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范文10篇

国际劳工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

一、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概述

（一）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由来及其现状

1．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由来

在国际贸易发展之初劳工问题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日益自由化，整个世界日益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不平衡，矛盾和冲突的不断产生，诸多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某些地区人权的削弱等也随之出现，而劳工问题与贸易关系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如何在发展日益频繁密切国际贸易及投资活动之过程中，同时得以兼顾劳工权益及福利的看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当时所侧重仅是如何防范对手国利用较低的劳动成本，达到争夺独占市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透过国际劳工组织逐步建构适用于全球之国际劳工基准，但并未产生具体之成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各国在哈瓦那会议时达成设置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TradeOrganization:ITO）之共识，并在该组织之宪章中明确宣示从事国际经贸活动不得忽视劳工权利之理念，但终因美国未能参与而胎死腹中，取而代之是透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ized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所进行之多边贸易谈判，但在达成相关协议中，绝大多数均与消除经贸活动之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有关，鲜少触及劳工权益之议题者。

在1994年，自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后，全球化过程更趋加速，贸易自由化固能产生相当具体之实质利益，但也造成诸多负面冲击，尤以劳工权益保障之问题最受瞩目。【1】

2．国际劳工标准的含义

劳工标准，其从法律意义上讲即劳工权利。一般指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达成国际协议并具有完备系统的关于处理劳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关系和原则。其内容按题材归类如下:一是基本人权，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禁止强迫劳动、禁止就业和职业歧视、男女同工同酬等。二是与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包括就业、工资、工时、职业安全和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

所谓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归纳西方的主张,即是在“世贸组织内对各国实行统一的、最起码的劳工标准”，也即要求在工资、工时、劳保、社会福利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国际标准，以让世界各国共同遵守，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2】

国际劳工组织（ILO）在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将劳工标准明确规定的四个“核心”权利，其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还可以看作劳动力成本，即劳动力价格。一国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即劳工标准的保护可以直接影响一国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价格优势。【3】

3．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现状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简称ILO）成立于1919年。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后，国际劳工组织成为其负责劳工事务的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其主要机构有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局。此外，其地区会议和产业委员会也是重要的辅助机构。经过80多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成员国日益增多，已发展为177个。

ILO一直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劳工标准”来规范劳工条件,保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1998年6月18日，ILO第8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下简称《宣言》），以回应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和劳动领域的挑战。《宣言》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真诚地并根据《宣言》要求，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即：（1）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2）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3）有效废除童工；（4）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认同这四项核心劳工标准。

目前，国际劳工组织有8大核心公约（见表1），涉及到上述4个核心劳动标准：

类别公约名称公约号

关于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1948年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公约（FreedomofAssociationandProtectionoftheRighttoOrganizeConvention1948）

第87号公约

1949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TheRighttoOrganizeandCollectiveBargainingConvention,1949）第98号公约

关于废除强迫劳动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ForcedLaborConvention,1930）第29号公约

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AbolitionofForcedLaborConvention,1957）第105号公约

关于平等权1958年（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Discrimination(EmploymentandOccupation)Convention,1958）第111号公约

1951年同工同酬公约（EqualRemunerationConvention,1951）第100号公约

关于禁止使用童工1973年最低就业年龄公约（MinimumAgeConvention,1973）第138号公约

1999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公约（WorstFormsofChildLaborConvention，1999）第182号公约

表1：8大核心公约一览

现今国际劳工公约已达185项中，共得到178个成员国的7305次批准。其中基本公约得到成员国的1240次批准，其他公约得到成员国的6065次批准，共有110个成员国批准了所有八项基本劳工标准。从1995年至2005年5月，国际公约得到成员国批准的次数从6253次增加到了7305次。

表2：近十年ILO公约批准数

我国目前已经加入了《1951年同工同酬公约》（第100号公约）、《1973年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第138号公约）和《1999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公约》（第182号公约）等23个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正在考虑加入《1958年（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公约）。【4】

（二）国际贸易中劳工标准的法律渊源

1．国际法渊源

（1）《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该公约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人权一般分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两大类，两者都是人权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公约。目前ILO的国际劳工公约已经达到了185项，核心公约主要有8项：

第29号：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要求禁止所有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第87号：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1948年）――赋予所有工人和雇主无须经事先批准，建立和参加其自己选择的组织的权利，并制定了一系列规定，确保这些组织在不受公共当局的干涉的情况下自由行使其职能。

第98号：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1949年）――为防止发生排斥工会的歧视，防止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相互干涉提供保护，并对促进集体谈判做出了规定。

第100号：同工同酬公约（1951年）――呼吁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给予同等报酬和同等津贴。

第105号：废除强迫劳动公约（1957年）――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近或强制劳动作为一种政治强制或政治教育手段，作为对发表政治或意识形态观点的惩罚，作为动员劳动力的手段，作为一种劳动纪律措施，作为参与罢工的惩罚或歧视的手段。

第111号：（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958年）――呼吁制定一项国家政策，消除在获得就业机会、培训和工作条件方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的歧视，促进机会和待遇平等。

第138号：最低就业年龄公约（1973年）――旨在消除童工劳动，规定准予就业的最低年龄不得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

第182号：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1999年）――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到2005年5月止，已有7305项国际劳工公约得到成员国批准。

2．国内法渊源

<!--[if!supportLists]-->（1）<!--[endif]-->西方国家的劳工立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广义的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立法早已成形，达到发达水平。

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诞生于1935年，旨在为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提供老年人、残疾人、生存者保险受益。最初社会保障法规覆盖的范围很广，包括联邦拨款的社会福利项目和失业补偿救济。现在主要与老龄、残障、生存者保险连在一起，包括失业保险、老年帮助，儿童援助，医疗照料。

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该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有效调整社会福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活费用；消除或协调生活特殊负担。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法，则社会法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

在英国，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厂法属于社会立法。有关建立和调整劳资关系方面,均以个人雇佣劳动合同为基础,并由此形成劳资关系的立法体系。从50年代起，英国制定了一系列单项和综合的劳动法律，如工会与劳动关系法、雇佣关系法、就业法等，对规范雇主和雇员的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香港的劳工立法也根植于英国关于劳工标准的立法技术。

法国，社会法的范围比德国要宽泛。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1910年法国颁布了《劳动法典》，该法典将雇佣合同列为第2篇，由此带来许多国家相继把劳动合同列于劳动立法的范围之局面。

在日本，社会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1947年实施劳动基准法开始，日本政府为了使劳动基准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对劳动基准法进行了二十几次修改，其中较大幅度的修改就有九次。另一方面，还进一步完善了以劳动基准法为母法的雇佣关系法体系。

此外，众多著名的判例也是劳工立法的重要渊源。其中1905年美国的Lochner案最为著名，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排除适用了纽约一项关于面包师最长工作时间的法案。在此前10年里，就有一些州法院以相似的理由排除适用劳动法规了。【5】2。我国关于劳动标准的立法

我国对于劳工立法起步较晚，同时在现行立法中有许多规定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国加入ILO之后，结合实际情况，批准了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之余，对国内劳动法体系也不断加以完善。

（1）《宪法》

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另外，许多国家在宪法和劳动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6】但我国法律仍未涉及到工人的罢工权。

（2）《劳动法》

该法是一部综合性法律，不仅承担了我国已批准公约应履行的义务，而且体现了许多其他公约和建议书的其他规定。以《劳动法》的颁布实施作为标志，我国劳动法制建设获得长足发展，该法明文规定了劳动者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取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并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33-35条对集体合同的主要问题作了原则规定,第84条规定了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的争议处理。

另外，与《劳动法》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还包括：《集体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草案。

（3）《工会法》

1992年的《工会法》在保障工人权利和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依然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不能给工人全面的保障。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颁行于1993年，当时用人单位处理劳动争议主要使用行政手段，劳动合同制度基本上没有施行，劳动争议的数量较少，也非常简单。在此情形下，没规定反诉程序可以理解。反诉程序的作用是将当事人的劳动争议事项合并仲裁，节约仲裁成本、提高仲裁效率，充分发挥劳动争议仲裁便利当事人、迅速解决劳动争议的优点。【7】

（4）《未成年人保护法》

（5）国务院制定的其他规定,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等都对童工问题做出了规定。

二、WTO中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形式和特点

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国际劳工公约，另一种是建议书。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虽然都属于国际劳动立法文件，但其法律效力是不同的。国际劳工公约经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后，提交成员国批准；公约一经批准，成员国必须遵守和执行。而建议书则是提供成员国制定法律和采取其他措施时的参考，不需要成员国批准，因而没有必须遵守和执行的义务。

从1919年第1届国际劳工大会至今，国际劳工组织共制定了185项国际劳工公约和195项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都是采取单行法的形式，国际上有人把这些公约和建议书的汇编总称为《国际劳工法典》。【8】

国际劳工标准，从其性质上来看具有自己的特点：

1、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三方性”。所谓“三方”就是指政府、雇主和工人。也就是说，负责制定国际劳工标准的国际劳工大会是由各成员国派出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的代表团参加；在公约和建议书草案的讨论和通过时，每个国家的三方代表独立地发表意见和投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的“三方性”原则，较好的照顾到三方的利益，体现了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劳动条件的精神。

2、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范围表现出“国内性”。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如限制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确定最低工资、建立社会保险、调整劳动关系、保障工会权利等，只有极少数公约和建议书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对外籍工人给予平等待遇等等。

3、国际劳工标准条文的规定具有“灵活性”。国际劳工标准普遍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在草拟条文时，则规定一些必要的变通办法，以适应各类国家的具体情况。

4、国际劳工标准制定后的批准具有“自愿性”。一般国际条约签订后，签约国即承担了加以实施的义务。而国际劳工标准在制定以后，各国在批准方面享有“自主原则”。对一个公约批准与否，完全由成员国自主决定。

5、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具有严格的监督程序。对已批准公约的实施方面，国际劳工标准有着严格的监督程序。新的公约由劳工大会通过后，各成员国有义务在一年内、至多在18个月内将其呈报主管当局（一般为本国立法机构），以便制定法律或采取其它行动。如果立法机关予以批准，由政府以书面形式报告国际劳工局注册登记。截至2005年5月，各国对公约的批准次数已达7259次。国际劳工组织对已批准公约的实施建立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9】具体监督和实施办法在下一标题将会详细阐述。

（二）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监督分为一般监督和特殊监督两种办法。一般监督是以成员国按照劳工组织章程的规定提交实施公约状况的报告为基础。报告由专家委员会审阅，审阅结果形成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提交每年国际劳工大会的公约与建议书实施委员会讨论，最后要形成对有关国家要求其改善立法和实践的建议。

特殊监督包括申诉、控诉和特别控诉三种程序。工会、雇主组织或政府对他们认为违反了已批准公约的国家有权提出申诉或控诉，由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受理并成立三方委员会或调查委员会进行审理。特别控诉是专门针对结社自由原则的。成员国无论批准结社自由公约与否，如违背了这一原则，皆可受到“控诉”，由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加以审理。审理结果形成报告，提交理事会讨论，要求有关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对结社自由原则的尊重。

国际劳工组织逐渐强化其核心劳动标准的执行机制。在2000年5月30日至6月15日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根据调查团关于在缅甸存在“广泛而系统的”强迫劳动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第一次动用《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33条的规定，并以257票赞成、41票反对、3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提案，呼吁缅甸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执行1998年问题调查团所提出的建议。根据提案的条件，一系列措施将要于2000年11月30日开始生效，除非在这一期限到来之前，缅甸政府所表示的改善劳动标准的意图已经被转化为法律的、行政的和管理的措施框架，并且这些措施要充分、详细和具体地表明问题调查团的建议书已经被执行，并经国参考消息劳工组织理事会同意，才会停止对缅甸采取行动。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论焦点

1996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执意要将劳工标准问题作为WTO今后的工作日程之一写进部长宣言。以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坚决反对部长宣言中出现任何关于劳工标准的措辞,认为如在WTO讨论劳工标准势必将埋下劳工标准被用作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的隐患。经过激烈争论,发展中国家做出妥协,同意在部长宣言中列入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申明,发达国家则在措辞方面作了让步,双方就宣言如何处理劳工标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2001年3月,在一项旨在鼓励国会和公众支持贸易协议的活动中,美国一名重要议员建议发挥ILO在管理贸易方面的作用，支持通过ILO的8个核心提案中的大多数,呼吁在WTO与ILO之间建立正式的联系，以便意义深远地解决与贸易相关的劳工权利问题。在8个核心提案中，美国只同意其中2个：一个是呼吁禁止高压政治下的强迫性劳动，另一个是敦促消除性质恶劣的童工。但美国没有同意ILO所呼吁的“禁止所有强制性劳动”以及其他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规定最小工作年龄、消除就业歧视等方面的提案。【10】关于劳工标准问题，印度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印度表示，发达国家企图将劳工、环境问题与贸易混为一谈，“为扭曲竞争、削弱比较优势和保护主义开脱”，因此致函并敦促77国发展中国家组织的成员起草共同立场声明，在WTO第四届部长会议召开之前制定共同战略。【11】东南亚经济官员也敦促欧盟不要试图在贸易谈判中纳入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否则即宣告了世贸组织启动新一轮全球谈判最新尝试的命运。【12】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很难提出一个适用于全球约200个国际贸易参与国的工资、工时、职业安全和卫生、社会保障等标准。因此，应建立多层次的适合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劳工标准。正如ILO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应成为违反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强迫劳动、童工、就业和职业歧视等核心标准的理由。这些标准的采用并不会损害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其它任何方面,也不会使合法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遭受危险。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劳工标准问题属于国际劳工组织管辖的范畴，WTO不应无限地扩大自己的谈判领域。首先，国际劳工组织是目前WTO各成员承认的有权规范统一劳工标准的主管机构。该组织依靠的是合作而不是强制来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它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其效力来自于广泛的监督职能。强制制裁必然违背国际劳工组织建立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势必心存疑忌，从而削弱劳工标准被广泛认同的基础；其次，贸易制裁只能局限于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而不过问那些只适用于国内消费、不进入国际市场的产业，这无助于各国全面提高劳工标准，反而可能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一认识，在多哈会议之前已占据上风，故多哈发展议程未将劳工标准问题列在其内。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斥之为造成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具有倾销性竞争优势的主因，并赋之于因果联系，把自身的经济问题和困难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真正用意是保护其受到发展中国家竞争最为严重、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借“人权”干预别国内政，向第三世界倾销其价值观念的霸权主义做法。很明显，劳工标准已经变成发达国家实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工具。

三、SA8000标准

SA8000标准的问世，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只重视资本、科技的发展，转到了以人为本、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发展上来，它要求企业在赚钱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对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必须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自此，全球经济在SA8000标准的指导下，开始步入有序的充分体现人本的发展轨迹上。

（一）有关核心劳工标准

1、童工。公司不应使用或者支持使用童工，应与其他人员或利益团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儿童和应受当地义务教育的青少年的教育，不得将其置于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

2、强迫性劳动。公司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性劳动，也不得要求员工在受雇起始时交纳“押金”或寄存身份证件。

3、自由权。公司应尊重所有员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4、歧视。公司不得因种族、社会阶层、国籍、宗教、残疾、性别、性取向、工会会员或政治归属等而对员工在聘用、报酬、训练、升职、退休等方面有歧视行为；公司不能允许强迫性、虐待性或剥削性的性侵扰行为，包括姿势、语言和身体的接触。

5、惩戒性措施。公司不得从事或支持体罚、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侮辱。

（二）工时与工资

1、公司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经常要求员工一周工作超过48小时，并且每7天至少应有一天休假；每周加班时间不超过12小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及短期业务需要时不得要求加班；且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

2、司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应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并且必须足以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并以员工方便的形式如现金或支票支付；对工资的扣除不能是惩罚性的；应保证不采取纯劳务性质的合约安排或虚假的学徒工制度以规避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对员工应尽的义务。

3、健康与安全：公司应具备避免各种工业与特定危害的知识，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采取足够的措施，降低工作中的危险因素，尽量防止意外或健康伤害的发生；为所有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包括干净的浴室、洁净安全的宿舍、卫生的食品存储设备等。

4、管理系统：公司高管层应根据本标准制定符合社会责任与劳工条件的公司政策，并对此定期审核；委派专职的资深管理代表具体负责，同时让非管理阶层自选一名代表与其沟通；建立适当的程序，证明所选择的供应商与分包商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SA8000于1997年8月出台。截至今年8月，全世界36个国家共259家企业组织获得认证，其中我国42家企业组织获得认证。

四、我国的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

本文把我国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工标准从4个方面进行对比：

<!--[if!supportLists]-->（一）<!--[endif]-->自由结社权

国际劳工标准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

1948年自由结社与保护组织权公约（第87号公约）第2条的规定：“凡个人和雇主，均应没有任何区别地有权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以及仅依有关组织的章程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而无须事前得到批准”。《工会法》第2条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会法》第3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工会法》第13条规定：“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表3自由结社权差异表

第87号公约所讲的自由结社权，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雇主的权利；不仅建立组织不需要事前得到批准，而且加入某个组织也不需要事前得到批准。同时，无论是创建组织还是参加组织，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国宪法的结社权利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劳动领域的具体落实主要是依靠《工会法》来实现，《工会法》确认了劳动者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是，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工会体制，在组织原则上，工会各级组织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全国总工会是国内所有工会的中央领导机关。由《工会法》第13条可知，在我国设立工会必须要经过事前审批，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各级工会是唯一的工会组织，而不是完全的自由设立。因此严格来讲，我们现行的工会体制是不符合第87号公约的规定。

（二）集体谈判权

国际劳工标准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

1949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第98号公约）第4条规定：“对于雇主或雇主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进行自愿谈判的机制，政府应当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鼓励措施，并促进其充分地发展与运用，以使双方通过签订集体协议来规定工人的就业条件。”

1981年第154号公约要求各国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促进集体谈判。这些措施的目的应当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部门中的所有雇主同所有的工人群体之间都有可能进行集体谈判；集体谈判的内容应当逐步扩大，直至把决定劳动条件和就业条件、规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规范雇主或其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一应事务全部包括进去。

1981年第163号建议书则主要是规定了集体谈判的方法。我国《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

表4集体谈判权差异表

集体谈判，是指用人单位工会或职工代表与相应的用人单位代表，为签订集体合同进行商谈的行为。作为一项基本劳工权利公约，第98号公约主要是从权利的角度规定了政府应当鼓励和保护集体谈判机制的运用。因此，其规定也比较原则化。为此，国际劳工大会在1981年又通过专门的集体谈判公约和建议书（第154号公约和第163号建议书），提出了措施的目的与实施的方法，以促进集体谈判的实施。

但是，我国《劳动法》没有规定如何进行集体谈判，即没有保障集体谈判的条款。另外，对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在法律条款中的表述是采取任意性的规定，因此，我国《劳动法》与国际劳工标准在集体谈判权的规定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三）平等就业权

国际劳工标准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

第111号公约对于“歧视”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歧视，就是“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naturalextraction）或社会出身（socialorigin）所作出的任何区别（distinction）、排斥（exclusion）或优惠（preference），其结果是剥夺（nullify）或损害（impair）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或待遇上的平等。”《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劳动法》第13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表5平等就业权差异表

平等就业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基本的劳动权。所谓平等就业，就是反对就业与职业中的各种歧视行为。另外，会员国政府在同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其他的适当机构协商以后也可以把其他形式的区别、排斥或优惠视为歧视，只要这种做法会产生剥夺或者损害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或待遇平等。公约所指的“就业”（employment）和“职业”（occupation）包括获得职业培训、获得工作和特定职业以及就业条件。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在就业和职业方面的平等权，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以推定，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在就业和职业方面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

从法条内容看，《劳动法》所定义的就业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并不包括基于社会出身等原因而出现的歧视。显然，《劳动法》定义的范围要远远小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在我国就业中因社会出身而受歧视的当属户籍歧视，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受到户籍歧视。因此我国要加入《（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就必须在《劳动法》中解决户籍歧视问题。

（四）强迫劳动和童工问题

强迫劳动问题与其他几个核心劳动标准不同，它是在一系列核心劳动标准中，唯一的本来就写入了WTO协议中的一项标准。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中，就已明确允许各国可以采取措施禁止监狱产品进口，但是该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严格讲，这里的“监狱产品”与“强迫劳动”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监狱产品只是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公约主要是：第29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以及第105号《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公约对于强迫劳动规定了很严格的标准，甚至发展中国家不能使用强迫和义务劳动作为发展救济的手段，这曾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反对强迫劳动在今天已是一种基本人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理解和认同。

我国还尚未加入这两项公约，但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也规定了强迫劳动问题。中国已经是该公约的成员国，所以也应该遵守该公约关于强迫劳动的规定。

对于强迫劳动问题，在《劳动法》里没有涉及，但在刑事政策中有两项制度涉及到强迫劳动问题：一是劳改制度；二是劳教制度。

所谓“劳改制度”，就是通过强迫犯罪分子进行劳动，从而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手段。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监狱机关都设立了自己的附属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利用罪犯进行无偿的或者廉价的劳动，然后把产品投放到市场上获利，甚至把产品出口到国外，这才是国际劳工组织所坚决反对的强迫劳动，也是WTO明文禁止的贸易行为。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监狱产品的制造成本极低，听任其在市场上泛滥，就有可能把一些正当经营的企业挤垮，甚至还会引起一些国际贸易纠纷。因此，我们应通过立法来限制劳改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并禁止其出口到国际市场。

所谓“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从法律效果看，劳动教养的执行是将被劳动教养人关押在特定的劳动教养场所进行强制劳动并接受教育，期限为1--4年，并且被劳动教养人员在劳教所的待遇与劳改犯在劳改农场的待遇并无太大的区别，而且国家立法机关也常将这二类人员的管理放进同一个规范性文件中进行规定。这种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长期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严重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不经过司法审判，就由行政机关强迫公民进行劳动也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两项禁止强迫劳动的公约。这一问题如何在修改《劳动法》的过程中得到纠正，将是劳动法领域研究的一个难题。

在禁止童工问题上，我国政府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在《宪法》、《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国务院的《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中都有保护儿童权利或禁止使用童工的条款。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规定：凡是参加该公约的国家，都有义务采取适当的国家政策，保证有效地废除童工，并且把允许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逐步提高到符合青少年的身体和智力充分发育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许可就业的最低年龄都不得低于15周岁。虽然，《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为16周岁，高于国际标准。但是，《劳动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里面规定了太多的例外情况，尤其是关于文艺、体育行业招用童工以及农村贫困地区使用童工的例外都是不符合第138号公约关于“任何情况下许可就业的最低年龄都不得低于15周岁”的规定。我国已于1999年4月批准了第138号公约，负有严格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社会条款”问题开展了一场激烈争论。发展中国家始终认为“社会条款”具有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的实质,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社会条款来保护本国的就业市场,这样就可能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在国际劳工组织中,我国对“社会条款”一直持明确反对的态度,采取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致的立场。【14】

中国加入WTO，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与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法的重要性必将得到进一步重视，为了使我国的劳动法体系更趋完善，从而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完成，今后必将更加多地研究和借鉴国际劳动法的立法经验，并与国际劳工惯例接轨。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可能批准更加多的国际劳工公约，采纳更多的建议书，进一步推动我国劳动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保障工人各方面的权利不受侵害，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

注释

【1】参见范丽珠：《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NGO》，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参见,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

【3】参见段淑静：《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载于《管理科学文摘》，2003年第11期

【4】参见孙立文，黄志雄：《全球化、WTO、劳工权益与国际法》——2002年“全球化与国际法律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北欧“国际劳工标准与工人权利”和“商业与人权”学术会议的综述，载于《法学评论》(双月刊)，2003年第1期（总第117期）

【5】参见仁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6】参见林嘉：《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载于《法学家》，2001年第3期

【7】《对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思考》载于《世界商业评论》，2004年11月

【8】参见金鑫：《世界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9】参见《国际劳工标准:独特的国际法》，工人日报，2005年6月9日

【10】参见美国参议院：《敦促WTO与劳工组织建立联系》，2001年3月21日

【11】参见《印度反对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混为一谈》(2001/6/21)载于/cgi-bin/news–read.php?id=1002，访问于2005年11月26日

【12】参见《东南亚国家警告欧盟不要将环境及劳工问题纳入WTO议程》(2001/8/20)载于http：///cgi-bin/news-read.php?id=1320，访问于2005年11月26日

【13】参见《市场报》，2004年02月20日，第二十一版

【14】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国际劳工局北京局，1998年

参考文献

1、国际劳工局局长报告《工作中你的参与权》，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的要求编写的综合报告，国际劳工局，2000年第一版

2、/国际劳工组织官方网站

3、2005人类发展报告摘要/chinese/esa/hdr2005/index.htm

4、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国际劳工局北京局，1998年版，导言

5、佘云霞，傅麟：《国际社会对贸易自由化与国际劳工标准的辩论》载于《工会理论与实践》第15卷第6期，2001年12月

6、周少青：《论三重框架下的劳工标准问题》载于《河北法学》，2004年第11期

7、《劳工和环境问题的冲突在酝酿之中》下，2001年1月11日

8、周国银，张少标：《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实施指南》，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国际劳工范文篇2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及性质

国际劳工标准是指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通过的处理全球范围劳工事务的各种原则、规范和标准，它们形成了以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劳工制度。这些国际劳工标准涉及到十分广泛的领域，诸如：基本人权、就业、社会政策、劳动管理、工作条件、行业关系、社会保障、妇女地位、童工问题、移民工人、成年工人以及本地工人、部落人口和非城市工人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与最低工资及其保护、工作时限、医疗与健康保护以及职业安全与社会保险有关。国际劳工标准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人权问题，而非贸易问题。但是，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劳动成本低廉的国家往往在贸易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可能由此出现两方面的情况：出口国可能违背既定的劳工标准，人为地降低工资乃至生产成本，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进口国也许会迫于所遭受的竞争压力，对出口国施加压力，指责出口国违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蓝色贸易壁垒。因而，推行劳工标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强调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关怀以及企业对消费者、对环境和社区的人文关怀，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可以维护人权和公平贸易，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如果是打着实施社会责任的幌子，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利用劳工标准来作为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则不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

二、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的不同态度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道主义和经济方面。

（一）发达国家的支持论

1.人道主义方面。发达国家主张，劳工标准是最基本的人权，是全人类应追求和享有的权利。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使用童工及强制性劳工，报酬低下且工资环境恶劣，妇女、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上的少数派备受漠视；出口加工区规避有关劳工法令，工人集体谈判力量薄弱，政治统治较为专制，因此发达国家要求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讨论劳工标准问题，指出：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公平性、保护发达国家工人的利益，应在工资、劳保、工时、福利等方面使各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统一标准，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之一，以确定低工资和不良工作条件是否造成经济状况的恶化。

2.经济方面。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以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工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甚至近乎零。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或禁止人们参加工会组织，工人集体谈判力很弱，其生活、劳动环境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这种因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低劣形成的出口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它不仅打击了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生产者，还导致劳工标准、社会条件较好国家的投资外流，发达国家为了留住国内投资或吸引外资，不得不竞相降低劳工标准或维持次优标准，这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一种致命打击。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应制订“社会条款”，明文规定最低工资、工时、工作环境的安全及健康标准，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防范发展中国家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恢复和维持公平竞争的局面。

（二）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论

1.人道主义方面。对于发达国家关于人权的指控，发展中国家指出这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缺乏了解而做出的错误论断，并反对以贸易解决非贸易问题。首先，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对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以童工为例，发展中国家在承认童工是不可取的和应加以阻止的同时，指出是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导致童工现象的产生。当面临工作和饥饿两种命运时，毫无疑问多数人将选择前者。其次，通过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或社会条款来解决人权问题是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手段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以童工问题为例，人们很容易认为，只要禁止进口使用童工的企业制造的产品就能迫使企业考虑放弃使用童工。实际上，现实中的童工问题要复杂很多。首先，童工制造的产品只有不到5%用于出口，贸易制裁触及不到绝大多数的童工问题；其次，即使对于可以被制裁的，又是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呢？研究表明，贸易制裁只能将童工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有些女童甚至因此堕入风尘。再次，解决人权问题的方法很多，而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贸易来实现贸易之外的目的，这种做法的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发达国家真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人权状况，就应该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如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资金支持，扩大国际市场，增加贸易机会等。

2.经济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比较优势论”认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禀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推行劳工标准，是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国际劳工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劳工标准；关联之争

引言

国际社会对劳工标准的关注由来已久，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1]首次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来提高劳工标准至今，有关劳工标准的国际讨论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已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关联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均涉及一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经济政策同时又受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因此一部分发达国家主张，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应当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到WTO框架。围绕着这一论题，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发达国家以“社会倾销”以及“人权保障”为理论基点主张在WTO框架下建立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的关联；发展中国家则主张贸易与劳工标准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在WTO框架建立这一联系只是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而已。基于这一互不相容的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正愈演愈烈。

一、不只是“南北对抗”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拒绝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的主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一旦提高国内的劳工标准，国内企业将承担不了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其在部分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本国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之所以提出“社会倾销”并试图在WTO框架下解决劳工标准问题首先是基于国内产业受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冲击的经济考虑，其次才基于一系列人道主义及人权保护理念的促使。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看成是一个无情的剥削者，不顾其国民的贫困与权利的缺失而一味追求“国家利益”；而发达国家则被发展中国家视作名为倡导劳工权利实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伪善者”。

很难说上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确实是不全面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处理个人问题尚且不可，更不用说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权益保障不利的现状，国际社会若真正想找到一个能使各方接受又确实能使现状改善的办法，前提是各国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另一版本的“南北对抗”。

（一）利益模式的多样化——劳工标准的经济学之维

1.经济学理论模式一

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为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一体化提供了最有利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运用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的原因与结构，认为各种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这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则是资本雄厚，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资本雄厚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运用这一理论，经济学家引入了两个概念：“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所谓绝对优势是指一国生产特定产品所需投入量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而比较优势是指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2]。

国际贸易理论主张消费者以最低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因此依据上述“生产要素禀赋论”，贸易理论就要求各国从事生产他们各自具有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专业化的生产，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与生产者的利润才能同时实现最大化。

基于以上原理，贸易与劳工标准关联的反对者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保持这一优势才能保证资源的全球配置的最优化，让发展中国家生产那些他们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强制的人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就会使这些国家丧失他们仅有的比较优势，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不仅不能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而且会成为发达国家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手段并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然而，应当明确任何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上述原理也不例外。

首先，这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力处于自由流状态以及充分的弹性供需假设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特定产品的生产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传统理论就认为在发达国家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或农民）将很容易另谋职业。因为劳动力处于完全自由流动状态并且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失业的人群将在其本国具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产业找到工作。事实上，这些假设不能被视为当然前提，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其次，上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从而劳动力成本也低这一逻辑之上的。但事实上，工资低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因为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也普遍较低。所以提高工资及劳工标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再次，具体到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的观点也存在前提假设，这就是企业的生产已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企业在其所拥有的资源给定的条件下，对资源已经进行了最为有效的利用[3]。因此如果在这一前提下给企业附加额外费用，导致企业要么生产出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要么就取得低于市场水平的利润，无论何种选择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再成为前提，那么企业就完全有可能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资本以及管理等生产过程的重新安排，就完全有可能生产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4]。

可见，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反对劳工标准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所有经济学原理为了简化其研究对象都有其假设的理论前提，所以一旦其前提发生变化，理论也就有其局限性了。

2.经济学模式二

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主张由来已久，这一观点之所以长久不衰，部分是因为其同样有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

首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观点认为，劳工标准的提高将有助于增进一国国民的整体福利。随着劳工标准的提高，国民收入也会提高，这将有效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均主张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保持其国民贫困的前提下而使国家变得富有[5]。

其次，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倾销”理论认为，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之所以低廉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应有保护。通过利用低廉和缺乏保护的劳工，出口国能够以远低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在发达国家销售产品，这事实上就将社会问题倾销到了进口国家，结果就会使后者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强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然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就将模型一所述的原理的前提假设作为了它的前提假设。所以，“社会倾销”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工的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的高价劳动力之间的生产能力的差异。

再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不但不会使其失去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其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因此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劳工的生产能力将随之提高。此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手段，因此不能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是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将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所以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企劳工标准就能随之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进而提高劳工的生产能力[6]。另外，对企业而言，雇用高素质的劳工不但能提高其生产能力，而且还能减少对员工的监督管理费用。3.评述

以上几种经济学模型表明，无论是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抑或反对之，上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这些经济学原理并不互相排斥一样，支持与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两方观点也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势不两立。提高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更多地是从一国或企业长久财富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成本最小化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反对者则侧重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以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论证问题。

（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谁是真正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正如上述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样，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以及劳工标准是否应纳入WTO框架的问题上，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而非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对立的二元主体。因此，发掘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利益主体将使这一复杂的国际争论更显明朗化。

1.谁是真正的支持者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劳工标准在短期内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企业成本的增加必然会转嫁给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因此对于出口型企业其必将那些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国外产品的使用者。而就目前国际贸易发展现状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7]。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产品的使用者大部分都在发达国家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提高将不利于其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同那些已经承担很高劳工标准的发达国家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这一点看来，那些在本国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将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内部有两类企业并不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第一类企业是那些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国内低廉劳动力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8]。这些企业显然不会愿意看到其投资的初衷逐渐消失，这类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第二类企业是那些虽然还未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有意愿在不久的将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这类企业同样不愿意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被提高。这样除去上述两类企业，真正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企业就只剩下那些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了。

除了企业之外，在发达国家还有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力量，那就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会组织以及其所代表的广大的发达国家的工人。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利益主体。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上述企业主体不同，其对发展中国家劳工问题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依上述分析，发达国家的农民可归为不能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实体”，而且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内的劳工标准。因此，发达国家的农民是天然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农民由于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不受发展中国家廉价农产品的威胁。而且发达国家的农民能获得国家的巨额补贴，其中包括那些在农业贸易之外被视为非法的出口补贴[9]。由于发达国家的农民已不需要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行竞争，他们选择的立场是保持现状。因此如果发达国家所要求提高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的话，发达国家的农民尽可退出这一争论。然而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反对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些发达国家给与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以及农产品的高关税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而且是本国农业生产过剩，将大量多余农产品投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每年给与农业的补贴达3000亿美元，加之其他保护政策，每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240亿美元的损失[10]。基于此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巴西等国的倡导下正逐渐达成共识，并已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明，有关WTO框架下的任何改革与谈判必须以发达国家改变其农业政策为前提，包括是否将劳工标准纳入WTO的议题。而发达国家的农民将坚决反对以改变本国农业政策为前提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以及在WTO框架内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而鉴于发达国家农民对其本国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11]，发达国家的农民无疑成为了主导这一争论进展的重要力量。

2.谁是真正的反对者

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主很显然是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最主要反对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并不成熟，竞争机制不完善，垄断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常常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不发达的市场机制来获取垄断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不甚发达，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常常又是活跃的政治家，更有甚者通过金钱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家集团，从而促使政府做出对其有利的决策，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拒绝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存在一类利益主体坚决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反对的理由上文已有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发达国家一大部分经济命脉因此对发达国家做出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所以跨国公司也是对本论题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的一类利益主体。

国际劳工范文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劳工标准；关联之争

引言

国际社会对劳工标准的关注由来已久，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1]首次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来提高劳工标准至今，有关劳工标准的国际讨论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已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关联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均涉及一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经济政策同时又受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因此一部分发达国家主张，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应当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到WTO框架。围绕着这一论题，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发达国家以“社会倾销”以及“人权保障”为理论基点主张在WTO框架下建立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的关联；发展中国家则主张贸易与劳工标准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在WTO框架建立这一联系只是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而已。基于这一互不相容的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正愈演愈烈。

一、不只是“南北对抗”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拒绝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的主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一旦提高国内的劳工标准，国内企业将承担不了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其在部分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本国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之所以提出“社会倾销”并试图在WTO框架下解决劳工标准问题首先是基于国内产业受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冲击的经济考虑，其次才基于一系列人道主义及人权保护理念的促使。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看成是一个无情的剥削者，不顾其国民的贫困与权利的缺失而一味追求“国家利益”；而发达国家则被发展中国家视作名为倡导劳工权利实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伪善者”。

很难说上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确实是不全面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处理个人问题尚且不可，更不用说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权益保障不利的现状，国际社会若真正想找到一个能使各方接受又确实能使现状改善的办法，前提是各国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另一版本的“南北对抗”。

（一）利益模式的多样化——劳工标准的经济学之维

1.经济学理论模式一

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为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一体化提供了最有利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运用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的原因与结构，认为各种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这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则是资本雄厚，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资本雄厚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运用这一理论，经济学家引入了两个概念：“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所谓绝对优势是指一国生产特定产品所需投入量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而比较优势是指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2]。

国际贸易理论主张消费者以最低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因此依据上述“生产要素禀赋论”，贸易理论就要求各国从事生产他们各自具有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专业化的生产，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与生产者的利润才能同时实现最大化。

基于以上原理，贸易与劳工标准关联的反对者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保持这一优势才能保证资源的全球配置的最优化，让发展中国家生产那些他们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强制的人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就会使这些国家丧失他们仅有的比较优势，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不仅不能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而且会成为发达国家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手段并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然而，应当明确任何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上述原理也不例外。

首先，这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力处于自由流状态以及充分的弹性供需假设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特定产品的生产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传统理论就认为在发达国家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或农民）将很容易另谋职业。因为劳动力处于完全自由流动状态并且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失业的人群将在其本国具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产业找到工作。事实上，这些假设不能被视为当然前提，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其次，上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从而劳动力成本也低这一逻辑之上的。但事实上，工资低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因为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也普遍较低。所以提高工资及劳工标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再次，具体到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的观点也存在前提假设，这就是企业的生产已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企业在其所拥有的资源给定的条件下，对资源已经进行了最为有效的利用[3]。因此如果在这一前提下给企业附加额外费用，导致企业要么生产出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要么就取得低于市场水平的利润，无论何种选择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再成为前提，那么企业就完全有可能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资本以及管理等生产过程的重新安排，就完全有可能生产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4]。

可见，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反对劳工标准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所有经济学原理为了简化其研究对象都有其假设的理论前提，所以一旦其前提发生变化，理论也就有其局限性了。

2.经济学模式二

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主张由来已久，这一观点之所以长久不衰，部分是因为其同样有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

首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观点认为，劳工标准的提高将有助于增进一国国民的整体福利。随着劳工标准的提高，国民收入也会提高，这将有效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均主张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保持其国民贫困的前提下而使国家变得富有[5]。

其次，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倾销”理论认为，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之所以低廉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应有保护。通过利用低廉和缺乏保护的劳工，出口国能够以远低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在发达国家销售产品，这事实上就将社会问题倾销到了进口国家，结果就会使后者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强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然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就将模型一所述的原理的前提假设作为了它的前提假设。所以，“社会倾销”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工的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的高价劳动力之间的生产能力的差异。

再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不但不会使其失去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其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因此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劳工的生产能力将随之提高。此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手段，因此不能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是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将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所以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企劳工标准就能随之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进而提高劳工的生产能力[6]。另外，对企业而言，雇用高素质的劳工不但能提高其生产能力，而且还能减少对员工的监督管理费用。3.评述

以上几种经济学模型表明，无论是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抑或反对之，上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这些经济学原理并不互相排斥一样，支持与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两方观点也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势不两立。提高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更多地是从一国或企业长久财富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成本最小化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反对者则侧重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以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论证问题。

（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谁是真正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正如上述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样，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以及劳工标准是否应纳入WTO框架的问题上，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而非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对立的二元主体。因此，发掘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利益主体将使这一复杂的国际争论更显明朗化。

1.谁是真正的支持者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劳工标准在短期内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企业成本的增加必然会转嫁给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因此对于出口型企业其必将那些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国外产品的使用者。而就目前国际贸易发展现状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7]。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产品的使用者大部分都在发达国家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提高将不利于其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同那些已经承担很高劳工标准的发达国家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这一点看来，那些在本国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将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内部有两类企业并不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第一类企业是那些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国内低廉劳动力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8]。这些企业显然不会愿意看到其投资的初衷逐渐消失，这类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第二类企业是那些虽然还未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有意愿在不久的将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这类企业同样不愿意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被提高。这样除去上述两类企业，真正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企业就只剩下那些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了。

除了企业之外，在发达国家还有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力量，那就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会组织以及其所代表的广大的发达国家的工人。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利益主体。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上述企业主体不同，其对发展中国家劳工问题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依上述分析，发达国家的农民可归为不能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实体”，而且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内的劳工标准。因此，发达国家的农民是天然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农民由于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不受发展中国家廉价农产品的威胁。而且发达国家的农民能获得国家的巨额补贴，其中包括那些在农业贸易之外被视为非法的出口补贴[9]。由于发达国家的农民已不需要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行竞争，他们选择的立场是保持现状。因此如果发达国家所要求提高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的话，发达国家的农民尽可退出这一争论。然而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反对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些发达国家给与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以及农产品的高关税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而且是本国农业生产过剩，将大量多余农产品投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每年给与农业的补贴达3000亿美元，加之其他保护政策，每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240亿美元的损失[10]。基于此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巴西等国的倡导下正逐渐达成共识，并已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明，有关WTO框架下的任何改革与谈判必须以发达国家改变其农业政策为前提，包括是否将劳工标准纳入WTO的议题。而发达国家的农民将坚决反对以改变本国农业政策为前提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以及在WTO框架内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而鉴于发达国家农民对其本国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11]，发达国家的农民无疑成为了主导这一争论进展的重要力量。

2.谁是真正的反对者

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主很显然是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最主要反对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并不成熟，竞争机制不完善，垄断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常常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不发达的市场机制来获取垄断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不甚发达，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常常又是活跃的政治家，更有甚者通过金钱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家集团，从而促使政府做出对其有利的决策，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拒绝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存在一类利益主体坚决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反对的理由上文已有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发达国家一大部分经济命脉因此对发达国家做出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所以跨国公司也是对本论题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的一类利益主体。

二、结论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背后并不存在着互不相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提高其本国劳工标准虽然在短期内不利于其出口贸易，但从长远来看有促进其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一面；此外，发达国家国内也并非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其国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对这一争论有着不同的响应。基于上述考虑，结合目前发展中国家劳工权益保障的不足，笔者认为提高国内劳工标准是大趋势，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味抵制这一问题而应该全面认识问题的利弊，从切实保护劳工利益和提高国民福利角度出发，在保证本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对这一争论做出积极的响应。

参考文献：

[1]ElisabethCappuyns，LinkingLaborStandardsandTradeSanctions:AnAnalysisofTheirCurrentRelationship，36Colum.J.Transnat''''lL.659.

[2][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2版（上册）[M].梁小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3-54.

[3][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M].肖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4-15.

[4]See，e.g.，T.N.Srinivasan，InternationalTradeandLabourStandardsfromanEconomicPerspectiveinChallengestotheNewWorldTrade

Organization239-43（PitouvanDijck&GerritFaber，eds.，1995）.

[5]DavidRichardson，IncomeInequalityandTrade:HowtoThink，WhattoConclude，9J.Econ.Persp.33（1995）.

[6]KennethSwinnerton，AnEssayonEconomicEfficiencyandCoreLaborStandards，20WorldEcon.73（1997）.

[7]例如非洲国家间贸易额2002年大约为110亿美元，而非洲国家与非洲外国家的贸易额在2002年则达1290亿美元，因此2002年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不到非洲国家总贸易额的10%，相关数据参见WTO网站[EB/OL]./english/res_statis_e/its2003_e/its03_bysubject_e.htm#sector.

[8]C.RoeGoddard，DefiningtheTransnationalCorporationintheEraofGlobaliz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State-MarketRelationsinaChangingGlobalOrder，435-56，443.

[9]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3条.

国际劳工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劳工标准；关联之争

引言

国际社会对劳工标准的关注由来已久，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1]首次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来提高劳工标准至今，有关劳工标准的国际讨论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已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关联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均涉及一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经济政策同时又受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因此一部分发达国家主张，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应当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到WTO框架。围绕着这一论题，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发达国家以“社会倾销”以及“人权保障”为理论基点主张在WTO框架下建立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的关联；发展中国家则主张贸易与劳工标准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在WTO框架建立这一联系只是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而已。基于这一互不相容的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正愈演愈烈。

一、不只是“南北对抗”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拒绝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的主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一旦提高国内的劳工标准，国内企业将承担不了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其在部分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本国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之所以提出“社会倾销”并试图在WTO框架下解决劳工标准问题首先是基于国内产业受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冲击的经济考虑，其次才基于一系列人道主义及人权保护理念的促使。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看成是一个无情的剥削者，不顾其国民的贫困与权利的缺失而一味追求“国家利益”；而发达国家则被发展中国家视作名为倡导劳工权利实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伪善者”。

很难说上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确实是不全面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处理个人问题尚且不可，更不用说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权益保障不利的现状，国际社会若真正想找到一个能使各方接受又确实能使现状改善的办法，前提是各国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另一版本的“南北对抗”。

（一）利益模式的多样化——劳工标准的经济学之维

1.经济学理论模式一

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为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一体化提供了最有利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运用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的原因与结构，认为各种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这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则是资本雄厚，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资本雄厚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运用这一理论，经济学家引入了两个概念：“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所谓绝对优势是指一国生产特定产品所需投入量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而比较优势是指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2]。

国际贸易理论主张消费者以最低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因此依据上述“生产要素禀赋论”，贸易理论就要求各国从事生产他们各自具有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专业化的生产，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与生产者的利润才能同时实现最大化。

基于以上原理，贸易与劳工标准关联的反对者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保持这一优势才能保证资源的全球配置的最优化，让发展中国家生产那些他们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强制的人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就会使这些国家丧失他们仅有的比较优势，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不仅不能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而且会成为发达国家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手段并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然而，应当明确任何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上述原理也不例外。

首先，这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力处于自由流状态以及充分的弹性供需假设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特定产品的生产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传统理论就认为在发达国家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或农民）将很容易另谋职业。因为劳动力处于完全自由流动状态并且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失业的人群将在其本国具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产业找到工作。事实上，这些假设不能被视为当然前提，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其次，上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从而劳动力成本也低这一逻辑之上的。但事实上，工资低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因为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也普遍较低。所以提高工资及劳工标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再次，具体到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的观点也存在前提假设，这就是企业的生产已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企业在其所拥有的资源给定的条件下，对资源已经进行了最为有效的利用[3]。因此如果在这一前提下给企业附加额外费用，导致企业要么生产出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要么就取得低于市场水平的利润，无论何种选择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再成为前提，那么企业就完全有可能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资本以及管理等生产过程的重新安排，就完全有可能生产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4]。

可见，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反对劳工标准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所有经济学原理为了简化其研究对象都有其假设的理论前提，所以一旦其前提发生变化，理论也就有其局限性了。

2.经济学模式二

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主张由来已久，这一观点之所以长久不衰，部分是因为其同样有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

首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观点认为，劳工标准的提高将有助于增进一国国民的整体福利。随着劳工标准的提高，国民收入也会提高，这将有效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均主张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保持其国民贫困的前提下而使国家变得富有[5]。

其次，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倾销”理论认为，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之所以低廉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应有保护。通过利用低廉和缺乏保护的劳工，出口国能够以远低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在发达国家销售产品，这事实上就将社会问题倾销到了进口国家，结果就会使后者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强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然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就将模型一所述的原理的前提假设作为了它的前提假设。所以，“社会倾销”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工的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的高价劳动力之间的生产能力的差异。

再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不但不会使其失去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其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因此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劳工的生产能力将随之提高。此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手段，因此不能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是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将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所以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企劳工标准就能随之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进而提高劳工的生产能力[6]。另外，对企业而言，雇用高素质的劳工不但能提高其生产能力，而且还能减少对员工的监督管理费用。3.评述

以上几种经济学模型表明，无论是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抑或反对之，上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这些经济学原理并不互相排斥一样，支持与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两方观点也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势不两立。提高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更多地是从一国或企业长久财富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成本最小化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反对者则侧重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以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论证问题。

（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谁是真正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正如上述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样，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以及劳工标准是否应纳入WTO框架的问题上，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而非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对立的二元主体。因此，发掘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利益主体将使这一复杂的国际争论更显明朗化。

1.谁是真正的支持者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劳工标准在短期内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企业成本的增加必然会转嫁给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因此对于出口型企业其必将那些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国外产品的使用者。而就目前国际贸易发展现状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7]。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产品的使用者大部分都在发达国家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提高将不利于其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同那些已经承担很高劳工标准的发达国家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这一点看来，那些在本国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将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内部有两类企业并不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第一类企业是那些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国内低廉劳动力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8]。这些企业显然不会愿意看到其投资的初衷逐渐消失，这类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第二类企业是那些虽然还未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有意愿在不久的将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这类企业同样不愿意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被提高。这样除去上述两类企业，真正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企业就只剩下那些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了。

除了企业之外，在发达国家还有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力量，那就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会组织以及其所代表的广大的发达国家的工人。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利益主体。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上述企业主体不同，其对发展中国家劳工问题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依上述分析，发达国家的农民可归为不能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实体”，而且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内的劳工标准。因此，发达国家的农民是天然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农民由于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不受发展中国家廉价农产品的威胁。而且发达国家的农民能获得国家的巨额补贴，其中包括那些在农业贸易之外被视为非法的出口补贴[9]。由于发达国家的农民已不需要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行竞争，他们选择的立场是保持现状。因此如果发达国家所要求提高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的话，发达国家的农民尽可退出这一争论。然而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反对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些发达国家给与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以及农产品的高关税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而且是本国农业生产过剩，将大量多余农产品投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每年给与农业的补贴达3000亿美元，加之其他保护政策，每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240亿美元的损失[10]。基于此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巴西等国的倡导下正逐渐达成共识，并已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明，有关WTO框架下的任何改革与谈判必须以发达国家改变其农业政策为前提，包括是否将劳工标准纳入WTO的议题。而发达国家的农民将坚决反对以改变本国农业政策为前提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以及在WTO框架内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而鉴于发达国家农民对其本国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11]，发达国家的农民无疑成为了主导这一争论进展的重要力量。

2.谁是真正的反对者

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主很显然是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最主要反对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并不成熟，竞争机制不完善，垄断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常常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不发达的市场机制来获取垄断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不甚发达，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常常又是活跃的政治家，更有甚者通过金钱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家集团，从而促使政府做出对其有利的决策，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拒绝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存在一类利益主体坚决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反对的理由上文已有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发达国家一大部分经济命脉因此对发达国家做出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所以跨国公司也是对本论题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的一类利益主体。

二、结论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背后并不存在着互不相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提高其本国劳工标准虽然在短期内不利于其出口贸易，但从长远来看有促进其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一面；此外，发达国家国内也并非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其国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对这一争论有着不同的响应。基于上述考虑，结合目前发展中国家劳工权益保障的不足，笔者认为提高国内劳工标准是大趋势，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味抵制这一问题而应该全面认识问题的利弊，从切实保护劳工利益和提高国民福利角度出发，在保证本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对这一争论做出积极的响应。

参考文献：

[1]ElisabethCappuyns，LinkingLaborStandardsandTradeSanctions:AnAnalysisofTheirCurrentRelationship，36Colum.J.Transnat''''lL.659.

[2][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2版（上册）[M].梁小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3-54.

[3][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M].肖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4-15.

[4]See，e.g.，T.N.Srinivasan，InternationalTradeandLabourStandardsfromanEconomicPerspectiveinChallengestotheNewWorldTrade

Organization239-43（PitouvanDijck&GerritFaber，eds.，1995）.

[5]DavidRichardson，IncomeInequalityandTrade:HowtoThink，WhattoConclude，9J.Econ.Persp.33（1995）.

[6]KennethSwinnerton，AnEssayonEconomicEfficiencyandCoreLaborStandards，20WorldEcon.73（1997）.

[7]例如非洲国家间贸易额2002年大约为110亿美元，而非洲国家与非洲外国家的贸易额在2002年则达1290亿美元，因此2002年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不到非洲国家总贸易额的10%，相关数据参见WTO网站[EB/OL]./english/res_statis_e/its2003_e/its03_bysubject_e.htm#sector.

[8]C.RoeGoddard，DefiningtheTransnationalCorporationintheEraofGlobaliz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State-MarketRelationsinaChangingGlobalOrder，435-56，443.

[9]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3条.

国际劳工范文篇6

关键词：国际劳工标准社会条款社会倾销

一、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二、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三、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公务员之家: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国际劳工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劳工标准全球化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历程和特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不断增长，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国际贸易中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际劳工标准”(InternationaILobourStandards)是指为了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而由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ILabouOrganization，IL0)制定的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的目的是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其发展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工条件标准，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禁止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清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

从性质上看，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但它同一般国际法相比，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劳动条件的精神，较好地照顾到三方的利益。第二，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的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而且国际劳动公约和建议书，虽然是由全体成员国参加的国际劳工大会上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的，但通过以后并不直接发生效力，必须经过成员国政府批准才能对批准国产生约束力。

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这一建议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早在WT0的前身GATT时期就已经提出过。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2O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劳工标准的激烈争论。国际劳工标准具有双重功能，调节会员国国内劳动关系和调节国家间贸易竞争的作用。国际劳工标准通过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贸易协定，试图逐渐在WTO组织中形成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机制。

二、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提出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斗争日益激烈的表现。

劳工标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劳工标准正在一步步地被纳入多边贸易讨论领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劳工问题纳入到WTO框架内并在区域性或双边贸易协议中订入劳工条款或附加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及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使劳工问题和国际贸易挂钩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并使其合法化，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西方国家还通过SA8000认证等方式将二者挂钩。SA8000社会责任标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发展，这与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好处相吻合。但是SA8000作为贸易壁垒的工具，内容就是劳工标准，其具有隐蔽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工成本是其最大的比较优势，而SA80O0将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这一优势。特别在关税和一般非关税壁垒不断被削减的今天，其非常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如果在短期内，强制实施统一的劳工标准，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荡然无存，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从根本上受到影响。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加以运用，是发达国家实行的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以尊重人权为由与国际贸易挂钩，推行全球性劳工标准，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这在表面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果通过WT0规则强制执行劳工标准，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将会受到制裁，而这只能会加剧贫困和推延工作条件的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劳工的尊重要从其客观的历史发展出发，尊重其特有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善其劳工状况，国际贸易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因此，尽管从法律上，还有实践中，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都有国家期望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但笔者认为不宜贸然将这二者相挂钩，应使两者渐进的和谐统一。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保护劳工权益，促进公平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必定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向前发展的。

三、我国对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同囊的应对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又是WTO的成员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劳工标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应当承认，中国的劳工标准不但达不到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劳工标准，即使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相比，中国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当逐步与国际劳工标准达成一致，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处理国际劳工标准问题，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我国在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数量偏少，二是批准公约的进度较慢。中国适当多批准一些条件基本具备的公约，从根本上说，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劳工领域中争取主动，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使我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发展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合作并获得其援助。我国应紧密关注国际劳工标准及劳工标准和贸易问题方面的新动态，收集和翻译主要贸易对象国已和实施的劳工法规和标准。

(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客观地看待劳工标准问题，既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又要适时适度提高劳工标准，这样才能减少贸易摩擦，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伴随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我们应以适合大国身份的地位、适合大国身份的条件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何为核心劳工标准和如何促进这些标准的实施等实质性问题方面，积极阐明自己的观点，努力参与劳工标准的制定。我们不应一味担心劳工标准纳入WTO后会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联系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应当从自身做起，改善我国国内的劳工条件，逐步建立与国际劳工标准相一致的国内劳工标准。

国际劳工范文篇8

【论文摘要】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影响机制，是贸易摩擦中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文章通过中国数据实证分析，认为随着对外贸易的提高，我国的劳工标准也相应的得到提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在改善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及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平均收人的同时，也对一些特定阶层—尤其是无技术劳动者的收人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对其实施“社会倾销”，并由此提出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倾销”实施贸易制裁。社会倾销论的流行，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利益中的分配必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关于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经济学界也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Mah以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作因变量，建立研究模型，对45个非DECD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说来，较低的劳工标准对应较高的出口倾向。而Maskus研究发现劳工标准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Rodrik结果电发现，在与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关系中，用来衡量劳动力要素察赋、人力资本指标的系数均呈显著的相关性，劳工标准变量却无显著的相关性(唯一的例外就是“法定的工作时间”)。Aggarwal研究发现美国从高劳工标准国家的进口远远高于从低劳工标准国家的进口，一国较低的劳工标准并没有为其带来较多的出口。总的说来，在研究国家之间劳工标准的差别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时，学者们并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以方便相关课题的后续研究，为我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提供政策参考。

一、劳工标准问题的发展

国际劳工标准是指在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达成国际协议的、具有完备系统的处理劳动关系的原则和规则，这些标准体现在184个国际劳工公约中。劳工标准的分类，从范围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劳工标准可以理解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和基本要求，涉及的领域包括工资、职工福利、职业安全卫生、童工、女工保护和强迫劳动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狭义劳工标准定义，概括的讲就是劳动力成本或劳动力价格。从内容上，劳工标准主要包括与基本人权有关的道德标准和与贸易利益有关的福利标准两部分。本文从经济上对劳工标准进行定义，主要选择的是劳工标准的狭义经济定义。

有关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关于工人权利和贸易的磋商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实际上，它们比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还要早，可以追溯到至少lso年以前”。早在19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就在“以道德为由调节国际贸易”的基调下，对劳工标准作了规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劳工标准与贸易建立联系的方式，基本上表现为一国国内法的单边措施形式。在这方面，美国的作法最为突出，1933年的《国家生产恢复法》(NIRA)确认，只有符合美国国内公平劳工标准的产品才可以进口(其所谓公平劳工标准，包括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对工作小时的限制和最低工资几个方面)。但总的来说，二战前有关贸易与劳工标准相联系的制度，除劳改产品禁止进口措施外，都属于个别国家贸易保护措施的一个环节，这个阶段是个别国家利用劳工标准实行贸易保护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劳工标准与贸易的联系在许多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一体化协定中开始有所体现。例如美国国会在授予政府贸易谈判促进权时明确要求，美国政府所签署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必须包括劳工标准条款。近年来，除制定单边或者区域性规则外，发达国家还极力推动劳工标准与GATT/WTO建立联系。例如，1978年美国在东京回合国际多边贸易谈判时，主张设立下列4项最低国际劳工标准:禁止奴隶或强迫性劳动、禁止童工、劳动卫生与安全措施、对出口货品采用差别性标准。可以说，劳工标准问题具有在国际层面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制度性联系的发展态势。

二、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应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我国1978年一200s年的职工货币工资收人和进出口总额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来研究我国劳工标准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由于需要得到具体可以量化的数据，这里选取了狭义的劳工标准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将支付给职工的货币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替代变量，也就是劳工标准的替代变量。

(一)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数据的筛选

为了研究我国劳工标准和对外贸易总额水平之间的关系，这里采取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两者在统计上的数量变化的关系。回归分析中的研究变量为劳工标准和对外贸易额。其中劳工标准用狭义的劳工标准，亦即职工的货币工资W来衡量，对外贸易额用进出口总额EXIM来衡量(见表1)。

(二)数据分析与模型的确定

从表I中可以看出，劳动生产力增长和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一致是呈上升趋势。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EXIM和W分别取对数，做出对数进出口(LNEXIM)和对数职工货币工资(LNW)的走向趋势图和散点图如下。

根据经济学的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工资作为劳动要素的价格，受劳动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具有外生性，因此可以假定劳动要素供给保持不变，在此条件下，工资就取决于劳动要素的需求，并最终由产品的价格和产品的要素含量决定。在开放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出口总是发生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部门，倾向于提高产品的价格。而进口总是集中于比较劣势的部门，倾向于降低产品的价格。进出口的产品价格效应，通过工资决定机制，就影响到劳动要素的需求曲线，间接的改变劳动要素报酬的多少。LNW和LNEXIM关系的散点图也可以看出:在劳工标准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近似线性的回归关系。据此，可以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LNG=Bo+B,LNEXIM

(三)模型检验、修正与结果

由于不稳定时间序列之间易产生虚假回归现象，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LNW和LNEXIM分别进行单整性检验。结果如下: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国际劳工范文篇9

论文内容摘要：WTO制度的调整对象能否扩展到“贸易与劳工”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对市场份额的占有，积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推行配合下，在WTO体制内提出贸易和劳工议题。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来说，WTO已经为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制度空间。从发展态势上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都将对WTO贸易和劳工议题的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实体规范对国际经济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广泛的规制，它触及到传统贸易之外的一些领域，而国际福利标准即劳工问题，也是将影响现行WTO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之一。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劳工标准本是一国国内劳动法规范的范畴，是一国国内为保护劳工的权益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迄今为止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最具权威的组织。

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争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因为一国劳工标准过低会降低一国生产者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产品出口，就会在价格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常以协议、宣言、宪章、公约等形式为载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来源。当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宣言和决定中的有关规定也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关税已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地被消除。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正利用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差异，构筑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国际贸易壁垒——称之为“蓝色贸易壁垒”，也称“劳动壁垒”或“社会壁垒”，这种新型的壁垒就是以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为内容。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中，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成为与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是成员间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争论的历史与现状

贸易和劳工关系问题的发展历史是同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美国是最早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一直致力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确立劳工标准的地位。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哈瓦那宪章》第7条引入劳工标准条款，但由于美国没有批准《哈瓦那宪章》，引入的劳工标准条款也因此而徒劳。此外，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中提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都因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93年“乌拉圭回合”的马拉喀什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多边贸易规则中增添“社会条款”，要求将劳工标准问题写进马拉喀什部长会议宣言，试图将这些社会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但也无果而终。不过，马拉喀什部长会议虽然在宣言中没有涉及劳工标准问题，但同意将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WTO讨论。

1996年在WTO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新加坡会议上，美国再次将以劳工状况和劳工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劳工标准作为大会的议题，最终在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将“劳工标准”列为其中一项内容，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认可“劳工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此外，“劳工标准”列入宣言也意味着WTO认可劳工标准，这就为后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问题的争论埋下伏笔。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受会议场外的劳工组织游行示威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会议上态度强硬，坚持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失败。

2000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10届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拒绝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团结合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强调他们之间立场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2001年开始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为避免破坏多边谈判，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就此，劳工标准在WTO的争论告一段落。

WTO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国际劳工标准的提起与WTO的谈判所形成的关税壁垒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员间关税的不断降低，它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依然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这种变化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逐步提高。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以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客观现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优势，却反而使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他们将国内经济的萧条、工厂的破产、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

因此，在WTO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施加障碍，非关税壁垒得以频繁运用。其中，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试图加以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国市场给予贸易保护，希望通过这种保护手段来解决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并保证自己强势的市场独占地位。

（二）国际劳工组织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同时建立。它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个自主组成部分。二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5月同联合国达成协议，接受联合国的领导。国际劳工组织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为联合国所属负责劳工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截至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已有175个会员国，共制定了184项公约和192项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在其章程中规定的目标和宗旨，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从而使“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为此，它主张应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与生活标准，使工人享有正当权益。

为实现其目标和宗旨，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其中劳工公约分为三种：核心劳工标准，共8项公约，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1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等；劳动专业类公约，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社会保障等；针对特定对象的公约，包括关于妇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残疾人、移民工人、海员、渔民、码头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约。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对国际劳工保护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劳工公约的制定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为基础，所以劳工标准偏高，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很困难，因而公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审查的重点。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威力不够强大。因为有关劳工标准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而且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监督方式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如定期发表报告以对各成员国劳工状况进行评估，调查侵犯劳工行为并报告。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却无法制裁，所以，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问题纳入WTO，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下劳工公约的“软法”特征。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标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是毕竟在劳工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和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分歧。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受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而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它不可能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劳工公约都吸纳到条款之中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WTO的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就劳工标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公约基础上，考虑各国社会、经济、法律、历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个多层次、适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

此外，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WTO是游离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特别组织。但是，在规则的谈判上，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形成的公约，对WTO规则的制定影响甚大。这一点可以从WTO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规范中略见一斑。在WTO将国际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独家履行着其职责。但是，当WTO的工作范围扩展以后，WTO就将原本由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处理的对象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中来。据此，可以预见WTO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将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的合作那样，国际劳工组织在WTO机构内享有观察员的身份，并对WTO的贸易与劳工的相关规则的制定起到重大影响。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使命，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突破。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赚取利润是其唯一的目标，也是唯一的责任。这是传统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的经济责任的认识。然而近年来，这种传统经济理论即“股东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日益增大。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要求实施企业内部的生产守则，并遵守守则中所包含的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此外，发达国家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中，通过生产守则推行责任认证，这类生产守则主要包括英国的“道德贸易基本守则”，欧洲的“洁净衣服运动”发起的“成衣公平贸易约章”，美国“国际社会责任”组织发起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美国“公平劳动协会”通过的“工作场所生产守则”。这些守则以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性条约”为蓝本，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于1997年12月通过的基本守则为基本框架，引入了独立认证的原则与机制，引入了工人以及第三方表达意见的机制，建立了改善违法守则规定公司状况的补救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及所造成的以劳工问题为中心的新社会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推广中，WTO各成员内部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为顺应发展，观念上必然要革新，这就为WTO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谈判做好各成员内部的准备工作，使得各成员在应对该问题的谈判时，减少来自国内企业的压力。但是，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传递一种信号，代表着企业行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正式纳入法律体系之前，对企业的这种社会责任要求，更多的是“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它靠的是企业的自律。如果将来在WTO法律体系中，加入劳工条款，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变成法律责任，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要求。这也正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目的。现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各自国内相继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立法，并通过各种举措予以积极推动。因此，发达国家将企业社会责任广为宣传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之时，离WTO贸易与劳工问题谈判成功的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

贸易与劳工议题在WTO的发展态势

（一）WTO现有的规定

从WTO各协议的规定来看，并没有直接对劳工问题进行规范。但在协议中有一些与劳工问题有关联的零星的文字。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条款：

第一，《GATT1994》第20条第5款的规定。这是被人们认为与劳工问题最具密切联系的条文。《GATT1994》第20条是规定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般例外，其中该款规定“有关监狱劳动产品的措施”，根据该款规定，各成员对监狱劳动产品的进口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二，《GATT1994》第20条第2款的规定。该款规定“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根据该款的规定，在劳工问题上，一项产品的生产如果因不符合劳工标准和条件，那么，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或健康，该款赋予WTO成员可以对该类产品的贸易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三，《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该协定的开篇中就提到“承认其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应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或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持续发展的目的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为此，WTO为实现此目标理应在提高劳动福利和其他劳工问题上有所成就。

第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前言中表明了该协议的宗旨是鼓励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和认证制度，要求各成员方采取的技术法规及标准不致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协议承认各成员方有权为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技术标准措施。在劳工问题上，将劳工标准作为技术标准措施而在WTO推行，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第五，《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多边规则。该协定包含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对劳工的流动形式进行了规定。与GATT相比较，GATT规范单一型态的商品跨国贸易，而GATS规范四种型态的服务提供，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等跨国移动。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域内的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工标准产生影响。

从上述规定看，劳工问题在WTO的规定比较零散和抽象，但是就法律层面而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GATT1994》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已经为劳工标准的入世提供了制度空间，但是，劳工问题入世的范围和形式，还有待所有的WTO成员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商讨。

（二）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对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作为国际组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活动在国际社会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WTO体制内，利益平衡的可能性、与国际经济关系广泛联系的可能性及其制度实施的有效性，使WTO也成为其他领域（如环保、竞争、人权包含劳工权利）的合适论坛。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的差异，因此，WTO若引入劳工标准问题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这就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决定性的比较优势，导致其竞争优势的丧失。而发达国家在WTO中始终坚持引入劳工标准，其贸易保护的目的昭然若揭。因此，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劳工问题上，国际劳工组织是这个问题合适的主管机关。

诚然，劳工问题在WTO体制内的讨论，自1947年的《哈瓦那宪章》开始直至2001年的多哈部长宣言，始终没有结论。但是拥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并制度性的维护雇员、雇主和政府利益的国际劳工组织在规制最低福利标准方面却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国际劳工组织各种单行公约的成员标准的差异，其效果和目标的实现上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其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方式，使得各国对其公约和建议书的态度只是一种认可和期待，如果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将最低福利标准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实现，那么也会像在WTO内讨论劳工问题的结局一样，会给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带来停滞。

但是，以上局面到了2000年有了一定的改变。由于发达国家在WTO体制内引入劳工标准的失败，他们把努力的目标转向了国际劳工组织。在2000年的一次会议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33条制定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将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的义务部分地转化为强制性，对成员违反禁止劳动公约可以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如取消关税优惠、宣布其政府成员的入境限制、减少外交往来。

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上的工作进步，对WTO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法律层面来说，在新加坡宣言中，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是处理劳工问题的有权组织，并指出了WTO和国际劳工组织应彼此合作。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第5条第1款中也可找到法律渊源。第5条第1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就与职责上同WTO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进行有效合作作出适当安排”。此外，WTO将越来越多的其它国际组织列入其观察员名单，包括贸易与环境、经济发展、人权、劳工等问题。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问题上的成就将为WTO对贸易和劳工问题的协调起到示范作用，对此，我们不得不保持关注。

（三）区域贸易协定对WTO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对劳工问题的讨论在1999年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之后被搁置起来，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至此，劳工问题在WTO的争论暂告一段落。但是，发达国家并不甘休，他们在WTO体制之外大肆推销他们的劳工标准，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北美劳工合作协定》作为其附件，在该区域内率先将劳工问题纳入调整范围，这是美国坚持不懈的结果。紧接着美国在和约旦、新加坡和智利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都纳入协议的范畴。此外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也紧随其后，在其与智利、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中都规定了劳工标准的内容。欧盟作为劳工标准的积极推动者，在其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的议程中，也都列入了劳工标准的内容。

发达国家通过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问题，推销了他们的价值观，在区域范围内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同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区域集团力量，增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影响力，并将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取得的劳工问题的成果输送到多边贸易体制。随着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对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在未来劳工问题上的谈判中，WTO面临的将不是分散的、单个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是几大区域集团和发展中成员的利益的较量。因此，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的协调对WTO劳工问题的谈判将产生深远影响。

结论

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范围是极具可能性的。发展是WTO追求的最高目标，对WTO规则、建议或者政策的检验不应该只看它是否“扭曲了贸易”，而更应当看它是否“扭曲了发展”。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个新议题在WTO的态度都应当以发展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贸易与劳工问题也应如此。当然，任何一个议题纳入WTO，都应当与WTO权限和范围相吻合。我们反对将WTO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反对将与WTO的宗旨和职能不相关联的议题强行纳入管辖范围。此外，在WTO的议题谈判中，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差距，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安排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存在，才会出现一些关于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待遇等安排。从某种角度上讲，任何不适合的但又不违反WTO原则的条款都可以商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现实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成员作出让步。

参考文献：

国际劳工范文篇10

论文内容摘要：WTO制度的调整对象能否扩展到“贸易与劳工”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对市场份额的占有，积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推行配合下，在WTO体制内提出贸易和劳工议题。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来说，WTO已经为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制度空间。从发展态势上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都将对WTO贸易和劳工议题的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实体规范对国际经济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广泛的规制，它触及到传统贸易之外的一些领域，而国际福利标准即劳工问题，也是将影响现行WTO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之一。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劳工标准本是一国国内劳动法规范的范畴，是一国国内为保护劳工的权益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迄今为止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最具权威的组织。

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争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因为一国劳工标准过低会降低一国生产者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产品出口，就会在价格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常以协议、宣言、宪章、公约等形式为载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来源。当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宣言和决定中的有关规定也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关税已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地被消除。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正利用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差异，构筑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国际贸易壁垒——称之为“蓝色贸易壁垒”，也称“劳动壁垒”或“社会壁垒”，这种新型的壁垒就是以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为内容。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中，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成为与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是成员间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争论的历史与现状

贸易和劳工关系问题的发展历史是同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美国是最早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一直致力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确立劳工标准的地位。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哈瓦那宪章》第7条引入劳工标准条款，但由于美国没有批准《哈瓦那宪章》，引入的劳工标准条款也因此而徒劳。此外，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中提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都因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93年“乌拉圭回合”的马拉喀什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多边贸易规则中增添“社会条款”，要求将劳工标准问题写进马拉喀什部长会议宣言，试图将这些社会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但也无果而终。不过，马拉喀什部长会议虽然在宣言中没有涉及劳工标准问题，但同意将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WTO讨论。

1996年在WTO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新加坡会议上，美国再次将以劳工状况和劳工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劳工标准作为大会的议题，最终在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将“劳工标准”列为其中一项内容，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认可“劳工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此外，“劳工标准”列入宣言也意味着WTO认可劳工标准，这就为后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问题的争论埋下伏笔。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受会议场外的劳工组织游行示威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会议上态度强硬，坚持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失败。

2000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10届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拒绝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团结合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强调他们之间立场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2001年开始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为避免破坏多边谈判，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就此，劳工标准在WTO的争论告一段落。

WTO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国际劳工标准的提起与WTO的谈判所形成的关税壁垒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员间关税的不断降低，它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依然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这种变化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逐步提高。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以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客观现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优势，却反而使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他们将国内经济的萧条、工厂的破产、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

因此，在WTO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施加障碍，非关税壁垒得以频繁运用。其中，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试图加以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国市场给予贸易保护，希望通过这种保护手段来解决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并保证自己强势的市场独占地位。

（二）国际劳工组织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同时建立。它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个自主组成部分。二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5月同联合国达成协议，接受联合国的领导。国际劳工组织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为联合国所属负责劳工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截至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已有175个会员国，共制定了184项公约和192项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在其章程中规定的目标和宗旨，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从而使“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为此，它主张应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与生活标准，使工人享有正当权益。

为实现其目标和宗旨，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其中劳工公约分为三种：核心劳工标准，共8项公约，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1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等；劳动专业类公约，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社会保障等；针对特定对象的公约，包括关于妇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残疾人、移民工人、海员、渔民、码头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约。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对国际劳工保护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劳工公约的制定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为基础，所以劳工标准偏高，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很困难，因而公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审查的重点。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威力不够强大。因为有关劳工标准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而且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监督方式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如定期发表报告以对各成员国劳工状况进行评估，调查侵犯劳工行为并报告。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却无法制裁，所以，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问题纳入WTO，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下劳工公约的“软法”特征。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标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是毕竟在劳工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和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分歧。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受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而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它不可能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劳工公约都吸纳到条款之中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WTO的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就劳工标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公约基础上，考虑各国社会、经济、法律、历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个多层次、适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

此外，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WTO是游离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特别组织。但是，在规则的谈判上，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形成的公约，对WTO规则的制定影响甚大。这一点可以从WTO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规范中略见一斑。在WTO将国际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独家履行着其职责。但是，当WTO的工作范围扩展以后，WTO就将原本由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处理的对象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中来。据此，可以预见WTO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将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的合作那样，国际劳工组织在WTO机构内享有观察员的身份，并对WTO的贸易与劳工的相关规则的制定起到重大影响。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使命，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突破。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赚取利润是其唯一的目标，也是唯一的责任。这是传统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的经济责任的认识。然而近年来，这种传统经济理论即“股东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日益增大。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要求实施企业内部的生产守则，并遵守守则中所包含的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此外，发达国家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中，通过生产守则推行责任认证，这类生产守则主要包括英国的“道德贸易基本守则”，欧洲的“洁净衣服运动”发起的“成衣公平贸易约章”，美国“国际社会责任”组织发起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美国“公平劳动协会”通过的“工作场所生产守则”。这些守则以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性条约”为蓝本，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于1997年12月通过的基本守则为基本框架，引入了独立认证的原则与机制，引入了工人以及第三方表达意见的机制，建立了改善违法守则规定公司状况的补救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及所造成的以劳工问题为中心的新社会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推广中，WTO各成员内部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为顺应发展，观念上必然要革新，这就为WTO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谈判做好各成员内部的准备工作，使得各成员在应对该问题的谈判时，减少来自国内企业的压力。但是，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传递一种信号，代表着企业行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正式纳入法律体系之前，对企业的这种社会责任要求，更多的是“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它靠的是企业的自律。如果将来在WTO法律体系中，加入劳工条款，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变成法律责任，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要求。这也正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目的。现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各自国内相继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立法，并通过各种举措予以积极推动。因此，发达国家将企业社会责任广为宣传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之时，离WTO贸易与劳工问题谈判成功的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

贸易与劳工议题在WTO的发展态势

（一）WTO现有的规定

从WTO各协议的规定来看，并没有直接对劳工问题进行规范。但在协议中有一些与劳工问题有关联的零星的文字。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条款：

第一，《GATT1994》第20条第5款的规定。这是被人们认为与劳工问题最具密切联系的条文。《GATT1994》第20条是规定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般例外，其中该款规定“有关监狱劳动产品的措施”，根据该款规定，各成员对监狱劳动产品的进口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二，《GATT1994》第20条第2款的规定。该款规定“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根据该款的规定，在劳工问题上，一项产品的生产如果因不符合劳工标准和条件，那么，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或健康，该款赋予WTO成员可以对该类产品的贸易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

第三，《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该协定的开篇中就提到“承认其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应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或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持续发展的目的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为此，WTO为实现此目标理应在提高劳动福利和其他劳工问题上有所成就。

第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前言中表明了该协议的宗旨是鼓励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和认证制度，要求各成员方采取的技术法规及标准不致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协议承认各成员方有权为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技术标准措施。在劳工问题上，将劳工标准作为技术标准措施而在WTO推行，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第五，《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多边规则。该协定包含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对劳工的流动形式进行了规定。与GATT相比较，GATT规范单一型态的商品跨国贸易，而GATS规范四种型态的服务提供，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等跨国移动。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域内的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工标准产生影响。

从上述规定看，劳工问题在WTO的规定比较零散和抽象，但是就法律层面而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GATT1994》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已经为劳工标准的入世提供了制度空间，但是，劳工问题入世的范围和形式，还有待所有的WTO成员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商讨。

（二）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对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作为国际组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活动在国际社会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WTO体制内，利益平衡的可能性、与国际经济关系广泛联系的可能性及其制度实施的有效性，使WTO也成为其他领域（如环保、竞争、人权包含劳工权利）的合适论坛。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的差异，因此，WTO若引入劳工标准问题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这就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决定性的比较优势，导致其竞争优势的丧失。而发达国家在WTO中始终坚持引入劳工标准，其贸易保护的目的昭然若揭。因此，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劳工问题上，国际劳工组织是这个问题合适的主管机关。

诚然，劳工问题在WTO体制内的讨论，自1947年的《哈瓦那宪章》开始直至2001年的多哈部长宣言，始终没有结论。但是拥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并制度性的维护雇员、雇主和政府利益的国际劳工组织在规制最低福利标准方面却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国际劳工组织各种单行公约的成员标准的差异，其效果和目标的实现上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其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方式，使得各国对其公约和建议书的态度只是一种认可和期待，如果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将最低福利标准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实现，那么也会像在WTO内讨论劳工问题的结局一样，会给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带来停滞。

但是，以上局面到了2000年有了一定的改变。由于发达国家在WTO体制内引入劳工标准的失败，他们把努力的目标转向了国际劳工组织。在2000年的一次会议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33条制定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将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的义务部分地转化为强制性，对成员违反禁止劳动公约可以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如取消关税优惠、宣布其政府成员的入境限制、减少外交往来。

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上的工作进步，对WTO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法律层面来说，在新加坡宣言中，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是处理劳工问题的有权组织，并指出了WTO和国际劳工组织应彼此合作。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第5条第1款中也可找到法律渊源。第5条第1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就与职责上同WTO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进行有效合作作出适当安排”。此外，WTO将越来越多的其它国际组织列入其观察员名单，包括贸易与环境、经济发展、人权、劳工等问题。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问题上的成就将为WTO对贸易和劳工问题的协调起到示范作用，对此，我们不得不保持关注。

（三）区域贸易协定对WTO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影响

WTO对劳工问题的讨论在1999年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之后被搁置起来，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至此，劳工问题在WTO的争论暂告一段落。但是，发达国家并不甘休，他们在WTO体制之外大肆推销他们的劳工标准，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北美劳工合作协定》作为其附件，在该区域内率先将劳工问题纳入调整范围，这是美国坚持不懈的结果。紧接着美国在和约旦、新加坡和智利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都纳入协议的范畴。此外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也紧随其后，在其与智利、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中都规定了劳工标准的内容。欧盟作为劳工标准的积极推动者，在其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的议程中，也都列入了劳工标准的内容。

发达国家通过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劳工问题，推销了他们的价值观，在区域范围内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同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区域集团力量，增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影响力，并将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取得的劳工问题的成果输送到多边贸易体制。随着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对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在未来劳工问题上的谈判中，WTO面临的将不是分散的、单个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是几大区域集团和发展中成员的利益的较量。因此，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工问题的协调对WTO劳工问题的谈判将产生深远影响。

结论

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范围是极具可能性的。发展是WTO追求的最高目标，对WTO规则、建议或者政策的检验不应该只看它是否“扭曲了贸易”，而更应当看它是否“扭曲了发展”。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个新议题在WTO的态度都应当以发展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贸易与劳工问题也应如此。当然，任何一个议题纳入WTO，都应当与WTO权限和范围相吻合。我们反对将WTO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反对将与WTO的宗旨和职能不相关联的议题强行纳入管辖范围。此外，在WTO的议题谈判中，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差距，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安排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存在，才会出现一些关于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待遇等安排。从某种角度上讲，任何不适合的但又不违反WTO原则的条款都可以商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现实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成员作出让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