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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02:28:09

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范文篇1

一、林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

（一）林业合作组织业务种类多种多样。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家庭承包经营是国内主要的林业合作组织，林业涉及到的工作内容有种植技术、组织管理、财务管理、商业信息、物品采购。另外还有木材加工、储存和运输。农民要专注于这些业务，专注于相关的服务项目。为了做好这些工作，需要创建有效的组织模式，还要使用有效的商业经营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承包的成员努力实现自我形式的服务、保护和发展。植物层面的业务有林木种苗、植树造林、树木砍伐、看管保护、林下种植。动物层面的业务有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林下养殖。管理经营层面的业务有森林旅游。此外还有生产经营层面的业务，包括森林产品深加工、存储、运输和售卖。农民自愿开展这些业务，自愿形成组织。入股入社也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本质是投资，要求投资者有某方面的优势，可以是劳动力优势，也可以是资金优势。在最近几年时间内，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在逐渐上升。2010年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数量是6.4万个，到了2012年增加至13.28万个。（二）林业合作组织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农户和林地面积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少。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效益收入，农户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之后，能够获得的资金收入十分有限，所以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不积极，而且有很多农户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退出合作组织。第二是经营规模，目前已经成立的合作组织普遍规模较小，能够经营的项目也比较单一，而且缺乏发展资金。没有资金的支持就无法开发更多的林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组织所拥有的林业资源越来越少。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年底，加入林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数量为1846万户，所经营的林地总面积为3.075亿亩。而在2011年再次统计时发现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数量有所减少，缩减至1260.71万户，而且合作经营的林地面积也有所减少，为2亿亩。有很多的林地被确认了使用权利归属，但是合作组织经营的林地只占确权林地的7.47%。国务院办公厅在2012年7月下发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这代表林下经济的发展终于迎来了关键时期，在现阶段，林下经济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方向，会加快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速度，也会促进现代林业的发展。

二、促进林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

（一）创新应用新型媒介，建设林下经济产品高端品牌。如今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打造林下经济产品品牌要利用这一时代优势。其中现代宣传技术二维码、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大数据都应该运用其中。传统农林业在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快速发展，要让林木种植、林木管护和林木销售在社会大众的监督下完成。比如在安全方面建立二维码溯源系统，让消费者能够准确知晓林下经济产品的质量安全情况。要运用视频媒体的优势让消费者看到林下经济产品从生长到餐桌的整个过程。比如当下湖南卫视热播的《亲爱的客栈2》，就是在内蒙古阿尔山的白浪镇。在这里林业资源丰富，整个节目以搭建客栈和经营客栈为主线，目的在于开发周边的旅游产品，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探寻林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道路中，要实现销售平台和生产加工平台的有机结合，创新应用新型媒介，积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打造出新的品牌，探寻新的闪光点。（二）有效利用科学技术，实现林下经济精细化发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成之后林下经济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农户能够集体承包林地，进而拥有使用林地的权利，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不砍树也能致富”。在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科学经营林地。林下经济覆盖多方面要素，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产品形式多种多样，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目前林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还比较粗放，实现精细化发展才是正确的方向。为了调动广大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发展项目需要有经营周期短、项目收益快的特点。为此要将有效的科技服务模式运用其中，确定林业科技的主体位置。提供富有特色的服务内容。将林农的需求考虑在内，实施订单科技经营的方式。林下经济有很多业务品类，科学技术能够助力林下经济业务发展。比如林下养鸡，利用林地优势，构建良好的养殖环境。利用科学技术提高林地的产出，有效促进绿色生长，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合作组织范文篇2

一、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方式。

1、协会合作方式。如××县花卉协会有148名花卉企业老板参加，主要从事花卉信息、市场销售、技术推广、花卉新品种引进示范、绿化工程承建等服务，有力的拉动和带动××县25.6万亩花木产业的发展，年销售花卉10亿元，目前花卉产业是××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2、产销合作方式。如××苏北花卉盆景有限公司，是由花卉营销大户李生发起，并由大户李生担任合作社领导，每年由大户负责统一收购或组织收购社员的花卉苗木，对名特新产品实行保护承诺价收购，合作社领导既是营销龙头，又是生产者、新技术示范和推广者。该公司现拥有花卉苗木生产示范基地近2万亩，带动和营销周边花农种植花卉面积近10万亩。苏北花卉盆景有限公司是国家二级资质绿化企业，拥有固定资产2000余万元，年销售花卉苗木产值达8000余万元，是江苏农产品销售的百强企业，全国花卉协会成员单位。

3、股份合作方式。如××宗广蘑菇生产合作社，由部分成员投入股金，其中合作社的领导成员持大股，以股金在合作社内创办实体。如生产资料供应站、制菌厂、产品交易市场和产品包装加工厂等等，通过办实体来提高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提高产业化水平。这些实体对本组织成员实行低价有偿服务，以嬴得非入股成员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的领导机构是经过成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

4、公司+农户合作社方式。如北丁集乡蘑菇生产营销联合体、吴集镇粉丝加工合作社。他们都是有限公司领头创办，为了保证联合体有稳定的生产基地，保证企业的地位和产品营销市场，联合体为农民提供种苗、技术、管理、产品保护价收购和生产资金担保服务，较好的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5、农民经纪人合作方式。如××县新河花木协会，由65名花木生产大户兼花木经纪人组成，各户所生产的花木品种和规模，全部在协会进行登记，各人所搜集到的客户信息也要在协会成员内通报。提供信息的成员可以在成交后的利润中提取20%作为奖励，其余80%利润交给协会。协会每天都有人轮流值班，为成员搜集市场信息，为客商组织货源。农民经纪人的联合，有效地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经营能力，客观上帮助农民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1、搭起了农户与市场的桥梁。如××县新河花木专业协会成立以后，大大改变了新河镇过去花木生产经营落后的局面。过去仅仅靠分散的农民经纪人散兵游勇，短距离作战，形不成气候。协会成立以后，经纪人的联合，形成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协调发展的共同体，大大降低了销售成本，同时使“散兵”变成了“舰母”，实现了“远距离”、“大范围”地开拓市场，扩大了销售渠道，从而带动了当地农户的花木生产。2003年，该镇通过该组织销售花木1.6亿元，实现利润2000多万元。五年前，该镇从事花木生产的只有几百户，种植面积只有几千亩，如今已经扩大到2800多户、近40000亩，成了全国著名的花木之乡。

2、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如××县耿圩镇宗广蘑菇生产合作社，刚建社二年，就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蘑菇生产经营大户张宗广，在利用林间间隙搭棚种植蘑菇获得成功后，为了扩大规模，形成规模效益，联合创办了蘑菇生产合作社，进行资金、技术与资源全面合作，使规模扩大到2500多亩，建大棚5000多个。由于合作社有专人指导，统一组织外销，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仅此一项，该镇农民人均增收100多元。

3、提高农业吸纳科技能力。如苏北花木盆景有限公司，通过与全国花木协会联系，引进和示范花卉苗木新品种100余个，在公司2万亩基地上种植示范，并以此基地带动周边花农推广面积近8万亩，从几户种植发展到几千户，亩产值从3000元增加到6000余元，有的田块高达15000余元，年增效益总额近2亿元。大大增加了当地花农的收入。

4、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加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吴集镇的粉丝和蔬菜合作社，北丁集乡的蘑菇经营联合体。他们以加工厂为经济实体，以市场为依托，以农民的基地为基础，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合作社为龙头，建基地运转市场，注册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产品远销全国20余个大中小城市。同时合作社又坚持“互惠返还”的原则，将利益按交易额分配给本合作社社员，增强了合作社的凝聚力。合作社已有当初的20余人，发展到目前的300多人。

5、经济组织还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订单农业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形成企业+农户的有效形式。

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一是专业生产是基础，大户领办是前提，技术人才是关键，党委重视是保证。

二是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还存在认识不到位，宣传不够、经验不足、扶持不力、确定法人资格难度较大等问题。因此，要切实加强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作的宣传，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造有利的政策与社会环境。

三是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服务体系，明确管理范围，规范操作程序，加大扶持力度，为协会发展提供技术、信息、人才、市场等方向的服务。

四是抓好典型，及时总结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五是开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协会骨干的整体素质。

合作组织范文篇3

●●向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发展

中国的一大国情是农民比重大，即使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时城镇化率达到50%~60%，那时还将有六亿到八亿人在农村生产、生活。我们要和重视支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从事服务业一样，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作为解决农民持续增收的一项重要战略。

多种形式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标志。全国政协委员金基鹏在苏北盐城市调查时发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显示出它在引导组织农民实施产业化经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能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使农民按照市场信息，有计划地组织农产品生产、运销、减少市场风险，避免大起大落，既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稳定发展，又有利于城市农副产品的稳定供给。二是能做到合作社和农户双层经营，推进农业技术和进行集约化经营，实现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我国农业生产由农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的状况，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而只有真正能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合作经济组织，才能从机制上促进农业科学技术加快普及，使农业实现集约化经营。三是能使农业向贸工农一全化经营方向发展。使农民特别是纯农户分享到农产品加工、运销中所获得的后续收益，开辟农民实现持续增收的新门路。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农业都是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尤其是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的地方，如荷兰、丹麦等国家，农牧产品一般都经过加工增值再进入市场，以提高农牧业经济效益。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要振兴我国农业，就要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努力加快农业向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方向发展的步伐，这样才能发挥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我国农业立于不败之地。

●●组织建设刻不容缓

近年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化和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各地各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它对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支柱产业的发展，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化配置农村生产要素，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补充完善现行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目前许多专业合作组织在与农民的关系上，基本上处于松散状态，对农民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组织内部制度不够完善，以股份制形式组建的合作经济组织，对有形和无形资产评估不够公正、收益分配不公，难以调动股东的积极性；外部环境不够宽松等。急需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扶持和服务，使其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丁瑜认为，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提高对农业中介服务组织的认识。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充分认识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增强广大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加强政策扶持，切实搞好服务，促进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他说，目前，有些地方专业合作组织也有一定的成功经验，可以大力推广先进典型，鼓励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村种养大户、农业技术人员等牵头创办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和引导他们在抓好产中环节的技术服务的同时，将服务领域向产前的种子种苗、信息提供和产后的加工、流通等领域拓展、使专业合作组织真正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龙头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

●●呼唤有效的政策法规支持

目前，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为148万家，其中比较规范的有14万个。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四川等省的合作组织发展迅速，效果显著。北京一些省市区的合作经济组织分布不平衡，各地差异较大。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及主要作用也各不相同，一是专业合作社型，以山东省莱阳市为代表；二是股份合作社型，以四川省为代表；三是专业协会型，以北京市为代表；四是松散联合型，以辽宁凤城市为代表。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从涉及产业看，种植业协会占59%，养殖业协会占25%，加工运输业占12%，呈现出多领域发展的态势。

全国政协委员姜笑琴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虽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作用和效果也比较明显。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不规范。从调查情况看，仅有不到1/4的专业农协经过了注册登记，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章程，并开展了相应经营服务活动，其余大部分均不规范。二是缺乏有力的法规政策扶持。由于国家没有合作经济组织方面的立法，有些省也没有制定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至今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定。三是合作经济组织综合实力不强，特别是起步阶段资金不足，影响和限制了合作经济组织作用的发挥。四是管理体制不完善。从主管部门看，有农业部门、民政部门、科协等，缺乏管理的统一性。姜笑琴委员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发展，取决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取决于农民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的提高。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发展之初，政府支持与引导至关重要，必要时提供积极的政策支持。

姜笑琴委员提出的建议，一是应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特殊的法人地位。二是早抓好试点示范工作。支持和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最有效的办法是用事实说话，靠典型示范引路。在试点基础上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完善有关扶持政策，提高指导与服务水平，提供强有力的行政支持。三是给予税收优惠。经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为本组织内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应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对本组织内成员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免收增值税；对合作经济组织兴办的农产品加工及服务项目，应适当减征相关税费；税收优惠所得，主要用于合作经济组织开展为农服务的经费补充。四是鼓励创新发展。对规范运作、信誉较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给予奖励性政策支持，实行信贷倾斜或财政补助等。适当放宽对农民资金互助的限制，允许合作经济组织成员以入股形式筹集资金，设立合作基金制度或共济会，进行开发性经营投入，增强自我发展与服务能力。

●●区域性农业行业协会应为主要形式

目前我国农业行业协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没有发挥出协会组织的整体智慧潜能和作用；单家独户分散经营，生产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市场营销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这些问题，造成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影响了行业的整体效益。扶持和大力发展区域性农业产品行业协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个重要举措。

合作组织范文篇4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形式。通过合作，把小型分散的生产、加工、营销的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归纳起来，这种新型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主要在于能够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改变农民自身的弱势地位。

1.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新的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提升。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民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资金积累不断丰富，经营领域不断拓宽，继续按照原来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方式不能扩大再生产，生产力水平不能继续提升，农民不能持续增加收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生产力是第一要务。当前农村发展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就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通过合作，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提升生产力水平，这是一种全新的合作，现代化的合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过渡，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对完成农业现代化，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建设农村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改变农民弱势地位，实现市场公平竞争地位的有效选择

通过合作带来规模效应。农民为摆脱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的各种困境，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一些富有远见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能人，率先带领农民组织专业性的合作组织，使产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提高产业化水平。有了规模，产品数量多了，就有了市场，价格也随之上升，解决了增产不增收问题。

通过合作规避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农民人单力薄，经常遇到难以规避的市场风险。遇到天灾人祸，血本无归，倾家荡产，难以进行生产再生产，导致贫困。遇到技术难题不知所措。进入市场不知价格高低，经常上当受骗。自产自营增加销售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封闭经营，生产不会决策，市场信息不灵，生产经营盲目从众，彼此模仿，导致多时都多，少时都少，经常增产增收。合作经营方便科学技术的应用，市场谈判地位明显提高，市场信息能够快速掌握，实现互助。

通过合作带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小户之间合作，变成大户，打破家庭的界限，打破村屯的地域界限，合作领域逐渐扩展，合作范围的逐渐扩大，实现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联合。实现专业化分工，有从事生产的、有从事运输的、有从事销售的，产业链条不断延长，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快速发展。

二、农村合作经济及其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规章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低，在发展与运作上普遍的不规范，合作的知识贫乏、缺少管理经验，大多数只有理事会而无监事全，虽有规章制度，但没有按规章制度办理，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中，即重建轻管或缺乏管理人才。

2.经费不足，融资困难，制约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固定经济来源，会费收取十分困难，技术交流、技术服务又都是无偿服务，因此，基本上没有资金积累，导致许多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降低了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凝聚力和影响力，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缺乏政策、法规支撑。政府及部门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重视不够，虽然在有关文件中给予了支持，但缺乏明确可行的优惠措施，至今尚未找到专门针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设立、登记、发展的规章制度及其优惠政策，经常有相关部门打关着各种旗号来检查、收费、收税、罚款，使协会无法经营下去。

4.合作意识不强。一是合作意识差，有“恐合心理”；二是对合作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积极性不高；三是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开拓进取的市场竞争意识；四是许多干部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那是农民自己的事，让农民自己办；五是理论界重视不够，不能给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三、由新制度经济学得出要尽快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相关措施

1.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

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越完整越能提高效率。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存在交易费用，如果所要交换的物品没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那么为交换的顺利进行所需的各种费用支出就非常高，甚至高到交易无利可图的程度，所以必须首先明晰产权，优化产权配置是降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优化资源配置的首要前提。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正式规则，通过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能有效地增强农民交易谈判能力。它能有效遏制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而对收益进行再分配的谋利行为。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2.各级政府部门要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行优惠政策，促进健康发展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对农民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资金、物资、税收、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文化技术水平和市场知识缺乏，兴办合作经济组织经验不足，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特别是兴办合作组织的活动资金，财政给予一定的贴息，银行给予贷款。对合作组织提出的成熟项目，通过专家论证可行，政府和科技管理部门要给予立项。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农业技术管理部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应经常主动上门进行服务。对合作组织自产的农产品要开通绿色通道，少收或不收税费。

3.坚持因地制宜，因利势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选择适宜各地优势产业发展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围绕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以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三结合的模式，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紧密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形成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组织实施良种、优质高效农产品基地等科技兴农工程，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引导农民重点发展各种购销专业合作社，解决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增加农民收入。

【摘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揭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

合作组织范文篇5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视野;道德生态;建构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异质性程度提高。在此基础上，农民的价值观也开始分化，传统道德日渐式微，乡规民约逐渐失范，道德情感慢慢淡薄。中央早在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里就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推动农村道德生态重构的巨大力量，推动农村道德生态重构，提高农村道德风尚。体恤民情的道德意识，关怀农民的道德情怀以及关注现实的道德实践，使得研究农民合作组织成为理论工作者当下的一种理论敏感和行动自觉。

一、农民合作组织对组织成员的天然联系为新农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得力抓手

为了防范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农民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专业化的原则成立各种各样的农民合作组织，自我经营，自我管理。农民合作组织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成果，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维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农民合作组织为抓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在便于政府实施有计划的扶持政策的同时，也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农民合作组织对农民而言本身就具有天然的信任基础，这是农民合作组织的感召力之所在。这使得凡是被农民合作组织所认可的，也必然为组织内成员所认可。政府只需直接跟农民合作组织打交道。这在便于信息上传下达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实践表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得好的地方，那个地区的农村道德面貌就非常好。在国家维稳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加强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并进行引导，有利于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从而降低农村维稳的成本。把农民合作组织之软法和国家法律法规之硬法结合起来，再辅以乡规民约、公序良俗等，就能较好地规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村秩序的有效维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为新农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

二、农民合作组织对民生问题的改善为新农村道德建设夯实了经济基础

传统农业技术含量低，农民仅仅依靠心口相传的经验就能胜任农业，使用简单的如镰刀和锄头之类的劳作工具，靠天吃饭，靠力务农，而不必经过专业的系统性学习和培训；传统农业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性的生产经营方式，仅仅在家庭内部依据年龄、性别和体力等进行分工协作，社会化程度低；农民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对外部市场信息缺乏灵敏的应对机制，丰产不增收的情况时有发生。概而言之，传统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易导致因险致贫、因险返贫。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为了有效地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自愿形成、自发经营、平等管理的契约性共同体，体现了农业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因而，农民合作组织具有自愿协作性、利益相关性和风险分担性等特点。农民合作组织因对土地的大规模耕作，更适合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我们所需要的，是每日不断增长的生产，而当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梨、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P452)各种各样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成员间进行组织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实现组织内成员生产互帮、技术扶持、能力互补的同时，也加强了与市场的联系，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力图实现生产与经营的无缝对接，达到增产创收的目的。“中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既要代表全体社员的利益对外开拓市场，实现组织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目标；还要为全体社员提供产供销全方位的服务，切实解决社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2]农民合作组织以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始终做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赢得了农民实实在在的信赖，夯实了群众基础。这是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命力之所有。一旦农民合作组织背离了农民利益，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农民合作组织对民权问题的关注为新农村道德建设引入了新内容

农民合作组织的成立源于生产经营的便利，着重于改善农民的民生问题。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发展壮大却扩大了功能，促进了农民关注点的转换，即把农民的关注点逐步引向民权问题。“经过21世纪近1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以教育为民生之基，以就业为民生之本，以收入分配为民生之源，以社会保障为民生之依的新民生框架。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问题，生活正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在民权时代，人们关注的侧重点已经从温饱和民生问题转向公民权利平等和农民权益保障。”[3]长久以来，分散性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农民对村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则有效地改变了这一局面。农民合作组织放大了农民的利益范围，使得村庄公共事务与农民利益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农民对诸如铺路架桥之类村庄公共事务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从以前的被动受益转变到主动受益，从而在私德之外衍生出公德，直接改变了农民的思维范式、话语系统和实践逻辑。因此，农民合作组织成为农民私德与公德协同发展的重要媒介。同时，农民合作组织是训练农民进行民主管理的天然试验场所，既增强了农民民主管理的意识，也提高了农民民主管理的能力。特别是大量新型职业化农民的涌现，更是具备了参与村庄治理的主体资质。这就使得农民迫切希望借助于农民合作组织这一平台参与村庄治理这一美好愿望变成了具体实践。农民合作组织通过改变单个农民个体人微言轻的不利局面，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政策的博弈中，并对农村公权力进行监督，改变了以往农村基层政权大包大揽的办事风格。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形成增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提高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绩效，更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公益心。农民合作组织对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的关注，直接促进了农民话语体系的转换。马克思曾经揭示过法国小农的社会心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扰，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以往农民都是处于被代表、被言说的地位，而现在农民则想把话语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尤其是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真正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即要求当家作主，把控乡村治理的自主权。农民话语体系的转换表征了农民存在状态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农民的自我意识凸显，主体性增强。

四、农民合作组织朝伦理型共同体方向的发展为新农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动力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农民合作组织不但是农民走向合作共同体的开始，而且其自身的功能拓展也明确了共同体演进的方向。“这样的共同体既不同于日益消失的家园共同体，也不同于陷入自我分裂的族阈共同体，而是一种正在出现并走向完善的合作共同体。其主要特征有个性化、碎片化、去中心化。”[5]剖析农民合作组织的内在逻辑架构，不难发现，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农民的契约性组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也在不停地进行转换着，可以区分为民生型共同体、民权型共同体、伦理型共同体。共同体的这三种特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提升，呈现出历时性存在、递进式发展的样态，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在合作共同体中，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既高度碎片化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合作行为产生的动力除了理性、利益之外，还有伦理、责任等。”[6]如果说农民合作组织在民生型和民权型阶段伦理特征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伦理型阶段，这种特征就彰显无遗。农民合作组织从民生型、民权型向伦理型特征深层转换的过程，也是农村道德生态重构的过程。农民合作组织伦理型特征的凸显提高了农民的精神追求。在伦理型共同体基础上产生的价值理念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了坚实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与此同时，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目的，从最初提高生产经营的能力以防范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转变到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政策博弈以提高话语权，再转变到参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生产与重构以进行伦理型共同体的精神反哺。

五、农民合作组织对契约型道德的发展为新农村道德建设提供了支撑

在国家新一轮城市化建设大潮中，广大农村受到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传统人际关系趋于瓦解，处在从熟人关系向陌生人关系的转变中，基于熟人关系生长的农村传统道德生态也处在重构当中，即从习俗型道德向契约型道德转变。农民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共同体，其兴起顺应了农村社会的转变。农民合作组织不失时机地对传统的乡规民约等进行现代转换，重塑农村人际关系，重构农村道德生态。传统农村的人际关系是熟人关系。在熟人社会，适用的是建立在血缘、宗族基础上的道德，是约定俗成的习俗型道德。原有的建立在乡规民约基础上的信任机制受市场经济的渗透和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等因素的影响而遭到破坏。现代农村的人际关系无论从人员的流动性还是从交往的频率等指标来看，都趋于陌生人关系。在陌生人社会，适用的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契约型道德。而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规范则重建了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顺应了陌生人社会对契约型道德的要求，并以此来重构农民的信任机制。农民合作组织把心态各异、利益分散的农民整合起来，把农民的个体性存在改变成组织性存在，推动农民之间的交往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实现从个人德性信任到对组织契约信任的转变，进行信任机制的重大转换。道德的基础是信任，而农民之间信任机制的转换、信任力度的增强，极大地增强了农村的凝聚力，促进了农村道德的发展。治理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信任基础之上的。从习俗型信任向契约型信任的转变有利于建构村庄治理的新信任机制，增加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降低村庄治理的难度和成本。

六、农民合作组织对新型职业化农民的培养

为新农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带头人要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中的科技含量，就需要推进农民以先职业化带动后职业化，提升农民整体的科技文化素质。农民合作组织是新型职业化农民的现实载体和可靠保障，催生出的大量新型职业化农民构成了未来乡村精英的主体，在为广大农民作出了行为示范，也帮助转换农民的视域，转而重点关注农村的民生和民权问题。农民合作组织既为留守农民的成长提供了保障，让他们能够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也解决了因农民工外出务工而带来的土地抛荒问题。农村长久以来积弱积贫，致使大量农民工外流，带来了农村建设主体的缺位。新型职业化农民既具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本领，带领广大农民齐步迈向小康社会，又具有现代民主管理意识，帮助改造农民的小农意识和旧俗陋习，从而成为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带头人。他们作为农村的后起之秀，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的规章制度，作为对处于松弛状态的村规民约的替代与补偿。他们是农村公共事务的热心人，满腔热情地参与到村庄治理中，促进村庄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从被代表向自我代表转变、并朝向自由状态发展的重要阶段性形式，折射出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的现象。农民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生活的程度，在协调村民关系、改善邻里关系、再造共同体精神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广大农民以农民合作组织为依托，提升人际交往的内涵，培养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伦理精神。“人们在承认价值差异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平等自愿的合作。在这样的合作行动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网络关系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并通过合作行动来向他人表明自己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此，合作行动中的每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者，并且在共同的合作行动中保持着充分的自由。”[6]农民合作组织为新农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得力抓手，其对民生问题的改善、对民权问题的关注、对共同体精神的促进、对契约型道德的发展、对新型职业化农民的培养等，为重构农村道德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持，使得农村焕发出无穷的生命活力，整个农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作者:黄成华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王春娟，郭恒.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与中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J］.当代经济研究，2011（4）：55-60.

［3］孔德斌，奉海春.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0-8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8.

合作组织范文篇6

[关键词]竞争；合作；产业组织；企业联盟

一、竞争、合作与产业组织

在同一产业内，竞争是企业间互动行为的普遍准则。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上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既定目标必须不断进行角逐，竞争具体表现为企业维持生存、保持或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增大销售额、提高利润、争夺产业内有限资源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市场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充分而有效的竞争，可以引导资源流向高效率的行业和企业，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竞争普遍地存在于同行业企业为争夺市场空间的活动中，存在于企业与其供应商及销售商争夺利润空间的活动中，它表现为竞争个体之间的直接争夺与对抗。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一种主要关系形式。因此，长期以来，竞争成为处理产业内企业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态度，竞争的方式和表现形式虽然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历史演变，但其始终是产业组织中企业间关系的主旋律。

在经济实践中，企业间的合作行为伴随着企业组织的起源与演进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基于自身利益的企业间合作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着。著名史学家克拉潘在其所著的《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做过有关描述：在自由而公开的竞争极盛时期，生产者之间的价格协议就在某些行业中时时不期而然，但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阐述了美国历史上单体企业如何向现代企业的过渡。现代企业是由若干个单体企业构成的，现代企业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组织的合作过程，原有的单体企业以往是通过市场进行合作的，变为现代企业后单体企业是在一个组织内合作。他还描述了单体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过程中的过渡阶段，也就是介于市场合作和组织内合作的阶段，即企业联盟。纵观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商品社会早期所形成的社会分工与协作，还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掀起的五次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我们都可以看出，实际上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合作一刻没有停止过，只是在合作的内容、方式、空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一般来说，一个产业的产业组织状况用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两个基本指标来衡量。产业组织结构主要从产业宏观层面描述产业组织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把产业组织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垄断四种基本结构形态。产业组织形式则是从企业微观行为层面，描述产业中由分工与协作状况决定的企业的行为方式及企业间竞争与合作行为关系状况。产业内企业间分工与协作状况变化是产业组织结构演变的微观基础和根本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要客观、全面地把握产业组织基本状况，既要从宏观层面上考察产业组织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也要从微观层面分析产业中分工与协作的状况。局限于从产业的宏观层面分析产业组织，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产业组织的基本状况，特别是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产业组织的演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而会导致对合作行为的错误和狭隘的认识。

二、工业化时期产业组织中的竞争与合作

产业内企业间分工与协作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同步发展。专业化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同类生产越集中，其生产协作联系的范围也就越广，协作联系的程度也就越密切。因此，分工是协作的前提和基础，协作是分工发展的保证和归宿。一般认为，产业内企业间的分工迄今为止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发展阶段：(1)产品专业化阶段，即单个企业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零部件及中间产品，并独立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2)中间产品专业化阶段，即一个企业仅生产某个最终产品的一部分；(3)零部件和工艺的专业化阶段，即某个企业仅生产最终产品的一个或几个零部件，或者负责完成某个产品或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工艺过程。企业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必然引起企业间合作方式、合作水平的变化，从而带来产业组织形式的变迁。在产品专业化阶段，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很少，主要表现为与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企业之间的联系。产业中分工处于中间产品或零部件专业化阶段，企业之间合作就显得较为紧密(钱书法，2003)。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协同发展，促进了分工的深化，一些局部劳动获得独立的产品形式，开始出现了分包的产业组织形式以及前向和后向的一体化行为，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在这一时期，产业组织中的合作主要是以企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劳动者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对于这种合作的效率及其产生的原因，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都做过具体的分析。由于当时企业规模较小且数量较多，生产技术相对简单，产品较为单一，再加上当时市场严重的封闭性和市场需求的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使企业既缺乏形成有效合作的条件，也缺乏通过合作(或合谋)抵御市场风险的动力。因此，产业内企业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且竞争的方式比较接近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由竞争方式。

到工厂制度初期，分包制的应用更为广泛，成为工厂对手工业工场、城市手工业者和家庭劳动者进行控制的手段，工厂在产业分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产业内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加强。到机器大工业进入成熟阶段，分工更加细化，产业组织出现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这时，垄断组织开始出现，横向和纵向的一体化现象十分普遍，产业组织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产业对资源的配置能力的增强和产业组织效率的提高。单个企业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大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使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和争夺的结果使产业的资本集中成为普遍现象，市场集中度和进入障碍都提高，竞争也向垄断竞争方式转化。随着这种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加速累积，产业越来越为少数大企业所控制，出现了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和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组织，竞争演化成为寡头垄断的竞争方式。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成为市场结构演化的总趋势。与此同时，为了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和更大的稳定性，垄断组织的形式也在演化。产业组织从较高竞争性的结构向较高垄断程度的结构演化，是由于各个企业的企业能力不断累积变化从而引起企业间相互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再加上技术及市场需求与供给条件的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张燕，2005)。在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组织也处在不断地演变过程中，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时期产业组织竞争与合作的基本特征。首先，对抗性竞争在产业组织中始终占据主导性的地位。不论是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寡头垄断阶段。竞争一直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一方的胜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而且竞争都是围绕着市场价格展开的，或者说市场价格是这一时期企业竞争关注的关键变量。只是由于市场竞争或垄断的程度不同，价格竞争的形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地说，在自由竞争时期，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常常呈现出较为激烈甚至是无休止的特征；而垄断或寡头垄断出现之后，企业的价格竞争转化为相互之间制定公开或默契的价格协议，或结成价格卡特尔。其次，合作在产业组织中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市场现象。但这一时期企业之间的合作，一方面，表现为市场的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市场交换关系，主要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利用市场所形成的一种市场交易关系，这种合作往往是受分工因素决定的，对于企业而言还不是一种自觉状态；另一方面，合作往往作为竞争的对立面存在，合作并不会导致竞争的激化，而是为了限制和抑制竞争。特别在垄断阶段，企业间的合作往往局限在价格和产量上，合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结成垄断联盟，从而获取垄断利润。因此，工业化时期产业组织中的合作与垄断往往相混杂，合作主要以垄断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传统经济理论对合作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网络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中的竞争与合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网络化迅猛发展，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运行方式，具有许多不同于工业经济的运行规则，由此导致组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经济网络化条件下，传统的U型(职能型组织)、M型(多部门化组织)等企业组织形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技术条件和企业运营环境的变化，而战略联盟、企业集群、模块化生产等以网络性和合作性为主要特征的企业联盟，成为生产和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企业联盟这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放弃了以往过度竞争、两败俱伤的竞争模式，通过研发联盟、制造联盟、销售联盟等形式，在企业间进行知识的转移、核心能力的融合，实现各种资源的无限次重复使用，使企业得以共用一个网络，共用一个平台，共用一个渠道，从而达到充分有效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间各种合作联盟每年以超过25％的速度在增长。据调查，日本企业的生产物资供应55％来自公司合作网络，40％来自公司内部网络，只有5％来自非合作性贸易。

当各种各样的企业间合作形式在市场上大量涌现，企业联盟成为产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时，产业组织中的竞争与合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业化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经济中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主体，因此，在一个产业内竞争是以企业为单位进行的，企业联盟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的竞争结构，企业联盟成为市场上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在一个产业内竞争既可能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展开，也可能在企业与企业联盟之间进行，而更常见的则是在联盟与联盟之间展开。因为技术与市场外界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在市场上得以生存，企业必须寻求广泛的合作，融入某一合作网络中。与单个企业相比，企业联盟的竞争优势表现为它在组合利用不同资源时适应性和灵活性较强。斯密在两个世纪前就说过，如果一个企业能把生产任务分成不同的部分，并分拨特定的工人完成特定的部分，这个企业的生产率会有大幅度提高。联盟可以迅速聚合新的资源，通过联盟取长补短，更快、更经济地发展新资源，从而摆脱企业资源固有的惰性。

合作组织范文篇7

近些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与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民为农村改革作出的又一贡献，是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

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各级财政每年应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应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在税收上给予扶持，凡经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应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对成员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免征增值税，对兴办的农产品加工及服务项目应减征相关税费等。

要加快立法进程，增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保障。尽快明确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解决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法规缺位、政策错位问题和各类扶持政策的匹配问题。同时要理顺管理体制，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快明确政府主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部门，负责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加大农业经济专业人才培训力度，提高成员素质。努力培养一批懂技术、懂管理、会经营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头人。一方面可以利用县乡现有培训资源加强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骨干成员的知识培训；另一方面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鼓励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农林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训服务。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组织发育的程度确定。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从当地实际和不同特点出发，寻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最佳发展路径，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这应该是今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思路。

合作组织范文篇8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1]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2]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3]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4]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5]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6]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7]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8]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A•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F•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10]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11]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B·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12]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13]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14]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15]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SocietyofEquitalle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8]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19]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20]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21]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22]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23]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24]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反社会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载体。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区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忽视了社区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将感到“唇亡齿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社区所尽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1）经济支持和参与社区建设，如赞助社区公益设施建设等，为提高社区福利作贡献；（2）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社区居民，为提高社区的就业率、稳定社区秩序作贡献；（3）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形成积极多彩的社区文化而作出努力；（4）参与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争做遵守法律的社区模范。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不断充实、发展着的问题。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建立和谐的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更应考量到这一点。

注释：

[1]1955年ICA和2002年ILO对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所有的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该定义有几个重要的核心内涵项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把握其实质，如联合所有（jointly-own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对合作社财产享有联合所有者的权益。与译作common-owned的共同所有有本质上的不同）、民主控制（democratically-controll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社实施控制，体现合作社法人治理机制的特点和特长。与译作democratically-managed的民主管理也有本质上的差异）等。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是法人？是何种法人？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议。按照国外合作社本身就是企业的传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是企业。如此以来，如果说是法人的话，则要属于企业法人，这显然与企业法人以营利为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财产数额、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才能成立的特点相违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果是法人的话，其合作经济的独特的和不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决定其也应与企业法人相异，有学者提出称之为“合作社法人”的想法，笔者认为这种称谓是非常有智慧的。笔者认为：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分为两类，即符合条件的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不符合条件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立法中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拟不出现“法人”字样为好。待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再规定法人型这一类形式。

[3]“企业公民”说认为：企业应能象公民个人那样成为对社会的福利与发展负有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因为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是让企业承担受托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那么企业就必然要为社会的更加美好而行使这项权利、承担这项责任，从而合理地利用资源。在谋求自身发展，力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注重谋求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和和谐的向前发展。“相关利益人”理论认为：企业对所处社会的责任应包括对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责任以及慈善行为，企业要履行对外界利益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即企业对所处社会尽必要的责任。

[4]周燕、林龙：《新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财经科学》2004年第5期，第15-16页。

[5]参见刘俊海：《公民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刘连煜：《公民治理与公民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6]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7页。

[7]李平龙：《超越道德教化：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内涵解读》、《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1期，第86页。

[8]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9][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王春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0][11]周祖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形式与内涵》、《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第59页。

[12]ArchieB.CarrollandAnnK.Buchholtz,BusinessandSociety:EthicsandStakeholderManagement,4thed.Cincinnati,Ohio:South-westernPublishingCo.,2000,P35.

[13]EdwinM.Epstein,TheCorporateSocialPolicyProcess:BeyondBusinessEthics,CorporateSocial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veness,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87(3),P132-133.

[14]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独立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经济、法律以外的责任；在综合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在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还要加一种责任，如果独立责任说中经济、法律以外的社会责任和综合责任说中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要加的责任是同一种责任，那么独立责任说和综合责任说便没有本质区别。不论是独立责任说还是综合责任说，其关键在于要明确经济、法律责任以外的第三种责任是什么。同[10]，第60页。

[15]参见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8-109页，周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价值》，《湖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9期，第524-526页；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等。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537页，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19]林树德：《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20]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2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294页。

[22]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

合作组织范文篇9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初始模式“公司+农户”中，公司凭借其拥有资本优势将农业产业链诸环节整合起来而形成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一经出现，便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并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全国迅速发展，为解决当时遇到的小农户难以进入大市场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公司+农户”模式中，随着公司市场拓展能力的提升，其辐射带动农户的覆盖半径也相应增大，公司与农户之间缺少承担生产组织和利益协调的中介，—些公司所需的较大数量的优质农产品原料得不到稳定供给，公司不仅难以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的甚至丧失已占有的市场。有资料显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与龙头组织有订单合同关系的农户不到10％，履约率不足1／3。

“公司+农户”向“公司+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会员(社员)”演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自我完善，其动力首先来自公司。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入，使农业产业链中各利益主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更容易成为现实。由于引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促进公司和农户双赢格局的形成，这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重要力量。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在全国9．4万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中介组织带动型达到3．2万个，占34％，销售收入达到2809亿元。

“公司+农户”向“公司+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会员(社员)”转型，由于公司与农户之间更容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而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其方阵，有利于根据市场需求实现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的扩张，进而促进优势产业带的形成。以湖南省湘潭市为例，全市拥有伟鸿、港越、先锋、三旺、金锣等生猪加工企业13家，年加工能力170万头。全市龙头企业创办了74个养猪协会，占全市养猪协会总数的59％。“公司+农户”向“公司+协会+会员”的转型，实现了公司与农户的双赢：全市以养猪为主的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5．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8个百分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有中介功能，其龙头带动功能更是日益增强。①在众多的“公司+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会员(社员)”的模式中，有的协会转型为合作社，不少协会、合作社拥有自己的品牌和注册商标，逐渐成为新的龙头组织。②在日益兴起的“合作社+社员”模式中，合作社独立兴办加工厂、开展市场营销业务，成为独立的产业化龙头组织。③在“合作社+公司+社员”模式中，合作社兴办自己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