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概念范文10篇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公民”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及特征

（一）从“臣民”到“国民”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历部宪法文本中，表述个人与国家之间政治联系的概念并没有出现“公民”一词。1908年清政府通过的《钦定宪法大纲》采用了“臣民”一词，但该大纲文本中也没有出现与个人相对应的“国家”概念，只是使用了“大清帝国”。因此，在《钦定宪法大纲》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完全属于“从属性”的，个人是以“被统治者”的法律身份出现在宪法文本中的。

（二）“国民”与“人民”混用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为了光扬辛亥革命之胜利成果，以及限制日后上台的袁世凯，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临时约法》在表述与“中华民国”相对应的个人的法律身份时，同时使用了“国民”和“人民”。但“国民”与“人民”作为宪法文本上所规定的个人的法律身份，两者之间内涵究竟有什么差异，并不是很清晰。

1913年由当时所谓的“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继续沿用了“国民”与“人民”两词，但是，仍然没有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指称与国家相对应的个人。该宪法草案第三章“国民”，对“人民”的各项权利作出了详细规定。并且在第3条明确地规定：“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首次提及“人民”资格的认定。很显然，从立宪技术上来看，该宪法草案基本上是“国民”与“人民”概念混用。此后，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又称“袁记约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史称“贿选宪法”）皆依此做出规定。

“公民”概念[1]是指称与具有完整主权特征的现代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作为主权国家构成要素之一的“居民”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意味着个人属于一个具有独立完整主权、有一整套合法有序运作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政治国家”，“公民”是个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的“价值属性”，是人的自然特征与社会特征两者的有机结合。依据法治原则，个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是由“宪法”来加以规定的，因此，个人是否具有“公民”这种法律身份（从社会学上来讲属于“社会角色”），必须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的明确界定。

我国自清末推行仿行宪政、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纳入宪法的范围以来，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的“公民”法律身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宪法规范的明确肯定，其间经历了一个从“臣民”到“国民”，从“国民”到“人民”，从“人民”到“公民”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个人获得宪法上的“公民”法律身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从从属到平等、从不清晰到非常明确，“公民”概念使得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为“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宪法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公民”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及特征

（一）从“臣民”到“国民”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历部宪法文本中，表述个人与国家之间政治联系的概念并没有出现“公民”一词。1908年清政府通过的《钦定宪法大纲》采用了“臣民”一词，但该大纲文本中也没有出现与个人相对应的“国家”概念，只是使用了“大清帝国”。因此，在《钦定宪法大纲》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完全属于“从属性”的，个人是以“被统治者”的法律身份出现在宪法文本中的。

（二）“国民”与“人民”混用

1公民教育之源起与内涵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从法律上的概念出发，所谓公民，一般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公民得以平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公民还是一个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体现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公民教育是汉语中的一个舶来品，与公民概念一样，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在古希腊，公民教育主要通过传播自由的理念和平等精神，培养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合格公民”；在古罗马共和国，公民教育的本质则是教育和铸造公民的民主共和精神。在经历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之后，民主与平等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至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西方近代以来的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形成了，这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相契合的现代公民教育。但真实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教育却始于近代。公民教育一般指的是培养公民行为，造就良好公民的教育，是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的。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公民教育的内涵的解释，公民教育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概念。德国教育家凯兴斯坦纳认为公民教育是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而培养合格的公民。他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公民教育”并论证公民教育理论的人。台湾学者张秀雄曾简要地揭示过公民教育的内涵：“所有国家的教育体系，都是灌溉未来公民政治秩序的基本概念与价值。所以，培养未来公民养成一个国家政治价值的系统性教育，就是公民教育的意涵。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其任务就在于使未来公民能够产生维护政治秩序与社会现状的意识”。

2思想政治教育之源起与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有所差别，它是我们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实我国从古至今都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但并没有出现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术语。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逐步才形成和确立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专门的术语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慢慢形成的。它从“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等概念开始演变，最终演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现在被指代或部分指代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开始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章程中提出“宣传工作”。1902年前后，在建立创立布尔什维克党时，列宁就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和“政治工作”这两个概念。到了1934年，在《在党的第十七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于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工作”这两个概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时，都用以上各种不一样的提法。

当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传播时，主要用“政治工作”以指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一直到建国后，才改变了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标志是古田会议的召开，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清楚的提出要政治化和科学化中共党员的思想和生活。同志于1934年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49年钱俊瑞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到：“根据各地经验，为了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第一，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而“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正是刘少奇同志于1951年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时期，其他各个领域都交错使用或同时使用“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等术语，只有军队使用“政治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成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较为统一的标准术语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他特别强调：“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概念上更趋向科学性和规范性。

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学者们各抒己见。在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孙其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政党或集团组织开展的，对所属成员进行以政治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培育新人，动员大家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张耀灿、郑永廷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位学者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既倾向于突出思想教育的政治性，又侧重于政治制约的思想，是综合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内容提要

公民社会理念(ideaofcivilsociety)是在西方社会中孕生并发育起来的，它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在马、恩著作中也经常被使用。"公民社会"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深，几近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当然，复兴者所要复兴的并非是同一的"公民社会"，他们或援引西塞罗的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的观点，或诉诸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而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的观点，或采用将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其思想的黑格尔的观点，或引证马克思将黑格尔观点头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础（公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观点等等。近年来，公民社会理念也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些学者相应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1）用以解说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进程。（2）本文旨在理清公民社会理念演进的脉络与在时下复兴的原因，探讨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之间相应的关系，以利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公民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

一、公民社会理念的由来

公民社会理念孕生并演进于西方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既刻着时代进步的痕迹，又印有个人理性建构的倾向。

内容提要

公民社会理念(ideaofcivilsociety)是在西方社会中孕生并发育起来的，它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在马、恩著作中也经常被使用。"公民社会"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深，几近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当然，复兴者所要复兴的并非是同一的"公民社会"，他们或援引西塞罗的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的观点，或诉诸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而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的观点，或采用将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其思想的黑格尔的观点，或引证马克思将黑格尔观点头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础（公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观点等等。近年来，公民社会理念也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些学者相应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1）用以解说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进程。（2）本文旨在理清公民社会理念演进的脉络与在时下复兴的原因，探讨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之间相应的关系，以利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公民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渐进性改革

一、公民社会理念的由来

公民社会理念孕生并演进于西方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既刻着时代进步的痕迹，又印有个人理性建构的倾向。

【内容提要】公民概念是公民社会的特有概念，它界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揭示了公民的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性。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私法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国宪政建设应当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起点，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并以经验理性为重点。

【关键词】宪政公民社会私法自治经验理性建构理性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时尚。无论知名学者还是刚刚进校的研究生，都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或者以公民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为工具进行某种“学术”演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②。如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1](4页)。我国学者也认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宪政实现的一般条件之一[2]，“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3]。就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理论还不为我们所熟悉，以此为工具对宪政进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尝试探讨公民社会对宪政的意义。

一、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

“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4]（1页）。但在宪法文献中，“公民”仅仅被简单地界定为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这与“公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蕴涵极不相称。公民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前提。EdwardShils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一特征包含公民观念”，“并孕育了城邦的概念，亦即一个都市以及一群有担任公职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权的公民的概念”[5]（36页）。公民概念是宪法学中第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最具价值的基石范畴之一，其核心要素是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既是政治国家对其成员身份、地位的法律确认，又意味着一种公民个体自愿归属于政治国家的观念。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新著《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所说的，“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需要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使他们把自己理解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成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了解这种政治地位如何影响他们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6]（5页）。

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在于：

摘要：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实现得很不全面?其中宪法规范不能直接适用是一个重要因紊。随肴我国民主法治的推进?这一方面的理论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中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我国这一理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对我国有关宪法适用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健词：可适用法协调条件

在我国?由于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4年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限制了人民法院引用宪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于是保障宪法权利被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过问。这实际上导致了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除了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外?公民个人无法请求国家机关适用宪法来直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又没有设立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案件。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至少在8?13批复出台之前?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实现得很不全面。因为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人工业。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

因此?本文拟对直接适用宪法规范救济宪法权利问题进行初步探析?期有助于推动一种清晰、合理的宪法适用制度的真正建立。

一、宪法的可适用性分析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院请示的齐玉荃诉陈晓琪案作出了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等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批复直接适用了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使得学者们对宪法是否具有直接可适用性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论文摘要：本丈在对宪法概念的研究做出综述的基础上，对宪法概念有了一点自己的认识，即宪法概念应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存的两个层次上加以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以刘茂林教授的”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说”为代表；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则因为各学者的出发点或认识角度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本文在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本国实际法律生活进行分析，得出自己对于相对意义宪法概念界定上的一点认识，即宪法是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初次分配的根本法。

论文关键词：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初次分配

卡尔．施米特在其《宪法学说》中将宪法划分为绝对的宪法概念与相对的宪法概念进行研究，本文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前提下，将对宪法概念的理解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上。

一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卡尔．施米特的《宪法学况》中认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首先是可以只具体的、与每现存政治统一体一‘道给定的具体生存方式”，”第一层含义：宪法一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统一陛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整体状态”，”第二层含义：宪法一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第三层含义：宪法=政治统一体的动态生成原则”。在本文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是超越了一切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正如刘茂林教授对于宪法的理解与界定”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刘茂林教授认为，宪法应该是从人类诞生的那天就随之诞生的，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消灭的那天也不会消火，同时宪法应是跳脱出”国家”的历史局限性，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法。因此，本文认为，刘茂林教授的观点正是从经济、政治形态和文化的历史范畴中解放出来的，不因各种因素的改变和改变的、稳定的、绝对意义上宪法概念。

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内容摘要：宪法中税收的概念应有确定的内涵。在事实层面上，税收是权利的基础和保障；在价值层面上，权利是税收的目的和归宿。宪法税收规范的目的不是税收的强制和无偿征收以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和公共机关的运转，而是旨在通过议会的宪法职能的行使实现税收的人民主权和公民的权利保障。将市场交易规则应用于税收领域的观点不符合宪政精神和税法原则。

关键词：宪法宪政税收

税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认识，同一学科内不同学者之间也莫衷一是。经济学家认为，税收是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按照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资源，它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在法学界，有学者认为，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以国家政权体现者身份，强制地向纳税人征取货币或实物所形成的特定分配关系。”[i]有学者认为，从公共财政论的角度，“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强制、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或手段。”[ii]还有学者认为，从公共行政的角度，“税捐之课征，在外观及形式上，已系科技时代之公行政；但是，在内容及性质上，则仍属传统、典型之干预行政，面对行政行为之不断演变，可谓为未进化之行政类型。[iii]还有学者认为，”税收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凭借政治权力，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关系。在这种分配关系中，其权利主体是国家，客体是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和积累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社会公共需要。“[iv]显然，对于税收，经济学与法学的视角是不同的。在经济学视野中，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在税收的流转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效益最优。而在法律视野中，税收作为国家与公民利益关系的纽带，法学家考虑的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所适用的法律程序。由于不同的价值追求，税收的指导原则会有所不同。税收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有其自身的经济规律和价值功能。一般而言，经济学意义上的税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即如何通过税收的缴纳、征收、使用，实现税收社会效益的最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税收征缴、使用措施和工具的改进，以降低成本。显然，电子网络化的税务登记、税收征缴和纳税申报，极大地提高了税收征收的效率，降低了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税收作为法律现象，也存在着固有的价值追求和原则精神。法律视野中的税收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税收的法定形式实现利益分配的公正。

宪法中税收的概念应有确定的内涵，这样可以使公民对自己的税收行为进行理性判断和合理预期，也可以避免立法者滥用税收立法权，保障公民的基本税收权利，为税收的违宪审查提供宪法依据。但是，在法学领域内，宪法学中税收的概念与其他部门法税收的概念是否应有所区别？对此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法律人眼中税收概念的含义应该基本一致。因为税收法律的内容本身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税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和独立性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认同。税法直接体现了一国的宪政原则，承载着自己独立的价值理念，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税法同样拥有相对完整的理论基础和规范体系。如果人为地对税收概念在宪法和普通法中进行区分，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在法律实务中有多大的价值令人怀疑。而且使用同一税收概念能够保证不同层级税收法律的统一性和同一层级税收法律的协调性。国外税收法治实践中曾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即宪法沿用普通法律中业已存在的税收概念，从而保持立法上的一致性。在德国《联邦基本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基本法在行文上使用了“税收”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与其他法律的税收概念有无区别，在国会会议中并未进行讨论。其原因在于，在基本法以前的《帝国税收通则》中，已经有关于税收的法律定义，并普遍适用于德国的税法。制宪者和修宪者似乎将这个定义自然地当作基本法上税收的内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看法。联邦宪法法院在相关判例中，将《帝国税收通则》及1977年的《税收通则》中的税收的定义，用于基本法的税收概念，以显示其对宪法税收概念与法律税收概念的持同一性的观点。台湾学者陈敏认为，宪法上的税收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适应国家事务之财政需要，或达成其他行政目的，依据法律向人民强制课征的金钱或其他有金钱价值之实物的给付义务，这种给付义务没有直接报偿。[v]这一观点虽名为宪法意义上的税收，但只是概括了传统税法中税收的基本特征，即对国家财政给付的义务性、强制性、无偿性，没有体现宪法中的税收概念的特质，与普通法律中的税收概念几乎毫无二致。

还在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税收概念虽与普通法税收概念存在着一致性，但也有质的区别，这是由宪法独有的价值理念、研究视角和思维方法决定的。作为一国根本法，宪法的核心价值是权力的控制和人权的保障，其考察的对象是最基本社会关系——国家与公民的矛盾运动及其法律规制，因而其思维过程通常采用的推理方法具有原则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宪法学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思考和结论。因此，宪法意义上税收概念的内涵与普通法意义上的税收概念的内涵肯定有所区别。尽管在先制定的法律中税收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对制宪者和修宪者产生影响，但是，宪法还是应该根据宪政发展的潮流进行独立的判断。宪法税收的概念应当具有深层理念和指导价值，可以作为税收立法与税法解释适用的方针。而且从实证的角度上看，宪法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也不一样，如果将法律中税收的概念直接作为宪法上税收的概念，就会由于法律修改和修宪的不同步，产生税收概念是否有必要重新解释或相互衔接的困惑。为了维护宪法的最高效力及安定性，普通法律中税收的概念也不应作为宪法税收概念使用，以避免立法者借修改法律的途径达到变动宪法内容的目的。

【英文名】ConstitutionalismandCivilSociety*

【内容提要】公民概念是公民社会的特有概念，它界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揭示了公民的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性。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私法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国宪政建设应当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起点，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并以经验理性为重点。

【关键词】宪政公民社会私法自治经验理性建构理性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一种时尚。无论知名学者还是刚刚进校的研究生，都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或者以公民社会理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为工具进行某种“学术”演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法学领域，一些学者对公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①]。如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②]。我国学者也认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宪政实现的一般条件之一[③]，“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宪政建设的基础”[④]。就总体而言，公民社会的理论还不为我们所熟悉，以此为工具对宪政进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尝试探讨公民社会对宪政的意义。

一、公民概念的宪政意义

“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⑤]。但在宪法文献中，“公民”仅仅被简单地界定为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这与“公民”概念所承载的价值蕴涵极不相称。公民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前提。EdwardShils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一特征包含公民观念”，“并孕育了城邦的概念，亦即一个都市以及一群有担任公职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权的公民的概念”[⑥]。公民概念是宪法学中第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最具价值的基石范畴之一，其核心要素是公民资格。公民资格既是政治国家对其成员身份、地位的法律确认，又意味着一种公民个体自愿归属于政治国家的观念。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新著《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所说的，“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都需要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能够使他们把自己理解成为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成员——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政治地位，以及了解这种政治地位如何影响他们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