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论论文范文10篇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核心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核心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核心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核心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核心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核心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核心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核心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核心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核心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核心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核心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核心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核心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核心企业的利益，核心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2

以郭复初教授的本金理论为基础，罗福凯（2003）提出了“从财务学内在逻辑发展的历史中描绘出科学财务理论所经历的三大逻辑转变过程，即财务学以本金、资本和价值为核心的三大逻辑”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都是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素。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具体形态是价值资源的开发、配置、利用、增长和转变等价值创造过程。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价值管理’或实现经济过程的‘价值均衡’成为财务管理的本质特征。”

另外，从西方财务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逻辑脉络也是十分清晰的。1958年，米勒与莫迪格莱尼关于公司资本结构无关论的研究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财务学的诞生。该理论是在融资与企业价值的命题下研究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在这篇论文中，米勒与莫迪格莱尼严格地界定了企业价值的概念，并严谨地定义了企业价值与企业风险、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以模型的方式明确了企业价值与投资决策、融资决策之间的相关性。MM理论出现后，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也证实了财务管理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这一基本命题。后续出现的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成本理论、信号模型等资本结构理论尽管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千秋，但始终贯穿着融资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及增加企业价值这条基本主线。如，詹森等在研究了公司治理中的股东与经营者、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后认为，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下企业价值最大。因此，从财务学发展历史来看，价值创造已经是研究各种财务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且所有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包括投资、融资、股利分配理论与方法）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企业财务管理本质的体现——创造价值。

二、企业的价值分析

（一）企业价值的来源

既然财务管理的本质是创造价值，那么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企业价值的源泉。但是不同的理论对企业价值的源泉有不同的观点。如何看待不同的价值理论呢？罗福凯（2003）指出，价值是财务学的核心概念。对于价值学说，历来存在要素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等多种学派或阵营的斗争，至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重点研究价值的产生、形成及其客观构成内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及本质。另外，不论是要素价值、效用价值，还是劳动价值，都有其各自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短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时，企业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产品价值能否实现的挑战，不仅要把产品生产出来，而且更要把产品出售出去。如何把产品卖一个好价钱成为企业运营的关键所在，这种环境催生了客户价值理论。

从不同的价值来源理论可以看出，至少在现阶段，企业价值的来源并非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只不过是顺应不同时代条件的产物。

（二）企业价值表现的层次性

企业不仅有不同的价值来源，而且企业价值的表现还具有层次性。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企业整体价值。它是企业未来收益的资本化，即现值化。企业价值是衡量企业绩效的最全面的标准。科普兰（1998）等认为，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可以精确、可靠地描述公司价值。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现金流量折现与企业的市场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结论，我国学者王建中以1997年12月31日至2002年12月31日之间，沪深股市上的31只样板股票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一层次的企业价值是一个长期、动态的概念。科普兰指出：“价值之所以最佳，全在于它是要求完整信息的唯一标准。为判断价值创造，必须具备长远观点，能够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上处理所有的现金流量，并了解如何在风险调整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期的现金流量。没有完整的信息，几乎无法作出妥善的决定，而其他的绩效标准，都不需要完整的信息。”

企业价值的另一个层次是指企业的价值活动，企业的每一项作业都将会产生一定的价值（其数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如果为正我们就说价值创造，如果为负我们就说价值毁灭）。企业的整体价值是各项作业所创造价值的累积之和。为此，波特（1997）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而詹姆斯·迈天（1999）则用价值流概念来进行说明。这一层次的价值增值是一个静态概念。企业整体的价值增值是通过企业的价值增值活动来实现的，企业整体的价值增值是由长期的企业价值增值活动所决定的，或者说，是企业的价值增值活动结果的长期表现。

三、价值创造财务的理论基础

价值创造财务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这一方面是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财务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并不能割裂价值创造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的联系，而且，建立和发展价值创造财务理论必须植根于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之上。价值创造财务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财务机制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郭复初教授首次提出了财务机制的概念，并对财务机制的一般理论以及国家和企业如何运用财务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的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而构建了财务机制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所谓财务机制，是由本金的投入与本金的收益活动等相互联结的部分所构成的财务活动体系，是社会再生产运行的自动调控系统之一，是经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财务是一种经济活动体系，具有对再生产运行的调控功能，具备了作为经济机制的基本条件，是一种经济机制，即财务机制。财务机制由三大部分构成——主体机制、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整个财务机制是由财务主体机制、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所构成的有机体，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对再生产运行发挥着强有力的调控作用。

正如本金作为财务的本质蕴涵着财务的本质将会转为价值一样，财务机制理论也体现出了价值创造将是财务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时，财务机制理论中的三大财务机制也为我们构建价值创造财务体系指明了方向。

（二）现代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定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构成决定性影响。由此不难看出企业理论对价值创造财务理论的构建所具有的影响。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来看，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合同关系。这种合同关系不仅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且也是企业与供应商、顾客、债权人等之间的合同关系。企业实际上是利益相互冲突的个体通过这种合同关系形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种均衡状态应该以一种最优的路径来实现。但是，在签订合同以后，各利益主体之间就形成了委托—关系，而且不论是委托人还是人都不能确保在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使人完全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来作出最优决策。按照詹森的定义，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管束成本和剩余损失，为三者之和。按照法玛的观点，控制成本是组织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关于问题的研究将会成为价值创造财务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问题的角度来看，为了创造价值，必须努力降低成本，为此我们至少可以有三个选择。1.构建有效的业绩评价和薪酬激励系统，因此笔者要将业绩评价理论作为构建价值创造财务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2.构建一个有效的决策系统。毋庸置疑，决策对于企业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离开科学的决策，而单纯地依靠简单的本金的投入和产出是很难实现本金的增值与保值的。这也正是财务的本质由本金向价值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来讲，企业的决策过程包括四个步骤：

（1）提出决策方案；（2）批准决策方案；（3）实施决策方案；（4）监督决策实施。一个有效的决策系统就是把不同的决策权力在委托人和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当前比较热门的公司治理应该归属于该系统。3.构建一个畅通的信息传导系统。由于问题的本质就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通畅的信息传导系统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降低成本。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EVA价值管理系统受到了普遍重视。这是因为：首先，EVA是一个合理的业绩评价指标；其次，由于在计算EVA时考虑了权益资本成本这一重要因素，使得利用EVA进行投资决策更具有科学性。

（三）业绩评价理论

前面已经提到了业绩评价理论对于价值创造财务理论的重要性。所谓经营业绩评价技术，指为了实现企业的生产目的而运用特定的指标和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业绩评价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的，对企业的经营起着导向性作用，直接关系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通常，业绩评价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成本指标业绩评价体系。这种业绩评价体系在初期仅仅是一种很简单的将本求利思想，具体指标也就是每码成本、每磅成本、每公里成本等等。尽管这些指标在现在看来过于简单，由于它们比较适应当时的生产经营环境，因此还是能够较好地起到评价企业经营效果的作用。

2.收益指标业绩评价体系。到了20世纪初，企业组织形态更趋复杂，而且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更加普遍。此时，单纯的成本指标业绩评价体系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于是收益指标业绩评价体系应运而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杜邦分析系统。不论是成本指标还是收益指标，它们的计算依据都来源于会计信息系统，因而具有数据获取容易、计算简便等优点。但是它们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其可靠性受到会计数据准确性的直接制约。

3.价值指标业绩评价体系。20世纪90年代，企业的经营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促使了新经济时代的到来。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市场形势的瞬息万变导致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加剧。此时，基于价值创造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呼之欲出。1986年，阿尔弗雷顿·拉帕波特在《创造股东价值》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衡量公司业绩的新方法。他在考虑了现金流量、价值增长的潜在时期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等七项因素的基础上，得出了评价股东价值的公式。1991年，斯特恩·斯图尔特公司提出了经济增加值指标。该指标的最大特点在于考虑了权益资本成本因素以及对依据公认会计准则产生的会计数据所做的调整。另外，反响较大的还有卡普兰和诺顿所提出的平衡计分卡方法。两人对12家在业绩评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后，发表了《平衡计分卡：良好业绩的评价体系》一文。后来，两人又发表了《平衡计分卡的实际应用》一文，专门介绍平衡计分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操作性问题。平衡计分卡提出之后迅速在欧美国家的企业中流行开来。因此，从业绩评价理论的发展历程同样可以看出财务理论向价值创造的方向发展的重要性。

总之，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前进，财务理论的发展也应该做到“与时俱进”。而构建价值创造财务理论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认真总结。

【主要参考文献】

［1］罗福凯.财务理论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创造［J］.会计研究，2003，（3）.

［2］科普兰.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王化成，刘俊勇.企业业绩评价研究回顾及科普兰和诺顿的理论贡献［J］.财会通讯，2003，（12）.

［4］张蕊.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变革［J］.会计研究，2001，（12）.

［5］郭复初.发展财务学导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6］郭复初.王建中.资本市场与国有资本监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张谊浩.公司财务理论的企业基础［J］.南开管理评论，2003，（4）.

［8］EugeneF.Fana，Michael.C.JensenSeparationofOwnershipandControl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983June.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理论为基础，我们的经济实践活动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理论作指导，是一个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劳动价值理论必然要遇到新的挑战和考验。劳动价值论是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必须放到市场经济中去考察。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价值理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因而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长期探究和争辩不已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即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实现了价值理论史上的重大革命。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理论在内”。现在，我们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一起，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史上最新的伟大创举。

因此，我们必须在认识、了解新的挑战和考验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积极应对，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才能使劳动价值理论实现与时俱进并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才能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

一、劳动价值论面对理论和实践双重挑战的优势和不足

在我们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探索中，劳动价值理论面临着其他价值理论在理论学术方面、思想观念方面的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消极作用对劳动价值理论双重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在应对挑战中发挥优势。又要分析存在的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薄弱环节。

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的集结。它是在批判和论战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和理论品质。第二，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我们拥有一支由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和从事研究、宣传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队伍。第四，广大党员和公务员以及思想文化界的许多人士都是在社会公众中极具影响力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整体素质比较高，经过武装和发动就可以成为应对思想观念方面的“争夺战”和“保卫战”的中坚力量。这些优势条件为劳动价值理论赢得这场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而我们的不足则主要表现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知识和思想观点在传播和普及方面过于薄弱。在面临新的挑战和严峻考验的过程中，可以说除了我们的“专门队伍”以外，广大社会公众，甚至包括我们的“中坚力量”在内，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这场挑战的存在和结果。而一些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思想观念却不断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广大公众渗透着。因此我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要全面赢得这场挑战，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过去的不足，使薄弱环节能够得到改善和加强。

面对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这些挑战和考验，我们必须让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优越性发挥出来。就是必须坚持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坚持按它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办事，建立和完善既有社会主义特色，又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来规范经济活动的秩序。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和克服自发的盲目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限制其消极作用。

二、应对挑战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策略

1．应对“取代论”的策略

有人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我们早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劳动价值理论显然已经过时了，因此主张以所谓新的价值理论来取代劳动价值理论。

对于这种“主张”或者说是“建议”，是在没有弄清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大的区别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判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本规律。当他们“从这个基础出发进到资本”研究之后，发现并创立了揭露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

如果说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基本规律的理论，那么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劳动价值理论就不存在“过时”。马史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完全可以应用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中去。

2．应对“多元论”的策略

这里所讲的“多元论”的观点，是指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即劳动价值的“一元论”而不同的一些观点。

近年来社会上比较流行并对公众的思想观影响较大的“多元论”的观点主要是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都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和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素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特征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同时又认为别的要素也能够创造价值；价值实际上是劳动与其他要素共同创造的。公务员之家

“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费尽周折把“物化劳动”绕道成了创造新价值的劳动，并以此来证明新价值是这两种相同的劳动的物化，既表明了“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又标榜了这种观点归根到底还是坚持了所谓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而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素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则借助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劲东风。在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和贡献，在科学性劳动创造价值这两方面的掩护下，把以物的形成加入到生产过程的科学知识含量较高的机器设备、自动化设施甚至是“无人”工厂等都列入了价值创造者的行列，并断言这些东西将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奠定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我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应在坚持和继晕的同时．不断进行发展和创新。目此，必须结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深化对“劳动”概念的认识，正确分析新的社会阶层．树立新的财产观，确立新的分配观：通过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当时面对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结台新的实际，深人认识和准确把握一系列相关问题。通过坚持继承与发展剖新，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杜会劳动的认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一是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物不创造价值；二是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三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是简单劳动的倍数。马克思用“劳动价值一元论”来代替当时风行的“价值多元论”，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围绕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中心．组成了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与延伸．也是人类智慧和认知能力的科学体现。历经一百多年的实践验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和基本观点至今仍然闶烁着真理的光辉，是我们必须坚持和继承的伟大思想成果。

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劳动价值论，关键是要科学拓展“劳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依据马克思的解释．一般人类劳动耗费是指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耗费。基于这一质的规定性，劳动概念应当拓展马克思井的劳动。主要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与当时物质生产是主体、非物质生产比重较低的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对立十分尖锐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分工的日趋复杂，以及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劳动概念发生相应变化，“劳动”外延也应扩大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应当深化对劳动的认识。

我认为，物质生产的劳动和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总体上都属于“劳动”的范畴。进一步看，可从几方面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

(一)服务劳动创造价值。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迁，第三产业日趋重要，分布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日益提高．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发达国家都在6o％上，发展中国家均已超过农业(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二产业)。与这种产业结构变动相适应．服务业的劳动。应该从总体上视为生产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对于服务劳动剖造价值问题．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作了肯定的回答，明确指出服务是商品．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价值。服务的价值就是服务劳动创造的。但马克思叉具体区分了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和不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这就把创造价值的服务劳动的范围缩小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分工链条不断拉长，服务劳动范围越来越大。第三产业范围越来越广．包括了商业、金融、保险、信息、饮食、公共管理与服务等等；随着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等部门产业化的发展，从事这些产业的服务劳动也应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二)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马克思高度重视科技劳动在价值形式中、尤其在决定价值置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科技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是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进而决定价值量大小的重要因素因此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价值总量会不断增加，科技发展是推动价值量不断增长的根本动因。科技、知识是人娄劳动的结果。劳动创造价值，用新知识和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前十几个世纪的总和。西方国家虎大而丰富的物质财富，都是由高度的科技水平铸造的。从科技发展实践看，科技劳动的范围应扩大，全社会范围内的科技劳动即物质生产领域之中和之外的科技劳动，包括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发明创造、实验设计等，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种科技劳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应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相比，在相同时间内能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于科技基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创造和形成价值，而且造就高素质的现代劳动力，为创造更多的价值莫定基础和开辟新的道路，也应将其列人创造价值的劳动。

(三)管理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的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杜会劳动过程，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具有剥削的性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管理劳动是创造和形成价值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管理具有多层次性：一是微观的企业管理，我国企业经营管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二是行业管理和中升组织管理，行业管理劳动和中升服务组织者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因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三是宏观的国家管理、各级政府管理公共经济的管理劳动，也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因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关系越复杂，分工越细，管理就越重要．管理劳动包括决策、控制、监督、承担风险所支付的体力和赫力。也是一种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的范围应扩大，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方面的管理劳动是全社会必要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作为剖造价值的劳动。

(四)精神劳动生产也创造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从事精神劳动生产的劳动者，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社会发展方向。用科学理论、正确舆论、高尚精神、优秀作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精神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使用。从事精神劳动生产的劳动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目标，也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从事精神交明建设、包括民主政涪建设的劳动，都应看作是全社会的必要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劳动”相比，呈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劳动，都是社主义必不可缺少的社会必要劳动。二是物质生产劳动向着服务劳动领域太幅度扩展，第三产业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三是价值创造已由体力劳动为主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高新技术的应用、电赫和机器人的出现，开始替代人的脑力和体力。四是科技劳动者的劳动，对价值的创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用高科技武装的劳动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量。五是管理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已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六是精神劳动生产的精神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使用，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只有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才能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

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应该澄清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的区别。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物质要素不创造价值；财富则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实际上，马克思早已肯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同等重要性。他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中，有时是把价值自造和财富创造混淆起来了，或者是把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等同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舟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不少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流动，职业身份经常变动，社台经济生活多样化的趋势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WTO带来的巨太变化，劳动形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会更加明显，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发展，还会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把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正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发展和应用。

之所以这样讲的理由是：一、既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又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拓展“劳动”概念的范围。新的社会阶层广大人员，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服务劳动、科教劳动、管理劳动等等，从事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总体上应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他们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它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二、财富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他们的劳动、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等，也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无论从价值创造还是从财富创造的角度讲．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太人员都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私营企业主及其所从事的劳动。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丽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国私人企业已达180万户左右，注册资金达13万亿元上，就业职工达2千万人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占62％。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太多数人的剖业资本是合法正当的，是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步的，他们的生产经营行为总体上应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但这种劳动又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技术、业务、管理专长等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他们的劳动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其占有的生产资料获得企业利润，取得非劳动收入。财富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要素所有者当然也要参与分配。过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允许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企业主的生产要素投入，总体上或者说太多数是劳动收入的积累；用积累的劳动收入去投入、取得非劳动收入，其中还包括风险投资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经济行为。何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豫个人及家庭消费、回报社会以外，大部分还要投入扩太再生产，也是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企业主，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差异很太，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创业资本不合法、不正当，坑蒙拐骗、制假赈假、走私套汇偷税漏税，不择手段敛财。这些害群之马的经济行为，既容易误导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认识．又不属于劳动价值论的范畴。劳动价值论不适用非劳动领域，更不适用违法领域。

三、树立新的财产观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社会成员的个人财产也在逐渐增加。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异，这种“差距现象”是必然而正常的。先富起来的部分人．个人财产较多，除个人消费外，也进行投资活动，转化为生产要素财富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十人投入的生产要素再参与财富的分配．“钱找钱”、“滚雪球”．以致部分社会成员拥有相当数量的个^财产，使社会成员个人财产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凸现出来。

面对这种新情况，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新的财产观。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成员个人财产逐步增加，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

我国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个人财产都在增加。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社会成员富裕程度和财产多寡的差别是必然而正常现象。三是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怍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应当“三看：看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样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在社会成员个人财产普遍逐步增加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把有授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显然是不符台实际的。“三看”的论断．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而完整的判断标准，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看思想状况和现实表现，包括政治立场、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等等。思想状况和现实表现不是抽象的．具体体现为看财产怎么得来的、怎样支配和使用的，获得财产的手段和方式是否符合我国法律法规，是否诚实劳动、台法经营，财产的使用和支配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回报社会，看他们的劳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以“三看”作为判断标准，而不以财产多少来判断人们的政治归属，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运用。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创造财富、增加个人财产扫除了政治障碍，并为树立社会主义社会新的财产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公务员之家

四、确立新的分配观

对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理解不完全相同，观点各异．争论激烈，这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密切相关，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价值创造来判断价值分配是否合理，规范说明价值分配。在这些争论中．往往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等同起来了。实际上，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价值如何分配，则是分配规律决定的。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新创造的价值分配，是由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或所有权结构决定的。只要存在所有权差别，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要参与价值的分配，这是必然的。因为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是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否则他的所有权就是空的，在经济上是不存在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有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用．激发所有者合理配置资源的积极性，是市场有效运转的重要动力。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劳动价值和价格理论。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一是体现在直接劳动耗费;二是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正是经过人类劳动—对资源的培植、修复、保护、再生等在资源及其产品中凝结了价值，在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基础上，加入由资源所有权垄断而决定的那部分价格，构成了资源价格的全部内容。

累积效应不仅使区位内(边缘地或中心地)的经济与生态矛盾增强，也使区位之间，特别是边缘地与中心地之间的经济与生态矛盾扩大、加剧。莱斯特·布朗指出，大自然也是依赖于平衡的，“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子孙后代”。因此，我们的经济“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就一定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提高生态补偿接受者—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把生态保护内化为各个人的持续行为;同时也使支付者承担了成本，养成资源有价、使用付费的观念和习惯，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边缘地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利益和效应的有效机制或途径。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生态补偿及其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价值及其源泉新探

“价值”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又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范畴，更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其词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1.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2.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3.专指商品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说“价值就是劳动”，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由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自然本身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又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自然的这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以及宗教象征价值等并强调，“人们不可能对生命大加赞叹而对生命的创造母体却不屑一顾，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这个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的这种价值除了来自于其本身属性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之外，还受其数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制约。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

的确，作为存在物，大自然及其相应的自然资源必然对人有用，从而形成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价值是属人的，“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价值，就是也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符合人的利益。离开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我们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如占据特定生态位的生物)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但绝不能说它们具有什么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毫不相干的‘内在价值夕!这些自然事物能够起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因而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恰恰是因为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倘若地球上根本不曾有人类，那么，即使生态系统再完整、稳定、平衡，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即使整个生态系统都彻底崩溃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种满足关系是果而不是因，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其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方式、方法、程度等等，都要依赖于人的发掘、赋予和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自然的效应是盲目的、间接的，甚至无效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还是要回到劳动价值论中来认识。

二、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源泉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条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二是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效用—存在价值或意义，使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认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料，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所以，必须维持自然资源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其存在呢?是劳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使其满足人或人类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商品价值取决于人的劳动耗费，没有人的劳动耗费，或说人的劳动支出，就没有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没有商品的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真谛。“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一切商品(包含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那么，劳动是怎样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呢?“劳动被使用，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筋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这就是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就是劳动的消耗过程，正是人类劳动的耗费，一方面在具体的有形的形式下支出，把生产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商品或服务，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的耗费、凝结或物化，作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耗费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西斯蒙第就曾说:“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马克思也指出:“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它们不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任何东西。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生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应该得到补偿或替代。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再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人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时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原始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

三、创造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形式

生产物质商品、提供服务或再生自然资源等创造价值的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等条件下是不同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即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范围是不断扩展的。“凡是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都必然形成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所谓创造使用价值是指通过劳动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一种人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所谓增加使用价值就是指通过劳动原有使用价值的功能得到提升或使用范围得到扩展。所谓转移使用价值，一是指使用价值的存在状态的转移，即通过劳动使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变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二是指使用价值存在空间转移，即通过劳动把使用价值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保存使用价值包括一是延续性保存，即通过不断附加劳动使原有劳动成果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而不断地得到延伸、保存，如钢铁工人把采矿工人的劳动保存在其劳动产品中，制造工人又把钢铁工人的劳动保存下来，随着劳动过程的延长，价值和使用价值保存的链条也不断拉长，特别是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价值和使用价值保存的链条很长，甚至很难寻找到它的源头，也无法计量它的价值;二是存在性保存，即要保存使用价值而不得不附加新的劳动，增加价值，如文物的保护，要完整地保存其原有使用价值而不得不增加新的劳动，否则就会因为腐化、污染而使其使用价值丧失，所以文物是在保存中不断增加价值的，而不是因为时间本身或使用价值本身就增殖了其价值。在自然资源的劳动中，无论是直接劳动耗费还是重置劳动耗费都具有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属性，即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的属性，从而使资源及其产品具有价值。在商品的价值组成中，除了劳动价值外还包含了原料、资本、技术等各种投人要素价值，使其各种投人要素价值得以补偿。公务员之家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新闻价值的发现以社会文化环境为其本源。从历史的观点来讲，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不一样，人们的价值观亦不一样，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就不一样。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新闻价值观不同。新闻社会价值观受到受众和传播者文化特质的影响。要使新闻传播真正造福于社会，就应实施合理的传播控制。

新闻价值的最终标准，应是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这是新闻社会价值的核心。树立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新闻要有助于社会成员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并公平的对待社会。

一、新闻价值发现与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特质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一种文化商品。但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新闻负载着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这种以人伦为本的文化传统必然影响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无时无处不在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新闻的质量，制约着新闻运行的方向。新闻中的伦理等级元素和人际因素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层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新闻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受到欢迎。市民文化价值观既有现代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也有着传统儒教、宗法的和现代社会各阶层文化冲突的混合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这是新闻“市民化”的社会温床。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具独特形态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传播文化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伦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

二、新闻传播控制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在新闻工作中不得带有偏见。偏见可能会使媒体赢得销路，但是媒体必须拒绝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来获得商业利益。在复杂的社会中，新闻传播者必须意识到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以及报道中存在的针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所带来的危险。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概括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失之偏颇。公众有权获得无偏见的、准确的、公正的和平衡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用无偏见的方式搜集和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要客观，新闻工作者不得在报道中以个人偏见作判断。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媒体对事实存在不平衡报道或偏见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传媒倾向和利益动机。利益动机是导致新闻扭曲真相，常常成为“伤害性”新闻的原因。新闻工作者、媒介和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常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广告商、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介内部或其他利益集团，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就会被动摇。新闻工作者的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常常存在冲突。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贿赂问题。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准则明确规定，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记者不得索要、接受贿赂以及任何可能有损于或影响其职业行为的诱惑。新闻工作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媒介所有者影响和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是造成新闻扭曲的主要方面。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

综上所述，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控制十分必要。首先，现阶段我国许多公共行政还没有设置媒体官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任何新闻制度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新闻哲学。在事关国家重要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有害的声音实行传播控制。如果大众传媒的声音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危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对影响社会稳定；宣扬暴力、色情、迷信、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的恶新闻现象，要予以警告或给予处分。我国的新闻政策的综合决策已成为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政府在传媒政策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服从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今后新闻政策协调、管理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政策客体的集团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与政策主体共同完成政策的制定，使新闻政策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其次，应加强传媒的自我控制。传媒的自我控制是指传媒应有统一的质量控制。十只手指尚有长短，不同的新闻记者，水平自有高低。所以，要有一定的质量控制缩短记者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新闻质量的差别和视角之间的背离。这种质量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强大的编辑力量来实现。编辑不仅是编稿，还要改稿，有时甚至还要帮记者写稿。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由于记者在不同视角观察，不能观全貌，所以，往往是编辑将各路记者传来的信息综合写稿，再由现场的记者表达出来。编辑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新闻生产线上的核心管理者。

三、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和社会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有些方面甚或相当落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建设富足、和谐的中国，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体育新闻传播工作必须服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创造出高尚、健康、充满激情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震．生存的存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7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党的军事战略家，他是从革命战争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德育工作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开卷之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部队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家，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德育工作的。50—6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后期到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打开了科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邓小平对德育工作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抓德育工作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临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面临着国内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德育课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德育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其内容涉及新时期德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原则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为德育工作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现阶段讲理想、讲纪律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搞好德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邓小平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各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充分肯定了德育工作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青年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关于新时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关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关于人才优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使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思想等等，都为德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些谈话直接涉及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邓小平的谆谆告诫寄托了他对我国德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他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紧紧把握了现时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竖起了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总体理论构架，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时，除了强调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特别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这里对精神文明的科学解释，展示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意识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情操、意志、美感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两大范围，是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发展，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精神文明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通过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过去一切精神文明不同，它特别强调社会的主体——人的建设，把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问题的德育工作，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精神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能量和高尚的品德，能变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对个人、集体和民族都十分重要。德育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特别是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融化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社会主义的性质，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是承担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加强德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搞好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并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德育工作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德育既是核心内容，又进直接动因和重要保障。现阶段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就能保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

三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能使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牢固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一心为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首先，明确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实践之中，在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时期德育工作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为“三个必须”，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邓小平所始终坚持的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本质体现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德育工作必须支持改革开放，为适应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新时期保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只有紧密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了德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要通过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政治导向作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摆正了德育在全部党的工作中的正确位置。我们既不能搞德育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又不能忽视德育，淡化、取消德育。坚持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就能使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更坚定地同“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指导方针。

其次，始终强调把握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他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此之后，根据国内出现的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邓小平反复强调，青年教育“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基本内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要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邓小平还始终强调要把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不让青年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开放的形势，既能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能经得起风浪，不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青年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工农大众缺乏了解，缺乏实践锻炼，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在形成之中，容易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关心和帮助青年，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四邓小平德育思想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继承、接力和发展，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百年大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我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在我国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谋划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谋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宏观思维中，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5]，“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6]。邓小平紧紧抓住要把当代青年培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主旨，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他认为，未来无论是哪个层次、行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共同品质，都应该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打好坚实可靠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青年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去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真正弄清楚“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局观，“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7]。

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才。邓小平鼓励当代中国青年珍惜跨世纪的历史机遇，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争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依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对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跨世纪人才对于推动新世纪的社会全面发展是责无旁贷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青年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观念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能力。在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中，德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德育对于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全新的事业需要拓展德育工作思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的教育，除了指文化知识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面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面向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我们要面向的未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未来。人的德育素质是人诸种素质中最根本的素质，决定着人才的政治方向，是智育和体育素质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不仅为智育和体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向，而且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邓小平把德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对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工作立足点，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必须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加倍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8]。德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问题。要尊重、关心、理解青年，贴近青年思想，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还要勇于继承、借鉴和发展，改进德育方法，讲究德育艺术，探索德育新路，不断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邓小平德育思想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伟大的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德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德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我党的历史上，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早在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向前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和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复杂情况，党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宣传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在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十年间，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东西，诸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思想教育中随意上纲上线；思想教育完全违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搞大轰大嗡，一刀切，形式主义等。特别是在、“”鼓吹的“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科学的思想和口号鼓动下，党的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德育工作者的声誉被败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曲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集中力量批判了“左”的东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德育工作摒弃了过火的思想批判，取消了“冲击一切”不讲实效的政治运动，纠正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打破了“左”的思想枷锁，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我们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德育工作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并遵循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教育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可以说，没有反对“左”的干扰，就没有今天的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新时期德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反响，尤其是青年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产生了种种思想困惑。为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多次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和改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要求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特别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解决青年学生思想中深层次的问题，引导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德育工作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团结协作的观念，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理想、讲奉献、讲责任、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德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为德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近十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科学指南。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德育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是党的德育工作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德育思想，通过认真务实的工作，新时期德育工作一定会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

[2]《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3][6][7][8]《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380页、381页、199页、40页。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8

当下影视批评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蔡翔

我把影视看作文化产品而不是艺术产品，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可以把它看作四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参与、资本介入的过程。四方面力量既是博弈的过程也是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四个方面在今天要有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

大学要介入批评，大学的特征是什么，更应该提供一个研究性的支持，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对很多批评不太满意，某种原因是后面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学研究批评之所以那么有力量，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支持。那么今天来说，对影视应该加强专业、细致、带有方法论的研究，包括对主旋律的影视片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以后会为媒体的影视批评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向性。

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吕晓明

如果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话，那么它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正像西方有的电影研究学者讲的，他们认为电影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依赖于认知的技巧、需要想象和品位而且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一种实践活动。电影批评、需要有专业的学者、专业的技巧。这是我对现状的看法。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作为电影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缺失和我们的商业化的社会背景这样一些很难一时改变的原因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当代的电影批评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呼唤要有人文深度和人文高度的电影批评，但不是用人文科学去代替电影批评。当前对重要影片的评论很少，对年轻导演的关注很少。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发现和讨论也少。怎么提高电影批评水准？要实事求事，不要拔高和贬低，不要颂扬和反问。

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白烨

我谈谈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第一个不适应——“大片无大评”。我觉得，这几年大片一直很火爆，这从市场上来说是好现象。但是评论太缺乏，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这些年，这么多编导都在搞古装武侠，是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没有人批评。我觉得大片没有相应批评的话，也是失衡的，像陈凯歌、张艺谋、李安这些导演及其他一些大牌演员，在观众中具有偶像作用，只要是他们的东西，观众会不假思索就接受，没有批评，这样很危险。

第二个不适应——“管播不管评”。国家只依法禁止播出某些不健康的影视片，但不制约评论。电视台有时候会把剧组请来，播出一些花絮，但那些东西和评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电视台和一般的媒体不一样，在播出的时候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其实评论最好的平台就是电视。

第三个不适应——“乱改不顾评”。比如说，对古典名著的改编。早期的一些不错，过了几年，说人家老了，要从人性的角度重新改，重新弄，又不好好来，弄什么选秀。曾经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见过几个“红楼梦中人”的演员，个个都很漂亮，但这和《红楼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完全是一个做秀的事件，选出的演员导演没法用，不合适。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说，没有人批评。

高等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徐甡民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人文环境下面，影评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单独进行，因此，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我觉得电影的智力在衰退，有点像中国足球，兴致的确很高，但球却一直踢不进，没有长进。不太礼貌的讲，很多电影看起来真的叫拙劣愚蠢，看后坐在那里会生气。如果说对电影那么重要的一个艺术品种还有一点关怀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影评不得不作出尖锐的批评，这非常重要。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现在高校，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因为影评它还是需要有理论的素养，高校的一些老师、同学的一些影评它的确有一些理性辨析的东西。

当然高等院校影评也有一个问题。过去有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我个人感觉，院校的某些少数的影评也是要“有话好好说”。影评这个东西是说理的，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也不在话语花哨，一定就是把它说到位，说准、说透，不在字眼上。高校的影评文章中很多词汇的出现，比如“语境”，很多文章都用。我们没有发现“语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文章怎么写的。当然，用了“语境”包括很多很现代的词汇，也可能完全是好文章，但不要都这样，一种腔调。

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石川

我觉得今天会议的题目本身构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焦虑。以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某种民间话语正在被边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这个工业市场当中无法构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也就是说，工业不需要听你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或者说，它听了你的评论反而导致它的生产力的一种降低。我觉得这也是很尴尬的一种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电影工业所处的一个文化生态、现实，这个现实充满了各种矛盾。

具体而言，换到大片上，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对大片的批评、攻击甚至谩骂、贬低。当然，如果从一个艺术分析或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否能够适合现在的需要？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时我也很困惑，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比如说，院校里的学院派批评能不能通过艺术批评方式，帮助创作者提高，慢慢地把我们倡导的理念、思想、价值观演变为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

电影批评是有独立价值的陈思和

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拍电影，拍电影是导演的任务。电影批评与其他所有的艺术批评一样，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它与电影制作的好与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电影制作得不好，供我们批评；制作得好，供我们研究。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影视批评有多么糟糕，现在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影视专业，博士也培养出来了。他们的职责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是为了培养有关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崇高的审美能力。

人文学者如何介入影视批评曲春景

当影像文化铺天盖地的时候，影视批评的孱弱和缺失，会使人油然而生一种焦虑感。即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介入意识，却很难找到与影视剧主创人员或者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国导演不像欧美优秀编导那样本身介入理论研究和批评。其次，人文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不懂电影，因此也不愿轻易介入影视批评。所以造成影视批评缺失的现象。其实，电影批评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影的本体批评，由懂行的专业理论家、批评家操控，面对小众；另一类是影视文化批评，面对社会和大众。理论家批评家不需要研究“用光”和“机位”等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市场上普遍民众都能看懂的影视作品，是这些作品携带出来的各种文化内涵。因此，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是这类批评的主体，不用受业内某些有成见人士的影响。有些导演对这一块非常排斥。这种排斥并不是中国电影史一开始就有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发展得非常好，那个时代的电影对人文内涵是有要求的，他们是竭力邀请知识分子介入的。现在这种情况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影视批评症结之一吴小丽

李安和姜文同时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前者获得金狮，后者没有斩获。李安是一次次地运用普适性的叙事和普适性的人文关怀，来赢得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观众。姜文就输在电影的普适性人文关怀上。普适性不仅指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的兼顾和融合，更多地是指作品一定要触摸到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人性内涵，也就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不被轻易触动的、封存的“结”。如果触动了这一点，电影就带有人性深度，能够赢得观众。

普适性价值同样适用于影视批评。当前影视批评文章并不少，然而很多文章只是各类知识的堆积、学术的炫耀、某种时兴方法论的实验，沉浸在学术的孤芳自赏当中。学术研究式的批评只能存在于高校、研究机构，专业的学术圈里，是研讨会、评职称、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的需求，它们与现实是毫无关涉的。新时期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问题，也是影视批评的症结之一，人文批评的缺席是思想的缺席和淡出。

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以人文性为核心曾军

专业影评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对常识的沉默，对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保持一种沉默，去追求别样的意义。第二个是意义的过度阐释的现象，就是说本来没有，硬要在影视剧里去挖掘各种各样的意义。我引用乔纳森·卡勒一句话来说明目前专业影评的一个问题，他说：“正如大多数知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他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所以那些从事专业文化评论、文学评论、影视评论的人，对这些淡乎寡味的意义，很容易就把它们抛弃掉。我的结论很简单，如何让影视批评真正深入到普通观众的心坎里面，能够被他们所接受。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就是对人生对命运的一种共鸣。那么，我们的影评，针对编导而言，就应该探讨这种具有普适性的人文关怀如何用镜头语言更好地去表达；面对观众，我们应该探讨如何从中吸取人生的意义。这可能又回到了80年代初启蒙的状态，可能现在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谈人文学者如何介入，那么人文性的强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是以人文性为核心，体现人文关怀、理性精神的一种批评。

美国电影评论面面观孙绍谊

先介绍美国的一些情况。美国的电影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是从1960年代开始在大学里出现的，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性和当代性倾向。电影研究在确立自身学科身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使其日渐游离于电影创作实践和大众观影行为之外。美国大学开设的很多电影课程和教授撰写的文章都是高深的、很理论化的，基本上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跟现实毫无关系，跟创作和大众的观影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是满足于学术机构里面的知识活动，成了由学术出版、学术研究以及大学课程构成的研究类大学运作机制的一部分。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的课程整个有一个内循环的过程，基本上不和创作实践、观影行为发生关系。

和创作实践和观影行为发生关系的是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出现的介入电影的专门的评论员，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大学里面任职的，他们可能没有博士学位，但却是学电影出身的，形成了一个很专业的队伍。这批影评人绝对是有价值的，观众也养成了一个观影习惯，他们专门看影评人的评论才决定看哪部电影。培养一个品牌的影评人是比较难的。而美国大学的理论传统比起中国来更加浓厚，更象牙塔一些。

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孙善春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经常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影像的阅读者，而没敢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虽然有时也不得不写一些所谓的批评文字。我们在说批评者缺失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一个阅读者的缺失，认真的、优秀的、非常专业的阅读者的缺失。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轻松地变成专家，在电影这个机械技术复制的时代，连卖报的小童他都可以说是半个专家，他也可以谈电影，当然他谈得可能不像我们那么专业。那专业是什么呢？我想专业读者他要读得非常地细致，要有趣，要有美感，要投入时间，要享受阅读的乐趣，一种鉴赏式的古典情怀的欣赏，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因而，我觉得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

中国电影批评界的分工倪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基本完成了体制化的分工，现在中国电影批评界从体制分工来讲，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第二种是商业性广告性批评，第三种是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批评，第四种是网络化全面性的电影批评。实际上这几种都有交叉，比如网络批评里也有很多很专业的很优秀的批评，第一种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也有相当多的教授参与进来，无论从文化政策、产业研究包括艺术本体论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水平。商业性广告性的批评实际上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娱乐记者手中。

在这种定位之下，我们人文类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功能，能否把学问做到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水平，能否在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上做到话语畅通。我们就要拿出一个人文研究的姿态和学问的深度来进行表达。最后才是影响创作者。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既能够有一种很好的、温和的、古典式的评论方式，也要适当地关注我们在这个语境里怎样寻找群体性的、和学院派的电影研究应有的阵地。

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毛尖

很多年前看到戈达尔的剧本里面有一句话，电影只不过是金钱罢了。当年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戈达尔电影的美学特征好像和金钱有些距离，但是这几年把戈达尔的后期作品都看了以后，并且随着电影形势的发展，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而且它也可以应用在影评上，“影评也不过是金钱罢了”。今天在国内写影评，有的时候很灰心，泥牛入海可能还是好的结果。所以整个逻辑是，谁砸的钱多，谁的影响力就大。这个逻辑的反向同构或者是反向运作就催生了暴力影评，基本是你砸金钱，我砸板砖。所以在影评界，道德重构成了最艰难也最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悲观的问题。

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或者说有多独立，互联网可以吗？我觉得网络影评以匿名性获得欢呼，好像草根影评也占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不乐观的。大量的心情式影评，没有立场，也很飘忽，这种影评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影评的地位。所以我宁愿暂时保持不独立的状态。那么，对于大学来说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大学首先要把电影作为一种阅读，另外大学可以提供电影史的知识，提供更多角度的方法论的知识，不断强迫观众重新体验他本身作为电影观众甚至是电影作者的可能性，然后就是发挥想象力，影评需要更多的文化想象力和各种文化知识，包括重新研究电影意识形态和消费市场。

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葛颖

我觉得影评人就这个时代来讲是生不逢时的。因为之前影评人其实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当然他们的人数也少，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多。创作界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除了影评人这个身份之外，大多数还有其他的身份。还有一个我觉得生不逢时的原因是本来的大众是沉默的，影评人非常有幸地成为了大众的代言人。但是今天随着媒体的发达，大众文化的发达，他们有了表述自己见解的可能和空间，因此我们根本上失落了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影评人在这个时代被创作者和大众同时抛弃了。

所以倘若我们谋求继续存在的可能，就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以此展开生存的新维度。在公共空间中不断将热点议题引向建设性的方向，将火爆的争论、甚至诋毁谩骂引向逻辑释理，应该成为我们介入大众的姿态。对时下创作界晦明不清的问题，能够提供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帮助厘清一些观念，构建创作方法。我们也可以是创作界的密切监视者，阐释不良的创作动态背后的玄机，进行善意的揭露和警示。

学界自说自话甚至是各说各话刘海波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9

一、法律价值的概念

作为主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社会和国家等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仅会由于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控制关系，而且会由于主体及其内在尺度的作用，使客体趋向于主体、接近主体，为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法律价值"概念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概括。我们先把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应用到法学中，给"法律价值"下一个初步的定义：法律价值是指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适合、接近或一致。这个定义虽然还未完全揭示法律价值的特点或规定性，但它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揭示法律价值的基础。

首先，法律价值概念不是一个属性范畴，它不等于法律作用或法律效用（法律的有用性）等概念。法律本身的各种属性，包括法律的各种作用、法律的阶级意志性和强制性等，只是法律价值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尽管法的客观属性对说明法的价值有意义，但相对而言，主体及其内在尺度是形成法律价值的主导因素。武步云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中指出："如果我们把价值的一般概念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相统一的效应关系，那么，法律的价值也应是这样的：一种法律是否有价值，既不能以主体的意志、愿望和需求，又不能以法律的功能、作用、有用性为标准，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合一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1〕这一推论虽说得过去，但他在后文中说："我们将法律价值的总概念规定为法律对社会有序性的维护和增进……"〔2〕，这就可能使法律的有用性与法律价值混淆，也不免失之狭隘。孙国华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3〕孙先生这一定义比较恰当，但他没有充分突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至于某些习惯用法如"法律价值是法律对人的意义"等，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使用才可能避免误解。在哲学史中，自然主义价值观曾经把价值简单地归结为对象的客观属性，使价值认识变成了功能分析，使价值评价变成了功能比较，最后使价值论变成了认识论。法律价值论不应该重蹈覆辙。

其次，法律价值概念也不是一个意识或理念范畴，而是一个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性质、方向和作用的范畴，或者说，是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在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依赖于主体，是主体赋予的；客观唯心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价值是事物的某种潜在的、隐蔽的意义。前者撇开了客体，使价值成为纯粹主观的东西；后者撇开了主体及其社会实践，使价值成为超验的"宇宙尺度"；两者殊途同归：使价值脱离了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认识-评价-实践"。单独从法律（客体）或单独从主体的角度都难以界定法律价值，只有从主体与法律的特定关系中，从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界定法律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4〕但是严格说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法律价值关系，不完全等于主体需要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把主体替换为主体需要就难以全面反映主体性内容（如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等）以及主体在法律价值形成中的认识、评价和实践活动。法律价值包含着需要和理想的成分，这些需要和理想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的中介而对象化，形成一定的现实关系。

再次，法律价值概念比商品价值等概念更为复杂和特殊。商品价值的客体是劳动产品，商品价值的内容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价值关系中，客体与主体是确定的，商品拜物教只是这种关系的一种人为的扭曲现象。然而，作为法律价值客体的法律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属于精神客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套价值规范。因此，人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研究法律价值：一是把法律作为客体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对象；二是把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作为客体而把法律作为价值规范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工具。应当承认，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属于法律价值理论的必要内容，但是，法律价值概念是否应当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律价值概念在法律价值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逻辑起点的作用，它的根本意义在于确定人与法律的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法律如何为人服务。如果把人与法律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即人如何服从法律纳入其中，那就会使法律价值论与法律现象论搅和在一起，使作为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法律价值理论丧失应有的意义。

笔者认为，法律价值概念可界定为：法律价值，是主体通过认识、评价和法律实践促使法律适应、满足和服务于主体的内在尺度而形成的法律对主体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并不是先验的或意识领域的，而是在法律实践中主体积极地、能动地作用于法律的结果，是客观的现实。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体现并凝聚在法律中的社会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由于法律价值概念的复杂性和各种不同观念的影响以及术语上约定俗成等因素，在理解和使用"法律价值"一词上，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由于法律价值概念是对主体与法律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的概括，反映这种关系的个别方面的概念（如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目标等）和具体的价值范畴（如正义、平等、自由等），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意识活动和表现如法律价值评价、法律价值评价标准等，往往被视为从属于法律价值这一范畴的概念。因此在某些情况（如为了语言简练，或为了涵盖多重意义等）下，"法律价值"可用来表示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目标和法律价值评价标准。沈宗灵先生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概括了这种情形，他说，"法的价值"或"法律价值"，从字面上讲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二是指法律本身有哪些价值，三是指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价值评价〔5〕。例如，公平既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目标，也可作为法律价值标准，还可作为法律价值评价标准，有时在论述中就可以或不得不说"作为法律价值的公平"以概括不同意义上的公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价值与这些概念没有区别或可以等同，也不意味着对法律价值可以作简单化的理解；相反，"法律价值"的这种多义性和模糊性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使用各种价值术语。

其二，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忽略了价值论，而只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研究价值问题。这样，人们容易把商品价值概念与一般价值概念和法律价值概念相混淆，也可能会把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理论、商品价值的可度量性和可交换性理论套用到法学中来，而忽视了商品价值理论仅仅是价值论的经济学表现。事实上它和法律价值论一样，只是一般价值论的一个特殊领域，对我们研究一般价值理论和法律价值理论只有十分有限的方法论意义。另外，在现代英语世界，从日常生活到理论，对"价值"（value）一词的使用，可以说是既普遍又混乱，即使在法学论著中也常常见到把价值理解为"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的情形。单数形式的"Value"一词，在部门法学中一般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如"holderforvalue"〔6〕，而在法理学中往往是从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如"valueoflaw"〔7〕。复数形式的"Values"可以表示"价值观"、"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三种意义；"Legalvalues"则可以表示"法律价值"、"法律价值观"、"法律价值的目标"和"法律价值标准"四种意义，虽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大部分可以识别，但令人感到模棱两可的情形也不少。例如，从一些汉译法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同的译者（读者）对同一词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由王献平译、郑成思校的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的《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书名把"Legalvalues"译为"法律价值"，而在书中有时又译为"法律价值观"，或译为"法律价值观念"；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的词条"价值观"中，译者则把"Legalvalues"译为"法律价值观"。同时，在西方法学著作中，把"legalvalues"简称为"values"的情形比较常见。这一方面是为了论述的简便，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价值与其他价值如道德价值等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这种情形（即把"法律价值"简称为"价值"）在中国法学论著中也将是难以避免的。

二、法律价值的特点

法律价值的属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价值的具体的主体性，二是法律价值的客观社会性，三是法律价值的伦理性，四是法律价值与法律的主观同一性。前两个方面是一般价值的属性在法律价值上的表现，它们以具体化的形式界定了法律价值的一般属性；后两个方面则是法律价值独有的属性，反映的是作为价值现象的法律价值与作为价值规范的法律和作为价值客体的法律之间的特殊关系。

从法律价值的主体性来看，法律价值的属性是直接与主体的特点相联系的，是表现和反映着主体性（即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性）内容的。不过，这里的"主体"是法律价值主体（可简称为"价值主体"），是在法律价值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一方，而不是"法律主体"。这里的"法律"是作为法律价值关系中的客体的制度事实，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法律制度。法律主体与法律价值主体在许多场合下虽是重合的或同一的，但一般来说，法律价值主体的外延相对宽泛一些（这正是法律价值论超越法律现象论的一个特点）。不同的主体与法律结成的法律价值关系必然会具有不同的特性，以人类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人类普遍性，以民族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民族性，以阶级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阶级性，以个人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个人独特性，等等，这些以价值主体的个性为转移的法律价值属性，就是法律价值的个性。任何一个价值主体的内部，在结构和规定性上都是复杂的、立体的、全面的，因而，每一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关系都具有多维性、全面性。由于法律价值关系具有价值主体的个性、多维性和全面性，它必然随着价值主体和法律及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时间上的过渡和流动，从而使法律价值具有时效性和历时性。

从法律价值的客观社会性来看，法律价值是法律及其属性在价值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所形成的为价值主体服务的效果。法律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关于如何克服法律异化的问题。法律价值论的建立就是要把法理学身上的尘埃弹掉，听从人的呼唤，发扬人的主体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价值属于主观的范畴。一方面，法律及其属性的客观性构成了法律价值的客观性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律的属性是由它的质和量的内在规定性和结构决定的，相对价值主体来说是自在的；在法律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中，法律的属性进而转化为或表现为法律价值。另一方面，价值主体及其法律需要的客观性是体现法律价值之客观性的最终形式，法律价值的客观性最终要通过价值主体的生存、发展之客观变化来表现和验证。

从法律价值的伦理性来看，法律价值的内容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一般认为，价值论起源于康德的道德哲学，正是康德的道德哲学首先提出：应当把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是目的，具有价值。从而把人提到了道德主体的地位，开了近代价值论的先河〔8〕。康德曾经把价值概念归结为道德，直到新康德主义兴起以后，才把价值概念扩大到文化现象。法律价值理论的主旨也恰恰在于，从人的需要和理想的角度研究人与法律的关系，这固然包括研究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而体现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的一些范畴，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等，往往也是现代道德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从法律价值的客体即法律来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一个法律体系存在于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法律至少应当包含有这些（道德）原则所提供的最起码内容。"〔9〕法律与道德之间，不仅在内容上相互吸收，而且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正如道德评价与价值评价部分重合一样，对法律和法律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往往与法律价值评价部分重合。更确切地说，对法律和法律行为的道德价值的评价是法律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法律价值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法律价值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内在标准，即转化为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的法律道德来发挥和实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价值论就是以主体性为内容的法律道德论。

从法律价值与其客体即法律的关系来看，由于统治阶级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内在尺度的对象化。而这些阶级或社会集团往往把自己的法律需要说成是全体国民一致的需要，进而把法律与以统治阶级为主体的法律价值之间的同一性夸大为法律与法律价值的同一性。但事实上，不仅"每一个历史地规定了的社会和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10〕，而且可以说每一种主体都与法律结成了特殊的价值关系，因而，我们不妨把这种被主观夸大了的同一性称为"主观同一性"。当然，这种同一性并非完全属于主观的，它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被严重地夸大了，而且这种夸大了的同一性经过国家的倡导和灌输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意识，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统治阶级的法律价值观念当作全民的、甚至是全人类的法律价值观念，并运用这种法律价值观念来评价法律。实质上，法律价值与法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法律价值的个性是绝对的。

三、法律价值与利益

在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利益关系是一种最典型、最普遍的价值关系。李德顺先生指出："’利益’的特点、地位和作用，最集中最充分地显示了价值关系的性质。第一，利益总是现实的人（或群体、人类）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关系……第二，利益是依主体的不同而不同的……第三，利益总是主体活动的直接的、自觉的目的的基础……总之，利益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内容和主体尺度的现实表现。"〔11〕人们借助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关系同样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因而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典型形态。一方面，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主体尺度的根本性内容往往要通过法律来表现，并借助于法律转化为现实；另一方面，一切主体性和主体尺度之受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常常转化为法律尺度的制约。所谓法律尺度，主要是指体现在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中的法律的属性和主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各种利益中，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个人利益即私人利益，私人利益不仅是个人主体性的表现，它本身也是与社会利益相交叉的、构成社会利益的一个部分并由社会所决定的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普遍利益的矛盾，不可能由其中某一种利益单方面地扩大或取代来克服，只能由它们以外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发展来解决。法律价值的个性概念隐含着普遍承认各种主体的利益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并基于这种客观性和合理性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讲的’义’，外国学者们讲的所谓’正义’、’主义’，实际都是体现一定利益的主张，都是关于协调不同的利益以求得一定效益的主张。"〔12〕但是，如果推而广之，认为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法律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都能还原为利益之间的矛盾，那就失之偏颇。因为，利益关系只是价值关系的一个特殊形态，价值关系比利益关系更为广泛，主体的内在尺度并非都表现为或只表现为利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13〕

四、法律价值论与法律现象论

法律现象论和法律价值论是法理学研究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律现象论，即研究法律的存在形式、运作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是对法律尺度本身的认识和理论概括。法律价值论，即研究法律价值的性质和内容以及法律价值评价活动的过程和功能的理论，是对法律价值主体的内在尺度与法律尺度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论概括。从研究对象来看，法律现象论研究的主要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的规律，或者说是作为认识客体的法律尺度；在法律现象中，国家及其代表的统治阶级是真正的主体，自然人、法人和组织等只是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实质上就是法律控制的对象，是客体。在法律现象论中，法律是中心，是权威和统治者；个人和群体都是客体，是调整对象。然而，法律价值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与作为价值客体的法律之间的价值关系，或者说是主体尺度与法律尺度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过程；在法律价值中，个人、社会集团、社会、国家等都永远是主体。在法律价值论中，人是中心，是目的和统治者。

从理论研究的社会方向来看，法律现象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法律现象，包括说明法律的性能和发展过程等，并努力把客体尺度（社会生活的规律和条件）转化为法律尺度。它的实质性目标是探讨法律如何有效地实现其社会控制的功能，或者说是研究法律如何统治人。法律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则是确认人对法律的主导地位，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张扬人的主体性。它的实质性目标是探讨如何克服法律的异化因素，或者说是研究人如何驾驭法律使之更有效地为人服务。总之，法律现象论是要说明法律现象，而法律价值论是要说明人的法律需要。当然，法律现象与法律价值，法律现象论与法律价值论本来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譬如从法律现象的角度也可以对法律价值作出某种解释，反之亦然。把它们区别开来只是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研究法律问题。

注释：

〔1〕武步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

〔2〕同上书，第451页。

〔3〕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4〕乔克裕、黎晓平：《法律价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5〕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6〕参见HenryCampbellBlack,M.A.,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mpany,1979,P1391.及DavidM.Walker,TheOxfordCompanionTo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1270～1271.

〔7〕ValerieKerruish,JurisprudenceasIdeology,Routledge,1991,p1、P198.

〔8〕参阅冯景源主编：《现代西方价值观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9〕〔美〕马丁·P·戈尔丁著，齐海滨译，王炜校：《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3页。

〔10〕〔苏〕B.п.图加林诺夫著，齐友、王霁、安启念译、校：《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1〕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页。

价值理论论文范文篇10

关键字：景观；社会；生态；艺术

TendencyofValuesofModernLandscapeArchitecture

Abstract:Asanintegratedwhole,landscapeisrealizedunderacertaineconomyconditions.Itshouldmeettheneedofthesociety,coincidewiththeruleofnature,followtheprincipleofecology,andasthesametime,italsobelongstothecategoryofart.Iflandscapeworkshavelastingvitality,theymustbethosewhichcanbalancethesefactors.Theyarecloselylinkedwiththetimessoul,absorbthehistoricalspirit,butnotimitatetheexistingstyle.Theyaccordwiththeprincipleofscience,andreflectthedemandsofsociety,thedevelopmentoftechnology,thenewideasofaestheticsandtendencyofvalues.

Keywords:landscape,society,ecology,art

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其实很难评判今天的作品的价值，毕竟离我们越近的事物，越难判断哪些会是持续的辉煌，而哪些又仅仅是过眼云烟的短暂时尚。我们曾经热衷的许多思潮，今天看来却非常片面；而一些曾经远离人们视线的作品，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后，却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尽管我们很难全面、客观地分析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但是无论过去、现代或是将来，我们每一个设计师在实践过程中都无法回避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与方式，取决于不同时代背景下景观设计师的观念和思想，也就决定了作品的表现形式，进而影响着作品的生命力。

传统与现代

几乎每一个设计师都曾面对过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困惑。早期的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将二者对立起来，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与文化的变革一样，景观的发展与变革，也是在伴随着对过去的继承与否定中进行的，一种新的景观形式的产生，总是与其历史上的园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设计师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既使将自己标榜为最前卫的设计师，也无法回避自己作品中沉淀的特定的文化痕迹。然而，珍视传统的价值，并不是要无视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一味地模仿过去。最好的模仿也只能产生赝品，而不是真迹。优秀的设计不是对传统的浅薄模仿，而是将悠久的地方园林传统与现代生活需要和美学价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炼提高的作品。这一点从当代各国优秀的景观作品中都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些作品，无论形式多么现代，我们稍加品味，都不难发现它们所传递的传统的信息。

巴黎的雪铁龙公园（ParcAndrē-Citroën，1992年建成，G.Clement、P.Berger、A.Provost、J.P.Viguier、J.F.Jodry设计）、大西洋公园（LeJardinAtlantique，1994年建成，FrançoisBrun、MichelPéan设计）的平面布局与17世纪勒·诺特（AndreLeNôtre）的园林有相当多的联系（图1、图2）。甚至从拉·维莱特公园（ParcdelaVillette，1991年建成，BernardTschumi设计）这样挂着解构主义标签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法国园林传统的影响（图3）。模纹花坛是传统西方园林要素，今天，在不同的设计师的手中，经过现代设计手法重新演绎，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版本。慕尼黑机场凯宾斯基酒店花园（GardenofKempinskiHotel，1993建成，PeterWalker设计），将古典的花坛园用极简的图案式构图重新组合，创造了一个绿色的、令人愉悦的场地（图4）。荷兰乌德勒支VSB总部花园（1995建成，AdriaanGeuze设计）里，200米长的带状黄杨篱与红色的碎石地面构成一个狭长的下沉式花园（图5）。纽约亚克博·亚维茨广场（JacobJavits，1996建成，MarthaSchwartz设计），以法国巴洛克园林的大花坛为创作原型，将长椅、草丘、街灯、铺地、栏杆等要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组合，用简单的形式获得了丰富的广场空间（图6）。在这些作品中，景观设计师追求的不是对过去形式的拷贝，而是将历史上的园林文化的精神吸收过来，把它们转换为适应新情况的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些景观是当今社会的产物，现代科学技术与思想、现代艺术、园艺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环境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只有那些代表了当今时代文化精髓的作品，才具有持久的魅力和生命力。

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新的景观设计不仅要展现当今社会的需要，而且它们在保护或重新塑造城市历史地段的价值方面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巴黎贝尔西公园（ParcBerce，1997年建成，BernardHuet、MarylèneFerrand、Jean-pierreFeugas、BernardLeRoy、IanleCaisne、PhilippeRaguin等设计），保留了地段上原有酒厂的老街区构成的网格系统、酒窖和500棵古树等历史痕迹，并将这些历史信息与现代设计要素叠加重合，形成历史和现实的对话。公园唤起了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使这一区域城市的发展具有了历史的连续性（图7）。威尼斯弗雷托广场（PlazaFeretto，2000建成，GuidoZordan设计）通过精细的石材铺装、丰富的地面标高的变化，以及与广场周边的教堂、文化中心、商铺与住宅等新老建筑的和谐关系，保持了老城中心的尺度，再塑了变化丰富、充满人情味的意大利传统城市空间（图8）。

景观与社会

景观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对景观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使园林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了现代景观的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意识的进步，促进了景观事业的发展和设计领域的不断扩展。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于无所节制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危机感日益加重，于是环境保护成为普遍的意识。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使得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园的工业之后的景观不断出现……社会的发展改变着今天景观设计的面貌，社会因素是景观发展的最深层的原因。

景观的社会意义还在于，景观应该、也必须要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今天的景观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景观是为了人的使用，这是它的功能主义目标。虽然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设计，但景观设计最终关系到为了人类的使用而创造室外场所。为普通人提供实用、舒适、精良的设计应该是景观设计师追求的境界。这一点，北欧国家及德国的设计师已在全球树立了榜样，在那里，景观的社会性是第一位的，日常生活的需要是景观设计的重要出发点，设计师总是把对舒适和适用的追求放在首位，设计不追求表面的形式，不追求前卫、精英化与视觉冲击效果，而是着眼于追求内在的价值和使用功能。这种功能化的、朴素的景观设计风格应该赢得人们的尊敬（图9、图10）。

反过来，景观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今天，景观设计师面对的基址越来越多的是那些看来毫无价值的废弃地、垃圾场或其它被人类生产生活破坏了的区域，这与我们的前辈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那些具有良好的潜质的地块，具有造园价值的土地，进行锦上添花，所谓“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然而，今天的景观设计师更多的是在治疗城市疮疤，用景观的方式修复城市肌肤，促进城市各个系统的良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的不是创造，而是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景观的积极意义不在于它创造了怎样的形式和风景，而在于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景观的建造，可以刺激和完善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与进步。德国鲁尔区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IBAEmscherPark，1992年开始建造）就是很好的实例。埃姆舍河地区原为德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自1960年代以来，作为主要工业的煤矿和铁矿开采，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倒闭，大量质量很好的建筑也不再使用，地区人口减少，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化为乌有。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促使当地政府为地区的复兴采取有效措施，即建造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这项庞大的工程涉及800平方公里的区域，17个城市，250万人口，内容包含河流的生态再生、区域自然景观恢复、公园绿地、居住区、科技、商务中心建造、生态环境改善、原有工业建筑整治及重新使用等。十年来，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的建造有效地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刺激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巧妙地将旧有的工业区改建成公众休闲、娱乐的场所，不仅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设施，作为地区历史的延续，并有效地节约了资源，同时又创造了独特的工业景观。这项环境与生态的整治工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地区由于产业衰落而带来的环境、就业、居住和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难题，从而赋予旧的工业基地以新的生机，为世界上其它旧工业区的改造树立了典范（图11）。

景观的建设与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实际上景观建设在今天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带动景观的发展，反过来，景观的建设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巴黎贝尔西公园的建造为周边地区的开发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休闲交往场所。在保持地区的历史特色的同时，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及地区的竞争力（图12）。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通过景观的建设为先导的，先有景观环境，再有商业、城镇及公用设施，一些大型的博览会、体育盛会的举办，往往是城市落后的地区或未开发地区振兴和发展的契机。对会址和园区的合理规划，特别是会后该地区的发展蓝图，是博览会或体育盛会成功的重要保证。一般而言，每一次博览会结束后，大部分的展馆、展园均被拆除，留下的是一个有着良好景观骨架的未来城市新区。展览是临时的，地区的发展却是永久的。1992年建成的荷兰园艺博览会公园为Zoetermeer城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原博览会花园已经成为该城镇的休闲公园，有些区域成为林区或自然原野，有些地区成为自然保护地，而公园的核心区域，即原来的展览区已成为居住区。公园的建造为Zoetermeer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图13）。汉诺威2000年世界博览会的“变换花园”（GärteninWandel，2000年建成，KamelLouafi设计)把展览会结束后的经济和时间因素考虑了进去，“演进将取代公园的维护”，公园将成为未来新的城镇公共空间和中心（图14）。

景观与艺术

毋容置疑，景观设计是一门艺术。它与其它艺术形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景观设计从一开始，就从现代艺术中吸取了丰富的形式语言。对于寻找能够表达当前的科学、技术和人类意识活动的形式语汇的设计师来说，艺术无疑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从现代艺术早期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风格派、构成主义，到后来的极简艺术、波普艺术，每一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形式都为景观设计师提供了可借鉴的艺术思想和形式语言。今天，艺术的概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美”不再是艺术的目的和评判艺术的标准。艺术形式层出不穷，纯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艺术家们吸取了电影、电视、戏剧、音乐、建筑、景观等的创作手法，创造了如媒体艺术、行为艺术、光效应艺术、大地艺术等等一系列新的艺术形式，而这些反过来又给其它艺术行业的从业者以很大的启发。

绘画由于自身的线条、块面和色彩似乎很容易被转化为设计平面图中的一些要素，因而一直影响着景观设计的发展，追求创新的景观设计师们已从现代绘画中获得了无穷的灵感。荷兰阿姆斯特丹卡拉斯科广场（Carrascoplein，1998年建成，AdriaanGeuze设计），以草地、柏油路面和路面上白色的圆点阵列为元素，在地面上设计了一个二维的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加上场景中奇异的光、声和移动的火车，使这个空间具有了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气氛（图15）。

以追求极简主义风格而著称的美国设计师PeterWalker，其作品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当代艺术的营养，既新颖前卫，又不失典雅大方。在柏林索尼中心（SonyCenter，2000年建成，PeterWalker设计）中，丰富的室内外空间转化和神秘的景观变化是设计师用简单的植物种植和一些工业材料如不锈钢和玻璃以简单、重复的形式来塑造的。与Walker的许多作品一样，光在这里不仅仅起到照明和引导的作用，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这个作品中显然可以看出当代艺术如极简艺术、光效应艺术的影响（图16）。

20世纪后半叶，对景观形式的变化与发展影响最大的艺术形式，也许是“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因其将自然环境作为创作场所，使用大尺度、抽象的形式及自然材料，与景观作品愈加接近，因而成为许多景观设计师借鉴的形式语言，同时，艺术家也纷纷涉足景观设计的领域，许多作品往往是景观师和艺术家合作完成的，这也更促进了景观与雕塑两种艺术的融合与发展，这也是目前许多景观设计的作品同时也被认为是艺术作品的原因。德国萨尔布吕肯市港口岛公园（BürgparkHafeninsel，1989年建成，PeterLatz设计）是在二战中被炸毁的煤炭运输码头上建造的，设计师用基址上的废墟瓦砾，在公园中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方格网，作为公园的骨架，以此来唤起人们对19世纪城市历史面貌片段的回忆。在荒芜的草丛中，还有用碎石瓦砾堆放出来的简单的几何图形，这些都让人联想到一些艺术家如RichardLong和RobertSmithson的大地艺术作品（图17）。

大地艺术对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带来了艺术化地形设计的观念。荷兰Zoetermeer园艺博览会花园中系列三角锥形的地形塑造无疑也是从大地艺术中寻求的灵感（图18）。在德国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中，旧工业遗留下的众多的巨大的矸石山都保留下来，成为大地艺术作品，作为工业纪念碑或眺望点。在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北星公园（Nordstern，1997年建成，WedigPridik、AndreasFreese等设计）中，原有矿厂的废料堆被修整为整齐的金字塔形，并覆以地被植物，形成引人注目的视觉焦点（图19）。

现代艺术的思想与表现形式对景观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手段更加丰富。与纯艺术不同的是，景观设计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使用问题的挑战，景观设计师不能无视这些而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但是既然我们能够理解“美”不再是评判艺术的标准，我们也应该能够理解景观不再是意味着“如画”，景观可以成为某种艺术思想的载体，它可以表现出多样的形式，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给一些我们不甚理解的景观作品多一份宽容。

景观与生态

景观的生态性并不是新鲜的概念。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建造，景观都与自然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必然涉及到景观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只是因为今天的环境问题更为突出，更受到关注，所以生态似乎成为最时髦的话题之一。

席卷全球的生态主义浪潮促使人们站在科学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景观行业，景观设计师们也开始将自己的使命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联系起来。现在，在景观行业发达的一些国家，生态主义的设计早已不是停留在论文和图纸上的空谈，也不再是少数设计师的实验，生态主义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师内在的和本质的考虑。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倡导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贯穿于景观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在设计中对生态的追求已经与对功能和形式的追求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超越了后两者，占据了首要位置。生态学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大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

越来越多的景观设计师在设计中遵循生态的原则，这些原则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但具体到每个设计，可能只体现了一个或几个方面。通常，只要一个设计或多或少地应用了这些原则，都有可能被称做“生态设计”。

设计中要尽可能使用再生原料制成的材料，尽可能将场地上的材料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加工、运输材料而消耗的能源，减少施工中的废弃物，并且保留当地的文化特点。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Ziegeleipark，1995建成，KarlBauer、JörgStötzer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有的砖瓦厂的废弃材料，砾石作为道路的基层或挡土墙的材料，或成为增加土壤中渗水性的添加剂，石材可以砌成挡土墙，旧铁路的铁轨作为路缘，所有这些废旧物在利用中都获得了新的表现，从而也保留了上百年的砖厂的生态的和视觉的特点（图20）。

充分利用场地上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赋予新的使用功能。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的高炉等工业设施可以让游人安全地攀登、眺望，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成为公园中的游步道，形成了立体的游览系统，工厂中的一些铁架可成为攀援植物的支架，高高的混凝土墙体改造为攀岩训练场，厂房成为展室、小卖部和旅馆（图21）。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中众多的原有工业设施被改造成了展览馆、音乐厅、画廊、博物馆、办公、运动健身与娱乐建筑，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公园中还设置了一个完整的230公里长的自行车游览系统，在这条系统中可以最充分地了解、欣赏区域的文化和工业景观，利用该系统进行游览，可以有效地减少对机动车的使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图22）。

高效率地用水，减少水资源消耗是生态原则的重要体现。目前欧洲的许多景观作品，特别是德国的景观设计项目，能够通过雨水利用，解决大部分的景观用水，有的甚至能够完全自给自足，从而实现对城市洁净水资源的零消耗。在这些设计中，回收的雨水不仅用于水景的营造、绿地的灌溉、还用作周边建筑的内部清洁。汉诺威“变换花园”的水园的水来自雨水的收集（图23）。港口岛公园将地表水会聚于高架桥下，改善了桥下阴暗的条件，形成欢快的落水景观，并通过水的跌落和植物作用，净化水体使水得到循环利用（图24）。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LandschaftsparkDuisburgNord，1999年建成，PeterLatz设计)中，设计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钢铁厂的历史信息，原工厂的旧排水渠改造成水景公园，利用新建的风力设施带动净水系统，将收集的雨水输送到各个花园，用来灌溉（图25）。柏林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HerbertDreiseitl设计）的水景为都市带来了浓厚的自然气息，形成充满活力的适合各种人需要的城市开放空间，这些水都来自于雨水的收集。地块内的建筑都设置了专门的系统，收集约5万平方米的屋顶和场地上接纳的雨水，用于建筑内部卫生洁具的冲洗、室外植物的浇灌及补充室外水面的用水。据统计，光是这一项每年即可节约2000万升饮用水。水的流动、水生植物的生长都与水质的净化相关联，景观被理性地融合于生态的原则之中（图26）。

尽管从外在表象来看，大多数的景观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绿色，但绿色的不一定是生态的，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形成和保持效果的景观，并不是生态意义上的“绿色”的。设计中应该多运用乡土的植物，尊重场地上的自然再生植被。自然有它的演变和更新的规律，从生态的角度看，自然群落比人工群落更健康、更有生命力。一些设计师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设计中或者充分利用基址上原有的自然植被，或者建立一个框架，为自然再生过程提供条件，这也是发挥自然系统能动性的一种体现。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中砌筑的干石挡土墙很好地保护着野生植物，保持着荒野的景象，自然再生的植被形成与其它城市公园不同的性格（图27）。

生态思想在景观中还有一些视觉化的表现，如在城市中一些人造的非常现代的建筑环境中，种植一些美丽而未经驯化的当地野生植物，与人工构筑物形成对比。巴黎德芳斯大门旁的花园（Jardindel’ArcheGillesClément，GuillaumeGeoffroy-Dechaume设计）就反映了粗犷的自然与精致的建筑之间的对比（图28）。

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学的融合

现代景观早已从被围墙围起来的世外桃源中走了出来。今天，从传统的花园、庭院、公园，到城市广场、街道、街头绿地、大学和公司园区，以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甚至整个大地都是景观设计师工作的范围。景观不可避免地与大自然、城市、建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与城市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它属于城市，融于城市之中。那种将景观作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对待城市环境采用“佳者收之、俗者屏之”的思想早已改变，景观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景观融入城市，从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和视觉环境。消除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存在已久的人为的界限，将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技术与自然融合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学在实践上有众多的交叉，缺一不可，而在理论上又有众多的相似之处。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三者的平衡发展创造了条件，今天景观设计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景观师在与建筑师、规划师和其他专门人才的合作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一个领导者。在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三个行业的从业者紧密合作才能完成。那种城市规划师规划完了让建筑师设计建筑，建筑师做完了让景观师来填空的工作方式是不可能建设好我们的环境的，这一点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国际竞赛中可以看出，获奖作品均是将规划、建筑与景观很好地结合的作品，而且，景观设计师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景观设计师的地位在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国家中，景观设计项目还主要由建筑师来完成。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景观设计师的作用并没有被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也说明，景观与建筑之间其实并没有象人们想象那么有一条鸿沟。

当今一些优秀的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项目，都是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合作的结晶，如波茨坦广场（1998年建成，建筑设计RenzoPiano，景观设计HerbertDreiseitl）、柏林犹太人博物馆（1999年建成，DanielLibeskind设计，Louafi参与景观设计）、索尼中心（建筑设计HelmutJahn，景观设计PeterWalker）（图29、图30、图31）。波茨坦广场上矶崎新设计具有波浪形外表的办公建筑中心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庭院，青翠的竹丛软化了建筑的外形，波浪起伏的地表与建筑外部的线形相呼应，成为庭院中最为生动的视觉要素（图32）。优秀的景观设计往往为建筑增光添辉，象乌德勒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筑(1993年建成，Mecanoo事务所设计)中三个各具风格的内庭，由石组塑造的“禅院”、满植竹丛郁郁葱葱的“林院”和流光四溢“水院”，为整座建筑赋予了轻松的风格（图33、图34、图35）。

今天，越来越多的设计事务所都融合了城市规划、建筑学和景观三方面的人才，许多景观设计师有建筑学教育的背景，面对复杂项目的挑战，不同专业的事务所常常通过合作来应对。

社会性、艺术性、生态性的平衡

景观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必须满足社会的功能，也要符合自然的规律，遵循生态原则，同时还属于艺术的范畴，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设计就存在缺陷。虽然由于文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每个设计师有自己侧重的方面。但是景观设计作品如要有持久的生命力，必定是在总体上达到了这些因素的互相平衡，而其中又以一至二个因素特别突出。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批评某些生态主义设计过于平淡而缺乏艺术的价值，或者过于强调自然而忽略了人的需求。一些纯粹功能主义的作品虽有良好的社会性，但却与文化、自然隔绝，同时不具备相当的艺术水准，这样的作品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样，盲目地追求文化、艺术性，但却连基本的使用功能都没有很好地满足的设计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设计。景观设计涉及科学、艺术、社会及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它们相互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功能合理、满足了不同人广泛的使用需要的作品，意味着是高效的，而一定的资源投入产生了最大的效益，也意味着符合一定的生态原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最容易得到的资源就是通过高效利用现有资源，而节约下来的那部分资源，所以生态主义已经从一种实验或意识变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因素；而艺术的作品，意味着具有引人注目的潜质，它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视觉环境，提升一个地块的价值，这又与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今天更多的景观设计师追求的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即具有合理的使用功能、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高质量的艺术水准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