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范文10篇

国家形象范文篇1

从上述角度分析，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国际社会大系统中；其形象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单纯的物质的形成过程，但是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映像的输出。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在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细细考察开来，对于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概念却一直没有较为仔细和认真的界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不揣冒昧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有关概念进行初步的界定。

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

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上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②这一基本事实使我们考虑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时，都离不开对国家定义的思考。

“国家”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层面和角度。

从国际政治层面分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家理论：韦伯理论，多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③。韦伯学派认为，国家是具有主权的组织，能在其领土内对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垄断权利的实体；多元主义给国家的定义是某一特定的时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具体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国际法层面，学者们强调的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所具有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具备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④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各有特点。但是，纵观所有相关概念，我们应该有几点共识：国家是具有主权、社会(定居的居民)、领土，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特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政治组织。

然而，我们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时，如果仍然把国家的概念固定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范畴中，以权利和利益以及暴力等学术话语来表述形象，形象将永远处于一个没有边际、虚无飘渺的空中。人们时时处处感觉到形象的作用，却无法评估。于是传统的政治学者总是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附属品而不是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的层面上单独的一个概念进行看待。国家形象的相关论述也因此而苍白无力。

本世纪40年代以来，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为人类提供了观察、解释世界的新途径。这种理论认为，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⑤。系统论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系统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一直存有争议⑥，但是利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之中。

“系统论前提是世界可以分解成系统和亚系统，然后组成一个有动态反映的整体，并予以认同”。⑦国家则是一个“大系统”⑧。这个大系统由很多交叉重叠相互建构的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

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我们把国家看作信息源，意即把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又一个的系统“信源”(informationsource)。这些信息源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由于互相联系而存在，并最终形成一个信息互相作用的特大系统，这就是国际社会。这个特大系统中，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信息链条中，即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

国家系统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生态和物质亚系统，一般认为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而是相对恒定的，当然这里的人口因素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如果要给此亚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一个名称，可称之为“核信息”，这些信息是内化核心信息，是其他系统核信息基础。

国家系统第二层次是社会组织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也就是政治学层面上所说的制度、法律秩序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制度等。该部分是极为庞大、复杂部分，它包罗了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一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形态奠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大社会系统的基础。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国家系统的生态、物质基础，这个部分应当是信息形成过程中人类之后的第二决定者，是国家系统中信息身份的认定者。该部分运动中产生的信息构成国家系统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

很多政治学者力图将国际系统的第二到第三层面简化，建立“政治模型系统”。他们认为“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用来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⑨“在政治系统模型中，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生物系统一样运作。”⑩在众多的政治系统模型中，伊斯顿的模型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一系统模型也存在很多缺陷。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例如，在水门事件中，是不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的工作人员在的总部安放窃听器呢?不。但是当1973年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链才开始起作用。这里面也许还有政党斗争以及其他政客的个人因素，而并不单单是民众对众议院施加压力而能够发生的。因此，罗斯金等人在撰写和研究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动，形成了“政治系统的修正模型”(11)。

修正后的模型中加入了“内部输入”的概念。“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12)。这一概念的引入使这一系统更为复杂，也说明了现实的复杂性。

在分析国家系统的第二层面时，同时涉及到了该系统的第三层面。在第二层面的基础上，一国系统内部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面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两个层面的信息最终被标识并被传输。

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世界的综合表征。抛开人的因素，我们不妨把两者都看作是客观存在。前者必定是物质的，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后者虽然未必是物质的，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形”。当然，我们研究的关键在“像”，也就是在具体概念环境当中通过一定媒介(medium)形成的通常意义上的“形象”。

物质是作为世界的本体，决定了能量、信息和意识的最终形成。从物质到能量发生了一个守恒的变化，变化出现在形式上；当进入信息转变之后，变化规律变为不守恒，而意识变化过程中，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可测性，信息变化更加复杂。

也就是说运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异，这些特征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信息；作为物质属性的信息也是客观存在；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那么“意识”是否是“象”呢?否!意识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意即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工具。当人们将加工后的信息这种“像”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之后才形成“形象”。这是“形象”最基本、最简单的形成过程(如图所示)。

物质(运动)信息传输(被噪音影响)人脑被加工像(输出+噪音)变形形象

图1形象形成过程简图

由此，笔者试图将“形象”界定如下：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结合上面对于上述几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表1：

由表1，我们可以分析出形象的特点：

1.形象的物质本原性。形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物质的本源，形象无从谈起；

2.源像的客观性。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惟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

3.形象的主观性。由一些符号组成的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厂”，加工厂首先生产出的是“模板”，出厂销售时根据不同客户或者是其他具体环境的要求进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终的“形象”。

根据以上对于形象特点的界定，笔者试图将形象形成的过程细化(如图2图3所示)：物质运动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Ia(14)，Ib……I(n+1)，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形”，也可以成为“源像”。作为物质运动及其表征的信息进入传输领域之后必须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号介入进来。由于“社会中人们共有的都是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指说对象和符号的部分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15)，信息发生第一次变形，并生成Ia(information),Ib‘……I(n+1)’，我们可以把其称为“讯息”，即“传达一个具体内容的一组信息符号”(16)。讯息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来自于外界其他符号系统或类似噪音的影响，于是发生二级变形。经过两次变形的信息进入大脑。大脑中存在固有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加工工厂，这个工厂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某种“模板式”。这个过程中，信息第三次变形生成模板a/b/c/……以及对于特定事物形成的总模板S。这些也就是在大脑中的映像。这些映像生成之后不会立即输出。只有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情况适当时(时间、地点等所有相关条件)以主体独有的方式将这种映像输出。由于输出过程中有符号介入，同时也收到各种不同传输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这里有第四次变形并形成了IMa(image)，IMb……IMn+1以及对特定事物总的形象IMC(imagecomprehensive)。形象就此形成，但是形象的使命没有终结。它会在特定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对物质本身产生影响，也就是对于物质及其运动产生反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试图做以下假设：

第一，第一级和第二级信息变形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在“源像”到达大脑之前不可控制。但是当源像信息一旦被人类符号化并进行了编码，就给予外界一种控制的可能。

第二，可以假定：不同社会制度、生活背景给特定的人以至特定族群以特定符号和符号序列以及编码系统组成的意识工厂对进入大脑的各种符号进行品评，根据信息符号序列与所储存相关序列进行对照，原有符号编码被进一步强化、削弱以至更换，当然也有被完整传递的可能。(17)其变化程度与信息进入的数量、原有符号序列的“坚硬”程度、两种编码的相似程度有关。(18)

表1物质、信息、意识、形象的区别与联系(13)

加以比较的各个领域的存在方式事物、基本成分等过程守恒原理熵度量

物质电子、有机细胞、生产力等扩散过程，发展过程等存在于物理领域结构熵数目、数量单位等

信息信号、信号序列通过媒介传输，通讯、信息的存储等没有守恒原理(因为I=I′+噪音决不是守恒原理)信息熵(例如因为早已(14)介入而产生的信息熵)信息量度(例如根据信息流量)

意识观念、概念等抽象、逻辑推理等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形象众多概念、多种意识的合成通过中介(media)的反映像过程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图2形象形成过程细图(19)

第三，由于模板输出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舆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等，模板内容输出时会因为噪音的影响而发生第四级变形。

第四，形象形成后，对于物质及其运动过程会产生能动的影响。这是形象之作用所在。由于其各种影响方式与媒介都有人与媒介的参与，因而具有可控性。

第五，由符号所标识的信息根据其最终的传输效果，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核信息”，这种核信息在形象形成过程中相对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被夸大的信息；第三种是被缩小的信息。

国家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支庭荣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更多的运用心理战术和舆论垫付手段，搞‘和平演变’”。(20)因此，国家形象概念多由国内学者提出。

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21)

90年代以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两个教授也对“国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2)。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3)。

另外，成都科技大学管文虎教授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24)。

可以看出，在“国家形象”概念界定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学者界定层面也不同，但是离不开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国家形象的外向性，此其一；其二，国家形象是国家实力的反映，也就是承认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

结合以上对于国家和形象的界定和分析，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是：

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25)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在国家关系与大众传播层面上，我们主要分析一国的国家形象在外部公众中形成的映像的输出。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家系统的3个信息层次。根据国际关系学中系统论的观点(26)，每一个发出信息的国家系统最终组成国际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系统面对的是外部的国际社会、国际公众或者说他国公众以及国际组织(27)。

假定某个国家子系统为一个单独的抽象信息源，我们就可以把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于是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就有类似于普通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

所不同的是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国家系统发出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本身就十分复杂，系统之中对于信息身份的认定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公众也处于不断变化中，相比单纯的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强烈的复杂性；

另外，国家系统本身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存在大量的意识因素，因而，很多信息在国家内部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加工(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加工的作用在逐渐缩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因而第一信息变形实际上在系统内部已经发生，而且上文中所说的二级变形也已经发生。这些变形的发生和系统之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国家形象的描述必须引入政治学的系列概念，例如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政策机制等等。

同时，由于上述原因，信息被控制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加强。如果说，单纯的物质形象形成过程中人是通过符号以及固有意识形态来加工经过一级变形的信息，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外部公众加工的则是经过n级变形的信息，这种变形有的是夸大，有的是缩微，当然不排除变形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信息的可能。

考虑到以上4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形象的形成有这样一个过程(如图3所示)：国家系统内部由于内部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发生n级变形，各类变形信息通过多种不同信道被传送。外部公众所在的国家和组织通过信道以及传播者进行的控制、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工厂的加工、信息的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这里又发生n级变形。信息发生了n+1次变形后，为“公众”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输出，并再次为其所在的国家系统和组织所影响而再次发生变形。映像输出后最终形成形象。

由此，类似于物质本身，国家形象有自己的“源像”，也就是国家系统3个层面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国家系统的“源像”。类似于单纯物质的源像，这种源像具有不可描述性；源像经过国家系统的主控族群(28)的描述和加工输出，这种形象带有强烈的该组群意识形态色彩，带有主控族群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这就是国家系统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自我认定的过程)；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源像又部分地为国际信道中的传播者以及其他的国家系统中的主控族群直接描述，这种描述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和体系、国际形势等更多因素的影响；上述两种描述在国家系统的外部受众中被接收并被加工，形成形象；一旦这一映像和其生活产生联系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所能够达到的信道传输出来，并最终形成一国形象。这一过程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着。

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国家形象了：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后两者将为了争取在受众中的合法化而展开博弈。

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信息实力，一国系统所传播信息与对象国主控意识形态切合的程度；一国系统信息改编他国主控族群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一国系统信息在其他族群中合法化的能力和速度等。

关于信息博弈的具体过程分析，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里加以阐述。

图3国家形象形成过程图

注释：

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一卷，“本卷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54页。

④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页。

⑤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⑥P·切克兰德著，左小斯、史然译：《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中“科学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一节，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7页。

⑦陈卫星著：《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⑧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⑨⑩(11)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2)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95；转摘自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你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3)根据克劳斯著：《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转引自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改编)。

(14)informationa

(15)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6)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17)由于文章主题所限，笔者不对此假定进行详细论证。

(18)参考传播学效果研究理论以及传播心理学相关内容。

(19)据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83-119页；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3-117页；［法］罗兰·巴特著，许绮玲译：《神话—大从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191页；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导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45页相关内容做出。

(20)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支庭荣：《国家形象传播——一个新课题的凸现》。

(21)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

(22)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3)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4)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5)这里，公众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受众个体等在内。

(26)卢明华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国家形象范文篇2

（1）就影像艺术而言,对“国家形象”的探讨和关注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政治意识形态在影像叙事中的具体呈现和表达,即抽象的政治理念和鲜活的银幕形象是否或何以实现最优化和最富感染力的缝合。在中国电影的形态版图中(即所谓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分的形态格局),最能正面传播和集中体现“国家形象”的电影当然是主旋律电影,就题材而言,这类影片通常包括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展示主流英雄人物,即“革命片”和“传记片”两种类型。前者如《开国大典》、《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这些影片常以恢宏的历史背景和浩大的战争场面,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事件和大人物集中刻画,在民族兴亡、家国存废的史诗画卷和宏大叙述中以最正面和崇高的文本塑造“国家形象”,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如《的故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梅兰芳》等,这类影片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多为革命领袖或基层领导)为叙述对象,以赞颂和弘扬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操、伟大人格、奉献及牺牲精神为最终旨归,凭借人物形象所投射的民族情怀达到对“国家形象”的集体认同。这些主旋律影片通常都具有鲜明而单一的意识形态特点,尤其强调“国家形象”的社会政治内涵。毋庸置疑,近几年主旋律影片的创作实践在主题呈现、表述策略乃至制作方式上都有了更丰富和多元的探索态势:如《集结号》、《云水谣》不复表现时代洪流中的英雄壮士,而是将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追寻与国家历史命运的大背景交融汇合,使作品的审美视角更加多维和深邃;《梅兰芳》虽然着力颂扬了梅兰芳的抗日举动所表征的民族气节和国家意志,但与单纯表现革命领袖或政治干部的传记片相比,《梅兰芳》同时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的历史命运和梅兰芳个人的情感浮沉,在人文内涵和美学趣味上都更丰富和饱满。《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演员团队全部使用偶像明星,也可以认为是主旋律影片企图向商业电影靠拢的一种尝试策略;同时影片中对所谓政治“反派”人物的刻画也一改既往的刻板和平面,历史在细节中更加真实动人,富有感染力。以上这些影片都既叫好又叫座,在弘扬主旋律,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2012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所刊李舫先生的文章《“中国梦”开启银幕传奇》中披露: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联合在北京25个中小学发放“电影对未成年人影响”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陆未成年人对当前中国电影中表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率在33%左右,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国家形象认同率则高达73%”,这结果让人惊讶并且沮丧,同时也值得我们深思。

（2）我们不妨将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做个比较,来分析二者的差异:与美国电影中以“美国梦”为重要表征的美国“国家形象”相比,中国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更强调国家作为权力主体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理念,突出表现为影片中意识形态总以直接而鲜明的方式出场,并从根本上支配着影片的叙事策略。换言之,美国电影通过传达和鼓吹某种代表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个人奋斗、英雄行为、自由主义等)来达到对“美国形象”的想象和认同,在“美国梦”中国家意志和政治理念以象征和隐蔽的方式存在,附着于其强大的叙事逻辑所生产出的个人化的道德、情感或精神诉求中;而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则是直接的政治理念和影像叙事的结合,在意识形态属性和主题意义极其鲜明的宏大叙事中达成对社会大众的询唤。意识形态的直接彰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及社会公众的国家认同当然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问题性。首先,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形象”常常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大历史大事件大人物以严肃、威仪、崇高的美学形态出现,在受众心中产生的是敬畏和膜拜的心理情感,这与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伦理价值判断会有一定的疏离和隔阂,即对社会大众世俗生活层面的文化心理启发和情感认同是有限的,而“美国梦”所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则具有更充分的个体性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因此更容易内化于普通人的内在情感和心理结构之中。如《乱世佳人》、《阿甘正传》等风靡全球的美国影片,将美国历史和时代的变迁推为背景,突出表现普通人的奋斗和成功,为小人物提供了个体欲望的情感和梦幻满足。再者,我们对“国家形象”的思考和呼唤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国际性背景之下展开的,“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是对内增强民众的国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能在世界舞台上释放文化影响力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国家形象却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合理认知和认可,甚至有不断被误读和妖魔化的现象。“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教授认为,“国家形象”的不明确,国内和国际评价的巨大反差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

（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功能是为国际社会提供解释和想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电影中,我们以“革命事件”和“社会英雄”为主要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主要是在为国内观众树立“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获得的传播和认可度则极其有限。仅立足于本国民族主义立场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不具有充分的可交流性和可分享性,即不具有“美国梦”那样能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层面也较难获得西方社会的广泛理解,其传播效果和国际影响当然不佳。由于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信守和尊重,美国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能将商业性和艺术性兼容,比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等影片就是经典范例。而中国电影中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由于缺乏这样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介入,导致三种形态的影片各自为营,无法整合于终极的价值领域,这也相应损害了中国电影中“国家形象”传达和建构的艺术品格和文化影响力。

（4）以上表明中国电影以“革命事件”和“社会英雄”为主要题材,以张扬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为主题诉求的“国家形象”的建构范式(当然并非中国电影表达“国家形象”的唯一范式),在传播效果和情感认同上都存在一定的限度。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应该充实对“国家形象”概念内涵的建设,即“国家形象”不仅是民族主义和国家意志的彰显,也是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重构和传播,这种核心价值观念应是民族精神在道德、哲学、审美、政治、社会关系等各领域的集中展现,并内化为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精神情感结构和日常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核心价值观念不仅是中国特有的,也应是世界的,应像“美国梦”一样具有向世界输出的正向性和影响力,能够作为世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补充和丰富。只有抱持这样的“国家形象”的建构理想,才能形成未来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目前中国电影中“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并不明确和成熟,仍在动态而开放的形成过程之中。对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应立足本民族传统而又与置身于世界结构之中的中国现实相结合。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挖掘与尊重是建立“核心价值观”和重塑“国家形象”的基本立足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根植于家国土壤的才是有生命力的。如倪震所说“当我们提起伯格曼时,我们就联想到了瑞典;当我们说起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我们眼前就浮现出东方特色的日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奥黛丽•赫本,能够锤炼成约翰•韦或三船敏郎,绝不是偶然。除了艺术家个人的天赋、才华、出众的气质之外,一定是和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人文环境有深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5）也唯其如此,艺术家的创作只有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萌生,才能凸显出在世界文化和艺术版图中的价值。以日本富有“世界电影大师”盛名的导演小津安二郎为例,这位公认的日本导演中最具有日本特色的一位,“小津具有真正的‘日本风味’,只要日本人仍然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日本性,这种‘日本风味’就比‘美国方式’或‘法国格调’具有更加明确的含义”。

（6）这位最富日本风味的电影导演,终其一生致力于以独特的富有东方美感的镜头语言,来表达“精微奥妙”的普通家庭的日常伦理,尽力传达日本文化中的物哀、节制、压抑、温和、沉静等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然而这位“最日本”的导演也是“最世界”的,全球范围内对小津电影的评论和研究文字逾数百万字,美国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久负盛名的《小津和电影诗学》一书厚达四百多页,半世纪以来无数人对小津电影呈现的日本伦理、生活情趣和独特的东方手法痴迷不已。小津安二郎电影创作中的本土情怀和对日本文化迷人的表达实在值得我族电影创作者研究和借鉴。而对于那些以迎合和谄媚西方虚假想象的中国,塑造不实且负面国家形象以赢取西方认同的电影创作尤其值得反思,这是否投射出了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不自信乃至自卑心理?小津电影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在电影中对国家形象或民族核心价值的传达,不仅体现于题材内容,艺术手法也同样可具有这样的功能和力量,小津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影像风格是最具有开创性和独特性的,比如大量的静止镜头、低机位镜头、空镜头、绘画结构等等,这些电影手法完全不同于经典好莱坞式的电影语言,传达出浓郁的东方美学的趣味,与影片内容传达的日本文化中的克制、谦卑、物哀、沉静等文化品格相互呼应。小津研究专家里奇认为,“小津的电影手法,非常接近于日本的水墨画大师,以及俳句大师与和歌大师”。

（7）小津电影的艺术手法以美学手段呈现日本文化和价值理念,也因为呈现了与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技法和旨趣,而对世界格局的电影艺术的丰富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中国大陆立足于本民族艺术和美学精神对电影手法的探索似乎较为缺失,唯20世纪40年代费穆导演的电影《小城之春》可说是在此领域探索的一部成功典范,《小城之春》中融合了中国诗歌、中国画及中国戏曲的艺术手法和美学风貌,并鲜明呈现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意境”这一美学范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写意和抒情的传统做出了精妙的表达。但这种探索在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中似乎后继乏人。相反地,近年来我们的电影导演总致力于对好莱坞奇观式的电影手法和宏大场景做心安理得且亦步亦趋的效仿,对民族艺术和传统美学在电影技法中的贯彻探索完全弃守了吗?当然,我们说重构“国家形象”的核心价值观念需要挖掘和立足于本国传统,这并不意味着是从故纸堆中翻出传统立刻放上银幕,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新瓶盛旧酒,而是一种将传统与仍在开放发展着的中国现实和国际化的视野相结合的“建构”过程,这就是说首先我们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直接可以拿来使用的,同时,这个建构的过程是永远向着未来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国家形象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应该永远保持着一种能动的文化自省和自觉。再以日本电影为例,大卫•波德维尔在其《电影诗学》中阐述了日本电影在明治时代经历“日本精神之建构与重构”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电影从价值观念的传达到电影的生产制片方式都完全照搬西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文化界出现“回到日本”的趋势,这得益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如谷崎润一郎等人对其时日本现状的反思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执守,企图在当时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之下“相对地重新定义日本传统”,在电影领域则开始思考“如何避免简单地成为一个西方拷贝?如何将一种日本精神的感觉注入现代电影之中?”而创作实践则体现为一方面广泛接受西方电影的经典惯例,但同时又注入一些日本风格对这些惯例进行变形,“根据当代的观念,可以使这些日本电影具有明显的日本特征”,从而“取得独特的美感和社会目的”。而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是在影像的制作者已经知道了其他的制作方法之后”。

（8）以上资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国际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建构,并非是对旧有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固守,对其他文化的先进成果也必须懂得吸纳、分享和对话,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教授大卫•波德维尔也曾说:“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

国家形象范文篇3

从上述角度分析，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国际社会大系统中；其形象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单纯的物质的形成过程，但是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映像的输出。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在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细细考察开来，对于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概念却一直没有较为仔细和认真的界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不揣冒昧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有关概念进行初步的界定。

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

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上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②这一基本事实使我们考虑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时，都离不开对国家定义的思考。

“国家”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层面和角度。

从国际政治层面分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家理论：韦伯理论，多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③。韦伯学派认为，国家是具有主权的组织，能在其领土内对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垄断权利的实体；多元主义给国家的定义是某一特定的时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具体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国际法层面，学者们强调的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所具有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具备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④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各有特点。但是，纵观所有相关概念，我们应该有几点共识：国家是具有主权、社会(定居的居民)、领土，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特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政治组织。

然而，我们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时，如果仍然把国家的概念固定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范畴中，以权利和利益以及暴力等学术话语来表述形象，形象将永远处于一个没有边际、虚无飘渺的空中。人们时时处处感觉到形象的作用，却无法评估。于是传统的政治学者总是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附属品而不是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的层面上单独的一个概念进行看待。国家形象的相关论述也因此而苍白无力。

本世纪40年代以来，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为人类提供了观察、解释世界的新途径。这种理论认为，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⑤。系统论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系统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一直存有争议⑥，但是利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之中。

“系统论前提是世界可以分解成系统和亚系统，然后组成一个有动态反映的整体，并予以认同”。⑦国家则是一个“大系统”⑧。这个大系统由很多交叉重叠相互建构的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

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我们把国家看作信息源，意即把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又一个的系统“信源”(informationsource)。这些信息源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由于互相联系而存在，并最终形成一个信息互相作用的特大系统，这就是国际社会。这个特大系统中，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信息链条中，即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

国家系统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生态和物质亚系统，一般认为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而是相对恒定的，当然这里的人口因素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如果要给此亚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一个名称，可称之为“核信息”，这些信息是内化核心信息，是其他系统核信息基础。

国家系统第二层次是社会组织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也就是政治学层面上所说的制度、法律秩序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制度等。该部分是极为庞大、复杂部分，它包罗了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一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形态奠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大社会系统的基础。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国家系统的生态、物质基础，这个部分应当是信息形成过程中人类之后的第二决定者，是国家系统中信息身份的认定者。该部分运动中产生的信息构成国家系统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

很多政治学者力图将国际系统的第二到第三层面简化，建立“政治模型系统”。他们认为“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用来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⑨“在政治系统模型中，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生物系统一样运作。”⑩在众多的政治系统模型中，伊斯顿的模型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一系统模型也存在很多缺陷。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例如，在水门事件中，是不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的工作人员在的总部安放窃听器呢?不。但是当1973年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链才开始起作用。这里面也许还有政党斗争以及其他政客的个人因素，而并不单单是民众对众议院施加压力而能够发生的。因此，罗斯金等人在撰写和研究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动，形成了“政治系统的修正模型”(11)。

修正后的模型中加入了“内部输入”的概念。“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12)。这一概念的引入使这一系统更为复杂，也说明了现实的复杂性。

在分析国家系统的第二层面时，同时涉及到了该系统的第三层面。在第二层面的基础上，一国系统内部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面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两个层面的信息最终被标识并被传输。

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世界的综合表征。抛开人的因素，我们不妨把两者都看作是客观存在。前者必定是物质的，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后者虽然未必是物质的，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形”。当然，我们研究的关键在“像”，也就是在具体概念环境当中通过一定媒介(medium)形成的通常意义上的“形象”。

物质是作为世界的本体，决定了能量、信息和意识的最终形成。从物质到能量发生了一个守恒的变化，变化出现在形式上；当进入信息转变之后，变化规律变为不守恒，而意识变化过程中，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可测性，信息变化更加复杂。

也就是说运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异，这些特征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信息；作为物质属性的信息也是客观存在；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那么“意识”是否是“象”呢?否!意识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意即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工具。当人们将加工后的信息这种“像”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之后才形成“形象”。这是“形象”最基本、最简单的形成过程(如图所示)。

物质(运动)信息传输(被噪音影响)人脑被加工像(输出+噪音)变形形象

图1形象形成过程简图

由此，笔者试图将“形象”界定如下：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结合上面对于上述几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表1：

由表1，我们可以分析出形象的特点：

1.形象的物质本原性。形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物质的本源，形象无从谈起；

2.源像的客观性。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惟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

3.形象的主观性。由一些符号组成的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厂”，加工厂首先生产出的是“模板”，出厂销售时根据不同客户或者是其他具体环境的要求进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终的“形象”。

根据以上对于形象特点的界定，笔者试图将形象形成的过程细化(如图2图3所示)：物质运动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Ia(14)，Ib……I(n+1)，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形”，也可以成为“源像”。作为物质运动及其表征的信息进入传输领域之后必须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号介入进来。由于“社会中人们共有的都是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指说对象和符号的部分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15)，信息发生第一次变形，并生成Ia(information),Ib‘……I(n+1)’，我们可以把其称为“讯息”，即“传达一个具体内容的一组信息符号”(16)。讯息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来自于外界其他符号系统或类似噪音的影响，于是发生二级变形。经过两次变形的信息进入大脑。大脑中存在固有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加工工厂，这个工厂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某种“模板式”。这个过程中，信息第三次变形生成模板a/b/c/……以及对于特定事物形成的总模板S。这些也就是在大脑中的映像。这些映像生成之后不会立即输出。只有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情况适当时(时间、地点等所有相关条件)以主体独有的方式将这种映像输出。由于输出过程中有符号介入，同时也收到各种不同传输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这里有第四次变形并形成了IMa(image)，IMb……IMn+1以及对特定事物总的形象IMC(imagecomprehensive)。形象就此形成，但是形象的使命没有终结。它会在特定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对物质本身产生影响，也就是对于物质及其运动产生反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试图做以下假设：

第一，第一级和第二级信息变形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在“源像”到达大脑之前不可控制。但是当源像信息一旦被人类符号化并进行了编码，就给予外界一种控制的可能。

第二，可以假定：不同社会制度、生活背景给特定的人以至特定族群以特定符号和符号序列以及编码系统组成的意识工厂对进入大脑的各种符号进行品评，根据信息符号序列与所储存相关序列进行对照，原有符号编码被进一步强化、削弱以至更换，当然也有被完整传递的可能。(17)其变化程度与信息进入的数量、原有符号序列的“坚硬”程度、两种编码的相似程度有关。(18)

表1物质、信息、意识、形象的区别与联系(13)

加以比较的各个领域的存在方式事物、基本成分等过程守恒原理熵度量

物质电子、有机细胞、生产力等扩散过程，发展过程等存在于物理领域结构熵数目、数量单位等

信息信号、信号序列通过媒介传输，通讯、信息的存储等没有守恒原理(因为I=I′+噪音决不是守恒原理)信息熵(例如因为早已(14)介入而产生的信息熵)信息量度(例如根据信息流量)

意识观念、概念等抽象、逻辑推理等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形象众多概念、多种意识的合成通过中介(media)的反映像过程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

图2形象形成过程细图(19)

第三，由于模板输出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舆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等，模板内容输出时会因为噪音的影响而发生第四级变形。

第四，形象形成后，对于物质及其运动过程会产生能动的影响。这是形象之作用所在。由于其各种影响方式与媒介都有人与媒介的参与，因而具有可控性。

第五，由符号所标识的信息根据其最终的传输效果，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核信息”，这种核信息在形象形成过程中相对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被夸大的信息；第三种是被缩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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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及其形成过程

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支庭荣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更多的运用心理战术和舆论垫付手段，搞‘和平演变’”。(20)因此，国家形象概念多由国内学者提出。

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21)

90年代以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两个教授也对“国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2)。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3)。

另外，成都科技大学管文虎教授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24)。

可以看出，在“国家形象”概念界定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学者界定层面也不同，但是离不开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国家形象的外向性，此其一；其二，国家形象是国家实力的反映，也就是承认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

结合以上对于国家和形象的界定和分析，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是：

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25)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在国家关系与大众传播层面上，我们主要分析一国的国家形象在外部公众中形成的映像的输出。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家系统的3个信息层次。根据国际关系学中系统论的观点(26)，每一个发出信息的国家系统最终组成国际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系统面对的是外部的国际社会、国际公众或者说他国公众以及国际组织(27)。

假定某个国家子系统为一个单独的抽象信息源，我们就可以把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于是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就有类似于普通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

所不同的是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国家系统发出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本身就十分复杂，系统之中对于信息身份的认定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公众也处于不断变化中，相比单纯的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强烈的复杂性；

另外，国家系统本身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存在大量的意识因素，因而，很多信息在国家内部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加工(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加工的作用在逐渐缩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因而第一信息变形实际上在系统内部已经发生，而且上文中所说的二级变形也已经发生。这些变形的发生和系统之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国家形象的描述必须引入政治学的系列概念，例如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政策机制等等。

同时，由于上述原因，信息被控制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加强。如果说，单纯的物质形象形成过程中人是通过符号以及固有意识形态来加工经过一级变形的信息，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外部公众加工的则是经过n级变形的信息，这种变形有的是夸大，有的是缩微，当然不排除变形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信息的可能。

考虑到以上4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形象的形成有这样一个过程(如图3所示)：国家系统内部由于内部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发生n级变形，各类变形信息通过多种不同信道被传送。外部公众所在的国家和组织通过信道以及传播者进行的控制、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工厂的加工、信息的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这里又发生n级变形。信息发生了n+1次变形后，为“公众”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输出，并再次为其所在的国家系统和组织所影响而再次发生变形。映像输出后最终形成形象。

由此，类似于物质本身，国家形象有自己的“源像”，也就是国家系统3个层面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国家系统的“源像”。类似于单纯物质的源像，这种源像具有不可描述性；源像经过国家系统的主控族群(28)的描述和加工输出，这种形象带有强烈的该组群意识形态色彩，带有主控族群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这就是国家系统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自我认定的过程)；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源像又部分地为国际信道中的传播者以及其他的国家系统中的主控族群直接描述，这种描述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和体系、国际形势等更多因素的影响；上述两种描述在国家系统的外部受众中被接收并被加工，形成形象；一旦这一映像和其生活产生联系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所能够达到的信道传输出来，并最终形成一国形象。这一过程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着。

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国家形象了：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后两者将为了争取在受众中的合法化而展开博弈。

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信息实力，一国系统所传播信息与对象国主控意识形态切合的程度；一国系统信息改编他国主控族群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一国系统信息在其他族群中合法化的能力和速度等。

关于信息博弈的具体过程分析，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里加以阐述。

图3国家形象形成过程图

注释：

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一卷，“本卷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54页。

④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页。

⑤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⑥P·切克兰德著，左小斯、史然译：《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中“科学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一节，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7页。

⑦陈卫星著：《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⑧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⑨⑩(11)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2)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95；转摘自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你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3)根据克劳斯著：《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转引自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改编)。

(14)informationa

(15)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6)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17)由于文章主题所限，笔者不对此假定进行详细论证。

(18)参考传播学效果研究理论以及传播心理学相关内容。

(19)据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83-119页；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3-117页；［法］罗兰·巴特著，许绮玲译：《神话—大从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191页；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导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45页相关内容做出。

(20)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支庭荣：《国家形象传播——一个新课题的凸现》。

(21)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

(22)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3)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4)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5)这里，公众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受众个体等在内。

(26)卢明华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国家形象范文篇4

自古以来，国家作为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种族人群的共同生活家园，一直是艺术家精神召唤、文化归依、艺术抒咏的诗意对象。在全球化现实语境下，加强艺术实践中国家概念、国家意识的培育，通过当代中国艺术塑造和传播“艺术中国”形象，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增强全体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各类艺术家应自觉承担起这一神圣使命，以更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更精湛的艺术创造，参与到当代中国全面构建国家形象的和谐文化建设之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这一点上，它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一样，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艺术家生长在一定的国度，受到本民族人民的养育和民族文化的滋养，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再现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状态、思想感情和精神追求。艺术作品既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形成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了解这一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要途径。数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和艺术家以巨大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天才，运用文学艺术、造型艺术、舞台艺术、影视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塑造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团结的古代中国形象以及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和平发展、团结和谐的现当代国家形象，涌现了大量艺术精品。一些艺术形式及其经典代表作品生动地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反映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在国际交往中已被当作中国形象的艺术符号。国内外观众在欣赏它们的同时，很自然地产生关于中国国家的美好联想。

生活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简单摹写，而是积极能动的表现。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实践的产物，艺术作品反映什么生活、如何反映生活，必然要受到艺术家自身思想情感和艺术水准的制约。当一个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迁时，与过去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思想和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并不会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体现在艺术实践和艺术作品中，就会呈现优劣并存、良莠不齐的现象。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诞生，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进步方向，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意识形态必须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艺术家要在寻求艺术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积极社会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我们越来越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应当也必然会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灿烂辉煌的篇章。艺术作品是精神文化和价值理念的现实载体，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挑战面前，我们必须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高度关注艺术作品中传递的国家形象讯息，重视发挥艺术作品在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

艺术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独特性。它是一种审美反映，通过唤起欣赏者的内心愉悦，对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正如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所指出的那样：“人在艺术上表现基本原因与基本规律的时候，不用大众无法了解而只有专家懂得的枯燥的定义，而是用易于感受的方式，不但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最普通人的感官与情感。”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一种通俗化的方式把最高级的内容传达给社会大众。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要通过正面教育使人们在理性认知上得到提升，更要懂得并善于借助艺术这一特殊形式，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渗透到社会大众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审美体验中获得高尚的价值感知和精神洗礼。只有使人们不仅在书本理论上，而且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形象中，都体会到同样的价值理念的感召，才能在心灵深处获得真正的教益。

如何在艺术实践中塑造“艺术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是一项战略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专业领域艺术家认识上的高度自觉和实践中的协同动作。

首先，在文艺指导思想上，必须牢固确立国家形象意识。各级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在文艺方针政策制定、重大艺术创作立项与决策中应进一步增强国家形象意识，坚持正确方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艺术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内涵，促进积极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形成；同时要切实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生产规律，坚决反对搞艺术领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减少乃至根本杜绝艺术创作立项和决策中的主观主义、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特别要警惕在“保护”、“开发”等新型名义下对传统文化遗产所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

其次，在实践主体培育上，打造一支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艺术家队伍。要通过积极引导，使各类专业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树立国家形象意识和公民意识，充分认识自身创作活动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全面把握、深刻理解艺术作品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战略任务的实质和内涵，在艺术创作中始终保持爱国热忱、赤子之心和忧患意识，密切关注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坚守艺术创作的人文理想和终极关怀。特别要积极参与“主旋律”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实践探索，把这一重大政治使命当作自身光荣艰巨的艺术使命，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努力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美、制作精良的高度统一。

第三，在文化传播渠道上，充分发挥宣传媒体的导向作用。各类宣传媒体应充分重视和关注艺术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在文艺宣传报道和评论中加强对国家形象塑造的正面引导，把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对内对外形象塑造作为文化舆论导向的重要尺度，坚决反对迎合西方眼光、消解崇高、无原则追捧庸俗趣味与流行时尚等不良倾向。

国家形象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电影；海外输出；国家形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因而一个国家人民对另一个国家总体印象主要来源于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国家形象’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留给本国公众的总体印象和评价，还可以理解为其他国家公众对本国总体特征和属性的感知。”①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显示，中国整体形象得分为0.8分（总分为10分），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富差距较大是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主要印象。②当下，全球化与信息化所带来的“流动”将成为今后各种要素功能的集中再扩散的主导因素。因此，在当下，跨文化传播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重塑国家形象尤为重要。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软宣传更易于被国际民众接受，因此，电影的对外输出在跨文化传播中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电影业海外输出的现状

（一）国产影片对外贸易总量小，中外电影贸易逆差显著。根据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统计，2011年中国电影销往海外22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63部次。2012年，我国销往海外的影片共计75部，共计199部次，合拍电影46部，占海外影片的61.33%。2013年，我国共有17家制片单位在海外销售42部影片（33部为合拍片），共计247部次。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截止到6月27日），中国内地院线共上映207部影片（包括部分提前点映），国产影片39部，全国影片总票房为263.28亿元，国产影片票房产出占36%，海外引进票房产出占比64%，进口影片成为我国2018年上半年的票房主力。由此分析得出，国产电影生产数量少，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对外贸易的总量小，中外电影的贸易逆差大。（二）国产影片海外票房少，经济回收效益低。2016年，中国票房达到457亿人民币，本土生产的电影票房为266.6亿人民币，海外发行的票房为38.2亿，合计304.8亿人民币，45.5亿美元。2016年，北美票房达到114亿美元，大部分由好莱坞生产，2016年全球票房为386亿美元，好莱坞生产的电影票房为289亿美元，占比74.87%。据《2018年全球电影历史票房排行统计分析》，TOP10的电影中五部是漫威的，我国电影仅有一部。而《毒液》只花了两天的时间就挤进了第八位，取代了《唐人街探案2》的前十名。

二、中国电影的海外输出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一）主导文化电影政治色彩浓厚，国外观众难以接受。主导文化（DominantCulture）意为国家领导集团所倡导的文化，即主流文化。改革开放后，是中国传统的主导文化电影海外输出的主要时期，海外输出效果不佳。首先，海外观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相关认知，在观影时存在文化隔阂和文化理解障碍。其次，中国电影制作者、宣传者缺乏前期铺垫和跨文化传播相关经验，“硬”宣传色彩太过明显。再次，党管媒体环境下，党和国家强调电影的国家形象宣传职责，中国电影制作者会下意识地创造出一批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主导文化电影。例如《焦裕禄》《》《开国大典》以及2017年新热映的《建国大业》等。这些电影题材较为单一，主题趋于雷同，目的在于号召人们树立正确的三观。这些直奔主题的主导文化电影说教色彩浓厚，海外观众不易接受。近年来，我国主导文化电影将镜头回归大众，在创作手法、叙事方式等方面有了明显进步。如2018年的《红海行动》中国的总票房突破35亿元人民币。在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也已上映，相比下架的越南院线，《红海行动》在美国上映时上座率和口碑相当不错。但许多电影宣传色彩仍然浓厚，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反观美国，不仅牢牢占据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更是全球重要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如漫威的《复仇者联盟3》《头号玩家》等好莱坞电影将向海外输送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将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入世界其它国家。（二）大众文化电影中外审美不一致，叙事色彩低调暗沉。大众文化（masscultur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俗文化，以普通民众为目标市场。③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内地大众文化开始崛起的时期，也是大众文化电影崛起的时期。尽管中国建国将近70年，但是某些封建恶习仍然是民族内心深处的痛点，而大众文化电影通常会选择某些痛点进行创作。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海外上映时，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观众一度把“秦始皇”看成“希特勒”般的人物。这部电影夺得2002年华语电影票房的桂冠，而国内媒体却狂骂张艺谋。再如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卧虎藏龙》在国外大受欢迎，在国内票房惨淡。④近年来，中国国产影片在国际各大电影节获奖的影片多为题材或内容未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的“地下电影”⑤，这种影片多凸现种种社会矛盾。如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讲述了人性的愚昧和无知。吕乐导演的《赵先生》获得“第51届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该片因诋毁社会主义形象在国内禁映。综合来看，尽管许多大众文化电影获得国际性大奖，但获奖影片一律基调阴暗沉重而在国内禁映。因此，他们对于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是极为不利的。（三）高雅文化电影艺术特性表现明显，受众范围狭窄。相对于“大众文化”和“主导文化”，“高雅文化”（highculture）是针对社会精英而言。高雅文化在电影中具体表现为文艺片，相对于大众文化电影，高雅文化电影商业化程度低，受众人群小，艺术性更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五代导演拍摄的高雅文化电影表现为对传统和社会的反思，在国际获得不少好评。如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扬威欧美各大电影节，在全球多个地区上映，创下了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票房最高纪录，张国荣也因此5次入围欧洲三大影展影帝。由此可见，高雅文化电影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海外输出的电影中，也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的责任。近几年来，我国生产的文艺片现状没有太大改变，在国内的票房持续走低，有不少影片在国外获得赞赏。斩获2011年东京FILEX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2011年意大利罗马亚洲电影节评委奖等多项大奖的《光棍儿》，讲述了中国农村一群老光棍的荒唐性事，该影片先在国际斩获奖项，在国内票房差强人意。高雅文化电影主要是对精神生活进行反思，它通过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看不见”的角落的拍摄来满足高级知识分子的需求，对人生和社会的剖析发人深省。但是，高雅文化电影往往采用和大众文化电影背道而驰的叙事手法，以镜头和画面来支撑整部影片，限制了高雅文化电影的发展，有的高雅文化电影由于和主流审美不一致甚至出现“下跪求排片”的事件，2016年上映的《百鸟朝凤》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三、中国电影海外输出在构建国家形象中的困境

国家形象范文篇6

或许是因为在祖国的版图上东北三省高居于右上方的缘故，以往**在审视自己位置时，目光总是自下而上、由南向北，并在不知不觉中将碧波万顷的大海留在了背后。在振兴东北的蓝图上选准了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的新坐标后，**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对于大海是如此深情向往，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原本就站立在海边！

于是，转身迎向大海的**顿觉豁然开朗：通过对“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建设，不仅开辟出全新的发展空间，而且获得了无穷的腾飞动力，国家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从此海阔天高、一展胸怀。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生产总值完成2016.53亿元，增长13.7%，创近13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其中构成新型产业基地之一的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257.6亿元，增长31.3%，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7.8%，为全省经济提速增长输送着主动力。

认清省情树立沿海意识

5月27日，由宝钢集团和辽渔集团合资建设的“宝钢大连物流中心”正式启用。据介绍，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可一次性储存3.1万吨精品钢材的宝钢大连物流中心，是宝钢集团在东北设立的唯一一个物流中心；该中心启用后，年内即可完成20万吨钢材中转量，预计到2011年，钢材中转量可达80万至100万吨。据了解，该物流中心最终选址**大连，看中的就是我省正在实施、以先进装备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为重点的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以及大连优良的港口基础设施。

沿海，是我省重要的省情之一，是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的前提基础和有利条件。据了解，全省14个市中有6个沿海，全省2/3的陆地面积距离海岸在100公里范围之内，宜港海岸线长达1000余公里，其中条件优越的深水岸线就达400公里；现有优良商港港址38处，有大小港湾40余个，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通航。背倚如此丰厚的沿海资源，**没有理由不迅速转身，更没有理由忽略自身的沿海优势。

从一定意义上讲，打造“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过程，实际也是我省实施生产力布局调整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明确指出，要以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带动国家新型产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在全省强化沿海意识，进一步提升“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产业布局水平，为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打造沿海经济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大力开发建设“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是遵循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助理巡视员郁红军介绍，从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沿海逐渐成为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地区。据介绍，全世界约3/4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70%的人口都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左右的沿海地带，世界最发达的大都市经济圈、经济带也在沿海，且大多呈带状拓展，逐步向内陆扩展、辐射。他认为，全省大多数地区处于沿海或近海地带，具备发展沿海经济的基础优势；如此广阔的沿海地区，为新型产业基地的建设开辟出难得的施展空间。

对此，省委党校省情研究所负责人高中理亦持相同观点，他分析认为，我省开辟沿海空间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遵循了国际重化工产业向沿海集聚的一般规律。沿海布局是世界主要工业国经济的普遍特点，因为海洋运输大幅度降低了大批量货物的运输成本，并解决了大型重型设备的运输问题，生产要素沿着沿海发展轴线快捷地融通，沿海产业布局因而成为对外合作的优势区位。其中重化工产业临港集聚发展，更容易形成竞争优势，还有利于污染治理及环境保护。当前，我省的沿海地区正成为承接海外产业转移和腹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交汇集聚的活跃地带。

延伸辐射深化互动互强

5月15日，国务院振兴东北办重点研究课题———《东北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研究》在沈阳通过了专家评审，我省沿海六市的产业布局规划被纳入到东北经济发展的大视野中审视。而此前不久，由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编制完成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了东北地区的总体开放格局：即哈大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的倒“T”型结构加东西两翼展开。东北地区总体开放格局的落脚点就在**的沿海经济带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和平台。

这些都充分说明，**沿海经济带不仅属于**自身，而且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开放和振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的过程中，“互动、互强”已成为沿海与内陆腹地的共同心声。

有关专家指出，开发建设“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就是要将沈阳作为连接沿海与腹地的枢纽，促使腹地利用沿海对外开放的优势向境外、海外发展，促进沿海地区利用腹地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拓展服务功能，以便形成沿海与腹地优势互补、有效衔接、互为支撑、良性互动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关于沿海与腹地的良性互动，专家认为应主要从三个层面充分展开。一是沿海与中部城市群的良性互动。**中部城市群具有大中城市高度集中、重化工业基础雄厚、交通运输网络密集、物流中心功能完备、科学教育较为发达等近海腹地优势，在向沿海拓宽发展空间的同时，可与沿海地区共同构建国家重点开发主体功能区。为此，将统筹规划沿海与中部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鼓励强强联合，延伸产业链条，共同打造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优势互补、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还将支持中部城市群企业通过土地置换等多种办法，到沿海投资兴业。

二是沿海与辽西腹地的良性互动。辽西沿海经济区将以锦州湾开发建设为突破口，主动承接**中部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的双重辐射，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和外向型经济。鼓励辽西腹地在能源、装备制造、冶金、化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与沿海对接合作，形成具有辽西特色和优势的新型产业群。鼓励锦州湾港区发挥港口优势，构筑多层次、高效率的现代物流网络，完善港口服务功能，使其成为辽西腹地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物流集散地和商品配送中心。大力支持辽西腹地以各种形式参与锦州湾港口建设，在锦州沿海经济区内设置“飞地”，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辐射带动朝阳和阜新加快发展。

三是沿海与东北腹地的良性互动。东北腹地是我国重要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商品粮和能源基地。将实行灵活互利的资源配置政策，促进辽、吉、黑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效整合资源，拓宽发展空间。特别是要加强沿海与内蒙古东部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沿海地区提供港铁联运等便捷、高效的出海通道，腹地提供煤炭等丰富的矿产资源，使沿海经济带与东北腹地形成利益共同体。

明确方向重塑沿海强省

建设成为国家新型产业基地，是**老工业基地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此，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在牢固树立沿海观念、充分发挥互动合作的基础上，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强省，使**快速融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行列。

作为全省对外开放的龙头，大连提出要进一步优化装备制造业的定位布局，一方面依托大窑湾港口的保税功能，建设以发展汽车整体配套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另一方面依托大连湾北岸深水海岸，建设以发展大型装备及部件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同时依托渤海深水岸线，建设以发展造船业为重点的船舶和海洋工程及配套产业带，最终形成“两区一带”的发展新格局，不断提升“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的整体产业布局水平，为全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提供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地处渤海岸边的营口，亦凭借着丰富的土地资源、毗邻亿吨大港等先天优势，在全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开发战略中乘势而起，欲将**(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建设成为承接国际国内重化工业梯度转移的优势地带。在**“五点一线”沿海产业带上，随处可见沸腾的建设场面。

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指明了路径。高中理认为，我省装备制造业、石化、冶金、农产品加工业等支柱产业，面对的是国际化的竞争，即便在国内市场上也是与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即国内竞争国际化，这就要求在沿海优势区位打造竞争平台，培育国际竞争力。

国家形象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品牌形象；国家品牌效应；形成条件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全球营销势在必行。中国企业如何运用各种资源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纵观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全球营销成功经验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品牌形象也是跨国公司的一种战略性竞争资源。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营销过程中，由于东道国消费者对这些国家的产品或品牌的整体认知比较积极，印象良好，使这些跨国公司更加易于被东道国消费者接受。

一个国家以外的消费者对于源自这个国家的品牌形成的整体印象被称为国家品牌形象(nationalbrandidentity)。当跨国公司开拓新兴市场时，国家品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被称为国家品牌效应(NationalBrandEffect，NBE)，显然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发达国家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欧盟国家的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决心和力度更大，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许多著名品牌均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在这些品牌中，不乏成功运用国家品牌效应的成功范例，本文以“TESIRO通灵”和“Volvo”两个欧盟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形象传播策略为例，分析跨国公司运用国家品牌效应的作用和条件，目的是为我国企业实施全球营销战略提供参考。

二、国家品牌效应的含义

伴随经济全球化，各国消费者可以容易地接触大量有关其它国家的产品和品牌信息。例如，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消费者通过购买和使用来自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产品和品牌，对这些国家的产品和品牌形成了某种总体印象：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技术先进、德国的产品制作工艺精良、法国的产品时尚新潮等，这些总体印象基本上是比较积极的。与此同时，外国消费者接触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和品牌的机会也不断增加，外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产品和品牌也形成了某种整体印象，遗憾的是，外国人对中国企业的品牌总体印象并不都是正面的。2005年，Interbrand在网上访问243位外国的企业管理者，要求他们用3个词语描述对当今中国品牌的印象，在答案中排名前10位的词语中，只有“创新”和“有闯劲”是正面的词语。

随着对其它国家产品和品牌的接触范围的扩大和使用频率的增加，消费者逐渐对其他国家的品牌形成的总体印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当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一个国外品牌时，对这个品牌的态度不仅与品牌形象或公司形象有关，消费者对这个品牌所属国家的产品和品牌的总体印象也是决定是否购买这一品牌的理由。反过来，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印象和态度又会成为消费者形成这个品牌所属国家的品牌总体印象的依据。

国家品牌效应(NationalBrandEffect，NBE)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品牌形象对该国某个公司的具体品牌形象产生的影响。国家品牌效应是在公司形象、产品形象、品牌形象和原产地(COO)等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概念，它把一个国家的产品总体形象与某一具体公司品牌形象相联系，其内涵比原产地概述更加丰富，特别是在全球营销的条件下，某一品牌的产品的原产地已很难识别，但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却可以相对容易地识别其所属公司或所属国家。例如，“耐克”这个品牌的运动鞋不论是在何处生产，但“耐克”这个品牌属于美国耐克公司却是容易确定的事实。中国青少年消费者喜爱“耐克”这个品牌并不在意它的原产地，而是被其品牌所蕴涵的美国品牌文化所吸引，美国的品牌文化成为中国青少年消费者接受“耐克”品牌的“心理催化剂”。对于耐克公司而言，美国品牌文化是一种国家品牌形象，它对“耐克”品牌形象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就是一种正面的国家品牌效应。

一个国家的品牌形象是这个国家所有企业的品牌形象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国家的品牌形象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并不是各个企业品牌形象的简单叠加，它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有关。StefanPaulJaworski和DonFosher(2003)认为，如同一个产品的品牌那样，一个国家也有其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或基因(DNA)，它是形成这个国家品牌形象(nationalbrandidentity)的基础。Narayana(1981)提出，消费者对一个特定国家产品的总体印象是指消费者感知到的一个国家提供的所有产品有关的所有方面。Narayana比较了美国和日本消费者对美国和日本产品的总体印象后发现，美国消费者感到自己国家的产品与日本的产品相比，质量更好、更可靠、制作工艺更精良；并且也感到日本和美国的产品都是大规模生产，并且产品广告都比较发达。

三、欧盟品牌在中国的国家品牌效应及其形成条件

Morello(1984)认为消费者对待一个国家产品和总体印象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但是，另一些学者(Johansson，1985；Ettenson，1988)则认为，国家形象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它只是一种替代变量，只有当消费者对产品不太了解时，才会依据产品的原产地国家作为决策参考。实际上，国家品牌效应发生作用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当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不高，尤其是面对不熟悉的新产品时，才更有可能联想到国家品牌形象；二是消费者能够清晰识别国家品牌形象，也就是说，当消费者联想国家品牌形象时，能够用明确的词语来描述或刻画这个形象，否则，国家品牌效应就不会起作用。Ofir和Lehmann(1986)曾研究欧洲三个国家(瑞典、奥地利和法国)滑雪胜地的国家品牌形象，结果表明，美国消费者无法区分这三个国家的品牌形象，因此，当美国消费者选择这三个国家的滑雪胜地时，几乎不会受到这三个国家的品牌形象的影响。

下面以两个欧盟品牌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进一步说明国家品牌效应的作用和形成条件。

(一)国家品牌效应在TESIRO通灵品牌传播中的应用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强国，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中国奢侈品市场每年销售额为20多亿美元。世界知名奢侈品生产巨头都把目光瞄向中国，比利时珠宝品牌TESIRO就是其中一例。

TESIRO是全球最大钻石加工贸易商欧陆之星旗下的欧洲经典钻石品牌，以优质切工享誉全球。2005年下半年，TESIRO收购国内品牌“通灵翠钻”，以“TESIRO通灵”为新品牌名，目的是打造中国市场上的奢侈珠宝品牌。“通灵翠钻”曾是江苏的一个区域性钻石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有限，让“TESIRO通灵”成为中国的强势珠宝品牌是“TESIRO通灵”品牌管理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比利时在全球钻石行业享有盛誉，是世界钻石加工发源地，有世界最大的钻石切割中心，被尊称为“钻石王国”。“比利时切工”又被称为“优质钻石切工”。比利时钻石与法国香水、德国汽车、瑞士手表是公认的全球最著名商品。“TESIRO通灵”在品牌传播中将“来自比利时的优质切工钻石”确定为品牌的核心识别系统。

为此，TESIRO通灵要求员工和加盟商都代表TESIRO通灵的比利时品牌形象，所穿所戴、所言所行都要透出欧洲品牌气质。在TESIRO通灵专卖店，顾客听到的是比利时的音乐，看到的是欧洲化的陈设，赠送顾客的礼物也是原汁原味的比利时巧克力。TESIRO通灵刚进入中国不久即举办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钻石第一展”，将来自比利时的总价数千万元人民币的500余颗优质切工克拉钻带人中国。在2006年春节期间，TESIRO通灵为了让消费者体验TESIRO通灵的品牌核心价值，推出“TESIRO通灵比利时钻石文化之旅”活动，活动期间，凡购买TESIRO通灵产品，无论金额大小均可获得抽奖券一张，参加“TESIRO故乡——比利时钻石文化之旅”抽奖活动。获得大奖的顾客被邀请自上海出发，经巴黎前往TESIRO通灵的总部钻石之都安特卫普参观钻石加工厂，并游览著名的钻石博物馆、钻石交易所等地，再前往首都布鲁塞尔参观。“TESIRO通灵比利时钻石文化之旅”活动开始前，《跟着通灵，做客TESIRO钻石家乡》和《去比利时，领略TESIRO钻石撩人神秘》等系列文稿陆续在媒体上传播出去，详细地介绍比利时风土人情和比利时的钻石文化。

从TESIRO通灵开拓中国市场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当中国普通消费者面对TESIRO通灵钻石产品时，由于很难判断这些钻石的优劣，此时，消费者会通过TESIRO通灵钻石是来自比利时的事实来推测TESIRO通灵钻石的品质。由于比利时在世界上因“优质切工”而享有“钻石王国”的美誉，通过TESIRO通灵的营销传播活动，在消费者心中产生了一个联想：TESIRO通灵=比利时优质切工钻石。此时，比利时国家品牌形象对TESIRO通灵的品牌形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TESIRO通灵品牌在中国市场得到了有效传播。

(二)国家品牌效应在Volvo汽车品牌传播中的应用与比利时相比，各国消费者对瑞典这个国家的品牌印象更加清晰、更加积极。国际品牌权威专家安霍尔特曾调查了亚欧美10个国家的消费者对11个主要国家在6大范畴的评价，首创“国家品牌”(NationBrand)名声指数。瑞典在“国家品牌指数”榜中居首，中国排第7，稍逊于日本。中国消费者对瑞典国家形象的认同，与诺贝尔奖是瑞典的国家象征有关，也与乒乓球运动王子瓦尔泽内尔坚定、耐心的正面的形象有关。此外，瑞典人性格内敛，不奢华，注重生活、人性和家庭的形象也是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瑞典国家品牌形象的构成元素。

具有70多年历史的瑞典Volvo(富豪)汽车在提高中国消费者品牌偏好方面，充分利用中国消费者心中积极的瑞典国家品牌形象，通过诉求“Volvoforlife”(关爱生命、享受生活)向中国消费者传播Volvo(富豪)轿车是瑞典人心目中“国车”的品牌形象。

Volvo在夏天用高尔夫诠释其品牌形象，在冬季则通过滑雪展现沃尔沃的品牌。2003年，沃尔沃赞助了“Volvo北京国际越野滑雪赛”，邀请了世界冠军参赛，并邀请瑞典著名钢琴家罗伯特·韦尔斯和歌唱家索菲亚·卡尔格林及数十位瑞典艺人来华献艺，在北京朝阳公园搭建野营帐篷，再现北欧风情。2004年1月，又在长春赞助举办了以瑞典国王名字命名的瓦萨国际越野滑雪节。Volvo汽车大中华区副总裁王荣祥说，“活动目的在于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活动中感受到北欧文化传统和Volvo汽车的文化”。2004年上半年在国内整个国内车市不景气的背景下，Volvo汽车取得15％左右的增长，2005年Volvo品牌在中国市场上销量增长83％。

从Volvo轿车在中国的品牌传播案例中我们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汽车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已被许多消费者所接受，但对于高端汽车品牌而言，消费者对其性能质量等指标并不十分熟悉，这样一来，国家品牌效应的形成条件之一就具备了。此时，Volvo轿车利用中国消费者对瑞典国家品牌形象的认可，通过滑雪和高尔夫是瑞典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来充分显示瑞典人精明、务实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消费者心中的瑞典国家品牌形象，从而增加了对Volvo品牌的偏好度。

四、结论

国家形象范文篇8

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认知者对于该国家认知的反映。历史上，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面貌。从哲学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的崇拜和赞美，到19世纪的政客商人对中国形象“堕落的黑暗王国”的丑化；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黄祸论”的流行，到20世纪对红星照耀下的苏维埃政权的礼赞；从费正清对于现实中国中传统的探究，到觉醒的龙、可怕对手的言论，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认知者眼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撰写的《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就将美国的中国形象细分为6个时期：18世纪的崇敬时期；1840年至1905年的蔑视时期；1905年至1937年的仁慈时期；1937年至1944年的钦佩时期；1944年至1949年的幻灭时期；1949年开始的一段敌视时期。

文化是一个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方面，是外来者认知该国国家形象的体验对象；它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基本面容，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在努力提升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必须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与文化形象的塑造。但是目前，从文化建设方面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还存在着一些困境，如思维与观念的惰性，我们常常重视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建设；常常重视现代色彩，而忽视文化传统；常常重视西方文化，而忽视东方文化。同时，我们还在民族文化素质方面存在一些弱点，如国民文化素质有待全面提高、崇洋媚外心态、现代化的物质形态化等。我们的文化理论也十分薄弱，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文化理论创造的心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比较严重。此外，我们仍然存在上下之间的差距，如政府行为与民众意识的差距、领导意识与群众观念的落差等。

党的十七大强调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筑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的发展才是有后劲、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注重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就必须注重推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中的文化含量。

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设中，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努力发掘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着世界性的重要影响。自孔子以来的中国优秀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更为世界所折服。欧洲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志》中就写道：“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和资源。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关注西方、崇尚西方，而忽略了本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发掘与弘扬。我们应当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典籍中，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在充分发掘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是全球化背景中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人们常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又对于发展中国家构成某种威胁，其中包括在世界性的文化趋同中对本民族文化带来的弱化影响。文化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面容，它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的生活形态。梁漱溟在谈到中国文化传统时认为，“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至少与各部门各方面相连贯）。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这表明，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在城市改造建设中注重保护文化遗址和民族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传承民族节庆和民俗传统，在文化艺术中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民间手艺的传承保护。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本色构成了民族的面貌，也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推进文化建设中注重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才能真正提升国家形象，也才不至于在全球化背景中模糊了民族的身份和认同。

三是在汲取域外文化精髓中建设当代文化。推进文化建设、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并非意味着封闭、排外。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大国的气度，不断接受和汲取域外文化精髓。要以“拿来主义”的姿态，经过分析甄别，分清精华与糟粕，在传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汲取域外文化精髓，建设中国当代文化，在与时俱进中使中国跟上世界的步伐，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世界接轨。余英时在《以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意义》中指出，“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致于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各大文化当然都经过了多次变迁，但其价值系统的中心部分至今仍充满着活力。”这一分析，道出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因此，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应充满信心地汲取域外文化。

国家形象范文篇9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

一、引言

与比较文学，跨文化影像学，国际政治等学科不同，其侧重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研究路径或其在国际决策中的意义，主要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形象。着重于大众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展现和传播策略。从宏观角度看，研究中国形象传播领域的核心问题涉及中国的媒体形象及其变化，中国形象的“另一形态”与“矛盾”，以及如何克服意识形态对立，跨文化沟通障碍，国际新闻制作系统等问题塑造了中国的形象。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些在传播领域具有发展意义的研究。[1]

二、国家形象的整体认知过程

由管文虎教授直接编辑的“国家形象”出版得相对较早。这是一门学术专业，其主要主题是提高整个人民的形象和文化意识，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2]在这本教科书中，他简要地分析和组织了这个时代的国家形象的基础知识组织的结构，并在一个系统中对中国形象更好、更准确地进行了组织。笔者分析并解释了国家形象几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发展和转型方法。目前，许多国内专家学者对确定当前国家形象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结合当前国家形象的基础知识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利用各种基本概念分析了各种基本宪法机制各个因素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一）当前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义。如今，整个国家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形象词，其确切定义是研究整个国家形象及相关问题的起点。国内许多学者将名词的定义大致分为三大流派：一所高校将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定义为当前国际新闻信息流系统中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并将新闻国家的主题形象简化为一种国家新闻主题形象媒介；一个学者的学校坚持“作为一个国际主义社会的国家公众的形象社会。也就是说，另一个国家的公众及其国际公众是对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认可和价值的评估的观点”；另一个团体则认为，国家的政治形象应该得到党和其他人的赞赏和认可。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和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结果，是一种“结构非常清晰的信息资本”。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二）检查国家形象的整体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当研究以整个国家形象的局部组成和这些要素的结构为特征时，对于某些心理学家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更少了，而不是为新的国家形象模糊不清。总体而言，它着重于本地图像的识别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观念和互操作性指标是模糊的知识，也是人们对国家形象的理解，它是一些基本概念，易于被人们所理解。该部门新的国家形象中一片空白。国家形象通过整合所有相关专家学者的基本思想和具体内容，是融入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上述要素分为管理基本要素中的三类：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控制的基本要素，以及系统管理的基本构成要素。身心状态和整个人类社会组织构成了整体管理的一个要素，而适应性管理的基本要素则是关键。[3]是国家形象宏观上的主要抽象属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国家形象意义体系，由于它是基于微观演绎和抽象意义的主题，因此是对国家形象宏观理解意义的重要基础。这是一个特征，宏观主体抽象微观主体对于宏观主体的抽象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方兴未艾

段连成的对外传播初步研究和陈思录的对外传播简要研究充分表明：它们是当代的，而不是中国两个当代历史政治国家中的中国形象数字文化传统，是历史的重要基础和理论实践。政治和艺术理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不仅简单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当代史和中国当代国际形象的政治现状，也梳理了中国数字文化传统艺术史研究及其发展变化，成功地奠定了构建外国当代中国形象的基础数字文化知识库是艺术史和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理论实践库框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已经建立了许多部级以上的科研和技术组织，作为活动的内容和国家科研形象。国际科研技术合作项目决策咨询指导服务咨询，目前尚无人能及时将其全部经国家批准或相继成立，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交流研究中心，中国通信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与以色列爱泼斯坦外国传播研究中心等；2019年12月相继启动了一批部级以上各项重大国际紧密战略合作对策措施，不再部分获得国家批准或行政部门官员的批准。例如中国外文局的“新形势下，提高国际交流战略研究能力”，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化传播的软实力”，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研究”从事跨文化传播和新华社《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等；从历史悠久的历史背景和进行国内外关于省主义主题的学术研究的新经验开始，一群海外专家学者开始重新开始，并以中国为主题，重新树立了国际主义的国家形象。[4]

四、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国际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

西方媒体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特别愿意密切关注当前西方世界主要媒体政治主流舆论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决策管理体制模式“西方强我弱”复杂现实情况的变化，世界主要媒体政治和社会舆论及当前西方媒体决策权的权力管理与话语权和发达国家的舆论权力，是现实的媒体政治舆论决策权管理体系的基本理论体系。显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倾向于使用系统逻辑思维的旧方法和新方法来刻画中国，也就是将中国刻画成没有逻辑规则的“破坏者”。[5]一些中国专家学者的新闻通过综合分析传播到西方发达国家重要的中国传统主流网络新闻媒体，用于中国特定时期或特定时期内指定相关领域的重大事件或该国社会的其他相关领域公共安全问题重大突发事件的具体重点是新闻，要进行综合分析，可以验证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在指定时期内新闻内容的整体全面逻辑形象理论框架的重要性，并就新闻内容的整体逻辑进行报道形象表达准确有序，有效地创造中国形象。以西方国家为例，国家新闻媒体经常通过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形式的形象保护该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安全，海军多艘大型军舰护航、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关于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的新闻报道，以特殊语言形式的相关图像，图像内容的具体建构，并加强针对性隐喻的表达，映射了中国的“问题”，揭示了西方新闻媒体的邪恶意图，西方新闻媒体的形象可能会使中国的形象直接陷入困境，这对各种国际社会和经济都有负面影响。

五、跨领域文化传播视野研究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形象的文化构建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传播是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化传播问题。优化外交和沟通策略比沉迷于各种浪漫化的主观幻想，客观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展示中国的形象要好。要以全球化的形式积极推广中国的外国新闻媒体渠道和平台，树立中国特色的中国形象。毋庸置疑，由于媒体传播方式的概念不同，国际媒体的公信力和国际市场，非传统媒体，媒体产业化的英语国际传播运作以及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同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及非常规的上述各种原因，例如在我国现代化中使用英语，以及用英语简化中国数字媒体文化媒体，确实使英语在国际传播市场中的传播和实际应用中产生了实际效果。[6]但在其他方面，我国的整体宣传形象有了明显提高，例如：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上充分体现汶川抗震救灾的窗口是独特的风格企业文化的力量和正义中国企业文化品牌的整体媒体影响着公众和专业服务态度，品牌传播已成功获得了行业协会，国际社会和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提升了中国企业品牌的诚信度和全国知名品牌的整体形象。

六、跨文化传播学视野下对中国形象研究的意义

今天，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正在发生，任何一种文化都带有它独有的特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文化的烙印体现在中国人、中国国家形象中。对于一个国家的印象形成过程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知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的情感、思维、信仰与态度产生的过程。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以何种方式才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积极的印象。不论如何变化，塑造积极国家形象的宗旨是不会变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呈现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人眼中，如何产生正面的评价是需要不断研究的。实证研究可以设定测量指标的变量，进行前瞻性研究，而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根据测量指标，不同的视角也可以得出很多新的结论。因此，这项研究是可以深入持久进行下去的。在跨文化中，文化行为塑造认知观念，文化差异性会形成不同的观念。这对于国文化走出去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塑造中国形象。中国一直是世界关注的对象，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是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参与到此领域的研究中，拓宽研究的视野。

七、结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看到，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仅仅依靠政府的对外宣传，试图改善中国目前的国家社会形象，无疑是一种幻想。如上所述，国家形象的整体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文化、历史、政治等各个方面。因此，从不同的跨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形象在各个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历程，用全球化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值得不断研究和实践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国际新闻界,2007(3):5-10．

[2]管文虎.关于研究中国国际形象问题的几点思考[J].国际论坛，2007(5):76-79．

[3]胡春艳.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与国家形象的建构[I].国际问题研究,2011(1):11-14．

[4]李彦冰,荆学民.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的几个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0(6):118-122．

[5]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J]．国际新闻界,2007(3):11-16．

国家形象范文篇10

关键词：英国；国际形象；启示

二战后英国在相对衰落中失去了领先世界潮流的能力，在世界霸权和平的转移中，在平缓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英国没有落伍，它仍然在前进。当我们以国际形象的视角回顾英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衰落、渐变、动摇和务实。它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的国际形象，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国家实力为根本基础

没有一定实力的国际行为主体，就不具备进行国际形象塑造的物质条件，国家实力限定了国际形象塑造的方向和潜在空间。上述命题如此显而易见，然而如果把它同英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悲剧的味道，启发我们进一步地思考。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进步是英国历史的主流，它发展的大方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1］然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进步并不是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英国国际形象的最主要的特征，它最主要的特征是“衰落”，这最终还是由英国的国家实力决定的。人们在探求英国“衰落”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虑英国本身太小的事实”［1］，支撑这个事实的两个指标——人口和国土正是国家实力最基本的变量。也就是说，英国的实例告诉我们，作为国际形象基础的国家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口、国土和资源等自然因素是基础的基础。

在充满自由竞争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行为主体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对这种影响力的追求势必受到政治资源、国际关系模式、国际社会交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它的作用则是预测、探寻未来的行为［2］。如果我们要依据上面的判断“预测、探寻未来的行为”的话，那么它的潜台词或者说它的进一步的推论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塑造世界强国形象的机会将更多的倾向于人口和国土大国。

二、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国际战略和形象定位为基本出发点

国际战略是主权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参与国际竞争的总体方略，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3］。二战后，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开始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通过形象定位，为被称为“软权力的新语言”的国际形象提出长期性、全局性的谋划。所谓形象定位，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国际战略为基本出发点，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谋划并确定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特色或个性。国际形象的定位，是国际形象塑造的基本出发点。国家塑造国际形象的一切努力无不以国际形象的定位为准绳，围绕定位来展开，在对国家实力和国际政治环境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国家具体实际，针对国际形象评价客体的评价预期，强有力地塑造本国与众不同的形象，从而使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确立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形象地位［4］。

正确的形象战略和形象定位指导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错误的形象战略和形象定位则会极大地损伤国际形象。英国从世界最强国的顶峰跌落下来，成为欧洲诸国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在这个反差巨大的过程中，英国不止一次地取得过由正确的形象定位导致的成功，也有过错误的形象定位带来的失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曾经总结了一个规律，即：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而消释于世界性扩张［5］。英国的“欧洲国家”的定位具有地区守成的性质，与自己的国家实力、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相适应，所以增强了它对欧洲的影响；而它的“帝国情结”使它的形象战略和形象定位屡屡出错，在世界人民心中留下不光彩的记忆［1］。

三、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努力缩小“我形象”与“他形象”的差距为基本策略

国际形象的形成过程是塑造中的“我形象”与构建中的“他形象”彼此接近的过程。在国际关系中真正能够影响别国的是“他形象”，而主权国家能够控制的却是“我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构建、塑造国际形象的任务，就是努力实现“我形象”到“他形象”的转变。“在对外事务中，英国基本上采取了务实、不抗拒历史潮流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当世界上其他‘帝国’在20世纪都逐一瓦解时，英帝国却从‘帝国’转成‘联邦’。”［1］历史学家这里所说的历史转变，从构建、塑造国际形象角度来看，就是“我形象”到“他形象”的转变。

四、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宣传和沟通为主要手段

“事实上，言说即行动；言谈无疑是我们把世界构建成现在样子的最重要的方式。”［6］英国的实践表明，强大的宣传力量、传媒实力和有效的沟通能力是构建、塑造国际形象的必要保障。按照拉斯韦尔给出的定义，“宣传就是运用象征符号来控制人们的群体态度。”［7］在国际形象的构建、塑造中，传媒力量将多种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通过对政治数据的安排、比喻式的描述、概念式定性等技巧把各个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或者赋予某些事物和事件以政治含义［8］，造国家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同时通过政治修辞化，利用语言形象的方式，将政治信息的内容及思想感情固定化、模式化，丑化敌对方，美化自己。

除此以外，沟通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沟通通常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最直接的层面便是日常沟通，包括解释内政外交政策的背景情况、危机处理和反攻击所需要的准备活动等；第二个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层面是战略沟通；第三层面可以通过交流、培训、研讨会、会议等渠道来与关键的国家和组织发展多年持久的关系。这三个层面都在塑造有吸引力的国际形象上发挥着作用，增强了获得预期结果的前景［9］。从英国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英国具有很强的传媒实力，它在宣传和沟通方面不但是经验丰富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五、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历史上曾经的霸权国，作为英联邦的核心国，作为美国最重要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作为欧盟主要的成员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英国都是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国家，他通过工业革命史、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史、世界霸权轮回史、殖民体系崩溃史、二战和冷战史沉淀的丰富多彩的国际形象本身就是国际形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英国在变幻的世界风云中塑造自己国际形象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效果和影响，为各国在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方面提供了积极而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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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钱乘旦,等.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98.

［2］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J］.现代国际关系,2003,(7).

［3］李景治,罗天虹,等.国际战略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4］王文清.准确建立企业形象定位［J］.商业研究,19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