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责任范文10篇

国际责任范文篇1

如果将执行上级命令作为完全的辩护理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对所有普通士兵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最终只能追究最高统帅甚至是国家元首的责任，这显然并不合法。所以，在国际法理论上就出现了“下级责任”(Subordinates’Responsibility)的概念，专指下级执行上级违法命令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针对执行上级命令能否免责的问题，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历史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规范轨迹，一种是条件责任原则(ConditionalLiability)，一种是绝对责任原则(AbsoluteLiability)。两种责任形式能否相互融合，或者何种责任形式才是国际社会所应当采取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是如何影响执行上级命令能否免责这一问题的发展的?这些正是本文所要一一回答的问题。

一、条件责任原则的发展历史及其理论基础

条件责任是指执行上级命令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理由，但是如果下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命令是违法的，或者命令是明显违法的，那么下级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而主张免责的抗辩。条件责任的含义包含两层，一方面，执行上级命令可以作为下级免除由于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的违法的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另一方面，在下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级命令违法或者明显违法时，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而主张免责。条件责任原则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理念支撑。军事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任务和目的的特定性。与平民社会不同，军事社会的存在目的在于通过实施作战行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并最终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利益。而战争胜利与否的关键则在于指挥官决策的正确与否以及这种决策能否顺利地被贯彻实施，因此，军事社会必须要有一套比平民社会更加严厉的纪律体系来加以保障，“令行禁止”是最简洁也是最直接的纪律要求，而这其中，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是首当其冲的纪律规范。

正是由于军队社会的特殊性，在条件责任原则中，一般认为执行上级命令可以作为免除责任的抗辩理由。但是，随着文明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战争受难者和受损财产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如果将执行上级命令作为完全的辩护理由排除责任的承担，则会造成对于下级实施的违法行为只能追溯到命令的最高统帅甚至国家元首的情形，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实施的。同时，士兵个人作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对于上级的命令具有区分正确与否的能力。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两项排除规则，即下级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命令是违法的或者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免责。条件责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19世纪下半叶，一些国家通过国内法追究某些情况下执行上级命令的下级责任。例如，在1872年德国《军法典》第47条规定:“如果士兵执行命令的行为触犯了刑律，那么该命令的上级单独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服从该命令的士兵在(a)其行为超越命令的范围，或者(b)知道上级命令涉及的行为构成普通犯罪或者军事犯罪时，将与上级一起承担共犯的刑事责任。”

在国际判例当中，条件责任原则最早是在1915年奥匈帝国的一个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提出。法庭在判决中指出，下级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刑法，而且也与文明社会的战争习惯相悖时，就不能免除下级的刑事责任。一战之后的莱比锡审判巩固了条件责任原则，其中最著名的是DoverCastile案和LlandoveryCastle案。“DoverCastle”是一艘医用船，被用来从马耳他运送伤病人员到直布罗陀。德国海军上尉KarlNeumann下令用鱼雷攻击该船，并导致船上的6名船员遇难。KarlNeu-mann之所以下命令，是因为其上级告诉他该船已被敌军征用，并用于军事目的，是一条战船。莱比锡法庭根据其德国的国内法，认为下级应当执行上级长官的所有命令，因此判决Neumann无罪。

LlandoveryCastle一案的情况与DoverCastle案有所不同。在LlandoveryCastle案中，法官认为，当一个人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如果知道该命令违反了普通法或者军事法，那么其就应当承担责任。军队下属没有义务质疑其上级的命令，他们可以信赖上级命令的合法性。但是，如果该命令对于包括被告在内的所有人来说，已经毫无疑问地违法了法律，那么，这种对于上级命令的合法性的信赖就不存在了。在该情况下，下属如果还执行违法的命令，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同一个法庭在相同性质问题的两个案子中的结论就正好相反。

二、绝对责任原则在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责任范文篇2

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法实践，国际法学界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国家在国际犯罪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根据国际法习惯规则，当然也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家责任，从而成为国家责任的主体。但是，国家作为无意识的抽象实体，其本身不能承受刑罚处罚，因此，国家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国际犯罪的个人。

一、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渊源及其评价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国际法》和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这是西方学者主张国家刑事责任的代表作。

（一）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例如，如果一国政府命令将居住于其领土内的外国人全部杀尽，这个国家以及负责命令和执行这种暴行的个人所担负的责任，就将是刑事性质的责任。该学说还认为，对于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所犯的战争罪应受惩罚的规则，已经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战争罪犯的犯罪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机关而作的。

根据劳特派特的理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然而，这一理论试图阐述的国家刑事责任，实际上仍然还是一般的国际责任，即国家责任。因为：其一，“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而是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表现为刑罚处罚。当然，劳特派特不可能完整地阐述国家责任及其形式，因为，早在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之前，他所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已经出版。其二，劳特派特在阐述中，虽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并设定了二种特定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情况：一是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实施了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二是实施了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接着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既然是“不限于”，那么，“超出”国家责任形式的国际刑事责任形式又是什么呢？劳特派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其所谓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并没有突破一般国际责任的范围。

（二）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家的刑事责任。他在其自己拟定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论述了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

其一，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表现为：（1）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的权威人士实施任何犯罪，不管这类行为按其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为此负刑事责任。（2）由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

其二，不作为的国家责任。表现为：（1）国家不履行国际刑法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应构成国际犯罪。（2）当新国家、新政府负有责任，起诉或引渡违反国际刑法的团体中的个人或已被团体开除的犯罪个人时，国家的不作为则构成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

事实上，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所主张的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被国际法实践所证实，也没有为国际立法所采纳。首先，直至今日，国际社会从未有过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其次，1998年7月17日，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今年7月1日生效），根本没有规定任何有关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而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三）詹宁斯爵士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和阿瑟·瓦茨爵士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重述并强调了劳特派特主张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某些国际不法行为，由于所违反的义务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性，引起了特殊的和更为严重的国际责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詹宁斯爵士在其论述中，也注意到了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规定。他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审议，是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有关的，而不是与国家的刑事责任有关的。当然，他同时也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的讨论倾向于在治罪法草案中只涉及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不妨害以后考虑国家的刑事责任。可见，詹宁斯爵士对国家刑事责任的制裁性质和管辖权提出了疑问并陷入困惑。他认为，在国际法上归类为罪行而产生的不同于国家责任的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其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没有一个对国家有适当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也没有任何国际司法判决规定和适用国家的刑事责任原则。

可见，詹宁斯爵士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在其阐述中，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国家到底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疑问，并陷入了理论上的困境。因为，他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及其性质。他只能寄希望于对国家具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来证实其理论观点，希望用国际法实践来解决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可是，他当然没有看到此类的国际法实践，也不可能看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追溯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起源，从其理论的提出到理论的发展来看，西方学者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就连詹宁斯爵士自己也承认“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这一理论学说最终为国际法实践和国际立法所摒弃。

195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1条规定：“本治罪法所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之罪，系依照国际法应行论处之罪，犯此罪行之个人应予处罚。”显然，该草案只是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根本没有涉及所谓的国家刑事责任。1998年7月17日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其据此将要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并不管辖国家的国际犯罪，也不涉及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际刑法的审判实践也从未有过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先例。

二、我国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述评

我国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因为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将这种学说称为“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目前，这种学说在我国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这种理论学说，根据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特定场合，又分离出另一种学说，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一）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犯罪主体应包括实施危害国际社会行为的国家、组织、机构、国家代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以及任何人。据此认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也可以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也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不仅可以成为一般违法行为的主体，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而且，国家必须为其所犯的国际罪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综上观点，简言之，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学说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无法阐明对国家应当如何适用刑罚。应当指出，上述学者错误地认为，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国家刑事责任不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为止，尚无国际司法实践证实，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更没有证实国家能够承担国家刑事责任；其三，综观当代国际法，没有一项条约和习惯法规则规定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事实恰恰相反，该草案仅仅规定了国家因其国际不当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的问题，在该草案的全部50个条文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或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国家刑事责任形式，根本没有刑罚处罚的性质，实际上都不是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国家责任的形式。

（二）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

“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与上述“国家刑事责任全部承担说”的观点基本相同，无非是强调了“在一定场合”作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条件。这种学说主张，国家因为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两大类。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这里的“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是指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这种观点与上述《奥本海国际法》的观点非常相似。然而，这种学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无法解释对国家应当如何适用刑罚。还应当指出，所谓“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即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并不是理论上随意特定的，而必须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来衡量其犯罪构成，必须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国际犯罪的认定同样也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习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关于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观点，之所以认为国家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或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推理：因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所以，国家就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既然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那么，国家当然也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其实不然，首先，国家能否构成国际犯罪，应当根据国际法来确定，应当有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因为，国际犯罪具有构成要件，在没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又何以能够构成国际犯罪呢？其次，上述学说最终仍然不能阐明对国家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因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可见，上述推理并没有最终得出结论，该推理是不完整的。再次，国家责任的习惯法规则已经为国家设定了其犯罪行为的一般国际责任。对于国家而言，即使构成犯罪，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

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这二种法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不能构成国际犯罪，也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更不能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由此论断，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有的学者也认为，国家是国际法上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无法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国家缺乏刑事责任能力，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作为由其全体人民组成的社会，根据“社会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在内的国家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即使国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国际社会也尚无审判和惩罚犯罪国家所必需的基本机制。在这样的现实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国家作为国际罪行的刑事责任主体来行使管辖权和进行审判。

综上所述，这种学说，不仅否定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

；而且还否定了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该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因为国家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所以，国家不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因为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所以，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该学说否定国家刑事责任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阐述这一结论的理论基础却有失偏颇，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因为，国际法习惯已经证实，国家可以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虽然不是一项国际法条约，但是，这个草案创设了国家责任的国际法习惯规则，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该草案第19条第2项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可见，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而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并不符合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国家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按照草案的规定，国家应当承担的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也是一种法律责任，但是，国家责任根本不同于国际刑事责任。

三、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以及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应当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反之，国家作为国家责任的主体，却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刑罚处罚。

（一）国家不能承受刑罚而缺乏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表明，刑罚处罚是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所谓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承担，这种承担从国家方面来看，表现为主要有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制裁。关于刑事责任的概念，我国学者各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刑事责任是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刑罚）的一种应有的承担。从国家方面来说，刑事责任就是对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即犯罪行为的人的一种否定评价。在我国，所谓刑事责任，就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刑事法律规定，对实施犯罪的人所作的一种否定的道德政治评价。也有的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实施犯罪的人判处的刑罚。

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刑事责任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用公式来表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处罚。犯罪行为是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当犯罪行为负有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应当处以刑罚。刑罚是以行为人负刑事责任为前提的，受刑罚处罚的人，没有不负刑事责任的；而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刑罚。具体来讲，其一，刑事责任的存在决定刑罚的存在。刑事责任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刑事责任的后果。其二，刑事责任的大小是处以刑罚轻重的标准，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三，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体现形式，即刑事责任主要是通过刑罚来实现的。当然，在我国，刑事责任也并不是绝对地伴随以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以刑罚的，也可以免于刑罚处罚。

在前苏联，关于刑事责任的原理，普遍的结论是：就其本质来说，刑事责任归根结底是一种表现为刑罚的法律关系。刑事责任就是刑罚。所谓刑事责任，即透过这种现象看到的主要东西，应当说刑事责任就是适用和实现刑罚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正是适用和实现刑罚而体现了刑事责任。刑罚就是刑事责任的体现。有的学者认为，刑罚和刑事责任是二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刑事责任主要在刑罚中得到实际体现。刑事责任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最终形式，表示刑事责任的以前各阶段的结果。甚至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和“刑罚”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二者之间没有差别。

综观世界各国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已有的国际法实践，作为刑事责任表现形式的刑罚，具体表现为：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无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称终生监禁和监禁）以及罚金。其中，剥夺生命刑和剥夺自由刑是最主要的刑罚方法，在许多国家，罚金则是作为附加刑适用的。如此而言，作为国家，除了罚金以外，又如何能够承受剥夺生命和剥夺自由的刑法处罚呢？国家作为抽象的实体，其本身没有意识，根本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

根据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假设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那么，所谓国家的刑事责任，应当是指当国家构成国际犯罪时，国际社会对该国所作的否定评价。具体来说，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承受刑罚处罚。但是，国家既然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那么，国家唯一能够承受的刑罚处罚就是罚金。有的者以此认为，这是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但是，众所周知，在国家构成了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例如，战争犯罪，罚金的刑罚处罚根本就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普遍规定的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具有国际法渊源的性质。对国家在构成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仅处以罚金，根本无法体现这一刑法原则。因此，对国家而言，显然不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反之，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而承担国家责任的场合，赔偿损失是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形式，而“赔偿损失”作为一种国家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本身已经足以替代罚金刑。

（二）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

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都是国际法律责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国际法渊源来看，国家责任的国际法规则，虽然已经具有了国际法实践，但是，至今仍然还是国际法习惯规则。而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制度，是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成文法，在国际法上具有明确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承担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从行为方式来看，国家责任的前提是实施了二种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的国际罪行构成了国际犯罪。而国际刑事责任，则是以单一的国际犯罪为前提，必须具有国际法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其三，从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来看，国家责任，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其责任形式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而国际刑事责任则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质，是一种刑罚惩罚，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最后，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看，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个人。在国家因其国际罪行而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由于规定国际犯罪的任何国际刑法条约没有规定对国家的刑罚方法，该国家也不可能因为其国际犯罪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国际刑事责任，在现有的国际刑法条约或条款中均规定是由个人承担其责任的。

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总是将国家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有的学者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混同与国际

责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将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表述为：终止国际犯罪行为，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赔偿，罚金、没收财产，国际制裁，剥夺国际社会成员身份以及限制主权。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刑罚处罚：罚金，限制主权和撤销联合国席位；也包括非刑罚处罚方式：经济制裁，命令终止犯罪行为，赔偿和道歉。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以上所谓的刑事责任的方式，除了罚金之外，都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都不是刑罚处罚，根本就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见，这种随意扩大国际刑事责任范围的观点，混淆了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本质区别。

（三）国家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

国际犯罪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国际法并不免除国家的一般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许多国际仲裁裁决而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但是，至今仍然处于习惯法的支配之下。当然，国家的国际责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它也是一种国际法律责任。为了与国际刑事责任相区别，笔者将这种国家责任称为一般国际责任。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国际法律责任”是经常通用的，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国家责任，是指一国因其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国家责任的行为，包括二个方面：其一，是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这种行为不一定直接以国家的名义作出，符合草案规定的其它机关或代表国家的个人的行为，均可以归因于国家而成为“国家行为”（草案第2章）。其二，是国际罪行，即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国际犯罪（草案第19条）。国家由于以上行为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国际责任的形式，草案第1条规定：“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但是，草案并没有具体规定“国际责任”的表现形式，更没有规定所谓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因此，国际责任的形式，只能从国际法实践中加以归纳。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限制主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对德国和日本所实行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其二，恢复原状。例如，1977年1月19日，关于利比亚政府与外国公司得克萨克－卡拉西亚斯蒂克争端案的仲裁裁决。该裁决称，恢复原状是对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其三，赔偿损失。例如，1927年，常设国际法院关于霍佐夫工厂案的判决指出，责任形式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如不能恢复原状，则以金钱赔偿代替。补偿的义务是未遵守公约的不可或缺的后果，这无需在公约中作出明确规定。其四，道歉。作为最轻的一种国家责任形式，道歉，在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综上所述，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在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但是，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使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但是，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

四、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及其国际法实践

虽然，国家和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然而，无论是国际法实践还是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个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罚处罚。

（一）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

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家在国际法上不负国际刑事责任，对于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作的国际犯罪行为，个人是不为国家行为承担责任的。如果，个人服从或执行国家的政策或命令而实施了国际犯罪，该个人并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是由该国家承担国家责任。

最早规定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凡尔赛和约》。1919年1月，五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外交部长在凡尔赛召开会议，准备起草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同时，还任命了若干个委员会以处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第二委员会负责处理战争发动者的责任和刑法问题。该委员会建议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任何个人，无论其官居何位，包括国家元首，都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及其参战各国公开控诉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严重罪行，并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有权决定其应当适用的刑罚。《凡尔赛和约》第228条和第229条还规定，德国承认协约国有权以战争罪审判德国国民并承担将罪犯交给由协约国组成的军事法庭的义务。然而，由于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得到荷兰政府的庇护，致使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凡尔赛和约》正式确立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即，个人作为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在实施国际犯罪行为时，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或以国家代表的名义所作的行为，都应当承担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事责任。

（二）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审判实践，再次重申并证实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

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了关于严惩战争罪犯的《莫斯科宣言》，决定起诉并追究德国战争罪犯的刑事责任。1945年8月8日，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德国纽纶堡设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并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

根据宪章第6条的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一切为轴心国利益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罪行的个人。犯罪人应负个人责任。同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受理了对戈林、赫斯等24名战犯的起诉。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其中，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3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4名战犯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无罪，另有2人在审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随后，前苏联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投降时必须接受的各项条件，并决定对日本战争罪犯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了《成立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特别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及其附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上述特别通告和宪章是在盟国的授权下拟定的，而且，其国际军事法庭是由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实际上，这是盟国之间的国际协定，具有条约的效力。根据宪章第5条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的各种罪行，犯罪个人应单独承担责任。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对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开始审判。结果，在受审的28人中，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丧失行为能力外，其余25人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认为，个人因违反国际法而受到惩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个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实体实施的，因此，只有惩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执行。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立了许多原则。但是，这些原则的确立并非因为判例本身的作用，而是由联合国决议及有关的条约加以确立的。194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1）号决议，确认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0年编篡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原则。其中有一项就是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三）当代国际法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最新实践

当代国际法的审判实践和国际立法，再一次重申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7条第1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凡计划、教唆、命令、犯有或协助或煽动他人计划、准备或进行规约所涉犯罪的个人，应该为其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1991年6月，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爆发了一场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各参战方均有拘束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应承担刑事责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起诉对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人员的国际法庭”，简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1993年6月，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正式成立，并通过了法庭规约。根据规约第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排除了对法人、实体和国家的管辖权。

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告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卢旺达国内爆发了全面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共有50多万人死亡，200多万人逃亡国外。1994年11月8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负责起诉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责任者，以及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这类犯罪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该法庭简称“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即卢旺达公民；个人负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规约第25条明确规定，法院对实施了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国际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辖权；犯罪的个人根据规约的规定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处罚…。规约同时还规定，关于个人责任的任何规定，并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责任。可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规定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而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国家因为不能承受刑罚而没有能力承受国际刑事责任。个人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其构成国际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而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H.Lauterpacht，1897－1960），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占领的波兰领土，在维也那接受大学教育，从事国际法研究。1923年移居英国，继续研究国际法。1937年，任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晚年曾担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和国际法院法官。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1955年出版。

[2][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265页。

[3]巴西奥尼（M.CherifBassiouni），美国德保（DePaul）大学教授，历任国际刑法协会秘书长、主席，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1980年出版《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

[4][美]巴西奥尼著：《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英文版）1980年出版，第153页。

[5]罗伯特·詹宁斯爵士（SirRobertJennings），出生于1913年，曾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38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55年，任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1982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曾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1992年出版。

[6][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7][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8]刘亚平著：《国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153页。

[9]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第95页。

[10]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11]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5页。

[12]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6页。

[13]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14]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5页。

[15]、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页。

[16]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7]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18]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19][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第92页。

[20][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第110页。

[21][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22]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23]张旭著：《国际刑法论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6－217页。

[24]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214页。

[25]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26][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7][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28]、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29]、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569页。

[30]王虎华：《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国际犯罪罪责难逃》，《解放日报》专家论坛，1999年5月14日第3版。

国际责任范文篇3

国际货运责任险的产生

国际货运所承担的责任风险主要产生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国际货运本身的过失。国际货运未能履行义务，或在使用自有运输工具进行运输出现事故的情况下，无权向任何人追索。

另一种是分包人的过失。在“背对背”签约的情况下，责任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分包人的行为或遗漏，而国际货运没有任何过错。此时，从理论上讲国际货运有充分的追索权，但复杂的实际情况却使其无法全部甚至部分地从责任人处得到补偿，如：海运（或陆运）承运人破产。

还有一种是保险责任不合理。在“不同情况的保险”责任下，单证不是“背对背”的，而是规定了不同的责任限制，从而使分包人或责任小于国际货运或免责。

上述三种情况所涉及的风险，国际货运都可以通过投保责任险，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保险的赔偿。

国际货运责任险的内容

国际货运投保责任险的内容，取决于因其过失或疏忽所导致的风险损失。如：

错误与遗漏，虽有指示但未能投保或投保类别有误；迟延报关或报关单内容缮制有误；发运到错误的目的地；选择运输工具有误；选择承运人有误；再次出口未办理退还关税和其他税务的必要手续保留向船方、港方、国内储运部门、承运单位及有关部门追偿权的遗漏；不顾保单有关说明而产生的遗漏；所交货物违反保单说明。

仓库保管中的疏忽。在港口或外地中转库（包括货运自己拥有的仓库或租用、委托暂存其他单位的仓库、场地）监卸、监装和储存保管工作中代运的疏忽过失。

货损货差责任不清。在与港口储运部门或内地收货单位各方接交货物时，数量短少、残损责任不清，最后由国际货运承担的责任。

迟延或未授权发货，如：部分货物未发运；港口提货不及时；未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违反指示交货或未经授权发货；交货但未收取货款（以交货付款条件成交时）。

国际货运责任保险的方式及渠道

国际货运投保责任险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供选择，即有限责任保险、完全法律责任保险、最高责任保险、集体保险制度。国际货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投保。

国际货运的有限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仅按其本身规定的责任范围对其有限责任投保，国际货运的有限责任保险主要分三种类型。

第一类，根据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确定的国际货运责任范围，国际货运可选择只对其有限责任投保；第二类，国际货运也可接受保险公司的免赔额，这将意味着，免赔额部分的损失须由国际货运承担。保单中订立免赔额条款的目的是：一方面，使投保人在增强责任心、减少事故发生的同时，从中享受到缴纳较低保险费的好处；另一方面，保险人可避免处理大量的小额赔款案件，节省双方的保险理赔费用，这对双方均有益。免赔部分越大，保险险费越低，但对投保人来说却存在下述风险，即对低于免赔额的索赔，均由国际货运支付，这样当它面对多起小额索赔时，就会承担总额非常大的损失，而且有可能根本无法从保险人处得到赔偿；第三类，国际货运还可通过缩小保险范围来降低其保险费，只要过去的理赔处理经验证明这是合理的。但意料之外的超出范围的大额索赔可能会使其蒙受巨大损失。

国际货运的完全法律责任保险

国际货运按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应承担的法津责任进行投保。根据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确定的国际货运责任范围，国际货运可以选择有限责任投保，也可以选择完全责任投保。但有的国家的法院对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中有关责任的规定不予认定，所以，国际货运进行完全法律责任保险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货运的最高责任保险

在某些欧洲国家，一种被称为SVS和AREX的特种国际货运责任保险体制被广泛采用。在这种体制下，对于超过确定范围以外的责任，国际货运必须为客户提供“最高”保险，即向货物保险人支付一笔额外的保险费用。这种体制尽管对国际货运及客户都有利，但目前仅在欧洲流行。

国际货运的集体保险制度

在某些国家，国际货运协会设立了集体保险制度，向其会员组织提供责任保险。这种集体保险制度既有利也有弊。其优点是使该协会能够代表其成员协商而得到一个有利的保险费率；并使该协会避免要求其成员进行一个标准的、最小限度的保险，并依此标准进行规范的文档记录。这种制度的缺点是，一旦推行一个标准的保险费率，就等于高效率的国际货运对其低效率的同行进行补贴，从而影响其改进风险管理、索赔控制的积极性；同时使其成员失去协会的内部信息，而该信息可能为竞争者所利用。

国际货运主要通过四种渠道投保其责任险：

一是所有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国家的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办理国际货运责任险；二是，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通过辛迪加体制，每个公司均承担一个分保险，虽然该公司相当专业，但市场仍分为海事与非海事，并且只能通过其保险经纪人获得保险；三是，互保协会也可以投保责任险。这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运输经纪人，为满足其特殊需要而组成的集体性机构。另外一种是，通过保险经纪人（其自身并不能提供保险），可为国际货运选择可承保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并能代表国际货运与保险人进行谈判，还可提供损失预防、风险管理、索赔程度等方面的咨询，并根据国际货运协会标准交易条件来解决国际货运的经济、货运、保险及法律等问题。

国际货运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

国际责任范文篇4

我国面对全球化趋势，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修订相关法律，实施有关政策，来解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种种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债务责任划分和对其不法行为的管制，而给予我国乃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启示。

关键词：跨国公司责任管制

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由在母国设立的母公司和在东道国设立的诸多子公司所组成。在法律上，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在经济上它们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母公司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母公司为了其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把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1]在中国，2005年媒体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这说明在中国的市场上，跨国公司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由此可知，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对此种法律规避行为，应该进行统一的国际监督和管制，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2]

1、跨国公司的概念和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所以应明确一下跨国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1跨国公司的概念

什么是跨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3]

1.2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4]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分设于不同国家，所以跨国公司制定战略时，不再从某个分公司、某个地区着眼，而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发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长远的高额利润。例如：在中国，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5]

1.2.3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6]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2、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跨国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就要从它的发展过程说起。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脚步。

2.1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7]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

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8]

3、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

回想一下上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关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

对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目前各国有以下不同的做法和观点：（1）严守有限责任原则说。这种观点认为，母公司与子公司一般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法人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内部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而公司则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换言之，母公司与子公司，两个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应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整体责任说。这种观点认为，应把跨国公司看作一个统一的实体，该实体中任一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归咎于该实体的整体。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子公司，只要违法，其责任都由设立其的母公司负责。（3）单一企业说。该说认为，母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但如果从有关因素看，子公司不具有经营自主权，母子公司构成了单一企业，母公司就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负责。即承认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支配和控制，已不具有独立性时，法院可以认为子公司仅仅是母公司的“化身”，从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否定公司人格独立，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对此，我国《公司法》做了这样的规定：“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具体的债务清偿时，先以其拨付给分支机构的运营资金清偿，不足部分再由母公司清偿。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的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揭开公司面纱”。

3.1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国，原因有以下几种：（1）有利于鼓励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果一国法律规定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适用无限责任原则，这样就会让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不利于一国引进外资。（2）有利于鼓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的合作，因为采用有限原则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东道国的投资者，合营企业的方法可以使东道国的合营者学到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所以这种方式更是发展中国家所乐意接受的。有限责任原则有时可能对债权人的保护有失公正，但现阶段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是其他制度所无法代替的，利大于弊。（3）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法律制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即跨国公司在投资方面享有与东道国的投资者相互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甚至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较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如果一国对本国的投资者实行有限责任，对跨国公司却实行其他更严厉的制度，如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势必阻碍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总体上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然是权宜之策。

3.2“揭开公司面纱”的特定情况

目前各国在运用“揭开公司面纱”来处理母公司对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问题时，是基于衡平、正义的考虑。我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作出规定，但我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适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特定情况”：（1）母公司滥用对子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子公司徒有其表，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的活动完全是代替母公司，母公司理应承担责任。（2）子公司资本不足，即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明显不对称或不成比例；（3）母公司操纵子公司实施有损子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跨国公司存在上述情况，一旦子公司的债务超过其本身的清偿能力，必定会使其债权难以实现，母公司就应该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3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责任的法律适用

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住所或注册地经常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应使用何国法律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此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和解决：一是直接适用东道国的法律来解决子公司的独立人格问题；二是子公司人格被否定以后，原子公司因合同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应根据合同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来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9]

在我国现阶段，我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欢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但是，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我们应该提起高度重视，在我们的立法中要考虑到这一点。

4、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国际管制

首先看一则报道，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1／3的亏损外企属于经营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40%是虚亏实盈；30%在华跨国公司从未交过所得税，80%的跨国公司逃漏税，跨国公司年“避税”300亿。[10]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

4.1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宏观分析

4.1.1对跨国公司管制的种类

（1）法律管制。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跨国公司行为所作的反应又常常导致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并给国际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法律管制。

（2）国家管制。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限制和避免跨国公司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各国都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这些法律法规涉及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等。这种管制我们称为国家管制。

（3）国际管制。国家管制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组成跨国公司的各个实体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因此，单靠一国的法律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这就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进行区域管制和国际管制。[11]

4.1.2制定国际统一的行动守则

早在1977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专门委员会就开始拟订《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由于各国对守则的内容、法律地位、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使守则搁浅，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制定行动守则是解决跨国公司管制问题的最佳方法。因为，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可以对跨国公司的消极活动予以管制，促使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确立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国际规范，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4.2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微观分析

通过分析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违法行为，多以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和国际避税为主，下面就这两种行为加以分析。

4.2.1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管制更多是在国内法措施上，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管制都实行正常交易的原则，即将关联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当作独立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许多国家在确定正常交易价格时都规定按以下方法进行：比较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国际上，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其中涉及转移定价的管制。《守则》草案的大部分条文已经确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待遇、国有化和补偿、国际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未通过。

4.2.2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随着跨国公司避税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各国单方面措施难以有效地管制，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国内国际措施。目前，各国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通过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达到防止国际避税的目的。主要有：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使各国税务机关了解掌握纳税人在对方国家境内的营业活动和财产收入情况；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增设反滥用协定条款；在税款征收方面相互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制跨国公司避税行为。[12]

5、对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管制的必要性

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新动向。伴随跨国公司的进入，将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科学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新型的经营策略引进我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期间会出现一些违法行为，比如前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以及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华逃税等案例，这就说明对在华跨国公司管制的研究是必要的。具体如下所述。

5.1是维护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需要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市场和获得利润。为此，在设立合营企业时，跨国公司总是利用其资本优势尽可能地实行控股。通过控股掌握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支配权、原材料采购权，从而能逐步控制东道国的市场，以便为进一步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为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东道国吸引海外投资除为获得本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营外，最终目的是发展民族工业，实现本国经济腾飞。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与东道国引资意图是存在着矛盾的。

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容动摇。因而，为避免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形成操纵，为保证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为维护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害，有必要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管制。

5.2是我国有序进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需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企业刚刚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尚未完全适应竞争规律和市场的要求，尤其是国有企业，正处在转换经营机制的紧要关头。我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目的是将企业培育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主体，而不是盲目地将积累多年的国有企业拱手让与外方，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策现象”已经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引导跨国公司的收购行为有选择地转让一部分企业的产权给跨国公司，而不是由跨国公司任意选择收购国有企业，已成为急待解决的课题。这也是防止我们利用外资却被外资所用的必要措施。

5.3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产业结构不平衡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工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状况尤为突出。为此，我国进行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而忽视了利用外资的结构，使得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局面未能根本扭转。目前，跨国公司的大批涌入使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应该把利用外资同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指定明确的、具体的产业政策规划，有目的地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的产业，引向需要重点发展的农业、交通业、能源和原材料、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避免跨国公司利用我国企业市场经验不足、资金短缺等不利因素突破我国的行业准入限制，排挤民族工业。

5.4是保护我国民族工业的需要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部分产业虽已形成规模，部分产业却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十分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如果任由跨国公司来华与之竞争，必然会对其产生强烈冲击，甚至会扼杀这些幼稚产业，造成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损害。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发展初期均对民族工业进行保护。二战以后，日本发现与欧美各国的产业差距，也采取了对本国产业的有效保护措施，使日本能迅速振兴民族经济。因此，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我们必须将国际竞争限制在中国的民族工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有步骤、有区别地将民族工业推向国际市场。[13]

6、我国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政策及法律原则

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法是党的政策规范化、具体化。是贯彻党的政策的工具。坚持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政策，同时又是完善和建立我国外资立法的指导原则被写入宪法。法和政策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扩大，现行外资立法的缺陷也就越来越明显。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使跨国公司的投资能在最大程度上与我国引进外资的价值目标协调发展，我们应充分利用政策的及时性和灵活性的特征，完善我国外资政策内容，同时也更好地弥补我国现行外资立法上的不足。

根据上面对跨国公司责任管制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所制定和应用的政策及法律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1）积极引进的政策及其法律原则。（2）加强引导的政策及法律原则。（3）合理限制的政策及法律原则。（4）严密监督的政策及法律原则。[14]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事业要取得成功，缺一不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我国对外商投资、对外国跨国公司政策的内容、手段和具体措施都会相应调整和变动，进行不同的组合，但是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我国始终坚持的。忽视或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损害我国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事业。

7、结论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发展可以起积极作用，因为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只要发展中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就能够弥补本国资金不足，提高本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国际收支，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具有消极作用，它们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垄断等手段，可以攫取高额利润，控制当地重要行业部门，排挤民族工业，恶化国际收支，阻碍经济发展。[15]然而我们不能怀着狭隘的民族情绪把跨国公司看作“洪水猛兽”，一方面我们应给予其国民待遇，甚至一些优惠待遇，把跨国公司请进国门；另一方面，需要对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加以管制。同时制订国际统一的行动纲领，这样就会更多的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1]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3.

[2]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P24.

[3]王先林、寿步、王莉萍：《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商务周刊》（新浪网）。

[4]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21页。

[5]南开大学，滕维藻：《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1982年第六期，P1.

[6]郭瑜：《国际经济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P200.

[7]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9.

[8]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华琼：《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学习资料网）。

[9]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4.

[10]《跨国公司违法“避税”长亏不倒》（《法制早报》2005年11月14日）。

[11]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12.

[12]赵志琴：《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法律论文资料库）。

[13]盛杰民：《论对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反垄断对策》，《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

国际责任范文篇5

我国面对全球化趋势，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修订相关法律，实施有关政策，来解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种种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债务责任划分和对其不法行为的管制，而给予我国乃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启示。

关键词：跨国公司责任管制

Abstract：Intheneardecades，theeconomicalrelationshipoftheinternationalhadchangedinsomanyaspects.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hadtookuptheimportantplaceintheinternationaleconomyverysignificantly.

The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ownstrongeconomicalpowerandchasethehigherprofits.Inthiscircumstance，manyconflictswillappearamangthecorporationsinthedifferentnations.Thus，theactivitywillbringbadeffectstothesociety，andtheproblemsofcontrolwillcomeoutatthesametime.

Sofarasournation，weshouldamendtherelevantlawsandestablishtherelevantpoliciestosolvetheproblemswemayfaceinthefuture.

Atlast，thisarticlecangiveourcountry，eventhenationsofthirdworldsomeinspires.

Keywords：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ResponsibilityControl.

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由在母国设立的母公司和在东道国设立的诸多子公司所组成。在法律上，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在经济上它们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母公司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母公司为了其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把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1]在中国，2005年媒体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这说明在中国的市场上，跨国公司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由此可知，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对此种法律规避行为，应该进行统一的国际监督和管制，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2]

1、跨国公司的概念和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所以应明确一下跨国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1跨国公司的概念

什么是跨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3]

1.2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4]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分设于不同国家，所以跨国公司制定战略时，不再从某个分公司、某个地区着眼，而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发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长远的高额利润。例如：在中国，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5]

1.2.3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6]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2、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跨国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就要从它的发展过程说起。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脚步。

2.1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7]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

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

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8]

3、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

回想一下上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关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

对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目前各国有以下不同的做法和观点：（1）严守有限责任原则说。这种观点认为，母公司与子公司一般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法人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内部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而公司则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换言之，母公司与子公司，两个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应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整体责任说。这种观点认为，应把跨国公司看作一个统一的实体，该实体中任一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归咎于该实体的整体。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子公司，只要违法，其责任都由设立其的母公司负责。（3）单一企业说。该说认为，母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但如果从有关因素看，子公司不具有经营自主权，母子公司构成了单一企业，母公司就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负责。即承认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支配和控制，已不具有独立性时，法院可以认为子公司仅仅是母公司的“化身”，从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否定公司人格独立，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对此，我国《公司法》做了这样的规定：“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具体的债务清偿时，先以其拨付给分支机构的运营资金清偿，不足部分再由母公司清偿。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的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揭开公司面纱”。

3.1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国，原因有以下几种：（1）有利于鼓励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果一国法律规定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适用无限责任原则，这样就会让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不利于一国引进外资。（2）有利于鼓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的合作，因为采用有限原则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东道国的投资者，合营企业的方法可以使东道国的合营者学到

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所以这种方式更是发展中国家所乐意接受的。有限责任原则有时可能对债权人的保护有失公正，但现阶段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是其他制度所无法代替的，利大于弊。（3）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法律制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即跨国公司在投资方面享有与东道国的投资者相互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甚至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较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如果一国对本国的投资者实行有限责任，对跨国公司却实行其他更严厉的制度，如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势必阻碍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总体上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然是权宜之策。

3.2“揭开公司面纱”的特定情况

目前各国在运用“揭开公司面纱”来处理母公司对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问题时，是基于衡平、正义的考虑。我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作出规定，但我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适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特定情况”：（1）母公司滥用对子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子公司徒有其表，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的活动完全是代替母公司，母公司理应承担责任。（2）子公司资本不足，即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明显不对称或不成比例；（3）母公司操纵子公司实施有损子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跨国公司存在上述情况，一旦子公司的债务超过其本身的清偿能力，必定会使其债权难以实现，母公司就应该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国际责任范文篇6

国际法中国家责任是国家从事国际不当行为所必然产生的法律后果，具体体现为行为国和受害国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国家之间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国家责任的主要两个特征：一是国家责任的主体是国家，二是国家责任的性质是不当行为责任。国家责任的构成条件是行为国对受害国实施了国际不当行为。所谓一国国际不当行为主要是指该国从事的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这种行为主要由两个方面要素：一是存在一国的国家行为，二是该行为违背了国际义务。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有六种情况，即同意、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不可抗力和偶然事件、危难、紧急状态和自卫。国家责任的内容是由于行为国违反了其负担的国际义务而在该国及受害国之间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行为国有三项义务，即停止不当行为、承诺并保证不重犯、补偿损害后果。受害国的权利是与行为国的义务相对应。国家责任的执行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消除国际不当行为的后果，从而有效地维护受害国的权利。国家责任的执行主要有国家责任追究和反措施两种形式。

关键词：国家责任国家责任的构成国家责任的内容和形式国家责任的执行

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它是满足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法律关系，确立国家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国际法中国家责任是一个主要法律概念，通过参加电大法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对其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就国家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国家责任的基本概念

国家责任是国家从事国际不当行为所必然产生的法律后果，具体体现为行为国和受害国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国家之间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一)国家责任的主要特征

第一，国家责任的主体是国家。这使它既区别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法主体对其自身的国际不当行为所负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也区别于个人对其自身从事的受到国际法禁止的行为所负担的法律责任。

第二，国家责任的性质是不当行为责任。这使它既不同于国家因其不礼貌、不友好或不公平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国际道义责任或政治责任，也不同于国家因其给他国造成损害后果的国际法不禁止的行为所可能负担的国际赔偿责任。

(二)国家责任的构成条件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及其起草委员会先后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的规定，一国负担国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该国家实施了国际不当行为。这一规定得到了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广泛支持，可以作为判定一国是否应负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律标准。

二、一国国际不当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是指该国从事的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这种行为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构成：一是存在一国的国家行为，二是该行为违背了国际义务。

(一)国际法上的国家行为

国家原则上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必也不应对不属于它的行为负责。在国内法领域，区分国家行为和非国家行为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在国际法领域，某一行为是否属于一国的国家行为，只能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加以确认。

根据国际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的规定以及有关的国际实践，以下行为依国际法的规定均可“归因于”国家并因而可被视为有关国家的国家行为：(1)按照一国国内法建立的国家机关，不论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任何职能，不论担任国际性或国内性职务，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上级或下级地位，也不论属于中央政府或地方单位的机关，其以国家机关的资格从事的行为；(2)某一实体虽非一国国家机关，但如经该国国内法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其以授权资格从事的行为；(3)在一国指示、指挥或控制之下实际上代表该国行事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4)在正式当局不存在和有理由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情况下实际上行使这些权力要素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5)别国或国际组织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行使该支配国的政府权力要素的行为；(6)成为一国新政府的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7)其他经一国承认或认可的行为。

并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别国或国际组织的机关在一国领土或该国管辖的其他地区行使其自身职权的行为以及在一国领土或该国管理的其他地区成立的叛乱行动的机关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有关个人或领土所属国的国家行为。

(二)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

一国的行为如果不符合它所负担的有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即属违背国际义务。实践中，国家负担的国际义务的情况十分复杂：从义务的来源来看，有根据国际习惯、国际条约或其他国际法渊源而负担的义务；从义务的内容来看，有要求国家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或达成某一特定结果的义务；从义务的重要程度来看，有为国家的一般利益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而设定的义务。在所有国际义务中，最重要的当属对国际社会整体负担的且对于保护其根本利益至关重要的义务，例如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保护人类以及维护和保全人类环境的义务。因此，在所有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中，最严重的当属一贯并严重违背这些义务且对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损害危险的行为，例如非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故意大规模污染环境等。这些严重违背对国际社会根本重要的义务的行为有时被称为“国际罪行”，属于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重大事项。

实践中，一国可能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共同从事某种国际不当行为，有时还会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例如援助或协助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或者指挥、控制或强迫他国从事国际不当行为。在不同情况下，有关国家可以单独、共同或分别为自己的国际不当行为承担国家责任。

三、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的情况

根据《国家责任条文草案》规定，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有六种情况：

(1)同意：即一国不符合其对他国负担的义务的行为，但如果该行为是在他国有效同意范围内从事的，该行为不属于不当国际不当行为。

(2)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一国不符合对他国负担的义务的行为，如果该行为是针对其不当行为的合法对抗措施，该行为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

(3)不可抗力和偶然事件。即一国因不可抗力量或该国无法预见且无力控制的事件而实际上不能履行其国际义务时，其行为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

(4)危难。在遭遇极端危难且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代表一国行事的有关个人为挽救其本人或其监护人的生命而采取的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

(5)紧急状态。在本国生存及其他重大利益遭遇重大而紧迫的危害且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国为消除这一危害而采取的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

(6)自卫。即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构成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合法自卫措施，该行为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

四、国家责任的内容和形式

从本质上看，国家责任是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具体而言，是由于行为国违反了其负担的国际义务而在该国及受害国之间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具体的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规则加以确定。在这一前提下，前述《国家责任条文草案》对一般情况下的国家责任的内容和形式作了以下规定。

(一)行为国的义务

1、停止不当行为

如果行为国的某一国际不当行为具有持续的性质，则该国的首要义务便是停止该项行为，终止对受害国的侵犯。

2、承诺并保证不重犯

在必要情况下，行为国应向受害国承诺并保证不对后者重复实施同一种国际不当行为，以防止后者再次遭受同一种不当行为的侵犯。

3、补偿损害后果

行为国有义务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必要而适当的方式对其国际不当行为给受害国所造成的任何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损害作出充分的补偿：(1)恢复原状。在可能的情况下，行为国应采取措施使因其不当行为遭受损害的有关事物或局面恢复到该不当行为实施之前的状况。实践中，恢复原状的具体措施因损害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归还非法没收或掠夺的财产，修复被非法毁坏的使领馆馆舍或其他建筑物，恢复被非法移动或毁损的边界标志，撤回侵入他国的军队等等；(2)赔偿。在不可能恢复原状或者恢复原状不足以充分补偿损害后果的情况下，行为国应向受害国支付适当数量的货币或实物，以补偿后者遭受的损失，包括利息和正常情况下的预期利益的损失；(3)满足。在恢复原状和赔偿都不足以充分补偿损害(特别是精神损害)后果的情况下，行为国应对受害国给予精神上的满足。实践中，满足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承认本国行为违背国际义务，表示遗憾，正式道歉，处分或处罚有关责任人员，支付名义赔偿金或惩罚性赔偿金，等等。

以上各种补偿方式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在某一特定的国际不当行为发生之后，究竟应当采用哪一或哪些补偿方式，应主要根据行为国的目的和动机、该行为违背的国际义务的内容以及该行为给受害国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等相关因素加以确定。不论采取何种补偿形式，行为国有的负担程度原则上都应与有关损害的程度相当。而且，不能因为要求恢复原状而严重损害行为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稳定，也不能因为要求满足而损害行为国的国家尊严。

(二)受害国的权利

受害国是指其权利受到另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侵害的国家。由于有关权利的具体来源不同，受害国可能是属于以下几类国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国家：(1)在有关权利来源于某一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其权利受到侵害的该条约的当事国或第三国；(2)在有关权利来源于某一国际法院或法庭的判决或其他有拘束力的争端解决决定的情况下，其权利受到侵害的该争端的当事国；(3)在有关权利来源于其他国际机关的有拘束力的决定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组织文件有权自该权利享受利益的国家；(4)在有关权利来源于某一国际习惯法规则的情况下，其权利受到侵害的受该规则拘束的国家。

与前述行为国的义务相对应，某一国际不当行为的受害国有权要求行为国停止其不当行为，承诺或保证不重犯不当行为并以必要而适当的方式对其所受的损害给予充分的补偿。

五、国家责任的执行

国家责任的执行是指从事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履行因其不当行为而对受害国所负担的有关义务，其目的和作用在于消除国际不当行为的后果，从而有效地维护受害国的权利。

《国家责任条文草案》对国家责任的追究和反措施等国家责任的执行问题作了集中的规定。

(一)国家责任的追究

一项国际不当行为的受害国有权通过适当的方式，要求行为国停止其不当行为、承诺和保证不重犯以及补偿损害后果，并可指明具体的补偿方式。这种权利可受求偿国籍原则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限制，可由受害国明示放弃，并可因迟延要求而丧失。

在一国的国际当行为违背了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担的义务或为保护集体利益而设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受害国以外的与该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家也有权要求行为国停止其不当行为并承诺和保证不重犯，也有权为受害国或有关义务的其他受益者的利益而要求行为国履行补偿损害后果的义务。

(二)反措施

在行为国拒不按受害国的要求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的情况下，受害国为迫使行为国履行这些义务，有权对行为国采取报复性的对抗措施。不过，这一权利的行使要受以下限制：首先，在采取对抗措施之前，受害国应先与行为国进行谈判，在谈判不成时，应将采取对抗措施的决定通知行为国；其次，对抗措施的程度应与不当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的程度相当；再次，对抗措施的形式限于暂不履行受害国对行为国所负担的有关国际义务，其中，不包括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义务、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不得报复受人道主义规则保护的人员的义务、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所设定的义务以及不得侵犯外交和领事人员、使领馆馆舍、使领馆档案和文件的义务；最后，对抗措施应在有关不当行为已经停止且争端已被提交有权作出有拘束力的决定的法院或法庭的情况下停止，并应在行为国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义务的情况下终止。

从国际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还不存在统一的负责执行国家责任的机关和程序。因此，除了实施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主动履行因其不当行为而对受害国负担的义务的情况以外，主要是由受害国家要求或迫使行为国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由此而引起的国际争端原则上应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斡旋、调停、调查、和解、公断(仲裁)、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的利益以及双方自由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此外，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在解决国家之间关于国家责任的争端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国从事了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情况下，安理会有权建议或决定对行为国采取非武力的或武力的强制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铁崖著：《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

2、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国际责任范文篇7

关键词：核损害赔偿；放射源；辐射事故；责任保险

近年来，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20%，产值已超3000亿元。伴随产业发展，放射源和射线装置辐射事故时有发生。《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推动高风险放射源辐射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推动在Ⅲ类以上放射源应用于放射性测井和工业移动探伤领域建立责任保险”。研究放射源责任保险国际情况，不仅有助于指导我国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从业者和公众在遭受辐射损害时得到及时的损害赔偿，减少政府参与辐射事故善后处理的时间、人力和财力，而且对推动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有重要作用。

国外放射源责任保险的现状

两大核损害赔偿公约体系尚未对放射源责任保险进行规定目前国际上存在两大核损害赔偿公约体系，分别是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牵头主导的《维也纳公约》体系和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牵头主导的《巴黎公约》体系。该两大体系适用范围均未将放射源包括在内，对于放射源责任保险的相关规定更多是由各国国内法进行约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范围。

欧洲国家投保放射源责任保险意识较强

欧洲主要国家放射源责任保险规定较为明确、普及率较高、实践经验相对丰富，政府愿意使用保险手段转移行业风险、帮助监管职能转变。责任保险方式。责任保险可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保险。法国放射源责任保险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保险两种。法国核安全监管机构ASN要求放射源/射线装置的私营医疗机构购买强制责任保险，对于工业放射源采取任意保险形式。西班牙1964年的《核能法》第25项以及1999年的皇家法令规定Ⅰ类放射性设施和放射性物质运输需要投保强制责任保险，对于Ⅱ、Ⅲ类放射性设施没有强制要求；2011年，西班牙公布了核损害和放射性物质损害责任法律，并接受2004年版《巴黎公约》的所有修改，《巴黎公约》生效后将强制要求所有Ⅱ、Ⅲ类放射源投保强制责任保险。斯洛伐克2000年颁布的第470号法案第17章中规定放射源持有者需购买相关保险的义务，并将购买第三方责任保险与放射源/射线装置许可证审批及有效期挂钩进行管理，2006年颁布的第126号法案和2007年颁布的第355号法案通过设置罚金的方式惩戒未按第470号法案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放射源持有者。捷克对放射源没有强制责任保险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医疗领域，通常私营医疗机构都会购买能够涵盖放射源赔偿责任的责任保险来转移职业风险；对于工业领域，捷克核共体根据客户需求承保了部分高风险工业用放射源的责任保险。德国在相关立法中并未要求放射源企业购买强制责任保险，但放射源企业通常会购买此类保障。德国未开发专用保单，通常是在企业购买的责任保险中扩展针对放射源责任保险的条款来完成投保。比利时在医疗、科学及工业用密封放射源的运输方面要求相关责任人购买责任保险。英国主要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放射源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责任保险机构。放射源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主要有专门的保险机构和联合保险集团两种方式。法国放射源责任保险业务由法国核共体统一经营。西班牙放射源责任保险由西班牙核共体统一经营，不进行境外分保。斯洛伐克核共体负责所有境内放射源/射线装置责任保险相关业务。瑞士等国的放射源责任保险在常规保险市场购买。责任保险赔偿范围及限额。一般而言，放射源责任保险人依照保险单约定给付赔偿限额，即在保险金额范围内给予赔付，不可能赔偿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全部金额。法国规定私营医疗机构放射源责任保险限额为每年累计责任1500万欧元及每次事故800万欧元，对于人身伤亡不设免赔额。西班牙现阶段所有保单限额不取决于源的类型，而是取决于投保人的要求，限额从6000欧元到6000000欧元不等，保单规定以总限额的5%或600欧元中的低者作为保单免赔额。斯洛伐克核共体负责所有境内放射源/射线装置责任保险相关业务，放射源责任保险没有规定限额的，通常建议购买不低于350000欧元的放射源/射线装置第三者责任险保单，但牙医可购买不低于50000欧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保单。责任保险费率及定价依据。放射源相关保险责任大，对保险要求高，而被保险人的状况千差万别，因此，需要对每一承保客体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单独确定保险费率以降低风险，这使每一份保险合同的内容具有特定性。法国放射源责任保险是一种专门的放射源责任险保单，基于放射源性质、活度、用途、是否移动等多因素进行综合定价。西班牙放射源责任保险根据保障范围的不同开发保单，一是承保设施运行使用期间造成的放射性损害民事赔偿责任，此类保单根据不同类型放射性设施考虑了不同的定价因子，射线装置主要考虑电压和电流指标，核素源项主要考虑其用途及活度，直线加速器主要考虑其能量等级；二是承保产品及其使用阶段造成的放射性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相比前一种保障，其将承保范围扩展到了设施早期的生产、销售、安装及维修等阶段，基于各个阶段合同体量预估一个费率以约定临时保费，随后在每年一季度根据实际年营业额进行保费调整；三是承保由于放射性设施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工作失误或疏忽所造成的放射性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类似于职业责任保险，定价主要取决于保单购买的责任限额以及具体职业（如放射科医师、医生、医师、护士等）。西班牙放射源责任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保额的1‰～2‰。斯洛伐克放射源责任保险主要根据放射源/射线装置的使用场所、遵章守纪情况以及使用中与潜在第三者接触程度三个因素进行定价，共分为54种具体定价方式，平均费率在保额的1‰～2‰。放射源/射线装置的工作场所可分为牙医和兽医使用X射线的场所，放射性诊断场所，探伤和电离辐射的其他技术使用，放射治疗加速器中子源，同位素使用场所，其他场所等；放射源/射线装置的遵章守纪情况可分为完全满足所有监管规定，历次监管检查结果非常好；二级法规未能全部满足，历次监管检查结果较好；无证持有、使用放射源/射线装置，未能满足一级法律规定等。我国放射源领域责任保险的现状我国针对放射源领域的责任保险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仅在个别条款进行规定，可操作性较差。“十二五”以来，放射源总数逐年增长，较大级别辐射事故时有发生。一旦发生辐射事故，对公众和环境影响较大，许多企业难以承担高昂的污染事故赔偿金和治理费用，濒临破产，受害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

时有发生的辐射事故要求建立稳定的损害赔偿保障机制

2011年以来，我国放射源总数逐年增长，平均每年增幅6％。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共有8万余家，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近1万家，在用放射源近15万枚[1]。放射源应用的行业分布十分广泛，涉及医疗、机械制造、探伤、水泥建材、冶金、科研教学等20多个领域。据统计，2011—2020年，我国共发生涉源辐射事故64起，其中重大事故1起、较大事故5起、一般事故58起，事故类型主要为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事故及放射源落井事故，其中重大事故为南京放射源丢失事故，造成1人受到超剂量照射并引发急性放射病，较大级别的事故多为Ⅲ类工业探伤源丢失事故和Ⅱ类放射源落井失控事故。截至2018年年底，南京事故造成的赔偿和治疗费用已高达200万元人民币。放射源领域损害赔偿法规制度建设尚不健全我国现有法律中可作放射源领域法律参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因放射性污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因辐射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上述法规仅在个别条款进行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和鼓励性条款，可操作性较差。放射源责任保险政策制度建设仍需大力推进[2]。放射源领域责任保险工作尚未全面开展放射源责任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它对于保险利益、保险模式、承保范围、承保机构、责任期限、责任限额、保费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厘定都是相对系统而烦琐的工程[3]，部分问题还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引导与配合。对于放射源责任保险模式仍需探讨，其保险范围尚不清晰，放射源责任保险费率及定价依据仍需深入研究，核技术利用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部分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不愿意购买责任保险，放射源领域工作人员工作环境和保险保障条件恶劣，容易发生问题。

我国开展放射源责任保险的建议

《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推动高风险放射源辐射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推动在Ⅲ类以上放射源放射性测井和工业移动探伤领域建立责任保险”。为落实核安全“十三五”规划要求，探索利用商业保险模式解决核技术应用领域的责任风险，亟需开展放射源辐射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研究工作，开发并提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放射源责任保险解决方案，建议如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支持是责任保险顺利推行的前提条件从欧洲各国经验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支持是责任保险顺利推行的前提条件。建议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等方式明确规定责任保险制度，以文件形式完善政策措施，在政策上对放射源责任保险进行支持，尽快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放射源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从财政和税务上进行扶持，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参与放射源责任保险；同时建立相关立法保障，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修订过程中考虑对放射源辐射事故责任保险进行要求，或者尽快制定专门的核损害赔偿责任法，明确放射源责任保险要求；鼓励有地方立法权的地区率先开展放射源辐射事故责任保险相关立法工作，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高风险行业或企业试点推行放射源强制责任保险欧洲国家市场保险意识普遍较强，会主动购买保险。而我国核技术利用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企业经济效益一般，因此现阶段不具备全面推行强制保险的市场基础，但如果完全采用自愿保险方式，部分企业财力有限，缺乏社会责任感，可能不愿意购买责任保险。建议结合欧洲经验和我国国情，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保险模式，基于风险情况，在放射性测井和工业探伤领域试点推行强制责任保险，一方面可以减少污染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必要时将企业购买第三方责任保险纳入放射源企业许可证的审查范围。推行个性化的保险费率和保险限额放射源责任保险基于“高风险、高保费、高赔付；低风险、低保费、低赔付”原则，具体厘定保险费率时应考虑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和最大赔付金额。从放射源数量、性质、活度、用途、是否移动、企业风险管理水平、企业遵章守纪情况、历史损失情况、放射性物质使用场所等多因素进行综合定价，适时考虑差别费率。研究合适的保险限额，放射源责任保险的赔付不能取代污染损害赔偿，在保险人承担保险赔付限额之外，被保险人仍需要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应统筹考虑保险期间的累计最高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被保险人的自付额等。适时推行放射源领域从业人员健康损害保险目前核电厂雇员已通过放射性雇主责任保险等险种获得保障，但大量涉放射性的核技术利用领域的工作人员面临比核电厂雇员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保险保障，容易发生事故，需要在关注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兼顾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建议将放射源领域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和第三方风险管理统筹考虑，形成对涉核人员的无缝风险管理和保障。

参考文献

[1]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2020年年报[R].北京：国家核安全局，2020.

[2]王宏伟.运用环境责任保险手段，建立放射源退役机制[J].核安全,2012,12(S1):151-154.

国际责任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国际犯罪，刑罚，个人承担

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在国际法学界存在着三种理论学说，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上述二种学说，混淆了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也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刑事制裁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也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这种观点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

一、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渊源及其评价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国际法》和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

（一）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该学说还认为，对于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所犯的战争罪应受惩罚的规则，已经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战争罪犯的犯罪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机关而作的。

根据劳特派特的理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然而，这一理论试图阐述的国家刑事责任，实际上仍然还是一般的国际责任，即国家责任。因为：其一，“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而是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表现为刑罚处罚。其二，劳特派特虽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但是，他并没有接着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既然是“不限于”，那么，“超出”国家责任形式的国际刑事责任形式又是什么呢？劳特派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其所谓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并没有突破一般国际责任的范围。

（二）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其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中，比较详细论述了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

其一，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表现为：（1）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的权威人士实施任何犯罪，不管这类行为按其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为此负刑事责任。（2）由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

其二，不作为的国家责任。表现为：（1）国家不履行国际刑法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应构成国际犯罪。（2）当新国家、新政府负有责任，起诉或引渡违反国际刑法的团体中的个人或已被团体开除的犯罪个人时，国家的不作为则构成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

但是，巴西奥尼所主张的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被国际法实践所证实，也没有为国际立法所采纳。

（三）詹宁斯爵士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和阿瑟？瓦茨爵士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重述并强调了劳特派特主张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同时认为，某些国际不法行为，由于所违反的义务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性，引起了特殊的和更为严重的国际责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詹宁斯爵士在其论述中，也注意到了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规定。他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对该草案的审议，是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有关的，而不是与国家的刑事责任有关的。在国际法上归类为罪行而产生的不同于国家责任的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其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没有一个对国家有适当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也没有任何国际司法判决规定和适用国家的刑事责任原则。

可见，詹宁斯爵士也意识到，他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及其性质。他只能寄希望于对国家具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来证实其理论观点，希望用国际法实践来解决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但是，他当然没有看到此类的国际法实践，也不可能看到，现已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只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对国家的制裁方式，而最终为国际法实践和国际立法所摒弃。

二、我国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述评

我国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根据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特定场合，又分离出另一种学说，即“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即“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一）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也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而且，国家必须为其所犯的国际罪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综上观点，简言之，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学说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应当指出，上述学者错误地认为，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国家刑事责任不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为止，尚无国际司法实践证实，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更没有证实国家能够承担国家刑事责任；其三，综观当代国际法，没有一项条约和习惯法规则规定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

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其实不然，该草案仅仅规定了国家因其国际不当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的问题，在该草案的全部50个条文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或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国家刑事责任形式，根本没有刑罚处罚的性质，实际上都不是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国家责任的形式。

（二）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

“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与上述“国家刑事责任全部承担说”的观点基本相同，无非是强调了“在一定场合”作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条件。这种学说主张，国家因为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这里的“在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是指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这种观点与上述《奥本海国际法》的观点非常相似。然而，这种学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还应当指出，所谓“在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即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并不是理论上随意特定的，而必须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来衡量其犯罪构成，必须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国际犯罪的认定同样也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习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关于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观点，之所以认为国家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或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推理：因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所有，国家就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既然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那么，国家当然也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其实不然，首先，国家能否构成国际犯罪，应当根据国际法来确定，应当有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因为，国际犯罪具有构成要件，在没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又何以能够构成国际犯罪呢？其次，上述学说最终仍然不能阐明对国家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因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再次，国家责任的习惯法规则已经为国家设定了其犯罪行为的一般国际责任。对于国家而言，即使构成国际犯罪，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这二种法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不能构成国际犯罪，也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更不能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由此论断，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作为由其全体人民组成的社会，根据“社会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在内的国家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即使国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国际社会也尚无审判和惩罚犯罪国家所必需的基本机制。在这样的现实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国家作为国际罪行的刑事责任主体来行使管辖权和进行审判。

综上所述，这种学说，不仅否定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而且还否定了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该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因为国家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所以，国家不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因为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所以，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该学说否定国家刑事责任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阐述这一结论的理论基础却有失偏颇，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因为，国际法习惯已经证实，国家可以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虽然不是一项国际法条约，但是，这个草案创设了国家责任的国际法习惯规则，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该草案第19条第2项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可见，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而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并不符合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国家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按照草案的规定，国家应当承担的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也是一种法律责任，但是，国家责任根本不同于国际刑事责任。

三、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以及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应当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反之，国家作为国家责任的主体，却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刑罚处罚。

（一）国家不能承受刑罚而缺乏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表明，刑罚处罚是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所谓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主要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制裁。刑事责任是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刑罚）的一种应有的承担。刑事责任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实施犯罪的人判处的刑罚。

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刑事责任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用公式来表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处罚。犯罪行为是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当犯罪行为负有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应当处以刑罚。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刑罚。当然，在我国，刑事责任也并不是绝对地伴随以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以刑罚的，也可以免于刑罚处罚。

在前苏联，关于刑事责任的原理，普遍的结论是：就其本质来说，刑事责任归根结底是一种表现为刑罚的法律关系。刑事责任就是刑罚。刑事责任就是适用和实现刑罚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正是适用和实现刑罚而体现了刑事责任。刑罚就是刑事责任的体现。甚至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和“刑罚”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二者之间没有差别。

综观世界各国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已有的国际法实践，作为刑事责任表现形式的刑罚，具体表现为：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无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称终生监禁和监禁）以及罚金。其中，剥夺生命刑和剥夺自由刑是最主要的刑罚方法，在许多国家，罚金则是作为附加刑适用的。如此而言，作为国家，除了罚金以外，又如何能够承受剥夺生命和剥夺自由的刑法处罚呢？国家作为抽象的实体，其本身没有意识，根本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

国家唯一能够承受的刑罚处罚就是罚金。有的学者以此认为，这是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但是，众所周知，在国家构成了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例如，战争犯罪，罚金的刑罚处罚根本就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普遍规定的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具有国际法渊源的性质。对国家在构成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仅处以罚金，根本无法体现这一刑法原则。因此，对国家而言，显然不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反之，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而承担国家责任的场合，赔偿损失是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形式，而“赔偿损失”作为一种国家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本身已经足以替代罚金刑。

（二）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

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都是国际法律责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国际法渊源来看，国家责任的国际法规则，虽然已经具有了国际法实践，但是，至今仍然还是国际法习惯规则。而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制度，是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成文法，在国际法上具有明确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承担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从行为方式来看，国家责任的前提是实施了二种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而国际刑事责任，则是以单一的国际犯罪为前提，必须具有国际法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其三，从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来看，国家责任，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其责任形式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而国际刑事责任则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质，是一种刑罚惩罚，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最后，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看，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必须是国家，个人不能成为国家责任的主体。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在现有的国际刑法条约或条款中均规定是由个人承担其责任的。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的形式，而不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

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总是将国家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混同与国家责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学者将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表述为：终止国际犯罪行为，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赔偿，罚金、没收财产，国际制裁，剥夺国际社会成员身份以及限制主权。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刑罚处罚：罚金，限制主权和撤销联合国席位；也包括非刑罚处罚方式：经济制裁，命令终止犯罪行为，赔偿和道歉。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以上所谓的刑事责任的方式，除了罚金之外，都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都不是刑罚处罚，根本就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见，这种随意扩大国际刑事责任范围的观点，混淆了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本质区别。

（三）国家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

国际犯罪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并不免除国家的一般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许多国际仲裁裁决而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但是，至今仍然处于习惯法的支配之下。当然，国家的国际责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它也是一种国际法律责任。为了与国际刑事责任相区别，笔者将这种国家责任称为一般国际责任。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国际法律责任”是经常通用的，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国家责任，是指一国因其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关于国家责任的行为，根据草案的规定，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即指不作为）。这种行为不一定直接以国家的名义作出，符合草案规定的其它机关或代表国家的个人的行为，均可以归因于国家而成为“国家行为”（草案第2章）。二是国际罪行，即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国际犯罪（草案第19条）。国家由于以上行为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关于国际责任的形式，草案第1条的规定，“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但是，草案并没有具体规定“国际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没有规定所谓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因此，国际责任的形式，只能从国际法实践中加以归纳。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限制主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对德国和日本所实行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其二，恢复原状。例如，1977年1月19日，关于利比亚政府与外国公司得克萨克－卡拉西亚斯蒂克争端案的仲裁裁决。该裁决称，恢复原状是对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其三，赔偿损失。1928年，关于霍茹夫工厂案的判决指出，责任形式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如不能恢复原状，则以金钱赔偿代替。其四，道歉。作为最轻的一种国际责任形式，道歉，在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综上所述，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在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但是，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使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

四、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及其国际法实践

虽然，国家和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然而，无论是国际法实践还是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个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罚处罚。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因此，国家作为国际责任的主体，承担国家责任。

（一）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

最早规定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凡尔赛和约》。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及其参战各国公开控诉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严重罪行，并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有权决定其应当适用的刑罚。《凡尔赛和约》第228条和第229条还规定，德国承认协约国有权以战争罪审判德国国民并承担将罪犯交给由协约国组成的军事法庭的义务。然而，由于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得到荷兰政府的庇护，致使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凡尔赛和约》正式确立了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即，个人作为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在实施国际犯罪行为时，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或以国家代表的名义所作的行为，都应当承担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事责任。

（二）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审判实践，再次重申并证实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

1945年8月8日，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德国纽纶堡设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并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宪章第6条的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一切为轴心国利益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罪行的个人，犯罪人应负个人责任。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其中，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3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4名战犯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无罪，另有2人在审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随后，前苏联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投降时必须接受的各项条件，并决定对日本战争罪犯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了《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及其附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宪章第5条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的各种罪行，犯罪个人应单独承担责任。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对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开始审判。结果，在受审的28人中，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丧失行为能力外，其余25人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一致作出结论：个人可由于违反国际法而受到惩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个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实体实施的，因此，只有惩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执行。194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1）号决议，确认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0年编篡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原则。其中有一项就是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三）当代国际法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最新实践

当代国际法的审判实践和国际立法，再一次重申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7条第1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凡计划、教唆、命令、犯有或协助或煽动他人计划、准备或进行规约所涉犯罪的个人，应该为其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1991年6月，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爆发了一场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各参战方均有拘束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应承担刑事责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排除了对法人、实体和国家的管辖权。

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告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卢旺达国内爆发全面内战。1994年11月8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负责起诉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责任者，以及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这类犯罪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即卢旺达公民；个人负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现已生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5条明确规定，法院对实施了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国际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辖权；犯罪的个人根据规约的规定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刑罚…。规约同时还规定，关于个人责任的任何规定，并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责任。可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规定了个人承担国家刑事责任的原则，而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犯罪的主体，是指实施了国际犯罪并依照国际刑法规范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个人或国家。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际责任；国家因为不能承受刑罚而没有能力承受国际刑事责任。个人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其构成国际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而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H.Lauterpacht，1897－1960），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占领的波兰领土，在维也那接受大学教育，从事国际法研究。1923年移居英国，继续研究国际法。1937年，任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晚年曾担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和国际法院法官。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1955年出版。

[2]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265页。

[3]巴西奥尼（M.CherifBassiouni），美国德保（DePaul）大学教授，历任国际刑法协会秘书长、主席，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1980年出版《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

[4]参见[美]巴西奥尼著：《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英文版）1980年出版，第153页。

[5]罗伯特·詹宁斯爵士（SirRobertJennings），出生于1913年，曾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38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55年，任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1982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曾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1992年出版。

[6]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7]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417页。

[8]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第95页。

[9]参见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10]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5页。

[11]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6页。

[12]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13]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4]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5]参见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16]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17]参见[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韦政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第92页。

[18]参见[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第108页。

[19]参见高铭宣、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20]参见张旭著：《国际刑法论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6－217页。

[21]参见高铭宣、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214页。

[22]参见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23]参见[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4]参见[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第223页。

[25]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569页。

[26]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

国际责任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国际犯罪，刑罚，个人承担

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在国际法学界存在着三种理论学说，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上述二种学说，混淆了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也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刑事制裁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也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这种观点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

一、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渊源及其评价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国际法》和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

（一）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该学说还认为，对于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所犯的战争罪应受惩罚的规则，已经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战争罪犯的犯罪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机关而作的。

根据劳特派特的理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然而，这一理论试图阐述的国家刑事责任，实际上仍然还是一般的国际责任，即国家责任。因为：其一，“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而是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表现为刑罚处罚。其二，劳特派特虽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但是，他并没有接着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既然是“不限于”，那么，“超出”国家责任形式的国际刑事责任形式又是什么呢？劳特派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其所谓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并没有突破一般国际责任的范围。

（二）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其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中，比较详细论述了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

其一，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表现为：（1）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的权威人士实施任何犯罪，不管这类行为按其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为此负刑事责任。（2）由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

其二，不作为的国家责任。表现为：（1）国家不履行国际刑法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应构成国际犯罪。（2）当新国家、新政府负有责任，起诉或引渡违反国际刑法的团体中的个人或已被团体开除的犯罪个人时，国家的不作为则构成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

但是，巴西奥尼所主张的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被国际法实践所证实，也没有为国际立法所采纳。

（三）詹宁斯爵士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和阿瑟？瓦茨爵士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重述并强调了劳特派特主张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同时认为，某些国际不法行为，由于所违反的义务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性，引起了特殊的和更为严重的国际责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詹宁斯爵士在其论述中，也注意到了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规定。他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对该草案的审议，是与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有关的，而不是与国家的刑事责任有关的。在国际法上归类为罪行而产生的不同于国家责任的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其国家行为有什么法律后果，尤其是对这种行为所可能采取的制裁属于什么性质，是不明确的。没有一个对国家有适当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也没有任何国际司法判决规定和适用国家的刑事责任原则。

可见，詹宁斯爵士也意识到，他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制裁方式及其性质。他只能寄希望于对国家具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法庭来证实其理论观点，希望用国际法实践来解决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但是，他当然没有看到此类的国际法实践，也不可能看到，现已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只规定了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虽然主张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对国家的制裁方式，而最终为国际法实践和国际立法所摒弃。

二、我国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述评

我国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笔者称之为“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根据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特定场合，又分离出另一种学说，即“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即“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一）国家刑事责任承担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上所说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刑事责任，二是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也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而且，国家必须为其所犯的国际罪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

施。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综上观点，简言之，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学说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应当指出，上述学者错误地认为，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应负国家刑事责任已经为国际司法实践和学者的意见所证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国家刑事责任不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为止，尚无国际司法实践证实，国家刑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更没有证实国家能够承担国家刑事责任；其三，综观当代国际法，没有一项条约和习惯法规则规定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

任的条文草案》中，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其实不然，该草案仅仅规定了国家因其国际不当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的问题，在该草案的全部50个条文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或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国家刑事责任形式，根本没有刑罚处罚的性质，实际上都不是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国家责任的形式。

（二）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

“国家刑事责任特定场合承担说”，与上述“国家刑事责任全部承担说”的观点基本相同，无非是强调了“在一定场合”作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条件。这种学说主张，国家因为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而构成国际犯罪，从而使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当一个国家犯了从事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时，这个国家就应负国际刑事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一种是在战争犯罪的场合；另一种是在国家不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从而以其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据此，国家在一定场合下可能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这里的“在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是指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这种观点与上述《奥本海国际法》的观点非常相似。然而，这种学说同样不能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还应当指出，所谓“在一定场合”或特定场合，即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并不是理论上随意特定的，而必须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来衡量其犯罪构成，必须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国际犯罪的认定同样也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习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关于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观点，之所以认为国家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或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推理：因为，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所有，国家就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既然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那么，国家当然也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其实不然，首先，国家能否构成国际犯罪，应当根据国际法来确定，应当有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因为，国际犯罪具有构成要件，在没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又何以能够构成国际犯罪呢？其次，上述学说最终仍然不能阐明对国家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因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再次，国家责任的习惯法规则已经为国家设定了其犯罪行为的一般国际责任。对于国家而言，即使构成国际犯罪，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这二种法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国家刑事责任否定说

这种学说主张，国家不能构成国际犯罪，也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更不能追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没有意识，根本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问题，所以它不具备国际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由此论断，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作为由其全体人民组成的社会，根据“社会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在内的国家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即使国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国际社会也尚无审判和惩罚犯罪国家所必需的基本机制。在这样的现实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国家作为国际罪行的刑事责任主体来行使管辖权和进行审判。

综上所述，这种学说，不仅否定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而且还否定了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该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因为国家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所以，国家不能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因为国家不是国际犯罪的主体，所以，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应当指出，该学说否定国家刑事责任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阐述这一结论的理论基础却有失偏颇，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因为，国际法习惯已经证实，国家可以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虽然不是一项国际法条约，但是，这个草案创设了国家责任的国际法习惯规则，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该草案第19条第2项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可见，国家可以构成国际犯罪而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并不符合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国家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按照草案的规定，国家应当承担的是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刑事责任。国家责任也是一种法律责任，但是，国家责任根本不同于国际刑事责任。

三、国家不能承受国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以及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应当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反之，国家作为国家责任的主体，却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刑罚处罚。

（一）国家不能承受刑罚而缺乏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则表明，刑罚处罚是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所谓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主要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制裁。刑事责任是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刑罚）的一种应有的承担。刑事责任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实施犯罪的人判处的刑罚。

刑事责任与犯罪和刑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刑事责任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用公式来表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处罚。犯罪行为是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当犯罪行为负有刑事责任的

时候，就应当处以刑罚。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就是刑罚。当然，在我国，刑事责任也并不是绝对地伴随以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以刑罚的，也可以免于刑罚处罚。

在前苏联，关于刑事责任的原理，普遍的结论是：就其本质来说，刑事责任归根结底是一种表现为刑罚的法律关系。刑事责任就是刑罚。刑事责任就是适用和实现刑罚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正是适用和实现刑罚而体现了刑事责任。刑罚就是刑事责任的体现。甚至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和“刑罚”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二者之间没有差别。

综观世界各国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已有的国际法实践，作为刑事责任表现形式的刑罚，具体表现为：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无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称终生监禁和监禁）以及罚金。其中，剥夺生命刑和剥夺自由刑是最主要的刑罚方法，在许多国家，罚金则是作为附加刑适用的。如此而言，作为国家，除了罚金以外，又如何能够承受剥夺生命和剥夺自由的刑法处罚呢？国家作为抽象的实体，其本身没有意识，根本不可能承担剥夺生命刑（死刑）、剥夺自由刑（终生监禁和监禁）的刑罚处罚。

国家唯一能够承受的刑罚处罚就是罚金。有的学者以此认为，这是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但是，众所周知，在国家构成了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例如，战争犯罪，罚金的刑罚处罚根本就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普遍规定的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具有国际法渊源的性质。对国家在构成严重国际犯罪的场合仅处以罚金，根本无法体现这一刑法原则。因此，对国家而言，显然不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反之，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而承担国家责任的场合，赔偿损失是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形式，而“赔偿损失”作为一种国家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本身已经足以替代罚金刑。

（二）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

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都是国际法律责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国际法渊源来看，国家责任的国际法规则，虽然已经具有了国际法实践，但是，至今仍然还是国际法习惯规则。而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制度，是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成文法，在国际法上具有明确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承担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从行为方式来看，国家责任的前提是实施了二种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而国际刑事责任，则是以单一的国际犯罪为前提，必须具有国际法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其三，从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来看，国家责任，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其责任形式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而国际刑事责任则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质，是一种刑罚惩罚，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最后，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看，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必须是国家，个人不能成为国家责任的主体。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在现有的国际刑法条约或条款中均规定是由个人承担其责任的。在国家因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国家责任的形式，而不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

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总是将国家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混同与国家责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学者将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表述为：终止国际犯罪行为，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赔偿，罚金、没收财产，国际制裁，剥夺国际社会成员身份以及限制主权。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刑罚处罚：罚金，限制主权和撤销联合国席位；也包括非刑罚处罚方式：经济制裁，命令终止犯罪行为，赔偿和道歉。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包括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限制国家武装力量等；赔偿；国际制裁，即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采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以上所谓的刑事责任的方式，除了罚金之外，都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都不是刑罚处罚，根本就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见，这种随意扩大国际刑事责任范围的观点，混淆了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本质区别。

（三）国家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

国际犯罪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并不免除国家的一般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许多国际仲裁裁决而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但是，至今仍然处于习惯法的支配之下。当然，国家的国际责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制度，它也是一种国际法律责任。为了与国际刑事责任相区别，笔者将这种国家责任称为一般国际责任。在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国际法律责任”是经常通用的，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国家责任，是指一国因其违背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或者，国家实施了国际罪行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关于国家责任的行为，根据草案的规定，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国际不当行为或不行为（即指不作为）。这种行为不一定直接以国家的名义作出，符合草案规定的其它机关或代表国家的个人的行为，均可以归因于国家而成为“国家行为”（草案第2章）。二是国际罪行，即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国际犯罪（草案第19条）。国家由于以上行为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关于国际责任的形式，草案第1条的规定，“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但是，草案并没有具体规定“国际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没有规定所谓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因此，国际责任的形式，只能从国际法实践中加以归纳。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限制主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对德国和日本所实行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其二，恢复原状。例如，1977年1月19日，关于利比亚政府与外国公司得克萨克－卡拉西亚斯蒂克争端案的仲裁裁决。该裁决称，恢复原状是对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其三，赔偿损失。1928年，关于霍茹夫工厂案的判决指出，责任形式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如不能恢复原状，则以金钱赔偿代替。其四，道歉。作为最轻的一种国际责任形式，道歉，在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综上所述，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在国家刑事责任与国家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但是，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使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

四、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及其国际法实践

虽然，国家和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然而，无论是国际法实践还是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而只有个人

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个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罚处罚。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同时，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因此，国家作为国际责任的主体，承担国家责任。

（一）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确立

最早规定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凡尔赛和约》。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及其参战各国公开控诉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严重罪行，并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有权决定其应当适用的刑罚。《凡尔赛和约》第228条和第229条还规定，德国承认协约国有权以战争罪审判德国国民并承担将罪犯交给由协约国组成的军事法庭的义务。然而，由于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得到荷兰政府的庇护，致使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凡尔赛和约》正式确立了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即，个人作为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在实施国际犯罪行为时，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或以国家代表的名义所作的行为，都应当承担与其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事责任。

（二）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实践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审判实践，再次重申并证实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

1945年8月8日，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德国纽纶堡设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并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宪章第6条的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一切为轴心国利益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罪行的个人，犯罪人应负个人责任。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其中，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3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4名战犯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无罪，另有2人在审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随后，前苏联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投降时必须接受的各项条件，并决定对日本战争罪犯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总部了《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及其附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宪章第5条规定，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的各种罪行，犯罪个人应单独承担责任。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对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开始审判。结果，在受审的28人中，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丧失行为能力外，其余25人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一致作出结论：个人可由于违反国际法而受到惩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个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实体实施的，因此，只有惩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执行。194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1）号决议，确认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0年编篡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原则。其中有一项就是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三）当代国际法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最新实践

当代国际法的审判实践和国际立法，再一次重申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7条第1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凡计划、教唆、命令、犯有或协助或煽动他人计划、准备或进行规约所涉犯罪的个人，应该为其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1991年6月，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爆发了一场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宣布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各参战方均有拘束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应承担刑事责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排除了对法人、实体和国家的管辖权。

1962年7月1日卢旺达宣告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卢旺达国内爆发全面内战。1994年11月8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负责起诉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责任者，以及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它这类犯罪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根据法庭规约的规定，对人的管辖权范围是自然人，即卢旺达公民；个人负担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现已生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5条明确规定，法院对实施了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国际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辖权；犯罪的个人根据规约的规定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刑罚…。规约同时还规定，关于个人责任的任何规定，并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责任。可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规定了个人承担国家刑事责任的原则，而没有涉及任何国家犯罪和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犯罪的主体，是指实施了国际犯罪并依照国际刑法规范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个人或国家。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划并具体实施的，在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因其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国际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际责任；国家因为不能承受刑罚而没有能力承受国际刑事责任。个人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其构成国际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个人只能作为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而并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H.Lauterpacht，1897－1960），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占领的波兰领土，在维也那接受大学教育，从事国际法研究。1923年移居英国，继续研究国际法。1937年，任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晚年曾担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和国际法院法官。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1955年出版。

[2]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265页。

[3]巴西奥尼（M.CherifBassiouni），美国德保（DePaul）大学教授，历任国际刑法协会秘书长、主席，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

1980年出版《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

[4]参见[美]巴西奥尼著：《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英文版）1980年出版，第153页。

[5]罗伯特·詹宁斯爵士（SirRobertJennings），出生于1913年，曾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38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55年，任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1982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曾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1992年出版。

[6]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7]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417页。

[8]参见赵永琛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第95页。

[9]参见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10]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5页。

[11]参见黄肇炯著：《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6页。

[12]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13]参见林欣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4]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5]参见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16]参见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17]参见[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韦政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第92页。

[18]参见[前苏联]巴格里－沙赫马托夫著：《刑事责任与刑罚》，第108页。

[19]参见高铭宣、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20]参见张旭著：《国际刑法论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6－217页。

[21]参见高铭宣、赵秉志主编：《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214页。

[22]参见邵沙平主编：《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23]参见[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4]参见[韩国]柳柄华著：《国际法》下卷，第223页。

[25]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569页。

[26]参见、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

国际责任范文篇10

内容提要:国际刑事审判的展开与国际法律文件的增加，直接推动了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日益丰富和深化。尤其是新近的审判实践，使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变化特点，该原则的责任模式也从个人型转向多元主体型。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其进程取决于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内生力量与外部环境之综合作用。探讨国际刑事责任多元主体的未来发展，对于审视国际刑法的体系完善、犯罪惩治及其与国内刑法的关系衔接有一定的裨益与启迪。

一、前言

国际刑事责任是国际刑事司法的理论依据与基本准则，它对规范国际法上有关主体的责任承担及衡平刑事惩罚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二战以来，国际刑事审判的展开与国际法律文件的增加，直接推动了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日益丰富和深化。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首先确认了该原则的个人责任内涵。随后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件，促使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责任原则得到广泛认可，并不断推进该原则传统涵义的渐进变化与深入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审判实践，日益显现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多元特点，并倾向于引领该原则从单一的个人责任模式向多元主体的责任模式发展。鉴于该原则在国际刑法领域的核心和灵魂地位，以其崭新进展为视角探讨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未来发展，对于审视国际刑法的体系完善、犯罪惩治及其与国内刑法的关系衔接，或许有一定的裨益和启迪。

二、传统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发展

（一）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传统含义

一般来说，国际刑事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因违反国际刑法规范的禁止性义务而承担法律上不利后果的国际司法准则。根据其传统含义，有关个人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应然主体。

具体而言，它大致包括3层含义：一是实施国际犯罪者应负国际刑事责任，即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国际刑法规范所要求的国际犯罪全部构成要件时，就应当追究其国际刑事责任；二是有罪应罚而非有罪必罚，即实施国际犯罪者理应受到国际刑罚的处罚，但并非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国际刑事责任的免除情形，可以排除国际刑罚之惩罚；三是罪与刑相适应，即所受刑罚应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程度相称{1}。

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传统含义，也可以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为佐证。因为就公约中的28种主要国际犯罪而言{2}，其相应刑罚的适用对象仅为个人而非其他主体，这使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即个人刑事责任，成为现行公约的应有之义与客观需求。“它要求在国际刑法中，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必须承担国际刑法上的相应责任”{3}，处罚该犯罪人时，也需要“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3}470-474。这既有利于执行国际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以预防与惩罚国际犯罪行为，也有助于实现国际刑法之司法正义目标，以合理衡平刑事惩罚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二）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时代内容

1．传统主体：地位稳固与作用持久

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传统主体，有关个人即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历史由来已久，并在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新进展中，保持其地位稳固与作用持久的鲜明特征。因为个人刑事责任是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基础与核心，其追诉与惩戒作用贯穿于执行该原则的整个过程，而有关崭新进展正是对国际刑事责任内涵的丰富与外延的扩展。这样，发展中的个人刑事责任理应成为该原则时代内容的天然组成部分，有关个人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传统主体，也持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国际立法实践来看，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为个人刑事责任主体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这些文件在总体上明确了该主体的刑事责任和刑罚原则，以严密国际刑事法网和充分保障国际人权。具体而言，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早期立法，源于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序言”。这是针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犯罪行为人进行起诉的明文规定，已被国际社会视为“追究国际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尝试性开端”。随后，1949年《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指挥官责任，以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与官方身份的关联性。在内容上，它包括“由于该命令实际实施而无法免除的犯罪责任”在内{4}，而且在外延上，它广泛适用于高级官员和当权者、正规或非正规武装冲突中的高级首脑及其他领导者。即使在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中，对于实施国际刑法规定的严重罪行者，也须追究其应有的国际刑事责任，而不得以官方身份为由免予刑事处罚，否则将有悖于各国承诺的惩治严重国际犯罪之国际义务{4}96。基于此，更为显著的进展主要体现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之中，它规定的国际刑事责任的主要适用情况如下：(1)年满18周岁的自然人；(2）无论共犯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只要参与实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罪行，就应以共同犯罪人的身份承担个人刑事责任；(3)个人对各种故意犯罪形态下的行为都应负刑事责任，但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中止犯罪除外；(4）个人刑事责任与官方身份无关{5}。这些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公约规定，突出反映了个人刑事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际刑事司法原则{6}。

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二战后的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日本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与践行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真正开端。这首次赋予了该项国际法原则以实际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个人具有比其国家更高的国际义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在1950年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总结出以个人为主体的国际刑事责任原则，也称为国际法上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即任何实施国际罪行的个人，都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并受到相应惩罚。这足以表明，“国际法罪行是由具体的人，而不是由抽象实体来实施的，只有通过惩治实施罪行的个人，国际法规则才能得到实施”{6}81而且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与其官方身份无关，被告的官职或者上级命令之类，不能成为有关的免责理由。这样，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原则，作为国际刑法的基石得以确立，而且随着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审判实践逐步展开，国际社会更广泛地认可国际刑事责任原则。例如，前南刑庭将个人刑事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划分为3类，即政治领导者、指挥者以及其下属和依据命令的执行者。前两类的下属和依据命令的执行者，其责任因源于“直接行为者的身份引起的牵连行为”而属于第三层次，追究其责任旨在“防止胁迫”，避免更多的下属成为国际犯罪的参与或执行者{4}96。据此，上级命令不能成为免除行为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合理事由。这既确认了个人刑事责任的主体地位，也坚持与发展了国际刑事责任原则。

2．新兴主体：萌芽伊始与多元趋向

理论上，国际法律文件在蕴含个人刑事责任主体的同时，并不排除其他主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这为萌芽中的新兴刑事责任主体留有余地，以便在责任体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得以扩充和延续。实践中，自新兴主体萌芽伊始，传统的国际刑事责任原则就有所突破与进展。这促使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从一元趋向多元，也使国际刑事责任的责任模式从个人型趋向多元主体型。

关于法人（团体或组织）刑事责任主体，其兴起之初的法律依据主要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与远东监控委员会第10号法案。根据《宪章》第9条和第10条的规定，“在对任何集团或组织的个别成员进行审判时，法庭可以（在被告被判决与该集团或组织的任何行为有联系的情况下）宣布被告所属的集团和组织为犯罪组织”；“如果某一集团或组织被法庭宣布为犯罪组织，任何签字国的国家主管当局均有权将从属于某一此类犯罪组织的人员交付其国家法庭、军事法庭或占领区法庭提出诉讼。在此类情况下，该集团或组织的犯罪性质应被认为已经证实，而不应有所异议”{5}23-24。这确认了犯罪组织的可诉性，国际军事法庭可据此将德国纳粹党的领导集团、秘密警察组织、保安勤务处及党卫军等组织，都认定和宣布为本案的犯罪组织，并进而依照《宪章》之规定，追究该组织有关成员的刑事责任，以严惩该犯罪组织的国际罪行。而且，第10号法案也体现和证实了犯罪组织的可罚性。这些立法实践，有利于国际军事法庭对被告组织的实际确认以及司法实践中有效追究多元主体的国际刑事责任。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主体，因兴起的法律依据不足而在国际社会始终颇有争议。早在1907年订立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海牙公约》就已体现出追究有关国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国际刑法学会在1926年的国际刑法大会上，通过决议表明对国家刑事责任的赞同，即常设国际法院“应有权审理针对由于非正义的侵略和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刑事责任的所有案件”[7];丹麦也曾代表北欧国家，向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关于国家责任的评论，即种族灭绝罪或侵略罪属于通常由国家机构实施的“制度性犯罪”。由于代表国家行事的机构或者个人的行为可引起国家的责任，严重违反国际义务的国家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具体包括惩罚性赔偿或者其他影响国家尊严的措施等内容{8}。据此，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拟定了《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以明确规定对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9}，但是，该草案本身没有法律效力，更不能正式确立国家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这样，国际社会从未以立法形式确认国家责任的本质属性，也缺少国家刑事责任存在的法律依据。同样，在国际审判实践中对此也是褒贬不一。以纽伦堡审判为例，法庭辩论中关于国家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激烈争论成为一大焦点。被告律师主张：破坏和平罪（侵略罪）是国家的意志和活动，国际法理应追究国家的相应刑事责任，以维护公平正义和罪刑法定的法律原则；而法庭与前苏联检察官鲁丹科将军反对由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反驳理由包括“国际法对国家与个人都赋予已被承认的义务与责任”{3}476，但违反国际法原则的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并非意味着国际法上国家的刑事责任，而且只有惩罚违反国际法的犯罪人，才符合国际强行法的规定。因此，国际刑法有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倾向与可能，但目前尚未确立国家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三、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多元表现

国际社会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共同支撑着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崭新进展，尤其是新近的国际刑事审判，使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更加明确与宽泛。这突破了有关种类与范围的传统限度，涉及到个人、法人或国家等多元主体的国际刑事责任，也影响到这些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模式，促使其从个人型向多元主体型的方向发展。其中，多元并存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为：共同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认定越来越趋向严格化，法人或国家的崭新实践也凸显其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这既符合国际刑事责任原则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又能够深化其犯罪惩戒与人权保障功能的现实意义。

关于个人刑事责任主体，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详细界定了共同实行犯的成立要素，并重申了个人刑事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以坚持与发展追究该主体刑事责任的国际刑法立场。例如，在StakiC案的判决中，审判分庭认为，“共同实行犯要求‘共同控制某罪’，即共犯必须通过明示或默许追求某共同的目标，并通过相互配合和共同控制”来实施某罪行{3}476。这里的每个共犯人，“都对犯罪的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应承担相应的直接刑事责任{3}476。此案的上诉分庭，赞同上诉人是应承担有关国际责任的共同实行犯，但反对审判分庭没有援引国际习惯法或已决判例作为审判依据的做法，并认为这势必影响国际刑事责任模式的准确界定和灵活运用，甚至误导对共同实行犯的个人刑事责任之客观分析。进而在Simic案的上诉判决意见中，主审法官对此类国际刑事案件的审判依据加以说明。他认为，共同实行犯的概念因满足习惯法必需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条件，而在国际习惯法中根深蒂固{10}。这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5条第3(a)款及相关的已决判例中均有体现，为追究有关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奠定了法律基础。

由此可见，在共同实行犯的框架下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无论上述案件中的犯罪人是否参与法人或集团犯罪，其作为共犯参与者都应承担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具体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与他人共谋或教唆他人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成立国际犯罪的，共谋者或教唆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二是对于自己教唆或参与的共同犯罪，若被教唆人或被帮助人故意实施的严重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则教唆者或帮助者应负直接的国际刑事责任。

关于法人（团体或组织）刑事责任，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新近审判实践表明了法人犯罪参与者应承担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其法律依据分别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7条第1款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6条第1款{5}65-67。据此，国际刑事法庭可以追究法人（团体或组织）犯罪参与者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将其作为此类集体刑事责任的一部分。根据国际刑法原理及其刑事判例，法人刑事责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非政府的法人（团体或组织）应对其构成国际犯罪的行为承担集体的国际刑事责任；第二，此类法人（团体或组织）中的指挥官对其下属根据其指挥或要求实施的国际犯罪，应承担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基于此，国际社会的新近审判诠释并发展了法人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

关于法人的间接实行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其基本要求、适用范围和主要特征等方面，在新近审判实践中有所发展且更加明晰。以Gacumbitsi案为例，此案的主审法官在上诉判决意见中有相关的研究与论述。“间接实行”的概念适用于现代刑法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白领犯罪或国家诱导型的犯罪等案件{3}470。“这种间接实行模式，要求间接实行犯利用直接的实际行为人仅作为‘工具’使用以实施犯罪行为。间接实行犯在这种情况下，因控制直接实行犯的行为和意志”{3}470，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意味着，间接实行犯“仅限于实际实行犯为‘无辜人’或‘存在未成年之类’‘辩护事由的情况’”{3}470“这类实行犯也适用于直接和实际的实行犯有刑事责任能力且承担有关责任的所有情况，即‘实行犯背后的实行犯’”，“即使在一些案件中，直接行为人对其行为负无限责任，幕后指挥者的作用也影响作为幕后者意图的犯罪要件”{3}476。如“幕后者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利用一些基础条件，使固定程序正常运转的情况，这些基础条件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以及指挥系统中较为常见”，“如果幕后者充分认识到这些，且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了行动，那么他就是间接实行犯’，{3}471。而Stakic案的判决关注法人犯罪参加者与共同实行犯之间的刑事责任差别。这有助于划清法人犯罪参与者和共同实行犯的有关界限，但难以避免审判实践中关于两个概念的争论。事实上，审判分庭在此案的初审阶段，将被告视为共同实行犯而非法人犯罪的参与者，以援用刑事责任模式和适用相关的法律依据；而在上诉审阶段，这遭到上诉分庭的强烈反对{11}。其冲突产生的原因在于：对有关国际习惯法或已决判例之类的法律依据，存在不同理解和意见分歧。若国际刑事审判缺少这些必需的实质根据，则易于招致不同却相似概念之间的争议。此外，在Gacumbitsi案和Simic案的上诉判决中，主审法官指明，法人犯罪和共同实行犯之间存在概念上“广泛的重叠，必须在这两个特设法庭的判例中协调”二者的关系{12}。“这有利于明确界定有关集团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并为“国际刑事法院将来接受国际刑事法庭的更多判例”创造条件{3}476。

关于法人犯罪中下属的实行行为，其行为方式被严格区分与明确细化，其范围也呈现出逐渐扩展之势。无论“下属的行为方式”如何，其“积极的作为”犯罪与“消极的不作为犯罪”，都是“上级负指挥责任并有义务采取行动的原因”{3}472。OnC案的二审判决认为，“上级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非限于下属的积极实行或参与，还包括他们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罪行”。正如审判分庭所例证的，“如果因为主管监狱的下属未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确保被拘留者的安全，警卫或未阻止进入羁押场所的外人可能虐待战俘，那么，因下属疏于保护而其他人伤害受保护人员的情况不再重要了，也不必认定直接实行犯的身份”，而且“无论犯罪参与模式如何，只要有责任采取行动以防止结果的发生，就可追究不作为的刑事责任”{3}472。同时，下属行为的范围宽泛且趋于扩展。在Onc案{13}和Boskoski案{14}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二审判分庭均裁定，上级的责任不限于下属（主要实行犯）实际实施的犯罪”，而“包含下属仅协助及教唆他人（从犯）犯罪的情况”，这是对“前南刑庭规约第7条第3款中‘实施’一词的广义解释”，“旨在使指挥官履行”广泛的国际义务{3}472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国际法院于2007年对世界首例国家被告实施种族灭绝罪行的案件作出的判决，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15}。“塞尔维亚共和国被诉种族灭绝罪的案件”原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1993年3月30日，援引该《公约》第9条向国际法院提交了诉请书，以控诉前南斯拉夫即塞尔维亚和黑山（时称南联盟）”的种族灭绝罪行{3}473。继黑山2006年5月独立之后，国际法院裁定塞尔维亚为应诉方，并于2007年2月26日判定：“被告塞尔维亚共和国既没有为‘通过须为其行为承担习惯国际法责任的机关或个人犯下种族灭绝罪’，也没有‘谋采取或煽动他人采取种族灭绝行为’而犯同谋罪”，“这一有约束力的终极判决”，不仅涉及“世界首例控告国家实施种族灭绝罪行的案件”{3}473-474，而且作为国际法院有关审判实践的最近判例，回答了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部分问题，“标志着国际法在国家责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丰富和深化了国家责任在国际法领域的崭新时代内涵{8}628。尽管最终并未判定被告国犯有种族灭绝罪，或者没有开启国家刑事责任的新时代，但这一判决明确了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甚至有望成为确立国家刑事责任概念或者国际刑法新原则的潜在历史起点。这为在新世纪有效惩治种族灭绝罪和充分保障国际刑事责任主体权益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而在国际公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此案中，国际法院审查和判定的最主要问题是，国家刑事责任是否适用于被告国，即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否对种族灭绝罪负刑事责任。由于前南刑庭曾对前南斯拉夫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作出过判决，国际法院关于塞尔维亚被诉案的判决，与前南刑庭的先前判决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关于国家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差别和分歧也很明显。国际法院对国家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首先确认于尼加拉瓜军事行动及准军事行动案件，之后又被国际法院在波黑诉塞尔维亚案中援引，作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3}473然而，“这与前南刑庭上诉庭在检察官诉塔迪克案中提议的原则截然不同。自前南刑庭于1993年设立以来，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与国际法院对同一情况的司法认定，可能因适用标准的差异而出现冲突判决。此案中，国际法院和前南刑庭之间关于司法认定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归责原则的法律认定方面。有关法律分析的争端，表明了刑事判决的一致性不容忽视。”{3}473-474而国际法院更“需要客观理性的独立判断，不能仅为了满足判决的一致性，而过于依赖其他国际审判机构查明的事实”，并基于此“判定被告国不承担刑事责任”{3}474。这样，“国家刑事责任的确立和认定问题”，就成为“惩治种族灭绝罪的前沿课题和当代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3}474。

四、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多元化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与其模式变化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多元化趋向明显，即法人（团体或组织）甚至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且可能性渐增。除了个人刑事责任之外，在法人（团体或组织）犯罪中，该主体须承担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在因国家政策引起的国际犯罪中，国家亦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总体上会有所加强，但这一进程取决于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内生力量与外部环境之综合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多元化进程受制于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刑法体系完善的影响与作用。伴随着国际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更新，国际刑事责任主体逐渐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变化特点，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具体形式也从单一转向多元。这是否会动摇国际刑事责任作为基本原则的核心地位？能否促进国际刑法体系的积极完善？对多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有何作用？

如前所述，国际刑事责任的传统主体仅限于个人，而新兴主体趋向于向法人（团体或组织）或国家等逐步扩展。这一主体范围的变化与多元格局的形成，直接影响到国际刑事责任追究形式的多样发展。有关责任追究的具体形式原为单一的个人责任形式，即国际刑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而如今为多元组合的责任形式，即直接责任人与法人（团体或组织）结为一组的多元刑事责任，或者直接责任人与国家相结合的多元刑事责任。这丰富了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内涵与外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并在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以促进该原则的全面发展与切实贯彻。可见，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核心地位没有被动摇，而是更加巩固了。同时，该项国际刑法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的内在逻辑，它所要求的有罪必罚和罪刑相当，既有利于执行国际刑事合作原则，也有益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而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崭新进展，不仅顺应国际刑法的发展契机和时代潮流，满足了刑事法律国际化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且在增进多项基本原则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能够积极促进国际刑法现有体系的逐步完善。这样，有关主体的多元化及其持续推进，便成为国际刑法的时代呼唤与现实需要。

第二，多元化进程受制于国际社会对有关新兴主体的认可程度与实践状况。虽然国际社会从未一致认同法人（团体或组织）或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但有关审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多元化进程。

作为国际法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的纽伦堡审判，是国际法实际追究法人、团体或组织之国际刑事责任的重要标志。由于宣告某些团体或组织为犯罪组织具有深远的意义且适用崭新的程序，“纽伦堡法庭在判决书中对犯罪团体或组织的问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公正结果{8}628。尽管“对这些团体或组织的宣告性判决将决定其成员的刑事责任”{16}，“宣告性的判决不会对这些团体或组织的所有成员造成没有标准的、歧视性的和自动的集体刑事责任”{8}628。因为“对那些不知道这类团体或组织犯罪目的和行为的人，对那些被国家强迫加入该团体或组织的人并不追究刑事责任，除非这些人本人作为组织或团体成员实施了宪章第6条所规定的犯罪”，而“仅仅是作为这类团体或组织的成员并不包括在宣告性判决的范围之内”{16}。继而，国际社会关于法人（团体或组织）刑事责任主体的支持论逐渐增多。首先，法人（团体或组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益处颇多。其经济赔偿、犯罪惩罚和预防功能成为其正当性理由，并为国际刑法上法人（团体或组织）的责任追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其次，最初向罗马外交大会提出的《规约草案》第23条规定：“除了国家之外，本法院对法人具有管辖权，如果实施的罪行是为这些法人实施的，或者是法人的或者代表实施的”，“法人的刑事责任不排除同一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或者共犯等自然人的刑事责任”{17}。再次，在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讨论中，一些代表团主张公司赔偿责任的重要性，筹备委员会进而提出将罚金作为适用于法人刑罚的备选方案规定于有关草案中{17}。尽管法人（团体或组织）刑事责任最终未能被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范围{18}，但这些国际支持，为多元主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

国际法院对“塞尔维亚被诉种族灭绝案”的审判，也是国际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关注被告国可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现实问题，并采取特殊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际审判机构的重叠问题。审判此案的理论背景，关涉国际社会关于国家刑事责任主体的争论。这主要反映在个人刑事责任与国家刑事责任的关系方面。国家刑事责任的否定论者主张，对国家刑事责任的追究有悖于个人刑事责任的原则，而且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基本原则；而赞成论者认为，“自然人与国家的犯罪构成了二元论的犯罪主体，对于不同的主体则应区别对待、实施不同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则完全依据了刑事个别化的原则，根据自然人与国家参与犯罪的程度、心理要素和罪行的严重程序进行适当的惩罚”{8}628正是考虑到有关理论争议，国际法院面对认定该主体刑事责任的现实可能，却在塞尔维亚被诉种族灭绝案的处理中对国家刑事责任主体的认可程度相对有限。一方面，它坚持适用尼加拉瓜标准作为国家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以认定被告国塞尔维亚关于种族灭绝罪的国际刑事责任。这实际上肯定了国家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有利于国家刑事责任的发展与多元主体进程的推进。另一方面，饱受前南刑庭质疑的国际法院，迫于压力承认前南刑庭判决的合理成分，并对国家刑事责任主体的实际认定有所保留。针对前南刑庭已审查的重叠问题，国际法院对其认定结果不加分析而直接援用。这一特殊处理很不妥当。因为在事实审查方面，国际法院过于依赖前南刑庭认定结果的做法，势必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可能使被告国逃避国际刑事责任的追究，从而不利于国际社会有效惩治和防范国家施行的种族灭绝罪。显然，这一实践状况影响着国家刑事责任的实际判定与有关多元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第三，多元化进程受制于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关系衔接及其对国际犯罪的惩治力度。二者的关系衔接仅涉及个人与法人（团体或组织）的国际刑事责任，其中作为新兴主体的法人（团体或组织），与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多元发展密切相关。这将另一新兴主体即国家排除在外，原因在于主权国家不可能成为国内法院管辖下的任何犯罪主体，也就不存在关于国家刑事责任主体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之衔接问题。而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模式是实现国家刑事责任的惟一途径，这与其它主体的双重管辖模式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的刑事责任必须由国际审判机构，如国际法院进行审理和处罚。然而，此类审判机构的制度缺陷或运行问题，可能削弱其惩治国际犯罪的力度，并进而阻碍多元主体的发展进程。

具体而言，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衔接点较多，而与国际犯罪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国际犯罪管辖权的有关规定。以法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为例，在国际刑法层面，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赋予缔约国对于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或设定开展国际引渡合作的司法义务{19}。这有助于减少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并为国际社会追究法人（团体或组织）刑事责任与严惩包括法人犯罪在内的国际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国内刑法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法人刑事责任并建立起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20}。最近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关于法人或社团刑事责任的新原则开始逐步确立。这有益于各国依法将法人刑事责任的国际公约规定转化为国内的刑事立法，使国际刑法中关于法人刑事责任主体的内容转化成为国内刑法的一部分，以真正实现与切实推动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多元发展。公务员之家

鉴于国家刑事责任主体的特殊地位和国际司法机构管辖的制度缺陷，国际社会有必要反思国家刑事责任主体的相关问题，以促成当代国际刑法发展史上惩治国际罪行的重要转折与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多元化的顺利推进。理论上，国家刑事责任主体所承担的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责任，其本质属性以及与一般责任之间的必然联系，是确立和界定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一方面，这使实际判定国家刑事责任成为可能，但并不意味着犯罪国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国家刑事责任还需要国际审判机构的判决作为载体，而判决结果的影响因子包括该机构的制度与运行等因素。从国际法院审理“塞尔维亚被诉种族灭绝案”的教训来看，国际司法机构的制度缺陷是最终未判定被告国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原因。随着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受理案件的不断增加，援用和借鉴其他国际审判机构司法认定的情况也将逐渐增多，但在有关规范或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任何不适当的援引都存在隐患甚至导致不良后果。这是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多元发展的潜在阻力。另一方面，国际法院的审判经验表明，在实践国家刑事责任的有限场合，应坚持犯罪主体与责任主体相一致的原则，使国家与其他主体各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就国家而言，国际社会应集合适用多项措施来严厉惩处犯罪国，以遏制国家再犯国际罪行的能力。其中，从预防与惩治并重的角度，国际社会在继续沿用经济制裁等方式的基础上，亦可将国家列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以充分发挥其宣示和惩戒作用。这是有利于国际刑事责任多元化进程的一面。

五、结语

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多元发展，对于在法律全球化与世界和谐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全面追惩责任主体、有效防治国际犯罪与切实维护刑事法治有所裨益。尤其是新近的审判实践，使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变化特点，该原则的责任模式也从个人型转向了多元主体型。这一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其进程因取决于新兴刑事责任主体的内生力量与外部环境之综合作用，而向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更高要求。具体而言，其发展的进程主要受制于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刑法体系完善的影响与作用、国际社会对有关新兴主体的认可程度与实践状况、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关系衔接及其针对国际犯罪的惩治力度等因素的影响。这对完善国际刑法的体系、惩治犯罪及其与国内刑法的关系衔接有所启迪。

实际上，国际刑事责任多元主体的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目前面临的现实阻力与潜在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国际审判实践中的冲突与差异、片面性与不和谐是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切实贯彻与顺利发展的一大阻碍。尤其是自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国际刑事审判的分裂与统一之争越演越烈，国际刑事审判中可能因冲突和差别而出现碎片化现象。而且，随着多个国际司法机构的审判活动日益活跃，各种具体概念和认定标准之间的冲突在加剧，越来越多的碎片化可能损害刑事审判的权威和可预见性”{3}476，更难以在实践中实现有关基本原则的价值与目标。“这要求国际审判机构加强合作与协调，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以缓解碎片化和提高有序化程度。”{3}476因此，为了顺利追究犯罪国等多元主体的刑事责任，国际司法机构必须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司法认定方面，应慎重考虑援用其他认定结果是否适当，从而使不同机构的判决协调有序，以维护国际刑事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简而言之，认真践行国际刑事责任原则，将有助于其他基本原则的贯彻执行、完善国际刑法的体系、惩治犯罪及其与国内刑法的关系衔接，并促进国际审判机构间关系的妥善协调。这不失为解决国际冲突与加强组织协调、维系多元主体与共建和谐世界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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