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革新范文10篇

监管革新范文篇1

管理科学的进步具有一般规律性，掌握这些规律，对于企业实现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管理创新一般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应用型创新；一种是原发型创新。前者是指企业新采用一种已有的理论与方法；后者是指企业新创立一种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管理创新，掌握管理科学进步的一般规律都是重要的。对一般规律性的把握，有助于企业找到管理创新的路径。笔者通过对企业财务管理演化一般规律的描述，为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提供了一般的路径。因为任何一个阶段的财务管理的进步都是与企业当时所处的环境背景相联系的，都是为了满足在特定的背景下企业特定的需要。如果企业进入了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有了这样一种特定的创新的需求，企业就可以遵循这个演变的规律，找到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路径。

二、财务管理对象的演进

财务管理对象是随着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从有形的资本到无形的资本，从单一的资本金到虚实结合的多维度资本，还有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资本。总之，财务管理的对象由单一的要素发展到多要素的结合，并由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对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不断扩大，新的对象不断出现。随着战略管理的发展，财务管理的对象还会扩展到诸如智慧资本。

（一）从单一要素到多要素

财务管理是随着筹集资金的出现而产生的，大约在15-16世纪，起初的职能只是筹集资金和简单的分配，所以那时财务管理的对象是那些筹集到的资金——用来购买设备和原料的货币。

到了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成功、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股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引起资金需要量的增加，筹资作为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在企业的运营中越来越重要。1897年，美国财务学者格林（Green）出版的《公司财务》中阐述了企业中的筹资问题，提出了资金成本这一概念。随着金融市场的兴起，筹资方式增多，发行股票和债券成为企业主要的筹资渠道，金融中介如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企业筹资的主要对象，于是股票、债券作为虚拟资本在这一时期也成为财务管理的对象，并在会计账簿中出现。这样，财务管理的对象从资金扩展到虚拟资金（股票和债券）。

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罗弗（W.H.lough）在《企业财务》中提出企业财务管理除了筹集资本以外，还要对内部资金的周转进行控制。当时英、日的财务管理学者也十分重视资本运用问题。1922年奎因坦斯（H.W.Quaintance）出版了《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人门》（ManagerialAccounting：anIntroductiontoFinancialManagement）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管理会计”之后，也开始重视生产成本。

二战以后，投资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建立了一系列的投资分析评价的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报酬率、货币的时间价值等，财务管理同时也向这些指标转移。

20世纪80年代后，市场竞争的发展，企业经营从以规模取胜发展到以速度取胜。尤其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以无形资产为中心地位的资本结构的形成，改变了企业资产的结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等无形资产在企业的总资产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企业收益的决定因素。财务管理从传统的财务资本管理转向对知识资本的管理。

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信息为财务管理带来很多方便，财务管理无论是在投资、筹资环节，还是在利润分配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有关信息。财务信息业成为财务管理对象之一。另外由于企业受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媒体空间扩大、产品寿命周期缩短以及无形资产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为内容的风险投资在企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上升，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特点，使企业的投资风险不断增加。而企业要想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不得不投资于高新技术，于是企业在做财务决策时，把风险资本也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曾对风险投资这样表述“风险资本是新兴的、迅速发展的、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一种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二）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

19世纪20年代以前，财务管理只有筹集资金的职能，管理的对象也就是企业筹集到的资金和盈利之后要分配的资金。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导致经济普遍不景气，有的公司甚至面临倒闭，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政府开始对企业进行监管，于是财务管理也随之转向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的对象也从那些虚拟资本扩展到企业日常运营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另外由于管理会计在这一时期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对生产成本的控制也成了财务管理的重点。企业内部资金的耗费和会计中的一些资产类账户引起财务管理者的重视，企业实物资产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这时由于经济环境的限制，财务管理的对象只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资金、生产资料，等等。

然而在投资管理时期，财务管理中资金的运用被分为两部分：企业内部的资金运用和企业外部资金的运用——投资。企业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得更多收益，于是用来衡量收益的资金报酬率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出现，艾荣菲莎（IrvingFisher，1867-1947）在19世纪末提出的资金时间价值在这一时期备受关注。这样，资本的耗费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企业资本的流动延伸到企业外部，财务管理的对象从企业内部运用的资本扩大到企业外部投资对象运用的资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财务管理进入跨国财务管理阶段，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企业的经营更加复杂，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缩小企业间的距离，国际市场向企业敞开大门，跨国公司发展迅速，财务管理也随之变化，从管理本国资金发展到管理多国资金，投资、筹资都开始国际化，财务管理的对象也延伸到国外资金。

新经济时代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网络的普及，财务管理的国际化、网络化，远程处理财务问题和集中式管理成为现实，信息作为企业的一种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务管理者作决策时不再以货币信息为唯一依据，而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部门的各种资料组合起来，做出基于全面可靠的信息决策。财务管理的对象也扩展到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网络资源。

三、财务管理方法的演进

财务管理方法是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进行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利润分配中所采取的方法。下面从几个方面阐述财务管理方法的演进。

（一）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

筹资是财务管理的起点，起初筹资方式、渠道比较单一，筹资对象有限，企业规模小，金融市场不发达，所以筹资没有标准的方法，只要找到有资金的人就可以了，资金的数量也没有相对标准，完全依靠个人经验以及当时的筹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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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0年，米德（Meade）出版了《公司财务》，主要研究企业如何最有效地筹资，财务管理才有了初始的理论形态，开始向科学管理迈进。到了二战以后，随着投资的兴起，金融市场不断完善，财务管理从对一些出现的问题的本质认识发展到用一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在筹资方面，引入科学管理理论较晚，主要出现了一些学派，如解决怎样分配普通股和债券的资本结构理论，如早期以格兰特（gurand，1952）为主的融资理论学派。

投资管理发展较晚，科学化程度高，如投资项目决策程序科学化，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投资分析评价指标，资本报酬率、资金的时间价值等。投资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遵循科学的程序，并同宏观大势相联系，做出项目决策。1951年，美国财务学者迪安（JoelDean，1951）在他的著作《资本预算》中就提出了企业在投资时要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评价投资项目，成为投资理论的源泉。

19世纪以前，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企业融资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单一，因此分配收益也没有专门的理论方法，只是根据企业和股东的需要简单地在所有者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直到二战后，股利理论的发展才使分配决策程序科学化。1956年3月，美国著名的财务管理学教授詹姆斯。E.沃尔特提出了关于股利分派和股票价格的理论模型，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Lintner）也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分配股利的行为。

财务管理方法发展到今天，理论模型多种多样，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精细，统计学、运筹学等其它学科在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应用，使财务管理方法更加科学化。

（二）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财务管理中的一些筹资、投资理论模型的发展始于二战后，二战前的财务管理只注重内部生产，筹资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能，虽然发展早，但只提出了一些诸如资金成本、时间价值等一些基本概念，没有固定模型来分析筹资的数量和成本。

到了二战以后，随着投资的兴起，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筹资管理开始逐渐成熟。在筹资分析方面，财务管理从对一些出现的问题的本质认识发展到用一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如解决怎样分配普通股和债券的资本结构理论，早期以格兰特（gurand，1952）为主的融资理论学派。1958年，莫迪格莱尼（FrancoModigliani，1958）和米勒（Merio.H……Miller，1958）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著名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提出了MM理论，用于分析企业筹资的资本结构，提出的MM定理构成了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核心。后来该理论形成两个分支：以法拉（Farrar，1967）、塞尔文（sharevell，1966）及贝南（brennan，1978）等为代表的税差学派，将税收差异引入企业融资结构的理论中；以巴克特（betker，1978）、阿特曼（altman，1968）为代表的破产成本学派，研究企业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问题。在此基础上，斯科特（Scott）、罗比切克（Robichek）、梅耶斯（Myers）、考斯（Kraus）、李真伯格（Litzenberger）等人提出了权衡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众多学者开始在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企业融资结构问题，把融资理论推向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阶段。该时期的理论有罗比切克（Robichek，1967）、梅耶斯（Mayers，1984）、斯科特（Scott，1976）的平衡理论，后来的詹森和麦克琳（jensenandmeckling）用理论、破产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分析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哈里斯与雷斯夫（HarrisandRaviv，1990）阿洪与泊尔顿（AghionandBolton，1992）等人对理论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建立了控制权理论。

投资理论在二战后的发展也是以量化模型为主，哈里。马科维茨（HarryMarkowitz，1958）在他出版的专著《组合选择》中，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并指出风险和收益的计量是资产组合理论的关键。托宾（James.Tobin，1958）于1958年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作为处理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中，阐述了对风险收益的理解，对投资理论作出很大贡献。到了1964年，夏普（WilliamSharpe）、林特尔（JohnLintner）、莫森（JanMossin）在马科维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投资减少风险的观点，从而建立了资产定价模型（CAPM）。托宾（JamesTobin）在资本市场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离理论”，泰勒（J.L.Treynor）提出了“特征线”，试图通过基金资产组合与市场组合之间的关系来定系统性风险。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发展的基础上，诺斯于1976年在《经济理论学刊》上发表了一种全新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的套利模型（APT）”。另外还有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布莱克（Black）、斯科尔斯（Schole）提出的B-S期权定价理论。随后（E.Peters）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FractalMarketHypothesis），利用混沌理论研究市场的随机性和确定性。上述理论模型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改进，加入了一些不确定性投资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关于测量和评价投资风险数学模型的理论，如风险资产的结构、最优资本配置原则、分散化分析、风险资产组合，等等。企业在投资时还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收益。都为投资理论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企业投资管理的创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际投资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悄然兴起，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尤其是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的数额急剧增加，从1980-1985年年均126亿发展到1995年2195亿，可见跨国公司的经营促进了投资的国际化，同时也完善了投资理论，使其应用面向国际投资市场，形成了国际投资理论，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名的财务管理学教授詹姆斯。E.沃尔特提出了关于股利分派和股票价格的理论模型，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Lintner）也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分配股利的行为。1961年莫迪利亚尼教授和米勒教授提出了不变形定理，也称“股利无相关假说”，指出公司的股利支付比例与股票市价无任何关系，成为股利理论的基石。这个时期的分配理论也是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筹资多样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到了90年代以后，金融市场的完善，企业筹资和投资的发展，经营的复杂化，财务管理中的分配管理更加多样化，企业根据发行的股票种类制定各种股利政策，同时还根据本企业的性质制定相应的高股利政策或低股利政策，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利用财务预算的结果在企业和所有者之间分配利润。

（三）从关注物到关注人

从财务管理对象的变化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依靠机器设备，虽然人的技术知识在生产中也占一定地位，但从未被重视。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就在他著名的演讲中，提出并解释过“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的发展中，人的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直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普及，信息在生产经营中地位的提高，使人们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信息、知识、技术以及接受、利用、加工、创造这些信息和技术的员工在整个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知识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Galbrainth）在这时首先提出知识资本概念，为新型企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现在的新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增长也不再依赖于厂房、机器等有形资产，知识资本承担了这一重任，成为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本，包括反映学习知识的能力、掌握技能的能力、发明创造力和完成任务能力的人力资本和为支持人力资本最大化的结构性资本，如企业的所有制、企业的计划、领导力、企业的数据库、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企业的设备结构、企业的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公众形象，等等。财务管理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投资的重点转向无形资产投资：知识资本——人才的取得日益重视起来，企业开始关注用什么渠道和什么方式取得知识资本，如何降低知识资本的成本，怎样优化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提高知识资本的效益。企业的价值不再体现在企业的规模或者企业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和债券的市价上，而是体现在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上。在分配收益时，知识资本也要与财务资本共同参与企业收益的分配。使用知识及利用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成为重要的分配依据。与此相适应，企业传统的收益分配格局将被打破，企业员工的工资及其他形式的报酬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报酬会相对减少。将来知识资本的拥有者可能成为企业主要股东，分配理论也会随之创新。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方法的发展也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从简单的筹资、投资、分配，到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筹资、投资。一开始是定性的管理，逐步发展到利用数字模型的定量管理。在统计学、运筹学等一些其他学科应用于财务管理中之后，从单纯依靠数字分析问题到数字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模型理论，也就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国际筹资、投资的发展，为企业经营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是财务管理理论朝国际化方向发展。总之，这些变化说明财务管理的方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总会有和其它方面相匹配的财务管理方法出现。

四、财务管理手段的发展

财务管理手段是财务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工具。在财务管理发展初期，只有筹资功能，职能的单一性决定了手段的低级性。直到20世纪初，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提出后，财务管理也开始向科学化发展，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内部控制，出现了一些量化模型，1914年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提出后，标志着财务管理进入数字管理时代。

（一）从人工到利用工具

财务管理的工作主要是对一些会计方面信息的处理，而会计方面的信息主要是数据，所以在发展初期，经济环境决定了只能依靠人工。到了财务管理向科学化发展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量化模型，但是工作中的计算量加大了。后来简单计算器的出现，财务管理工作才开始运用简单的工具——计算器。之后计算机的发展，大大减少了财务管理者的工作量，同时也使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迈进了一大步，将统计学、运筹学等复杂的运算应用于财务管理理论中。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单一记账功能的财务软件的应用，大大简化了财务管理者的工作，方便了数字模型的应用，尤其是运筹学在财务管理决策中的应用，简化了财务管理决策的程序，同时也减少了在决策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到了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些数据信息储存、传递、分析更加方便，核算型财务软件也开始应用于财务管理工作中，应用范围从单机模式扩展到具有一定数据共享能力的小型局域网，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90年代以后，MRP、MRPⅡ、ERP等管理型软件的应用，将财务管理渗透到企业中的各个部门。人机财务管理系统，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其他管理系统提供的数据为主要依据，对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结构化的问题进行自动或半自动实时处理，而对那些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问题，则通过提供背景材料，协助分析问题，找出可能方案，确定各种可能的结果，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为企业决策者制定正确、科学的经营决策提供帮助。在计算机财务管理系统中，财务管理者可以准确及时地获取大量所需信息，并根据企业的具体管理问题采用计算机工具、技术和方法建立模型，解决财务管理活动中的综合性问题。

（二）从单一功能系统到多功能相结合的复杂系统

财务管理起始于筹资，所以在财务管理产生时，只有筹资功能，另外传统财务管理以企业内部情况为管理重点，提供的信息也局限于一个财务主体，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财务管理有了筹资、投资、分配等功能，但是企业设置的财务管理部门主要的工作还是会计记帐，作一些简单的预测分析。

当前，以Internet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交互式Web应用的出现，电子商务浪潮作为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引擎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从大规模的生产到个性化生产，从企业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从企业间产品的竞争发展到信息和人才的竞争，从单个企业间的竞争到供应链竞争，从区域竞争到全球化竞争，从以规模取胜到以速度取胜，这些变化使财务管理在管理过程中的手段随之提高，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信息得以高速流动，资源高度集中，电子商务浪潮的掀起使企业财务管理走向网络化，IT环境的形成，信息可以被实时动态地获取、存储、加工和传递，尤其数据平台的建立，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客户、企业与其他职能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企业的财务流程和经济业务流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供应链管理的发展，也是财务管理网络化的一个动因，在供应链管理中，财务管理用信息流将物流和资金流整合起来。这样，财务管理的网络化为企业经营在资金和商品之间的传递节省了大量时间，降低了经营费用，加速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同时在企业做财务决策时，也可以在这个链上获得及时的信息。可见，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财务管理手段的变革，使财务管理从一个简单的系统成为渗透到企业各个部门甚至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的复杂系统，网络成为财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基于网络的财务软件普遍应用。除此之外，财务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展，如知识财物、财务智能，使财务管理更准确地把握企业全局经营活动的总体概况，出现了智能分析型财务软件，如财务雷达预警系统，可以保证企业执行计划的有效性，增强管理控制职能，业务环节上的预警机制如短缺预警、应收账款预警等，都是财务智能的应用。

五、财务管理视角的演进——战略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理论方法的发展异乎寻常，硕果累累。然而，纵观其发展，无论是理论的提出与完善，还是方法手段的改革，都是站在企业一个部门职能的角度。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筹资、投资等财务管理的职能实施的目的只是针对短期的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SC梅厄（SCMyers）教授曾指出：尽管财务管理理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它对战略规划却几乎没有影响，财务理论必须扩展，以协调财务和战略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战略因素被引入财务管理理论方法中，首先是应用于管理会计中，英国学者肯尼斯西蒙兹（KennethSimmonds）在8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战略管理会计的概念，之后有关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即SCM）的理论初步形成并在2006年内得到深入研究，把成本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的层次上，从战略高度对企业生产运作的总体成本进行全面了解、控制和改善，从而努力寻求并创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美国管理会计学者桑克（ShankJ.K.）和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于1993年出版了《战略成本管理》一书，使战略成本管理更加具体化。1998年，英国教授罗宾。库珀（RobinCooPer）也提出了以ABC（activity-basedcosting，作业成本计算）为核心的战略成本管理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成本管理理论界和企业界也开始加强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提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成本企划（其本质是一种对企业未来的利润进行战略性管理的战术），SCM得到了快速发展。战略成本管理和战略管理会计的发展证明，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已经有了战略的特性：全局性、长期性。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和战略管理结合的越来越紧密，财务管理的视角从企业本身转移到市场竞争者、供应链上的企业，战略眼光从眼前转移到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企业的长期利益。

监管革新范文篇2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发端于美国，并且波及到全世界。面对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金融体系，西方国家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新反思，并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力求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里选取美国、欧盟和英国三个经济体作为代表，简单介绍其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代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构建起严格的分业监管体系。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剧，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介于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之间的“双线多头”监管模式。在该模式下，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金融监管机构按照银行、证券、保险分别对所辖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目标是“将最有经验的监管者置于其最熟悉的金融业务监管领域”。美国这种多重监管体制的形成，与其文化中崇尚自由、信奉“分权与制衡”以及鼓励自由竞争的理念密不可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种种弊端，诸如监管漏洞、监管重叠等问题纷纷暴露出来，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财政部于2009年6月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方案，经国会参众两院审议并修改后，最终在2010年7月形成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被视为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去监管化”的终结，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专门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Council，FSOC）负责识别、监测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高监管标准，抑制其扩张冲动，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FuneralPlans），建立起有序破产清算机制，以便在丧失偿付能力后迅速实施破产清算，降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此外，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超大型金融机构，美联储有权利予以强制拆分。二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从监管范围看，该法案明确要求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基金必须进行注册，同时提供必要的交易和投资信息，以便对其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填补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空白。在监管要求方面，法案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行更高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标准，建立起逆周期的资本监管体系，同时严格遵循沃克尔规则，限制金融机构从事与自身业务无关的高风险交易。此外，法案还限制了场外衍生品交易，要求引入中央交易对手制度和保证金制度，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三是注重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制衡，强调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法案规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具有协调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同时为了避免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过于集中，还赋予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管美联储的权力，形成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该法案表达了美国在统一全球监管标准方面的意愿，体现了与国际统一监管标准的一致性，同时也表达了参与国际危机救援和金融监管合作的积极态度。总体来看，《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做了努力，另一方面还兼顾了金融效率的目标，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对系统性风险的抵抗能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该法案并未触及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根本，以分业监管为主的“双线多头”模式与混业经营的矛盾依然存在，原有监管体系存在的监管重叠和监管漏洞等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使该法案的改革力度和最终效果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二）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自1993年成立以来，为切实推进一体化进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不断推动联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1999年的《欧盟委员会金融服务行动计划》为标志，欧盟建立了莱姆法路西监管框架（LamfalussyFramework），改善欧盟金融监管决策程序，使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了监管协调的效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欧盟委员会开始反思自身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于2010年9月7日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原有的莱姆法路西框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建立起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其改革的核心是在原有莱姆法路西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两大支柱———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和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uropeanSystemofFinancialSupervisors，ESFS），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加强了欧盟的统一监管。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全力凸显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将其提升到与微观审慎监管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独立的宏观审慎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风险。专门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负责监测、预警系统性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其具体职责包括负责欧盟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识别、监测、评估各种可能威胁到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可能出现重大风险时及时发出预警，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防范和化解潜在系统性危机的措施。二是提高金融监管要求。一方面强化了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要求其增加不同时期在险价值的额外资本缓冲；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建立内部流动性管理方案，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增强抗风险能力，确保流动性保持正常，或者是在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具有充足的流动性。此外，欧洲议会还于2010年11月正式通过了《欧盟对冲基金监管法案》，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之中，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集中由欧盟统一监管。三是更加注重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将原有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督委员会升级为欧洲监管局（EuropeanSupervisoryAuthori-ties，ESA），同时成立了指导委员会（SteeringCommittee）以加强各个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先后出台了跨国金融危机九项原则、跨国稳定小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等实施方案，旨在加强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系统性危机，并对陷入危机的国家实施救助。相对而言，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最为彻底，这与其长期倡导的强化监管、重视金融稳定理念密切相关。通过确立宏微观一体化的金融监管体系，欧盟初步搭建起金融稳定合作机制，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宏微观之间、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意识到，欧盟新监管方案的实施以及监管费用需要依赖各个成员国，要在各个成员国之间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欧盟的金融监管将是“没有牙齿”的监管。因此，欧盟新金融监管体系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欧盟各国关于实施细则的最终共识才能意味着改革方案的真正落实。

（三）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针对混业经营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一体系以《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为基础，由三个管理当局，即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管理局和英国财政部对金融稳定共同负责。2008年金融危机使英国政府意识到，这种“三方（tripartite）”的监管体系存在很大的漏洞，没有哪个单独的机构有责任、职权或权力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督，识别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并采取协同行动来对此做出反应。鉴于此，英国政府着手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监管漏洞问题，英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银行特别条款法案》、《2009银行法案》、《特纳报告：通过监管改革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2010年金融服务法》等一系列方案，力求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2010年大选后，联合政府宣称将撤销金融服务管理局，将其功能并入英格兰银行，并陆续推出了《金融监管的新举措：判断、焦点及稳定》和《金融改革新方案：构建更强的监管体系》等方案，旨在构建更稳定的金融体系。尽管前后两任政府对金融监管体系架构的改革存在不同意见，但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均作出了较大的努力：一是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强化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2009年银行法》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及其核心地位；2010年6月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则提出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PolicyCommittee，FPC），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该委员会为金融稳定的最高决策部门，负责制定维护金融稳定的各种政策，而新设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Regula-toryAuthority）则为金融监管政策的执行部门。二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英格兰银行可以实施各种政策工具来保障金融稳定，同时赋予其更大的灵活性。同时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使问题机构迅速并有效地实施破产，降低其倒闭所产生的影响。此外，ICB（IndependentCommissiononBanking）的报告还提出要彻底分离零售业务和批发、投资业务，尽可能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三是强化金融监管合作。《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认为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至关重要，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通过实施统一的监管标准提高各国金融监管水平，避免监管套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二是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核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建设；三是特别注重欧洲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四是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建立起国际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五是增强对跨国金融机构的跨境处置能力。从总体看，英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是为了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从长远的角度讲对于维护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看，过于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的相互隔离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对原有业务进行精简和调整，可能带来部分金融业务的萎缩和人才的流失。其次，ICB提出的10%一级资本充足率、维持债务缓冲资金等要求远远高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一方面伦敦本地的金融机构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有可能导致当地资金成本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明显的监管套利，金融资源可能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流，反而不利于维护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以金砖四国为例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先行者。借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机，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各种全球金融合作，着力提升自己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本国内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

（一）巴西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巴西的金融体系主要实施混业经营，由国家货币委员会（CMN，下辖巴西央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个人保险委员会（CNSP）以及补充养老金委员会（CNPC）共同对金融体系实施混业监管。在该体系下，巴西中央银行拥有除保险、养老金及证券市场以外的所有监管权，其他监管机构基本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相对集中的监管模式与巴西混业经营的金融体系相匹配，而且能够有效减少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障碍，有利于中央银行对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并未对巴西本土的金融机构造成太多的伤害，反而是由于外部资金的大举撤离导致了证券市场的大跌和汇率的急剧提升。为此，巴西中央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资金，包括购买陷入困境金融机构的贷款等。同时，政府也要求其下辖的三家银行，巴西银行、国家储蓄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实施扩张的信贷政策，以弥补私人银行部门和本地证券市场的信贷供给萎缩。经过多方努力，巴西金融市场于2009年中即恢复了稳定。危机后，巴西开始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微调，以期强化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体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提高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增强其透明度；二是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要求监管部门定期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风险监测与评估，特别是对投资与交易等高风险业务以及流动性状况进行监测；三是提高准入要求，规定监管部门在金融机构成立之前，应对其商业计划书、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等进行严格的论证，必要时应要求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提高准入标准；四是加强与监管部门与审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在监管过程中鼓励审计部门的参与，提高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以对监管对象作出合理判断，增强监管的有效性；五是强调与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特别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在近十多年间，通过中央银行的大幅改革，巴西的金融监管逐渐朝着最优实践、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从合规监管逐渐转向审慎监管，从被动监管转向主动监管。在此过程中，巴西金融监管体系更加注重风险和控制，关注监管过程的连续性，强调监管计划与监管手段。作为资本自由流动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巴西更应关注资本跨境流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传递，以及汇率的大幅波动可能引起的金融体系动荡，同时在稳定货币方面还应继续努力，藉此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二）俄罗斯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证券业和保险业均在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起步，规模相对较小。俄罗斯的金融体系既有分业经营，又有混业经营，相应其金融监管体系也采取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以分业监管为主。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证券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是由俄罗斯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实行共同监管，其余皆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俄罗斯的金融业也表现出较大的动荡，具体表现为金融稳定性指标的迅速恶化、流动性风险加大、银行盈利水平下降以及信贷资产质量下滑等。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银行体系高度依赖于境外融资，大量外资的快速流出使俄罗斯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冲击，股市出现暴跌、货币急剧贬值，市场流动性迅速枯竭，直接诱发了银行体系的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由此也导致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失调、高度依赖能源出口、金融市场不发达等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危机过后，俄罗斯银行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强化监管，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强化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能力，通过立法强化央行对金融机构信息的获取权力，确保各类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定期对各类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并建立危机早期预警系统。二是强化金融稳定，逐步减少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规定国有资本的输出不能有损于金融稳定，金融机构不能以危害金融稳定来获取利润。三是完善问题机构的退出机制，重点强调提高问题机构早期的资产保全能力，充分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还规定对跨国问题机构的紧急破产清算可采取建立国家间的协定来共同执行。四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确保对国有银行的控制权，外资金融机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12%。五是加强与其他国际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多个国家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同时加快俄罗斯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的进程。俄罗斯金融监管改革是与其经济转轨过程相一致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俄政府着力构建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监管体系，俄罗斯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作用逐步凸显，独立性大大增强。但受转轨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发展金融体系，俄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弱化管制，这导致其监管体系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控制力和监管力相对较弱，而且激进的改革措施也导致其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很强。在外部融资依赖度很高的情况下，俄罗斯金融体系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可以说，危机后俄罗斯在强化金融监管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其整体方向仍不是特别明确，相关的改革措施也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三）印度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自1991年印度的拉奥政府推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经济、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印度主要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印度储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市场，同时对银行业实施监管。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保险监管和发展局（IR-DA）分别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印度的金融监管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按照侧重点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之前的放松管制阶段。在该时期主要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应的金融监管也为放松管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放松准入限制、全面引入市场竞争等；第二阶段是1997年之后的加强监管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度政府意识到过快、过度自由化的危害，因此加大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革存款保险制度、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投资行为的监管、制定紧急纠错法案等，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些改革措施极大的促进了印度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也使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未遭受大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印度政府也意识到监管改革的重要性，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以应对系统性风险：一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宏观审慎分析框架，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和监测，并适时发出风险预警信号。二是强调金融监管协调，加大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拟成立“金融稳定与发展局”凌驾于印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保险监管和发展局之上，以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三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将没有存款项目的金融机构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同时提高监管要求，加强对资本充足率中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监管。四是加强对跨国银行的金融监管，注重与东道国的监管合作。印度一直以来都实施非常严格的金融监管，早在2007年初就全面实行了巴塞尔协议II，并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由8%提高至9%；同时建立起相对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的商业银行，极大地保证了银行体系在危机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严格的金融监管也限制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其法定存款准备金和流动性比例要求都很高，极大地削弱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此外，政府还要求金融机构要优先考虑农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其盈利水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较低。未来，印度监管当局应在稳定与效率之间适当向效率的角度倾斜，在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四）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迅速发展，金融监管也逐步发展成为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模式，对提高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太大的冲击，但现行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业已暴露出一些固有的问题和缺陷。一是中国人民银行未能有效承担起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规定其具有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职责，但在实际中中国人民银行更专注于维护货币稳定，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被弱化。二是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尽管“三会”已建立起定期信息交流制度和联席会议机制，但从实施情况来看，该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三是存在多头监管与交叉监管下的监管漏洞。随着混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分业监管下的真空和漏洞问题越来越明显，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容易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总体来看，危机后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改革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加大对金融稳定性的评估力度。中国于2009年8月正式启动IMF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并于2011年11月首次了《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强健，但脆弱性在逐渐增加”。二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自2010年起定期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同时加大了金融统计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力度，并开始着手建立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三是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提高监管标准。银监会在金融危机后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中，同时结合巴塞尔协议III和中国实际情况，出台了更为严格的“中国版”巴塞尔III。四是更加重视金融监管协调。国务院《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起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五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积极拓展跨境金融监管合作关系，举办跨境监管磋商，目前已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合作协议。

三、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共性与趋势

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可以看出，尽管各个国家金融监管的改革内容、力度都有很大差异，体现了各个国家在各自经济、金融背景下的选择与侧重，但更多的是共通之处，而这些共同点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实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防范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现代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使金融机构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与之相伴而生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系统性危机高度的传染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因此，针对于本次危机的金融监管改革重点都放在了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稳定性方面，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也成为危机后主要国家的共识。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态度要比新兴市场国家更为鲜明，改革力度也更大，实施方案的细化程度等都要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欧盟和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明确提出要建立负责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专业部门，并且都被明确赋予了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拥有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监测、评估和预警的权力。而对以金砖四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尽管都提出要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但均未提出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也没有明确具体由哪个监管主体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设立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机构，但究其功能而言，大多仍局限于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警上，仅负责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具体的决策和执行仍主要依赖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这就产生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想法和建议无法顺利实现的可能，而且由于监测预警和决策执行职能的相互分离，还会产生信息和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时滞及失真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尽管还存在各种不足，但总体而言，在新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由哪个机构来承担起该职能，它都已成为未来金融监管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金融监管体系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明显不足，二是对流动性风险监测不足，三是金融机构吸收损失的能力不够。因此危机后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不约而同的扩大了监管范围，并且提高了监管标准，旨在弥补监管漏洞，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损失吸收能力。从维护整体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将影子银行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弥补监管缺失和监管漏洞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国别差异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待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态度应有所差别。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且表现出脱离原生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的特征，因此应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并实施严格监管。新兴市场国家的衍生品市场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创新力和服务范围尚不足以满足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强调对影子银行和衍生品市场加强监管时，更重要的是鼓励其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创新力度，以满足金融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必须引导、促进衍生产品和市场实现有序、健康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正常运行。除了扩大监管范围外，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还十分强调提高监管标准，加大对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比率等方面的要求，旨在通过事先的防范提高金融机构的损失吸收能力。提高监管标准确实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但不可避免会带来盈利能力和水平的下降，这也是各国在制定监管标准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无论采取何种标准，对各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应尽量保持监管标准的统一，这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避免监管套利，从而保证全球金融稳定的最终实现。

监管革新范文篇3

一、资产证券化与影子银行兴起

“影子银行系统”（TheShadowBankingSystem）的概念最早由麦卡利（McCulley，2007）提出，之后在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讨论中被广泛使用。但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一致的定义，并且常与“平行银行系统”（ParallelBankingSystem）和“证券化银行系统”（SecuritizedBankingSystem）混用。例如，瑞克（Ricks，2010）将影子银行定义为那些在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保障之外从事信用期限转换（maturitytransformation）中介活动的金融机构。波萨尔（Pozsar，2010）的定义更宽泛一些：影子银行是那些从事信用转换（credittransformation）、期限转换（maturitytransformation）和流动性转换（liquiditytransformation）等金融中介活动，但没有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和公共部门（政府或存款保险机构）信用保证的金融中介机构。影子银行通过一条很长的信用媒介链条相互联结在一起，形成影子银行体系，使用广泛的证券化和担保融资技术从事信用中介活动。尽管这两个定义涵盖的范围有所不同，但都揭示了影子银行的本质特征：具有传统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但在金融安全网（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的保护之外。投资银行、财务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特殊目的公司（SPV）、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政府支持企业（如美国“两房”）等都属于影子银行。有些影子银行的产生是为了规避监管，但也有一些影子银行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上个世纪末以来，资产证券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推动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子银行随之发展和壮大。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流通的证券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是一个由发起人、SPV、承销商、投资银行、信用增级或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托管人、投资者等共同参与完成的复杂过程。最早被证券化的资产是美国的银行和储蓄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其产品就是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此后，市场又推出了种类繁多的资产支持证券（ABS），标的资产包括：汽车消费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应收款、贸易应收款、设备租赁费、基础设施收费、保险费收入、中小企业贷款等等。一切可以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成为证券化的标的，“如果你有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这句华尔街流行语生动地表明了资产证券化的广泛流行。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市场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发行额为19878亿美元，其他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额为12531亿美元，二者合计32409亿美元，占当年全部证券发行额的52%，这一比例比1996年上升了20个百分点（见表1）。资产证券化带来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外培育了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图1是美国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资产规模的比较，影子银行没有明确的统计口径，这里包括了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共同基金和ABS发行商等几类主要的影子银行。从图中可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影子银行发展迅速，到2006年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传统商业银行。

二、美国影子银行的信用中介过程与特点

传统银行体系中，一家银行就能完成“吸储放贷”的信用中介功能，但在影子银行系统中要经过一系列步骤才能实现，每一个步骤都对应着特定的影子银行和融资技术。波萨尔（2010）把影子银行系统的信用中介过程总结为以下几个步骤（见表2）。这是一个说明性的例子，具体的过程可能超过也可能少于这7步。一般来说，贷款的质量越差，需要经历的环节越多。通过这一过程，一些风险较高的长期贷款（如次贷）被转化为看上去毫无信用风险的短期、类现金工具，如货币市场基金。影子银行的运行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依赖批发性短期融资。影子银行主要通过发行货币市场工具（如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和回购交易在货币市场进行批发性短期融资。在美国货币市场上，除了财政部、州政府、市政府和房地美、房利美等政府设立机构，影子银行是最主要的借款人。影子银行的负债以商业票据、回购、银行间贷款等短期货币市场工具为主，辅以少量的长期债务和股本。在资产方，除了期限很短的隔夜贷款、逆回购等，大多是期限相对更长的资产。相对国债等高流动性产品来说，这些资产的流动性较差。以雷曼兄弟2007年底的资产负债表为例（见表3），该公司第一大融资来源是通过证券抵押融入的资金，期限通常是1－2天，长期债务的占比只有18%。主要资产是做多头寸（持有的金融产品存货）和抵押融出资金，其变现能力取决于市场状况。第二，高杠杆运作。影子银行没有传统银行的资本金监管要求，大量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很多机构的杠杆率高达30倍以上（见表4）。影子银行的杠杆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艾德里安和申，2010），资产价格越高，通过资产抵押可以融入的资金越多，资产负债表越膨胀。一旦资产价格步入下行通道，影子银行不得不收缩资产负债。当市场出现不稳定因素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影子银行将陷入危机。第三，交易在场外进行。影子银行的融资和投资活动大都在场外柜台市场进行，交易结构复杂，信息披露不充分，缺乏监管。

三、影子银行与金融危机

影子银行依赖短期融资支持长期资产和高杠杆化运作的模式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正如存在“短存长贷”期限错配的传统商业银行会被储户“挤兑”，如果市场出现不稳定因素，影子银行也会遭到“挤兑”。高杠杆率使影子银行不得不通过收缩资产负债表应对“挤兑”，杠杆率的顺周期性将造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资产价格下降循环，最终演化为危机。假设市场谣传一家影子银行A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它的债权人要么要求收回贷款，要么要求A增加抵押品。为此，A必须收回自己的短期债权或者出售资产。A向B、C追偿债权又将迫使B、C向它们的债务人追索债权或出售资产，从而在整个体系产生连锁反应。“挤兑”风险的上升使金融机构争相“储存”流动性，一方面使国债等高流动性产品价格上升，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价格下降；另一方面将造成抵押融资的折扣率不断上升，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收缩。问题机构不得不进一步抛售资产，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由于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紧密，越来越多的机构被卷入，最终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戈登和莫特里克（Gordon和Metrick，2010）认为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回购交易市场上的挤兑造成的：“次贷市场的问题怎么会产生系统性的危机？我们的答案是：回购交易市场出现挤兑。回购交易市场的投资者对于交易对手承担的次贷风险情况不清楚，导致大家担心抵押品，特别是非次贷抵押品的流动性也会出现问题。于是回购折扣率（haircut）上升，这相当于银行体系的‘挤兑’。”2010年9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这样描述此次危机的触发和传导过程：房价下跌导致次贷的预期损失增加，谨慎的投资者不断抽回资金，即使那些与次贷无关的结构性融资工具也遭到挤提。资金压力传导到这些融资机构的发起者或提供融资保证的大银行。银行间市场的短期融资成本上升、难度增加。接下来，全球货币市场情况更加不稳定，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功能发挥产生更严重的威胁，银行收缩对实体经济的贷款，这对金融市场和机构造成的破坏远大于次贷损失本身。最终，次贷危机演化为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四、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日益庞大，在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却没有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监管标准和体系。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2010年7月美国通过的《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中，涉及影子银行监管的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联储的监管范围法案规定，被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认定对金融稳定有重要影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将由美联储负责监管，这些机构和资产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在资本金要求、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短期债务限制、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适用比其他同类机构更严格的审慎监管标准。美联储对这些机构有检查权。

（二）将对冲基金等私募基金纳入监管在原来的监管法律框架下，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可以利用相应的条款豁免监管。例如，《1933年证券法》特许私募方式汇集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享有豁免权，免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者少于99人的私募基金可以豁免注册登记。《1940年投资顾问法》规定，委托客户少于15人的投资顾问免予注册。新法案废除了现行的投资顾问注册豁免条例，要求管理资产在1.5亿美元以上的私募基金作为投资顾问向SEC登记，并有义务披露相关信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评估系统性风险的需要，SEC或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可以要求它们披露资产管理额、杠杆（包括表外杠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交易和投资头寸、估值方法、持有的资产类型及其他必要信息。

（三）对金融机构的自营交易及其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影子银行的联系做出限制银行的自营交易许可范围包括：政府及政府设立机构发行的证券，为对冲某些头寸风险进行的交易，向符合条件的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投资。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受到严格限制，投资的总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对单一基金的投资要在基金成立1年（经联储批准可以延长到3年）之内缩减到不超过基金所有者权益3%的水平。对于联储监管的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自营交易、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将受到额外的资本要求和数量限制。

（四）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监管

监管革新范文篇4

1商业银行绩效管理的含义

商业银行绩效管理是对商业银行绩效实现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管理，是服务于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讲，是指商业银行的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达到本行战略目标而共同参与的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及绩效目标提升持续循环的过程。

2大多数国内商业银行在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管理者认识不足、理解片面第一，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管理者往往简单地将绩效管理等同于绩效考评，认为设计考评表，量化考评指标，确立考评标准，兑现考评奖金，就是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部，这样理解是不全面的，这仅仅是绩效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二，银行管理者对绩效考评结果的应用往往体现在与工资、奖金的挂钩上，激励手段过于单一，导致管理者与员工形成绩效管理就是涨工资或减工资，将绩效管理等同于薪酬管理。第三，目前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在绩效管理过程当中，普遍忽视员工参与，造成员工对绩效管理体系知之甚少，考核也仅是员工被动接受。这种简单的、片面的、单向的绩效管理，必然使得员工内心产生疑虑和抵触情绪，认为绩效管理是管理者单方面对自己实施的管理与约束，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消极应付甚至排斥。第四，在绩效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缺乏对员工的辅导和信息反馈渠道不畅，员工只知道奖惩却不知晓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只得到眼前的奖惩却难以在工作中取得进步，久而久之将挫伤员工的积极性。

2.2在职能制组织架构下，商业银行绩效管理体系存在与战略目标相脱节的现象当前，商业银行各职能部门的绩效目标不是依从于战略目标，而是根据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结合各自的任务制定的。各职能部门在绩效考核中更多地考虑本部门利益而忽视银行整体利益，由于各部门工作性质和内容的不同，不能有效地落实和反映银行整体经营战略与中长期经营发展目标，绩效考评与银行战略目标相脱节，银行整体的组织绩效降低，不利于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2.3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体系中偏重于规模指标从目前国内利率市场看，存贷款利差稳定，这相当于为国内银行业提供了稳定的盈利空间，必然导致各家商业银行纷纷“抢市场、争份额”。为追求高额利润，商业银行在设置考核指标时过于偏重规模指标，而风险防控指标相对较少。这样一来，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同时信用风险越积越大。短期收益虽然明显，而长期来看，在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大量风险如得不到有效防控将必然导致战略目标的失败。此外，商业银行的考核体系重市场占有轻内部管理调控，使得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存在隐患。在当前银行市值巨大的情况下，经营风险防控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隐患已成为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继续扩大的重大隐患。如何处理规模、风险和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家商业银行在事业部制改革过程当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3事业部制下绩效管理的总体思路

3.1绩效管理体系中各要素的转变第一种转变是绩效管理主体的转变，在职能制下，绩效管理的主体是各级机构的管理者，行长、部门负责人、基层机构（分理处、储蓄所）负责人均是不同层级的绩效管理主体。事业部制改革后，层级管理相对弱化，绩效管理主体上移到业务条线负责人。这样，一是能有效地避免绩效政策在层级传导时出现层层弱化的现象；二是简化组织结构，提高市场敏感度、激励反应速度和绩效管理效率；三是使绩效管理更专业化、系统化。第二种转变是绩效管理客体的转变，在职能制下，绩效评价是对客体进行整体性评价，包括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发展水平和所在地的综合竞争能力等，往往含多个层级。在事业部制下，绩效管理的客体是各业务单元，是对整个业务条线或具体产品进行盈利能力、风险状况和市场内同类产品竞争力等方面的评价。这种转变，一方面不仅可以使公司总部清晰地了解各项产品或业务单元的经营水平、盈利状况等信息，还可以提高总部对营业网点终端的传导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的各项成本、费用归属细化到部门、细化到岗位乃至产品，成本核算精准度进一步提高。第三种转变是绩效评价指标发生转变，职能制下，同一层级的辖内各机构是在同一指标评价体系下进行考核的，无法体现机构的特色业务，也无法计量各项产品的盈亏和价值贡献度。而事业部制下，在商业银行内部，形成了按产品、渠道、客户等划分的若干战略经营单元，指标的设置更多侧重于产品、渠道和客户方面，如产品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客户结构和质量等。第四种转变是绩效评价标准的转变，职能制下，对于同一层级的所属机构，评价标准是统一的。而事业部制下，银行内部形成不同专业化的业务单元，因专业不同，考核内容也不尽相同，所以评价的标准各式各样。对于传统业务，主要是集约化考核，侧重价值贡献；对于创新业务，更侧重于市场规模、市场占比。总体来讲，各事业部绩效评价标准因产品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发展目标不同而不同，较为灵活多变。

3.2注重实施全面绩效管理全面绩效管理就是针对全部员工实施绩效管理，每位员工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也就是说，让每一位员工都积极地参与到绩效管理过程中来。计划制定、计划执行、执行过程中信息的反馈以及考评与奖励等各个环节都不应是管理者的单向行为。整个过程需要管理者与员工在计划制定与目标绩效方面充分沟通、协调；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渠道，使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反馈并得以辅导和修正；在考核结果的运用上，使激励手段和方式多样化，并能够得到员工充分理解和认可。这样一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得以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才能平稳有效开展。3.3处理好与基层机构管理者的关系在商业银行事业部制改革过程中，因绩效管理主体上移，必然形成对基层机构负责人的分权和激励不到位，可能造成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或对当地企业营销力度的减弱。为避免上述情况，在改革中应注意循续渐近，实行层级与条线相结合的激励分配机制，保留支行行长一定的激励权限，使其能够充分调动各业务单元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利于总体绩效目标的实现。

监管革新范文篇5

管理科学的进步具有一般规律性，掌握这些规律，对于企业实现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管理创新一般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应用型创新；一种是原发型创新。前者是指企业新采用一种已有的理论与方法；后者是指企业新创立一种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管理创新，掌握管理科学进步的一般规律都是重要的。对一般规律性的把握，有助于企业找到管理创新的路径。笔者通过对企业财务管理演化一般规律的描述，为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提供了一般的路径。因为任何一个阶段的财务管理的进步都是与企业当时所处的环境背景相联系的，都是为了满足在特定的背景下企业特定的需要。如果企业进入了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有了这样一种特定的创新的需求，企业就可以遵循这个演变的规律，找到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路径。

二、财务管理对象的演进

财务管理对象是随着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从有形的资本到无形的资本，从单一的资本金到虚实结合的多维度资本，还有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资本。总之，财务管理的对象由单一的要素发展到多要素的结合，并由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对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不断扩大，新的对象不断出现。随着战略管理的发展，财务管理的对象还会扩展到诸如智慧资本。

（一）从单一要素到多要素

财务管理是随着筹集资金的出现而产生的，大约在15-16世纪，起初的职能只是筹集资金和简单的分配，所以那时财务管理的对象是那些筹集到的资金——用来购买设备和原料的货币。

到了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成功、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股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引起资金需要量的增加，筹资作为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在企业的运营中越来越重要。1897年，美国财务学者格林（Green）出版的《公司财务》中阐述了企业中的筹资问题，提出了资金成本这一概念。随着金融市场的兴起，筹资方式增多，发行股票和债券成为企业主要的筹资渠道，金融中介如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企业筹资的主要对象，于是股票、债券作为虚拟资本在这一时期也成为财务管理的对象，并在会计账簿中出现。这样，财务管理的对象从资金扩展到虚拟资金（股票和债券）。

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罗弗（W.H.lough）在《企业财务》中提出企业财务管理除了筹集资本以外，还要对内部资金的周转进行控制。当时英、日的财务管理学者也十分重视资本运用问题。1922年奎因坦斯（H.W.Quaintance）出版了《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人门》（ManagerialAccounting：anIntroductiontoFinancialManagement）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管理会计”之后，也开始重视生产成本。

二战以后，投资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建立了一系列的投资分析评价的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报酬率、货币的时间价值等，财务管理同时也向这些指标转移。

20世纪80年代后，市场竞争的发展，企业经营从以规模取胜发展到以速度取胜。尤其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以无形资产为中心地位的资本结构的形成，改变了企业资产的结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等无形资产在企业的总资产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企业收益的决定因素。财务管理从传统的财务资本管理转向对知识资本的管理。

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信息为财务管理带来很多方便，财务管理无论是在投资、筹资环节，还是在利润分配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有关信息。财务信息业成为财务管理对象之一。另外由于企业受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媒体空间扩大、产品寿命周期缩短以及无形资产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为内容的风险投资在企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上升，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特点，使企业的投资风险不断增加。而企业要想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不得不投资于高新技术，于是企业在做财务决策时，把风险资本也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曾对风险投资这样表述“风险资本是新兴的、迅速发展的、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一种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二）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

19世纪20年代以前，财务管理只有筹集资金的职能，管理的对象也就是企业筹集到的资金和盈利之后要分配的资金。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导致经济普遍不景气，有的公司甚至面临倒闭，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政府开始对企业进行监管，于是财务管理也随之转向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的对象也从那些虚拟资本扩展到企业日常运营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另外由于管理会计在这一时期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对生产成本的控制也成了财务管理的重点。企业内部资金的耗费和会计中的一些资产类账户引起财务管理者的重视，企业实物资产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这时由于经济环境的限制，财务管理的对象只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资金、生产资料，等等。

然而在投资管理时期，财务管理中资金的运用被分为两部分：企业内部的资金运用和企业外部资金的运用——投资。企业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得更多收益，于是用来衡量收益的资金报酬率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出现，艾荣菲莎（IrvingFisher，1867-1947）在19世纪末提出的资金时间价值在这一时期备受关注。这样，资本的耗费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企业资本的流动延伸到企业外部，财务管理的对象从企业内部运用的资本扩大到企业外部投资对象运用的资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财务管理进入跨国财务管理阶段，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企业的经营更加复杂，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缩小企业间的距离，国际市场向企业敞开大门，跨国公司发展迅速，财务管理也随之变化，从管理本国资金发展到管理多国资金，投资、筹资都开始国际化，财务管理的对象也延伸到国外资金。

新经济时代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网络的普及，财务管理的国际化、网络化，远程处理财务问题和集中式管理成为现实，信息作为企业的一种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务管理者作决策时不再以货币信息为唯一依据，而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部门的各种资料组合起来，做出基于全面可靠的信息决策。财务管理的对象也扩展到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网络资源。

三、财务管理方法的演进

财务管理方法是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进行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利润分配中所采取的方法。下面从几个方面阐述财务管理方法的演进。

（一）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

筹资是财务管理的起点，起初筹资方式、渠道比较单一，筹资对象有限，企业规模小，金融市场不发达，所以筹资没有标准的方法，只要找到有资金的人就可以了，资金的数量也没有相对标准，完全依靠个人经验以及当时的筹资对象。

直到1910年，米德（Meade）出版了《公司财务》，主要研究企业如何最有效地筹资，财务管理才有了初始的理论形态，开始向科学管理迈进。到了二战以后，随着投资的兴起，金融市场不断完善，财务管理从对一些出现的问题的本质认识发展到用一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在筹资方面，引入科学管理理论较晚，主要出现了一些学派，如解决怎样分配普通股和债券的资本结构理论，如早期以格兰特（gurand，1952）为主的融资理论学派。

投资管理发展较晚，科学化程度高，如投资项目决策程序科学化，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投资分析评价指标，资本报酬率、资金的时间价值等。投资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遵循科学的程序，并同宏观大势相联系，做出项目决策。1951年，美国财务学者迪安（JoelDean，1951）在他的著作《资本预算》中就提出了企业在投资时要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评价投资项目，成为投资理论的源泉。

19世纪以前，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企业融资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单一，因此分配收益也没有专门的理论方法，只是根据企业和股东的需要简单地在所有者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直到二战后，股利理论的发展才使分配决策程序科学化。1956年3月，美国著名的财务管理学教授詹姆斯。E.沃尔特提出了关于股利分派和股票价格的理论模型，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Lintner）也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分配股利的行为。

财务管理方法发展到今天，理论模型多种多样，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精细，统计学、运筹学等其它学科在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应用，使财务管理方法更加科学化。

（二）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财务管理中的一些筹资、投资理论模型的发展始于二战后，二战前的财务管理只注重内部生产，筹资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能，虽然发展早，但只提出了一些诸如资金成本、时间价值等一些基本概念，没有固定模型来分析筹资的数量和成本。

到了二战以后，随着投资的兴起，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筹资管理开始逐渐成熟。在筹资分析方面，财务管理从对一些出现的问题的本质认识发展到用一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如解决怎样分配普通股和债券的资本结构理论，早期以格兰特（gurand，1952）为主的融资理论学派。1958年，莫迪格莱尼（FrancoModigliani，1958）和米勒（Merio.H……Miller，1958）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著名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提出了MM理论，用于分析企业筹资的资本结构，提出的MM定理构成了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核心。后来该理论形成两个分支：以法拉（Farrar，1967）、塞尔文（sharevell，1966）及贝南（brennan，1978）等为代表的税差学派，将税收差异引入企业融资结构的理论中；以巴克特（betker，1978）、阿特曼（altman，1968）为代表的破产成本学派，研究企业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问题。在此基础上，斯科特（Scott）、罗比切克（Robichek）、梅耶斯（Myers）、考斯（Kraus）、李真伯格（Litzenberger）等人提出了权衡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众多学者开始在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企业融资结构问题，把融资理论推向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阶段。该时期的理论有罗比切克（Robichek，1967）、梅耶斯（Mayers，1984）、斯科特（Scott，1976）的平衡理论，后来的詹森和麦克琳（jensenandmeckling）用理论、破产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分析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哈里斯与雷斯夫（HarrisandRaviv，1990）阿洪与泊尔顿（AghionandBolton，1992）等人对理论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建立了控制权理论。

投资理论在二战后的发展也是以量化模型为主，哈里。马科维茨（HarryMarkowitz，1958）在他出版的专著《组合选择》中，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并指出风险和收益的计量是资产组合理论的关键。托宾（James.Tobin，1958）于1958年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作为处理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中，阐述了对风险收益的理解，对投资理论作出很大贡献。到了1964年，夏普（WilliamSharpe）、林特尔（JohnLintner）、莫森（JanMossin）在马科维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投资减少风险的观点，从而建立了资产定价模型（CAPM）。托宾（JamesTobin）在资本市场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离理论”，泰勒（J.L.Treynor）提出了“特征线”，试图通过基金资产组合与市场组合之间的关系来定系统性风险。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发展的基础上，诺斯于1976年在《经济理论学刊》上发表了一种全新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的套利模型（APT）”。另外还有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布莱克（Black）、斯科尔斯（Schole）提出的B-S期权定价理论。随后（E.Peters）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FractalMarketHypothesis），利用混沌理论研究市场的随机性和确定性。上述理论模型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改进，加入了一些不确定性投资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关于测量和评价投资风险数学模型的理论，如风险资产的结构、最优资本配置原则、分散化分析、风险资产组合，等等。企业在投资时还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收益。都为投资理论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企业投资管理的创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际投资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悄然兴起，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尤其是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的数额急剧增加，从1980-1985年年均126亿发展到1995年2195亿，可见跨国公司的经营促进了投资的国际化，同时也完善了投资理论，使其应用面向国际投资市场，形成了国际投资理论，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1956年3月，美国著名的财务管理学教授詹姆斯。E.沃尔特提出了关于股利分派和股票价格的理论模型，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Lintner）也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分配股利的行为。1961年莫迪利亚尼教授和米勒教授提出了不变形定理，也称“股利无相关假说”，指出公司的股利支付比例与股票市价无任何关系，成为股利理论的基石。这个时期的分配理论也是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筹资多样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到了90年代以后，金融市场的完善，企业筹资和投资的发展，经营的复杂化，财务管理中的分配管理更加多样化，企业根据发行的股票种类制定各种股利政策，同时还根据本企业的性质制定相应的高股利政策或低股利政策，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利用财务预算的结果在企业和所有者之间分配利润。

（三）从关注物到关注人

从财务管理对象的变化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依靠机器设备，虽然人的技术知识在生产中也占一定地位，但从未被重视。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就在他著名的演讲中，提出并解释过“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的发展中，人的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直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普及，信息在生产经营中地位的提高，使人们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信息、知识、技术以及接受、利用、加工、创造这些信息和技术的员工在整个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知识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Galbrainth）在这时首先提出知识资本概念，为新型企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现在的新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增长也不再依赖于厂房、机器等有形资产，知识资本承担了这一重任，成为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本，包括反映学习知识的能力、掌握技能的能力、发明创造力和完成任务能力的人力资本和为支持人力资本最大化的结构性资本，如企业的所有制、企业的计划、领导力、企业的数据库、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企业的设备结构、企业的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公众形象，等等。财务管理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投资的重点转向无形资产投资：知识资本——人才的取得日益重视起来，企业开始关注用什么渠道和什么方式取得知识资本，如何降低知识资本的成本，怎样优化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提高知识资本的效益。企业的价值不再体现在企业的规模或者企业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和债券的市价上，而是体现在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上。在分配收益时，知识资本也要与财务资本共同参与企业收益的分配。使用知识及利用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成为重要的分配依据。与此相适应，企业传统的收益分配格局将被打破，企业员工的工资及其他形式的报酬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报酬会相对减少。将来知识资本的拥有者可能成为企业主要股东，分配理论也会随之创新。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方法的发展也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从简单的筹资、投资、分配，到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筹资、投资。一开始是定性的管理，逐步发展到利用数字模型的定量管理。在统计学、运筹学等一些其他学科应用于财务管理中之后，从单纯依靠数字分析问题到数字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模型理论，也就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国际筹资、投资的发展，为企业经营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是财务管理理论朝国际化方向发展。总之，这些变化说明财务管理的方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总会有和其它方面相匹配的财务管理方法出现。

四、财务管理手段的发展

财务管理手段是财务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工具。在财务管理发展初期，只有筹资功能，职能的单一性决定了手段的低级性。直到20世纪初，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提出后，财务管理也开始向科学化发展，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内部控制，出现了一些量化模型，1914年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提出后，标志着财务管理进入数字管理时代。

（一）从人工到利用工具

财务管理的工作主要是对一些会计方面信息的处理，而会计方面的信息主要是数据，所以在发展初期，经济环境决定了只能依靠人工。到了财务管理向科学化发展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量化模型，但是工作中的计算量加大了。后来简单计算器的出现，财务管理工作才开始运用简单的工具——计算器。之后计算机的发展，大大减少了财务管理者的工作量，同时也使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迈进了一大步，将统计学、运筹学等复杂的运算应用于财务管理理论中。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单一记账功能的财务软件的应用，大大简化了财务管理者的工作，方便了数字模型的应用，尤其是运筹学在财务管理决策中的应用，简化了财务管理决策的程序，同时也减少了在决策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到了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些数据信息储存、传递、分析更加方便，核算型财务软件也开始应用于财务管理工作中，应用范围从单机模式扩展到具有一定数据共享能力的小型局域网，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90年代以后，MRP、MRPⅡ、ERP等管理型软件的应用，将财务管理渗透到企业中的各个部门。人机财务管理系统，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其他管理系统提供的数据为主要依据，对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结构化的问题进行自动或半自动实时处理，而对那些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问题，则通过提供背景材料，协助分析问题，找出可能方案，确定各种可能的结果，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为企业决策者制定正确、科学的经营决策提供帮助。在计算机财务管理系统中，财务管理者可以准确及时地获取大量所需信息，并根据企业的具体管理问题采用计算机工具、技术和方法建立模型，解决财务管理活动中的综合性问题。

（二）从单一功能系统到多功能相结合的复杂系统

财务管理起始于筹资，所以在财务管理产生时，只有筹资功能，另外传统财务管理以企业内部情况为管理重点，提供的信息也局限于一个财务主体，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财务管理有了筹资、投资、分配等功能，但是企业设置的财务管理部门主要的工作还是会计记帐，作一些简单的预测分析。

当前，以Internet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交互式Web应用的出现，电子商务浪潮作为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引擎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从大规模的生产到个性化生产，从企业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从企业间产品的竞争发展到信息和人才的竞争，从单个企业间的竞争到供应链竞争，从区域竞争到全球化竞争，从以规模取胜到以速度取胜，这些变化使财务管理在管理过程中的手段随之提高，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信息得以高速流动，资源高度集中，电子商务浪潮的掀起使企业财务管理走向网络化，IT环境的形成，信息可以被实时动态地获取、存储、加工和传递，尤其数据平台的建立，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客户、企业与其他职能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企业的财务流程和经济业务流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供应链管理的发展，也是财务管理网络化的一个动因，在供应链管理中，财务管理用信息流将物流和资金流整合起来。这样，财务管理的网络化为企业经营在资金和商品之间的传递节省了大量时间，降低了经营费用，加速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同时在企业做财务决策时，也可以在这个链上获得及时的信息。可见，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财务管理手段的变革，使财务管理从一个简单的系统成为渗透到企业各个部门甚至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的复杂系统，网络成为财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基于网络的财务软件普遍应用。除此之外，财务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展，如知识财物、财务智能，使财务管理更准确地把握企业全局经营活动的总体概况，出现了智能分析型财务软件，如财务雷达预警系统，可以保证企业执行计划的有效性，增强管理控制职能，业务环节上的预警机制如短缺预警、应收账款预警等，都是财务智能的应用。

五、财务管理视角的演进——战略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理论方法的发展异乎寻常，硕果累累。然而，纵观其发展，无论是理论的提出与完善，还是方法手段的改革，都是站在企业一个部门职能的角度。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筹资、投资等财务管理的职能实施的目的只是针对短期的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SC梅厄（SCMyers）教授曾指出：尽管财务管理理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它对战略规划却几乎没有影响，财务理论必须扩展，以协调财务和战略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战略因素被引入财务管理理论方法中，首先是应用于管理会计中，英国学者肯尼斯西蒙兹（KennethSimmonds）在8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战略管理会计的概念，之后有关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即SCM）的理论初步形成并在2006年内得到深入研究，把成本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的层次上，从战略高度对企业生产运作的总体成本进行全面了解、控制和改善，从而努力寻求并创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美国管理会计学者桑克（ShankJ.K.）和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于1993年出版了《战略成本管理》一书，使战略成本管理更加具体化。1998年，英国教授罗宾。库珀（RobinCooPer）也提出了以ABC（activity-basedcosting，作业成本计算）为核心的战略成本管理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成本管理理论界和企业界也开始加强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提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成本企划（其本质是一种对企业未来的利润进行战略性管理的战术），SCM得到了快速发展。战略成本管理和战略管理会计的发展证明，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已经有了战略的特性：全局性、长期性。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和战略管理结合的越来越紧密，财务管理的视角从企业本身转移到市场竞争者、供应链上的企业，战略眼光从眼前转移到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企业的长期利益。

监管革新范文篇6

金融脱媒，或称之为“金融非市场化”、“金融反中介行动”等，是指金融活动中的资本供需双方受某些干预因素影响，绕开传统的金融中介机构，直接开展融资活动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尤其是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加之受长期低利率政策和部分过于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上金融脱媒的现象越来越显著。从央行公布的2011年各月份人民币存款数据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环比增长比率整体呈现波动下行趋势（见表1、图1）。与此同时，以融资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间借贷机构长足发展，更印证了金融脱媒已经发生并不断深化。

二、金融监管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金融脱媒现象的不断发展，给各市场主体带来新的变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1）传统金融机构正努力进行金融创新和业务经营模式调整，不断参与资本、保险、期货、黄金等市场业务，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综合化经营的特点，而大量表外资产的出现，直接导致“影子银行”发展迅猛；（2）各类新型中小金融机构，抓住资本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的机遇，推出各类金融服务，不断丰富资本市场产品的差异性；（3）大量脱媒资本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非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流动性大大增强，削弱了央行以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效果，这给央行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是现行一部分不恰当的监管制度扭曲了金融行为，一定程度上促使金融脱媒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从2011年发生的“温州跑路潮”事件看到，众多处于起步和上升阶段的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需求大，但却因自身风险系数高、抵押资产少及银行银根紧缩等制约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融资难”，它们转而寻求高利率、低门槛的民间借贷资本，以至因负担过重而出现资金链大面积断裂的后果。这集中反映出，过度集中而严格的金融监管对资本市场的活跃性有明显的“金融抑制”作用，显示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金融监管改革建议

（一）整体方向在探讨改革具体措施前，有必要理清、提炼改革的前行方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可知，金融脱媒是市场经济繁荣和资本市场健全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需要彻底摒弃对金融脱媒进行防范的观念，而是应积极适应其发展趋势，从保障市场自由度层面看还应给予适当鼓励。同时，金融监管出发点应立足于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切实保障金融体系稳定，而不应将监管重点放置于审核市场准入、划分监管权力和范围等行政事务上。

（二）具体措施首先，应切实推进金融利率市场化进程。要适时调整现行利率政策，有限度、有幅度地放开利率管制，消除存款负利率，改善传统金融机构中存款不断流失的窘境，也使金融资本能够真正按照市场供求状况决定脱媒程度。第二，适应银行业综合经营趋势，适时、主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创造相匹配的制度环境。适时修订现行《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营业范围的规定。第三，强化对“影子银行”系统和新型融资机构的监管，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宏观监管体系。一些在其他国家已经实施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诸如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破产机制等可以在深入研究、充分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实施。第四，培育和扶持服务中小微型企业的新型金融机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此类金融机构积极进行创新。最后，金融监管部门间应加强协调，保证监管体系的一致性。在新形势下，“一行三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应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共同促进监管体系的健全完善。

监管革新范文篇7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

社会转型期是指当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时期。

(2)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何谓政府管理创新，主流观点认为:“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等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的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

政府管理创新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培育和树立创新观念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前提;改革和简化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管理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内容有: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创新;转变工作作风，推进行政作风创新;转变政府管理机制，推进行政体制创新;加快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构建电子政府、发展电子政务;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构建责任政府;解放思想，积极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文明成果，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府;等等。

②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体系，根据诸多方面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可以构建为具有8个层次的政府管理创新体系;第一个层次涉及管理人员、方法与手段;第二层次是运行机制;第三个层次是组织机构;第四个层次是行政体制;第五个层次是政治体制;第六个层次是社会治理结构;第七个层次是政府管理的系统哲学;第八个层次是社会公共物品基础建设。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系统的体系，这八个层次之间相互关联，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全面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③“政府管理创新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所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而对自身的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所作出的创造性调整和变革。”

2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因素分析

在任何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两种力量，变革的驱动力和变革的抑制力，即动力和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当驱动力强于抑制力时，变革发生并能持续下去;反之则不能发生;当两种力量作用相当、相互抵消时，组织则会维持现状。

2.1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因素分析

“改革的启动在于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改革的动力与发动改革的时机和方式”。创新是需要动力的，动力为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而动力也就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或潜在的利益。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就是指政府创新系统在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诸种外部环境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下，管理创新行为产生的机理。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动力。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府管理创新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发展力。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进行管理创新。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如资金、办公设备、管理的手段和技术等，使创新具有强大的后盾支持。

(2)机构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内部动力。

①机构改革的推动。政府机构是政府体制的载体，机构改革意味着政府体制的内部结构调整，机构改革一直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总体的和一般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经济上的每一点相对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政治运行状态乃至改变政治运行规则。

②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政府为了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长期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实现政府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政治稳定则社会稳定;而政治要稳定，则必须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创新，尤其要进行政府管理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2.2政府管理创新的阻力因素分析

政府管理创新真正的难点在于克服阻力，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力因素主要来自行政管理体制的外部相反，政府管理创新的阻力则主要来自体制的内部，主要表现为:

(1)传统观念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

人的观念总是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传统的束缚、环境的制约以及个人的经验;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加之个人认识水平的不同，观念一经形成，就很难转变。政府管理创新是包括管理技术创新、管理观念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在内的一个整体系统;所以，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如果观念没有及时更新，则会变成强大的阻碍力量，影响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的成效，甚至扼杀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

(2)利益矛盾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制约。

首先，利益矛盾表现为行政机构内部的角色冲突。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在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除了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外，也在不同程度上生长出了团体的利益。而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就有可能以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手段来维护和增加小团体的利益。其次，利益矛盾还表现为行政行为相对成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完成一件行政任务时，不同的人员若付出的成本不同时，面对着同一任务便会产生利益矛盾。再次，利益矛盾表现为各个利益主体对待改革的态度。改革在本质上是对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社会总是要分为各个利益集团的，这些利益包括权力、地位、身份、经济利益及其相关的社会权力。有些利益集团当然希望传统体制改得多一点、快一点，而在传统体制内获益比较多的人，改革的动力就小一点，阻力大一点。

(3)管理制度短缺及其负面效应造成的阻力。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排他性;制度是一种约束机制，它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国家、政府制定的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政府的一切行为，也无时无刻不在制度的约束之中，制度对政府管理的成败得失影响非常重大，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

3积极推进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的创新

3.1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表现为职能总量的调适变化，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结构的优化配置并改善职能实现的方式。目前，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加快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需要从政府的体制结构和功能行为上创新政府服务理念、端正服务行为、发挥政府服务功能、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使政府真正成为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竞争力的强弱，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1)推进政府职能创新，改进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方式，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要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精力要更多地放在推进社会发展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2)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

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特别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3)建立和完善民主决策制度，推进行政作风创新。

要把科学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4)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实皿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己成为人类的共识和选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增强人们全面发展的能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服务型政府是指政府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指导理念，以服务为宗旨，向公民、社会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真正体现和落实好“为人民服务”。

3.2制度创新是进行政府管理创新的主要途径

制度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也是政府的公共产品之一。就国家形态而言，制度是指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织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其实现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和维护制度环境，实现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向社会提供制度选择，是政府基本的公共职能。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环境决定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制约其基本的价值选择以及具体的政策选择。在社会转型期进行制度创新，首先要深刻理解制度创新的科学内涵。

第一，制度创新是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创新，也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全面创新。

第二，制度创新是多层次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或根本制度的创新，基本制度体现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其他层次制度的性质和方向，其创新形式主要表现为自我完善。第二层次是具体制度的创新，是由基本制度表现出来的社会各个领域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创新。具体制度是社会制度体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既为社会的基本制度服务，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制度创新在这个层面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空间。第三层次是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的创新，是各个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制定的具体的办事程序、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创新。

3.3提高政府效能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监管革新范文篇8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

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一直处在一个中等的发展水平阶段，虽然没有严重的滞后，但是发展也不是很迅速。随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与壮大，就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与创新已经是势在必行的。分析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理念落后，对于预算外的经费管理处于一种“捆不住、收不拢”的局面；第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相当一部分的事业性费用支出没有计划，在资金使用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的预算，只有在使用之后才发现是否已经超出了预算；第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督难以体现，在出现利益分歧的过程中，单位成本会计往往都是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只维护自身部门的利益，对全局利益的考虑不够全面。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与创新

(一)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预测功能

许多的行政事业单位，由于没有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预测的功能，往往会造成在经费的开支上面超出了基本预算。在通常情况下，行政事业单位在资金使用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的预算，只有在使用之后才发现是否已经超出了预算，明显没有将财务管理预算功能放进日常管理之中，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不能够对资金有效控制的想象出现。因此，财政部门要结合行政事业单位的现实情况和自身特点，对资金的流动情况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将资金的优化设计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在一般情况下，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完成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任务，对于任务的有效完成，就需要扩大事业性支出的比重。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和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长期实践，能够看出用于事业性支出的额度不能够低于整体额度的80%，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支出，要不断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根据我国制定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定》中的标准，有效的制定资金使用的额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事业性支出额度与整体额度的比例，并定额行政事业单位中各个部门的最高资金支出额度，对出现超额的部门要进行处罚，对有大量结余的部门要进行奖励。

(二)充分发挥财务管理核算功能

就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在行政事业单位中，成本会计的引用，能够有效的在一些情况下控制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的支出，并且通过对资金额度的计算看出行政事业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状态：一是成本会计在单位月、季、年的结转时，对各项账目、应收账款、应付费用等进行审核，并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预算，利用成本会计所核算出来的所有资金，对行政事业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和费用做出效益分析；二是要能够使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中各个部门使用的费用进行分摊，虽说行政事业单位的各个部门都是独立的工作单位，但是，正是因为独立的个性，行政事业单位部门之间的工作和任务都不同，却有着一定的联系。以为一个单位是统一的整体，分出了各个独立的分散个体，所有个体都是为了整体而服务，所以，互相之间是一种承接的关系，有的部分所作的工作就是为其它部门进行服务的。

(三)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监督功能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就要对财务人员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能够真正发挥出财务管理监督功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单位的领导把管的，在进行单位财务收支的过程中，只有单位的领导和财务人员明确情况，其余的人员基本上都不会清楚。单位的财务人员直接受命与领导，在领导对财务的控制不合理使用的过程中，单位财务人员不能按照事实反应情况，所以成本会计就发挥不出自身的作用。想要充分的发挥出财务管理监督的功能，就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任命与罢免，都要由单位财务部门进行批准；第二，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预算的特点，对单位内所有的财务人员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不用直接受命与领导，改变传统的管理机制。

监管革新范文篇9

高校教学管理创新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教学管理先进制度,是当前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迫切任务,这就要求打破传统教育管理模式,摒弃忽视学生个性发展的传统教学方法,为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发展和实践活动提供更多、更广泛的时间和空间,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高校教学管理创新是进一步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高校应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这就要求高校教学管理也要作相应的变革和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推进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探索教学管理创新的途径和对策。

二、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途径和对策

1.教学管理观念创新。教学管理观念创新是教学管理创新的先导,而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则是高校管理理念的基础。教学管理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教学和教学管理的现实满足教师和学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

“以教师为本”,就是教学管理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创造使教师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环境,努力营造支持和鼓励教师从事教学教研教改的氛围,在教学管理和用人机制上确立和落实教师的发展权和自主权,采取灵活的管理机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以学生为本”,就是教学管理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体制,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自我调节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教育教学体系,保护和发展学生差异和个性,充分发挥学生的天性和优势,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具有特色和特长的创新人才。

2.教学管理机制创新。

(1）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体制。高校现有教学管理体制的管理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一级,院系只停留在完成日常教学及教学管理事务上,因而院系缺乏积极性。因此,应创新当前的教学管理体制,逐步使教学管理重心下移,教学管理重心下移,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提高工作效率,充分调动院系基层单位和教师对教学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明确管理责任,促进院系自我发展运行机制的形成。两级教学管理体制建立之后,学校与院系之间的管理权限应有明确的分工，学校主要是进行政策、机制上的调整,进行评估检查,健全规章制度；院系则是负责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进行监管，管理重心下移是教学管理创新的需要,也是落实责任、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需要。在教学管理过程中,要注重激发教师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注意发挥教师的民主参与作用要充分听取和采纳教师对学校教学管理工作提出的合理意见,以便于实现教学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

(2）进一步完善学分制。当前,进一步完善学分制主要应做好以下两点:第一,健全选课制度,加快“课程超市”建设。选课制是学分制的基础和前提。应健全导师制，加强教师对学生选课、学习的指导;应完善选课制,确保教师、教室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加快“课程超市”建设,使学生在时间和空间上能真正实现比较自由的选课。第二,加强信息化建设。建设教学管理网络系统,推进教学管理的现代化,实现学生选课、成绩管理与查询、教学任务安排、教学计划、学生评教、实验实践等方面管理的现代化、网络化;同时教学管理人员也必须适应学分制管理的要求,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和从网上获取信息的能力,以最优设计和调控教学过程,推进教学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和高效化。

(3）进一步改革考试模式。第一,革新考试内容,确立考试的能力导向。高校考试的重要内容,不应是知识的考核为主,而应是能力的考核为主;应能反映学生基本理论、技能的掌握情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运用能力,而不是课堂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应多给学生提供探索的机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散思维,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能力。第二,变革考试方法,构建立体化的考试方法体系。所谓立体化的考试方法体系,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测试方法,达到“四个结合”,即笔试、口试与综合考试相结合,增强考试结果的有效性;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促使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思考和归纳;平时、期中与期末考试相结合,适当提高平时作业、课堂讨论、提问等成绩比例,促进学生平时积极、主动地学习;学校考试与社会考试相结合,提高考核评价的社会可信度和效度。

监管革新范文篇10

(一)体制革新

1．应逐步把监管部门建成在体系上具有独立性在处理与被监管对象关系上具有超脱性，在监管工作开展上具有权威性，直接隶属总行，并对总行负责的监管组织。这一思路是以监管机构设置层次要高，力量要集中，监管分三个层次为要点，建立一个省、市两级行的监管部门，属于总行监管派出机构，挂靠当地行，实行垂直领导和下查一级的监管队伍体制，以摆脱同级行和地方自身利益的干预，使监管队伍能够客观、公正、独立地开展工作。

2．完善监管控制系统。银行、证券、保险应强化联合监管力量，不断提高综合监管的水平和效率。随着银、证、保险经营部门业务的相互融合，金融集团化趋势已经显现，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分工十分重要，必须明确由谁负责对控股集团的监管，以及对金融集团整体的并表监管，同时要明确对金融集团内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监管分工。

3．加监管方式和手段电子化的步伐，将央行与证监会、保监会以及三大监管机构与国内银行、证券、保险经营机构之间进行联网，实现风险监测的电子化、规范化、程序化，分析各类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状况的变化，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提高监管水平和质量。

(二)功能革新

1．风险预防管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定义与构成做出规定，制定出资本充足性比率要求，采取分段考核、分层次管理，逐步过渡的办法，限期达到目标；正确划分银行资产的风险种类，制定能够客观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资产风险权重和换算系数；建立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察制度，在合理区分资产流动性程度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流动资产比率；完善风险准备金制度，从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和简化报批手续人手。

2．风险转移管理。应当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对保险的条件、程序、办法制定规章，根据资本资本性、资产流动性和风险资产比率制定保险费率；对受保的本币、外币最高限额给出量化指标。

3．风险吸收管理。风险吸收就是事后救济，指监管当局的最后援助贷款和抢救行动。当一个遵循稳健经营原则的银行出现清偿能力危机时，中央银行从保护存款人利益出发或基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考虑选择适当的方式，承担最后贷款和迁就行为。中央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由中央银行全面接管清理，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一个或多个实力雄厚、稳健的金融机构，实行兼并、消化破产金融机构的全部债务等等。通过最后援助和抢救，实现金融业的平稳运行。

(三)监管方式革新

1．完善非现场监管的风险监控指标。根据审慎性监管的要求，可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包括科学的风险考核指标、规范化的财务报表统计分析指标，以及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预警指标。并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收集、归类、分析和判断。

2．完善非现场监管的系统化建设。实施并表监管，对所辖地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的业务实施并表监管，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按照“统一数据采集、统一编码和格式、统一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共享，实现对金融机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逐步提高人民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判水平。

3．健全分析报告制度。监管部门对各种指标和相关行为信号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近期重点监察指标，就有关风险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讨论，责成监管人员进一步分析、核实，并定期就区域金融风险情况提交金融风险报告。

4．建立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中央银行可以从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经营管理能力、盈利水平、资产流动性等方面进行考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定期测算评级，定期公布，以强化金融机构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

5．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传导机制。通过金融系统行长(主任)联席会、信用社主任例会、金融监管质询制度，全面通报监管工作动态，发出监管信息。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就监管过程中提出的某些质疑进行合理解答，依此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四)制度革新

1．系统清理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规。清理的原则为：(1)低层次的法律规定应服从于高层次的法律规定，两者在内容上不一致或者相抵触的，应宣布低层次规定废止；(2)不同的文件就同一监管事项做出规定的，如该监管规定仍然有效，只保留其中之一，如不适应现行监管需要，重新起草新的规定，废止原有的文件；(3)如认为某些金融监管法规已失效或应予废止，应提请国务院宣布该金融法规的某些内容应予以废止或宣告失效。

2．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层次结构。以确保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权力和金融机构的义务都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

3．需要补充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当前亟须补充的金融监管立法项目包括：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法、存款保险制度法，以及风险监管过程中对金融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的法律规定。

4．完善监管组织体系。形成以中央银行风险监管为主导，以同业监督、金融机构内部自我监督为基础，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综合运用法律、自律、中介等手段的全方位监管网络体系。

5．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要根据《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对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会计管理、资金交易、保险基金管理、责任分离等各项业务和制度执行情况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进行检查和监督，使金融机构产生一种自我控制的自觉行为。

(五)机制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