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关系范文10篇

互动关系范文篇1

之所以确立这个选题角度，是建立在对以事物间的相关关系作为分析的着眼点更符合认识规律，以期透过美国崛起的近100年，即19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的这一时代下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国际法的创制、变动、遵守和违反等等现象，深化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辅助相关研究。理论上，建立在国际法定位和功能上对美国参与创制并利用，解释国际法及其原则的理解，有助于清楚认识到国际法为大国崛起提供合法性和施展政治影响的空间，而大国对国际法的利用同样要受到国际法的牵制，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无法作为当代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单方面避免国际义务或者滥用权利的理由和借口，如果国家这样做，那么就有失去合法性，甚至失去国际社会支持而被孤立的风险。因此“对于崛起大国而言，认真对待与合理应用国际法，不仅是一种低成本的明智选择，而且是保证其顺利崛起的必由之路。”［1］实践上，基于美国从主张建立国联的构想(十四点和平纲领)、战后主持建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以此为平台输出本国的政治文明，主导战后国际秩序、推行单边主义、以人权旗号干涉主权等国际法实践的事实，中国也应当提出本国语境下的国际法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中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因此，以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合理处理与现有强权的关系，提出新时代的国际法原则，是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创新国际法的实践，为建立和维护合理的、互利的新型国际秩序作出应有贡献所势在必行的。这正是研究美国崛起与国际法这一主体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崛起中的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部分我将分两条线展开论述，一条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另一条线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通过两条线的论述分别得出这一时期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特征和现实特征，并作出总结。(一)从理论上看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参与。美国的国际法思想实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体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早期的外交活动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多边外交的思想，只不过大多体现在区域性的活动或组织中，如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处理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门罗主义”［3］;一战后，美国明显开始向国际主义外交思想转变，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表现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4］。但是作为思想主导者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没有实现创建者所期待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在对国际联盟的失败加以反思的基础上，主导创建联合国来维护世界和与安全，“联合国”这一名称即是接受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5］在上述的阶段，美国的国际法理念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参与并主导建立为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的思想;二战后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控制联合国而直接为美国全球霸权服务，体现美国把国际法看做自己实现霸权的工具主义思想;第二个阶段是回到实用主义思想，对国际条约“有利的加入，不利的退出”。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把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概述为:美国基于国力消长，以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交替的态度对待国际法的策略与国际法的创设、执行从美国的国际法参与中吸取影响;同时国际法赋予美国崛起以合法性，也通过战后国际秩序的保障机制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双向互动关系。(二)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分界，自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是第一个阶段。这是美国实力快速崛起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决定力量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是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议者的形象出现;二战后期到冷战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实践表现为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国际法规则制定与执行。以时间为线索，第一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美国主要进行了建立国际联盟为核心内容，试图以此掌握国际话语权，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如学者张蕾蕾所言，“国际联盟作为威尔逊试图主导国际秩序的载体自然是“十四点计划”的核心体现……构建美国领导的新的集体安全式的国际秩序”［6］，这一阶段美国参与国际法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和在这一纲领下试图建立的国际联盟。其中，最关键的是第14条，建立国际联盟。但这时期美国的国力远未到达可以主导国际秩序的地步，因此国联的失败是毫无意外的。直到二战结束，美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意图也愈发明确，但实践的效果有好有坏。二战爆发后不久，在美国的倡导下，《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包括大国一致、主权至上、民族自决原则等。例如在“集体安全”原则思想下，美国主导了联合国安理会机制的运行，主持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等审判;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试图建立“在联合国授权外擅自采取集体行动(多为军事行动)的国家联合体———意愿联盟”［7］，这破坏了它自己倡导的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大大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是失败的国际法实践。正如学者所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具有的两面性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有时依据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主张对国际法不参加、不批准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有时又依据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主张对他国横加干涉。”［8］综上述观点和内容，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从理论引领出发，基于本国的实际国力和战略需要进行国际法实践，成为国际法变革的先导;国际法的变化发展反映了美国的影响，通过合法性赋予、国际权力与义务分担机制的创设回应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二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是互动的，用互动关系概括美国崛起与国际法是恰如其分的。

三、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这个部分，我主要从“互动关系”模式和其他认识之间的异同出发，比较对这一问题的几种不同认识，并提出我的观点:美国与国际法的关系是互动的，但有别于单纯基于权力政治和秩序构建的互动观。就这一关系，学界有不同主张。彭何利认为，“我们并不是完全生活在赤裸裸权力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生活在完全受国际法规范调整下有序的生活当中，而是生活在权力、国际法、语言、等诸多因素交织影响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9］，即他主张探讨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要把权力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纳入进来，这是一种基于权力流变而发展变化的关系;何志鹏提出，“美国等大国在其崛起的进程中都曾借助于国际法;而且其崛起的质量和水平与对国际法的认知和利用息息相关。……有助于国家确立和强化其合法性，减轻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拓展其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度。”［10］而本文的“互动关系”理论脱胎于彭何利教授的《论大国兴衰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美国的历史经验为例》，他这样阐述，“纵观美国的大国成长史，其中既有对国际法的有效利用，也有对国际法的扭曲与践踏。……认清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相互依赖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超越权力政治，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本文正是试图为做到超越权力政治，参与国际法律秩序构建提供参照。我认为，从这种互动模式所未能考察到的理念和合法性角度看，不论是在理想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工具主义)指导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也是互动的，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美国崛起中对国际法的影响的制度表现来源于它的政治理论和利益需要，这种影响表现在国际法上有合理性也有自相矛盾的，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承认或挑战。可以说，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影响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理念，而国际法的原则与制度反映了美国的这种理念影响力，对美国的影响进行了反馈。综上所述，不论从国际权力转移的角度，还是从理论和合法性角度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都应当是互动的，这样的“互动模式”是全面的，可以更全面，准确反映出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联系。

四、结语

互动关系范文篇2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两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共同的目标。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在：党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主导，人民是民主实践的主体；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两者的互动性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随之加大，这将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两者互动的现实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民主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即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目的是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共同安全和利益；更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公民关注、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随着现代社会政治日益回归日常社会生活，政治逐步趋向社会化，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日益表现为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而这一民主形式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民主，但其生命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一方面，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都可以在不同的党员群体当中得到体现，通过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制度，可以使人民群众参与政策的决策、实施、反馈、监督过程，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最大程度的人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党员和民众政治生活的选择民主化作为推动政治民主的关键内容。

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实现，在基层社会也着重表现为一种生活上的民主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人民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于日常生活中各种决定的自由而民主的协商、决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自主地处理与其生活相关的社会事务。在我国基层社会，发端于村民选举和自治，直至城市社区自治和参与，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大的公众参与浪潮，都使得基层民主进程大大推进。而深深介入到这一实践的党组织，则面对环境的转变而迅速转型，在推进党内民主和党组织建设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基层民主的实践经验对党内民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层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推动作用深刻反映了当代基层社会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党内民主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方向，而人民民主则为党内民主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和内在的推动力量。由此，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促进良性互动的对策与建议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阐述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强调指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明确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思路、重大原则和重要举措，拓展了党内民主渠道，创新了党内民主形式，丰富了党内民主内容，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以社区党内民主带动社区基层人民民主，确保社区基层人民民主健康发展。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要求。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我们党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走渐进、稳妥的发展道路。同时，党的领导地位、性质、宗旨和党员的整体素质，决定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选择。这样一条民主发展道路，具有现实性、渐进性和示范性，能够确保在发展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符合我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要抓住三大环节。首先，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直接影响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的领导的本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善，就不可能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其次，要正确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是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是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集中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多数人意志的凝聚，而不是个人独断专行。这说明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因此，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另外，要明确制定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则和程序，便于实际工作中操作和遵循。其三，要以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使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如果没有可靠的制度作保障，就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变，是靠不住的。因此，要加强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以推动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制度的系统化建设，逐步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完善。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是由选举制、监督制、罢免制和撤换制构成的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选举系统的完整运行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原则得以体现。在当前，党内民主的系统化制度建设虽然有了大致的框架和理念，但在制度的执行、操作以及运行机制上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落实问题、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性监督和制约问题等。如果这些问题在今后得不到切实解决的话，那么直选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将会受到直接影响，党员的参与热情也将受到冲击。

因此，我们必须从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出发，加快党内民主制度的系统化、程序化建设，尽快建立健全与直选相配套的党务公开制度、党内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弹劾罢免制度及辞职制度等，形成一套坚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系统保障机制，并以此为经验突破口，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相关制度支持体系。

三、建设党内双向互动机制，提高党员民主参与程度，为基层民主的实现路径提供重要借鉴。

建立党内双向互动机制，是保证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实现自己政治表达，提高民主参与程度的重要条件。党是一个整体，一方面要通过各级党代会，形成上下连接的议事决策体系，用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形成党的组织意志；另一方面还应当为广大党员能够参与党的决策提供双向沟通讨论的可能。使双向互动机制和党代会制度相得益彰，能够充分挖掘党的政治资源，充分发挥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通过双向机制，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基础。

要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听取党员对本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乃至更高层次党组织制定大政方针的意见。广开言路，创造条件使党员站到全局的高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上级党组织有责任经常向党员通报党所面临的形势。不仅要通报决策的结论，还要通报为什么作出某种决策的理由；不仅要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决定，还要充分听取党员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建议；不是把党员的意见建议作为一种补充，而是把党员的意见作为党组织决策的依据。从而使党员感觉参与党内民主是实实在在的。

要建立稳定的党内双向互动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使党内的双向互动成为一种组织机制，而不是随机动议。这种渠道和平台，主要应当包括以双向互动为主要目的的党内刊物；以实现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和下级党员双向互动为主要内容的党内双向互动会议制度，等等。

通过上述做法，不仅能进一步提升新时期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而且还可以为基层民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促进基层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

四、努力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实现党内民主选举推动社会民主选举。

选举与民主的关系密不可分，选举制度是党内自我更新机制中的首要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民主政治要求公民参与，而拥有选举权则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正因为此，有研究指出：“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等于说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一国政治是否民主政治及政治的民主化发展程度如何，首先要看是否拥有一套完整健全的选举制度。

在总结基层党内差额选举或直接选举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上一层级推广，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制化，逐步创造实现党内直接选举的条件。这样，“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有效互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动力资源。”并积极培育这一新的生长点，充分发挥党内民主选举对全社会民主选举的示范作用、带头作用，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五、完善社区民主的运行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及其各主体间的联动。

作为领导层，社区党组织是社区民主建设的领导核心，为社区民主自治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因此，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有效地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可以为社区民主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政治保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素养建设。通过组织社区党组织成员尤其是党支部主要负责人系统地学习国家大政方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现代管理知识等，提高他们的素质，从而更有效地进行科学的决策和深入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其次，加强社区党组织内部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对党外民主有很强的表率和辐射作用，以开展党内民主生活为契机，促进社区党组织内部管理和决策的民主化，有助于凝聚社区党员力量，在社区民主建设中发挥整体优势，推动社区民主建设。再次，加强社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为社区居民群众服务，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帮助社区居民明确社区民主建设的政治导向，保证社区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

作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在社区民主自治中运行中担负着社区重大事项决策的职责。应明确规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运行程序、时间、活动频度和功能，使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运行制度化。要下大力气改变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成员代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状况，鼓励和吸收中青年知识分子阶层进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改善其成员构成。

作为议事层，社区协商议事会是社区自治组织“议行分设”改革的产物，行使民主协商议事和民主监督的职能。社区协商议事会应积极地听取和反映社区居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吸收更多辖区单位和社区精英的加入，提高协商议事的科学化水平，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推进社区民主建设。

作为执行层，由于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召集和主持以及社区日常事务的处理，是社区民主的基本运作载体，实际上也是权责统一的管理实体。应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民主自治中实际中的中心地位，合理地界定其执行的“委办事务”和“自治事务”，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上以及社区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上。

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联动是社区民主成功运行的关键。社区党组织要根据权限，积极地配合社区协商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并加强思想政治领导；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要适时召开，听取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的述职并进行评议；社区协商议事会要定期听取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报告工作，加强与社区党组织的联系，作好议事、监督和日常决策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定期向社区协商议事会报告工作，适时向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述职，并接受居民代表和居民的评议。

六、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民主实践形式，促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共进。

互动关系范文篇3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两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共同的目标。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在：党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主导，人民是民主实践的主体；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两者的互动性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随之加大，这将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两者互动的现实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民主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即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目的是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共同安全和利益；更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公民关注、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随着现代社会政治日益回归日常社会生活，政治逐步趋向社会化，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日益表现为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而这一民主形式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民主，但其生命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一方面，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都可以在不同的党员群体当中得到体现，通过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制度，可以使人民群众参与政策的决策、实施、反馈、监督过程，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最大程度的人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党员和民众政治生活的选择民主化作为推动政治民主的关键内容。

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实现，在基层社会也着重表现为一种生活上的民主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人民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于日常生活中各种决定的自由而民主的协商、决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自主地处理与其生活相关的社会事务。在我国基层社会，发端于村民选举和自治，直至城市社区自治和参与，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大的公众参与浪潮，都使得基层民主进程大大推进。而深深介入到这一实践的党组织，则面对环境的转变而迅速转型，在推进党内民主和党组织建设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基层民主的实践经验对党内民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层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推动作用深刻反映了当代基层社会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党内民主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方向，而人民民主则为党内民主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和内在的推动力量。由此，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促进良性互动的对策与建议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阐述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强调指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明确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思路、重大原则和重要举措，拓展了党内民主渠道，创新了党内民主形式，丰富了党内民主内容，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以社区党内民主带动社区基层人民民主，确保社区基层人民民主健康发展。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要求。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我们党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走渐进、稳妥的发展道路。同时，党的领导地位、性质、宗旨和党员的整体素质，决定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选择。这样一条民主发展道路，具有现实性、渐进性和示范性，能够确保在发展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符合我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要抓住三大环节。首先，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直接影响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的领导的本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善，就不可能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其次，要正确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是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是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集中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多数人意志的凝聚，而不是个人独断专行。这说明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因此，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另外，要明确制定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则和程序，便于实际工作中操作和遵循。其三，要以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使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如果没有可靠的制度作保障，就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变，是靠不住的。因此，要加强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以推动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制度的系统化建设，逐步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完善。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是由选举制、监督制、罢免制和撤换制构成的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选举系统的完整运行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原则得以体现。在当前，党内民主的系统化制度建设虽然有了大致的框架和理念，但在制度的执行、操作以及运行机制上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落实问题、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性监督和制约问题等。如果这些问题在今后得不到切实解决的话，那么直选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将会受到直接影响，党员的参与热情也将受到冲击。

因此，我们必须从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出发，加快党内民主制度的系统化、程序化建设，尽快建立健全与直选相配套的党务公开制度、党内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弹劾罢免制度及辞职制度等，形成一套坚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系统保障机制，并以此为经验突破口，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相关制度支持体系。

三、建设党内双向互动机制，提高党员民主参与程度，为基层民主的实现路径提供重要借鉴。

建立党内双向互动机制，是保证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实现自己政治表达，提高民主参与程度的重要条件。党是一个整体，一方面要通过各级党代会，形成上下连接的议事决策体系，用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形成党的组织意志；另一方面还应当为广大党员能够参与党的决策提供双向沟通讨论的可能。使双向互动机制和党代会制度相得益彰，能够充分挖掘党的政治资源，充分发挥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通过双向机制，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基础。

要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听取党员对本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乃至更高层次党组织制定大政方针的意见。广开言路，创造条件使党员站到全局的高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上级党组织有责任经常向党员通报党所面临的形势。不仅要通报决策的结论，还要通报为什么作出某种决策的理由；不仅要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决定，还要充分听取党员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建议；不是把党员的意见建议作为一种补充，而是把党员的意见作为党组织决策的依据。从而使党员感觉参与党内民主是实实在在的。

要建立稳定的党内双向互动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使党内的双向互动成为一种组织机制，而不是随机动议。这种渠道和平台，主要应当包括以双向互动为主要目的的党内刊物；以实现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和下级党员双向互动为主要内容的党内双向互动会议制度，等等。

通过上述做法，不仅能进一步提升新时期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而且还可以为基层民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促进基层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

四、努力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实现党内民主选举推动社会民主选举。

选举与民主的关系密不可分，选举制度是党内自我更新机制中的首要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民主政治要求公民参与，而拥有选举权则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正因为此，有研究指出：“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等于说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一国政治是否民主政治及政治的民主化发展程度如何，首先要看是否拥有一套完整健全的选举制度。

在总结基层党内差额选举或直接选举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上一层级推广，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制化，逐步创造实现党内直接选举的条件。这样，“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有效互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动力资源。”并积极培育这一新的生长点，充分发挥党内民主选举对全社会民主选举的示范作用、带头作用，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五、完善社区民主的运行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及其各主体间的联动。

作为领导层，社区党组织是社区民主建设的领导核心，为社区民主自治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因此，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有效地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可以为社区民主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政治保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素养建设。通过组织社区党组织成员尤其是党支部主要负责人系统地学习国家大政方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现代管理知识等，提高他们的素质，从而更有效地进行科学的决策和深入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其次，加强社区党组织内部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对党外民主有很强的表率和辐射作用，以开展党内民主生活为契机，促进社区党组织内部管理和决策的民主化，有助于凝聚社区党员力量，在社区民主建设中发挥整体优势，推动社区民主建设。再次，加强社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为社区居民群众服务，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帮助社区居民明确社区民主建设的政治导向，保证社区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

作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在社区民主自治中运行中担负着社区重大事项决策的职责。应明确规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运行程序、时间、活动频度和功能，使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运行制度化。要下大力气改变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成员代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状况，鼓励和吸收中青年知识分子阶层进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改善其成员构成。

作为议事层，社区协商议事会是社区自治组织“议行分设”改革的产物，行使民主协商议事和民主监督的职能。社区协商议事会应积极地听取和反映社区居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吸收更多辖区单位和社区精英的加入，提高协商议事的科学化水平，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推进社区民主建设。

作为执行层，由于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召集和主持以及社区日常事务的处理，是社区民主的基本运作载体，实际上也是权责统一的管理实体。应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民主自治中实际中的中心地位，合理地界定其执行的“委办事务”和“自治事务”，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上以及社区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上。

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联动是社区民主成功运行的关键。社区党组织要根据权限，积极地配合社区协商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并加强思想政治领导；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要适时召开，听取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的述职并进行评议；社区协商议事会要定期听取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报告工作，加强与社区党组织的联系，作好议事、监督和日常决策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定期向社区协商议事会报告工作，适时向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述职，并接受居民代表和居民的评议。

六、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民主实践形式，促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共进。

互动关系范文篇4

1课堂中的互动和灵动

笔者认为，互动就是以社会学理论中的互动理论为基础的，就是将课堂做为一个舞台，教师和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用语言构成这种特定的交往情境，强调这种交往中突出一种双方的主主关系，也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互动教学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进行交往、沟通，在动态的教学中中形成教与学统一的交互影响和交互活动过程，在这此过程中，通过优化“教学互动”的方式，可以调节师生关系形成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现象，在此过程中可以强化师生与环境的教师影响，以产生教学共振，达到提高教学效果，从而促进教学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灵动是在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要时时注意师生中这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要设法把学生带入自己的教学中来，让他们能身临其境，和教师平等对话，积极主动思考问题，对所讲内容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也学到了知识，课堂也因为有了学生的主动参与而有了活力与灵性。

2课堂中互动和灵动的关系

笔者认为二者相互联系，不可截然分开。互动是灵动的前提，灵动是互动要达到的积极效果。只有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互动起来，才可以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灵感。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学生通过解剖自己，找出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从而得到不断的进步。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让学生走出误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灵感，课堂产生灵动的效果。

我们知道，课堂教学中互动是必须的，这是对教师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教师在备课时，就要考虑，哪里要设疑，哪里需要举例，哪里应该小组讨论，哪里可以分开辩论，总之，想方设法让课堂氛围活跃起来，让学生主动参加进课堂教学中来，也即完成互动环节，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有灵动课堂的出现。

例如“笔者曾在一所学校和几位老师同课异构，执教陈从周先生的《开屏》，几堂课迥然不同。在备课时笔者将其定位于一篇情趣盎然的小品文。在教学时，笔者将语言的赏析、作品的价值乃至作者的人格魅力作为重点来品读。就这一点而言，倒是有一位年轻老师和笔者所见相似。但是最后课堂的呈现，以及学生的反应却又不一样了。为什么?在评课时发现，差异在于，同样的话，前者学生说出来的，后者是老师说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位年轻老师没能想办法让学生去自己思考。比如赏析语言时，笔者有这么一问：既为‘说屏’已经说清了什么是屏、屏的作用、屏的各类、屏的设置，那么就将这些文字组合在一起，不就是一篇完整的说明文吗？行吗？学生纷纷摇头，说‘不行！’顺水推舟，追问：为什么？学生急切地说，那么多有味的文字，怎么能删？再追问，有味？何以有味？这时就可以要求学生找一字或一词，并用一个字来评价它的味。学生在思维打开之后，极为精到的评价为‘雅’‘趣’‘妙’等等。而那位年轻老师，自己对语言进行了赏析，虽也是类似的这几个字，但听来就截然不同了。”

可见同为课堂互动，但取得的结果却不一样。从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在互动中达到课堂的灵动，教师的教学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只有让学生能主动去思考的方法，才能在最后把教师想说的话让学生自己讲出来，从而让课堂富有了活力，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灵动。

互动关系范文篇5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变革开始，而这一历史性发展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曾经在美国南部种植园生活的黑人奴隶大量迁移至北部的城市谋生———形成了著名的美国黑人移民现象。那些从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工业区的黑人们，在给当地的城市工业化带来了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积淀了百年的美国黑人文化，这其中便包括黑人音乐，而这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凸显了美国历史研究中人们并不是很在意、但却十分重要的音乐元素。自世界存在奴隶贸易制度以来，黑人奴隶所到之处，都会被带入悠久的非洲特色文化，黑人音乐所表达的理念、内涵及态度，与欧洲截然不同。非洲音乐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浓厚的地域特色。众所周知，音乐的产生，是伴随着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工作而衍生出来的，而黑人的日常生活，与其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承，都离不开具有非洲音乐特色的独特表达方式。黑人民族表达音乐的乐器常常就地取材，歌唱的形式也常以应答为主，这种具有强烈特色的非洲音乐文化，因黑人奴隶而在美国南部种植园中流传下来，并且随着历史发展与传承，不断地被改造和创作。大多学者认为，美国爵士舞蹈诞生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然而事实上，爵士乐则是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酝酿。虽然爵士音乐与很多同时期的非洲裔音乐风格极为相似，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爵士音乐是在布鲁斯音乐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爵士音乐的诞生，条件更为复杂。大量学者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对爵士乐所需要的音乐因素和社会因素起到了促进作用，黑人音乐家把它们完美和谐地捏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爵士音乐的诞生，是源于受压迫的黑人面对不利的创作条件下爆发出来的。美国学者认为，在黑人音乐种族传统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内战（1861年4月12日—1865年4月9日）前出现的游吟音乐即为其中一种因素。这种音乐形式既增添了非裔音乐的娱乐气质，也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改变了非裔音乐的表达方式。正是由于这种并非刻意地增补，从而促成了爵士音乐在音乐表达与表达目的的转变，爵士乐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民族音乐并得以不断发展。最初的爵士乐，诞生在19世纪末的新奥尔良地区。爵士乐可以在新奥尔良地区诞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必然。新奥尔良地区有能够创造和发展爵士乐的充足条件，并使爵士乐根植于美国南方。爵士乐的诞生，离不开非裔音乐在美洲大陆发展的日渐成熟。在非裔音乐中，灵歌（gospel）是布鲁斯（blues）音乐产生的基础。而布鲁斯音乐的产生是非裔音乐走向音乐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它开始从黑人表达情感的方式，走向黑人以外的世界。布鲁斯音乐的产生略早于爵士乐，在爵士乐的形成过程中，布鲁斯音乐也就对爵士乐的音乐基础与传播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人们的生活从紧迫中慢慢恢复过来。战争的开始没有彻底解决困扰已久的冲突，加重了各国的负担，也埋下了诸多隐患。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的流行使美国社会从紧张的氛围中得到了缓解，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新的爵士乐地区，而之后的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诞生了极具舞蹈性的爵士乐，也把爵士乐推向了全盛时期，1941年美国卷入内战，娱乐业不景气，同时战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场爵士乐革命的诞生。1950年之后美国结束了二战开始了经济的恢复，人民的物质生活开始极大富足，逐渐开始不接受当时较为烦躁的爵士乐，新的温柔的形式的爵士乐应运而生。

二、早期美国爵士乐的音乐特点

从20世纪初期的爵士乐萌芽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大发展，再到30年代走向繁荣，爵士乐的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到了20世纪30年代，爵士乐的风格逐渐成熟，大乐队的表演形式也逐渐形成。在美国经济转折变化的30年代，爵士乐文化既包含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黑人的音乐智慧。爵士乐大乐队的表演经历了从20世纪20年代的辉煌到30年代的落寞，在30年代中后期逐渐步入正轨。20世纪30年代受到经济复苏的影响，爵士乐团略显惨淡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演出逐渐得到了恢复。经济危机之后“禁酒令”的解除促使爵士乐成为人们寻求自我释放与快乐的较为适合的娱乐方式。第一种元素：拉格泰姆（Ragtime），最初是一种钢琴音乐，大量地流行于克里奥尔人中，带有欧洲古典音乐特色，同时具有黑人音乐的节奏和即兴，但是却很少使用小调式，和进行曲一样。在初期时盛行于新奥尔良，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爵士乐的雏形。第二种元素：布鲁斯（Blues），极具特点的布鲁斯音阶以及十二小节的曲式结构再加上具有摇摆特征的“Shuffle”节奏，为爵士乐提供了丰富的变化。第三种元素：铜管乐队，为爵士乐提供了最具体的表演方式，包括成为日后爵士乐中最热门乐器的小号等，代表性的铜管乐成为爵士乐的一大亮点。王珉的《美国音乐史》中写到“爵士乐是美国的古典音乐，它是民族大融合通过乐队组合形式表现的一种音乐语言”。美国早期的民族融合在移民过程中进行，美国的文化大多带有很浓郁的融合性。爵士乐丰富的音乐特征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爵士乐中鲜明的黑人文化、潜在的欧洲古典音乐、深刻的美国社会影响，构成了丰富而缤纷的爵士乐文化。

三、美国爵士乐与社会互动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爵士乐在一战后的美国社会经济动荡阶段形成了一种文化表现，成为美国文化中的种族差异、文化冲突等问题的一种排遣方式。爵士乐是这一时期反映美国社会的文化符号，这一时期爵士乐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美国社会文化。爵士乐是对战前美国的一种过渡，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发展，美国国内问题愈加严重。解放非洲裔奴隶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黑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面对生存环境的改变带来的新的生存问题，需要黑人自己去改变。爵士乐是一种促进美国发展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萧条，在美国经济波动的过程中，爵士乐成为稳定美国经济状态的一个元素，爵士乐参与了美国经济的过渡。美国能够在经济危机中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式，并在危机过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坚力量，与爵士乐有着一定的关联。某些程度上，爵士乐成为美国不断向前的一种力量。爵士乐在美国产生的基石是黑人文化在美国的融入，欧洲古典音乐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在爵士乐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爵士乐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黑人音乐，同时也承袭了白人古典音乐，在美国的融合的社会状态中顺利发展。早期爵士乐的发展，浸透着美国黑人文化历史的沉淀和发展，爵士乐是美国黑人杰出的文化代表，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价值。

在20世纪初，伴随着黑人北上迁徙等社会活动，使爵士乐传遍了全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同时具有了明显的时代性因素。在美国北部城市中的爵士乐由于在科技和传媒的包装下，被附上了现代化的外衣，但是爵士乐真正的意义在于对大众内心根本的挖掘。爵士乐是黑人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在社会地位变化过程中对自我文化根脉的传播，它先天优越于商业音乐，而一部分爵士乐是不需要演唱和歌词的，它在情感、认知和美学上更靠近音乐的原始模式，它也不会像摇滚乐或流行乐那样仅去过度释放，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寻到与你灵魂深处共鸣的旋律。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爵士乐仍流传在美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因为民间音乐就应该属于它特有的环境中，城市中发展起来的黑人民间音乐就应该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传播。而正因为爵士音乐这一特点，也造就了美国城市特有的音乐文化，从而使得爵士乐的成长和发展有了更好的土壤。

［参考文献］

［1］张阔．历史视野下的美国黑人布鲁斯音乐（1890—1929）［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胡锦山．20世纪美国黑人城市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3］鲍大林．历史视野下的美国爵士乐（20世纪20－30年代）［D］．东北师范大学，2016．

［4］王珉．美国音乐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互动关系范文篇6

[关键词]最终消费收入增长结构方程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储蓄过多、消费过少,包括公共和居民消费在内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即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20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在80%以上,日本为85％，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水平在76%～79%之间。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收入增长的“三驾马车”，尤其消费需求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一国发展经济的最终归宿。但是，在最终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却更多依赖于投资和外贸,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和效益，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经济安全，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的要求，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那么，我国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尤其消费对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

本文采用1980年～2007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以最终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为系统的内生变量，选择固定投资为外生变量和工具变量，建立了一个以结构方程组式的系统模型，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现在，我们借助现软件Eviews5.0，进行有关变量时间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并建立结构性模型来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最终消费XFZZH与收入GDP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在统计上最终消费XFZZH不是收入GDP变动原因、收入GDP不是最终消费XFZZH变动原因的概率均不超过5％。参见表1。

三、结构方程估计

鉴于理论阐述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论提供的基础，现在我们分别采用有关变量的名义水平值、实际水平值和实际增长率来估计结构方程组，揭示我国过去近30年来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采用的估计方程组为：

XFZZH=C(1)+C(2)*GDP（1）

GDP=C(3)*XFZZH+C(4)*GDTZ（2）

其中，最终消费（XFZZH）、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固定投资（GDTZ）和常数项作为工具变量。C(i)为待估参数，i=1，2，3，4。对于上述联立方程组结构性参数的估计，表2列出了估计结果。

从表2可见，结构性方程参数估计的结果是C(1)=770.80，C(2)=0.5740，C(3)=1.3929，C(4)=0.4725。而且，从各参数对应的T统计量（大于2）和相伴概率（均远小于5%）看，这些参数均通过T检验，是显著的。另外，作为综合反映拟合效果和简洁程度的评价指标，两个估计的方程样本调整的决定系数分别为0.9974，和0.9992，非常接近于1，说明我们所估计的结构方程组具有较高优度，是可以采信的。

从估计的结构方程组可见，我国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单位，将导致我国最终消费增加约0.57个单位，收入增长对消费具有显著的引致作用；另一方面，最终消费增加1单位将导致我国GDP增加约1.39个单位，表现出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而且，这一效应明显强于1单位投资需求扩大对GDP的带动作用，后者仅为0.47个单位。

通过对上述结构方程组参数的估计，我们验证了我国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的相互正向促进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最终消费对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地强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1980年～2007年的有关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建立三组结构方程，验证了居民最终消费和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最终消费取决于收入水平，又反过来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其对收入增长具有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显著地强于投资。相对于最终消费对收入的带动作用而言，将资源用于投资有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为了改变我国过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增长，我国应该更加注重最终消费。

参考文献：

[1]袁志钢何樟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J].经济研究，2003年7月期，第18～26页

互动关系范文篇7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产业协作互动

一、引言

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之初基本都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带来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整合优化程度也对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和产业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引起社会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各国的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义、范围界定、与制造业的关系、产业布局、区域产业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较为繁杂，本文就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综合评述。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生产性服务业，也称为生产者服务业，是伴随着制造业发展起来的，本质上还是一种服务业。诸如金融、猎头、培训、研发、设计、咨询、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行业，涵盖企业的产品设计、流通、生产组织、销售等一系列环节。格鲁伯、沃克(1993)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义为那些被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1］李江帆、毕斗斗(200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并非面向最终消费和个人消费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制造企业、商业企业的中间需求的行业。也有学者试图通过服务资本品率大于50%这一具体数值来界定生产性服务业，比如江静、刘志彪等。还有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产业内化和产业外化两种形态，内化是企业相关专职部门，外化是从事具有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合，但不管形态如何，本质上都是为生产或商业而服务的。根据学者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具备了如下特征: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润滑剂;制造业的成本表现;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从传统的辅助与补充转变为提升产业价值的间接投入，从润滑剂作用转变为催化剂的功能，成为类似某种资源禀赋的投入，尤其是知识的投入。所以，不管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义如何具有差异，但核心内容基本形成，具备中间特性，具备知识特性，具备服务特性。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中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具有很大差异，同时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或产业结构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从服务业中衍生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分类业各不相同。我国在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也是从粗糙到具体细化的过程，而且由于分类无法统一，以及数据的不完整，OECD把商业与专业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以及房地产行业统一规定为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英国标准产业分类中，包含批发配送业、废弃物处理业、货运业、法律服务、金融保险、协会组织及其它专业服务业。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作用的越来越明显，我国也开始着手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进行界定，近年来，一些地区如北京、上海等统一出台了比较明确的分类标准，虽然在大类上大同小异，但是一些小类还是具有很大差异，这就造成了统计和研究的困难。2015年6月，国家统计局出台了《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范围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3］这为界定生产性服务业范围，建立各地区、各部门生产性服务业统计调查监测体系提供了依据。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综述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

1．制造业主导观点。该观点认为，制造业在二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支配权，生产性服务业处于从属地位，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前提和基础。陈宪(2014)认为服务业就是附属于制造业发展起来的，处于从属地位。张世贤(2000)认为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且具备一定的规模水平，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形成市场和需求，获得更多的要素投入和回报。江小娟(2004)通过对我国在20多年的经济发展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由此说明服务业市场还没有发展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刘培林、宋湛(2006)从机会成本角度研究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成本要高于制造业的投入成本。

2．生产性服务业主导观点。该观点认为高度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打造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关键要素。Pappas＆Sheehan(1998)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部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江小娟、李辉(2004)也在研究中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因素，对制造业创新和突破发展有较强的抑制作用。［2］这种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了各行业的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推动力量。

3．互动观点。“互动论”认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无所谓主次，不分是否从属地位，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依赖、互相促进。随着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对运输、金融、贸易等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扩大，极大提高了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源要素投入，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自身发展。一些学者也认为，在经济高度发达阶段，服务业与制造业是处于相互卷入，高度相关、高度补充的关系。顾乃华(2005)在对我国经济转型期研究中，认为除了应该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外溢生产效应”外，还应关注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外溢改革效应”。［4］尤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推动力量，不仅为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发挥作用，也要为制造业企业的改革发挥作用。

4．融合观点。“融合观点”主张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学者认为，两者融合发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综合各种文献来看，普遍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互动论”的观点比较实际和研究价值，制造业主导观点与生产性服务业主导论都过于片面，只看到单一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没有全面的分析;而融合论反映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缺乏数据和实证，目前难以进行研究。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内在互动机制论述。

1．分工理论。Riddle(1986)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其它行业部门发展中充当了“推动剂”的作用，降低了经济交易成本，提高了产品生产、流通等效率。郑吉昌、夏晴(2005)在研究中引用了Riddle的经济交互模型阐述了，服务业在采掘业和制造业中发挥的黏合剂的作用。格鲁伯、沃克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智力资本，为制造业的发展传送了资本、人才等资源，增加了制造业各部门的中间投入，这符合奥地利学派生产迂回学说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观点，更多的生产迂回活动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人力和智力要素。薛立敏(1993)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更像一个行业专家的集群，这个专家集合体为其它产业提供专业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生产效率取决于自身的活动效率，而现在，产业活动的相互关联度和迂回度越来越成为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根据社会分工的观点，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分工不断的细化和深化，原来属于企业生产、运输、营销甚至管理的企业内部职能，将由更加专业的社会部门所承担，企业效率将会大为提升。

2．基于竞争策略理论的机制研究。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从企业分散风险和集中资源以提升效率出发，从竞争策略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外购、分包等方式在企业界中的应用。美国的服务业在经过业务外包给更专业厂商，提升了企业的自身竞争力，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与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郑吉昌(2005)研究指出，既然企业的经营活动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生产性服务业在企业价值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产品价值和企业差异化战略的主要来源。格罗鲁斯从服务营销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策略和途径来自于顾客关系的长久维系，而要取得顾客的忠诚度更多是依靠于更多的具有生产性服务业特征的服务项目。

四、结语

关于论证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方法，主要从投入产出的观点来研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共生和依赖关系。李冠霖(2002)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尤其在运输业、通讯、金融、房地产等行业中，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高度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台湾学者薛立敏(1993)比较台湾制造业与服务业后发现，在台湾制造业快速发展并且向外输出的过程中，那些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具有服务性质的部门和行业，发展成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第三方厂商来提供，并积聚成行业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制造业向外输出，扩大了区域范围。［5］2015年我国经济迎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发展，能够带动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优化发展，对一国的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创新，质量和品质提升都是非常有益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应当更加着眼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融合的研究，着眼于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全面的衡量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格鲁伯，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和影响［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江小涓，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经济研究，2004，1:5～1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Z］．2015，6

［4］顾乃华．我国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外溢效应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5，12:9～13

互动关系范文篇8

关键词：普惠金融；创业；经济增长；PVAR

普惠金融在2005年联合国的“小额信贷年”首次被提出，并迅速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在普惠金融相关的诸多问题研究中，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大量实证研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看，部分研究者认为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周斌等（2017）[1]、刘金全和毕振豫（2019）[2]分别利用面板数据的PVAR法和GMM模型等方法对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均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部分研究者指出普惠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李涛等（2016）[3]认为其负面作用与银行等金融中介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密切相关，以间接金融为主、过度依赖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追逐高利润、“惜贷”、金融风险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李梦雨（2019）[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表明，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金融服务地理渗透性维度的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也得到一些关注。金融是影响创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小企业融资的创业活动直接受到金融机构是否愿意贷款影响[5]，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对创业企业的友好程度会影响该国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的性质。不少文献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讨论，发现居民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发展普惠金融有效地缓解这一约束，从而推动居民创业[6]。普惠金融还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创新创业精神[7,8]，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业。部分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的异质性，发现包容性金融可有效降低家庭创业融资风险，提高创业率，促进居民创业，特别是对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创业决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9]。从现有文献分析发现两个问题：其一，目前关于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式和方向仍存在争议。其二，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普惠金融、创业和经济增长的两两之间单向关系，忽略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及相互作用的时滞性与持续时间。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合成普惠金融指数，将普惠金融、创业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研究框架，采用PVAR模型探索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及作用机制。

1研究假设

作为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普惠金融具有金融服务可得性、成本可负担性及全面性三个主要特征，这决定了普惠金融对创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一，金融服务可得性要求不断完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从而缓解农村等偏远地区受到的地理排斥，以及贫困群体和中小微企业受到的成本排斥和信贷约束[10]，为潜在创业者提供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第二，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成本的可负担，且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信息成本及交易成本，因此，创业者的创业承受能力得到提高。第三，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全面性即多样性[11]，使得创业者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和服务。由于金融机构是理性经济的，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会主动往农村地区延伸，从而缓解了农村地区面临大量的金融排斥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普惠金融水平。此外，普惠金融在短期内通过资金支持、服务可得性缓解制约创业的资金约束和服务约束，从而促进创业。然而，创业的成功率和持续性主要受创业者的主管经营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同样，普惠金融发展主要在于顶层设计及金融机构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因而创业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时间较短。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普惠金融发展与创业之间在短期内具有明显的互相促进作用。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资金配置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疑能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方式具有时滞性，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依据“需求遵从”理论假说，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人们对投融资、保险、信贷等各种金融的服务需求也不断增加，从而拉动金融发展。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出于安全性和营利性的考虑，在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时歧视没有资产担保和固定收入来源的中小企业及弱势群体，因此，普惠金融发展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经济增长直接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支持。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短期内的促进作用有限，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显著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创业能够通过知识溢出、创新激发及就业渠道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创业是促进新知识突破知识“过滤器”的重要途径，创业通过知识外溢对技术进步产生重大推动作用[12]。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相比，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还非常有限[13]。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创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是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动力[14]，经济增长不仅促进居民财富水平的增加，还能促进国家在支持居民创业上的财政支出增加，从而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自身和外部创业条件，进一步促进居民创业。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创业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但短期内促进效果非常有限，而经济增长能够在短中期显著地促进创业。

2研究设计

2.1计量模型构建

为揭示普惠金融、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本文借鉴Holtz-Eakin等（1988）[15]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基础上提出的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PVAR模型不仅具有解决样本量不足和体现个体异质性的优势，还能够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正交化响应，分解出系统每个解释变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本文设定的模型如下：Yit=åj=1pAjYit-j+ψt+fi+εiti=12N;t=12T（1）式（1）中，A为待估计的参数矩阵，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p代表滞后阶数。Yit为被解释变量，包括IFIit、ENTRit、LMGDPit，是三维列向量，分别表示i地区在t时点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创业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fi表示模型的个体效应，受到因变量滞后期的影响，fi与自变量相关。因此，采用向前差分Helmert转换法消除个体效应[16]。ψt为模型的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期望为0、协方差为Σ的独立同分布。

2.2变量与数据

2.2.1普惠金融指数的测度在现有普惠金融指数体系的构建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实际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使用情况与效用性3个维度共11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1）可获得性。可获得性是从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角度来刻画，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设置及金融人员的配备。本文主要从人口和地理两个层面出发，选取人均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家/万人）、人均拥有的银行业金融从业人员（人/万人）、地均银行业金融机构数（家/平方公里）和人均银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人/平方公里），此外，还选取每个乡镇拥有的农村金融机构数来重点考察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情况。（2）使用情况。使用情况维度用来测度居民金融服务的参与情况，参与金融服务的人越多，说明金融渗透率越高，金融的普惠性越高。除存款贷款等基本金融服务的使用之外，还有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的使用。该维度包括人均存款余额、人均贷款余额及保险密度（保险收入/总人口）3个指标。（3）效用性。效应性主要反映某个地区金融服务发挥的功效和作用，选取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占GDP比重、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以及保险深度即保险收入占GDP比重3个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以及各省份金融运行报告和银保监会的年报。在测度方法上，采用熵值法和欧氏距离公式测算普惠金融指数（IFI）。首先，采用Max-Min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影响。由于本文的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因此，处理公式为：X'ij=Xij-minXjmaxXj-minXji=12n; j=12m（2）式（2）中，Xij为第i个需要进行评价目标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X′ij为标准化后的值。表1中展示了各省普惠金融的年平均水平及平均发展速度。从均值来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整体上略高于西部地区，呈现由东向西梯度递减分布。不过，从年平均发展速度看，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明显快于中东部地区，可见，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势头足。2.2.2其他核心变量与数据来源创业（ENTR）。本文在参考Blanchflower（2000）[17]、代明和郑闽（2018）[18]的研究，选取每万人拥有的私营企业与个体户数的变化率来衡量居民创业参与率，其中，人口数据为常住人口。基础数据来源于2007—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增长（LMGDP）。本文用CPI对各省人均GDP进行平减后并作对数化处理，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数据来源2007—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3实证分析

3.1模型的校准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普惠金融、创业和经济增长的PVAR模型并进行估计。本文数据的特点是宽截面、短时间数据，一般可视为平稳数据，但为了保证后文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进一步采用LLC（Levin-Lin-Chu）法和IPS（Im-Pesaran-Shin）法进行检验。从表3可知，LLC和IPS两种方法下，IFI、ENTR以及LMGDP在1%的置信水平下均显著平稳。本文参考AIC、BIC和HQIC三个准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表4显示PVAR模型滞后1阶的AIC、BIC及HQIC均是最小的，因此，P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取1比较合适。从表5结果可知：在普惠金融方程（h_IFI）中，创业以及创业与经济增长的联合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原假设，说明创业和经济增长在Granger意义下影响普惠金融。在创业（h_ENTR）方程中，普惠金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联合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是创业在Granger意义下的原因。在经济增长方程（h_LMGDP）中，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与创业的联合检验在1%的显著性下都拒绝原假设，创业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普惠金融和创业在Granger意义下影响经济增长。总体来看，三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而可以进行下一步的面板向量自回归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分析。

3.2实证结果

3.2.1PVAR模型的系统GMM估计在变量进行向前差分处理后，本文选取变量的滞后1阶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需要说明的是，VAR模型是把变量由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来模拟的一个动态模型，可能会因为共线性问题造成模型中的参数不显著，甚至造成模型中滞后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不符，但这并不妨碍后面的分析结论，因为VAR模型考虑的是一个系统，通常关注的是预测分析，一般不对滞后解释变量的系数作过多关注。3.2.2脉冲响应结果为探索各变量间的动态传导机制和路径，本文运用正交化脉冲响应进行解释。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是通过Cholesky分解得到的，而Cholesky分解的结果严格依赖于模型中变量的次序，一般要求外生性越强的变量越放前面。在三个变量组成的系统中，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更强，因而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三个位置。普惠金融发展主导创业，故把普惠金融放在第一个位置。即在Cholesky分解时，变量的次序依次为IFI、ENTR、LMGDP。通过蒙特卡洛模拟200次，将冲击时间设置为18期，最终得到脉冲响应图（见图1）。脉冲响应基本都收敛，可认为本文构建的PVAR模型是稳定的。图1中的图（a）与（b）表示普惠金融与创业的相互冲击响应，图（c）与（d）表示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冲击响应，图（e）与（f）表示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冲击响应。总的来说，脉冲响应图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正向动态互动关系。然而，其作用速度和作用程度存在差异性，且作用时长存在非对称性。具体表现如下：（1）对于普惠金融1个标准差的冲击，创业的响应呈现明显的倒勾型。响应值在当期为0，然后急剧增大，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0.018，之后响应值逐渐减少，直到第15期左右稳定趋于0。这表明普惠金融对创业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短期内的作用较大，但是作用时间持续较长。反过来看，创业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普惠金融在当期作出正向响应，其响应值在1期达到最大值0.0021，之后逐渐减弱，在第9期左右稳定到0，即创业对普惠金融发展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作用时间相对较短。由此可见，创业与普惠金融之间在短期内具有双向的促进作用，且影响作用先后在第2期和第1期达到最大值，这验证了假设1。（2）从经济增长对于普惠金融冲击的响应来看，其脉冲响应值始终为正，且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只有0.0003，之后呈现阶梯式递减的变化，在第12期平稳，但是影响效应并未减为0。这表明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短期作用非常有限，且持续作用时间长。对于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普惠金融有正向的响应，在0期达到最大0.002，之后迅速减弱，并于第5期平稳趋于0，即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明显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由此可见，假设2成立。（3）对于创业1个标准差的冲击，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值为正，但响应值非常小，且持续作用时间长，直到第15期减为0，说明创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效果十分有限。反过来看，对于经济增长1个标准差的冲击，创业的响应值开始为正，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0.0056，之后逐渐减小并稳定趋于0，说明经济增长在短中期内对创业具有促进作用。以上验证了假设3。3.2.3方差分解结果为进一步清晰度量三个指标之间的长期相互影响程度，本文利用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解释各指标对冲击响应的方差贡献率，结果如表7所示。普惠金融的方差贡献率在第1期全部来自自身，在第5期和第10期，自身的贡献有所减小，分别为90.7%和88.3%，而创业的贡献率明显增大，分别为9.2%和11.3%，经济增长的方差贡献率较小，分别为1.4%和2.1%。这表明创业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比经济增长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更大。从创业的方差分解来看，在第1至10期的方差贡献率几乎全部来自自身，表明创业受普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普惠金融政策在实施时存在时滞性等原因，导致其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从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来看，第1期的经济增长的方差贡献率有97.6%来自自身，而在第5期和第10期，自身的贡献有所减小,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方差贡献率增加到12.3%和13.8%，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0.8%和0.7%。可见，与创业相比，经济增长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大。总之，从三个变量间动态互动关系上看，三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部分融合，然而变量之间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

3.3稳健性检验

由于P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与其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导致系统GMM法估计得到的系数估计量可能出现偏差。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纳入解释变量，采用两步差分GMM法对参数进行估计，结果略。从被解释变量为普惠金融（IFI）的估计结果看，创业（ENTR）和普惠金融（IFI）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创业和经济增长均能够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从被解释变量为创业（ENTR）的估计结果看，普惠金融（IFI）和经济增长（LMG-DP）的系数均为正，即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对创业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从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LMGDP）的估计结果看，普惠金融（IFI）和创业（ENTR）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普惠金融和创业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可见，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结论

互动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供应链；农产品物流；农业经济；互动关系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物流应需而生，无形之中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1］。我国若是想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务必要大力建设发展农产品物流，这样才能够促进农业经济迅猛发展。农产品物流主要指的就是把农产品从生产商手中运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系列环节，诸如加工处理、包装、贮存、运输等工序［2］。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首先不仅能够保证农产品的原有价值还能升高其附加的价值，其次可以减少农产品运输中所需的费用，提高收益，最后还能促使我国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因此务必要对农产品物流与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为农业经济合理发展提供理论根据，进而有利于科学合理的进行经济建设。

一、供应链、农产品物流简述

（一）供应链的概念及发展。供应链的定义实际上是来源于扩大生产，当前将其定义为“供应链是一个由原材料提供商、产品加工制造商、成品销售商以及最终购买用户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性的功能网链结构。经过严格控制一系列中间环节使得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生成、之后由销售商分销产品”。1980年后供应链的概念渐渐形成，在20年代得到广泛发展。供应链的结构形式比较多，包括了与其相关联的全部上下游节点企业，自原材料的供应开始，再由链内的各个不同企业生产加工、组装、分售等一系列过程最后直至产品交给客户。其不单单是一条将供应商与客户联系起来的资金链或物流链，而是条增值链。原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合理包装、安全运输等一系列过程而有所增值，经过合理监控品供应链物流，即可使得运输过程中的各个关节相互协调，使得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通过检测最初生产源头的卫生情况，方能确保供应链体系的运行，进而就会给大部分有关企业都带来可观的利益。（二）农产品物流的由来和发展。大概在1980之后我国才将物流这一概念引入，与一些物流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农产品物流起步相对比较晚。物流学家王之泰认为：物流是一种物理运动，即将物质材料自供给方运输至需求方，它能够创造产生场所价值、时间价值以及一定程度的加工价值。目前国内较为普遍接受该理论。物流产业的范围较广，农产品物流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支产业，主要指的是农产品从生产方最终运输到消费方的手中。其对象是农业品，再对这些农副产品进行原材料的加工处理、合理包装、保鲜存储、运输等一系列流通环节，不仅仅要使农产品保留其原有的价值还要使其具有附加值，最后送达购买方的一系列活动。物流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是农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增值价值，节省一些不必要的运输费用支出，尽可能地提高运输效率，减少可避免的损失。由于绝大部分农产品最终都销售给城市人口，故农村到城市为农产品物流的主要方向。当前我国农产品的物流市场体系正在进一步发展改善，其也形成了主体多元化以及组织形式多样化的良好局面，表现出农产品的购买方和购买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良好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产品物流行业起步相对较晚而且体系有待完善等一系列不足。

二、农产品物流与农业经济互动关系

（一）农产品的物流发展是由农业经济的结构所决定的。农产品物流是物流产业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其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尤其是党的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宣布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3］。再者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的物流发展不仅是为了适应历史使命。“菜贱伤农”这一情况近些年来一直是困扰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现代化物流产业的研究探索也一步步加深，人们逐步意识到农产品物流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人们也渐渐明白农业经济发展以及达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是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农产品的物流发展是由农业经济的结构所决定的［4］。某一地区农产品物流的规模能否发展壮大是由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若该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则当地的农产品物流产业就可得到一定的发展，这就会使得各种农产品买卖交易变得频繁起来，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会得到促进。农产品物流既可以满足人们的供需要求，也能够减少运输成本，而且通过一些附带的服务使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得到一定的提高增值，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整体收益。农产品物流业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业，它要依赖于一定流通行的、生产性的产业才可以发展［5］。当前我国的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情况已经展现出了，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该区域对于农产品物流的需求高且农产品物流的发展规模也相对较为壮大。综上所述，农业经济要为农产品物流提供必需的技术条件以及物质基础才可保障其良好发展。与此同时，农产品物流的规模能否健康发展也要取决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二）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处于经济开放的情况下，由于各个地区之间涉及到较多的农产品原料和辅料的采购、农产品的供应、生产以及出售等一系列活动促进农产品物流的产生和发展。农产品物流将一定区域内的经济活动的各个单元间的疏通、消费以及组织联系起来，它推动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且对于维系农业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产品物流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就目前而言存在着很多问题限制了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例如农产品的产出量较大、品类较多，这就会导致消耗加大，加之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及费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而且农产品物流的运输途径问题、经营的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都对农产品物流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阻碍其正常发展，也不利于农民获得预期的收入。由此看来，农产品物流对于农业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善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某一区域农产品物流业发展水平得到提高，则改区域内的农业经济自然而然就会有相应的发展提高；然而反之就会一定程度上阻碍该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完善。高效率、高质量的农产品物流能使得农产品运输流动过程中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减少，构成良性循环，进而促使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使得农业经济总量不断增长。

三、目前我国农产品物流的现状及问题

（一）存储运输过程中不能确保农产品的新鲜程度以及物流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目前国内农产品物流中，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块、根类农产品，百分之五十的蔬果农产品，连同所有的奶蛋鱼肉等一系列食物都是比较容易腐烂、变质的食品，故都需要进行合理适当的措施确保其新鲜程度。然而由于国内的农产品的运输量过于庞大，很多农副产品都不进行必需的冷冻保藏技术，而仅仅在室温的情况下运送的［6］。按照这种物流运输的方式方法，很难确保新鲜的农副产品不腐烂变质，进而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经济损失。显而易见，不完善的物流设备是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国目前缺少相应的专用仓库，在这方面需要完善改进，特别是缺乏专门的冷冻保鲜仓库；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缺乏相关的专供运输使用的车辆及工具和一系列相关设备，加之保鲜技术很不完善。据报道，我国每年损失在运输环节上的农产品高达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由此以往会导致大量的农副产品在运输物流环节被白白浪费掉，造成农产品物流成本的增加。（二）在农产品运输过程中的一系列中介联系组织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要想农产品能够顺利地进入市场并且分售到消费者手中就离不开各个中间商的高效合作。但是我国人口比较多，而且农民人口远多于城市人口，人多地少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再者我国的农牧业经济体制发展缓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较，农业经济和农产品物流体系也不成熟，很难达到目前消费大众对农产品物流的要求。例如农产品物流较发达的日本，日本的农业协会将蔬菜上市之后进行统一拍卖，这样有利于蔬菜的全部售卖［7］。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应中介组织就没有如此高效的合作，故要进一步加强物流中各个中介的相互联系和合作，完善相关的一系列机制。（三）在农产品物流过程中没能使农产品得到很好的增值。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经济及农产品物流的结构需要大力改进，大部分区域都聚焦于生产和种植的单元环节并投入了较多的资金，而没有重视农产品得物流运输这些环节，导致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没能获得预期的附加值，造成不可忽视的经济损失。一些农产品物流业先进的国家，他们能够对农产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处理，并不是单纯地将原材料进行出售，这样就使得农产品大大增值，提高经济效益。由此看来，我国应该改进传统的经销模式，合理加大包装加工和运输环节的资金技术投入，不断扩展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空间，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四）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农产品物流信息滞后。通过对各高校物流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分析，很容易发现，绝大部分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城市工作，更多的服务于城市物流，仅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选择在农村或城镇工作。再加之我国农产品物流信息建设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产品物流产业的发展。我国农产品物流信息化建设较落后，又鉴于我国农产品种类繁多，产量较大，且每种农产品都有交货期限，超过一定的时间期限大部分农产品就不可食用，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价值，影响经济效益。此外，我国个体户经营者较多且比较分散，不利于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不利于物流信息等的共同享用。这样就会导致种植商重复过量的种植、运输某种农产品，造成严重的堆积浪费现象，阻碍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再者种植商、农产品集团等相关企业可以通过农产品物流信息来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并且根据市场信息合理的互补的种植农产品。由此看来，建设发展专业的物流信息平台十分迫切。

四、从农产品物流角度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农产品物流与农业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农业经济是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基础，而农产品物流的进步又推动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强大。故提出几点值得思考的措施。（一）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建设完善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同时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培养，鼓励人们建设发展农产品物流行业。目前我国大部分运输的农产品都是肉蛋奶、蔬菜、蔬果等生鲜食品，对于这些容易腐烂变质的生鲜制品要进行合理的包装、保鲜以及存储，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我国目前对于这些易腐烂的生鲜食品的加工处理和冷冻保藏的技术很不成熟，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气温等因素的影响，物流效率大大降低，阻碍农产品物流的建设发展。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我们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物流设备。与此同时，加强专业人员的培养，鼓励物流行业的优秀人员研发新设备，为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提供知识保障，推动物流行业的发展。（二）对于物流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合理改善，最大程度的达到农产品的增值价值。农产品物流是由加工处理、包装、运送、存储和配送等一系列环节组成的，要想达到农产品最大程度的增值价值就不能仅仅完善某一个环节，仅仅加强某一个环节的能力，而是要对所有组成环节都加以强化完善，这样才可以大大利益最大化。通过对农产品物流较发达国家研究分析发现，其农产品值仅有不到百分之三十来自于运输，而其余百分之七十多的农产品值都来自于加工处理、适度包装以及合理贮存等环节。所以我国应该借鉴经验，最初从加工环节入手，把企业和种植户、养殖户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运用产业化的结构方式，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售的一条龙服务。紧接着完善农产品运输环节，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成本并将运输时间控制到最短，实现高效的运输。最终着手于存储环节，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农产品储存设施，降低储备损耗。（三）尽可能加强各个物流中介组织的信息联系，充分发挥其作用虽然我国耕地面积十分广泛，但我国人口众多，实际情况仍是地少人多。如若农户仅仅凭借单调的方式销售农产品，就会出现诸如缺乏买卖技巧、不能充分接受利用市场信息等问题，这样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故要尽可能地加强各个中间组织的联系，解决农户进入市场的问题。首先鼓励农户相互合作，自发的形成一定的组织协会，为农户提供必要的帮助。其次加强个体的物流户与运输企业的相互合作与联盟，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最后，加强物流信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实现信息共享，使得农产品商户可以有效的获取信息，从而促进农产品物流的发展。

五、小结

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高速发展进步，为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不仅将新鲜的农产品运往大、中、小城市，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也使得广大农户获得可观的利润，使得农业经济的发展进步。但当前我国农业物流发展尚不成熟，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存储运输过程中不能确保农产品的新鲜程度以及物流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农产品物流信息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仍需加大资金人力投入，进一步改进农业物流结构体系，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广胜.农机化水平与农业物流协整关系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3（8）：179-182.

［2］孙良涛.云南农产品物流与农业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分析［J］物流技术，2014（5）：258-260.

［3］孙红梅.依托农产品物流促进农业经济发展［J］.物流技术，2013（1）：83-86.

［4］徐汉柱，朱向平.农产品物流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J］.商场现代化，2014（29）：58-60.

［5］左乔凤.依托农产品物流促进农业经济发展［J］.经营管理者.2013（14）.

［6］韩红莲，张红程.发达国家鲜活农产品物流实践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2010（08）.

互动关系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信息披露；互动关系

这些年以来，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13家公司因为财务造假收到由证监会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A股欺诈发行退市的第一家是欣泰电气，做出借壳行为的有康华农业，还有九好集团，它通过虚增收入和虚构银行存款等各种手段虚增服务费收入2．6亿元，这还只是2013年度到2015年度的，它还在2015年虚构银行存款3亿元。2016年中国证监会发出的139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13份处罚涉及公司财务造假问题。这13家企业中除了欣泰电气被罚款达到了八百多万元，其余公司的罚款全都低于60万元。这些涉事企业财务舞弊方式五花八门。这些财务造假问题无一不和公司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会计信息披露的合理性及其互动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司治理体系是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一种组织制度安排，对促进公司的良性长远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会计信息披露向社会展示了经济信息，其质量高低决定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鉴于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对公司运营乃至全社会的资源分配的重大意义，本文主要就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与会计信息披露的几个评价指标及其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1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1．1内部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第一，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投资人对公司进行投资，获得股票，同时也按照自己所持股票的份额对公司享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权。股权过于集中在个别人手中会使得这些人对公司事务形成绝对控制，使得他们有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干涉会计信息披露；相反股权太过分散难免会造成人心不齐、各自为政的局面，决策效率可能会因此降低，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可见股权结构和集中度必然会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产生作用。第二，董事会特征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公司平时的治理主要仰仗董事会，同时它还管理生产活动，也需要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拥有公司的决策权，在监督管理上都对公司有着莫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它对公司的各项事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财务信息的公开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独立董事，若是不能保持其独立性，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公司的各项披露及时提出建议，则会纵容公司信息披露的失真。第三，监事会职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它是维护公司、员工、股东以及管理层各方利益的重要机构，故而减少公司内部的违纪违法行为的产生，它可以通过健全和维护监事会的职能达到，还可以使信息更透明，因为监事会可以对董事会及高管甚至还有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等情况监督管理。然而，在我国，大多公司都会或多或少地忽视监事会的作用，使得监事会往往得不到如对人事任命和公司营运等的建议监督等它应有的职权，不能够像国家制定法律的初衷那样履职，自然也就起不到本该有的作用。

1．2外部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为使各行各业在进行信息公开的时候有法可依，国家行政机关必须建立有关行业财务信息公布的法律或制度。法律上的任何疏漏，都可能会让公司治理者尤其是那些心存侥幸心理且贪利之人找到空子可钻，能不披露的就不披露，甚至可以隐瞒一些重要会计信息，造成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另外，目前我国的处罚力度偏低，处罚金额大多远远及不上经营者进行财务舞弊可以获得的收益，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那些经营者宁愿操纵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然后接受处罚，因为这样他们仍然能获得巨额收益。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这主要由证券公司及交易所、会计师及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机构组成。证券公司通过一定措施保障了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公开的真实性，还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同时社会各界的投资人员也通过它了解各个公司的情况；会计师事务通过及时合理的报告来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公开的质量、及时性和完整性；律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公开的真实有用程度进行法律评估，保障公司的正当权利则是通过查阅各类法令律例进行的，公司会根据这些机构的严格程度决定自己公司治理的严格程度。中介机构若是能在法律法规及社会道德的制约下真实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就能够对公司经营者的会计信息披露产生约束作用，反之，若是有中介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不作为，甚至和审计的公司串通公布虚假信息或是对公司的财务不实情况仍然出具无保留意见或是保留意见，就会纵容会计信息披露的不实。这些政府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组成了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

2会计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会计信息披露的精准性影响公司治理，信息的质量和信息的对称程度有着莫大的关联，若是信息准确程度能够提高，这样一来不论是内部的监督者诸如监事会、独立董事等，还是来自外部投资者的监督抑或是政府的监督都更加有迹可循，广大的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时做出正确决断而不会发生公司舞弊股民们还毫不知情，股价一路飙升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会计信息披露所体现的所谓信息权，能够将股东大会从原本的浮于表面的形式化控制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实质性控制，从而提高提高决策效率和监控能力，促进股东大会监控董事会、董事会监控经理层的公司局面形成。（2）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影响公司治理，更早披露信息使得公司的信息披露者没有充足的时间伪造数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保了信息的真实性。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为真实性进行了保驾护航，二者相加就使得信息的内部外部使用者能更加及时的获得准确的资料。这还影响了公司各层级尤其是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沟通。每段时间的按时披露让股东及时准确得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从而做出决断。（3）会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影响公司治理，它可以强调独立董事、监事会等机构的监督作用，使得公司治理的董事会结构和监事会机构更加完善，不会再形同虚设而是实实在在地起到了监督作用，从而使得监督评价更加有效。一方面各监事和股东可以对公司经营者进行更好的监督评价，公司的外部审计单位也可以通过报表等资料更加了解公司的情况从而做出更准确的判断，给出合理的审计意见。另外，管理当局可以由此获得企业的资源管理效率等信息，从而使每个管理者身上都会被真切地落实到其应当承担的经营管理责任，切实保护公司的资源安全并充分利用，使股东和社会获得最大利益，同时也促进了政府对信誉不好的企业的惩治和信誉良好企业的嘉奖，给全社会提供良好的榜样。

3研究的结论、不足和建议

3．1研究结论

公司治理会通过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的效用以及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同样会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也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这二者之间存在不可磨灭的天然互动关系，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公司管理者要同时兼顾这两者的情况，以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

3．2研究不足

不管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来说，本文都必然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时间上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不能够对相关知识进行完全全面的了解，也不能够对涉及的所有理论都进行完整的阅读整理，所以对相关知识框架还需要进行完善；另一方面，由于资源有限，一些证据较为零散不够系统，因此本文在一些方面只能进行表面上的分析，不能做深入的研究，故而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所有公司。

3．3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