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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5:15:31

合作经济

合作经济范文篇1

今天，在这热情洋溢的夏日里，我们##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了。在此，我谨代表##市供销合作总社、##市农民合作经济联合会，对前来参加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地欢迎！对在市“农合联”筹建过程中，给与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市委、市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和省社表示衷心地感谢！

“农合联”是由##市供销合作总社发起，联合全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建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主要任务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联合与合作为纽带，充分行使组织、协调、服务、指导、监督职能，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规范运作、健康发展，为繁荣农村经济，富农强市，推进全市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服务。围绕这一基本思路，今后我们将着力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着力提高服务水平。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是“农合联”生命力所在。我们将始终把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服务上，把为“三农”服务贯彻在“农合联”运作的每个环节中，忧农民所忧，急政府所急，办“三农”所需。要从大农业、大流通出发，加快职能转变，按照新的运行机制、合作机制和现代商品流通理念，构建基层流通服务网络，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以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赖，成为党委、政府工作的有力助手。

二是着力完善组织体系。未来的10年，将是我市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的要害时期，也是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迅速推进的时期，既面临严重挑战，又布满发展机遇。“农合联”的成立顺应了这种趋势，也为自身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和服务空间。为此，我们将努力落实好省委35号文件和省、市领导指示精神，从“三农”工作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组织农民大力兴办各类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以社会力量为主体、全方位发展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新模式，努力构建起适应我市城乡统筹发展需要、跨地区、跨行业的现代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三是着力搞好联合协作。联合是一种力量，协作是一种保证。“农合联”作为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域的联合性社团组织，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要害在各会员单位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农合联”将以扎实的工作，有效的服务，积极联合、吸纳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涉农经济组织和经济成分加入联合会，实现合作经济组织的大合作、大联合。同时积极维护会员单位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亲和力、凝聚力，以共同的利益纽带引导“农合联”组织形成更广泛的联合与合作，逐步建立起畅通、高效的协作机制。真心希望全体会员单位共举服务旗，同唱合作歌，共铺致富路，同心同德，共同办好农村合作经济事业。

四是着力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行业自律是今后顺利开展工作的根本保证。“农合联”刚刚成立，许多地方亟需完善，我们将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要建立健全议事机构，完善议事规则，履行民主程序，实行民主决策，充分协商，集思广益，按章办事，依法运作。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建立切实可行的行业规范和监督办法，努力使“农合联”运作规范化、制度化，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治理的有效机制，促进我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步入良性轨道，得到健康发展。

“农合联”的成立，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的第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使之健康茁壮成长，离不开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离不开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将继续发扬供销社艰苦创业、负重拼搏、克难求进、勇于奉献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服务“三农”这个中心，高举合作经济的旗帜，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已任，为加快实现我市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合作经济范文篇2

1、给予项目扶持。进一步落实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会议精神，把扶持产业发展的项目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紧密挂钩，在安排高效农业规模化、外向型农业、科技入户、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时，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项目实施载体的，给予优先扶持。

2、实行以奖代补。①先进乡镇：根据目标完成、工商登记、运行质态、辐射带动能力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取前6名乡镇为先进单位，各奖励5000元。②30强示范合作经济组织：按入社农户、经营特色和规模、规范管理、运行质态、与农民利益联结、带动农户增收等考核项目，每年分别评选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各10个，为全市30强示范合作经济组织，并分别给予5000元奖励（与扬州市级以上表彰不重复）。

3、实行专项补贴扶持。对项目好、机制活、起点高、影响大、带动力强的合作经济组织给予项目补贴。对合作经济组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和省著名商标、省名牌产品、省名牌农产品的，以及获得自营进出口权且当年有出口实绩或在境外注册农产品商标的，将分别给予奖励。以上具体扶持及奖励办法由市农工办、财政局制定。

4、积极争取省、市财政扶持资金。对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和较强带动能力，制度健全、效益明显、运作规范的农民合作社，积极申报项目扶持，支持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户提供培训、技术、信息服务，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的引进、推广，发展加工、储藏、运输等，扶持和壮大一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有效运转一年以上，组织章程完善、管理制度健全、有固定办公场所、有生产基地，独立核算，盈余返还，成员不低于300人，以合作社为贷款主体且贷款规模在50万元以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申请扬州市财政贴息贷款。

二、落实相关税收优惠

对中央、省、市出台的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市税务部门要按照财税〔2008〕81号文件精神，细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营中的税收优惠条款，确保落实到位。

1、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

2、对农民专业合作向本社成员销售的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和农膜免征增值税。

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的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征营业税。

4、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用于农业生产，免征营业税。

5、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的技术转让所得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6、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种植林木、林木种子和苗木作物以及从事林木产品初加工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7、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直接用于农、林、牧、渔的生产用地，免缴土地使用税。

8、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法整理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当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税5-10年。

9、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施土地流转的收益和集体资产经营收益，免征营业税。

10、对有房产出租收益的社区股份合作社，参照个人物业出租纳税标准，按5%综合税率标准交纳税金，让农民更多地分享财产性收入。

三、明确农用电价格执行范围

市供电公司要严格执行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电力局苏价工[2000]346号《关于明确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执行范围的通知》精神，对果场、蚕场、水产养殖、花圃（电加热）、蔬菜种植、茶叶种植以及灯光诱虫、农田排涝、灌溉、电犁、打井、打场、脱粒、积肥、育秧、防汛临时用电、现代化或专业化禽、畜养殖业、农村综合变以下为农户加工口粮、饲料等项目，执行农业生产电价。把装接容量在50KVA以下的高效农业用电，纳入电网公用综合变改造范围、保证正常可靠供电。

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市金融机构要将符合授信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列为优先支持的对象，确定授信额度，适度简化贷款手续，增加贷款投入。要根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常的生产周期，合理确定贷款期限，适当优惠贷款利率（小额农贷利率上浮幅度严格控制在20%以内）。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应对市级以上“四有”示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授信，进行小额贷款扶持。开办以非住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房产连同地产（不含单独的地产）抵押以及存单质押业务，满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需求。开办农村资源（如林权、依法可流转交易的水域权）抵押贷款业务。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吸引农村社区的农民股金，兴办为农服务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联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立贷款担保机构，开展融资担保服务。创新信贷担保手续和担保办法，采取动产质押、仓单质押等多种形式，帮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抵押困难。探索和完善政府与银行联手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区域合作模式。

五、支持规范用地

对市级以上“四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非农建设用地，优先安排农用地转用指标，依法办理用地报批手续，相关规费按规定标准执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临时性收购场所、农林水产种养殖场、农机示范推广用地和设施农（渔）业用地，视同农业生产用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用于农业生产的仓库、展示及交易场所简易用房的用地，按照建设用地审批管理。确实不是永久性建筑物的，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办理临时用地手续。进一步落实留地安置政策，可按批准征用土地面积的10%作为集体留用地，入股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用于发展集体二、三产业。

六、完善工商注册登记服务

市工商部门要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免费注册登记，现金或实物出资免验资，免年检。要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变更，严禁在法定条件之外增加或减少登记条件。减、免工商登记时的前置审批收费和相关证照费用。市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窗口要为符合登记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登记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鼓励更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工商登记。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鼓励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经确权的农村承包土地和实名的社区集体资产，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条例》规定的业务范围，为农民成员服务的，属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调整范围内，可以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目前处于探索、试点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比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条例》给予工商登记的办法，明确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地位。市环保部门对经营项目为种植业的合作社，工商登记时不要环评报告。对经营项目为养殖业的合作社，一般不要环评。如确需环评，则由环保局下属的环科所进行环评，不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收取环评费用，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由环保局通过其它渠道对环科所予以补贴。市卫生部门免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卫生许可证费、卫生场所检测费、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等相关费用。市质监部门按省、市要求减免市级收取的合作社机构代码证、副本费和QS认证费用，同时积极向省争取，减、免各种收费。

七、依法保护集体资产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为集体资产，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所有，与乡（镇）、村、组集体资产一样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目和任何方式平调、挪用和侵占。需要征用和占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资产的，应当依法审批，合理补偿。

八、优化发展环境

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各相关部门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行政审批前置（如发改、国土、交通、质监、环保、卫生、消防、农林等）的部门，要从发展“三农”工作的大局出发，转变前置审批理念，减少审批环节，减化审批手续，减免审批收费。市供电部门要加大供用电线路的改造力度，对市级“四有”及示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用电，优先安排电力设施改造。市交通、公安部门要加强农产品运输服务，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事鲜活农产品运输的车辆，应当优先发放“绿色通道”通行证。市农经部门要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工作指导机构，开展业务辅导、政策咨询、项目扶持、登记备案等工作。市农林、水务、农开、农机等部门要立足产业发展，加大项目支持力度，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高效农业提供指导服务。市财政部门要落实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奖励资金。市科技、粮食、商贸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行业优势，积极牵头或参股兴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市人民银行要加大小额贷款等金融支持力度。市宣传部门要大力宣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功经验以及优秀带头人热心为民、乐于奉献、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并共同办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高效农业。

合作经济范文篇3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方兴未艾。

目前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数量相对较少、覆盖面低,规模不大、入社农户占乡村总户数的比例较小,表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

(二)我们国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

1、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更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在各个省内,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河北省石家庄等6市共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1,781个,占全省总数的80%,而全省有20%-40%的县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还是空白。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情况与地区的农业人口数量以及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较多。

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明显。西部地区的组织数量、平均成员数和农民参加比例都是最低的,这符合一般预期;但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其平均成员数量和农民参加比例反而低于中部地区。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市场风险,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农业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协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因而属于典型的高风险、低回报行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单个资源在合作制度框架内的整合,使农民可以更好地应对由农业生产的生物特性,如气候的变异、产品质量的波动以及地域分散性所导致的风险,从而确保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同时,若分散的农户各自设法进入市场,每个农户均需支付可观的搜寻、加工、整理市场信息以及与交易方协商、谈判和敦促履约的费用,而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框架中,农户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建立了清晰稳定的合作关系,将那些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分工活动卷入组织内部分工,由此实现市场内部化,不仅节约了交易费用,而且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效的解决了“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二)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农民的“无组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能够优化组织内的资源配置,培育新的市场主体,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促进农民合理分工,发展专业化生产。其次,它可以使农民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再次,它可以增加农民与政府对话的渠道。

(三)是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来在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商品生产条件下需要农民直接承担的农业生产环节逐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农业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而又独立存在的社会化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货币关系为纽带,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提供服务,从本质上说,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生产过程分工与协作的必然结果。目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同农业生产结成了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体系的有机整体,成为了推动农业生产走向现代化、商品化、专业化的基本保障力量,对于新技术的推广、生产资料的供应、产品的运输、储存等生产经营环节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是国家对农村政策保护体系的重要组织保障和基础。

党和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很多政策措施都难以落实或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目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过于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民缺乏与相关政策有效对接的渠道。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政策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的模式,它可以为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指导和补贴提供组织载体,承担起宏观经济政策着眼点和落脚点的任务,提高财政资金及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农民还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从而大大提高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调控的针对性。

(五)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的载体。

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服务,而且它还通过兴办经济实体,直接成为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载体。

(六)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农村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蕴涵着巨大的生产力,但因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的家庭经营人为地将它们割裂开来,难以形成生产要素的聚合和优化配置,有的有劳动力缺乏信息,有的有信息缺乏资金,有的有技术缺乏土地,还有的善种养不善经营。这些潜在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往往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并使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取所长,相得益彰。

(七)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合作经济组织各类灵活多样的培训,已成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对22个省的统计,近年来,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共举办技术培训班40多万期,参加培训的成员和群众达4288万人。通过培训,大多数人都掌握了一两门实用技术,许多农户成为科技示范户,许多农民获得农民技术员等各类农民技术职称。特别是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实用人才。

三、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大力发展农民经济组织。

(一)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原则。

家庭经营是世界众多国家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经济制度,也将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制度。一方面,家庭经营作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制度,是农业自然选择和自发演进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个产权共同体,内部合理的分工、协作及较低的监督成本,使家庭经营在资源配置、劳动控制、外部收益内部化、激励与约束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实现家庭成员收益的最大化。另外,由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所决定,合作经济不是代替或排斥农业的家庭经营,相反,农业的家庭经营是合作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如果没有农业的家庭经营,也就不会有合作经济。

(二)坚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农业的家庭经营使农民家庭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此基础上,家庭的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都是以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为出发点的,这无可厚非,但个体理性并不直接产生集体理性,在某些情况下,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个体理性无法实现。农民组建或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就在于降低甚至消除由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尽管其行为的出发点是集体理性和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其结果必须以遵循个体理性为条件。如果合作的结果不能带来合作者个体利益的增进,那么,受个体理性支配的个体就会拒绝加入或者选择退出。因此,是否能够实现农民家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统一,是判断一个合作经济组织是否有效率的基本标准。

(三)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是否能够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是判定一个合作经济组织是否是农民自己的群众性组织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其中,“民受益”是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民管”是实现合作经济组织“民受益”目标的手段;“民办”又是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民管”的前提条件,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衔接,是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

(四)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规范发展的原则。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为在合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合作经济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高标准、高起点严格以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为依据,对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以规范。

合作经济范文篇4

一、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动因

合作社、合作经济由来已久，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近两年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它是农民自愿建立的，以服务为宗旨，以维护成员利益、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以某种专业生产活动为纽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管理、自我积累的合作经济组织。京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动因。

第一，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需要。

近年来，郊区通过落实土地延包30年、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等一系列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农民获得了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完善。但是，农民家庭经营的规模小、实力弱，单家独户无法解决在市场经济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农民家庭的市场主体地位在经济大潮中不够稳固。而仅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有关部门统一经营的层次，又难以完全解决农民面临的问题，因此，在不改变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迸而完善郊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必然。

第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富裕农民为根本出发点，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性措施。

近两年，郊区的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果树、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发展迅速，养殖业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各种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专业带大量涌现，区域化、专业化生产的特征日益突出。作为专业化、区域化生产的重要载体和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农产品生产、销售和加工等竞争环节起到加强协作，保证各环节正常运转，特别是保护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获得相对较高回报的重要作用。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为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富裕农民目标的基本措施。

第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载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小规模、家庭化生产越来越难以获得完整、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以指导生产，一些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企业也会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隐瞒或扭曲市场信息，使得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很难抵御市场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一个桥梁，集合广大农民的力量来调节产、供、销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规模，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改变了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第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京郊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北京郊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既是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正如江总书记指出，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必须依靠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来开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是家庭分散经营做不到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将广大农民有机地组织起来，使分散的家庭经营联合起来形成规模，降低获得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为最终实现郊区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

二、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随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农民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一家一户参与市场竞争的劣势所在，通过能人带路、邻里互助、亲友联合等方式，解决一家一户无法自行解决的市场难题，形成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雏形。郊区各级政府及时肯定了农民的创造，并在组织形式、规章制度等方面不断使其规范化、正规化。经过几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简到繁的渐迸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截止到2000年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发展到1800多个，其中2000年新发展360多个，占总数的近20％；固定资产总值达15亿元以上，共实现盈余5.7亿多元，带动农户22万多户，户均增收3250元。

10个远郊区县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多的是通州区，有330多个；怀柔的专业合作组织平均单体经济规模比较大，平均固定资产近250万元；顺义的专业合作组织起步最早，辐射面和带动能力都比较强；密云的专业合作组织效益比较好，平均每个合作组织实现盈余130多万元；怀柔和大兴的专业合作组织对农户的带动能力比较强，怀柔县平均每个组织带动240户左右，大兴县平均每个组织带动180多户；通州区和昌平区的专业合作组织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比较明显，通过合作组织带动，户均增收分别达到4600元和4200元目前，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合作领域拓宽。郊区农民的专业合作最初是从蔬菜、瓜果的生产环节开始的，以顺义区沿河瓜菜产销合作社为代表，直接推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发展。近几年来，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和农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农民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已从蔬菜、瓜果等种植业范围扩展到养殖、旅游以及农机、水电、科技服务等各业。其中，农机、水电、科技服务类的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近50个，旅游开发的专业合作组织也在怀柔、门头沟、平谷等区县出现。合作的深度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扩展到产、加、销全过程，涉及到加工、销售领域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占19．4％。

二是利益联结紧密。郊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利益联结比较紧密的出资型合作组织占60％以上。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力和技术等参股，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新型经济共同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如顺义区张镇生猪生产合作社将194万元资产全部设置为股金，210户社员全都出资入股。大兴县庞各庄镇乐平瓜菜产销联合体，在内部明晰产权、规范运营的基础上，不但核心层成员要入股，部分的骨干成员也要入股。

三是创办形式多样。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组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农民自办，如房山区长阳奶牛合作社，由30余户养殖大户为解决鲜奶销售和奶牛养殖技术等问题而自愿组成，目前已有268个养牛专业户参加了该合作社。有的是企业与农民合办，如顺义区张镇生猪生产合作社是由张镇生猪屠宰厂和养猪专业户共同出资联合创办，发展规模猪场76个，带动养猪户1400多户。有的是农业服务组织领办，如门头沟区奶牛协会，由区畜牧局下属的奶牛服务组，为解决鲜奶销售问题而牵头组建，已发展会员100多个，2000年1-9月份替奶农销鲜奶44万多公斤，奶农增收18．3万元。还有的是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联办、企事业单位与农民联办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基本都以农民为主体，保持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性质。

四是合作地域范围广。随着事业的发展、成员的增多，郊区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市场为基础，以产品为依托，实行跨区域发展。如大发正大公司发展了很多跨乡镇、跨区县的肉鸡生产协会，其中顺义区张镇肉鸡协会不但有其它六、七个乡镇的农民，而且还有平谷县的农民。延庆县的小丰营蔬菜销售协会，在帮助本县农民销菜的同时，还帮助外区县农民销售蔬菜，带动了区域蔬菜产业的发展。

三、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速度很快、势头很好，但是受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其发展还很不规范，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合作水平低，带动能力弱

一是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对于郊区300多万农民来说，数量还是太少。二是多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合作的初级阶段，重盈利轻服务，重分配轻积累，有的甚至与农民还只是买断关系，社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三是合作组织市场占有率低，对市场影响度相当有限，直接影响了合作组织带动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运作、管理尚不规范

一部分合作组织在经营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不完善，内部既无章程，又没有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活动较松散，组织能力较弱，经营也很不规范，基本停留在自发运行阶段。这种状况不但会影响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带动力，还可能留下发展隐患，制约自身健康发展。

3．对农民利益保护不够

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从维护合作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出发，开展紧密的互助合作与联合，与社员只是简单的买断关系；相当一批合作经济组织仅仅停留在生产环节或技术方面的简单合作，并没有解决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的问题；还有些合作经济组织只注意保护核心层的利益，而忽视成员的利益。

4．加工和销售型合作组织发育不够充分

发展销售和加工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只有发展加工和销售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才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解决农民进入市场难的问题。而目前郊区此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只有300多个，所占比重不足20％，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促进郊区农民专业台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的对策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应遵循合作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力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快郊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当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坚持发展原则，加强引导和规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必须确保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为农民服务。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至少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①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坚持农民自愿组建、自愿参加。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制定规范的章程。章程要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坚持照章办事，用章程决定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规范合作组织的运作程序。③重大事项要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坚持民主办社。④合作组织内部应当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特别应提倡和鼓励发展出资参股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⑤要坚持对内讲服务、对外讲盈利的办社宗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入社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同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③合作经济组织的盈余和积累应归全体成员所有，对年度可分配盈余，在留有必要的积累后，应按交易量数额比例返还给农民。

2．树立典型，确保发展方向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同于传统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它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突破社区界限，由农民自愿组建的互助性合作组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当采取引导和扶持的方法，但绝不能搞行政干预、行政捏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以典型示范推动其发展。要推出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它们的做法和经验，带动更多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3．借助外力，加速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是农民，受自身素质的局限，只有借助龙头企业等外力的推动，才可能更快地发展壮大。因此，大力发展以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尤其是有一定规模的大型龙头企业，对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这些市场开拓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水平高、对农产品吞吐量大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可以解决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一系列难题，农产品就有了比较稳定的销售市场，就能带动农产品专业生产基地发展，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促进农民增收。大兴县顺兴葡萄酒有限公司是葡萄产业的一个龙头企业，1999年带动农户2000多户，发展葡萄基地万亩以上，葡萄酒年产量达8000多吨，实现产值1200多万元。

4．政府扶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前郊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扶持和引导，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是加快制定政策法规，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政府要制定有关政策或法规，明确合作组织的性质、运作规则、管理部门等。对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予以登记注册。符合国务院颁布的《社团管理条例》的各类技术协会，民政部门也应给予社团法人登记。

二是加强指导，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各级政府在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上，必须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方针。所谓“民办”，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农民自愿组建，党委、政府不能采取组织措施强行捏合或拆散，也不能按长官意志拔苗助长。所谓“民营”，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坚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必须保证入社农民的发言权、决策权，不能少数人说了算。所谓“民受益”，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以保护入社农民的利益为天职，要使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决不能侵害入社农民的利益。这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才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运作，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持久的活力。各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提出建立规范运行机制、严格管理的要求，并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要集中精力为合作组织开展好技术服务，优化其成长环境，并积极培养和扶持新的经济能人，组建新的上规模、上档次的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经济范文篇5

一、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动因

第一，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需要。

第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富裕农民为根本出发点，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性措施。

第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载体。

第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京郊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三、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速度很快、势头很好，但是受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其发展还很不规范，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合作水平低，带动能力弱

2．运作、管理尚不规范

3．对农民利益保护不够

4．加工和销售型合作组织发育不够充分

四、促进郊区农民专业台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的对策

1．坚持发展原则，加强引导和规范

2．树立典型，确保发展方向

4．政府扶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

合作经济范文篇6

(一)关于合作社的界定

合作社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广泛而长久的命题。国际社会关于合作社的定义、价值观、原则、作用及如何发挥优势，形成了很多共识。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CA)代表大会通过了《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2002年6月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发展合作社的建议》，也接受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定义、合作社价值观和合作社原则。这里，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和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为2002年第80届国际合作社日暨第8届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的致辞，就合作社的定义、价值、原则、作用和如何发挥优势问题试作归纳阐述。

定义。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他们按企业资本公平出资，公正地分担风险、分享利益，并主动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台湾省的合作社法把合作社定义为“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求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而其社员人数及股金总额均可变动的团体。合作社为法人。”荷兰的农业合作社定义为：“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组织，共同核算，共同承担风险，同时保持农业活动的独立性以及使有关的经济活动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在瑞典，合作社就是农民拥有和控制的公司。纵观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的定义及各国或地区的合作社法，合作社有这样几个共同特征：(1)合作社是社员入股、联合所有、社员控制和社员受益的经济组织；(2)合作社是经济实体，有可供支配的财产；(3)合作社是合作社法人，有不同于公司制企业的内在规定性。

价值观：国际合作社联盟倡导合作社应尊重并实践“自助、自我负责、民主、平等、公平、团结”的合作社价值观和“诚信、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观。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在2002年7月5日“纪念国际合作社日促进合作经济发展座谈会”上说，合作社“是一个大学校，是培养社员集体主义和民主精神，发扬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的极好场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阵地”。总之，合作社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追求社会效益，培育公民的责任感和团结合作精神，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原则：最早的合作社原则是罗虚代尔原则(共5条)，一个半世纪的实践证明这是各国合作社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合作社原则也在不断发展。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年的百年庆典大会将国际合作社原则增加至7条，即：①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②民主的社员控制[1]；③社员经济参与[2]；④自治与独立；⑤教育、培训和信息；⑥合作社之间的合作；⑦关心社区。其中，社员民主管理和社员经济参与这2项原则规定了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它规定社员对合作社的民主控制，最普遍的是在基层合作社一级坚持平等投票，即一人一票；在合作社盈余分配上，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比例返还利润是合作制的核心，认为社员为合作社未来提供的额外(除缴纳股金外)资本，可以获得相当于银行利率的利息，但不得分红。笔者认为，合作社原则不可否认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加以运用，并根据实践要求予以创新和丰富，否则合作社就会被淘汰，但一些体现合作社特性的社员民主管理原则、社员经济参与原则是根本性原则，应得到遵循[3]。

作用：2002年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发展合作社的建议》，承认合作社在创造就业、整合资源、投资形成和对经济作贡献方面的重要性。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为第80届国际合作社日暨第8届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的致辞中说：“合作社支持社会力量的凝聚和稳定，提高公民的责任感和社会义务。”国际合作社联盟致辞说：“合作社是以团结和社会责任为价值取向而运行的企业——它们关注其成员及其社会。”“合作社实实在在地为社会更加公正和更加尊重人类的价值做出贡献。”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局致辞说：“‘机会、赋予能力和提供保障’这3个因素是帮助摆脱贫困和社会歧视的基石；使得合作社能够提高在非主流经济的边际工作效应，将未受保护的工人的利益融入到主流经济生活中。”“合作社及其价值观能够创造出关心人民、关注社区、民主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形式，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群体的自助组织，对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有突出的作用，在目前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合作经济，这也是合作经济面临的机遇。

如何发挥优势：2002年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发展合作社的建议》，要求所有成员国政府采取措施，营造适合合作社发展的环境，以增进经济福利和社会稳定。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为第80届国际合作社日暨第8届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的致辞中说：“合作社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来应对各种社会挑战，帮助残疾人并保护环境。通过提供培训、帮助业务开发和信贷等，赋予了个人和社区更大的发展潜力。”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局致辞说：“通过合作社的企业化来创造就业、摆脱贫困、战胜社会歧视、维护可持续发展。”国际农业生产者联盟致辞说：“为了从‘合作社的优势’中受益，合作社需要具有远见、勇气和诚实品质的领导者。”号召其成员“通过可效仿的对成员服务和坚持重要的合作社价值——诚实、责任、透明和民主来提升合作社的优势”。

(二)几个问题的判断和辨析

根据上述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可以推演出以下判断和评析：

1.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不同分类依据条件下的两个概念

长期以来，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混淆是困扰我国合作社发展的理论障碍。为此，必须对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关系予以澄清。

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不同分类依据条件下的两个概念。集体经济是根据产权的所有形式而界定的经济形式，它指生产资料和经营性财产归集体所有，按这一依据划分的组织还有国有经济、私有经济等。合作经济是根据组成及运行方式而界定的经济形式，按这一依据划分的组织还有公司制企业等。“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具有实质区别，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的联合，它承认私人产权；而传统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财产的合并，它否认私人产权”(韩俊，1998)。

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两个概念虽是不同范畴的概念，各具外延，但两者有重叠之处，即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因为合作经济有共同产权[4]，但并不是所有集体经济都是合作经济，这就是不能完全重叠之处。

2.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质是集体化

综观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其实质是集体化。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建立高级社和过程中，自愿原则没有得到遵循，多数是通过政治或行政手段强制农民入社。第二，不承认个人产权，实行财产“归大堆”。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目标是建立高级社，有的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才到高级社，有的是直接到高级社。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实行分散经营。互助组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等归农户，分散经营，农户之间调节劳力或畜力、农具等余缺。初级社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农户，入股分红，有少量公共积累。到高级社，入社的所有生产资料无偿合并，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收益权被完全剥夺，这种合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归大堆”。时期，实行政权与产权合一，将排他性公有产权“升级”为无限制公有产权(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公共决策也介入社员个人生活(公共食堂)。这种尝试失败之后，1962年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产权形式。第三，政社合一制度使国家人的公共决策通过行政体系到达农村基层，合作社自主权被弱化，还能使农户而非国家承受公共决策的种种后果。

3.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合作社的“亚种”

股份合作制是把股份制引入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合作社的“亚种”(应瑞瑶、何军，2002)。股份合作制企业与股份制企业的显著差别表现在：第一，从产权结构上看，股份合作制是社员占有与股东占有结合，它与合作制的社员个人占有和股份制的按股多少占有不同，不允许少数人控股局面的形成。第二，投资者与客户的身份同一，即它不仅仅是投资者所有的企业，而且同时是企业客户即农产品生产者所有的企业。第三，合作社成员的持股额，与农产品的交售额相互挂钩。

4.合作经济生存空间广阔

合作社自产生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产生的经济动因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生产者、雇工和低收入消费者，为抵御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而走向联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尽管以资本为核心的公司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并对合作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但合作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广泛而长久的命题。国内外实践证明，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就必然联合起来，兴办合作社，维护自身的利益。换言之，合作经济组织生存的条件是市场经济和弱势群体的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有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农民，以及农业的弱质性，这给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合作经济：兴起的背景和发育模式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是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农业弱质性特点的必然结果，即在市场经济和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分散经营的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很难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急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于是，从节约交易费用出发，寻求通过交易的联合，形成规模效益，使内部交易费用小于外部交易费用，便产生了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关于合作经济组织产生背景的分析，可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分布得到验证。在浙江省衢州市625个(2001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从事种植业的有165个、占26.4%，从事养殖业的有213个、占34.1%，从事加工业的有57个、占9.1%，从事运输业的64个、占10.2%，从事其他经营的有126个、占20.1%。就种、养业而言，养殖业的合作组织发育比种植业多；就种植业内部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蔬菜、果业上，而粮食合作组织不仅由于商品率低且还由于实行垄断经营而缺乏滋生的政策空间而发育缓慢。这一现象说明，在种养业中，由于蔬菜、果蔗、水产、家禽、蚕桑等商品率较高、市场风险较大，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弱势的分散的农民需要合作。同时，从事加工业、运输业的合作较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停留在初级产品上，这是由于加工业和运输业利润率较高，且对资金、设备、技术要求较高，较适合资本运作。这也验证了我们的一个假设，即在市场经济体制和WTO框架下，农村资源配置方式是有利于农民自主的经济组织成长的。

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参加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左右。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方式，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由农民自己组织兴办的；二是依托政府有关经济技术部门(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供销合作社组织)引导农民兴办或者联合兴办的；三是由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引导农民兴办的。据浙江省农业厅调查，2000年全省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农民自己组建的529家、占19.8%；依托政府有关经济技术部门组建1996家、占74.8%(其中依托农业部门组建的1204家、占45.1%，依托科协部门组建的340家、占12%，依托供销部门组建的90家、占3.4%，依托政府其他部门组建的362家、占13.6%)；依托“龙头”加工企业组建的142家、占5.32%。可见，不存在依托而由农民自己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足20%，而依托政府部门组建的高达70%以上，依托“龙头”企业组建的只有5%，这表明我国合作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

上述3种发育方式只是一种简单概括。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以下5种组织模式：

(1)邯郸模式。其特点是“官民结合”，由政府及有关涉农的技术经济部门选派少量骨干，与农民一起共同组织“农业服务协会”。按服务功能和产品类别不同，分别成立“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综合农协主要为农户解决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专业农协侧重围绕主导产品发展，办一体化经营的实体，为专业农户提供服务。邯郸市从1989年底开始进行农协试点，逐步在全市形成了以农协为中心，横联政府涉农部门，纵贯各类专业农协、“龙头”企业、服务实体和千家万户的服务体系，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从1994年开始农业部在陕西、山西、安徽3省进行的农民专业协会的试点，大体也属于这类模式。类似邯郸市采取“官民结合”的组建形式，在陕西省试点初期也比较普遍，说明在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初始阶段，依托县乡政府及有关部门出面，与农民联合组织，是一种较为现实和有效的过渡模式。陕西省试点中开始由“官民结合”形式组建的农协,目前已开始向以民办为主转变，一些在农协担任主要职务的乡镇领导干部正在逐步退出，由在当地有影响的农民来担任。

(2)莱阳模式。其特点是根据农业生产发展及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需要，组织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农民是兴办合作社的主体，同时发挥国合流通企业和农口服务部门以不同形式参与兴办合作社的作用。自1994年底以来，全市已建立合作社420个，基本社员16.7万户，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合作社已有212个，占总数的50%。国合流通企业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合商业与农民联合组建新的合作社；有国合流通企业以资金、物资、设施、设备等折股参与农民办的合作社。全市国合流通企业参与农民组建的合作社有88个，这些合作社的规模都比较大。莱阳模式探索创造出一条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专业农户联合方方面面涉农部门兴办专业合作社，实现两种组织资源的优化整合，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新路子。根据陕西等省的试点经验，要注意的问题是这类专业合作组织仍然要坚持民办性质，重视民主管理，绝不能办成国家技术经济部门的经济实体和附属物，也不能打着合作社的牌子，谋求部门利益。

(3)宁津模式。其特点是在培育农民组建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上实行两步走的步骤，即：先以“农民合作协会”形式组织起来，作为初级阶段，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再建立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目前全县有近40%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协会，近期已有一批农民合作协会，组建成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山东省的禹城、江苏省的高邮市的做法与宁津县有类似之处。

(4)安岳模式。其特点是以一种农产品为纽带，成立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实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四川省从1985年3月安岳县创建驯龙科学养猪协会以来，目前全省已有200多个农村协会实行股份合作制。据101个股份合作制农村技术协会调查，有会员14783人，平均每个协会1664人，拥有资金额6684.4万元，平均每个协会66.18万元。协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受到农民的欢迎。

(5)江山模式。其特点是农民联合起来办专业合作社，再由若干合作社联合起来办“龙头”加工企业，形成“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格局。这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的一种较好的模式。他们还以行业协会为纽带，把农户、合作社、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的一体化经营体系。江山市养蜂协会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目前已形成以蜂业为主体，集科工资、产加销为一体的产业化体系。“江山模式”已在全国推广。“江山模式”说明，国际合作社原则中第六条“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原则”，是可以在我国具体加以运用的，并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同类产品的专业合作社可以单独，也可以联合起来办加工企业，把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所获取的利润留在农业内部，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的。这种组织模式与“公司+农户”的模式相比，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更有利于“龙头”企业的扶持发展，它预示着合作社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有着自身的优越性，同时也预示着“公司+合作社+农户”将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上5种模式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发而探索发展起来的，各有特色，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邯郸、莱阳、宁津、安岳和江山虽做法不同，但从中可以归纳出共同的启示，即：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经济水平的差异很大，加上各地区的社会环境、干部条件也有差异，在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个问题上，不能一刀切、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我们建议将此作为我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原则。可以相信，在此原则指导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然会避免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的失误，获得健康发展。

三、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与发展趋势

关于合作经济组织类型的划分方法很多，如：有的学者将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性合作组织和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5]。有的学者依据功能进行分类，将合作经济组织分为农产品销售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型、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型、技术服务型[6]。有的学者依据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有无依托进行分类，分为存在依托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不存在依托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有的是按产业分类。前述5种模式也是一种分类法。我们认为，合作经济组织遵循合作制原则是共性，但其组织形式又有多样性，其分类应根据制定政策和立法等不同需要进行。之所以从这一角度考虑，是因为现行合作经济组织在注册登记问题发生了混乱，有的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有的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有的在农业部门登记，还有60%左右一直没有注册登记。这不仅是一个登记的问题，而是有无民事主体地位问题，事关合作经济组织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已经制约着我国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为此，我们主张从政策制定和立法调整对象划分合作经济类型，具体分类依据有两项：(1)入社获得社员的资格条件，即是缴纳会费还是缴纳股金；(2)合作经济组织是否经济实体。根据这两项依据分类，合作经济组织可分为两类：

一是协会型。其特征是入会时缴纳会费而不是股金，不是经济实体[8]。它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在技术服务、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上联合起来建立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类协会不以盈利为目的，利益关系比较松散，主要围绕一种主导产品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二是合作社型。其特征是入社时缴纳股金，属于经济实体。其性质是劳动者自愿联合的组织，实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入股只是取得社员资格，若分红要受到限制(按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量分红)。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把所获得的利润，按交易量返还给农民，这是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所区别的重要特征。它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典型形式，是借鉴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以为社员服务、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宗旨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

为了吸引资金，有的合作社开始引入股份制，于是，合作型合作社又演变成两种类型，即：(1)会员制合作社，它是典型的合作社；(2)股份合作制合作社，其特点是在分配上实行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对外来资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额外资本)和社会资本(非社员的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则实行按交易额返还，或两者结合。

这样分类的意义在于，不同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民事主体地位不同，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即：协会型属于社团法人，在民政部门登记，按照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进行运作和管理；合作社型属于合作社法人，在工商部门登记，按照合作社原则运作。

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合作社型数量少，而协会型数量多。课题组所到6个省的调查点，只见到了宁夏汉灵渔业联合社和湖南省浏阳市张家店花木合作社2个专业合作社。2001年杭州市农村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34个，其中专业合作社15个，专业协会119人。根据山东省的抽样调查，截至1999年底，农村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中，合作社占21.9%，农民协会占55.2%，股份合作组织占22.9%。

协会将朝着两个路径发展，一是保持协会性质，不断发展和完善；二是由协会向合作社转型。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专业协会为主的现状，正是合作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协会型是合作社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即可以以发展专业协会为起点，首先培育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表达能力和民主意识，再逐步形成合作社。协会型向合作社型演进的机理是，协会是松散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的合作社型的认识逐步提高，要求演进的迫切性渐强。

合作社朝着两个路径发展，一是保持合作社性质，不断发展和完善；二是由合作社发展为股份合作制型。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型演进的机理是，合作社面临资本的挑战，一人一票和资本报酬限制原则将制约其吸引资本的能力，而采取股份合作制，可以吸引到外来资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额外资本)和社会资本(非社员的资本)，这也正是合作制在新的条件下的创新。有的股份合作型企业还会向公司型企业转变。对于农业而言，因为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群体的弱势特点，决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样，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对于非农产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过渡性组织形式，这是由其产权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所决定的：一方面，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合作社相比，允许资本参与分配，增强了吸引资本的能力，这是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企业演变的动因。尽管如此，由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不可转让、不可交易、不能变现，是一种准股权，这也会成为这种制度广为实行的一种障碍。因为社会上人们不愿意投资于一种不能再交易而且本金也无法再收回的金融资产。另一方面，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前的集体企业相比，产权明晰，职工的激励机制建立起来，但由于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方式的原因，经营者的激励不充分，资本利益得不到完全保障。虽有个别成功的例子，但从“大数”规律看，这种产权关系在短期内问题不大，因为资本积累的问题还有待充分显现出来，但长期地看则很难成功。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其向以资本为核心的公司制企业演变，这可以从常熟市乡镇企业两次改制过程中得到证实。地处苏南的常熟市在1996年7月至1999年10月对乡镇企业进行的第一轮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有915家，占40%，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只有420家、占18.4%，拍卖、转让企业953家、占41.6%。此轮改革实行股份合作制等，将原来产权“归大堆”的集体经济，改为产权明晰到职工个人的集体经济。应当说，这一步的迈出，也非易事。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性分析，实行维系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过渡性改革，是因为意识形态在改制中起着决定作用。股份合作制被认定为姓“社”，而这一渐进改革还“赎买”了职工，从而减少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从改制后企业发展实践看，股份合作制企业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是因为股权分散，企业形不成核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积极性的发挥，而且也束缚着企业家的手脚，企业利益最大化难以实现。由于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少企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这些，使得常熟市乡镇企业在第一轮改制后不久即开始了第二轮改制。在2001年2月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个体私营企业，当地称之为“两头转化”。其目的是实现产权、责任、利益明晰到人，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至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常熟市农村消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过渡性组织形式，这一结论对非农产业是成立的(上述关于常熟市的案例也是非农产业)，而对于农业而言，因为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群体的弱势特点，决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样，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

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以农民协会为基础，以专业合作为重点，以股份合作为方向，呈多样化发展态势。

四、合作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制度创新

在资本收益率高的背景下，合作制的限制资本参与分配原则受到挑战。在资本利益最大化驱动下，资本向公司制集中，而合作社缺乏资本的问题将渐显，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发展的背景下，资本导向型企业(如股份制企业、家族企业、合伙企业等)成为主流经济，这对合作社的发展构成挑战。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但是，作为弱势群众的经济组织——合作社，在有9亿农民的广大农村，尚有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面对资本对合作制原则的挑战，合作社也在进行制度创新，一些合作社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引入资本参与分配机制，使得合

(1)将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以“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形式分割。一般而言，合作社财产由3部分组成，即社员出资入股、合作社经营中的积累和国家支援投入。现行的行政规章规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可分割，即两个财产主体：一部分是社员名下的公共财产；另一部分属于合作社，但实际上没有人能真正对这部分财产行使所有权，对此，可以通过将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分解为零的办法加以解决，即先按社员各自的惠顾返还，记在社员个人名下，再提取积累，这样形成的积累以“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形式加以分割。“个人内部资本帐户”的增值，不得以现金方式提走；职工的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只享受股息，利率可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若干个百分点，不再分红。

(2)按股分红与利润返还相结合。允许资本在合作社参与分配，即在一人一票和股金外资本报酬制度上加以改进。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原则规定“一人一票制”，即合作社对重大问题的表决，不管你持有股金多少，也不管你是普通社员还是董事，一律实行一人一票制，这被认为是合作社区别于股份制企业的特征之一。但是，各国实践表明，“一人一票”不是合作社民主管理的惟一模式。在欧洲，表决权的一人多票已十分普遍，非盈利和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由强调发展和承认个人能力差别的原则所取代，并由个人能力差别决定其在组织中的地位。美国法律规定，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或采取一人一票制，或者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8%。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资本稀缺，农业合作社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成为突破“一人一票制”的客观要求，否则将制约着合作社对资本的吸纳，甚至可能发生“大户”选择“以脚投票”而离开合作社。有鉴于此，应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如果按持股多少表决，则应把股金分配的红利限制在不超过银行同期利率若干个百分点。利益分配上实行“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即实行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法定比例，也可以采取“一社两制”形式，即对外来资本和社会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则实行按交易额返还。

五、政府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

合作经济组织尽管是自助自治的经济组织，但它是一个弱势组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在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一)通过给予合作社民事主体地位并制定合作社法，以保障合作社的正常经营活动和合法权益

现在，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城市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及“三资”经济，都相继颁布了法律法规，唯独合作社经济尚未制定法律。《合作社法》立法滞后，合作社法人地位没有确立，使得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绝大多数地区的工商部门对合作社不予登记，而只能在民政部门按社团登记，使其不能以合作社法人的独立经济实体开展各项经营活动，进而导致农民在销售产品、签订合同、解决贷款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例如，许多专业合作社由于缺乏相关政策和应有的体制环境，在经济交往中无法给人以稳定的预期，这使得许多工商企业宁愿与县乡政府签订合同，也不愿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严重地影响了合作经济组织技术经济交往的范围和信誉，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如此下去，各类合作社得不到广泛发展，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可能与各国的大公司、大合作社进行竞争。这样，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我国的“三农”问题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十分激烈，反倾销问题将更加突出，但合作社法人地位没有确立，不能参与诉讼和应诉，必然在反倾销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不能保障其合法权益。因此，尽快制定《合作社法》，填补这个空白，已迫在眉睫。制定《合作社法》，是国际上通行的作法，在欧美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这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亚洲，除中国、朝鲜和越南外，都早已制定了合作社法，其目的是给予合作社的合法地位，对农业和农民建立一种直接的利益保护机制，以保障其健康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补充合作社法人的相关条文。具体而言，在《第三章法人》中，增加合作社法人一节，列为第四节。其条文拟为：“合作社是城乡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在生产、生活上谋求互助合作或有关服务，对内实行非盈利原则，对外实行企业化经营的群众性组织。合作社有章程，有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并将原第四节联营改为第五节，其中参与联营的，除企业、事业单位外，相应地加上合作社。

其次，加快制定《合作社法》。这一法律主要规定合作经济组织共性的基本内容。国家制定有关合作社的政策与法律，不应把调整合作社的内部经济关系作为重点。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立法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主要是解决国家如何指导和扶持合作社发展的问题，合作社的内部活动、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等问题，可以由合作社的章程去解决。

(二)从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

世界各国对合作社都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德国对合作社的管理费用，第一年补贴费用总额的60%，第二年为40%，第三年为20%。日本农协进行的获得政府同意的农产品加工项目的厂房、设备所需投资，50%由政府提供。

农业直接补贴与合作社。主要是通过补贴以低价供应生产资料。意大利国有能源部门向合作社提供的农业用油价格比城市低50%，农业用电价格比非农业用电低1/3。

各级政府及所属有关机构应积极支持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政府在各种综合性和专项投资、拨款、贷款、基金项目中，应列入支持合作社的相关科目[9]。政府对合作社为社员提供自助性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采取财政税收[10]优惠政策。

政府有关业务部门要在合作社登记注册、业务指导、信息提供、技术培训、提高素质、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做好相关服务、指导、协调工作。政府要尊重农民自愿原则，农民有选择合作的自由，也有不选择合作的自由，合作的程度及合作的规模完全由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自己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否定政府对合作社的引导。应当通过示范章程，引导合作社建立民主管理制度：(1)建立和完善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监事会的管理模式。(2)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聘任经理的经营管理模式。合作社要逐步走向专业化管理，应当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业务。中国及国际合作社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两项制度可以有效地推进合作社的民主管理。

政府还应保障合作社、社员的合法权益和资产，任何部门、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挪用、平调合作社的资产。

主要参考文献：

肖万钧、巴音朝鲁、武小欣：《浙江省航民村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村庄》，《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缪建平：《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及其必然趋势》，《合作经济与农业产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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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赵农：《决策权的分配与决策方式的变迁––––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宏观思索》，《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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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杨志文：《对专业技术协会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注释

[1]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的解释是：指社员管理合作社的民主形式，在基层合作社实行社员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其他层次的合作社也要实行民主管理，投票权由其章程规定。

[2]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的解释是：指社员要公平地入股，并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资本；但是，入股只是作为社员身份的一个条件，分红要受到限制。换言之，社员必须向他们的合作社投资，但合作社的宗旨是为社员服务，合作社的资本从属于这个宗旨，入股只是取得社员资格、获得合作社的服务和享受社员优惠的条件，不是以获取股金分红为目的。因而，入股要采取公平的方式，如果实行股金分红，对分红也要有所限制。

[3]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合作社的“民办、民管、民受益”三大原则。

[5]专业合作社是按不同的专业组建的，多分布在人少地多的国家。西欧、北美许多国家80%以上的农场主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在西欧农产品市场上，合作社经销的产品占60%的份额。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分别占市场份额的95%、78%、70%。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80%。社区合作社是按地域组建的，多分布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日本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就属于这类合作社。

[6]缪建平：《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及其必然趋势》，《合作经济与农业产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1月。

[7]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8]国家规定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一类的非营利组织本身不能直接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可以投资兴办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或非法人经营机构，协会可以兴办营利性的经营实体。在这类实体中，会员的劳动和资金可以参加分配，从而能够实现会员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协会经营实体的运营中，任何组织形式，如合作制、会员制、合伙制、股份制等方式都可以引进和应用。

合作经济范文篇7

合作社制度是指包括体现合作社性质、宗旨、目的、价值的合作社原则以及合作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内的规则体系。研究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应以研究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

(一)合作社的历史发展。合作社在各国的发展进程虽不尽相同,但就世界范围内,以合作社原则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等因素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

史前期:1844年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诞生前。该阶段的合作社从今天所研究的合作社制度内涵角度讲都不具有典型性,可称为史前期。

初创期: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产生至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创建。该阶段合作社大量涌现,消费、生产、信用、农业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均已形成。各国有关合作社的最初立法基本完成。

发展期:从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立加强了各国合作社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各国政府也开始更为积极地扶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立法大多从综合性合作社法转向了各类专业合作社法。

成熟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大规模地开展了合作社运动,合作社原则经过多次修改有了大的发展和完善。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创建了各类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合作社。

创新期: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动,既对合作社发展提出了挑战,又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合作社若干原则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它是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典型代表。

上述简单回顾表明:我们虽在理论上可以把合作社发展的第五阶段称为创新期,但事实上在合作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实现着创新。创新是生命体的本质内涵。因此,必须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问题加以研究。

(二)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合作社制度的核心是体现合作社本质与特征的合作社原则。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形式的要素,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在当时确定了如下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市价销售商品,收取现金,不赊购赊销;合作社的盈利,按社员购买货物的比例分配给社员;表决权一人一票,不因出资多少而有差异;合作社的资金不靠捐献,而由社员自己出钱入股;遵循公平交易,货真价实,足斤准尺;重视社员教育,提取合作社盈余中的2.5%作为社员教育费用;对政治和宗教保持中立。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和修改合作社原则的基础。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虚戴尔合作社的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合作社联盟办社原则列为联盟章程,史称罗虚戴尔原则。

1937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将合作社原则归纳为七条,新增“股本利息应受到限制”。1966年又作了修改,去掉了现金交易和政治宗教中立,增加了“促进合作组织间的国内和国际合作”。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将合作社原则修改为七条: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社员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社员经济参与;自治和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间的合作;关心社区发展。

纵观合作社原则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当合作社原则由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提出并实践后,一种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新型经济组织——现代合作社诞生了。合作社原则凸显了合作社的本质,成为指导各类合作社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准则;第二,为了回应外部环境的挑战,合作社原则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的变化是为了使合作社既保持自身的性质,又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第三,无论合作社原则如何变化,最能体现合作社本质特征的主要原则没有根本性改变。比如,自愿入社、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三)传统合作社的主要制度缺陷。伴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传统合作社在制度上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

1、合作社规模不稳。传统合作社社员资格开放原则使得社员进入与退出比较随意,成员的不稳一方面导致合作社规模的不稳,要么生产能力过剩,要么供给能力过剩;另一方面也使社员的责任心不强,对合作社关心不够。这些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

2、合作社融资能力有限。传统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即投资者与利用者)统一的原则将只想投资不想利用合作社的人排除在外,不能很好地吸纳社会资金。社员的经常变动致使合作社的资产也不断变动,这又使合作社获得贷款也变得比较困难。融资能力下降必然导致竞争力下降,发展艰难。

3、合作社产权制度模糊。传统合作社是典型的“人合”,决策一人一票,盈余分配按惠顾额,这两方面都与社员投入资金的多少无关联。且合作社的规模越大,社员个人在合作社财产中的份额就越小又不清晰,这就会产生“搭便车”行为。社员对合作社关心度不够,合作社对社员吸引力不强,合作社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4、合作社专业化管理缺失。传统合作社遵循社员民主管理原则,而合作社成员未必一定是专业素质好的管理人员。

二、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现状

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和提速三个阶段。其运行现状主要表现为:

(一)加入条件。合作组织的基础是会员。成为会员的条件与程序直接影响组织的运行。(1)资格条件。缴纳会费是成员的一项重要义务,部分合作组织成员还必须缴纳股金。无需缴纳会费的也占一定比例。对个体会员的加入一般没有限制,但部分合作组织对法人会员进行限制,规定不能超过某一比例;(2)加入程序。已经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的农民,由组织成员或组织领导推荐,即可加入;(3)退出。大部分合作组织都允许会员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自由退出。会员退出时,对于投入资金的处置情况:撤回、继续持有以及享受分红、必须退还给组织、将股金自由转让给其他成员、不退还股金或组织在此方面没有相关规定。

(二)机构设置。大部分合作组织建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理事长、监事会和具体经营部门,组织机构比较完整;会员(代表)大会由全体会员(代表)组成。监事会和绝大多数理事会都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提名方式主要有生产经营大户提名、理事长提名和海选;会员(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履行组织章程中规定的职责,如选举或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制定和修改章程等等。理事会是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监事会代表大会执行对理事会、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投票方式主要为一人一票,也有一股一票、按人投票与按股投票相结合、交易额与股权相结合等方式。一些组织对出资额较多的会员给予附加表决权,但为避免“一股独大”,保障普通社员的决策权利,一般对单个社员表决权占表决权总数的比例进行限制。

(三)资金来源及构成。(1)没有兴办实体的专业协会(在组织中所占比例较大),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一些无需缴纳会费的日常支出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2)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员股,吸收的非社员股较少。一些合作组织对单个会员持股比例有限制,限制的比例彼此不一。此外,领导成员(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等)持股相对较大,普通会员的持股量较小。

(四)利益分配机制。(1)分配方式。收益分配方式主要有:按经过组织销售的产品数量分配、按经由组织销售的产品价值分配、按提供给组织的资金分配、不分配利润(其收入全部用于组织的开支);(2)分配项目。盈余分配项目包括:公积金、公益金、风险基金、二次返利和按股分红。能够提取公共积累的组织占一半稍多(各组织提取的比例不等)。二次返利的标准主要有按成员的交易量、交易额、股金等。二次返利的分配范围主要有:在所有与合作组织发生交易的会员和非会员中分配、在全体成员中分配、在持股成员中分配等。

上述运行状况表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国际合作社的发展相比,一方面需要加强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在入社条件、资金来源、利益分配等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推进制度创新,促进组织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任何组织的制度安排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适时的制度调整和创新不可避免。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原则。原则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反映,研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原则,对于指导创新,实现其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现实问题原则。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矛盾就是问题,就是差距。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在哪些方面取得创新突破,首先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2、发展趋势原则。从问题出发是立足当前,创新更要立足长远。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即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将深入农业和食品工业,农业日益采取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延伸产业链条,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与服务,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不同环节连成一体,形成一体化经营。农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和要求。

3、事物本质原则。创新是为了发展而不是毁灭。当事物本质发生改变后,一事物就不再是其自身而变成了他事物。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不能改变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属性: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成员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等。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条件。只有具备相应条件,创新才能实现。就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而言,至少需要三方面的条件:

1、客观层面: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时期,农业拥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我国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这些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客观条件。

2、主观层面:人们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已经具备。但就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而言,人们的认识还不到位,对合作组织本质、作用、前景的认识与判断都还比较模糊,思想上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还需要做艰苦的创新宣传教育工作。

3、操作层面: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政府已做了许多支持推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的工作,如制定扶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政策,颁布相关法律、出台合作社(示范)章程,等等。但在把优惠政策做实;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政府放手让农民去实践,不追求形式而更注重实效,创造更有利于合作组织发展创新的外部环境方面还有许多细致工作要做。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内容

1、社员结构创新。传统农业合作社作为小农的互助组织,其成员由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生产者组成。据此可推断,传统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比较小,社员来源单一,不利于合作社增强活力,参与竞争。因此,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应加以变通,扩大包容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农民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也可以加入,允许他们以技术作价出资;自然人可以加入,法人也可以加入,利用它们拥有的技术设备资源或信息资源。当然,为保持农民社员在合作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合作社性质),对非农民及法人入社要在所占成员比例或股金比例上做出限制性规定。具体比例应从实际出发,允许彼此有一定的差别。

2、融资机制创新。传统合作社存在融资能力弱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合作社融资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有入股的生产者社员,也可以允许有纯入股的投资者社员;允许一人认购多股,也允许缺乏资金的农民多人认购一股;社员认购股金的方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实物作价出资;为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可以规定经合作社同意,股金在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可以转让等等,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扩大自身的融资能力。

3、民主管理创新。传统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由于现代农业合作组织社员认购股金数量增大,且彼此不同,这给民主管理原则带来了挑战。严格遵循一人一票原则,实现了公平,但会置投资额于不顾,损害效率。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要求改变单纯按社员人头设置投票权的原则,而要照顾社员持有股金的差异。可以在实行一人一票的同时,允许一人多票或多人一票,但同时对单个社员占总票数的比例做出限制。这样变通,便于协调利益与风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既有利于调动持股大户的积极性,又不会改变多数社员对合作组织的控制,保证民主管理。

合作经济范文篇8

近些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与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民为农村改革作出的又一贡献，是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

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各级财政每年应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应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在税收上给予扶持，凡经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应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对成员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免征增值税，对兴办的农产品加工及服务项目应减征相关税费等。

要加快立法进程，增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保障。尽快明确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解决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法规缺位、政策错位问题和各类扶持政策的匹配问题。同时要理顺管理体制，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快明确政府主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部门，负责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加大农业经济专业人才培训力度，提高成员素质。努力培养一批懂技术、懂管理、会经营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头人。一方面可以利用县乡现有培训资源加强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骨干成员的知识培训；另一方面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鼓励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农林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训服务。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组织发育的程度确定。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从当地实际和不同特点出发，寻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最佳发展路径，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这应该是今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思路。

合作经济范文篇9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现代化

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和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可全面促进这四个方面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合作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农业现代化别无选择的道路。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生产手段现代化

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就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以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人畜力为主的劳动。生产手段的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农机具，如精量播种需要高质量的精量播种机；节水技术要用喷、滴灌设备；收割需要收割机，大型联合收割机不仅劳动效率高，而且能有效地减少农产品损失。农机具发展共同的趋势是运用数量多，农业机具配套齐全，向大马力、通用性和高效自动化方向发展。电子监视、自动控制及卫星定位等先进技术在现代农业中已广泛应用。农机具发展的共同特点使得单个农户难以拥有和运用数量多技术含量高的农机具，而通过联合形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却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合作经济组织可通过共同出资购置配备成套的农机具，或有组织的分户购买不同的农机具，配套交换使用，机械化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运作下就可以变成现实。

农业生产手段还包括水利化、电气化。其中，水利是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条件，实现农田水利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搞好水利设施建设，建设起旱能灌、涝能排的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农业的高产稳产才有保证。因此，水利化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我国水资源的相对缺乏、分布极不平衡及其对农业的重要影响，使得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水利化的意义更为重大。在当前家庭分散经营的情况下，水利建设特别是小区域性的水利建设难以得到保障。缺水影响正常的耕种，且经常由于用水问题引起农户间矛盾纠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弥补因集体经济薄弱而出现的水利建设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问题，它可以引导群众自己力所能及地维修水利设施、管理引用水工作，促进水利建设。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农户合理布局生产，规划土地，开展好农田基本建设，对山水林田路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从而推进了农村建设的园林化。园林化有利于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农业高产稳产，而且能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生产技术现代化

生产技术现代化包括在农业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培育优良品种，实现良种化；包括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的应用，杂交育种技术、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以及良种基地和良种管理推广网络形成；包括采用化学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包括改革耕作技术，采用实施间套复种、移栽覆膜，到温室栽培、工厂化生产等现代先进设施农业。广泛运作先进科学技术，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运用水平不高、农业科技储备不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我国每年大约有6000～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面世，然而，能被较好转化利用的只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60％～8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信息不灵，且农民经济实力差，通常难以及时、有效地获得科技信息。即使获得科技信息，农民由于经济实力弱，承受科技投入的风险能力小，而有些新技术投入费用较大，单家独户的农民没有这种经济实力，由此造成了科技与农民实际应用之间的“脱节”现象。且分散经营的农户使得推广成本高，农业推广缺乏有效的转化载体。

在实践中，各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都把技术教育培训和信息服务作为其工作的重要方面,经常组织短期培训班,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帮助农民改进生产技能，普及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借助科技力量，减少农业风险和损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能够根据本地区、本专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有目的、灵活地把分散的农户联络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引进和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成果，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与市场经济实际的有机结合，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型载体。具体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在技术培训、新品种引进等方面，指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并及时跟踪市场需求信息，通过与龙头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合作，把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送到千家万户，加快了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步伐，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用和推广技术与政府主导推动的技术推广不同，其对农户的技术推广工作往往是“示范式”的，容易得到农户的认可和接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自民间，对农户的技术需求十分了解，他们的技术推广就有更广泛的基础，他们会及时将科技信息传递给农户，从而产生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缓解了当前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供给不足问题,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劳动者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实际是农民现代化。只有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经营主体，才有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不竭的动力和创造力，也只有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农民，才真正称得上农业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农民必须转变传统观念，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开拓进取；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法律意识；具备经营现代农业、驾驭市场能力。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对农民的教育功能，如国际合作社联盟一向都把对社员的教育作为合作社原则的重要方面。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建社初期制定的办社原则中就包括“重视对社员的教育”，早期“合作社原则”第五条规定：“所有合作社都应对其社员、领导人、职工和一般群众进行合作社经济和民主原则以及技术知识的教育”。我国当前新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素质。要合作首先得有合作意识，合作需要讲配合、讲协调。传统农民缺乏合作意识，他们独立经营。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的形式，组织了农民，在合作中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在经营中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使农民逐步树立起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具有了引进、消化、传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和最新科技成果的功能,一些地方还把原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委托给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来完成,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些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增强了农民科技意识，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技术素质。通过合作，使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联合，有组织地进入市场，提高了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增强了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和驾驭市场的能力。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与实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势必会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

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水平，合理布局农业生产。根据因地制宜原则，实行农业区域化、专业化生产，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在高度社会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实行农工商综合的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快产业的现代化进程。通过产业化，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农业经营体制下由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带来的种种弊端，有利于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也有利于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市场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融家庭经营和集体经济之长,在巩固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一体化。一般而言,专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工就越细，而社会分工越细，农民需要从合作经济组织中获得的服务就越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也就越突出。我国目前许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有的合作组织致力于推进区域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同时，大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的农工商综合体,如按“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模式组建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它与农户的关系除合同关系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公益服务性质,这种关系与公司和农户之间单纯的契约关系相比较,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说，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求而形成的，其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如产前提供良种、农资等生产要素服务；产中提供技术指导，可以通过向农户提供各种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如施肥、病虫害防治及农药使用、灌水、土壤监测与化验等,促进农产品的标准化和优质化；产后进行加工、运销服务，并利用组织的优势资源创办或与其他企业联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龙头企业，组织甚至代表农民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签订合约，保护双方正当利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农业服务的社会化，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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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范文篇10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1]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2]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3]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4]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5]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6]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7]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8]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A•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F•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10]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11]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B·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12]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13]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14]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15]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SocietyofEquitalle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8]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19]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20]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21]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22]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23]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24]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反社会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载体。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区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忽视了社区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将感到“唇亡齿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社区所尽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1）经济支持和参与社区建设，如赞助社区公益设施建设等，为提高社区福利作贡献；（2）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社区居民，为提高社区的就业率、稳定社区秩序作贡献；（3）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形成积极多彩的社区文化而作出努力；（4）参与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争做遵守法律的社区模范。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不断充实、发展着的问题。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建立和谐的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更应考量到这一点。

注释：

[1]1955年ICA和2002年ILO对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所有的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该定义有几个重要的核心内涵项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把握其实质，如联合所有（jointly-own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对合作社财产享有联合所有者的权益。与译作common-owned的共同所有有本质上的不同）、民主控制（democratically-controll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社实施控制，体现合作社法人治理机制的特点和特长。与译作democratically-managed的民主管理也有本质上的差异）等。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是法人？是何种法人？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议。按照国外合作社本身就是企业的传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是企业。如此以来，如果说是法人的话，则要属于企业法人，这显然与企业法人以营利为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财产数额、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才能成立的特点相违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果是法人的话，其合作经济的独特的和不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决定其也应与企业法人相异，有学者提出称之为“合作社法人”的想法，笔者认为这种称谓是非常有智慧的。笔者认为：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分为两类，即符合条件的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不符合条件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立法中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拟不出现“法人”字样为好。待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再规定法人型这一类形式。

[3]“企业公民”说认为：企业应能象公民个人那样成为对社会的福利与发展负有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因为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是让企业承担受托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那么企业就必然要为社会的更加美好而行使这项权利、承担这项责任，从而合理地利用资源。在谋求自身发展，力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注重谋求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和和谐的向前发展。“相关利益人”理论认为：企业对所处社会的责任应包括对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责任以及慈善行为，企业要履行对外界利益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即企业对所处社会尽必要的责任。

[4]周燕、林龙：《新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财经科学》2004年第5期，第15-16页。

[5]参见刘俊海：《公民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刘连煜：《公民治理与公民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6]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7页。

[7]李平龙：《超越道德教化：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内涵解读》、《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1期，第86页。

[8]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9][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王春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0][11]周祖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形式与内涵》、《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第59页。

[12]ArchieB.CarrollandAnnK.Buchholtz,BusinessandSociety:EthicsandStakeholderManagement,4thed.Cincinnati,Ohio:South-westernPublishingCo.,2000,P35.

[13]EdwinM.Epstein,TheCorporateSocialPolicyProcess:BeyondBusinessEthics,CorporateSocial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veness,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87(3),P132-133.

[14]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独立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经济、法律以外的责任；在综合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在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还要加一种责任，如果独立责任说中经济、法律以外的社会责任和综合责任说中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要加的责任是同一种责任，那么独立责任说和综合责任说便没有本质区别。不论是独立责任说还是综合责任说，其关键在于要明确经济、法律责任以外的第三种责任是什么。同[10]，第60页。

[15]参见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8-109页，周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价值》，《湖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9期，第524-526页；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等。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537页，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19]林树德：《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20]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2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294页。

[22]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