自为价值，并不等于说，档案客体就无自在价值了，相反，档案客体仍有其它自在价值需要人们去不断地认识和发现。档案价值不断地从自在形态转化为自为形态，再转化为潜在形态，最后到现实形态，档案价值就是始终处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

7.正价值与负价值。

档案价值最终表现为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或功效，由此可知，档案价值应当包括正价值和负价值。所谓档案的正价值，就是指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正确的、积极的效应；所谓档案的负价值，是指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反向的、消极的效应。那么，档案价值如何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呢？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知道，档案价值是通过人们的利用活动表现出来的。人们从事任何活动都有其特定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往往是由特定需要决定的。因为人们的需要形成人们的动机，动机又形成目的。可以说，人们利用档案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但这不等于说，“满足需要”就是档案价值。其实“满足需要”只是形成档案价值的一个必经环节，它不是档案价值的标志。档案价值的标志是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或功效。档案主体的需要是产生档案价值的出发点，没有档案主体需要，也不会产生档案价值。当档案主体的需要是正当的和健康的时候，那么，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就是正向的、积极的，档案价值就表现为正价值；档案主体的需要不正当、不健康时，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就是反向的、消极的，档案价值就表现为负价值，即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档案只能产生反作用。用设备档案来维修机器，用历史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用城建档案进行城市规划与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档案主体的正当需要而利用档案；相反，为了沽名钓誉而篡改自己的人事档案，法庭作证提供假证据等等，这样的利用是为了满足一些人不正当的需求，档案价值必然表现为负价值。可见，决定档案价值正负的因素是档案主体需求的性质，

8.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提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其实就是指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档案价值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所谓档案的眼前价值，就是指档案对于人们眼前或近期的生存、发展具有的功效；所谓档案的长远价值，是指档案对于人们将来的、长远的生存发展具有的功效。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一般指档案的正价值，它们是按照档案功效的长短来划分的。档案功效的长短既与档案客体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会受到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的影响。

首先，档案功效的长短受档案客体本身特点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类型档案，其功效的长短自然不同。如一般而言，会计凭证的功效要短于会计报表的功效，机密档案的功效一般长于非密档案。不同内容的档案，其功效也不同。如一般的事务性通知只具有短期功效，而与其同一个立档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无疑具有长期功效；反映立档单位主要职能活动的档案，其功效相对长，反映立档单位次要职能活动的档案，其功效相对短。即内容重要的档案，其功效持续时间长，内容不太重要的档案，其功效持续时间较短。

其次，档案的功效也与档案主体的社会档案意识有密切关系。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很大程度上是档案价值在档案主体头脑中的映象，即档案主体的档案价值意识。当然，档案主体的档案价值意识是建立在档案主体对档案客体及其属性价值的认识基础上的，但档案价值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档案价值意识强，档案意识就强；反之，档案价值意识弱，档案意识就弱。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对同一档案客体，具有不同档案意识的人，对于档案客体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也不一样。档案意识弱的人，可能只看到档案的短期功效，而档案意识强的人，既能看到档案的短期功效，又能预测档案的长期功效。档案意识的形成与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对档案作用的感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1931年，就表现出其关于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思想。当年，他在党中央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上亲笔批示：“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种，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注：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

价值范文篇4

“公允”是公正恰当，不偏袒。“在会计中，‘公允’一方面是作为会计原则或标准出现，比如公允反映。另一方面是作为会计对象或会计方法出现，比如公允价值、公允价值计量。从会计对象角度看，公允价值是会计反映的对象，从会计方法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是会计计量的方法。”一项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是指在自愿交易的双方间进行现行交易时所达成的资产购买、销售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是市场交易各方承认和接受的，由市场价格机制决定的市场价格。而公允价值会计主要是研究如何确认和计量会计要素。

随着资本市场成为企业的主要筹资场所以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逐渐成为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公允价值会计因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高度的决策相关性，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认同。如，针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使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第7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应用现金流量信息与现值》一文中，鲜明地倾向采用公允价值，并意图将其运用领域由金融工具扩展到其他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和产业转移的跨地区发展日益加快，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提供的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资源分配的决策依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际趋同已成为必然。因此，公允价值会计亦将成为我国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2《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新发展

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审慎引入公允价值概念。

2.1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新理念，为引入公允价值概念奠定了基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资本市场逐渐成为企业筹资的主要场所，投资人和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4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明确指出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信息是财务报告的目标之一，这说明了引入公允价值概念的必要性；第42条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五种，公允价值是其中之一，明确了公允价值的法定地位，确立了我国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方向。

2.2给出了公允价值的定义。《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42条规定，公允价值是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从定义看，强调公平和自愿，排除了清算性或强制性的交易；熟悉情况指明了交易双方信息对称，不存在逆向选择，公允价值是金额而不是价格，表明公允价值可以是市价，也可以是依据市价和相关信息的估价。

2.3基于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尚不发达的国情，对公允价值的应用采取审慎的态度。目前，我国部份生产要素二级市场尚不活跃，发育不完善、不统一。公平开放的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一些会计要素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取得公允价值。因此，不可能对所有的会计要素的计量采用公允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3.1强调了历史成本原则的主导地位如上文所述，基本准则第4条规定表明了会计的主要目标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表达了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因此，基本准则第43条规定，企业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

2.3.2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前提基本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是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持续取得并可靠，即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会计要素所在地有活跃的市场；二是能够从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会计要素的市场价格及相关信息，从而对会计要素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地估计。这说明准则制定者为防止企业在实务中滥用公允价值，对应用公允价值给出了苛刻的条件。

2.3.3突出了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有限38个具体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用于初始计量的有《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公允价值用于后续计量的有《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公允价值既可用于初始计量又可用后续计量的有《企业会计准则第10号——企业年金基金》、《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3.4强化了公允价值的“参照物”的作用虽然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但当成本显失公允时，应按公允价值计量，这时候公允价值则起到了“参照物”的作用，譬如，《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11条，“投资者投入固定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但当成本显著低于公允价值的，应当按《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规定确定入账金额，类似的还有《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等。

2.3.5提出了我国公允价值估价的等级系统企业会计准则立足国情，将公允价值估价分为两个等级。一级估价是所参照信息是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活跃市场价格，二级估价是所参照信息是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活跃市场价格。同时，相关准则又规定，应根据市价和相关信息对相应的会计要素做出合理估计，而不是直接按市价入账。

2.3.6规定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内容披露内容包括：计量属性的选择、公允价值的计算方法、金额及其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通过这些信息的披露，使得会计信息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能充分了解企业的相关情况，据此做出正确的决策。

3我国公允价值会计发展方向的深层原因

公允价值会计已获得了法定地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九章对会计计量做出规定，提出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作为第一层次的基本准则是用来指导各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在基本准则中提出公允价值，意味着当时机成熟时，公允价值可以运用于各项具体准则，一方面说明了会计准则体系的前瞻性，另一方面说明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包括公允价值在内的复合计量模式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基本准则规定企业会计计量属性的首选是历史成本，只有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时，才可选择其他四种计量属性。充分说明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计计量将采用以历史成本为主导的复合会计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是历史成本计量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

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有赖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公允价值的获取途径是市价，市价产生的前提是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完善阶段，只能对某些市场发育成熟的会计要素采用公允价值，这也是新准则对公允价值采取审慎态度的深层原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具体会计准则必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允价值。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公允价值会计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②基于我国国情，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继续采用公允价值，但对公允价值会计却采用了审慎的态度。③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计计量将采用以历史成本为主导的复合会计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是历史成本计量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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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永生.美国公允价值会计发展的最新动态[J].财务与会计.2005，(3)56-60.

价值范文篇5

例如，邓传州（2005）认为，证券投资账面值的公允价值调整额在历史成本的账面值基础上无相关性存在。路晓燕（2008）选择在2006年年报新旧准则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中以“当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损益的金融资产计入公允价值计量及其变动”的项目披露运用现行会计准则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差异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对调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以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后的公允价值调整额缺乏增量的价值相关性。谢荣、王风华等（2008）、朱凯、赵旭颖、孙红（2009）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比较了实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前后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与历史成本为基础的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相比，在实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的当年，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并没有显著增加。陆宇建，刘翠翠（2011）、伍中信，李思霖（2012）以沪深两市金融类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费尔萨姆—奥尔森提出的价格模型及其演化模型加以借鉴，对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存在与否进行检验。所得到的结论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显著性都不强。学者们在分析不相关原因时，一方面会计从业人员及投资者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我国对公允价值计量要求很严格，公司对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持谨慎态度。公允价值计量的比重在公司会计核算中所占比重很小。此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不成熟，缺乏活跃的交易市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公允价值具有弱相关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会计学者以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一些学者发现，该类公司公允价值具有很弱的相关性。例如，1995年，Wahlen＆Petroni研究了美国56个财产保险公司1985至1991年期间的情况，发现流动性差的投资价值相关性较弱。Eccher等人（1996）对于在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公允价值的披露的价值相关性很小，笔者认为可能因受到经验数据所属年份的影响。2003年，Kim和Khurana研究了1995年～1998年期间，美国银行的有关数据，对公允价值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发现公允价值在公司缺乏信用透明度，金融工具市场不够活跃的背景下未必会优于历史成本信息含量。同年，Nissin通过研究金融工具指出，银行管理当局对某种金融工具的控制程度与其公允价值相关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前者越高，后者越弱。

三、公允价值存在强相关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有相当多的学者针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开展研究，研究证实公允价值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如Barth（1994、1996）研究发现，贷款、长期债务，以及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均有价值相关性存在，尤其是与历史成本相比，贷款的公允价值相关性更强。银行业务的健康程度越高，银行经理，以及投资者越熟悉公允价值披露，公允价值信息在估值技术越先进的情况下具有越强的解释股价的能力。1995年，Takeda＆Ahmed研究了152家上市银行控股公司，对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已实现投资损益公允价值相关性较好。Nel－son（1996）研究了银行普通股市场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仅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1992年对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的解释力更强。1998年，Eccher使用相对指标，以1992年～1993年间300家银行的数据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净贷款和相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弱，存款、长期债券以及证券投资和相对指标价值存在相关性，此外，只有将与历史成本相关的控制变量加入后，表外金融工具披露才会与相对变量产生相关性，值得一提的是，由1993年的数据可知，这些相关性正逐步趋向于弱化。陆宇峰（1999）借鉴Ohlson（1995）的剩余收益模型，通过对1994年～1998年期间拟合优度R2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对股价的解释力度方面，会计盈余，以及其与净资产相结合均趋于增强，不过在对股价的解释力度方面，净资产一直处于比较弱的局面，在1994年和1995年这两年的T显著性检验中均未通过，所以会计盈余与股价具有相关性。2005年，张莉、周雪，以及王跃堂研究了国内实施现行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计量，结果表明，按公允价值计量和调整后的减值数额具有价值相关性。邓传洲（2005）以Ohlson（1995）提出的收益模型，以及演化价格模型为依据，研究了B股非金融类公司，对规模影响通过每股数加以消除，对遗漏变量，以及样本差异等问题借助面板数据加以克服，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证实，公司遵循IAS39并进行公允价值调整后，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与股价具有价值相关性。张烨，胡倩（2007）、李杰，宋智勇（2008）、伍中信，李思霖（2012）分别以2002年至2005年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和2007年一季度到2008年一季度的五个季度、2008年至2010年沪深股市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选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类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使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提高，提供了有用的会计信息供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所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前后，上市公司股价与公司实际价值、股票收益与公司盈利能力得到了较大改善。罗婷，薛健，张海燕（2008）研究了2004年、2005年和2007年A股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实行了现行会计准则体系后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2007年执行了现行准则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但是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影响程度存在行业差异。同年，潘金凤、李琴及朱凯研究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年以旧会计准则及现行准则为依据所披露的会计报表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选取Ohlson（1995）价格模型，研究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股票定价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公允价值对股票定价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前者越高，后者就越高。再者，刘斌，徐先知（2009）研究了2005年至2006年的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中投资于其他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公司，对于股权流动性差异和价值相关性借助报酬模型，以及价格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投资流动性弱的非上市公司与股权投资流动性强的上市公司之间在价值相关性方面后者显然高于前者，此外，上市公司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其股权投资存在价值相关性。王玉涛、薛健、李路（2010）以2007年至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价格模型开展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验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相对于历史成本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收益不具有价值相关性，而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具有价值相关性。同样地，王建新（2010）、刘永泽、孙翯等（2011）、张凤元，符建华，易晓微（2013）分别选取我国2007年～2008年、2007年～2009年与2007年～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价格模型开展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进行验证。研究显示，公允价值在我国2006年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引入，使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一步提高，而且上市公司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

四、结论

价值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深刻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本身具有丰富内容，而且与我们当下正在大力培育、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努力推进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价值主客体、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等各方面内在一致、本质契合，并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实践之中。

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主要包括作为邓小平价值观精髓的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爱国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价值观取向的人民利益，作为其价值观标准的“三个有利于”等。在这些价值观体系中，集体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1](P173)集体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要是因为它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逻辑要求，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其他价值观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逐层向外如波纹般展开、推演和延伸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是指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并且指向共同任务和活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成员个体之间相互结合、彼此协作。这种结合与协作，对个人有意义、对社会有价值。集体有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社会宏观体系处在互动与交流之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集体具有高度的组织、团结能力和高水平的整合能力。只有在集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同向一致的情况下，集体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对于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同思想认识与行为选择，则区分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是人们关于在集体和个人关系中，集体和个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一种态度、倾向和信念。集体主义作为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和处理，其核心是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把发展、巩固和扩大集体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重要目标。[1](P293)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2](P337)这一论述，表征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是其科学性的根本依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此以后，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人民个体，坚持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民族和社会发展，不懈付出与奉献，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需求与愿望不断奋斗和努力；另一方面，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和现实的利益，人民个体在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做贡献时，其自身也从国家和社会不断的整体建设、改革与发展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相应的回馈与满足。其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2](P175)为什么邓小平如此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2](P175-176)这样一来，不仅集体利益不能维持，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其三，尊重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是集体主义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并不是“目中无人”，并非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主张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集体优先的同时，集体主义也充分关注并且保障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主义则奉行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张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个人是中心，个人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把集体和社会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只能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激烈，邓小平曾对此明确指出，“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2](P362)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69)第二，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服从后者。同时，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主张，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的正当利益理应得到尊重，集体必须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并非只讲集体不讲个人，只承认集体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2](P175)现实中，每个社会成员必然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追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认识到片面强调精神引导的弊端，强调物质激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和激励。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一种意蕴，就是在一个正常、健康而有序的社会里，只有不断满足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集体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生存并发展；一旦集体不再考虑并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时，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个人自己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取私利，从而诱发个人主义。因此，历史地看，如果不能认识到传统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缺陷而片面强调对传统的恢复，我们在现实中就会面临宏大理想在“世俗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只要人们自觉地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或之后、之下，在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个人利益就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可知，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强调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为集体服务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个人利益来自为集体服务，个人获取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为集体服务，并进一步地给予集体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4](P378)这里，放在“首位”很重要，最终“目的”也很重要。同时，基于集体对个人正当利益与价值的满足与支持，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强调和突出个人利益，关心群众需求，主张一切工作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绳，不能脱离群众。因此，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与其群众观密不可分。作为对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群众观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党在新时期突出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人为本，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主体地位，要“为民”“务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具体利益，要从小处着手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关切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性、层次性、多维性和丰富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和社会改革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一致

由前述分析可知，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和关注的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集体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411)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意义与非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体利益的不同，将主体利益作为关键，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是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将集体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问题。由“三个倡导”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中，不管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还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很显然，它们各自强调的侧重点和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但这三个层面之所以能够共同地被称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它们都统摄在一个更为概括和宏阔的视阈之中——集体主义；是因为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导引和团结人们去完成对社会起积极作用的、对社会明显有益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活动，而不是任何的共同活动。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和价值取向，并不等于说，或者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对个体利益与需求的关照。实际上，它是在更高的层面、更远的视野、更深的意义与考量上，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一样，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念、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是相联结、融合与共生的，全面反映了集体成员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地凝聚了集体成员价值共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它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但它既重视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正当利益，又反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把个人利益的发展严格限制在不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内在一致的，是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传承与声气相通，都体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团结协作、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概括来说，只有坚持集体主义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牢固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与价值基础；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才有可靠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与道德等各方面保障与条件，也才可能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与追求。

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本质契合

邓小平反复告诫“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4](P111)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政治抱负与社会理想，一如既往极具家国情怀，充满了浓郁而丰厚的“兼济天下”集体主义价值基因，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血脉和政治伦理道德共同基因。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中国梦奠定了深厚而广泛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梦则赋予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指向未来的崭新而崇高的时代内容。第一，二者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邓小平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4](P205-206)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历史源头，在于因落后时代潮流而“挨打”的被动境遇；其历史脉络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沃土之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大同世界的社会希冀是长久的历史梦想。[6](P227)沿循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族各界所形成的价值目标，是二者共同的梦想主题和历史责任。支撑二者的，都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第二，二者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邓小平曾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P206)他还指出：“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P209)“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4](P255)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能够真实反映、实现和凝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价值诉求与价值共识，聚集社会共同体成员整体力量，形成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合力，增强推动社会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共同利益。第三，二者都具有鲜明的未来召唤。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4](P112)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4](P255)也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7]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既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不断递进的价值追求都是在实践中动态前进的，都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充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谐的社会为基本目标内容。如此鲜明的未来指向和价值共识，顺应了国家、社会、人民不同层面实践主体的发展要求，形成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创建美好生活的整体合力与不竭动力。显而易见，中国梦弘扬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宏旨大义，强调把国家、民族的集体利益与价值放在首位，主张以为国家和民族全心服务、忠诚奉献甚至无私牺牲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所秉持的“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实现了并继续实现着其在价值理念、精神传承与文化血脉等方面的契合与相融、延续与深化。

四、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无论是探究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演绎与变化中的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还是梳理其自身内部严密自洽的理论逻辑，以及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考察它传递并发挥的全方位、全天候价值能量，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价值观，其实不但曾经激励过那个年代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且依然滋养着当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支柱奋力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这样的价值观，警醒并要求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要以大局为重，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要时，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应当牺牲局部和个人的利益。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有着共同的问题谱系和价值旨归，都是既着眼长远又观照当下、既重视集体利益又重视个人需要、既适应实然又倡导应然，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相同的，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作为其理论和实践主题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其后继者们，一棒又一棒地接力传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已经融会贯穿并生动体现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与伟大征程中。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俊萍，代红凯.邓小平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的产生基点及其价值取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方旭光.认同的价值与价值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价值范文篇7

97年12期《学术月刊》刊载的朱立元先生大作《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对97年1期《文艺研究》陆梅林先生《〈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提出了商榷意见。无论陆先生对马克思译文的重新校译、诠释，还是朱先生对陆先生美学观点的置疑，放到当下的美学学术环境中都十分珍贵。这表明，我国美学界一批中老年美学家依然在坚守美学阵地。众所周知，美学危机是个世界性的话题。早在本世纪初，西方“许多智力过人的学者都已放弃了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认为“美学注定具有悲剧的色彩”[1]。而随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兴起，在当代西方，传统美学的悲剧命运也已宣告结束；各种美学体系已被解构成语言的碎片了[2]。在20年纪下半叶依然能保持繁荣的中国当代美学，能否避免这一危机，这已是摆在各美学派别面前的共同课题，也是美学界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实际上，90年代以来，美学在中国的危机同样来势迅猛，中青年美学学者在纷纷背弃或解构美学的同时，也开始对美学“合法性”进行质疑。赵汀阳先生便曾尖刻地指出“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无论多么深入和细致，都无法消除我们在艺术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审美上的困惑’。简单地说，那些美学理论没有用处。”“美学只是一种手法”而已[3]。试问：如果美学学科本身都没有存在价值了，那各美学派别之间的论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因如此，我在对陆、朱二位先生深表钦佩的同时，也对他们之间的讨论，以及围绕实践美学的论争前景深表忧虑。美学论战，从来易攻难守，极易两败俱伤。我国美学界数十年论争不断、“增熵”不已、使美学学科日趋衰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所以，我想借两位先生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一下我对美学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规范性、建设性意见，一并请教于两位先生及美学界同行。

一、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

无论对中国那一派美学来说，《巴黎手稿》中包含的美学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它不仅对审美发生学美具有纲领性意义，而且对审美价值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但无论那一派美学家从《巴黎手稿》中获得怎样的美学理论资源，得到怎样的启迪，有一点，我认为应当达成共识，即《巴黎手稿》不是马克思的美学著作。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这是美学的缺憾，但不是马克思的缺憾。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是真正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的理论巨人，他是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研究的。众所周知，《巴黎手稿》全称是《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中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帅地拼凑或建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退一步讲，即使马克思美学已经成为完善体系，如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那样，它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大大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我们的美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停留在对《巴黎手稿》的推演和阐释上呢？当代的美学研究，应当是开放的，方法也可以是多样化的。我们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可以采取西方引进的各种方法，但唯有这种从本本出发的“经典演绎”方法不应提倡，这不仅因为它早已为经典作家所深恶痛绝，而且将遗害美学研究本身。到头来，不仅将导致美学的悲剧，还将酿成美学学者自身的悲剧。

我讲这些，决没有否定陆梅林先生对《巴黎手稿》重新译校的贡献的意思，我完全同意朱先生对陆先生努力的肯定。而且我还认为，陆先生的译校，可以从此终结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晚近的这种努力见《云南学术探索》97年3期发表的《试论“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一文），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释，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同时，我也赞同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我认为陆先生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重新阐释上，从方法论上便是不可取得，而正象朱立元先生已经指出的，若干结论，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逻辑偷换中获取的。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陆先生所推演得出的美学结论，关键是美是“物的客观属性”。这当然不是新的美学观点，只不过是借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强化这一观点的权威性而已。朱立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过蔡仪先生的学说。

“凡是符合美的规律的东西就是美的事物。……那也就是说，事物的美不美，都决定于它是否符合于美的规律。那么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美就是由于它具有这种规律。”

这里的关键是把“符合规律”偷换成“具有规律”。“具有规律”虽然极不合常理，但却是蔡仪先生得以推出他的结论的关键环节。因为蔡仪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所要求的，“就是以非常突出的现象充分地表现事物的本质，……这不就是我们在艺术理论中所说的典型的法则吗？是的，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这“是根据马克思的话的意思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蔡仪先生这篇大作的题目是《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4]其实，却是蔡仪先生在论美。不知这是否也是一种“规律”：所谓“经典推演”方法，最终都变成了“六经注我”；彻底的唯物主义，导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经典演绎”的美学方法，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些中年美学家对待《巴黎手稿》的态度上，同样存在于中青年美学家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经典的态度上，只不过他们的美学研究起点和逻辑归宿，是换成更时髦的海德格尔等人罢了。但愿新一代美学家不要把这种方法带进21世纪——如果21世纪中国的美学依然存在和繁荣的话！

二、从“美的规律”性质谈美学学科定位

无论马克思是在普通语义上还是在美学意义上运用“美的规律”概念，“美的规律”对于美学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美的规律”如何认识和把握，却涉及到美学学科性质定位问题。

美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这似乎是一个无需提出的自明性问题。翻开任何一本美学史，尤其是中国人编著之美学史，我们会看到，几乎中外古今所有名家涉及“美”的学术言论艺术思想统统被纳入视野之内，横串纵联，网络成篇，似乎人类历史上真有那么一门以“美”为探究对象的“美学”，流派纷呈、但学科性质相同，有某种与伦理学、文艺学比肩平坐之学术地位。其实，这只是近现代人，尤其是专冶“美学”学者自作多情地主观架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类从来就没有过同一性质的元美学。同样“美”的“话语”，在不同学者那里，其语义所指、逻辑意义、哲理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依据各自研究的方法和向度的不同，我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类四种不同的美学：一大类是属于人文哲学学科的思辨美学、诗化美学，另一大类则是社会科学美学和自然科学美学。当然，这两类美学是有关联的，人文美学自然也要摭拾一些美的经验羽片，但那只是它用来进行哲学思辨和美感体验的素材，它们往往是所谓唯心哲学或分析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艺术哲学等等的附属，其美学往往是与相应哲学一体的存在；科学美学也有人文哲学基础，但它的哲学基础一般是科学的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这些哲学只是其探讨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的理性工具，其美学本身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便是所谓美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殊和复杂之处。[5]

对这几种美学性质的详尽论述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此所要强调的只是这种划分本身。因为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陷于统一“美学”的误区中，似乎只要沿着既往美学家思路探寻下去，便能走出美之迷宫，发现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奥秘。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对古典和现代许多思辨哲学或诗化哲学家们来说，“美”是他们思辨苦海中的一叶扁舟、心灵索道上的一根青藤。只有凭籍它，哲学家才获得思辨的自由、才能进行自由的思辨；只有抓住它，哲学家才能寻到自由的灵魂、才能体验到灵魂的自由。从本质意义上讲，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而对意义的终极追求、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美的规律”也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科学美学来说，诠解美的本质，阐释美的规律，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美的本质、规律阐释对于它来说，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应当具有共度性，具有可复验性，“美的规律”也应当具有真理性，即使是相对真理。因此，各类不同性质的美学虽然可以互补共存，为美学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它们之间，由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不同，所揭示的“美的规律”基本上是无法兼容共度的，也难以通过论争辨明“是非”的。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科学美学的派别之争，好比足球，通过激烈角逐，可以分出胜负、发现美的真理；而哲学思辨美学，好比气功，虽皆体大精深，益智启明，美妙无比，但各派之间难以兼容；而人文诗化美学，干脆如同中国的太极，一人一套路数，感悟甚美，但你却无法与其过招。这便是宗白华先生、王朝闻先生极少遇到批评对手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进行“美的规律”讨论时，便首先要确定自己并搞清对方的美学性质。朱立元先生在批评陆先生将“美的规律”客观性混同“自然规律”时，指出：“‘美的规律’在我看来，无疑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美的规律显然是与人不能分离的，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根据上述美学分类，这里的“无疑”显然是有限度的：对于社会科学美学来说，它“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本人也认同这一观点；但放到其它美学之中，却是可以“有疑”的。譬如对人文哲学美学来说，虽然其本身属于社会历史现象，但所阐释的“美的规律”却不一定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同样，对于自然科学美学，其“美的规律”虽然与人不能脱离，但也不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在前文化审美物理、生理、心理层次上，所谓“美的规律”就是与人体结构直接相关的自然规律。离开若干自然规律，前文化“美的规律”便荡然无存。

目前美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少对学科性质定位的自觉，许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所建构、所研究、所坚持的美学是一种既有思辨性、又有科学性的“元美学”，自己所发现和把握的“美的规律”是普遍性规律，结果却往往衍生出某种既非人文美学亦非科学美学、既无哲学品格又无科学生命的僵死美学教条。某些洋洋大观的美学著作，一面言明要用“美的规律”唯物地指导审美实践、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一面却得心应手地操作着各派哲学美学语言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使“美的规律”越来越玄学化，越来越失去实践意义。譬如“美是和谐”、“美是自由象征”、“美是形式内容统一”之类的美的定义或规律，对康德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放到“形而下”的科学美学体系中用来指导审美实践，则近乎处处通处处不通的谶语。其实，中国很需要有自己的纯思辨美学，需要有思辨的“美的规律”；但前提是要有纯思辨的哲学，而在“形而上学”已被解构的今天，要建立这样的哲学和美学体系，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同样，蔡仪先生的“美是典型”说，如果放到自然科学美学体系中，完全可以成为重要派别，笔者曾将其运用在前文化层次人体美的阐释上，发现它很有科学性。无论女人体还是男人体，凡是不能充分体现类特征的个体，很难被视为美。但遗憾的是，蔡仪先生将“美是典型”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普遍规律，则漏洞百出。陆梅林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是前人类就存在的，在譬如物理或生理美层次上，也无不妥。笔者也认为，若干前文化美的确与人的动物躯体和生理结构密切相关。譬如，如果人的双眼不是对称结构而是如比目鱼那样挤在一边，那今天人类视觉对称美便荡然无存，这也与实践毫无关系[6]，但陆先生同样把它视为普泛的“美的规律”，则难以自圆了。

这里附带谈一下我对实践美学的认识。我认为，实践美学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国内其它美学派别相比，最具有理论阐释功能，但它同样存在严重缺憾。弥补实践美学缺憾的关键，我认为并不是宣布要“超越”或“否定”它——任何想超越和否定它的美学学者，尽可去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而不必靠“超越”、“否定”的舆论迫使实践美学的“引退”——而是实践美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它究竟是给审美实践以指导的社会科学美学还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文思辨美学。目前的实践美学是具有科学品格的，譬如，在对审美发生规律的揭示上，实践美学的科学性是无可替代的；在文化审美价值生成的阐释上，也是有阐释力的，当然需要对“本质力量对象化”所造成的“泛美主义”加以适当限定（详见后文）。但就实践美学的整体学科特征来看，我个人认为，它更接近于思辨美学。实践美学中不仅有“积淀”、“有意味的形式”等难以证真或证伪的思辨概念，而且，“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也成为以实践为本体思辨展开揭示“美的本质”与“规律”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石。这使实践美学所揭示的美的本质与规律，同样具有极大的审美阐释盲区。

当然，对于思辨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并不是缺陷，或许正是其纯正学术品格的体现。譬如说视觉对称美，只是源自人的两眼结构，显然毫无学问深度可言，而如果用思辨的语言，将其解释为“有意味形式”、“自然向人生成”或“实践劳动创造”等等则显然深奥的多。但对于要走向科学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却是严重的缺陷，但它并不能靠对现有体系的修补来解决，而是要靠新的体系建构和对“美的规律”的充分揭示来实现。这却是很难的。笔者从事社会科学美学研究，自知才疏识薄，用了几乎15年时间也没有穷尽对“美的规律”的把握。因此，看到有些先生能在一篇论文揭示美的规律，而且附带将真、善、美规律统统网尽，我只有像当年福楼拜对乔·治桑所表示的那样，羡慕之余，只能自愧弗如[7]。

三、从价值属性谈审美价值

从价值学角度探讨美的本质和规律，正如朱立元先生指出的，的确不是美学新说；但引进价值概念后对美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事实。究其原因，我想大半不在美学自身，而在价值学。数十年来，哲学界对价值学深入研究后，竟得出几乎与二千前年柏拉图“美是难得”的同样的结论：价值是哲学理论中“最深奥、最烦难的领域之一”[8]。我这样说，也决没有否定价值学美学的意思，而只是说，美学学者在运用价值概念时要多一些谨慎。像陆梅林先生认为价值是“物的物质属性”的观点，今天在价值学研究中便已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否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的“说法”，而是因为其学说本身难以自圆。像商品价值，它“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9]，怎么能说成是“物的物质属性”呢？朱立元先生认为价值是“关系范畴”，是目前哲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我则认为价值的存在论本质是一种系统属性，是一种结构性和获得性系统质，如商品价值，只有在商品交换系统中才存在。当然，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共存，彼此间的论争也不属于美学范畴；无论我们引进怎样的价值理论，关键是要能解决美学的理论困境。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之中同样不应当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这与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价值学”较经济学“价值学”诞生较晚的轨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陆先生所谓“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看来”云云，是欠严谨的。而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也有误，“‘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10]，并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恰恰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这一“误读”，是十多年前郝晓光先生首先发现并更正的。其后，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价值论》中又有详尽的考证。马克思不同意把“商品价值”作为这种“价值”属概念的原因很清楚，因为这种作为种概念的“价值”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演绎出来的等值概念，瓦格纳企图用这种推演将“商品价值”变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派生物，以抹煞“商品价值”的特殊社会本质。因而，无论这一表述多么合乎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也不能拿来作为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定义[11]。但十多年来，由于学科隔阂，美学界经常有人将其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习惯性地转引，这里顺便更正，以免继续误读下去。

其实，这段话是不是马克思的原话，并不影响它的真理性。李德顺先生自己也认为哲学价值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他的“价值”定义也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属于价值“效用”说。因此，上述“误读”，也不影响朱立元先生对价值和审美价值论述和他对陆梅林先生的批评。而正如朱先生指出的，陆先生同样也认同价值“效用”说，陆先生甚至直接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价值”的定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效用”说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既无法涵盖作为价值“特殊”的“商品价值”，更无法充分解释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一些学者在运用效用价值探讨审美价值时，甚至陷入了阐释的循环：客体具有审美价值，所以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而客体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则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这样的“美学研究”，确如赵汀阳先生所说，“没有用处”。同时，审美应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功利性，这也是各派美学的共识，而效用价值恰恰是指物的功利价值。尽管效用价值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审美价值，但毕竟不应成为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的主体。正因如此，价值“效用”说使我的审美价值系统研究，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我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观点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共存的“价值二重性”观点。

大家知道，人类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文化实践活动，都是自觉的意志行为，都有着既定的实践目的；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客体、创造客体的文化效用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和对象的文化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创造力合目的性的付出，体现出主体的文化效应价值；作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客体的千差万别的文化效用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对人类创造力本身的确证，它体现出主体的文化价值；作为性质相同的人类创造性活动，它对象化形成客体的文化价值。客体的效用价值不完全等同于主体的效用价值，更不完全等同于主体或客体内含的文化价值。而主体的文化价值对象化为客体的文化价值，并由客体文化价值加以对象性确证，因此，这两者是完全等值的。

价值范文篇8

一、残疾人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发展，把握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是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主体性前提。因此，我们在讨论残疾人的价值实现问题之前要先弄清楚人的价值的问题。

人的价值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个体价值。人的社会价值是指人对社会、对他人或自身需要的满足和肯定，包括人对社会的有用性以及人对自身的有用性；而人的个体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人格尊严以及人的自由、自主、平均、权力等方面的价值。

人的价值实现，其本质是要实现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实现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人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然而对于残疾人来说，无论是在生理、心理还是社会交往方面，他们相对于正常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制，这对残疾人的价值实现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古今中外无数伤残人士的事迹告诉我们，残疾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和社会的需要，经过自己的选择和实践，创造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不仅如此，他们在格外艰辛的条件下战胜厄运创造奇迹的过程中，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为人类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实际上，身体有特殊困难只是意味着有了特殊的需要或者需要进行特殊的选择，并不等于人的价值本身。事实证明，特殊的需要经过特殊的选择和实践可以形成特殊的价值。

二、残疾人价值实现的必要性

(一)残疾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诉求

人的价值“取决于人在自己的具体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这意味着残疾人与其他社会群体在价值关系中是一律平等的。因此，无论是谁，他的个体价值如何，都取决于他自己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及自我实现的程度。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价值都有其得失长短，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有什么价值和怎样有价值”。对残疾人另眼相看，认为他们的价值实现问题是个难点，其实是对人生价值问题思考不充分所致。事实上，残疾人由于特殊的境遇和心态，往往会非常注重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到的那样，残疾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的前提下，开始了对身心健康、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残疾人也强烈地要求与健全人一样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履行义务，享受权利，贡献力量。另外，心理学家阿德勒也曾提出：“由于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其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疾病，在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使人奋发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正是由于一方面的缺陷使人在另一方面求取补偿，所以一部分残疾人开始了他们的“超越行为”，表现为对自我身体缺陷的“反抗”。同时，残疾人也有着参与社会、体现人生自我价值的主观愿望。相对于健全人来说，残疾人的这些愿望表现得更加迫切。所以，他们会在社会实践中不懈努力，超越自我，从而获得周围人的认可和尊重，这为残疾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二)残疾人社会效用的外在凸显

残疾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他自己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其社会价值的实现，则取决于他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如何，也包括他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残疾人救助政策开始由收养救济型走向劳动福利型。其显著特征是残疾人开始作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公民生活在社会上了。至此，他们的需求层次实现了由追求福利到追求事业的转变，他们也要求像健全人一样，在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求在事实上享有宪法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

同志曾经指出：“残疾人，有人的尊严和权利，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和能力。历史和现实表明，他们同样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可见，从这一角度来讲，残疾人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并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残疾人具有功能补偿的机制。正所谓失聪者目明，失明者心灵。残疾人可以通过进行康复、教育、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培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其社会参与的能力，扬长弊短，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其二，我们可能会从一些残疾人身上看到某些生命负重现象，这使得他们不能很好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他们的生命负重现象只是生理上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正因如此，我们才从司马迁、贝多芬、奥斯特洛夫斯基，甚至到现代表演千手观音的众多残疾人身上，看出他们由精神生命的完满而激扬的生命之力，焕发的生命之美，并体现出光华璀璨的生命价值。而这些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必将对人们起积极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其三，对那些已经完全丧失了或从来没有任何贡献能力的人来说，只要他还活着，就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能力，最起码他的生命存在的能力还在。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没有人的生命的存在，人对社会或他人需要的满足和肯定即人的社会效用价值就无从谈起。”仅此一点，即使他自己不做任何事，他人和社会也可以赋予他各种意义，使他仍可以作为一个“人”而有“贡献”。如人仅存的生命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个尝试挽救和延续人的生命、创造医学奇迹的机会，或用以检验和发展人类战胜病魔的能力等等。因此，我们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残疾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贡献力量，这不仅体现着残疾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进步。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在看到一些残疾人的某种辉煌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残疾者的人生价值其实是和所有人一样的，大家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社会的选择问题，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所以我们应该如实地区分残疾人自己的权力与责任、社会的权力与责任，通过具体的分析作出具体回答。在实践中属于个人权力和责任的，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属于他人和社会的权力和责任的，应该由大家和社会承担起来。在这方面，曾经有学者提出：“残疾，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没有各类事故，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残，就不会制定科学的安全作业规程；没有先天愚型即失明、失聪就不会懂得优生优育即近亲何以不能配婚；没有药物致盲、致聋以及其它中毒疾病，就不会有预防这种疾病的‘糖丸’问世，正是一部分人的残疾，换来了更多人的躯体和心智的健全、健康、秩序、科学，换来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因此，在以人的能力、作用、贡献作为主要价值衡量标准的社会里，把残疾人看作是整个人类进步过程中支付的代价，他们正是为健全生存下来的人们支付了他们的牺牲。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应当为残疾人参与社会活动创造条件并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谈到这里，我们不由得联想到管理学中常用的“木桶理论”。残疾人事业就好比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板，它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这要求我们应把和谐社会的建构着眼于实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给残疾人的生存与发展以足够的重视，并予以更多的人文关怀是社会应负起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残疾人价值实现的途径探析

(一)促进残疾人内心观念的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发展状况比较落后，逐步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些消极的残疾人观念。比如认为残疾即残废，或认为残疾是某些个人命运中注定的悲剧和灾难，不可违抗，或因残疾人某些能力上的缺陷而往往不把残疾人看作是事实上的公民，而剥夺或忽略了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随着残疾人生活的外部环境逐步改善，残疾人在参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越来越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奋斗。因而，残疾人的教育问题成为扩展他们价值实现的直接手段，成为残疾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德育可以培养残疾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健全的人格；通过智育可以提高残疾人的多种智能，进行各种创造性的活动，推进社会的进步；通过体育可以激发残疾人的竞争和进取精神；通过美育可以发展残疾人的形象思维能力，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唤起残疾人的创造天赋，最终实现其价值。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对劳动力的选择越来越严格，残疾人的教育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由残疾造成的功能障碍，是可以通过残疾人与残俱来的代偿和社会的补偿而得到缓解的。所以残疾人完全可以同健全人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无数的事实证明在他们中间也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歌手以及众多的自强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民营企业家。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残疾人也是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其价值的。因此，残疾人要勇于转变观念，改变旧的观念，要有求生存、图发展的志气；要热爱生活，乐观进取，不断学习知识和技能，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履行应尽的义务，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二)培育有利于残疾人价值实现的外部环境

1．政府和公众的服务和支持

从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来说，关注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并给予他们关心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政府在贯彻好各种规章制度的同时，要在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出版等领域，增加更多的有关残疾人的人文关怀因素。例如，提供基本的教育、卫生条件，从而确保残疾人机会均等，在残疾人康复、教育培训、劳动就业等方面拓展，有力地提升残疾人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能力，从而使他们的自我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我们普通公民还要大力提倡和推动助残活动，发扬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给予残疾人更多的理解、尊重和关心。

2．不断完善残疾人法规建设

联合国1969年颁布《禁止一切无视残疾人的社会条件的决议》，1975年颁布《残疾人权利法案》，1982年颁布《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1993年颁布《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我国也相继颁布了《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法规。这些条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残疾人的各种权益，促进了残疾人生存环境的改善和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关残疾人的有法不依、社会歧视等方面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为了防止这类事件的再次出现，首先要健全相关立法，并保证立法的有效执行。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对弱势群体开展法制宣传，使其有维护自己劳动权利的意识。最后，要呼吁社会上更多的人关心残疾人，为他们创建良好的生存环境。

3．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目前，社会上还存在消极的残疾人价值实现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残疾人的生存现状和残疾人价值实现要求不甚了解所致。所以我们说残疾人实现自身价值要依靠残疾人的自强自立，但教育与就业等价值实现机会的提供则更多地来自于社会。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方面的认同，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通过大众传媒等方式宣传残疾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为实现其价值而拼搏、奋进、自强不息精神的报道，使公众增进对残疾人的了解，拉进与残疾人的距离，唤起对残疾人的爱心，并且通过对个体心理、心态的影响，逐渐实现由点到面、由面扩展到整个社会影响的渐进，为残疾人价值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要的推动力。呼吁人们能够关心、爱护和支持残疾人，了解残疾人的内心诉求，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以期为残疾人创设一个良好的公众舆论环境，推进残疾人价值的实现。

价值范文篇9

实际上在我看来价值仅仅是一个反映某种相对关系量值，和其它物理学中的速度、重量等概念一样，价值是反映了事物间相互依赖程度强弱的量值。例如我们说：“商品的价值、艺术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科学的价值、生活的价值、运动的价值”等等，这些都是说在这些事物中相对某种目标具有的某种依赖性的关系的表达，这种价值的大小则是这种相对依赖关系强弱的反映。

价值是一个相对的量值，任何有价值的事或物，都是相对于某一特定的对象而言的。例如，甲说：“空气是没有价值的。”乙说：“空气是有价值的。”显然，他俩所说的“价值”并不是相对同一基准得出的量值。甲是相对商品交换的价值而言的，即“空气”是不具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物品；乙是相对人的生命的维持而言的，即“空气”是具有维持生命的价值。他们谁也没说错，只是他们各自评价事物的相对基础不一致而已。假如，我们不考虑相对的基础而单纯地问：“空气有没有价值？”这就会使我们很难回答了。因为，我们说空气的价值时总是要相对一个明确的对象的，如相对汽油发动机的运转是有价值的；相对于生物的生长也是有价值的；相对于保护生物免受太阳辐射的损害是有价值的，等等。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

对于价值的理解上的错误，最主要是出现在把许多不同基准的价值混在一起，这就使我们更加难以分清价值的含义，也使我们对价值概念的定义上带来了混乱。实际上，对于价值的理解与对其他量值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在于价值它的相对性更加重要。象物体的重量我们很少会在理解上产生混乱，因为物体的重量是相对于地球引力而言的重力量值，所以尽管我们在谈到物体的重量时，并不要每次都提到是相对于地球引力而言，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在理解上发生误解，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而象物体运动速度的理解也很少会让我们出现不同，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肉眼看到物体运动的快慢，所以我们说：这只猫跑的速度很快！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我们看到的猫在奔跑的情景，实际上，就是相对于地面而言它的奔跑速度很快的意思。这些几乎是我们在生活中人们相互交流而形成的一种默切。

和物体的重量、高度一样，价值的量值也必须在一个确定的相对物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例如我们说：“这块砖头的重量是1.5公斤；它的高度是30厘米”。这就是说这块砖头相对于地球其重量是1.5公斤，而它的高度是相对于地面而言是30厘米。离开了它们的相对物体其重量和高度是无法确定的。在物理学中把这种相对物称为参照系，物理学中的许多概念的量值都是在明确了参照系之后才能够确定的，如重量、高度和速度等。价值的量值实际上也和它们一样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才能确定价值的量值。

例如，对于一幅油画来说，当把审美作为它的参照系时我们说它的价值大小是指审美价值；当把它作为商品交换作为价值参照系时，我们说它的价值大小就是指它的商品交换价值；当把它以收藏文物作为参照系时，我们说它的价值大小就是指它所具有的收藏价值了。显然，同一个物品，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的价值就是不同的，我们把这种确定价值大小的相对基准称为价值参照系。

价值参照系的确定对于我们分析价值体系，确定价值大小是必须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说电视很有价值，是指它的商品交换价值呢，还是指它能为我们带来视听享受或信息呢？这就看你把衡量它的价值参照系放在那个方面了。如果是以商品交换作为价值参照系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大小可以和得到它时所花费的货币价格的价值来衡量；如果以视听享受或获得信息作为价值参照系，那么它所具有的价值就依每个人的感受体会的不同而不同了。又比如，对“水”这种东西，有些人会说它很有价值，而有些人也许会说它没有价值。前者一般是那些很需要水来干活和维持生命的，如农民、沙漠中的人；而后者一般是那些经商的人。之所以他们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各自在阐述“水”的价值时所相对的价值参照系是不同的。

价值参照系是决定价值的内涵的。可以这样说，在不同的价值参照系上产生的价值其性质是不同的。例如，以审美作为价值参照系所产生的价值体系和以商品交换作为价值参照系所产生的价值体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其价值的内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以个人的需求满足为价值体系所产生的价值体系和以社会需求满足为价值参照系所产生的价值体系也是不同的两个价值体系。所以我们说，价值的具体内涵决定于它是在什么样的价值参照系上产生的。

价值范文篇10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语汇，例如“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用以表示产品对人而言的要求、有用与相对稀缺。据国外学者考证，这一范畴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始于19世纪下半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立的价值哲学。[9]自此以后，“价值”成为一个伦理性的概念，用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对事物的相关评价。按照哲学界的一般说法，所谓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与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10]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表征着作为价值主体而言的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

价值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法的价值等，法的价值只是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是宪法价值呢？这是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宪法价值作为法的价值的一部分或者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当从法的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宪法价值。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11]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价值观”时指出，“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护等”。[12]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就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和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功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13]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这就是，法律的存在、属性、功能以及内在机制和一定人们对法律要求或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显示出来的。……法的价值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的内在要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社会主体对法律的需求。如果主体没有法律需求，法的价值就是若有若无的，更谈不上评价法的价值问题。第三，要有法律实践这一重要环节。”[14]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求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15]

有的学者认为：“严格意义的法的价值应该是指在法的功能与作用之上的，作为功能与作用之目的的之上目标与精神存在。只有法基于自身的客观实际而对于人所具有的精神意义或人关于法所设定的绝对超越指向，才是最严格的法的价值。法的价值是以法的物质存在为基础的精神存在，是以法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超知识范畴。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16]

对法的价值的描述与界定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因此对法的价值下一个完全精确的定义显然是不明智的。[17]不过，为了研究的方便，仍应对法的价值进行界定，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并加以采用，即认为法的价值是指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是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基于以上对法的价值的认识，结合宪法作为法的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宪法价值是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具体而言，宪法价值这一范畴包含如下意义：

第一，同价值的概念一样，宪法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由人对作为客体的宪法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宪法，而是以人作为宪法的本体这一关系得以存在的。宪法无论其内容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宪法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

第二，宪法价值表明了宪法对于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了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惜的部分。也就是说，宪法的价值意味着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例如，在宪法中经常提到的自由、正义、秩序、人权等，都是人们为了生存、合作所必须确定的一种理想状态。

第三，宪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的认识，更包括对应然的追求。宪法价值的研究不能只以现行的实在宪法为限，它还必须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判断的方法，来追寻什么样的宪法才是最符合人的需要的。这种追求就是所谓的“绝对超越指向”，是指宪法价值在主体处理主客体关系时对于主体始终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和目标意义。“绝对”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其极致的性质；“超越”是指人总是无限地接近宪法价值，并在这种无限接近中得到发展，也是指宪法与宪法价值的实现状况总是无限地接近于理想的状态；“指向”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等含义。

二、宪法价值冲突

根据上述对宪法价值概念的分析，宪法价值系统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庞大体系。因为，宪法对于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人对于宪法又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追求，这些“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追求”造成了彼此的相互矛盾与冲突，这便是宪法价值的冲突。

宪法价值冲突或者是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者是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者是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

首先，宪法价值冲突指的是宪法价值准则与宪法价值观念本身固有的矛盾。宪法价值准则是人们将其固定化了的、具有一定共识性质的关于宪法价值的原则、目标等。宪法价值准则代表着人们的价值期求，也是人们评价一定宪法现象的价值标准，其内容非常复杂，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但是，它也具有一定的公认性质，作为现代宪法的价值准则，其中至少包括人民主权、宪政秩序、社会发展、社会正义等。宪法价值准则是人类生活中逐步固化与精炼形成的基本观念。人类活动的多目标性，既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多种目标就意味着多种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这些选择与追求之间会存在某种冲突是必然的。这些矛盾一旦体现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之中，他们就成为了社会现实的价值冲突。宪法价值观念是宪法价值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和存在形态，是指人们对于宪法价值的认识。宪法价值观念如同其他法的价值观念一样，包含着人们对特定价值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大部分，人们对宪法价值的理性认识，一般以学说、理论的形式出现。例如，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地域的人往往有着宪法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是对特定宪法价值的感性认识上的冲突；不同法学流派的法学家们往往也存在着宪法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就是对宪法价值的理性认识上的冲突。

其次，宪法价值冲突也表现为不同的价值主体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这是由宪法价值主体的意识性与多元性所决定的。只要价值主体是有意识的，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甚至同一价值主体自身就会产生在价值上的矛盾情形。就不同主体来说表现为相互之间在价值问题上的不一致、互相矛盾。就同一主体来说，则表现为在相关问题上的迟疑不决、自相矛盾、彷徨痛苦、无所适从等。除了人的意识属性会导致价值冲突之外，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同样是价值冲突的根源。由于人有意识存在，人又以多元的状态存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乃至人与社会之间都会产生价值上的矛盾情形，从而构成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冲突如果是与宪法相关或者是存在于宪法的某个方面与环节，就形成了宪法的价值冲突。宪法价值冲突如同其他价值冲突一样可能是不同主体在观念上的分歧，也可能是在认识上的差异，还可能是选择上的对立，也可能是同一主体在这几个方面的难以抉择。

最后，宪法价值冲突也大量地存在于不同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不同的宪法制度之间会存在着某种价值冲突，这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计划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民主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专制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当不同性质的宪法规范与制度并存或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时候，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的价值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从宪法制度意义上说，市场竞争的宪法规范与制度首要保障的是自由、效率等价值的实现，而社会保障的宪法规范与制度更侧重的是公平、秩序等价值。在宪法规范上，有些针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侧重于保障公民权利及其实现，而有些针对社会管理的规定则侧重于公共秩序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制约。在同一宪法制度中也会存在价值冲突。这是因为一个宪法制度，乃至一个宪法性文件中，所调整的都不是单一的社会关系，涉及的也不是单一的价值主体，所追求的都不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所以，在同一宪法制度之中也会有规则之间的价值冲突。宪法制度、规范等都蕴涵和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念，遵循和追求着特定的价值目标。从宪法自身的表述到对社会纠纷的解决，都有着价值上的取舍，价值冲突当然存在其间。

三、结语

本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法的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笔者列举了国内外几种对法的价值的理解和表述，并采用了其中我国学者卓泽渊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得出了宪法价值的概念，即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宪法价值冲突的存在及其基本含义，即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从而理解宪法价值冲突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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