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范文10篇

国际金融范文篇1

早上好。

我的讲话很简短，我想谈谈我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看法。

谈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人们就不能不想到****。因为从历史上来讲，从来****都是中国金融的重镇，它的服务的辐射效应在历史上尤为明显，它在历史上对全国乃至东亚都有自己的金融重镇的使命。小平同志在过去考察****的时候就指出，中国要在国际上面取得金融地位，首先要靠****。他的讲话是非常准确的。当前****也正在向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迈进。

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几个基本的要素。

一、要建设一个国际通用的法律和制度的环境。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经济金融的运行和监督能够符合国际的惯例，能够被别人所理解，能够为大家所操作。

二、应当拥有一个对内、对外都十分开放的和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具有一个较大范围的辐射力和对各个时区市场的连接力，能够敏捷、高效而又大批量地处理金融交易和小批量的特殊业务的需求。

三、应当拥有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要有很好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素质，能够大量地、实时地、客观地反映关于市场、机构、工具和产品变化发展的信息。

四、也是最后一点，应当有一个能够凝聚和聚集一流的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能力。因为现代金融业的竞争和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智力的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引进、留住金融人才和监管人才的吸引力和机制。

从目前全国的情况看来，****的金融业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比较的优势，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已经形成了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交易、再保险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整个交易规模也日益扩大。许多全国性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等，都已经纷纷前来****，汇聚在****。截至20****年底****市主要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58家，集聚效应非常明显，****金融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位数以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银行业的发展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非常令人欣喜。突出表现在：一个是发展质量较好，****商业银行的信贷质量是全国最好的；二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是银行业机构种类、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三是国际化的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是外资银行机构最为活跃的城市，去年我们提倡进行法人化的转制，外资银行有9成以上选择在****作为注册地。****的外资法人银行数量现在已经达到14家，正在排队申请的还有四五家，在沪的外资法人银行的总额，占全国外资银行总额的比重将近60%。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同国际上的金融中心的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环境问题还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应当继续推进完善市场化建设的进程，注意吸收国际上各个国家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的良好做法，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完善执法体系、中介服务体系。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快对税收方面的研究，尽快出台税收方面对金融业稳健运行、科学发展的配套支持。这些问题需要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统筹考虑，循序渐进地给予解决。

另外一方面，****自身也需要加快做好相应的自身建设。比如说要优化整个信用文化的建设。推进信用文化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力度，推进理念的转变，为信用文化的建设做出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安排。第二、要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的软环境。第三、要进一步完善高等和专业的金融教育，使它能够具备新的国际水准。第四、应当增强为全人类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以及打破我们现在的行政范畴的框框，努力去吸引、培养和真正地留住金融业的人才。这一点非常关键。根据估计，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从业人数大概在40万左右，伦敦也在25万到30万左右，而****到去年年末大概只有十几万人。更重要的主要是专业素质和服务的质效、敬业的态度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来对待我们面前所要做的功课。

国际金融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金融监管；金融安全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入WTO后，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金融市场开放后，国际金融资本会因政治、经济和市场之变化而在国内外迅速流动，从而冲击着一国的金融体系，潜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近年来，世界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如果—国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过早地取消对外国资本流动所实行的汇兑管制，可能导致资本的外逃或外债的增加，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诺贝尔奖得主托宾教授则明确指出，中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和贸易的全球—体化过程，但不要急于使自己的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体化。这就是说，不要在条件不具备时，过早地取消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

在资本项目管理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强求其成员实行货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我国加入WTO的协议也并末承诺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入世后，我国仍将维持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的体制。这是由于资本流动对—国经济会产生较大影响。在建立完备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机制，以及各项严格的制度之前，过早地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出、流入的限制，国内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放开资项目的管制，前提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应付国际资本流动、资本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动冲击的能力。要做到这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稳步上升、到001年10月底已达2030亿美元。加人们WTO后，利用外资潜力巨大，资本项目对外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乐观的前景。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间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我国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而这是加快外汇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外汇管理部门正在从改进汇兑监管和提高国际收支监测预警能力等方面人手，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是我国外汇管制体制的长远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最佳次序中的最后一步。

鉴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伴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加，我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并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使之系统化和法制化。与WTO重要原则之—的“国民待遇”原则相一致，国外发达国家将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视同仁。这一模式理应成为我国监管机构的最终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国内银行与国外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相比差距过大，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我国金融业进入自我保护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的监管需分开进行。在此，人民银行现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就应成为最高机构，全权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相关事宜。另可下设局、处等基层组织，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直接受各地人民银行领导，独立于地方政府。这一过渡过程及最终制度的稳定和形成都必须以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的完善为基础，以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这是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有：一是有关法律法规和达成的协议．对进入中国市场各类金融机构规定的资本金最低限额。据报道，在华设立外资银行最低资本金为200亿美元。二是按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认定，有违规违法记录者不得认定。三是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认定。

第三，对外资银行业务营运的监管。在监管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到透明度这基本原则。透明度解决的是游戏规则和披露信息的公开化问题。落实透明度原则，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必须遵循国际标准统一会计准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的—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直到出现支付危机并引致倒闭时监管当局才获知真情况，但这时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资银行业务运行透明度的监管方面必加强外部审计的作用，除采用传统的日常报表分析外，还要求外资银行聘用至少一名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将其有关材料在权威报告上．予以公开位之受到法律、公众、专业人士等多方监督。

第四，针对当今形势，建立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管理方法。风险性监管是—种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在今天银行风险增加的形势下是保证金融机构处于良好营运状态的重要措施。但我国多年来在这一领域内基本是一片空白，缺乏经验，需要洲门探索创造。

国际金融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金融规则；新动向

一、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

(一)美国金融监管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变化，美国制定了和修改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来规范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变化可以看出美国的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变化：

1.开始从分业监管注重统一和综合性监管

美国在分业管理方面，传统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少，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成为一种趋势。美国在1994年9月颁布了《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1999年11月4日，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业综合化混业经营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金融分业和混业之争，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走向混业。

2.注重风险管理，对银行业实行差别待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注重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对系统风险做出评估，并根据客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不断地修改风险评估体系和信用评级。美联储理事会在1996年12月20日又开始实施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评级系统“CAMELS”，也就是在原“骆驼评级制度”(CAMEL)基础上增加一个S(SensitivitytoMarketRisk)，即“对市场风险的敏感程度”，美国制定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革法》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这样有利于对银行业进行个别重点监管。这种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从监督和自律两方面促使银行去努力达标，从而保证了银行业的正常稳健运行。

(二)英国金融监管新变化

1.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1997年英国成立了一家对金融领域实行全面监管的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由其取代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金融监管职能。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取代了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惟一的监管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金融监管的目标由安全第一，开始注重安全、效率与成本的统一

英国的金融监管不再完全以限制竞争、维护金融稳定为指导思想，而是适当考虑监管本身所带来的成本，即监管对金融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影响。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还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收益大于成本。英国1994年就在当时的证券投资委员会建立了专门的成本效益分析部门，现在则由法律规定对任何新的监管举措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是帮助监管当局制定更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出现产生违反初衷效果的监管行为。由此可见，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

(三)日本金融监管新变化

1.日本金融由传统的“护送船队方式”开始注重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

日本的传统监管体制被被日本社会比喻为“护送船队方式”，他来源于二战时期负责送粮食和武器的护卫舰队。整个船队的航行速度由最慢的船只来决定。“护送船队方式”的金融监管就是在大藏省的护卫下，以效率最差的金融机构为标准制定各种监管措施。1998年4月1日通过新的《日本银行法》，1998年6月22日成立金融监督厅使日本的监管体制开始走向相对独立。2000年7月诞生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金融厅一改过去的监管以安全为主的目标，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改变

2001年1月，日本撤消金融再生委员会，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的监管金融业务。这标志着日本的监管体制由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转变。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与现状

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二是如果实行分业监管，银行监管职能是放在中央银行内还是中央银行外；如果实行混业监管，监管机构是放在中央银行，还是另外成立统一监管机构。

1.目前有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不复存在，所以在欧元区国家中，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2.大部分国家考虑将分离出来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统一于一个监管框架(综合监管机构)内，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挪威于1986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和澳大利亚于1998年都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2000年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韩国、新加坡、冰岛相继仿效，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

3.一些国家尽管已经或准备统一监管机构，但在159个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国家仍然由中央银行参与银行监管。在中央银行不参与银行监管的国家中：①一些国家(如英国、瑞典、丹麦等国)成立金融服务局的重要原因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银行监管职能也就无所谓是在中央银行内还是在中央银行外；②一些目前没有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其银行监管职能原来也不在中央银行，而是在其他政府部门；③即使是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出的国家，中央银行仍然以多种形式参与银行监管。例如，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的宏观监管(德国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备忘录制度(MOU)，固定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英格兰银行与英国金融服局)。这些都说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十分重视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国家之所以在中央银行外单独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居主导地位。具体见下面的表格

三、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

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在1988年制定了第一个《巴塞尔协议》(BaselCapitalAccord)(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银行业发生了重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I》)，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对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目前仍在实行的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即《巴塞尔协I》。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监管资本与银行风险资产的比率，《巴塞尔协议I》的目标正是促成各国银行监管标准的一致，保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并为各银行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该协议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涉及国际银行业务的国家所采纳。《巴塞尔协议I》提出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其计算方法。随着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银行资本和资产的定义一直在改变。一方面，银行监管资本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核心资本，包括普通股股本和资本公积金等；第二层是附属资本，包括长期次级债券和成熟期超过20年的优先股股本等

《巴塞尔协议I》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总体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另一方面，银行风险资产不仅包括风险加权的资产(risk2weightedasset，如贷款和证券等)，而且包括与资产相当的表外风险(risk2equivalentoff2balance2sheetexposure，如备用信用证，衍生产品契约责任等)。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需要根据不同资产的类型决定其风险权数；在计算表外风险时，表外风险需要换算为相当的资产，并以资产加权方法进行加权。比如，商业贷款的风险权数为100%，而对于住房贷款而言，由于其风险低于商业贷款，所以其风险权数为50%。在风险分类和计算方面，起初的协议主要是关注信用风险的资本，使得银行监管资本要求几乎完全建立在信用风险的基础之上。在1996年该协议修改后，市场风险也明确地成为计算监管资本的一个要素。但是，其他的风险类型，比如运营风险等，仍然处于《巴塞尔协议I》的规制范围之外。

《巴塞尔协议II》远比协议I精细复杂。第一，在现代金融环境下，银行承担多样性的风险，各家银行之间的风险结构和特征可能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II》需要顾及到具体银行的不同风险情况，从而更加准确地监管银行风险。第二，与协议I不同，《巴塞尔协议II》具有多重目标，包括提升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估算水平；最大可能地将监管资本额与实际风险额联系起来；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对话，共同努力决定最佳的风险管理模式；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情况的透明度。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的新变化有：

1.资本充足率规定更精细扩大了风险监管范围

《巴塞尔协议II》修改了《巴塞尔协议I》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提出了新的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详细规则。在新规则下，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仍然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且，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数值也仍然是8%，银行资本的定义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唯一作出重大改变的地方是对于银行风险资产的定义。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新规则对于银行风险采用了更为全面和敏感的估算方法。一方面，新规则对于信用风险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修改，对于协议I没有考虑到的资产证券化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另一方面，新规则明确要求考虑银行的运营风险，即由于银行内部程序、工作人员或电脑硬件系统等问题所导致的损失风险。所以，运营风险的范围非常宽泛，实际上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风险资产类型方面的不同之外，协议I与协议II在风险资产计算方法的选择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协议I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对于所有银行都适用一个共同的计算规则；协议II则采用“因人而异”的做法，根据银行的不同情况提供了多种计算规则。

2.开始注重银行监管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巴塞尔协议II》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引入激励机制，银行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达到简单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建立更能够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风险管理程序。充分发挥银行自身的监管积极性。由于监管者对于银行全行业具有宏观的了解，知道各家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技术，所以，它们能够帮助各家银行提高内部风险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监管者与银行应当进行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通过激励机制的作用促使银行自己积极地发现并处理所有的重大风险，让监管者能够有效监督并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

3.更重视信息披露与市场约束

《巴塞尔协议II》要求银行进行相关信息披露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以加强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督。这些信息披露能够让市场参与者评估具体银行的风险结构和资本充足问题。银行在资本充足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有些银行还可以使用自己内部的方法估算风险，比如信用风险基于内部评级的计算方法。监管者的资源和时间毕竟有限，而市场约束机制能够持续地监督银行。通过让市场参与者也能够评估银行的风险，这样可以促使银行谨慎地行使自主裁量权，努力地开发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

四、结论

从以上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和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的变化：

1.国际金融监管理念发生新的变化。监管理念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过渡。由于混业经营的出现，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受到很大局限性，一些国家因而转向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心转向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的权衡。国际上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监管成本与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金融监管理念由原来的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考虑可能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权衡利弊，采取灵活的有应变能力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以在稳定的前提下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这已成为衡量监管有效性的新标准。

2.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方式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从单一的行政监管向银行内部控制和市场监管三者相结合转变。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更加注重“激励相容”，更加注重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内部激励相容的方面来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来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以及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内控机制，包括内部和外部审计制度。对银行内部模型管理的认可和通过审查模型来实施监管，代表了随着银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这一发展趋势与监管者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自身管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同时不仅给银行的经营管理，而且也给监管者实施监管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

3.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新的变化。为顺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正由分散的、多层次的管理体系，向统一的综合性的管理体系过度。监管体制也由分业独立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的趋势转变。现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监管体制上实行一元统一监管或正准备实行向一元统一监管。

4.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发生新的变化。《巴塞尔协议II》的新的规则不但要控制信用风险，而且要控制其他风险，特别是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或称营运风险；新规则也考虑到控制国际银行业的风险，不能只发挥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力量，而且要发挥内部管理约束的力量和市场力量，同时还考虑要具有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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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范文篇4

1.国际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合理

我们都知道，教育质量的好坏和所制定的课程存在极大的关系，国际金融专业也不例外。我国现如今的国际金融专业的发展之所以收到了极大地限制，出现止步不前的局面，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我们的国际金融专业的课程设计存在不足。我们现如今很多学校的国际金融专业的课程还只是延续以前的模式，很多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换了教育的课本而已，并没有对实际的课程结构做出调整和改革，有的知识可能已经被现在的环境所淘汰掉了，而新出现的只是要求却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这就会使得我们的学生所学到的内容不能很好地兑现。与此同时，现在我国的大学教育存在很多知识根本不用学习却占据着学生大量时间的现象，而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可能由于时间的不足而不能得到学习。还有就是很多基础性的科目的教学实践过短，学生还没有搞清楚国际金融这个专业的基础知识就开始了高层次的、难度更高的课程的学习，这必然使得学生后期的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使得我们国际金融教育的成果不是非常显著。

2.国际金融的教育方式单一且落后

教育质量的高低和教育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的教育方式所能得到的教育水平绝对的要比单一落后的教育方式所得到的教育水平要好的多。我国现在国际金融专业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有的教育方式和手段非常的单一和落后。很多学校虽然都开设了国际金融课程，去却没有真正的对这项课程的教育方式做认真的研究，很多情况下还是教师单一的在课堂上授课，学生听不听就不知道了。这种单一的教育方式使得教育的质量始终得不到提升，教育方式的单一和落后导致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大打折扣，最终使得国际金融专业的学习结构和实际的需要存在差距，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

3.国际金融专业的考核存在缺陷

判断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离不开最终的成绩考核，成绩考核可以如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但现实的情况是，目前我们的国际金融专业的考核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我国现有的学校百分之九十采用的都是单一试卷的考核，学生在整个学期不学习，在考试前突击一下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分数。这样的考评结果显然不能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如果我们不将考核形式扩展到学生的实际能力以及真正的对知识的理解上，那么考核就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的考核方式不加以调整，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学生学不到真正的知识，也就不能够应对国际金融行业的要求。

4.理论与实际相脱节

妨碍我国国际金融专业发展前进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教育和实际情况是相互脱节的，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只是掌握了书本上的理论而已，而对于如何将在这些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情况，我们做的还远远不足。所以经常会出现我们培养出来的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理论知识非常的充沛，但实际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却非常的低下的局面。出现这样的情况还需要归结到我们的教育制度上，学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条件将自己所学到的理论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理论和实际的脱节使得学生缺乏实际运用的能力，实际的工作中无法面对日益变化的环境。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成为我们国际金融教育改革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国际金融教育改革的对策

1．完善国际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

国际金融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是继续深造，获得更高的学位，第二是工作，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其中第一种情况，深造完成之后依然要选择就业。因此，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既然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工作，那么我们所开设的课程应该与工作的要求相挂钩。目前我国的国际金融专业存在教育课程的设置不合理，导致学生实际的工作能力得不到提升。因此，改进我们的课程设置成为国际金融专业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向国外学习，国外的大学开展的课程都是与学生最终的工作相关的，不学其他无谓的课程。因此，要想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强化微观类金融课程的设置。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慢慢地从以往注重大的宏观环境转向为更加注重微观环境的变化，将更多的关注重点放在对这个行业的细微之处。因此，国际金融教育也要顺应这样的变化，更加注重的对微观类的金融课程进行设置，例如专门开一门研究各大公司国际贸易实务案例的课程，使学生不仅仅学习国际金融宏观方面的知识，同时加深对这个领域微观部分的了解；通过加强学生对国际金融行业微观部分的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毕业后工作，能将自己所学的东西更好地运用。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学习，最终使得学生获得全面的知识体系。

（二）注重国际金融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国际金融行业的发展不是独立的发展，而是与其他行业、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国际金融专业的教育不能仅仅局限在本行业，还应该学习诸如英语、会计财务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与今后的实际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是对学生整体素质的一种提高。与此同时，在通过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单一学习国际金融课程所带来的枯燥，也可以使得学生将自己的学习策略和方法更好的运用开来，丰富学习体验，完善学生的恶知识体系。

2．结合专业特点采取多种教学方式

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有时出现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本行业的漏洞导致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学习更加地多元和全面。使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所产生的教学效果是不尽相同的，教学方式的选择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陈旧的。多样的教学方式能给学生带来新颖且更具吸引力的课堂，学生最终可以收获的只是自然也就比在单一成就的教学中所获得要多得多。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教学方式加以改变，放弃传统的教育模式，采取更为先进的教学方法。如我们可以使用多媒体技术使得我们的课堂更加地生动具体，这样既可以加大学生的知识量，又可以使学生更加轻松的融入到学习中。其次，也可以将我们的教学环境移交到真正的企业当中，让学生看到企业实际的运作状况，研究真实的企业问题，使得学生的学习更加客观直接，对知识的掌握更有效。最后，学生主导课堂也可以成为我们尝试的方向，根据学生的问题有针对性加以解决。

3．配合实践教学进行考核方式改革

在前文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我们的国际金融专业的考核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很多学校的考核结果只是局限于期末的那一张试卷上面，这会导致学生在整个学期不学习，在考试前突击一下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分数。因此我们需要将我考核形式扩展到学生的实际能力以及真正的对知识的理解上。具体的方式我们可以参照国外学校的考核方式，将学生的成绩分为理论知识学习部分和实际掌握程度两个方面进行考评。对学生理论知识的考评不要仅仅局限于期末的试卷分上，而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当中的表现，例如每次作业完成的情况，以及课堂上的参与度等，结合期末的试卷分数最终确定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分。对于学生实际掌握程度的测试，考核方式可以使有学生之间组成学习小组，模拟实际的国际金融状况，提出一些在实际中可能过出现的问题让学生进行解决，考察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看看学生是否可以将所学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而不仅仅只是会学习死知识，最终通过结合理论知识的考评对学生做最终的成绩确定。

4．强化实践环节培养实用型人才

我们进行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奉献力量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却不能产生实际价值的“书库”，我们知道妨碍我国现在国际金融专业发展的最大的绊脚石就是我们的学习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互之间进行结合，我们大多数人学到的都是书本上的死知识，在遇到实际情况时应对能力以及处理方式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国际金融行业的发展瞬息万变，如果我们不能将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我们的发展不会长远。因此，需要我们在日常的教育当中加大对学生运用能力的培养，学校以及政府部门应通力合作，与个别企业单位展开长久地交流，定期的将自己的学生输送到单位进行观摩学习。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仅仅可以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为以后更好地工作提供支持和实践，还是一种激发学生再学习的途径，通过对理论的运用，发现自己知识体系的不足，可以使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新的东西，达到理论和只是运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升华理论知识这样的良性循环。

三、结束语

国际金融范文篇5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2]贺小勇.国际金融立法的新趋势与中国金融法的完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4）．

国际金融范文篇6

当今全球金融体系主要受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影响，美国以IMF为工具，以美元为手段，维持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各种主导利益。目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主要由IMF及世界银行主导，其决策机构由数个发达国家控制，通过向欠发达国家及地区输出国际资本的同时，要求资本输入国接收相关贷款附加条件（conditionality）⑤，从而在该国政•10•治或经济领域谋取更多利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在IMF结构治理与机构决策和资源分配权密切相关的“不公平”配额制度等领域一直存在严重分歧⑥。对于配额制度，笔者认为各成员国只有平等地享有投票权且均等地持有资金份额，才能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平稳发展的目标；然而，以上对称性的两项IMF主要机制中，即使各成员国得到均等的最低基本投票权，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所缴基金份额得到的特别提款权而形成的加权投票权在IMF理事会议事机制中也占绝对优势。可见，IMF话语权依然受少数经济强国主导，其机制本质是保护少数发达国家政府利益，牺牲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WTO自成立以来对“国际组织所制定的相关规则在规范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行为与国际领域的主权行为两者界限及两者如何互动”这一类似问题也是感到困惑⑦。不可否认，IMF在金融危机期间提供援助贷款协议中，各种附加贷款条件如债务底线、资金供应、公共开支规模等，均违反一国主权及国内事务自主原则。一国政府考虑是否接受IMF的贷款援助，更多因素是来自于IMF的各种压力，而非考虑接受援助的后期效益，笔者从IMF宏观预警机制和援助接受国的汇率政策及一揽子援助条件可以得出以上结论。IMF曾于2005年在针对土耳其和阿根廷的援助协议中明确提出有关预算、社会保险、养老金制度以及经济自由化等一系列限制性贷款条款。然而，笔者发现，目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无法对国际组织干预一国国内经济事务的国际认同标准给予清晰的界定。另外，由于国际利益具有长期性和间接性的特点，而一国国内利益具有短期性和直接性的特点，我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均衡考量⑧。事实上，对土耳其和阿根廷的贷款援助已经让IMF触及到了各国国内贸易、社会保障、经济私有化、养老金制度改革等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问题，而这些领域往往在国际法实践中属于国家主权事务范畴。由于目前各国还未就全球资本流动性监管问题提出可行性方案，导致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无法控制。以证券投资领域为例，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从全球角度展示了一国金融动荡所引起的全球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时也从实证经济学角度验证了国际资本迅速外逃的系统性风险。对各主权国家而言，目前无任何个体政治及经济主体有能力处理国际收支平衡和货币危机等大规模市场失灵现象。以阿根廷为例，全球性证券投资流入该国资本市场和银行业后，其资本并未转化为该国实体工业投资，并未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笔者认为，该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各国在规范国际资本流动方面缺乏有效的协同监管规则。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国际储备资金通过IMF和世界银行发挥其金融安全阀的作用，以保护各国及债权人利益。倘若我们能够构建一套有别于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并且该体系能够通过完善的法律手段和市场工具对所有投资者行为进行规范，那么所有这些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将可能被化解。基于IMF一贯开放的政策，凭借巨额的国际收支平衡援助基金，危机中的各国金融市场可以得到暂时性金融救助。但如果数个国家同时发生金融危机，则并非每个国家都可以获得救助机会。那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则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其结果往往是在对其本国经济实体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会对该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产生重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不俗。该国在接收IMF救助资金后，该国政府并没有遵循IMF金融改革建议，而采取了其他手段对国际流动资本进行了临时性管制，同样使得该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这不仅说明IMF开出的“国际药方”并非适合所有国家⑨，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面对拥有国家主权地位的借款方成员国，IMF尚无有效且低成本的贷款条件实施监控手段，且借款方成员国也不将贷款条件违约视为一种信用威胁。笔者认为，以上种种原因导致IMF的相关制度及规则在东道国的执行力度势必会被减弱。

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IMF制度缺陷

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或许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助推器，这不仅表现在各种实证数据上，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非均衡的影响，各国为适应全球化的调整压力也处于非均衡的格局。由于IMF的构建框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若干缺陷，导致其在全球金融货币市场的监管功能趋于弱化。笔者发现，资本自由流动对各国，特别是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的汇率稳定具有负面影响。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经济强国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变量对经济弱小国家的经济稳定具有强烈的冲击效力。（一）系统性风险问题：资本流动性作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产生的主要组织，IMF及其关联机构———世界银行通过各成员国所交资本配额构成其机构资本，通过配额制形成决议及展开相关金融工具的运行。IMF主要关注经常项目调整和流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第六款明确表明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构建成员国间资本交换的框架；汇率机制以固定汇率为主，在必要情形下实行浮动汇率⑩。然而，笔者发现，IMF并未在其框架内对资本流动性控制及其监管设计任何防范措施，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由IMF主导的陈旧金融体系已经无法防范及解决新的全球系统性风险问题。尽管许多国际机构、政府及学者呼吁改革当前金融体系，共同构建相关金融风险控制机制瑏瑡，但国家间未达成任何官方且具有法律执行力的协定，亦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改革措施。笔者认为，IMF应当在以下领域作相关制度改革：资本和货币流动性监管、金融危机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外汇制度以及治理结构；另外，“协定”中还存在相关条款冲突的现象，例如“协定”第四款和第六款中对资本流动存在完全相反的表述。具体表现为：“协定”第四款将促进各成员国自由资本流动作为IMF的首要目标，第六款则允许资本流动控制，只要该控制不影响经常项目转移，第六款同时又禁止利用IMF资金支持大规模资本流动。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在过去数十年间，也一直致力于全球金融风险监控制度；在各种国际协定和谈判中不断倡导构建系统性金融机构资本和货币流动信息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呼吁各成员国通过国际金融论坛分享以上信息。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起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在金融机构监管标准、行为准则方面达成过多项协议；在诸如金融机构的风险系数等相关重要金融概念的处理，以及成员国间进行官方合作模式构建方面，制定了若干规则瑏瑢。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在以上宏观政策、金融监管、会计审计准则、破产及清算的法律体系领域的成果具有全球性实践启示意义，但所有这一切成果未能预见或阻止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美国及欧洲当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如前文所述，IMF的关联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在过去数十年中已制定各种旨在规范国际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行业标准、争端处理方式及机构强制执行力等规定。但纵观以上规范及准则的共性，我们不难发现，IMF在任何时候都倡导金融市场自由开放性及货币可自由兑换性原则，以所谓自由开放的金融货币体制为手段，达到资本输出国通过资金援助的方式推行各种限制东道国的政策瑏瑣。事实上，这些监管规范和金融工具却差异化地适用于各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资本输入国往往被迫接受包括主权经济行为受限、选择特定制裁后果等内容在内的附加性义务条款。而这些条款对资本输出国的相关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毫无约束力。但往往正是这些来自资本输出国的私人投资机构及市场投机主体造成了全球金融资本过快流动，使得本已脆弱的货币及金融体系监管规则不堪重负。笔者认为，与上述资本输出国各投机主体相比，违反附加性义务而接受制裁或各种限制条件的资本输入国处于完全不公平的地位。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上述附加性义务条款已逐渐被IMF纳入其贷款条件。再者，IMF及其关联机构所推行的相关监管规范对各发达国家推行的非一致性货币和汇率政策无任何约束，这显然是对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发展中国家施加不对称压力。同时，IMF所推行规则的完全开放性特点必然导致资本输出国不受约束的货币政策及有条件的限制性贷款机制不断影响并渗入资本输入国。虽然各资本输出国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排他性的货币金融政策，但作为发达国家，他们有能力依据其稳健强大的经济规模，消减各自金融政策不连贯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以上措施又恰恰搅乱了经济规模较小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在IMF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货币监管规范的执行力方面，对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双方的私人金融机构及私人投资机构的执行力问题，IMF到目前为止也未给出合理方案。（二）IMF“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贷款援助计划缺陷谈及IMF体制改革，首先应当考虑国际货币储备制度，IMF建立之初并无任何货币储备作为基础，机构所有项目最终都由占主导地位的数个成员国形成决议。也就是说，IMF只有作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独立“捍卫者”，才拥有权限提出以多数成员国利益为主的决议，否则IMF体制运转始终存在各种系统性安全隐患。尽管IMF于1968年对“协定”通过了第二次修正案，引入了特别提款权机制，且该机制运作模式在后期不断完善，但特别提款权只占国际货币储备的2％，并未改变美国主导IMF的格局。另外，自建立之初，IMF就无任何自身资产。时任美国副国务卿HarryDexterWhite提出设计IMF配额制度时就提出，该机制设计应当反映“美国理念”，即通过各成员国出资，由占配额多数的国家来控制IMF。笔者认为，新的全球货币金融环境使得IMF在无充足自身资源的窘境中无法摆脱少数主要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意图的控制，其结果必然是：针对不同国家，IMF所做出的相关决策具有高度的代表某种政治意图的非公平待遇特征。不断频发的金融危机使得IMF这个目前唯一类似超国家中央银行机构的改革更为紧迫。近年来，已有众多组织提议针对“协定”的诸多缺陷进行修订。由于IMF所担任的“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不仅仅有资源要求，还应具备对各成员国的强制控制力，而针对“各成员国同时赋予IMF此项特殊权限”能否达成共识还存在很多疑虑。各国对于IMF的功能、国际监管理念变化等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另外，IMF“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问题，例如，不论受灾国是否需要IMF援助资金的情况下，如何完善IMF的预警机制，如何将其推行至所有成员国。另外，技术层面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反周期政策的运作模型和运作程序、一国金融风险等级测评、依据GDP这一有效尺度来限制一国贷款规模、限制性贷款条件的运用以及涉及私人投资机构的责任等。我们不难发现，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即危机爆发多源于国内金融体系性风险。虽然亚洲多数国家不存在宏观经济政策失灵的现象，但在国内市场与国际金融体系互动过程中却出现了金融系统功能失调现象。尤其以银行存在大量坏账为导火索，进而直接导致外汇计价责任（denominatedliabilities）违约，货币危机随即发生，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净值不断恶化。债权人对国际收支危机事态发展的快速回应以及市场对金融调控机制的关注呼声最终导致该国危机全面爆发，从而导致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系统性风险，经过与受灾国的谈判，IMF设计的具有“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的援助计划得以实施。笔者从微观层面分析发现，贷款援助计划存在某些重大缺陷。第一，相关私人金融机构不存在强制性责任，各债权人受邀参与执行救助计划完全出于自愿，以至于其经济效用十分不稳定。特别是涉及大规模私人债务或重大外债责任时，援助计划的最根本构建模式将很难维持稳定。第二，前文已有所论述，IMF在单方强调受灾国的责任同时，忽略了引起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主体。考虑到目前既定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程度，援助计划忽视了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汇率政策以及财政发展状况及其未来变量。不可否定，正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金融货币政策影响着全球利率水平、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规模以及与国际收支调整模式紧密结合的跨国资本流动。笔者必须再次指明的是，与受灾国相比，发达经济体更有能力承担危机引起的经济结构调整成本。第三，自由模式救济方案和有选择性的官方评估机制。在东南亚危机中，备受质疑的马来西亚成功复苏主要采取了临时资本流动控制，该手段背离了IMF制定的“万能药方”式的援助计划。第四，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处理危机过程中，受灾国均寻求无限制的贷款援助，IMF也给予了相关要求的支持，但是规模巨大的救助资金的最终主要受益者是私人机构，此类无限制的贷款支持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危机成本的分配不公问题不容忽视。更确切地说，除非私人机构同意分担因援助计划所引起的成本，否则在无任何针对债权人补偿机制的前提下，无限的贷款支持无法协助债务人实现具有持续偿债能力的目标。长期以往，债务国只能选择拒绝面对以上事实，当然也不须为其违约过错支付任何成本。其后果可想而知，接受贷款援助国的纳税人将是最终还款人。第五，IMF在危机处理中，客观上无需贷款援助的国家却也接受援助的现象显失系统公平。因此，笔者建议，IMF应当制定相关标准以明确禁止或至少限制债务人对IMF贷款资源的获取途径，除非这种援助是借贷组合式的双方分担模式。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IMF所实施的贷款援助计划仍未认真关注系统性风险问题瑏瑤。基于以上分析，贷款援助方案需要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内利率微调、短期资本账户限制措施缺失、债务人借款发放停滞等。（三）外汇市场的调控制度缺失外汇制度和外汇储备体系曾经是IMF在1960年前后的主要议题，历次会议的争论焦点皆是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两难选择。以固定汇率为基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1971年12月，西方十国所达成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协定———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agreement），其主要意图在于修补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货币平价制度。其后在1972年，主要发达成员国纷纷采取浮动汇率手段，自行选择汇率制度。IMF于1978年在牙买加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认可了早已出现的黄金非货币化制度、汇率自由浮动制度。然而，该《修正案》第4款未明确阐释各国浮动汇率的预警监管机制，也未对成员国稳定国际外汇市场的相关义务、货币失调判断标准、非IMF贷款资源受益国的强制执行力等问题做出任何说明。这些问题只能留给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自行解决。另外，二十国集团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全球金融市场监管问题，曾建议在维持原金融体系前提下，实施新的货币平价体系和调整机制。但该建议最终未能付出实施，主要原因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潜在的相互非连贯性和非兼容性，势必导致主要货币失调。笔者认为，在目前国际环境下，多数发展中国家货币依然与主要发达国家三种货币挂钩，必将因相互货币挂钩不协调而威胁本国货币的稳定性瑏瑥；而IMF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对少数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忽略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监控，由此产生了主要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从而无法实现浮动汇率倡导者的预设目标，即平稳外汇市场环境、维持外汇储备稳定、保持各经济体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另外，各种衡量汇率波动的统计工具所确定的主要货币真实汇率的不稳定性在浮动汇率体系下被进一步拉高，其溢出效应势必扰乱发展中国家市场，同时对非主导货币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金融货币监管法律框架，在过去的28年中，主导货币国家仅仅有过两次协调合作的市场干预行为瑏瑦。回顾国际金融史，我们发现，一旦出现汇率大幅波动的危机时期，主导货币国家从未对市场协同干预和外汇平价制度的争端达成妥协。截至2007年有仅超过半数的新兴市场国家采取固定汇率与可调节的货币挂钩的折中政策，而该政策在1991年前有多达2／3的发展中国家采纳。此货币政策适用范围减小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主要挂钩货币自由流动的国际环境下，浮动汇率制更有利于各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供各成员国可选择策略如下：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严格的货币局制度或以上两种手段的折中制度。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而言，采取浮动汇率已暴露了许多市场风险；而阿根廷及其他经济体采取货币局制度后导致本币高估、国际收支失衡、挂钩货币产生的外部冲击等系列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笔者认为，IMF应当结合以上各种市场调控手段，构建一种灵活的货币浮动制度与市场有限干预手段相结合的国际金融监管协作机制。

国际金融范文篇7

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贷款的目的是帮助贷款国的发展。从国际发展援助经验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一种风险较低的财政赤字融资渠道，既有可能给贷款国带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也可能使该国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而事与愿违。大多数研究认为国际援助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援助贷款的饱和点（国际援助贷款占GDP比重为15%耀45%），在其范围之外，国际援助贷款的作用是递减的。近期一些提议中要求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全面援助的同时，将援助资金的结构从贷款向赠款倾斜。美国财政部（2000）指出将贷款转为赠款可能会压制捐赠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持，而且难以得到司法上的认可，反而限制了贫困国家对于融资资源的整体获得性。奥德多昆（2004）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贷款和赠款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克莱米、笈多等（2004）对1970—2000年接受外部援助的107个国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检验赠款和贷款对国内财政收入的不同效应。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经验方面，陈兰、朱留财（2008）介绍了全球环境基金在节能减排领域同我国的合作前景。云南省财政厅涉外（2009）针对云南省1984—2008年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若干项目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王雨晴（2011）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北京环境二期项目分析了世行的项目设计和管理特色。高梅（2009）结合上海的案例分析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特别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陶风华等（2009）分析了甘肃省利用国外贷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张悦玲、白永慧（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北省借用政府外债的问题。张景辉（2011）通过对黑河市的研究提出把国际金融贷款与国内金融贷款结合使用，既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还可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谢煊（2012）针对新疆利用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二五”期间稳步扩大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等思路。贷款绩效评价方面，雷刚（2010）对世行贷款山东城建环保二期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建议在项目建设中逐步推行全过程绩效评价。李娟（2010）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监察机制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彭润中、赵敏（2011）通过对我国约50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数据从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项目综合绩效等五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归类整理，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的相关经验和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思考。朱洪祥、彭山桂（2012）针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评价体系指导项目准备期绩效评价的不足，对评价框架和评价方法进行调整优化，提出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唐斯斯（2012）对财政部和我国利用国际金融贷款农业项目的绩效评价实践进行了梳理。孙翔（2012）阐述了改进后的绩效评价框架，指出新框架的优势及其在实务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间接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不仅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还可以将“引资—引智—引技”三大功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状况，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从而为河北省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二、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及其变化

（一）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金额逐年增加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始于1981年。30多年来，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3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48个，签约贷款额21.14亿美元，累计使用20.3亿美元。从表1中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结构看，2004—2014年3月10多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增长率达到39%。

（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趋于集中化，农业行业位居首位

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基本属于公共财政范围和公益性项目。但是从2004—2014年10多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来看，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城建与环境。其中，农业项目的增长率达到45.45%，城建与环境项目的增长率达到28.57%（见表2）。从行业分布来看，农业、城建与环境项目排在优先位置。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有白洋淀生态建设与环境综合治理、小城镇开发示范、林业综合发展、张河湾抽水蓄能、河北节能减排促进、节水灌溉二期等六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城建环保、节能减排、能源等领域，项目实施促进了河北省农业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配套，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社会经济效益并重

河北省积极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作用，促进了有关行业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实施世行贷款“小规模肉牛发展项目”，五个项目区农户养殖业纯收入平均由项目前1600元提高到2100元，提高了31%。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项目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3%，对河北省平原的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促进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京深高速公路（石—安段）利用世行贷款5.5亿美元，大大提高了河北省的交通运输能力。三是促进节能减排，对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大气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是提高了教育卫生服务质量，促进了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河北省教育厅利用世行贷款“贫三”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贫困地区办学经费不足问题，项目县校舍危房比例大幅度下降，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四）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提升了管理水平，引智引技作用明显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发挥了“引资—引智—引技”作用，提升了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省际竞争力。一是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经验，推动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改革。我国现在通用的工程监理机制，投资、运营和管理模式，采购公开招标制度等多是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实施与合作中学习借鉴得到的。此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发展机制，林权、水权制度改革实践等，对河北省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世行贷款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引进的供水、污水收费制度，为河北省给、排水价格体制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提高了项目人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善了人力资源结构。国际金融组织为了保证投资效益，每个项目都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机会，使河北省相关行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有了明显改善，通过项目培训与实施，人们更新了观念，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掌握了本领。

（五）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注重信誉以评促效

在财政部的统一部署下，从2008年开始河北省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管理中逐步引进了“以绩效为基础，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聘请专业人员为小组成员。问时，对被评价单位相关人员和评价小组所有成员进行专业培训，详细讲解绩效评价的方法、步骤和工作程序等。评价中，评价小组根据被评价单位上报的有关资料，采取案卷研究、因素分析和综合指数等相结合的办法，对项目立项、申报、实施，项目完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根据各评价因素所占的分值和权重进行评分，评出“优“”良”“中“”差”等级，并写出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通过绩效评价，学习和掌握了绩效评价理念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政策明、业务精的评价队伍，建立了准确、全面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库，确保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的权威性，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

三、当前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总量和投向的约束性增大，获得贷款难度增加

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于2015年或2016年前后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加上之后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在2020—2021年前后从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到达“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贷款总量呈逐步下降趋势和贷款投向更为严格的限制。世行新的国别伙伴合作战略与中国确定了未来几年双方的三个合作重点：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加强中国同世界互动，世行集团中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将保持年均15亿美元的对华贷款规模，国际金融公司预计每年在华投资5亿美元耀10亿美元。世行贷款将致力于知识及知识合作、能源和环境、贫困和质量问题，主要投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亚行对中国2013—2015年的国别贷款分配额度分别是14.45亿美元、14.35亿美元与13.30亿美元的贷款。亚行《2011—2015年中国国别伙伴合作战略》继续加大在包容性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等三大支柱下的合作，强调合作将更加突出创新、附加值及示范效应，合作重点将突出自然资源与农业发展、节能环保、交通、城市发展、私营部门业务等五大领域。在贷款总量下降和贷款投向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相对于获得更多支持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的河北省争取硬贷款的难度有所增大。

（二）对于“举债”有认识偏差，错失项目立项机会

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它不仅风险小、收益大，而且可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建立互信互利、良好的伙伴关系，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应用于企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转型，增进社会福祉。有的相关部门思想解放不够到位，意识不强，对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在“引资—引智—引技”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于合理适度利用外债认识不够深刻，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简单地理解为负担和债务，担心项目失败给当地财政带来还贷风险和负担，争取项目和资金的动力不足。有的相关部门认为贷款资金量不大，审批程序漫长又复杂，管理制度严格，资金使用起来受限制较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机会，导致当地利用外资工作进展不大。二是外债风险意识欠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作为国家主权外债，按照贷款协议是必须要偿还的。有的部门缺少外债统筹规划，还没有建立外债风险预警机制，偿债准备金没有完全列入预算。因此，主动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不足现象，责任跟踪不能放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涉及申请、实施到还款、持续发展等环节。一是有的部门重项目引进、轻监督管理，没有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项目实施管理上来，在项目设施与达到预期发展目标方面监管不够，缺乏责任追踪相关管理意识和手段及其相应制度配合实施。二是个别基层单位存在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有些项目配套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质量，相应主管部门没有完全尽到监管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高质量工作开展。

四、新形势下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空间的拓展

（一）将知识合作打造成新的增长点，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当前，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主要是贷款项目、技术援助项目和知识合作三种形式，贷款项目这一传统形式已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从客观上讲，传统的贷款合作受到国际金融组织毕业政策的限制无法无限期地做下去，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合作内容和形式，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打造新的增长点。在世行、亚行和国际农发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知识合作将成为工作核心。知识合作不仅通过所提供的分析咨询工作和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项目这一载体来进行，通过具体投资项目的示范和试点，帮助地方政府为其各自的发展方向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新成立的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及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平台是地方政府深化知识合作的两个具体抓手。2008年开始，河北省先后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实施了结果导向绩效评价，其中河北省石安高速公路项目、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和河北省小城镇发展示范项目等被财政部和评价专家组评为典型案例并收录典型案例汇编。

（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企业走出去

随着主权外债业务的逐步退出，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和亚行私营业务部门非主权业务（非主权业务指的是由国际金融组织资助、与地方国有企业、其他公私主体或私营部门主体作为还款方或被投资方而开展的业务）将逐步成为财政工作新的着力点。在与中国合作战略期间，国际金融公司将适度扩大与中方合作规模，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从私营部门角度帮助实现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的南南合作方面的目标。亚行《2020战略》将促进私营部门业务发展列为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行开发的非主权业务涉及能源、交通、城市、农业和电讯等领域，还包括为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提供创新和深化金融服务以及在当地拓展一般业务，并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其业务目标。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业务政策指导，做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发展民营经济的总体思路，结合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工作的特点，探索和完善财政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顺现有的管理机制和程序，积极探寻加强民营经济管理的工作要点；需要进一步挖掘与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行私营部门业务局的合作潜力，积极引导非主权业务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小微企业融资、节能减排（如能效提高、绿色建筑节能、区域集中供热等）、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发电等）、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如城市垃圾发电、污水和污泥处理等）等领域，引入新的机制和先进技术；需要积极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促进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民营经济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三方合作”，共同投资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产业和工业园区建设，通过承办国际会议、接待高访团组等机会，组织开展研讨推介活动，为引进外资和智力资源、推动企业“走出去”等牵线搭桥。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开辟新的资金合作渠道，优化环境惠及民生

目前，在我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的合作中，世行是全球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其在动员和配置全球多边发展援助资源、制定国际发展援助规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亚行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专业扶贫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资金，促进全球粮食生产和减贫事业发展。全球环境基金通过提供赠款，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活动。随着“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河北省需要在继续稳固发展与世行、亚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拓展与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等其他多边金融组织的合作。紧密结合河北省“十二五”规划，根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突出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区域发展和民生等领域发展，做好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新项目申报和规划内项目的前期准备、对外谈判和签约实施工作。

（四）提升与国际金融组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突出战略性及有效性

国际金融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性、地区性金融组织。对我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国际金融组织主要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地方政府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金要结合当地发展规划、改革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摸清需求、有效对接，不断提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搞好地方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为地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指导。在技援项目选择方面，要看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源资源节约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否有助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否有助于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是否有助于深化宏观经济管理改革与促进结构调整。在技援资金的投向方面，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结合地方政府的特点和需要，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向地方倾斜的力度。在技援项目的管理方面，要主动向有关部门介绍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主动查清技援合作的潜在需求，提高技援项目的战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技援项目的结果导向管理，促进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及时总结宣传项目成效。

五、河北省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合作，提升服务水平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有严格的政策要求和投向限制，目前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农业、扶贫开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包括农村沼气）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新政策，结合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本行业的实际需求，根据贷款支持方向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谋划和设计项目，以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在资金投向上，要发挥贷款资金的补位效应，在符合贷款资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一般财政性专项资金在用途上相统一，重点用于政府应办而限于财力不足未办的公共性项目；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和一般财政预算项目管理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尤其是学习与借鉴国际金融组织在环境治理与保护、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总结和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的示范效应；在合作渠道上，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领域的合作，包括技术援助资金在内的多种渠道的赠款、贷款资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针对河北省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与外方合作开展防治大气污染研究，引进先进知识和经验、介绍河北省实际做法、实现共同发展。

（二）加强管理，提高项目质量

贷款项目管理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主要载体，是贷款管理的核心，项目执行质量直接影响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水平。在与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必须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项目全过程管理，建立“重基础、促创新、控过程”的全过程管理模式。通过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打造精品项目，总结典型案例，提炼发展经验，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平台加以宣传和推广，赢得国际社会对河北省改革发展事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一是加强沟通，提高项目的执行质量。在项目准备和实施各阶段，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各个部门和项目单位要充分沟通，深入学习并吃透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制度，提高项目执行质量和效率。二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高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申报效率。各相关部门和项目单位必须加强与发改部门的协调合作，通过联合申报等方式减少国内审批环节，提高国内项目审批效率；加强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宣传和推广，实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年度重点支持方向和领域等信息，提高项目单位申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单位，鼓励其积极申报，从多方面获得资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加强贷款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在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各个阶段建立全过程参与机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贷款“三查”制度，实行全过程监督机制，规范贷款“借、用、还”每一环节，提高项目实施质量，实现从重贷款借用向重贷款管理、从重项目数量向重项目质量、从重前期审批向重中后期监督管理的转变，使贷款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同时，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并掌握项目单位各阶段资金的使用，积极与国际金融组织保持联系和沟通，做好服务、协调和督导工作，保证贷款资金的使用效能。四是加强债务管理、控制好财政风险。有关部门要深刻理解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条件以及主权外债的严肃性，明确债务责任主体，完善各种法律手续，落实好还款责任；加大债务清偿回收力度，采取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和有效措施，使项目单位切实履行还款责任，对不能按时还款的市、县，要采取财政扣款的方式强行扣回并加收滞纳金。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以便在项目单位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垫付；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的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统计监测信息系统，及时掌握基础数据，搞好政府债务风险监控，督促项目单位合理安排资金使用，按时还款，提升河北省的形象。

（三）立足实际，创新合作模式

一是创新业务管理模式。对贷款业务可以通过贷款批准方式、中间金融转贷、提前收回贷款资金滚动使用等方式，从而达到项目准备时间较短、利用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例如河北省利用亚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能效电厂）项目贷款，由于节能减排项目具有建设周期短、时效性强等特点，为避免出现子项目发生变化，河北省综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贷款转贷流程、贷款资金安全等因素，采取了“财政转贷和中间金融机构服务”项目模式。同时，引入合同能源服务模式，为利用亚行贷款用于合同能源管理服务项目模式进行了有益尝试。二是创新资金合作模式。探索贷赠款资金与国内预算资金、专项资金结合使用的新模式，促进内外资金的整合与优势互补。进一步放大国际金融组织资金的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可以通过发挥财政部门的平台作用，结合国际金融组织非主权业务的开展，协调国际金融组织与地方政府、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合作成立专项基金，用于定向支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领域的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及民生改善等项目建设。同时，结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申报，协调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以相对优惠条件提供配套资金融资，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发挥资金倍增效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准公共资金的特点，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资金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的结合使用。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由于自有资金有限，近年来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积极鼓励通过PPP模式撬动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领域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利用有限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扩大公共投资的杠杆效应。河北省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目前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城镇化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PPP可以有效弥补地方政府公共资金的不足，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管理和运营经验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河北省可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和智力资源，为在省内推广和完善PPP模式创造条件。积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长期优惠资金，合作开发PPP试点项目，发挥创新示范作用，并借以引入国外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提高河北省公共部门PPP项目管理水平；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术援助资金开展培训，增强PPP项目的设计、实施、管理能力。

（四）与时俱进，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

我国与世行的合作30多年来，不仅引进了大量的世行资金，也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从世行获得优惠传统投资贷款额度越来越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世行的合作，世行将在我国推行发展政策贷款和结果规划贷款两种新的贷款品种。世行发展政策贷款产品是指通过向借款国提供非指定用途的一般性预算支持，促进借款国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实现减贫与发展目标。该贷款支持的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公共财政管理、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公共服务等。世行对发展政策贷款的总规模和单个贷款项目贷款的规模没有限制。一国使用该贷款的规模将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来确定，并遵守世行国别贷款上限的规定。世行结果规划贷款产品是介于投资贷款和发展政策贷款之间的一种贷款产品，主要用于支持借款国某一部门的规划项目，可以是新项目，也可以是在建项目。该贷款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结果导向，每个项目均设有清晰完整的结果指标体系。世行贷款资金支付依据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不是按传统世行项目的提款报账制；世行可提供总额不超过贷款资金30%的预付金。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河北省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搞好与世行的对接，谋划一批既切合当地实际又符合世行要求的项目，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早日在河北落地开花。

（五）提升素质，打造涉外队伍

国际金融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治理机制；变革；选择

G20国家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管理机制中，有着显著的应用效果，在目前，以及后续的国际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调控中，优势明显。中国在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时候，致力于建立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环境，使得各个国家都可以在经济往来中获益，使得该种发展理念逐步形成国家间金融治理、外交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最终推动国际社会新的金融治理机制的构建，刺激全球经济、国际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

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发生变革的研究分析

（一）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现状分析。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的国内经济体均出现了严重的负利率，导致以大国为主导的治理机制中的大国，开始逐渐的无视金融体系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平衡作用，仅仅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本国经济的恢复上面，一时间使得国际经济出现了巨大的振荡。与此同时，中国积极的发挥出了大国的国家责任感，积极的投身到国际金融的治理工作中去，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的稳定发展。虽然该组织的资金份额在危机发生后，在逐步的增加，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中，以美国、英国为主的国家，依然处于金融治理工作的中心位置，使得全球经济仍然处于不稳定的发展势态中。首先，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的金融治理中，多是利用霸权来开展活动的，并在发展中，建立了以美国、英国为核心的中心与的治理机制。美国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信用货币来实现管理的，其中的中心，代表着美国，以及其他的七个国家，而则指的是美国曾经殖民过的国家，以此来通过多个国家间的联系，逐步加深对于国际经济的管理。该机制在具体的应用中，主要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以及对利率、贷款活动，进行调节的，但是根据应用效果来看，治理的效果不理想，导致了一些国家出现了收支失衡的问题。且美国在其中是通过大量的军费支出，来对金融治理工作进行支持的，加深了霸权。英国在发展中，使用的是殖民贸易收支的体系，并以金本位为主导，当一个国家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时，金本位核心国之间可以通过英镑、黄金，来进行经济的流通，减少危机造成的巨大问题。但是在实际的治理机制使用中，如果隶属于该机制的国家出现了经济收支问题，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多不会对其进行国际货币的资助。其次，则为二十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其是由二十个国家，在1999年成立的金融管理平台，通过召开多次的部长级会议，逐渐的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用较小。此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管理制度，则是由七国来开展的。但是金融危机后，七国治理的机制暴露出了固有的弊端，此时二十国也开始在发展中，将部长级会议，逐渐的调整为首脑峰会，使得该管理平台的世界影响力在逐渐获得提高。危机后，二十国在多次开展的峰会中，对于国际经济问题，提出了较多的科学、合理的建议，并且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得国际社会的权利结构与经济结构，均出现了较大的变革，逐步将全球处于不同世界的国家有效的联系在一起，共同为金融治理的有效性，提出意见和建议，打破了以往常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开展的各项经济活动管理，进一步改善了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二）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以往以英美等国家为中心位置，其他的附属国家，或者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作为国家，进行国际金融治理的传统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中，通过国家间的合作，获得了较多的经济收益，也进步一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使得全球其他的国家要长期处于发达国家的霸权管理之下。在危机发生之后，这种管理机制，使得发达国家无暇管理国家的经济变化情况，多在治理本国的危机问题，导致国家在危机中遭受的损失极为严重，因此需要对传统的治理机制，结合实际的发展情况，做以相应的改进。其改进的具体原因有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霸权下的权利结构作用力逐渐消减。在以往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多是通过英美中心国家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来开展的，但是随着国家间其他经济体、国际组织的逐步建立，使得霸权国家的权利开始被消解，例如金砖国家、欧盟等。其中，欧盟的建立，使得法国、德国等老牌的发达国家，开始脱离了美国的霸权管理，使得国际货币阵容中，除了美元、英镑，逐步开始囊括了其他的类型-欧元。这些国家在新的金融治理机制下，经济发展的速率明显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渐变乱。国家间加深了商品贸易的交流之后，使得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外汇交易，在这种交易下，使得多种货币、资产形式，出现在经济往来中，使得外汇交易的交易额逐步扩大，远远的高于正常金融市场下的贸易发展需要，以及经济的正常发展要求，这就使得金融市场的固有秩序被打破，使得以往外汇交易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也有着较多的外汇交易。外汇交易的风险性极高，使得很多的国家在交易中，出现了货币贬值，更为严重的直接引发了金融危机，造成国家经济的衰退，失业率的急剧上升。最后，国际经济管理的组织无法充分的发挥出调节的作用。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其参与的成员国数量较多，他们在发展中，以该组织为指导，推动着本国与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大部分国家，通过该组织进行本国经济调节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较多的阻碍，很多有着大量利益获得的组织或者个人，会对具体的经济干预活动，进行阻挠，因此这些组织能够发挥出的效用较低。2008年的金融危机问题，波及的范围较广，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大，被许多的经济学者评价为：自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后，现阶段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危机产生时，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未充分的发挥出治理和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得这一沿用了多年的治理机制，受到了较多人的质疑，面临着发展的困境问题。传统的金融治理机制，其是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七国集团提出的，由七个国家作为治理的主导平台，来对国家经济运行发展情况，进行管理。随着全球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目前在国际间对国际金融进行治理的国家为二十个，被称之为G20，其在金融危机之后，通过2009年首脑峰会的举行，确立了最新的国际金融治理的体系。根据其在国际社会的实际应用效果来看，已经在国家经济发展、金融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治理的途径分析

（一）提出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理念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一直处于稳固增长的情况下，但是随着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紧张局势，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严重，使得中国开始在经济的增长中，开始将金融治理的视角转移到其他的国家，以此提出了促进了全球各个国家、经济体的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平衡发展的新理念。目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在逐步的增加，且与较多的国家，有着较多内容的往来，因此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了经济问题，中国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此中国在现阶段世界发展演变的大环境下，提出了互利共赢的理念，并在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中，开始将这理念，发展成为了经济治理的机制。在治理机制下，不仅使得大部分国家可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也使得亚非拉诸多的发展中国家收益，通过建设资金的援助、技术投资、债务减免等方式，切实的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进步，使得这些国家在受到发达国家金融治理机制所致的经济危机波及时，可以及时获得经济救援，实现本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平衡，减少由于经济问题，引起的国家战乱，以及社会动荡问题，维护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二）互利共赢发展的新方向在该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开始参与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提出了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的期望。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中国将会一直致力于互利共赢经济、外交管理机制的构建，并逐步提升我国发展的软硬实力，构建新型的世界大国关系，更好的迎接挑战与机遇。同时在发展中，中国要一直坚持以G20为主导的治理平台，积极的参与到G20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中去，促进该机制在适应发展的基本现状下，实时的进行改革，应用发展的眼光和视角，使得该治理机制可以有效的调节、改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且还需要在发展中，联合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实现全世界各项事务处理与发展的互利共赢。

三、结束语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需要不断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进行相应的改进，在发展中，该种治理机制也需要不断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发生联系，最终在发展中，使得该机制的作用得以最大化的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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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国际金融范文篇10

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形成之后，已经运转了好多年了，已经越过60花甲了，已经快70年，好长时间了，时移世易，变法亦异。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绝对不能采用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循规蹈矩、因循守旧、陈规陋俗的习惯与规定，来对待发展变化了世界，自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建立并实施以来，已经发生了诸多金融与经济危机，特别是当前这场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大危机，又一次暴露出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的一系列严重缺陷及其诸多弊端。特别是20世纪最后10年，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最为深重灾难的影响，导致新兴市场化国家的经济接二连三地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国际金融体系在金融与经济全球的进程中，已经变得空前和十分的脆弱。并且美国用美元双重货币的霸主地位身份，坐收渔利，坐享其成。美国人在世界各个角落到处敛财的秘诀妙方，就是在老、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下，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操控一切，大搞阴谋，发动金融超限战争，一次次地导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金融与经济深受其害。害人害己，在这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美国也付出了代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及其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和推行全球化战略，采用金融与经济全球化等战略措施，把新兴化市场国家，把发展中国家，把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一齐带进美国早已设计好的陷阱之中，使有些国家越陷越深，而不可自拔。本课题力主强力推进世界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的全方位改革，彻底改革。从时间而言，不是短期与长期之争的问题，而是十分紧迫的事件。面对客观现实与未来发展，必须彻底改革世界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责任重于泰山，刻不容缓。世界各国、相关国际组织与机构，都应强烈呼吁，都应强烈要求，并且由联合国组织，或另行组织成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世界各国参与，有针对性地、有步骤地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建立起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体系和国际金融新秩序。当一种事物，包括体制与制度等形成并取得公认的合法地位之后，即使是其自身弊端有多么大，要让其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都是很困难的。只有彻底地变革，彻底地革命，才能够得到解决。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修修补补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修修补补只能使老问题解决不了，新的问题又会积累得更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国际社会组织、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于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改革的目标、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问题，自始至终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主张“长期论”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长期的，甚至是遥远的，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长期论”者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的目的，实际上是意在永远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而“短期论”者则主张: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就是采取推倒重来的办法，构建好国际金融新秩序。有的人认为:“短期论”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但是，本课题组成员并不这样认为，见于美元霸权给世界金融与经济带来的一次次的灾难，彻底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只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做后盾，尽管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问题很多，但其他国家也无能为力变革。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问题，而应积极主动对其进行彻底改革。这其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符合世界金融与经济发展朝流的。

2建立健全科学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刻不容缓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国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总书记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与基本原则，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并且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总书记发表了《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政策主张和原则立场，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大危机，淋漓尽致地暴露出了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和全方位的缺陷与弊端。因而有的专家学者指出:由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缺乏科学性，因而导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无序而无度地扩张;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的弱化与无序;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颇与畸形等。加之，在每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国际金融体系救助与救治危机的机制显得狭隘，甚至失灵。从国际金融体系本身而言，都将增多和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事实上国际金融体系应有的功能与作用，都在弱化与锐减的下行通道中，这样，反而对每次金融与经济危机频繁暴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见于这种状况，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由于总书记在G20国伦敦峰上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和路径选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就进一步证明具有代表性、适用性、科学性、前瞩性。因而本课题力主世界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的改革与提出的方略是一致的。一是彻底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与制度体系。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国际监管体系的新思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这就给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改革项目。因为从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暴漏出了IMF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方面的监督管理作用都很有限。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二是彻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主要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确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3个方面的内容。国际货币体系就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及其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与惯例。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推行老、新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的必然性，也有其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与弊端决定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在美元霸权地位的主导下，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弊端，钻空子，投机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总书记深刻指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吴晓求还主张:在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进程中，制定一个全球统一的有利于透明度原则的会计准则，是非常重要的。三是彻底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在G20国伦敦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治;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总书记提出的这6个方面的内容，都是以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其中的4项内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应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点，放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体制与制度上。并且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首先需要从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载体，其只能是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的。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3大职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协助成员国干预市场汇率波动;监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给发生严重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其执行调整计划;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消除阻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两项职能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只剩下最后一种职能。无数事实反复证明: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金融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全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与要求，见于这种情况，本课题力主彻底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从而真正构建好公平、公正、健康、合理、高效、科学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制度体系及其新秩序。四是加快建立多元化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步伐。有关资料表明，目前美元占世界货币的68%左右，主要在西半球美洲地区、阿拉伯海湾地区、东亚地区、以及前三类地区有贸易往来与联系的国家等4个重要地区作为基准货币、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这种由美元一统天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弊端不言而喻。国际社会应积极地、理直气壮地呼吁并建议，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其他相关世界组织，或另行组织成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与世界各国政府协商，共同成立新的国际金融货币基金组织，即由美元、人民币、欧元、日元“四边”多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这是吴晓求等专家学者提出的设想与主张。他们还提出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本课题同意“四边”体系。

“四边”体系更有实力，更加稳固，更有制衡作用。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世界金融与经济更好发展的需要与要求，是更好地防范、应对、救治金融与经济危机频发的需要与要求。吴晓求等人认为:“单极货币体系是没有制衡力的。这种缺乏制衡的单极货币体系，必然使风险内生于其中，从而势必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1)吴晓求进一步指出:“建立具有制衡机制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是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内在要求。在重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与自身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作用。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和实际财富水平是不相称的。按现行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GDP)已跃升至全球第三位，进出口贸易规模全球第三，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中国理应积极参与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工作。”2)“人民币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元，势必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竞争态势、贸易规模和结构、国际收支状况、金融市场规模和结构、资本流动等产生全面影响。作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组织部分，首先必须是国际贸易结算通用或选择性货币，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交易的货币，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例如到2010年底，成为完全可兑换、交易的货币。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性货币的基本前提。从不完全兑换到完全可兑换，是一国汇率机制改革所能做到的。而从可兑换货币到国际储备性货币，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体现货币发行国经济规模、经济竞争力、良好预期及其经济社会文明、法治的水平。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对货币发行国宏观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会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货币发行国的资本流动和贸易结构会有明显变化，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大的规模且结构必须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