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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争端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14:02:31

国际争端

国际争端范文篇1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的西方学者认为，WTO的建立带来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当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法问题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挑战时，该体系也处在改变中。其基本的主权概念、领土管辖、主权平等都必须修改。这就是国际经济法的革命。”中国即将加入WTO，如何认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与意义，是我国国际法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以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

以和平取代战争，是“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当年撰写《战争与和平法》的宗旨。该书题献词曰：“愿和平之神、正义之神，施予陛下-正义之君、和平缔造之君，当之无愧，不仅为祈神赐福，而且示本书之完成。”三百多年之后，当《联合国宪章》问世之时，祈求和平的人类发出最强烈的呼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庄严宣布“联合国之宗旨为：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令人深思的是，促使格老秀斯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寻求解决与荷兰海外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之法律渊源。格老秀斯说道：“多年来，当我认识到：与印度（被称为东方）的贸易对于本国安全的极大重要性，并且，这种贸易没有武力保障，似乎难以维持，在葡萄牙人看来，这是通过暴力和欺诈构成的，我便关心如何唤起本国人的精神，勇敢地保护最初诚意进行的事业，因为我看到了问题本身的正义与衡平，以我之见，这是产生对自古以来人们逐步形成的法律之渊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争端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进一步冲突，乃至战争。格老秀斯主张基于“正义与衡平”（自然法）解决与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以求和平。

同样值得深思，联合国成立后，其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遂即接受美国之建议，筹备建立国际贸易组织（1TO），并就GATF进行谈判。原因何在？杰克逊（JohnH.Jackson）教授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开始筹划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的轮廓。人们从许多演讲和文件中发现，当时的经济考虑具有强烈的政治目标。该目标来自于这一看法，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问题。经济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政策不当和其他类似两次战争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构设战后体制以避免重蹈前覆辙的政策制定者思想。”尽管ITO夭折，但是，GATF通过临时适用，演变为准国际经济组织，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战略角度来看，在完善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战后以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重大发展。《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方法包括谈判、调查、调停、仲裁、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的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的其他方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准司法解决的方法。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方法包括磋商、斡旋、调解与调停、专家组审理、上诉复审、仲裁等。其中，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是相互关联的，具有特别显著的准司法解决性质。

WTO争端解决机制既不同于谈判等非司法解决争端，也不同于联合国国际法院那样的司法解决争端。有一种被称为“二分法”的观点，将和平解决争端的各种手段大致分成两类型，即“权力导向型”（“power-oriented”）与“规则导向型”（“rule—oriented”）。前者根据争端当事方相对力量对比，通过谈判和协定的方式解决；后者根据当事方先前达成的规范或规则，通过谈判或裁决的方式解决。所谓“规则导向型”，可以理解为倾向于根据规则解决争端，其中包括谈判等非司法解决争端的方式。WTO争端解决机制就是这类“规则导向型”的和平解决争端机制。该机制以规则为指导，包括GATY第22条与第23条（基础性条款）、DSU及其附件、《DSU行为规则》、WTO《上诉机构上诉复审工作程序》及其附件等。WTO成立以来的争端解决实践表明，这些规则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贯彻实施，从而有可能在短短六年多时间内，两百余起争端得到受理。其中，近五十起已经专家组审理乃至上诉机构复审，得到解决，五起经仲裁后由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授权中止减让。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准司法解决性质与规则导向，密不可分。比如，根据GATT第22条与DSU第4条，WTO的争端当事方首先必须通过磋商解决争端，而不是直接诉诸准司法解决的专家组审理程序。虽然，这种磋商属于WTO多边框架内非司法解决争端的方式，但是，也必须在相关规则指导下进行。至于准司法解决的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程序，更是必须遵循一整套规则。所谓“准司法”，是指这种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类似传统意义上的法院（庭）审理程序，其中包括根据DSU第6条采用“消极一致”方式，从而使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具有强制管辖的司法性质，同时又融合了不少非司法性质的程序，如关于专家组所作决定的授权条款、期间评审等。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富有活力的动态机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机制的前身-GATY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自运转”而逐渐形成的。从GATt第22条、第23条发展到如今一部较完整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典，从原先没有任何与GATT争端解决有关的组织机构或人员，到目前WTO内相对独立的DSB，尤其是常设的上诉机构，并且，1995年以来，年平均受理争端数量近四十起。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在继续发展。比如，在“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与虾制品”案（即“海虾／海龟”案）中，WTO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解释，第一次允许接受非政府组织（NGO）直接递交的“法庭之友”（amicuscuriae）书面意见。“尽管人们对这种做法是否符合DSU，第13条关于专家组”寻求信息权“的规定，颇有争议，但是，上诉机构在”美国对某些原产于英国的热轧铅与铋碳钢制品征收反补贴税“案中，再次明确肯定了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正是继承了GATT历史上的实用主义传统。这说明，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某种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并不断地寻求各种相应的方法，保障各国或地区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并尽最大可能避免因贸易争端引起政治、军事冲突。通过6年多的实际运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暴露出不少有待完善之处，比如，期中评审几乎没有起到减少上诉复审的应有作用，上诉机构疲于奔命，等等。但是，瑕不掩瑜，该机制毕竟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领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其中包含了许多值得全面、深入研究的国际法问题。

二、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

这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内在包含的关系。根据《建立WTO协定》第二条：“1.WTO应该为其成员之间，与本协议附件所含诸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有关的贸易关系之进行，提供共同的体制性框架。2.附件1、2、3（即多边贸易协议）所含诸协议及相关法律文本是本协定不可分割之部分，对所有成员均具约束力。”可见，凡加入WTO者，都须接受WTO法的约束。这是WTO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根据DSU第1条第1款，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和程序适用于建立“《WTO协定》及其多边贸易协议与数边贸易协议。因此，该机制对于实施WTO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WTO法属于国际公法范畴。尽管WTO作为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经济组织，不要求其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而可以是不享有国家主权的单独关税区，如目前的欧共体、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今后可能包括中国台北。但是，一般认为，以《建立WTO协定》为基础的WTO法是国际条约法。在”日本酒精类饮料税“案中，WTO上诉机构强调：”WTO协定是国际条约法-在国际上等同于契约。这是不证自明的~WTO各成员所达成的协定，正是通过行使主权，追求其国家利益的结果。为了获得各自作为WTO成员的利益，他们同意根据WTO协定规定的义务行使其主权。“

WTO法与国际公法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运行之后的所有争端解决中，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都是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WTO诸多协议。比如，在“美国精制与常规汽油”案中，WTO上诉机构指出：该公约第31条有关条约解释的普遍规则是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之“最权威、最简明的表述……已具有惯例性或普遍性国际法规则的地位。基于此，它成为本上诉机构依据DSU第3条第2款所遵循的‘国际公法解释惯例’的组成部分，以适用于试图澄清GATY与其他WTO协定附属的诸协议之条款。该指导方针反映了一种公认的尺度，即GATF不能与国际公法相脱离而被解释。该上诉机构在论证该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具有习惯国际法或普遍国际法的地位时，例举了联合国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的有关判决以及《奥本海国际法》的学说，以此说明WTO法作为被解释的国际条约，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

WTO的DSB在处理作为国际法的WTO法与各成员国内（域内）法的关系时，采取了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原则，即，原则上各成员的国内（域内）法不得与WTO法相抵触，除非根据例外条款，可论证为正当、合理的抵触。如下数例，以为佐证。例一，“美国精制与常规汽油”案。这是WTO的DSB受理解决的第一起争端案件。该案涉及的是美国的有关国内法（《汽油规则》）与GATY第3条第4款的国民待遇义务相抵触。《汽油规则》是美国联邦环保署根据国会1990年修订的《空气净化法》制定的一项行政条例，旨在规定汽油的合成与排放效应，以便通过减少汽车排放的有毒气体污染物与臭氧形成挥发性有机物，改善全美大多数最严重污染地区的空气质量。根据《汽油规则》，任何在1990年至少已生产6个月的美国国内炼油厂商必须建立单个代表其1990年所生产的汽油的质量的炼油基线，并相应规定了三种供决定某炼油厂商基线的方法。如果汽油进口商或混合商不能根据规定的方法建立其单独基线，将自动适用法定基线。委内瑞拉、巴西和欧共体（第三方）认为该《汽油规则》确定单独基线的方法及其实施违反了GATF第3条第4款的国民待遇规定，向WTO的DSB提出争端解决。经专家组审理，认定美国联邦《汽油规则》规定的基线建立方法与GATT第3条第4款相抵触，且不根据GATT第20条（b）、（d）、（s）款证明为正当。上诉机构基本维持了专家组的结论，并且强调该基线建立规则之实施，构成了“不能证明为正当的歧视”和“对国际贸易的伪装限制”。美国表示接受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结论，并相应修改了《汽油规则》。

例二，“欧共体进口、销售与批发香蕉的制度”案。“这是WTO的DSB迄今受理的一起涉及当事方最多，且首次正式授权中止减让的争端案。经专家组审理和上诉复审认定，欧共体的香蕉制度与其根据1994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应履行的义务不相符合。欧共体表示愿意修改其香蕉制度，并于1998年7月、10月先后通过了两项理事会条例（第1673／98号、第2362／98号）。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以及美国认为这两项修正条例仍然与WTO法相抵触，要求根据DSU第21条第5款，由原专家组裁定，并由DSB授权部分中止关税减让。DSB于1999年4月9日、2000年5月18日先后授权美国、厄瓜多尔对欧共体采取部分中止关税减让的措施。

例三，“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与虾制品”案。该案涉及美国所谓“海虾／海龟法”，即1973年《濒危物种法》（ESA）、1989年《公法101—102号第609节》（609条款）以及一系列实施“海虾／海龟法”的指南。经专家组审理和上诉机构复审，最终认定美国的“海虾／海龟法”及其贸易措施的实施违反GATT第20条序言的原则要求，即“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构成了“专横的、不可论证为正当的歧视”。2000年1月27日，美国宣布，经过1年多的国内程序，已完成了对实施“海虾／海龟法”的指南修改，旨在（1）在考虑外国项目与美国项目的可比性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2）详细描述许可决定的时间表与程序，并表示继续努力与印度洋地区各国政府就保护该区域内海龟进行谈判，并愿意继续为任何外国政府提供使用避免误捕海龟的特殊技术培训。然而，马来西亚于2000年10月12日要求原专家组裁定美国仍然没有取消进口限制及采取必要措施允许以无限制的方式进口某些虾与虾制品，因而不符合DSB所要求美国修改其国内法的建议。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等10个国家或地区保留参与专家组仲裁程序的第三方权利。截至本文写作时，此案尚在进行中。

由上可知，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运行，WTO法真正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WTO各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域内）法与WTO法相一致。根据《建立WTO协定》第2条之规定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这种义务并不要求WTO成员必须在其国内（域内）直接适用WTO法，而是指各成员必须使其国内（域内）法与WTO法不相抵触，除非根据例外条款可论证为正当。这就是WTO框架内的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目前，WTO各成员均采取国内（域内）立法的方式，间接地在国内（域内）实施WTO法。WTO与日俱增的争端解决案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

三、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

由上述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自然引出了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问题。如上对WTO法属于国际公法的解释一样，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是就该体制内的一般情况而言，不排斥WTO内存在非主权的特殊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主权的概念是在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在国内高于一切的情况下介绍到政治理论中并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主权主要是国内宪法权力和权威的问题，这种权力和权威被认为是国内最高的、原始的权力，具有国家内的排他性职权。”在国际法上，国家主权主要是指一国政治独立，即“独立地处理国内外一切事务的能力。”

国家主权体现于处理国内外一切经济事务的能力，可称为国家的经济主权。联合国大会于1974年12月12日通过的《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规定：“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如同政治的和其他的关系，都应受如下原则的制约：（1）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2）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在受同一原则指导的意义上，国家主权的政治与经济方面是一致的，不能割裂。WTO及其前身-GATT一直小心翼翼地对待主权问题。原先GATT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而协定本身规定其成员是”缔约方“，避免明确使用与国家主权有关的”缔约国“。如今WTO是根据国际条约建立的国际组织，但是，《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均不出现”主权“或相关词，并规定其参加WTO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均为”成员“。

然而，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准司法解决性质，使国际法优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得以确立。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WTO各成员，不得不考虑如何对待本国独立处理国内外一切经济事务的权力与WTO作为国际经济组织享有的权力，尤其是争端解决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1994年12月8日，美国国会根据其国内“快车道”立法程序，通过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之后，有些国会议员顾及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质，担心美国主权会受到制约。为此，参议员多尔（Dole）于1995年1月4日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建立一个由5名美国联邦巡回法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评审WTO争端解决报告。该法案第2节（a）款规定：“美国人民必须获得保证，在WTO监视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国的主权将得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将得以增进。”由于该法案可能产生一个居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上的、颐指气使的“太上皇”，危及WTO存在的基础。因此，最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成为法律。但是，这说明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主权问题，休戚相关。

首先，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解决具有强制管辖的特点。在WTO建立之前，任何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都可能被当事方（尤其是被起诉方）所“封阻”。这种类似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体现了GATT缔约方的“主权”。如今，根据DSU第六条第一款，“如起诉方提出请求，则专家组应最迟在此项请求首次作为一项议题列入DSB议程的会议之后的DSB会议上设立，除非在此次会议上DSB经协商一致决定不设立专家组。”实践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任何WTO成员在作为被起诉方时，都无法“封阻”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同样的，对专家组审理报告不服而提起上诉的复审程序，亦不可能被“封阻”。如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解决各类与WTO法有关的争端，提供了一条畅通的准司法途径。这是以WTO成员放弃原先实施“封阻”的“主权”为前提的。

其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解决中，无论是专家组的审理报告，还是上诉机构的复审报告，都将由DSB通过，以DSB的名义公布。根据DSU第十六条第四款、第十七条第十四款，除非DSB经协商一致不通过该报告，该报告应通过。这意味除非“胜诉方”也同意不通过该报告。实践证明，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如同司法程序中，当事人无权干预法院作出可能不利于自己的判决一样，WTO的任何成员都无法“封阻”DSB作出“判决”。

最后，根据DSB采纳的报告建议，有关成员可能不得不在经协商的期限（通常为15个月）内，对其国内（域内）法作出必要的修改，或作出其他实施建议的措施。否则，有可能面临DSB授权的“贸易报复”（中止部分关税减让）。

可见，WTO的DSB是根据《建立WTO协定》以及DSU成立的，其权力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契约”授权；由全体成员代表组成的DSB又居于各成员之上，采取准司法的方式，解决有关成员之间的争端。这与霍布斯当年所说的“利维坦”（作为拟制人的国家）之形成方式，很相似。

彼德曼（Emst—UlrichPetermann）教授在评析霍布斯理论时指出：“对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霍布斯没有寻求通过类似方式，比如主权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结束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并且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利维坦，管理各国间关系。霍布斯意识到各国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缺少一个居上的权力较之在国家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危险性低一些。霍布斯期望主权统治者避免不必要的好斗行为，注重于国家内部秩序良好的主权，而不考虑主权统治者之间的国际契约以及对其外交政策权利的国际法律限制。”“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观念。二十世纪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奥斯丁在强调以制裁力为后盾的主权者命令即法律这一观点时，将国际法称为”实证道德“而非法律。二十世纪中叶的奥地利规范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一反其前辈之传统，认为国际法不仅是国内法意义上的法律，而且高于国内法，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主权概念。看来，否认国际法的法律性，或取消主权概念，是两个极端。

国际争端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争端和平解决政治方式国际仲裁国际法院

所谓国际争端，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主张不一致，或者是政治利益和特定权利上的矛盾对立。国际争端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彼此地位平等；国际争端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国际争端的解决也受到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制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发生战争。

传统的国际法将国际争端分为法律性质的争端和政治性质的争端。所谓法律性质的争端，是指争端当事国提出的要求和论据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争端，因此而称为“可裁判的争端”，即可以通过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法律方法来解决的争端；政治性质的争端，是指起因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发生的争端，因其关涉到国家或民族的根本政治利益，所以，不能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政治的方法（又称外交方法）来解决，称之为“不可裁判的争端”。但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实践中，由于国际争端的性质、内容以及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上述两种性质的争端往往相互交错，很难截然分开。据此，政治的解决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性质的争端，只要当事国同意，都可以采取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1）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第1条明确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其第1项规定：“以和平方法且以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又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文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3项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交往和合作过程中，一旦发生争执或纠纷，当事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政治方法或法律方法加以解决，禁止任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是互不侵犯原则的直接引伸。（2）

应当指出，《联合国宪章》特别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重要地位，宪章第33条规定：“任何争端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它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二、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以来，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现实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我国政府认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主要的基本原则。在我们今天这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国际社会中，各国只有和睦相处，和平友好，才能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斡旋、调停、调解、谈判是国际法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般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原则上讲，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得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国际争端的解决既是和平的，又是合理的。从程序上讲，利用联合国内的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应有利于加强大会、安理会和秘书长的配合协调，注意它们根据宪章所肩负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分工及平衡。（3）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无论是政治性质的还是法律性质的，如不妥善解决，都可能引起或加剧国际冲突，甚至酿成战争，危及和平事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具有减少战争的机会，保障和平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第2条确认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宣告了以战争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现今紧张、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

（一）我国主张“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我国认为，战后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数目倍增，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深，交往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相互关系中也难免产生各种纠纷和争端。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侵犯主权，干涉内政，非

法使用武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妥善解决国家间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冲突和争端日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不同性质的国际纠纷和争端，不仅影响到各国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且关系到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国认为，在今天的时代，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无论产生什么纠纷和冲突，都应当采取对话的方式寻求争端的解决。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当事国各国的彼此了解，澄清事实，解决矛盾，又可避免可能给双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5）显然，我国主张的对话的形式，就是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这是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方法。

（二）我国主张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我国认为，应当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方面的职能，并应当注意：其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政治上和法律上都难以截然分开。因此，在研究预防冲突问题时，应注意与其它方面联系起来考虑，避免偏颇。其二，应当注意将宪章有关安理会、大会和秘书长等规定正确运用于预防冲突的程序。例如，在研究加强秘书长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时，也应注意宪章关于各机构间联系和平衡的规定，应注意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平衡和协调。（6）

（三）我国主张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实施，各种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寻求国际冲突的政治解决中，尤其应当特别强调：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承认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所造成的结果为合法；已经非法使用武力的，应当立即停止并无条件撤出外国军队。政治解决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必须保证被侵略和干涉的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到任何损害。（7）

（四）我国主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能代替政治解决国际争端我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独立自主以及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消除战祸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88年我国加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以来，我国在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中，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侵略，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系列行动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国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采取了积极劝和的态度，

要求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但是，我国认为，维和行动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能代替政治解决国际争端。我国反对在维和行动中动辄使用武力，强调在维和行动中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8）

三、我国以政治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一）用谈判和协商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在对外关系中，我国历来主张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区域争端或国家之间的争端。1953年8月，我国政府在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声明中建议，为了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政治会议应当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它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我国建议，在争端当事国单独谈判不方便的情况下，邀请其它有关国家在中立的立场上参加协商，这是创设了一种新的外交方法，使朝鲜的停战谈判取得了成功。1954年5月12日，我国政府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955年4月，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在保证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9）

我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国籍和边界等问题。1954年4月29日，通过谈判和协商，我国与印度政府达成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交通和通商的协定》，解决了取消原英国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问题以及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问题。1955年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通过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谈判的公报》，解决了同时具有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的人的双重国籍问题。1960年1月28日，中国和缅甸通过外交谈判方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彻底解决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边界问题。此后，中国又先后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法，分别与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老挝、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邻国全部或部分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我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984年12月19日，我国与英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我国与葡萄牙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而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英和中葡两国的领土问题，为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正如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所说，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10）我国恢复行使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这是我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英国和葡萄牙及其他国家则要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香港和澳门地区也要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种现实的因素，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及社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我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协商，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二）用斡旋和调停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我国直接以斡旋者和调停者的身份解决国际纠纷的实践并不多。但是，在90年代，我国曾通过斡旋和调停的方法，促成了一些纠纷或争端的解决，尤其是在解决亚洲地区国际争端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与朝鲜之间，有关嫁给朝鲜人的日本妇女回国省亲的问题，就是在我国的调停下，于1997年7月至9月份间，在北京经多次会谈和协商后初步解决的。1997年5月和7月，韩国与朝鲜关于韩国向朝鲜粮食援助的问题，我国也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在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11）

同样，调停曾经作为一种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争端的方法为我国政府所接受。1962年10月，我国与印度发生边界争端以后，亚非六个国家于同年12月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调停中印边界争端的科伦坡建议，我国政府接到建议后，由总理给锡兰总理复信，表示在原则上同意接受六国的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基础。但是，由于印度无理要求我国无保留地接受六国偏袒印度的建议，致使科伦坡的六国调停没有成功。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它国家参加的集体调停活动，1992年10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召开和柬埔寨和平条约的签订，最终解决了长达13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12）

四、我国对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一）对国际仲裁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对于以仲裁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除了一些贸易议定书外，几乎都没有载入任何仲裁条款。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多边条约或国际公约中，对以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仲裁条款，我国几乎都作出保留。

在实践中，1962年我国与印度边界争端发生以后，印度政府曾提议，通过两国同意的方式提名一个人或一些人进行某种国际仲裁，以作出对两国政府都具有拘束力的裁决。我国政府严词拒绝了印度方面的提议，认为，中印边界争端是涉及两国主权的重大问题，而且，涉及的领土面积又有十几万平方公里之大。不言而喻，它只能通过双方直接谈判求得解决，决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求得解决。

80年代后期，我国对于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有所调整。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专业性的贸易、商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非政治性的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协定中，开始同意载入仲裁条款或在争端条款中包括仲裁的方法。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公约时，也开始对一些规定有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不再保留，但仅限于有关经济、贸易、科技、交通运输、航空、航海、环境、卫生、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国际公约。在实践中，也开始有一些经济、贸易、海运等方面的争端通过提交国际仲裁得到了解决。1996年，我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作为缔约国，接受了公约规定的商业仲裁程序。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接受了关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1993年7月，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按照1907年海牙公约第44条的规定，向常设仲裁法院指定了4名我国著名人士作为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同年9月，我国4名仲裁员出席了海牙召开的常设仲裁法院第一届仲裁员大会。

（二）对国际法院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仍然窃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我国与国际法院没有任何联系。1971年，我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1972年9月5日，我国政府宣布，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0月26日关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同时，我国也从未与其它任何国家订立过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特别协议，对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争端解决条款，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作出了保留。事实上，我国拒绝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争端。

国际争端范文篇3

（一）我国主张“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我国认为，战后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数目倍增，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深，交往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相互关系中也难免产生各种纠纷和争端。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侵犯主权，干涉内政，非法使用武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妥善解决国家间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冲突和争端日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不同性质的国际纠纷和争端，不仅影响到各国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且关系到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国认为，在今天的时代，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无论产生什么纠纷和冲突，都应当采取对话的方式寻求争端的解决。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当事国各国的彼此了解，澄清事实，解决矛盾，又可避免可能给双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5）显然，我国主张的对话的形式，就是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这是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方法。

判解决国际争端。但是，我国认为，维和行动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能代替政治解决国际争端。我国反对在维和行动中动辄使用武力，强调在维和行动中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8）

我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984年12月19日，我国与英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我国与葡萄牙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而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英和中葡两国的领土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正如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所说，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10）我国恢复行使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这是我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英国和葡萄牙及其他国家则要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香港和澳门地区也要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种现实的因素，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及社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我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协商，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80年代开始以来，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有所加强，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作用也受到重视。特别是国际法院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法官有所增加。在国际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中，法院能够主持正义，并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些变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改变对国际法院的不信任态度。

1984年，我国法学家倪征日奥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接着，1993年，我国又有一位法学家史久镛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被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同时，我国对由国际法院解决国际争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中，除了对一些涉及我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然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之外，对有关经济、贸易、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所规定的由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一般不作保留，改变过去对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一概保留的做法。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向国际法院提交任何争端案件。

国际争端范文篇4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ICJ）从成立至今，已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它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一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国际法院产生之前，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主要是谈判、调停、和解和仲裁。仲裁方式有其便利快捷的优势，但国际社会要求采用比仲裁更具强制力的司法程序以和平解决争端的呼声愈加强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创立了“常设国际法院”，此后在1922年至1940年，该法院就国家间的29个案件做出了判决，并发表了27项咨询意见，几乎都得到了执行。常设国际法院的司法权威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该法院的活动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止。二战后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国际法院随之诞生，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职能有两项：一是解决国际争端：即通过行使诉讼管辖权，处理关于国家之间争端的案件。因此，国际法院不能受理一个国家与一个国际组织间或两个国际组织间的争端，也不能处理书记官处收到的私营实体或个人提出的书面或口头请示书。二是发表咨询意见，即通过行使咨询管辖权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国际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从国际法院的管辖范围来看，它是具有明确权限的民事法院，没有刑事管辖权，无法审判个人刑事犯罪（如战犯）。国际法院不是国家司法机构可以上诉的最高法院，不是个人提出最终申诉的法院，也不是任何国际法庭的上诉法院，但在其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中，国际法院具有最终仲裁裁决的权力。

常设国际法院作为国际法院的前身，与国际法院之间保持了很大的连续性，国际法院规约与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几乎完全相同。1945年10月，常设国际法院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其档案和财产移交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也将设在海牙和平宫；1946年4月，常设国际法院正式解散。自此，国际法院成为唯一一个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性司法组织。

另一方面，国际法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国际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在立法形式上，条约已经成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条约和习惯之外，大量的无拘束力的国际协定、联合国大会决议及国际会议宣言也闪亮登场。[1]国际法的普及推广，也使国际法院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

二、国际法院改革势在必行

1.全球化带来新挑战

在国际社会，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国际争端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国际争端的种类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环保、裁军、领土争端和人权等问题一起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如1948年《人权宣言》缔结以来，国际间达成共识，即人生而具有的权利和自由不容践踏，而违反这些共同的权利和自由，不再是各国内部不容干涉的事情，而成了国际法关注的领域。再如《儿童权利公约》、《严禁酷刑条约》等，都为调整各国间关系、谋求人类共同利益,起着积极作用。当然，这些凝聚着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公约在二战结束时，并未立即出现，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国际法院对其中的很多还没有管辖权，那么如何面对这些复杂的国际争端，是其不能回避的问题。

2.其他区域性或国际性法院的出现对国际法院的影响

国际海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等国际性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法庭的增加与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法院的权威构成了冲击[2]。至今在国际体系中，共有90多个机构被国家授予解释国际法的职责[3]。

国际性法庭的增多无疑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的，这意味着扩大了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扩大了可裁判范围，有利于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也推动了国际法朝有利的方向发展[4]。但是,由于这些国际性或区域性法庭之间不存在组织结构关系，因此可能不能保证国际司法体系统一性；虽然这些法院的管辖权大多具有专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相重合，从而导致“挑选法院”和“法庭判决相互抵触”的问题。这种管辖权的冲突必将危及国际司法体系未来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3.联合国正在改革之中，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有义务参与其中

联合国改革的步伐在近些年来不断加快，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一分子，也要改革自己不完善的地方，整个国际法院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在维护联合国体系的一致性，增强法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60余年间，虽然国际法院完成的改革不多，但有关改革方案和建议却不胜枚举，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诉讼管辖及诉讼主体的扩大、任择强制管辖的接受及其保留范围、咨询管辖权主体的扩大、特别（临时）分庭的设立和专案法官的选派等[5]。总体来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显著。

总之，全球化的挑战与更多区域性和国际性法院的出现以及联合国改革的要求都使得国际院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转

三、推动国际法院改革的现实途径：扩大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1.诉讼管辖权不足以应付日趋复杂的国际争端显示

在国际社会，大量法律问题的解决因为关系到个国家的利益或者单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已经超出国家诉讼模式的范围，利用诉讼管辖权根本无法解这些问题。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就要从国际法院的两项权能入手，国际法院的职权主要有两个部分，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和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前者是指国际法院审理争端当事国提交的诉讼案件的权利，是国际法院具有司法性质的职能。由于国际法院并非世界范围内的上诉法院，无权通过判决方式对其它国际性法庭的判决加以裁判；诉讼管辖权的行使受到众多羁绊，最根本的是国际法院没有强制管辖权，只要有一方国家不同意，则诉讼管辖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国际法院六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因很多时候关系到某些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并不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因此，我们从国际法院的另一管辖权——咨询管辖权入手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2.提高国际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与效率性，促使更多的国家愿意选择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因此，主观方面，要提高各国家接受管辖的意愿，客观方面，国际法院也要改革自身的机构设置，在保证审判公正性的前提下，提高审理程序的效率性。正如联合国唯一一位华人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大法官所说，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以此解决各国间的争端，是以各国政府自愿接受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只有各国政府共同认识到将纠纷提交给中立司法机构，是有效消除旧怨、重建和平的最佳途径,国际法院才能发挥起促进和平、发展的作用。

3.提升国际法院权威，促使有申请咨询意见权利的机构充分行使其权利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权提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有联合国机关、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等共22个单位。在联合国建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国际法院共受理了27件咨询请求，涉及领土纠纷、武力的使用、去殖民化、外交关系、庇护权、国籍、过境权和经济权利等方面。

虽然案件涉及面比较广，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组织机构出于某种考虑不愿加以利用。如出于某种政治考虑，担心“法院的手伸得过长”进入其“势力范围”及其成员国出于维护自身长远和根本利益的考虑担心咨询管辖权被滥用。

4.扩大有权申请国际法院咨询管辖的主体范围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程序在推动国际法发展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它是一个尚未经充分利用的宝贵办法。目前，有权申请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主体，除了专门机构之外，大量的其他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未被授予申请权。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也作出过很多努力，如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LawAssociation）1956年曾建议，授权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区域性国际组织以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利。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委员会的辩论中,美、英、阿联酋、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极力主张把授权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组织范围扩大,包括所有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联合国年鉴》1970）。

摘要：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在维护国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的两项权能之一，在以国际法院改革为背景,在保证国际法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与效率性的前提下，探讨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即扩大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的范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国际法院；联合国；咨询管辖权；诉讼管辖权

参考文献：

[1]范志明.构想出来的和平—国际法院概览[J].域外撷英，2003，（3）.

[2]纽约大学国际法律与政治.（NewYorkUnivers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andpolities）1999，（31）.

[3]ShaneSpelliscy,theproliferationofinternationaltribunals:aclinkinthearmor.Availableat：web.lexis-/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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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争端范文篇5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赢惟我中心论国际秩序国家关系持续发展

2O世纪5O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已经5O多年了。这个原则经过历史洗礼，在外交实践中已经证明，它不仅可以用来成功地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用来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如中国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思维等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以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突出了双赢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冲突和争端源于人类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因此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可以抑制，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在论战中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学说。人们可以从三者的论述中发现，“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这些理论尽管揭示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机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它们基本上从维护美国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最终解决问题。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和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客观面对国际冲突与争端，并且指出了国际冲突与争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国家间的争端时有发生，既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现实的具体问题。不管其激烈与否，总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非是战争手段与和平方式。而战争是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关国际法的规定的，并且不为人们所推崇。新巾国成立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避免了争端的扩大和更大规模的冲突，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子。

《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文件规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联合国宪章》等所确立的原则为基础，在内容和精神上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相一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人们在解决争端时更加理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几乎没有什么后遗症，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本质是反对侵略和扩张、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一般都涉及国家的利益、主权、安全，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根本上使争端当事国都既能从自己的角度、又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使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加了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解决国际争端不是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而是本着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共同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成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破除了惟我中心论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什么为其准则，这是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透析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概括出过去处理国家关系的两种错误做法，一个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另一个是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选择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国家就没有前进的方向；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就像一盘散沙。各个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利益必然有差异，甚至对立与不可调和。

这种国家利益的差异、对立又正是导致国家之间一切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维护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追求的最终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也是一切政治家与外交家的行为准则，否则他们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本身没有错。如果离开了国家利益，国家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存在的。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必然存在怎样处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纯粹的意识形态要求是行不通的。各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但不能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确定周家关系的亲疏好恶。国家虽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分，但是，国家利益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因为对方弱小、贫困或有求于自己就不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因此，各国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他维护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和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前者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对他人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后者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两者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都否认了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坚持其中之一，必然会使国家关系停滞不前。所以，无论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的做法，还是只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坚持这种论调，是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关系的。在当代国际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惟我中心论的根源在于：权威独尊、独断论迷梦、单一实践关系、单一片面的实践进程、偏狭的实践动力学。霸权主义无论是推行和平演变策略，还是在世界上推行其强权政治，都把惟我中心论推向极致。

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准确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和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突出强调了国家遵守国际关系准则的相互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在措辞和表达方面也更为精练。这个原则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创新，而且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的单向外交思维，破除瞻我中心论，承认和认识客观的多元世界。因此，它对正确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双赢，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只有放弃惟我中心论，才能以一种新的姿态与世界各国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才能赢得主动，进一步打开政府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们不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要求他国选择与自己相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且以此来确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恶，而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衡量标准；不能仅仅注意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而应该以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以客观事物的是非曲直为标准。中国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曾较为重视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来处理国家关系，无形中给自己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设置了障碍。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使我国与建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中国在和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如朝鲜、越南、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周家交往时，特别注意平等，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尊重这些国家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中国这一做法不仅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欢迎，而且也赢得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友谊、合作、信任。

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原则的倡导和广为接受被认为是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对现代国际法的重大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接受，体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并且日益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基础，促进国家关系的持续发展

从长远来看，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要在世界上实现稳定和普遍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彻底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由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组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哲学，在当今世界仍有一定市场，如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支配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等，其实质是维护大国的霸权地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按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和意志，建立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这个秩序使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巨额利润，财源滚滚，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掠夺和剥削，经济上难以得到持久独立地发展。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尽管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样也给它们的发展带来了副作用。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得战后发展中国家组成与发达国家对抗的统一战线，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上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合理现象，使发达国家更加孤立；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发达国家缺乏更广阔的市场。

在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求生存、求发展，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阻碍着他们，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战后世界最早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而发达国家尽管继续享受着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带来的好处，同时又感受到发展中国家提出问题的压力，也觉得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需要改变。为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和平、公正、平等、合作的政治经济相互结合的国际新秩序。发达国家提出了建立仍然由其起主导作用的西方价值决定论、西方制度扩张论、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个主张不过是打着建立新秩序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在贩卖旧秩序的老调，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憎恶。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各国都希望建立起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但这个新秩序的建立，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的主观愿望和主张。但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必须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必须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所提出的公正、公平、合理、合作的目标才能实现。

国际争端范文篇6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的演变存在内在的联系，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的变化与国际法规范的实施息息相关。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应该注意外交职能所调整的相关法律问题，尤其是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外交保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问题，在工作重心转移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现行的国际法规范并促使新的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以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进行国际合作的手段，是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概括来讲，在于和平、文明、理性地维持、促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及对外政策，发展国家间关系，弥合国际社会裂痕，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其具体职能体现为沟通职能、信息情报收集与评估职能、调节职能、影响职能、象征职能和法律职能等等。这些具体职能，借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表述，就是“代表”、“保护”、“谈判”、“调查与报告”和“促进”。其目的在于国家之间就国际争端与合作事项进行合乎逻辑的交涉、谈判和磋商，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思想，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种交流可以直接通过首脑外交，或以书面的形式，或通过直接接触予以实现；但更多地还需要以间接方式即通过互派驻外使团进行。外交关系是在实现外交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它是国家为处理外交事务，在由国家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外交代表机关等通过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互派驻外使团等对外活动中所形成的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依上述方式在对外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也属于外交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服务于国际法主体的利益。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规范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际法是国家为实现外交职能进行对外交往而产生的国际关系的产物，“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调整外交职能的国际法规范在古代已出现雏形并在近代开始系统化。作为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近代国际法产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所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逐渐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将国家利益至上及势力均衡两个观念作为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进而规范彼此的关系，完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从大一统到势力均衡的转变。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了对大统一的向往。国家利益至上不仅意味着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尽管这种手段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逐渐受到限制）均是合法的，而且趋向于表明国家主权的存在和主权国家享有潜在的平等原则。主权原则的确立与常驻外交使团的建立对于实现国家外交职能、规范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国际习惯法和包括1815年维也纳会议尤其是1945年以后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若干国际会议所编纂的国际协定法规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

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其外交职能无疑处于变化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在求同存异、互谅互让、进退有度的基础上，在加强经贸交流、注重长远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既要“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又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继续作出努力，推动国际法朝着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向前进。”因此，研究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前沿法律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通过对现行法的分析当有助于把握国际法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观点出发，本文拟通过分析评价《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提及的五项外交职能及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试图对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若干前沿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代表”职能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代表”职能即“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这是国家外交职能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项。作为国家代表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其他高级官员在接受国进行正式访问时和作为主权国家象征的驻外使团馆舍和外交人员，由于其代表性质和职能的需要，历来享有神圣的不可侵犯。由于此种地位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和两种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包括相互对立、互为矛盾的两个侧面：滥用不可侵犯地位违背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对东道国应负的义务，严重侵犯接受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而侵犯这种神圣地位则严重损害派遣国的利益。两者均严重影响到外交职能的正常行使，尤其是后者，在地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今天日益成为威胁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代表”职能的行使主要涉及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法律问题。

驻外使团尤其是常设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享有的不可侵犯的目的在于保证他们免受接受国可能通过行使主权的、特别是其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所进行的有碍使团职能的行为或司法程序及其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或胁迫。使团馆舍的不可侵犯不仅意味着接受国官吏非经使团团长许可，不得进入馆舍，而且意味着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团安宁或有损使团尊严之情势。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同样如此：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其加以逮捕或拘禁，应该对外交代表特示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总之，对东道国而言，使团及其人员的不可侵犯包括两个方面：接受国负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使团免受外部危险与威胁；而使团及其人员免受接受国法院程序的管辖。接受国的具体义务，除国家机关不得实施任何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外，还包括防范与惩治个人侵害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并为此目的将侵害外交人员的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依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2条，每一缔约国应将下列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即故意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以进行任何这类攻击相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未遂；参与任何这类攻击为从犯。缔约国应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接受国负有惩治此类罪行的义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尤其是针对国际组织人员的犯罪。2000年10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迄今为止杀害联合国工作人员的177个案件中，只有3起的肇事者被绳之以法，无论其原因为何，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东道国有义务防范、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否则会引起有关国家的国际责任问题。这一点已为国际法院所确认。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与领事人员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政治上的因素不能成为否认源于条约和习惯的国际法义务的理由，从而裁定伊朗违背了对美国所负的义务；在关于2000年4月11国际逮捕令案中，国际法院进一步裁定比利时因对刚果（金）外交部长国际逮捕令而违背了对刚果（金）的义务。

由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处于接受国领土主权之下，因此，其安全保障主要是接受国的责任。但是，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国际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派遣国加强与接受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派遣国在行使外交的代表职能过程中也负有一定的义务，在驻外使团大量增加、接受国局势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情势下，接受国可以合理地希望派遣国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其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这些措施包括：出现危机情形时，减少驻外使团人员；关闭驻外使团；提高外交人员收入以聘请保镖保护其人身安全；增强外交人员的体质、技能和应对能力；规范、安全地使用外交邮袋；特殊时期由派遣国提供武装保护。

第二，通过国际立法和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防范与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安全的行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开始出现与盛行，为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有效行使外交代表职能，维护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确保对于实施或参与实施有关罪行的人员或起诉或引渡，劝诫可能的违法人员不要实施相关罪行，并在防止此类罪行方面确保最低限度的多边国际合作，《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认为“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危害到这些人员的安全，构成对各国间合作所必需的正常国际关系的维持的严重威胁”，深信国际社会“制定防止和惩处这些罪行的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实有迫切需要，”缔约国应将针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所犯的公约所规定的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并予以惩治；对上述罪行以及嫌疑犯确立必要的管辖权；进行合作，互通情报，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对在其领土内的嫌疑犯应予起诉或引渡；就对嫌疑犯提起的刑事诉讼彼此提供协助，并将诉讼的结果通报联合国秘书长。《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进一步确认劫持人质是一种国际罪行，要求各国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惩治和防范。《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深为关切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而造成伤亡的数目日益增加”，认为“无论何人攻击或以其他方法虐待以联合国名义行事的人员都是无理和不可容忍的行为”，认识到“联合国行动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宗旨进行的”、“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对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人道主义和其他行动领域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意识到“为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已有的现行安排，包括联合国主要机关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然而承认“现行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措施尚不充分”，认识到“如果在东道国的同意和合作下进行联合国行动，则其有效性和安全会得到加强”，呼吁“境内部署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所有国家和这类人员所依赖的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全面支持，以期协助进行联合国行动并完成其任务”，深信“亟需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防止“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攻击行为”，从而缔约国负有对犯下此种攻击行为者进行惩治的义务。已经或正在制定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定义的全面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等相关公约强调在打击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的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而国家实践表明传统的行刺条款应予保留：性质特别险恶的行为如恐怖主义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政治罪。作为对政治犯不引渡例外的传统的行刺条款必须保留，而且其适用应扩展到国家代表，尤其是驻外使团人员以及国际组织的官员；并应扩展到一切具有特别险恶性质的行为。

总之，在实现国家的“代表”职能、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上，整个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仅通过一国的力量或极端的单方面行动，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甚至会造成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因此国际合作尤为必要。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时，在继续坚持有效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防止扰乱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的行为（如正确处理2002年5名不明身份者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事件）；加强对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措施（如2004年中国政府向战后伊拉克派出复馆小组由6名武警官兵组成的警卫中队护卫）；对于他国侵犯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神圣地位事件提出严重交涉（如就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对美国等北约成员国的严重交涉的做法）；加强国际合作，谴责、防止并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如2003年8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发表谈话，对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遭到恐怖袭击事件深表遗憾，并强烈谴责这一恐怖暴力事件，并对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和哀悼）；拓宽多边合作渠道以更有效地保障外交代表职能的行使（如于2001年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并签署《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4年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2005年9月14日签署《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

二、“保护”职能与外交保护问题

国家外交的“保护”职能，即“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由于中国在和平发展、加强各方面的国际交往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对中国国民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这里仅就外交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外交保护问题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新近注意的一个主题。国际法委员会于1996年第48届会议确定“外交保护”为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三个专题之一。同年，联大第51／160号决议请委员会按照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及各国政府可能提出的书面评论，进一步审查这一专题并说明其范围和内容。委员会在第49届会议期间按照大会上述决议在第2477次会议上设立了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组。工作组在同届会议上提交一份报告，得到委员会核准。工作组设法：（1）尽可能明确这一专题的范围；（2）界定这一专题所应研究的问题。工作组拟议了这一专题的大纲，委员会建议以这一大纲作为特别报告员提交初步报告的基础，随后任命穆罕默德·本奴纳（1999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后由克里斯托弗·约翰·杜加尔德接替）为特别报告员。委员会于2004年一读通过包括19个条款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包括定义和范围、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第二部分规定国籍，包括国籍国行使保护的一般原则，以及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第三部分规定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及其例外；第四部分是杂项规定，包括外交保护以外的行动或程序、特别条约条款和船员保护等。

1.外交保护的定义和范围

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而受的损害，以国家的名义为该国国民采取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

一国可以为无国籍人或被该国承认为难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该人在受到损害之时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在该国应该有合法的惯常居所。但是，对于难民的情形不适用于该难民的国籍国之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

2.国籍国行使保护的一般原则以及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

第一，国籍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是国籍国。就对自然人的外交保护而言，国籍国指寻求保护的个人因出生、血缘、国家继承、归化或以不违反国际法的任何其他方式获得了其国籍的国家。

第二，持续的国籍。一国有权在受到损害之时为其国民并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是，一国对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但在受到损害之时不是其国民的人，可以行使外交保护，其条件是该人已丧失原国籍，并且基于与提出诉求无关的原因、以不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已获得该国的国籍。一人受损害时为其原国籍国而不是现国籍国的公民，则现国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人所受到的损害行使外交保护。

第三，多重国籍和针对第三国、国籍国的求偿。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的任一国籍国，可以针对非国籍国为该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两国或多个国籍国可以为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共同行使外交保护。一人同为两国国民时，一国不可针对另一国为该人行使外交保护，除非前者在该人受害时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都是主要国籍国。

3.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及其例外

（1）用尽当地救济。一国对于其国民所受的损害，在该受害人在不违反下述例外的前提下用尽一切当地救济办法之前，不得提出国际要求。当地救济办法指受害人以合法权利可以在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的普通或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机构获得的补救办法。在主要根据一国国民所受的损害而提出国家要求或请求作出与该项要求有关的宣告性裁决时，应当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2）用尽当地救济办法规则的例外。第一，当地救济办法不具有实现有效补救的合理可能性；第二，补救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不当拖延是由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造成的；第三，受害人与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之间没有相关联系，或者依据案情，用尽当地救济办法实不合理；第四，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要求。

因此，国家如何对待外国人，不仅涉及国家与外国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是外国人所在国对外国人本国的国际责任，因而也是对外国人本国的关系问题。国家相互之间负有一定的义务以一定的方式对待彼此的国民，否则，有关国家应该承担国际责任。在外国人待遇方面，外交保护的前提是国家责任。一般而言，只要某种不法行为构成国家行为，才可能引起外交保护。而外交保护的一个效果是，将一个私人与国家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争端。

外交的“保护”职能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职能，而保护好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则是中国对外领事工作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领事保护制度：第一，中国将国籍归属作为实施领事保护的条件，主张国际社会成员应根据国际法、双边条约和在有关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护本国国家和公民在他国的合法权益；第二，强调有关国家应确定外国公民、包括违反当地法律的外国公民享有法律规定应当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人道主义待遇，而不应因国籍、种族、宗教或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第三，认为任何国家不应袒护本国公民的违法行为，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反对滥用领事保护；第四，赞成未建交国家间在领事保护方面进行合作。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各类团组出访频繁，出境旅游增加，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趋活跃，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涉及中国海外机构和公民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连续发生，在国内层面上进一步加快了领事保护工作的机制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在涉及中国海外公民和机构的重大领事保护案件中，中国政府重视保护公民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指导有关驻外使领馆开展工作，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从务实的角度，加强统一领导协调机制、驻外使领馆进一步完善领事保护的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和国内外协调能力、完善领事服务制度、利用外交资源努力维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中国认为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但强调：第一，一国内乱往往起因复杂，对判定一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护其国民应慎重，不应动辄加以干预；第二，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时，缓和和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有关行动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尊重有关当事国及其所在地区组织的意见，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安理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和处置，尽可能使用和平方式。在涉及强制性行动时，更应慎重行事，逐案处理。

三、“谈判”职能与国际争端的解决问题

国家外交的“谈判”职能，即与有关国家进行交涉，其更确切的含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为了彼此之间的有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获得谅解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当事国就争端进行协商或妥协时，对于以何种方式进行讨论和在何种基础上加以解决，均可自由决定。与其他解决方式相比，谈判方式更为灵活，因此许多国际条约都首先强调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

谈判与作为国际争端另一种解决方法的协商之间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其区别在于：第一，协商可以是在争端发生后为解决争端而进行的接洽，也可能是争端发生前为避免潜在问题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过程，而谈判一般是在争端发生后进行；第二，谈判双方地位虽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实力因素的介入往往是主导性的，而在协商过程中实力因素的介入程度较小，友好互谅的精神体现较为明显；第三，谈判往往排除第三者的参与，而协商并不排斥第三方的加入，斡旋和参加调停中的第三方一般与争端无利害关系，而参加多边协商的第三方可能与争端有某种程度的利害关系；第四，对谈判结果的遵守是由于法律上的承诺，其中法律约束的成分多于道义约束的成分，而对于协商结果的遵守则更多是基于自愿和道义上的约束。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协商是谈判的基础，谈判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断协商，特别是尽管协商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但它是否已完全形成一种独立的和制度化的争端解决方式，目前仍有一定疑问。因此，谈判与协商在实践中不能截然分开。

与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以及利用国际组织解决争端方法一样，谈判作为国际争端的外交或政治的解决方法，是一种非强制的解决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一方面，一切国家均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之间的争端，另一方面，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结果是废止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这是由国际社会的结构和国际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任何争端的存在，都会阻碍国际交往的正常进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如果解决不当或处理不及时，不仅影响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而且可能造成地区、国际局势动荡甚至酿成武装冲突或战争。因此，通过谈判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本着从发展与各国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出发，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等政治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诸如边界、双重国籍等国际争端，对于稳定地区和国际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由于事实或法律问题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争端，例如目前中国与邻国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和领土争端有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关于南沙诸岛的主权争端；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端；与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等等。对于南海诸岛的争端，尽管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后已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消除冲突因素、减少战争威胁、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合作及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安全出发，关于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还是应该通过谈判和协商予以解决。

中国在采用谈判与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并不排除使用其他和平方式，尽管中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条约关于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持有保留，例如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决定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22条第1款予以保留，声明中国不受该款约束。不过，由于多边条约的实施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表现出“权力取向”向“规则取向”的演变是国际法发展的大趋势，国际组织与多边条约开启和促进了各种解决国际争端方法有机结合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制度化进程，从而使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成为争端解决的国际法制度的一大特点，中国对于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方法的态度有所变化。例如，对于经贸领域的争端，自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截至2005年8月，中国在WTO作为起诉方提起了一个案件，即中国与欧洲联盟等七个WTO成员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作为被诉方有一个案件，即“集成电路增值税案”。此外作为第三方参与了30多个案件的审理过程。

四、“调查与报告”职能与国家安全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是指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第4项，“除其他事项外”，“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或许有人会认为，秘密搜集情报包含在“其他事项”之中，但是，通行的国家实践是禁止秘密搜集情报的，其中包括雇用特务和从当地居民手中搜集情报。因此“调查与报告”职能在国际法中主要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由于接受国负有给予驻外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之充分便利的义务，而接受国除为国家安全设定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另订法律规章外，应确保驻外使团人员在其境内的行动及旅行自由，由此产生国家与他国行使外交职能时享有的不可侵犯地位的关系问题。间谍行为一般为各国法律所禁止，然而，有时也难以区分正当程序的调查、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一国视为正常、合法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在另一国则可能是刑事罪行，反之亦然。《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最后采用的“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具报”措辞，实际上反映出国家安全与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驻外使团人员行动自由与通讯自由面临同样问题。然而，有关国际公约确认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因素的考虑，国家可以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对驻外使团人员的行动区域予以限制，在其他地区旅行则需要取得事先许可，禁止进入军事基地，并且禁止对任何军事设施、军用机场、港口、工厂进行拍照。对此，驻外使团人员的派遣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以一切合法手段”中的“合法”术语的含义模糊且易引起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外交调查职能的目的而如何确定“法律”一词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国际法的优先适用性质，这里的法律应该是指《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条款和国际法其他规范。这一点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第2项（“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中得到印证。不过，由于该公约有许多条款附带提到了国内法特别是派遣国与接受国的法律，特别是第41条第1款规定“在不妨碍外交特权与豁免之情形下”，驻外使团人员负有义务尊重接受国之法律规章且不得干涉接受国内政，从而使问题复杂化。由于不同的国内法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故第47条第2款第1项规定采取的对等措施不得被视为差别待遇。但是，因为国际法的优先适用性质，所以只有在不妨碍驻外使团职能的情况下，国内法才能对搜集情报加以限制。

国际关系的大量实践表明，利用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不可侵犯地位而损害东道国国家安全，通常会产生国际争端，并往往导致严重后果，包括宣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甚至出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而反过来促使派遣国进行报复，从而使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化，其结果是严重影响到国家外交职能的正常行使。因此，国家在行使“调查和报告”职能时，应该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相关国际条约和有关国家间有效之特别协议的规定。

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行使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中，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状况和发展情形，向我国政府具报，促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对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的活动加以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4条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界定为“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的行为。第23条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涉及享有不可侵犯的外国驻华使团人员，则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处理。

五、“促进”职能与国际合作问题

国家外交的“促进”职能，即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国家组织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学等关系。这一职能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结果；而国际合作原则，是现代国家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根本体现。国际合作经历了从临时性合作到长期性合作、双边和区域性合作到多边和全球性合作的演变过程。经过《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各国平等的国际合作迅速上升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

中国的和平发展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离不开国际合作。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会遇到安全、生态资源、贫困与发展、人口与犯罪等问题，而这些原本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逐渐溢出国界而成为全球问题。而为了更好地履行国家的外交职能，国家通过国际习惯法尤其是国际协定法承担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而且是一项法律义务，它与国家主权并行不悖，因为国家通过条约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国际条约的签订也是国家意志的自由表达，因此，国际合作使国家承受约束，但并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国际合作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内部稳定和和平发展。例如，中国在《联合国打击垮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公约体系框架内，通过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打击国内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遏制国内的经济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际合作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依存不断密切的情况下，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更加相互关联。对这些威胁都应予以高度重视，不能厚此薄彼。各国应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加深理解，通过对话增强信任，通过交流推动合作，以集体行动应对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努力消除其产生的根源。

中国于2005年6月28日发表的“中国公布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它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认为，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满足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推进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效率和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国际社会尤其应加强在下述领域的合作：

第一，发展领域。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是集体安全机制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贫困、疾病、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同样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挑战。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实现全球协调、平衡和普遍的发展。

第二，安全领域。建立一个有效力、效率和公平的集体安全机制，关键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的权威与能力，维护安理会作为集体安全体系核心的地位。（1）关于战争与冲突，国家间冲突的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谈判加以解决。国内冲突的解决应主要靠当事国人民努力。外部支持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以国际法为准绳，采取谨慎和负责态度，综合应用政治、外交等手段，鼓励和帮助冲突方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2）关于反恐，国际反恐努力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与协调作用，注意标本兼治，应避免政治化，不能采取双重标准。（3）关于裁军与防扩散，应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此类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任何形式的扩散。（4）关于有组织犯罪，应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发达国家应在提供资源方面承担更多义务。（5）关于预防与调停，在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在此方面的主要作用的同时，应加大对预防冲突和调停的投入，支持秘书长根据授权履行斡旋和调解职能。（6）关于制裁，应该谨慎使用制裁，以用尽和平解决的所有手段为前提。一旦安理会决定实施制裁，各国均有义务严格执行。（7）关于使用武力，一切国际争端均应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8）关于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以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中立、当事方同意以及非自卫不得使用武力等。（9）关于建设和平，中国支持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应主要是协助制订从冲突过渡到冲突后重建的计划，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

国际争端范文篇7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和谐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观察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深刻分析国际关系失序、国际制度缺失和国际行为失范根源的基础上。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本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相互依存关系，坚决摒弃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政治，倡导通过合作对话方式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努力增强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谐世界”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外交理念新突破，它高度概括了中国外交的理想追求与全球战略的核心内涵，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建设和谐世界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

建设和谐世界的首要前提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时代主题是一国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依据。当明确了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时，全世界各个国家才能从战争阴云中走出来、从冷战思维中解脱出来，从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在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实践下，这一理论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时代都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甚至千年以上的漫长历程。在每一个大时代长河中，若干历史阶段性特征和主题是不一样的。20世纪初，基于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激化。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的深刻性”和“生产危机的必然性”，因此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深刻论断，并亲自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它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桎梏下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了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及殖民体系的瓦解。概括地讲，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时代主题和特征是战争和革命。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广大新独立国家要生存、图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也要保生存、图发展。于是，“东西南北”各方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进而推进时代主题发生新变化。1984年小平同志两次会见外宾时都指出，当今世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

21世纪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社会财富。然而，战争也整整伴随了人类社会一个世纪。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是美苏对抗，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人类处于战争的恐怖之中，这种恐怖同战争一起都极大破坏了生产力，影响了人类社会进步，冷战结束以来，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时展主旋律，和平相处、和睦相待、和谐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与追求。但是，当今世界远未太平：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未消失；全球化深层矛盾不断显现，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合理成分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国际安全秩序面临新的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分裂势力在一些地区相当猖獗，各种文化和文明冲突不断。人类渴望和平，世界需要发展。尤其第三世界国家更期盼和平，更需要发展。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深受殖民掠夺和战争破坏，使国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无数人民流离失所，无数儿童因缺少药品在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的关键是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世界的发展问题。小平同志长期观察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面临着如何加快生产力发展这一矛盾。所以，小平同志指出南北方国家在发展上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共存性，而且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使发展问题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成为发达国家的责任。人类社会只有不断致力于世界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世界才能和谐与完美。第三世界的不断壮大将有利于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在和平中发展、在发展中和谐相处，实现双赢，这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世界。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建设层面，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可以不受歧视、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以联合国宪章精神为基础，改革和创新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和地区机制，使平等、公正获得强有力的法理保障和制度保障。

二战以后，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旧秩序在政治上是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国际关系上严重存在着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美苏两极划分势力范围，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在经济上，国际旧秩序主要表现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平等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经济和货币组织中的从属关系以及技术转让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这种旧体制导致南北差距扩大，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重，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出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弊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小平同志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早在1974年他在联合国发言时就讲过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他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就是要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他特别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社会制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平同志对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贡献。三、“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世界”

“和谐世界”新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强调加强和发挥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的作用，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建立一个互利、互信，开放包容，努力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猜疑与隔阂，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的多极世界的战略新格局。

世界战略格局是指在整体国际关系中各主要战略力量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与态势。一定的世界战略格局是一定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反映一定时期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关系。科学地分析战略格局是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判断的核心内容。多极化世界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小平同志关于多极化世界的思想以及他本人对促进多极化世界的形成所做的努力对人类社会将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1988年10月，小平同志就指出，世界由两大国主宰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这里包括中国、日本、西欧和其他好多国家集团。小平同志关于多极化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多极化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必然产物；二是世界正在走向多化；三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曲折的过程。

这些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小平同志关于未来世界是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判断，是极富远见卓识的科学判断。

四、主张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和谐世界”新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倡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小平同志是一位历经沧桑、身经百战的将军，所以他更懂得和平的价值。他一再倡导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1“一国两制”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思路。“一国两制”本来是解决祖国统一而制定的基本国策，并已成功实施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但它又是和平共处原则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为解决一些国际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拎战后，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日趋严重，并导致战争的发生。这些问题已经成了这些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如果冲突双方都有和平的诚意，那么“一国两制”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新办法。二战后，殖民地宗主国撤退时，给新独立的国家造成或留下成堆成堆的领土争端，极其严重地干扰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致使战祸连绵，生灵涂炭，许多国家不仅无法发展经济，而且使本就十分落后的经济或者遭到巨大破坏，或者干脆崩溃。针对这一严重局面，小平同志在1984年2月谈“一国两制”问题时，正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项新原则。它对发展中国家之间处理领土争端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性意义。

国际争端范文篇8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外交职能/国际法

【正文】

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是国家解决国际争端、进行国际合作的手段，是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概括来讲，在于和平、文明、理性地维持、促进国家利益和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及对外政策，发展国家间关系，弥合国际社会裂痕，加强和促进国际合作。其具体职能体现为沟通职能、信息情报收集与评估职能、调节职能、影响职能、象征职能和法律职能等等。①这些具体职能，借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表述，就是“代表”、“保护”、“谈判”、“调查与报告”和“促进”。其目的在于国家之间就国际争端与合作事项进行合乎逻辑的交涉、谈判和磋商，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思想，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种交流可以直接通过首脑外交，或以书面的形式，或通过直接接触予以实现；但更多地还需要以间接方式即通过互派驻外使团进行。②外交关系是在实现外交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它是国家为处理外交事务，在由国家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外交代表机关等通过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互派驻外使团等对外活动中所形成的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依上述方式在对外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也属于外交关系的范畴。③这种关系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服务于国际法主体的利益。

外交职能的实现与国际法规范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际法是国家为实现外交职能进行对外交往而产生的国际关系的产物，“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基础。④另一方面，作为调整外交职能的国际法规范在古代已出现雏形并在近代开始系统化。作为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近代国际法产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所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逐渐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将国家利益至上及势力均衡两个观念作为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进而规范彼此的关系，完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从大一统到势力均衡的转变。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了对大统一的向往。国家利益至上不仅意味着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尽管这种手段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逐渐受到限制）均是合法的，⑤而且趋向于表明国家主权的存在和主权国家享有潜在的平等原则。主权原则的确立与常驻外交使团的建立对于实现国家外交职能、规范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国际习惯法和包括1815年维也纳会议尤其是1945年以后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若干国际会议所编纂的国际协定法规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外交职能的实现。

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其外交职能无疑处于变化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⑥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在求同存异、互谅互让、进退有度的基础上，在加强经贸交流、注重长远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既要“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又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继续作出努力，推动国际法朝着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向前进。”⑦因此，研究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前沿法律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通过对现行法的分析当有助于把握国际法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观点出发，本文拟通过分析评价《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提及的五项外交职能及其所涉及的重大法律问题，试图对中国和平发展中外交职能调整的若干前沿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代表”职能与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代表”职能即“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⑧这是国家外交职能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项。作为国家代表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其他高级官员在接受国进行正式访问时和作为主权国家象征的驻外使团馆舍和外交人员，由于其代表性质和职能的需要，历来享有神圣的不可侵犯。由于此种地位涉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和两种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包括相互对立、互为矛盾的两个侧面：滥用不可侵犯地位违背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对东道国应负的义务，严重侵犯接受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而侵犯这种神圣地位则严重损害派遣国的利益。两者均严重影响到外交职能的正常行使，尤其是后者，在地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今天日益成为威胁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代表”职能的行使主要涉及驻外使团及其人员安全的法律问题。

驻外使团尤其是常设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享有的不可侵犯的目的在于保证他们免受接受国可能通过行使主权的、特别是其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所进行的有碍使团职能的行为或司法程序及其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或胁迫。使团馆舍的不可侵犯不仅意味着接受国官吏非经使团团长许可，不得进入馆舍，而且意味着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团安宁或有损使团尊严之情势。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同样如此：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其加以逮捕或拘禁，应该对外交代表特示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总之，对东道国而言，使团及其人员的不可侵犯包括两个方面：接受国负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使团免受外部危险与威胁；而使团及其人员免受接受国法院程序的管辖。接受国的具体义务，除国家机关不得实施任何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外，还包括防范与惩治个人侵害使团及其人员不可侵犯的行为，并为此目的将侵害外交人员的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依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2条，每一缔约国应将下列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即故意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以进行任何这类攻击相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未遂；参与任何这类攻击为从犯。缔约国应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接受国负有惩治此类罪行的义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⑨尤其是针对国际组织人员的犯罪。2000年10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迄今为止杀害联合国工作人员的177个案件中，只有3起的肇事者被绳之以法。⑩无论其原因为何，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东道国有义务防范、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否则会引起有关国家的国际责任问题。这一点已为国际法院所确认。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与领事人员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政治上的因素不能成为否认源于条约和习惯的国际法义务的理由，从而裁定伊朗违背了对美国所负的义务；(11)在关于2000年4月11国际逮捕令案中，国际法院进一步裁定比利时因对刚果（金）外交部长国际逮捕令而违背了对刚果（金）的义务。(12)

第一，派遣国加强与接受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派遣国在行使外交的代表职能过程中也负有一定的义务，在驻外使团大量增加、接受国局势动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情势下，接受国可以合理地希望派遣国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其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13)这些措施包括：出现危机情形时，减少驻外使团人员；关闭驻外使团；提高外交人员收入以聘请保镖保护其人身安全；(14)增强外交人员的体质、技能和应对能力；规范、安全地使用外交邮袋；特殊时期由派遣国提供武装保护。

第二，通过国际立法和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防范与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安全的行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开始出现与盛行，为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有效行使外交代表职能，维护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确保对于实施或参与实施有关罪行的人员或起诉或引渡，劝诫可能的违法人员不要实施相关罪行，并在防止此类罪行方面确保最低限度的多边国际合作，《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认为“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危害到这些人员的安全，构成对各国间合作所必需的正常国际关系的维持的严重威胁”，深信国际社会“制定防止和惩处这些罪行的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实有迫切需要，”(15)缔约国应将针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所犯的公约所规定的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并予以惩治；对上述罪行以及嫌疑犯确立必要的管辖权；进行合作，互通情报，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对在其领土内的嫌疑犯应予起诉或引渡；就对嫌疑犯提起的刑事诉讼彼此提供协助，并将诉讼的结果通报联合国秘书长。(16)《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进一步确认劫持人质是一种国际罪行，要求各国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惩治和防范。《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深为关切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而造成伤亡的数目日益增加”，认为“无论何人攻击或以其他方法虐待以联合国名义行事的人员都是无理和不可容忍的行为”，认识到“联合国行动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宗旨进行的”、“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对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人道主义和其他行动领域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意识到“为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已有的现行安排，包括联合国主要机关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然而承认“现行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措施尚不充分”，认识到“如果在东道国的同意和合作下进行联合国行动，则其有效性和安全会得到加强”，呼吁“境内部署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所有国家和这类人员所依赖的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全面支持，以期协助进行联合国行动并完成其任务”，深信“亟需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防止“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攻击行为”，从而缔约国负有对犯下此种攻击行为者进行惩治的义务。(17)已经或正在制定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定义的全面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等相关公约强调在打击侵害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的国际恐怖主义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而国家实践表明传统的行刺条款应予保留：性质特别险恶的行为如恐怖主义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政治罪。作为对政治犯不引渡例外的传统的行刺条款必须保留，而且其适用应扩展到国家代表，尤其是驻外使团人员以及国际组织的官员；并应扩展到一切具有特别险恶性质的行为。(18)

总之，在实现国家的“代表”职能、保障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上，整个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仅通过一国的力量或极端的单方面行动，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甚至会造成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因此国际合作尤为必要。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时，在继续坚持有效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防止扰乱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的行为（如正确处理2002年5名不明身份者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事件）；加强对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安全措施（如2004年中国政府向战后伊拉克派出复馆小组由6名武警官兵组成的警卫中队护卫）；对于他国侵犯中国驻外使团及其人员的神圣地位事件提出严重交涉（如就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对美国等北约成员国的严重交涉的做法）；加强国际合作，谴责、防止并惩治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如2003年8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发表谈话，对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遭到恐怖袭击事件深表遗憾，并强烈谴责这一恐怖暴力事件，并对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和哀悼）；拓宽多边合作渠道以更有效地保障外交代表职能的行使（如于2001年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并签署《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4年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2005年9月14日签署《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

二、“保护”职能与外交保护问题

国家外交的“保护”职能，即“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19)由于中国在和平发展、加强各方面的国际交往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对中国国民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20)这里仅就外交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1.外交保护的定义和范围

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而受的损害，以国家的名义为该国国民采取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

2.国籍国行使保护的一般原则以及对自然人和法人的保护问题

第一，国籍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是国籍国。(22)就对自然人的外交保护而言，国籍国指寻求保护的个人因出生、血缘、国家继承、归化或以不违反国际法的任何其他方式获得了其国籍的国家。

第三，多重国籍和针对第三国、国籍国的求偿。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的任一国籍国，可以针对非国籍国为该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23)两国或多个国籍国可以为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共同行使外交保护。一人同为两国国民时，一国不可针对另一国为该人行使外交保护，除非前者在该人受害时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都是主要国籍国。

3.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及其例外

三、“谈判”职能与国际争端的解决问题

国家外交的“谈判”职能，即与有关国家进行交涉，(27)其更确切的含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为了彼此之间的有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获得谅解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当事国就争端进行协商或妥协时，对于以何种方式进行讨论和在何种基础上加以解决，均可自由决定。与其他解决方式相比，谈判方式更为灵活，因此许多国际条约都首先强调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28)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本着从发展与各国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出发，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等政治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诸如边界、双重国籍等国际争端，对于稳定地区和国际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由于事实或法律问题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争端，例如目前中国与邻国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和领土争端有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关于南沙诸岛的主权争端；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端；与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等等。(30)对于南海诸岛的争端，尽管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后已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消除冲突因素、减少战争威胁、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合作及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安全出发，关于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还是应该通过谈判和协商予以解决。

中国在采用谈判与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并不排除使用其他和平方式，尽管中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条约关于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持有保留，例如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决定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22条第1款予以保留，声明中国不受该款约束。不过，由于多边条约的实施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表现出“权力取向”向“规则取向”的演变是国际法发展的大趋势，国际组织与多边条约开启和促进了各种解决国际争端方法有机结合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制度化进程，从而使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成为争端解决的国际法制度的一大特点，(31)中国对于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方法的态度有所变化。例如，对于经贸领域的争端，自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截至2005年8月，中国在WTO作为起诉方提起了一个案件，即中国与欧洲联盟等七个WTO成员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作为被诉方有一个案件，即“集成电路增值税案”。此外作为第三方参与了30多个案件的审理过程。(32)

四、“调查与报告”职能与国家安全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是指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第4项，“除其他事项外”，“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33)或许有人会认为，秘密搜集情报包含在“其他事项”之中，但是，通行的国家实践是禁止秘密搜集情报的，其中包括雇用特务和从当地居民手中搜集情报。(34)因此“调查与报告”职能在国际法中主要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由于接受国负有给予驻外使团及其人员行使职能之充分便利的义务，而接受国除为国家安全设定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另订法律规章外，应确保驻外使团人员在其境内的行动及旅行自由，由此产生国家与他国行使外交职能时享有的不可侵犯地位的关系问题。间谍行为(35)一般为各国法律所禁止，然而，有时也难以区分正当程序的调查、情报搜集与间谍活动。一国视为正常、合法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在另一国则可能是刑事罪行，反之亦然。(36)《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最后采用的“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具报”措辞，实际上反映出国家安全与国家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驻外使团人员行动自由与通讯自由面临同样问题。然而，有关国际公约确认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因素的考虑，国家可以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对驻外使团人员的行动区域予以限制，在其他地区旅行则需要取得事先许可，禁止进入军事基地，并且禁止对任何军事设施、军用机场、港口、工厂进行拍照。对此，驻外使团人员的派遣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行使外交的“调查和报告”职能中，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状况和发展情形，向我国政府具报，促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对外国驻华使团及其人员的活动加以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4条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界定为“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的行为。第23条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8)对于涉及享有不可侵犯的外国驻华使团人员，则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处理。

五、“促进”职能与国际合作问题

国家外交的“促进”职能，即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国家组织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学等关系。(39)这一职能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结果；而国际合作原则，是现代国家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根本体现。国际合作经历了从临时性合作到长期性合作、双边和区域性合作到多边和全球性合作的演变过程。经过《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各国平等的国际合作迅速上升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

中国的和平发展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离不开国际合作。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会遇到安全、生态资源、贫困与发展、人口与犯罪等问题，而这些原本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逐渐溢出国界而成为全球问题。而为了更好地履行国家的外交职能，国家通过国际习惯法尤其是国际协定法承担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而且是一项法律义务，它与国家主权并行不悖，因为国家通过条约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项具体内容，国际条约的签订也是国家意志的自由表达，因此，国际合作使国家承受约束，但并不会损害国家主权。(40)相反，国际合作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内部稳定和和平发展。例如，中国在《联合国打击垮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公约体系框架内，通过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打击国内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遏制国内的经济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际合作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依存不断密切的情况下，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更加相互关联。对这些威胁都应予以高度重视，不能厚此薄彼。各国应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加深理解，通过对话增强信任，通过交流推动合作，以集体行动应对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努力消除其产生的根源。(41)

国际争端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国际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夯实、加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其间，邓小平针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自己对于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发展国际关系的若干独立思考，丰富了国际法的理论以及研究内容。在我们缅怀邓小平先生诞辰百年的同时重新研读邓小平的这些理论仍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在主权与人权以及改革开放中多次强调国家主权的第一位作用

尊重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维护国家主权与实现人权的关系是当代国际人权领域中根本性的问题。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上邓小平也有精辟的论述。邓小平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P.331）。”故邓小平提出了“国权比人权更重要”的著名论断，是对人权与主权相互关系的具体展开和实际应用。其实早在1984年10月2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就强调“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是处于第一位的。

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维护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邓小平分析了近现代史后揭示出，当国家主权沦落，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大权都操纵或直接掌管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者手中时，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居民的集合体势必就会遭受外来力量的强制或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绝对谈不上保障该国国民的人权（P.198）。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中的基本原则，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维护国家的主权摆在第一位，只有实现国家主权原则，才能实现人权。这是因为无论是处理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的重要的国际法文件规定的首要原则都是国家主权原则而不是人权原则；各国大都在宪法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而且各国在包括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中无不强调自己国家的主权，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以任何借口侵犯自己的主权和干涉自己的内政；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宣言》均没把人权保障列为一项基本原则，而只是认为其属于尚不构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又具有局部法律效力的重要原则，人权较之于主权来讲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故我们可以讲国权比人权更重要，国家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作为现代国际法中最重要原则的国家主权原则既是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权保护的最有效的手段。主权国家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若没有主权国家，就没有现代国际法，也就谈不上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际实施。可以说，这也是国际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原则协调一致的原则[3]（P.334）。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吸收外来的先进经验，尤其是大量引进国外投资，参与制定、批准了大量的国际条约、公约，采用世界各国通用的国际惯例，并且结合国内国外实际情况制定、修改了许多法律法规，真正把国内法和国际法相互衔接起来，共同对改革开放起保驾护航的作用。因为“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P.202）”。

由于“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P.266）”，故我们的改革开放需要把国内法和国际法相互结合起来。这种国内法和国际法相衔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正在实行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而调整市场经济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法律，有其共性的一面，反映了客观经济生活的需要，是人类社会管理经验的总结，值得认真加以研究，有区别地加以借鉴或与国际商贸法律相衔接。这样做，对实现我国经济上的两个转变显然是有促进作用的[2]（P.32）。但是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并且不得损坏我国的安全，也即我们参与国际关系、吸收外来经验的前提是不得影响我国主权的正常行使，外来力量不得借此来干涉中国内政。故无论是吸收国际经验，还是参与国际事务以及与国际法相衔接，都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P.348）”。

二、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

中、印等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共同倡导的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在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并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P.127）”。后又多次指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法。1988年，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P.282）。”在以后的有关讲话中邓小平又多次阐述了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自从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大会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之后，国际社会旧掀起了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讨论热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要是要改变传统不合理的西方大国在政治经济上掠夺、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旧秩序，而代之以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并遵守国际法原则的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可是，进入80年代后，由于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遭受了挫折。但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两极对立格局瓦解，又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历史转机。邓小平先生关于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也是在这个历史情况下出现的，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具体来讲，邓小平关于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主要表形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P.283）。”“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1]（P.360）。”后又指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二是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P.70）。”“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P.96）。”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侵犯方面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1]（P.328）。”在不干涉别国内政方面，邓小平强调：“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允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1]（P.332）。”“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1]（P.359）。”

三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方面的体现主要是开展南北对话、进行南南合作。在南北对话方面，邓小平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南北对话（P.56）。”“南方要改变贫穷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1]（P.96）？”“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P.106）。”可见，南北对话的关键在于，北方的发达国家要拿出力量来帮助南方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才能更好地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而在南南合作方面，邓小平则指出：“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1]（P.56）。”而且“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P.96）。”

三、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

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国际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一项原则。目前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已是各国的义务，至于当事国是采用包括直接谈判与协商以及有第三方介入的斡旋、调停或调解在内的政治或外交方法还是采用仲裁和诉诸国际法院的法律解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则由当事国协商选择。在这方面，邓小平先生结合上个世纪后二十年的国际关系形势以及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实际情况多次提出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办法。

一是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国际争端。对于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法，邓小平就指出：“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P.84）。”“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同我国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一样[1]（P.70）。”通过和平谈判利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中英、中葡之间的香港、澳门争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示范，而且这种把和平共处原则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社会制度也从另一个方面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对于我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边界争端问题，邓小平也提出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基本思路：双方互相让步来解决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在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按照这一思路，我国与印度、越南等国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或共识，缓和了边境紧张气氛。通过当事国和平商谈达成协议、订立边界条约以解决边界问题是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比较有效和符合国际法的方法。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国目前已和俄罗斯以及越南解决了双方之间大部分的陆地和海上边界争端。

二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促进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面对客观存在的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领土、资源争端，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他指出，对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南沙群岛争端的解决，“一个办法是把主权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P.88）。”所谓搁置主权，就是把那些有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在一边，避免双方矛盾激化，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而是指在没有条件用和平方法解决主权争端时暂不谈主权之争，待到将来条件成熟，最后解决主权归属问题。所谓共同开发，是指在主权问题解决之前，争议双方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连接起来，共同开发有关争议地区，共同得利。邓小平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符合争议各方的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减轻了他们对我国的敌意和疑虑，有利于争端的未来解决，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有参考价值的新思路。

三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时候不计较历史恩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前已述及，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P.88）。”

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国际人权法中的平等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平等权作为人权已经得到了国内法以及国际公约的认可，邓小平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实行这样一些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P.254）”：“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4]（P.332）。”平等不仅包括男女平等，而且包括民族、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尽管我国的相关立法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专制影响很深、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搞特权有很深的思想土壤，诸如“权大于法”、“刑不上大夫”的意识以及形形色色的等级观念对人民思想的浸润很深，以至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都带有明显的封建思想的痕迹。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意义重大深远。这一强调，批判地继承了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积极成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同时又赋予它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的新的时代内容[5]（P.152）。尽管如此，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我国以及国际社会中真正实施平等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更多的平等权仅仅是法律规定上的或者讲是形式上的平等，或者只是实行了平等权内容中的某一方面的平等。

在发展方面，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邓小平就指出：“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P.331）”。经过建国之后的初步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如此，但是由于期间几十年的动荡，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提出要实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之需要，就应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P.358）”，“发展才是硬道理[1]（P.377）”；而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P.375）”。

发展的问题被认为属于一项基本的权利，发展权也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是所有个人以及国家、民族等所享有的权利，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权利的统一。而其中的经济发展权是发展权主体自主决定发展道路、运用物质手段创造和获得满足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权利的总和，是发展权的核心，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保障，制约着其他发展权的实现（P.442）。故我们可以认为发展经济是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当然也从根本上制约着人权理想和人权现实矛盾的解决。人们不能在其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或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实的生产力所决定或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享有人权。为此，邓小平在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P.116）”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并进而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首要标准，这里也无疑地表明了生产力标准是人权评价的首要标准。特别是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条，不仅是人权评价的一个最基本的参照系，而且它本身也内在地包含了有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生存发展权的思想内容，即是说，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才能消灭贫穷，并通过消除两极分化、打破地区发展不平衡，达到共同富裕，为真正实现广泛的人权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人权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P.196）。

邓小平还就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少数人的人权”和“全国人民的人权”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P.125）”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个人人权，也要顾及国家、民族等所享有的集体人权。譬如就前述发展权来讲，它是一项集体人权，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普遍享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指出，在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是所有国家都应具有的目标和共同责任。因此这一代和今后的世世代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取决于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在主权平等和消除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同时发展权也是一项个人人权。正如《发展权利宣言》所言，发展权作为个人权利即指每个人都有参与国家发展进程的权利；享受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的权利；使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的权利。国家对个人发展权的实现负有责任。

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后，邓小平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在1988年邓小平就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P.281）”。在1990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P.353）”。目前和平权已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人权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和决议将和平权确定为一项基本人权，其权利主体是世界各国人民。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指示也进一步指出了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促进共同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曾举例说明实现经济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1]（P.105）。”

此外，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以及不干涉内政的问题上邓小平也有自己独到的观点。众所周知，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内政，直接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20世纪以前，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的内政，或者讲一国政府如何对待其国民完全是该国的内部事务，他国无权干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问题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因为战争期间法西斯国家对内的独裁统治以及对外的侵略行为给人类所带来的空前的灾难证明人权的国内保护是有局限性的，人权需要国际保护，需要国家之间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条约和国际习惯来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基本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合作和保证，并对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加以防止和惩治。但是人权的国际保护并不是可以随便对别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妄加指责和干涉别国内政，毕竟对一国境内的人权评价不能脱离该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该国国情。邓小平在1990年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P.359）。”在列举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譬如伊斯兰国家、穆斯林、中国、非洲等都不可能实现西方大国的所谓民主、人权制度后，邓小平同时指出拿人权作幌子，推行“人权外交”、奉行“双重标准”只能搞乱这些国家。但是“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1]（P.61）。”

简短的结语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作为一个以务实而著称于世的中国这个大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针对上个世纪后几十年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一些有现实意义的观点促进了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国际法的研究内容。他提出的许多譬如“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独到见解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彼此之间的类似争端提供了示范性的作用，促进了国际争议的妥善解决。直到今天，邓小平先生的许多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合作和交往以及正确处理外交关系的行为准则。在邓小平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写作此文也是对邓小平先生为中国以及人类所作贡献的纪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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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佳灵。国家主权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候少文。邓小平的政治观[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国际争端范文篇10

一、“一国两制”理论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在近代国际法中，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主要模式就是战争。近代国际法包括“平时法”和“战争法”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国际法的初期，“战争法”的地位远远高于“平时法”。近代国际法标榜国家拥有“战争权”，国家可以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或方法。哪个国家打赢了战争，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正义”、“真理”，就有权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战败国只能俯首称臣，百依百顺，最后沦落为附庸国、被保护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就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者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今天的国际和平得之不易，弥足珍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每个国家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解决争端的和平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人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二、“一国两制”理论赋予了和平共处原则新的时代定义

列宁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一种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其基本涵义是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以前时期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1954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原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原则），同时又赋予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原则）新的时代意义，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原则，不仅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且同时又敦促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更要和平共处，以实现国家之间和平地共存，和平地友好往来，和平地解决争端，从而使和平共处原则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和平共处原则已经超越了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方针、政策的范畴，成为指导所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适用于现代国际法的一切效力范围，构成现代国际法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核心。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在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同时，也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使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

三、“一国两制”理论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中国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和主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它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不能被非法地分割和限制，也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针对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页）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有关割让和强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英国从来不曾在法律上合法地拥有过香港的主权。因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的移交绝不可能是主权的移交，中国方面是正义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英国则是把香港交还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