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论文范文10篇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1

首先，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

在政治上，认为，人民利益在政治取向上的根本要求，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新制度。在众多的前人模式中，选择了共产主义。

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建设。因此，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把对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追求作为主要政治取向，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大力废除封建制度，创建民主政权，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军队内部，打破旧的等级，实行三个民主，很快造成了军民一心、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群情振奋的社会局面。建国以后，继续致力于实现新世界的理想，把制度建设和人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人民参与管理及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等新制度、新政策，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破除私有观念，扫除官僚主义，惩治腐败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了革命的传统，蔚成了一代社会主义的新风，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这数十年的过程中，他的政治取向已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文化上，也自觉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取向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选集》第3卷，第863页）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的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它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

3.“两个最大”是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1096页）这就明确地把是否合乎“两个最大”，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了价值评价的最高尺度。这一评价标准的确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首先，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价值标准。它的价值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某一阶级、阶层，更不是一己之私。这就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利己主义评价标准，也同那些以追求某一阶级或集团狭隘利益为目标的评价标准划清了界限。除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外，在价值目标上也具有非常的高远性。在任何社会的实际进程中，人民利益都有多种复杂的表现。其中既有短暂的利益，也有长远的利益；既有根本的利益，也有具体的利益。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选择，共产党人应以什么作为确定自己战略目标的根据，并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呢？“两个最大”的确立，就为共产党人正确地进行战略目标选择提供了客观的尺度，从而能够超出狭隘的视野，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短期行为。应当指出，认为：“最大利益”是指“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选集》第3卷，第1096页），并不等于排斥各种具体利益，也不等于放弃对当前利益的追求。同时，还应当指出，认为“最大利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解决的主题不同，必须分解为具体的利益。这种分解不仅没有偏离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且恰恰是实现“最大利益”过程的必经步骤。

其次，这是一个全面的标准。社会主体的需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就物质方面来说，包括衣、食、住、行、用；就文化方面来说，包括思想、理论、教育、体育、文学、艺术、道德等；就政治方面来说，包括参政、议政、督政以及其他各项民主权利。就这三项基本需求来说，物质生活的需求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但是政治需求和文化需求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作为评价主体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最高价值标准，不应当是片面的，而应当是全面的，至少应当包括发展物质生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提高精神文明等项内容。“两个最大”这一标准就合乎逻辑地涵盖了所有这些尺度。

再次，这个标准决定了群众实践是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实践改造社会的正确思想，由此找到了实现价值目标的正确途径。在对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价值评价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荡污涤垢、除旧布新的伟大革命活动，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基本活动。尽管在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失误和偏差，但都是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在前进中逐步克服的。因此，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创造新社会的伟大实践，应当积极参与、热情支持、科学总结、正确引导，既不应落在后面甘当尾巴，也不应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更不能迎头而上、大泼冷水。

4.价值观的意义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的价值观在终极关切的层次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它不仅能够在根本方向上指引我们沿着这个方面和目标前进，而且能够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形成整齐的步伐和强大的合力，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此外，在新与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的转换和多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变革时期，社会上难免出现种种思想上的迷乱和困惑，甚至也难免引起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的所谓“信仰缺失”的问题。正确地开展价值观的教育，有利于在人们信仰的深层消除困惑，树起精神的支柱。

第二，的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从思想上决定了党的根本宗旨。坚持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对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持续进行价值观的教育，有利于从根本上增强党性，克服不正确的思想观念，阻止官僚主义及种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对党的肌体的侵袭，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第三，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市场经济一方面给社会主义注入了空前强大的动力，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还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进步和观念更新，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副作用，这就是利益驱动机制使人们容易陷入片面的功利主义，从而导致理想、信念、道德的淡化，其发展的极端就是拜金主义乃至贪污腐化的泛滥。目前，这些现象已在现实生活中有所表现。如果任其发展，货币就会进入一切领域，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来交换，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会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这种结果显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背离。因此，在实践中实现市场经济的机制与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整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持之以恒地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使之逐步变成全党乃至全民的价值观，并用以熔铸民族文化之魂。只有在切实提高全党思想道德水平和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才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和市场行为的法治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引导社会将商品货币关系严格地限制在纯经济领域，避免它的超越和僭位；才能够防止金钱尺度的滥用和独断，将它置于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之中；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职业价值观；青年；工作价值观

国内外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对价值观进行了各种纵向和横向研究，发现了价值观对整个社会和个人都有显著的影响。价值观在职业上的选择就是“职业价值观”，通常也称之为“择业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是在职业生涯中体现的，一个人的职业生活浓缩其人生精华，职业价值观是人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对于青年来说，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成熟的关键时期，因此研究青年职业价值观对于青年的就业与指导、企业人员招聘、职业咨询、员工考核等都将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以往青年职业价值观的研究进行以下述评。

1职业价值观概述

1.1职业价值观的定义

职业价值观又称“择业观”，在国外通常称工作价值观(workvatues)。尽管称呼不同，但因价值观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系统，因此所反映的基本价值倾向是一致的。

目前关于职业价值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主要是国内外学者的职业心理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不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价值观下了定义:Super(1970)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个人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亦即个人的内在需求及在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或属性;;Elizur(1982)认为，职业价值观就是个体对某种工作结果重要性的看法;Ros(1994)认为，职业价值观就是人们对某种职业所取得的终极状态(如:收人高)或行为方式(如:与同事一起工作)的信念;Schwartz(1999)认为，职业价值观是指人们通过工作而达到的目标或取得的报酬，它们是更一般的个体价值观在职业生活中的表现;宁维卫(1991)认为，职业价值观是指人们衡量社会上各种职业优势、意义、重要性的内心尺度，属于个性(人格)的范畴;黄希庭(1994)等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职业的需求表现出来的评价，它是人生价值观在职业问题上的反映，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凌文栓(1999)等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信念和态度，或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余华(2000)等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衡量社会上某种职业的优劣和重要性的内心尺度;它是个人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并为其职业选择、努力实现工作目的提供充分的理由;于海波、张进辅(aooi)等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依据自身和社会的需要对待职业、职业行为和工作结果的、稳定的具有概括性和动力作用的一套信念系统，是个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关于职业经验和职业感受的结晶，属于个性倾向性范畴的概念。与国外学者所下定义不同，国内学者从更加一般和抽象的角度来概括职业价值观的本质。

1.2职业价值观的结构

对职业价值观结构的探讨一直是职业价值观研究的重点。由于各个学者对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不同，因此职业价值观结构的划分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查阅国内外学者对职业价值观结构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

两分法:著名的职业心理学家Herzberg提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三分法:由Super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外在报酬;Aldeder在Super的基础上划分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和社会价值;Elizar划分的情感、认知、工具;黄希庭、张进辅等人划分的职业目标、实现职业价值的手段、职业评价;凌文栓划分的发展、声望和保健因素。

四分法:Surkis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内在价值、外在价值、社会价值和威望价值四个纬度，后来的Rone,Ros}Schwartz在此基础上对职业价值观的纬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与划分;赵喜顺提出的兴趣爱好型、社会利益型、声望舒适型、经济型。

五分法:宁维卫划分的进取心、生活方式、工作安定性、声望、经济价值五个纬度。

六分法:Holland划分的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与传统型。

1.3职业价值观的理论

目前关于职业价值观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的一些理论，国内还没有专门的职业价值观理论。

(1)职业选择理论。由美国职业指导专家Holland(1973)提出。他认为，大多数的人格可以分为六种类型: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与传统型，每一种特定类型的人都会对应相应职业类型的工作，或者说对相应职业类型的工作感兴趣;人们所处的环境也可以分为相应的六种类型，人们寻求能充分施展其能力与价值观的职业环境。此外，Hoppock还提出了职业选择必须适合个体需要的理论。

(2)职业发展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职业指导专家Ginzberg，他认为人们职业发展的有序阶段和基本的人格发展相联系，并且人们的职业发展包括幻想阶段、尝试阶段和现实阶段。他后来又提出，职业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儿童和青少年，职业选择并非不可改变。

(3)职业发展的自我概念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Super，他强调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是一个前进的动态的过程，并且职业价值观是随着个体的自我概念而发展起来的。他强调青少年期是一个关键期，在这个时期，个体探索和担任职业角色，通过体验各种角色来增进对自己的了解，自我概念也随之得到发展，当自我概念发生较大分化时，其中一个特殊的方面即职业自我概念就成为职业选择的关键因素。他提出，人们对社会上各种职业生活方式有三方面的需求，即满足生活上的需求、社会人际关系的需求和各种劳动活动的需求。个人为了充分满足这三方面的需求，于是就形成了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2职业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职业价值观是一个人根据自身的特质、对职业的认识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同时经过自我调节、自我教育而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每个人的职业价值观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形成和成熟的过程，其形成和发展需要经历以下阶段:

(1)幻想阶段(儿童期)。在这个阶段，儿童的思维水平和自我意识的分化程度处于低级水平，对职业没有明确的意识，主要是父母职业类型、工作态度以及周围人的职业态度和观念影响他们对未来职业角色的幻想。这种模糊的职业意识是不现实的，极不稳定，缺乏现实性。

(2)萌芽阶段(青少年期)。在这个阶段，青少年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对各种职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有了较深的认识，职业价值观开始萌芽。

(3)形成阶段(青少年晚期和成年前期)。在这一阶段，青年的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同时自我意识也进一步分化，使他们能够对一些职业做出客观分析，同时对自己的性格、能力、兴趣等有了较深的认识和评价，对于自己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也有了较为本质的认识，职业价值观初步形成。

(4)成熟阶段(成年期)。在这个阶段，青年的思维能力和自我意识都已趋向成熟，而且也能够对职业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并且能根据社会实践做出具体的职业选择，职业价值观已经开始成熟。

3职业价值观的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职业价值观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随着职业心理学的发展而兴起的。国内对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的，1982年天津市劳动局技工培训处和天津市技工师范学院联合调查组发表了《天津市技工学校学生的职业观、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的调查分析》，这是我国首次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青少年职业价值观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从此揭开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职业价值观的序幕。

(1)研究对象。以往对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在职人员和从未参加工作的学生。近几年来，随着心理学方法的逐步完善，已经扩展到对其它阶层青年的研究。如:唐智松(1999)对少数民族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朱成杰(2002)对编辑职业价值观的研究;王燕(2002)等对警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文书生(2003)对下岗职工职业价值观的调查研究等。

(2)研究方法。国内外对青年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方法多采用单一的问卷法。其中著名的量表主要有:斯特郎一坎贝尔的兴趣调查表(SCII);库德的职业兴趣调查表(KOIS);霍兰的职业爱好问卷(HVPI);高登的职业价值观量表(OVI);塞普尔的职业价值观量表(WVI);宁维卫对Super职业价值观量表的修订;凌文栓根据文献自编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等等。使用单一的问卷法测量职业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很多学者也采用了其它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方法。如:句子完成法、作品分析法、访谈法、模糊数学的多级估量法、SSA{smallestspaceanalysis)方法等。

(3)研究内容。国内外对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内容主要有:①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地域、专业、受教育程度)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研究;②职业价值观与其它价值观的关系研究，如:张进辅(1989)等对职业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Elizar(1999)等人对职业价值观和生活价值观、Schwartz(1999)等人对职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Mary(2002)等人对职业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的研究;职业价值观结构的研究，如:顾雪英(2001)对教师、管理人员及会计人员的职业价值观结构的探讨;宁维卫(1996)对城市青年职业价值观结构的研究;王垒(2003)对北京大学生工作价值观结构的研究等等;④青少年职业价值观变迁的研究;⑤企业职工工作价值观与职业行为的研究，如:马剑宏，倪陈明(1998)对企业职工工作价值观与组织行为的研究等;⑥不同人群职业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如:余华(2000)对大学生和企业员工职业价值观的相关和对比研究;何华敏(1998)对我国内地四类企业职工职业价值观的比较研究等。

4职业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价值观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要受‘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心态、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个人独特个性的影响。概括起来就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是个人的需要、兴趣、能力、爱好、性格、气质等。

(1)家庭因素的影响。父母的价值取向、教育方式和举止言行都会影响孩子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他们对职业的评价和选择。首先，父母对子女择业的影响，与其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其次父母的职业是影响青少年职业选择的直接因素，父母职业不同，使得青少年的择业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学校教育的影响。学生在学校所接受的专业教育直接影响着他们将来的职业选择，教师的职业态度和职业评价，对学生的职业认识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学校就业指导教育对学生择业意识的形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国外学校就有很多的就业指导中心，从学生人学到毕业始终对他们进行指导，而在国内很少学校有这样的就业指导中心。

(3)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一次社会环境的变化，职业结构都会相应地进行大的调整，使得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职业价值观具有时代性的特点，每一个时期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对青少年的职业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社会主导价值和社会舆论对其影响最大。

(4)个人因素的影响。兴趣、能力、气质、性格等都会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兴趣对于个体而言是有差异的，兴趣上的差异就构成了人们选择职业的重要依据之一。一社会上的任何一种职业对个人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个人的能力直接影响着自己以后所从事的工作。气质、性格作为个人特性中较为稳定的成分，对于个体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5评价与建议

通过目前国内外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发现职业价值观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关于职业价值观的概念和结构争论较多，而统一的理论建构较少。国内外的很多研究者大都是根据自己的操作性定义来进行自己领域中的实证研究，以至于职业价值观的研究陷人比较混杂的局面，因此建议对职业价值观在概念和理论结构上有统一的认识。

(2)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对象范围比较狭窄，主要侧重于工作在职人员和大学生，而对其它社会阶层的人研究较少。因此建议增加对少数民族、经济落后地区以及农村的青少年、下岗青年、残疾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等这些特殊人群职业价值观的研究，避免用大学生或在职人员的职业价值观来描述、说明或代替整个青年职业价值观。

(3)关于职业价值观实质、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建议今后加强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4)关于职业价值观的跨文化研究较少，大都侧重各自国家的实证研究，建议进行跨文化的职业价值观研究。

(5)缺乏系统地探讨职业价值观与职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对职业价值观现状的描述。建议进一步深化研究职业价值观，探讨职业价值观与职业行为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加强对职业价值观的指导与教育。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男护士；工作价值观；离职倾向

随着医疗教育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男护士的比例逐年上升，但在我国的护士队伍中，除精神病院和一些综合性大医院有少数男护士外，其他医院中男护士极少。程金焱等曾就男护士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正在工作的占10．9l％，转行占49．27％。工作价值观是个体对工作需要的反应，即个体关于工作行为及在工作环境中获得的某种结果的价值判断，是一种直接影响行为的内在思想体系。通过对医院男护士工作价值观与离职倾向进行调查分析，能够掌握影响男护士群体离职的重要因素，为护理管理人员有的放矢地选择激励方式，稳定护理队伍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哈尔滨市6所三级甲等医院、大连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的65名男护士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纳入标准：注册护士、愿意参加本课题、从事护理工作1年以上。

1．2方法

1．2．1研究工具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年龄、护龄、与所在医院的劳动人事关系等。工作价值观调查表，Elizur于1991年编制，有3个维度，即情感型价值观(5个条目)、认知型价值观(13个条目)、工具型价值观(6个条目)，共2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6级评分，非常不重要计1分，不重要计2分，不太重要计3分，较重要计4分，重要计5分，非常重要计6分，得分越高，工作价值观认同度越高。离职倾向量表，1982年编制，共6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经常计4分，偶尔计3分，甚少计2分，从不计1分，量表总分等于各条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离职意愿越强。根据6个条目之间的相关性，条目1和条目6构成离职意愿I，表示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条目2和条目3构成离职意愿Ⅱ，表示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条目4和条目5构成离职意愿Ⅲ，表示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经我国台湾的李栋荣和李经远翻译并修订后用于中国员工，修订量表信度Cronbach’Sd为0．77，内容效度0．68。

1．2．2问卷发放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者统一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72份，剔除有空缺、遗漏的无效问卷7份，回收有效问卷65份，有效回收率为90．28％。

1．2．3统计学方法全部数据用Excel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采用(±S)分析护士工作价值观、离职倾向的得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护士工作价值观、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

2结果

2．1一般资料

65名调查对象年龄20～29(23．97±2．59)岁；护龄1～6(2．08±1．04)年；其中，正式护士20名，占30．77％；聘用护士42名，占64．62％；临时护士3名，占4．62％。学历：高中或中专22名，占33．85％；大专31名，占47．69％；本科及以上l2名，占18．46％。职称：护士53名，占81．54％；护师12名，占18．46％。婚姻状况：未婚59名，占90．77％；已婚6名，占9．23％。

2．2工作价值观与离职倾向现状(见表1)

3讨论

3．1男护士对情感型价值观的认同程度相对较高

表l显示，男护士认同程度最高的价值观是情感型价值观(5．06±0．49)分，可见男护士在工作中更重视“情感型价值观”，即希望自己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情感型价值观是在人际关系背景下表达出的价值观，包括公正的监督、被尊重、人际关系等。马斯洛认为，除病态人格外，所有人都有自尊心，都渴望名誉、声望等，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会到自己的价值，这种需要一旦受到阻碍，会使人产生自卑感、虚弱感和无能感，以致丧失人生的信心。由于社会的偏见，认为护理工作应该是耐心细致的女性的专利，男性从事这一工作则被视为无能或无前途。男护士为患者付出的辛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承认，再加上职称评定、经济收入等方面的不合理，他们不能从工作中体验自我价值，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这是一种自我否定，是根据外部成就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确定自己的价值。因此，建议护理管理层大力开展改善男护士专业地位的项目活动，采取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的男护士管理及政策措施，例如：向社会、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宣传男护士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独立的角色。同时，男护士应该认清自己的优点与价值，积极发现自身优势，树立崇高的理想，理解护理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正确把握自身发展方向。

3．2男护士对工具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表1结果显示，工作价值观中，男护士对工具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最低(4．90±0．61)分。工具型价值观也称物质型价值观，是指得到所希望的物质或实际结果的价值观，它包括薪酬、工作安全等。按照社会价值观理论，物质型价值观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低层次的生理及安全需要相似。人们只有得到物质和安全的基本保障后，才会考虑更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人生目标的实现等。近几年，本院开始实行聘用制、岗位管理等，打破了过去“铁饭碗”的制度，男护士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再是终身制，而是由组织根据其绩效和贡献来决定是否续聘。

3．3男护士对认知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护士对认知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较高(5．0l±0．49)分。认知型价值观表达了对工作本身的一些特征及员工自身的发展、成就的重视，包括工作兴趣、责任、成就等反映男护士高层次需要的内容。我国医院护理人员普遍存在工资低、奖金少的现象，而男护士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以满足。更为重要的是，管理者大都在重视男护士工作任务完成的同时，对男护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制订也是高度重视，管理者尽量创造条件为男护士的个人发展提供机会，例如：创新科研的支持等，从而提高他们对高层次需要的重视。

3．4男护士未表现出强烈的离职倾向

从表1可以看出，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得分最高(2．42±0．62)分，而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得分却相对较低(1．94±0．67)分。分析结果发现：由于内部因素和自身特点等因素影响，男护士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离职倾向，这与国内学者的调查结果一致。员工是否产生离职倾向取决于自身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而离职行为的发生受劳动力市场人才供需比例、行业生命周期以及组织约束等外部条件的限制。目前，在男护士人力资源市场中，供小于求，呈现男护士短缺的局势，一些发达国家已将劳动力市场指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相对国内丰厚的待遇，对于目前工资水平仍然较低的我国男护士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男护士的离职意愿，将导致大量男护士的流失，尤其是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素质男护士，对于医院的管理和护理质量的提高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3．5男护士工作价值观与离职倾向相关性分析

表2结果显示，工具型价值观得分与离职倾向得分呈正相关。工具型价值观的男护士，其低层次的需要满足程度不高，高层次需要的满足也进一步受到了影响，因而在个人需要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们易产生离职倾向。曾铁英等对597名男护士的调查发现，优厚的福利、工作待遇等低层次需要是男护士最重要的激励因素。根据本次调查结果，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不高将对男护士产生一定的负性影响。因此，提高男护士待遇、满足其物质方面的需要是降低离职的关键。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4

论文关健词;匆女为本家庭基力价值观

家庭暴力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它从过去被人们认为的“家事’，走向社会干预层面，显示了社会的一大进步。国际社会关注家庭暴力始于年代，香港八十年代提供反家暴服务。国内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新修订的《婚姻法》多处提及家庭暴力的问题。在陕西，由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去年11月份在国内尝试用社工方法组织曰受虐妇女支持小组”的活动一登报，便在媒体掀起关注家暴的高潮。看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势在必行。但目前反家暴工作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不同的服务机构理念不同，因而提供服务的动力、方向和手法不同。我们关注的是:建立什么样的理念和价值观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推动男女两性平等，进而创建和谐的社会氛围.

一、反家县工作中的两种价值观—“家庭为本”和“妇女为本”

大量实例及研究显示，家庭幕力案件中以’虐妻”现象居多，对于“虐妻”现象的不同认识与评价决定了人们反家暴工作价值观的不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打人是不对的”，但对于丈夫打妻子的解释却不尽相同，以“家庭为本，，的价值观将妇女受虐待的问题“个人化”，就是将问题归于个人适应社会出现降碍所产生的结果，如角色认同出现困难，困此，提供的眼务多从加强家庭功能人手，如为妇女举办烹饪班，裁剪班、插花班，美容班、婚姻讲座、功课辅导等兴趣括动，认为妇女被虐待是因为自身缺乏努力造成，鼓励妇女参与上述活动提高自身素质。甚至以社会少数成功女性作楷模，引导妇女向那些“在家是贤妻良母，在李业上是能手”的妇女看齐，辅导思路停留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中。

“妇女为本”的价值观认为家庭暴力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就得打破性别角色定型以及男尊女卑观念对个人层面的影响，进而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妇女为本将妇女问题提到社会层面。在服务手法上，多从提升妇女意识，进行政策倡导人手。通过社会性别文化分析，令妇女反省自身的处境，反省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因，从而激发她们改变命运的动力，这种动力才是真正的自信心，使妇女看到被虐不是自己错。去除自责。妇女一旦觉醒，会团结起来，依靠集体力量争取自身权益。因此，“家庭为本‘.提供的服务表面上看似乎增强了妇女某方面的能力，但实质妇女仍被禁固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中，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

下面的例子可让我们反省面对妇女求助时工作员应有的价值观。由于竞争的激烈和优化组合的压力，一妇女愈识到只有加强自身实力才不会被社会淘饮，于是，努力工作，并利用周末参加业务培训，但丈夫极力反对她对工作的积极投人，阻止她外出学习，出言恐吓。她来求助，可工作员说;“既然你丈夫不让你费太多时间学习和工作、你何必激怒他呢?还是留在家里，可以减少妻夫摩擦。“妇女感到仿徨，不知何去何从。显然，求助工作员的妇女，很明显的不甘.L放弃自我，她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及参与社会工作的需要，但工作员并没有协助当事人寻求途径.去突破固有的框框，摆脱传统对妇女的限制。相反视案主行为及需要不合乎丈夫的要求，为要取得家庭的平衡，妇女必须牺牲个人的理想。这种服务手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更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合理化。所以，妇女为本就是视妇女的需要、妇女的权益、妇女的决定为第一位，站在妇女的立场，让妇女抒发她真正的感受。

二、从女性主义的分析若家庭琪力的成因

女性主义是分析妇女处境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流派相信妇女遭受暴力虐待及不平等待遇，并非因为妇女缺乏与男性竞争的能力，而是源于父权制度，它表现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法律等制度上，没有保障妇女的权利，对妇女造成发展上的障碍。父权制度的别角色分配是’男主外，女主内洲，女性的使命是使家庭生活愉快、和谐.而不是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女性作为照顾者，被认为有天生的育儿能力和兴趣，并延伸到照顾家庭内其他成员.女性在教育、就业方面少有机会或处于不重要的位置，公众参与低，且缺乏参与意识.而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负责对外的一切，包括工作、政治、社会组织等。这种性别定型塑造成女性特质，如柔顺、文静、软弱、牺牲、依赖、无主见等，而男性化特证如坚强、好胜、有主见、独立等。性别差异被赋于社会意义后，男性化被认为较优，因其有支配、坚强、分析能力等成份，而顺从、自我约束成为了女性的美德。在这种观念下，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而男性也同样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如社会要求男人要有成就、坚强，所以男性因追求成功而产生压抑情绪.

传统性别分工使妇女在生活上面临三方面困境。第一，无偿劳动者。妇女被禁固在家庭作为照顾者，不单要付出爱心，还须投入大量体力劳动，不单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活动方式，这种安排的结果对妇女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她们从事无偿的劳动，另一方面个人的发展亦只局限于家庭内。一般人也不认为家务是工作，因为她们没得到薪酬，因此也得不到任何福利保障及%L会地位.对于一些外出工作的女性也不例外，她们的家务负担丝毫没有减轻，要负起双重的角色.第二，贫穷一族。妇女在社会及经济的不利处境导致她们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妇女面临低薪、下岗问题，且家庭资源的控制权往往落在男人手上.男性较女性有较多的决定权，特别在一些重要事情上。而女性则有较多权力去管理家庭的开支，但有权管理是否等同有权控制家庭资源是值得商榨的.另外、妇女能够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亦很少。要了解一个人的生活素质，我们不单看她们的收人，也必须包括他们参与社会活动、享有社会公认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机会。第三，边缘劳工，男权制度下.女性的次等位置延伸到劳工市场，不仅集中在边缘行业，如文职、清洁、侍应等，就算在与男性同一行业中，也处于较低岗位，如制造业的低级操作员等。

通过上述对妇女处境的分析，女性主义认为家庭暴力的成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男权。男权制度下，女性处在社会的不利位置。在个案里丈夫打妻子，但为何妻子不能离开丈夫?因为她没有离家能力，她若有钱，就可以逃离暴力，保护自己;她若是专业工作者·可赚钱养自己，经济上独立。女性全义不是看丈夫与妻子的权利，而是看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平等.所以，造成妇女没有离家能力的原因是社会可供她选择的出路不够。

第二，社会性别定型。一位女作家说法、“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我想飞，但我总觉得会掉下来”。性别定型作为一种强大社会意识，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在巩固男权。所以，家庭暴力不是夫妻关系的问题，而是妇女有没有选择自由。第三，私人空间。丈夫为什么回家打妻子，在外面不打别人呢?因为夫妻打架被人们看成是‘私事”.不便“多管闲事”，这样，施虐者就无所顾忌、以强欺弱.反家暴工作正是要打破“私人空间”，从社会层面给予介人，女性主义认为.‘个人就是政治”。

三、反家工作中妇女为本实践的目标

妇女为本实践就是认可女性主义对妇女处境的上述分析，并以女性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社会工作手法。工作员对被虐妇女问题的分析，应该透过对她们生活的观察.井融人她们的感受而建立。否则，就不能满足妇女真正的需要.阻碍妇女自强的目标。妇女为本实践的具体目标是:减少、打破性别角色定型带来的不良效果。协助妇女及其家人了解性别定型对两性带来不良效果，鼓励改变，如调整家务与子女教育的分工模式。抢满足妇女作为独立个体的需要。传统的工作多针对妇女的照顾者角色设计服务，忽略了妇女应有其个人成长，发展甚至政治参与的需要，所以、曰妇女为本“应提升妇女对个人需要及潜质的认知，提供促进参与的协助t协助妇女对妇女问题重新界定。传统工作认为妇女受虐是适应不良、能力不足，“妇女为本实践’要协助妇女理解个人问题的社会成因，减少自责，突显妇女面对的共同处境，促进彼此之间的支持。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变.除满足妇女个人层面的需要外，工作员应鼓励妇女参与改变社会结构，影响社会权力及资源的分配，促进充分考虑性别因素的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争取为妇女作为个人及照顾者而提供足够的社会服务资源。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妇女工作最主要的分别在于其目标是否朝向清除两性不平等。

四、”妇女为本”在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目前反家暴工作中，以“妇女为本“，的服务机构大多都处在边缘状态，表现为:(1)还不是妇女服务主流;（2)从事这方面服务缺乏配套资源:(3)在政府架构里没有这方面的参与，代表性不够‘(4)从事妇女为本实践的机构运作在一个比较艰难的倩况下。如财政来源不稳定、被迫在一个很小的环境工作。人们用下面的故事来比喻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个小孩沿海岸边，将被海水冲上岸的小鱼一条一条捡起来放回海里，一老者走过来不解地问:目小孩，岸边有那么多的小鱼，你能救活多少呢?”小孩子捡起一条鱼儿说:这条鱼需要我”，又捡起一条鱼说:“这条鱼也需要我”……推行‘卜妇女为本实践”。还要走过一个艰难的过程，每一步的努力都将是有惫义的。‘，妇女为本”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但提供服务时是通过工作员内化为个人信念表现出一种动力和情感“妇女为本”的价值观在理解和应用方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从妇女为本角度进行意识提升会不会带来家庭问题。

以女性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妇女为本实践‘，尚未成为妇女服务的主流，推行的首要条件是工作员须认同女性主义对妇女处境问题的分析。反家暴服务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有促进平等、公正的使命，由于女性主义对传统角色定型、家庭制度带来了不少的冲击、所以，不但服务对象未能即时接受。工作员个人的价值观亦未必认同。甚至质疑“妇女为本实践”的工作方向。推行’‘妇女为本实践”鼓励妇女认识自己的权利，做自己的主宰、可引来妇女与家庭成员的冲突。工作员须接受及预计此现象，协助妇女面对家庭内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妇女为本’一并不赞成“硬推”。坚持即时的转变。工作员须接受妇女本身的限制、改变的困难，鼓励并协助她们构思、可行的方法。容忍转变的缓慢。

第二、对于家庭基力.“妇女为本”的立场是赞成离婚还是和好?

山离’，或’和”对于妇女主要看有没有改变她与丈夫的权利关系，若“回家“能改变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如丈夫愿惫悔改，就可以通过婚姻辅导等方法令丈夫有一个改变。妇女为本不是一定要离婚，而是要改变不平等的关系。’妇女为本.‘是从妇女角度看一个平等的关系，视妇女的需要为第一。让妇女自决.好比主人与奴俘的关系可以是和谐的、可以相处，若奴伸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两者关系就出现了同题，但有问题是件好事，好在奴伸惫识到:‘“我应该有我的尊严!’，若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奴伸就要有新的动力和斗争。有人认为.有危机就有危险、但若处理的好，也会有机会。

第三，按受妇女带来的问题而不是责怪妇女。

有些妇女心眼儿小、讲是非、唠叨、骂人、贪心、人际关系不好，与她相处很难等，其实这可能是她们生活圈子狭窄，面对沉闷而重复的家务，缺乏其他关注点的表现和适应策略。一个人长期压抑，梢神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我们不该用另外的眼光看她，而应想办法帮助她.工作员要清楚她们的背景，学会一些方法，便不会责怪受助者。当然，工作员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情绪可以理解，但应看到妇女的这种表现只是结果，不是原因，看到妇女行为是面对问题的适应策略，进而鼓励她们开阔圈子及眼界。否则，会推走她.对于妇女的婚外恋、虽是个很复杂的同题。但从妇女为本的角度看:拥有另外一份感情。那是她的权利.若你的价值视与妇女不同，可考虑另外的同事接案。关键是;在一个平等的关系里。妇女调整自己的行为。妇女的唠叨给丈夫压力，但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此为借口打她。好比孩子读书不好。你要教他读书。而不是打他，打他就是控制他，困为你的权力大。

第四。角色定型、男薄女卑观念使男女均成为受害者。为何工作对象只集中女性?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5

事实价值观，指元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其根本的命题是从事实引出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它不仅把价值与事实等同起来，而且要根据事实解答价值问题。［5］“根据自然主义，伦理的言明在一切关于经验事实的言明上并没有减少其内容，因而能翻译成后者。”［6］用事实的言明代替伦理的、价值的言明，以此给出价值生成的根据，乃是所有自然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将伦理学“科学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伦理学中的价值问题，以科学知识论建立逻辑价值论，从而在最终意义上遗弃价值论的言说，成为现代分析伦理学的目标。

英国伦理学家穆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把善的性质比作黄色的性质。人能够用认识黄色的方法说明善。［7］不过，20世纪上半叶关于颜色的研究表明，黄色是光的一种客观特性，依靠颜色的色泽度、光亮度和饱和度，可以对之加以具体的解明。但怎样以此阐释善的性质呢?

由于不可能从事实性的言明中推出价值性的言明，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有提出价值情绪说，以此为价值论的开启给出回避的理由。A·J·艾耶尔在《语言·真理·逻辑》中说：“在命题中伦理符号所表达的并没有在其命题的事实性内容上增加任何东西。”［8］关于伦理上的善恶陈述如同发音的语调和句子的感叹号，这不会为文章的意义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只对表现说话人的感情有作用。

企图从事实引出价值的事实价值观的结局，必然是价值情绪说。因为事实不是价值，情绪也不是一种现成性的事实。把价值同人的情绪联系起来，用人的情绪给出价值的根据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情绪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何况，情绪本不可能加以经验性的言说，以不可言说的情绪去言说价值，暴露出自然主义者最初抱着的价值不可言说的信念。

事实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伦理学中，这源于伦理学始终没有将价值同伦理的善相区别。“价值一般是在与道德的关联中被当作问题提出，甚至将道德价值认定为最重要的决定性价值。”［9］现代分析哲学家们，继承这种对价值和善不加分别的传统，误以为关于善的观念的分析就能代替对价值本身的分析。其结果当然是无的放矢。价值不是伦理的善，斯多葛派哲学家如是区别。按照我们前面关于价值一词的语义分析，价值是物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来自物的差别性，物的差别性由人的差别性指向力或人规定差别性的能力给与。这在根本上同逻辑相关而不是与伦理的道德相关。价值之所以是价值，因为它不是事实，因为它同事实存在终极的差别。事实价值观，表达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事实性言说信仰，而且是一种没有终极根据的信仰。认定天地阴阳气之类的事实性在者，这不可能言明人的存在、人的共在、人的同在的价值，不可能开启作为意识生命而存在的人、作为精神生命与他人共在的人、作为文化生命向终极者同在的人。

事实价值观内含如下的信仰：“从事实导出价值、从陈述性的东西引出规范性的东西”［10］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前提为：事实与价值的同一性和以事实代替价值的合理性，从而抹去关于世界的价值性言说，即人关于世界的差别性言说。具体地说，这种抹去的工作开端于物和人的差别处，进而将事实价值化、物人化。

在价值论上，事实价值观构成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一。

根据事实价值观，逻辑虚无主义，相信世界只由事实性在者构成而不由人的主体活动生成，相信没有关于世界的逻辑性言说和差别性言说。不仅世界中的物与人没有差别，而且物的差别就是人的差别。一切价值论在逻辑虚无主义者看来毫无意义。人关于物质自然的在、自然生命的生长、肉体生命的生存的差别性规定，在逻辑上不存在终极的根据。由上帝承诺的终极差别，对于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甚至整个人类无效。这样，逻辑虚无主义的展开方式为物的人化。它包括物质的人化、生命的人化、肉体的人化。

广义的物概念，指物质自然、自然生命、肉体生命，这也是事实一词的真正涵义。广义的价值概念，唤起的是作为价值给与者的存在者、共在者和同在者。物的人化，即事实的价值化，目的是为了以物的差别性代替人的差别性。所谓事实与价值不分，实质上是物与人无差别，人这个差别性的存在者丧失给与差别性的能力。

物的人化观念，把物的事实性之在理解为人的价值性存在，进而以物质的物性、植物的生长性、动物的生存性规定人性。在人的心理逻辑和物理逻辑、生理逻辑、生命逻辑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并且，是后三种逻辑相的规定性规定着人的心理逻辑相的内容。动物的生存延续本能、植物的生长本能、物质的在的本性，就是人的人性的全部内涵。

作为逻辑虚无主义的一种展开方式，物的人化和作为的一种展开方式的人的物化，仅仅在出发点上有差别。前者以物性为人性，后者以人性为物性。由于物的人化必然通过人的物化来实现，所以，逻辑虚无主义与在言说内容上出现了相同的地方。［11］不过，两者发生的根据却不同。物的人化，根据物与人无差别的信念即逻辑虚无主义；人的物化，依凭人的过去时间观即。

二事实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法哲学家拉德布尔夫，属于新康德派成员，在其《法哲学》中说：“当为命题只能由其他当为命题给出基础使之得以立证。正因为如此，终极的当为命题是不可能证实的，如同公理一样不能证明只能确信。所以，和终极的当为命题关联的、相对立的主张，即相对立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相互争论、对抗的时候，人们用科学的一义性来解决它们，这在先是不可能的。科学考察的是可以教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无能教人应干什么。”［12］这里，拉德布尔夫不仅指出科学对于价值问题在逻辑上的有限性，而且认为价值论中的“当为命题”同“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是终极的当为命题给出一切个别的价值观的立证基础。

科学告诉人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是什么，它无法为此提供更多的为什么的解释。它甚至对于人是什么这个事实性命题只能做出非本质的描述。因为，人是什么，在根本上不属于事实性命题而属于价值性命题。

事实价值观这种价值论上的科学主义形式，在面对价值问题时同样有拉德布尔夫所说的有限性。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因为它不是价值，更不可能充当价值的根据。事实在事实上的事实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实，不可能成为与终极差别(“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联的价值根据的设定者。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言说物的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言说此物在相对于被言说前的又一种功用或又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唤起人的注意。不过，人关于物的差别的意识，却取自于他相应的差别意识力，是人的差别指向力言说出物的差别、物的价值。

人的差别指向力，根源于人的差别性存在。人的差别性存在，由终极差别给与。只有终极差别关于人的存在的差别性承诺，才使同在者全体相互差别。在此，价值的根据在人的差别指向力，在逻辑上由终极差别设定。价值的根源，显然不在事实上，相反，是价值本有的差别性决定着事实的事实性。

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的差别，其根据在于差别的规定性。因为，事实给与事实的，只能是又一个有限的事实。事实的个别性作为事实的共性，来自于终极差别通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即人的逻辑能力的承诺。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使一个事实差别于另一个事实。

事实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本身的成立，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基础上。从事实引出价值，以事实规定价值，其最低条件在于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否则，事实怎样去承诺价值呢?而把事实和价值区别开来的恰恰是价值。价值本来意味着差别。价值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它既把自身同事实分别，又给与事实之间以差别。事实之间的差别，和事实与价值的差别，无不背靠着价值。这在本源论上可以称为事实的价值性。

还有，事实在事实价值观中，即使能够给与以价值什么，其所给与的至多也不过是事实性的事实，而不可能是价值性的价值。事实无力像价值那样充当差别性的承诺者。

三肉体价值观

事实价值观，是人关于外在世界的伪真价值观，它对象化在人身上则为肉体价值观。

肉体价值观首先将肉体与价值的差别抹去，再用肉体的生存性来规定价值的内涵，从肉体的生存中引出价值的根源、价值的根据。人作为肉体的在、它的生长、生存是人的意识的中心和人与他人共在的目的，同时是人这个同在者全体向上帝同在的基本意向。

按照肉体价值观，肉体的差别性是人的价值差别性的给与者。人与人在价值上的差别，自始至终是肉体生存者之间的差别。肉体这个事实性在者——人的身体，是人的价值根据的所在。人作为人就在此诞生、成长、终结。为了生命的自我保存，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13］这里的人的“天性”，无非是人作为肉体生存者的生存。它和动物这种肉体生存者在根本上没有区别，甚至可以等同于植物的自然生命的生长。另一个唯物论者拉美特利，在其《人是机器》书中指出：我们尊重他人的钱包和生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名誉和我们的身体。［14］个人的身体的自我保存，构成人生的全部主题。人和人的差别，只不过是肉体生命体间的差别，但在肉体价值观看来，这是人和人在价值上的差别。

肉体价值观以肉体的生存规定人的价值存在，使之成为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二。依照我们关于逻辑的语义阐释，逻辑承诺价值的差别性以终极性，它为肉体和价值的终级差别设定边界。逻辑虚无主义，在肉体价值观中表现为肉体与价值的终极边界的消失，或者说是抹去两者的差别。边界消失后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中充当价值的给与者和承诺者。肉体生存化为价值的根据。

由于价值同终极差别的内在关联，由于终极差别是自在永在的上帝和人作为承受者的差别，那么，肉体价值化的结局自然是人的上帝化。人“将像上帝一样，认识善恶”［15］，充当善与恶差别的判断者。肉体在人的价值存在中、在肉体价值观中的功能，根本上是承诺者的功能，类似于终极差别的给与机能。终极差别的给与，表现为上帝在下的言成肉身的努力。不过，对于肉体价值观而言，上帝不过是一个同人一样的肉体生命体。

肉体价值化这种人把自己上帝化的方式，通过人的意识生命的上帝化、精神生命的上帝化和文化生命的上帝化得以展开。人的意识、精神、文化在事实性上的三位和在以肉体生存为目的的一体，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人性即上帝性。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肉体价值化对于肉体与价值的差别的终极根据的取消，耶稣基督在以肉体为价值本源的肉体价值观中被取消。他的灵生及受死后的复活，由于没有圣灵的根据只有肉体的根据，因而是一种无根据的根据。无根据的耶稣基督，在肉体价值观中没有存在的必然性。这正好是肉体价值化所盼望的结果。

肉体价值化为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化为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本质。这样，人的上帝化所带来的，必然是人的肉体的上帝化，因为人的差别性存在由其肉体生存所规定。肉体的无差别本身，导致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无差别。它的事实性，使其在上帝化中代替了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生成性。这样，意识所意识到的，除了同样的肉体事实性外将不会有差别，精神的创造沦为一种事实向另一种事实的转换活动。至于文化生命这种人自觉自己的心灵的产物，也降格为一个事实性在者。

“如果人是他自己的上帝，那么，他就能为所欲为而对审判无所畏惧。……他应当崇拜和侍俸他自己而不是创造者”，［16］不是承诺终极差别和价值的上帝本身。人在自己的上帝化中已经登上了上帝的宝座，代替上帝给与自己的生存以终极合法性。人在肉体生存中作为事实性在者的无差别性，使其对自己在肉体价值化的行为中的差别承诺成为空洞的承诺。肉体因人的上帝化，而堕落为肉体自身的价值根据和生存边界。人顺从肉体的欲望，行各样污秽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堕落，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念；又是谗言的、诽谤的、憎神的、不逊的、傲慢的、自夸的；他们还是捏造恶事的人、背逆父母的人，是无知、无信、无情、无慈悲的人。”［17］保罗在此列举的人的罪，都是根源于人的上帝化或肉体的价值化的信仰。只要不信上帝在三位一体的承诺中所承诺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人就无法避免上帝化自己的必然性；一旦人上帝化了，人的肉体及灵魂所行的一切过犯便找到了最终的合法依据。

因为，肉体的价值化和人的上帝化所带给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是同一事实性的规定——人的肉体生存性的规定，人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被创造为一个虚无性的在者，他的精神活动将围绕生存的事实而展开，他的文化最多不过显现为关于肉体如何生存的非价值性理念体系。总之，肉体生存占领了人的全部意识空间、精神家园和文化传统。人在价值论上的存在样式——意识、精神、文化——只是肉体生存的不同表达。所以，逻辑虚无主义，实质上以价值的虚无化为特点，其说到底是在为肉体生存主义辩护。

四肉体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肉体价值观是这样一种伪真价值观：基于对肉体和价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价值向着肉体同一而非肉体向着价值同一的信仰，肉体成为价值根据、价值本源的承诺者；全部价值观念——意识、精神、文化——的规定性无不以肉体生存的事实性为内容；人在价值论上，仅仅被当作肉体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动的目的，指向肉体生命的生存本身，不是把人创造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

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的价值化、人的上帝化来实践其伪真的价值理想。说它是伪真的，因为它不是本真的，不是价值根据的终极承诺者，更不是价值本源的给与者。由肉体价值观所带来的事实上相互差别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在价值论上毫无差别的世界，因为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承诺给价值的只是作为事实性在者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所生成的世界图景中，肉体的生存，既是中心又是边缘，既为目的又为手段。

价值本来代表逻辑承诺的差别，或者是人通过逻辑承诺的差别。价值概念，内在地要求差别性而不是同一性的规定性。一个对象和其它对象如果没有差别，它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一个对象如果无能唤起人的差别性意识，它也没有价值根源。价值这个概念，一方面同对象的差别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同人的差别指向力相关。是人主观的差别指向力，赋予一个对象以独特的价值。不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在谈论逻辑这个概念时，我们发现：逻辑内含有终极差别的涵义，还一般地讨论了终极差别与价值的相关性。［18］按照我们前面的言说，只有终极差别才是一切价值所唤起的差别性相的终极承诺者。由上帝借着三位一体的承诺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即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人作为终极差别的承受者，因此具有了差别指向力或赋予对象以价值的能力。

但是，肉体价值观，从抹去肉体与价值的差别开始，通过肉体的生存性规定人的价值和差别指向力，以此企图实现对人的意识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的差别性的规定。其结果，在根本上不仅没有给与它们以差别，反而是以肉体的生存性把它们统一为同一性的肉体世界。人的生成性世界，堕落为以肉体的生存性为内核的现成性世界。人在这种现成性的事实性规定中，丧失了自己作为与物的差别和作为一个类与植物、动物的差别。其中，动物的肉体生存性，一跃成为人的人性。

此外，肉体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因不可能在价值论上承诺价值与肉体本身的根本差别，其承诺本身实际上与价值没有关系。价值承诺的差别性，在肉体价值观中的不可能性，使肉体价值观关于价值的伪真承诺在终极意义上和价值无涉。和价值不相关的肉体价值观，当然同差别也不相关，因而无关于终极差别。也可以说，肉体价值观，仅仅承诺了一个在终极意义上无差别的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承诺)，一个以肉体生存为主体的无价值世界。所以，肉体价值观，是非价值性的伪真价值观。

另一方面，人和人肉体上的相互差别，根源于给与差别的价值本身。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的生理同一性能够显明出差别，只是因为各人所背靠的价值的差别性。各人按照自己对终极差别的信念向他人言说出自己的个体性，即他在人类中的终极差别性。俗话说，相随心变，在价值逻辑论中即肉体的差别取决于它所依托的价值的差别。肉体自身，并不能给出人和人的差别性，尽管有人在生理上有缺陷，但那造我们的那一位从来没有承诺过在肉体上何为人的完全的形象；相反，他要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价值上的完全和他的身量，满有他的信仰。肉体，不但不能给与价值以差别，而且自身的差别还得自于价值承诺的差别。人的言说与书写，不过是这种差别承诺的表达方式。

注释：

［1］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11页，细谷贞雄文“价值与主体”，岩波书店，1971年。

［2］同上，27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

［3］同上，转引自213页，此段为韦伯关于价值的定义。

［4］同上，293、353页。参看上山春平“价值研究的课题”一文；尼采将价值同道德相关联起来阐释，并在生命价值逻辑与生理价值逻辑两个层面上展开全部价值逻辑图景，这一方面带来了价值与个别价值逻辑相的混乱，另一方面致使各种个别价值逻辑相之间的界线模糊。由于作为至高价值根源的生存意志在生命世界(植物界、动物界、人物界)中的有限性，由于人借助成长为超人的神化和由此而来的与神圣世界的分隔，尼采必然陷入虚无主义的相对价值论。他在《权力意志》258节中说：“我的主要学说是：没有任何道德现象，有的只是关于现象的道德解释。这种解释本身的根源在道德之外”(214页，伦敦，1924年)。这个之外的根源，就是以生存意志为核心的权力意志，解释者的生命和生存意志。尼采关于道德价值与生理学价值的相关性问题，参看日本学者原佑的论文“价值的转换——尼采”一文(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34—139页，岩波书店，1971年。

［5］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1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6］同上，87页。碧海纯一文“事实与价值”。

［7］同上，48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

［8］同上，转引自95页。关于价值情绪说，碧海纯一在其论文“事实与价值”中有较详尽的讨论，参看从89—99页。

［9］同上，134页。

［10］同上，257页。关于事实价值观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问题，参看同书中粟田贤三“马克思主义与价值问题”一文。

［11］虚无主义与过去时间观的关系，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详细的讨论。

［12］转引自岩波讲座9卷《哲学·价值》，43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13］霍布斯：《利维坦》，97页，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1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11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15］《创世纪》3：5。新国际版(NIV)，密歇根，1984年。

［16］WarrenW·Wiersbe，《要公义》，23—24页，伊利诺伊，1977年。

［17］《罗马书》1：24—31。译文参考和合本《圣经》，据新国际版(NIV)和日本圣经协会1900年日文版《圣经》有部分改动。

［18］逻辑与价值的内在相关性，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详细的讨论。

内容提要：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价值的展开方式的理论。在关于价值论的思想史上，由于没有把价值论的探究植根于逻辑论，没有追溯价值的终极根据，出现了以事实、肉体(人的存在所背靠的事实)为价值本源的理论。前者称作事实价值观，后者为肉体价值观。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6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慈善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慈善事业必须有良好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有文化的承载和激励论文。于是，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热闹”过后，在行政动员缺乏对慈善事业持久影响力的状况下，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建构慈善文化，发展慈善文化。

一、关于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实践告诉我们：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弘扬慈善文化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要在全社会造成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氛围，减少社会冲突，调和社会矛盾，使社会呈现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

基于慈善事业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就要确立如下理念：

1、平等互助的理念。政府组织为第一部门，企业组织为第二部门，非营利组织为第三部门。三个部门具有各自社会职能，建立起社会的组织架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作为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超越了施舍恩赐的含义，而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爱、共同进步的新内涵，帮助了弱者就等于帮助了自己，帮助了社会，实现了自身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目标。

2、依法行善的理念。我国慈善事业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在98’抗洪以后，慈善事业冲破种种“左”的观念的束缚，全面走向前台，改变了曾经有过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随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也给积极扶持和规范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建立健全法规政策的制度环境。依法治国同样需要依法行善。

3、企业公民的理念。“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慈善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慈善家。现代社会的“企业公民”理念告诉我们，企业是国家的法定公民，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作出贡献。评价一个企业的成功，不单是实现超额的利润，理所当然还要包括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宣传“企业公民”的理念，就要为建立“慈善家”队伍开辟道路，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4、慈善无界的理念。慈善事业的重要标志在于高度的开放性和社会化。“慈善”是我们的共同的“机构品牌”和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克服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的狭隘地域观念，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要克服由于“行政力”影响形成的地方封闭式援助机制，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观。要创新工作机制，构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协作平台，强化“大慈善”的社会观念，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化程度。

5、开拓创新的理念。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大踏步前进，在这个每天都在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中国的慈善事业必将大有可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把慈善事业摆上了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必须看到，由于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慈善事业的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实践，开创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现代慈善事业的新局面显得尤为重要。

二、建设慈善文化要做好几个结合

我们在建构慈善文化价值理念的同时，要从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把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与各种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提高公信力，推动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慈善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想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弘扬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理应成为两者的重要载体。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为我们建设慈善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慈善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应该为塑造人性德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营造“以人为本”“助人为乐”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慈善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2、慈善文化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许多优秀的成分，至今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应对这把“双刃剑”，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旧的道德传统已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成型，这中间的“断层”如何衔接？慈善文化应该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做更多的事情。“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迪，我们要做的实在太多。

3、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离开了企业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企业的成功得益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核心竞争力离开了质量和品牌也是不可想象的。慈善机构的准市场化策略告诉我们，慈善文化必须积极主动地溶入企业文化，慈善机构要与企业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强化服务意识，努力为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要积极倡导“公益营销”，利用公益平台，推动企业“品牌”的发展。要当好企业的“公益”顾问，使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视为一项有良好经济效益的社会投资。使企业为善不仅是“最乐”，并且是“好生意经”。要通过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培养企业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慈善机构与企业达到双赢，并逐步培育一支慈善家队伍。

4、慈善文化与社区文化相结合。要加快发展慈善事业，光靠几个机构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人文关怀的重心在基层。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慈善事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凸现。社区的原则是以人为本、互助互利、奉献爱心，民主自治。社区文化的核心是“志愿和奉献”，慈善文化与社区文化的结合，对于改善社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建设一个现代新型社区离不开慈善公益事业，慈善公益事业在基层社区建设中大有可为。

5、慈善文化与消费文化相结合。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加入WTO，全方位开放市场，国外知名品牌大举涌入，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和高消费群体。当我们看到一些人花千元、万元买盒化装品买款新衣的时候，慈善机构也在为筹募百元千元去救助一个失学的学生，一个残疾人，而四处奔走。这中间难道没有我们应该感悟的东西吗？消费时尚和公益时尚这原本是社会发展的表现，我们应该在消费时代到来的时候，使慈善文化渗透到这个广阔的领域中去，推动慈善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结合，使富人更多关注穷人，使人的外在美与内在美得到和谐的统一，使公益时尚与消费时尚一齐引领时尚的潮流。

6、慈善文化与传播文化相结合。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现代传媒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它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慈善机构与媒体合作开展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策划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救助活动，呼唤社会公平营造“人文关怀”舆论环境等，都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对于丰富传播文化，提升媒体品牌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慈善公益类的报刊杂志逐年增多就是一个例证，慈善文化与传播文化的结合已显得越来越紧密。

7、慈善文化与宗教文化相结合。慈善不是宗教，慈善文化也不是宗教文化。但是，不论何种宗教，都有弃恶扬善，救苦救难的思想内容。在中国，不少佛教机构扶贫济困“普渡众生”的善心义举，为配合政府的社会保障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台湾佛教慈济会多年来在内地开展赈灾救助工作，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的各项扶贫济困活动，浙江普陀山佛教协会创办的孤儿学校等都彰显“慈悲济世”的情怀，佛教机构参与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当我们看到大批善男信女烧香拜佛，无私捐献的时候，他们祈求的是平安幸福，健康长寿。他们得到的回报除了精神的抚慰和对未来希冀，是不是应该引导他们更多地溶入现实生活，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精神化为爱心行动，使慈善文化与佛教文化有机结合，把慈爱的光和热奉献给社会。

8、慈善文化与文化相结合。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属于现代社会的业并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在中国内地的历史并不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正式发行的只有福利、体育，除此以外，有的企业营销和竞技评奖中多少带有点的成份。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业是筹集慈善资金的重要来源，它对于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帮助弱势群体，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把业与简单地混为一谈，从而制约了业的发展，导致大量慈善资源的流失。我们应该对业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利和弊两方面做出科学的评估，从疏导、发展、规范入手，推动业的发展，为我国的慈善事业筹募更多的善款。

9、慈善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导致优胜劣汰，竞争导致人才辈出。科、教、文、卫、体是精英荟萃之地。精英人物尤其是文艺界的精英人物是公众人物，人们在敬佩精英们骄人业绩的同时，也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公益形象，这是公众人物所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正因为公众人物的社会感召力，所以慈善事业离不开精英人物的参与。精英人物也应该成为慈善事业的形象大使回报社会。在中国，精英人物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尚未形成浓郁的氛围，除了媒体经常可以看到的濮存昕、蒋雯丽作为“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时有亮相外，其它的乏善可陈。而不时听到的演艺界精英人物参与慈善义演拿高额报酬却成为“爆料”而遭公众唾骂。在中国，慈善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结合做得很不够，精英人物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慈善机构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两者都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国的精英文化应该为创建和谐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0、慈善文化与公职人员从业文化相结合。我国的公职人员队伍庞大，人才汇聚。一方面公职人员依法行使公权，为社会服务，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同时，公职人员的责任感和纯洁性，对社会风气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公职人员不仅要“以人为本”，善待纳税人。公职人员更要率先垂范，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做扶贫济困的带头人。我国慈善事业十年的发展证明：一个地方的慈善事业发展的快不快，与政府的推动和公职人员的垂范有着密切的关系。假设一个地方管理混乱，腐败案件不断，社会环境恶劣，要去发展慈善事业，那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文化应该成为构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溶贯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影响和带动社会。

综上所述，慈善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他渗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需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发现和领悟。但是作为一个慈善机构来说，它的生存与发展首要的是抓矛盾的主要方面，高效地调动社会资源，树立“品牌”形象，这就要优先考虑做好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传播文化结合这篇大文章，建立互动机制和伙伴关系，形成竞争和参与的能力。

三、进慈善文化建设，我们怎么做

慈善文化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形成慈善文化的环境归根到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当前来说，慈善机构必须把握时展的脉搏，将全社会和整个市场环境当作我们的工作平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密切结合起来，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1、要积极推进“依法行善”的制度建设。我们要树立“依法行善”的观念，积极向政府建议献策，配合政府完善公益事业的法制环境，研究解决捐赠、救助、投资、监督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要统一捐赠优惠政策和解决发展成本。要通过建立法制环境，使慈善事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更趋规范，使“玻璃瓶”事业真正成为大众的事业，社会的事业。

2、要主动与企业建立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我们要倡导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宣传慈善意识，提升企业品牌的“公益价值”，在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中塑造企业的公益形象，引导和协助企业成为慈善事业的生力军。要贯彻《基金会管理条例》，推动非公募基金的发展，互助合作，共同成长。

3、要运用“营销文化”推动准市场化筹款。我们要推广服务就要学会“公益营销”，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公益的有机结合。当然“公益营销”有别于企业的“产品营销”，我们销售的是自己，是慈善的“品牌”，是慈善机构的服务态度。如果我们的营销成功了，社会主体接受了我们的理念，慈善机构与企业才能达成一种“默契”和“双赢”的局面。

4、要培育“人脉”构建慈善工作的公共关系网。我们要积极拓展慈善工作的社会网络，利用各种信息渠道宣传自身的理念，培育捐赠人队伍。要强化慈善事业的社会化观念，建立广泛的社会协作关系，充分利用专业化的社会力量和义工队伍，开发和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展慈善机构的社会活动领域，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7

然而，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幺，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我这样讲，并无意否认其它同样具重要性的历史事件，但我想指出的是，到了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时，他们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出现后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了。

当然，民主的理念实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此后各国都尝试过零星的致力于民主化的努力，印度也是如此。在古希腊，确实形成并认真地实施过民主的理念（尽管范围有限），而此后这一实验却瓦解了，被更专制、缺乏制衡的政权取而代之了；而那时在其它地方则尚未出现过其它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的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所组成的。这些事件包括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皆然。

关于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的产物。当年通过宪章运动强制性地限制英国君主权力的反叛者们，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地为其本地需要服务的理念。相比之下，为美国独立而战的志士们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帮助人类懂得了，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在整个十九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所谓的“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RuthDreyfuss）。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连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像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着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下文中，我将回顾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预设（default）的安排一样；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印度经验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没有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国或英国、法国的作用，但是，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贫穷国家里的成效，当然，常常会涉及到印度的例子。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能力。1947年，当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真缺乏信心。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分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

印度的各邦操各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多样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构成了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当然，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惧。不过，当宗派性暴力活动乘机兴风作浪时，全国各界都会一致谴责这样的暴力活动，从而最终维护着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反对狭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仅是居于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之家乡，还拥有数百万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数的锡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它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以及其它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像在韩国、新加坡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幺，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它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它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意见，没有新闻自由。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导致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失败了的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它自然灾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1943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它著作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它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里（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计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幺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幺，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的各种功能

究竟什幺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幺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普适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分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分，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普适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分、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像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它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分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幺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幺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幺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分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

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这种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若观察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其它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并无二致。同样地，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

关于文化差异问题的争论

还有一种观点也强调民主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它谈的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文化上的差异，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观点认为，亚洲人传统上高度评价纪律，而不重视自由；所以，与其它国家的人相比，亚洲人不可避免地会对民主制度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基金会关于伦理和国际事务的摩根索纪念讲座中曾比较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

从亚洲文化的历史中，特别是考察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古典传统，很难找到任何支持这一观点的根据。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帝王Ashoka的铭文中，就可以发现主张容忍多元主义和国家有责任保护少数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当然，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很难就这样一个地区的不同民族下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有时，“亚洲价值”的鼓吹者往往会主要把东亚当作这一观点的适用地域，一般是把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作对比，不过也有人提出过更令人怀疑的观点，即亚洲的其它国家也是十分“相似”的。我们应当感谢李光耀，因为他明确地解释了下述观点（也就相关的纷乱杂陈、表述含混的说法清晰地提出了他的说明）。当李光耀说明“西方和东亚在社会和政府的概念上完全不同”时，他解释说，“当我提到东亚时，我指的是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后者是一个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混合物，不过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同样的价值观”。

然而，即便只考虑到东亚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千差万别的，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及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也有很多差异。在诠释“亚洲价值”时，学者们往往引用孔子的话，但在这些国家里对文化产生过影响的并不止孔子一人（例如，在日本、中国、韩国，佛教的文化传统既古老且深远，其强大的影响曾绵延达一千五百多年，此外，这些国家还受到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它影响）。在所有这些文化传统中，没有哪一种曾一贯如一地鼓吹对秩序的崇尚比对自由的崇尚更重要。

更进一步看，孔子本人也并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当子路问孔子，“应当如何为君王服务”时，孔子回答说，“告诉君王真话，别管是不是会冒犯他”。（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的这一回答可能值得威权政权的新闻检查官深思。孔子并不反对谨慎从事、讲究策略，但（如果策略上必要的话）却不会姑息一个坏政府。他说:“如果政府的表现良好，就要大胆地说话行事；如果政府的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想象中的所谓亚洲价值这座大厦的两大支柱是“孝”和“忠”，而孔子的确曾明确地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这两者彼此之间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许多亚洲价值的鼓吹者把国家的作用视为家庭作用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的，这两者其实是相互矛盾的。叶公对孔子说：“我的族人中有一个人刚直不阿，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于是他就谴责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族人中，正直的人行事方法不同:父亲为儿子遮掩，儿子为父亲遮掩，这样做也是正直的。”（译者注：见《论语·子路篇》）

把亚洲价值笼而统之地说成是反对民主和政治权利的，其实经不起严格推敲。我想，既然提出所谓的亚洲价值的那些人并不是学者，而是些政治领导者，他们经常扮演着威权政府的官方或非官方发言人，所以我不应该对这种缺乏学术论据的观点过于苛求。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学者考虑现实政治问题时可能会不那幺实际，而现实政治家则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学术问题。

当然，要在亚洲的传统中找到威权主义式的说法并非难事。但是，在西方的经典文献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只要查一下柏拉图（Plato）和阿奎那（Aquinas）的著作就会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国家独有的主张。若仅仅因为亚洲国家的一些著述中强调了纪律和秩序，就否认民主的价值观所可能具有的普适性，就好比仅仅根据柏拉图和阿奎那的著作（姑且不提大量的欧洲中世纪文献曾支持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就要否定民主制度是欧洲和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人们基于当代、特别是中东地区政治摩擦的经验，往往把伊斯兰文化描绘成根本不容忍个人自由、甚至排拒个人自由的一种传统。但是，正像在其它文化传统中一样，伊斯兰文化其实也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印度，阿克巴（Akbar）和大多数莫卧尔王朝（Moghul）的其它帝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宽容就可算是个典范（只有Aurangzeb是个明显的例外）。土耳其的帝王们常常比他们同时代的欧洲帝王们宽容得多。在开罗和巴格达的统治者那里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例子。实际上，十二世纪伟大的犹太学者Maimonides曾被迫逃离毫无宽容精神的欧洲（那里本是他的出生地），以逃避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最后在萨拉丁（Saladin）苏丹的庇护下，这个犹太学者才在宽容礼貌的开罗找到了避风港。

多样性是世界上多数文化的一个特征，西方的文明亦非例外。民主的实践之所以能在现代的西方国家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所出现的共识之硕果。若把这一进步理解成过去一千年来西方社会追求民主的一项历史使命，然后再把它与非西方社会的传统相比（并笼而统之地看待每个非西方的传统），那将是个极大的错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不仅仅存在于亚洲国家一些政府发言人的表述当中，也存在于某些西方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当中。塞谬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的著作曾在许多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关于文明之冲突的论文却未充分注意到每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异。他的研究导出了明确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个体主义的偏好以及追求权利及自由的传统”是“文明社会所独有的”。亨廷顿还认为，“西方社会核心特征的存在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的出现，而这些特征与其它的文明显然不同”。他的看法是，“早在西方进入现代化之前，西方就表现出其不同于其它文明的特征”。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论文显然漏洞百出。

结语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8

事实价值观，是人关于外在世界的伪真价值观，指元伦中的主义。其根本的命题，是从事实引出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它不仅把价值与事实等同起来，而且要根据事实解答价值。但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它不是价值，更不可能充当价值的根据。事实在事实上的事实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实，不可能成为与终极差别相关联的价值根据的设定者。事实价值观，对象化在人身上则为肉体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首先将肉体与价值的差别抹去，再用肉体的生存性来规定价值的内涵，从肉体的生存中引出价值的根源、价值的根据。它是一种伪真价值观：基于对肉体和价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价值向着肉体同一而非肉体向着价值同一的信仰，肉体成为价值根据、价值本源的承诺者；全部价值观念——意识、精神、文化——的规定性，无不以肉体生存的事实性为内容；人在价值论上，仅仅被当作肉体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动的目的，指向肉体生命的生存本身，而不是把人创造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另外，在价值论上，事实价值观构成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一；肉体价值观成为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二。

关键词：事实价值事实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逻辑虚无主义差别指向力终极差别

在史上，是斯多葛派最早把伦理的善与价值(axia)相区别。他们将“有用的东西”、“值得渴望的东西”理解为有价值的。“价值作为哲学的中心概念开始被使用、传播在19世纪末的德语文化圈的思想界中。”［1］希腊语“axia来自形容词axios。axios本有‘与……相当’、‘与……有同样价值’的涵义。因此，axia即某物内含的有用性。此物和拥有与己相当程度的有用性的其他事物是可能交换的。在这点上，价值同‘价格’的意义相近。”［2］一个事物有用，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成立。而且，物的价值即与物相当的有用性。这个与物相当的东西，给与物以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源于其本身的个别性，源于物自身与它物不同的差别性。所以，差别性的物，规定着物的个别价值。但是，物的差别性来自何处呢?

物与物的差别，或物的自在本性，由物的意识主体来确立。价值是“明确地被意识到的、能作为判断内容的东西。”“它在寻求妥当性中向我们逼近，但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价值，是由我们对妥当的对象承认、拒绝、或各种价值评价而成的东西。”［3］没有意识物的人，物的价值因其丧失了差别性的根源而不可能呈现出来。是有差别指向力的人最终使物的差别性成为现实的差别性，即物所呈现出的有用性。离开主体的“选择基准”［4］，物的价值就无从诞生。一般意义上关于物的有用性的规定，只因为是物在向差别性的人打开自己才获得了价值的规定性。这样，价值一词内含的“与……相当”除了向人唤起物的差别性之外，还向人启示了物的差别性的根源——人的差别性存在。所谓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这句话的意义，就表现在其中。人关于世界的价值论言说，是通过规定物的差别性来展开规定者的差别性、人的差别性。

以上关于价值的词源意义的一般，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价值，是差别性的人关于物的差别性的规定。物从人获得的差别性，构成其有用性的根源。物的价值同物的差别性相关联，同时和人的差别指向力相勾结，它向人打开一个由差别性与相关性构成的世界。所以，人关于价值论的言说，最终都必须置身于个别价值相的言说，必须借助人的差别性指向力展开个别价值相的在场空间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价值的展开方式的理论。在关于价值论的思想史上，由于没有把价值论的探究植根于逻辑论，没有追溯价值的终极根据，出现了以事实、肉体(人的存在所背靠的事实)为价值本源的理论。前者称作事实价值观，后者为肉体价值观。它们以价值的非本真样式展开价值的本真言说，是一种伪真价值观。价值逻辑论，以伪真价值观为论述起点，目的是为本真价值观的开启消除障碍。

一事实价值观

事实价值观，指元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其根本的命题是从事实引出价值的本源、价值的根据，它不仅把价值与事实等同起来，而且要根据事实解答价值问题。［5］“根据自然主义，伦理的言明在一切关于经验事实的言明上并没有减少其内容，因而能翻译成后者。”［6］用事实的言明代替伦理的、价值的言明，以此给出价值生成的根据，乃是所有自然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将伦理学“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伦理学中的价值问题，以科学知识论建立逻辑价值论，从而在最终意义上遗弃价值论的言说，成为分析伦理学的目标。

英国伦理学家穆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把善的性质比作黄色的性质。人能够用认识黄色的说明善。［7］不过，20世纪上半叶关于颜色的表明，黄色是光的一种客观特性，依靠颜色的色泽度、光亮度和饱和度，可以对之加以具体的解明。但怎样以此阐释善的性质呢?

由于不可能从事实性的言明中推出价值性的言明，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有提出价值情绪说，以此为价值论的开启给出回避的理由。A·J·艾耶尔在《语言·真理·逻辑》中说：“在命题中伦理符号所表达的并没有在其命题的事实性内容上增加任何东西。”［8］关于伦理上的善恶陈述如同发音的语调和句子的感叹号，这不会为文章的意义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只对表现说话人的感情有作用。

企图从事实引出价值的事实价值观的结局，必然是价值情绪说。因为事实不是价值，情绪也不是一种现成性的事实。把价值同人的情绪联系起来，用人的情绪给出价值的根据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情绪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何况，情绪本不可能加以经验性的言说，以不可言说的情绪去言说价值，暴露出自然主义者最初抱着的价值不可言说的信念。

事实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伦理学中，这源于伦理学始终没有将价值同伦理的善相区别。“价值一般是在与道德的关联中被当作问题提出，甚至将道德价值认定为最重要的决定性价值。”［9］现代分析哲学家们，继承这种对价值和善不加分别的传统，误以为关于善的观念的分析就能代替对价值本身的分析。其结果当然是无的放矢。价值不是伦理的善，斯多葛派哲学家如是区别。按照我们前面关于价值一词的语义分析，价值是物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来自物的差别性，物的差别性由人的差别性指向力或人规定差别性的能力给与。这在根本上同逻辑相关而不是与伦理的道德相关。价值之所以是价值，因为它不是事实，因为它同事实存在终极的差别。事实价值观，表达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事实性言说信仰，而且是一种没有终极根据的信仰。认定天地阴阳气之类的事实性在者，这不可能言明人的存在、人的共在、人的同在的价值，不可能开启作为意识生命而存在的人、作为精神生命与他人共在的人、作为文化生命向终极者同在的人。

事实价值观内含如下的信仰：“从事实导出价值、从陈述性的东西引出规范性的东西”［10］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的前提为：事实与价值的同一性和以事实代替价值的合理性，从而抹去关于世界的价值性言说，即人关于世界的差别性言说。具体地说，这种抹去的工作开端于物和人的差别处，进而将事实价值化、物人化。

在价值论上，事实价值观构成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一。

根据事实价值观，逻辑虚无主义，相信世界只由事实性在者构成而不由人的主体活动生成，相信没有关于世界的逻辑性言说和差别性言说。不仅世界中的物与人没有差别，而且物的差别就是人的差别。一切价值论在逻辑虚无主义者看来毫无意义。人关于物质自然的在、自然生命的生长、肉体生命的生存的差别性规定，在逻辑上不存在终极的根据。由上帝承诺的终极差别，对于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甚至整个人类无效。这样，逻辑虚无主义的展开方式为物的人化。它包括物质的人化、生命的人化、肉体的人化。

广义的物概念，指物质自然、自然生命、肉体生命，这也是事实一词的真正涵义。广义的价值概念，唤起的是作为价值给与者的存在者、共在者和同在者。物的人化，即事实的价值化，目的是为了以物的差别性代替人的差别性。所谓事实与价值不分，实质上是物与人无差别，人这个差别性的存在者丧失给与差别性的能力。

物的人化观念，把物的事实性之在理解为人的价值性存在，进而以物质的物性、植物的生长性、动物的生存性规定人性。在人的心理逻辑和物理逻辑、生理逻辑、生命逻辑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并且，是后三种逻辑相的规定性规定着人的心理逻辑相的内容。动物的生存延续本能、植物的生长本能、物质的在的本性，就是人的人性的全部内涵。

作为逻辑虚无主义的一种展开方式，物的人化和作为虚无主义的一种展开方式的人的物化，仅仅在出发点上有差别。前者以物性为人性，后者以人性为物性。由于物的人化必然通过人的物化来实现，所以，逻辑虚无主义与在言说内容上出现了相同的地方。［11］不过，两者发生的根据却不同。物的人化，根据物与人无差别的信念即逻辑虚无主义；人的物化，依凭人的过去时间观即。

二事实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法哲学家拉德布尔夫，属于新康德派成员，在其《法哲学》中说：“当为命题只能由其他当为命题给出基础使之得以立证。正因为如此，终极的当为命题是不可能证实的，如同公理一样不能证明只能确信。所以，和终极的当为命题关联的、相对立的主张，即相对立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相互争论、对抗的时候，人们用科学的一义性来解决它们，这在先是不可能的。科学考察的是可以教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无能教人应干什么。”［12］这里，拉德布尔夫不仅指出科学对于价值问题在逻辑上的有限性，而且认为价值论中的“当为命题”同“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是终极的当为命题给出一切个别的价值观的立证基础。

科学告诉人物质界、植物界、动物界是什么，它无法为此提供更多的为什么的解释。它甚至对于人是什么这个事实性命题只能做出非本质的描述。因为，人是什么，在根本上不属于事实性命题而属于价值性命题。

事实价值观这种价值论上的科学主义形式，在面对价值问题时同样有拉德布尔夫所说的有限性。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因为它不是价值，更不可能充当价值的根据。事实在事实上的事实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实，不可能成为与终极差别(“终极的当为命题”)相关联的价值根据的设定者。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言说物的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言说此物在相对于被言说前的又一种功用或又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唤起人的注意。不过，人关于物的差别的意识，却取自于他相应的差别意识力，是人的差别指向力言说出物的差别、物的价值。

人的差别指向力，根源于人的差别性存在。人的差别性存在，由终极差别给与。只有终极差别关于人的存在的差别性承诺，才使同在者全体相互差别。在此，价值的根据在人的差别指向力，在逻辑上由终极差别设定。价值的根源，显然不在事实上，相反，是价值本有的差别性决定着事实的事实性。

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的差别，其根据在于差别的规定性。因为，事实给与事实的，只能是又一个有限的事实。事实的个别性作为事实的共性，来自于终极差别通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即人的逻辑能力的承诺。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使一个事实差别于另一个事实。

事实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本身的成立，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基础上。从事实引出价值，以事实规定价值，其最低条件在于事实与价值的差别。否则，事实怎样去承诺价值呢?而把事实和价值区别开来的恰恰是价值。价值本来意味着差别。价值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它既把自身同事实分别，又给与事实之间以差别。事实之间的差别，和事实与价值的差别，无不背靠着价值。这在本源论上可以称为事实的价值性。

还有，事实在事实价值观中，即使能够给与以价值什么，其所给与的至多也不过是事实性的事实，而不可能是价值性的价值。事实无力像价值那样充当差别性的承诺者。

三肉体价值观

事实价值观，是人关于外在世界的伪真价值观，它对象化在人身上则为肉体价值观。

肉体价值观首先将肉体与价值的差别抹去，再用肉体的生存性来规定价值的内涵，从肉体的生存中引出价值的根源、价值的根据。人作为肉体的在、它的生长、生存是人的意识的中心和人与他人共在的目的，同时是人这个同在者全体向上帝同在的基本意向。

按照肉体价值观，肉体的差别性是人的价值差别性的给与者。人与人在价值上的差别，自始至终是肉体生存者之间的差别。肉体这个事实性在者——人的身体，是人的价值根据的所在。人作为人就在此诞生、成长、终结。为了生命的自我保存，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13］这里的人的“天性”，无非是人作为肉体生存者的生存。它和动物这种肉体生存者在根本上没有区别，甚至可以等同于植物的自然生命的生长。另一个唯物论者拉美特利，在其《人是机器》书中指出：我们尊重他人的钱包和生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名誉和我们的身体。［14］个人的身体的自我保存，构成人生的全部主题。人和人的差别，只不过是肉体生命体间的差别，但在肉体价值观看来，这是人和人在价值上的差别。

肉体价值观以肉体的生存规定人的价值存在，使之成为逻辑虚无主义的根源二。依照我们关于逻辑的语义阐释，逻辑承诺价值的差别性以终极性，它为肉体和价值的终级差别设定边界。逻辑虚无主义，在肉体价值观中表现为肉体与价值的终极边界的消失，或者说是抹去两者的差别。边界消失后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中充当价值的给与者和承诺者。肉体生存化为价值的根据。

由于价值同终极差别的内在关联，由于终极差别是自在永在的上帝和人作为承受者的差别，那么，肉体价值化的结局自然是人的上帝化。人“将像上帝一样，认识善恶”［15］，充当善与恶差别的判断者。肉体在人的价值存在中、在肉体价值观中的功能，根本上是承诺者的功能，类似于终极差别的给与机能。终极差别的给与，表现为上帝在下的言成肉身的努力。不过，对于肉体价值观而言，上帝不过是一个同人一样的肉体生命体。

肉体价值化这种人把自己上帝化的方式，通过人的意识生命的上帝化、精神生命的上帝化和文化生命的上帝化得以展开。人的意识、精神、文化在事实性上的三位和在以肉体生存为目的的一体，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人性即上帝性。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肉体价值化对于肉体与价值的差别的终极根据的取消，耶稣基督在以肉体为价值本源的肉体价值观中被取消。他的灵生及受死后的复活，由于没有圣灵的根据只有肉体的根据，因而是一种无根据的根据。无根据的耶稣基督，在肉体价值观中没有存在的必然性。这正好是肉体价值化所盼望的结果。

肉体价值化为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化为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本质。这样，人的上帝化所带来的，必然是人的肉体的上帝化，因为人的差别性存在由其肉体生存所规定。肉体的无差别本身，导致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无差别。它的事实性，使其在上帝化中代替了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生成性。这样，意识所意识到的，除了同样的肉体事实性外将不会有差别，精神的创造沦为一种事实向另一种事实的转换活动。至于文化生命这种人自觉自己的心灵的产物，也降格为一个事实性在者。

“如果人是他自己的上帝，那么，他就能为所欲为而对审判无所畏惧。……他应当崇拜和侍俸他自己而不是创造者”，［16］不是承诺终极差别和价值的上帝本身。人在自己的上帝化中已经登上了上帝的宝座，代替上帝给与自己的生存以终极合法性。人在肉体生存中作为事实性在者的无差别性，使其对自己在肉体价值化的行为中的差别承诺成为空洞的承诺。肉体因人的上帝化，而堕落为肉体自身的价值根据和生存边界。人顺从肉体的欲望，行各样污秽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堕落，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念；又是谗言的、诽谤的、憎神的、不逊的、傲慢的、自夸的；他们还是捏造恶事的人、背逆父母的人，是无知、无信、无情、无慈悲的人。”［17］保罗在此列举的人的罪，都是根源于人的上帝化或肉体的价值化的信仰。只要不信上帝在三位一体的承诺中所承诺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在逻辑上，人就无法避免上帝化自己的必然性；一旦人上帝化了，人的肉体及灵魂所行的一切过犯便找到了最终的合法依据。

因为，肉体的价值化和人的上帝化所带给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是同一事实性的规定——人的肉体生存性的规定，人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被创造为一个虚无性的在者，他的精神活动将围绕生存的事实而展开，他的文化最多不过显现为关于肉体如何生存的非价值性理念体系。总之，肉体生存占领了人的全部意识空间、精神家园和文化传统。人在价值论上的存在样式——意识、精神、文化——只是肉体生存的不同表达。所以，逻辑虚无主义，实质上以价值的虚无化为特点，其说到底是在为肉体生存主义辩护。四肉体价值观的非价值性

肉体价值观是这样一种伪真价值观：基于对肉体和价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价值向着肉体同一而非肉体向着价值同一的信仰，肉体成为价值根据、价值本源的承诺者；全部价值观念——意识、精神、文化——的规定性无不以肉体生存的事实性为；人在价值论上，仅仅被当作肉体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动的目的，指向肉体生命的生存本身，不是把人创造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

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的价值化、人的上帝化来实践其伪真的价值理想。说它是伪真的，因为它不是本真的，不是价值根据的终极承诺者，更不是价值本源的给与者。由肉体价值观所带来的事实上相互差别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在价值论上毫无差别的世界，因为肉体价值观通过肉体承诺给价值的只是作为事实性在者的肉体。在肉体价值观所生成的世界图景中，肉体的生存，既是中心又是边缘，既为目的又为手段。

价值本来代表逻辑承诺的差别，或者是人通过逻辑承诺的差别。价值概念，内在地要求差别性而不是同一性的规定性。一个对象和其它对象如果没有差别，它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一个对象如果无能唤起人的差别性意识，它也没有价值根源。价值这个概念，一方面同对象的差别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同人的差别指向力相关。是人主观的差别指向力，赋予一个对象以独特的价值。不过，人的差别指向力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在谈论逻辑这个概念时，我们发现：逻辑内含有终极差别的涵义，还一般地讨论了终极差别与价值的相关性。［18］按照我们前面的言说，只有终极差别才是一切价值所唤起的差别性相的终极承诺者。由上帝借着三位一体的承诺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上帝的终极差别，即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人作为终极差别的承受者，因此具有了差别指向力或赋予对象以价值的能力。

但是，肉体价值观，从抹去肉体与价值的差别开始，通过肉体的生存性规定人的价值和差别指向力，以此企图实现对人的意识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的差别性的规定。其结果，在根本上不仅没有给与它们以差别，反而是以肉体的生存性把它们统一为同一性的肉体世界。人的生成性世界，堕落为以肉体的生存性为内核的现成性世界。人在这种现成性的事实性规定中，丧失了自己作为与物的差别和作为一个类与植物、动物的差别。其中，动物的肉体生存性，一跃成为人的人性。

此外，肉体价值观这种伪真价值观，因不可能在价值论上承诺价值与肉体本身的根本差别，其承诺本身实际上与价值没有关系。价值承诺的差别性，在肉体价值观中的不可能性，使肉体价值观关于价值的伪真承诺在终极意义上和价值无涉。和价值不相关的肉体价值观，当然同差别也不相关，因而无关于终极差别。也可以说，肉体价值观，仅仅承诺了一个在终极意义上无差别的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承诺)，一个以肉体生存为主体的无价值世界。所以，肉体价值观，是非价值性的伪真价值观。

另一方面，人和人肉体上的相互差别，根源于给与差别的价值本身。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的生理同一性能够显明出差别，只是因为各人所背靠的价值的差别性。各人按照自己对终极差别的信念向他人言说出自己的个体性，即他在人类中的终极差别性。俗话说，相随心变，在价值逻辑论中即肉体的差别取决于它所依托的价值的差别。肉体自身，并不能给出人和人的差别性，尽管有人在生理上有缺陷，但那造我们的那一位从来没有承诺过在肉体上何为人的完全的形象；相反，他要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价值上的完全和他的身量，满有他的信仰。肉体，不但不能给与价值以差别，而且自身的差别还得自于价值承诺的差别。人的言说与书写，不过是这种差别承诺的表达方式。

注释：

［1］岩波讲座卷9《·价值》，111页，细谷贞雄文“价值与主体”，岩波书店，1971年。

［2］同上，27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的”。

［3］同上，转引自213页，此段为韦伯关于价值的定义。

［4］同上，293、353页。参看上山春平“价值研究的课题”一文；尼采将价值同道德相关联起来阐释，并在生命价值逻辑与生理价值逻辑两个层面上展开全部价值逻辑图景，这一方面带来了价值与个别价值逻辑相的混乱，另一方面致使各种个别价值逻辑相之间的界线模糊。由于作为至高价值根源的生存意志在生命世界(植物界、动物界、人物界)中的有限性，由于人借助成长为超人的神化和由此而来的与神圣世界的分隔，尼采必然陷入虚无主义的相对价值论。他在《权力意志》258节中说：“我的主要学说是：没有任何道德现象，有的只是关于现象的道德解释。这种解释本身的根源在道德之外”(214页，伦敦，1924年)。这个之外的根源，就是以生存意志为核心的权力意志，解释者的生命和生存意志。尼采关于道德价值与生价值的相关性，参看日本学者原佑的论文“价值的转换——尼采”一文(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34—139页，岩波书店，1971年。

［5］岩波讲座卷9《哲学·价值》，11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6］同上，87页。碧海纯一文“事实与价值”。

［7］同上，48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

［8］同上，转引自95页。关于价值情绪说，碧海纯一在其论文“事实与价值”中有较详尽的讨论，参看从89—99页。

［9］同上，134页。

［10］同上，257页。关于事实价值观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问题，参看同书中粟田贤三“马克思主义与价值问题”一文。

［11］虚无主义与过去时间观的关系，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详细的讨论。

［12］转引自岩波讲座9卷《哲学·价值》，43页，山下正男文“价值研究的历史”，岩波书店，1971年。

［13］霍布斯：《利维坦》，97页，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1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11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15］《创世纪》3：5。新国际版(NIV)，密歇根，1984年。

［16］WarrenW·Wiersbe，《要公义》，23—24页，伊利诺伊，1977年。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9

任吉：科学家的奋斗启示我们在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中坚持爱国主义的价值导向。

去年三月，我作为中国教育电视台与武汉电视台合办的《科学家您好》栏目的小记者，到北京采访了王淦昌、师昌绪、汪德昭、林兰英、胡亚美、杨乐等20位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强烈的个性，创造性的劳动，坎坷的奋斗历程，让我触摸到那种深沉的情感，执着的追求和圣洁的信念----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我国工程院副院长师昌绪、著名的航天专家庄逢甘、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等曾拒绝外国提供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奉献着热血，奉献着青春，奉献着生命。他们这种热爱祖国，把祖国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祖国的富强，发展和进步而奉献毕生精力的精神感染着我、引起了我对如何热爱祖国，如何为之奉献作更深入的思考。

回到学校后，我以“把青春献给祖国的高科技事业”为题，向全校同学生动地报告了科学家的爱国篇、奋斗篇、奉献篇。联系到我们之中，有些同学开口要出国留学，闭口嫌祖国太落后、太贫穷，要飘洋过海去追求自己的前途，进行自我奋斗，显得多么渺小！科学家用奉献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我们当今所追求的价值导向。

马骏：企业家的观念引导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钱与人生的关系。

按照业余党校的要求，在暑假期间，我完成了“改革开放中的共产党人----优秀共产党员访谈录”的社会实践作业。

采访对象----国营四七一厂6号车间党支部书记杨业斗同志。他荣获了1995年武汉市工业工委千百尺竞赛优秀组织工作者”光荣称号，其党支部被评为“武汉市工业工委千百尺竞赛先进党支部”。

我问，面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在“拜金主义”侵蚀下，您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何确立正确的金钱观，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杨业斗说，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论文。我认为，钱对企业来说，它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标准，不能没有钱。现在国家要你交税是什么东西？是钱。衡得你的产品利润是什么？是钱。一谈创利就是多少多少万元，你说不要这个钱，不问钱，那行吗？对于工人来说，钱是自己生活的物的等价交换物，也是精神生活的方面，没有钱，你买不回油盐酱醋菜茶，没有钱，你抱不回电视，一句话，钱是要的，它既是衡量企业发展了标准，也是工人劳动的报酬。

作为一个车间的领导和一个食人间烟火的共产党员，不是说他可以不生活，不要钱就去作贡献，而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尽量去做。比如说，我领导的这个车间要完成任务，按规定上缴利税，那么我就要尽一切努力去提高生产效率，想尽一切办法。如改革管理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充分调动工人积极性，开展“千百尺”竞赛等都是为了钱，有了这些钱，既利于国家又造福于工人。我们车间利税完成得好，工人福利也相应提高。作为我个人就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不讲价钱。

交谈使我明白了，正确的金钱观应该是：首先，不能否认金钱的重大作用，它是人生幸福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物质保证。但是，人生的追求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应该看到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内容，它本身无特殊“神通”，而人的理想人格，声誉比金钱更重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获得金钱的途径应是正当合法的。我们应摒弃腐朽的拜金主义。

喻厚雄：孔繁森的事迹告诉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世纪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我和业余党校的同学们参观了孔繁森事迹展览。孔繁森精神犹如一座充满奇珍的圣洁殿堂，令人流连忘返。孔繁森的精神和业绩。昭示人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任何人都绕不开的严肃课题。我们正在建立跨世纪的伟大事业，用什么样的尺度观察社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用什么样的准则规范行为，集中一点就是奉献还是索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反映。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这是科学人生价值观的核心，而我们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讲奉献太亏着自己了，奉献和索取最好是平衡的。其理由是，奉献等于索取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也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人们利益原则所允许的，我认为，这种立论是不正确的，也是在实际中行不通的。因为人生价值在于奉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求，人生活在社会中既要承担义务，又要享受权利，人类为了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否则社会财富就会枯竭，社会就会停滞。所以每个人只有奉献大于索取，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看他取得什么”。

张锋：红安人的追求激励我们攀登科学人生价值观的最高境界----无私奉献。

怀着一般激荡在心间的崇敬之情，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红安，来到这孕育将军的摇蓝。在短短两天的察访中，我始终陷入那份深深的感动中无法自拔。当年，红安人民为了拯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为了推翻的反动统治，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经历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牺牲，谱写了一曲气贯长河的壮歌。据统计，从黄麻起义到工农武装割据，从三年艰苦游击到八年英勇抗战，直到全国解放的22年间，红安有14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十室九空”便是当时红安人民英勇救国的最好写照。

再看看今天的红安人民吧！祖辈的淳朴、勤劳、勇敢在他们身上仍然散发着光采，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洗去红安人民的高尚品格，金钱的诱惑，索取的狂潮并没有侵蚀红安人民的意志和风节！啊！善良纯质的人民，可亲可敬的红安，怎能不使我情绪激动，心潮澎湃呢？

人活着，就有追求。有人追求享受，有人追求刺激，有人追求安逸，有人追求虚荣……那么，红安人民的追求又是什么呢？他们是怎样看待人性本私论的呢？

带着这颇具哲理的问题，我们瞻仰了七里坪革命博物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从烈士们那气贯长虹的壮举中批到了答案。革命烈士张南一同志在，斗争中不幸入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催残，他们割下了张南一的舌头和耳朵，剜去了他的双眼，威逼他写下革命党人的名单。面对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敌人，张南一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气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不正是以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追求的吗？

红安归来，当有的同学再次谈起“人性本私论”时，我引用红安县宣传部长胡睦所总结的红安人的价值观----在战争年代，红安人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和在建设时期，红安人一图两不图（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奉献）的话，回击“自私论”者，同学们哑然了，深深为红安人的追求、红安人的精神所震撼、所折服！可不是么，正是这块红色的土地，塑造了两名共和国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和200多名将军。而历史上和现实中把个人私欲摆到人生追求前列的人是可悲的，从秦桧到袁世凯，以及共产党员内部的蛀虫王宝森之流，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跨世纪的一代的我们，应发扬红安精神，努力攀登科学人生价值观的最高境界----无私奉献，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艰苦奋斗，建功立业。

价值观论文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工作价值观护士综合医院

工作价值观是一般价值观在工作背景下的特定表达，指个体关于工作行为及在工作环境中获得的某种结果的价值判断，是一种直接影响行为的内在思想体系一一。它代表的是一个人对工作的一般态度。护士工作价值观为正确选拔与合理培训护士提供心理学基础，同时，也为正确选择激励模式，建立良好组织文化，提高组织成员工作效率提供参考。通过判断护士的工作价值观是否与组织文化相一致，从而提高其工作满意度，降低缺勤率和流动率，最终提高工作质量。为进一步了解哈尔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护士工作价值观的现状，比较不同等级医院的护士工作价值观的差别，本研究对哈尔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772名护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哈尔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共45所，2007年11月至2008年1月采用方便抽样法，按哈尔滨市各级医院总数的1/5，选取哈尔滨市9所医院的772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三级甲等医院3所，护士382名;三级乙等医院2所，护士215名;二级甲等医院4所，护士175名。要求护士符合以下入选标准:注册护士;愿意参加本课题;从事临床护理工作1.5年以上。

1.2调查工具

采用工作价值观调查表进行调查，该调查表包括3个维度:情感型价值观(5个条目)、认知型价值观(13个条目)、工具型价值观(6个条目)，共2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6点记分法，“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不太重要、较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分别计1,2,3,4,5,6分，总分为144分，得分越高说明员工对工作越满意，各条目得分平均值为总体价值观。内在一致性检验Cronbach''''sa系数为0.92，重测信度pearson相关系数为0.95，平均内容效度指数(contentvalidityindex,CVI)为0.86，条目一致性平均数为0.87%。共发放问卷814份，剔除填写不全无效问卷42份，回收有效问卷772份，有效回收率为94.84%。

1.3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均数与标准差描述护士工作价值观现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等级医院的护士工作价值观的差异。

2结果

2.1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见表1)

由表2可知，工作价值观各维度得分排序为:情感型价值观、工具型价值观、认知型价值观，总体价值观均值为5.17分。

2.3不同等级医院护士工作价值观(见表3)

将认知型价值观做组间两两比较，结果显示:A组与B组比较，P=0.000;B组与C组比较，P=0.009;将工具型价值观做组间两两比较，结果显示:A组与C组比较，P=0.003;B组与C组比较，P=0.000。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等级医院护士在认知型价值观、工具型价值观方面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三级乙等医院护士的价值观得分高于三级甲等、二级甲等医院护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O1)。

3讨论

3.1护士年龄、职称、学历结构状况

有研究报道，目前护士的年龄结构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梭形，本研究中，21一3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49.61%;其次是31-40岁年龄段，占34.72%,说明护理队伍正从年轻型向成熟型转变。25-40岁是护理人员在临床发挥作用的最佳年龄。所以，护理人员的年龄结构呈梭形(即以25-40岁的中青年为主)最为理想。本调查显示，临床护士以21一30岁、护龄,5年的年轻护士居多，职称仍呈现扁平结构，9所医院中无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主管护师、护师(士)比例为9.31:43.56:100.00，与医生相比，护理人员中高级职称的比例较小，说明护理人才队伍还未形成合理的梯队，这与以往护士学历以中专为主有关。近年来，随着高等护理教育的快速发展，一直占主体地位的中等护理教育规模开始缩减，护理教育从单一层次的中等护理教育逐步转向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多层次的护理教育体系。此次调查显示，大专学历护士占主导地位，达44.43%，符合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趋势。虽然护士的学历有所提高，但高学历的护士仍然缺乏，尤其是硕士、博士学历的护士在调查中出现空白，提示护理硕士、博士教育有待发展。

3.2护士工作价值观状况

认知型价值观表达了对工作本身的一些特征及员工自身的发展、成就的重视，包括工作兴趣、责任、成就等反映护士高层次需要的内容;工具型价值观也称物质型价值观，是指得到所希望的物质或实际结果的价值观，它包括薪酬、工作安全等要。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最为关注的是情感型价值观，其次是工具型价值观，重视程度最低的是认知型价值观。体现了护士群体的情感社会需要(例如:被尊重、工作被认可、公正的监督等方面)在现有的激励体制下满足程度不高，这将降低护士对工作的满意度及工作积极性。而且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较低层次的需要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高层次需要不会发展为主导需要，因而对高层次需要如成就、工作兴趣等的追求也受到了抑制，这将进一步阻碍护士向更高层次和方向发展。按照成就需要理论，成就需要的抑制也会降低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另外，从赫茨伯格的因素理论分析，情感型价值观及认知型价值观的内容都属于激励因素，而工具型价值观的内容属于保健因素。因此，情感型价值观及认知型价值观对护士具有激励作用，在这些价值观的满足上存在不足也会导致护士工作积极性下降。提示管理者在设计激励模式时，应对护士的情感需要和成就发展需要进行投人，改进现有的激励考核机制和薪酬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为护士设定工作目标并适当授权，提高其责任感和成就感，以期达到良好的激励效果。

3.3不同等级医院护士工作价值观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