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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19:49:03

国家行为

国家行为范文篇1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

在契约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机制鼓励合作的第三种方法是保证国家间的互动持续下去。只要国家相信它们可以继续从组织内部的合作中获益，它们短期内就不会退出、蒙混或违反协议。换句话说，美好的远景和对继续互动的确信将增进合作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的组织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终点或期限，成立这些组织是希望合作能永久持续下去，除非极端的情况迫使某国退出。这种对长期互动的确信增大了骗取短期利益的成本，因为其他国家会不愿与其合作，因而剥夺了违规者的长期利益。

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时，更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契约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机制“是否”有用。这项研究对主流现实主义关于机制是大国工具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契约制度主义开始将其关注点从证明机制“是否”有用转到“怎样”发挥作用。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如何利用机制来为其国内政治议程服务。

换个角度来看，国内行为体能够意识到，通过让渡部分国内政治权力给国际组织，他们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将货币政策让渡给欧洲货币联盟，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客更难以使用短期通货膨胀性开支政策。恰恰相反，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支持低通胀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手中。有些人相信加入WTO后，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宣称国际环境要求中国推进以市场为主的改革，从而使反对国企改革失去合法性。有证据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他们将努力加入那些能够为更民主、更开放和更透明国家提供合法性及发展援助的机制。例如，东欧那些希望加入欧洲有关机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就是这样。

建构主义和社会学观点

建构主义是分析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行为影响的最新的方法，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最激进的方法，因而，它同样也是理论和实证上均未充分发展的方法。另外，与现实主义和契约制度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构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宏观理论。建构主义是一种论证方法而不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作为起点，它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什么动机促使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明确假说，而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个行为体的社会性互动是如何创造新的标准框架的，而这一框架反过来又重构行为体自己的认同。建构主义趋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吸取所谓“中程”理论来探讨社会性互动如何改变行为体的举止。

建构主义将国际组织看做社会环境，个人与小的团体得以会面与互动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逐步适应的过程可以使国家利益与偏好发生变化。在互动之中，我们能够逐步认识到我们的利益是互相冲突、还是互相协调。基本的理论观点是，认同与利益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这样说的意思是，个人与小团体经过这种社会互动，经常会对社会团体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与这些团体共享某些利益，并且对自己的利益有不同的界定。简言之，行为体的利益可能因其加入新的社会环境而改变，国际组织就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社会环境。

所以，建构主义关注的中心是不同的社会机制，社会环境通过这类机制来影响参与者的认同、利益与行为。建构主义大体上给出了三种主要的社会化过程。

说服：说服是一个微观过程。经过一个认知过程，新成员相信特别的标准、价值是正确的，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中也应是行之有效的。

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的行为由内部判定，以赞许或地位标志加以奖励，或者以屈辱和降低身份相惩罚。

模仿：模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模仿团体的行为规范以适应不确定的环境。

模仿至少能以三种方式影响国家行为：

第一，为使组织内部功能最小化所建立的很多工作习惯和规范都源于对集团内其他成员行为的模仿。这些习惯与规范可以限制参与机制的合法形式。

第二，模仿还能促使人们接受集团主观意识间沟通的规范。

第三，模仿要求一个国家建立加入某个组织所需的机关与官僚体制。

一方面要注意建构主义和社会学方法的主要不同，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契约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同。尤其是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因而它主张国际机制及其影响不是无政府环境中权力实际分配的功能。尽管物质力量强大的行为体可能控制组织，尽管这些机制有可能助长国际体系内的冲突，这些机制的作用总会为概念的透镜所过滤，也就是说，如果物质力量条件本身影响到行为体的行为，那么这种影响也极少是不言而喻或普遍适用的。

第二，建构主义坚持认为，从理论上讲，组织机构在某些环境中可以通过改变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而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相反，现实主义和契约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加入组织机构本身能够引起利益与偏好的改变。它们倾向于假设特定行为体的偏好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加入国际组织而引起的国家行为的任何变化，要么是战略的改变，要么是因新行为体掌权所造成的一国决策过程中权力分配的变化。然而，这些新行为体被认为同样有固定不变的偏好。

第三，鉴于建构主义者已经将他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用实证方式去探询国际组织内社会化的出现与作用，建构主义的研究对象就越来越集中在个体和小团体上。换句话说，建构主义对国际组织内社会化的最新实证性研究，没有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对待；相反，建构主义是倾向于微观的，这与建构主义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认知层面的社会互动作用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承认社会化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的作用，建构主义的研究也可以为国际组织内的社会化找到证据。这是因为，国家的代表很可能适应对利益的新理解，但是这些人仍须与在制定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坚持国家利益“旧”观念的官场上和政治上的对手做斗争。

国际组织研究中的新问题

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回答或讨论。这些问题成为美国国际组织研究中广泛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些问题如下：

国家行为范文篇2

一、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

法国是最早形成国家行为理论和制度的国家。从历史发展看，其统治行为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动机说”到“性质说”两个发展阶段（注：转引自芦部信喜编。宪法诉讼（第1卷）［m］。有斐阁，1987，326）。从1870年开始，法国行政法院采用“动机说”理论来判断什么是统治行为。如果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行为的动机属于政治性的，则该行政行为为统治行为。但不久，这一理论遭到了批判。因为如果按照这一理论，任何行政行为都可以说是出于政治动机，都属于统治行为。这一理论既难以作为区分统治行为与非统治行为的标准，也对法治原则构成潜在的破坏。行政法院在1875年2月19日的拿破仑一案判决中抛弃了政治动机理论（注：转引自王名杨。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552.），改而采用“政治性质”理论，即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分为统治作用的行为和行政作用的行为，行政法院的管辖权的范围只限于行政作用，不能及于统治作用。

美国采用“政治问题”理论，判断哪些行为属于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由法院进行审查，学说上认为有三：其一，根据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原则，某些宪法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属于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其二，司法机关缺乏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准；其三，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具争议性，在执行时可能产生其他问题，为避免造成其他制度上的困难，法院不能作出决定。从判例看，法院回避对政治问题进行司法审查的因素有：第一，法院的能力、缺乏权限或者自身对权力界限的认识方面的原因。对该问题的处理权限宪法已明确授权政府部门，不存在作为处理该问题判断基准的法律原则，该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或者不仅仅是政策选择问题，对该问题做出判断所必须的证据、情报在收集上属于不可能，法院的任务是对个人的权利作出裁定，但该问题已经超出了个人权利问题，法院欠缺对该问题作出判断所必须的专门判断能力，法院以现行宪法体制的正统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对现行宪法的正统性不能做出判断。第二，法院对自己单独作出判断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担心方面的原因。法院如果单独对某个问题作出判断，可能会带来社会混乱或者无政府状态危险，因而有回避的必要，法院对某个问题单独做出判断可能构成对同等地位的政府部门不够尊重，因而有回避的必要。第三，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原因的结合：政府部门解决该问题更有效果或者更合适，法院如果单独做出判断却不具备承担因该判断而引起的后果的能力或者法院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权限。第四，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上述理由理论背景的三权分立原则、上述理由与其他根据相并用（注：转引自芦部信喜编。宪法诉讼（第1卷）［m］。有斐阁，1987，330～334）。

在日本，所谓统治行为，是指国会、内阁等作为政治部门的国家机关的行为中，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为，虽然法院对此有进行法律判断的必要，但由于其高度政治性，处于法院裁判权的范围之外的行为。统治行为存在及免受司法审查的根据，学者说法不一，相应地统治行为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主要有内在制约说、自制说和机能说（注：转引自中谷实编。宪法诉讼的基本问题［m］。法曹同人，1989，86～88.）。

关于衡量国家行为的标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或者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甚至在国家行为理论最为发达的美国、法国和日本，其宪法和法律中并没有出现“国家行为”这样的概念，法院回避对国家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过是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而已。关于划分国家行为的标准，从上述各国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法国学者采用的是“统治行为论”，美国和日本学者采用的是“政治性质论”，但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表述方法有所不同而已。法国的统治作用论者采用的是较为间接的论述方法，他们将国家作用分为统治作用和行政作用，衡量统治作用行为的标准仍然是政治性质，故人们也将这种学说称为“性质说”，以区别于“政治动机说”。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则采用较为直接的论述方法，以政治性质标准来衡量是否属于国家行为。

各国判例所采用的标准可以归纳为“高度政治性”。国家机关的任何行为都具有法律性和政治性，在一个具体行为中，法律性和政治性会有强弱不同的表现，或者是法律性强于政治性，或者是政治性强于法律性，抑或是两者相当。当一种行为的政治性强于法律性时，可以认为该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从理论上说，高度政治性的“高度”仍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何者为“高度”，完全依从于法官的认识能力及在此基础上的判断，包括对法院性质的认识、对法官自身能力的认识、对判断标准的认识、对判决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的认识及该判决可能对法院产生影响的认识等。

二、国家行为的范围

按照法国的“统治行为”理论，国家的统治行为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第一，政府和议会关系中的行为，包括召集和解散议会，以及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各种行为；第二，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所采取的行为；第三，总统认为出现紧急情况，做出实施宪法第16条的决定，以及总统根据宪法第11条规定，做出将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的决定（注：转引自王名杨。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552.）。

根据美国的判例，其政治问题主要有：第一，在州政治的领域：“共和政体”的涵义、州政府的认定、管理全州的公职（如州长、副州长）选举中有关当选者的决定，总之，涉及州政府的合法性问题；第二，在联邦政治及州际政治的领域：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的有效性（但法院为了做出判断而得到必要及明确的基准和情报除外），法律的形式效力（但仅限于合宪解释不可能或者如果宣布该法律无效可能引起社会混乱的情况），政党的全国大会代表的资格审查，逃亡犯罪人的州际引渡；第三，在战争权限的领域：对决定召集民兵的前提及紧急状态发生的认定，有关州兵的组织、装备、规则、指挥的具体规定（但州兵在执行公务中基于故意或者过失对市民的不法行为除外）；第四，在国际问题领域：条约的存续及效力（但与此有关的政治部门的态度不明确的情况和是否与州法相抵触有争议的情况不是政治问题），国家领域的认定（但与此有关的

政治部门的态度不明确的情况除外），国家或者政府的承认，交战团体的承认及交战期限的决定，友好国家公船豁免权的决定，外国外交官地位的承认，以及国际航空线路的认可（注：转引自芦部信喜编。宪法诉讼（第1卷）［m］。有斐阁，1987，331～332.）。

在日本，关于统治行为的范围，在学说上，主要有四种观点。按照范围的大小依次是：第一，认为统治行为仅限于涉及国家整体命运的重要事项（如关于国防及外交的重要事项）；第二，认为在前项范围的基础上，还包括涉及政府部门相互关系的事项（如众议院的解散等）；第三，认为在前两项范围的基础上，还包括涉及政府部门的组织及运营的基本事项（如两议院议员的惩罚及议院的议事程序等）；第四，认为在上述基础上，还包括委托给政治部门的政治上及裁量上的判断的事项（如对于国务大臣的任免及国务大臣的追诉必须经过内阁总理大臣的同意等）（注：转引自中谷实编。宪法诉讼的基本问题［m］.法曹同人，1989，88.）。从判例看，统治行为的范围包括国会两院的自律行为、弹劾裁判、条约、恩赦、修改宪法及自由裁量行为（注：转引自芦部信喜编。宪法诉讼（第1卷）［m］。有斐阁，1987，352～353.）。

关于我国国家行为的范围，行政诉讼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三部法律作了完全相同的规定：“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从各国关于国家行为范围的判例或者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在国家行为理论适用范围不同的国家，其国家行为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国家，其国家行为的范围包括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而以法国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以外的机构（国家权力机关、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范围仅限于最高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

其二，在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其国家行为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在联邦制国家，组成联邦的州或者邦也是中央政府，其与联邦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权，仍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不仅联邦政府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是国家行为，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中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也是国家行为，同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之间关系的某些行为也属于国家行为。而在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为都由中央政府中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实施，地方政府的权力源自于中央的授权而不是自身所固有，地方政府不具有独立性。因而地方政府的行为一般不可能构成国家行为。

其三，资产阶级学者一般认为，国家行为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权力分立制度的实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立原则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国家行为之所以回避司法审查的种种根据都派生于权力分立原则。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国家行为，资产阶级学者中还无人论述。但从其论述问题的出发点看，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国家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认为，国家行为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权力分立制度，而在于法院的判断能力及所能够承担的政治后果。法院如果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又没有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完全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法院就极有可能卷入政治旋涡，失去其应有的超然性和独立性，人们也就不能不怀疑其裁决的公正性。这样，司法机关存在的社会基础和人们对司法的崇高理念也将随之弱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也存在着内在的必要界限，其活动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受其性质、能力、地位等因素的制约。

其四，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范围的国家行为；同一行为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国家行为，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可能不被认为是国家行为。法院在对某一行为的政治性的强弱进行判断时，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必然导致出现国家行为的范围常常处于变动不定的状态。例如，在美国，州议会选举划分选区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时认为该问题是政治问题，法院无权过问；但在60年代，它又认为选举中选区的划分问题，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条款的实现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法院有权对此做出判断（注：美国田纳西州宪法规定根据至少每10年一次的人口调新分配州议会的议席，但从1901年以来没有作任何改变，在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情况下，1962年进行的选举中，实际上由37％的投票者选举参议院33个议席中的20个，由40％的投票者选举众议院99个议席中的63个。）。

其五，从各国的情况看，国家行为的范围是在司法实践中由法院通过特定的判例逐渐形成的，既不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一般的法律解释确立的。

什么法院对国家行为有判断权呢？实行不同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答案。在法国，由于法律明确规定普通法院不得干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因而很显然，普通法院对国家行为没有判断权，只有行政法院对国家行为拥有判断权。在美国，根据判例，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判断联邦国会的法律和总统的行政命令是否与联邦宪法相抵触，还有权判断州国会的法律和州长的行政命令是否与联邦宪法、联邦法律相抵触；同时，州最高法院有权判断州国会的法律和州长的行政命令是否与州宪法相抵触。可见，实际上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在不同的范围内都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在日本，根据其宪法第81条的规定，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都有权判断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同时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没有约束力。从判例看，日本的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对国家行为都有判断权，而且还出现过上级法院判断为国家行为的事项，下级法院却可以认为不是国家行为的事例。概而言之，在英美法系国家，受“遵循先例原则”的约束，一般只有最高法院才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在大陆法系国家，成立专门行政法院的，行政法院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没有成立行政法院的，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都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

我国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范围做了基本相同的规定，但仍不详尽，从操作的层面看，对个案仍然需要进行分析和判断。那么，谁有权进行分析和判断呢？以法律规定和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推论，在内地，任何一级法院都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既然实施国家行为的主体只能是国务院，管辖法院也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因此，在内地，事实上国家行为的判断权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香港地区，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国家行为判断权的归属，但根据普通法所实行的“遵循先例原则”，只能由终审法院或者高等法院来判断何种行为为国家行为。

其六，各国的判例都确认国家行为和外交行为属于国家行为的范围，我国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规定，只是一个比较粗略的范围。目前还缺乏法院的判例。从操作的层面看，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关于国防和外交行为。国防行为属于国家行为的范畴，但国防行为的范围是什么？有的认为宣战、媾和属于国防行为（注：杨海坤编。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4，88.）；有的认为

国家行为范文篇3

第一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

直至最近，现实主义者仍一致认为，国际机制及其运行规则、目标和影响总体上反映了系统内最强大国家的利益。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对别国意图与能力的疑虑会引起恐惧，而恐惧又催生了一种欲望，即通过提升相关的能力而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有两种方法可以达此目的：一是动员国内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以提高军事实力，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内部均衡”。二是寻求结盟，即寻求有共同安全利益的盟友——这种利益针对其他某个特定大国或国家联盟，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外部均衡”。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家采取内部均衡而不是外部均衡。内部均衡使自治权最大化，还可以降低国家因联盟义务而被拖入非情愿冲突之中的可能性。在盟国担心落入陷阱的情况下，它还可以降低被其盟国抛弃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际机制采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建立起某些国际机制，它们也只是致力于罗列成员国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及选择，而无力促使国家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第二种显然就是结盟。第三种是服务于联盟成员共同利益的经济机制。第四种是作为大国霸权工具的机制。

总之，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除了占优势地位的一个或几个机制的发起国的认同或利益外，机制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认同或利益。下列各项可以促成对机制的服从（同样也是顺从霸权国的利益）：

·盟国间暂时共享的军事利益；

·霸权国通过机制提供的实物“补偿”和“制裁”；

·参与机制一段时间后，弱小国家间对从属地位的内在认同。

契约制度主义理论

契约制度主义，又称新自由制度主义，它对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假说大部分是接受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状态的，国家理性地追求安全与自治权的最大化。在不稳定和担心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国家倾向于依靠国内外平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派生出一种体系，其特点就是冲突、不安全的循环。

然而，契约制度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安全与自治权之外，它又为国家增加了第三种担心，这就是福利，或曰该国民众的经济安康。原则上，这种利益的绝对值要比其相对值要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来说，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要比好过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更重要）。国家看重经济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而国家之间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因而国家就发现它们有通过经济交往使福利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如，贸易与投资）。

问题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需要保证其合作不会被他国所利用。国际机制能通过降低获取其他国家能力与合作意愿信息的成本来帮助提供这些保证。有多种方法供国际组织用来降低这些成本。

首先，国际组织本身可以要求国家提供关于它们遵守协议的信息，国际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也能获得这种信息。这种信息能够减少对其他国家承诺的可靠性的怀疑，也有助于增进国家对合作成果的期望。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

建构主义和社会学观点

说服：说服是一个微观过程。经过一个认知过程，新成员相信特别的标准、价值是正确的，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中也应是行之有效的。

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的行为由内部判定，以赞许或地位标志加以奖励，或者以屈辱和降低身份相惩罚。

模仿：模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模仿团体的行为规范以适应不确定的环境。

模仿至少能以三种方式影响国家行为：

第一，为使组织内部功能最小化所建立的很多工作习惯和规范都源于对集团内其他成员行为的模仿。这些习惯与规范可以限制参与机制的合法形式。

第二，模仿还能促使人们接受集团主观意识间沟通的规范。

第三，模仿要求一个国家建立加入某个组织所需的机关与官僚体制。

一方面要注意建构主义和社会学方法的主要不同，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契约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同。尤其是下面三个方面：

国际组织研究中的新问题

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回答或讨论。这些问题成为美国国际组织研究中广泛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些问题如下：

国家行为范文篇4

本文所论的国家机关是指依法组成、行使国家职能的各种机关的通称。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它必须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依靠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机关按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划分，可分为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事、警察等机关。从法人主体资格认定的角度看，国家机关也是法人；它只要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命令组建或设立，且具有独立的经费（通常以国家预算作为独立活动经费）就可以成为法人。机关法人在从事国家管理活动时，是受国家的委托并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而不是以法人的名义出现的，因而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在实质上有别于一般法人的侵权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通过选举或有权机关的任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相当职务的人员。以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例，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可以依照宪法、法律和各种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国家行政机关名义行使其职权，可以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实施各种行政行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种类中最多的一种，它大体上可分为三类：（1）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或决定而任职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及国务院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等，他们都是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的行为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2）依法由有权机关任免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任免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的本级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厅（局）长、主任、处（科）长等，也包括县（自治县）任免的局长、中学校长、县医院院长等。（3）一般行政工作人员，即除前述担任各级行政部门主要领导职务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各级行政机关的科员、办事员、资料员、收发员等。

国家管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活动，是通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相应的职权来进行的。因而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凡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损害事实的，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于1994年建立的国家赔偿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健全民主与法制的客观需要；它不仅有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益，而且有利于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就审判机关而言，当前要坚决落实错案和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制度。实行“两错”责任追究制是实施执法责任制的核心环节，也是落实国家赔偿责任的根本要求。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也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国家机关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它仅指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公务）的过程中，因其执行职务的违法性而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国家公务员的侵权行为。公务员行使职权的行为，既包括在本辖区内行使职权的行为，又包括在本辖区外行使职权的行为。与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主要包括：为行使职权而实施的行为、超越职权的行为，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等。国家公务员侵权责任的性质，属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具体性质是为他人行为负责的替代责任。在现实国家公务员侵权责任中，绝大部分是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因其赔偿义务主体是国家机关，是国家机关为其工作人员承担侵权责任的，因而是典型的为他人的行为负责的替代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根据不同标准，可作如下不同分类：（1）行政侵权行为。在这里，行政侵权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公务员在执行行政职务的活动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一般的执行职务行为，只要造成他人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司法侵权行为。它是指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或上述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司法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如错捕、错判、错杀、冤狱，或者错误采取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都属于司法侵权行为。（3）其他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除行政、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如立法机关、军事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也都属于国家赔偿的侵权行为之列。必须指出，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与其他团体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一样，属于法人侵权责任，不属国家赔偿责任范围。

根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的状态，可以将其职务侵权行为分为积极的职务侵权行为和消极的职务侵权行为，前者表现为积极作为的职务行为所致的损害，包括执行职务行为本身违法而造成他人的损害、执行职务行为不当造成的损害、执行职务行为自身危险性造成的损害，以及滥用职权而造成的损害等；后者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职务行为所致的损害，它属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怠于执行职务而造成的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1条和《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适用严格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归责，国家机关不得以自己或其工作人员无过错而主张免责或减责；受害人也不需要举证证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只需要证明侵害行为的发生和损害事实的存在，即可推定和认定为构成职务侵权。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责任构成的根本要件，是其侵害行为的违法性。这里所说的“违法”，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或者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作为，亦或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其违法原则包括以下涵义：（1）行为违法；（2）作为与不作为的违法；（3）实体违法与程序违法。因此，我认为确定侵害行为的违法性起码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看行使职权是否有法律依据，二是看行使职权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三是看行使职权是否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以，能够构成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必须是侵害行为已经发生并在客观上具有违法性，而且还必须是在执行职务（公务）过程中发生的行为。执行职务的行为只能是凭借国家权力实施的行为。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实施的行为，则与执行国家机关职务行为无关；国家机关对其工

作人员实施的管理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执行职务的行为。

损害事实是构成国家公务员侵权责任的实质性要件。侵害事实首先表现为权利被侵害。通常最易受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侵权行为侵害的权利，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财产所有权，以及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其次表现为利益受损害。这种损害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人身利益受侵害，如致伤、残、死亡等；（2）财产利益受损害，如收入锐减、劳动能力丧失、医药费支出、丧葬费支出、责令停产停业的损失、被扣押和收缴财产造成的损失等；（3）精神利益受损害，如人身自由受限制或剥夺、名誉受损害、隐私被泄露，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等。因此，只有当侵害行为造成了受害人财产权和人身权损害的后果，国家机关才承担替代责任。这里的侵害身体权行为，是以身体权为侵害客体的侵权行为，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搜查公民身体，非法侵扰公民身体，对身体组织不疼痛的破坏，对公民尸体的损害等行为。从因果关系上看，损害事实是结果，职权行为违法性是原因，国家机关只对其损害事实发生有必然性作用的职权行为承担责任。

国家机关行政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行为的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应认定为属于国家赔偿的行政侵权行为：（1）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使拘留权的机关只限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轮船的船长只有在紧急避险时才享有拘留权），拘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日，超越上述权限范围和时间界限的均属于侵权行为；对于没有违法行为的公民实行拘留或劳动教养的，或对虽有违法行为但已经有关机关处理过的公民又重复进行拘留、劳动教养的，应认定为侵权行为；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实行收容审查，一般不超过1个月，最高累计不得超过3个月；对犯罪嫌疑人采取行政扣留的，一般不超过24小时，最长不超过48小时，非此便应认定为侵权行为。（2）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类行为主要包括非法拘禁、非法扣留、绑架、强制禁闭等。如某些乡镇政府私设公堂、私设牢房，关押不服从计划生育管理的人员或其亲属等，均属严重地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为。（3）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4）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5）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与此同时，任何行政机关不得在已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外自己设定处罚权；对于同一个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6）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7）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乱摊派费用。（8）造成公民或法人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必须指出，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公务）无关的一切行为，均为个人行为，不应认定为行政侵权行为。

国家机关刑事侵犯人身权行为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在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下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7页。）此条规定既是对公安机关行使拘留权的授权，又是对授权的限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5条规定，公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应认定为国家刑事赔偿的侵犯人身权行为：（1）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2）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逮捕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依法剥夺人犯的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构成错误逮捕侵权责任的必须具备下述四个要件，即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作出错误的逮捕决定；被逮捕的人无罪；被逮捕的人有被实际羁押的事实；错误的逮捕决定与无罪羁押之间有因果关系。（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这里出现的“错判”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违反了刑法规定，将无罪的公民定为有罪，且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的。“错判”包括无罪羁押和错杀两种情况，仅就无罪羁押而言，构成错判侵权责任的必须具备下述三个要件，即人民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判处无罪的人刑罚；刑罚已经执行（包括全部执行或部分执行）；错误判决已经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改判宣告被告人无罪。必须指出，法院对不应判处死刑的人作出死刑判决且已执行的，尽管国家赔偿法对此暂无规定，但应负事实上的赔偿责任；被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的人，经再审改判为无罪的，不能认定为属国家赔偿的错判行为；被判处缓刑的人，经再审程序改判为无罪的，也不能认定属国家赔偿的错判行为。（1）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刑讯逼供的目的是逼取口供，其手段是肉刑或变相肉刑。这是任何一个文明法治国家都必须严厉禁止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凡公、检、法机关采取捆绑、悬吊、毒打、长时间冻饿、站立、不准睡眠等手段逼取口供的，均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5）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凡违背公安部关于《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要求，而任意对公民使用枪支、警棍、警笛、手铐、警绳和其他警械的，均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凡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被处刑罚的，不能认定为属于国家赔偿的侵权行为。

国家机关刑事侵犯财产权行为的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6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事侵犯财产权行为。（1）违法对法人、公民等单位和个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其违法措施和行为主要有以下三种，即宣告无罪后仍继续查封、冻结或扣押财产；查封、扣押、冻结了案外财产；查封、扣押、冻结了财产后，未能履行《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或者毁损”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下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4页。）。任何一个司法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都无权没收财产，假如追缴了无罪公民的财产，或追缴了与犯罪无关的财产，都应认定为刑事侵权的违法行为。任何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滥用权力，追缴民事纠纷当事人的财产以清偿债务，或者扣押、冻结、查封债务人的财物、拍卖债务人的物品等，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2）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凡

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因违法侵权行为而造成损害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早已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进一步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索取国家赔偿的权利。在这里，“违法行使职权”实施侵权行为的国家机关或者实施侵权行为的工作人员所在的国家机关，是国家赔偿法律关系中具体履行赔偿义务的主体，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是以国库收入或国家财政经费来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因此，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并执行，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有了可靠的保证。

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能够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其主体必须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这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时，国家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亦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侵权主体。这里的“违法行为”，正是指前述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受到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执行职务的具体行为违反了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规定，切实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确认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时，还要考虑到损害后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损害后果仅指“直接损害后果”，如因职务侵权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等，它不包括间接损害。只有当致害人的行为同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之间有这种关系存在的事实时，赔偿责任才能成立。

行政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6条的规定，行政侵权赔偿的请求人，为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赔偿请求人可以委托1—2名人代为行使赔偿请求权（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7条的规定，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可按以下原则确定：（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2）有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3）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4）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原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5）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6）经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3页。）。

刑事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8条的规定，刑事侵权赔偿的请求人，为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害公民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9条的规定，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可按以下原则确定：（1）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2）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3）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4）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内容及计算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5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应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关于国家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宜按下列标准确定：（1）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国家赔偿计算规定。其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第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第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第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被抚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18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2）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国家赔偿计算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3）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的国家赔偿计算规定。第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其财产。第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立即解除其查封、扣押和冻结的侵权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必须按规定赔偿。第三，应当返还的财产被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必须复原，不能恢复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予相应的赔偿金。第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第五，财产已经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第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第七，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具体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26页。）。

请求国家赔偿的程序及时效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索赔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必须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依法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我国规定行政先行处理原则，但国家赔偿法还同时规定，索赔权利人可将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诉讼一并提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国家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为使案件处理顺利，原告方也应尽可能提供相应证据，但原告不负主要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通常不适用调解，但在赔偿诉讼案中可适用调解。该法第9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4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包括诉讼费等）；同时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期为2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关于国家赔偿的其他特殊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违法拘留或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对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已经执行并造成受害人名誉、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国家赔偿法对于精神损害没有作出具体的明文规定，因而公民对国家机关侵害个人的名誉权、荣誉权，不得单独请求金钱赔偿。另外，国家赔偿法对于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国家赔偿的范围也作了特殊规定：（1）国家赔偿法不承认国家对民事诉讼中错判的赔偿责任。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提供不出证据又没有客观原因，或者法院又无从调查收集，那么错判的责任就应归于当事人而不应归责于法院；有些人身关系的案件（如离婚案件），当事人不得提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因而通常难于认定为错判。（2）在行政诉讼中的错判国家也不承担赔偿责任。（3）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有下列情形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第一，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主要是指对没有妨害诉讼行为的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以及超过法定幅度的，对没有妨害诉讼行为的人采取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责令具结悔过的，一般适用国家赔偿法第30条所规定的赔偿方式。在拘传过程中违法使用武器或使用武力致人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按国家赔偿法第27条规定给予金钱赔偿。对没有妨害诉讼行为的人采取拘留或者拘留超过15天的，按拘留天数或超过的天数，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给予金钱赔偿。对没有妨害诉讼行为的人罚款的，返还财产并加付利息；对个人的罚款超过1000元，对法人罚款超过30000元的，应返还超过的部分并加付利息。第二，法院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违法。第三，错误地执行判决、裁定和其他生效法律文书造成损害的。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对判决、裁决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以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规定的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予以赔偿。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适用上述赔偿原则。但是，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该国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家实行对等原则（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227页。）。

「参考文献」

[1]张正钊等主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张名实主编：《赔偿诉讼》，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国家行为范文篇5

关键字归责原则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违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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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归责”即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解决的是侵权民事责任之基础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在法律规范原理上使遭受损害权益与促使损害发生之原因者结合，将损害因而转嫁由原因承担之法律价值判断，即为“归责”之核心。国家赔偿法律制度是在民事侵权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由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发展而来，但由于国家管理活动的特殊性，故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不同于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指国家何以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具体地讲，国家是否赔偿，国家以什么为依据，是以行为主体的过错为依据，或者是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依据，还是行为主体的行为违法为依据。简单地说，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确认国家对公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总的法律根据和评判标准。

西方国家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有三个典型的代表：（1）以法国为代表的公务过错为主，危险责任为辅的规则体系；（2）以德国、日本和美国为代表的过错（主观过错）为归责原则的体系；（3）以瑞士为代表的违法归责原则的归责体系。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大多数学者认为，违法原则是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但是，对归责原则是褒贬不一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笔者认为，国家赔偿发源于民事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而我们是从不同角度理解归责原则。我们知道，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体系是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但过错责任仍然是主流的。从民事侵权行为法下的归责原则对比国家赔偿法下的归责原则，分析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利弊，从而发现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二、过错责任与国家赔偿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过错加害人的某种行为被确认为侵权行为并应当加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加害人之所以要承担民事责任是因为其主观上具有可归责的事由（故意或过失）。如果加害人在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就当然不承担民事责任。耶林曾对过错做过这样的表达：“不是损害而是过错使侵害者负有赔偿义务。”可见过错是过错责任抽象出来的“可归责事由”或者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德国民法典》第832条第1项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利者，对被侵害人负赔偿损害的义务。”《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透过这些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1）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主观归责原则。它以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作为确定和追究责任的依据，即“有过错则有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而过错总是表现为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两种情形；（2）过错原则表明行为人的过错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证明行为人的过错之有无便成为确定与追究行为侵权责任的一个中心环节。

正如民事侵权行为理论中，过错责任有主观过错和客观过错之分，国家赔偿理论中的过错归责原则有主观过错和客观过错之分。主观过错，是指致害行为人具有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主观过错在英、美、日等国的国家赔偿中，是主要的归责原则，例如《日本国家赔偿法》规定：“行使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权力之公务人员，就其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过失不法加害他人者，国家或公共团体对此应负赔偿责任。”客观过错，是指致害行为不符合一定的模式和标准，具有应受非难性。客观过错有两种形式，即，法国的公务过错和瑞士的违法原则。在法国，客观过错表现为公务过错，即公务活动缺乏正常的标准。公务过错具体为：第一，公务实施不良，如警察在执行公务中，误伤他人；第二，不执行公务，如海港当局不维修海航标志，造成了船舶的损失；第三，公务实施迟延，国家机关及其人员有义务忠实执行职务，不得疏忽、怠惰、迟延。违法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违反法律造成他人的权益损害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即以行为违法为归责的标准，而不问有无过错。在瑞士，客观责任表现为违法原则，如《瑞士联邦责任法》规定：“联邦对于公务员执行职务时，不法侵害他人权力者，不问该公务员有无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瑞士联邦责任法中所指的违法既可以是作为的形式违法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形式违法，其违法包括：第一，违反法定程序，违反明示或默示保护某种权益之法或禁令；第二，违反为避免执行职务时发生损害而设置的内部业务规定；第三，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民事侵权行为法中，过错责任主张的有过错才有赔偿，没有过错则没有赔偿。国家赔偿是由民事侵权行为理论发展而来的，故只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过错时，国家才承担民事责任。

在一般的国家侵权行为中，大多数国家的赔偿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在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中最先确立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且现在仍然在众多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中占主流的，例如英、美、法、日等国家。这些国家确立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之所以用过错归责原则是由于过错原则本身的功能和价值决定的，具体表现在，首先，过错原则具有明确的规范功能。过错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存在过错就要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过错的否定和惩戒，从而达到规范和制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的目的；其次，过错原则确定了国家赔偿的范围，有过错予以赔偿，无过错则不予以赔偿。即界定了受害人应受救济的范围，又清楚界定了国家赔偿的范围；再者，过错原则可能更好地解决共同侵权行为和混合过错责任承担问题。正是如此，大多数国家的国家赔偿采纳了过错责任原则。

将民事侵权行为理论中的过错责任引入国家赔偿，对于约束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促进他们依法办事，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过错责任的弊端，特别是在国家赔偿领域。主观过错的观点奠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基础，也分清了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但在实践中，对主观方面的判断较为困难，不易把握，不利于受害人的权益的救济。公务过错是以公务活动是否达到中等公务活动水准为客观标准来衡量公务中是否有过错存在，主要在于判断实施公务的机关的责任。在这里，公务员的个人责任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公务过错避免了主观过错理论在主观方面的判断困难，适应了国家赔偿的特点，同时为受害人提供了较多的救济了机会。违法原则是以行为违法为归责的标准，与主观过错、公务过错比较，它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归责原则，实现了认定标准的客观化，不在带有丝毫的主观意思，更加适应了国家赔偿的特点，方便了受害人权益的救济。然而，过错责任只能适应一般国家赔偿，而对于特殊的国家赔偿，过错责任却不能发挥作用。

三、无过错责任和国家赔偿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起源于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对社会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业灾害频生，交通事故骤增，公害严重损害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产品缺陷经常导致消费者的严重损害。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试图寻找一种较之传统过错责任原则更为严格的法律对策对受害人提供保护和救济。这一试图的第一个步骤是扩大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将过错推定和举证倒置的诉讼证明方法适用于上述种类的侵权案件。而进一步发展则是在过错责任之外寻求新的归责原则，即无过错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在19世纪中后期得以确立，除了上述社会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如果过错原则充分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体现的话，那么无过错责任原则体现的是社会连带法学派的哲学思想。无过错责任是指，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严格责任，本为英美侵权责任法中的概念，在德国法学理论中，这一概念也被使用。在大陆法系国家，与此相对应的是危险责任或者无过错责任。《牛津法律大词典》对严格责任做过这样的解释。严格责任为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责任标准。但这种责任标准也不是绝对责任，它是一种有时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怎样的注意义务和采取了怎样的防御措施。如果用承担严格责任，则仍有一些（尽管是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是由。从上文我们可以对严格责任做一些抽象：（1）、它与过错责任一样，是一种责任标准；（2）、它与过错责任（由于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负一般责任）相比较，它更为严格；（3）、在抗辩事由中，当事人（被告）不得以无过错（尽到合理注意）为抗辩事由；（4）、它不同于绝对责任。

上面是对在民事侵权行为理论中无过错责任的简单叙述。大陆法系的危险责任和英美法系的严格责任可以成为无过错责任。但在国家赔偿领域，这种归责原则被我国学者称为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是指只要损害结果发生，致害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须考虑致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无过错责任产生的基础是：（1）、科技的进步推动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职务行为，尤其是政府的职权不断扩张，人民的生活不断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2）、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对人民存在潜在的危险性以及人民的劣势地位。在此种情况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即使不存在过错或违法，亦可能导致人民合法权益的损害，而过错责任或违法责任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为弥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无过错责任就产生了。例如法国基于危险的国家行为和公共负担确立无过错责任，弥补了公务过错的不足；日本为例克服主观过错的弊端，其国家赔偿法规定因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营造物的设置或管理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应承担赔偿责任，即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是为了弥补过错责任的不足而设立的制度，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以达到分配正义，即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但是无过错原则的目的在于将公务危险造成的风险损失有个人承担转由社会全体成员承担，以实现责任的社会化。因此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可能同过错责任或者违法原则一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各国立法在使用该项归责原则的同时，又对其适用范围做了严格的限定，无过错原则在整个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归责体系中只能处于辅助或者从属地位。

我们国家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主要是违法原则，实质是过错原则中的客观过错。民法学者普遍认为，无论赔偿义务机关还是直接侵权行为人，都不应当要求有过错才构成侵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国家赔偿责任中，国家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不是责任主体，其过错与违法，只是国家承担责任的条件，而非有无过错或违法，故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执行职务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民法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从保护权益的立场出发，只要权益有损失，那么就有赔偿。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管理行为是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为的。如果在国家赔偿领域中实施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国家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将很难顺利进行，从而会给大多数人带来潜在的危险。但是，无过错责任在国家赔偿领域里还是发挥了作用，如法国和日本。事实上，我们国家对于公共设施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我国国家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而公共设施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存在违法行为。积极引入民事侵权行为法中的无过错责任，能够补充我国现有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不足，更好的保护人民的利益，弥补违法原则的缺陷。

四、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

通过以上文字，笔者将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同民事侵权行为法中归责原则作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以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为辅的规则体系。我国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之所以采用违法原则作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违法原则，原因在于第一，违法原则与宪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协调，与法治原则、依法行政等原则一致；第二，违法原则简单明了，易于接受，可操作性强；第三，违法原则避免了主观过错的原则对主观方面认定的困难，以及过错违法原则的双重标准，有利于保护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违法原则约束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促使其依法行政，同时也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从民事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看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笔者认为还是存在以上的缺陷：

国家行为范文篇6

第一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

根据这些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际机制采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

·盟国间暂时共享的军事利益；

·霸权国通过机制提供的实物“补偿”和“制裁”；

·参与机制一段时间后，弱小国家间对从属地位的内在认同。

契约制度主义理论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

建构主义和社会学观点

说服：说服是一个微观过程。经过一个认知过程，新成员相信特别的标准、价值是正确的，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中也应是行之有效的。

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的行为由内部判定，以赞许或地位标志加以奖励，或者以屈辱和降低身份相惩罚。

模仿：模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模仿团体的行为规范以适应不确定的环境。

模仿至少能以三种方式影响国家行为：

第一，为使组织内部功能最小化所建立的很多工作习惯和规范都源于对集团内其他成员行为的模仿。这些习惯与规范可以限制参与机制的合法形式。

第二，模仿还能促使人们接受集团主观意识间沟通的规范。

第三，模仿要求一个国家建立加入某个组织所需的机关与官僚体制。

一方面要注意建构主义和社会学方法的主要不同，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契约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同。尤其是下面三个方面：

国际组织研究中的新问题

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回答或讨论。这些问题成为美国国际组织研究中广泛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些问题如下：

国家行为范文篇7

一、国家行为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适用范围

国家行为原则（ActofStateDoctrine）一般是指：一国法院不能审查一个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从而承认外国国家行为的效力。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0年“柯克帕特里科公司诉环境筑造公司案”判的阐述，国家行为原则“仅仅规定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应当被认为合法”。

根据上述定义，国家行为原则的适用范围应有几个主要特征：（1）该原则所指的国家行为，包括经适当授权的国家机关或国家官员行使主权的行为，国家本身行使主权的立法和行政行为，如法律、法令或行政命令等。（2）该外国的国家行为是在其管辖范围内作出的，其官员的行为也是根据这种国家行为在该外国管辖范围内实施的。如果当事人是私人，则该私人受制于这种国家行为。（3）外国国家行为依法院地法律是违法的，或者政府官员或私人依据该外国的国家行为所作的行为依法院地法律是违法的，因而须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行为原则适用的效果是，法院不能审查外国国家行为的合法性，而应推定该外国的国家行为合法，因而外国国家，其官员或私人当事人无须按法院地法律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行为原则与国家主权豁免原则（SovereignImmunity）不同，后者指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所限制的是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和财产的管辖权问题；而前者则不涉及对外国国家的管辖权，而是法院在受理了案件后，对作为私人当事人或外国国家官员在该外国所作行为所依据的外国国家在其自己领土上的行为，或在外国国家为当事人的场合，其在本国领土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是否有权进行司法审查的问题。换言之，是外国国家行为是否可以为该外国或其他当事者免除法院地法上的民事责任的问题。当然，如果当事人是外国国家本身，而且所涉及的问题首先是对外国国家的管辖权，应当适用的就是主权豁免原则，在确立了管辖权后，才可能考虑是否适用国家行为原则。因此，国家行为原则不是管辖权的原则，而是一种限制司法审查权的原则。

国家行为原则主要是通过英美普通法国家法院的实践逐步发展而成的，其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的判例。在1673年的“布莱兹案”中，查斯勒公爵曾认为，谈论英国法官是否有权决定丹麦国王在其自己的领土内授予其公民的专利许可是否合法的问题，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1》

被认为对国家行为原则的确立有重大影响的判例似乎是英国枢密院于1848年的审理的“布伦斯威克公爵诉汉诺威王案”<2>.该案的事实是，根据国王威廉第四所颁布的命令，被上诉人汉诺威王将上诉人查尔斯（前布伦斯威克公爵）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同时剥夺了查尔斯管理其自己财产的权利。上诉人要求枢密院宣布该命令无效并追究被上诉人的责任。尽管下级法院以主权豁免原则驳回了诉讼，但枢密院认为英国法院不能要求一个人为其在自己国家内以其主权权威所作的行为负责。依照美国法院在“昂德西尔诉郝南德兹案”<3>中的见解，英国枢密院驳回上诉的理由是以国家行为原则为基础的，因为科顿汉姆公爵在判指出，英国法院“不能对外国主权者在自己国家内所作行为作出裁判”，更不能让一个外国主权者为其“在自己国家内以主权资格所作的行为”负责。

美国法院早在1796年的“沃特斯诉科勒特”一案中已就被告（当时瓜德鲁普岛统治者）在其管辖范围内扣留原告船舶的行为是否可以在美国法院被审查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被告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其权限范围内为官方行为一事“本身就足以回答原告的指控，被告不应在我国法院回答仅仅涉及其行使自己权力是否不正当的任何问题”<4>.

不但在诉讼当事者为外国主权者或是在主权者授权范围内作行为的外国官员的场合，而且在原被告均为私人，一方以外国主权行为为自己摆脱责任的情形中，美国法院也同样不能审查外国主权行为的合法性。在“沃斯特诉科勒特案”一百多年后的“奥椹诉中央皮革公司案”中，法院同样认为墨西哥政府将原告在墨西哥的财产充公的行为不能在美国法院受到司法审查，从而确认了被告对从第三者处购买的原属原告的财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而第三者是从墨西哥政府那儿买到这些财产的。

如上所述，到20世纪初，国家行为原则在英美国家已被普遍地接受和适用。而今，“国家行为原则”这个术语在这些国家被学者和法院广泛地使用。但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却较少使用这一术语。它们即使同样地认为一国法院不能对外国在其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但采用的却是不同的称谓。例如，意大利就将这一学说称为“外国行为的不可审判性”。<5>有些国家，如法国，虽然不用特定的名称，但也奉行不对外国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所作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原则。正如法国学者巴迪福尔所说：“宣布一项外国法违反宪法……构成一种政治上的主动行动，……而法国法官没有资格采取这种行动。”事实上，巴黎法院曾于1967年拒绝审查一项突尼斯法令的合法性。<6>可以说，不论是否将之称为“国家行为原则”，这一名词所代表的原则已被普遍接受。

二、国家行为原则的法理基础

尽管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都采纳了国家行为原则，但对于这一原则究竟只是一个国内法上对法院司法审查权的限制，还是出于尊重外国国家主权的国际法义务或是国际礼让，法院的意见在不同时期却存在着差异。归纳起来，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表述为国家主权说，国际礼让说，以及分权说。

（一）主权说。国家行为原则在普通法国家初步形成的过程中，法官们一般都是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阐述该原则的。在前引“布伦斯威克公爵诉汉诺威王案”中，英国法官指出，对一个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国家以主权者的资格所作的行为，无论依照该外国的宪法为合法或非法，无论是对还是错，英国法院都无权审查”。可以看出，法官是将主权者的主权资格作为免于对其行为进行审查的理由。这种思想在早期的美国判例中表述得似乎更为明确。1876年，美国法官吉尔伯特在“海赤诉比斯案”中论述了国家行为原则的基础：“我们认为，根据国家间普遍的礼让和确定的国际法规则，一国的法院有义务抑制自己而不对另一个国家在其自己的领土上所作的行为进行裁判。”在1918年的“利克德诉美洲金属公司案”中，法院在适用国家行为原则时指出，由于没收的行为“是外国政府的行为，因而归根结底是主权行为”，所以，即使原告是美国公民，美国法院也不能审查其合法性。在这方面，经典性的阐述见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897年对“昂德希尔诉赫南德兹案”判词：“每一个主权国家有义务尊重每一个其他主权国家的独立；我们国家的法院将不审判另一个国家政府在它自己领土内所作的行为。对这种行为不满的救济是必须通过主权国家之间公开提供的方法取得的。”这些判例清楚地表明，适用国家行为原则是对外国主权的尊重，并且对涉及外国国家行为的争议，应通过国际法的方法解决，而不是由国内法院来裁判。国家行为原则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这就使得适用该原则成为国家的一项国际法义务。

（二）国际礼让说。在上述“布伦斯威克公爵诉汉诺威王案”中，英国法官已将国际礼让和国际法一起列为国家行为原则的依据。不同的是，在本世纪初的中央皮革公司案中，法官完全撇开国际法，而仅仅将国家行为原则建立在国际礼让和国际交往便利的基础上。至今，在谈论国家行为原则的基础时，美国的判例似乎仍无法完全抛弃国际礼让说。例如，在1990年的“科克帕特里柯案”判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法院试图在国际礼让和主权以及分权学说之间进行平衡，以说明国家行为原则的法理基础。但是，用国际礼让来支持国家行为原则，其结果是排除了国家适用该原则的国际法义务。

（三）分权说。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法院对主权说和国际礼让说的态度日益冷淡，并越来越显示出以分权说作为国家行为原则法理基础的倾向。在向主权说和国际礼让说发难的判例中，1964年“古巴国家银行诉萨巴蒂诺案”是较为典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写道：“我们不认为这一原则如先前的判决似乎暗示的那样由于其主权权威的内在性质，或者由于国际法而成为强制性的。”反之，这一原则“导源于分权制度中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基本关系”。而在前引“科克帕特里柯案”中，美国法官们对此说得更为具体：“现代国家行为原则法理的核心问题是维护我们政府中联邦司法机关和政治机关，特别是承担处理对外关系主要责任的行政机关之间的分权。”

根据分权说，国家行为原则的学说接近于“政治问题学说”，由于国家行为原则涉及到对外国的关系，因而对该原则的适用应当作外交政策的考虑。在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日常的对外关系是由行政机关负责处理，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处理的。所以，涉及国家对外关系的问题，法院无权过问。例如，外国政府对土地所有权的争执就是一个对外关系的政治问题，依据宪法，对该争执应由行政机关来解决。法院对这一问题通过司法审查进行干预，将使行政机关在对外关系中处于尴尬的局面。<7>将分权理论当作国家行为原则的法理依据，就使得适用该原则仅仅是国内法的义务。

其实，不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什么理由决定适用国家行为原则，我们对这一原则都可以从国际法上加以说明。

第一、国家行为原则与主权豁免原则虽有区别，但从其产生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一原则与主权豁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早期的有关判例中，当事人本身就是主权者，而法院对这些诉讼的驳回究竟是依据主权豁免原则还是适用国家行为原则，是比较模糊的。例如，在前述“布伦斯威克公爵诉汉诺威王案”中，初审法院驳回诉讼的理由是主权豁免原则，而枢密院虽然认为英国法院不能审查一个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领土上所作行为的合法性，却未明确否定初审法院关于主权豁免的依据，甚至也未明确使用国家行为原则这一术语。在当时，同样是驳回诉讼，但法律依据究竟是哪一个，实在是难以区分的。直至本世纪初，在被告是私人而非主权者或政府官员时，美国法院才将明确地将主权豁免与国家行为原则相区别。<8>事实上，无论主权豁免原则还是国家行为原则，所依据的都是主权权威。

第二、国家行为原则所涉行为的主体是主权国家，也即主权者。在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案件中，当事人抗辩的理由是外国国家的行为，或者其财产所有权来自于外国国家对某种财产的没收，或者其不作为是来自于外国主权者的政令或法律，等等。在私人诉讼中，原告未提出外国国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法院也不能适用国家行为原则。在“科克帕特里刻案”中，原告指责被告通过贿赂尼日利亚政府官员的方法获得了一项政府建筑合同。法院认为对该案不能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理由是原告指控的只是被告的贿赂行为，而未提出尼日利亚政府授予被告该项合同的行为的合法性问题。<9>换言之，法院之所以不能审查在外国发生的行为，仅仅是由于这种行为的主体是主权者。

第三、国家行为原则所针对的国家行为必须在行为国领土内作出。对这种行为给予司法审查的豁免，就是对国家属地管辖权的承认。根据属地管辖权，一国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物和行为都具有最高管辖权，这种管辖权除受对其有拘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的约束外，不能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国家在其领土内为国家行为应是行使其属地管辖权的必要，而国家在自己领土内所作行为不能受外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正是这种不可干涉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国家行为原则是尊重外国属地管辖的必要原则之一。

第四、根据国家或政府承认的国际法规则，既存国家应当承认新国家或新政府国家行为的效力。前国际法院法官罗伯特。詹宁斯在其与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阿瑟。瓦茨一起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中写道：“新国家或政府的行政和立法行为有权（在承认以前这些行为通常是没有的）在承认的国家的法院得到像另一个国家官方行为所得到的那样的承认；因此，在承认以前会被法院认为无效的某些财产转移和其他交易行为，由于承认的追溯力而成为有效。”这一段话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即：国家行为原则是承认的直接效果。当一个既存国家承认了一个新国家或新政府以后，就负有承认被承认者国家行为的国际法义务，即使这种国家行为是在被承认以前作出的。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国家行为原则的基础和依据是国家主权，是对国家在其自己领土上的主权权威相互尊重的国际法义务。

三、国家行为原则的适用例外

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早期案件中，被告一般是主权者或根据主权者的权威行事的国家官员，案件性质也仅限于追究主权者或其官员个人传统的侵权责任等，并且，国家行为原则正在逐步确立时期，又被确切地归于国际法范畴，因而该原则至少在英美普通法国家几乎是无例外地被遵守。事实上，早期的案件，例如在上述“昂德希尔诉赫南德兹案”中，未见任何关于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是否违反法院地公共政策等问题的争辨或考虑。

这些情况在进入本世纪后发生了变化：私人代替了主权者或政府官员成为有关案件的被告，国家的经济行为越来越频繁，大量的案件又涉及到在国际法上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国人财产的国有化或征收），国家行为原则日趋成熟，国家行为原则的法理基础和人们对主权豁免的态度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面对这些变化，学者和法院不断地重新检讨国家行为原则，不断改变对该原则的态度，其结果是，自60年代起，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适用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逐步形成了对该原则适用的一些一般例外。>

（一）外国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一国法院之所以不能审查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领土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是因为这种行为所涉及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该外国国内管辖事项。正如美国司法部长于1796年就“沃特斯诉考勒特案”所指出的，外国国家行为是否符合其自己的宪法，只能由该外国“自己的权威机关决定”。问题是，如果国家行为所涉事项超出国内管辖事项的范围而为国际法所调整，则一国法院是否可以对之进行国际法的审查？对此，由美国法院于1964年审理的“萨巴蒂诺案”，及由该案引起美国国会通过的“萨巴蒂诺修正案”作了肯定的回答。<10>

古巴CAV公司的主要股本为美国居民所有。1960年，美国商品经纪公司－法尔。怀特洛克公司向CAV公司购买了古巴食糖，并约定在纽约凭单据付款。同年7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对《食糖法》的修正案，授权美国总统减少古巴食糖的进口配额。两天后美国总统减少了古巴食糖的进口配额。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修正案的同一天，古巴部长会议通过第851号法令，允许古巴总统和总理通过没收的方法将美国公民或企业所有的财产和企业国有化。尽管美国向古巴提出了抗议，在以摩洛哥为目的地的食糖开始装船后，古巴还是了第1号执行令，没收包括CAV公司在内的所有美国人拥有的企业的财产，包括该项已装船的食糖。为获得离开古巴的许可，法尔。怀特洛克公司与一个实际上是古巴政府机关的公司订立了一项与CAV公司同样的合同。该古巴公司在该批食糖离开古巴后，将提单转让给了同属古巴政府机关的古巴班科国家公司。在班柯公司在纽约机构的负责人向法尔。怀特洛克公司出示单据和支票要求支付时，由于CAV公司主张自己是这批食糖的合法所有人，法尔。怀特罗克公司因而在已得到货款的情况下，不但拒绝向班科公司支付，反而将货款较给了CAV公司在纽约资产的临时管理人萨巴蒂诺。于是，班科公司在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向萨巴蒂诺提起了关于该项货款的诉讼。

地方法院以古巴的国有化不以公益为目的，歧视美国公民，以及未作适当补偿，因而违反国际法为由，对该案不适用国家行为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却对该案适用了国家行为原则，认为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以及大量的国际实践，外国没收财产的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判决引起了国会的强烈不满。国会的这种不满情绪最终导致对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修正，在该法的第620节（e）小节下增加了第2项，即“萨巴蒂诺修正案”。该项规定，美国法院对由于1959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没收财产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外国国家行为而提起的侵害诉讼，不得适用国家行为原则。但未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行为，或总统决定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国家行为除外。

该修正案为国家行为原则在美国法院的适用规定了一个法定的例外，即美国法院可以审查外国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只要外国的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美国法院就可以宣布其为非法。除美国外，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的国际合法性加以审查的。例如，荷兰最高法院在1969年的“美国总检察长诉希鲁瓦特案”中，认为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法院考虑另一个国家征收财产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但是，另一些国家的法院，如意大利大理院在其判决中，却反对审查外国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11>

（二）行政机关的同意。这一例外的理论依据是分权说。既然法院不审查外国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是出于分权的需要，而避免使行政机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为难，那么，这种审查如果并不影响行政机关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法院就不必自我限制了。著名的“伯恩斯坦案”是实践分权说的重要判例之一。

原告伯恩斯坦是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公民和居民。1937年，他因为是犹太人而被纳粹官员关押，在纳粹官员关于无限期关押、人身伤害以及不利于其家属的威吓下，又把他在德国拥有的一个船舶运输公司股权转让给纳粹机构。该纳粹机构又将该公司的一艘名为“甘地亚”的船舶转让给了被告比利时公司。1946年，已经是纽约居民的原告在纽约州法院起诉，主张对“甘地亚”的所有权。法院表示，根据国家行为原则，它无权审查根据德国法的转让行为的合法性。上诉法院也持同一见解，但认为行政机关可以排除该原则的适用。在回答原告律师询问的意见书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对于为恢复因纳粹的强制而丧失的财产而在美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中，法院法院可以不受国家行为原则的约束。上诉法院根据国务院的政策声明对纳粹的国家行为作出无效的判决。<12>

以后的许多案件都遵循了该案确立的适用例外，即“伯恩斯坦例外”。事实上，在“萨巴蒂诺案”中，初审和上诉法院正是根据国务院发往古巴的关于古巴政府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的公文，认为法院依据国际法审查古巴政府国有化措施的合法性，并不妨碍行政当局处理对外关系。

（三）公共政策保留。国家行为原则与国际私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共政策保留就通常是一个国际私法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当法院地冲突法认为应适用某一外国法律时，如果法院认为该外国法与法院地的公共政策相抵触，则可以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在国有化或征收的情况下，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往往适用财产所在地法，即采取国有化措施的外国的法律。一些国家的法院就往往以违反法院地公共政策为由，否定外国立法行为的效力。

以公共政策为由宣布外国国家行为非法的做法多为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例如，1972年至73年法国法院审理的“布莱登公司案”中，法国法院认为智利政府的国有化法令在法国无任何效力，并主张对智利政府的国有化行为进行调查。<13>而德国法院在1948年也以违反道德准则和公共政策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征收法令的合法性。<14>

（四）商业行为。美国于1976年颁布了《外国国家主权豁免法》，在主权豁免问题上由绝对豁免主义转向有限豁免主义。这一变化也影响到国家行为原则的适用。在1976年的“登希路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家行为原则不适用于主权者的商业行为。同一法院在1983年的“麦克唐奈尔案”中也明确声明，主权者存粹的商业行为一般不要求司法限制。当然，如果涉及对外关系问题，则对外国政府的某些商业行为也可以适用国家行为原则。<15>

在上述几项适用例外中，政府同意的例外基于分权说，而商业行为例外则是有限豁免主义的引申，此处不作进一步分析。比较起来，其他两种适用例外中，对外国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的适用例外是有其理由的。虽然依据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各自在自己领土内行使主权的权利，而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进行干涉，但是，如果这种权利的行使与公认的国际法或特定的国际义务相冲突，换言之，国家行为所针对的是一般国际法或特别条约所调整的事项，而国家行为又违反其国际法上的义务，则法院就不能承认这种行为的效力。因此，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进行国际法上合法性的审查，是必要的。

然而，适用这一例外的案件中，大多数的国家行为究竟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是有疑问的。以国有化导致的所有权纠纷案件为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对国有化的补偿问题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按照西方的观点，对国有化的补偿应是“迅速、全面、有效”的补偿，而发展中国家却认为这不是国际法的规则。<16>双方对何为“适当补偿”的见解也全然不同。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萨巴蒂诺案”中所指出的，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对没收外国人财产的权利的行使抱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这一适用例外容易引起外国政府的抗议，导致国际纠纷。有些学者认为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行为采取救济措施不是一个国内司法的问题，而是政府间的问题，因为，如果外国政府对有关判决提起交涉，则这一问题就应通过国际争端的解决程序处理。<17>公共政策保留制度作为限制国家行为原则的理由似乎不如违反国际法的适用例外那么充分。首先，外国国家行为，如没收外国人或本国人财产的行为，有域内效力和域外效力之分。按照英国学者的见解，执行外国的法律和承认在外国领土内适用外国法律所产生的后果不同。不顾法院地的公共政策而承认外国国家行为的域外效力，从而执行外国的法律，往往与法院地的领土主权或属地管辖权发生抵触。而承认外国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对于法院地国家的领土主权或属地管辖权并无损害。<18>而且，不承认外国国家法律在其领土内的效力，往往被认为干涉了外国的内政。因此，在1983年的“阿祖卡的皇后输出公司诉全国阿祖卡工业公司案”中，英国上诉法院就承认了一项外国惩罚性法律在该外国境内的效力，并指出：“在外国有管辖权的领域内，应当不急于否认外国立法的效力。”国家行为原则是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原则的直接后果，与主权权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公共政策保留则基本上是国内法的制度。以国内法制度来否定有关外国在其自己领土内的主权权威，显然是不适当的。其次，公共政策保留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其具体含义往往不甚明确，实施起来确有困难。有学者将国际法与公共政策两种例外进行比较后指出，公共政策是一种变化着的、相对的概念，在适用中具有不确定性；而国际法则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标准。<19>最后，各国的公共政策难以统一，因而适用公共政策的例外缺少统一的标准。

四、结论

国家行为原则既是一个传统的国际法原则，又是一个正在发展变化的，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然而，根据上述介绍和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不论采用何种称谓，一国法院不能审查外国国家在其自己领土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的原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第二，在该原则得到普遍接受的同时，其法律基础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使得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国际礼让、国际法或分权制度之间游移不定，难以平衡。第三，由于对该原则法律依据的不同见解，不同国家的法院在不同时期对这一原则适用的例外有不同的实践。第四，这些发展和变化源自国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各国利益的需要。由此推论，国际生活和各国利益的发展和变化，会促使各国法院的实践和学者观点进一步发展变化。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势下，密切注意围绕着国家行为原则的发展变化，不断地研究之，对我国当事者在国外涉讼，或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案件，都具有重要意义。

<1>引自米契尔·桑德：“国家行为学说”，载于《美国国际法杂志（1959年）》。

<2>见《枢密院判例集》1948年第一卷第17页。

<3>载于《联邦判例集》第65编第577页（1985年）。

<4>同注<1a>.

<5>参阅《奥本海国际法》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6页。

<6>参阅巴迪福尔：《国际私法总论》，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62－464页。

<7>见“联合集装箱运输公司案”（1983年）和“国际机械师协会案”（1982年）。参见美国律师协会反托拉斯部：《反托拉斯法的发展》，1992年第3版，第901－909页。

<8>参阅注<1>引文。

<9>见《联邦判例集》第493卷第405页。

<10>见亨利。斯坦纳和戴勒福。瓦革茨所著：《跨国法律问题：资料与文件》，Foundation出版社1976年第2版，第691－708页。

<11>参阅詹宁斯和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12>参阅注<10>所引书，第686－690页。

<13>同上，第678页。

<14>见英国《国际法报告（1953年）》第31－34页。

<15>见“石油输出国组织案”，引自美国律师协会反托拉斯部：《反托拉斯法的发展》1992年第3版，第907页

<16>例如，本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务卿郝尔与墨西哥外长之间争论，参阅亨金：《国际法：案例与资料》，西方出版公司，1993年第3版。

<17>参阅注<11>所引书，第287－288页。

国家行为范文篇8

关键词：家庭投资理财，行为分析，投资收益，投资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投资理财已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家庭投资理财是针对风险进行个人资财的有效投资，以使财富保值、增值，能够抵御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风险，不管是储蓄投资、股票投资，外汇、保险投资，由于投资品种日益增多，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尽相同，投资方法也很难完全掌握，家庭的资产选择、组合、调整行为均定义为家庭对某一种或某几种资产所产生的需求偏好和投资倾向，本文对家庭的投资理财的这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家庭投资理财制胜之道和家庭投资理财风险及其规避进行了分析，希望对家庭投资理财的实践有所帮助。

一、家庭投资理财的选择

（一）、进行家庭投资理财选择的必要性

家庭在投资时，首先面临的就是投资方式和领域的选择，一般应以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以及相互制约关系为考虑基本点，选择某种或某几种资产，并决定其投人数量与比例。改革开放以前，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眼里，“投资理财=银行=储蓄所”，个人金融投资给老百姓带来的仅仅是“存钱生利息”。今天的老百姓不但有能力“穿金戴银”，个人可支配的收人也达到了数万元。新的投资品种逐渐成为个人投资理财的重笋组成部分。诸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新兴的个人投资理财工具层出不穷，对现代个人理财投资组合影响很大。在众多的资产选择方式中，及时引导家庭利用资金市场的不景气，以较低的成本筹措社会游资，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进行理性投资，就是一种不景气市场条件下的资产选择策略。

如2006年前的中国股市十分低迷，有不少头脑清醒，有远见的投资者，敢以两分的利率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借钱和筹集未到期的银行定期存单，他们将存单用于银行的抵押贷款，并将贷款和借来的资金存入银行用于购买股票，由于投资机会把握准确，投资方式选择合适，结果不到一年，2006年下半年股市兴旺，他们购买股票的收益率达到100%，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回报。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家庭对资产的选择标准大都是以带来近期新的收人或收人相对量的增加。根据财力和能力使投资多元化，但要避免盲目从众投资、借钱投资。金融投资工具大体分为保守型的如银行存款，成长型的如债券、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型的如期货、外汇、房地产等;精专业知识的如邮品、珠宝、古玩、字画等。尽可能地使投资多元化，但切记不要盲目从众投资，要发挥个人特长，尽可能多元投资，获得最大收益。

（二）、家庭投资理财的品种

当前，新的投资品种逐渐成为个人投资理财的重笋组成部分。诸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新兴的个人投资理财工具层出不穷，对现代个人理财投资组合影响很大。现在家庭投资理品种主要有：

1.银行存款。对普通百姓来讲，存款是最基本的投资理财方式。与其它投资方式比较，存款的好处在于：存款品种多样、具有灵活性、具有增值的稳定性、安全性。在确定进行储蓄存款后，投资者面临着存款期限结构的选择。投资者选择的主要是活期还是定期，在定期存款中，是只存一年还是更长的时间，这主要看将来的收人和支出状况，以及对未来其它更好投资机会的预期和把握。

2.股票投资。在所有的投资工具中，股票(普通股)可以说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工具之一，特别是从长期投资的角度看，没有一种公开上市的投资工具比普通股提供更高的报酬。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为筹集自有资本而发给股东的人股凭证，是代表股份资本所有权的证书和股东借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股票己成为家庭投资的重要目标。

3.投资基金。不少人想投资股市，但是不懂得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股票，最理想的方法是委托专家代做投资选择，这种投资方式便是基金。投资基金是指通过信托、契约或公司的形式，通过发行基金证券，将众多的、不确定的社会闲散资金募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交由专门机构的专业人员按照资产组合原则进行分散投资，取得收益后按出资比例分享的一种投资工具。与其它投资工具相比，投资基金的优势是专家管理、规模优

势、分散风险、收益可观。家庭购买投资基金不仅风险小，亦省时省事，是缺少时间和具有专业知识家庭投资者最佳的投资工具。

4.债券投资。债券介于储蓄和股票之间，较储蓄利息高，比股票风险小，对于有较多闲散资金、中等收人家庭比较适合。债券具有期限固定、还本付息、可转让、收人稳定等特点，深受保守型投资者和老年人的欢迎。

5.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是指房产与地产，亦即房屋和土地这两种财产的统称。由于购置房地产是每个家庭十分重大的投资，所以家庭要投资于房地产应该做好理财计划;合理安排购房资金并随时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以便价格大幅度看涨时，卖出套现获取价差。在各种投资方式中，投资房地产的好处是其能够保值，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也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时期;并且，可以房地产作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另外，投资房地产可以作为一份家业留给子女。

6.保险投资。所谓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按规定向投保人收取一定的保险费，建立专门的保险基金，采用契约形式，对投保人的意外损失和经济保障需要提供经济补偿的一种方法。保险不仅是一种事前的准备和事后的补救手段，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投保人先期交纳的保险费就是这项投资的初始投入;投保人取得了索赔权利之后，一旦灾害事故发生或保障需要，可以从保险公司取得经济补偿，即“投资收益”;保险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只有当灾害或事故发生，造成经济损失后才能取得经济赔偿，若保险期内没有发生有关情况，则保险投资

全部损失。家庭投资保险的险种主要有家庭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推出的扮资连结或分红等类型寿险品种，使得保险兼具投资和保障双重功能。保险投资在家庭投资活动中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必要的。

7.期货投资。期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交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通过交易所进行，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某一特定品质、规格的商品的标准化合约的交易形式。期货交易分为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两大类，对期货交易的选择要谨慎行事。

8.艺术品投资。在海外，艺术品已与股票、房地产并列为三大投资对象。艺术品与其它投资方式相比较，具有以下优点:一是投资风险小。艺术品具有不可再生性，因而具有极强的保值功能，其市场波动幅度在短期内不很大，所以投资者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安全性强。二是收益率高。艺术品的不可再生性导致艺术品具有极强的升值功能，所以艺术品投资回报率高。但同时，艺术品投资缺陷也较突出:一是缺乏流动性，一旦购进艺术品，短期内不一定能出手，其购人与售出之间的期限可能长达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资金相对不太宽裕的一般家庭是不现实的。二是一般情况下艺术品的鉴别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不具有鉴定能力的家庭和个人还是谨慎行事。

二、家庭投资理财的组合

不管是金融资产、实物资产，还是实业资产，都有一个合理组合的问题。从持有一种资产到投资于两种以上的资产，从只拥有非系统性的单一资产变成拥有系统性的组合资产，这是我国家庭投资理财行为成熟的重要标志，许多家庭已经认识到具有实际经济价值的家庭投资组合追求的不是单一资产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整体资产组合效用的最大化。因为资产间具有替代性与互补性，资产的替代性体现在各种资产间的需求的多少。

相对价格、大众投资偏好，甚至收益预期的变动均可能呈现出彼消此长的关系。资产的互补性表现为一种资产的需求变动会联动地引起另一种或几种投资品的需求变动，如住宅和建材、装修业的联动关系等。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不难证明，过多地持有一种资产，将产生逆向效应，持有的效用会下降，成本上升，风险上升，最终导致收益的下降。这不利于家庭投资目标的实现，而实行资产组合，家庭所获得的资产效用的满足程度要比单一资产大得多，这经常可以从资产的持有成本，交易价格、预期收益、安全程度诸方面得到体现。比如，市场不景气时，一般投资品市场和收藏品市场同时处于不景气状态，但房市、邮市、卡市、币市、股市、黄金首饰、古玩珍宝的市场疲弱程度并不相同，有的低于面值或成本价，有的维持较高的价格，也是有可能的，这时头脑清醒，有鉴别能力的投资者，会及时选择上述形式的资产中，哪些升值潜力大的品种进行组合投资，也会获得可观的效益。我国已有不少家庭不仅可以较自如地运用资产组合的一般投资技巧，在投资项目上注重资产澡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做到长短结合，品种互补，长期投资与短期投机互为兼顾，并且在市场的进人与退出技巧上亦能自如运用。自有资金与他人资金互相配合，从而使家庭投资理财的效益大力提高。这是效益较佳的资产组合方式。

资产投资需要组合，才能既有效益又避开风险，许多家庭已懂得这一道理，并付诸于自己的投资活动中，但通过大量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有不少家庭，只是单纯地将增加几种投资品种，缺乏内在联系的“凑合”在了一起，并不考虑资产间如何组合才能做到有比例地相互联系和相互结合。其实资产组合是优化家庭财产结构和资产结构，变短期的低收益资产组合为长期的高收益资产组合的一系列活动。有一部分家庭，以中老年家庭为主要构成部分，他们的资产组合中，投资意识不强，保值的意愿使其资产过份向低风险低收益的品种集中，比如储蓄可能占银行与金融资产的85%以上，证券投资的比重过小，其家庭的实物资产多选择有较强消费性质的耐用消费品，是一种较典型的低效益资产组合方式;也有的家庭，以年轻夫妇为重要构成部分，其家庭投资又过份向高收益高风险的品种集中，带有明显的追求投机利润的家庭投资组合，如过份投向股票、期货、企业债券、外汇等形式，甚至为贪图高利参与各类社会集资，一旦失手，往往可能血本无归。这也是一种低效益的资产组合方式。还有的家庭虽然也认识到了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道理，并开始按多品种，多期限组合投资项目，但对投资与投机的双重功能，相互关系，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分割与转换认识不足，以及自有资产与他人资产的关系处理上容易失误，这也是低效益的资产组合方式。

三、家庭投资理财的调整

资产的组合要长期且经常处于效益最大化的状态，资产的组合就不能只是短期的静态剖面，而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过程，是对各种市场因素进行合理预期后，不断修正完善已实施的资产组合方案的过程。所以资产组合实际是一系列变动因素组成的函数，不断进行合理地有效地调整的依据是决定这一函数的基本变量是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家庭在占有信息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组合，信息的无限性与信息占有的有限性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资本市场的不均衡是经常的，均衡是偶然的瞬间的，这里存在市场预期的困难，此外，政府的干预更具有不确定性，我国投资市场的政府干预力度较大，有时干预的依据不足，随意性的主观存在，使家庭关注客观经济运行走势的同时，经常要揣测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政策干预，以此来决定投资组合与调整，比如我国股市的大起大落和其基本运行趋势，经常与政策的干预有关。

与调整理论:资产的组合顺序是，先选择无风险资产，再选择风险和收益都一般的资产，最后追加风险和收益都较高的资产投人，这样的资产调整是按照风险收益的要求进行的，符合资产组合的层次性，系统性要求，这样的资产调整是高效合理的。

确认家庭是投资市场的一个重要主体的地位，认识其投资行为正不断趋于成熟，赋予他们更多的投资品种的选择，尤其是从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不同方面拓展渠道和品种是政府从宏观角度应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以金融资产的多元化提供为例，在金融工具的提供上，在普通股之外，能否考虑增加优先股等种类，能否在现有国债的基础上增加品种，扩大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是十分重要的。此外，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股票期货，指数期货，债券期货等也不应持拒绝排斥的态度，衍生工具有投机性强、风险大的一面，但管理得法，规范得当，还有降低风险的一面，发达国家对衍生工具的使用已非常普遍。

四、家庭投资理财如何获取收益：

现在，不少家庭投资理财收效不理想，有的甚至因投资失误和理财不当而造成严重损失。那么，家庭投资理财，到底如何进行，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呢？笔者进行了探讨：

（一）、制订投资理财计划坚持“三性原则”—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所谓安全性，将家庭储蓄投向不仅不蚀本、并且购买力不因通货膨胀而降低的途径，这是家庭投资理财的首要原则。所谓收益哇，将家庭储蓄投资之后要有增值，当然盈利越多越好，这是家庭投资理财的根本原则。所谓流动性，即变现性，家庭储蓄资金的运用要考虑其变成现金的能力，也就是说家里急需用这笔钱时能收回来，这是家庭投资理财的条件，如黄金、热门股票、

某些债券、银行存单具有较高的变现性，而房地产、珠宝等不动产、保险金等变现性就较差。

（二）、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和学科的知识。在进行家庭投资理财过程中，将涉及金融投资、房地产投资、保险计划等组合投资，因而，首先要了解投资工具的功能和特性，根据个人的投资偏好和家庭资产状况有针对性地选择风险大小不同的储蓄、债券、股票、保险、房地产等投资工具，制定有效的投资方案，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减少损失。了解国家的时事动向，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家庭投资离不开国家经济背景，宏观经济导向直接制约投资工具性能的发挥和市场获利空间;同时，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使得投资合法化，不参加非法融资活动，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避税提高收益。

（三）、家庭投资理财要有理性，精心规划，时刻保持冷静头脑。

科学管理如何妥善累积人生各阶段的财富，并且将财富做有计划有系统的管理，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理财观。（1）建立流动资金。流动资金的规模通常应该等于3个月或6个月的家庭收入，以防可能出现突发的、出乎预料的应急费用。流动资金的合理投资渠道应是银行的常规性储蓄存款、短期国债等可变现资产。（2）建立教育基金。当今高等教育的成本有着显著的上升趋势，如果现在预测的资金需求在十几年后可能会与实际的需要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得进行长期的资产积累，并保证资产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目前很多理财专家都推崇定期定额投资基金的方式，您可以选择一股只有增长潜力的股票或偏股票型基金，每月定期购买相同金额，通过时间分散风险。（3）建立退休基金。在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早期阶段，投资策略应该偏重于收益性，相对也要承担较高的风险；而越接近退休，退休基金的安全性就越发重要，保险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大养老型险种投入。

（四）、计算“生活风险忍受度”，量力而投。所谓“生活风险忍受度”是指如果家庭主要收人者发生严重事故，家庭生活所能维持的时间长度。因而对家庭主要收人者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大人身保险投保力度，尤其是家里有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家庭成员，要为其做好一段时间的计划，以免在主要收人者发生意外时他们无法正常生活;此外，在正常生活过程中也要预留能维持3个月左右的生活开支，然后再选择投资，以备急需之用;同时，不能以降低生活质量而过度投资。

五、家庭投资理财风险及其规避：

凡是投资都有风险，只是风险的大小不同而己，家庭投资亦如此。家庭投资理财可能遇到的风险：风险是指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对投资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一旦不利的影响或不利的结果产生将会对投资者造成损失。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主要由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引起，如国家政策的大调整、经济周期的变化等;非系统风险主要由企业或单个资产自身因素导致。家庭投资风险主要有:政策风险，指因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台实施或调整变化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法律风险，指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进行金融投资而形成的风险。市场风险，指因市场变化而造成的风险。机构风险，指因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不善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诈骗风险，指家庭在投资过程中被人诈骗而形成的风险。操作风险，指家庭进行金融投资的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而形成的风险。

（一）建好金融档案。在家庭金融活动频繁的今天，众多的金融信息已经很难仅凭人的大脑就全部记忆清楚，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有的银行存单和其它有价证券被盗或丢失后，却因提供不出有关资料，无法到有关金融机构去挂失；有些股民股票买进卖出都不记账，有关上市公司多次送股后，竟搞不清帐上究竟有多少股票，以至错失了高价位抛出并盈得更多利润的良机；有的将家庭财产或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凭据乱放，一旦真的出了事，却因找不到保险凭单而难以获得保险公司理赔，等等。

只要建立家庭金融挡案，这些问题就完全可以避免。建立家庭金融档案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明确入档内容。（1）各类银行存款和记账式有价证券存单姓名，账号、所存金额和存款日期及取款密码；（2）股票买卖情况记录；（3）各类保险凭据；（4）个人间相互借款凭据；（5）各种金融信息资料，如银行分档存款利率、国库券发行和兑付信息、股市行情信息等；（6）家庭投资理财方法和增值技艺的资料。其次，掌握入档方法。家庭投资额不多的，可专门用一个小本子记载即可；如投资较多，则应建立正规账册，区别类型，分别将家庭金融内容逐一记入，并将每次金融活动内容一笔笔记清；家庭有电脑的，则可发挥这一优势，将个人家庭金融档案存入电脑，以便随时检索。再次，把握重点问题：入档要及时，不能随便乱放导致金融资料散失；内容要全面，应入档的各种金融内容，都要完全齐备地进入档案；存档要保密，对存单(身份证、个人印章、取款密码等有关家庭金融安全的重要档案资料，要分别存档，电脑建档还应设置密码；资料要纳新，定期清理老资料，存入新资料，使档案任何时候都有投资参照价值；应用要经常，坚持常翻阅，常研究，籍以提高理财本领，提高投资效益，同时，防止存款到期忘记支取，避免家庭投资利益损失。

（二）、打造个人信用所谓个人信用，即个人向金融机构借贷投资或消费时，所具有的守信还贷纪录。它是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通行证”。目前，居民建立个人金融信用，可采取两种办法：其一，利用银行金融创新机遇证明个人信用。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推出信用卡、贷记卡，持卡者守信还贷，就能建立起个人信用。其二，借助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个人信用。如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就为银行和个人提供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通过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咨询、评估及管理，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数据中心，为市民申办信用消费提供配套的个人信用报告。广大居民在进行冢庭借贷投资或消费时，应借助这样的中介服务，建立个人信用，取得向多家银行借贷的“通行证”。

（三）、家庭投资者要及时查明实际遇到风险的种类、原因，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由于外部原因引起的风险，如存折丢失、密码被盗等造成的风险，应及时与银行联系挂失;如由于金融诈骗所形成的风险，应及时采取多方式、多手段进行摧收，直至诉诸法律，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造成的风险，应及时调整修改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如利率下调，就调整储蓄结构;如资本市场不景气，就调整股票、期货、基金、债券结构。

结论：家庭投资理财是一项家庭中的系统工程，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周密规划、精心搭理；要科学合理地掌握理财原则，扩大投资渠道，运用各种理财工具，科学组合、分散风险，走出理财误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应。总之，家庭投资理财的健康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强家庭理财的科学规划，建立适合自身的理财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金融机构开发出更多更好的理财产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优化使用家庭的投资资金，提高其投资的收益率，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家庭家庭持有的资金，从而实现家庭财产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才能真正使家庭投资理财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家庭投资理财ABC柯静时代金融2004年第11期

2.家庭投资理财之我见董雪梅金融理论与教学2003年第2期

3.家庭投资理财之道薛韬国际市场2001年第11期

4、家庭理财与保险投资张勤朴上海保险1998年第08期

国家行为范文篇9

关键词：家庭投资理财，行为分析，投资收益，投资风险

一、家庭投资理财的选择

（一）、进行家庭投资理财选择的必要性

（二）、家庭投资理财的品种

势、分散风险、收益可观。家庭购买投资基金不仅风险小，亦省时省事，是缺少时间和具有专业知识家庭投资者最佳的投资工具。

二、家庭投资理财的组合

三、家庭投资理财的调整

资产调整基本反映出家庭对自身拥有资产的均衡预期的要求，家庭在投资调整过程中，决定各种资产相互依存关系并合理构筑自己的资产需求函数时，首先要考虑资产构成的均衡状态，是以市场上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资产偏好，收益支付能力为依据，从中发现最优的资产构成及实现方式，其次是对资产变动进行合理预期，使效益不仅在短期内符合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原则，而且在长期运行中，也要使资产的效率最大，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选择与调整理论:资产的组合顺序是，先选择无风险资产，再选择风险和收益都一般的资产，最后追加风险和收益都较高的资产投人，这样的资产调整是按照风险收益的要求进行的，符合资产组合的层次性，系统性要求，这样的资产调整是高效合理的。

四、家庭投资理财如何获取收益：

（三）、家庭投资理财要有理性，精心规划，时刻保持冷静头脑。科学管理如何妥善累积人生各阶段的财富，并且将财富做有计划有系统的管理，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理财观。（1）建立流动资金。流动资金的规模通常应该等于3个月或6个月的家庭收入，以防可能出现突发的、出乎预料的应急费用。流动资金的合理投资渠道应是银行的常规性储蓄存款、短期国债等可变现资产。（2）建立教育基金。当今高等教育的成本有着显著的上升趋势，如果现在预测的资金需求在十几年后可能会与实际的需要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得进行长期的资产积累，并保证资产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目前很多理财专家都推崇定期定额投资基金的方式，您可以选择一股只有增长潜力的股票或偏股票型基金，每月定期购买相同金额，通过时间分散风险。（3）建立退休基金。在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早期阶段，投资策略应该偏重于收益性，相对也要承担较高的风险；而越接近退休，退休基金的安全性就越发重要，保险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大养老型险种投入。

五、家庭投资理财风险及其规避：

参考文献：

1.家庭投资理财ABC柯静时代金融2004年第11期

2.家庭投资理财之我见董雪梅金融理论与教学2003年第2期

3.家庭投资理财之道薛韬国际市场2001年第11期

4、家庭理财与保险投资张勤朴上海保险1998年第08期

国家行为范文篇10

为了贯彻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的要求，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切实推动广大公务员积极实践“三个代表”，建设具有公仆意识，廉洁、勤政、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人事部于2月21日颁发了《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规范》全文如下：

一、政治坚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忠于国家。热爱祖国，忠于宪法，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维护政府形象和权威、保证政令畅通。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人格尊严，严守国家秘密，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言行作斗争。

三、勤政为民。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勤奋工作，钻研业务，甘于奉献。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热爱人民，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讲求工作方法，注重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自觉做人民公仆，让人民满意。

四、依法行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滥用权力，不以权代法，做学法、守法、用法和维护法律、法规尊严的模范。

五、务实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说实话，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踏实肯干。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大胆开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六、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秉公办事、遵守纪律，不徇私情，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淡泊名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爱惜国家资财，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