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机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8:48:17

合作机制

合作机制范文篇1

广西濒临北部湾,背靠大西面,面向东南亚,东邻粤港澳,西南与越南接壤,并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1020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是我国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开展,广西的国际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出席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西沿海、沿边、沿江,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接合部,区位优势明显。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作为连接西南、华南、中南以及东盟大市场的枢纽,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凸显的区位优势将广西由原来的边远民族地区推向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为广西经济特别是广西的旅游产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为广西旅游实现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舞台。为此,广西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致力开展多区域国际旅游合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二、建立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拓展广西旅游发展空间

近几年来,广西大力构筑国际旅游发展新格局,努力拓展国际旅游发展空间,形了成一套卓有成效的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一)积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努力打造广西与东盟国际旅游合作平台

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首府南宁的良机,创建中国(广西)—东盟旅游合作平台。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设立旅游馆或“魅力之城”专题展馆,集中展示中国、东盟10国及周边地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树立中国—东盟合作旅游先行的理念,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搭建平台。各参展单位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举办各种形式的旅游推介会,加强业内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南宁市还在博览会期间,协调开通南宁至东盟10国重点城市的临时空中航线,实行2个月的临时落地签证政策,极大地方便了前来参加博览会的客商。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广西与东盟各国的合作迅速升温,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明显更快。*年的第四届博览会期间,广西签约的旅游国际合作项目多达21个,投资金额857亿美元。*年,广西接待东盟国家旅游者达46万人次,而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之前的2001年只有13万多人次。

(二)举办国际旅游合作论坛,形成区域合作发展共识

一是在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前夕,成功主办了“中国(广西)—东盟国际旅游合作论坛”,邀请东盟各国和我国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旅游部门的负责人,围绕中国与东盟的旅游合作特别是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与发展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讨;二是在历届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将旅游合作列入峰会论坛的重要内容;三是将旅游合作列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的重要专题,邀请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全国和北部湾地区旅游专家,就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进行深入研讨;四是与世界旅游组织和亚太旅游协会合作,在桂林举办国际区域旅游合作论坛和世界旅游发展趋势研讨会。这些旅游合作论坛,使国际区域旅游合作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形成许多发展共识,为今后的持续合作奠定基础和理论依据,推动和加快了中国特别是广西与周边地区的国际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

(三)加强国际旅游交通对接,实现旅游交通便利化

近年来,广西积极加强与东盟及周边地区的国际旅游交通对接,长期制约广西和东盟旅游的空中航线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广西旅游交通便利化得到了一大步提升,为广西入境旅游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空中航线方面。广西自治区高度重视国际及区域航线建设,每年安排一个亿的资金补贴航线建设,将空中航线建设与旅游线路建设结合起来,由旅游局和机场集团共同操作实施。同时,南宁、桂林等枢纽城市也拿出很多的资金进行补贴。仅*年,广西就新开辟了10条国际航线,主要通往东盟各国及日韩,如胡志明、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金边、雅加达、马尼拉、首尔等城市。

铁路方面。增开了区内旅游专列班次,开通了桂林、南宁至越南河内、下龙旅游专列。

公路方面。南宁成立了国际旅游集散中心,开通了至越南河内、下龙、海防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地的直达快班。

海运方面。2006年3月,中国第一条跨国海上豪华油轮航线即北海至越南下龙湾的海上航线复航。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和抓紧落实北海至越南下龙湾海上航线延伸到泛北部湾各主要旅游港口城市以及防城港至越南下龙湾的海上航线复航的申报、筹备等各项工作。

(四)整合资源,开辟国际旅游新线路

紧紧抓住广西与周边各国和地区旅游资源具有极大的互补性特点,积极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在完善“新马泰”传统旅游线路的基础上,新开辟了“越老柬神秘之旅”、“中越跨国胡志明足迹之旅”、“中越边境探秘游”、“中越海上跨国之旅”等多条跨国旅游线路。目前,我们正在与越南的河内市、广宁省等共同打造“中越跨国自驾车旅游线路”,并将扩展到整个东南半岛地区。

(五)创建跨国旅游联合营销新模式

积极创建跨国旅游联合营销模式,在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不定期开展“走进东盟—广西旅游国际大篷车”大型跨国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在东盟各国开展大型公众宣传、旅游推介、招展、招商等工作,产生了轰动效应。活动中,广西旅游局先后与东盟各国的17家旅游机构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二是开展“两国三地”联合旅游大促销活动。例如*年,我们与越南广宁省、河内市旅游厅共同组团参加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在广东联合举办“两国三地”大型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共同举办中越边境旅游展、中越边境旅游推介会,联合开展花车巡游和文艺表演等活动,成为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上的一大亮点。三是与越南广宁省联合举办越南下龙国际旅游节等活动,提高广西旅游在越南及周边地区的知名度。

(六)建立维护游客权益的国际旅游应急合作机制

广西与越南接壤,双边游客互相往来频繁,加强双边旅游应急合作与交流,建立健全双边旅游应急机制非常重要。为此,广西旅游局与越南的广宁省旅游厅、河内市旅游厅、海防市旅游厅、胡志明市旅游厅都建立了双边高层互访机制,确定双方的高层领导今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工作会晤的机制,并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在旅游安全与应急机制合作、旅游市场监管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如对于出现危害对方游客合法权益的突发事件、服务质量投诉反映和安全事件等,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按发生地负责原则,以人为本,高效、及时、妥善处理,并及时互通情况;建立双边假日旅游联动机构和值班机制,开通热线电话,遇到突发事件,及时通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协调解决;加强对旅游环境整治,共同防范和打击组织游客参赌等非法违规行为等。

三、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的思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即将正式建成,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近20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特色鲜明,优势互补,有着很好的旅游合作基础和合作前景。建议国家旅游局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加快打造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平台,构建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机制,这不但能促进中国与东盟国际旅游业的共同发展,而且对我国与东盟的政治、外交等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加快推进泛北部湾旅游圈的开发建设

泛北部湾地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已批准北部湾发展规划,将北部湾作为国际区域旅游合作经济区来开发,而且将旅游业列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议国家旅游局在北部湾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整合广西、广东、海南及泛北部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资源,推进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国际合作,开发建设泛北部湾旅游圈。

(二)进一步加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与云南是中国两个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省区,在国家旅游局的指导下,近几年,我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旅游合作。希望国家旅游局在项目建设、线路整合、宣传促销、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旅游信息平台开发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交流与合作。

(三)打造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合作平台

建议在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由国家旅游局和东盟各国旅游部门共同主办中国—东盟高层旅游合作论坛及中国—东盟国际旅游展,建立中国—东盟高层旅游会晤和磋商机制,打造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平台。

(四)开发中国—东盟旅游信息平台

中国与东盟的旅游合作互补性较强,前景十分看好。但在信息共享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建议国家旅游局利用互联网等渠道,开发建设中国—东盟多语言旅游信息交换平台,实现具有操作性的信息交流大网络,为多边旅游合作提供便利,并为今后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无障碍国际区域大旅游创造前提条件。

(五)在东盟地区增设旅游办事处

目前,国家旅游局在东盟10国仅有新加坡一个办事处。为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旅游交流与合作,尤其在旅游宣传促销等领域的合作,建议国家旅游局在东盟地区,如亚太旅游协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协作办公室所在地的泰国曼谷,至少再增加一个办事处,为国家旅游局及各省市区旅游部门与东盟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便利。

合作机制范文篇2

*濒临北部湾,背靠大西面,面向东南亚,东邻粤港澳,西南与越南接壤,并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1020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是我国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开展,*的国际区位优势日益显现。2007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出席*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沿海、沿边、沿江,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接合部,区位优势明显。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作为连接西南、华南、中南以及东盟大市场的枢纽,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凸显的区位优势将*由原来的边远民族地区推向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为*经济特别是*的旅游产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为*旅游实现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舞台。为此,*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致力开展多区域国际旅游合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二、建立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拓展*旅游发展空间

近几年来,*大力构筑国际旅游发展新格局,努力拓展国际旅游发展空间,形了成一套卓有成效的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一)积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努力打造*与东盟国际旅游合作平台

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首府南宁的良机,创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平台。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设立旅游馆或“魅力之城”专题展馆,集中展示中国、东盟10国及周边地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树立中国—东盟合作旅游先行的理念,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搭建平台。各参展单位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举办各种形式的旅游推介会,加强业内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南宁市还在博览会期间,协调开通南宁至东盟10国重点城市的临时空中航线,实行2个月的临时落地签证政策,极大地方便了前来参加博览会的客商。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与东盟各国的合作迅速升温,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明显更快。2007年的第四届博览会期间,*签约的旅游国际合作项目多达21个,投资金额857亿美元。2007年,*接待东盟国家旅游者达46万人次,而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之前的2001年只有13万多人次。

(二)举办国际旅游合作论坛,形成区域合作发展共识

一是在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前夕,成功主办了“中国(*)—东盟国际旅游合作论坛”,邀请东盟各国和我国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旅游部门的负责人,围绕中国与东盟的旅游合作特别是*与东盟旅游合作与发展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讨;二是在历届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将旅游合作列入峰会论坛的重要内容;三是将旅游合作列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的重要专题,邀请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全国和北部湾地区旅游专家,就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进行深入研讨;四是与世界旅游组织和亚太旅游协会合作,在桂林举办国际区域旅游合作论坛和世界旅游发展趋势研讨会。这些旅游合作论坛,使国际区域旅游合作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形成许多发展共识,为今后的持续合作奠定基础和理论依据,推动和加快了中国特别是*与周边地区的国际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

(三)加强国际旅游交通对接,实现旅游交通便利化

近年来,*积极加强与东盟及周边地区的国际旅游交通对接,长期制约*和东盟旅游的空中航线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旅游交通便利化得到了一大步提升,为*入境旅游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空中航线方面。*自治区高度重视国际及区域航线建设,每年安排一个亿的资金补贴航线建设,将空中航线建设与旅游线路建设结合起来,由旅游局和机场集团共同操作实施。同时,南宁、桂林等枢纽城市也拿出很多的资金进行补贴。仅2007年,*就新开辟了10条国际航线,主要通往东盟各国及日韩,如胡志明、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金边、雅加达、马尼拉、首尔等城市。

铁路方面。增开了区内旅游专列班次,开通了桂林、南宁至越南河内、下龙旅游专列。

公路方面。南宁成立了国际旅游集散中心,开通了至越南河内、下龙、海防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地的直达快班。

海运方面。2006年3月,中国第一条跨国海上豪华油轮航线即北海至越南下龙湾的海上航线复航。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和抓紧落实北海至越南下龙湾海上航线延伸到泛北部湾各主要旅游港口城市以及防城港至越南下龙湾的海上航线复航的申报、筹备等各项工作。

(四)整合资源,开辟国际旅游新线路

紧紧抓住*与周边各国和地区旅游资源具有极大的互补性特点,积极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在完善“新马泰”传统旅游线路的基础上,新开辟了“越老柬神秘之旅”、“中越跨国胡志明足迹之旅”、“中越边境探秘游”、“中越海上跨国之旅”等多条跨国旅游线路。目前,我们正在与越南的河内市、广宁省等共同打造“中越跨国自驾车旅游线路”,并将扩展到整个东南半岛地区。

(五)创建跨国旅游联合营销新模式

积极创建跨国旅游联合营销模式,在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不定期开展“走进东盟—*旅游国际大篷车”大型跨国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在东盟各国开展大型公众宣传、旅游推介、招展、招商等工作,产生了轰动效应。活动中,*旅游局先后与东盟各国的17家旅游机构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二是开展“两国三地”联合旅游大促销活动。例如2007年,我们与越南广宁省、河内市旅游厅共同组团参加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在广东联合举办“两国三地”大型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共同举办中越边境旅游展、中越边境旅游推介会,联合开展花车巡游和文艺表演等活动,成为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上的一大亮点。三是与越南广宁省联合举办越南下龙国际旅游节等活动,提高*旅游在越南及周边地区的知名度。

(六)建立维护游客权益的国际旅游应急合作机制

*与越南接壤,双边游客互相往来频繁,加强双边旅游应急合作与交流,建立健全双边旅游应急机制非常重要。为此,*旅游局与越南的广宁省旅游厅、河内市旅游厅、海防市旅游厅、胡志明市旅游厅都建立了双边高层互访机制,确定双方的高层领导今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工作会晤的机制,并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在旅游安全与应急机制合作、旅游市场监管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如对于出现危害对方游客合法权益的突发事件、服务质量投诉反映和安全事件等,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按发生地负责原则,以人为本,高效、及时、妥善处理,并及时互通情况;建立双边假日旅游联动机构和值班机制,开通热线电话,遇到突发事件,及时通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协调解决;加强对旅游环境整治,共同防范和打击组织游客参赌等非法违规行为等。

三、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的思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即将正式建成,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近20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特色鲜明,优势互补,有着很好的旅游合作基础和合作前景。建议国家旅游局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加快打造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平台,构建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机制,这不但能促进中国与东盟国际旅游业的共同发展,而且对我国与东盟的政治、外交等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加快推进泛北部湾旅游圈的开发建设

泛北部湾地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已批准北部湾发展规划,将北部湾作为国际区域旅游合作经济区来开发,而且将旅游业列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议国家旅游局在北部湾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整合*、广东、海南及泛北部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资源,推进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国际合作,开发建设泛北部湾旅游圈。

(二)进一步加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云南是中国两个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省区,在国家旅游局的指导下,近几年,我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旅游合作。希望国家旅游局在项目建设、线路整合、宣传促销、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旅游信息平台开发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交流与合作。

(三)打造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合作平台

建议在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由国家旅游局和东盟各国旅游部门共同主办中国—东盟高层旅游合作论坛及中国—东盟国际旅游展,建立中国—东盟高层旅游会晤和磋商机制,打造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平台。

(四)开发中国—东盟旅游信息平台

中国与东盟的旅游合作互补性较强,前景十分看好。但在信息共享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建议国家旅游局利用互联网等渠道,开发建设中国—东盟多语言旅游信息交换平台,实现具有操作性的信息交流大网络,为多边旅游合作提供便利,并为今后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无障碍国际区域大旅游创造前提条件。

(五)在东盟地区增设旅游办事处

目前,国家旅游局在东盟10国仅有新加坡一个办事处。为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旅游交流与合作,尤其在旅游宣传促销等领域的合作,建议国家旅游局在东盟地区,如亚太旅游协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协作办公室所在地的泰国曼谷,至少再增加一个办事处,为国家旅游局及各省市区旅游部门与东盟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便利。

合作机制范文篇3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骨干院校体制机制人才培养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1999年开始快速发展,至今,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有1215所,在校学生达到965万人,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增强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由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5年来,国家示范校按照《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和《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的要求,积极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引领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逐步增强。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招生情况为例,2006年以前,招生录取分数线超过本科最低控制线的人数不足录取新生的30%,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文科、理科、文科艺术、理科艺术四条投档线全部超过本科录取最低控制线平均20分以上。

如何引导全国一千二百余所高等职业院校进一步提高质量,真正达到行业认可、企业欢迎、家长放心、学生满意的效果,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其中校企合作如何形成长效机制是深化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财政部于2010年又启动了再建100所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计划,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上,从全国有120所高等职业高专院校申报项目的公示材料中,我们看到了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新思路。本文仅以答辩结束后公示可下载的106所院校陈述提纲为依据,对其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进行数据分析,从中得到启发和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研究基于以下假设:每个答辩院校都是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答辩要求撰写陈述提纲,提纲重点阐述院校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思路、举措,并且因文字限制在2000字以内,提纲所阐述的是院校认为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将陈述提纲有关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关键词筛选出来,分类整理后进行数字化处理,“是”用1表示,“非”用0表示,然后进行统计,重要数据对比陈述文稿进一步分析。

一、校企合作参与主体结构的新趋势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参与对象如表1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包括行业主管部门)已经非常重视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并直接参与到校企合作的体制中来,应该说是最重要的突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地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作用地位在认识上是不平衡的,有的省市领导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当成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有的地方则连基本的办学经费都不能从制度上加以解决。但这次申报反映出来的情况则是地方政府(包括行业主管部门,既代表行业,也代表政府)参与比例达到了101%。

第二,出现了新的校企合作参与主体,如社区、县乡政府、农村合作社、示范村,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尽管从数据上看,新的合作主体加起来还只有5.5%的比例,但这意味着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应完成了对校企合作在观念上的突破,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为了办学而合作,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如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第一村”阳村合作创建基于综合服务的院村合作模式,推广“三黑”养殖、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全面培训农民工、提供村级事务管理服务与指导带动娄底新农村建设;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面对陕西“百镇建设”“县域旅游”“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留守儿童关爱工程”等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在建筑八大员、村官、导游、幼儿师资等方面与县乡政府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行业的作用明显增强。在106所申报院校中,行业直接参与校企合作比例达到76.42%,从高等职业院校的类型特色看,行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行业代表了职业标准,聚集了行业的技术资源,无论是招生还是就业,高等职业院校离开行业将寸步难行。所以,完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必须增强行业的直接作用,这次申报骨干院校充分表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如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以皮革、塑料协会和校友会为纽带,建立产学研联盟,共建皮革制品、塑料加工专业,充分发挥其在皮革行业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中的影响力,促进校企合作。

二、校企合作管理体制的新进展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管理体制如表2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已经开始走出松散的、无组织的混沌状态,逐步演变成有内部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董事会、理事会的建立和运作(90.6%),将使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形成长效机制。如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集团产业布局相关县级政府、骨干企业、行业协会,组建“222”学校董事会,出台《董事会章程》,承担学校规划、筹资、人才培养与就业、技术服务等功能,实施《学校与成员企业设备共享与运作管理办法》《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实施办法》等19项制度。

三、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新创举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如表3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已经真正把学校、行业、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利益关系联系起来,并形成真正的合作办学实体,产学联盟、股份实体、合作企业、服务外包、共享型实训基地都是利益捆绑的办学实体(26.7%),校企共同体、专业学院、产学园区、生产性学习船明显地把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带进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33.9%),职教集团有点模糊不太具体,但也是一种利益捆绑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22.6%),不管怎样,申报院校已经在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如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建立5家单位组成的海上教学工厂—生产性教学船董事会,教师上船顶岗培养双师素质,学生上船学习创新“学校—教学船”双向四段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挑选优秀学生作为职工和获取营运利润回报,实现校企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和长效机制。

四、政府行业和举办方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有新作为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政府、行业和举办方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的作为如表4的统计结果。根据表4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政府除了过去财政投入的作为之外,有的地方真正体现了第一责任人的身份,如对骨干院校项目和校企合作办学进行规划统筹,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意产业园就是所在地益阳市政府根据当地文化背景特别规划创建的;还有直接领导和指导校企合作的,还有为学校办学提供项目支持的,等等,尽管为数不多,只有21.7%的比例,但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共建高等职业院校中完全可以有新的作为。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由市长出任学校发展委员会主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改任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同时明确其职能,重点是保障学校建设发展,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开发项目,推动政府出台《杭州市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完善高效快捷的保障机制。

第二,行业也开始真正关注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在83个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业中,有27.7%的行业部门、协会、集团投入经费支持;有12%的行业为高等职业院校提供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机会,还有的行业采用了项目委托的办法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和组织生产性实训。如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以项目委托为纽带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制定《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办法》,学院将部分教学任务以项目委托方式与企业共同完成,学校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产品开发和科技服务,与企业合作成立“企业研发中心”。

五、学校、企业在办学合作中的新任务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学校、企业在合作中的作为如12页表5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5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作为实质性的校企合作办学主体,学校和企业的行为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除了过去的主要作为培养人才、培训服务之外,开展技术服务达到45.3%,表明高等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实力和地位正在提升,特别是还有18.9%的学校具有参与技术研发与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

作为企业一方,也突破了过去提供兼职教师、共建实训实习基地等一般做法,明确参与课程开发、提供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岗位的有98.1%,直接以经费或设备加入共建的有35.9%,还有提供订单和就业机会的占到26.4%,这一切都表明,校企合作中的企业已经不再是与学校之间的肤浅合作,而是真正的共建。

六、校企合作动机的新变化

根据对陈述提纲的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动机如表6的统计结果。

根据表6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在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方面目的越来越明确,有34%是为了当地特色产业的振兴,18%是为了当地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13.1%是为了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小企业和承接产业转移的需要,也就是在整个申报骨干院校过程中,已经超过65%的申报项目是对准了区域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产业的。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湘绣产业振兴规划,由行业整合资源,校企共建湘绣艺术学院,建立董事会办学体制,着力打造湘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人才培养与员工培训、湘绣技术研发与设计创新三大基地,致力推动湘绣产业振兴。

第二,学校的校企合作办学目的越来越明确,除了解决高等职业院校专兼结合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之外(88.7%专任教师双师化,76.4%引进行业企业教师),对解决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问题和用行业企业标准建设专业课程的目的也非常明显(69.8%生产性实训,50%开发课程,39.6%顶岗实习);还有一些更深层次问题,如制订更加合适的人才培养方案(25.5%)、采用新的教学组织模式(31.1%),改革教学质量评价体系(23.6%),满足学生就业需要(12.3%)。如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完善符合食品生产特点的“候鸟式、走训制”等多样化教学组织形式;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微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实行“产学同步,多轮顶岗”,园艺技术专业构建“项目化、小学期、分段式”;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建节目生产基地,引进青海卫视节目离岸生产基地,构建“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由企业、学校、社会多方参与制定考评内容和制度,实施人才培养过程考评;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引入“用户满意”的企业理念进行质量评价。

七、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动向

校企合作的目的在于整合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资源,作者对陈述提纲文本中校企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的政府、行业、企业作用的明显程度进行比较和数据处理,形成关于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如表7的统计结果(其中有重叠现象,即一个项目院校有几种主要资源配置方式)。

根据表7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如果说国家示范校一期100所高等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方面取得某些进展,更多的是学校与企业的行为,那么,在这次申报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时候,情形似乎发生了变化,政府和行业的作为变得更加明显,所以有了在106所申报院校中,政府统筹、行业标准、市场利益三种资源配置方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八、校企合作形式主义的新问题

尽管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但从数据挖掘后的分析可以看出,还有相当比例的院校对校企合作本身的价值认识并不清晰,存在形式主义的痕迹,反映在陈述提纲中企业的作为与学校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性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笔者按照表8对部分企业行为数据和部分学校要解决的问题数据进行相关性比较,在原数据表“学校需要解决的主要办学问题”栏目(见表6)“企业作用”栏目(见表5)进行相关性比较,具有相关性的1改为2,其余原数据不变,得到13页表9的相关性分析新数据,比较原数据便得到有关指标的相关度。

表9说明,在106所申报院校的陈述提纲中,至少还存在没有意识到企业作为与学校要解决的办学问题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有的学校在企业作为中提到了企业的合作办学行为,但在解决学校人才培养中又没有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明确出来,或者把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了,但对企业的相关责任又没有明确。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还有一些高等职业院校没有真正把校企合作当成是解决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中突出问题的手段,为了合作而合作,依然按自己原来的方式办学,办学与合作成为两张皮,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合作。合作的目的就是解决目前高等职业院校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生产性实训需要企业的生产项目,技能实践课程需要企业技术人员或能工巧匠来担当,技术课程需要与企业共同开发,与生产实际相关联的学习模式需要与企业共同来组织,顶岗实习需要企业提供真正的相关岗位,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需要企业一起来评判,学生的就业需要得到企业的帮助,等等。

九、校企合作推进动力的新难题

高等职业院校通过校企合作解决人才培养的许多关键问题,离开政府、举办者和行业的支持将举步维艰。尽管本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申报体现出政府和行业的作用加强了,笔者认为还是不够的。从表10可以看出,政府、举办者和行业除了出钱以外,其他如统筹规划、协调关系、提供标准、领导指导的作用虽然有但不多,加起来只占三者作用的23.4%。政府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行业有统一标准的巨大权力,这些权力如果充分用起来,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将会出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十、研究结论与作者的期待

本项研究仅为数据分析,但从简单的数据分析,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推进校企合作的道路上,从校企合作组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到合作主体行为模式、合作动机、资源配置方式、解决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等方面都迈出了新步伐,校企合作中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组织、新的模式不断涌现,仅在106所院校的申报陈述提纲中就得到充分反映。无论是校企合作的体制还是机制,无论是政府、行业企业还是学校,都有了新的作为,并且把推进校企合作办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与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直接联系起来,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效。

由于本项研究仅以申报院校公示的建设方案陈述提纲为对象进行数字化处理,不仅信息量受到限制,而且也使很多有用信息不一定能够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反映,相信有兴趣的研究者会根据更加丰富的公示材料进行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研究,作者期待着更多同行关注这个问题。

由于本文所列举的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新举措、新模式、新途径都来自申报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方案陈述提纲,还只能说是新的思路。要把所有这些好的想法一一落实,还需要这100所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在未来几年进行艰辛的探索实践,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教育部陈希副部长2010年在吉林调研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时强调:“高等职业教育要以合作发展为动力,以合作育人为模式,以合作办学为机制,以合作就业为导向,努力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与行业企业广泛合作面向社会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黄炎培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笔者相信,有新的思路必定会产生新的成效,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迈出更加有力的步伐,这不仅是老一辈教育家的期盼,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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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Z].2010-07-29.

[4]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106所院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陈述提纲》公示文本[EB/OL]./,2010-09-05.

[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答辩事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0]191号)[Z].2010-08-19.

合作机制范文篇4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校企合作;职业教育;长效机制

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利益相关者视野下,对校企合作的各利益相关者进行诉求分析,并明确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推动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能否满足,直接影响到合作的效果。因此,只有首先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利益诉求,才能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促进校企合作取得预期的效果。(一)政府。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产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满足地方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开展校企合作有助于培养技能型人才,而将高素质的人才输入社会中,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推动产业发展,维护地区的稳定。因此,政府是开展校企合作的受益方。[1]政府为了促进校企合作的开展,会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拨付财政资金,监督和管理校企合作项目。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主要利益诉求是社会效益最大化,期望通过校企合作促进职业教育与地方发展需求的对接,获得技术支持、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2]。(二)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某个行业的代言人,是通过规范行业标准协调行业内企业的利益,最终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而成立的组织。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项目中充当学校和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能够促进学校和企业之间合作的达成。行业协会介入校企合作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点利益诉求:通过制定从业标准和岗位技能标准,鼓励校企合作项目培养本行业急需的人才,满足行业内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帮助行业内的企业获得政府支持和帮助,降低人力资源的成本;借助行业力量影响政府优惠政策的制定,维护企业在校企合作项目中的合法权益。(三)企业。企业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人员或者培训场地直接参与到校企合作中,通过利用职业院校的科学研究优势、优秀人才资源和知识信息储备,实现人才、技术、经费、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具体说来,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吸引优秀的实习生,并为企业未来发展储备一批毕业生,能够降低人力成本;通过职业院校的培训项目,提升企业内部劳动力的素质;利用学校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校企合作项目成果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助于企业产品设计和研发,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校企合作项目还能提高企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形成品牌效应,提升企业形象;企业可以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获得政府财政补助、税收优惠和技术支持等。(四)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是校企合作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参与者,其利益诉求包括:通过校企合作增加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及时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结构,适应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利用企业的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优势,改善学校的配套设施和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实践场所,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校企合作,增加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机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从企业吸收优秀的从业者担任职业院校的兼职教师,壮大职业院校的双师型队伍。

二、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尚未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由于政府管理缺位、企业缺乏合作意愿、职业院校缺乏吸引力、行业组织缺乏参与的积极性,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一)政府管理缺位权责不明,监督评价机制缺失,校企合作缺乏长效保障。政府是校企合作当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目前,政府在校企合作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管理缺位,权责不明。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不够严格,对于校企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统筹不足,缺乏多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各级政府部门在校企合作当中扮演的角色没有明显的区别,权责划分不够明确,导致校企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3]。第二,政府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缺乏实现校企合作的路径与方法,对于校企合作不够重视,相关的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第三,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政府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应该取得何种成果,没有相关的评价标准。校企合作项目完成之后缺少总结提升的过程,导致校企合作缺乏长效性。第四,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对学校和企业的约束力不强。我国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很多,但是大多数是零散的政策性文件,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不强[4]。对于校企合作中的细节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偏差。企业和学校的责权划分不清,容易产生问题,校企合作缺乏长效保障。(二)企业缺乏参与校企合作意愿,校企合作动力不足。企业作为校企合作的参与者,很多时候处于被动的地位,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校企合作层次较浅,仅停留在学生“顶岗实习”的层面,没有更深层次的合作,导致企业无法从中获利。其次,合作缺乏长期性,没有长远的合作协议和合作规划。目前的校企合作多为短期合作,企业难以从中获得较高的回报,也无法预估未来的收益,因此没有投入的动力。再次,对于企业来说,校企合作中的投入成本大于收入。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效果不够理想,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大多数学生在实习结束之后不能满足企业所需人才的条件,企业投入了成本却不能获得所需的人才。最后,校企合作多为学校主导、企业参与,我国企业在合作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缺少话语权,利益诉求难以实现。(三)职业院校自身吸引力不强,校企合作形式单一。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加快,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与企业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职业院校的自身吸引力不强。首先,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尚未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能根据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存在滞后性。其次,职业院校科研能力较差,缺少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直接影响到企业对校企合作项目的评价,校企合作缺乏稳定性[5]。再次,校企合作的形式较为单一,多数是进行学生的“顶岗实习”,合作形式缺乏创新性,难以吸引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最后,职业院校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企业在寻求合作伙伴时更倾向于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高校,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较少。职业院校应不断努力提升教学质量,输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为自身树立良好的口碑,吸引企业主动寻求合作。(四)行业组织缺乏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难以发挥指导作用。职业院校和企业是校企合作的两大主体,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需要第三方机构进行协调,行业组织可以成为校企合作的“润滑剂”。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尚未发挥对校企合作的指导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我国缺少行业组织参与校企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业组织缺乏约束力。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中的职责和权限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能发挥指导和监督的作用。其次,我国的行业组织没有制定岗位标准、课程标准的权力,学校和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不是依托行业组织进行的,行业组织很难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我国行业组织自身发展水平较低,在校企合作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发挥中介作用。

三、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一)完善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保障机制,形成多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为校企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是构建长效机制的前提条件。首先,应重修《职业教育法》,邀请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校和政府共同参与法律法规的修订。要明确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规定各主体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规定校企合作的基本制度和合作细则,包括政府购买制度、企业奖励制度、学生权益保障制度以及监督评价制度。其次,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依据修订之后的《职业教育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保障和促进校企合作的有效实施。该条例应平衡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调动利益主体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最后,修改和完善校企合作的配套法规制度。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不仅包括《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还需要更多配套的法律法规,将配套法律进一步完善,才能保障校企合作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构建合作的长效机制,还需要建立内外部的保障机制,形成多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首先,建立外部保障机制,包括政策、法律保障和资源协调机制。政府应积极颁布促进校企合作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社会舆论支持校企合作的发展。还要建立良好的资源协调机制,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协调多方面的资源,共同促进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其次,建立“协同管理、共同治理”的内部保障机制。职业院校首先要摆脱以往单一治理、封闭治理的传统理念,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各利益主体的合理建议和有效管理[6]。充分发挥政府的介入作用,落实共同治理的模式,激发各利益相关者的办学活力,调动各方面参与共同治理的积极性。(二)深入挖掘合作动力,分析合作需求,构建内外部动力机制。收益是校企合作最大的动力,构建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最重要的就是使合作收益最大化。合作收益等于合作总收益与合作总成本的差额,收益越大校企双方的参与意愿越强烈,收益越小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越低[7]。影响合作收益的变量包括职业院校的人才质量、教师教学水平,企业性质、人员构成、资金力量,行业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力度,校企合作采用的形式,政府的相关政策等。在进行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每个变量,寻求利益平衡点,尽力满足各主体的利益需求,使合作收益最大化。在明确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校企合作的动力,构建内外部的动力机制。一方面,通过分析学校和企业合作的内部动力,构建校企合作的内部动力机制。对于学校来说,校企合作的内部动力包括获得人才需求信息、优化人才培养过程、为学生提供实训机会、获得经费和技术支持。对于企业来说,内部动力包括获得学校的技术支持、获取企业未来的人才储备、享受政策优惠、提升企业知名度等。因此,在校企合作中,必须重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注重对接地方企业的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的培养目标,共享技术、信息、师资,并积极解决校企合作项目资金来源问题。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氛围,构建校企合作的外部动力机制。外部动力机制的构建,主要依靠政府和行业组织。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法律保障、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起到统筹规划的作用。行业组织要发挥监督和指导的作用,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从业标准提升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质量,承担校企双方沟通交流的重任。通过政府和行业组织的外在推动力,为校企合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形成。(三)构建校企双方的文化对接机制,形成战略协同效应。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很多学生在“顶岗实习”时难以适应企业文化。为了促进校企合作的稳定性、长期性,急需促进校企双方的文化对接,形成战略协同效应。一方面,职业院校要将企业文化渗透到校园文化中,努力推动企业文化进课堂,让学生树立服务意识、竞争意识,更好适应企业文化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将企业文化精神传播到校园之中,寻求学校师生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提升企业在职业院校师生心中的形象。院校和企业要寻找双方文化的相似点,努力夯实校企合作育人的文化基础。(四)明确校企合作利益分配的原则和方式,平衡多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多主体的利益诉求,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校企合作的利益分配原则包括:第一,组织利益最大化原则。利益分配机制必须建立在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第二,互惠互利原则。保障参与校企合作的各主体的利益。第三,风险补偿的原则。要充分考虑企业和学校在参与校企合作时所承担的风险,保证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收益成正比。校企合作的利益分配方式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提成销售利润。对于校企合作的科研成果,学校和企业按照事先规定的比例进行利润的合理分配。二是共建合作实体。学校和企业以技术、资金、场地入股,建立培训基地,共享培训资源。三是技术转让费。职业院校将成果转让给企业,由企业支付技术转让费,然后投入生产创造利润。(五)建立多元参与、科学合理的效果评价机制和反馈机制,保障校企合作长期健康运行。职业院校、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应积极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效果评价。效果评价的内容包括企业人事部门评价、学生自我评价、教师教学效果评价、实践教学条件评价等方面。企业人事部门评价是按照企业标准对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评价,主要考察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8]。学生自我评价主要是对在企业实习的综合表现进行自我评价和总结。教师教学效果评价是对学校教师和企业的兼职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考核。实践教学条件评价是对企业和学校能够提供的实践基地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要及时公布,鼓励各利益主体进行持续改进,不断提升校企合作的质量,保障校企合作长期健康运行。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反馈机制,将各利益主体的意见进行汇总,及时反馈各方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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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秦,李慧凤,赵玮.基于合作博弈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实现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16(02):101-105

合作机制范文篇5

(一)司法方面司法方面,在现行司法体制下由于受当地政府制约,各级法院在人事、财政上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审判中,一些地方法院为维护地方局部利益,或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在立案、审理、上诉、再审、执行等环节给非本地区的当事人设置重重障碍,违法审判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声誉,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形成健康规范的社会经济秩序,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同地区的法院在法律理念与适用上存在差异,同时审判水平也有较大起伏,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地区审理时常会得到不同结果,破坏了区域的法治环境。

(二)执法方面在执法方面,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区域执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执法合作意识不断增强,执法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但是在整体上,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依法行政方面同其他发达省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一直以来部门分权、级别管辖、属地管辖是各地开展行政执法时遵循的普遍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法部门之间讲分工多、讲合作少、执法效率不高等现象的发生。各地在政务环境建设上尚缺乏广泛合作,没有形成统一的执法标准,部分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还存在信用缺失、政策朝令夕改、审批手续复杂、办事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很难建立起长效的执法合作机制。

二、完善东北区域法律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东北区域立法合作机制首先,组织研讨制定区域法律法规。通过区域立法的方式,在法律层面明确区域内各级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使各级政府做出的区域发展的综合规划与政策措施有法可依,促使区域内各级政府角色的转变,从而加强对区域经济服务的职能。其次,建立完善区域立法专门委员会机制,设立长期、稳定、权威的组织机构,由区域各参与方选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形成稳定的工作制度,负责区域立法活动的组织协调、决策制定与监督执行。建立完善多渠道、多层面的立法信息交流机制,节约区域立法资源,避免区域立法冲突。最后,建立完善立法跟踪评价机制与考核立法协调工作机制。为了保证区域立法的约束力与执行力得以有效实现,冲突协调结论或裁决结果做出后应建立相应的检查机制,对执行情况予以督促与监督,对拒不执行协调结论或裁决结果的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裁决。充分发挥法学专家队伍在区域立法过程中的作用,提高东北区域立法的质量与实效性。

(二)进一步加强东北区域司法合作机制首先,统一区域司法裁判标准,实现区域同案同判。要建立区域法院间的定期交流机制与审判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共同探讨审判实践中的新类型案件、疑难案件以及共性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强化对典型案件、重大案件以及关联性案件的分析与运用,积极研究制定规范性意见,促进区域司法裁判标准与裁判尺度的统一,提高各合作法院的审判质量与水平。其次,加大区域司法合作力度,建立区域司法联动机制。东北各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司法协作,减少管辖权冲突与平行诉讼,在司法文书送达、案件调查取证、证据保全、案件执行以及区域法律服务等方面为对方法院及时办结案件提供帮助与便利,并在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普法宣传、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劳教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扩展区域司法合作领域,形成多层次、多内容的长期、稳定的区域司法联动机制。最后,保障区域司法执行效果,建立区域司法监督机制。为使区域司法合作切实收到预期效果,要建立区域司法监督长效机制,成立专门的区域司法监督机构,对各合作方法院及其所属部门的合作事项的执行效果进行调查跟踪,对不协助、不配合或态度消极的要及时予以通报批评,督促办理、整改,共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三)进一步健全东北区域执法合作机制首先,推进区域执法合作的制度化进程。要抓紧制定东北区域执法合作的规范性文件,强化执法衔接,对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处罚种类和处罚标准应当保持一致,同时规范裁量权,统一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文书格式,使得区域内各地方在执法实践中所把握的尺度、标准与处理方式尽可能保持一致,以营造统一的区域执法环境,使区域执法合作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其次,提升区域执法合作的认识与能力水平。要健全执法合作的交流、调研与培训机制,增强区域内各方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合作意识。在各领导班子、对口部门之间建立互相考察机制,加强日常工作联络,定期交流有关文件、资料,及时互通信息、交流情况,促进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与综合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合作机制范文篇6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围绕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建设虽然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完善的有效的合作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合作制度和措施。

建立和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建立和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有效实现旅游资源整合,适应旅游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WTO,旅游业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要参与竞争,除了引进国外先进旅游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之外,还需要“走出去”,主动出击,只有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才能全面地应对竞争。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的战略,都需要我们将旅游企业做强做大,需要区域旅游一体化。要实现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战略目标有赖于在旅游市场中建设一大批品位高、吸引力强的旅游精品,这样就要求旅游资源加强整合,树立整体品牌。由于各地旅游资源的差异,加上长期的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我国的区域间旅游发展很不平衡,差异很大,如果国内各地区之间还是各自为政,相互排挤,内耗严重,过多地重复建设,就会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主动权和竞争力,最后丧失的是整体的竞争力,对哪个区域的发展都不利,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因此,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通过区域联合一致对外,是增强我国在开放环境下竞争能力的客观要求。

建立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实现各种利益关系的整合,减少各地区在旅游合作中冲突的需要。目前,从全国区域旅游合作的现状来看,对区域旅游合作的管理政出多门、事权不分,各合作方组建的具有旅游协作性质的共同管理机构只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组织,行使协调、监督的功能,没有行政管理权,管理失效;区域旅游合作经常在联合开发线路、联合促销等方面达成协议,但是在区域范围内组织起权威性的整体旅游规划的却很少。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合作的作用,导致了对区域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总体规划与分工,各地区对资源的使用各成体系,近距离重复建设景点的现象时常发生,资源配置得不到合理的利用甚至于浪费。

同时,由于地区保护主义的存在,“伪合作”倾向在地区间合作过程中时有出现,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争夺客源、争夺资源,形成恶性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

通过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利于各地区在当前和今后的区域旅游合作中建立起良好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合作方实现区域共同利益、地区本位利益及旅游企业利益等多种利益关系的整合,减少各地区在旅游合作中的冲突。

建立和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克服我国地区旅游合作障碍的需要。我国的区域旅游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提出,区域旅游合作的进程相对较为缓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观念意识、政治、经济、民族等原因。总体上讲,我国各地区区情的复杂性决定了各种区域旅游合作的进程。

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在:作为区域旅游合作最重要的合作主体——地方政府在区域旅游合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双重行为常常导致区域间经济关系和行政关系发生交叉与重叠,这是影响区域旅游合作的主要障碍;“在高度集中的旧旅游管理体制下,旅游资源被条块划分,无法以市场为主导进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区域旅游优势得不到体现。此外,以地方利益为前提的政策导向使雷同的旅游项目在区域内盲目重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和建设资金的极度浪费。”同时,各地区情的复杂性、差异性,如基础不同,人员的结构不同,景区的内涵不同导致的价格不同,客源市场不同造成的工作重心的不同等,直接影响了区域旅游合作的进程。

只有建立完善高效、优质、务实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区域旅游合作的制约因素,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促使区域旅游合作向纵深发展。

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基本框架

信息交互机制。区域旅游合作要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合作关系要得以巩固,首先需要在各不同区域之间建立旅游信息的互动关系。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建立,首先要做的是整合各个旅游区域之间的各类旅游信息,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旅游信息数据库,建立信息交互机制,设立信息平台。通过建立信息交互机制,达到联动表现区域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和互补特色,形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的目的;信息交互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推广组织区域性旅游线路,形成区域旅游客流,促进各旅游区旅游目的地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各区域鲜明的联合旅游形象,树立国际性旅游区域品牌,在国际主要旅游客源市场中形成强大的推广之力。旅游信息平台同时也是政务信息化在旅游行业的具体实施,是地方性区域政策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信息互动,特别是地方性局部区域政策信息的公开是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基础性措施。

组织协调机制。区域旅游合作会遇到来自经济、社会、观念等方面的阻碍,为推动旅游合作的进行,为区域旅游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制度化、长期化,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合作机构和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包括旅游政策协调机制和旅游业危机管理协调机制等。通过建立各层级的旅游发展联席会议,建立区域旅游合作联合体等协调机构,统一制定本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消除区域间旅游发展的明显政策差异;制订旅游发展信息与动态监控,策划重大旅游节庆活动,实现区域联合,产销联合,政策协调。

人才合作交流机制。旅游合作,人才为先,旅游合作说到底还是人才的合作。要做到人才的完全自由流动是不容易的。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无法进入和不愿意进入的矛盾,导致区域之间人才不能顺畅流动,这样会影响到区域旅游实现持久的无障碍发展,影响到旅游经济优势的整合,最终延缓合作目标的实现。因此,应建立人才合作交流机制,为实现人才资源共享,实现人才流动合作无障碍,提供人才支持和保障。通过旅游人才资质互认、建立各层次培训合作机制、完善区域旅游人才信息网络等手段,为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行为约束机制。为了防止区域旅游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区域旅游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约束机制,规范合作的权利与义务,约束参加合作各方的行为。这种机制应包括:在区域旅游合作协议中,明确区域合作各方在合作关系中应遵守的规则、违反区域旅游合作条款后应承担的责任、对违反区域合作规则所造成的经济和其它方面损失应做的经济赔偿规定;建立一种区域旅游合作冲突的协调组织,如旅游质监合作联合体,负责解决区域旅游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政府通过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对区域旅游合作关系进行规范,对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不规范行为作出惩罚性的制度安排。

我国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运行和实施

加强和突出政府在合作机制建立过程中组织、协调和引导的作用。实际证明,政府是区域合作关系的倡导者、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者、区域经济利益的协调者,在解决行政区划分割所主导的四大壁垒(区域障碍、市场障碍、交通障碍、制度障碍)方面起到了一个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加强和突出政府在合作机制建立过程中组织、协调和引导的作用,可从根本上打破地区封锁的格局,彻底改变各个行政区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局面,为区域旅游合作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政府应用政策手段对区域旅游合作给予鼓励和支持,比如,对区域旅游合作开发项目、跨区域的旅游企业给予政策倾斜、政策优惠、政策肯定。对于积极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部门和领导的政绩评价也应通过量化指标予以认可,以鼓励区域旅游合作,保护区域合作,推动区域旅游合作。区域旅游合作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解决,远远超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权限,需要政府的界入,即区域旅游合作不只是政府旅游主管部门的事,应由政府领导亲自抓。

发挥旅游企业在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建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促使合作与交换网络的形成。一般来讲,区域旅游合作主体有两大类,即旅游企业和政府。政府强调合作为社会效益,旅游企业更多地为经济效益。出发点不同,利益不同,但作为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主体,都应在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即区域旅游合作需要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共同努力。区域旅游合作既是政府行为,由政府协调、组织和引导,也是市场行为,由旅游企业的运作来实现经常性的具体合作。

各地之间的旅游企业和行业合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必要基础。旅游企业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合作的目标是实现共赢,如果没有旅游企业的参与或旅游企业的积极性不高、对合作的反应迟缓,那么合作就仅仅停留在“宣言”和“协议”上,而不是共同制约的‘合同’文本上,更不是有关方面的具体行动上。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建立并不只在于组织形式的设立,更重要的在于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去努力:政府的政策要充分反映旅游企业的要求,让旅游企业在这种合作中得到好处。要兼顾旅游企业的利益,调动旅游企业在合作中的积极性,通过确立景区、宾馆、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的共同优惠制度和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引导和鼓励两地的旅游投资者携手合作,共同进行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为实现旅游区的真正无障碍提供保证;通过旅游企业的参与,完善协调机构的组织体系。区域内的旅游企业可根据自愿的原则,加盟旅游合作协调机构,结成旅游企业联盟;深化旅游企业改革,整合旅游产业组织结构。通过推动在合作区域内有实力的旅游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旅游企业集团或旅游企业组织,合作区域内旅游企业之间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相互渗透,在区域范围内开展旅游企业联营、重组,如旅行社、饭店的集约、连锁、景区点经营权的转让和联合开发等,走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专业、小型旅游企业簇群化的发展道路。

合作机制范文篇7

关键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机制

1引言

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为应用型高校推进内涵建设和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应用型大学并非首次提出,其最早出现在欧洲,其英文名为“UniversitiesofAppliedSciences”。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时北京联合大学开始探索“建设应用型大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在产业技术革命发生根本性变革、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需求旺盛的新时代,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明确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党的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国教育大会上要求高校“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为高校进行转型发展、内涵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想要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发展之路,必须首要解决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掘自身特色,以产教深度融合引领学校发展,努力实现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间从有限度的“融入”转向无障碍的“融合”。

2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建设机制

2.1构建产教融合激励机制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和企业由于主体定位不同,其根本任务也有所不同,前者追求社会价值,强调社会服务与价值创造;而后者追求经济价值,追逐资本累积。二者在合作的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的矛盾,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建立系统的法律法规和激励机制,保障双方的权益、激励社会各责任主体积极参与到产教融合中,将产教融合从高校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例如通过建立地方性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和激励机制,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政策,吸引企业主动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中,由于企业追求经济效益,而校企双方合作的效益回报需要3到5年的等待期,这往往会打击企业参与高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因此,政府通过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可以引导企业主动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政府也可以通过邀请高校、企业共建产教融合示范园区(或平台),打造集人才培养、生产服务、技术研发、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政校企命运共同体。

2.2打造专业集群交叉融合机制

产业经济运行链需要配套专业建设方向链予以支撑。专业集群建设是围绕地方产业链和人才需求链,从实际办学层次和特色出发,围绕主干学科,将与主干学科关联度高、相互之间有交叉的专业进行有机融合,实现创新要素集聚和资源共享,从而培养具有综合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牟延林认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应以产教融合理念为基础,在专业集群建设过程中,要把专业集群嵌入产业链,使产业链与专业链各环节相辅相成、互动生发。通过建立“矩阵式的学科组织”,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建立科学合理的专业集群。专业集群的建立基于产业集群,同时融合专业发展。因此,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打造专业集群过程中,需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优化专业结构。应用型本科院校要紧扣当地产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优先发展与地区新型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型学科专业。紧跟前沿技术进步改造提升传统学科专业,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持。通过扩大增量,优化存量,形成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良性互动的特色专业群,并将服务于同一产业链的相关专业组建为专业集群统筹管理,提高专业集群与产业链的契合度。二是提升优势特色学科水平。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术队伍,构筑学科基地,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资源共享、相互支撑、适应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学科群,有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深化学科发展机制创新,构建若干个实体化运行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实现新兴交叉学科、跨学科项目、跨学科公共平台、跨学科研究中心一体化发展。以跨学科研究中心为试点,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探索孕育新型学科组织模式积累经验。

2.3形成校政企协同育人机制

机制是指研究对象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我国,高校和企业的运行机制存在极大的差异。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主要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和教育制度、划拨教育经费、教学评估等方式从宏观角度进行调控,保证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国家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强调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实现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主要有两部分构成,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协调机制,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保证高等教育的平稳运行(占志勇,201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系统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孟雪楠,余国江,2021)。由于二者运行机制不同,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下,企业需要对其运行过程做出部分调整,主动参与到高校育人的过程中来。与此同时,高校在设定人才培养目标的过程中要考虑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使人才培养目标贴合实际,以实现学生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型政府在产教融合校政企合作中,其功能定位是满足高等教育和行业企业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协调解决二者矛盾,打造畅通的沟通平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追求合作双方利益均衡、互利共赢。随着科技创新和产品迭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仅依靠行业企业提供的岗前培训、继续教育等活动,远不能满足产业变革、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此,校企协同育人是高校和企业的双向选择。协同育人的重点是需求和供给之间适配效率和协同效率,核心是解决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孙永军,2022)。校政企协同育人机制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或协调下,高校以产业企业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依托,在多方参与、分工合作的基础上,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服务。在协同育人机制形成的过程中,需要理顺各参与主体在政策、目标、模式、平台上的职责定位,推进人才培养教育理念与产业目标的统一度,增强专业、课程、师资与产业的融合度,处理好人才培养方案的转型升级。

2.4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反馈和评价机制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开展产教融合效能评价,健全统计评价体系,强化检监测评价结果运用”。应用型高校在研究产教融合建设机制过程中,需要结合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需求,打造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用人单位和合作办学方等多元主体参与办学、合作治理、协同育人新格局,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跟踪检查和专项督导机制,突出质量贡献,将产教融合纳入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校的年度考核、业绩评价、学科专业评价的指标体系中。

3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路径

3.1结合专业特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主体功能。在产业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人才培养如何满足行业企业需求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评估环节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同的学科专业集群,其行业对人才所需能力也不相同。因此,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应用方式,借助产教融合机制,和行业企业相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不同产业、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企业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可以借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形式,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专业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专业,可采用现代学徒制形式开展订单式培养,并对一体化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方案重新设计,遵循“OBE”理念,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打造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创新链的有机结合,实现院校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有机衔接,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3.2重塑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三大要素之一和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在产教融合落实过程中,首先要做好教学基础,要紧贴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建设定位,构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应用型高校要主动吸纳行业企业优秀人才全过程参与课程设置,共同研制课程体系,开发修订实训教材,构建模块化课程教学形式。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行业发展规律、新型技术的教育,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提高实践教学课程比例,改变实训方式。应用型高校在进行实践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借助企业的优质资源,聘请行业企业的优秀技术人员担任实践指导教师,依托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企业实际工作场景,按照生产操作标准,由企业进行技术指导,联合开展实践教学。校企双方要共同成立实践教学考核小组,制定相应的实践教学考核要求,对师生在实践环节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考评,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模式的依据之一。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教育模式,建设行业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的实验实习实训平台,有效提升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核心职业技术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3.3打造校政企一体的实践教学及平台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实践教学平台的依托。因此,院校与行业企业达成共同培养人才后,需要建立一体化的实践教学及创新平台。在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的背景下,由政府、院校、企业共同谋划平台建设,政府主持搭建三者联络机制,解决政策扶持、资金保障等问题;高校与企业共同设立专业实训中心和科创平台,共同建立稳定可靠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企业可以利用高校内部资源教学资源和科研平台进行应用型技术研究和转化,同时还可与高校内现有资源设备进行配套共享,推行实习就业一体化,既能解决企业人才短缺问题,又能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率,同时为当地政府盘活人力资源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校政企多方共赢的局面。

3.4深化科研合作,开展应用技术研究

应用实践离不开科学研究的支撑。在信息技术、产业革命不断升级更新的时代,应用型本科院校要重点突出应用科学技术的研究,积极响应提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结合地方产业链和技术链需求,深入行业企业一线技术发展前沿,加强应用型技术研究力度。充分发挥高校科研能力和行业企业应用转化能力,深化校企双方科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将已有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在应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改造升级,促进科学研究往纵深处发展。同时,以科学研究促进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体现“科研反哺教学、教育推进技术升级”的功能和定位。

3.5建立校外行业企业专家库

不同地区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各不相同,应用型高校应结合区域发展的特点,本科教育和行业企业的需求,建立校外行业企业专家库,与行业企业建立师生、员工培训、继续教育基地,建立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员工赴高校进修学习的双向培训机制,共建“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培训与实践基地。依托校外行业企业专家库,充分发挥人才效用,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对高层次人才、行业专家进行特聘或选聘,安排行业企业专家系统讲授专业课与指导专业实习,提升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质量。

4总结

合作机制范文篇8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工商管理专业;校企合作机制

一、绪言

2014年,国家教育部明确:全国普通本科高等院校有1200多所,其中将有600多所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变。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不同于学术型本科,更加需要应用性、技术性。具体到工商管理本科专业,企业对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需要量也在不断扩大。然而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都满足不了大多数企业的要求。这说明,着力培养毕业生的应用实践能力是重中之重,而核心就是校企合作的建设。

二、应用型本科开展校企合作的意义

(一)校企合作是提升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必由之路。对于工商管理应用型本科生的培养来说,应熟练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前沿理论和实用技能,并能正确运用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成为对工商企业进行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的应用型工商管理人才。(二)校企合作也是促进学生充分就业的最佳门径。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出应用型人才进入广大的企事业单位,是国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因此,校方必然要与企业对接,了解企业的需要,与企业建立合作机制,将学生以定岗实习等形式派往企业,从而使学生在毕业时即能对企业经营和管理有一定了解,同时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进而提升就业竞争力。

三、现阶段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研究分析,对于其校企合作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国家层面缺乏健全明晰的校企合作政策法规支持。当前,校企合作逐步向纵深发展,因此,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应势在必行。然而我国校企合作机制建立过程中,政府只是扮演着“倡导”的角色,从企业角度看,没有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利益机制缺乏,也就逐渐丧失参与合作项目的动力。因此,学校和合作企业之间的对接往往停留在表面。(二)合作形式单一、肤浅化。目前,无论是民办本科、独立学院作为领头羊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还是校企合作相对比较完善的财经类高校,主要采取企业配合模式。流程一般为:校企签订协议,企方一般要提供实习环境,企方的技术骨干或行业专家到学校短期任课,形式上一般为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外派教师挂职等,比较单一化、浅显化。结果仅仅是企业帮助学校解决顶岗实习,学校为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三)企业参与的后劲不足。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大多数校企合作中企业的短期收益不明显。由于校企合作项目,企业的管理成本增加很多。实习结束后,最后毕业生留在企业任职的比例并不高。其次,校企合作对于企业来说也存在诸多风险。如实习中学生发生事故,事故的责任认定、纠纷的责任分担等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都是企业无法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原因。

四、如何健全工商管理专业校企合作机制的措施探讨

(一)高校与各界深度合作,共同助力人才培养。高校应当与企业、行业协会、研究院所等各方广泛合作,具体来说,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的制定、实践教学内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方面要着重探索新的形式与方法。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应当紧密围绕各行业,反复研究论证,确立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定位。紧紧把握服务区域经济的核心,培养出理论基础好,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二)构建校企合作各方利益协调机制。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让各方都得到实惠,才能使校企合作持续发展。企业方面,工商管理专业教师和学生可通过调研的形式对企业提出改进意见、免费为企业员工开展培训活动。教师方面。适当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将企业作为教师研究成果的实验基地,并与教师职称晋升和绩效评价挂钩。学生方面,让学生在实习中切实得到锻炼,激发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三)提高创新,探索校企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如建立“校中企,企中校”合作机制,再如学校和企业一起将工商管理专业课程设计出一体化教学课程。具体来说,为了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可以建设应用教学资源交流和信息平台,在平台上上传一体化课程案例库,同时在平台上,开发系列多媒体教学资源,放到平台上共享。

五、结语

在建设应用型本科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校企合作实践是传统的工商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的校企合作实践中,存在着机制不健全、合作模式单一肤浅化、过程管理不严谨、企业合作热情不高等诸多问题,因此,校企双方应从共建系统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完善校企合作各方利益机制,及促进校企合作多元化创新等几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合理的校企合作机制,强化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最终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宋伟.加强高校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的思考[J].改革与探索.

[2]周应佳,车海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14,(8).

合作机制范文篇9

1.经贸务实合作。

在双边条约的指引和规范下,中哈间主要确认和推动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始终将双方的经贸合作确定为两国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两国建交后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均有具体体现,特别是在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际,更是将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和人文合作并列为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涵。正是以这些条约为基本依据,中哈间的贸易额由建交初的3.68亿美元发展到2013年的286亿美元,增长了70多倍,已占到中国与中亚贸易额的70%以上。第二,作为中哈间另一个新的重点发展领域的非能源合作,即机电、信息与通信、纺织与建材、交通运输、石化与冶金、农业与渔业、旅游与体育、投资与金融合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第三,哈方于1996年初提交了加入WTO的申请书,在经历了17年漫长的谈判后,已基本完成了双边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以及该国经贸法律适应WTO规则体系、农业补贴多边谈判,有望于2014年成为WTO的正式缔约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通过条约承诺支持哈方加入WTO,而且于2005年8月就顺利结束了中哈间的双边谈判,为该国入世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2.石油合作。

20多年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涉及石油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工程技术服务和销售贸易等多个领域,建立了能源合作分委员会,目前已经拥有了较大的合作规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入了全面合作时期。仅就输油管道合作而言,自2006年5月至2013年4月中哈管道正式输油以来,中国已累计进口管输原油5080万吨,贸易值达328.5亿美元,实征税款363亿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以来,该管道进口原油量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部能源大动脉”。这一切都为已经初步建立并正在完善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提供着丰富的素材和空间。

3.双边条约。

中哈两国在很多重要的合作法律文件中都强调双方的互利合作是建立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之上的;双方要恪守相互间法律文件确定的合作原则;逐步实现向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关系形式过渡,并根据国际经贸关系惯例和实践,改善各自国内的投资环境,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双边关系条约法律基础;双方将根据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以及本国现行法律法规,保障缔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合法权益,双方的有关部门将根据本国法律研究并解决合作和经营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这就为建立健全中哈两国石油合作领域的法律机制描述了基本轮廓、提供了大的框架。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构成

1.国内法的有限支持。

在双边合作中,国内法只能在合作方自己的领土范围内遵循通行的国际规则解决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如国民待遇、税收减免等,其他问题诸如市场准入、避免双重征税等不但必须经过双边协商,而且还可能受到多边条约的制约而不能由国内法任意规定,甚至也不能随意进入双边协商的范围。所以,国内法在双边合作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哈石油合作概莫能免。但是,国内法能够搁置、甚至阻断条约发挥应有作用的冲击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2.双边条约的基础性作用。

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直接提出了双方开展此种合作的重大战略意义与平等互利原则,确定了两国间石油合作的法律定位问题;规定了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与方式以及输油管道建设安排;明确了合作中涉及到的其他问题,诸如价格、铁路运输、授权主体等的解决和确认办法;建立了包括最高级别会谈、总理定期会晤与专门机构相结合的协调机制与落实条约义务机制,提出了合作纠纷解决的一般思路等,为石油合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所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始终发挥着其他任何法律文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是构建和完善双方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载体与基本形式。

3.多边条约的有限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迄今仍然是分散和对立的,无论是较早建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为制衡OPEC而建立的国际能源署(IEA),包括后来签署的能源宪章条约(ECT),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石油集团间的矛盾与对立,也没有建立起全球石油合作的一般性法律制度。所以,在中哈石油合作中,全球性多边条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和间接的。就区域性石油合作而言,上合组织自成立起就没有被成员国赋予协调石油合作的权力和责任,这无论是在该组织自身的重要法律文件中,还是在其成员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中均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能源俱乐部”之建议。综上所述,中哈间的石油合作虽然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但为之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法律机制却依然只是一个轮廓或框架。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可行性分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内法的缺憾。

就哈萨克斯坦而言,近年来通过修改和出台资源法、环保法和财税法等正强化着对油气资源管控力度,投资环境逐步趋向严峻。例如哈国三易其稿并于2009年1月1日生效的《税法》在超额利润税的规定方面虽然将该税的起征点从20%提高到25%,使纳税人可以增加5%的纯利润免征超额利润税,但其税率却由原来的4%~30%提高到15%~60%,并取消了石油合作合同税收稳定条款,导致石油合作投资方综合税赋由49%上涨到62%,造成其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就中国而言,由于缺乏海外投资统一立法的规范和保障,石油企业只能凭借粗线条和原则性的政府间合作协议、部门规章和自身在海外拼搏积累的有限经验谈判与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又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合作中迁就对方或第三方较多,进而无法规范、前后一致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对经济上的获利性和法律上的履约率预见性较低,有撞运气的成分,增加了合作风险;再由于缺乏基本的、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出现合作问题时,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都拿不出合法、可行的救济方案,坐视企业或国家利益受损。同时,专项投资效益审计和问责制度还不健全。

2.双边协议不完善。

中哈政府间签署的双边合作协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协议,内容涉及广泛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合作关系,其中均会提及两国间的石油或能源合作问题。其特点是宏观性、重复性与战略性较强;其缺憾是涉及合作的时限、地点或范围、规模与权利义务等实质性内容的措辞不具体、不严谨,如果不随后签署补充协议,原协议就无法执行。另一类是能源合作专门性协定。这类协议对能源合作的具体领域、原则、方式、价格、机构、争议解决方法等都有规定。其特点是比较具体、可操作性较强。其缺憾:一是这类专门性协定的数量十分有限,留下的具体法律“真空”地带较多。二是个别条款涉及的“其他协议”的授权主体错位,即一方是政府机构,另一方是国有企业,为协议的有效性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履行增加了政治风险。三是从内容安排上看,缺乏履约保障机制,既没有违约法律责任条款,也没有履约监督机制;争议解决途径单一,只有双方谈判而无第三方介入的调解、仲裁与司法裁判。

3.合作机构设置欠合理。

为落实中哈间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推动双方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中哈双方曾累计建立过11个合作机构。多年来,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囿于国家间条约的限制,各委员会的工作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这主要包括:(1)没有确定有效的工作机制,除了不定期的会议之外,没有其他开展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这就直接决定了其工作效率低下。(2)其职责仅限于“协调”两国间经贸、人文合作,包括提出合作规划草案等。从其职责的措辞上分析,它们都没有合作监督、监管,包括提出处罚建议的权力,基本上是自言自语、各说各的话和说好话的平台。(3)缺乏统一的常设工作机构,使双方无法就合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扩大、延伸合作等进行随时的沟通、信息交换。(4)从协定设计和实际操作上看,分委员会都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常设性,这样分委员会的设置就难以避免地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方式产生交叉,导致机构设置和机构职权重叠,进而使这种合作机构成了可有可无的额外程序或方法,设置的实际意义不大。

4.争议解决方法单一。

在石油合作中,常见的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国籍的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不平等合作者之间的争执,如一方为东道国政府主管机构,另一方为外国石油企业间因履行合作协议产生的争执;平等的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争端。根据多数国家多年的实践,前两种争议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协商化解,基本上都是由东道国法院实行专属管辖的;后一种争议比较多的都是在能源合作协议中安排了协商解决的方法,选择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裁判的鲜有先例。中哈间的石油合作争议解决途径或方法与国际上的流行做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同样呈现出了保守与单一。

5.缺乏区域性协调机制的支持。

尽管上合组织的成立宣言、宪章以及成员国间签署的重要条约和每年举行一次的成员国元首峰会所发表的宣言中都将能源合作列为重点对象,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别能源政策的分散性致使上合组织目前在区域能源政策的协调与能源合作中尚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也就无法为中哈间石油合作提供区域性支持。

(二)完善法律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1.双边政治互信的有力支持。

中哈两国不断深化和巩固的政治互信为彼此间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特别是主席2013年9月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的“三不”政策,向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和俄罗斯表达了中国真诚合作的政治远见与承诺,这对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的石油合作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政治互信的增强有助于减少政治猜疑和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将石油合作从政治之手交还到法律手中,以增加合作的可预见性和规范性,降低合作风险。因此,在目前透明、宽松与务实的政治环境中,完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基本可行的。

2.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需要。

为保证整个中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了以创新合作模式的方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战略构想。然而,在这个大合作战略的实施中,无论是能源领域的合作,还是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只要是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就都离不开法律机制的调节。这其中,石油合作反映了建立在其之上的法律机制的客观需要并为其完善提供着直接的素材,非能源合作在法律机制方面的建设成就也为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健全提供着多方面的借鉴。它们共同奠定着区域大合作的法律基石,为区域大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和保障。因此,健全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

3.政府的首肯。

作为能源消费国,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建立健全双边、区域性的能源协调机制,包括石油合作法律机制,以保证合作的稳定与持久。就一般情形而论,政府既是对外交往的实践者,也是对外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在双边合作法律机制建设中的作用既是决定性的,也是日常性的。所以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对于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建设是非常关键的。4.法律机制初具框架。自1993年10月中哈双方共同签署关于两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以来所缔结的各项重要条约几乎都无例外地涉及了石油合作问题,并将其作为两国间的重要合作领域,同时在政治、经贸、能源、农业、人文、反恐等全面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之下逐步构建起了包括高层互访与磋商、合作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分委员会、依据各自的国内法解决合作纠纷的法律机制框架,为充实和细化各领域内的具体的合作性法律机制奠定了必要的条约、机构和运行原则等方面的基础。

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完善建议

(一)完善中国的国内法律制度

1.完善与石油合作相关的企业法律制度。

一是尽快出台海外投资法,并在该法内设专章明确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责权利,加强海外石油投资效益审计与问责制,协调好扩大石油企业海外自主经营权与政府依法监管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政府做主、企业帮工的不正常局面,依法固定企业与政府不同的经营和监管责任。二是通过立法,逐步、适量地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海外石油领域的投资项目,以提升中国民间资本国际经营意识和能力,培植国际经营的民间人力、资本等资源,逐步降低国际石油领域投资的主权含量。

2.完善对外石油合作合同法律规定。

虽然目前在国际石油贸易中尚不存在标准的合同模式和文本,不同的交易者都在使用自己的合同文本进行谈判和签约,进而大型国际石油公司都拟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通用条款”,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也大多制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通用条款”;而且按照交易习惯,通常都是以卖方提供的合同文本为基础进行谈判与签约的。有鉴于此,中国的相关法律就应该要求中方参与石油贸易的企业广为收集和深入研究石油贸易伙伴的“通用条款”,熟知国际上常用的石油贸易合同的基本内容。同时,通过立法确定这种合同中关键或核心财政利益条款的“被动底线”,确保海外石油投资利益的应有效益,防止和减少人为失误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也为社会中介机构、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明确的评估、监管依据。石油投资领域的合同制中包含着服务合同、回购合同、混合型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四种。此外,还有存在于油气开发和生产阶段的非传统合同类型,如石油开发合同、石油生产合同、石油恢复开发生产合同。在这些合同中,哈萨克斯坦立法目前已经不包括的是租让协议与产量分成合同,针对这一情况,建议相关立法增补分类指导性规范,要求境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明确不同合同的权利义务、风险转移与管理重点,确保合同在石油投资合作中发挥基础性的法律作用,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3.建立健全海外石油投资保险制度。

尽管海外投资保证与保险制度在学理解释上还有一定的差别,但就利比亚事件中所披露的中国重大损失和中国海外投资的逐年增长而言,尽快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为使这种保险制度得以全面落实,于传统的协商方法之外,还得以更积极的心态加强与各种国际司法裁判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充分正视和发挥它们在解决国际投资纠纷中的常规作用。

(二)建立健全双边法律制度

1.以规范的形式规划好石油合作关系。

2013年9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哈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见证了中哈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合作文件的签署。就其形式而言,这就是以法律文件的方式规范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具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体现了两国交往中法制意识的提升,也为今后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严谨的范例,同时也为未来的中哈石油合作提供了更为充实的法律依据,完善着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基础。今后两国间缔结的石油合作协议都应该以此为例,减少和杜绝宣告式的协议和言辞,使用规范的条约形式和法律术语,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务实的精神为双边石油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和形成保障合作效率、解决合作问题的法律机制。

2.建立合作保障机构。

在现有的合作委员会及其能源合作分委员会之下,增设由中哈双方技术与法律专家组成的驻油田或项目常设性观察组,于油田或项目一线了解合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合作协议义务履行情况,并向本国主管单位报告,由主管单位提请随时召开能源分委员会会议,通过双边磋商,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保障条约义务及时、全面得以履行,保障合作共赢利益的实现。

3.约定备选合同文本。

在中哈石油贸易方面需要通过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通用条款”,即在参照国际流行范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哈双方石油贸易的地缘性、互补性等特点,以石油合作协定的方式列举实质性的“通用条款”,即履行的期限、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交付术语、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管道输送或陆运条件、支付、保险与保证、不可抗力与违约救济、合同的准据法、争议解决方式等。二是合同模式,即应结合中哈石油合作的长期性和互利性,选择适用“照付不议”合同。在中哈石油投资方面需要通过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问题是合同的类型与核心的财政条款、准据法选择和争议解决条款。这种约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哈石油投资合作者提供选择的便利,同时减少合同的随意性和无关的附加条件,保障石油合作规范、持久地进行。

4.选择尽可能多的纠纷解决方法。

就目前公开披露的资料而言,中国在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尚无一例纠纷是通过仲裁或诉讼方法解决的。有鉴于此,在中哈石油合作中除继续承认通过协商方法解决相互间纠纷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为了便捷、公正地解决双方石油合作中出现的纠纷,避免因立法缺失、司法不公造成合作阴影、创伤或阻断,应考虑在国家间签署的能源合作条约或相应的条款中明确规定第三方仲裁或待条件成熟时选择区域性争端解决方法的条款,同时在前述备选合同中也应明确载入相应的条款,逐步并彻底走出以协商方法为解决合作纠纷唯一方法之窘境,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化解纠纷、持续合作之路径选择。

(三)建立健全区域性合作法律制度

1.构建坚实的合作法律基础。

这项工作应当包括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其一,在该组织框架内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中,全局性、导向性法律原则的确立问题。如前所述,这种原则在上合组织成立宣言、宪章和以后通过的相关基础性法律文件中已多有体现,现在的问题只是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调整、补充、完善和予以落实了。其二,在该组织框架内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中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建立问题。与上述基本原则比较而言,这方面存在的更多的是空白点。所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当在该组织之组建宣言和宪章等基础性法律文件所载明的宗旨与原则之下及时商讨、制定该组织中长期能源发展与合作规划,并考虑在与WTO规则相协调的前提下,逐步形成该组织内部和外部统一的能源政策与法律,以制度化措施逐步解决属于油气投资、贸易、劳务的市场准入以及产品标准、运输与管线维护、生态保护、劳工待遇、当地社会发展、对外协调等各方面的问题,落实该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要求瑏瑠。

2.设立廉洁高效的管理与协调机构。

就机构建设而言,以油气双边政府间合作分委员会机制或其他合作体制为基础并吸收合作企业参与,共同构建区域性能源协调常设机构,以保证落实各项区域性油气政策和法律规定,不断发现新的合作问题,及时反馈合作信息,确保油气合作政策与法律调整的及时、合理;通过合作常设机构,以统一输油气管道、站点管理与安全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对第三国出口油气价格为先导,逐渐协调内部声音与统一对外行动,形成政治上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自主油气俱乐部或共同体,从区域体制建构方面实现油气资源的互利与有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管理方法而言,应适度借鉴国际能源署的管理方法,逐步建立更为开放和透明的管理机制,适当限制主权体在决策、实施决策、调整决策方面的随意性,同时在项目运作中更加注重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作用的发挥,减少国家或政府肆意干预的成分,努力提高决策与项目运行的效率,逐步解决管理效能低下的痼疾,使已经设置的合作机构真正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3.建立灵活务实的争议解决机制。

合作机制范文篇10

[关键词]供应链;企业;合作;激励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作为一种适用于客户需求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供应链管理在现代企业中得到了广泛重视,甚至已经成为企业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说,供应链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企业竞争力,而为了激励机制的构建与应用,是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的重要途经。鉴于此,本文对供应链企业合作的激励机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一、供应链企业合作激励机制构建的重要性

一方面,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处理供应链企业间的矛盾或冲突,避免企业之间出现利益冲突,而影响合作关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优化整条供应链中各个企业的利益,使其合理分配,确保每一家企业都能从中受益,进而促使各个企业自觉维护整条供应链的利益,赋予供应链以活力。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人的道德风险。供应链企业的“偷懒行为”、“机会主义”等,均属于供应链的道德风险,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在供应链企业之间构建起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避免道德风险[1]。总而言之,供应链企业合作激励机制的构建与应用,对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供应链企业的合作共赢十分重要。

二、供应链企业合作的常见激励机制

为更好阐述供应链企业合作的常见激励机制,本文以戴尔公司为例,对其采取的供应商激励模式展开深入分析,并总结其成功对我国企业带来的启示。(一)戴尔公司简介。戴尔公司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家直销计算机系统公司,集计算机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维修等于一体,且每一台计算机均是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制造的,相当于为客户量身订制[2]。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戴尔公司进一步推广了直线订购模式,使其重回业内领先地位。可以说,戴尔公司获得全球范围内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其所创造的直销模式这一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模式。(二)戴尔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在个人电脑市场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戴尔公司采取了一种新型经营理念-直销模式:绕过销售商,降低价格直接为客户提供销售服务,见图1所示。这一直销模式倾向于缩短订单执行时间、降低公司成本,进而有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并且增加公司的盈利,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3]。整体而言,戴尔公司采用的直销模式具有如下几方面特点:第一,直接客户关系。直销模式中,戴尔公式直接与客户建立销售与售后服务关系,省略了中间商环节,一方面节约了客户信息传送时间,另一方面也有效避免了信息损耗,减少了售后服务的时间与费用,能够显著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据美国《计算机世界》(1998年)的用户数据调查显示,在客户满意度排名上,戴尔公司为例第一。第二,接单后生产与准时化的生产方式。在直销模式中,无论是在确定产品类型,还是产品数量上,客户都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为了满足客户愈发多样化、个性化的订购需求,戴尔公司采取了接单后生产与准时化的生产方式,即在获得订单后,原配件直接由供应商运送至装配线,生产出来的产品再直接送到客户手中,装配车间不需要储存空间,实行零库存制度,这一管理方式在降低了库存成本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客户对服务的满意度,以及对品牌的忠诚度。第三,产品与服务定位于特定的客户群体。戴尔公司采取的直销模式,客户可以通过戴尔公司的官网、热线电话等方式直接下订单。这种经营方式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其服务定位并非是整个计算机用户市场,因为初次购买者不会选择直销模式,所以戴尔公司的客户群体更倾向于那些具有一定计算机知识基础的用户,而这类客户群体比较注重产品的性价比,所以其更需要自由的确定计算机的各方面设置情况。(三)戴尔公司的供应商激励模式基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戴尔公司的直销模式,使整个供应链体系中,供应商占据了绝对重要的核心位置,而在实际上,戴尔公司的确非常重视供应商激励,下文便对戴尔采取的供应商激励了措施展开具体分析。1.信息共享激励。信息共享激励模式可以算作戴尔公司采取的主要一项供应商激励措施,为了确保直销模式的顺利实施,戴尔公司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与供应商实时共享重要的客户信息与生产信息。戴尔公式将供应商作为是整个公司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不仅告知其每日明确的生产需求,同时还为其提供资料,使供应商能够明确生产所需的原料组合与数量,这样有利于供应商均衡产量,将库存量降到最低。同时,为了进一步强化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戴尔公司为每一家供应商均设计了相应的网络连线,以便于提高信息交流效率[4]。总而言之,戴尔所采用的直销模式,使其格外重视与供应商的信息共享,积极与供应商分享客户信息以及存货资料、技术计划等生产信息,这种信息共享激励措施,也使得戴尔与供应商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2.参与激励。作为戴尔公司采取的又一重要激励措施,参与激励指的是让供应商参与到新产品与新技术的研发工作当中。戴尔将供应商企业的设计部门,看作是自己公司的设计部门,通过虚拟整合,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研发联盟。戴尔公司的研发小组,均配有来自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在新产品推出时,这些工程师会常驻戴尔,以确保新产品的顺利上市[5]。与此同时,戴尔在推出新产品时,也会致力于提高供应商的市场占有份额。以戴尔公司与索尼公司的合作为例,戴尔将自身具备的笔记本电脑十个电池组合的知识贡献给索尼的工程师,促使索尼在笔记本电脑市场获得了战略性胜利。由此可知,参与激励对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淘汰激励。在供应商的选择上,戴尔公司保持了一如既往的严格,这种高标准本身就是对供应商的一种淘汰激励,所有供应商为了与戴尔保持长久合作,都需要提升自身运营管理水平与产品、技术水平,以适应戴尔的高标准。戴尔在与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要求供应商必须与自身共同进步,甚至专门组建了一个执行层面的团队,来评估供应商的表现,透过这一系列绩效考核与评估,戴尔公司对与之合作的供应商企业实行了有效的淘汰激励管理。

三、戴尔公式成功经验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戴尔公司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已经为世界各国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结合国内企业供应链管理现状,本文认为国内企业可以从戴尔公司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如下启示:(一)转变认识。国内企业首先应转变认识,重视供应链管理,意识到供应链管理对企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社会竞争态势已经出现了本质性变化,企业竞争更多的体现在供应链的设计与管理方面。由戴尔公司的成功经验可知,先进且合理的供应链模式既能够节约生产成本,提升企业效益,而且还能够提升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而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所以,国内企业应受此启发,重新认识供应链设计与管理的重要作用,学习其他企业的经验,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构建与自身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供应链体系,以不断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二)重视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合作。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在于企业间的合作,以及在产品生产与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有效协调。由戴尔公司的做法可知,为了确保直销模式的顺利进行,戴尔公司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与供应商共享客户信息与生产信息;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会常驻戴尔公司,这一系列措施均使得戴尔维持了与供应商高度密切、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所以,国内企业供应链管理也应该重视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之间的连接与合作,并不断提升信息技术建设水平,以更好的为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合作等提供便利,为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激励措施的实施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三)经验学习要因地制宜。在学习供应链管理经验时,要注重因地制宜,戴尔公司的直销模式固然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并不适用于所有行业或企业。因此,国内企业在学习戴尔供应链管理成功经验之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身企业的实际近况保持客观认知,以免走进“盲目引入”的误区。供应链管理效益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具有直接相关性,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供应链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是供应链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所以,为了加强供应链管理,提升企业发展水平,必须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引导。通过本文研究可知,戴尔公司采用的是直销模式,对供应商采取了信息共享激励、参与激励以及淘汰激励等一系列激励机制,使得自身成功跻身于行业领先地位。由此可知,国内企业首先要转变认识,重视供应链管理中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其次重视与供应链各个节点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最后在借鉴戴尔先进的供应商激励机制经验时,要做到因地制宜,不可盲目照搬。

[参考文献]

[1]杨丽,王燕妮,宋晨晨.基于能力合作的物流服务供应链激励机制研究[J].今日科苑,2019(7):76-80.

[2]魏凯.物流企业服务供应链的激励机制研究[J].科技风,2016(22):168-169.

[3]张建军,赵启兰.两级物流服务商参与的供应链质量激励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0(5):5-21.

[4]肖静.供应链质量管理中供应商激励机制的分析[J].大众投资指南,2018,304(8):13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