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对比范文10篇

国际对比范文篇1

一、中国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状况的国际比较

(一)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现状

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方面,早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中,我国就已承诺进一步开放航运、专业服务、银行业、广告、旅游、近海石油勘探等6个服务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我国开设合资旅馆,并允许在我国12个度假区或旅游区开设合营的旅行社。外国公司可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大连、天津等地开设服务行业的合资公司,并在广东、福建和海南省的5个经济特区开设合资零售商店。后来,我国又将开价单扩大到其他8个部门:保险、内河、公路运输、建筑工程、计算机服务、陆上石油服务和租赁市场。实际上,我国也履行了上述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目前,在商业零售方面,允许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航运业方面,已经有条件地开放海运和货运市场;建筑业方面,允许外国监理提供服务,允许监理中外合资、合作的工程承包企业;允许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服务。此外,对律师服务、租赁服务、旅游等领域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开放。

1999年和2000年中美、中欧分别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定,中国除了承诺开放银行业和证券业外,还将开放专业服务市场,包括法律、会计、医疗等服务。总的看来,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几乎涉及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采取逐步的和渐进的方式,大多经过合营、控股和独资三个不同阶段,开放的地域也从部分限制逐步扩大。

然而,由于服务业本身具有的一些天然垄断(如水、电、气、铁路等)和人为垄断性质(如因国家经济大局导致国家对银行、保险、邮电等行业的政策性独立),中国服务业与国外服务业相比,其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众所周知,在中国,绝大部分服务业是由政府严格管制的,主要的企业都拥有一定的影响市场的能力,如金融、保险、电信、民航和铁路等,在其他一些领域,像住房、医疗、城市交通、教育等,普遍比较重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注:参阅陈富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管制》,85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通常,这些政策往往会导致市场准入壁垒和价格管制,从而不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品的创新,导致许多种类的服务无法提供或者价格极其昂贵,而且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高成本的服务,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一种负担,不仅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且会削弱中国经济竞争力。

从投资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情形并不令人感到满意。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服务业总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2.7%,大大低于工业11.8%的比重,在服务业42个大行业中,除零售、商业、房地产、旅馆、旅行社、娱乐、计算机服务等7个行业外,其他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都低于5%,其中20个行业的比重在1%以下。从国内市场的开放状况来看,服务业以国有经济投资为主,经营上实行垄断,管理上采取政府定价。1998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占5.7%,比制造业高25个百分点。44个大行业中,有22个行业国有投资占总投资的90%以上,除餐饮、房地产、旅馆、租赁、娱乐业外,其他行业国有投资比重都在50%以上。

(二)中国服务业国际化状况的比较

从出口的产业结构来看,各国均以工业为主体,服务业居中,农业比重最低,服务业比重以10%~30%之间居多,在有数据的4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7个国家和地区位于该区间(注:这45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美国、瑞士、卢森堡、丹麦、芬兰、日本、荷兰、德国、挪威、冰岛、加拿大、瑞典、中国香港、奥地利、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比利时、以色列、中国台湾、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智利、马来西亚、韩国、葡萄牙、希腊、阿根廷、捷克、巴西、中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南非、波兰、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俄罗斯、印度。),低于10%的仅3个,高于30%的只有5个。1995年,中国出口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为11%,在45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较低水平,表明中国服务业对国际收支作用较小,并且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8.0%,可见,中国服务业没有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从进口的产业结构来看,与出口的情形极为相似。在有数据的45个国家和地区中(注:这45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美国、瑞士、卢森堡、丹麦、芬兰、日本、荷兰、德国、挪威、冰岛、加拿大、瑞典、中国香港、奥地利、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比利时、以色列、中国台湾、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智利、马来西亚、韩国、葡萄牙、希腊、阿根廷、捷克、巴西、中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南非、波兰、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俄罗斯、印度。),仍以工业为进口主体,服务业居中。其中41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进口比重处在10%~30%之间,低于10%和高于30%的分别只有1个国家。中国1995年进口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为16%,高于出口的比重,这与国外服务业提供者积极开拓中国国内市场有关。中国服务业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必须利用先进技术促进本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摆脱国内市场被占领的被动局面。

(三)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的国际比较

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对服务业的开放作出了承诺,加入WTO后,中国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那么,我们目前服务业市场开放情况与国际相比处于何等开放程度呢?根据国际贸易学者豪克曼(Hockman)提出的方法,对各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进行计算,各国得分数如表1。

从表1资料可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还显得偏低,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太落后。在表中所列举的12个大国中居第6位,处于中等程度。因此,在服务业贸易的开放上,尤其是金融、保险和电信的开放上,应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行动。只要我们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步开放,就比较稳妥。在上表中,日本得分虽然最高,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是最高的,日本名义上开放,实际上封闭。应该指出,上述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各个不同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作用与地位,以及在整个服务贸易中的不同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求各个部门在总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并依此进行加权,以求得更合理的相对可比开放程度。此外,应用Hockman的方法还可以计算整个国家服务贸易开放的部门覆盖率,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求出某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中国的市场准入部门覆盖率为13.9%,在14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居第9位,中国的国民待遇部门覆盖率为14%,在14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居第9位,此外,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相对商品贸易开放度的差距正在缩小,1985-1998年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仅为商品贸易开放度的8%,但到1998年该比例已升至16%。由此可知,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并不十分落后,且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因此,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力度适当加大一点,应是我国服务贸易努力的方向(注:参阅黄胜强的博士学位论文:《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研究》。)。

二、中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一)服务贸易总量的国际比较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1998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1.36万亿美元,进口1.35万亿美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50.2%和48.9%。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1.2%和79.4%,快于发达国家的44%和50.2%。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进口基数较大,而出口基数小,尽管出口快于进口增长,但服务贸易仍然维持逆差,不过逆差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不断上升。1982年总额仅为46.11亿美元,到1999年增加到550.69亿美元,增幅达到10.9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从1982年的25.87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37.8亿美元,增长9.2倍。同期,服务贸易进口从20.24亿美元增加到312.89亿美元,增长15.5倍。近20年来,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平均增长到17%,远远高于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升,分别从1990年0.48%和0.68%增至1998年的2.15%和1.57%。但是,应该看到,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依然偏低。如表2所示,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份额仅仅相当于排名第一位的美国的10%和16%,如果考虑到经济规模的话,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上的份额比香港、新加坡还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是相当落后的,即使对城市化水平的不同做了调整之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份额也是相当低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一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1997年中国出口份额排名第16位,进口份额排名第14位,出口份额小于进口份额,服务贸易出现逆差,且1992年后(除1994年)逆差不断扩大,这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逆差逐渐改善的情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二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小于进口增速,这与前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的趋势恰恰相反。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在服务出口结构变动中,除印度外,运输业的比重是下降的,旅游业的比重变化在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表2中的13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旅游业比重是下降的,有5个国家旅游业比重是上升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比重上升的7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这可能与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有关。通信、计算机、信息和其他服务业以及保险和金融服务业的比重则趋于上升。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出口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保险金融、通信、计算机、信息和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比重相对较高。在13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该比重是下降的。而以中国最为引人注目,其金融和保险服务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8.0%下降到1997年的0.8%,这与中国金融保险服务垄断经营造成效率低下直接相关。金融保险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1980年出口比重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到了1997年,该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仅仅为发达国的1/7水平),而且还低于低收入国家,仅为低收入国家的1/4,可见,中国金融保险服务在90年代竞争力有下降的迹象。今后应该大力推动这类行业的高效发展,并发挥其对各种社会服务上的带动效应。

(三)服务贸易差额与服务贸易竞争系数的比较

1982-1999年这18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累计1906.3亿美元,而进口额则累计2042.7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累计136.4亿美元。1992年前,中国服务贸易均为顺差,逆差发生在1992年以后,1992-1999年间,除1994年外,中国服务贸易均为逆差,逆差累计达254.6亿美元,相当于18年服务贸易逆差累计的1.9倍,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

中国服务贸易不但总体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而且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表明其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见表2)。为此,我们列出了部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在1980年和199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及差额,并计算了各国服务贸易竞争系数。其中,服务贸易竞争系数为正的6个国家和地区是:美国、英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和香港。服务贸易竞争系数为负的国家或地区有:德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中国。我们发现,在贸易竞争系数为负的国家中,系数值下降的只有中国一个国家(俄罗斯联邦在1980年没有相应的数据,故不纳入比较范围),其他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表明这些国家虽然存在逆差,但其逆差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与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自1992年出现逆差,1996年后持续扩大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服务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竞争系数的结构分析

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弱的判断只适合于总体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全面的结构特征,笼统的评价可能会掩盖一些重要的现象,具体到我国的主要的服务贸易项目,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不尽相同。

如果某个服务贸易项目的收支差额为顺差就表明其相对具有国际竞争力,而逆差则表示其相对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话,从历史上总体数据观察,我国仅在旅游、通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项目下存在服务贸易顺差,而其他项目均为逆差(见表3),这表明我国在绝大多数服务贸易项目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是新兴服务贸易项目,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法律咨询、广告、宣传等服务项目与发达国标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讯服务的比较优势是不正常的,它的获得主要是靠国家垄断。

从表3还可以看出:(1)1991-1997年运输服务差额一直呈上升趋势,1999年高达-72.4亿美元,是造成中国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因此,顺应国际货运的需求,改善货运方式,提高货运质量是解决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途径。(2)旅游业已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生力军。到1999年旅游收入进一步提高到141亿美元,中国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可以为改善服务贸易收支状况作出重大贡献。(3)中国建筑服务从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并有扩大的倾向,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拥有众多过剩的劳动力的国家而言,劳务净输入不是好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素质太低,不能满足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

从服务贸易竞争系数的行业分布来看,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0年代运输服务贸易指数绝对值大于1982-1999年总体运输服务贸易竞争指数,说明近年来运输服务贸易比重逐年下降,而旅游业则相反,其贸易竞争指数一直为正的旅游业正在逐步取代运输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的支柱项目。1998年国际旅游收入和支出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59%和35%。行业竞争指数显示中国除了旅游、商业服务(通讯除外,原因见前面的分析)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外,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新兴服务贸易项目(见表4、表5)。

如前所述,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在于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两项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当然,旅游业可以看成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的结合),反映在出口收入上其稳定性差。一旦国家服务贸易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无疑将受到很大打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加入WTO有助于刺激中国服务业的稳定发展,美国是当今服务贸易强国,尤其是在金融、保险、数据处理、专业服务、电讯、技术知识等资本密集型服务,这些服务项目在美国乃至全球服务业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大。因此,大力发展这些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项目是我国今后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

三、国际比较的启示与基本结论

经过上述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不高,整个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相对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都是相当低的,其进出口份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份额分别为美国的10%和16%。中国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没有同步发展,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低,整个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服务贸易总体水平低制约了商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2.中国服务贸易不仅总体水平低,整体竞争力差,而且出口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劳务出口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上,而全球贸易中发展迅速的金融、保险、咨询、电信和邮电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甚至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其与经济发达国家差距还扩大了,尤其是金融保险业方面,其出口份额由1980年的8%下降到1997年的0.8%。因此,在这方面是一个薄弱环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国际对比范文篇2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地位的上升是国际法院与法庭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际司法机构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诉讼权利的领域,但近几十年国际司法机构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现在,国际审判已经不再仅仅是由国家所垄断的事务,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个人的参与。在一些国际司法机构,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有关的案件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这既是国际法治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国际法的新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的发展进行分析。

概说: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的几种情形

笔者认为,在广义上,目前世界上运行中的国际司法机构有100余个,而狭义上的即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则只有数十个。1本文将集中对狭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分析。在门类繁多、规则各异的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的地位正在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之开端。1.国际捕获法院。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一步,是1907年第12号海牙公约规定个人可以对本国捕获法院作出的影响其权利的裁决在国际捕获法院提起上诉,或提起其他诉讼。这一规定虽然涉及的领域狭窄,但也构成了国际法中的一大变革。然而,这一努力最终在实践中失败了,一是因为该公约从未获得批准,二是因为那时国家可以禁止其国民提起个人诉讼,或者代替个人上诉,表明在国际程序中国家仍占主导地位。2.中美洲法院。根据多边条约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投人运行的常设国际法院是中美洲法院。1908年由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等5国建立的中美洲法院有权受理个人对其本国之外的其他缔约国提起的诉讼,不论个人所属国家是否支持,该人在证明已经用尽当地救济或有证据表明没有获得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均可起诉。这是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二步,即针对国家提起诉讼并向国际司法机构直接起诉。中美洲法院在其运行的10年中共审理了10个案件,其中5件是纯粹的国际争端,另5件是由个人提起的,但其中4件被宣判为不予受理,1件在实体审理阶段败诉。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主要情况大概有以下

几种:一是作为享受国际权利的主体,在国际诉讼案件中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出庭。突出地表现在4类法院中:在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人权法院和国际组织行政法庭两类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主要是要求国际司法机构保护其权利。个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法院中也多具有起诉权,某些超国家的司法机构如欧盟法院体系是此类法院的突出代表。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海底分庭中,个人所具有的诉讼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是作为承担国际责任的被告人。对于个人所犯的某些严重国际罪行,应当追究其国际责任并对之予以惩罚。如个人在前南法庭、卢旺达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均作为被告人受到审判。三是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国际法庭的诉讼,或者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交报告,或者向法院提供情况等。接受个人诉讼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有:欧洲人权法院、非洲人权法院;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欧盟法院体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西欧联盟法院、中美洲法院、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分庭等。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际和国内法院混合的国际刑事性司法机构,个人是作为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传统、不接受个人诉讼的司法机构有:国际法院、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法庭、独联体经济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以下将分述个人在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中的不同地位。个人作为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申诉人具有中心地位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由(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两公约所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的深人人心,极大地改变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而对国际入权宪章执行最有力的,当数区域性的人权机制。与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不同,建立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目的不是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争端,而是作为个人面对其国家对其特定的个人权利的侵害而寻求人权」的国际保护的一种机制。诬在此类案件中,通常是个人诉其本国政府。个人在区域性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其中又以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在该院,个人有直接提出申诉的权利。

个人在强势和有效的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

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在欧洲理事会框架下1950年通过、195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建立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三机构组成的监督机制。根据公约的规定,欧洲人权法院只能受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和缔约国所提交的案件,而个人的申诉只能提交欧洲人权委员会。委员会受理个人申诉须以被控缔约国声明其承认委员会受理该申诉的权限为条件,因而属于非强制性管辖。1994年生效的公约第9号议定书修改了有关法院管辖权的条款,规定除委员会和缔约国外,个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团体也有权向法院提起申诉,但个人仅限于已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者。1998年ro月31日生效的公约第11号议定书对公约的监督机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取消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在裁决人权申诉方面的职能,将原来的非常设的欧洲人权法院变为常设的新的欧洲人权法院。修订后的公约规定,任何自然人、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团体认为自己根据公约所享有的基本人权或自由受到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均有权直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此项权利的有效行使。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在个人申诉方面的管辖权逐渐扩大,而且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当然,法院受理此类申诉是有一定标准的,如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和在最后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起诉等等。人权法院作出的判决是最终的,并具有拘束力。不过,由于涌至法院的个人申诉大量增加,而法院办案能力有限,以至于积案上升,办案速度减慢,从而引发了欧洲人权机制20(抖年的新一轮改革。法院受理个人申诉之后,要求个人必须由法定人出席庭审。欧洲理事会为此设立了法律援助方案,以帮助无法聘请法定人的个人申诉人。法院还可允许任何与案件的结果有关系的人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为法庭之友参与案件,并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个人在非洲和美洲人权法院中的不同地位。个人在即将成立的非洲人权法院的地位类似于欧洲人权法院在公约第9号议定书生效后的情形。在缔约国声明接受非洲人权法院对个人控告国家的案件的管辖权的情况下,个人有权直接将对缔约国的控告提交给非洲人权法院。法院的管辖权是任择性的。同时,个人提交的申诉状还必须满足有关条件产实践中,各缔约国在接受法院对个人申诉的管辖权问题上态度并不积极,到2以又年l月1日,只有布基纳法索一个国家作了接受法院对个别诉讼管辖的声明。于1979年开始运作的美洲人权法院无权受理个人申诉。只有缔约国和美洲人权委员会有权向法院提交案件,个人在美洲人权法院不享有诉讼主体地位,也不享有直接起诉权,但可以通过美洲人权委员会间接地将案件提交给人权法院,个人申诉者的人可以出席法院的审理,而且法院也通过修改诉讼规则等方法,不断加强个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个人也无权请求法院作出咨询意见。不少学者认为,个人诉诸国际司法是有效地执行国际人权法的关键所在,美洲人权法院在此方面既远远落后于欧洲人权法院,也与即将建立的非洲人权法院存在差距。个人控告国家,特别是个人直接与其所属国就违反人权的情势对簿公堂,是欧洲人权保护机制在国际人权法治化和司法化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的显赫地位是其他国际司法机构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法院虽然具有对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两种案件的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间指控案件实际上极少发生,法院所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均为个人诉国家的个别诉讼。在法院审理的大量个人申诉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以个人胜诉告结。法院不仅判决谴责有关缔约国违反公约规定的人权,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判决缔约国给予受害的个人以“公正的补偿”。对于法院作出的裁决,各国的执行率很高。通过这种途径,法院极大限度地加强了在整个欧洲理事会46个成员国中的人权保护。个人与国家处于完全平等的诉讼地位,以及该管辖权的强制性,也使得欧洲范围内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成为其他区域人权机构,包括美洲人权法院和非洲人权法院努力的方向。欧洲人权法院作为强势和有效的国际人权保护司法机构是成功的,而个人申诉管辖制度不能不说是其取得这些成就的关键原因之一。国际公务员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出诉权主要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建立是允许特定类型的个人直接进人国际法庭的重要步骤。在给个人以出诉权的国际司法机构中,具有70余年历史的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既是其中较早的,也是实践极为丰富的。1927年建立的国际联盟行政法庭和1932年建立的国际农业协会行政法庭居于先行者之列。其他向个人开放的法庭,极少有像国际组织行政法庭这样发展时间长、法庭数量多、司法连续性强、成案丰富的情况。»目前建立的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有近20个,主要有联合国行政法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等,以及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非洲发展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理事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欧洲航天局、美洲发展银行等的行政法庭等。有权利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国际公务员数以10万计,而且不断增加。这些行政法庭普遍给予有关国际组织公务员和其亲属以起诉权。有的国际行政法庭还允许法庭之友,即与案件结果有实质联系的个人或者团体等向法庭提出意见和建议。不但处理行政事务,而且开始审查可能影响工作成员权利与职责的基本因素的行政政策并对其予以限制,并对带有歧视和其他不规范情形的立法予以审查。国际组织行政法庭与区域性人权法院相似,都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有关,只是在国际组织行政法庭具有出庭权的个人是特定的,即国际组织的公务员或其亲属等,法庭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国际公务员的个人权利,并防止出现独断专横。这些法庭通过大量的司法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各国际组织内部法律体制的形成和完善。个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法院中具有重要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欧洲、非洲、美洲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中,为了保护共同市场的顺利运行和争端的及时解决,若干组织设立了司法机构。在经济一体化高度发达区域的司法机制中,个人的参与程度较高,其突出的代表是在欧盟的诉讼程序中。

个人在欧盟法院体系中所具有的原告地位。

欧共体最初是经济一体化组织,现在已走向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面一体化。欧共体法院是1952年12月在卢森堡开始运作的,其后历经数次大的改革,目前已形成了由欧共体法院、欧共体初审法院和专门法庭组成的法院体系。其中欧共体法院逐渐具有联邦制下最高法院的特征,其不仅具有民事法院、行政法院等职能,而且具有宪法法院的某些权限。目前欧共体法院管辖的案件可分为三类:针对共同体机构的诉讼,针对成员国的诉讼和先行裁决案件。在所有针对共同体机构的诉讼包括无效行为之诉、不作为之诉、行为合法性之诉和赔偿损失之诉中,个人都享有起诉权。因此,成员国的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如果认为欧共体机构作出的直接的、专门的涉及其本人利益的行为不符合条约的规定,或者欧共体机构根据条约应该作出某种行为而没有作出,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在提出上述两种诉讼时可以附带对欧共体的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向法院提出争议。如果欧共体机构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过错并造成损失,个人还可以向法院提出赔偿要求。。欧共体法院、欧共体初审法院均曾对欧盟公务员的诉讼享有管辖权。最近,根据(尼斯条约》的规定,2仪又年n月2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决定设立专司审理有关欧盟公务员诉讼案件的专门法庭。个人可以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作为原告。欧洲经济区协议由欧盟成员国和3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共同签订。该协议的前言规定了个人享有的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司法辩护权。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成立于1994年1月1日。根据1992年《关于设立监督局和法院的协议》(即《欧洲经济区协议》)的有关规定,任何自然人和法人认为监督局对个人怠于履行职责的,均可向联盟法院起诉。即使监督局的裁决是针对其他人作出的,但如果对某个人的影响是直接的和个别的,他也可以就此提起诉讼,也即在一定条件下第三人也享有出庭权。但个人不享有咨询意见请求权。安第斯共同体法院紧跟欧共体法院的模式。个人可以向1979年建立的安第斯共同体院提起违法之诉、撤销之诉、不作为之诉和解释之诉。但安第斯共同体一体化程度较低,该院的作用也较有局限性。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涉及个人。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设立于1998年。根据《建立东南非共同市场条约》的规定,任何定居在成员国的个人可申请法院审查理事会或者某一成员国制订的法令、规章、指令和决定是否违反条约的有关规定,但前提是用尽当地救济。法院对共同市场和其雇员之间就雇佣条件和雇佣合同的其他条款、职员规则和秘书处有关规章的解释和适用产生的争端有管辖权。法院对任何人针对共同市场及其机构的雇员履行职责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也有管辖权。该法院较有特色的一点是个人根据有关协议可以向法院申请仲裁。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自运作以来共作出了7个裁决,其中6个与个人有关。个人在新的中美洲法院具有广泛的地位。新的中美洲法院建于1992年。该院对于成员国所提交的纠纷,除了少数案件,如边界纠纷等之外,均具有管辖权。法院对于私人当事方之间的争端,以及私人当事方与共同机构之间的争端,尤其是有关撤销影响该私人的裁决的争端,以及有关遵守条约和其他规则的争端具有管辖权。私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在若干事项上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就不遵守司法裁决事宜提起诉讼。该院也起到了裁决职员和共同机构之间纠纷的行政法庭的作用。上述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司法机制的安排多出于促进与自由贸易、竞争和投资相联系的市场良好运作的需要。正是这一需要,导致了其司法机制的运作中所具有的承认或正在承认个人作用的这一根本特征。这一特征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传统和谅解,所以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彼此间大不相同。

个人在全球性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获得起诉权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设立了对解释或适用公约的争端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同时在海洋法法庭中设立了由11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争端的常设国际海底争端分庭。公约规定一国可自由用书面声明的方式选择适用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或特别仲裁法庭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因此海底分庭不属于可自由选择的程序,也即除非缔约国就此作出保留,就接受了海底分庭的管辖。海底分庭的管辖权包括:作为合同当事各方的缔约国、管理局或其企业部、国营企业以及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关于下列事项的争端:对有关合同或工作计划的解释或适用;或合同当事一方在海底区域内活动方面针对另一方或直接影响其合法利益的行为或不作为;管理局同缔约国、国营企业或由缔约国担保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关于指控管理局应依有关规定负担赔偿责任的争端。据此,自然人和法人获准成为国际诉讼当事方,享有完全的国际诉讼能力,有权主动开启诉讼程序并获得国际赔偿。海洋法法庭作为世界性的专门国际司法机构,其海底分庭允许个人把有关区域内活动的争端提交给它,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创举。但是,个人在分庭上并不能取得与国家同样的地位。如自然人或法人被起诉,其担保国有权参加司法程序;如自然人和法人起诉他国,被告国可以请该自然人或法人的担保国出庭,否则,被告国可以不出庭而由具有被告国国籍的法人出庭,以保证在分庭上进行诉讼的当事方之间的对等。。牲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国家以外的实体,尤其是自然人和法人成为分庭的当事方,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卿旦只有国际海底局大会或理事会可请求海底分庭作出咨询意见。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有149个,批准公约第n部分(即海底区域开发)执行协议的国家有122个。虽然截至目前海洋法法庭海底分庭尚未受理案件,但公约有关个人诉权的规定仍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分庭是第一个在全球层面向特定个人开放的司法机构。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个人不但享有权利,而且负有义务,并应对其所犯罪行承担直接责任。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明确规定战争罪应受刑事处罚。二战以后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都明确规定,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者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尸垂之后进行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首开以国际司法机构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先河。但由于两个法庭均为二战的战胜国所设立而非国际社会所建立,其合法性屡遭质疑。1993年和1994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分别在荷兰海牙和坦桑尼亚阿鲁沙设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在前南境内和卢旺达领土及其邻国犯下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自然人进行调查和审判。这是国际社会设立的追究个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刑事责任的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其设立和运作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新开端护卢旺达法庭与前南斯拉夫法庭的建立结束了纽伦堡和远东军事审判后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犯不受惩罚的历史,¾再次肯定了犯有违反国际法犯罪行为的人应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惩罚的原则。劲两法庭通过其密集的审判活动,促进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1998年7月18日通过、2002年7月l日生效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法院有权调查、起诉和审判那些实施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行为人。法院的管辖对象仅为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自然人,并且在国家不愿或不能对这些犯罪行使管辖权时,法院才能行使补充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对传统的国际法和国际司法机构规则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在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方面,规定缔约国批准规约就使法院自动获得相应管辖权,无需缔约国另行同意或接受,这与国际法院的那种需要由国家另行声明接受管辖权不同。其次,在行使管辖权方面,它将可能对非缔约国国民进行调查和起诉。第三,法院检察官自行起诉的权力很大。¿国际刑事法院的最终建立,填补了国际法律体系的空白,是国际刑法、国际人道法尤其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性突破,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法的重大进展,对于改变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犯罪个人逍遥法外的状况,威慑潜在的甚至身居高位者的严重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还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结束武装冲突。法院也弥补了特别法庭在地域和时空方面的局限性,弥补了国内刑事司法机构不愿或不能作为的弊端,是保障人权和个人基本自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目前法院已经接受了有关方面提出的情势,开始办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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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政府组织模式：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GrameenBank)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典型案例。格莱珉乡村银行创建于1976年，1983年在政府支持下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银行，但其实质仍为非政府组织。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取得成功的小额信贷组织。它不采用传统的银行贷款要求抵押担保的方式，而是通过小组联保、无抵押、无担保、分批放贷、分期偿还的小额信贷方式，为中低收入者提供贷款服务。到2008年末，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已经拥有1265个营业所、近1．3万名员工，覆盖了农村350万贫困农户，基本贷款年利率20，贷款回收率99．1，净利润150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格莱珉乡村银行为摆脱依赖外来补贴的负面形象，自1998年起不再接受政府和国际组织援助资金的注入，而且还针对客户需求和同行竞争压力，开始发放额度较大的中小型企业贷款。

(二)正规金融机构模式：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农村信贷部(BR1一UD)和泰国农业合作银行(BAAC)是正规金融机构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典型模式。他们都在开展农村小额信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印尼人民银行在国内有320个分支行、3600多个被称为农村信贷部的零售机构。农村全国林信贷部是其基本经营单位，主要从事农村小额信贷，实行独立核算，可以自主决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每年经营利润的lO在第二年分配给员工。实行商业贷款利率以覆盖成本；如果借款者在6个月内都按时还款，银行将每月返回本金的5作为奖励；储蓄利率根据存款额确定，存款越多，利率越高。这种政策使BRI吸收了印尼农村约3300万农户手中的小额游资，储蓄成为其主要的贷款本金来源。而且他们还严格分离银行的社会服务职能和盈利职能，银行不承担对农户的培训、教育等义务。BRI—UD的高利率和鼓励储蓄的政策，使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小额信贷实现了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三)社区合作银行模式：社区合作银行(又称信用联盟)是完全由内部成员管理、自助式、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合作组织。它由特定的群体或机构组织管理。社区合作银行由所有社员拥有并管理，每个成员都有一票的投票权来选举合作社的管理者。

(四)乡村银行模式：乡村银行是乌干达的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FINCA)开创的一种提供小额信贷的组织形式，提供市场利率的信贷是其主要业务。信贷运行依靠自助小组的民主自治，具体体现为由1O一5O人组成的互助小组，为成员提供小额贷款。乡村银行组织小组成员积极储蓄，并相互担保彼此的贷款。(五)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孟加拉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独具特色，是一个成功的自主性、批发式小额信贷的非营利机构，受到了国际小额信贷产业界的广泛支持和推崇。为了推动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盂加拉政府于1990年设立了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该基金会注册为非盈利性股份制公司，注册资金1．7亿美元，由国内外赠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组成，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仅对符合其标准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免于担保的小额信贷批发业务(资金融通)，以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这一部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设立，促进了小额信贷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的推广，推动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

1．非政府组织(NGOs)运作的小额信贷非政府组织(NGOs)等民间组织运作的小额信贷是现阶段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通常以一个社团机构作为载体，利用国际赠款、扶贫资金等来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并希望通过有效运作来实现机构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2．政府部门推动运作的小额信贷政府部门推动运作的小额信贷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94年一l997年)，各级政府的扶贫部门主要作为观察者，对由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小额信贷试验进行研究、学习和思考；第二阶段(1997年一1999年)为积极参与阶段，这一阶段，政府部门运作的小额信贷主要利用扶贫专项贷款，采取的方式是在非政府组织运作的小额信贷基础上进行一些简化与调整，基本保留了小组联保、分期还款、中心会议、小额连续贷款等原则。但其他方面进行了较大调整，如改以妇女为贷款对象为贷款对象不分男女；小组自愿组合改为以穷人自愿为主；每周还款为灵活还款等。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这一阶段的标志是1999年4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颁布的《中国农业银行“小额信贷”到户贷款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办法明确规定：小额信贷扶贫贷款，由贫困户与农业银行直接签订贷款合同，不得由任何中介机构承贷或转贷。从2005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在川、黔、陕、晋、蒙五省区进行的小额信贷机构试点，允许成立新的小额信贷机构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这一举措极大低推动了我国小额信贷的正规化发展。

3．正规金融机构运作的小额信贷现阶段我国参与小额信贷的正规金融机构有：一是农村信用社从1999年开始拓展的农户小额信贷业务，这是正规金融机构第一次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二是商业银行在城市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开展的再就业小额信贷，邮政储蓄银行在存单质押的基础上发展了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等；三是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开展的小额信贷的批发业务；四是新批准成立的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的小额贷款。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1．缺乏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迄今为止，我国对非政府组织运作的小额信贷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一整套法律来界定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地位，其业务也仅限定在只贷不存，特别是对贷款利率的限制阻碍了小额信贷机构的市场化发展。不仅如此，对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外部监管也不完备，仅仅靠小额信贷机构内部的自查自纠。没有外部的有效监管必然导致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度。

2．贷款资金来源不具可持续性。由于小额信贷机构不能吸收储蓄，因此，非政府组织(NGOs)等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基本上依靠国内外捐赠，没有自己的资金造血功能。贷款本金、运作费用、技术支持费用等基本上靠捐赠，以及少数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投入。如果贷款违约率或者呆账损失达到一定界限，直接后果就是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后续资金安排。

3．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应强调其商业性而非慈善性。许多资金提供者出于改善贫穷人群境况的良好愿望，对小额信贷机构进行捐赠，他们并不在意投资回报的多少。但是，小额信贷的核心是其商业性，不是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简单的慈善性捐助，而是应该通过商业性贷款，提高借贷双方的商业性回报，从而实现小额信贷机构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

4．小额信贷机构缺乏独立性。事实上，现阶段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并不能真正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不仅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而且还要承担教育、“三农”等多项政策任务，然而手中的各种资源又相对缺乏，同时由于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一直落后与政府和企业改革，这就为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或其他超经济手段争夺辖区内的金融资源提供了条件。此外，目前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模式单一，服务品种不多，为小额信贷机构服务的中介行业缺位等，都会制约和我国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制定有效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

我们应该在开展小额信贷机构试点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针对小额信贷机构以及所从事的小额金融服务制定一整套法律法规。一方面能够清晰地界定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地位，使他们能在合法的前提下为农村大量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可以依法对各类小额信贷机构进行有效监管，规范和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制定灵活的小额信贷利率，并逐步实行市场化利率

小额信贷既是一种扶贫行为，更是一种经济行为。现阶段，我国小额信贷服务的成本比较高，而利率上限的设定使得绝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的利息收入不能覆盖成本，从而使信贷资金无以为继。因此，我们应该考虑N4,额信贷资金的回笼和小额信贷机构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农村信贷部(BRI—UD)和泰国农业合作银行(BAAC)的成功经验，实行市场化利率。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分步进行，首先在部分地区和部分机构实行市场化利率，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过渡到利率全面市场化。

(三)引入农村小额信贷的竞争机制，实现小额信贷机构规模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信社不仅是吸收储蓄的主体，也是小额信贷的主体。由于农信社分支网点多，小额贷款覆盖面大。现阶段，要实现小额信贷机构与农信社的有效竞争是不现实的。因此，要实现小额信贷机构规模发展，就必须打破农信社在小额信贷方面的垄断局面，借鉴国际上小额信贷机构的扩充模式，引入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

(四)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减少农户还贷风险

调查表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是造成农民歉收和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小额信贷机构呆账、坏账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阶段性和地域性，以及农产品供求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小额信贷也面临着市场风险。因此，各级政府要充分考虑到农户、小额信贷机构和农信社的风险承担能力，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第一，建立农户小额信贷的风险补偿机制，对自然灾害和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贷款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以降低小额信贷机构和农信社的资金风险；第二，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促进农村保险事业的发展；第三，建立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基金，稳定农业生产，减少农户还贷风险。

国际对比范文篇4

一、无形资产准则的国际比较

1、内部产生无形资产的计量不同。国际会计准则认为为评价自行开发无形资产是否符合确认标准，要求企业应将自行开发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或费用应在发生当期确认为损益，而将开发阶段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开发费用应予资本化，并给出了开发产生的无形资产确认的六个条件，基于此，国际会计准则第三十八号指出，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成本是首次符合无形资产的基本确认条件和以上开发费用资本化的条件后所发生支出的总额。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中把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2、不同类资产交易方面的规定不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与不同类无形资产或其它资产的交换或部分交换而取得，这些无形资产的成本应以收到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该公允价值等于所放弃资产的公允价值经过转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金额调整的数额。而我国会计准则规定，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有关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确定，不涉及补价的，换入无形资产应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支付补价的换入无形资产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收到补价的换入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应按公式计算确定。

二、我国无形资产准则中存在的问题

1、如何处理研究与开发费用。对自创并依法取得无形资产的成本如何确定存在较大争议，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研究与开发的会计处理。从理论上讲，无形资产的成本应包括无形资产研究开发取得和持有期间的全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费用支出。但问题在于研发活动是否成功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相应的，其将来能否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也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应该在什么时间、依据什么标准、什么方法对研发费用进行处理，争议颇大。正由于此，我国会计准则从谨慎性原则出发，规定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但是如按我国会计准则，对研发费用实行全部费用化又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对一些知识性无形资产，大量的前期开发、培训或相关试验费用支出无法资本化为无形资产，不能作为无形资产成本进行计量，自行开发无形资产在账面上只能够反映注册费、律师费等为数不多的费用，使得企业账面上反映的无形资产不够全面完整，账面价值往往大大低于实际价值；其次，从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无形资产的培育而言，对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不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因为全部费用化会使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期间的利润减少，不能真实反映企业实际经营业绩，企业的整体价值可能因此被扭曲。

2、如何科学、辩证的对待公允价值。我国无形资产和国际无形资产对不同类资产交易方面的规定不同，两者最本质的不同在于我国准则强调的是使用“账面价值”，而国际准则强调用“公允价值”。从会计理论的角度上看，“公允价值”是了解情况的的交易双方都认同并自愿接受的价格。是一种“最公正”的价格。我国也曾要求企业在不同类非货币性交易中采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但经过实践后，又改按“账面价值”取代“公允价值”。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政策改变，究其原因，在我国使用公允价值，难度太大，由于目前中国会计信息失实严重，如果采用可靠性弱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会助长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现象。因此，只能用账面价值代替公允价值，以牺牲相关性换得可靠性。但是公允价值又有着账面价值不可比拟的优点，即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通过公允信息，可以了解企业当前所持有的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从而评价企业的机会和风险，及管理当局的管理业绩，从而做出投资和其他决策。如何在我国会计准则中正确的使用公允价值，又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三、对积极借鉴国际无形资产准则的两点建议

国际对比范文篇5

在国外，有新建住宅（新房交易)的房价收入比，也有旧有住宅的（二手房交易的房价收入比），所选取的房价都是中位数价格或平均数价格，家庭收入也都是中位数收入或平均收入，国内一般都用平均数。但在总体内部差异性较大的情况下，用中位数或平均数来反映总体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于我国这样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宜计算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更真实地反映居民购房能力的实际差距。

一、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的变动特点

1．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的计算

一个国家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通常用家庭年平均总收入与一套房屋的平均价格之比来计算，即：

房价收入比＝每户住房总价÷每户家庭年总收入，其中，每户住房总价和每户家庭年总收入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每户住房总价＝人均住房面积×每户家庭平均人口数×单位面积住宅平均销售价格

每户家庭年总收入＝每户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

由于我国住房商品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因此我国房价收入比应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计算。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本文计算出我国1991－2006年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平均水平计算的我国房价收入比并不是很高，2006年只有6.7，1991－2006年的数值在5.35到7.26之间，波动幅度为35.7％，也不是很大。

2．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的变动特点

从1991年到2005年期间，我国房价收入比的变动可分为四个阶段，如下图所示：

第一阶段是1991－1993年，房价收入较快增长并处于较高水平，从1991年的6.27上升到1992年的7.26，这也是90年代以来的历史最高值。1993年有所下降，但数值仍然较高。

第二阶段是1994－1998年，为平稳上升阶段。房价收入比从1994年的5.35缓慢上升到1998年的6.35，年均上升0.25。

第三阶段是1999－2003年，为平稳下降阶段。房价收入比从1998年的6.35缓慢下降到2003年的5.75，年均下降0.12。

第四阶段是2004年到2006年，为较速上升阶段。2006年的房价收入比为6.7，比2003年增加0.95，年均增加0.5，增速明显加快。

3．我国房价收入比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由于房价收入比是每户住房总价与每户家庭年总收入的商，它的变动主要取决于每户住房总价增长情况和家庭年总收入的增长情况，即居民收入增速与房价增速的相对比率。从下图可以看出：在房价收入比平稳上升阶段，住房总价增速基本高于家庭收入增速；在房价收入比平稳下降阶段，则是家庭收入增速总体高于住房总价增速。2004-2005年，每户住房总价增速快速上升，而每户家庭总收入的增速相对平稳，二者的增速差迅速扩大，结果导致了房价收入比的快速上升。而2006年，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而房价的名义增长速度有一定下降，使得2006年的平均房价收入比有所下降。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房价统计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张，不断有郊区房屋进入城市房价的统计体系，导致城市总体房价指数降低。如果还按基年老地域统计的话，房价涨幅应比公布的统计数据高出很多，房价收入比也将会大于本文的计算值，2006年的真实房价收入比也会高于2005年。

二、我国房价收入比的社会差距

1．不同收入群体房价收入比的计算

从平均水平来看，我国当前的房价收入比不高，但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感受与这个结论截然不同？究其原因，除了我国房价增长速度有低估的成分以外，更在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用简单平均数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居民的购房能力。实际上，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差距很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居民收入分组资料，计算出了从最低收入户到最高收入户共七个组的名义房价收入比，如表2所示。

分析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中等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中等以下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等以上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我国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很大，2005年达到了22.69，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5倍。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也较大，2005年达到14.7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8倍。2006年，最低和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有所下降，但对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仍达到3.32和2.16倍，并没有多大下降。

（3）我国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很小，2005年只有2.4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6％。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也很小，2005年只有4.1，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5％。二者2006年的水平与2005年接近。

（4）我国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差距很大，2005年二者的差距达到了20.24，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是最高收入户的9.3倍。2006年，这一差距名义上有所缩小，但仍然达到9倍。

2．不同收入群体房价收入比的变动特点

国际对比范文篇6

关键字：环境税收国际国内对比

一、环境税收的理论基础

财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它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现代经济学认为，以下原因导致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必须承担环境保护职能的理论基础。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大气、水等环境资源由于其不可分割性导致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成本很高，在性质上属于公共物品，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只利用而不付任何成本，结果必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2．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即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比如一个厂商排放了污水，会导致临近居民饮用水质量下降、鱼类减少、其他厂商安装治污设备等外部成本的发生。但这些成本并未在价格中表现出来，因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确定的产量必将大于资源有效配置所要求的产量，同时也加大了环境污染。

3．环境主体的有限理性，即人类在对待环境问题方面仅具有有限理性。首先，人们对环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对环境保护未产生清醒认识之前，非理性的人类行为势所难免。其次，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是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最后，人的短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也会驱使人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增长。

4．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环境信息是稀缺的，因为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至今还是微乎其微的，信息一旦公开即成为公共物品。因此人们倾向于封锁信息，以保证自身优势。环境信息还是不对称的，比如污染者对于其污染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个人利益驱使，污染者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以继续其污染行为。

5．规模报酬递增。在环境保护方面，微观防治往往是不经济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如果地域集中，那么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为经济有效。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正在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

正是由于以上诸方面原因，使环境成本不能自动体现在生产成本之中，市场无法发挥作用（即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加以解决：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与补贴等经济干预手段使边际税率（边际补贴）等于外部边际成本（边际外部收益），使外部性内部化。比如，一方面由政府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限制其生产；另一方面，给产生正外部性的生产者补贴，鼓励其扩大生产。这样，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作用下，生产者从各自利益出发，会将其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点。通过征税和补贴，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实现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一致，这一措施在理论界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税”在环境保护的政策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如我国目前的排污收费，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生态税等。

二、发达国家环境税收政策概要

即使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征收环境税也不过是近20年才有的事。最早的先驱是法国，法国于1964年开始实施水污染收费（在国外，广义的环境税概念包括收费）。但近些年来，环境税却是环境经济手段中发展最快的一种。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以下几种。

1．环境（污染）税。

由于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音四类，因而环境（污染）税也相应地分为以下四类：

（1）废气和大气污染税。对废气征税较常见的有对二氧化硫排放征收的二氧化硫税、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碳税。以二氧化硫税为例，美国已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征了二氧化硫税。根据其《二氧化硫税法案》的规定，二氧化硫的浓度达到一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征税15美分；达到二级标准地区按每磅硫10美分征税；二级以上地区则免征。德国、日本、挪威、荷兰、瑞典、法国等国也征收了二氧化硫税。

（2）废水和水污染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农业废水和生活废水。许多国家都对废水排放征收水污染税。如德国从1981年开征此税，以废水的污染单位（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荷）为基准，实行全国统一税率。又如荷兰按人口当量（相当于每人每年排入水域的污染物数量）征收的水污染排放费也属水污税性质。

（3）固定废物税。固定废物按来源可分为工业废弃物、商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各国开征的固定废物税包括一次性餐具税、饮料容器税、旧轮胎税、润滑油税等。意大利1984年开征废物垃圾处置税，对所有的人都征收，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废物垃圾的资金来源。

（4）噪音污染和噪音税。噪音污染是指排放的音量超过人和动物的承受能力，从而妨碍人或动物的正常生活的一种现象。噪音税有两种：一是固定征收，如美国规定，对使用洛杉矶等机场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1美元的治理噪音税，税款用于支付机场周围居民区的隔离费用；二是根据噪音排放量对排放单位征收，如日本、荷兰的机场噪音税就是按飞机着陆次数对航空公司征收。

2．生态（破坏）税。主要包括森林砍伐税等，法国在1969年开征此税，规定为城市规划或工业建设目的而砍伐森林的，每公顷交6000法郎的税；其他情况每公顷交3000法郎的税。比利时1993年通过的生态税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生态税，适用于饮料包装、可处理的剃刀和照相机、农药、纸张及电池等产品。

3．其他税收环保政策。

（1）鼓励对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这主要通过研究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技术转让费的税收减免、对引进高新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来调节实施。

（2）鼓励对环保的投资。主要通过对环保投资退税、允许环保设施加速折旧等税收措施来调节实施。

（3）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使用，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在征税时通过适用低税率对环保产品予以照顾，对废物回收利用也往往予以免税优待。

（4）鼓励环保行为。如美国为鼓励私人造林，规定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私人造林只征收土地税，而不征收青山林木税，私人造林的耗费可以抵缴所得税。

（5）对污染产品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征收重税。

三、我国环境税制度的基本构想

排污收费制度的广泛实施为我国环境税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排污收费制度已经实施10多年，使得“污染者付费”这一环境税收的经济本质和精髓已经深入人心，从客观上奠定了群众舆论基础，有利于节约开征成本。同时，排污收费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已经形成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环境税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且，排污费本身就具有“准税”性质，使环境税制度的实施又具备了制度基础。这些都使我国开征环境税、完善环境税收政策具备了可行性。

1．设计原则。

根据我国国情，我国环境税制度的设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污染防治属地方自治事项的原则；税率因时因地而异的原则；根据排放量而变动税率的原则；税收收入应专款专用、统收统支的原则；收入不应用于补贴污染的原则。

2．纳税人。

根据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环境税应由破坏和污染环境者负担。但是，在税收实践中，为了易于控制税源和便利征收管理，对环境税的课征环节和纳税人可作出不同的选择，通过税负的转嫁借助于价格机制达到课征目的。与环境税的不同课征对象相适应，我国环境税的纳税人应分别确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和生产应税产品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

3．纳税环节和征税对象。

从纳税环节来看，环境税课税环节的选择应对所有的资源开采征税和对所有的排污点征税。但按照简明原则，也要考虑尽量减少课税对象的数量。具体可按以下规则确定纳税环节：如果污染产生于对某一产品的消费，税收环节应选在零售环节上；如果污染产生于所投入的原料或者在流通分配链的初始阶段，就可将纳税环节定在开采阶段。

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预期会造成资源匮乏或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即凡属此类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以下两类：一类是排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行为，简称排污行为。其理由首先在于，在各种污染源中，上述行为对我国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有统计资料表明，仅各种工业废物排放就构成我国污染源的70％。其次是对此类行为课税，我国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也有大量的国外经验可资借鉴，这不仅可以降低环境税制度设计的难度，而且可利用长期形成的缴纳排污费的习惯，减少征收阻力。另一类是那些难以降解和无法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在使用中预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又有相关的绿色产品可以替代的各类包装物品，以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等产品，此类产品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且不易消除，但是对其课税在操作上又比较简便。

4．计税依据。

环境税的经济刺激应当直接与造成污染的程度密切相关，对浓度不同的应税污染物按浓度高低征税，浓度相同的则应按照排放数量纳税（只要这种计量方法的执行成本不高于税收收入且具有技术可行性）。因此，征税对象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程度即为计税依据。对于计量单位难以确定的，可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进行统一换算，其税基选择主要有：按排污量征税，以污染性企业的产量作为污染税税基，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污染税税基。

5．税率。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税率不宜过高。税率过高可能会导致因追求过度清洁而抑制生产活动，从而损伤税基的现象。税率的设计应按照排放的应税污染物的污染程度来确定，对于浓度不同的应税污染物，应按照浓度的高低来规定税率；对于浓度相同的应税污染物，为了支持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行为应充分利用累进税率的特点，按照排放的数量的差别来确定税率。税率应以超额累进税为主，充分发挥超额累进税在调节环境污染行为中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体现税收差别并应有适当的弹性。同时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气候和人口等自然状况及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同，设计税率应根据每种污染物对各地污染物的边际损害为依据。如日本仅二氧化硫排放税就将全国划分为7个区，适用不同标准。

但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其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不宜太复杂。税率的设计还要充分考虑到负担水平，在进行环境税税率设计时必须认真研究测算，使环境税的负担以满足政府为消除纳税人所造成的污染而支付的全部费用为最低限量。

（1）对应税排污行为，应以排放物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定额课征。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对不同种类的排放物应分别设置税目，并视其对环境污染的程度设计税率。其税率形式应采用累进性定额税率，即对同一类污染物，根据其有害成分的含量采用高低不同的定额税率。为鼓励纳税人积极治理污染，应制定出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质量标准，对未超过标准的，允许免税排放。

（2）对应税产品，可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入按比例税率课征，也可以按销售数量采用定额税率课征，但均应按不同产品设置税目。

6．税收管辖权限的划分。

可将环境税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在各级财政建立环保基金。上缴中央部分用于全国性的荒漠治理、水土流失防治以及具有明显外溢性的跨区自然环境治理项目；地方自留部分则用于本地区的环境和生态保护工程以及城市环保公共设施等。各地税率不同，区内环保工作量和资金需求也有很大差异，地方留成部分及国家补贴应当体现这些差异。

四、我国环境税制度实施的保障措施

开征环境税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息息相关。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可先在小范围或污染甚为严重的企业开征此项税收，或者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基础上将有关环保方面的收费纳入征税范围。为了保障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必须落实好以下措施。

第一，加快能源税制的改革。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要成因。可以像大多数OECD成员国那样，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订立不同的征税标准，或对燃料税部分根据其所含的碳和其他污染成分征税，还可以通过调整汽油销售税和交通工具税来改变人们选择交通工具的偏好。

第二，加快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改革。对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污染的产品采用较高的消费税作为直接环境税的补充。尽快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并对环保方面的设备投资实行企业所得税抵扣制度。

第三，逐步取消与环保主旨相悖的补贴。这类补贴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农业、制造业等领域。推行环境税很可能与国家的其他经济政策意图相冲突，这需要政府作出科学评估，以作选择。

国际对比范文篇7

研发与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投人，是衡量一国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研发投人的规模总体上呈逐年上升之势，财政每年用于研发投人的力度不断加大。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科研的支出为52.89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46%，占财政支出(含债务)的比例为476%。到2003年财政科研投人达97554亿元，占eDP的比重为。名3%，占财政支出(含债务)的比例为3.50%。26年来财政研发投人的总额虽然增长了17浮倍，但是科研支出占GDP以及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下降。我国政府研发投人在全社会研发投人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4.9%，逐年下降，1995年政府投人比重为5仪场，到2000年政府投人比例为33.4%，目前仍是这一水平。

企业投入主体地位一直保持，2002年，企业R&D投人仍然占全社会R&D的57.07%。可见，目前我国政府的研发投人仍显不足。从表1我们发现，1978一2003年，我国财政研发投人绝对额呈逐年递增态势，特别从1999年开始增长加速，年均增长率在16%左右。但是其相对额却在递减，1978一2003年财政研发投人占GDP的比重从1.46%下降到0.83%，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4.76%下降到3.50%。虽然财政研发投人占GDP的比重从19%年开始有所回升，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小起小落，但整体上的下降趋势仍十分明显。

二、我国与G一7国家政府研发投入的比较分析

当前世界各国中，研发投人密集的国家大都属于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的研发投人在世界研发投人总额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OECD的相关统计资料，OECD国家占有全球R&D支出的80%左右，而且OECD国家的R&D活动又相对集中在G一7国家(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2003年，30个OECD国家的R&D投人为6512.09亿美元，近84.5%的投人分布在G一7国家，其中美国的R&D投人占所有OECD国家R&D总投人的43.7%。为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我国与G一7国家的财政研发投人作对比研究。

1.政府研发投人总量。

根据oEcD统计数据，以1971年与2000年相比，美国联邦政府投人的研发经费为6%亿美元，比1971年的152亿美元增长了3.6倍。日本政府的研发投人为35408亿日元，比1971年4474亿日元增长7倍。德国政府的研发经费为巧9亿欧元，比1971年的41亿欧元增长2.9倍。法国政府的研发经费为765亿法国法郎，比1971年的106亿法国法郎增长6.2倍。英国政府的研发经费为50.7亿英磅，比1972年的6.7亿英磅增长6.6倍。2003年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投人创历史最高记录达1120.47亿美元，比2002年增加88.97亿美元，增幅达8.6%，占政府总预算的5.2%，相当于2003财政年度GDP的1%。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投人比G一7其余六国的总和还多(日、德、法、英、意、加依次为194.47、17369、14579、83_83、83.14、63.23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的政府研发投人为117.%亿美元，只有美国的10.5%。

2政府研发投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R&D投人占财政年度GDP的0.99%，日本为0.71%，德国为0.79%，法国为1.03%，英国为。.77%，意大利为仓69%，加拿大为仪59%。2003年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投人创历史最高，占政府总预算的5.2%，为财政年度GDP的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从1984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到2000年我国财政科研投人占财政支出(含债务)的比例为3.28%，创历史最低。从2001年开始稍有回升，2003年这一比例为3.50%(见表1)。

3.政府研发投人占国内研发投人的比例。

近年来G一7国家的政府科研投人占国内研发投人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各研发大国中在构成R&D不同活动主体的比例上，基本形成企业占2乃，政府占1/3左右的格局。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投人占国内研发经费总额的比例为27.1%，日本为21.7%，德国为32.1%，法国为38.7%，英国为28.9%。这是由于各国工业界的科技投人增加较快，而政府所占比例相对就减少了。另外政府在国防方面投人的科技经费的减少也使得它所占的比例下降。而从经费来源看，进人90年代，美国企业投人主体地位已经完全确立，2002年美国企业投人达到66.2%，联邦政府只有287%，中国政府2000年的研发投人为33.4%。明显高于G一7国家平均水平(见表2)。4.政府研发投人占GDP的比例。

根据OECD统计数据，在发达国家中，企业投人虽已成为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政府研发投人仍占GDP的0.5一以8%左右。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投人的研发经费占其GDP的比例为住73%，日本为以69%，德国为0.79%，法国为0.83%，英国为0.54%。中国从1987年降至1%以下后，一直都在住5%左右徘徊，且以1996年为分界点，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G一7国家政府投人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变化不大，只有日本略微上升。中国自1996年开始，也出现小幅上扬的态势，2003年已达。名3%。

5.政府研发投人流向。

从各国政府研发投人的领域来看，基础研究等与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相关的研究成为政府投人的优先领域，在各国政府科技投人中，基础研究基本保持在10%以上。卫生、保健和环境等社会公益研究成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OECD国家政府研发投人中，医疗保健和环保两个领域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2003年美国政府医疗保健的研发投人达262亿美元，占政府民用研发支出的55.7%;2001年日本政府科技投人预算中，生命科学投人增长16.7%，环境科学投人增长187%。另外，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政府科技投人不断加强的投人领域。而政府国防研发投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下降。但是美国政府的国防研发投人仍要高于其他领域，在美国R&D总经费中，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用于国防。我国政府的研发投人主要投向了科技三项费用，而科研基建费投人很少。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科研的支出中，科技三项费用占42.7%，科学事业费占30.8Ok，科研基建费占11.4%o

三、结论与建议

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是增强国家竞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充足的研发经费则是保证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近年来各国政府已日益重视研发投人对国家科技实力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而各国政府财政研发投人的经费也越来越多。特别美国联邦政府给予R&D的投资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占据政府总经费的比例来说，都是很高的，这与美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直接相连。通过与G一7国家的比较发现，G一7国家的政府科研投人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由高到低的发展历程。而且政府对国防领域的研发投人也呈下降趋势，但所占比例仍然不低。与G一7国家相比，虽然我国近几年的政府科研投人逐年递增，但研发投人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明显偏低，政府财政研发投人不足。

国际对比范文篇8

1、纳税评估制度的起源

纳税评估制度源于美、日、德的税务审计制度，英美法系的诉辩交易程序制度和日、韩的行政指导制度，是这3种制度的综合体。

(1)美、日、德的税务审计制度

美、日、德3国税务机关的工作重点是税务审计，其中，美国税务审计人员约占税务机关人员的1半以上。税务审计主要分为办公室审计和实地审计两大类。纳税人自行申报后，审计人员首先进行办公室审计，审计的主要内容是检查申报表中所列各项是否正确，对同行业、同规模的公司进行比较，并考虑其过去的记载和其他已掌握的资料等，通过信息的分析寻找企业偷税的疑点。实地审计即研究公司账簿保存、会计记录保存、商品库存的实际状况，对账簿进行详细的检查，它是在办公室审计结果所显示的税额不太确定时进1步采取的审计程序。需要说明的是，美、日、德3国税务审计制度都是以强有力的信息化为支撑的。

(2)英美法系的诉辩交易程序制度

所谓诉辩交易，是指控诉方因掌握被告人的犯罪证据较少，并且收集证据比较困难或代价较为高昂，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在法官许可的前提下，控诉方和被告人或者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被告人认罪以换取较轻定罪或刑罚的协议。此协议1经法官批准即产生定罪效力。诉辩交易程序的精神实质是可以获取被告人对法律的信任，最大限度地减少刑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给人以希望。

(3)日、韩的行政指导制度

日本、韩国的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实现1定的行政目的，对行政相对人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行政指导具有非强制性，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日本、韩国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1种民主和积极的管理形态，而行政指导具有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的特点，是在政企双方共同受益基础上采取的民主而积极的行政管理手段，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以上3种制度的有关具体规定及其所蕴含的有关法律精神，为纳税评估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2、国外纳税评估的通行做法

纳税评估工作在我国还是刚刚起步，而国外发达国家(地区)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在这方面已有比较成熟的做法。

(1)美国的纳税评估判别系统

美国国内收入局(IRS)下属各级检查部负责纳税申报资料准确性、真实性的评判工作，首先由西弗吉尼亚州的计算中心自动对申报资料分类，然后通过筛选过程(TaxReturnSelectionProcesses)去核实纳税人是否正确，并以此估算其税款。具体由5种常用方法：

1.判别函数系统(DiscriminantFunctionSystem，DIF)：此为计算机实现的模型系统，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选出最可能有不遵从行为的纳税人。

2.纳税人遵从测度程序(TaxpayerComplianceMeasurementProgram，TCMP)①：即通过数理统计方法给出判别函数系统的参数估计值。

3.资料完善程序(DocumentPerfectionProgram)：通过此程序检查出申报表填写计算错误，并通知纳税人IRS重新计算后的应纳税额。

4.信息匹配程序(Information-matchingProgram)：该程序通过和银行、劳工委员会的相关资料与纳税申报表对比，检查遗漏和不正确的项目。

5.特殊审计程序(SpecialAuditProgram)：IRS运用由计算机和定期改变的手工选择标准而设计的很多特殊审计程序，比如针对退税额、所申报扣除额、调整后的毛所得等的特殊审计程序，旨在纳税评估的有效性、公平性和权威性。

(2)澳大利亚的纳税风险评估

澳大利亚国税局(ATO)认为纳税人实行白行申报、自行审核后，效率提高的同时风险也增大了，因此必须对纳税人资料进行分析，重点是纳税风险评估，主要有以下过程：

1.收集整理纳税人的信息。信息来源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信息主要是税务人员甄别后的举报和银行、海关、移民局、证券市场信息，以及外部商用数据库(该数据库能提供澳大利亚1000户企业、母公司的财务等多方面信息)。内部数据主要是税务当局数据信息库，包括纳税人申报资料、历史评估资料、审计资料等。这些信息全部录入计算机网络数据库，供评估人员调用。

2.分析信息。ATO的纳税评估人员将采集的内、外部信息输入由专家设定的标准模型中，自动生成评估报告，主要有财务分析、欠税情况分析、征收情况分析、营业行为报表等，然后根据个人分析和经验修正，得出公平、合理、权威的结论。

3.纳税风险的判定与对策。把纳税人(企业)按风险大小分级，实行区别管理。对遵从度高的纳税人主要是自我管理、自行评估策略，税务机关只是简单的监督与观察，而对于抵触税法、遵从度较低的纳税人的管理具有强制性，通常采用纳税审计和移送法办的措施。

ATO在评估结果确定后会以面谈、电话或信函方式给纳税人1个解释的机会，以达到节约时间、增加政府执法透明度、改善征纳关系的目的。如果纳税人解释不清或解释不能让评估人员满意，则进入实地审计程序，并将结果和纳税评估资料录入数据库。

(3)新加坡的评税规程

新加坡当前的评税管理工作主要依托计算机系统进行，评税的依据是评税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情报信息以及纳税人申报表中提供的信息。新加坡税务局使用的评税方法主要为核对法和财务分析法，核对法即评税人员通过掌握的各种情报、信息，通过函调或面谈的形式，对纳税人申报表中内容进行核对，是评税工作中的核心方法。财务分析法即评税师根据已掌握的各行业财务指标的标准值即平均值，通过财务分析的方法找出偏离标准值的个体，通过函调和面谈的方式来核定其应纳税额。评税工作是新加坡税务局的核心工作。它贯穿于税款征收、日常管理和纳税检查各环节，是对纳税人进行监控的最有效手段。新加坡税务局制定了严密的评税工作规程，要求评税人员严格执行。

新加坡税务局的评税部门主要有：①税务处理部，其职能是发放评税表，处理各种邮件、文件和管理档案。②纳税人服务部，对个人、纳税人的当年申报情况进行评税。③公司服务部，对法人的当年申报情况进行评税。④纳税人审计部，对以往年度评税案件和有异议的评税案件进行复评。⑤税务调查部，对重大涉税案件进行调查。

根据评税工作规程，新加坡的评税工作分为两部分，1部分是纳税人服务部或公司服务部对当年的纳税人申报情况进行评估，另1部分是纳税人审计部对以前年度的评税完毕案件或纳税人有异议的案件进行复评。如果在评税中发现重大涉税问题，必须转入税务调查部进行调查。无论纳税人审计部或税务调查部对纳税人作出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其评税表仍然由纳税人服务部或公司税务部来制作。

(四)英国的纳税评估制度

英国各税种的税收征管1般都要经过纳税申报、纳税评估、税款交纳和税务检查等程序，纳税评估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英国不同税种的纳税评估方式有所不同：增值税和资本利得税实行自行评估，其他税种由税务机关评估。在自行评估过程中，纳税人有责任及时登记、递交纳税申报表并缴纳税款。如果税务当局认为纳税人在某1时期的纳税申报中有错误或遗漏，可以对其签发纳税评估通知单。其他税种的评估过程与自行评估的过程大相径庭，如对所得税的评估，税务当局会对纳税人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和1些其他文件进行检查，如果未发现问题，就以此为依据计算出纳税人的应税所得和应付税款。如果稽查人员发现纳税人有应税所得未被计入或者获得了不应获得的减免，可以对纳税人签发补缴税单。

(五)爱尔兰的税收评估体系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爱尔兰进行税制改革，改革的重点就是改进其纳税评估体系。到90年代，爱尔兰的直接税纳税评估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直接税(对雇员收入的预扣税除外)的评估都由传统的直接评估改为纳税人自行评估。应当看到，爱尔兰税制改革的内容与其国内经济背景有密切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爱尔兰存在严重的财政赤字。90年代初期，爱尔兰在税收遵从和税收征管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爱尔兰有关部门将巨额赤字和大量存在的欠税归咎于税收征管不力，并认为长期实行的税收直接评估体系有鼓励纳税人逃税、避税或拖欠税款的倾向，是征管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原有的纳税评估体系存在严重漏洞，为逃税大开方便之门，而惩罚明显偏轻，实际上鼓励了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导致了大量的拖欠税款现象。爱尔兰税制改革专门委员会针对原有纳税评估体系的问题，提出了评估体系改革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有步骤地将绝大多数税种的评估改为纳税人自我评估。在原有体制下，由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人的纳税额并通知纳税人；在新制度下，纳税人按照规则自行确定纳税额并通知税务机关。这1措施降低了税收行政管理成本，提高了税收行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作为配套措施，爱尔兰制定了关于税务中介的资质、作用的新规范，更加重视税务中介的作用。与此同时，爱尔兰还对税务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并加强了对评估体系的监督和审计。

(六)印度的所得税评估程序

印度的所得税法案(ITA)规定了所得税评估的具体程序：

1.自行评估。根据所得税法草案第104A节规定，每个被评估人应根据所提交的所得申报自行评估应纳税额，并按该数额向税务部门缴纳税款。如果被评估人未能缴纳自行评估的税款，将被认为是未履行其义务，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2.1般评估。当被评估人按照规定进行申报后，税务官员将根据ITA的相关条款对被评估人的税款进行评估。根据纳税人提交的所得税申报，税务官员应当向纳税人发送通知，告知其应缴纳或者退还的税额或利息。

3.最佳判断评估。即评估官员不能不诚实地或报复性地或任意性地进行评估，而应根据最佳判断进行评估。最佳判断评估有两种类型：第1，强制性最佳判断评估，由税务官员在纳税人不合作或者延迟提交信息时采用；第2，任意性最佳判断评估，即在评估官员质疑纳税人账户的正确性或完整性，或者在纳税人没有采用常规和1致的方法进行账户记录时，可以适用任意性最佳判断评估。税务官员在做出最佳判断评估前，应当给予被评估人员陈述的机会。

4.预防性评估。如果不清楚所得的接受者为何人，评估官员可以启动针对相关人的程序，以决定他们中谁负有缴纳税款的义务。

5.重新评估。如果评估官员有理由相信任1应纳税所得在任1纳税年度内逃避了评估，即可对该项所得重新评估，也可以对任何其他逃避评估且在程序中发现的应纳税所得进行评估。

(七)俄罗斯的室内审计

俄罗斯税法典详细规定了税务审计的类型，以及实施税务审计的方法和条件。法典第87条规定，税务机关实行室内审计和实地审计(也称全面审计)两种形式。室内审计适用于所有纳税人，由税务机关强制实施。其主要依据是税务机关掌握的纳税人的经营活动材料和纳税人提供的报税单和其他税收凭证。立法规定，室内审计必须在纳税人提交申请书后的两个月内进行，因此，大部分公司的室内审计至少每季1次。税务机关对某些税收项目进行初审，如果审查中发现填报错误或所提供的材料和凭据相矛盾，税务机关要通知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更正。如发现偷税漏税，则对纳税人下发补税和罚款通知书。

3、发达国家(地区)与我国纳税评估制度的比较

将国外纳税评估的通行做法与我国纳税评估制度的现状进行具体比较，有利于进1步完善我国纳税评估制度，提高纳税评估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下比较主要集中在纳税评估的定位、纳税评估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纳税评估的手段等方面。

(1)对纳税评估定位的不同

发达国家(地区)1般把纳税评估定位在管理和服务上，纳税评估是1种非现场的检查，与现场稽查有1定的区别，纳税评估机构与稽查机构的界限也比较清晰，前者侧重税源管理，后者侧重执法打击。发达国家(地区)普遍认为，刻意逃税的纳税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纳税人都是诚信纳税的，不希望被税务机关追究违法责任，出现税收流失问题多是对税法没有正确理解与把握，是1种无知性税收不遵从行为，如果为了打击少数刻意逃税的纳税人而挫伤了大部分诚信纳税的纳税人的积极性，是得不偿失的。通过纳税评估，1旦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或辅导纳税人纠错，如纳税人仍置若罔闻，那么这种不遵从行为也就由无知性不遵从定性为知觉性不遵从，处理方法也由纳税评估转为税务稽查。这种重过程服务、轻结果处罚的管理理念，比较符合现代税收管理的要求，这也可以从其人员配置上看出来，例如香港税务部门负责评税工作的人数为570人，负责税务稽查的只有160人，两者比例近4∶1。我国近几年将纳税评估主要定位为税务稽查的前置程序，是1种打击偷逃税的手段，纳税评估和现场稽查往往相混淆。纳税评估力量也倾斜到稽查部门，稽查部门人员往往占到全部税务人员的30％左右。在试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后，虽然也强调把纳税评估作为税源管理的手段，但由于在制度、机构、人员等方面未得到有力的保证，征管部门的人员真正能从事纳税评估工作的寥寥可数，纳税评估对税源管理的作用还只是停留在理念阶段。

(2)纳税评估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税务局的评税部门有税务处理部、纳税人服务部、公司服务部、纳税人审计部和税务调查部，各部门职能界限明确，各司其职。澳大利亚纳税评估机构和稽查机构分设，以维多利亚州税务局为例，总共400人的队伍，除70人从事税务稽查、160人从事电话服务以及信息处理、60人从事内部管理以外，其他110人都从事纳税评估工作。德国税务审计机构比较完整，自成体系，其税务审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联邦财政部和各州的财政局，联邦财政部下设的税务审计局，负责大型企业及公司的税务审计；州财政局下设的税务审计局，负责中小型企业的税务审计。法国设有专门的税务审计机构，分为中央级、大区级和地区级，其内部审计以各级税务局的管辖范围为界，各负其责。香港为纳税评估人员设置了评税主任、助理评税主任等1系列职位阶梯，形成了1个良好的育才、留才机制，纳税评估方面人才辈出。我国近年开展的纳税评估工作中，税务部门1般不设置专门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征收系列的纳税评估主要由税收管理员兼办，稽查系列的纳税评估主要由稽查员兼办。目前税务部门的每个税收管理员平均管理纳税人400户至500户左右，常常忙于应付案头工作，根本无暇开展纳税评估，而稽查员每人每月稽查的纳税人户数有限，且通常把纳税评估作为稽查的前置程序，纳税评估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能满足税源管理的要求。

(3)纳税评估手段的优劣

纳税评估所需的涉税信息量非常大，如果仅靠手工手段就会事倍功半，效率低下，难以完成对所有纳税人的评估，这就需要计算机手段的广泛应用。另外，在运用计算机对纳税人的纳税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时，必须依靠客观准确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评估结果客观真实。发达国家(地区)税源管理信息化程度较高，可凭借大量的涉税信息，运用计算机程序进行纳税评估，再通知或辅导纳税人补税，评估的效率和可靠性很高。目前，美国联邦税收收入约有82％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征收上来的。纳税人自行申报后，税务计算中心通过程序自动对纳税人纳税申报情况进行分类、编码、审核和信息汇总，并根据从第3方所获取的信息，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实施自动审核。在美国，大约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计算机分析筛选出来的。对比之下，我国信息化建设总体水平不高，纳税评估所需的涉税信息不全面。目前我国税务部门的评估数据资料仅包括纳税人税务登记资料、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金税工程的有关信息资料及企业财务会计报表。这些资料主要由纳税人提供，缺乏社会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这主要也是因为我国税务部门的信息系统没有与社会相关部门如银行系统联网。另外，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尚待完善，虽然个别税务机关如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山东省国家税务局等已针对某些行业探索制定了1些评估指标体系，但由于信息共享性较差，加上评估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工作开展还不尽理想。

四、进1步完善我国纳税评估制度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纳税评估制度在组织机构、工作流程、信息来源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地区)还存在1定差距，需要进1步加以完善。有效率的纳税评估制度是1项系统工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有效率的纳税评估系统取决于组织机构、工作流程、信息传递以及人员素质等要素的优化和完善。

(1)完善评估组织体系，分清权限职责

首先，各级税务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的纳税评估组织机构，具体负责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评估范围和评估手段的确立、评估内部工作管理等事项，保证纳税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即便不设立专门的纳税评估机构，也要从健全职能设置入手，对纳税评估体系中各个机构的职责分工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各级纳税评估机构的具体工作分工为：省(市)局评估机构主要负责纳税评估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制定纳税评估工作业务规程；建立健全纳税评估规章制度和反馈机制；指导基层税务部门开展纳税评估工作；明确纳税评估工作职责分工、定期对评估工作开展情况调查并总结和交流；根据相关数据设立评估指标及其预警值，研究评估方法、评估模型等。基层纳税评估机构负责本辖区纳税人的评估工作；维护更新税源管理数据库；采集纳税人生产经营信息；为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开发评估模型提供基础信息等。

其次，合理界定税款征收、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的职能分工，加强3者之间协调与合作，建立有效的评估协作机制。具体说来，1是加强征收部门与评估部门的衔接，评估部门分析、处理涉税信息后，要及时反馈到征收部门，为征收部门提供信息支持；2是加强评估部门与稽查部门的衔接，评估部门发现有偷逃税嫌疑的线索应及时提供给稽查部门；3是稽查部门要充分发挥稽查对评估的促进作用，在查案中发现的新问题及稽查结果要及时反馈给评估部门。

(2)科学界定工作步骤，优化纳税评估流程

根据纳税评估的目标要求，基于流程各个环节分工负责、彼此促进、权力制衡的控制原则，应用反馈控制、前馈控制和预防控制的方法，可将纳税评估流程分为信息采集、筛选重点评估对象、案头评估分析、约谈举证、实地核查、评估处理及评估结果反映等七个环节。具体说来，信息采集是纳税评估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主要为计算评估指标和预警值提供足够的基础数据支撑。信息采集的方法主要包括手工录入数据、条码扫描数据、外部导入数据和企业财务报表调整等。筛选重点评估对象是指评估机构利用包括纳税人申报资料在内的各渠道来源信息，参照纳税人所属行业、经济类型、经营规模、信用等级等因素，结合各项评估指标及预警值，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数学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选择重点评估对象，并能够定性给出主要疑点原因，为后续的评估工作提供案源，以提高纳税评估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案头评估分析是指评估人员结合其专业知识与积累的工作经验，利用各种涉税信息，采取人工分析或人机结合分析等方法，对筛选出的重点评估对象或者外部举报的评估对象，使用预先设定好的评估指标对纳税评估信息系统保存的评估对象的纳税信息进行评析，以确定纳税人申报资料及附报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并进而求证疑点的过程。税务函告、约谈举证是指税务部门对经案头评估分析发现的涉税问题和疑点不能确定或需进1步核实的，通过信函解释或约请纳税人到税务部门进行陈述申辩，评估人员根据函告回复或约谈情况，对疑点问题进1步确认，并作出定性、定量判断，以决定如何采取进1步的征管措施。实地核查是指对经函告、约谈举证环节后疑点问题仍无法排除的，或者纳税人拒不接受约谈的，由评估人员到纳税人生产经营场所、货物存放地，对疑点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过程。评估处理是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分析、税务约谈和实地调查核实各阶段反映的情况对筛选出的疑点问题进行综合评估，按照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具体评估对象疑点问题的性质并作出相应处理。成果反映是对评估结果信息、稽查部门和上级税务部门反馈的信息进行分析，反映纳税评估工作和征管整体状况，找到问题症结，对税收征管工作提出建议的管理活动。

(3)完善税收信息网络，实现信息共享

纳税评估工作是1个获取信息、分析信息、使用信息的过程。充分获取客观、准确的涉税信息是保证纳税评估准确、高效的基本前提。当前，我国纳税评估的1个制约“瓶颈”便是涉税信息获取渠道不畅、信息量不足、信息可靠性较差，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建立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顺畅机制，其物质载体便是四通八达的税务信息网络。具体说来，1是尽快实现国税、地税网络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2是逐步实现税务系统内部网络向外部的延伸，实现与财政、国库、海关、银行、公安、统计、房管等第3方网络的衔接，提高各部门间涉税信息的共享程度。3是为实现税务系统内联网、外联网与互联网的3网集成和协调组合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际对比范文篇9

现代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已由传统的信用风险识别和违约评估发展到现代信用风险模型化阶段，由国际活跃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创建和广泛应用并被巴赛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建议使用的现代信用风险模型主要有JP.Morgan(1997)的CreditMetrics、KMV(1993)的EDF(creditmoni-tor)、CSFP(1997)的CreditRisk、Mckinsey(1998)的CreditPortfolioView等模型。2004年6月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称新协议)所推出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IRB)也是基于上述模型的适用性考虑后的折中产物。

国外对现代信用风险模型的有效性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上述模型均是有效的信用风险量化技术，并且在对不同的信用资产风险度量中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委员会于2004年6月推出新协议提倡使用IRB管理信用风险，并推荐使用上述模型进行内部评级，可见现代信用风险模型已经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使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离新协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仍停留在传统的贷款风险度衡量阶段，但银监会表示，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过渡到以IRB为代表的现代信用风险模型管理阶段。国内理论界和银行业已对IRB和现代信用风险模型进行了理论研究，并探讨了在我国的适用性和模型选择，但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没能遵循路径依赖的原则，忽视了在我国商业银行现有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基础上的改进路径选择，从而提高了改进成本。本文将弥补既有研究的这一缺陷，在细致考察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贷款风险度方法存在的不足和缺陷的基础上，将其与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寻找改进和构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路径选择。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用

风险管理模型：贷款风险度方法

多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主要以定性分析与经验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和各种财务工具的运用处于次要位置。目前这种局面己经有了改进，我国商业银行初步建立起由客户信用评级法和贷款风险分类法所构成的两维评级体系为基础的贷款风险度方法。

(一)贷款风险度方法框架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估管理主要采用贷款风险度方法。所谓贷款风险是指发生贷款本息损失的不确定性，其主要影响因素有：贷款对象、贷款方式、贷款期限和贷款形态。在实践中，即将交易对手企业客户划分为不同的信用等级，确定相应的风险权数，即企业客户信用等级风险系数T；再给出贷款方式的风险权数，得到贷款方式风险系数S。于是，单笔贷款风险度X可表示为：

贷款风险度X＝TS由上式，贷款风险度的本质是取值在0-1之间用概率表示的贷款风险程度。上式表明，X是贷款风险的量化指标，X越大，表明此项贷款面临的风险越大。实际工作中往往通过统计结果来确定贷款最佳风险度X(一般为0.4)和临界风险度X(一般为0.6)。X以下的贷款质量处于良好状态，超过X就视为高风险区。

贷款发放后就参与了企业生产资金的周转过程，也就具备了增值或亏损的可能性。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规定：银行已发放的贷款资产可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据此可确定不同贷款形态的风险系数P；再考虑不同期限贷款面临不同的风险损失，可确定贷款期限风险转换系数p，于是，在最终贷款审查和评估时，有：

贷款资产风险度L＝单笔贷款风险度贷款形态风险系数贷款期限风险转换系数＝XPQ＝TSPQ单项贷款风险权重资产=单项贷款金额该笔贷款资产风险度，即：RWA＝AL＝ATSPQ全部贷款资产风险度＝贷款风险权重资产/贷款余额，即：

(二)我国银行业贷款风险度方法的总体判断分析

通过与国际银行业采用的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和新协议的1RB法比较，可得出以下判断：

1、贷款风险度方法实际上低估了信用风险

贷款风险度的计算公式是根据概率论中全概率法则建立的，该法则的假设前提是各因素都应是独立无关的；然而，贷款风险度L的影响因素T,S、P均是与企业相关的内部因素，三者的含义和评估标准有重复的地方。所以贷款风险度方法并不符合严格的条件概率定义，在实际应用中低估了信用风险。因此，可以将S和P纳入，评价中去，将信用等级风险系数定义成严格意义下的条件违约概率。

2、评估方法简单化，主观性较强

贷款风险度方法以信用评级为基础。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信用评级普遍采用打分法，这种方法的最大弊端是评级的基础是过去的财务数据，与风险预测的关联度不大。客户信用等级风险系数和贷款方式风险系数指标和权重的确定缺乏客观依据，难以反映评级对象未来的真实偿债能力。因此贷款风险度方法实际上是建立在主观因素过强的信用评级基础上的经验公式，无严格的理论基础和证明，很难有说服力。

3、无严格的理论基础，其科学性和准确性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可见，贷款风险度方法只是一个近似的加权平均，并不严格符合概率论的意义，从而，贷款风险度的计算公式所依据原理的科学性值得怀疑，其评估的准确性不能高。而国际高级信用风险模型则大都使用了联合概率分布和概率母函数的办法解决单个债务人的违约与银行整体客户违约的概率关系问题，以严格的理论为基础，其准确程度明显高于贷款风险度方法，并且可以推导包括多项贷款或其他银行业务的资产组合联合违约概率分布及损失分布，便于商业银行进行组合多样化管理。因而，我国在信用风险的评估方法中应引入严格的理论推导，以严格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够保证信用风险度量及管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缺乏贷款组合风险管理功能

贷款风险度方法中仅考虑单项贷款的风险，没有考虑贷款组合和贷款集中度，缺乏贷款组合风险管理功能。事实上，集中于某一行业的贷款违约很有可能造成银行破产，贷款组合可以降低单项贷款带来的风险；好的风险评估模型应该关注银行现有客户的分布和组合贷款风险，便于商业银行进行组合多样化管理；并且由于贷款风险度方法不能推导出PD以及LGD分布，缺乏进行组合风险VaR分析的基础，从而无法进行VaR分析。

5、评估结果不全面，且呈现静态性和波动性

贷款风险度方法仅给出贷款风险的PD测量，而没有给出LGD估计值。而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对LGD进行估计。因此使得贷款风险度评估结果不全面。而且由于贷款风险度方法中所使用的指标考察期均较长，评估结果时效性差，难于应对瞬间变化的金融市场。

贷款风险度作为信用风险的评估标准本身具有波动性，即贷款风险度对信用风险的反应不固定而时大时小，具体表现为：贷款风险度对信用得分差距原本较大的贷款企业，其评估结果却一视同仁；而有时信用得分差距微小的贷款企业，其评估结果却差异很大。贷款风险度指标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只是一种粗略的度量，对于相差很大的贷款企业可能做出正确判断，而对相差不大的方案，该指标很有可能会掩盖企业间的风险差异，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决策。形成波动性的根源在于贷款风险度自身的离散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之间的矛盾(于立勇，2002)。

三、现代信用风险内部模型的分类

银行内部信用风险计量是通过对客户和债项类型风险特征的评估确定银行可能遭受的损失，进而估计经济资本(EC)。IRB法需要估计和确定的主要变量有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暴露(EAD)、期限(M)、预期损失(EL)、意外损失(UL)和风险价值(VaR)。其中，PD、LGD、EAD、M是IRB的主要输入数据，而EL、UL和VaR是主要输出结果。新协议对信用风险资本金的确定借鉴了市场风险中计算资本金的VaR方法，而且定义VaR就是EL与UL之和。用VaR方法计算资本金时需要确定信贷资产未来价值或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PDF)，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和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相关参数，就会对模型产生不同的分类，通常有如下分类方式：

1、依据模型的演绎或归纳方法

演绎模型(TopdownModels)用单个统计数据对信用风险进行分组，也就是说将许多不同来源的风险视做同质风险加总到组合的整体风险中，不考虑个别交易特征。这种方法对于所含信用笔数很多的零售信用组合比较合适，但对于公司贷款或国家贷款组合而言，就不太合适了。即使零售资产组合，演绎模型也可能隐藏着来自行业的或地理位置的特别风险。

归纳模型(Bottom-upModels)解释了每一种资产/贷款的特征。此种方法非常类似于对具有市场VaR系统特征的头寸进行结构分解。它适用于公司信用资产组合和资本市场组合。归纳模型对于采取纠正措施也是最有用的，因为可以按照其风险结构进行反向操作来修正风险曲线。

当今的信用风险模型中归纳方法占主导地位。只有CSFP的CreditRisk是对假设为同质的资产在整个等级的层次进行分析，可以被认为是topdown方法。

2、依据建模原理与分析方法

对于PD、等级转移矩阵和信用质量相关性的计算，主要有三种方法。

其一是经济计量模型方法，该方法对PD计算的根据是，PD与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行业和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等有关，环境的差异或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影响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因而影响了公司的信用质量，进而使公司之间的信用质量表现出相关性。经济计量方法适用于简化式模型；其二是基于精算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是只考虑KMV的预期违约概率(EDF)有关计算，假定违约遵从随机泊松过程，应用客户的历史违约率数据预测具有类似特征的客户的EDF，在此基础上再估计相关参数，比如等级转移矩阵和相关系数。基于精算方法的参数估计具有后顾性(backwardlooking)；其三是基于Merton期权模型的方法，把公司违约或信用质量的变化与公司资产的价值、股权、债务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该方法利用可获得的关于公司的债务、权益的历史价值和当前市场价值以及权益价值的历史波动性估计公司资产价值的大小、变化率和波动性。进而通过期权模型确定公司的EDF和违约相关性。基于权益的方法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

CreditMetrics依据评级的历史数据统计和股权分析；KMV依据期权定价原理；CPV依据宏观经济因素调整的模拟分析；CreditRisk则依据保险精算的寿险和财险思想。

3、依据模型对风险的定义方式分类

违约模式(DefaultmodeModels，DM)与盯市模式(Market-toMarketModels，MM)是银行业内普遍使用的两大类信用风险模型，其分类原则是基于对资产价值和信用损失估计方式的不同考虑。所谓信用损失是指信贷资产组合当前价值与某给定时期末的未来价值的差，当前价值往往是已知的，而未来价值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概率分布。DM模型只考虑违约与不违约两种信用状态，即只把完全的违约视为信用事件。因此，资产组合的市场价值的任何变化或信用评级的任何变动都是无关的；而MM考虑资产组合市场价值的变化和包括违约在内的信用等级的变化，公平市场价值为模型提供了对风险更好的估计。在此意义下，MM模型是DM模型的一种推广。

CreditMetrics属于MM模型；CreditRisk和KMV本质上属于DM模型，但KMV公司目前正准备提供MM版本；CPV既可被当作MM使用，也可被用做DM。

4、依据违约事件的条件概率分类

条件概率模型(ConditionalModels)中包含了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PD的影响。即此类模型考虑了经济衰退期PD会上升。

无条件概率模型(UnconditionalModels)具有固定的PD，并且因此往往关注的是贷款者或特定因素信息。但某些环境因素的改变也允许用改变模型参数的方法来实现。

CreditMetrics是基于违约历史资料统计的结果，没有反映宏观经济因素，因此属于无条件测度；CPV、KMV以及CreditRisk分别融入了宏观经济因素以及市场价格等信息，因此属于条件测度。

5、依据违约事件的结构化和简化设定分类

这种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出于对违约相关或信用等级转移相关性确定方法的考虑。在同一行业和地区的客户之间，由于信用事件(违约、信用等级转移、违约时的损失率、信用价差、风险暴露等)的变化是非独立的，即存在着相关性，在估计信用损失确定资本金时应考虑相关性。但是，实际应用中由于数据及模拟技术的限制，通常只考虑不同客户之间违约或等级转移的相关性，而其它信用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不予考虑。对相关性的估计，委员会选择了两类模型，即结构化模型(structuralmodel)与简化式模型(reduced-formmodd)。结构模型试图通过假定金融产品或经济单位的微观经济特征来解释单个客户的违约或信用质量的变化，比如资产价值和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可能决定了客户的信用质量。那些用于决定客户风险等级变化(包含违约)的随机变量称为等级转移风险因素(Migrationriskfac-tor)，在结构模型中，就是要估计或确定客户问等级转移风险因素的相关性。而简化模型则不同，它不是试图解释违约或信用等级的转移，而是选择一种统计方法并建立适当的因素模型来刻画违约或信用等级的转移现象。在简化模型中，特别假定了客户的EDF或转移矩阵与可以观察到的宏观经济活动指标或不可以观察到的随机风险因素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简化模型认为正是单个客户的财务状况对公共因素或相关背景因素的依赖才引起了客户之间违约率的相关性和信用等级转移之间的相关性。

CreditMetrics、KMV属于结构模型；CreditRisk与CPV属于简化模型。

6、依据违约的驱动因素分类

CreditMetrics和KMV的违约驱动因素为企业资产价值及波动性；CPV的驱动因素为宏观经济因素；CreditRisk的违约驱动因素则为违约风险平均水平及其波动性。

7、依据违约概率测度的离散性与连续性

由于金融产品的价值要受到其信用质量的影响，而对信用质量的描述变量有连续与离散之分，因此依据对金融工具信用质量变化方式的不同刻画，对金融工具在给定期限末的价值或损失的估计就有了两种可以选择的方法：一是，信用质量按离散的信用等级变化(信用评级)进行刻画，基于此的估值模型称为离散估值模型；二是，信用质量通过违约概率或违约概率密度函数按连续的方式进行刻画，基于此的估值模型称为连续型估值模型。

在以上几种模型中，CreditMetrics、CPV属于离散测度，而KMV、CreditRisk则属于连续变量测度。

四、贷款风险度方法与

现代信用风险模型的比较

从提高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前瞻性角度思考问题，可行的方法是以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为参考，改进我国现行的贷款风险度方法。将其方法与CreditMetrics、KMV、CPV、CreditRisk进行比较分析，主要特征比较如表1所示

。从比较中可以发现，与我国贷款奉献度方法在诸多特征最为接近的是CreditMetrics模型，因此，我国银行业在对此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信用风险管理模型做一改进，使其逐步向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靠近，并满足IRB要求。

五、我国银行业现代信用风险

管理模型的改进方向及其选择

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均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也各具有不同的适用性，即：CreditMetrics和KMV适用于对公司和大的私人客户的信用风险度量；CreditRisk适用于对零售客户的信用风险度量，CPV适用于对宏观经济因素变化敏感的投资级债务人或债项如房地产贷款的信用风险度量。而我国银行业具有不同的类型和业务范围，可以选择较为适合的模型来改进自身的信用风险管理。

KMV主要用于分析发债公司的信用状况和资本市场的信用风险，其中一个基本条件是需要大量的股票市场的有效数据，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特别适用于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评估，对非上市公司的EDF进行计算时，需要借助很多会计资料，同时还要通过对比分析手段最终得出企业的EDF，因而，计算过程复杂且结果未必准确。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历史较短，上市公司信息质量不高，股权分割等因素导致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时常背离公司的实际，进而影响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准确估计，即使通过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来估价公司价值，其差异也非常大：模型假定借款企业资产价值呈正态分布是不合乎实际的；模型不能够对长期债务的不同类型进行分辨。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场所作用的日益增大，KMV在我国的应用条件会逐渐具备，而且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应用范围也会逐渐增加，并在未来的信用风险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CPV和CreditRisk都涉及到宏观和行业因素。CPV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借款人的信用等级的迁移，而信用登记迁移概率在不同时期受到GDP增长率、经济周期、失业率、汇率、产业等多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应用是以上述数据均正确为前提。由于此类数据的完整获取和精确计量在我国尚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从方法论上看，从宏观因素的个数及其经济含意与信用等级迁移的具体函数关系尚缺乏稳定性和风险性，我国的信用风险量化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因此在使用上述模型时缺乏基础条件，但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不断完善，可以成为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参考模型。

CreditMetrics适合于对各类贷款资产信用风险的分析和预测，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评级体系或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但由于我国信用评级制度不健全，银行内部评级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也是刚开始，还没有形成长期的企业评级数据库，在此情况下，该模型的应用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但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企业信用信息征集、评价机制正在不断完善，银行内部评级和外部评级机构也在不断发展，随着各项条件的具备，该模型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广阔，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型

相比之下，CreditMetrics具有两个优点：一是所计算出的Vail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不同信用等级和不同时期的贷款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价值损失；二是以VaR来确定最低的风险资本量可以有效地保证银行在遭受信用风险损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下来。因此，CreditMetrics可较好地用于我国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进行量化和管理。

国际对比范文篇10

（一）我国目前对资产减值核算的有关规定。

1998年开始执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及财政部文件规定，公司应计提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四项准备金）。2000年底的《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对所有符合资产定义的不实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同时，规定企业不得计提秘密准备。

1.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计量。我国确认资产减值时采用备抵法。在“资产负债表”中，各项资产减值作为其资产的减项列示。关于资产减值的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分别就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八项资产项目作了具体的规定。

2.资产减值准备的披露。企业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在期末对外提供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单独披露。披露内容包括：各减值准备的年初金额、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及年末金额。

（二）国际上对资产减值核算的观点。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121号准则公告《长期资产减值和待处置的长期资产的会计处理》规定，在评估长期资产和某些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可收回性时，如果使用该项资产以及最终处置可产生的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总和低于其账面值，就应当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的计量应建立在公允价值的基础上。在评估可收回价值时，FASB采用的是未折现的预期现金流量，而在确认资产减值时则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国际会计准则IAS25《投资会计》规定，长期投资的账面金额因非暂时性的下跌而发生的减少数，应计入损益表，除非它们能与以前的重估价相抵销。当投资的价值升高或跌价的理由不复存在时，已经减少的账面金额可以转回。

1998年的IAS36《资产减值》准则规范了企业确保其资产以不超过可收回金额进行计量的程序，要求企业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与此同时，IAS39中也对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判断、确认作了具体规定。

国际上规定，企业对资产减值准备的披露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信息：导致资产减值发生的具体原因及其对资产服务能力的影响，估计可收回价值的方法，资产的可收回价值，确认的减值损失及其列示，资产减值冲回的原因及金额和在报表中的列示。

（三）国际惯例与我国制度对资产减值核算的差异分析。

1.资产减值的确认。

（1）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目前主要有三种：即永久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不同国家对于确认标准的选择有所不同。美国等一些国家使用可能性标准，其主要特点是，确认和计量的基础不一致，确认时使用未来现金流量的未贴现值，计量时使用公允价值，这样可能会导致资产价值的高估；英国等一些国家采用永久性标准，它强调只有在预计的未来期间内不可能恢复时，才对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确认；IAS36等广泛采用经济性标准，只要发生减值就予以确认，确认和计量采用相同的基础。从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来看，我国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基本倾向于经济性标准。

（2）关于资产减值的恢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在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这一点，与国际会计准则、英国会计准则已形成了共识。然而FASB121不允许资产减值的冲回。

2.资产减值的计量。

（1）资产减值的计量属性。国际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应采用资产的净售价与在用价值孰高确定可收回金额进行计量。美国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使用和持有的资产应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允许确认未实现损失或利得。英国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应采用可变现净值与在用价值孰高为基础进行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则按照不同的资产对其计量属性作了具体的规定，仅允许确认未实现损失。由此可见，我国的会计处理更为充分地体现了稳健原则。

（2）可收回价值的确定。对于可收回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美国FASB采用的是未折现的现金流量。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将其规定为资产的销售净价与使用价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IAS36中也有类似规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资产的使用价值或其销售净价。虽然各国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而且都有着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提高了各国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在测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时，我国通常以单项资产或资产类别为基础测定，这在操作中有局限性。IAS36中规定，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企业应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而“现金产出单元”评估的方法正好弥补了我国测定中的不足。

3.资产减值的披露。国际上要求对资产减值披露的内容更为详实，不仅包括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中的要求披露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导致确认或转回减值损失的事件和环境等内容，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进一步杜绝人为操作利润的可能。

二、进一步完善和利用我国资产减值核算信息的建议

（一）将资产减值核算的评价纳入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督范围。

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存在大量银行信贷资产，这些资产大都转化成了物化的资产。当企业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时，转化后的物化资产也逐渐被消耗掉，成为空壳，银行损失将无法计算。那么怎样才能让银行损失减少甚至不发生？笔者认为，对银行贷款资产组合中的不良资产计提减值损失，让银行记录贷款的经济减值。

鉴于考虑信贷资产转化为物化资产后，企业可能会出于粉饰报表业绩的动机，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当期盈余，或者改变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转回、核销的时间，调高当期的利润。这样给银行制造假象，误认为企业仍有还贷能力，不能觉察到贷款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要杜绝企业虚报资产、操纵利润的现象，笔者认为，让企业会计人员与银行委派人员共同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定期或至少每年年末对企业中的信贷资产转化后的物化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合理预计并对这些资产可能发生的经济减值进行记录，及时采取措施。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信贷资产主要指专项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