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论范文10篇

国际舆论范文篇1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古展到现今已涌现出多种理论派别，包括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最近发展而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占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地位，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都会为了实现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而斗争。而不管现实主义有多少理论派别，但其核心思想被继承下来，即都没有否认权力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所总结的，“世界政治仍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①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无知而非理性的，因而采取精英主义的立场。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三十多年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公共舆论的性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了“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Consensus），即认为民意是无知、轻率、非理性的，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由于现实主义（包括各种理论派别）一直占据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此，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政治精英和政权机构对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不够，只是在民主选举时（基于西方国家语境）才处于获得选票的需要而暂时重视公众的声音，以及从国际舆论中获得国际威望而显得重视国内和国际舆论。

2、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权力因素是国际结构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甚至是冲突。就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看，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正确命题。有鉴于此，软实力较之于硬实力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还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后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关系中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营造的、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也说明只要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制约因素始终存在，国际舆论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怀疑等负面倾向的认知就难以消除。

3.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国际舆论/世界舆论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持有权力或为了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有否认国际舆论存在性的倾向。对此，汉斯·摩根索认为，也许（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情感”，但它并不能制约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他论述到：“对于一个主要从舆论调查来获取大部分信息的科学文明来说，世界舆论成为一种神话中的裁判者/公断人，而正如其他人一样，这个裁判者/公断人则会通过世界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支持自己的行动。对于大多数倾向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历史的审判’（judgementofhistory)具有类似的功能。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就是‘上帝的意志’（thewillofGod）。”③因此，国际舆论是一个危险的神话怪物，因为有时它会对那些本来因普遍的反对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权力给予鼓励，有时它又会为强权和自私提供伪造的合法性——正如当今国际社会在某些时候所做的那样。④

二、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到冷战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形成了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互论战、彼此争鸣的理论格局。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也相当久远。意大利学者但丁（DanteAlighieri）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正当的工作应是发展知识和文化，一个和平的世界是这种工作的基本条件。许多法国人也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和推进和平的计划。他们相信，依赖外交、仲裁和判决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例如，埃默里克·克鲁塞（EmericCruce）相信多数人安于和平，强调以合作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主张提高贸易商的地位，使其高于打仗作战的骑士（他们在和平年代用处不大，但危险不小）。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为根据实践的结果，他认识到这种做法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大于得。英国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Penn）希望消除他所说的“鱼类逻辑”，即国家之间相互吞并的现象，提议欧洲各国君主摆脱自然状态，服从于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体系。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那些主张强权、战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公众中失去很多市场。很多国际精英人士开始支持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的理想主义国际主张，即通过国际联盟实现国际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以及道德和舆论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并确信世界公众舆论在建立和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他们并不否认权力的作用，只不过使权力服从于拥有权威的国际组织。）⑥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欧盟的成立和运作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作用，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国际关系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认为国家间存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强调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对解决国际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总体来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理性的，较为尊重和重视国际公众的意见。国际法院或国际议会的建立将依赖于公开的外交、舆论的力量和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能够支持合理的实际决策。⑦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认为：“在此世界组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的信息，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⑧他在巴黎和会上曾指出：“整个条约（《国际联盟条约》）主要依恃的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舆论的道德力量——众目睽睽所产生的消除、澄清及强制的影响力……好让见不得阳光的事物，可经由世界人普遍加以谴责的万丈光芒予以适当的摧毁。”⑨

2、自由主义舆论观重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重要意义，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良好的国际制度运作实现国际和平。从合作各方的相互关系来看，存在三种情形：①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稳定论”也可以提供某些霸权国家治下的和平，如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和20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霸权国家维护整个国际机制的基本运转，小国、弱国通过接受现有国际机制而享受霸权国家提供的安全和经济福利，即可以“搭便车”（freerider）。这是一种非平等合作关系的国际合作。②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这类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合作空间和合作层级，上升到了彼此相依、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较高阶段。③面对全球重大挑战而展开的国际合作，如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卫生、饥荒、网络犯罪以及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等问题而产生的国际合作。这些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国际政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借助于具体的需要或功能，通过加强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建构主义舆论观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当然，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一）。但与此同时，非主流学派也开始迅速发展，批判理论、后现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纷纷向主流理论范式发起挑战。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也就是在这种争鸣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理论派别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对于国家行动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来说，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实践中观念认知的结果，即不同的观念产生对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而这种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则导致对国家利益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一言以蔽之：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因而观念建构利益。由此，我们就可以得知，观念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是建构主义利益观的核心要素，发挥着“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观念？建构主义的观念是个集体性概念，即是共有观念（sharedideas），而不是个体中存在的各不相同的观年，这种观念是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understandings），是共有的文化、共有的知识、共有的期望、共有的理解等。而身份的确定是由社会/群体的文化以及自身的观念建构而成的，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从而最终影响自身作出的决定及行为。温特认为，集体身份（collectiveidentity）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集体身份则是角色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而“角色身份（又）依赖于文化”，“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上述这种关系若用一个图线谱来表示就是：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思想的认识视角，从社会性因素出发，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互动结构中来研判国际舆论的本质。

1.从建构主义的结构层面来看，国际舆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思想认知系统。首先是共有知识（sharedknowledge），这也是最根本的因素。这里的“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⑩

就国际舆论对国际安全困境的认知来说，存在两种潜在的舆论倾向：一是，当国家间相互猜疑时，一方军事实力的增强就会令对方感到威胁，从而使对方也通过加强军备来应对这种危险。反之亦然。由此，国际舆论的认知结果就是国际安全困境的产生。二是，当国家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时，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国际舆论认为也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舆论倾向性认知。同时，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也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可以建构一种观念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观念结构，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结构与现实适应。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舆论支持美苏合作并组成反法西斯联盟，而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美苏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猜疑和矛盾促使战时的同盟分裂为两个新的对立集团：北约和华约。

2.从观念的建构作用来看，国际舆论作为对国际事务、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等的态度、意见等，是国际公众、国际传媒等观念结构的外化，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方面，观念有时是在相互交往与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例如，在各种公共外交中（孔子学院就是一例），双方的交流就可以让彼此陌生、没有共享观念的状态走向彼此有所了解、享有某些共识等。随着当前传媒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对外传播的强化，国际公众间的交流、了解日益增多，他们之间具有的共有知识也在随之增加，“虽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是一大部分”。?輥?輯?訛另一方面，观念又是人们深层次思想中的信念、态度和情绪的综合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改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中，信念，是指先在于人们将要接触的外在世界而在头脑中已经存在关于它的图像、信条、价值观等，是“共同享有的思维模式”。“它唤起每个人对于某种景色、某种家具和某些面貌的感情，……不需要追忆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唤起这些信念。”?輥?輰?訛虽然李普曼有时将其称之为“固定成见”，但信息对舆论产生的重大影响确实客观存在的。态度的表现则多种多样，“以言语形式的表达，构成显舆论；以情绪形式的表达，构成潜舆论；以规模行为来表达，构成行为舆论。这里容易忽视的是潜舆论……潜舆论不是一般的纯粹个人的情绪表现，而是指有着规模公众、既定舆论客体的情绪型意见，它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显舆论。”?輥?輱?訛

3.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际舆论隐含着深层的文化向度问题。国际舆论的观念性、思想性、情感倾向性等特征说明，文化建构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机制。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輥?輲?訛它“不仅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也是公共现象。正是因为如此，文化形态才具有多元实现性质。”15在媒介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的作用在逐步的凸现，特别是西方文化在国际舆论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话语系统，成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如西方文化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衡量“他者”是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是西方国际舆论中文化因素的内核。

以上探讨的三种主要国际舆论研究进路为我们认识国际舆论生成动因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三者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本质区别，又相互补充。因此，在对现实存在的国际舆论形态进行研究时，要综合运用，不可偏废。

注释

①See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p.60-67.

②严格地说，国际（国家间的）舆论主要是指向国家作为舆论主体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舆论形态，而世界舆论的内涵和外延要宽泛的多，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等。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舆论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或基本意见，其主体主要是世界上大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一般不涉及政治影响，所以需要对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加以区分。但一方面，这种区分在现实中难以准确划定，二者有很多的边际重叠，另一方有鉴于国家仍然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同时目前的国际舆论主要指向的是有关他国的事务，即国际舆论客体具有较强的民族国家属性，所以本文将两者视为通用概念，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③ChristopherHill,“WorldOpinionandtheEmpireofCircumstance”,InternationalAffairs,Vol.72,No.1,Jan.1996,pp.112-113.

④Ibid,p.113.

⑤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家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页。

⑥同上，第16、70页。

⑦同上，第10页。

⑧[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⑨同上，第34页。

⑩[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1同上，第200页。

12[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1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5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国际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舆论大众传媒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舆论具有鲜明的媒介化特-征，大众传播不仅是国际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国际舆论产生的主要土壤及其体现的主要平台。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认为，“国际舆论已经约定俗成地特指外国媒体上的言论”。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所谓国际舆论，是指以大众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大众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为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大众媒体、国际公众、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对国际事务，问题的相对一致、且具有广泛影响的信念和态度的总和。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就国际舆论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

从技术角度看，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态直接决定了受众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和传播信息，并改变了信息的性质；媒介本身也成为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体)即讯息”的论断，认为。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响和培养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进路，因为媒介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呈现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内在关系；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新社会类型的出现。

当代舆论处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依靠的主要是电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舆论场。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舆论生成的时间快慢、范围大小，以及国际舆论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见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与国际舆论

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媒介内容的革新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对国际舆论生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媒介技术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许)媒介内容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对这些媒介内容的需求也改变了，旧有的媒介使用习惯被打破，当新兴媒介提供崭新的内容选择的时候，新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形成，从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换”，即当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术所代替时，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过自身的某些转型抑或直接赋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从而获得“新生”。

因此，从媒介内容上看，其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决定了受众如何观察和认知周围环境。当信息与公众认知形成共鸣，并产生一致效应时，国际舆论就能够形成。在国际信息传递过程中，各国媒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国际信息传播，并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从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上说，由于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众传媒来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众多的国际事务远离一般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体来认识国际事务。

这其实说明r，虽然国际事务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具有某种相关性或我们有了解的兴趣，但由于这些信息远离我们的直接认知范围或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客观、独立地思考这些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对媒介更为依赖，依靠大众传媒来作出判断和通过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来认知世界。而一旦这种从媒介获取的认识形成，就会慢慢的被“固化”，“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形成具有某种导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各种干扰媒介信息对国际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关于这些干扰因素，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来说明在媒介的影响力到达现实舆论(或公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缓冲体(区域)，阻挡、分散、曲解、消融着媒介发出的信息，或减缓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认为，“受众不完全被动，他们隶属于各种团体，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也有七情六欲，这些都构成媒介信息的‘缓冲体’，而这些‘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释、扭曲、压抑，信息一旦到达受众身上，已经和原来面目不同了”。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主动“解码”(Decoding)的三种立场更是体现受众主动性、能动性的理论结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重要建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维?莫利(David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所说的，“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

综合来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短期内，受众从媒介上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从长期来看，受众在获得信息时。也会受到媒体对信息如何解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受众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倾向。因此，在媒介对国际舆论倾向性形成的影响来看，国际受众是在对信息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自已的某种态度、倾向、意见等，只是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逐渐发挥作用、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国际舆论营造和引导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

国际舆论的生成和发展与大众媒体有着明显的内在关系。对此，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一方面，大众媒体是国际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世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信息的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围。从早期的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当今的数字化媒体，它们不仅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人们对外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机构，以至于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因而国际舆论的媒介化特征就愈发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支配着媒介，谁就控制着媒介话语权；谁支配着媒介话语权，谁就拥有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全都负载于大众媒体之上，国际公众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或对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态度、意见等也是国际舆论。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很多国家进行舆论调查，年度报告。当然，对于能否将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简约为个人层次上的意见聚集曾有争议，但目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舆论调查测量出的意见作为舆论的一种呈现方式。公务员之家

另一方面。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的方式及其倾向直接影响受众对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识。虽然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大众媒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一直是相当明显的。从国际舆论形成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际公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并促使人类社会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发展逐渐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从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传播学理论中“启动效应”、框架作用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就明确指出了大众媒体言论和大众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对国际舆论倾向性的生成和发展趋势的内在关系。

从短期来看，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及其报道倾向构成了国际舆论的表层结构，这更多的是国际舆论影响中对某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情绪性表达，如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为了现实的经济利益而出现的“经济利益至上”倾向。当前，国际传播特别是国际新闻传播在时效性上已实现了时时传播、同步传播、跨区域传播。因此，国际公众对某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知在短时间内难以达到全面的程度，在一些敏感性媒介事件上很容易受到这些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的影响，情绪化的反映也就难以避免。

国际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国际舆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现代社会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件，任何集团、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国际舆论的反应考虑进去。这对当时情况非常特殊、又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列强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各国“莫不异常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之报纸舆论”，更是纷纷报道、评述和追踪事变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传播和沟通过程中，国际新闻舆论汹涌澎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一边向各驻外使馆通报情况，一边要求各使馆注意搜集各国(尤其是日本和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张学良无论是事变前还是事变后自始至终在为争取国际舆论而努力着；中共中央也在请求共产国际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可惜的是，就像我们对当时国内新闻舆论的研究远远不够一样，我们对西安事变中国际新闻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肤浅的。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最强大的部分，它不仅可以独自发表意见，而且其他舆论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达，使其具有垄断舆论的优势。在一定时间内，新闻舆论可以左右、支配、指导整个社会舆论，充当社会舆论的全权代表。同时，人们获得舆论影响大多也是来自新闻舆论。与中国国内的新闻舆论不同，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事实上早在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当时，海伦·斯诺是张学良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打算通过海伦丈夫埃德加·斯诺常投稿的英国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在采访中，张学良暗示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表态，也是张学良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进行的新闻舆论准备。当时张学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内新闻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外国的新闻媒介。

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报道说：“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报道还透露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10月9日，天津的英文报《华北明星报》转载了这篇报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的方式刊载了海伦的报道。

海伦对张学良的采访文章，可谓是西安事变全程中的一块里程碑，被后人誉为对西安事变的正确预报，“险些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继而又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随后，海伦在西安又对西北的政治形势作了两个月的采访报道，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对张学良、西北地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为张学良、西北地区后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某种理解和同情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在西安事变后仍在继续，而且更迫切了。事变后，张学良马上召见身份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12月19日，张学良还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并说红军虽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同，但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中华民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史沫特莱，她认为，“日本，德国，意国同情南京政府那是无疑意的，西北能，而且一定得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同情。外国报纸载在中国的英美新闻界同情西北的抗日要求”。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负所望，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在西安的军政官员、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的采访，及时地用英文向国外播发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的活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南京政府的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为扩大事态而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澄清了“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对新闻舆论也十分注重。西安事变爆发后，新西兰人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认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身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请记住，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并不存在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纵观西安事变全过程，西安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非常活跃，虽然均代表他们个人，但是他们大力报道动荡中的中国西北地区，主持正义，促进了事变的发展，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西安事变后一时间，真相不明，朝野传说充斥，世间谣言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并以他们的报道作为自己判断和背向的参考，甚至更愿相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国进步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对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摆脱困境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了解事变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当时最不客观的南京政府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的舆论。因此，事变后的国际舆论多为猜测、批评、贬斥、攻击，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区。原先对张学良及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国时报》也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其他的国际舆论就更不用说了。

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然它与日本关系最密切。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静观，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新闻舆论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欧美和苏联。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社论指出：“日本立场最要慎重：这次事变，对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响固不待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因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最要慎重。”社论最后威胁说：“日本所希望对于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是怎样有具体性，而且是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来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据重新考虑的基础，以再谋问题的新解决方法。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同年12月18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意思。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各报十分重视中国政治、金融、民情、军事的变化和事件的演变，获释后抵洛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东京各报纷纷出号外，传遍全市。

作为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政府有较好关系的德、意自然反对西安事变。他们的新闻舆论一边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魔手”，一边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于1936年12月15日评论道，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颠覆将军之势力耳。《意大利日报》12月17日发表了名记者盖达的文章，称：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智，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害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舆论不仅容易让人理解，而且影响有限(对西北地区)。如果一定有的话，只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与张学良有私交，他曾在12月21日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将军，即不见重于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意大利的报纸都予以庆贺，自夸齐亚诺的电报对张学良起了作用，意大利有功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欧美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因为对他们而言，既是他们的人，又是他们对抗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而西安事变则使他们有丧失这一切的可能。为此，美国的《民声讲坛报》于1936年12月14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民声讲坛报》的这番话颇能反映欧美对西安事变的心情。

欧美在震惊之余，分析西安事变缘由的关键是联共抗日。因此，欧美的新闻舆论纷纷表示，只要保住，什么都好商量，包括与中共取得某种形式的联合。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936年12月15日发表社论说，现在对西安事变不应该有绝望的看法。该报在12月28日的社论中揭露道：“委员长的危险是来自飞机轰炸比之来自搜捕者的更多。”该社论还说：“立即需要办理的事务是恢复这次冲突所引起的破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中国本身，中国一直要求他的元首一个人免于过多的负担。其次，要很好调查张学良所谓共产党人准备让步的论据是否正确。”美商《大陆报》也在社论中向中国各界大声疾呼：“唯有统一之中国，才能发再容易；而亦唯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间内，达于解决。”

欧美、日本的新闻舆论为中国各方所关注，但是相比之下，对中国各方均有较大影响的还是欧美的新闻舆论。欧美政府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新闻舆论，制约了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也符合张学良的根本思想和发动事变的动机，因而对张学良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也颇有影响。就连当时与欧美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共对欧美新闻舆论也很重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上，就曾表示，“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因素以及与中共的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被无端地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尴尬局面。世界舆论纷纷揣测并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想从中获利。所以，为了应付世界舆论、摆脱尴尬局面，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不损害与南京政府正在修补中的关系，苏联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1936年12月13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真理报》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重要的宣传机器，何况它们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是在事发后两天发表的，这表明苏联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表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报这样做是向世界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12月14日当天就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评摘要发到国内，并表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苏联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在12月27日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还在谩骂及攻击张、杨。更荒唐的是，他们自己混淆黑白，还不让别人来澄清事实。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分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推卸责任、谴责张学良和赞美还不算，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变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说：“苏联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是一种不幸。这表明苏联人民没有得到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世界上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南京、东京、柏林、罗马——开始攻击苏联，说他们对双十二爆发不无关系。那么这种新闻全不可靠。苏联除了攻击此次运动，他是不能够否认这点的，这真糟糕透了。但是，你要知道苏联的群众是诚心诚意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作用最大、影响最大，而且错综复杂。孔祥熙看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之后，觉得苏联“并不认张、杨为与党，而反斥其汉奸，不认其抗日为有诚意，而反指其抗日为助日之烟幕”，知道西安事变不会酿成“国际战争”，南京政府可以致力于内部对付张、杨，“军事之压迫，政治之孤立，与情感之维系”，三管齐下。1936年12月17日，孔祥熙在劝说张学良的同一封电报中就说：西安事变，“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胡适也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搞西安事变，“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苏联的新闻舆论对南京政府来说太重要了，也太需要了。难怪后来张群对苏联使节说，《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给南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1937年4月3日，不顾在事变中受到的腰伤，在上海会见了刚返回中国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参与了对西安事变决策的全过程，他曾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真理报》所说的，对中共中央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陕北安全的影响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所属支部的中共只有执行和配合一个选项。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张学良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且与中共及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毋庸置疑，中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月13日，在商谈潼关、平凉军事部署等问题时，与在联名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了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但是，当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完全相反时，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月17日，刘鼎去延安接去西安时，向汇报了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共也有怀疑。

也许是考虑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有可能内外有别，1936年12月17日晨，张学良在给和的电报中又询问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日，中共中央给张学良回电：“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在与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张学良掏出苏联的《消息报》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居，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有苦难言。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竞也持反对态度。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也猜到张学良的心理活动。就在12月12日兵谏后，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时，有一场争论。张学良说要把“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人民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则怒气冲冲地斥责说：“尔妄想国民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后来的事实表明，言中了。

国际舆论范文篇4

韩国联合通讯社、《朝鲜日报》等韩国媒体对十七大开幕及十七大报告进行了持续报道，尤其对报告中出现的新提法和关键词予以关注。韩通社17日发表题为《十七大报告中的新提法展示中国的变化与前景》的文章说，报告中出现的“生态文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则表明中国政府将创造条件增加普通百姓的多元化收入。《朝鲜日报》的文章指出，报告强调“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政策，表明中国已从强调经济要加速发展调整为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保加利亚《标准报》、《言论报》和《24小时报》等主流媒体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以较大篇幅报道了十七大的有关消息，尤其突出了十七大报告中加大反腐败力度、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等内容。《标准报》的报道说，社会和谐意味着要缩小贫富差距。《言论报》的报道认为，反对资源浪费和与社会的不平等作斗争将是下一个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矗《24小时报》的报道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和谐的社会。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和《商报》等全国性大报16日都报道了十七大开幕消息和十七大报告的内容。《南德意志报》头版头条图片新闻就是十七大会场的照片。该报报道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重视环保型的经济政策和公正的收入分配原则。《世界报》的报道指出，十七大的分组讨论向国外记者开放，展示了一种新气象。

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权五奎18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韩国很关注中共十七大的进展情况，韩国愿意与十七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继续保持紧密合作，为韩中两国经济合作和地区繁荣奠定新的基矗

国际舆论范文篇5

越南《人民报》、《人民军队报》和《新河内报》等主流报纸16日均在头版或显著位置刊登了十七大开幕的消息。《人民报》还刊登评论文章指出，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令全世界为之钦佩。

俄罗斯各大媒体普遍关注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及时报道了会议相关消息。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三大通讯社15日及时报道了大会开幕消息，并播发了所作报告的主要内容。俄影响最大的两家电视台——“独立”电视台和“俄罗斯”电视台均在报道中称“中共十七大是历史性的”。“独立”电视台的报道说，会议将确定中国今后的发展方针，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条件。此外，《俄罗斯报》、《议会报》、《生意人报》、《新闻时报》等主流媒体16日也在显著位置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所作的报告。

英国《泰晤士报》、《卫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16日均报道了中共十七大开幕的消息，并重点报道了十七大报告内容。《卫报》在题为《告诉中国人：增长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的报道中说，强调科学发展观理论，表明国家管理重点由量向质转变，强调可持续性和社会和谐，而不是仅仅追求高增长。

拉脱维亚《时报》16日的报道说，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共十七大将确定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及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战略，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波罗的海商报》的文章认为，中共十七大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文章指出，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蒙古国《人权报》16日在其网站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龙之国”新形象》的文章，高度评价十七大报告，认为在报告中多次提到“民主”一词，并强调中国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了经济强大后的中国开始坚定进行民主政治领域的发展，中国也因此受到世界瞩目”。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悉尼先驱晨报》等报纸16日在显著位置、用大量篇幅刊发了记者发自北京的文章，详细报道所作报告的内容，认为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等。

葡萄牙主要大报《新闻日报》、《晨邮报》、《公众报》16日都用较大版面对所作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报道，并配发了相关照片。葡萄牙卢萨通讯社自15日起开始作相关报道，快速报道了中共十七大开幕的消息，并详细介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党内民主、经济发展和两岸关系方面的内容。

智利最大报纸《信使报》16日在国际版头条位置大篇幅报道了十七大召开和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消息，认为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的决心。

委内瑞拉《宇宙报》、《国民报》和《最新消息报》等主流媒体16日也在国际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十七大开幕消息。《宇宙报》和《国民报》的报道都提到，在报告中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人民能够更好地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沙特阿拉伯《中东报》16日的报道积极评价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科学发展观”，认为报告显示了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将采取更加开放的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有利于保持中国目前平稳快速的发展势头。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穆萨16日在会见即将离任的中国驻阿盟全权代表、中国驻埃及大使吴思科时说，中共十七大是在中国改革发展进程进入关键时刻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举世瞩目，阿盟也十分关注。他说，阿盟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阿盟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在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磋商与协作。

塞内加尔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加迪奥16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共十七大不仅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描绘了伟大蓝图，同时对非洲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借鉴，中国今后如何变革和发展，也将为非洲国家提供可循的新模式。

欧洲议会议长珀特林前不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共十七大不仅在中国是一件大事，对世界也很重要。在过去20多年里，全球发展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欧洲议会不害怕中国的发展，而是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发展。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正绪在评价十七大报告时说，报告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施政理念，“正逢其时”。他认为，在报告中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的准确把握。

国际舆论范文篇6

俄罗斯《公报》16日的文章指出,中共十七大不仅展示了一系列骄人数字,还提出了这个大国的未来发展战略。中国的成功事例已深深扎根于俄罗斯人的社会意识当中。《消息报》当天在“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文章中引述了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但终极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向俄媒体发表谈话说,“我深信,这次大会将制定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战略决定。”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表示,“全体中国人民都期待着十七大的召开,大会将关注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社会问题,我相信中共一定会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记者杨政韩显阳)

英国各大报纸16日都以大量版面报道了十七大报告。《泰晤士报》说,承诺将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每日电讯报》说,要求全党肃清腐败,并改革政策,以服务民众,保护环境;《金融时报》说,报告把维持经济快速增长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但指出要更加关注环境和社会福利。(记者郭林)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南德意志报》16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十七大会议的消息,并刊登了大幅照片,在其他版也刊登了多篇长篇配图文章,详细介绍了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内容,指出中国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节约能源,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新德意志报》、《世界报》等媒体详细报道了报告中有关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实现国家统一等内容。(记者王怀成)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都以较大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我十七大会议情况和报告要点。《澳大利亚人报》在报道中说,15日的北京,碧空如洗,中共十七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文章说,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指出将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希望实现和平统一,还以较大篇幅阐述了环境问题。《悉尼先驱晨报》在报道中说,表示要铲除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作风,加大教育和卫生投资,逐步改善民主和法治。(记者陈小方)

意大利各大媒体几天来均以重要篇幅,报道了我十七大会议情况和报告。安莎社消息称,报告提出了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并强调要继续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共和国报》报道称,中共十七大把科学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方针,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将会予以更多关注。《晚邮报》称,在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继续坚持对外开放。《24小时太阳报》的文章说,在报告中多次提到“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协调发展,为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记者马赛)

国际舆论范文篇7

俄罗斯《公报》16日的文章指出,中共十七大不仅展示了一系列骄人数字,还提出了这个大国的未来发展战略。中国的成功事例已深深扎根于俄罗斯人的社会意识当中。《消息报》当天在“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文章中引述了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但终极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向俄媒体发表谈话说,“我深信,这次大会将制定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战略决定。”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表示,“全体中国人民都期待着十七大的召开,大会将关注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社会问题,我相信中共一定会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记者杨政韩显阳)

英国各大报纸16日都以大量版面报道了十七大报告。《泰晤士报》说,承诺将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每日电讯报》说,要求全党肃清腐败,并改革政策,以服务民众,保护环境;《金融时报》说,报告把维持经济快速增长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但指出要更加关注环境和社会福利。(记者郭林)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南德意志报》16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十七大会议的消息,并刊登了大幅照片,在其他版也刊登了多篇长篇配图文章,详细介绍了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内容,指出中国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节约能源,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新德意志报》、《世界报》等媒体详细报道了报告中有关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实现国家统一等内容。(记者王怀成)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都以较大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我十七大会议情况和报告要点。《澳大利亚人报》在报道中说,15日的北京,碧空如洗,中共十七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文章说,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指出将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希望实现和平统一,还以较大篇幅阐述了环境问题。《悉尼先驱晨报》在报道中说,表示要铲除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作风,加大教育和卫生投资,逐步改善民主和法治。(记者陈小方)

意大利各大媒体几天来均以重要篇幅,报道了我十七大会议情况和报告。安莎社消息称,报告提出了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并强调要继续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共和国报》报道称,中共十七大把科学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方针,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将会予以更多关注。《晚邮报》称,在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继续坚持对外开放。《24小时太阳报》的文章说,在报告中多次提到“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协调发展,为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记者马赛)

国际舆论范文篇8

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主流新闻媒体在提供舆论保障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宏观经济报道是以报道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如果全社会不能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形成共识的话，政府就无法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或者政策难以推行。就无法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在实践中，主流新闻媒体在从事宏观经济报道时应当做到这样几点：首先，对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的判断应与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一个声音，对内可以安定民心，为经济发展创造好的舆论环境；对外则利于保持国家安定、经济平稳发展的形象，有利于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中不免会有一些波动，新闻媒体应当强化大局意识，理清“波动”的来龙去脉，冷静客观的分析，不要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做出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的错误判断。另外，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则不能带有炒作的心态，要站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上，做有建设性的报道。

例如：2005年7月，随着上半年各项重要经济数据的，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热、是冷的争论又再度掀起（2003年关于中国经济的“冷热之辨”持续了将近一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自从2000年步入新的增长周期以来，长时间保持较高速度发展，部分行业过热已有蔓延之势，因此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居民消费价格（CPI）和商品零售价格（RPI）在2004年三季度达到最高值后，已呈下降趋势，同时投资增长也已回落，而部分行业过热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消费又持续低迷，因此，中国经济面临通缩风险。可以说，两种观点都并非没有依据，那么作为新闻媒体应当怎样报道这场关于中国经济冷热问题的争论呢？又如何作出负责任的判断呢？《瞭望新闻周刊》就这一重大、敏感问题及时推出了一组名为《中国经济趋势研判》（2005年7月4日第27期）的专题报道。从标题上看，“研判”是研究判断的意思，既不是草率的作出定论，又不是罗列各方观点，而刊物的判断模棱两可。“研判”就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研究问题、并作出带有倾向性的，而非绝对的判断。这非常符合《瞭望新闻周刊》的定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作为主流权威的新闻周刊，不能避重就轻，要力求作出负责任的、有利于全局的、又不掩盖问题的判断，从而正确引导国内国际舆论。

在专题报道开篇的引文中写道：“……事实上，自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告别短缺格局后，经济的复杂性便日益显著，人们对于关键时期的关键数据自然也有不同的解读。这之中，既有专家个人立场的原因，也与转型期体制变化、结构变化及经济周期的自然变化复杂交集密不可分。”这段话对于“冷热”之争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作了交待，告诉读者，由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关于“冷热”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热中有冷，冷中有热”。从构成专题报道的篇目来看，《中国经济步入温和调整期》、《经济放慢是合理减速》、《历次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反思》组成了专题的主体；另有三篇配文是对持不同观点的权威专家的采访。整组专题一方面将不同的观点和思考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主体文章通过对主流学者的深入访谈、对一手资料的精心梳理整合和编辑记者的反复研讨，得出了属于刊物的判断：“新一轮经济增长在经历了三年上升期后，目前开始进入温和调整期，虽然当前经济处于一个较为理想的区间，但宏观调控应未雨绸缪，防止未来出现滑坡。”

《中国经济趋势研判》发表之后，其主要文章和观点得到国内外上百家权威媒体的引用，一场关于“冷热”的争论几乎因为它的发表而平息了。报道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减少了不必要的争论，值得重视的问题和苗头又得到了强调，为经济全局的健康平稳运行作出了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贡献。

二、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预警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市场机制并未完全建立，“看不见的手”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充分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虽日益娴熟，但仍有漏洞，“看得见的手”需要更加有力和灵活。总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仍需假以时日，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新闻媒体本来就是社会的“瞭望哨”，主流新闻媒体的宏观经济报道因此更负有“瞭望经济全局，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和预警”的责任。由于新闻媒体的不可替代的独特立场，往往对问题更具穿透力和思辨性，更因为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作用力，发挥其“监督、预警”的功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力量。

举例说明：2006年8月8日，《上海证券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国家与省级GDP数据相差8048亿元差距来自哪里》的文章。文章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上半年数据的比较，发现国家与省级GDP统计结果差距巨大：“一方是10.9%，另一方是12%，这两个数据之间，整整相差了8048亿的生产总值。”经过深入研究，记者有更惊人的发现：“国家GDP数据与省级数据之间的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对于这样一个标志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最基础的数字，究竟为什么国家和地方的统计结果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记者认为原因是：“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地方政府又具有这种操纵能力。”

统计数据，尤其是象GDP这样的重要宏观经济数据造假、失实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记者可以说十分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披露，引起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很多知名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都将该文作为当日的重头新闻进行了转发，从而引发了媒体关于GDP注水、掺假等现象的批判，同时，很多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GDP统计出现巨大误差的原因和统计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等。如《经济参考报》发表了评论《集体之两版GDP统计数字让百姓怎样相信高"政绩"政府》，《南方日报》发表《国家统计局酝酿重大调整将直接核算地方GDP》，《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中央地方统计差距大GDP纠偏寄望统计体制改革》等。媒体的报道形成了一种攻势，有利于及早铲除这一经济生活中的毒瘤。这是媒体对于宏观经济领域问题的进行监督、预警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三、就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问题影响国际舆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产出的4.4%，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到2005年，已晋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工业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其中170多个行业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三，占全球贸易总量的6.5%；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于2003年首度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05年吸引外国投资规模占全球的6.7%。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02-2004年间分别达到13.8%、16.7%、14.5%。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硬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媒体力量）的较量。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是“硬实力”的增长，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应当相应地占据国际舆论阵地，影响国际舆论，维护国家利益。因此经济报道应当明确自己的责任，即在涉及中国重大经济利益问题的时候，要配合国家政治外交策略，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对国际舆论产生应有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的成长一直伴随着一些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杂音。他们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或其他阴险的用心，不时会将矛头指向“崛起”的中国。因此，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中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对外经济报道应当反复声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世界来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市场逐步开放、积极参与世界贸易，为各国带来无限商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简而言之，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但世界更需要中国。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从2003年至今，一直备受世界瞩目。但中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承担着影响国际舆论责任的主流新闻媒体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舆论战”中，中国并没有能够争取主动，暴露出国家“软实力”亟待增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家在操控和利用媒体方面十分娴熟：早在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廉价货币》的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民币重估的争论；随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又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2年，《金融时报》刊登《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一文，称中国向其它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的通货膨胀。国际舆论的压力随即转变成政治上直接的压力。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公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交提案，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正当中国举国抗击“非典”的时候，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在6月提出：中国应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并为此在9月专程出访中国；欧盟也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个“问题”；

从2003年9月到2005年4月，七国集团接连发表四次公报，要求那些还没有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应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

可以说，日本和西方国家试图对人民币升值加压是从制造舆论开始的，同时，对中国的舆论战也伴随着其政治斗争的始终。中国主流媒体虽然有一些应对，但缺乏总体策划和有步骤的实施，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除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一些言论外，其他主流新闻媒体往往止步于转发新华社播发的国家领导人和央行行长等在不同场合就此问题的表态和发言。我们回顾当时的新闻，很多标题是这样的：《正面回应人民币升值舆论重申汇率稳定》、《重申：人民币不会迫于压力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主权》、《周小川：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时机尚未成熟》。虽说，这样的新闻报道也对国际舆论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媒体缺乏主动应对国际舆论战的意识，中国主流媒体的声音在这一场舆论大战中显得非常微弱。

其实，一些在主流媒体从事人民币升值报道的记者也对此有所感触。《瞭望新闻周刊》经济记者王健君在一篇业务文章中写道：“中央重要媒体在汇率改革问题上仅仅是简单重复一些官方观点和简单的新闻事实，而很少有广泛、深入、持久、专业和精辟的深度分析报道。而国内许多媒体无法看清形势，大量采用美国、欧洲财经媒体的观点和分析，更加恶化了中央财经决策的舆论环境。当时，自己在一次采访中被外管局某官员质问而汗颜不已：‘现在是最需要你们（中央媒体）为市场解释清楚的时候，但你们的表现真的令人失望。’无论是否因为客观原因影响，‘不敢说话’使中央媒体在这方面失去了主导权，令人扼腕。”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创造一个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至关重要，主流新闻媒体的宏观经济报道不能满足于只是报道和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而是要在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经济问题上发出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声音，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

国际舆论范文篇9

《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并公开发行的一份合法性日报。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自1938年10月26日起在重庆出版，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初期。【1】在《新华日报》九年办报历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办报经验是它能在险恶的办报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目前已初具规模，但还效果还且佳的对外传播事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转变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拟结合《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我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以史为鉴，不断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为何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对外传播？

本文之所以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的对外传播，主要是因为《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以英语媒体为主）有相似之处，具有可比性。

首先，虽说《新华日报》与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包括广播和电视媒体）不处在同一时期，但他们的办报环境却相似之处。

在历时九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工作环境与我党历史上创办过的许多其他公开日报都有所不同。由于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不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限制，还要面对国统区其他报纸的竞争。应该说，办报环境是极为险恶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新华日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成为我党联系国民党统治区群众的重要工具和桥梁，并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2】在国统区为我党争取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多数在我国境内出版或播出。虽然创办媒体的实际环境并不险恶，但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入国际主流舆论，面对的主要是国际受众；而国际受众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如要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我们的传播方式就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设定传播内容，而必须把这些内容用符合国际受众接触媒体的方式发送到国际传播领域，这样才能使他们乐意接触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只有当这些国际受众接受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我们的对外传播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外传播的最高目标。因此，从软环境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新华日报》当年严峻的办报环境是相似的。

此外，《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是我党创办过或创办的媒体，无论是过去的《新华日报》，还是现在的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了向外界传播我们党或国家的主张，为了去影响外界的受众，并为我们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最终为我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因此，通过纵向比较《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更能使我们以史为鉴，发现并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的问题。

三、对外传媒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可以从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形势和自身存在的问题看出一二。

1．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所面临的形势来看。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以英语媒体为例：在过去20多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主要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约十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和十家英语杂志以及九大英文网站。【3】尽管相对于中文媒体而言，这些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但从我国英语媒体的历史发展看并考虑我国是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些英语媒体的建立本身已足以说明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另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变化无常的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传播中还较弱，“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换言之，光拥有这些对外传播媒体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看这些英语媒体的实际传播效果，要看他们能否有效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打入并影响国际主流舆论（尤其是涉华国际舆论），为我国的总体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这种形势当然有客观的因素，如西方国家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导向，总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我国，对我国采取遏制政策；此外，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占据强势，总是制造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的涉华国际舆论等等。但是也应该承认这当中也有我们主观的问题。

2．对外传播观念问题

《新华日报》办报经验最值得借鉴可能就是我国的对外传播观念问题。上述提到主观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与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有关。而对外传播理念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不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目前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理念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禁区”。而这个“禁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束缚自己的观念所造成的，其具体表现形式是我国相对不灵活的对外新闻管理体制。

笔者从1999年到2001年花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北京、上海各大英语媒体单位的有关专家和领导。【4】在采访过程中笔者有一种强力的感觉：大家都觉得我国现在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开放程度不够，过于保守，甚至管得太死，而且这样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做强做大，不利于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可信度，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舆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大家都认识到现在这么多“严厉禁止”和“不许”的文件并非最理想的管理方式。但是出于各种现实原因的考虑，大家都不愿意或者都不敢直接把上述这些问题说出来讨论，因为这样说了很有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结果造成有关我国对外传播的体制方面的正常研讨也无法进行，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是不说或不愿研讨体制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就越是无法提出来，当然也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去适应新的形势。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怕出问题”已不是个人的问题，已变成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这个“禁区”如无法解决，我们就永远在稳定策略和发展策略之间的选择上犹豫不决，无法以一种积极的对外传播理念面对世界。这样，我们的对外传媒也就不能充分利用、甚至失去入世给我国带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国际竞争机会。

3．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还表现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中。概而言之，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具体问题：

其一，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活动还基本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注重宣传作用，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我国的对外传播。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其用意可以理解），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一些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更为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还不肯面对这一现实，经常会叫一些响亮的口号，但实际行动却较少。

其二，我国对外传播活动较少从经济角度谈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问题。我国的英语媒体有的由政府支持，有的由大媒体集团资助，有的则生活在收支平衡的“贫困”上，总之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却很少在对外传播战略中提及。我们总是在谈我们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条件或模式：是采用英语媒体自我发模式还是采用在政府部分支持下的自我发展模式？哪种模式在现有国家环境中更为有利？利弊各有哪些？怎样才是最好的模式？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么不想研讨，要么不敢研讨，要么就是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种局面对我国英语媒体做大做强显然是不利的。

其三，现在有些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看上去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十分完美。殊不知对外信息传播过程永远是一个在不完美、不利的过程中求得完美和有利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满着变数。完美和不完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是一个圆圈里的阴阳两极，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互不可分。换言之，我们现在看上去四平八稳的对外传播策略实际上可能并不一定完美。我们如要用四平八稳的完美原则来开展对外传播有时可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境，甚至是自欺欺人。【5】

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以上这三方面的问题看上去头绪较多，但实际上都可以从《新华日报》办报经验中找到启发，尤其对我国对外传播的观念启发会更大。在目前这种新形势下，只要对外传播理念的问题解决了，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就可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更显其可贵之处。

四、《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启示

《新华日报》是我党历史上创办的最有影响力的合法性报纸。《新华日报》的九年办报实践为我党创办合法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突出表现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有机结合；既注重实效，又能随机应变，既侧重信息，又突出舆论。《新华日报》这种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和灵活多样的办报经验对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英语媒体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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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一：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

一般而言，所谓合法性媒体就是在非我方控制区域内（包括外国）创办公开出版的媒体。可以说，《新华日报》是名副其实的合法性媒体。而相对于我国英语媒体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就是要推出我国能让多数国际受众接受的国际媒体。这些英语媒体在形式上可以属于我国国内创办的媒体，但是从其国际受众的接受范围（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而言，应该具有国际性。因此，从目前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理念对我国现阶段对外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如上文所述，我国英语媒体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总体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传播效果也还不理想，甚至还较差。

因此，要改变这一局面，树立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十分必要。我国英语媒体如要真正进入主流国际媒体，就必须去争取和影响国外受众，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传播既要符合国外受众的收视习惯、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诱发他们对我们英语媒体的信息需要，又要体现我国的立场观点。这就等于我们要到国外去创办合法媒体一样。因此，《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报纸的模式可以对我国英语媒体如何打入国际主流媒体提供借鉴。

从某种程度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可能更加严峻，因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目前某些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都是软性的，甚至是看不见的，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忽视。这也就增加我们英语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有效对外报道的难度，需要我们对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有更为灵活的理解。

其次，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的特殊意义还体现在：我党创办《新华日报》尚处在非执政地位；而创办多数对外传播媒体时，我党处在执政地位。我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有组织地创办各类对外传播媒体。这一点从近年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地蓬勃发展已得到佐证。但是同时应该承认，我们执政党的地位也容易使我们产生官僚主义作风。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我们的对外传播很容易产生以我为主的倾向，不注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在国际上的自身形象，甚至忽略对外传播的实际传播效果，出现上文提及的一些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深重的。所以，重提我党非执政时期《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性报纸的经验可以对我们产生现实的启示作用，使我们能够居安思危，充分认识到对外传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的理念的确立对改变我国对外传播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之二：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积极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这一条就是《新华日报》成功经验的具体体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一条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时会把党的领导（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灵活性）对立起来，甚至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原则性），我们宁愿求“稳”，牺牲传播效果。

这一问题与我国的现行的对外新闻体制有关联。我们目前的新闻管理体制是一种简单但有效的管理模式，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要求相对较低。这种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对对外传媒的宏观管理较少，而对业务管理则较多。虽然表面上具体“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最大的弊端是可能把我国对外传媒管得太死，使他们不可能有较大的余地去施展灵活的策略，因而束缚了他们自身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逐步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过渡。这种管理模式的关键是要把我们的管理程序化，这样对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会更高，在加强政府部门的宏观监控能力，同时也能给对外传媒提供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发展平台。如果我们将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宏观监管，而把对外传媒的具体业务对策交给对外传媒的业务领导确定，那么我们的对外传媒就能摆脱目前体制性束缚，能在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平台上，充分发挥策略的灵活性。

从某种程度讲，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应只是一种理论的探讨，也有现实的需要。首先，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产生都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险恶的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形的舆论环境。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此外，我国入世后虽然传媒领域还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这样的转变在体制上为我国的对外传媒发展提供了一个行政保障。从宏观上讲，为对外传媒改变形象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他们能更集中从事业务问题的探讨，使得一些技术性问题能够在一个开放的有效管理模式内由对外传媒自行解决。而要能做到这样，首先是要转变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就这点而言，《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五、小结

总之，本文认为，如何在严峻环境下争取对我有利舆论方面，《新华日报》和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具有相似之处。尤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对我国还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自身还存在一定问题的时候，《新华日报》的成功办报经验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将面临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转变观念并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将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注释：

【1】黄瑚，2001年3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60页。

【2】熊复，1981年4期（总9期），新闻研究资料，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新华出版社，12页。

【3】这些对外传媒包括：中央电视台英语九频道（CCTV-9）；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报纸指《中国日报》报系（在大陆发行六报）、《今日北京》、《上海日报》、《深圳日报》、《广州英文早报》等；英语报纸指《今日中国》、《北京周刊》、《今日上海》等；英语网站指中央六大新闻网站和北京的千龙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州的南方网。尽管有些网站是以中文信息为主，但他们都提供英语平台。

国际舆论范文篇10

公共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与功能

促进民间理解与国际认同，创设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可以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本国的价值观念被他国民众理解和认同，进而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能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就能够对他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并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前进。“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可以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3］“它能突破政府对政府的僵化和民间对民间的软弱，着眼于未来，通过沟通和交流赢得外国民众的信任和承认，因而是提升一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4］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以及崛起的过程，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我们崛起以及崛起方式的接纳程度，这种接纳程度受国际舆论环境制约。树立国际良好形象，提高国家威望一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各国的战略目标和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对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无形而强大的作用，使国际形象可以成为国家直接动用的资源，进而能够维持和增进国家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对于政府来说，只引导本国的公共舆论支持其外交政策时不够的。它还必须赢得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现今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的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心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装力量地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5］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就是国际威望，“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和所处地位如何，在由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素决定的同时，该国的知识潜力以及科学、教育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6］提供良好国际基础，服务中国的和平崛起公共外交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国际基础。“英国《每日镜报》的记者罗伯特•弗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富裕、强壮、性感，想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不寒而栗，开幕式免费发放的矿泉水的费用，就足够让英国政府破产。这样的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代表性的，显然这种对中国的评价所造成的影响是恐惧、压力和一种抵触心理。”［7］中国崛起所引起的“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会带来他国的误解，因此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应加强公共外交，发挥公共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的独特优势，通过文化的交往让他国了解中国的战略选择和政治理想，信任中国并喜爱中国。

公共外交视角下体育外交历史任务及其确定的依据

体育外交的历史任务:在政府监管下，以体育民间社团体与精英为中坚力量，以公众为基础，以体育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主要内容，以体育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与国外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使外国公众了解自己的情况和政策，接受和支持双边关系，改善本国的体育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为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与体育战略服务以维护国家利益。具体任务及确定依据如下。促进中国和平外交理念与和平崛起方式的国际理解与国际认同，减少“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迅速，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个大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与崛起，势必会引起他国的恐慌，尽管崛起大国对他国并无伤害之意，但如果他国难以对大国崛起的方式产生理解与认同，就会对崛起理解为潜在的威胁。因为西方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的崛起都是以战争和掠夺方式实现的。因此，为了减少他国这种认知上的误解，体育外交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体育外交较少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交流形式灵活，有助于不同国家寻求共同的目标和提供交流平台，“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那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公有知识使得它们能够建立高度道德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8］“通过与各国的多方对话来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以进一步打破各种隔阂与心理上的距离感、陌生感以及过分的防范与戒心，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轻安全困境的束缚。”［9］表达中国“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并获国际认同，获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产生可能与空间，因此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要为世界所认知与认同，既要靠政策的宣传，更要靠我们的实际行动，体育的交流就是最好的实际行动之一。因为相对于其他形式来说，体育交流更为直接，更为方便快捷，更易为人所接受。在体育外交中，展示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同体育文化与体育形态，以此促进对不同体育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充分认识到多样性的文化与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到各种不同的体育文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理解各国不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模式不是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的障碍，各国应加强包括体育在内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维护各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理念的升华，意向世界传达一个负责任的崛起过程中大国的善意和意志，“中国是人文大国，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中国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中国向往世界民主，向往世界民主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唤起人类长远的、共有的价值和追求，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信仰，为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环境创造最广泛的根基和最普遍的理解，取得世界的信赖。”［10］树立明确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为加速迈进体育强国服务时下，作为体育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的国内发展和体育事业的国外发展都要统一于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框架之中，并使二者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成为体育强国，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实力真正达到体育强国的标准，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与体育强国的地位相符合，而要获取这样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就需要体育外交制定相应的战略，具体来说，“深化与亚洲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巩固和发展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体育援助。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11］提高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体育的对外交往，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体育文化，自然任重而道远:第一，肩负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任务;第二，肩负宣扬中国文化理想的重任。可以说，如何实现将“文化中国”的形象传递给世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扫除“中国威胁论”做出贡献，不仅要看中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交流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品质以及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辉煌成绩作为中国文化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对外交往，“不仅要展示给世人中国厚重的历史与和谐的文化，更要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变化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中国。”［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