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范文10篇

价值取向范文篇1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从课程开发到课程实施与评价的每一个环节的改变，学校的一切评价工作都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最终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我们认为新课程评价的价值取向“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即在整个社会的宏观背景下，促进学生发展，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态度及情感的和谐发展。在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课程取向下，新课程的教育教学评价改革凸现以下特点。

一、重视发展，淡化甄别与选拔，实现评价功能的转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形成，更加构成了知识的无限丰富与急遽增长，原有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基础教育课程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转而注重培养学生包括积极的学习态度、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以及健康的身心品质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于是，配合课程功能的转变，评价的功能也发生着根本性转变，不只是检查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更为关注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与方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评价不再是为了选拔和甄别，不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儿童”，而是如何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关注学生成长与进步的状况，并通过分析指导，提出改进计划来促进学生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评价是帮助我们“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换言之，评价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学生的发展为评价的需要服务。因此，时代的发展向课程评价的功能提出挑战，评价不只是进行甄别、选拔，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被评价者的发展。这一点已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认同。

二、重综合评价，关注个体差异，实现评价指标的多元化

即从过分关注学业成就逐步转向对综合素质的考查。学业成就曾经是考查学生发展、教师业绩和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爆炸、竞争加剧、网络与信息时代的来临，仅仅掌握知识与技能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对人发展的要求，于是全球都在进行关于“教育与人”的大讨论，学业成就作为评价单一指标的局限突显出来。在关注学业成就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发展的其他方面，如积极的学习态度、创新精神、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从考查学生学到了什么，到对学生是否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做人等进行考查和综合评价。这一点也已逐渐在世界各国获得认同。

三、强调参与与互动、批评与他评相结合，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即被评价者从被动接受评价逐步转向主动参与评价。一改以往以管理者为主的单一评价主体的现象，目前世界各国的教育评价逐步成为由教师、学生、家长、管理者，甚至包括专业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交互过程，这也是教育过程逐步民主化、人性化发展进程的体现。例如，美国马里兰州对教师的评价是以学生多人组合的方式进行的。在英美等国家，学生和家长还可参与评价体系或指标的建立，学生还可就教师对自己做出的评价结果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行申诉等。这样，传统的被评价者成为评价主体中的一员，在评价主体扩展的同时，重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互动，在平等、民主的互动中关注被评价者发展的需要，共同承担促进其发展的职责。在以往被动地接受评价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扮演的基本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被评价者对于评价结果大多处于不得不接受的被动状态，对于评价本身更是拒绝大于欢迎，或者处于“例行公事”的被动状态。与此相比，成为评价主体中的一员，并加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之间的互动，既提高了被评价者的主体地位，将评价变成了主动参与、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过程；同时在相互沟通协商中，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理解，易于形成积极、友好、平等和民主的评价关系，这将有助于评价者在评价进程中有效地对被评价者的发展过程进行监控和指导，帮助被评价者接纳和认同评价结果，促进其不断改进，获得发展。

四、注重过程，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实现评价重心的转移

价值取向范文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文化价值；终身教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增加，职业教育只有保持可持续性发展才能为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培养并输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进而为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做出贡献。文化价值取向作为主体在文化层面的一种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对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有引导、规范、建构等作用，因此加强职业教育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能有效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功能优势的发挥。

1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含义

在“人才最贵”的二十一世纪，文化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面向社会个体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社会特性决定了文化因素成为引导、推动和制约个体发展的重要动力，职业教育要想发展，就必须重视文化的积累与沉淀。职业教育文化价值是通过对人进行规范过程中来体现其优化作用，并最终提升人存在的现实价值与意义，职业教育并非将人固化于职业需求范畴内，而更加关注的是人才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应担负的责任。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是建立在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是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一种具有动态性、多样性和历史性的过程，其本质所体现的是人的价值诉求，是生命存在价值的实现。同时，文化价值取向贯穿职业教育的整个过程。

2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作用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里的重要部分，它具备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而文化价值取向又是文化的核心所在，因此文化价值取向就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研究视角，并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2.1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文化价值取向所反映的是主体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主体以文化价值取向为依据来选择不同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状态，文化价值取向是主体的精神所在，对主体的外显行为具有根本性的引导作用。就职业教育来看，文化价值取向是结合社会发展情况来引导教育的发展方向，我国职业教育从重视技术和就业导向逐渐发展到并重人文与技术、以及人才的全面发展等过程，在这之中，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上对于人才的关注与重视，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力度加大，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大大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内容，引导我国不断建立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系统。

2.2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规范性作用

文化价值取向的规范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对人们意识、行为的引导与限制，以此来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职业教育开始促使人才向事业型转变，以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所带来的挑战。

2.3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有构建功能

人才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来实现自我构建，包括自我人生构建。文化价值取向在价值判断与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价值体系的构建，人作为主体，也随之不断实现人生，从而使职业教育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实现自我构建。

3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实践的影响分析

职业教育实践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则以更具体的方式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实践。首先，对职业教育实践的功能性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文化价值取向是建立在对个体与社会价值判断选择之上，所以对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所服务的，与社会效益和社会发展有直接密切的联系，促使职业教育能够以各种形式来适应个体的全面和多样化发展。其次，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方向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与绿色科技理念极大地丰富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应不断探索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来帮助我国职业教育开辟新出路。

4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发展方向

4.1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重视价值取向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肩负着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与输送使命，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能够将人才置于主导地位来有效实现技术合理化目标，进而促使专业技术人才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我价值，并丰富人才的生命价值取向内涵。

4.2普及终身教育理念和平等观念

终身教育理念一经提出，就被世界广泛接受，它强调教育的阶段性与持续性，是伴随个人一生的各种教育形式的总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个体的知识技术构架也应不断进行更新，职业继续教育是各个岗位专业人才工作范畴的重要部分，也是提升个体生存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有效教育形式。另外，在职业教育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保持在一个平等和谐的层面，这正是世界职业教育中绿色技能所提倡的生态理念表现之一。

总之，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速度，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结合现代我国国情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不断调整与完善，能有效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作者:张玥 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晶华.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后现展[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5（1）.

价值取向范文篇3

人类自我意识的获得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通过反省自身的心理活动，我们发明，个体产生自我意识的心理学前提是主体自身的某种需要，例如自我保护、自我显示、自我方案、自我满足等等。缺少这些基础，自我意识将无从产生。

自我意识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作为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独立地位的确认，是一种纯粹逻辑反省的结果。

自我意识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人类个体在具体实践中对自身存在的确认。这种对自身存在的确认总是与具体的价值断定联系在一起。譬如说，一个人在回忆往事时，会产生“我变了”的类似感到。在这里，变化了的并不是那个恒常感知客体的本体自我，而是主体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当主体对自身进行评价时，他总是倾向于把自我等同与自身的价值取向，并产生相应的情感。当一个人的需要、价值取向不能顺利实现时，他会产生“我失败了”的沮丧，当他的价值取向顺利实现后，他会有“我成功了”的愉悦。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个体的价值取向的状况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在宗法等级制的社会形态中，个体的需要、价值取向受到压抑，自我意识也就比较淡漠，而在社会流动性强的社会制度中，个体的价值取向得到发扬，自我意识也表现得较为强烈。

综上所述，个体的自我意识有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实践中，个体总是倾向于把自我意识等同于自身的价值取向。

二、自由，主体价值取向的顺利进行

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与探索与人类同样古老。在思想史上，关于自由的定义或认识无花八门。但他们大多从主体外部去考察人的自由，因而往往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自由始终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首先是一种发自于主体的心理体验，脱离主体的心理体验来谈论自由毫无意义可言。我们在前面把“自我”定义为主体诸多价值取向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自由定义为，自由是主体对自身价值取向得以顺利实现的一种心理体验。当一个人有了某种需要并方案用行动来获得它后，如果这一行为得到顺利的实现，他会产生自由的感到，如果这一行为被困难阻挡了，则产生不自由的感到。

自由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与其它的心理现象一样，具有个体性，每个人的自由观都与他的自我价值取向相联系，即使在同一环境里，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自由感。只有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的那些领域，他才可能有自由与否的心理体验。价值取向不同，所获得的自由感也不同。

三、自我与自由的动态关系

一个人的需要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一个人的自由总是与他的实践领域(价值取向领域)相对称，并随着他的实践领域的变化而变化。在某一特定的领域中，个体的自由心境的获得可分为三个过程

(1)不自觉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人们还没有把认识和价值取向投入到这个领域，对这个领域里存在的必然性毫无知觉，因此，也就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的心理体验。

(2)不自由状态当个体由于不断增长的需要把他的价值取向和认识活动投入到某一领域后，个体的这个领域里存在的必然性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们，他对这个领域里的许多行动都有被束缚的感到，也就是说，处处感到自我的需要和价值取向不能顺利实现，处处感到不自由。

(3)自由状态当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这一领域的规律之后，人们就把这些外在的必然性内化为自律的意志和意识，达到了相对自由的境界。但是，人们在某一领域里获得了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获得了绝对的、终极的自由。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人的价值取向随着需要和实践不断改变它的方向和层次。当人们在某一领域里获得了自由以后，他的价值取向又转到另一个方向，另一个层次，于是，他重新体会到不自由。只要一个的需要还在发展，他的价值取向就必然要把他拉向一个无法摆脱、没有穷尽的自由与不自由的搏斗。

从个体的心理体验上讲，这种自由与不自由的交替是一种心理上的回归。他的特点是个体已经获得的自由在以后的实践中并不会留下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它只是转化为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内容保存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与此相反，人们在新的领域内发明的不自由状态却可以给个体产生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因此，这种自由与不自由的交替进展，可以称为心理上的轮回。

四、超越：自我的无价值取向

一些爱好追求永恒和终极真理的哲学家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自由”。那么，他们如何获得“绝对自由”呢？

首先，他们要求“无欲”，个体应该取消任何价值取向，不再执著于对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渴望，达到一种完全不自觉的“混沌”状态，个体不再是与环境相对峙的存在，而与自然溶为一体。这时候，个体的自由不是通过对必然性的扬弃而获得，而是与自然直接观照，在这种观照中，个体可以朦胧地感受到一种绝对的无拘无束，一种所谓的“绝对自由”。公务员之家:

但是，这些获得所谓“绝对自由”的哲学家与其他人一样，同样要生存，要满足由生存而带来的种种欲望，那么他们又如何在这些欲望中保持“无我”呢，他们宣扬要做到“无我”，不执着与任何具体的生活细节与感官享受，他只观照到一种毫无内容的流变，而他自己也就随着这种流变顺流而下。庄子认为一切价值取向都具有相对性，因而都不足以作为追求的终级目标。作为“得道”的“圣人”，必须超越一切价值取向：“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避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其物论第二》)并做到“无己”，“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一个人只有抛弃一切价值取向和一切认识活动，作道“无欲”、“无己”，才可能得到绝对的自由：“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宁游戏行读之中自快”《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价值取向范文篇4

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价值取向范文篇5

关键词：价值取向;创新;效率与公平;公共管理

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的主体把某种价值作为行动的准则和追求的方向，或者说是人们所持有并在意识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任何组织的管理、变革或创新，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理念、价值体系和价值取向。公共管理创新同样也面临着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探讨和研究公共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问题，对于推动公共管理创新实践的发展和促进公共管理创新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人本”与“能本”并重

既重“人本管理”,又重“能本管理”，是公共管理必须树立的管理理念，也是公共管理创新的第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1.1“人本管理”取向。“人本管理”的涵义和目的。相对于“神本管理”“事本管理”和“物本管理”而言，“人本管理”指的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在组织的各种资源中把人力资源看作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在管理工作中把人放在最突出、最核心的位置。“人本管理”强调要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和依靠人，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通过“人本管理”，充分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管理工作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施“人本管理”的要求。实施“人本管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要求：要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方法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加强在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组织成员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本职工作方面的专门人才；要使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整体目标达到一致、使组织成员个人利益与组织整体利益紧密结合一起，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同步发展；要充分利用和开发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激发人的创新热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要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敬业、进取、宽容、合作的组织氛围；要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培养和形成组织成员共同的组织价值观，使组织成员能够主动接纳和自觉执行组织的战略目标和决策方案，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1.2“能本管理”取向。“能本管理”的涵义。相对于“知本管理”（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而言，“能本管理”是一种是以人的能力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是人本管理发展的新阶段。这里的“能本”，是由知识、技能和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等要素构成的。“能本管理”源于“人本管理”又高于“人本管理”。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为基础的，能力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支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人们只有依靠能力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公共管理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造就和选拔一批能够适应现代公共管理发展需要的“能人”。实施“能本管理”的意义。“以能为本”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基本理念。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人力资本在管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便是人的创新能力。因而，以人的能力为本，是更新意义和更高层次上的“以人为本”。“能本管理”是“人本管理”的新发展、新飞跃和新阶段。实施“能本管理”的要求。“能本管理”的总体要求，是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和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力、挖掘人的潜力，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并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来推动组织发展。其具体要求有三：一是要树立“能本管理”理念，高度重视能力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的能力看作是比知识更重要的因素；二是把人的能力变成重要的管理对象，这样就使得公共管理对象变得更加具体；三是把能力管理情况作为评价公共部门绩效的一条重要标准，把提高和发挥人的能力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任务。

2“效率”与“公平”兼顾

效率与公平兼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也是公共管理创新的第二个重要的价值取向。2.1效率与公平的含义。“效率”与“公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要求。效率有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之分。生产效率，一般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产出大于投入，就是正效率。产出小于投入，就是负效率。工作效率，就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与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之比。工作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大小；而公平，主要是指人们彼此之间在政治和经济、投入和报酬等方面享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里所说的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平等、更不是平均。2.2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关系。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效率与公平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实现公平需要以提高效率为基础，效率的高低对收入分配有直接影响。同时，实行公平分配反过来又有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效率与公平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彼此之间也并不总是简单的、直接的因果对应关系，有时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这也就是说，效率的提高并不能够自动带来公平，公平的实现也不一定能够直接导致效率的提高。事实上，片面追求公平反而可能导致绝对平均主义、从而影响效率的提高，而片面追求效率也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妨碍公平的实现。2.3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基本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在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中，主要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对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有比较全面、科学的理解和把握，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作处理公共管理问题的基本准则；二是要从公共管理实际出发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重视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要重视实现组织成员的报酬公平和机会平等；三是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总的原则前提下，也并不排斥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把解决公平问题放在一个比效率更重要的位置上。

3“科学”“民主”“法治”三位一体，整体推进

“科学”“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它既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是公共管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3.1科学化取向。科学管理的含义和意义。科学管理，指的是管理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在管理活动中，不仅管理活动所指向的事物有其客观规律，而且管理工作本身也有着内在的规律。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要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就需要按客观规律的要求、按管理科学化的要求来开展管理工作。只有不断地探索规律、总结规律和运用规律,才能保证各项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科学管理的要求。一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实践。公共管理要体现科学管理的精神、要实现管理科学化的目标，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二要深化对公共管理规律的研究，总结和探索公共管理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三要有科学的方法。在具体的公共管理实践中，既要借鉴国外公共管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又要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四要不断完善公共管理体制和机制，提高公共部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以保证公共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3.2民主化取向。民主管理的含义和意义。民主管理，就是管理要依靠组织成员，把公共管理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管理公共事务。民主管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能不能始终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问题。只有坚持民主管理、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成员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才能不断提高公共组织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民主管理的要求。要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为组织成员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对公共管理中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专家咨询、论证和评估；对那些与组织成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如绩效考核、收入分配等等，决策前也要进行充分地沟通、协商和协调，必要时要进行听证和公示，以扩大组织成员对公共管理的参与度。3.3法治化取向。依法管理的含义和意义。依法管理，就是要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自觉地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法律之外的特权。依法管理是时代的要求。公共部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公共部门要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顺应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掌握和增强依法管理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管理的要求。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公共管理中的权威，公共管理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通过依法管理，不断推进公共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进程；要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努力提高依法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依法开展公共管理的各项工作。“科学”“民主”“法治”，三者相辅相成。在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中，必须齐头并举、整体推进。首先，科学管理是基础。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都离不开科学，都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其次，民主管理是核心。科学管理和依法管理，都要以民主管理为核心。离开了民主管理，科学管理和依法管理就会失去其意义；再次，依法管理是保障。依法管理是实施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的重要保障，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也都需要严格依法办事。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能够影响和支配公共管理的价值选择，对公共管理起着指引、调节和定向的作用。公共管理创新的首要问题是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问题。在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中，既要把“人本与能本并重”“效率与公平兼顾”作为行为的准则，又要把“科学”“民主”“法治”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或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奥.大数据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18（1）:3-4.

[2]杨翠碧.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公共管理创新[J].管理观察,2017（11)：85-87.

[3]陈继伟.公共管理价值取向初探[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4（8）：341,346.

[4]赵海洋.浅谈公共管理价值取向[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20）：41-42.

[5]黄信.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0-83.

价值取向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公平效率寻租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公平作为其中最为基本的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将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平价值取向，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1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

对于“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具体涵义的讨论，行政学界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比较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倾向于给出它的技术性定义。例如，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准则和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而美国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ston）则从较为抽象和概括的角度，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做出的权威性的分配。一般说来，行政学研究者倾向于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公共政策，认为这是一个包括“政策设计——政策抉择——政策实施——政策反馈——政策评估”的完整过程。同时，经历了实证主义的潮流之后，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的伦理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倾向的认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它是动态的；受政策主体阶级倾向利益观念的影响，它是多元的。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最大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所以公共政策与一般政策的最大区别就体现在“公共”二字上。具体说来，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主要包括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

公平是从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概念。如前所述，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属性，因此，在现代公共行政中，要求公共政策行为体现公平的结果，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恰当地运用公平原则，统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微观和宏观等因素，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部分，现代公共政策也是如此，公平应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寓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效率被定位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之内。作为一项政治产品，公共政策不应仅仅只关注社会公平，还应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把“蛋糕”做大。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过程中，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功效”。中外学者都重视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强调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具体来说，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根源于它以效率为前提，承认、维护并增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效率作为行政系统的基础目标，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项原则。

民主就是指个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体现和保护，人民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界限内行动，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倾向不容置疑。公共政策除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应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的民主要求，担负起维护民主的责任，这是公共政策的一项基本功能。

秩序是一个行政系统的稳定状况，包括公共秩序的维持、社会的稳定等，公共政策有责任保护整个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有责任改革那些在制度上、功能上、效果上妨碍社会秩序的因素和影响实现秩序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2公平：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2.1公平的涵义

什么是公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以来，不同学派的不同学者对于公平的认识都不尽相同，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公平涉及伦理价值判断。这些认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公平的基本内涵：公平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一种有条件的平等，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并且反映出了某种利益倾向，这种利益倾向表现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2.2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经济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应。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理念虽然会给公共政策行为造成一定的障碍，看起来似乎影响行政效率，成为行政效率的羁绊，但实际上，公平价值观具有防止公共政策行为的专横，维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摩擦，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最大化。

2.3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只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冲突仍不可避免。有时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就像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尽管高效率的行政活动具有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义“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则往往会侵犯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有人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需要根据社会客观的变化而不同，其理论基础在于：“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多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特定时期，总有一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在进行价值评价和选择上，既不能没有重点，也不能顾此失彼。”基于此，行政主体在进行决策的过程时，必须做出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势以及轻重缓急来定夺。3寻租：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物，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在于能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配置。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表现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而在理论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具备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和核心目标。因而，公平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最为核心的一项标准，在现代政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此目标，因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种衍生物，那就是“租”。政府干预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准则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时有发生。

在托里森的定义中，“寻租是为获取人为的收入转移而耗费的稀缺性资源。”这种人为的稀缺一旦产生，寻租活动的非经济性就难以避免。因为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它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仅仅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一般通过例如游说、奉承甚至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来达到目的，并不能带来价值增值。寻租者们竞相通过寻租活动来影响政府的行为，使公共政策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让价值分配的天平朝自己这一方倾斜，以社会公共利益的衰减为代价来增加自身特殊利益的攫取。寻租是有成本的，布坎南将寻租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分为三类：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政府部分对这类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寻租行为所引起的第三方的各种扭曲行为。所以，寻租行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实现的过程，作为交易双方的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都实现了各自的特殊利益。这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政府是由个人组成的，政府的各项职能只能是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的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就是他们为追求个人特殊利益而造成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的变迁将政府卷入了经济生活，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寻租对特殊利益的争夺损害了公共利益，导致了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在“孤掌难鸣的现代化经济”（萨缪尔森语）中，人类陷入了自己设计的两难陷阱———市场的缺陷需要公共政策补救，但随之而来的寻租问题又难以遏制。

4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类型与公共政策的选择，尤其是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目前也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探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前提，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是我们正确选择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的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也会产生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成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起点，即为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败，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及时制定并有效实施公共政策来干预市场，保护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因此现代各国的市场经济大多是“市场机制＋公共政策”的混合经济，即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又因市场缺陷的存在而不能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鉴于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共政策，就具备以下的双重功能，即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宏观经济调控，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克服和矫正市场的固有缺陷，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障、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充分、有效发挥，而不是人为地改变乃至扭曲这种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尽管大多实行市场与政府的二元调节机制，但因各自的国情、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以及在公共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上，又有一定的差别。然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都应该恪守下列共同原则：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出发点，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有效发挥为归宿。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保障、促进市场配置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针对具体情况对市场调节进行适当调节和补充。市场失灵为政府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和可能，但公共政策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

从上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功能的重新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应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随着公共政策对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公平也随之表露出来。因此可以说，公平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而且也是公共政策自身发挥功能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公平理念来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据这种公共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服从。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以公平为导向，重构我国公共政策，重点是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所谓“越位”，就是公共政策超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作用范围，给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利的干扰；所谓“缺位”既需要发挥公共政策作用的某些方面，又存在着政策真空或不到位之处。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共政策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价值取向范文篇7

80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围绕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问题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和观点。这些观点中包含或主要回答了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下仅就几种主要观点做简要介绍和评价。

1.行政法是控权法。强调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认为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之法。这一主张主要被英美行政法所采纳。“行政法就其精华而说(它是在保持政府效率的同时)是控制政府权力行使的法律。简而言之,行政法即‘控权法’。”①美国由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行政管理机构大量出现,其权力行使往往不利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并且随着行政扩张出现了行政立法、行政司法脱离国会控制的趋势。为了防止行政专权,1946年通过了《联邦行政程序法》,标志着美国在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上部分接受了“控权”的观点,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极为相似。

控权论以权利为本位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它对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方的权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片面地强调控权往往导致过多的强调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的作用,不注意行政效率,忽视了现代行政实践时积极行政的行政法要求,在实践中往往陷入被动。而且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行政对象的变化性比较大,客观上需要对之行使有效的管理调节,而控权说在许多现实问题面前则显得束手无策,尴尬不堪。

2.行政法为管理法。主张行政法是管理公民的法。历史上这一观点曾经在德国、法国、日本等风行一时,战后前苏联也采纳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有些学者认为管理说回避了行政法的本质,对行政法无价值判断,对行政法与行政学无明确之区分。②但我认为,从这一基本观点中仍然可以评判它对行政法之价值取向所做的判断,即:强调行政法在于注重国家利益的实现,适当地约束个体利益。这一观点对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权威,有效进行行政管理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它本身是有缺陷的,表现为强调了行政主体的权威,忽视了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打破了权力的制衡机制,与现代法治发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这一观点会在实践中不利于群众创造性的发挥。

3.平衡论。该说80年代在我国由罗豪才教授首倡。它主要主张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统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兼顾③。这一理论试图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高度来说明行政法的本质,但并不为多数学者所首肯。皮纯协、冯君先生在《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④一文中认为:“平衡论如要证明自身价值就必须放弃原来的思想,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即把自己定位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上。”但我认为,“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当不是皮、冯二先生所称之“转轨时期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而是要回到说明、论证我国行政法当前追求的价值取向上来。因为“平衡论”并没有系统回答行政法的本质、背景和原因以及行政法的特征、目标等问题,而仅仅就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做了理论上的探讨。设计了行政法价值的结构模式,即“总体平衡”思想。它认为在实体法上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不平衡、程序上二者不平衡以及司法审查关系中原、被告权利义务不平衡三种主要态势是行政之客观存在。但后两种不平衡与前者相比,形成一种“倒置的不平衡”,通过此倒置,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可在全过程上趋于平衡。⑤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平衡论仅仅回答了如何通过总体平衡模式调整行政相对方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权义失衡问题,它所构建的也仅仅限于在法律关系中所体现的权利义务这一纯粹法律意义的层面上所要解决的行政法价值取向问题,即: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什么,要实现怎样的法律调整效果。

以上我们把平衡论定位于回答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的一种观点。那么仅就这个层面而言,它是否正确回答了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呢?我认为对此亦不好做简单回答。诚然,这一观点设计了比较理想的行政法规范下的行政管理的理想状态,但就实际操作、对行政法体系构建的指导作用、具体制度的可行性等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关于这一点,容留下文详述。

二、确立行政法价值取向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考察以上诸多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们都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中说明行政法追求的目标,体现的价值。但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加之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各种观点到目前为止均只能称为“一家之言”,欲达成共识,尚为时过早。我认为要比较全面地回答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需要考虑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1.体现行政法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已经得到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政治民主建设内在的需要法治的保障,因此民主建设必须纳入法治轨道。”⑥从行政法的局限看,它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协调。从本质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并行不悖的,但就某个特定阶段而言,比如,在当前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则需要考虑现实可以提供的可供选择的并进模式。一方面,就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来讲,法治的民主性又不可能推进得过快。民主和效率虽然不是截然矛盾的,但民主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推进过快,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如果脱离社会公益的维护而强调过分,就确实可能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⑦另一方面,在转轨时期,行政管理面临大量的、复杂的调整任务,如何在行政法大有作为的特殊历史过程中,规范不同的利益主体,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就使得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尤为重要。所以在确立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实提供的可能性与现实需要的有机结合。

2.体现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和原则。行政法作为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规范领域的部门法主要应以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为出发点。可以说,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反映到法律上便是行政法应体现的原则。学者们对于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亦是众说纷纭。考察西方国家的行政立法和行政管理实践,我们会发现依法合理行政不仅是行政管理的规律性要求也是行政法应坚持的原则。而且事实上虽然人们在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上意见不同,但不难发现都围绕着如何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如何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利益等问题展开讨论。控权说如此,管理说如此,平衡说亦如此,只不过它们强调了不同的侧面而已。从依法合理行政本身的内涵看,合理行政是行政管理中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它根源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依法行政是合理行政在法律上的反映和体现。只有做到了依法行政方能使行政主体、行政相对方的地位明确,各自的权利有所依据,有所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合理行政。所以,依法不仅仅是行政法形式上的要求,而且更是合理行政内在规律的要求。

3.体现行政法的价值目标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法的价值目标为适应不断的社会变迁也应不断变迁。这与法的稳定性并不矛盾。法的稳定性所要回答的是维护法的权威性、有序性问题,而法的变动,尤其是价值目标的变动则是维持法的活力、体现法的适应性问题。虽然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体现和反映了法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的有效性。所以行政法的价值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所侧重,这已为各国行政立法的长期实践所证明。法的目标的地域性是指法在不同的国别、地区,同一法律部门,甚至同一法律规范所反映或要实现的调控目标会有所差别。由于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发展方向、水平各异,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行政法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许多行政法理论和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域所面对的行政环境不同,所要确立的管理秩序各异,故而其价值也就不同。

同时还要看到,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时代下同一行政法规范所面对的法律环境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国建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行政环境就不同,行政法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有很大差别。

4.体现行政法的实际可操作性。这虽然仅是一个行政法立法技术上的因素,但不无现实意义。胡建淼先生曾指出:在当前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存在把行政法学体系宪法学体系和行政学体系化的倾向。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前行政法学研究的现状。仅从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上看,增强行政法规范,乃至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实际可操作性,使之脱离其它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特点、立法技术和价值取向上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立的特征是必要的。行政法是应用性极强的部门法,它不应像宪法那样仅从宏观角度对基本制度、原则做抽象性的规定,也不应过多的偏重于行政学的理论探讨,而应立足于行政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形成自己灵活高效、协调统一的规范体系。我还认为考虑到行政法规范的广泛性和变动性,亦不应将行政法法典化,如果那样会过多地窒息行政法自身的活力,不利于具体操作。

需要指出,这四个标准不是孤立的,在确定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时,必须同时兼顾这些因素才不至有失偏颇。三、当前我国行政法的价值取向

杨建顺教授在《从哲学、宪政学、法学的视角反思行政法之理论基础》⑨一文中说:“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研究,起码应包括哲学理论基础,宪政学理论基础和法学理论基础三部分。”这里我们不涉及其设计的理论基础的内容,仅借鉴其分析问题的形式来界定当前我国行政法之价值取向。我认为这种借鉴是合理的,因为它大致包括了我们以上提出的几个因素。

1.行政法在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这段论述表明行政法必须以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为第一要旨。特别是在转轨时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合力。只有有效地保护群众的权益,才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取得人民群众的配合。所以行政法必须为个人权利的保护提供适当、充分的机制。

2.行政法宪法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宪法统一的价值要求;二是行政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区分二者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法所能达到的价值目标取决于宪法的根本要求和行政法在现实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有效的法律调整机制的结合。具体而言,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是行政权力的宪法依据和归宿。但行政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只能在其本身所能提供的机制范围内、程度上贯彻这一原则。这往往导致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的偏差。所以行政法追求的宪政目标应当是尽量减少这种偏差。

3.行政法在法律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区分行政法在法律形式上的和法律内容上的价值取向。在法律形式上行政法追求的主要价值应是具备较强的协调统一性和实际可操作性。我国以往的行政法律、法规往往出现“政出多门”的现象,就同一问题多头立法,相互脱节甚至矛盾,导致法律系统内部失调。这样既不利于执法也不利于守法,且往往为滥用行政权力提供机会。所以有效规范行政立法的程序和权力势在必行。行政法在形式上又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法律条文本身的含糊不清,或过于抽象导致实践中虽有法可言,但无法可依,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在法律内容上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合乎行政效率、行政公正、行政合法的要求。行政法本身的特点表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在不同情形下是不平衡的;但不管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存在着,行政法都应当以提高行政效率,保证行政公正和坚持行政合法为要求来确定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我国行政法规在不同历史时期执行不同的行政管理任务,其立法的出发点也不同。就当前形势看,行政法规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重要手段,更多的应考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效率、公正问题,如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等。在这里行政法价值目标遵循行政管理内在规律因素体现无遗。

我们注意到,以上对我国当前行政法价值取向的分析并没有完全集中于控权、保权或平衡上,而是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明这一问题的。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行政法的价值目标本身是多层次的,客观上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我想这也是符合这一问题的本来面貌的。

注释

①参见《外国行政法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②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③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④参见《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⑤皮纯协、冯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⑥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⑦姜明安《行政处罚立法价值目标模式的确立》,载《行政法研究》1995年第2期。

价值取向范文篇8

关键词:民商法;价值取向;立法影响

一、引言

价值取向主要是指，个人在面对社会环境冲突和各种矛盾关系的过程之中所采取的行为态度和价值立场。因此价值取向对个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化有着关键的作用和价值，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对价值取向进行分析，那么主要以立法价值为主体，对于立法价值来说，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之中涉及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国家需要严格按照律法的具体要求，分析前期的立法目标以及后期的社会效果，保障立法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好的完成不同的立法期望。其次，在制定法律法规以及落实后期的法律执行过程时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当各种价值目标产生矛盾时，必须要以最高价值取向作为实质的选择标准，保障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其中法律目标是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决定因素，只有结合法律目标的具体条件和相关对策，才能够体现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分析

(一)民法与商法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性。民法与商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果站在法律精神上对两者进行分析那么不难发现，民法和商法的法律根源性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内容和价值追求以及调整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对两者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出，民法和商法主要以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为核心，结合具体法律范围的相关范畴实现紧密的配合，共同构成完善的司法体系。另外在法律力度上，民法和商法对现有的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的保护，维护社会个体的自由，积极的提供不同的法律指导和法律保障，保障基本价值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对于商事主体来说，在产生商行为时可以严格按照民法主体制度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规定，和实践过程中的操作原则进行相应的优化升级，商事主体的行为只能够以民法主体制度规范为核心。商法并没有结合物权债权的相关内容提出明确的界定，在对物权和债权进行规定和研究时也可以直接在商法上进行使用，民法可以积极的借鉴商法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相比之下，商法则立足于民法之中的具体原则和相关的操作规范实现法律法规的完善化和实践化，体现法律的指导作用和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商法民法化和民法商法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借鉴。除了存在许多的相同之处外，民法和商法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取向有所区别，民法主要以公平优先为依据和前提，积极的兼顾其他方面的利益和效益，商法则严格按照盈利的具体性质不断提高效率和质量，保障速度和效率的提升，更好的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和作用价值。其次，两者的调整对象也有区别，商法主要以不同商事活动中所参与的各类主体为依据，了解其中的财产关系，更好的突破传统法律管理模式所存在的不足。民法所涉及的调整对象比较广，涉及不同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大部分主要以民事关系为主体，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段协调多方的利益和关系，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指导。所以，两者在协调不同关系所采取的调整方法有所区别，商法严格按照严格主义和强制主义的具体内容，采取针对性的行销策略，主动体现不同的主体价值和要求。民法则能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价值，在等价有偿和平等自愿的前提之上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手段［1］。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力来说，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复杂，这也就决定了商法只能够采取严格主义的策略规范不同的内容。如果以主体范围对民法和商法进行分析，那么两者的差异也比较明显，民法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比较广，不管是人身关系，组织财产关系还是法人公民关系都可以立足于民法的具体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相比之下商法的限制因素比较复杂，这一法律只能够以从事商务活动的主体为原则，因此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最后，民法和商法的责任制度存在差异，民法直接以过错原则为切入点，了解不同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方法，商法则直接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积极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还涉及许多的刑事责任和不同的行政责任，因此必须要结合问题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二)民法立法价值取向分析。在对民法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公平优先是民法的重要价值体现和意义所在，在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之中，我国严格按照价值正义来落实法律法规的管理实践工作，所有的法律都必须要注重利益的协调和矛盾的平衡，在道德规范的引导之下更好的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民法主要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内心观念和意义为前提，更好的体现公众的潜在意识，在对民法中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和公认的价值观进行分析和研究时，民法必须要以合理公正公平的角度进行不断的确认，更好的体现义务与权利之间的相关性，促进利益的合理分担。如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能够接受最终的结果，那么就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的立法宗旨和公平性原则。对于民法来说，在立法实践的过程之中必须要结合目前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为执法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保障每一个行为人都能够学会调整个人的言行举止，真正的尊重法律并主动的寻求法律的帮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商法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比较强，具体包括等价有偿地位平等，私权神圣和公正合理等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与不同主体的判断和主观感受相比，公平原则存在许多的一致性，主观公平会受到个体感知差异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够直接否认最终价值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相比之下民法则十分关注社会公平，了解相互公平和个体公平之间的差异和内在逻辑联系，通过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分析和研究来更好的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2］。对于民法公平优先原则来说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复杂，在对该原则的产生原因和基础进行分析和研究时不难发现，公平是民法的核心和最高的价值取向，这一点与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紧密的联系。其中商品经济与民法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紧密，与商品经济相关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必须要立足于目前经济建设的现实条件，不断的协调各方的利益和关系有利于促进基本法律的大力落实。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司法，民法侧重于保护个人的私人权力，严格按照主体人个人的意志充分的落实不同的法律管理机制，保障个人财产的神圣性和稳定性。因此学术界在对民法教学分析时直接将其作为人们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对社会大众的权利和意义都有着一定的保障作用，因此适用性比较广泛［3］。其次，民事活动的社会趋同性比较明显，存在一定的伦理性和高度概括性，这一点也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积极的提供稳定的价值判断取向，维护该法律的伦理性要求，促进公平优先原则的大力落实。

三、民商法价值取向对我国民商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

(一)我国民商法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我国现有的民商法制度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不符合时展的要求，难以体现新时代背景之下的法律发展条件实质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现有的商法内容主要以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为主题，实质的法律条文比较粗放和笼统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在实践运作的过程之中难以发挥渠道作用和价值，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前期的立法内容与时代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无法更好的体现民商法的作用及权威性［4］。最后民商法体系不够完善，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之中必须要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积极的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条法律条例，保障规范数量和质量的一致性，更好的体现经济社会体系的发展要求，促进各类民商事纠纷问题的高效解决。(二)民商法价值取向对我国民商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对民商合一进行分析时不难发现这种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民商合一主要以立法事实为主体，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除此之外的各项法律不能够直接体现自身的单独性，只能够与民法典一同运作。因此学术界和理论界在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时强调要想体现上述活动的稳定性，明确区分商事活动与民事活动之间的差距，在民商法实践的过程之中必须要了解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差距，实现不同法律部门的相互依存和互相独立，构建独立的法律体系，为促进经济关系的有效运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保障立法体制能够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和协调价值。除此之外每一个参与者还需要关注产生基础，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分析价值取向的根本性差异，保障两者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各种实践活动的稳定运作，体现我国市场经济的优势和价值，保证我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之中积极的实现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构建。

四、结语

民法与商法的价值取向存在许多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过程之中，我国必须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现实条件，关注不同法律完善的具体需求，积极体现法律的引导作用和价值，既保障不同法律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需要结合不同法律的内在逻辑联系，加强法律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为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指导和依据。

［参考文献］

［1］赵万一．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J］．法学论坛，2003，18(6):12－21．

［2］任柏蓁．试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J］．现代妇女(下旬)，2014(6):148－148．

［3］喻晓文．论民商法价值取向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15):190－192．

价值取向范文篇9

【关键词】青春题材电视剧；价值取向；现实主义；原因

近几年中国青春题材电视剧价值取向明确，讴歌农林牧区青年创业与保护环境的精神；表现城市青年积极创业，探索人生价值；价值取向多种多样，主导方面积极向上，鼓舞人心，富有正能量，如《最美的青春》《欢乐颂》《张小五的春天》《北京青年》《奋斗》等，表现城市青年积极创业，探索人生价值；有探索，有开拓，丰富多彩。

一、青春题材电视剧价值取向的表现

讴歌农林牧区青年创业与保护环境的精神，如《最美的青春》等。电视剧《最美的青春》2018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价值取向明确，讴歌植树造林者创业与保护环境的精神，积极向上，鼓舞人心，富有正能量。他们在塞罕坝植树造林、保护环境，减少风沙，他们的创业精神值得称赞。他们在塞罕坝恢复、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内蒙古，保护北京，保护中国，保护地球。冯程、覃雪梅、赵天山、孟月、季秀荣、隋志超、沈梦茵、张福林、魏富贵等植树造林者的确是最美的青春。冯程朗诵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发自内心的话，感动了到塞罕坝植树造林先遣队众人。覃雪梅在大会上做报告，也朗诵艾青这两句诗，也是发自内心，因此感动了广大听众。他们言行一致，不仅把青春献给了塞罕坝植树造林，而且把一辈子献给了塞罕坝植树造林。冯程、覃雪梅等一辈子的言行深化了《最美的青春》主题。电视剧《最美的青春》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塞罕坝原来是美丽的高岭，森林成片，鸟兽较多。清朝同治年间被乱砍乱伐，日本鬼子乱砍乱伐，结果成了荒漠。这部作品立足于现实来讲述塞罕坝的故事，塑造出具有现实感的人物形象。冯程是抗日英雄冯立仁队长的遗腹子，热爱家乡，意志坚强。冯程初到塞罕坝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经历与感受，比较真实。他经过多次探索，总结出在塞罕坝植树造林的经验与教训。他提出：在坝上培育树苗，成活率会高。在坝下培育树苗，成活率会低。该剧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真实的环境。例如第十五集，大雪封路，他们被困住，差点被饿死、冻死，这充分表现了当时塞罕坝环境的恶劣与艰苦。《最美的青春》主要人物前后变化明显，人物个性突出，例如冯程、覃雪梅、武延生、曲和等。冯程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由个人英雄主义到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兼顾。冯程用生命保护大树，用丰富的经验挽救了塞罕坝植树造林先遣队员的生命。经过多年摸索与有关论文的启示，大胆提出全光育苗的方案，认为全光育苗比遮光育苗的效果好，全光育苗适合塞罕坝的环境与气候，逐步取得成功。冯程第一个女朋友希望冯程与她去别的国家，冯程没有同意。张福林在危急关头劝冯程与他一同逃到别的国家，冯程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劝说张福林投案自首、重新做人，最后张福林投案自首、重新做人了。覃雪梅不断增加实践知识，由不同意全光育苗到同意全光育苗，并建议给全光育苗增加灌溉以降低温度、提高树苗成活率。覃雪梅对武延生与冯程的了解由浅入深，由表象到实质，因此感情也随之变化。在该剧的前半部分，覃雪梅被武延生的花言巧语迷惑，成为武延生的女朋友。但是，在该剧的后半部分，覃雪梅逐步发现武延生欺骗自己与同事，并且不知悔改，甚至变本加厉，想方设法陷害冯程。因此，覃雪梅逐步与武延生分手，与冯程接近。覃雪梅对冯程由误解到理解，由在工作上志同道合、相互支持，到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从友情逐步发展到爱情、婚姻，合情合理。武延生擅长撒谎，阴险狡诈，经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三面两刀。他在该剧中多次撒谎，欺骗覃雪梅，欺骗众人，在“”中教唆郑三儿等批斗冯程，甚至教唆郑三儿等抄冯程的家。曲和对待冯程与武延生的态度前后变化明显。曲和在该剧前几集对冯程看不顺眼，多次挑冯程的毛病。中间几集发生了变化，发现冯程有一些优点。后面几集保护、支持冯程，带人把冯程从批斗现场抢回林场安全营房。曲和在该剧前几集重视武延生，认为武延生能干。中间几集发生了变化，发现武延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居心不良，心狠手毒，搞阴谋诡计。后面几集对武延生深恶痛绝，要惩罚武延生。这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美的青春》植树造林线索与感情线索相互交织。植树造林是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几个青年人的感情纠葛是次要线索，两条线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有力地表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最美的青春》细节生动，场景感人，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两百多年的落叶松的系列细节与场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一个细节与场景是老刘带着冯程到这棵两百多年的落叶松下祭奠抗日英雄、冯程的父亲冯立仁，因为冯程的父亲牺牲后埋在这棵松树下。冯程、老刘、于正来等对这棵两百多年的落叶松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棵树有力地证明塞罕坝在二百年前有大片森林，塞罕坝可以植树造林。第二个细节与场景是冯程保护这棵两百多年的落叶松，被愚昧的村民郑老骥的儿子带人打伤。第三个细节与场景是覃雪梅、赵天山、孟月、季秀荣、沈梦茵、张福林、魏富贵等植树造林者看到这棵两百多年的落叶松激动不已，找到了在塞罕坝植树造林的科学依据，坚定了在塞罕坝植树造林的信心。愚昧的郑老骥父子带着十几个村民要砍掉这棵两百多年的落叶松做棺材，覃雪梅、赵天山、孟月、季秀荣、沈梦茵、张福林、魏富贵等保护这棵松树与郑老骥父子等十几个村民搏斗。郑老骥父子到村里叫了几十个村民要打覃雪梅、赵天山、孟月、季秀荣、沈梦茵、张福林、魏富贵等，冯程带枪及时赶到，缓解了危机。于正来等及时赶到这棵松树下，共同把这棵松树保护住了。外国专家佩科维奇看到了这棵两百多年的落叶松，但是仍然认为塞罕坝不适合植树造林。中国人只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决定在塞罕坝植树造林，恢复、保护生态环境。第四个细节与场景是冯程和覃秋丰到这棵两百多年的落叶松下祭奠抗日英雄、冯程的父亲冯立仁，把这棵镇风神树称为功勋树，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表现城市青年积极创业，探索人生价值，如《欢乐颂》等。电视剧《欢乐颂》取材于城市青年生活，表现不同出身背景、来自不同地区、性格鲜明的现代青年在家庭、职场、爱情和友情等方面发生的一连串的故事。该剧是由同名网络小说《欢乐颂》改编而成，自2016年第一部播出到2017年初第二部播出后，都引起了收视的狂潮。在电视剧中，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是容易引发观众对人物的好奇与疑惑，在层层深入中逐步达到对角色的理解和共鸣；而其中人物的性格的塑造是极其重要，在电视剧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对一个人物形象塑造的直接切入点，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作者通过人物而表达的情感思想，拥有一个鲜明突出的性格的形象才容易在电视剧中引起注意与思考。同时，人物形象所表达的价值观与立场也非常重要。在电视剧中，必须需要清晰的角色，而通过人物表达的价值观，观众可以通过当下的情景，判定角色的立场与选择，这是检验人物形象是否鲜明最简捷的一个方式；最后在塑造一个完整人物形象中，不容忽视且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点就是注重人物的细节。一般来说，人性是复杂的，在电视剧中，人物应该是这样的体现，而通过细节刻画更能完善一个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这样才能符合人物塑造的逻辑。电视剧《欢乐颂》对五位女性的性格塑造比较恰当，关于每个人性格的刻画都有着突出的特点，在电视剧开头通过旁白直截了当地表现了五位主要角色的性格特点。例如在《欢乐颂》中，富二代曲筱绡，她的飞扬跋扈、敢爱敢恨、乖张暴戾的性格给予观众十分深刻的印象，十分符合当代社会人们关于“富二代”这一群体阶层人的印象。该剧对普通女孩“关关”这一人物性格的刻画较为成功，她胆小心细、温柔善良、在事情面前畏首畏尾的形象在很多同龄女性观众身上引发了较大思考，人们更多的是在这个角色身上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欢乐颂》人物的“三观”十分鲜明，例如主角樊胜美爱慕虚荣，在多次人生选择上都表示自己金钱至上的原则。邻家女孩邱莹莹傻头傻脑为爱情冲锋陷阵不顾一切的立场，能让观众清晰地感知人物形象的价值观，使这几位人物充满存在感，而更使这几位主角的“三观”冲突，不断地制造摩擦与矛盾，也能更好地让该剧的故事完整地进行，从而引发观众的讨论与思考。《欢乐颂》对人物细节的刻画也值得我们讨论，例如邱莹莹每次吃蛋糕时，那种开心满足感通过面部表情体现在脸上，更加丰富了这个“傻白甜”一般的女性形象；还有女精英“安迪”，在生活与工作中一丝不苟，通过她周围一尘不染的生活、工作环境体现出来，完善了这个完美的女白领形象。而观众可以通过对人物形象中细节的塑造，从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相似的一面而引发思考；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也通过一系列的事情展现出来。电视剧的情节的发展不单单是向观众展现一段完整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向大众传递该剧想要表达的价值取向，因为电视剧的价值取向是大众通过媒介可以直观感知的，因此一部好的电视剧能直接潜移默化影响大众的价值观，纠正当今社会中一些扭曲的价值体系，正确地引导社会大众。电视剧《欢乐颂》通过人物的冲突，反映社会存在的问题。通过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向大众反映了现在人比较关注的大城市生存问题。譬如来自小城市的邱莹莹和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关关，通过她们自身与上海这个现代却又冷酷的都市环境的矛盾，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守则与观念。《欢乐颂》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是该剧的一大卖点，这些事件不断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引发观众在观看后的热议与思考，例如樊胜美与自己母亲、哥哥之间的冲突，与富二代曲筱绡，还有与高级白领安迪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各种现代社会热议的话题，比如金钱至上的原则，金钱就是一切的观念，它的导向是选择阶级的唯一途径，但在《欢乐颂》中，这一系列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只是向大众呈现了比较表象的层面，在情节与冲突发展中戛然而止，没有向观众展现更深层次的东西，且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将故事拖沓地单调而冗长，樊胜美这条人物线的故事在电视剧的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结局，这是电视剧《欢乐颂》在后期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关于价值取向，《欢乐颂》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向我们不断反映当代社会的各种价值取向，关于家庭，关于社会，关于就业，关于职场，通过每一个人物不同的视角向我们直截了当地展现该部电视剧所要展现的价值取向，比如曲筱绡对于爱情的执着和用智慧获得自己的幸福，向大众展现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爱情观念，关于对爱情的表达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含蓄模糊羞涩的的情感，直接热烈的爱情才是当代人对于展现爱情的一种主流方式。关于职场，该部电视剧向大众反映一个社会现实就是职场潜规则比比皆是，但是在《欢乐颂》中也只是向观众展现这个问题，引发讨论，而没有向大众引导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层面，依然让观众困惑迷茫。表现多元化的女性形象及其不同的价值取向，让观众思考。在电视剧《欢乐颂》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在该剧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展现，譬如来自小城市，为在大城市站住脚而努力工作、勇敢追求爱情的邱莹莹，古灵精怪但又热情风情的曲筱绡，温柔贤淑却个性倔强的关关，美艳性感但热心的樊胜美等，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形象的多元性。女性形象在该部电视剧中没有略显单薄，每个女性的形象都饱满而又复杂，观看该部电视剧的女性也会从中找到自身的影子。此剧的内容强化了女性意识及其价值观，比如在职场生活中，并不一定是男性独当一面，女精英安迪是作为一个独立优秀的女高管的形象出现在该剧中，经过社会生活的洗礼，她洞察人情世故。富二代“小公主”曲筱绡摒弃了以往电视剧中对女性富二代娇滴滴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泼辣干练的形象出现，也是继“玛丽苏”一类电视剧形象之后的进步。但是在此部电视剧中，还是有物化女性的嫌疑，在樊胜美这一女性形象中体现得尤其严重，出生贫寒但努力地在大城市打拼，但通过人物的潜台词向我们展现自己已经被金钱侵蚀的内心，通过她的形象与事迹向大众表现了金钱主义、物化女性的泛滥，但是同时也是向观众传达这一不值得推崇的价值观念，这也是部分电视剧的通病，在传递价值取向中，稍加不注意，就会走向错误的引导。

二、青春题材电视剧价值取向形成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青春题材电视剧价值取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原因。新世纪正处于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层面都处于转型与变动阶段。国家话语在价值观领域的映射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渗透为青春题材电视剧提供了政治环境。消费社会下女性逐渐被符号化，化约成了被消费的对象，女性自身也成为消费行为的主体，进行与消费的狂热互动；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博弈胜出，与社会主流形成了互动，触发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动，受众价值观的改变和青年对于话语空间拓展与自我表达的需求在近几年中国青春题材电视剧价值取向中找到答案。价值观差异部分是由性别差异直接导致的，按照社会分工决定了“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对于分工任务的态度是不同的，男性在外所承担的部分在重要性上被看作远远高于女性的家务劳动、抚育孩子的工作，女性的劳动付出被认为是次要的，由此产生了价值观上的差异。基于价值观的不同，社会上较多的人对于男性的社会角色更加肯定，导致男性被认为是比女性重要，男性被认为是价值性高于女性的，才会导致类似“男尊女卑”的社会事实。这种男女性社会地位实质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男女性别关系的主从模式和依附模式。但是，新世纪以来的青春题材电视剧，主从模式的男女关系基本上已经被瓦解，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变迁，使得女性的意识觉醒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要求进一步摆脱自身对男性群体的依附角色，寻求自身的地位平等与价值实现。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生存状况分析应放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中比较。两性关系上主从模式的瓦解在新世纪以来青春励志剧中直观地体现在婚姻关系中。首先是经济和社会财富上的主从瓦解。就青春题材电视剧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而言，大部分青年女性都是有职场生活和独立的经济收入的，部分中老年女性形象以家庭主妇的形式出现，反映着男女经济关系在代际中的变迁。女性由甘做家庭主妇，把赚钱当做男性本分的认知水平，经历了要求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意识觉醒，逐步进化为在职场与男性一决高下，高收入女性在青春题材电视剧中的频繁出现，都市白领在剧中的类型化和固定化，直接宣告男女经济关系主从模式的破裂。其次是男女在婚姻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地位一般情况下直接决定着男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参与程度。我们可以看到青春题材电视剧中婚姻关系中的多种模式，平等的婚姻关系、“女强男弱”的婚姻关系，还有丧偶的中年女性生活状态的直接描绘，不得不说女性的经济地位直接提升了女性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的话语权。女性已经完全从主从模式的附属属性，成长为撑起“半边天”的独立个体，独立意识扎根于个体的价值观念，女性告别了对于男性的依附。早期的青春题材电视剧大多凸显男性主体的叙事方式，例如《奋斗》《北京青年》《北京爱情故事》等剧，都是围绕男性主体展开的，以男性形象为中心展开故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体叙事的青春题材电视剧被创作出来，《杜拉拉升职记》《张小五的春天》《钱多多嫁人记》《欢乐颂》等关注女性，凸显女性叙事主体的青春题材电视剧中广泛播出，一般围绕女性群体在生活中面临的亲情、爱情、友情和社会各方面的考验，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对女性群体的聚焦与关注。另外剧中的女性形象越来越难以用善恶的标准去评判，每个人物都是复杂情绪和矛盾性格的集合体，无法用单一化的描述以偏概全，每个女性都设置了矛盾点。青春题材电视剧越来越关注于主要人物价值矛盾或复杂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

三、青春题材电视剧中价值取向的作用

价值取向范文篇10

1.1行政文化的定义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一定的行政体制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是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要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行政管理活动，被称为行政管理之魂。一般而言，行政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其中，思想观念文化是行政文化的核心部分，它包括行政人员的行政信念、行政价值、行政道德、行政理想、行政心理等，它是行政主体内在的信仰、价值观念、行政意识、行政心理、行政道德以及在行政活动中来自行政主体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行政习惯、行政准则等诸要素的综合体。

行政文化是行政主体创造的，最终又通过行政主体及其活动体现出来，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不仅可以塑造行政组织的形象，也可以规范和引导行政人员的行为，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精神支柱。它通过历史的积淀，默无声息地决定着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影响着行政目标的方向、性质和结构。

1.2传统行政文化的价值追求行政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延续性和继承性。特定的行政文化总是植根于特定的行政实践之中，并受行政实践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文明程度、价值信仰等行政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发展来看，行政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传统行政文化、现代行政文化的过程。传统行政文化是以维护统治秩序为价值为中心的。其价值追求的主要内容如下：①“以德行政”，以道德伦理规范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一味强调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意义，习惯上行下效，等级思想严重。②“政治与行政一体化”，“官本位”思想泛滥，强调君权至上，等级森严。③重人治而轻法治，为政不在于治而在于人。人们把希望总是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

1.3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在以维护统治秩序为价值中心的传统行政文化在包含不少积极因素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弊端。首先，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建构的人格心理结构和“官本位”思想导致行政系统中的权威主义和“人情政治”，从而导致腐败滋生。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并带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致使中国传统文化突出表现为权威人格取向。其次，传统行政文化的伦理性造成组织人事制度中的任人唯亲。社会管理组织及其运行都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再次，传统行政文化中形式主义及封闭性与排他性导致行政体系沟通受阻，监督乏力，效率低下。

2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现代行政文化的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内涵是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全面发展是目标，协调发展为模式，可持续发展是途径。

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形式由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我国的行政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在治国方略中强调依法治国，重法治而非人治，崇尚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在用人方面体现了选贤任能，反对任人为亲，通过公务员考试等方式打破了血缘宗法世袭的用人准则。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我国行政文化从统治型行政文化向管理型行政文化和服务型行政文化的转变，行政文化的价值中心也由秩序到效率与公平及服务的变迁。行政文化的价值结构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我国的现代行政文化正处于管理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转变过程中。在追求管理的科学化、效率化、民主化向追求全体公众满意，认同的过渡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仍是现代行政文化的主旋律。

3我国现代行政文化的价值取向

3.1坚持以“人”为本，以“公众”为中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本质，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就是要以公众为中心，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以服务公众为公共行政的最主要目的。公共行政要遵循“一切为了公众，一切依靠公众，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的公众路线，把实现公众的全面发展作为行政的宗旨。现代行政文化要重视人，重视人的思想，人的价值，重视人的个性的发挥。

3.2追求最大的社会公平和公正科学发展观在五个统筹中充分体现了在兼顾效率的同时，追求最大程度的公平。我国在以往的社会发展中，坚持效率优先，常以牺牲社会的平等来过分强调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致使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水平出现了惊人的差距。据有关社会调查与统计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这个危险数字。因此，追求最大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兼顾效率，应是我国现代行政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在落实“五个统筹”发展战略过程中，政府必须自觉地去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肩负着公众期望的政府，要把维护社会公正，维持各种利益关系的良性平衡和促使其良性互动是第一本位，实现政府维护公共利益和以人为本的神圣使命。

3.3注重效率效率历来是管理的核心问题，作为公共行政也必须注重管理的效率。传统的行政效率研究主要从公共行政组织自身的投入产出之间的比率来确认行政效率。在微观技术层面，关注的是提高效率的原则和途径，而忽视了行政效率的社会层面即公平。传统的公共行政文化将效率作为优先要素，而现代行政文化应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关心各级行政组织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了多少行政任务或工作业绩，更关心的是公共行政产生的结果，即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需求，也就是说要从宏观方面看待行政效率，这是由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为指向的性质决定的。所以，要突破传统的以公共行政部门为目标的效率定位，代之以“公共需求”为目标的效率追求，建立一个“行政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

3.4树立服务意识“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很多国家提出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对于我国现在行政环境的发展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现代行政文化的价值取向应以“树立服务意识”为发展方向。众所周知，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信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群众工作方针，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这一宗旨跟服务型行政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它要求政府行政人员必须重视人民利益，公众利益高于一切，以服务人民，服务公众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并能从积极奉献中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服务意识的价值取向能够促进社会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公正，为社会树立正义的方向，还能够消除官僚主义，扼制“官本位”，服务型的行政文化以公众为价值取向，以追求公众满意为目标，这样行政人员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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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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