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融范文10篇

合作金融范文篇1

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西藏、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合作金融范文篇2

西南地区农业的弱质特性

西南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指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这一区域地形复杂，多为盆地和高原，海拔较高，地势起伏明显，同时气候种类多样，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各种资源分布的地域连续性变差。加之西南地区较全国其他地区发生干旱灾害的概率和范围更大，这就使得西南地区农业经营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是一种整体风险，不能通过投资多元化等手段降低或消除。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自然风险(见表一)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使得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受到限制，科技增收不明显。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小农作业模式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粮食作物的长期价格低迷，且部分年份经济作物产量、价格波动较大，使得西南地区农民的生产承受相当一部分的市场风险和压力。农民对于农业活动的经济效益无法确定。这种来自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影响了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使其无法成为农村地区强有力的增收部门。

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形势与现状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中国既是一种经济资源，又是一种行政资源，其发展明显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由于国家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导致各个时期的金融行业和体系的不同。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围绕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展开，体现出强烈的的计划性。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体制高度计划集中，全国只有一个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虽然金融机构也在分设与合并中不断地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稳定而独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投资和融资开始多元化。农村的金融机构也相应的开始丰富起来。但是对于诸多的涉农金融机构来讲，不断进行的体制改革，使其经营更加趋向于现代企业化，对经济效益更加注重，支农作用逐渐弱化。同时在正规金融机构在自身经营战略和理念的调整下，逐步降低在基层农村的服务和网点覆盖，加之原本部分西南落后偏远地区缺乏正规金融服务，所以造成了西南部分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金融的巨大障碍。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从表二中可以看到，四省区农村金融机构总量虽然较多，但平均来看，每个乡镇能拥有的金融网点在2－3个之间，低于全国平均值(3.5个/镇)。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乡镇金融网点数量只有一个或空白，这就造成了所在地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被动和缺乏。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基本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组成。单从调查结果(见图一)看，信用合作社一直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占据了多数农村金融资源。实际上，在农行不断调整县域农村经营网络、减少乡镇业务领域，农业发展银行下乡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村地区金融只能大都由信用社承担。庞大的金融需求与单一的资金供给的矛盾形成了西南地区农村融资贷款的困难局面。数据来源:2011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农信社在农村接近垄断的地位给予其在贷款利息定价上的主导权。为了防范和弥补信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农信社贷款利息水平普遍较高。例如广西农村信用社的加权平均利息率为9.01%，高出基准利率2.56个百分点，考虑到贷款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那么实际利率水平将更高。综上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在制度变迁中表现出的“去农化”倾向，加剧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难度。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渠道严重挤压，资金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健全的农村金融融资机制和形式成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南地区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可行性分析

正规金融机构在西南农村地区的收缩使得大量的民间借贷组织涌现。监管机构早前虽严格控制民间借贷资本的发展，但在2006年以后，证监会出台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见》，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门槛，允许农村地区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这一政策驱动下，大批的信贷组织出现，其中高利贷、非法集资、非法吸储的问题也使得农村民间借贷的风险控制难度加大。建立风险可控、高效便捷的资本投融平台是西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设计重点。(一)灵活的设立形式有助于合作金融的创立农村合作金融不同于金融合作。农村信用社在经历了多次的制度变革和经营改革后，已经不再具有合作性质，所以并不在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合作金融更侧重于个体之间、个体与中小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在组建合作金融组织时，可以是参股，也可以是建立互助社，这种形式上的灵活性降低了设立的难度，以及市场的门槛。这对于西南地区较为落后的金融程度和市场来说是一个机遇。(二)信息收集和抵御风险上具有优势经验和研究表明，小范围内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或小组信贷对于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抵御风险方面具有优势。由于在农村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现象要比城市中严重和普遍，交易参与方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会履行协约，所以正规金融机构会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风险。这也正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高利贷倾向的一个原因。高林霞、史林东(2011)认为，小组信贷能对借款者进行自我组合和筛选，从而对风险特征进行甄别。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西南地区的农村大多为民族聚居区，村民之间的了解熟悉程度较高，同时本民族内的风俗、习惯也可以对借贷关系进行约束，这样就能有效的对各类借款者的信息和信誉进行比对、区分，从而规避借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三)内部评价可以更好的进行抵押抵押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违约问题而建立的。但是对于许多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农村抵押本身具有风险。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农户房屋往往由于地理上的分散性与物理上的低品质性，实际上不具有较高的交易价值。而另外一种农户的财产即土地，只有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并不具有完全土地产权，也就无法在农村金融领域内进行抵押和交易。由于西南地区农村土地分散严重，且多为丘陵和山地等低产田，其执行成本高昂，接近不可执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面对抵押问题时，由于内部对抵押物品熟悉和了解，所以能做出较为合理的估价，而对于土地的低值性问题，则可以对其经营权进行抵押来解决。另外，在借贷期间，对借款人的使用状况进行动态监督和评估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资金的安全。

合作金融范文篇3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两岸三地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

合作金融范文篇4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仅在浙江省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受浙江各级地方政府行政事权管辖的法人金融机构及其融资业务。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机构仅包括以下几类：注册地及法人总部在浙江的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注册地在浙江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地方银行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浙江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长迅速、发展良好，2016年末资产总额13548.55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按总资产位列第131位。资产质量在主要商业银行中保持相对优良水平，2016年不良贷款率为1.33%，低于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额7362.44亿元，较年初增长42.68%，贷款总额4594.93亿元，较年初增长33.02%。城市商业银行：浙江省的城市商业银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以来，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超过26000亿元人民币，20年间增长超过100倍。其中，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发展尤为引入注目，两家银行都已在国内A股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中，宁波银行排名175位，杭州银行排名第209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及其信托、租赁及财务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1642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54.3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浙江农信系统承担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支农支小贷款存量、历年增量、服务覆盖面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民营银行：2014年3月，银监会公布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其中浙江占据两席，分别是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两家民营银行2015年营业以来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社区居民、三农，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不但经营良好，而且不良贷款率低，其中浙江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为0。浙江省的民营银行发展开局良好。（二）地方证券业。浙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活跃的省区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内上市公司总数299家，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6.37%，位居全国第二；创业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0.16%，位居全国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证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货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浙江私募基金行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管理资产规模2711.22亿元，位居全国第五。相比浙江规模巨大的证券市场，浙江证券公司数量较少，整体盈利能力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竞争力偏低，综合实力偏弱。（三）地方保险业。截至2016年，总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险公司有3家，农村保险互助社1家。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态中，浙江地方保险业规模最小。浙江保险业发展整体环境有待提高，法规体系不健全，导致保险事故认定，事故理赔纠纷问题突出。居民尚无完整的保险观念，对于新颖的投资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为人情保险，主要是储蓄型商品或佣金导向商品为主。以浙江省省会杭州为例，杭州的保险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则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仅0.4件，而发达国家人均1.5件，台湾更是达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产险投保率仅为5%，公众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浙江省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册为“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投资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务外包”等企业数量近20万家。浙江省拥有全国超过1/3的互联网企业，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蚂蚁金融的推动，省会杭州更是被称为“中国移动支付之都”，从2011年到2015年，在全国337个城市中，杭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动支付、征信领域、理财业务、网贷和互联网保险等各个领域，杭州都居于全国首位。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有着众多优势，包括政策环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动），经济基础（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民间财富充裕），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网络设施，发达的网络经济），以及突出的创新创业氛围。浙江互联网金融市场需求庞大，发展前景广阔。浙江省的企业主体99%以上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产生出庞大的投融资需求，而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使得浙江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例如，P2P、股权众筹、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平台等企业快速增长。以支付宝、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鲶鱼效应”，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未来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经营的基础上，着力支撑杭州打造互联网金融中心，促进银行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发展。（五）浙江地方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金融产业发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银行业发展最好，实力最强，以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业盈利能力强，发展迅速，许多指标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地方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法人机构数量少，综合实力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相关业务领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存在蚂蚁金融一家独大，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次，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市场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关系不明确，在人事任免、经营运作中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问题，而金融行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业，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以银行业为例，存贷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银行业缺乏懂经济、法律、会计、产业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场和熟练运用各项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专业型人才。一些金融机构人员在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服务意识上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浙江证券期货行业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保险业内精通保险、擅长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核保、核赔、风险管理等专业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缺乏，成为限制保险业发展的主因瓶颈。

二、台湾金融业发展概况

台湾金融业在1990年以前属于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多为公营，数量少且享有高获利。1991年开始，台湾开放设立民营银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增加，对业务范围的限制也逐步放宽。同时，逐步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鼓励金融机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设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放宽其业务限制，核准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境外金融业务分行，成立台北外币拆借市场，提升台北的国际金融地位。进入21世纪，台湾当局颁布“金控法”，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混业经营，做大做强金融业。截至2016年底，台湾本地银行数量为40家，外商银行在台分行29家，基层金融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333家，另有证券公司119家，保险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台湾改变了过去公营银行机构占主导的金融面貌，许多金融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台湾金融体系已经焕然一新。（一）台湾金融业发展具备的优势。台湾金融业发展起步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使台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台湾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有如下发展优势：1.台湾银行业：台湾银行业历经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业务综合化、资产价格泡沫化的考验，对企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有完整的经验，民营银行在经过消费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培养了大量拓展市场及风险管理的人才。台湾银行机构针对华人社会需要，发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经验，业务经验和系统及服务效率，皆非外资银行可比拟。具体而言，台湾银行业具备如下优势：（1）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相比大陆的金融分业经营，台湾金融业熟悉金融控股运营模式，并具有较强的公司治理机制。（2）金融产品买卖上具有比较优势。台资银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丰富经验，能为客户提供全功能的资产管理业务，规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户消费观念上的开放式服务模式，使其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牌运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优势。（3）拥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训练投入大，中高级从业人才海外经验丰富，从业人员普遍素质较高。（4）有丰富的农村合作金融经验。台湾农村合作金融历史悠久，在为农户生产和生活筹措资金、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有丰富的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台湾被称为“中小企业王国”，台资银行在其中小企业由小到大、进而成为国际性大企业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台湾证券业：台湾证券业发展时间较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交易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具有长期的市场经验，金融市场成熟度高，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低，台湾当局对证券转换的限制比较少，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比较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并且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因此证券市场发挥了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大陆，证券业者经营成熟，投机性小。3.台湾保险业：台湾保险业在1994年全面开放后，发展迅猛，目前台湾已跻身世界保险业发达地区行业，保险深度居世界第一位。台湾保险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接受各类型之保险商品，居民保险意识强，2011年人均寿险保单达到2.16张，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台湾保险业者具有将商品设计结合市场需求导向的实务经验，若两岸保险业能合作，台湾业者提供经验、创新及人才，大陆业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险市场。（二）台湾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台湾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相比跨国金融机构较弱，利差依然是银行主要获利来源，证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纪业务手续费，缺乏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商业咨询服务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设计等。由于台湾市场狭小，推动自由化后金融机构数量猛增，但随着台湾制造业大量外移至大陆及东南亚，导致银行、证券、保险各业都普遍存在客户流失、竞争过度的问题。据统计，过去10年来，台湾银行业净利差平均1%多，2016年为1.38%，在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最低，台湾的保险业市场也已达到饱和状态，据统计，台湾的人年缴保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约为17%，是世界最高。证券业同样也面临产业发展瓶颈，除了内部过度竞争的因素以外，外部影响主要是香港已转型成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重要筹资中心，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开始至香港挂牌上市，这使得台湾本地的证券业者流失重要客户。此外，由于台湾薪资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导致人才流失加剧，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金融业流失1.5万人才，居各行业之首。因此台湾金融业者必须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而台湾70%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均在大陆，由此可见大陆市场对于台湾金融业者的意义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的合作互动

（一）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的意义。台湾金融业发展比大陆早30年，其在金融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建设上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可供大陆同行参考。通过对浙江和台湾两地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台湾金融业在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服务效率、风险意识和控制、业务经验以及金融人才等领域有比较优势，此外台湾金融机构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熟悉混业经营，在金融品买卖上具备优势。浙商银行正是看重台湾银行机构人才、业务经验及风控方面的优势，与台湾玉山银行在2010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玉山银行协助浙商银行进行人员培训及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浙江地方金融发展虽然历史较短，但伴随着大陆经济的起飞成长非常快，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与存贷款规模已赶上并超过了台湾同行。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勇于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市场经济之先河，非常适应市场化运作。近年来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浙江是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联网金融领先于台湾。台湾是浙江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资的台商超过6800家，对台经贸合作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不仅有利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通过两地金融业的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能进一步吸引优质台资企业到浙江来投资。而对于台湾金融业而言，浙江金融市场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一方面台资企业众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台商积极转向大陆内需市场的开发，转型升级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台湾金融机构如若切入浙江市场，能摆脱其在岛内过度竞争的困境，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一般外资金融机构，台湾金融机构具备文化语言优势，而金融业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人才的沟通交流对合作的达成与成功的取得至关重要。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使得浙台两地金融业更有可能实现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产业，浙台两地还没有实现互设金融机构或参股、合资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较少，主要有以下几项：1.2010年浙商银行与台湾玉山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议，双方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台湾）光阳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股权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悦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2014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4.2016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隆汽车金融公司”。相比浙台两地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的金融合作显然滞后，这势必影响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因而这一领域的合作亟待推动。（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未来合作机会分析。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与大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规模小很多。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合作，台资银行机会不多。但浙江地方银行机构目前已经实现与外资合作的银行仅有5家，实现股权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见表1）。台湾银行机构平均资产规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较类似（民营资本为主），客户类型亦类似（以中小企业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机构存在与台资金融机构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四、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业合作互动的途径及建议

合作金融范文篇5

我国合作金融立法的可行性

对于合作金融立法是否具有可行性，提出质疑的专家学者往往这样认为：一是法律所称的合作金融主体部分缺乏内部系统性，难以对其归纳出统一的适用规则，无法构成严密的有机整体；二是从实然法角度考量，认为各国合作金融相关法典内容大多不一致，具有很大差异，并无统一的规律。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从涉及合作金融方面的各制度之间的关系和国外合作金融法的发展趋势判断,这一立法也有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1、合作金融各制度之间具有内部关联性，无法截然分开如合作金融机构登记制度和监管制度本来就紧密相关，并且它们与合作金融机构主体资格认定、机构制度也有许多共同规制领域。在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各合作金融制度更加相互关联、不可分割。2、合作金融很多制度之间具有非独立性和从属性如合作金融主体与合作金融活动不可相互独立，一方的成立要以另一方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作金融机制合理运行。3、金融发展差异的关键在于法律制度的安排与大陆法系的合作金融立法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合作金融立法很不完善。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以及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文件，表明合作金融各种制度开始被关注，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资金互助合作社、民间合作基金会、合作金库等合作金融组织形式本身具有关联性、有待于发展成严密统一的有机整体。上面所述的专家学者关于大陆法系国家合作金融立法的负面评价主要是基于德、法、日等国对于城市合作金融或者农村合作金融等特别法律不规定或内容各异，都不具有全面性。在监管上,德国依据《德国合作银行法》，其监管特色集中体现在两个有权主体即金融监管局和联邦中央银行对监管事务的分工与协调上：金融监管局主要负责各州银行的日常监管,而联邦中央银行的职权主要集中于统计方面[4]。日本各项法律法规都详细规定了各种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监管事项和权限等，使日本的合作金融活动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同时也为合作金融的稳健运营提供了法律保证[5]。但是只要认真研读，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各国合作金融立法共性，读者们不难发现其总则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部分的内容是惊人相似的，尽管具体规定必然会体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特点。其相似程度可以与各国《民法典》的体系安排和制度设计相媲美。我国众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些相似部分进行过细致分析，也是我国制定合作金融立法的基本依据和借鉴对象。另外，绝大多数制订了合作金融法律体系的国家仍然在不断地对其进行修订补充，很少有要求废除的声音。合作金融活动中新制度层出不穷，各国也不断颁行新的合作金融单行法规。尽管德国有完备的《民法典》，近年来也颁布了很多民事单行法律法规。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金融法律体系是稳定而有活力的。在我国广阔的大地上，随着“三农”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个体经济以及中小企业遍地开花，但融资难一直是广大城乡个体经营户和中小企业的硬伤。由于其经济规模小，又无法提供商业银行信贷必要的抵押品，只能被拒绝在信贷大门之外。通过民间融资则往往易于涉嫌非法集资罪，如温州众多中小企业老板为此连夜“跑路”，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沉重打击。合作金融是合法融资渠道的最佳选择，能够满足广大城乡个体经营户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合作金融在城乡的兴起，广大中小经济个体的合作、参与意识增强，为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制定我国“合作金融法”的建议

制定专门法律,营造保障合作金融发展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法律环境。有无专门的立法是一个国家合作制金融组织是否走向规范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6]。展望我国合作金融立法前景，加快合作金融立法进度，给中国合作金融机构应有的法律保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好地使城乡居民以及中小企业拥有便利的融资渠道。关于合作金融立法的结构与内容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设想：首先，目前我国合作金融相关法律杂乱无章、体系混乱，缺乏总纲性的合作金融规范加以协调。对合作金融的统一立法虽然也只是制定一部单行法性质的法律规范，但这部单行法将起到合作金融法律方面一般法的作用。其次，合作金融各制度间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从属性、非独立性要求合作金融统一单独立法。在全国立法机关主持下，有关部门的人员和法学家、金融学家、实务工作者进行统一立法活动，为提高立法质量作出制度保障以及程序保障。最后，从立法技术角度考量，合作金融各制度不具有单独成法的必要。从合作金融活动的快捷、安全和稳定角度来说，对相应的合作金融主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合作金融规制于统一的独立的通则性立法中。（虽然仍有人质疑合作金融机构为法人，但国际上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合作金融机构应当有其独立法人人格，以此保障合作金融稳健发展。笔者认为，合作金融机构属于独立的社团法人。从合作金融的基本特征不难找出答案：1、合作制是合作金融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合作金融机构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标志；2、合作金融主体是社会经济中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3、合作金融机构创设的目的在于合作金融主体为了改善自身经济条件和获取便利融资服务并进行金融活动。并且现实中存在的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资金互助合作社、民间合作基金会、合作金库等都符合社团法人的法律属性，区别于其他法人类型。进一步建立健全合作金融监管制度，结合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特点，充分发挥银行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不断探索和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促进合作金融组织快速、规范、健康发展。1、主要是对合作金融机构的注册登记、解散、清算以及合作金融法的适用进行规范；2、关键是明确监管部门。在立法时，根据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资金互助合作社、民间合作基金会、合作金库的性质，将其归属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3、可行的是通过制定并经营标准、规范格式合同、完善信息披露等措施降低风险。总的来说，除了一般性的事后惩罚外，监管的关键是从制度上真正实现。四、结语当前金融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如何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战略决策落到实处,除合作金融机构自身努力外,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依法规范执法部门对合作金融机构的行政监管和执法监督,对金融体制改革到位和正常运行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作者：史双洋蔡丽丽夏少敏工作单位：浙江农林大学

合作金融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新疆；中亚五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边境金融合作

一、引言

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点推进的核心区域，我国与中亚国家在技术、贸易、金融合作领域具有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前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逐渐密切，在我国的进出口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然而我国和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合作是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又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合作，为经贸往来提供便利与支持。因此，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维护国家经济、能源安全，实现向西开放的重要途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一气呵成的，要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首先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方面下手。同时，要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金融发展与合作论坛的作用，推进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国际合作基金平台的建设，以深化区域边境金融合作，促进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和核心区。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1、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2013年由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2、货币金融合作。货币金融合作就概念外延上来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货币金融合作特指汇率合作机制，即旨在谋求各成员间货币汇率稳定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包括为保证汇率稳定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协作。广义的货币金融合作包括在货币金融领域的、旨在发展货币金融市场的所有性质、所有类型的合作，包括简单的人力资源培训、信息交流和观点交流，也包括严格的汇率目标区、统一货币安排。

（二）相关文献

我国研究边境金融合作的学者很多，近年来研究我国与中亚五国边境金融合作的文献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玛依拉（2013）分析了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要为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的空间的建议。李翠花（2013）从政策平台、区域间贸易及经济开放度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邢辉（2014）认为从中国与中亚金融合作机制、金融机构、金融合作内容等来看，中国已具备对外金融合作的良好基础。陈文新（2010）、阿布都瓦力•艾百（2015）和陈玉芝（2015）都从地缘优势、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源的互补等方面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潜力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姚德权（2014）从金融合作的外部环境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马广奇（2015）从政治因素，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服务平台三方面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主要瓶颈，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秦放鸣（2015）以中国和中亚国家1992～2012年的实际人均GDP为样本数据，运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理论，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长期内经济周期有共同的随机发展趋势，在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不同步，目前不具备实现货币共同体的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国内立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环境，分析边境金融合作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因此，本文拟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视角对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进行分析，并提出边境金融合作的愿景。

三、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现状

2010年6月22日新疆作为全国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省区开始运行，2010年9月新疆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准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试点省区，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金融便利。新疆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11年6月28日中国银行在乌鲁木齐、伊犁、博尔塔拉、塔城四地同时推出了人民币与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的汇率挂牌。201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机构《关于金融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意见》，为把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提供了金融保障。2013年9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也适时的抓住这一契机，提出建设中亚地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乌鲁木齐金融中心和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着力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和“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综合配套创新试验区”。此外，新疆还将积极打造新疆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现代商业银行，推动区域内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做优做大做强。创新金融品牌，建立、健全国际化多层次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当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处于良好发展的前景。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当前金融合作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实现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互利与共赢。四、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一）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我国与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经济特征存在差异，既有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哈萨克斯坦，又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吉尔吉斯斯坦。导致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同，进而其金融诉求的不同，使得我国和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例如，中亚五国偏好现金交易，信用卡、支票、电子转账、自动取款机等金融工具还不是很普遍，这种偏好、习惯不利于边境金融合作的开展。（二）融资主体单一、规模较小。目前，我国在哈、乌、吉、塔等国注册的独资、合资企业数量虽已逾千家，但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效果不甚理想。新疆和中亚五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相对不足，中小企业长期融资较难。民间投资局限于短期、小额、低风险的项目上，不利于规模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的跨国公司的发展。我国在中亚五国注册成立的独资、合资企业数量虽多，但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效益较差。（三）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中亚五国和中国在金融市场的开发度、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模式等存在差异。封闭式的金融管理模式限制了区域间资金的自由流动，也削弱了金融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导致区域间金融信息交流受阻、资金流动不畅、金融风险较大，限制了中国-中亚五国边境的金融合作。（四）银行结算体系的统一。行、清算行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银行结算方式。其中行覆盖面狭小、时效低。银行结算体系的不统一阻碍了贸易的正常进行、增加了贸易的成本和程序的复杂。对于企业而言，不能及时了解资金项目，降低了管理资金账户的效率。由此可见，银行结算体系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构建统一的银行结算体系是推动区域经贸发展的先决条件。五、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构想（一）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推动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与挑战。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是联系中亚五国的通道。因此，新疆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伊犁、喀什等地州区域为次中心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积极打造新疆金融集聚区，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服务网，增强新疆金融业在中亚地区的集聚效应，形成产业新增长极。（二）拓宽金融合作主体。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主体应该在政府引导下，金融机构、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为引导国内金融机构开展中亚地区业务，政府方面可以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多方参与，扩大金融合作的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发挥商业银行的信息优势，积极推进我国与中亚五国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政府还可以积极推动促进边境金融合作的民间组织的建立，建立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开展经常性对话的机制，促进中亚国家提高政策和市场信息透明度、保持政策连续性、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创新金融管理体系。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更好地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要创新金融监管体系，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可以建立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征信体系等。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跨境危机处理机制，共同维护区域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四）鼓励开展人民币跨境流通。据统计，人民币在境外的总量中中亚地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动下，人民币在对外交易中将会占更大的比重。为使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金融机构应重视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建设，除依靠自建分行、子行的方式外，还可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拓展海外业务，推出更多品种的人民币业务，促进人民币在海外流通，为当地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便利。（五）加强边境金融合作与交流。政府可推动定期举办金融合作论坛，搭建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信息交流平台，各国金融机构之间也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各自在产品开发、风险控制、信息技术、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优势。加强边境人员培训和政策交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干部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以队伍建设和能力提高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将会越来越密切。深化边境金融合作，就必须推动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构建良好的金融合作环境和健全的金融管理机制，具备较强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与中亚五国金融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刘亚辉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秦放鸣.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定位和选择.新疆大学学报，2013.11.4.

［2］推进金融合作一体化满足上合组织区域市场期许.新华网，2011.9.

［3］朱显平，张建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东北亚论坛，2007.5.16.3.

［4］何剑.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金融合作问题探析.中亚东欧市场，2009.3.

［5］庞岩.推进新疆-中亚贸易发展的金融合作研究.当代经济，2004.19.

［6］玛依拉.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问题探讨.经济观察，2013.13.

［7］胡江龙，李军.新疆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研究.金融发展评论，2013.12.

［8］陈文新.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及对策.管理论坛，2010.4.

合作金融范文篇7

在当今世界金融证券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格局下，完全隔离资本与货币两个市场，只会严重束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窒息我国年轻的保险业和证券业，不利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培育和健康发展。要改变现有的两难局面，必须在分业经营的模式框架下，积极探索行业合作的有效途径。

一、市场竞争促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目前，由于受分业经营制度的约束，传统的银行业务相对萎缩，而我国银行业仍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中间业务还没有成为银行利润的主体。同时，许多外资银行原来实行的就是混业经营，且外资银行业务经营主要集中在低风险、低成本、高利润的中间业务及外汇业务上。我国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也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外币投资业务，于是许多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时会继续实行混业经营，这就形成了在华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与中资银行的分业经营的格局。在竞争力上的差别表现为：混业经营能为客户提供较全面的服务；混业经营能加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将各种金融业务进行有效的组合，从而大大降低成本。随着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增加，国内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将逐渐增大，加之外资银行相对国内金融机构而言，其具有规模经济和多元化经营的优势，这更是国内金融机构难以比拟的。

我国的银行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生存空间的延续，必然需要金融创新，大胆探索行业合作。我国银行业在进行行业合作后，不仅获得了资金积累、增加了存款，还给国内银行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国内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在互相、互相服务当中扩大了业务量，尤其是中间业务收入这一块。同时，国内银行还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券商和保险公司的信息资源，这就使得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各行业之间的依存关系越来越强。可见，加快发展行业合作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二、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金融行业合作

近几年来，国内经济在积极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有经济进一步缩减，私有经济、民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经济实体规模相对较小、经营灵活，在资金运作方面越来越注重直接投融资，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呈现的高科技化趋势，其带来的高风险性也需要风险投资，而不是传统的银行贷款。产业经济的成长和转型，促使我国资本市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超常的发展，并对国内银行的业务全能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依靠银行贷款解决长期资金需求的优质企业也开始转向资本市场筹资，银行的负债规模、资本结构和客户结构因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我国银行业迫切要求与相关的金融机构进行行业合作。另外，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都是稳定和规范的市场主体，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没有这些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光靠散户投资者支撑的资本市场是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的。

三、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加速了行业合作的进程

顺应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入WTO的中国金融市场终将全面开放，为适应金融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我国金融业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探索行业合作的新途径。

分业经营同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存在一定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分业经营限制了我国金融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业务的开展；②分业经营限制了我国金融机构跨行业的并购，而金融创新和跨行业合并是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法宝。

我国金融业开放以后，且不说到国际市场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竞争，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利用新型金融工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而我国金融机构由于实行分业经营，明显缺乏优势。因为这些新的金融产品都是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交叉融合的结果，是三种行业的杂交产品。例如，我国银行为了开拓除存贷利差收入之外的新的利润来源，除了进行表内业务的创新之外，更重要的是开展表外业务，而表外业务多是与证券业、保险业的衍生金融产品相关。比如：保险证券化就是根据不同的保险险种，借助股票、债券、衍生金融工具等将保险业务同证券业务结合起来的过程；资产证券化也需要多个金融机构提供配套性金融服务。这在分业经营的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必须对这方面进行调整，才可以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的并购风起云涌，跨行业兼并浪潮迭起，主要原因是对全球金融业竞争中的规模优势的认同。通过并购，国际银行业越来越多地涉及证券、保险和共同基金管理，如巴黎国民银行对百富勤证券公司部分资产的收购开始涉及亚洲资本市场；同旅行者集团合并形成的花旗集团，其业务广泛涉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等领域。再如1998年12月，德意志银行收购信孚银行，主要是为了扩大规模，占领市场，优势互补，实现协同收益。而在我国的几大银行中，仅有中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但与国际大银行相比，它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为了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可避免地要扩大业务范围，走行业并购之路，但分业经营制度限制了我国跨行业并购。

分业经营在WTO的框架下容易引起服务贸易摩擦。我国加入WTO后，如果仍然坚持分业经营，服务贸易摩擦是难以幸免的。以银行为例，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大多在其母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它们在华享受“国民待遇”——不能从事证券、保险和信托业务，那么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国内银行在它们的国家也不能经营这些业务，就不能与其他国家的银行在该国公平地竞争，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必将大大被削弱。如果允许外资银行在我国经营证券、保险和信托业务，那么对国内银行是不公平的。外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必将影响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我国金融业的行业合作。

四、金融行业的具体实践加快了行业合作的发展

自1999年下半年以来，金融业的管理层逐步推出一系列以市场深化和放松管制为基调的改革措施。比如：保险资金（资产总额为5％）和三类企业可以间接或直接投资股市；证券公司可以从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按净资产的一定比率拆借资金，可以进行股票质押贷款，还可以直接上市融资。2000年初，央行与证监会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贷款。2001年，中国保监会又批准平安等4家保险公司入市购买证券及证券基金的比率从1999年底总资产的5％提升至10％。无论是保险资金或其他形式的资金进入货币市场，还是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货币市场，都预示着行业合作巨大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源整合与并购重组接连不断，先有光大集团入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形成以银行、证券、保险和资产管理为支柱产业的金融集团；之后中国工商银行收购香港友联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达成全方位合作协议以及新近成立的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这些资源整合与并购重组过程，为我国金融业在分业经营的框架下进行行业合作提供了大量的实践基础，也有助于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

合作金融范文篇8

（一）银行服务业在挑战中前行。由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盈利能力改善前景渺茫等因素，爱尔兰银行业业绩整体水平难以迅速改善。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爱尔兰银行业资产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爱尔兰主要银行和众多小机构经过危机后主动寻求转型重组，将银行业务拓展至保险、资产/投资管理、航空金融等领域。爱尔兰政府保留国内主要银行的大量股份，同时信用合作社部门将继续巩固。当前，爱尔兰拥有80家世界领先银行（包括20大全球银行中的17家）广泛开展全球业务，经营范围涵盖各种国际银行业务类型；有20个国家的全球银行在爱尔兰设立了运营机构。爱尔兰国际银行服务业包括前端、后端事务/支持（即运营与技术），企业及批发银行业务等职能部门，机构经纪业务，全球商业与交易服务，企业与结构性金融，财政与现金管理，证券化业务，交易金融服务，外汇等。（二）非银行金融服务业竞相发展。爱尔兰基金管理享誉全球，吸引众多资产。爱尔兰拥有全球基金资产的4.9%，欧洲基金资产的14.6%。截至2017年1月，爱尔兰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800余名跨境投资经理管理12000多只基金，总资产（含爱尔兰境内及其服务资产）共计3.8万亿欧元；在全球顶尖的25个资产管理人中有21个拥有爱尔兰基金。爱尔兰是全球最大的另类投资基金所在地，拥有全世界超过1/3的另类投资基金；同时是国际最大的国际集合投资（CIVs）中心之一。截至2015年底，爱尔兰集合投资工具（集合投资计划和汽车金融公司）中资产管理共计2.7万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2.5倍。此外，爱尔兰基金业88.3%的总体自动化率表明爱尔兰正通过基金标准化流程推动效率的提升。爱尔兰保险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众多国际巨头均将爱尔兰作为自身跨境保险管理地。全球60%的人寿保险公司总部或运营中心设在爱尔兰，每年在爱尔兰承保的跨境寿险业务超过200亿欧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整付保费储蓄和投资产品。当前，爱尔兰保险业在爱尔兰持有2000亿欧元资产。爱尔兰金融科技处于世界发展前端，是少数几个在金融服务和科技领域均卓有建树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软件公司及欧美十大互联网公司都选择在爱尔兰成立研发中心。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发展成熟,已在爱尔兰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金融服务公司包括花旗、万事达、怡安、富达、保诚、德意志银行和联合健康集团等；爱尔兰本土金融科技公司包括Realex、Fexco、Fenergo、Fintrax和Corvil等公司。爱尔兰是全球飞机租赁金融业务中心。爱尔兰租赁公司管理的资产超过1590亿欧元；在世界飞机租赁业务份额超过63%；飞机数量在全球总数中占比为26%；十大租赁公司中有八家设在爱尔兰。全球两大飞机租赁巨头——AerCap和GECAS的总部都设于爱尔兰，三井住友银行（SMBC）亦将其全球航空业务总部建在爱尔兰。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也相继在爱尔兰设立国际航空租赁中心，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海航集团、和记黄埔、新世界、中航等。

二、爱尔兰金融监管环境优质

（一）监管改革历程。作为欧元系统国家①，爱尔兰金融服务主要依据欧盟立法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金融监管机构亦紧密关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及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等银行、市场、保险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发展改革计划（programmes），不断充实强化监管内核，提升监管功能和效力。根据《2010中央银行改革法案》（The2010CentralReformAct），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具备微观审慎、宏观审慎、监督（supervision）等金融监管功能，同时依据国内法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措施。爱央行委员会成立。随着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ingleSupervisoryMechanism，SSM）于2014年11月4日正式启动，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CentralBank，ECB）和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共同承担爱尔兰银行业监管职能，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近年来，由于金融监管活动规模激增及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的实施要求②，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对其相关监管职能进行改革。根据爱央行2017年5月30日公开信息，为确保爱央行在更大范围内执行监管职能，在中央银行业机构（theCentralBankingpillar）和运营机构（theOperationspillar）③不变的基础上，爱央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将主要分属于审慎监管机构（thePrudentialRegulationpillar）和金融行为监管机构（theFinancialConductpillar）。审慎监管机构将负责信贷机构、保险及资产管理的监管；金融行为监管机构将包括消费者保护、证券市场监管及执法。政策和风险局（thePolicyandRiskDirectorate）作为金融行为监管机构的行政分支，将支持上述两大机构履行监管职能。此外，还将成立新的金融监管监督委员会（FinancialRegulationOversightCommittee），以确保中央银行监管工作协调性和有效性。（二）主要内容。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政策的运用是爱尔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宏观审慎监管是爱尔兰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之间的共享功能。单一监管机制规定（SSMRegulation）授予各国监管部门和欧洲央行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各成员国可有不同设置）。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应用较高的资本缓冲规则，同时设置相较于各国监管机构（topping-uppower）更严格的措施。爱尔兰中央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资本监管要求（CapitalRequirementRegulation，CRR）或资本要求指令（CapitalRequirementDirective，CRD）Ⅳ之外的工具，比如贷款价值（Loan-to-value，LTV）和贷款收入（Loan-to-income，LTI）比率的限制。对于保险、养老金、证券市场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与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组织（EuropeanInsuranceandOccupationalPensionsAuthority，EIOPA）、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等相协调。由于结构的单一性，爱尔兰中央银行内的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在《中央银行法》（theCentralBankAct）下，爱尔兰中央银行担负明确的金融稳定职责，并对国家议会众参两院负责。出于相互制衡的目的，设有两个咨询委员会，分别为内部金融稳定委员会（thein-houseFinancialStabilityCommittee）和监督委员会（theSupervisoryCommittee）。此外，还设置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DoF）、国家财政管理局在内的“负责人组织”（PrincipalsGroup），以供爱尔兰政府其他机构进行讨论协调事宜。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吸收来自其他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观点，包括来自其他监管机构、行业、学术和公众的咨询意见。执政者（theGovernor）享有绝对的宏观审慎决策权力（LTV和LTI比率的限制除外），但在考量金融稳定方面应充分重视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Committee，FSC）的建议。此外，有关银行决议职责（Bankresolutionresponsibilities）界限的界定，爱尔兰监管当局和新的单一决议董事会（SingleResolutionBoard，SRB）应履行不同职责。2016年1月，单一决议董事会（SRB）承担爱尔兰银行决议计划和决策（结合欧洲委员会）的直接责任。根据单一监管机制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直接监管爱尔兰银行及在爱尔兰建立的泛欧银行。作为国家决议机构，爱尔兰中央银行负责决议计划和决策，及有关重要性较低制度（LessSignificantInstitution，LSI）的执行（SRB未包括LSIs）。总体而言，爱尔兰金融环境优质稳定，金融监管方式灵活多样，监管机构敏锐度较高，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内外部环境的变更而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比如2008年欧债危机，爱尔兰迅速采取一系列金融监管措施，密切关注金融业服务质量，并积极参与欧盟相关金融法规制定，从而率先退出欧债危机纾困机制，在欧洲经济复苏进程中一枝独秀。

三、中爱两国金融合作日渐紧密

中爱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日趋紧密。两国金融主管部门、智库、科研机构、行（企）业等持续加强沟通交流，寻求共识，务实合作。一是两国政府高层间合作不断深入深化。2008年10月，中国银监会与爱尔兰金融服务管理局（IFSRA）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加强监管合作，促进双边互设机构的合法稳健经营。该备忘录进一步保障了中国在爱投资企业的长远发展，促使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借鉴国际经验进而推进国内金融改革进程；同期，两国还签署了《中国证监会与爱尔兰金融服务管理监管局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合作谅解备忘录》。2016年7月，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表示将积极参与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中爱金融合作。2016年12月底，中国国务院批准授予爱尔兰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爱尔兰成为全球第18个RQFII试点地区。2017年3月，爱尔兰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申请获批。当前，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先后在上海、深圳、北京三地设立办事处，已经吸引华为、工银租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海航集团、贝因美等投资者。二是两国各级政府、商（协）会、科研机构、企业从不同层面进行不同层次探讨探索，谋求最大限度的务实合作。爱尔兰政府部门非常注重同中国科研机构、高端智库、高校、企业等进行广泛沟通讨论。尤其受英国脱欧事件影响，爱尔兰驻华使馆、爱尔兰财政部、爱尔兰投资发展局、爱尔兰科技与贸易局（EnterpriseIreland）等多次举办多种形式研讨交流活动，在活动中深化了解和增进共识，推动双方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互动协作。中国产官学界各主体与爱尔兰在金融领域合作意愿愈加强烈，合作步伐明显加快。首先，两国以自由贸易园区合作为契机，航空金融租赁发展表现积极。2016年4月13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爱尔兰香农自由区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飞机融资租赁、航空产业链、跨境投资、融资租赁配套产业、跨境电子商务等五个方面展开探索；2016年5月18日，广东省机场集团与爱尔兰香农集团在爱尔兰香农河畔的香农国际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广州设立中爱空港自由贸易示范园区，同时在跨境投资、两地客货运通航、飞机融资租赁、航空产业链、机场设施升级建设、免税、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其次，两国金融交流通道进一步拓宽，沟通渠道愈加丰富。截至2016年，爱尔兰中央银行同意接受爱尔兰注册的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UCITS）和另类投资基金（AIF）通过“沪港通”、“深港通”进行投资。第三，双方着力推进金融技术服务平台的对接，促进两国人员、劳务自由顺畅流动。2017年，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与爱尔兰大使馆签署了《中国浦东发展银行爱尔兰出国金融合作协议》，之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将与爱尔兰科技与贸易局、爱尔兰驻华大使馆正式开启技术连接，在其官网内接入在线开立存款证明和在线支付学费的平台。2017年6月，爱尔兰基金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作推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赴爱尔兰投资指南》，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爱尔兰及在爱尔兰建立欧洲基金业务提供指导。此外，中资企业积极进驻爱尔兰。中国工商银行、国开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以航空租赁为切入口，试水国际飞机租赁市场。

四、中爱两国金融合作展望

合作金融范文篇9

关键词：高职；农村合作金融；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经济日趋繁荣，农村金融得到快速发展。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农村经济对农村金融的需求日益提高，融资额在逐年增长，截至2015年6月底，涉农贷款的余额高达近30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约28%；二是农村金融的服务领域逐步拓宽，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扩大到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各个环节；三是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还出现了集体林权抵押贷款等创新产品及服务。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农村合作金融专业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农村合作金融人才的最佳途径就是走校企合作育人的路子。

一、农村合作金融专业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文件中，几乎都提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实施校企合作育人的模式”。目前，开设农村合作金融专业的各高校也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校企合作育人的工作；但就笔者调研来看，目前还存在以下几个共性问题：

（一）合作单位积极性不高，合作不够紧密，合作短期化倾向明显。在调研过程中，教师反映最多的就是校企合作单位接收学生顶岗实习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实习单位是靠教师的人脉关系联系的。譬如，有的是教师的原单位（跳槽来学校的教师）、有的是教师同学或亲戚所在的单位，等等。很多实习单位可能根本没有可供学生实习的岗位或没有相关需求，而碍于关系人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拒绝，这也导致了后期合作的紧密性不够、合作呈现短期化的特征。

（二）校企合作单位提供的实习岗位与专业对口性较差。农村合作金融专业的对口单位应该是各类服务于三农的金融类机构或各类具有金融性质的企业单位，如农村商业银行（原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等。由于金融类机构的行业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再加上他们对学历等要求比较高，直接对口的金融单位无法合作，所以学校在联系校企合作单位时就出现了“饥不择食”的现象，只要有单位来找学生实习，不管专业是否对口就让学生去，导致本专业学生很多去做营销，有的做客服、内勤等。

（三）高校缺乏专门参与校企合作的指导教师队伍。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的一个较为严重而往往被学校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专门的校企合作指导教师。在调研的8所学校中，只有3所有专门的指导教师，其他都是专任教师兼职辅导，或者直接安排辅导员进行指导，最严重的是学校没有指定指导老师，学生被派出后就“无人问津”了；如此一来，可以想象一下实习的效果。

（四）校企合作管理松散，学校、指导教师对校企合作认识不够。在校企合作管理方面，多数学校做得也不够。被调研学校中，有3所管理相对较好，其他学校多少都存在着一些管理方面的漏洞。如上面提到的“缺少专门的指导教师”、没有专门的顶岗实习规定制度、学校或系基本没有派出人员到学生实习单位实地了解学生实习情况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生的实习效果。此外，调研中还了解到不少学校管理人员、指导老师对校企合作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他们认为学生顶岗实习就是走走形式，应付一下，不会产生多大的实效。其实这种想法是最可怕的，如此以往，校企合作只会流于形式。

二、农村合作金融专业校企合作育人模式难以落实原因剖析

（一）金融机构层面。当前，学生实习的各类金融机构都采用企业化运营模式，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所开展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这个目标。而目前学校在校企合作中最大的劣势就是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不足，农村合作金融专业也不例外。绝大多数专任教师由于长期从事理论性教学工作，对专业相关的实践性工作了解甚少，对合作单位现实中遇到的一些技术性难题无能为力；本专业学生能做的也就是帮着金融机构在营业大厅引导办理业务的客户、推销理财产品，因此“含金量”比较高的校企合作项目很难深入开展。另外，由于大多数金融机构日常监管非常严格，所以这些都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的落实。

（二）学校层面。调研中发现，有不少学校对校企合作重视程度仍有欠缺，支持力度不够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将校企合作工作基本下放到二级学院或系部，学校层面仅局限在对校企合作任务的分配及考核方面，没有参与到实质性的校企合作工作中去；二是对二级学院或系部在校企合作方面的扶持、激励政策不到位，无法调动起部门及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实质性的校企合作工作难以开展。

（三）教师层面。目前，高职院校教师除日常授课外，还承担了一些任务量比较大的教科研工作，如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开发、各类课题研究及论文撰写等；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开展校企合作工作；再加上缺乏相应激励措施，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四）学生层面。一方面学校缺乏针对校企合作工作中有关学生角色定位的专门教育，导致学生一心想找份工作量小、环境优美、待遇又高的工作，学生缺乏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学生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多娇生惯养等客观原因，使得学生吃苦耐劳精神不够，而这些恰恰是合作单位不欢迎的。这些都给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阻力。

三、落实农村合作金融专业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尽管农村合作金融专业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以及一些难以客服的客观原因，但是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仍然可以实现校企合作育人这一目标。下面结合我院农村合作金融专业的一些具体做法，具体阐述四个方面的对策：

（一）摆脱传统“城市金融”观念的束缚，选择真正的“农村金融”单位开展校企合作育人。由于绝大多数学校都坐落在城市里面，尽管是农村合作金融专业，传统观念仍然认为校企合作单位就应该是“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等；但往往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是非常浅层次的，而且学历要求一般是本科以上。鉴于以上几点，我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避开正规金融机构的高门槛，选择了与“农村金融”密切相关的“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农信担保公司及开展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所以选择以上单位，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这些单位大多位于县城，甚至是乡镇，本科生不愿意去，单位非常愿意接收高职学生；二是这些单位的业务与农村经济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真正的“农村金融机构”，因此提供的岗位也比较对口；三是学校、教师能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为他们提供员工培训、帮助他们制订咨询方案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院跟开展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了一系列合作。由于我院隶属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而供销社系统领办了众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为了更好的服务行业发展，我们选择了12家有代表性并且开展了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我们的校企合作单位，如潍坊市九山镇光生果菜专业合作社、临沂沂水德农生姜专业合作社、临沂河东区亿嘉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枣庄市山亭区枣店香大红枣专业合作社等。目前开展的合作项目有：1、学生到合作社资金互助部的出纳岗、风险控制岗、投融资岗进行顶岗实习；2、教师为合作社社员开展资金互助业务相关的培训；3、教师为部分合作社设计资金互助业务开展流程；4、学校聘请部分在资金互助业务方面经验丰富的骨干员工为师生做报告，有助于帮助师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目前，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大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且很多都开展了资金互助业务，因此相关院校可以借鉴我院的做法，与相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校企合作育人。

（二）学校出台政策、采取措施，规范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工作。校企合作育人工作要想有实质性进展，学校必须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激励措施做保障，否则可能落入“空谈”的窘境。目前，我院已出台的校企合作制度有《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制度》、《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奖励办法》等，对校企合作各方的责权利及各个合作环节都有详细地规定，有力规范了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调动了系部、教师开展校企合作工作的积极性。如，《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奖励办法》中规定，将当年度开展的校企合作项目列入系部年度考核项目，超额完成的按项目的级别进行加分，作为年末学院对系部奖惩的依据；此外，还规定了教师参与校企合作项目一方面给个人加分，作为年度考核奖惩的依据；另一方面在教师职称晋升、评优评奖、外出培训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制度》中规定学生顶岗实习需要填写《顶岗实习申请表》、与实习单位签订《顶岗实习协议》等；实习指导教师要提供《学生实习方案》、《学生顶岗实习指导记录表》等资料。这些对实习指导老师、实习学生形成了有利地监督，有利于将实习工作落到实处。

（三）教师要积极提升服务合作单位的能力，为校企合作育人增加砝码。教师要充分利用学院提供的校企合作政策，多途径提升自我服务合作单位的能力。如教师面可以利用学院外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实践操作技能；可以争取机会外出培训，学习其他院校一些好的校企合作做法；可以通过承担或参与社会培训、合作企业横向项目或课题等，锻炼自己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可以更好地为合作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他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合作单位对学校、教师的“依赖性”，从而将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真正落到实处。

（四）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通过开设《大学生KAB创业基础》、《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课程，邀请成功人士来校做讲座或报告，组织学生开展体现团队合作的各类活动。一方面让学生意识到要想成功必须付出巨大地努力，必须能吃苦耐劳，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另一方面让学生通过学习就业指导等课程，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择业观和就业观，让他们意识到校企合作育人的重要性，让他们能珍惜并充分利用实习机会，锻炼自己的吃苦精神、培养团队协作能力等，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为校企合作单位做出应有的贡献，进而推动校企合作育人工作的开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09.

［2］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2010.

合作金融范文篇10

合作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合作金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并日趋规范和完善，研究西方国家合作金融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推进我国合作金融改革，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不能脱离服务“三农”的方向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是否应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对这个问题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因为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合作金融业务经营的商业化倾向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农业和农村对资金的需求减少，农村合作金融吸收的资金超过了农业和农村对资金的需要，因此，它们把满足会员需要后的资金用来从事商业化经营。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近8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相当庞大。所以，如果盲目仿效西方国家模式走单一化经营的路子，同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是不相符的。

实践证明，合作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农村合作金融必须明确市场发展定位，坚定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宗旨，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农村合作金融的战略规划、发展目标和业务运作机制，坚决纠正背离“三农”的经营运作，要把服务“三农”的指导思想贯穿到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个层面和每个员工的具体业务中并坚持下去。

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

合作金融是弱小者的自我保护组织，政府不采取优惠扶持政策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西方国家合作金融发展的实践显示，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合作金融进行干预和指导，完全脱离国家干预，真正进行“自我管理”的不多。如法国、美国政府出面帮助合作金融机构的创建和管理体系的建立；日本的合作金融也是在政府各种保护制度支持下运营和发展的，主要的支持制度有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很多国家在税收上对合作金融也给予优惠，美国规定对信用社免征各种税赋、建立信用社存款保险、不交存款准备金、信用社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日本政府规定免征合作金融机构的营业税、所得税、固定资产税，允许分红进入成本，政府对农协合作组织发放的贷款给予利率补贴，对其存贷款利率、资本充足率实行优惠政策等。

我国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如果国家不采取优惠扶持政策，合作金融是难以发展起来的，这也是造成过去农村信用社不得不向商业银行方向发展的一个原因。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对合作金融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由于合作金融组织主要服务于农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经营原则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公益法人”特点，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特殊作用，因此，在金融和财税政策上应有别于商业银行，体现出适当的优惠支持。

三、实行民主管理、外部监管与自身业务管理的有机结合是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西方各国经验来看，合作金融的组织管理体制普遍采取以基层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为基础，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和合作金融体系行业自律管理有机结合的模式。在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作为常设机构。虽然随着合作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多国家引进了股份制的做法，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对大股社员给予了票数加权，但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在外部监管上，各国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管机制。如日本对合作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设立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美国成立了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全国信用社监管局，专门管理在联邦注册的信用社，管理中央和州资金调剂清算中心等。

内部民主管理、外部监督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方各国合作金融管理的成功经验，其中民主管理是行业自律管理和监督管理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行业自律管理则是理顺合作金融组织之间各种关系的关键。这一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合作金融民主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健全信用社主要包括“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为了使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对“三会”的人员组成、活动规则、各自职能、议事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杜绝理事会和监事会形式上共同负责而实际无人负责的现象，形成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在监督管理上，监管部门应把信用社视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来管理，而不具体干预其经营活动，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鉴于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防范风险能力弱的特点，监管部门应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的制定等方面加强监管。督促帮助农村信用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高风险社进行跟踪监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四、加快合作金融的法规建设至关重要

合作金融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有其客观需要。但它能否健康发展，还要靠法律的保护。有无专门立法是一个国家合作金融是否走向规范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别于非规范金融活动的重要标志。通过立法建设来推动合作金融发展，能使合作金融的参与者从立法中明确各自的基本权利、义务和风险，形成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有助于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和行为，也可较好地避免行政当局决策中容易出现的部门利益或任意性问题。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合作金融是在相关专门立法通过之后得到蓬勃发展的。美国有《联邦信用社法》及各州颁布的关于信用社的法案。日本有《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两部综合性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这些法律保护和指导着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