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保险范文10篇

健康保险范文篇1

(一)韩国

20世纪80年代以前，韩国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特别是首尔和釜山等大城市，农村也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加上农民收入水平低，难以承担现代医药的高昂费用，因此，农民看病主要依靠针灸等传统医疗手段。

韩国在1977年创立了第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健康保险计划，随后政府不断扩大健康保险的覆盖面。1986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负责起草拟定全民健康保险计划。该小组建议农民应先于城市自营职业者进入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并应制定特定政策减轻农民交纳保费的负担。

1989年，韩国实现了政府管理下的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其中商业保险计划覆盖了全国90%的人口，政府只为购买不起商业保险的穷人(约占总人口的10%)提供免费健康保险，同时也为特定人群购买商业保险提供一定补贴。通过这种公私并举的方式，韩国全民健康保险的实现并没有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增加任何重大负担，也没有明显损害特定行业的发展或给小型企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韩国750万农民于1988年被纳入健康保险范围内。在韩国每一个县都成立了独立的健康保险协会；作为农村健康保险计划的运营主体。这些协会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但是在管理中必须遵照国家所制定的相应准则。每个协会主要依靠提取一定比例的保险基金维持运转，筹资标准由各协会单独制定，政府则提供一定补贴，以保证参保费用维持在农民可以负担的水平。农民除了缴纳保险费之外，在利用医疗服务时还须承担一定比例的医药费。农民通过参加健康保险，可以享受到住院、门诊、疾病预防等几乎所有卫生服务。如到城市三级医疗机构就诊，则必须通过所在地区初级保健医生的转诊。此外，CT扫描等一些昂贵检查一般都不在健康保险的报销范围之内。自1996年后，韩国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出现了严重赤字，卫生总支出一直高于总收入。虽然政府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力图弥补赤字，但很多卫生政策专家推断，仅仅增加政府经费难以解决赤字问题，必须同时加大对卫生服务的管理和监督力度。

(二)泰国

在泰国，政府举办了医疗福利计划(MedicalWelfareScheme)，为农村中的穷人等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999年，医疗福利计划覆盖了全国32.1%的人口。农村地区接近贫困或中等收入者，不能参加医疗福利计划，但可以参加健康保险卡(HealthCardScheme)计划。该保险制度创建于1983年，参保费用由农户负担500铢，卫生部以补贴的方式承担1000铢。农民购买健康保险卡后，所享受到的卫生服务包括疾病和损伤的门诊治疗、住院治疗以及妇幼保健等。对于医疗服务的利用基本没有限制，但是参保者只能到卫生部所属的卫生机构就诊。同时，初诊必须在卫生所或社区医院等一级医疗机构，到二、三级医疗机构就诊必须通过转诊。健康保险卡的发售有固定周期和具体时间。现在的发售周期是一年，时间一般选在庄稼收割以后农户家中现金收入最高的时段。泰国政府为了扩大健康保险卡计划的影响，通过电视、广播等进行了广泛宣传，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销售促销活动，使该计划覆盖人群比例由1991年的1.4%上升至1999年的18.6%。

(三)美国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没有实现全民健康保险的少数国家之一，美国政府也没有专门针对农村人口的健康保险计划。联邦政府举办的主要有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和穷人医疗保险(Medicaid)，部分州政府还举办了针对儿童的医疗保险计划。虽然这些政府举办的健康保险计划都有特定的覆盖人群，但对于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却没有区别。此外，美国还有种类繁多的商业健康保险计划。

据统计，2000年美国有农村人口5540万人，大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7%。在享受健康保险方面，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25-64岁人群中，农村地区无健康保险者所占的比例为17.4%，而在城市这一比例为14.6%。此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参加商业健康保险计划的比例远低于城市人口。不过，农村人口参加Medicaid等政府举办的健康保险计划的比例却高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保险比例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一般自主经营，规模较小，收入也较低，而美国大部分健康保险计划是依赖于参保人员的就业状态和收人情况。

二、开展健康保险的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表明，农村健康保险计划要取得成功，应考虑到以下影响因素：

(一)个人缴费水平要考虑到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缴费方式应该灵活多样

农村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贫困者，他们的现金收入往往十分有限而且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因此，参保费用不能过高，而且应采取灵活的缴费方式。例如，在卢旺达，那些不能在既定时间内凑齐保险费的农户，可以分期付款。塞内加尔则鼓励慈善组织为一些穷人、残疾人以及孤儿等代交保险费。在玻利维亚高原地区，农民通过提供劳动力种植马铃薯就可以获得免费医疗服务，销售马铃薯的收入则被用于购置药品和支付医务人员的津贴。

(二)在管理中应该提倡农民的参与

多项研究表明，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农村健康保险计划成功的关键。可以通过举行村民会议等方式鼓励农民参与保险计划的管理和决策，某些国家也鼓励农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医疗设施的建设。这些措施可以提高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对保险计划的信任程度。此外，农民在参与过程中，不但可以学习到相关卫生知识，还可以实现防病信息的沟通与互动，最终帮助他们更有效率的利用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疫苗接种等公共卫生服务。

(三)妥善处理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和共同风险(covariantrisk)问题

与道德损害(moralhazard)行为相比，逆向选择问题更可能损坏农村健康保险计划的可持续性。从现实的角度看，要求以一个群体(如农户)而不是个人为单位参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此外，设置观察期(waitingtime)可以防止那些刚刚患病的人参加保险。农村健康保险计划由于规模较小，覆盖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因此很容易受到共同风险的影响。例如，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传染病流行时，某一地区或村庄的居民有可能同时患病。在这种情况下，灾害事件可以很快耗尽保险计划的储备基金。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尽量扩大农村健康保险计划的覆盖面，扩充保险基金的来源，保证保险基金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公私合伙制(Publicpdvatepadnelship)的方式解决，例如，菲律宾通过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进行了农村健康保险计划和商业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的试点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医疗服务的质量改进和相关制度建设十分重要

农村健康保险计划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服务能力和服务价格等。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农民对保险计划的需求和保险基金的平衡。从中长期看，定点医疗机构的高质量医疗服务可以调动农民参加健康保险的积极性。某些国家经验表明：在医疗服务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以前，既无法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保险计划，也无法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如果农民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不能感觉到“物有所值”，他们就不愿意缴纳参保费用。因此，在建立农村健康保险计划中，必须认识到医疗服务质量改进是保证健康保险计划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从有关研究看，农民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抱怨主要有药品和医疗用品缺乏，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态度恶劣，医疗机构环境条件差等。

医疗服务方面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转诊制度。从长远看，如果参保农民在仅仅患了小病的情况下都可以直接去医院寻求治疗，而不是去诊所或卫生室，那么从总体上讲保险计划的基金可持续性将受到损害。在转诊制度没有建立时，由于多数人认为医院的服务质量更高，他们患病后会直接去医院接受治疗。一般而言，医院的价格水平比诊所高，上述情况将导致保险基金的低效率使用。

(五)工作人员能力建设、财务管理等因素应该得到重视

拥有富有经验并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对于农村健康保险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此外，医药费的报销程序应当尽量简单、透明，以方便参保农民，提高他们对保险计划的信任程度。印度、孟加拉等国家的经验还表明，农村互助式保险计划如果能与富有财务管理经验的机构进行合作，一般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启示

(一)积极借助社会力量、利用市场机制巩固和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采取完全由政府组织提供的方式并不一定效率最高。从韩国经验看，商业健康保险计划在建立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政府在为国民建立健康保障制度的努力中并不一定要排除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这是一个极其有意义的启示。

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言，政府应当在管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继续为部分地区农民参合提供补贴，但具体组织、运营过程并不一定完全由政府操办。这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设置新的政府管理机构不但额外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特别是使税费改革后十分困难的县级财政雪上加霜，而且工作人员能力和软硬件设施等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工作要求，造成管理效率过低，成本过高。此外，政府运营的方式也很难避免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与此相对应，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务方面拥有相对较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政府部门与商业保险公司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进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从我国部分试点地区的经验看，这种模式已经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下一步需要相关部门积极总结经验，出台政策规范各方行为，在部分地区还需要打破政策壁垒，实现参合农民、政府部门和商业保险公司三方的共赢。

(二)在设置筹资标准和共付水平时，应适当照顾农村贫困群体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的设置基本上没有考虑参合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穷人与富人的缴费水平是一样的。虽然有医疗救助基金解决部分贫困农民的参合问题，但仍有部分贫困农民由于无力缴纳参合费用而被挡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外，而富裕农民往往又不满足较低的筹资水平所带来的低保障水平。因此，相同的筹资标准不可避免地在不同收入群体中产生了矛盾。这一方面提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本身应该是多层次，同时应鼓励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为农民提供多种选择，使他们可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选择不同保障水平的保险计划。另一方面，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对于农村贫困群体也应给予适当照顾，例如我国部分地区已经由乡镇企业、村集体企业等为贫困农民代缴参合费用。与此同时，应从政策设计中考虑适当减免农村低收入者的参合费用。泰国的医疗福利计划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当然，泰国在最初评估参保者收入时也遇到了困难，最后通过让村民自己鉴定低收入者的做法解决了这一难题。泰国经验表明，村民有能力筛选出真正穷困者，并排除那些并不贫穷的家庭。如果这种做法在我国行之有效的话，适当减免农村贫困群体参合费用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具备的。

此外，众多研究表明个体在参加健康保险计划后倾向于更多的利用医疗卫生服务，也就是保险理论中所谓的道德损害。在健康保险计划中，一般设有共付机制以防止或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言，由于筹资水平低而造成保障水平也低，因此参合农民在看病时的自付比例较高。应当说这种较高的自付水平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道德损害行为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参合农民中贫困者的卫生服务利用，而富裕农民由于经济约束相对较低所受影响较小，因此出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扶富不扶贫”、“穷人补贴富人”的现象。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以及保障水平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但在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贫困参合农民的后顾之忧。

(三)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

科学有效的管理是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当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经办机构在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等方面，与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管办很难分离。

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可以较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在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安全以及公平使用等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通过设计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流程，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用的公平性，避免历史上合作医疗制度中“干部吃好药、群众吃草药”现象的发生，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真正用于改善农民健康水平方面，对于维护和提高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信任程度、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仍然十分重要。在此方面，韩国所设立的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健康保险协会，以及国际上提倡农民参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健康保险范文篇2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对医疗卫生供给的基本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农产主要采取自费医疗的形式，他们用以规避健康风险的安全网主要由土地和家庭自我保障、亲朋好友互助、商业保险、政府和村委会的救济措施构成。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己成为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

一方面，农民成为几乎毫无保障的群体，另一方面，医疗费用的攀升超过了农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这样，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医疗费用的增幅大大超过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疾病和贫困是一对孪生兄弟。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以年人均收入低于900元作为农村居民的最低贫困线，1999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仍然高达1.2亿人，其中50%集中在西部。在农村最贫困的农产(约占4%)中，50%左右属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根据1998年调查的5万户农民，贫困率是7%。如果把这些人的医疗费用除去，其净收入贫困率是10%。也就是说医疗费用这一项就使中国农民的贫困率增加了3个百分点。当前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义、公正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经济问题。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导致的农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劳动力素质下降。创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借助于保险机制规避健康风险是农村健康保障体系创新的重要路径。发展农村健康保险既可以拓展和带动目前非常薄弱的农村保险业务，又可以服务于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

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

在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应定位为：在农村健康保险市场的主体地位，以及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如图1所示)。

这种定位具体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一)健康风险管理的示范作用

目前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往往通过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规避健康风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农村的中小学校在很多地区是最大的投保群体。学校为所有在校生集体购买“学生平安险”，包括住院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尽管很多做法有“强制投保”之嫌，但客观上有利于广大农民增强利用保险机制规避健康风险。日渐扩张的商业健康保险具有健康风险管理示范作用，它可以在当前作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前导。

(二)在合作医疗制度中引入保险运行机制

合作医疗试验陷入困境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很好地贯彻保险机制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第一，不符合大数法则。根据健康保险的原理，最有经济效率的风险分担方式是在较大的投保人群中，对发生频率较低但治疗费用较高的疾病进行保险。可是目前的合作医疗多在村庄一级试行，对于资金筹集而言不可能形成具有经济规模的投保人群。如果将规模微小的基金仅用于补偿经济风险较高的疾病治疗费用，则因受益面太小而难以保持较高的缴款率。如果将补偿重点置于发生频率较高但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上，受益面虽然较大却并不经济，因为它既导致较高的管理成本又增加患者的交易费用。这种两难困境在目前推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深化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引入契约共济的保险意识和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扩大投保人群，不断提高保障社会化程度。

第二，缺乏精算技术的支持。合作医疗的费用筹集、给付水平一般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精算意义上的测算，大多是根据上年医疗费用支出作简单的匡算。但在合作医疗的实际运行中，投保人的逆选择、疾病发生率的不确定性、不同医疗费用控制技术的运用等都会影响合作医疗的运行效果，使之很难按初始目标运作。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合作医疗中引入保险精算，通过精算技术，对资金筹集、基金积累、给付水平等进行严格测算，这是合作医疗成功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三)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运作

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远期目标，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改进“福利——风险型”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原有合作医疗基础上实施市(县)乡(镇)两级统筹的大病风险医疗制度，进行社会化医疗保险制度(并与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并轨，实行城乡一体)试点工作，逐步推广。为提高运行效率，可以探索商业化运营的模式。

如太平洋人寿就在农村社会健康保险的商业化运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1年11月，江苏江阴开展由政府牵头、商业保险参与运作的全市性农村健康保险。按照“行政领导、统一筹集、征管分离、定额补偿、专款专用、收支平衡”原则，商业保险公司建立起“以定点医院为基础、医保专员为依托、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立体化管理模式。江阴模式的成功运作引起包括国家卫生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为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农村补充健康保险

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随着农民人均GDP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和医疗服务水平的要求迅速提高，人们对合作医疗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服务已不再满足，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保障也难以满足乡村工业化程度中高收入农民对较高质量健康服务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重要补充，将满足人们对健康保障的差异化需求。

(五)作为广义的“农村保险”来经营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经营国内保险公司望而却步的农业保险曾引起广泛关注。该公司提出的“农村保险”的概念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开展健康保险业务颇具启示意义。

按照安盟公司的界定，所谓“农村保险”是指全面介入农村市场，向农产提供一揽子的全面保障方案，无论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工作方面，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非农业领域。(如图2所示)

将农村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实施“农村保险”经营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重要发展思路。

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空间

据法国安盟公司2002年9月对四川省的5个村庄、江苏省的3个村庄、吉林省的2个村庄的212个农产的调研，对40家农产的上门专访，农民对健康保险有显著的需求。(见表)

为深入研究包括商业健康保险在内的农村保险的需求状况，我们曾在陕西和福建两省的6个县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表明，尽管目前购买保险的农民还不多，但被调查农民对保险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愿望，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需求倾向。福建的农民兴趣最大的险种是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如果购买保险，有46.7%的人愿意购买健康保险。陕西的农民也表现出类似的意愿。这表明，目前农村存在着很大的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潜力。

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力。据测算，如在20年内，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水平能达到目前全国保险市场水平(保险深度为2%)，那么，届时农村保险费收入将达到75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潜力同样很大，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场潜力将首先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释放，潜在的保险需求易于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开发这些地区的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此，如何有效增加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供给，以使潜在的农村健康保险市场早日浮出水面，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策略

(一)增加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供给

人们通常认为，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但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风险保障意识比较落后，但农村保险市场尚没有得到很好开发，保险供给主体缺乏，让农民了解保险和投保的渠道很少，适合农村居民的保险商品也不多，因而他们的保险需求还得不到满足，即目前农村保险供给存在较大的缺口。

目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把业务重点放在大中城市，县级支公司的重点也在城镇。如福建浦城县的农村业务只占10%，城镇业务占了90%。这反映了保险公司对农村保险业务的认识不统一、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因此，保险公司必须重视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开发，改变商业保险经营机构设置的不适应性，在农村开办更多的代办所和办事处，开拓广阔的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保险公司开拓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在战略上更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提供健康保险，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带动其他诸多险种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开拓整个农村保险业务。

(二)积极应对城乡疾病模式差异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疾病模式的转变，其重要标志使非传染病取代传染病成为致病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以及平均死亡年龄的逐步上升。但中国在疾病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完全的疾病模式转变”，这突出表现在城乡疾病模式的差异上。城乡居民疾病模式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差距。1980年以来，农村地区人口的死亡率不仅明显高于城镇人口，而且出现了上升趋势。第二，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差异。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患病率及其疾病构成、住院原因及其构成还是以感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症为主导的疾病模式。以1998年住院病人疾病别住院率及其构成为例：在城市地区，脑血管病、冠心病，高血压病等慢性疾病是主要的住院原因；在农村地区，痢疾、病毒性肝炎、结核病、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列入前15位疾病。同时，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地区也面临着疾病谱的变化，一些老年慢性病、新出现疾病(如艾滋病)的发病率也有所增加。第三，妇幼健康也存在很大差异。第四，危险因素的差异。在城市地区，环境污染、职业危害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成为主要的致病因素。而威胁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则仍然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较差的卫生条件以及不良的营养状况等，这是与农村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的。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加，职业伤害和行为方式的致病比例提高，如肺炎、性病、艾滋病等。

城乡疾病模式存在上述诸多差异，而保险公司目前的健康保险产品却明显具有“城市偏好”，不适应农村疾病模式对产品的不同需求。因此，保险公司要针对农村居民疾病模式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应农村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同时，保险公司还要积极参与农村地区卫生宣传、传染病防治等卫生保健工作，促进农村地区疾病模式的转变，有效地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特有的社会管理功能。

(三)树立良好的信誉

健康保险范文篇3

健康保险是人身保险三大业务系统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92条第2款明确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健康保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

(一)健康保险产品自身的风险特点

1.与普通人寿保险相比较，健康保险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特点。人寿保险包括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存与死亡两全保险，其精算依据主要是生命周期表，一般几十年可以不变。而健康保险的精算依据是经验数据，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在实际生活当中，由于疾病是人的身体中的各种因素积累所致，呈现出复杂的过程，增加了疾病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2.与意外伤害保险相比较，健康保险具有多发性的特点。人身意外伤害的发生率往往以千分之几计，疾病发生率则以百分之几甚至十分之几计。因此，健康风险发生的随机性十分明显。

(二)健康保险可能产生的外界风险

1.医疗、药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80年-2004年的25年内，人均收入增长10倍，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增长35倍，年均增长24%，个人负担从21%上升至53.68%。由于健康保险承保周期的原因，医疗费用、药品价格的上涨，必然带来保险公司的费差损风险。

2.过度医疗的风险。医患利益不一致的过度医疗风险则最后转嫁给保险公司。

3.逆选择等道德风险。

4.人类自身抗疾病风险能力的降低。由于人们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等原因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老年性疾病的年轻化趋势，都给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带来了新的风险。

(三)健康保险业务发展现状

1.业务总量很小。2006年保险业保费收入5641.4亿元，健康保险保费仅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68%，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9.12%，显然与健康保险在整个保险业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2.业务比重很低。健康保险在人身保险中所占比重：2001年为4.32%，2002年为5.38%，2003年为8.03%，2004年为8.05%，2005年为8.4%，2006年为9.12%，而英、美等发达国家健康保险业务比重均在20%以上。

3.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极微。从保险深度来看，2005年全国健康保险保费收入312亿元，GDP为182321亿元，仅占0.17%，2006年全国GDP为209407亿元，健康保险也占0.17%。从保险密度来看，2005年健康险人均保费24元；2006年健康险人均保费29元。

4.业务覆盖面极小。我国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保障的人群仅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都在60%左右。2005年我国卫生费用总支出7590.3亿元，其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583元，个人支出313元，占53.68%，人均商业健康保险消费支出仅占个人卫生费用支出的7.66%，而美国这一比例为50%以上。

健康保险业务发展中出现的几种现象更应该引起关注。一是“蛋糕分割效应”。“发展主要靠分割现有的市场蛋糕，而不是思考怎样把蛋糕做大”，这一形象比喻指出了健康险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的根源所在。全国健康保险产品数量有300多种，在数量上很丰富，但实际产品多数雷同，仅有医疗费用报销型、重大疾病、附加住院补贴型等少数几个产品较为畅销。二是三个“1／3”。从经营风险上来看，健康保险由于其自身的风险特点，尤其是逆选择、过度医疗等外界风险的大量存在，时时都在困扰着各个保险主体。业内人士对健康保险普遍有这样一种估计：有赢利或微利的占健康保险业务的1／3，收入与赔付基本持平的占1／3，基本上亏损或严重亏损的占1／3。三是“三年赔付定律”。健康保险业务就一些单险种核算来看，基本上是第一年小赔，第二年中赔，第三年大赔。四是“简单中的复杂”。在医疗服务中，门诊是最为简单的方式，住院次之，大病治疗最复杂。但通过调研却发现，门诊医疗的赔付率最高，经营风险最大，成为“跑、冒、滴、漏”最严重的地方。

二、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探索

(一)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管窥

国泰人寿推出了“国泰关怀一生终身医疗保险计划”，该产品除提供一般性的医疗保障外，重点突出防癌保障，是第一个专业防癌医疗险，填补了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空白。中国人寿的“国寿康源团体医疗保险(B型)”，不仅提供了通常的住院津贴，还包括从被保险人急救医疗费用，到住院期间的住院津贴、外科手术津贴，以至遗体转运、安葬等一个完整的就医链条保障。从最低保障到最高保障有四种计划可供选择，适合不同经济条件和保障需求的团体客户。光大永明的“康顺无忧重大疾病保障计划”，涵盖了包括癌症、急性心肌梗塞、良性脑瘤、肢体瘫痪等40种重大疾病，不仅有重大疾病的全面保障，更提供癌症复发额外保障及保证费率。产品、服务和销售只要向贴近客户需求的方向走一步，就是创新。

(二)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导向选择

在产品创新导向选择上，应将健康保险自身规律与市场需求规律有机结合，摆在首要位置，至少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市场需求与经济效益。应注重解决好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还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根本方向问题。

2.投入与产出。据统计数据显示，世界500强的保险企业，健康保险首年承保的经济效益为—8%，主要原因是疾病发生率、持续时间等风险标的具有不确定性，往往变动很大，管理成本高，以及医疗费用难以控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

3.防范风险与经营风险。健康保险风险具有经营层面风险和管理层面风险，容易忽视的是经营层面的最大风险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个保险产品承保人群越多，其分散风险的功能就越大，管理层面风险则与此相反。

4.稳健经营与长远发展。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围绕各种风险谋求经营与发展是唯一的正途，遵循发展规律和经营原则是经营保险的必要前提，稳健经营是经营保险的基础和关键。对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保险业，更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将提高持续发展、永续发展能力问题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永恒课题。

(三)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条件探索

1.要建立起以保险机构专业化经营管理为前提、以健康管理为基础、以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有效合作为保证的健康保险风险控制机制。现有的健康保险医疗费用控制模式，最明显的弊端就是作为承担最终责任的保险机构，缺少中间(过程)控制手段，只是在医疗费用支出既成事实后，被动地承担经济补偿责任。其关键的环节就是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没有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管理式医疗是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利益联盟，其最大的亮点是双方共同控制医疗费用，能有效地发挥医疗机构的积极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道德风险有抑制和监控作用。健康管理是控制发病率、小病拖成大病的有效手段，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医疗费用，且可以促进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加之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管理，这一自身能力的增强，就能建立起保险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医疗机构三方协同动作的健康保险医疗费用控制机制，为健康保险产品创新和发展创造内外结合的基础条件。

健康保险范文篇4

专业化经营理念是健康险专业化经营非常重要的内容。首先，要认识到健康保险与寿险、财产险有很大区别，精算基础的数据分布不同，定价方法不同，风险管控不同，必须专业化经营；其次，经营健康保险不是要控制住所有的风险，而是要知道哪些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和怎样去控制，哪些是不可能控制的和怎样去回避；第三，保险要做大、做强、做优，而健康保险则以优为先，在优的基础上做强、做大，不能盲目要规模，我们需要的规模一定是有效益的规模，否则，必然是“规模越大，亏损越多”；第四，由于健康险中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大量存在，所以，不是客户需要什么保障，我们就提供什么，对于该保障的要给予最充分的保障，该控制的要坚决控制。

二、采取专业化组织架构

专业化经营的组织架构有多种形式，可以是专业健康险公司，也可以是集团下的专业子公司，还可以是公司内的一个业务管理系列。

事实上，各种经营模式都各有其优势和不足(见表1)，没有适合所有保险公司的标准模式，保险公司应根据其市场定位战略选择和发展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经营模式。

当然，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建立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其战略意义在于：一是专业化经营的理念不再受干扰，可以高效地科学决策；二是有利于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聚集、培养和成长；三是可以高效率地研发专门的风险控制技术、业务流程和信息管理系统；四是有利于形成健康保险的产品体系，有利于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真正能满足不同客户多层次的需求；五是有利于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模式的探讨。

三、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如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核保核赔人才、统计分析人才等。而目前仅靠普通大学教育是无法解决健康保险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的。因此，一是在开展健康保险业务的同时，不仅应在公司内部着重加强对健康险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且，各公司要建立自己的“造血”机制，建立对健康险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体系，另外，通过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体系的平台，提升健康保险管理队伍的专业素质；二是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国外及其他和健康保险相关的行业领域引进一批专业人才，建立起一支能满足我国健康保险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四、制定专业化管理制度

一是建立专门的核保和理赔体系。鉴于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特点，各保险公司应建立专门的健康保险核保和理赔体系；制定和实施健康保险核保人与理赔人的管理办法；加快研发和使用健康保险专用的核保、理赔手册等专业技术工具。

二是建立专业的风险管理制度。各保险公司一方面要加强内控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应编写专门的健康险风险管理手册和管理指引，明确哪些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和怎样去控制，哪些是不可能控制的和怎样去回避。

三是建立专业的精算体系。注重积累精算数据，加强精算评估，科学厘定产品费率，防范产品开发风险；要提升精算师在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四是建立专业的数据分析体系。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严密的精算分析支持。所以，保险公司应加大对经验数据的分析，为精算定价和产品开发提供支持。

五、建立专业化信息系统

专业化的信息管理系统不仅是实现健康保险专业化运作的基础和平台，而且对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和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在国外，专业健康险公司都有一套完善的专业系统平台，具有核保、核赔、数据分析、后期服务等诸多强大功能。我国保险公司应该通过自主开发或引进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和完善与健康保险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特别是完善健康保险的核保核赔管理系统和数据统计分析系统，满足业务发展和服务的需要。

六、进行专业化产品设计

目前，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和所有寿险公司，大部分产险公司都在经营健康险，健康保险产品数量超过300多个，看上去数量上很丰富，但实际上产品多数雷同，在市场上成气候的主要是医疗费用报销型、重大疾病、附加住院补贴等少数几个产品。保险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单一的健康险产品不能满足其需求，自然无法正常发展。对保险公司而言，产品没有细分则意味着风险加大。健康保险产品是根本，如果没有真正满足市场需求又维护保险公司利益的健康保险产品，那专业性经营健康保险只能是空谈。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关系到保险公司能否在健康保险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程度；关系到保险公司能否有效地填补基本健康保险建立后所留下的商业空间；关系到保险公司是否能长期、稳健地经营。保险公司必须就健康保险产品开发切实地做好市场调研、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工作。随着保险公司经营经验的积累和外部条件的逐渐成熟，逐步开发在保单中增加保证续保的条款等内容。有条件的公司，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积极探讨目前我国市场少有但未来前景广阔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全球医疗保险等险种的开发。

车险的发展经验值得健康险借鉴，车险产品已经从两年前的大一统费率发展到今天的从人从车从地域定价原则，考虑到各种风险隐患，产品高度细化了。根据风险不同收取不同的保费，这种产品设计可以提前识别风险，也体现了定价的公平，不致于让高风险的投保人驱逐低风险者。

七、提供专业化客户服务

健康险承保的是人的身体机能，其处于不断变化中，从承保前的体检、对投保人的询问，到承保过程中身体的检查、有关疾病的防治以及出险后的理赔等，都需要专业化的客户服务，其目的也在于控制风险，更好地为被保险人服务。

专业化客户服务除承保时能够有效防范风险外，还能提供日常的医疗诊治咨询服务，因为专业、细致，更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同。现在的健康险客户服务是粗线条的，只注重出险后的理赔而缺少承保过程中的服务。有了专业化的客户服务队伍，很多风险是可以规避的，例如对那些投保长期健康险者定期回访，定期对某些项目进行体检，这种过程服务，对保险公司来说，能够化解风险，防患于未然；对客户来说，身体健康是最好的保障。

保险公司应为高端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重点服务，为大众客户提供标准化的优质服务。保险公司应针对高端客户对价格不太敏感，但对服务品质要求很高的特点，加大服务投入，为高端客户提供更多附加值服务，比如为其安排年度体检、疫苗注射、协助建立医疗室、提供小药箱等，以进一步提高客户忠诚度，增加优质客户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健康保险范文篇5

关键词：保险市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而拉开了我国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序幕。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健康保险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又对商业健康保险监管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关于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的认识误区

从国内理论研究和经营实践来看，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经常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最常见的是通过比较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商业健康保险在人身保险中的业务占比或者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从比较差距得出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滞后、市场潜力巨大的结论。不可否认，欧美国家健康保险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市场已高度成熟，代表了先进水平，其中有许多发展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然而，将欧美国家健康保险市场作为我国健康保险发展坐标的认识事实上脱离了各国医疗保障制度背景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各国不同的政治思想、社会价值、文化理念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难有优劣之分，且通常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福利主导型的医疗保障制度(以英国为典型)就比市场主导型(以美国为典型)优异，反之亦然。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市场作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评估的基准。

医疗保障制度选择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制度背景下个人医疗负担责任不同，因而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需求也不同。例如在福利主导型的英国，2006年私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仅为12.7％，国民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由政府买单，个人预付公摊风险计划(Prepaidandrisk-poolingplans，主要是商业健康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仅为l％左右；而在市场主导型的美国，2006年私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高达54，2％，政府主要承担老年人(Medicare)、低收入人群(Medicaid)的医疗费用，对于其他人群，几乎所有的医疗费用支出都由私人承担，因而商业健康险的市场潜力非常大，2006年美国个人预付公摊风险计划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将近36％。二是制度变迁导致个人医疗负担责任的变化，进而造成商业健康险市场需求的变化。以英国为例，私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由2000年的19.1％下降到2006年的12.7％，个人医疗负担进一步减轻，由此导致个人预付公摊风险计划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约3.2％下降到2006年的约1.1％。

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收入水平越高国家私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越低，这主要是因为越高收入国家的财政实力往往也越雄厚，且国家财政的“公共”职能也越明确，政府有更强的能力和意愿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这一社会“公共产品”，从而个人担负的医疗责任也较轻。然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就越发达，事实上个人责任在医疗费用融资中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个人“自掏腰包”付费、国家强制储蓄、购买商业健康险等。以新加坡为例，医疗保障以全民保健储蓄计划(Medisave)为主，政府强制性地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以储蓄个人公积金的方式转化为保健基金用于未来的卫生支出。2006年新加坡私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高达66.9％，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而个人预付计划占私人卫生支出的比例仅为2.9％，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份额很小。

二、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的决定因素

市场潜力反映了市场容量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而消费者购买商业健康险的主要目的是要转移未来可能发生的由私人承担的医疗支出，因而决定商业健康险市场潜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医疗费用增长趋势。当前，有许多因素驱动着全球医疗费用的增加，主要包括：健康优先的理念、医疗技术的进步、不良的生活方式、过度医疗化(即把行为问题当作医学问题来定义和对待)和人口老龄化等。分析我国卫生总费用历史数据，人均卫生支出由2000年的361.9元增长到2008年的915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2.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医疗费用的增长将推动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增加。二是个人负担责任的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私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支出的比例由2001年的64.4％下降到2007年的54.7％，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个人负担责任不断减轻，从而将导致全社会对商业健康保险潜在需求的相对减少。以上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未来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潜力大小，由于医疗费用增长趋势和个人负担责任均处于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也是不断变化的。

三、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的静态评估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全球范围适用的理想的个人实际卫生支出占比。另外，中国实行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既不同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德国为代表)，也不同于储蓄医疗保险制度(以新加坡为代表)，而是独有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该制度实际上是以上两种制度的结合体。因而，关于个人实际卫生支出在卫生总支出的占比(2006年德国为13.2％，而新加坡为62.7％)我们也很难从其他国家或地区找到合适的参照对象。若以全球个人实际卫生支出水平(2006全球个人实际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为21％)和2007年我国卫生数据推算，我国个人实际卫生支出在私人卫生支出的占比应为38.4％，则商业健康保险在私人卫生支出的占比应为61.6％。按照2007年我国6175.92亿元的私人卫生支出计算，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潜力约为3800亿元，而到2008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仅为585.46亿元，仅占潜在市场的15.4％。可见，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费用融资中的比重仍然很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即使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的动态影响

(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的影响机制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1改革导致个人医疗支出负担责任的变化，其中影响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卫生投入的大小以及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其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政府卫生投入比重下降，而个人比重上升，“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健康保险日益受到广大老百姓的青睐，业务实现了飞速发展。如图2所示，1998～2003年，除2001年外，各年保费增长率均超过30％，其中1998、2002、2003年增长率甚至接近或超过100％。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加大卫生投入力度，相应的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由2001年的60％下降到2007年的45.2％，个人医疗负担大大减轻。受此影响，相对前段时间的高速增长，2004～2007年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增长率又急剧放缓，四年间年均增长率仅为12％左右。

数据来源：卫生总费用构成数据来源与卫生部卫生统计；健康险保费数据来源于中国保监会“保险统计信息系统”。

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方面。几次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均对医疗保障问题十分重视，1997年的医改文件提出“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开始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广大农民也开始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一直非常狭窄。在城镇，除享受公费医疗的机关工作人员之外，医疗保障仅覆盖城镇职工，2006年参保人数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不到30％。在农村，2006年新农合参保人数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约55.6％。近年来，随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新农合的全面推广，我国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大大提高。如图3所示，我国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群在总人口中比重已由2003年的77.9％迅速下降至2008年的12.8％，下降幅度高达65个百分点。社会医疗保障的日益健全使得全社会个人医疗负担大大减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潜在需求。

2改革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发展环境。南开大学朱铭来教授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商业健康保险在我国医疗保障体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商业保险的地位不明确、经营环境制约严重。其核心问题在于，从制度层面来看，商业健康保险仅仅作为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有限的、简单的补充，没有成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笔者深表同意。事实上，在前几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无论是1997年出台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还是2000年出台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2001年出台的《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完全未涉及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一直未能在政策层面予以明确，在法律层面更是一片空白。

(二)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潜力展望

此次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利国利民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然而，就商业健康保险行业自身而言，此次改革的影响亦有两面性。

1不利影响。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将“政府主导”作为此次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突出强调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国务院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提出，为了实现改革目标，政府将在未来3年追加8500亿元的卫生投入，其中中央政府的投入比例将有所提高。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意见》提出“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到2020年普遍建立“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确立了“全民医保”的发展目标。另外，近期的五项重点改革更是将“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放在第一的位置。综上所述，可以预见随着政府卫生投入的加大和基本医疗保障的逐步健全，个人医疗支出负担责任将进一步下降。

2有利影响。首先，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首次突破性地在政策层面对商业健康保险地位进行了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其次，改革方案将“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予以单独强调，提出“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简化理赔手续，方便群众，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最后，政策对商业健康保险服务形式作了具体明确，即“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需求。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未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潜力取决于以上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比较而言，个人负担责任的下降趋势较为明确，而商业健康险发展环境优化对市场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则还有待观察。然而，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随着医疗费用的增长以及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巨大潜在需求将得到释放，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业务规模将不断扩大。

健康保险范文篇6

近几年来，我国健康保险业务量迅速增长。十六大以来，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年均增长速度高于30%。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75.66亿元，同比增长20.28%。2007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84.2亿元。健康险在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占比由1999年的4.2%增至2006年的8.8%。在业务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健康保险市场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06年，近100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各类健康保险业务，其中包括：人保健康、平安健康等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形成了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近10亿元，市场份额提升较快。另外，健康保险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已提供健康保险产品近千种，分为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四大类，并开始向居民的健康管理等服务领域延伸。目前虽然产品仍然以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导，但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健康保障功能进一步显现。

2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整体规模小。与国外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情况相比,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普及率很低。美国参加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口占85%。我国台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高达96%。2006年我国人均商业健康保险费支出还不到30元,是美国2001年的1/90；2006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深度仅为0.293%,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二是产品单一、同质性严重、市场供求矛盾突出。虽然目前市场上健康险产品近千种,但基本上表现为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保险产品,或者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并且集中在定额给付型的疾病保险产品,短期(如一年期)的产品居多。补偿性的医疗费用保险产品如个人住院费用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险产品少；长期保障的产品少。而这些恰恰是老百姓所需要的。这样,市场上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公众对健康保险需求迫切,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三是保险费率偏高,保障程度偏低。老百姓生活确实需要商业健康保险,但事实上它与老百姓的距离却很远。对老百姓而言,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最突出的问题是价格偏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缺乏精算所需的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费用率等基础数据,由于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疾病发病率和医疗费用率有很大不同,而且数据变化很快,监管部门要想制定出一张统一的、全国性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难度很大，因此国内至今没有一张统一、科学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保险公司为了避免收不抵支在产品定价上偏于保守,而高高在上的价格难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以摊薄风险降低单位保费,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从保障效果来看,保障程度偏低。对于重疾险,保险公司往往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制定出非常苛刻的理赔条件。与普通人对于疾病保险的直观理解不同,市面上的重大疾病保险并非只要得了保险合同上规定的疾病就可以得到赔偿,事实上要获得赔付,不仅要得规定的病,还要按规定的方法诊断与治疗,甚至还要按规定的症状去生病。在很多情况下,当满足了保险合同的赔付条件,患者已经濒临垂死的境地,从而让疾病保险的保险目的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而健康保险的另一大类型-费用报销型保险,往往是一年期的短期险种,续保审察严格,并且有投保年龄上限,因而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医疗保障需要。四是保险条款不严谨、不完善,管理的随意性大,实务操作不规范、缺乏统一标准。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专业化经营。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基本上采取附加于人寿保险业务由寿险公司统一经营的模式,缺乏专业性。完全用寿险、财产险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来经营医疗险,造成产品开发、流程设计、风险评估、风险监控、专业培训和市场营销的系统偏差。

3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几点建议

3.1营造宽松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给予商业健康保险应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并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财税政策支持。国家财税部门应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快速发展。一是应允许经营健康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享受以下税收优惠：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利润免征所得税。二是应允许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人，其缴纳的保费和获取的保险金享受以下税收优惠：若企业团体投保的保费支出部分，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列入成本，在税前列支；个人缴纳的保费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且个人获取的医疗保险金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保险公司应定期运用典型赔付案例，积极宣传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普及健康保险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保险意识，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与亲和力，使政府重视，政策支持，企业欢迎，百姓拥护。政府在健康医疗保险市场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①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使广大职工真正享有医疗保障。②加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这是规范医疗行为、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③对药品生产流通环节进行监控，从源头上治理“回扣促销”等不正之风，使患者既享受到较廉价的药品，同时又保证用药安全。

3.2注重市场调研，把握市场需求，重视产品开发战略

为使推出的健康险产品能够被市场所接受，保险公司必须注重市场调研，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年龄群体对商业健康险的需求状况，并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目标市场。在险种开发方面，对于低收入、无保障的人群提供低价格、宽范围、低保障的险种；对于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职工人群，提供低价格、窄范围、高保障的险种；对于较富裕的年轻群体，提供价格与保障程度比例适中、保障期限长、保障范围有针对性的险种；对于高收入的中年群体提供高价位、保障全面的保险产品。3.3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强化商业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如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等。保险人在开展健康险业务的同时，应切实加强对健康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和储备一批医疗管理人才，建立起一支复合型的健康险专业人才队伍。

3.4保险公司应加强医保合作，积极探索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有效合作途径

在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中,医疗服务提供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探索建立医保双方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建立有效合作关系,增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风险控制意识,使保险公司在保证被保险人获得良好医疗保障服务的同时,能够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在实务中,医保双方主要有如下合作途径:(1)选择定点医院。保险公司可就健康保险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收费标准、医疗服务质量等内容,在各医院之间进行公开招标,引入竞争机制,从中遴选出若干服务规范、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并与之签订合作协议。保户来此就医,只要属于保险范围内的病种,可不先缴费,而是事后由医院凭相关证据与保险公司结算,以切断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现金流”。如果非特殊原因,定点医院超过预先约定的费用标准,保险公司就要从付给医院的费用中扣减超过部分。如果节省了费用,医院则可以从保险公司拿到额外奖金。(2)选择合同医生。目前,医疗费用无从控制,其中较大原因乃是病人就医是一种随机性极强的无权选择,缺乏引导性。所以,保险公司有必要在定点医院中再选择合同医生,为费用控制装上“双保险”。(3)相机审查医疗服务。即保险公司可委派资深医师对定点医院和合同医生进行随机抽查,此举意在加强对医疗服务过程的协调管理,审核医院或医生所提供的施治方案和用药在医疗上是否必需和适当,以把好核赔关。(4)大力推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建设。在针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内容上,保险公司应积极推动定点医院的电子化建设,由从初级的病历调阅、治疗调查等手工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通过网络化来实现费用控制和医疗服务协调管理,从而形成管理式医疗。(5)保险公司通过参股或控股等方式,参与医疗机构管理,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统一体。总之,有效的医保合作模式可创造出政府、保险公司、医院、保户“四赢”的局面:政府解决了医改所带来的重大疾病无保障的难题,保险公司卸去了医疗费用无从控制的隐患,医院在医改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保户则获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

3.5积极探索新型管理控制体系

一是建立专业的精算体系,注重积累精算数据,加强精算评估,科学厘订产品费率,防范产品开发风险;二是建立专门的核保核赔体系,制定和实施健康保险核保核赔管理制度,加快研发和推广健康保险专用的核保核赔管理手册等专业技术工具。

参考文献

［1］KennethBlack,HaroldD.Skipper.人寿与健康保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健康保险范文篇7

[关键词]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商业保险；协同发展

在2019年11月的新版《商业健康保险办理办法》中，国家正在更大力度地支持健康管理与商业健康保险协同发展。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发展健康管理服务功能的政策导向越来越明朗。大力促进健康管理与商业健康保险协同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健康保险行业良性发展，更有利于全民健康意识的形成。

一、我国健康管理与商业健康保险协同发展文献综述

(一)我国健康保险现存问题研究。从1982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后第一笔健康保险开始发展至今，我国健康保险市场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专业化经营阶段以及综合经营阶段，至今仍有很多制约因素。从政策的角度出发，许飞琼(2019)认为国家政策导向对健康保险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几年很多政策的导向性不正确，抑制了健康保险朝健康的状态发展。郑伟(2019)对新修订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进行分析，指出国家新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指引作用，引导健康保险市场逐步走向“健康”轨道。政策的力量对社会各界的影响力量是巨大的。国家树立正确的政策导向对健康保险的发展会起到促进作用。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全国各地对保险的认可程度参差不齐，经济开放程度不同，保险认可度也大相径庭，这对保险业务的开展存在很大程度的影响。同时，尹相娟(2020)指出市场中存在消费者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是导致保险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李雅诗(2020)指出城市地区、高年龄群体和学历高的群体逆向选择尤为显著。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出发，张金辉(2011)认为健康保险有其自身经营特点，健康保险必须要专业经营。而我国专业健康保险公司起步晚，还存在很多问题，市场上很多健康保险公司费率计算不够专业。其次，张瑾(2019)许飞琼(2019)等学者指出现存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甚至还存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险种，且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内存在恶性竞争现象，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张金辉(2011)指出像护理险，失能险这类需求大的险种，保险公司反而没有创新动力。(二)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健康管理的重要性研究。对于健康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唐传艳(2019)对出台的《新办法》，突出强调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认为保险公司要承担起健康管理的重任，这对投保双方是共赢的。健康保险成为业内看好的“新赛道”。就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协同发展来看，吴涛(2019)、山娜(2019)都对未来健康保险市场抱有积极态度，也指出保险公司要积极与政府和医疗机构合作，为顾客提供多元化服务，在未来打造市场主体多元化。蒋伊石(2019)用案例向我们说明商保公司助推整合医疗的成效显著。吴晓峰(2019)通过重离子放疗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为例，探索出商业健康保险与重离子医疗服务的深度协同发展的可行性。阙川棋(2019)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创新困境中进行研究，最后在创新对策中，也在大力鼓励产业协同发展。(三)健康管理在健康保险中的应用研究。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管理多为事中健康管理，即患病后的诊疗服务。山娜(2020)认为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办医已成为我国推进医疗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需要保险公司与医疗行业资源整合共同服务于被保险人，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收购或控股医疗机构、自建医疗机构平台。这是我国健康管理与商业健康保险协同发展的重点，但发展事前健康管理才应是保险公司主线路，即对参保人“未病”的防控。而我国对事前健康管理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消费者参与度不高，为参保人打造健康的生活状态是我国未来探索的新方向。

二、我国健康管理与商业健康保险协同发展的问题

(一)获取数据并加工处理数据的能力不足。获取客户的数据资源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是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走入市场化经营道路的前提基础。医疗基础数据的垄断封闭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缺乏有效的连接和整合，这就使得保险公司开展服务处于被动状态。不仅产品设计需要数据支撑，日常管理用户复杂的非结构的健康数据，这都离不开大数据、云计算、模型建设等技术支持。但我国的科技研发程度仍处于探索阶段。(二)健康管理型保险产品研发困境。我国商业健康险产品主要集中于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等几类,而其他类别险种的市场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除了缺少盈利模式外，也是因为大胆试错的成本巨大。目前，健康管理型保险产品数量很少，种类也比较单一，健康管理服务单调且多集中在医疗相关方面，对非医疗等健康生活管理领域较少涉及。(三)产业链整合效率不高。保险公司发展健康险健康管理服务，涉及到医疗行业、专业健康管理行业、互联网行业、金融科技等多个行业联合服务于被保人。而我国医疗行业的专业性强，保险公司一般采取合作、持股的方式与医疗机构实现产业协同。但即便如此保险公司依然无法控制医疗费用支出高这一难题，这与中国人情文化有一定关联。

三、对我国健康管理与商业健康保险协同发展的展望

(一)政府推动实现医疗记录数据统一化。我国要打破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化系统呈现区域割裂、散点化的局面。政府应加快电子病历的推进速度，构建全国统一医疗信息系统。目前国家大力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区块链技术有数据库的共享性、去中心化和安全性高的优势，对于推动医疗记录数据库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打破信息壁垒，保险公司才能更好地对被保险人进行健康管理，及时提供行之有效的服务。(二)强化科技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广泛获取客户健康数据以及高效处理客户信息是健康管理与商业健康保险协同发展的基础，便于及时发现客户健康问题并为客户提供准确的服务指引。这就需要科技的力量来支持数据搜集，以及将搜集的非结构化数据高效处理成可供识别的健康数据。政府应鼓励企业学习成熟的科技经验并加强技术研发，企业也需增加科技投入成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速科技落地。(三)优化健康管理产业群资源整合效率。加快整合涉及健身、养生、健康食品、医疗等行业的健康管理产业群。优化健康管理服务，为客户提供贴近生活的健康管理，刺激客户产生情感依赖。同时，保险公司进行资源整合时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来吸引各行业来竞争合作资格，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赢。保险公司为保证招标质量，需加强招标流程的严格度以及竞争难度，为被保险人后期享受的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保障。(四)加快研发健康管理型保险产品。消费者对不同种类保险以及健康服务的需求在逐渐提升。研发健康管理型保险产品需走“温情”路线，即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思考问题，帮助他们实现“服务让生活更美好”。保险公司可以定期组织校园险种创新大赛，从年轻人活跃的思路中吸取行之有效的保险研发方案，这对于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以及开展服务有启迪作用。(五)加快培养健康保险复合型人才。协同发展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需要兼具保险和健康管理知识的人才、计算机人才、模型设计人才等。政府应大力支持人才培养，明确专业人才级别划分，为企业聘用、客户选择服务人员提供依据，也可以提升从业人员自身的积极性。同时保险公司也需增加优秀员工培训、再教育、出国学习的机会，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1]许飞琼.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进展、问题与对策[J].中国医疗保险,2019(11):69-72.

[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郑伟.提升健康保险保障人民健康[N].中国银行保险报,2019-11-15(006).

[3]山娜.我国健康保险业发展现状研究综述[J].中国卫生经济,2019,38(7):26-29.

[4]蒋伊石,邵晓军.商业保险公司承接大病保险建立整合式医疗案例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9,38(5):36-38.

[5]吴晓峰.重离子放疗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实践及思考[J].上海保险,2019(3):51-54.

健康保险范文篇8

关键词：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

一、历史背景与发展进程

智利的健康保险是国家整个健康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确立的综合健康保险制度规定，不仅健康保险的有关政策由国家制定，而且具体业务也主要由政府部门经办，国家免费提供大部分医疗服务，公共部门承担医院费用的90%，承担病人治疗费用的85%以上，这种体制一直持续了近30年。像其他由政府包办健康保险的国家一样，在1970年代末，智利健康保险制度出现了深刻的效率危机，包括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等等，健康保险制度不仅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健康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1980年代初智利的政权更替为健康保险制度的根本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当时全球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智利健康保险的改革采取了节约成本、消除浪费、充分挖掘潜力、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减少不平等等方面的目标取向，实现了健康保险制度由政府主办向私营化、市场化方向的转变。与此同时，智利还调整了健康保险的管理体制和具体的政策措施，1981年，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和雇员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重组为国家卫生基金会(公营健康保险机构)和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局(SNSS)，作为公共部门履行政府对健康保险事业的责任。同时，中央政府下放部分卫生事业管理权利，初级健康保险交由市级管理。但是，智利健康保险的市场化并不彻底，健康保险也只是实行了部分私有化经营，从而确立了智利公共健康保险和私营健康保险同时并存的二元健康保险体制。

智利健康保险改革之初，虽然社会公众留恋社会医疗，排斥私营健康保险，但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遵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具有社会政策特色的公共医疗保险基金还是出现了普遍缩水和持续递减，健康保险部分私有化导致了私营保险机构的持续扩张，私营保险机构发展成为了智利最盈利的经济部门。1990年11月至1996年期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数量虽然没有变化，但是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中的受益人却从1990年的210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380万人，强制健康保险制度中由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承保的人数比例从1990年的19%上升到了1996年的32%。1990—1996年，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平均对每位受益人的医疗费用支出上升了18%。然而19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加上私营健康保险机构创新能力不足，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无力提供新产品来增加市场份额，使得智利私营保险没有出现大的发展，1999年后，参加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增长(SapelliandTorehe，2001)。

私营保险公司的进入，使得整个健康保险部门成本意识增强，公营健康保险机构的运作似乎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1981年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导致了公营保险体系的普遍重构，包括剥离部分功能和坚持消费者需求导向，在公营保险部门中引入了市场机制，使得制度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促进了诊断和医疗需求的提高，并因此而提高了医疗保险的总支出。

二、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的体制框架

智利虽然倡导健康保险运作的市场化，允许私营保险企业经营健康保险，但是对于投保人而言，健康保险却是强制性的，即政策范围内的所有人必须参加健康保险，只是具体参加公营还是私营保险人的保险，投保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智利强制性的健康保险对象仅仅限制为在岗工人和退休工人，并未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受益人除了投保人本人之外还包括其家属。

(一)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政策差别

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主要政策差别之一是保险费与保险费率的不同。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保险费依据每个社区的费率确定，各个社区的费率大小是不一样的，具体到一个投保人，保险费又根据投保人的年龄、性别和家庭人数而有所差别。公营保险费率仅与受益人的收入有关，而与其年龄、受益人数和健康状况无关，每位购买公营保险的投保人交纳收入的7%作为保险费。

公营保险部门与私营保险差别之二是保障水平的不同，在公营健康保险机构(FOIVASA)中，每个人都交纳7%的健康保险税，获得相同的一揽子最低医疗服务。私营保险的保障水平取决于交纳的保险费的多少，交纳的保险费越多，获得的保障程度越高，反之则反是，即保险费和健康保险保障服务水平呈对等性。

(二)公营保险机构中投保人的分类

智利的公营健康保险机构根据投保人月收入由低到高分为A、B、C、D、E五个等级，A级属于法定的贫困人口，按照1995年12月确定的收入标准，B级月收入低于144美元，C级月收入为145—225美元之间，D级为月收入225美元以上的人，E级是极少数月收入特别高的人群，A、B、C、D四级分别占总人口的41.2%、31.5%、12.8%、13.9%。

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为所有人提供预防、初级和二、三级卫生保健服务，投保人因病请假也给予补助。对受益人是妇女的，提供5个月的产前和产后假期津贴。对高收入者发给津贴证，在公立医院就诊时享受降价优惠，鼓励高收入者参加公营机构的健康保险。对于穷人公营健康保险机构规定可以免缴7%的保险税，在公立医院就医时自己也不需要付费，但在产前、产后因病缺工不享受津贴，并且不能到私营医院就诊。一般而言，A、B两类人在就医时个人不承担任何费用，C类人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约为总费用的10%，D类人约为20%。

(三)共付制(co—payment)

所谓共付制是指在出现医疗保险事件时，所发生的医药费用由保险人与受益人共同承担，它类似于共同保险。在智利，共付制被认为是对受益人的行为有强制约束，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用共付制度来控制受益人的“道德风险”，降低了保险人承担的医疗责任，这被认为是智利健康保险制度模式中最显著的特色。由于健康保险的供方市场尚未规范，许多私营健康保险机构提供的健康保险方案保障程度往往很低，迫使受益人自己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

三、智利新健康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智利新的健康保险制度受到了公众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对象主要是私营保险公司，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挤出精英(creamskimming)”，它指私营保险公司把那些收入比较高、健康状况比较好的人从公营保险制度中剥离出来，成为自己的保障对象，而把最需要健康保险的那一部分人，特别是低收入的穷人排除在私营保险制度之外。二是私营保险人提供的保障程度过低，主要表现在共付率很高，所谓“共付率”是指被保险人(投保人)承担的压疗费用比例。由于“挤出精英”问题，又引起了不为智利公众所注意的第三个问题，大量收入高而身体健康状况好的人离开了公共健康保险机构，因此使智利降低卫生保健公共支出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目标没能实现。反过来，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为了改善财务状况，一方面推出新的措施吸引高收入、体质好的受益人，与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争夺市场；另一方面，自1996年起也开始推行共付制度。公营健康保险机构医疗费用共付制度的推行，使得其中的受益人个人承担的医疗费出现了巨大增长，特别是对穷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健康保障服务水平和保险价格的双轨制。公营健康保险由国家卫生保健基金管理，其保险费与承保的人数和人口特征无关，均为投保人工资的7%，同时获得相同的保障服务。也就是说，公营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险费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保险价格仅仅是收入的增函数，由于个人收入存在差别，那么收入高的个人在获得相同医疗服务质量和数量的前提下，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并且，公营健康险一般要求受益人在公立医院接受医疗服务，因此选择公共健康险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公共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诸多限制，如通常获得的医疗服务质量低，不能及时就诊，出现排队等待现象等。

私营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障服务取决于个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保险费依据家庭需要的保障水平和家庭成员的风险状况确定，保险费和保障程度之间是按照市场原则确立的对等关系，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和公正性，较高的保险费就能获得较高质量和数量的医疗服务，并且医疗服务具有相当的便利性，能够随时获得，不会出现公营保险排队等待的现象。

这样，收入较高的人将会选择加入私营健康保险机构。高收入富裕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一般也比较好，而高风险的穷人只能留在公营健康保险机构中。

第二，共付制度。由于政府对共付制度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私营保险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导致了共付制成为其排挤高风险人群的手段。公营健康保险部门虽然也有共付制，但共付比例在同类人群中是一样的。而私营保险人是在了解了每一个投保人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后，再确定每个受益人的共付比例的。往往收入越低的人群，在私营健康保险机构中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高，而获得的经济保障程度却较低，因此共付制起到的作用是对中低收入群体获得私营健康保险设置了一个进入的附加障碍。总体上看，私营健康保险机构的经济保障程度基本没有超过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最低的到10%以下，病人不得不承担66—91%的经济负担。有研究证实，对于医疗费支出每年少于50万比索的人，自己付费占总费用的31.3%；医疗费用超过500万比索，受益人支付的占总费用的44.9%(RitmannM.，1998)。

第三，私营和公营健康保险的成长不是互相促进，而是相互约束。私营健康保险制度和公营健康保险制度的差异实际上为投保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契约机制，使投保人自动分成了两类，收入低、风险高的人留在公营保险体制内，而收入高、风险低的投保人则转向私营医疗保险制度。那么，公营保险制度中高收入的人向低收入人的补贴机制被破坏，政府对公营健康保险机构的投入增长不仅得不到抑制，增长的速度反而会更大。1995年智利政府为公立卫生健康提供了93280万美元，相当于智利国民人均67.59美元，或者公营健康保险机构870万人均110.17美元(范桂高，2001)。1985年、1990年和1996年智利的医疗保健开支分别占GDP的百分比为1.6%、2.0%和2.3%(国际劳工局，2000：223)。这同智利改革健康保险制度是为了削减政府负担的初衷是相矛盾的。

公营保险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已经推出了新的项目，吸引高收入的投保人留在供应保险制度之内，例如为高收入的人提供就诊津贴证明，使他们在公立医院看病享受费用优待，只需付更低的医药费用，从而形成了同私营保险争夺高质量的投保人的局面。

四、结论

智利健康保险制度能够强制性转型源于国家政体的剧烈变迁，这一点是很难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同时，智利新的健康保险制度框架不仅没有实现政府的改革初衷，达到政府对卫生健康费用减少投入的目的，反而成为了扩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削弱了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社会这一最基本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智利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因此也不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板。其原因在于，在健康保险制度中，医疗保健品的供给方、个人、政府和健康保险的承办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而各参与主体又都有自己的信息优势，参与人的许多行为在事中无法观察到，在事后又无法验证，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参与人依据特定的制度规则采取相应的策略行动，最后表现出来的经济变量的数据有很大的不同。智利健康保险体系的二元制度结构，以及公营和私营健康保险内部有差别的体制安排并不能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性，智利的健康保险制度并未完成这—使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健康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有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城市医疗保险的现有制度框架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有报道说，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出现用医保卡购买保健品、化妆品、儿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现象(白天亮，2005)。

健康保险范文篇9

[关键词]健康保障体系，商业健康保险，主体地位，对策

一、现阶段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基本现状及其国际比较

表1与图1直观地展示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总支出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卫生总费用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在1990—2005年十五年间，基本上每五年卫生总费用就要翻一番左右，尤其在1990—1995年五年中，卫生总费用增长了近两倍。

这里特别要关注的，是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变化。从表1、图1与图2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曾经占据卫生总费用绝大部分比例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两项占比明显下降，而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占比则显著上升。

这样的健康保障体系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由此会引致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由于健康医疗支出具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当个人在健康保障方面需要承受很重的经济负担时，不可避免地会加重心理压力而致使不敢或慎于消费，这种行为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结果便是社会总需求不足，并由此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影响。另一方面，当一笔大额健康医疗支出成为当事者无法回避的现实时，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当事人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这对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构建无疑会形成负面影响。

改革和完善健康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都面对过的重大课题，为此也进行过多方面探索，一个共同经验是，很多国家通过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使商业健康保险成为该国健康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从表2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士、法国和荷兰等，商业健康保险的普及率已达到覆盖全部人口的高水平，美国也达到80%的高普及率；这些国家商业医疗保险占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重多数都在10%以上(瑞士和澳大利亚略低，但也在5%以上)，美国和乌拉圭更是超过3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自本世纪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有了较快增长，但始终没有超过4%的水平，最近几年一直在3%左右的水平徘徊。与国外相比，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显然还存在着很大发展空间。

完善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以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来减轻居民个人健康费用负担。但是，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还很不充分，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还很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潜力巨大。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预测，至2008年，我国健康保险市场有1500亿～3000亿元的规模。而事实上，我国至2007年健康保险费收入仅为384.17亿元。一方面是巨大的商业健康保险潜在需求，另一方面是相对滞缓的商业健康保险供给。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康保障体系中缺乏主体地位并由此导致发展不足，由此也阻碍了商业健康险在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中作用的发挥。

二、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康保障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缺失及其后果

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至今还游离在健康保障体系之外，由此也导致很多不良后果。

1、主体地位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导致产品开发受限。

医疗服务是一个垄断性很强的行业。首先是技术型壁垒，从事医疗服务工作的人员，第一步需要接受规定的教育、培训和实习，真正从业后，还需要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所以一般人无法轻易进入到医疗服务行业。由于高度的技术垄断性，人们无法确知医疗服务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否恰当，是否存在过度医疗。除技术垄断外，我国医疗行业还存在人为的垄断风险。这导致医疗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而垄断利益则不断膨胀。于是，一方面，健康保险的赔付率节节上升；另一方面，商业健康保险人对开发其他老百姓有需求的健康产品反而望而却步，大大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作用的发挥。

2、主体地位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有效调控医疗资源。

我国一方面存在医疗机构规模上的垄断，目前绝大多数医院为全民或集体所有，私营、中外合资等形式的医疗机构所占无几。另一方面还存在政策垄断，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理单位一般局限于全民或集体所有医疗机构，所以这些医疗机构具有政策法令上的天然优势。同时，目前我国对某些行业进入医疗行业仍然有限制，比如现有法律就不允许商业保险人投资医院。在种种限制下，商业健康保险人无法有效调控医疗资源，无法与医疗机构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无法在事先、事中和事后对医疗服务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审核和检查，保险人因此也无法有效控制风险，这些因素都导致保险人运营商业健康保险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大大提高。主体地位的欠缺使保险人很难突破现有医疗体系来有效规避原有的医疗风险、重新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名正言顺地为老百姓安排健康保障，这给商业保险发挥健康保障作用带来了阻碍。

3、主体地位的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获得政策法令鼓励和支持。

虽然老百姓对商业健康保险有一定需求，但潜在需求要转变为现实购买力，还必须有可支配收入的支持。另一方面，保险产品毕竟属于非渴求商品，很多人不会自行主动购买，有时需要外界因素的激励或强制。很多国家，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都通过制定法律，要求符合规定的国民必须购买相应的商业健康保险。为此，很多国家出台了各种鼓励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优惠措施，如美国对雇主为雇员、个人或自由职业者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制定了各自的税收减免优惠措施，并以强制性法令的形式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开展业务。政府优惠政策的推出，一方面增加了购买商业保险的吸引力，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购买能力，能有效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推广。我国当前的状况是，国家只对企业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作出了相应规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对于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健康保险的政策规定。而企业职工补充医疗也并非强制性要求，且很多补充医疗计划是由社保机构来承办，无助于健康保险发挥有效作用。

4、法律法令的空白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难度。

信息不对称是保险业永远的难题，特别对健康保险来说，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困扰尤其大。总的来看，保险人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由于主体地位缺乏使保险人对相关医疗服务开展全面调查和审核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在利用保险合同保护自己利益时，也因为保险法对健康保险相关规定的空缺而使保险人利益受到损害。我国的《保险法》对健康保险投保人未尽告知义务的处理并没有明文条款。尽管判例法系国家通过保险判例规定投保人负有健康状况告知的义务，但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保险人引鉴国外判例未必能为法庭所接受，法庭最后可能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判决，保险人以法律手段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意图也因此可能受挫。

三、建立商业健康保险主体地位的对策建议

1、国家通盘考虑健康保障需求，以立法形式推动商业保险进入健康保障体系。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往往通过立法形式并采取具体措施来借助商业健康保险力量建设国家健康保障体系。第一种实现方式是，规定国民必须购买相应的健康保险。如美国的《健康维持组织法》(The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Actof1973)要求确保雇员有可自行选择参加健康维持组织的权利；德国规定所有公民都必须参加健康保险，其中约有20%的高收入或自雇家庭选择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1996年瑞士实施强制性健康保险，并要求保险公司一旦承保要保证续保，商业保险人同时为高收入者提供补充健康保险。第二种实现方式是，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民众购买健康保险。如美国对雇主为雇员购买团体健康保险、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个人为自身购买健康保险都予以税收减免，对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采用较低的营业税税率，对健康险本身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对民众的私人健康保险费给予折扣优惠，而对没有购买私人健康保险的高收入者则实施加征1%医疗保健税的惩罚措施；瑞士的健康保险费用可享受税务减免，同时，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收入补贴来帮助低收入者购买强制健康保险。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进入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也需要由政府力量来推动。一方面，政府应采取立法措施来确立商业保险人在国家健康保障体系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需制定切实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2、国家适当开放医疗资源，鼓励商业保险人合理调配医疗资源。

健康保险如果不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关联起来并对其形成一定制约，很难将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为此，很多美国商业健康保险人发起并逐步建立起以控制医疗服务提供者行为和实施预付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健康维持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HMO)，实践下来取得了较好成效。HMO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政府的大力支持。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将建立健康维持组织作为“国家卫生事业的战略方针”来推动；1973年，尼克松总统签署的《健康维持组织法》规定在经济上支持健康维持组织的发展。其二是HMO具有调控医疗服务提供者及其行为的能力。HMO拥有自己的医生、诊所或医院，HMO的医生主要是初级保健医生，HMO可对其医生雇员进行合理合法的监督管理；HMO还与医师团体或独立开业医师或独立开业协会签订协议，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医疗服务，HMO都有明确的就诊制度，严格控制投保人的就医行为和医师的治疗行为，比如投保户只能去HMO指定的医院或医生处看病，如要选择医生，需要承担较高的自负额，所有的医疗需求必须先咨询初级保健医生，如果初级保健医生认为有必要才转给专科医生，而专科医生的很多医疗方案还需征得保险公司的同意。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要获得良性发展，控制医疗成本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可以借鉴HMO的做法，允许保险人合法利用医疗资源。为此，建议政府部门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医疗机构与健康保险人开展合作，并通过适当方式将目前相对分散、力量单薄的健康保险人联合起来，以增强健康保险人同医疗机构展开磋商的能力。同时，为真正实现商业健康保险人对医疗服务的监督和管理，还需解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行业的法律障碍。

3、商业健康保险人提高风险控制技术，创造自身的主体地位。

健康保障体系要顺利和持续运行，有赖于成熟的医疗风险控制技术。目前，世界各国较多采用的医疗风险控制技术是相关诊断人群收费标准(DiagnosticRelatedGroup，DRG)，即根据年龄、性别和治疗费用等因素划分每一相关诊断群，将每一相关诊断群的病情分级确定其平均医疗成本，制定相应的付费标准。另有一种费用控制方法是资源基础性相对价值计量法RBRVS(Resource-BasedRelativeValueScale)，它是根据医疗行为使用的资源成本来确认每个医生或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相对价值。挂号费、诊疗费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费构成资源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被转化成相对价值单位后再乘上每年更新的转换系数就成为应该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支付的金额，这个金额还根据不同地区进行调整。美国医疗照顾制度(Medicare)和几乎所有的健康维护组织(HMOs)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医疗费用控制问题，尤其需要提升这方面的技术。商业健康保险应积极配合、支持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方面的研究，从整合医疗信息开始，深入研究相关控制医疗和就医行为的技术，改变医疗机构在定价上的垄断权，并建立有效的就医行为监督机制，提高整个健康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藉此，商业健康保险将逐步创立和体现其在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促进自身发展。

健康保险范文篇10

[关键词]健康保障体系，商业健康保险，主体地位，对策

一、现阶段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基本现状及其国际比较

表1与图1直观地展示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总支出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卫生总费用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在1990—2005年十五年间，基本上每五年卫生总费用就要翻一番左右，尤其在1990—1995年五年中，卫生总费用增长了近两倍。

这里特别要关注的，是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变化。从表1、图1与图2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曾经占据卫生总费用绝大部分比例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两项占比明显下降，而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占比则显著上升。

这样的健康保障体系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由此会引致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由于健康医疗支出具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当个人在健康保障方面需要承受很重的经济负担时，不可避免地会加重心理压力而致使不敢或慎于消费，这种行为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结果便是社会总需求不足，并由此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影响。另一方面，当一笔大额健康医疗支出成为当事者无法回避的现实时，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当事人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这对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构建无疑会形成负面影响。

改革和完善健康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都面对过的重大课题，为此也进行过多方面探索，一个共同经验是，很多国家通过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使商业健康保险成为该国健康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从表2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士、法国和荷兰等，商业健康保险的普及率已达到覆盖全部人口的高水平，美国也达到80%的高普及率；这些国家商业医疗保险占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重多数都在10%以上(瑞士和澳大利亚略低，但也在5%以上)，美国和乌拉圭更是超过3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自本世纪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有了较快增长，但始终没有超过4%的水平，最近几年一直在3%左右的水平徘徊。与国外相比，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显然还存在着很大发展空间。

完善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以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来减轻居民个人健康费用负担。但是，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还很不充分，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还很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潜力巨大。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预测，至2008年，我国健康保险市场有1500亿～3000亿元的规模。而事实上，我国至2007年健康保险费收入仅为384.17亿元。一方面是巨大的商业健康保险潜在需求，另一方面是相对滞缓的商业健康保险供给。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康保障体系中缺乏主体地位并由此导致发展不足，由此也阻碍了商业健康险在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中作用的发挥。

二、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康保障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缺失及其后果

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至今还游离在健康保障体系之外，由此也导致很多不良后果。

1、主体地位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导致产品开发受限。

医疗服务是一个垄断性很强的行业。首先是技术型壁垒，从事医疗服务工作的人员，第一步需要接受规定的教育、培训和实习，真正从业后，还需要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所以一般人无法轻易进入到医疗服务行业。由于高度的技术垄断性，人们无法确知医疗服务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否恰当，是否存在过度医疗。除技术垄断外，我国医疗行业还存在人为的垄断风险。这导致医疗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而垄断利益则不断膨胀。于是，一方面，健康保险的赔付率节节上升；另一方面，商业健康保险人对开发其他老百姓有需求的健康产品反而望而却步，大大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作用的发挥。

2、主体地位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有效调控医疗资源。

我国一方面存在医疗机构规模上的垄断，目前绝大多数医院为全民或集体所有，私营、中外合资等形式的医疗机构所占无几。另一方面还存在政策垄断，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理单位一般局限于全民或集体所有医疗机构，所以这些医疗机构具有政策法令上的天然优势。同时，目前我国对某些行业进入医疗行业仍然有限制，比如现有法律就不允许商业保险人投资医院。在种种限制下，商业健康保险人无法有效调控医疗资源，无法与医疗机构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无法在事先、事中和事后对医疗服务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审核和检查，保险人因此也无法有效控制风险，这些因素都导致保险人运营商业健康保险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大大提高。主体地位的欠缺使保险人很难突破现有医疗体系来有效规避原有的医疗风险、重新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名正言顺地为老百姓安排健康保障，这给商业保险发挥健康保障作用带来了阻碍。

3、主体地位的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获得政策法令鼓励和支持。

虽然老百姓对商业健康保险有一定需求，但潜在需求要转变为现实购买力，还必须有可支配收入的支持。另一方面，保险产品毕竟属于非渴求商品，很多人不会自行主动购买，有时需要外界因素的激励或强制。很多国家，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都通过制定法律，要求符合规定的国民必须购买相应的商业健康保险。为此，很多国家出台了各种鼓励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优惠措施，如美国对雇主为雇员、个人或自由职业者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制定了各自的税收减免优惠措施，并以强制性法令的形式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开展业务。政府优惠政策的推出，一方面增加了购买商业保险的吸引力，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购买能力，能有效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推广。我国当前的状况是，国家只对企业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作出了相应规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对于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健康保险的政策规定。而企业职工补充医疗也并非强制性要求，且很多补充医疗计划是由社保机构来承办，无助于健康保险发挥有效作用。

4、法律法令的空白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难度。

信息不对称是保险业永远的难题，特别对健康保险来说，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困扰尤其大。总的来看，保险人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由于主体地位缺乏使保险人对相关医疗服务开展全面调查和审核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在利用保险合同保护自己利益时，也因为保险法对健康保险相关规定的空缺而使保险人利益受到损害。我国的《保险法》对健康保险投保人未尽告知义务的处理并没有明文条款。尽管判例法系国家通过保险判例规定投保人负有健康状况告知的义务，但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保险人引鉴国外判例未必能为法庭所接受，法庭最后可能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判决，保险人以法律手段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意图也因此可能受挫。

三、建立商业健康保险主体地位的对策建议

1、国家通盘考虑健康保障需求，以立法形式推动商业保险进入健康保障体系。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往往通过立法形式并采取具体措施来借助商业健康保险力量建设国家健康保障体系。第一种实现方式是，规定国民必须购买相应的健康保险。如美国的《健康维持组织法》(The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Actof1973)要求确保雇员有可自行选择参加健康维持组织的权利；德国规定所有公民都必须参加健康保险，其中约有20%的高收入或自雇家庭选择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1996年瑞士实施强制性健康保险，并要求保险公司一旦承保要保证续保，商业保险人同时为高收入者提供补充健康保险。第二种实现方式是，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民众购买健康保险。如美国对雇主为雇员购买团体健康保险、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个人为自身购买健康保险都予以税收减免，对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采用较低的营业税税率，对健康险本身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对民众的私人健康保险费给予折扣优惠，而对没有购买私人健康保险的高收入者则实施加征1%医疗保健税的惩罚措施；瑞士的健康保险费用可享受税务减免，同时，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收入补贴来帮助低收入者购买强制健康保险。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进入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也需要由政府力量来推动。一方面，政府应采取立法措施来确立商业保险人在国家健康保障体系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需制定切实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2、国家适当开放医疗资源，鼓励商业保险人合理调配医疗资源。

健康保险如果不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关联起来并对其形成一定制约，很难将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为此，很多美国商业健康保险人发起并逐步建立起以控制医疗服务提供者行为和实施预付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健康维持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HMO)，实践下来取得了较好成效。HMO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政府的大力支持。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将建立健康维持组织作为“国家卫生事业的战略方针”来推动；1973年，尼克松总统签署的《健康维持组织法》规定在经济上支持健康维持组织的发展。其二是HMO具有调控医疗服务提供者及其行为的能力。HMO拥有自己的医生、诊所或医院，HMO的医生主要是初级保健医生，HMO可对其医生雇员进行合理合法的监督管理；HMO还与医师团体或独立开业医师或独立开业协会签订协议，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医疗服务，HMO都有明确的就诊制度，严格控制投保人的就医行为和医师的治疗行为，比如投保户只能去HMO指定的医院或医生处看病，如要选择医生，需要承担较高的自负额，所有的医疗需求必须先咨询初级保健医生，如果初级保健医生认为有必要才转给专科医生，而专科医生的很多医疗方案还需征得保险公司的同意。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要获得良性发展，控制医疗成本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可以借鉴HMO的做法，允许保险人合法利用医疗资源。为此，建议政府部门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医疗机构与健康保险人开展合作，并通过适当方式将目前相对分散、力量单薄的健康保险人联合起来，以增强健康保险人同医疗机构展开磋商的能力。同时，为真正实现商业健康保险人对医疗服务的监督和管理，还需解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行业的法律障碍。

3、商业健康保险人提高风险控制技术，创造自身的主体地位。

健康保障体系要顺利和持续运行，有赖于成熟的医疗风险控制技术。目前，世界各国较多采用的医疗风险控制技术是相关诊断人群收费标准(DiagnosticRelatedGroup，DRG)，即根据年龄、性别和治疗费用等因素划分每一相关诊断群，将每一相关诊断群的病情分级确定其平均医疗成本，制定相应的付费标准。另有一种费用控制方法是资源基础性相对价值计量法RBRVS(Resource-BasedRelativeValueScale)，它是根据医疗行为使用的资源成本来确认每个医生或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相对价值。挂号费、诊疗费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费构成资源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被转化成相对价值单位后再乘上每年更新的转换系数就成为应该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支付的金额，这个金额还根据不同地区进行调整。美国医疗照顾制度(Medicare)和几乎所有的健康维护组织(HMOs)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医疗费用控制问题，尤其需要提升这方面的技术。商业健康保险应积极配合、支持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方面的研究，从整合医疗信息开始，深入研究相关控制医疗和就医行为的技术，改变医疗机构在定价上的垄断权，并建立有效的就医行为监督机制，提高整个健康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藉此，商业健康保险将逐步创立和体现其在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促进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