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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17:09:56

教育史

教育史范文篇1

关键词：计量史学；计量方法；教育史研究；运用

教育史作为历史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也深受历史学的影响。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于教育史研究中，对拓展教育史研究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计量史学的发展及其基本理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统计学的发展及其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计量史学开始萌芽。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统计学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上，探求计量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及其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到二十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通过发掘和利用新材料，开始采用初步的统计方法对史学进行定量分析。二战结束后，计量史学开始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一些高难度的数量统计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能够运用计量模型对历史现象进行模拟式的计量分析，计量史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大大拓展，计量方法成为此时期许多历史研究人员进行分析、判断和解释历史现象的主要研究方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发端于美国。美国在经济史领域首次引入计量方法来重新解释美国经济史，由此形成了美国的“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一词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康拉德和迈耶发表了美国计量史学同时也是美国“新经济史学”研究的第一篇代表作《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一文。此文中运用了大量的计量分析方法对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的收益问题作了新的解释。此后，“新经济史学”迅速传播到法国、德国、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研究实践中，“新经济史学”主要运用反事实的“假设一演绎”模式来解释历史现象，即“先提出一种与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相反的假设——演绎模型，然后将其转换成计量分析模型，再根据这个模型广泛搜集数据，进行验证”。这一模式虽然受到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批判，但它在史学研究中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它不仅使史学的内涵大为扩展，而且还促进了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对客观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新经济史学”的种种特征彰显了计量史学的特色。那么，计量史学是如何定义的呢?计量史学是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称历史计量研究或历史数量研究，其主要特征在于通过运用一整套数理统计方法，把数据或可以计算的其他史料作为分析和解释历史的主要证据。现代计量史学主要以现代科学技术(如计算机和统计学软件)为主要研究手段，以群体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计量史学法，不仅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了解普通民众的历史活动及其动向，而且有助于研究者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发展方向，从而使历史研究更加精密化。

二、计量史学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领域

在教育史研究中，计量方法没有一个特定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说，此方法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适用于历史上有关教育现象的规模、程度以及范围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在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时，往往用“一般”、“大概”、“几乎”等词语来描述某一时期的教育概况，这些模糊性的词语使得研究成果的说服力不够。而通过精确的统计所获得的关于教育规模、教育程度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研究成果的说服力。例如，康纳尔在《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一书中对日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学和大学的入学人数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下：“1915年，有6％的中学学龄学生进了中学；192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3％……然而，在力图升学的30％的中学生中，仅有7％的人能够成功升入大学。”由此可见，1915至1925年期间，中学入学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从中学升入大学仍然是很困难的。这组统计数据使人们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是适用于历史上有关教育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如教育层次结构、教育类型结构、办学形式结构和教育管理体制结构等。例如，利用计量方法可对不同时期的教育投资体制进行研究，2000至2005年，美国教育经费占该年国家财政总预算的百分比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正在逐年增加。2005年，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百分比最高。表1中所显示的数据使我们了解了近年来美国教育投入的变化情况。

三是适用于历史上各现象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所谓相关性即两个现象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说明一个现象是否随着另一个现象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研究某一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时，师资水平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曾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公学的教育质量与师资条件的相关性做过调查。调查发现，“在威斯敏斯特公学的62名教师中，最高学位为硕士的有7名，占教师总数的59.6％，有博士学位的9人，占教师总数的14.5％，两者相加占教师总数的74％；拉格比公学有教师95名，其中有硕士学位的46人，占48.4％，有博士学位的8人，占8.4％，两者合计占57％”。这一调查结果表明，高素质、高学历的师资队伍促进了英国公学教育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计量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范围是较为宽泛的，意义也是极为重大的。通过实际计算所得出的数据提高了历史陈述和历史论断的精确性。

三、计量史学法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的价值分析

教育史研究始于十八世纪末。到目前为止，其研究方法出现了改革和创新的迹象，那就是计量方法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教育史研究中。计量史学与教育史研究的结合将有助于教育史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首先，将计量方法引进教育史研究领域，促进了教育史研究的精确化。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大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者往往要阅读大量的史料并对相关的文字资料进行处理，当资料量过大时，分析过程中极容易出错，从这一角度来说，单一的定性分析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运用计量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一方面可以使研究者利用数学工具对能够计量的历史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概括，从而摆脱定性分析的局限，提高研究方法的精确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将研究者从繁重的、琐碎的史料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创造性的工作，从而提高研究表述的准确性。

其次，将计量方法引进教育史研究领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从目前来看，教育史研究关注更多的是精英人物和帝王将相的教育活动，而对普通民众的教育活动研究的较少。计量史学方法主要是应用于群体活动研究。通过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计量方法，可以使研究者“视野下移”，将研究兴趣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即将视角从精英人物转移到普通民众。例如，理解某一家族、某一社会群体(如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工人)的教育活动就需要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计量史学方法为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为研究者探求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

再次，将计量方法引进教育史研究领域有助于研究者挖掘和利用“边缘资料”。教育史学研究者“视野下移”有助于充分发掘和利用以往未被发现或被忽视的史料。如地方志中所包含的数量化资料、工资记录、入学人数记录等，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计量方法汇总为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史料的来源。此外，运用计量方法还可以把零散杂乱的资料汇集成为新的资料，从而提高史料的利用率。

最后，将计量方法引进教育史研究领域顺应了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国际潮流。近几十年来，教育史研究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但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资源、研究成果、研究趋势上还缺乏更进一步的交流。而数字化的研究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语言不通所带来的交流障碍，使研究成果易于被国内外学者所理解。

四、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计量史学法应注意的事项

首先，要与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计量史学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虽然使研究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单一的定量分析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一，若把计量方法当作唯一的史学研究方法，则会使史学研究充满数字化的公式，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有时单一的数据分析甚至会扭曲历史事实；第二，充满数字的研究成果也会使史学著作丧失其自身的艺术性。因此，计量史学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研究成果的精准性，但它并不是使史学研究“科学化”的唯一手段。教育史研究不应采用完全的形式化语言或是清一色的抽象符号来描述研究成果，而应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其次，注意非数字化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计量史学一般关注的是数字化因素在历史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对一些非数字化因素如意义、价值、观念等，则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因此，教育史研究者应注意避免这一缺陷给研究带来的影响，在研究史学问题时要从整体出发，树立“总体史”观，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非数字化因素为背景来理解量化结果。

最后，注意史料的特性所造成的计量方法运用的局限性。统计估算在历史统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估算’就是运用某些资料或无资料依据的数字，推断出资料中尚没有记载的事实”。这意味着计量史学家可以根据已有的数字资料和已推断出的资料去复原历史。但是，在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尤其是缺乏关键信息的情况下，这种复原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经过推断的历史资料有可能会歪曲史实，会传递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历史信息。

总之，计量史学使研究者摆脱了单一的定性分析，拓展了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但是，在谈到计量史学方法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其所具有的局限性。单纯的使用计量史学方法并不能使研究“科学化”。强调计量史学方法也不能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只有将各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史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W.F.Connell.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M].张法琨，方能达，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19.

教育史范文篇2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教育史范文篇3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2．论文的选题分布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4．论文合撰程度

5．引文文献情况

6．研究方法

三、结语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教育史范文篇4

【关键词】音乐教育史；女性音乐工作者；近代

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讲中说，“现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万种事业，皆由此时发起，由此时举办，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今民国既已成立，国民之希望正大；然最要者为人格。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种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今诸君发起此校，诚得要务；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正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诸君今既成立此女子师范第二校，生徒达百七十人，将来此百数十人，各担荷教育之事，希望固甚大也。惟必有学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诸君谨慎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则教育乃可振兴；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①孙先生此段话包含了两个信息点，每个信息都蕴含着一个好问题：第一，“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此句中为何单独强调女子师范的重要性？女子师范的状态在近展中与双轨中的男性师范教育有何不同？第二，教育的兴起和“男女有望平权”是怎样共生共存的？职业女性和女性音乐工作者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地位究竟是如何演变的？

一、“女徒弟”历史地位低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自中国古代以来，“职业”一词似乎与中国女性并无过多联系。东汉初期，和帝时代最具声望的女性史学家班昭，用一纸《女诫》为中国的女性在父权社会下该如何自处设定了行为规范。《女诫》洋洋洒洒数千字中除了“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的夫纲理论外，也不难看出，班昭并不提倡妇女抛头露面外出工作，而应“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地侍奉夫家。班昭所著奠定了中国女性之后千年来的封闭境遇和反叛之必然，也同样成为了之后直至清末“身家清白”之女性所遵从的“社会规则”。而因身家“不良”无法遵从此规则的女性，无非“娼优隶卒四种”，而“做女旦的”，更是至微至陋。②历史上对于从事音乐表演等行业女性的地位最为中肯和为大家所熟知的评价应该算是贾曾给唐睿宗的谏言：“良以妇人为乐，必务冶容，哇姣动心，蛊惑丧志，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③可以看出，女性音乐工作者在古时候除了出身民间团体外还有出身于乐府这种官方组织的，但“女徒弟”一旦学成，是要变卖或赠送给宫廷或大臣的，“师父”看重的是“女徒弟”色与艺的商品价值而并非对其手艺或品行的传承和学习。评价历史正确与否并非本文主旨，但只有明白女性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才能继续探讨“女徒弟”和“女教师”这一议题。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女性从事音乐行业”的情况确实生长于此种土壤，并且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与“教育”并无关系，直至中国清末的一次“客体”转机，“女教师”这一职业在经受诸多非议之后终于登上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

二、“女教师”登上历史舞台

么书仪在《晚清戏曲的变革》中的研究表明，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统治者对于女戏的态度是坚决否定的，这使得鸦片战争之前，女性已经彻底退出了戏曲等艺术表演行业，包括演员和观众。男戏的盛行似乎可以被当成“女徒弟”与封建社会道德的一次彻底决裂，因为之后，在清朝被迫开放的通商城市（天津、上海、奉天、武昌）出现了大量男女兼具的民间艺术团体，甚至出现了只有女性师徒的“坤班”。④政府对于“女性向女性学戏”的态度依然是严令禁止的（1890）：“英租界地方初时，有某妓置雏鬟学习唱戏，名曰猫儿班……知照各班，即时停演，违于提究，从此雏莺乳燕销声匿迹，淫魔之风庶几可挽。”⑤然而有趣的是，1912年，《申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外国女子文豪，因其素有学识，方能唤起人群，我国凡学戏女子，俱是寒家，平日不识文字，一登舞台，只知悦人耳目，岂不贻害社会无穷。”将前一则作为参照，1912年的新闻透露出两个信息点：其一，社会制度的改变以及人们对于审美的需求，使“视‘优伶’为‘贱民’的大清传统‘律令’对于‘优伶’‘平民’和‘八旗子弟’都逐渐不再有效”⑥；其二，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人们对传统审美和审美对象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对于戏曲等艺术行业的女性艺人根本上未变的组成方式和培养模式提出了不满，进而推动了“女徒弟”转变为“女教师”的教育方式的改变。换言之，“女教师”作为当时先进女性职业的代表不能只会“悦人耳目”，更要具有“演古说今”和“唤起人群”的素质和能力，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理论才得以完成。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女性教育者的未来不再依赖于传统师徒纽带维系的戏曲舞台。由此，一系列由外籍人员创办的女校应运而生：1892年3月17日，经林乐知建议与海淑德（LauraHaygood）的具体筹划，“中西女塾”在上海正式成立。该校办学要旨：“1．提供高等普通教育，中西并重；2．教授西洋音乐；3．从思想、道德、习惯上施以教育与影响……学制二年，招收八岁以上女童入学，课程设置除必修课外，选修课有音乐、表情法及舞蹈。音乐以钢琴为主，也有选修声乐或弦乐者。钢琴选修生约占全校总人数1／3至1／2，学琴时间一般不少于12年。因此，学生毕业时能同时取得正规学业文凭和琴科文凭者，为数甚少。”⑦除此之外，该学校采用的教材都是美国出版的西方经典音乐作品。还有音乐史、乐理和音乐创作等音乐理论修养课。1930年，该校向中国政府立案，改名为“中西女子中学”。⑧值得关注的是，该女校除了日常课程外，还将中国清代以来长期贬为最低的音乐提上了选修课一栏，并且注重学生的操行和道德品格。作为近代以来最先进的基础教育学校，中西女塾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与此同时，借女塾之名继续行封建思想推广之实的学校依然存在，如“务本女塾”。该女塾由吴馨创建于上海，其办学理念是“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教”。其课程设置除传授知识技能及家政等外，音乐课亦甚为重视，认为“唱歌要旨，在使谙习歌谱，以养温和之德性，高洁之情操”⑨。比较这两个学校，后者虽是以培养女学生为名，但目的仍旧是使之成为贤妻良母、满足封建礼教对女性提出的要求。对于女性音乐教育的改革并非完成于朝夕，在那个“女子教育”都颇具争议的年代，女性成为“教师”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女子音乐教育的转机

教育史范文篇5

目前，对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分期，一般是采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法，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历史转折的准备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分段问题，普遍的意见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以下四件事作为分段的界碑：1982年十二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还有一种分期方法，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碑，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样来分期、分段，对认识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相对而言比较准确，也越来越被大家认同。与我国历史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分期已经有了这样越来越趋于被公认的观点相比，音乐教育的历史与发展分期问题，却由于视角不同、标准不一，分法很不一样。这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建国以来的音乐史和音乐教育史很为不利。目前而言，有以下几种比较流行的分期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在此不妨检视一下。

第一种，以马达的分期为代表。在马达的相关文章和博士论文以及成书《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将我国20世纪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萌芽期（1901—1919）、初创期（1919—1949）、建设期（1949—1956）、曲折发展期（1957—1966）、停滞期（1966—1976）、繁荣期（1977—2000）。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结束，被分为四个时期。因为其博士论文后来以专著形式出版，是我国研究音乐教育史为数不多的重要成果，所以这种分期方法的影响较为广泛，得到许多论者的支持。

第二种，是以音乐教育重要的指导性文献演进为标志进行分期。宋蓓、郁正民在《新中国六十年音乐课程标准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对建国后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研究时，把音乐教育史也进行了时期划分，以中小学音乐教育大纲为重要的分期工具，并参照了第一种历史分期。这种分期方法认为，1949年以来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建设期，为1949年10月1日至1956年的教学大纲颁布实施；停滞期，为10年“”阶段；恢复期，从“”结束始，到1982年的大纲颁布实施；发展期，1982年到1992年版大纲颁布实施；成熟期，只包括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

第三种，与第二种类似，也是以中小学音乐教育大纲为标准，但分法却差异较大。研究者许锐把1949年以来的音乐教育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6，即建国十七年至“”结束，包括1950、1956年版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第二阶段，1978—2000，即改革开放时期，包括1979、1982、1988、1992年版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第三阶段，2001至今，包括2000、2001年版的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此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以其他线索展开研究进行分期。王安国教授在《1978—2008：历史的跨越——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三十年》一文中，从美育、课程发展、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综述了一定时期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只着重论述了一个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

与此比较接近，上海音乐学院的吴安娜在其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义务教育音乐课程发展——以课程指导纲要和教材为依据》中，也把分期聚集于1979—2010，但又进行了细分。作者认为从1979年到2010年，中国音乐课程发展经历了“重建”“发展”和“改革”三个重要的阶段。而刘龙华在其硕士论文《新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中认为，新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发展经历了五个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全面探索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时期（1991—2000）；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时期（2001至今）。以上种种分期方法，虽都各有所本，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自说自话，并不太利于大家对某一问题形成共识，交流起来也存在许多障碍。我们认为，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研究，应该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努力谋求共识。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在音乐教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与更广范围内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积极借鉴其研究成果。就1949年以来的历史分期来看，前文所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至关重要的分期依据，因为实质上党史与国史分期并无区别。所以，音乐教育史并不能完全无视这个重要的参照标准，而是要尽可能以此为分期的主要依据。只有这样，才能让专门史的研究更具有历史的权威性。其次，在遵照大历史视野分期的前提下，认清音乐教育史中分期的标准。比如，既然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发展有两种基本的分期方法，完全可以在此大的框架下，再做次一级的专门史分期，以重要的音乐教育文献和事件作为标志，而不必一定要上升到宏观的历史分期层面。

教育史范文篇6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实践教学；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史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使其成为学生热爱并受益终身的优秀课程，201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中，要求“创新教学艺术，形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支撑”“理念手段先进、方式方法多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党的报告也从根本上规定了当前高校立德树人的方针、原则和基本任务。在新时期、新常态环境下,我校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按课程内容研究的方式，以问题为导向，进行阅读实践、课堂讨论、社会研修、创新实验计划和课程论文等研究性学习形式的探索，使学生主动地获得知识的增长、发散性思维，进行道德洗礼，最终提高其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和交际能力，以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

一、阅读实践式研究性学习

（一）阅读实践式研究性学习的含义和特点。阅读实践式研究性学习是以教师指导学生阅读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文献以及经典的作品，进而加深对所学内容的了解、认知与感悟的学习方式与教学模式。阅读实践有“阅读形式的多样性、阅读内容的多元性、阅读过程的自主性、考核评价的开放性等特点”[1]。（二）阅读实践式研究性学习的作用。1.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培养其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阅读习惯；2.由过去只看教材到阅读重要文献、经典著作等，以提升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待人处事的人文素养。（三）阅读实践式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按照教学的不同内容，指导学生阅读相关著作。例如在讲到“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时可让学生阅读的《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一文，深刻体会“革命军是党的军队”“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在讲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时，可让学生阅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一书，以深刻领悟为什么新时期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教学事业新局面。同时还要指导学生阅读政治学经典著作如《理想国》（柏拉图）、《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等，以便使学生掌握政治，政治学，政党及其发端演变、特征、类型、制度等基本范畴，进而使学生关注、追踪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研究领域、研究学派、研究趋势等前沿理论问题，以获取具有普遍价值的发现，提升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

二、课堂讨论式研究性学习

（一）课堂讨论式研究性学习的含义和特点。课堂讨论式研究性学习，是以3~5人为一个小组，再以小组为单位，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历史与现实相“链接”的话题进行课前准备，然后再在课堂上相互讨论，发表见解，在辩论中激活思想，提升认知，最后教师进行总结的一种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课堂讨论式的教学，具有“开放性、互动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征[2]。（二）课堂讨论式研究性学习的作用。1.改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听课效率较低，很难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这个老大难问题。课堂讨论式学习要求全员参与，每位学生都要参加一个讨论小组，分头去搜集材料，要上台发言，故增加了学生的参与人数，也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在课堂上，教师通过营造民主、平等、互动的教学氛围，激发了学生表现自我的主动性，当学生自己的创造被认可时，其会体验到学习的幸福与快乐，这种体验是别人无法代替的。2.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特别是主动发现新问题、有条理地分析问题、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研讨过程中流畅的表达能力和和谐交往能力。因而，在课堂研讨过程中，特别是在答辩过程中，在进行观点互动和思想碰撞中，提高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和交际能力。3.对教师而言，因要对课堂讨论进行评价、总结，故要求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和见解，这样才能应对课堂讨论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无形中也提升了教师的综合素质。（三）课堂研讨式研究性学习的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精神，高扬新旗帜，担当新使命。故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课堂研讨式教学中，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核心任务和中心环节，在课堂讨论时设置以下题目：1.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其对“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何启示？2.黄埔军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有哪些？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何借鉴？3.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今天我们如何发扬长征精神才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4.中思想政治教育有哪些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有何借鉴？这些题目的讨论可以保证精神准确、完整、科学地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教师角度来讲，将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融注于教学之中，转化为研讨的内容和研讨的话语，可增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理论的说服力、情感的感召力、政治的号召力，可充分实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的目的[3]。

三、实践研修式研究性学习

（一）实践研修式研究性学习的含义和特点。实践研修式研究性学习是组织学生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社会研修，并撰写研修报告，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修中锻炼其组织能力、调查报告的写作能力以及研修过程中人际交往能力。实践研修式教学具有目标的特定性、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等特征。（二）实践研修式研究性学习的作用。1.促进学生了解社会，提高他们自身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认识，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更好地结合，提高了学生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学生坚定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2.有利于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受益面和政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3.有利于青年学生的成长，也是青年学生成才的自身需要。4.有助于解决青年学生对现实社会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通过深入社会和实践，使青年学生了解和认识国情，认清就业形势，了解社会对毕业生的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实现个人志愿与祖国需要的有机结合。（三）实践研修式研究性学习的实施。2017年“七一”前夕，为贯彻落实“不忘初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挥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重要讲话精神，我们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级研究生到上海党“一大”会址进行实践研修。通过研修，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了所倡导的“红船精神”的意义，有现场感、情景感，深化了理论教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四、创新实验计划式研究性学习

（一）创新实验计划式研究性学习的含义和特点。创新实验计划式研究性学习旨在鼓励和支持学生尽早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实践等活动，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其特点是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实践创新的能力。（二）创新实验计划式研究性学习的作用。1.能满足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及需要。特别能适应学生喜欢创新、挑战的个性。2.重在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参加创新实验计划式研究性学习的学生要对科学研究或创造发明有浓厚兴趣，要在导师指导下自主设计课题，自主完成课题，自主管理课题，以促进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验改革。3.带动思政教师的教学。通过指导学生的创新实验计划的实施，有利于教师将创新的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当中，使教师成为教学和科研都过硬的“双优型教师”。（三）创新实验计划式研究性学习的实施。2018年《高校创业氛围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理性行为理论》课题，成功申报学校“创新实验计划”项目。学校“创新实验计划”的实施步骤如下:1.组织机构。“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在主管教学副校长领导下，成立由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团委、科学技术处、计划财务处、人事处、研究生处、资产处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统筹规划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项目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开展。学校聘请相关专家组成“创新实验计划”指导委员会，负责项目的申报评审、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成果鉴定及奖励建议。2.申报与评审。申请者要学有余力，善于独立思考，实践动手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研究探索精神，对科学研究、科技活动或社会实践有浓厚的兴趣。申报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2~5人组成的团队，鼓励学科交叉和年级交叉，但个人不得一次同时在不同项目之间交叉申报。学生个人或团队基于浓厚的兴趣爱好，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题及实施。选题应思想新颖，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立项依据要充分，研究内容和目标要明确，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要可行。项目研究时间一般为1~2年。指导教师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治学严谨，负责审阅项目内容，全程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创新训练，组织学生讨论交流及审查学生的研究结果等。申报与评审程序：（1）申报人（或团队）提出申请，填写“创新实验计划”项目申请表；（2）指导教师审阅并签署意见；（3）指导教师所在学院对申请项目及申请者进行初步评审筛选，对推荐项目提出具体意见；（4）学校专家指导委员会对学院报送的申请项目进行评审，组织答辩会，审查项目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及研究计划、经费额度和申请者的研究能力等，提出评审立项意见和改进建议；（5）学校汇总评审意见，确定创新实验计划资助项目与资助经费额度。3.项目管理。项目启动时间从学校正式公布立项之日起。批准立项后，项目负责人应按照项目相关要求，集中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立即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实验，自主研究。项目负责人在研究过程中应认真填写研究活动进展情况和研究体会，做好实验记录，导师应及时指导和跟踪。项目负责人应在每年年底提交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报告，报告内容为：实验任务的完成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等。项目研究时间过半，项目负责人应提交中期研究工作报告，内容包括：实验任务完成情况、困难和问题、下一步研究计划等，学校将组织中期检查，并提出实验与研究改进建议。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撰写《“创新实验计划”项目研究总结报告》，并附上研究记录等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实物，由学校领导小组组织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对研究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还可不定期组织相关项目进行小组研讨，举办大学生科技节和科技论坛，搭建项目交流平台，立项项目均应进行交流。参与项目的学生可根据项目开展情况及个人实际向学校申请个性化培养方案，对通过验收的项目负责人或团队成员认定创新学分，并颁发结题证书。对阶段性成果突出的，经认定可作为研究生阶段选题继续资助研究。学校根据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任务量和完成质量，给予指导教师计算教学工作量（顺利结题者按30学时/年计算），评选优秀指导教师，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时向优秀指导教师倾斜。

五、课程论文式研究性学习

（一）课程论文式研究性学习的含义和特点。课程论文式研究性学习旨在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引导他们带着问题去学，不断地追问，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养成良好的科学素养的一种学习方法和教学模式。其特点是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是一项智慧性的创新。（二）课程论文式研究性学习的作用。1.学生可以找自己喜爱又擅长的课题，从中发现问题，然后进行调查分析并找出对策，最后写成论文，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2.教师的角色不只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同时学生贯注在课程论文里的智慧，聚集起来是火炬，丰富了教师的知识库。这是一个教与学相长的过程，有利于教师从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成果中汲取智慧和灵感。（三）课程论文式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课程论文式研究性学习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论文的选题；二是过程的指导[4]。首先论文的选题，需要教师在平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擅于从生活和理论学习中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比如2017年5月在中南政法大学告诫同学们“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故选择“青年兴，则国家兴”这样的题目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快速地搜集有价值的资料，能用有效的方法进行分析，养成学术规范；引导学生遇到问题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等。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性学习模式的应用，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最终将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忠实的生力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

［参考文献］

［1］柳礼泉，段丽.阅读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形式［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4）:81-85.

［2］张君，欧梦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讨论式教学法研究述评［J］.思想教育研究，2015（3）:65-68.

［3］王树荫.党的精神融入“基础”课教学的基本思路［J］.北京教育，2017（11）:32-37.

教育史范文篇7

我热爱教育事业，工作中做到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勤勤垦垦，兢兢业业。我爱每一个学生，时刻用自己的言行去感染他们，用自己的真诚和善良去感化每一个学生；用自己的钻研、勤学来引领每一个学生。做到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教育。与学生建立起民主、平等、和谐的良好师生关系。

我深知“读书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所以经常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抽出时间来阅读。通过重读那些文学名著，增强了我对名著内容的深入了解，也更增加了我的知识养料；通过学习教育专家的理论文章，开阔了我的教育视野，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通过学习《教师的人格魅力》，我学会了如何做一名学生爱戴的老师，提高了我的做人修养。我还经常关注市教育博客的内容，在同行的博客中学习经验，探讨不足，及时把握当前语文教学的最新动态，并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积极去探索先进的教学模式争取达到教学的最优化。然后，又把在教学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形成文字，写成文章。《我的语文教学观》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篇文章在年3月《安庆师训》（年第1期，总第24期第39-40页）发表后，受到同行一致好评。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深深意识到“教育的艺术在于鼓舞和唤醒”，教育的过程是创造性很强、又极富挑战性的过程。只懂教书不会育人，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我谨记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对待学生坦诚而不鲁莽、关心而不骄纵、信任而不包庇，因而在学生当中树立了良好的师长形象，使学生“敬而亲之”。“勤奋努力，奉献爱心”是我作为教师的信条。任职期间，我能够坚持正面教育，大胆从心理素质方面探索德育教育的触发点，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不歧视差生，对一些思想上不够成熟、自律性较差、孤僻自卑或自大狂妄等缺点的同学，进行细致的了解工作，从各方面关心他们，使学生觉得教师既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师长，又是一个可以与他们促膝谈心的朋友。特别是对那些留守学生，我总是特别的关注。年4月，我所写的关于留守学生的《空巢，谁在留守》一文，荣获年“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创新论坛”案例评选一等奖，受到人民教育编辑部和市教育局表彰。

在语文教学工作中，我积极探索适合于学生的教学方式。在走进课堂之前，总要细心研究教参和教材，向其他老师虚心请教，并针对班级学生的学情和自己的教学特点，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化。在年8月5日县级典型课例公开课评比中，我所教学的《伤仲永》获得了总评86.67分，受到县教研室领导和老师的一致好评。学生成绩也在原有基础上稳步提升，学生的学习习惯有所改进，学习兴趣有了提高。在2009—2010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全乡统考中，我所带的八年级语文获区级第二、校级第一的好成绩。在年12月县《祖国在我心中》征文活动中，我所辅导的两名学生获得初中组二等奖和三等奖，我也获得了由县委宣传部和县教育局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

教师是一个研究者，一个思想者，一个探索者，所以本人积极参加各级组织的教科研活动，年4月，我作为一个骨干教师，参加了市教研室在枞阳召开的市初中语文教学研讨会。在会上，主动学习各种先进的科研成果，力求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日渐成熟。勤奋积累，笔耕不辍，我把我的教学心得和生活中的感受形成文字，写进我的博客。在年8月市教师教育技术优秀作品评选活动中，我的博客----亭湖熙客，获市年度教师教育技术优秀作品二等奖。在年元月市优秀教育博文评比中，我的作品《师恩永远》、《我带学生爬雪山》分别获得市年优秀教育博文“感悟人生”一等奖和”和“教育叙事”一等奖，并享受市教育局特邀参加第二届市教育论坛大会的荣誉，并接受市教育局颁奖。

教育史范文篇8

关键词：素质教育;校园足球;发展

新时期，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的教育改革向现代化迈进，应试教育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型，以体育为突破口实施素质教育使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体教结合”成为体育与教育改革的热点。在此背景下，校园足球活动孕育而生，以足球为突破口推进学校体育教育改革，成为实施体教结合的途径，同时，又以校园为依托开展足球运动，使足球得到更好的普及与发展。

1、素质教育与校园足球的发展背景

1.1、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发展。素质教育的提出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是素质教育的最初思想源头。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中说：“我们的教育理念，教学手段、方式、内容等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2006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了以亿万学生为主体的“阳光体育”活动，为全国数亿学生服务，这是形成学校改革的起点。但是，在开展阳光体育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阳光体育“口号化”、阳光体育内容“形式化”、阳光体育实施的“理想化”，以及开展形式单一、动力不足等尖锐的问题。直至2014年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校园足球作为阳光体育运动的补充，肩负起促进学校体育改革使命，但要使校园足球对学校体育改革起到真正的效应，就必需要清楚的认识到校园足球在学校体育改革中的价值及涵义。1.2、校园足球的提出与发展。2009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以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实施方案》，并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校园足球这一术语正式从幕后走向了舞台。2015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切实提高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质量和水平，国务院牵头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以及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了《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校园足球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2、素质教育下发展校园足球的意义及目的

2.1、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体卫艺司局局长王登峰在谈及校园足球的三大愿景或三大使命时指出：“我们发展校园足球的第一个理由和愿景，就是足球的育人功能，通过足球的育人功能来进一步提升体育在我们整个教育中的地位”。足球运动所具有的教育价值取决于其自身特点。足球运动中激烈的身体对抗，频繁的攻守转换，复杂多变的局面形式等，这些对于运动员的注意力、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以及反应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通过足球教学和比赛，能够帮助学生启发和开发智力、能够提高学生对事物的认知及判断能力。并且在长期的足球运动中，可以培养运动者勇敢顽强、坚忍不拔、拼搏进取的意志品质，以及提高运动者团结协作、遵守纪律、公平竞争的道德品质。2.2、提高体育的育体功能。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最直接最明显的功能就是增强体质。国际足联出版的《足球与健康》杂志中曾提到：“足球项目是最好的健康‘守护者’，每周3次，每次持续时间1小时的足球运动能够有效促进身心健康”。足球是集灵敏、速度、力量、柔韧、耐力等多种身体素质于一身的运动项目。有研究表明，经常进行足球运动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足球运动是训练腿部的最佳运动，能够强化腿部的骨骼促进骨骼生长，也可提高关节周围肌肉和韧带的力量和伸展性，从而增强关节的牢固性。2.3、促进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在传统“重文轻武”思想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于体育的价值和功能认识的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出现了耐力不行练长跑，手臂力量不行练引体向上，腰腹力量不行练仰卧起坐等单一的教学方式和错误的教学理念，致使学生体质下降，学生喜欢体育运动但不喜欢上体育课，以及学生在14年体育课中未能掌握一项运动技能等问题的不断出现，由此引发人们的反省与深思，从新审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与功能，进而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而以校园足球为突破口进行的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是希望通过推广校园足球改革探索出来有效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辐射到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体操、武术等等体育项目中，推动各地各校形成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的体育教学体系，使学生在14年的体育教学中掌握一两项伴随终身的运动项目，养成终身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实现学校体育教学的改革。

3、推动校园足球实现素质教育的措施

3.1、明确校园足球发展的教育理念。自2014年我国校园足球由教育部接手以来，校园足球一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各界人士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认知。其中，部分管理者对于校园足球的发展理念及其指导思想存在认知不足，导致校园足球的教育功能和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和挖掘，所谓的足球特色学校，主要是以抓训练和比赛名次为目标，普遍缺乏教育元素和文化内涵。因此发展校园足球需要我们正确认识校园足球在教育中的价值，明确校园足球的教育理念。只有形成对校园足球的概念、理念、本质、价值、功能等问题的正确认识，才可能把握校园足球发展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才能保证校园足球发展方向和基本思路的正确。3.2、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首先，教学大纲的制定要符合校园足球发展的教育理念，按照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足球理念合理的制定教育目标；其次，足球教学大纲是面向所有在校学生，学生成长过程所处的每一个不同年龄阶段都有着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每个阶段的生理、心理、认知能力、行为特征、协调能力及对球控制力等，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所以要求大纲在符合不同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上，结合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合理编排教学进度以及编写足球教材，使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具有不同认知程度和技术接受能力的学生，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教学指导；最后，大纲也是考核和评价足球教学质量的依据，考核与评价不仅是课时的完成量，关键是看教学效果，如学生体质的提升与否，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是否增多，学生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是否提升，学生在运动中是否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等等一系列能够体现校园足球发展的教育理念的指标。3.3、建立规范的校内足球赛事规程。合理组织校内赛事规程，学校体育能够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关键在于学生在竞赛过程中学会基本的规则，对比赛规则的遵守可以直接迁移到日常的生活中来，从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人们修养。因此，校园足球比赛开展前提是裁判、赛风以及赛纪赛规必须公平公正公开通明，体育比赛的风气是影响校园足球能否起到育人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赛事赛程的安排要合理规范，班内比赛、班级比赛、年级比赛以及校内比赛等比赛形式要丰富，以实现班班有球队、周周有比赛，通过各种比赛的开展提高学生参与足球运动进行体育锻炼的兴趣，同时，使学生在竞赛中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3.4、加强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一个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办学风格取决于校长的认知，校园足球的发展规模以及发展进度也受学校领导重视程度的影响。因此，学校领导要加深对校园足球活动的了解和重视，使各级学校领导在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时能过全面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认真部署校园足球活动开展方案，更好的规划和指导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工作，监督校园足球开展的实际情况,增加校园足球运动的投资基金,加强学校足球运动场馆器材及其辅助设施的建设。3.5、提高教练员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水平。教练员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教学能力水平高低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校园足球的发展。足球训练中从技术的学习到技能的掌握以及最后的比赛能力的养成无一不考验着教练员的思想素质、能力素质、知识素质、水平能力和训练方法。一个优秀的教练不仅能够培养一个技能突出的足球后备人才，还能够培养出一批对足球感兴趣的学生。因此，学校应重视足球教练员管理，建立教练员岗位培训制度，深化教练员知识、文化和培训技能的培养。作为一名教练不仅要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和教学能力的提高，更应该注重自己思想品质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以高度的责任感面对小学足球的训练和指导，使自身能够以综合性的能力胜任小学校园足球运动的教育工作。3.6、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的发展经验。足球始于明治兴于大正，大正二年（1913年），足球别列入“球技”项目，成为独立的体育教学科目，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正式一环，是一种以锻炼身体，培养国民恪守秩序与爱国奉公精神，灌输国家主义思想为发展理念的教育制度。我国校园足球的开展，要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理解国外先进的足球发展理念，参考国外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丰富经验，借鉴国外成熟的足球教育体系和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断改进校园足球活动开展方式，不断完善我国体育教育体制，真正实现足球运动在校园的普及和推广，实现足球运动过程中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实现足球运动回归到学校体育教育中。

4、结语

校园足球作为国家足球事业的一项基础工程，其价值和功能辐射都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教育部决定把足球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编入中小学教学大纲，通过校园足球带动其他运动项目的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实现体育育人目标，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等价值与意义也更加突显出来。校园足球的发展应紧紧围绕人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其根本目的是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培养健全人格。

参考文献：

[1]张杰.建国初期对私立学校的保护和改造[A].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C].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2009.

[2]张辉,徐英微.论现行“阳光体育”实施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及其系统应对策略[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04).

教育史范文篇9

但是，在教育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游戏的精神却在不断的枯萎，游戏却非常贫乏。从教育刚刚产生时的丰富的游戏教育形式，到后来的与游戏无缘，教育中的游戏日渐少见，学校中根本看不到游戏的踪影，直到今天以应试教育为代表的学校教育，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在日益地远离着游戏，在教育面临着变革的今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看看我们的教育是怎样失去了游戏这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的，以增强人们对教育与游戏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细致地考察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什么是游戏？教育需不需要游戏？

对于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总体而言，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权威的工具书《辞海》是怎么解释的。在《辞海》中，对游戏是这样解释的：“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有智力游戏(如下棋、积木、填字),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搬运接力),竞技性游戏(如足球、乒乓球)。游戏一般都有规则,对发展智力和体力有一定作用。”再看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⑴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谜等。某些非正式比赛的体育话动,如康乐球等也叫游戏。⑵玩耍：几个孩子正在大树底下～。”很显然,在权威工具书中,游戏被认定为娱乐和体育的手段,与正经事不相容,“游戏人生”就是娱乐人生,就是将严肃的人生视为儿戏,自然就难以被我们所接受。

而荷兰学者胡伊青价的《人：游戏者》这本书的定义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②更进一步，胡伊青加还把人直接定义为：“人：游戏者”把人看作是游戏者。随着今天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他直接从游戏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另一方面的本质特征。

今天，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学者，把游戏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甚至认为游戏是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石中英在《教育哲学导轮》一书中，在谈到人的形象时，就把“游戏人的形象”和“文化人的形象”“制造人的形象”作为三大类之一，与其他两类人的形象相提并论。并认为作为“游戏人的形象”，具有如下特征：“人人都爱游戏”，“人人都生活在游戏当中”，“人人都是‘游戏者’”，“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成为’自己和‘看到’自己”。他深刻地看到了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中游戏状态的缺乏是造成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游戏的精神应该渗透到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③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拨乱反正，可以让人们重新看到教育中游戏因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有人更进一步，竟直接认为“教育即游戏”。④把教育作为游戏来看待，揭示了游戏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写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记主席勒的那句著名的话：“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人与游戏关系的命题,对于我们考察教育中的游戏因素极具启发意义。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是在一步一步的丧失了游戏的。不论是作为一种教育教学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教育中的精神，游戏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逐步失去了它的领地的。

首先。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把游戏赶出了学校。

在西汉时期，经过了文帝和景帝奉行“无为”政治和黄老之学，人民经过了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大发展。但社会矛盾的存在也是客观的。最主要的表现是思想上的不统一，各种学派、各种思潮泛滥，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斗争，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到了汉武帝时期，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汉武帝首先希望在思想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董仲舒作为一代大儒，便迎合了汉武帝的这一需求，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汉武帝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之外的其它各派学说，全部“绝其道”，将儒家学说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学派，在汉朝以前，儒家学说与其它学派一样，并没有取得高于其它学派的地位，与其它众多学派的地位一样，不被统治者看中。在先秦，尽管孔子和孟子极力向各国的君主们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但那些好大喜功，各自怀着极大野心的君主们，竟没有一个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秦朝，统治者所采纳和实行的是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奉行的是法家的思想路线，走的是一条暴烈的治国之路。在汉初，统治者有鉴于秦的暴烈，则奉行了黄老哲学，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但是，“无为”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发展之中也蕴藏着各种尖锐的矛盾。而“以史为鉴”是古代所有统治者制定基本国策的基本参照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学说才在汉武帝手上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教”。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早就提出了“仁”的主张。“仁”又指什么？孔子告诉我们：“仁者，爱人。”“仁”的最主要内涵就是“爱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的发现，确立了人在儒家学说中的至高地位。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孔子心目中的“人”，更多的带有伦理色彩的人。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人，而不是西方那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在这点上，孟子说得更为具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种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不是那种具有个人独立人格的自由的关系，而是一种有着很强的君臣、长幼之类特征的人伦关系，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个体的人，只不过是那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扭结。

这种人际关系，很明显，它是以尊卑、等级为特征的，体现在教育中的师生之间，就是绝对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尊卑关系。在这方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最好的注脚。师生之间婉若父子。在教师面前，学生必须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听从。明代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国子监学规，有一条规定：学生“各宜遵承师训，循规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会馔，毋得有犯学规，违者痛治”；“各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充军”。⑦教师呢？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个高高在上的指挥者，容不得学生在他们面前活泼泼进行游戏式的学习活动。因为那是不严肃的，是不尊的。

在儒家思想看来，“师”就是“师”，“生”就是“生”，不要说师生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游戏之类的教与学活动，就是学生们之间，也绝对不允许进行什么游戏活动，否则就是不成体统，不懂规矩。在这一点上看来，儒家教育思想是绝对排斥游戏活动的。

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观念的熏陶下，我们中国人养成了一种“老成温厚”的性格。中国人向来都讲究做人方面的“温、良、恭、俭、让”之类的君子风范。对于读书人而言，琴、棋、书、画一向被人视为高雅的事情。作为读书人，在他们的业余爱好当中，一般而言，都把这四件事情作为自己的饭后茶余最好的消遣。游戏，则绝对在他们的排斥之列。再说，这也是谦谦君子的风范，讲究的是以理智压倒情感，不论大人小孩，一律都要一本正经，不得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失去礼节。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任何一个受教育者，就基本上成了小大人。一个个老成持重，缺乏天真活泼的少年特性。

而游戏，则是基本上排斥老成持重，拒斥一本正经的。所有的游戏，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体现人的个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游戏之中见本性。”有的人，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可是，一旦到了游戏场，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所有本性，全都暴露无遗。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本性给隐藏起来的原因。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的感染、熏陶下，自从儒家思想获得意识形态的入门证书，被奉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来，中国的教育中，一向都缺乏游戏精神和游戏活动。

可是，就在“独尊儒术”之前，中国的教育中，竟不乏游戏教学。

在先秦时代，祭祀作为一件国家大事，一直都被看作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教育，后人称之为“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常用的方式就是宗教仪式。据荷兰学者胡伊青加的考察，在古代的许多民族当中，都有以游戏之类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那富有韵律的唱词以及仪式上的舞蹈等等，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游戏。中国也不例外。在西周，祭祀知识的教育属于礼教的范畴，因为祭祀是讲究礼节的。“‘礼’必须用‘乐’配合，大司乐的职掌是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⑧“德”“语”“舞”三者结合，游戏的色彩特别浓厚。被中国古代人特别看重的所谓“射”的教育，则更是在活动中进行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活动都具有游戏的特征，都可以视为游戏，但其中的很多活动，都是游戏性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教育，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训练与比武的过程，有着浓厚的游戏色彩。这一点，史书都有记载，在此不再多论述。

在墨子的教育方法中，游戏之类的教学，是他常用的。我们主要从《墨子·公输》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子墨子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攻城之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接着，他便告诉楚王：“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久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推测，墨子在此之前，主要运用了模拟性质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他假设了战例，有敌我双方，进行攻守训练，否则，他的弟子何以就能使用他的那些守城之械？这就是典型的游戏教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墨子是那个时代进行游戏教学的杰出代表。

在那个时代的典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可是，到了汉代以后，游戏教育就基本上不见踪影了。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讲究如何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和记诵的教学。一般都是由一位“生乎吾前”“术业有专功”的先生，传授儒家经典。而且，一些庸师们只会照本宣科，照搬权威注解，进行枯燥的教育教学。“逑者，逑也。”式的先生非常普遍。《牡丹亭》中的那位老先生，当学生问道“君子好逑”的“逑”什么意思时，先生竟回答：“逑者，逑也。”这样的教育，有何游戏可言？有何活泼可言？人的个性、创造性等等，全都给泯灭了。

直到今天，这种照本宣科式的教育，不是仍然还占据着我们的课堂吗？游戏，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莘莘学子。

其次，科举考试，则从制度上将游戏拒于校门之外。

肇始于隋朝，成型于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我国一千多年来学校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它在世界上首次确立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为许许多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提供了进身的台阶，使中国的一大批布衣人士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激发了读书人发奋读书，努力求学的上进之心。使一些人，一辈子用心于科举考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读书为什么？宋真宗的诗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最好地表达了古代读书人的最大愿望。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⑨在整个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的教育史中，科举考试，一直是学校教育的最大的和唯一的目标。金榜题名，也成为所有读书人一生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他们可以忍受任何困难，只要有朝一日能够榜上有名，光宗耀祖。西方学者李维在其所著《中日两国现代化因素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文人学子，宁愿熬受‘十年寒窗’的苦楚，埋头研读索然无味的经书，学做机械式的八股文章，而一次复一次地去参加在未来是成功与失败甚难预料或把握不定的赌注，以图获取功名，光耀门楣，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过着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的生活。‘科举、做官、发财’变成这个社会中上进的三步曲和不可动摇、不可怀疑的公式。其结果致使许多迂腐的儒生，将一生的生命整个投入无止境上午考试准备中，而一无所获。”⑩莘莘学子们，为了他们的功名利禄，耗尽了自己的心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板凳须坐十年冷。”等等，都是对那些在漫漫求学路上攀登者的鼓励与描述。为了能“金榜题名”，他们宁愿忍受那许许多多的学习中的痛苦。在民间，还流传着“哭文章”的说法。那意思无非就是说：文章是哭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这些，都在向我们表明：传统的教育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是根本排斥游戏的。更多的，是痛苦。

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科举制度，作为一千多年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程形式，甚或是教学方式方法乃至学习的方式方法，都无不体现着它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它向全社会宣告：只有符合这一制度的教育才是受欢迎的、有价值的。钦定的教材，铁定的内容，逼得天下所有的求学者都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记与背之中；也逼得教师不得不以单向度的传授方式进行教学。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点：绝对地排斥游戏，排斥愉快！

“所有游戏活动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游戏者都‘高兴愉快地参加游戏’和游戏的自我满足。”“游戏着的人是完全摆脱了一切压力的人。”“游戏状态是有意识活动的创造，人在其中是在实现可能的目标，而不是必需的目标”。⑾游戏的参与者，都是自己自觉自愿地加入游戏队伍之中的，并没有谁有意强迫谁去参与某一项具体的游戏，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高兴又愉快的，并不是带着“苦瓜脸”与游戏拌始终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去仔细观察一番孩子们游戏时的情景，就再也清楚不过了。而古代的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学子们，从那些描述中，我们能发现一丝一毫的“自觉”“自愿”与“高兴”吗？游戏的目的，就在于游戏本身，而不在游戏之外。这也是游戏区别于其它任何活动的重要特征。古代，为了功名与利禄去求学，这本身就不具备游戏特征。游戏的快乐在于游戏的过程中，而不在于游戏目的的实现。象小孩玩过家家，那兴趣，百分之百的在于过家家这游戏的过程本身的乐趣，游戏结束后，什么外在目的也没有。玩了之后，孩子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游戏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游戏一场空”是对游戏的最为恰当的描述。得到的，是快乐，是乐趣，是性情的陶冶，是个性的形成。

游戏中的学习，是没有外在压力下的自由自在的学习。曾经在山东电视台看到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四岁小孩，能流利的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诗宋词，而且，背起来还浑身是劲。听他的幼儿园老师介绍，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只不过是在小孩玩耍中边玩边唱。象很多小孩玩的那种游戏，边玩边唱：“一米一米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那位老师要求孩子边玩边背《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宋诗词。孩子边做游戏边唱，效果极好，记得特别牢，这就是游戏教学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在科场上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如何刻苦学习的故事。鲁迅先生当年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狂人在读书时，所读到的是满纸的“吃人”二字。在我们中国的教育史上，其实只写满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苦”或“哭”，根本就与“乐”无缘。

最后，实用理性观念的深入人心，更让中国教育排斥了游戏。

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认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⑿所谓的实用理性，是以实用为最根本的目的的理性。就是说，对于任何对象，我们中国人都以是否实用的眼光来看的。换句话说，一切以实用为标准，为目的。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读书戴顶”以及“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都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发奋求学的目的。这些宏观上的考察，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容纳游戏的蛛丝马迹。相反，都是排斥游戏的，与游戏水火不相容。再从微观的视角来看，结果也一样。所谓微观的角度，指的是求学者的学习过程。虽然我们很难在史书中发现这样的实例，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找到。比如一些戏剧的剧本。还是以《牡丹亭》为例。那位先生以“逑者，逑也。”来解释“君子好逑”中“逑”的意义时，先生所传递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只要记住了，背下来了，也就行了，也就有所得了，至于其它，那只是浪费光阴，心有旁骛，达不到求知的目的，不必学习，不必掌握。在其他的一些戏剧中，也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先生一板一眼地教弟子读或写；弟子呢？则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在读，在写。那场面，非常严肃，容不得弟子门有半点随意。可是，当先生一旦有事暂时走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景象了：弟子们打打闹挠、玩游戏，孩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古代所谓的“闹学”，其实就是孩子们对那种太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教育的反抗。每天要学有所得，每个时辰要有所得。每天的学习结束时，学生都要向先生“交书”（背诵），“交”不了“书”，即背不出，那就要受处罚：罚跪、拧眼皮、打手心、掌嘴巴，挨骂。

这便是实用理性给教育带来的恶果。因为游戏的无直接目的的特性，使得它根本就无缘渗入教育。

当然，中国教育几千年，我们始终很难发现有明显的游戏的特征，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个封建的社会。因为在那个以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那种具有个性的，富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个人；统治者所需要的，只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乃至奴才。所以，在那时的教育中，根本就容不下游戏。没有游戏的立锥之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游戏，重要是方法意义上的，偶尔也涉及精神领域。

注释：

①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②〔荷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页。

③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107、108页。

④黄行福《教育即游戏》，《江西教育科研》2002年第11期。

⑤转引自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页。

⑥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一卷254页。

⑦转引自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416页。

⑧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30页。

⑨《论语·卫灵公》。

⑩转引自刁培萼《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134页。

⑾[奥]茨达齐《教育人类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164、172页。

教育史范文篇10

今年6月下旬，一个狼群雕塑在深圳市南山区一小学揭幕，这组雕塑名为《出征》，底座上刻有说明：“东方似‘羊’的教育，培养的是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西方似“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我们通过对狼的性格的剖析，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成为强者。”

这组雕塑的出现和“狼性”教育观点的提出，一时间在教育界和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对“狼性”“羊性”及“人性”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人们对“狼性”教育所提倡的学习狼的强悍进取、勇敢无畏的精神；不屈不挠的竞争精神；坚韧刚毅的团队精神；以及奋不顾身的战斗牺牲精神等等，是抱肯定态度的，但同时也对“狼性”中残忍、嗜血、贪婪给予了否定，在质疑“狼性”的同时，透视出人们对“狼性”教育的忧虑。

对与“狼性”相对立的“羊性”教育的态度，人们同样是见仁见智，羊的懦弱顺从固然不应提倡，但其温雅及与其它动物之间的友爱，却是“狼性”教育不能替代的。

于是人们呼唤以“人性”教育替代“狼性”与“羊性”教育，因为“人”性中不仅具有仁慈、和善、文雅的成分，也兼具勇于进取、敢于竞争的成分。

对此笔者认为，人们在看到“狼性”与“羊性”之羸弱的同时，也应想到人性的复杂。无论动物性还是人性，都各有其优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性本恶与本善的争论，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故事，诠释的也是人性的阴暗复杂与矛盾性。可以说“狼性”的凶残与贪婪、“羊性”的软弱与安于顺从，同样潜藏在人性中。所以无论是“狼性”、“羊性”还是“人性”教育，简单地不加扬弃和取舍，都是片面的教育，缺乏人格教育概念的周全性。

但对于“狼性”教育的论争无疑是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首先“狼性”教育这一观点的提出，说明学校教育者对人格教育的关注，而广泛深入的争鸣，又为人格教育理念走向成熟与完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指导和借鉴。关于“狼性”教育的论争，是全社会对人格教育概念的周全性和明确性的一声迫切的呼唤

二．由“狼性”教育透视人格教育操作的可能性

从“狼性”教育理念的提出可以看出，应给孩子怎样的人格教育已经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而对孩子怎样实现人格教育，笔者认为，是更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透过对“狼性”教育的争论，笔者发现在人格教育方面，我们既缺乏概念的周全性，更缺乏操作的可能性。

以“狼性”教育为例，怎样实现这一教育理念？学校又有什么具体操作方法？这是绝不能忽视的问题。众所周知，课堂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的主阵地，那么学校要用什么读本又借助哪些课程来实现这一理念呢？以语文课为例，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积累中，有着无数的文质兼美的文章，然而在卷帙浩繁的文库中，却少有对张扬、强悍个性的书写与肯定。那么无疑学校在语文课堂这一人格塑造的主阵地上，就失去了“狼性”教育的主场。没有了日常教育教学的潜移默化，学校又借助什么进行“狼性”教育呢？显然灌输不是办法，因为人格塑造是不能靠灌输的！灌输式的人格教育，是不能把人内心中的真善美的能量唤醒的，反而可能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事实上，我们知道成功的人格教育，应该是一种唤醒，一种感召。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唤起内心坚强的力量、进取的精神，缺少相应的教育读本，没有合适的教育途径，就无法水到渠成地达成人格教育的目的。

提出概念并不等于概念能付诸实施，更不等于概念的实现。

教育的根本是理想人格的培养，我们在考虑怎样实现健全人格教育的问题时，笔者认为：

（一）应设计出一套体现人格教育价值取向的读本，在课程学习中引导学生思索什么是健全的人格。

2浅论人格教育

《中国教育报》2001年9月6日第5版的一篇文章《人文教育的位置在哪里？》谈到了给学生设计的一套人文知识教材，名为《人文知识读本》，内容分四个单元，分别是“从读书进入广阔天地”；“让心灵向美和艺术敞开”；“用一生写一个人字”；“我们生活在传统中”。四个单元，以读书、艺术、人生、传统为四大关键词，以每周两节课，一节课讲述课文，另一节课讨论或教育实践的方式实施人格教育，强调启发性与应用性，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可以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应用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以《人文知识读本》第三单元的人生课题为例，关注人如何认识自我、爱的意义、人性上的弱点、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生态问题，等等。使人感到人生问题不仅异常丰富、充满变化，而且可以用来回答和解释具体现实生活的。说到底它仍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满的、丰富的、高尚的人，充满了对人生实际问题的解释与引导。

同时编者强调真正的学习方法还是应该把理论结合每个学生的人生实际状况，放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加以讨论。

（二）是要构建学校生活中的良好的人格教育环境，尤其是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性。

良好的人格教育环境应包括：学生团体中学习的合作与沟通；学生的满意度；对多元智能和性向的尊重；课堂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对主动探索的激励；人性化的学校建筑设计和设施；宽容而有智力挑战的学校文化环境等。

同时要求教师应以自身强大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内化为校园健康人格环境的一部分，润物无声地给学生以教育。教师要有科学的价值观、人文修养和审美情趣。行为举止要体现独立人格和对人的尊重，展现忠诚、明智、责任、勇气、正义、谦逊、宽容、真诚和利他的品质。例如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所强调的教师上课前的“一分钟到位”，就是通过一个细节来实现教师的身先为范，以严格的自律意识和时间观念，职业责任感对学生产生无声的人格教育。

这样，最终由感性到理性，始终不让学生脱离对生活的真实感知；由具体到抽象，永远不放弃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由书本到人生，在精神传统中寻求自己的“家”。

三教育的进步，需要新锐的教育思想、教育者敢争天下先的胆识和更具包容襟怀的文化

虽然“狼性”教育理念的提出还不是人们崇尚的理想人格，还缺乏人格教育概念的周全性和操作的可行性，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一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教育者敢为天下先的胆识。

虽然近年来在素质教育讨论中，人们得出共识：考试与分数，并非教育重点，首先要培养学会“做人”，但要做什么样的人，则众说纷纭。培养“现代人”，是其中一说，但何谓“现代人”，更莫衷一是。

“狼性”教育理念这一新锐观点无疑打破了人格教育论坛多年来的沉寂或者说混沌，使我们看到了一双锐利的教育理念的翅膀正冲破桎梏逐渐舒展，给教育思想的天空带来一米久不见的亮光。

因为在此之前，到底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究竟应给孩子怎样的人格教育，一直没有明确参照或者说没有鲜明的一家之言，而取“狼性”之优点，弃“羊性”之软弱的育人新理念的提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还是颇具胆识和积极意义的。“培养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就是鲜明的“狼性”教育的宣言。曾经遥远、抽象与模糊的人格教育由此被拉到眼前，变得形象而清晰。南山区这个小学应该料想，“狼性”教育的提出，可能会得到喝彩的掌声，但更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招致人们的批判，但最终还是吃了第一个螃蟹，在一片模糊的众说纷纭的人格教育观中，提出了自己的响亮的观点。

而关于“狼性”教育的争鸣，社会以宽松的舆论、严肃的态度，同样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绵延至今的强大包容襟怀。

由“狼性”教育观点的大胆出炉到对人格教育的争鸣，笔者不禁联想起中华民族的教育史。毋庸置疑，中华教育史最辉煌的一页写在了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以睿智的思想、激情的呐喊绵延出几千年人文精神的不朽，孔子倡导的“仁”“礼”、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老子的中庸之道等等，已在历史的传承中沉淀于国人的心性深处。这段璀璨的教育史，开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恣肆的先河。

中国教育在五四时期，于蔡元培校长领导的“兼容”四面文化，“并蓄”八方主张的北京大学，也一度书写出近代教育史的灿烂。

这两次教育的辉煌史都写在了激荡人心的过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