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达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11:24:29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1

公民表达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由法律确认,受法律保障和限制,通过一定方式公开发表、传递思想、意见、主张、观点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和社会组织非法干涉或侵犯的权利。[1]表达权是宪法学概念,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精神自由权包括精神内在自由权和外在自由权。内在自由权只有表明于外部、传达于外部时,方能实现,这一实现途径就构成表达自由的需求。因此,表达自由与表达权可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报告第一次开宗明义地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相并列,作为广大公民民主权利的具体指向和内涵表述。尤其是报告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强调要依法保障,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大力发展文化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保障公民表达权的重要意义

⒈保障公民表达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坚实基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就有赖于保障公民表达权。使公民能够自由地表达其意志和要求,来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民主是多数人的选择,法治则是多数人选择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状态,要实现民主选举,就要让公民享有表达权,真正选出代表人民的代表。公民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集中民意,上传民情,使执政者的决策反映民意,从而得到公众的认同、信任与支持,实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公民表达权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基础,也是民主建设的目的,“没有表达自由,就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没有表达自由,就无法产生民主政治,没有表达自由,就不能维持民主政治。”[2](p116-117)公民发表意见、建议是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方式,公民没有表达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监督。马克思曾经指出,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依法保障公民表达权,是民主制度建设的内容,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可见,表达自由在基本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民主社会得以确立的基础。⒉保障公民表达权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保证。首先,保障公民表达权可以使立法更民主、更科学。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保证。因此,要制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应该借助于公民表达权的实现,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合理性,判断、衡量它们各自的价值,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制定出能够反映最大多数人根本愿望和利益的法律体系。否则,“对成员向社会提出建议的任何限制都会削弱民主,降低参与的深度”[3]进而影响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次,保障公民表达权有利于促进和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正义的重要体现形式。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充分保障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只有人们表达自由的权利特别是新闻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才有助于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这样公民就可以及时关注有关案件的司法进程,并能够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实现公民对司法进行监督的权利,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第三,保障公民表达权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法治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受人民监督的政府。表达自由对政府依法行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启动公共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程序。由于内部监督往往存在信息、工作作风乃至利益关系等的限制和制约,其启动监督程序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但是如果在新闻自由和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下,往往能够启动一公共机构对另一机构的监督,从而保证政府依法办事。不仅如此,表达自由也会使行政工作人员处于公共舆论和新闻机构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形成自我约束机制,进而减少行政活动中的随意性和专断性。⒊公民依法行使表达权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政府与法治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利益需求的个人和组织逐渐形成,各种利益矛盾不断增多。因此,只有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平等地享有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主张和看法的话语权,才能实现和保障社会公平(平等博弈)。而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首要条件。同时,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主张、看法的人们只有平等地享有表达权、话语权,才能相互了解、相互协调、相互妥协。没有相互了解、协调和妥协,各种利益冲突无法化解,利益冲突长期不能协调、化解,社会就无法稳定。⒋保障公民表达权是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的动力和需要。推进文化创新是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推进文化创新是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文化创新必须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历史上大凡体现新思想的科学理论和文化样式,在初生时总被视为异端。如果社会容许表达自由,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讨论,就可以使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脱颖而出,使科学文化繁荣昌盛。反之,如果没有表达自由,在艺术创作上就难以形成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发展,在学术理论上不同观点和学派就难以自由讨论。因此,保障公民表达权也是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的需要。

二、我国公民表达权的法制保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中,无论从表达自由的形式,还是表达自由的内容来说,我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涉及表达自由的内容较为复杂,法律、法规、规章等层次也较多,总体来说,我国宪法和法律对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与规制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现: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述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我国《信访条例》、《著作权法》、《集会游行示威法》、《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也有相关规定。我国刑法主要以言论犯罪的形式对言论自由做了必要的限制。据统计,我国刑法中有15个罪名是与言论有关的,如煽动颠覆政府罪,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出版物罪,侵犯通信自由罪,诽谤罪等等。此外我国也加人保障公民表达自由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如我国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另外,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还十分重视对公民表达自由的制度保障和司法救济。表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本身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虽然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有许多涉及表达自由的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看,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目前有关公民表达自由的法律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对公民表达自由的法制保障存在不足。我国宪法没有明确地把表达自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公民表达权有政治自由权利的属性,又有非政治自由权利的属性。因此,公民表达权的内容既有政治表达、也有非政治表达,“它涵盖各项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传播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控告的权利等等”。实际上各国法律在保障公民政治表达的同时,也保障公民非政治表达。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解释中包括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宪法所涉及的主要的表达自由的内容。按此理解,宪法所规定的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否仅仅就是一种政治权利,显然这种解释是无法涵盖表达自由应有的内涵。[4](p174-175)二是目前法律体系中对表达自由作出规定的法律位阶有待提高。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对表达自由作出规定的法律主要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都是政府制定的,它的立法理念偏重于管理,因此这些法规、规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公民的表达自由作出了限制。表达自由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从法理和立法学基本理论上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属于法律保留的范畴,而不宜或者说不能以行政法规或部委规章来加以限制。换句话说,在我国如果要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只能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均没有这种权力。因此,要对现行的行政法规进行清理,必要的内容应尽快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规定,不合理的应予以废止。从法规、规章上升为法律对表达自由法律制度的完善十分必要,因为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法规、规章在立法理念上的不足。三是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司法资源相对缺乏。公民表达权与其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司法的公正与法官对利益冲突权衡分析的智慧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中国目前的司法工作和法官的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四是与公民表达权相适应的政府信息供给不足。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行使表达权的基础。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贪污腐败、道德堕落等消极现象还大量存在,客观上需要公众、新闻机构通过舆论监督形式予以遏止。同时,在讨论公共事务方面,民众要求更多的知情权和讨论空间,而政府在政务公开的范围和深度方面还存在许多欠缺。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2

[论文内容提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事业,包括要提高公民意识、人民表达权和全民族文化水平。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管理层、媒体人、全社会需要积极应对落实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公民表达权——问题的提出

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关注民生、还权于民,尊重人民民主权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高效、廉洁、节约和透明,这表明中国的民主建设已推进到更高的层面。

公民表达权的提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国正在走向有利于权力的组织和控制的民主法治时代。民主程序需要逐步建立;公民们自尊、自爱、勇敢的品德与价值观,以及实施民主程序、依靠民主程序生存的思想和素质,使他们在民主生活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有关方面运用公权力依法主动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同时,还要鼓励公民积极广泛地利用公共媒介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声音。

今天,技术走向越来越促进传播媒介的高端化趋势,数字媒体和网络技术与传统传媒一起,全方位发挥着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传媒越来越发达。而公民表达权的合理运用,使得大众有机会更多参与社会监督和管理。

表达权,就是老百姓反映真实想法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知情权”和“表达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知情”与“表达”不可分离。表达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安全和知情,人类需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监视和守望,同时公民需要及时方便地表达,以促进社会生态环境——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健康;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个人的种种需求,都能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得到表达,并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个人得以形成健全的人格,并真正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而不是权力或财富的附庸。

保障公民的表达权,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媒体支持。传媒的公器性质、信息监测与表达功能,都使它在盘根错节、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民情晴雨表等等,使之成为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的一个渠道,一种必要补偿。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反映民情,进行舆论监督的栏目之所以一举走红,成为大众欢迎、关注的电视节目,就是因为它们代表老百姓说话,反映群众呼声,表达社情民意,成为公民表达权建设不够充分、民情表达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的有益代偿。

如今,民生新闻的遍地开花、兴师动众的海选事件、各行各业的老百姓被邀请到公共媒体面前亮相发言、观众对大众传媒的参与方式越来越多,传播媒体平民化的倾向日益明显;民生新闻通过电视,“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说与老百姓生死休戚相关的事情。与传统新闻相比,民生新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贴近性。民生新闻关注最多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注重贴近本地人的生活。”但是,“在工业、‘后工业社会’,传媒早已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之一;电视及其他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其说是搭乘上商业化快艇的社会民主化印证;不如说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媒介权力的获得。”

现实中公民表达权的实现仍存在难题,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安全与发展,影响到社会管理层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降低了人们对于市场交易、社会管理中的诚信和准确度的预期,以至于增加了交易成本,影响了沟通效率。现实生活中因为表达权的不够充分而导致的表达失误比比皆是:“没有能够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传达给记者,结果被报道内容和自己的想法根本就不一样。”

2007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会议上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传媒建设,公民表达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民主应该是把自由、公正、尊重个人自主的价值,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公共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传媒建设、公民表达权保障,具体体现为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利;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保障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参与国家事务、发扬民主,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形成和谐的群众关系和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形成“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广泛、最稳定、最有活力的社会基础。二、传媒如何真正成为社会“公共论坛”

大众传播有四大功能,其中第一项就是监视环境,守望社会,保障人类社会信息畅通、安全发展。公众本身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源。表达权的实现,是传媒与公众之间相互平等又各自独立,保持公共性、社会性的一种有效方式。

表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了依法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立法部门制定具体的法律,传媒方面也要采取必要的开放举措,才能使公民表达权真正落到实处,传媒的公信力也才有了基本保证。

“制度必须由具有健全精神的公民来管理和使用。要适应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公民的确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也需要培养怎样民主地使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他们需要民主的素质。”态度和习惯是素质,表明以某种方式行为的主动倾向。老百姓看待政府、自身、社会环境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是否愿意表达,以及他们在未来是否愿意参与社会进步的创造性活动。鼓励公民用方便随意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个人反应,表达权运用的过程,使他们更深刻地思考他们的感受、个人经验,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很可能改变对其他方面的最初印象,培养包容百家的胸怀;通过表达,传递个人经验的深思,这样他们的经验就可能被改变或加深,得到享受和满足。只有他们能够自由、舒服、安全地表达的时候,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感觉才能得到积极有益的释放,他们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对存在问题提出质疑和表示反对。如此,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交互性、参与性,新闻媒体越来越重视民间的声音,的信息也越来越注意民生性、广泛性。只有这样,媒介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表达意愿、申张权利的“公器”,成为民众讨论社会事务的“公共论坛”。

三、传媒建设是加强公共服务的“抓手”和支点

开发与满足受众平等、民主、参与、话语权的内在需要,在媒介发展史上表现为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主客体角色关系的演变。最初的人际传播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没有明确的角色划分;印刷术后传者与受众角色分离对立,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网络传播时代打破了传者与受众的界限,双方的互动、转换乃至身份融合已渐成趋势。

但是目前的传媒业,似乎在财经金融、工业交通、自然灾害和健康传播领域颇为积极,在民主法治、三农问题、生态环保、教育科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作为和公信力,依然需要大大增强。如何避免媒体对平民百姓居高临下的俯视?如何避免局外人式的隔靴搔痒、强作解人?如何避免一提到老百姓就是家长里短局限于私人领域情感类的言说?表达权怎么能仅仅停留在电话、书信、网络渠道?电视广播的人民性、公益性、多样性怎么实现?老百姓的声音如何避免被所谓的“把关”机制过滤掉?提高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使他们不是消极地等着被给予所谓的权力,而是有通达时议政渠道让他们能主动积极地参政议政。

对于医疗、交通、煤矿等人命关天的安全事故的背景做些调查研究,更多地关注发生重大事故的深层次原因,让当事人发出声音,让每一个公民都能承担一份社会守望者的责任,唤起人们的警觉和责任意识,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灾难的发生几率,又培养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起到预警的作用。提高传媒的开放程度,保障公民责任和表达权的实现,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民族主义;网络;公民表达权;立法

一、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概述

(一)概念

“网络民族主义”,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词汇。这一概念首先在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所刊载的《京沪高速铁路撞上民族主义浪潮》的相关报道中提出。有学者认为,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有学者这样描述“网络民族主义”:以网络为平台,发表爱国主义言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网络为“根据地”,集结志同道合者并采取反对日本右翼的具体行动。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以及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笔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与“民族主义”二者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换言之,“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充分实现自我精神价值、诉求和目标的现象。

(二)性质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尚处于不成熟和未定性的发展阶段,其性质表现出多元化。

1.爱国主义的基础

从对网络民族主义概念的分析看出,网络民族主义的本质仍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以朴素的爱国主义为其理论和表达体系的基础。

网络中爆发的大量言论和情绪,无论其表现出主观、偏激、激进,甚至是自相矛盾和攻击性,其出发点都是站在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荣誉的角度,都反映出多数网络民主主义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同时,大量客观、理性的分析言论和冷静、宽容的反应行为,表现出了大国风范,为网络民族主义确立了正确的航向。

2.极端民族主义的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中存在这样一些言论,如主张以中华民族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为中心,为此不借以侵犯、牺牲、践踏其他民族国家利益的手段来实现中国国家民族利益:或者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煽动对他国仇恨,并积极主张推行对外极端强硬路线,甚至鼓吹战争、复仇、杀戮、灭绝、残害等。

上述言论毫无疑问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因素或具有极端性质。而这些言论对网民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吸引力,极容易产生负面作用和影响。

3.公民表达自由的表现

互联网产生、发展之前,公民的表达渠道很少,知情渠道也未必通畅,因此网络的巨大传播能力使之成为了公民表达观点看法、参与社会政治最为便捷和普遍的方式,率先在虚拟空间中展开的讨论,转瞬之间可成为现实世界中放眼可见的民心民意。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不依赖烦琐、深厚的理论,其制造话题的扩张力和能量易于抓住公众的眼球,它与快速传播的互联网相结合,无疑成为一种天然“绝配”。

因此,借助网络这一媒介、渠道和平台,就民族主义话题充分展开讨论、辩论,积极表达个人思想、观点和诉求,成为了公民表达自由的显著表现。

二、网络民族主义中的公民表达权的内涵

(一)公民表达权的概念

关于表达自由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还有学者认为,表达自由是“指言论自由,但它比言论的自由涵盖面更广”,“其表达形式不限于由语言、文字形成的言论,还包括象征性语言,如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象,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标志、礼仪(如宗教仪式、团体集会的仪式)以及某些表达内心意愿的行为等等,都属于表达自由”。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公民表达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该权利受宪法和法律的确认、保障和限制,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公开发表,表明思想、主张、观点等内容,而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非法干涉和侵犯。

(二)网络民族主义中公民表达权的特点

1.权利行使主体的特性

根据全球知名的盖洛普调查公司2004年的调查结果可以推断,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其基本特点是:年轻,以男性为主,文化层次较高;主要来自资讯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最有条件接触网络并最擅长通过网络表达观点;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表达内容的政治性

公民表达权的内容既有政治表达,也有非政治表达。网络民族主义中的公民表达权以民族主义为表达内容。以2008年为例,以CNN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进行歪曲和恶意的报道、藏独分子蓄意破坏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的传递等事件发生之后,网络上掀起的民主主义言论和思潮,均是围绕着爱国主义、国家民族利益和尊严、国家对外政策等政治性的内容展开。

3.表达内容的复杂性

在传统媒介中表达民族主义的思想,由于涉及到言论责任承担的问题,表达者往往会有所顾虑。而由于网络媒介的匿名性,弱化了责任承担的考量,使得表达出的信息更加复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更加彻底和真实,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也更加激烈;二是由于责任的难以追究性,从众心理被无限放大,众多言论缺乏客观和独立思考的品质;三是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辞激增,不乏辱骂、暴力性的内容。

4.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传统的公民表达权主要借助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品和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行使。网络为公民自由表达提供新型的平台,表达方式更加多元化。论坛、博客、播客、电子邮件、网络调查、网络签名、网络聊天工具,使得以民族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文字、视频、图像、音频得以更加便捷、迅速、广泛地传播。

5.权利控制的弱化性

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的主流媒体在政府、利益集团的有效管理和监控之下,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言论的责任者建立了责任追究体系。然而,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对于公民表达权的法律控制难度激增。作为网络监管者,尽管可以通过屏蔽关键词、删除不良言论、封锁IP地址等手段进行约束,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约束并不彻底。

三、网络民族主义中公民表达权的法律规制

(一)完善网络立法

我国的网络管理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为了适应网络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大量的网络立法。目前网络立法存在的问题:一是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不统一;二是内容简单、滞后,缺乏操作性;三是对网络主体的保护严重不足。

针对存在的问题,完善网络立法以适应网络的发展和公民表达权的充分实现,基本思路可以考虑如下。第一,提高网络监管法律的位阶,由人大主导网络的立法。主要是通过修改和完善现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公民在网络中的言行;同时应考虑到网络的特殊性,通过单行立法来及时准确地界定各种以网络为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二,强化对网络主体的权利保护。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普通网民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者和接受者,网站是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承载者。所以,网络立法应当将对网络主体的权利保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单纯为了加强政府对网络的管理。第三,重视技术规范和自律规范的作用。由于网络的特性,仅仅依靠法治恐怕还难以真正实现网络的和谐,还需要技术与自律等手段相结合。

(二)完善保障公民表达权的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表达自由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是我国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宪法依据。同时,公民表达权的保障有赖于具体部门立法的细化落实。我国虽已形成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基本法律体系,但存在很多不足。建议全国人大加紧研究制定《新闻传播法》、《出版法》、《结社法》等保障公民表达权的重要法律。表达权的实现需要表达平台,包括网站在内的新闻媒体、出版机构、社会团体是公民表达的重要平台,它们已经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策以及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和要求的重要渠道,但我国还没有一部规范新闻传播行为的统一的新闻传播法,对新闻媒体反映公民意愿和要求构成了很大的障碍,也削弱了新闻传播监督功能的发挥,致使干涉新闻自由和新闻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可见,制定一部统一的新闻传播法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4

[论文内容提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事业,包括要提高公民意识、人民表达权和全民族文化水平。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管理层、媒体人、全社会需要积极应对落实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公民表达权——问题的提出

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关注民生、还权于民,尊重人民民主权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高效、廉洁、节约和透明,这表明中国的民主建设已推进到更高的层面。

公民表达权的提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国正在走向有利于权力的组织和控制的民主法治时代。民主程序需要逐步建立;公民们自尊、自爱、勇敢的品德与价值观,以及实施民主程序、依靠民主程序生存的思想和素质,使他们在民主生活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有关方面运用公权力依法主动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同时,还要鼓励公民积极广泛地利用公共媒介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声音。

今天,技术走向越来越促进传播媒介的高端化趋势,数字媒体和网络技术与传统传媒一起,全方位发挥着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传媒越来越发达。而公民表达权的合理运用,使得大众有机会更多参与社会监督和管理。

表达权,就是老百姓反映真实想法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知情权”和“表达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知情”与“表达”不可分离。表达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安全和知情,人类需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监视和守望,同时公民需要及时方便地表达,以促进社会生态环境——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健康;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个人的种种需求,都能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得到表达,并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个人得以形成健全的人格,并真正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而不是权力或财富的附庸。

保障公民的表达权,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媒体支持。传媒的公器性质、信息监测与表达功能,都使它在盘根错节、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民情晴雨表等等,使之成为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的一个渠道,一种必要补偿。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反映民情,进行舆论监督的栏目之所以一举走红,成为大众欢迎、关注的电视节目,就是因为它们代表老百姓说话,反映群众呼声,表达社情民意,成为公民表达权建设不够充分、民情表达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的有益代偿。

如今,民生新闻的遍地开花、兴师动众的海选事件、各行各业的老百姓被邀请到公共媒体面前亮相发言、观众对大众传媒的参与方式越来越多,传播媒体平民化的倾向日益明显;民生新闻通过电视,“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说与老百姓生死休戚相关的事情。与传统新闻相比,民生新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贴近性。民生新闻关注最多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注重贴近本地人的生活。”但是,“在工业、‘后工业社会’,传媒早已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之一;电视及其他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其说是搭乘上商业化快艇的社会民主化印证;不如说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媒介权力的获得。”

现实中公民表达权的实现仍存在难题,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安全与发展,影响到社会管理层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降低了人们对于市场交易、社会管理中的诚信和准确度的预期,以至于增加了交易成本,影响了沟通效率。现实生活中因为表达权的不够充分而导致的表达失误比比皆是:“没有能够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传达给记者,结果被报道内容和自己的想法根本就不一样。”

2007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会议上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传媒建设,公民表达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民主应该是把自由、公正、尊重个人自主的价值,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公共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传媒建设、公民表达权保障,具体体现为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利;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保障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参与国家事务、发扬民主,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形成和谐的群众关系和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形成“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广泛、最稳定、最有活力的社会基础。

二、传媒如何真正成为社会“公共论坛”

大众传播有四大功能,其中第一项就是监视环境,守望社会,保障人类社会信息畅通、安全发展。公众本身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源。表达权的实现,是传媒与公众之间相互平等又各自独立,保持公共性、社会性的一种有效方式。

表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了依法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立法部门制定具体的法律,传媒方面也要采取必要的开放举措,才能使公民表达权真正落到实处,传媒的公信力也才有了基本保证。

“制度必须由具有健全精神的公民来管理和使用。要适应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公民的确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也需要培养怎样民主地使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他们需要民主的素质。”态度和习惯是素质,表明以某种方式行为的主动倾向。老百姓看待政府、自身、社会环境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是否愿意表达,以及他们在未来是否愿意参与社会进步的创造性活动。鼓励公民用方便随意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个人反应,表达权运用的过程,使他们更深刻地思考他们的感受、个人经验,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很可能改变对其他方面的最初印象,培养包容百家的胸怀;通过表达,传递个人经验的深思,这样他们的经验就可能被改变或加深,得到享受和满足。只有他们能够自由、舒服、安全地表达的时候,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感觉才能得到积极有益的释放,他们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对存在问题提出质疑和表示反对。如此,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交互性、参与性,新闻媒体越来越重视民间的声音,的信息也越来越注意民生性、广泛性。只有这样,媒介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表达意愿、申张权利的“公器”,成为民众讨论社会事务的“公共论坛”。

三、传媒建设是加强公共服务的“抓手”和支点

开发与满足受众平等、民主、参与、话语权的内在需要,在媒介发展史上表现为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主客体角色关系的演变。最初的人际传播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没有明确的角色划分;印刷术后传者与受众角色分离对立,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网络传播时代打破了传者与受众的界限,双方的互动、转换乃至身份融合已渐成趋势。

但是目前的传媒业,似乎在财经金融、工业交通、自然灾害和健康传播领域颇为积极,在民主法治、三农问题、生态环保、教育科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作为和公信力,依然需要大大增强。如何避免媒体对平民百姓居高临下的俯视?如何避免局外人式的隔靴搔痒、强作解人?如何避免一提到老百姓就是家长里短局限于私人领域情感类的言说?表达权怎么能仅仅停留在电话、书信、网络渠道?电视广播的人民性、公益性、多样性怎么实现?老百姓的声音如何避免被所谓的“把关”机制过滤掉?提高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使他们不是消极地等着被给予所谓的权力,而是有通达时议政渠道让他们能主动积极地参政议政。

对于医疗、交通、煤矿等人命关天的安全事故的背景做些调查研究,更多地关注发生重大事故的深层次原因,让当事人发出声音,让每一个公民都能承担一份社会守望者的责任,唤起人们的警觉和责任意识,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灾难的发生几率,又培养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起到预警的作用。提高传媒的开放程度,保障公民责任和表达权的实现,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5

既然表达自由如此重要,那么公民表达自由权利的界限在哪里?政府的手又该伸向哪里?伸到什么程度?如何在实现政府管理的同时保障公民的精神文化自由呢?这就需要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其进行规范。一方面,我们要对表达自由权进行限制,防止权利的滥用。“宪法的规范和价值是非常原则的,因而适用也是比较灵活的。它的适用一定要考虑社会情理。……所以,表达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表达自由的界限在哪里?笔者认为,这个界限在于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利益的尊重。宪法和法律明文保护的利益,本质上是公平和正义的体现,“自由”在价值位次上是低于公平与正义的,“宪法的最高价值是维护正义。”因此表达自由不能侵犯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法律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比较模糊,对表达自由以及具体自由的内涵、范围、行使方式和保护的方式均没有加以规定,使自由表达权容易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犯。防止不合理限制公民表达自由的关键在于通过高位阶的法律明确表达自由的原则和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民主法制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从立法层面上明确界定表达自由势在必行。

在进行表达自由权方面的立法时以什么为原则?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确立一个“法律创设原则”。“法律创设原则”意即:对表达自由的限制必须通过法律创设,行政权在这方面不能逾越法律。目前在现实中调整公民表达自由权主要是通过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各个行政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例如去年国家广电总局下令停播重庆电视台《第一次心动》选秀节目,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与细则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节目和活动。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机动灵活,便于政府进行有效管理和引导,缺点则是容易出现随意限制、剥夺公民表达自由权的现象。在同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其基本法中即确立了公民权利的宪法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源于法国人权宣言,要求只有经过立法者同意并且形诸法律后,国家才可以限制人民之权利。

我国现行立法虽然与德国基本法看似类似,但立法法仅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法律规定,对公民基本权利自由并没有要求必须通过制定法律方可限制。“法律创设原则”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表达自由的权利缺乏有力保障,给予了国家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此项权利容易遭遇行政权的随意限制与剥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在对表达自由权的限制上确立“法律创设原则”,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和加大民意对政府执政行为的监督力和影响力。

总体来说,在公民表达自由方面,应从制度层面上设计创造出一个“放风筝”式的环境来。维护国家、社会及公民私人利益的制度规范就是风筝线,无论风筝在自由的天空中如何翱翔,末端都始终牢系于法制和公序良俗的地基之上。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深水期,日益面临着大量利益格局的调整,不断涌现的新矛盾和长期积淀的旧矛盾交织碰撞,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诸多严峻挑战,国家也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在破解各种矛盾,推动更多利益调整统一于改革大局,推动更多的利益层面在立足改革大局中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最重要方面是创造民意的自由表达环境。公民对国家政务(如立法、决策、执法等)和其他社会事务的参与,有利于防止社会公共政策和公权力行为的偏差和失误,平衡和协调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一方面,国家可以加强对民意的了解和沟通,确保权力运作更贴近民意反映,主动顺应民意,从民意表达中找出化解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主流民意做好各种分歧民意的统一工作。

总之,通过有效的法制建设和政治制度创新来完善和发展政治体系,增大、增强其吸纳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和能力,促使公民自由表达权正确行使、充分发挥其价值,有力保障合理民意正确、正常、真实、健康表达,从而有利于更多民意关注、民意了解和民意渠道的顺畅沟通,这是各项政治经济工作继续向前的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和谐社会”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细节中的政治文明.新华网,2008-02-05.

[2]蔡定剑.馒头血案”的宪法视角,表达自由的价值更受保护.新京报.

[3]斯宾诺莎.论表达自由.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6

当代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也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和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已成为影响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性因素。1.利益表达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使得利益表达的意愿难以如愿。有些利益表达主体的文化水平、自身素质不高,信息来源与交流不畅通,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因而限制了利益表达主体的眼界,使其对自己的权益及其表达缺乏自觉性,对自己利益受侵犯的事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消极抵抗的做法,而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在政治共同体中,究竟怎样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自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身处其中的复杂的政治关系进行体验、认知和评价,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在西方,个人作为利益表达的主体是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因为个人作为自身利益表达者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个人也可能在范围较广的问题上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7]在中国,广大利益表达主体受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影响,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因而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或不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团体,通过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2.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使得利益表达平等权利难以落实。公民利益表达能力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利益表达主体的发育程度,以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多寡。政治资源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财富、人数、文化水平、威望、职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谈判技巧等。我国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呈现不平衡状态,表现为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文化层次较高的人高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较多接触政治的人高于较少接触政治的人,团体利益表达高于个体利益表达。此外,利益表达主体的组织化发育也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滞后,强势阶层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迅速。比如,工会组织本来是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纷争、维护职工利益、向党和政府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组织,但目前,我国工会组织的上述政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无法有效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进行维权诉讼,没有成为切实有效的利益表达组织或表达渠道。再比如,农民群体缺少自己的专门组织,农村村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在表达农民的利益时作用很有限。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有权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乡镇政府在对村民委员会行使领导权时往往仍把它作为下属机构对待,忽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3.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使得利益表达的传输渠道不够畅通。利益表达的前提是社会利益分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利益表达的多样化来源于利益表达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利益格局逐渐解体,在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与社会转型的结构调整中,社会利益群体发生了急剧分化。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他们各自所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表达渠道来满足利益表达多元化的需要。目前,我国的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与我国利益表达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存在差距。利益表达的渠道设置不尽合理,一些环节存在着障碍,从而影响了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利益表达信息的传递及处理。比如,虽然我国的信访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成为利益表达的重要专业化机构,但是,信访制度的下端和上端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在信访制度的下端,一些地方政府视上访者为“刁民”,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导致相当数量的弱势利益群体不信任信访制度,下层利益诉求无从上达。同时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最终无法解决,[8]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4.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增多,利益表达的非理性行为凸现。如果把政治体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人们就会发现,利益表达结构和方式的急剧变化很可能是其他变化所引起的。在这些变化中,政治资源的分配很重要。因为“坚持连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计生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而且,如果集团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们很可能就会认为,利益表达,至少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可能得不偿失。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在我国,对于那些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之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制约了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和行为,因而当他们难以通过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或利益表达无效时,会转而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比如非法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此,若地方政府采用过激的方式应对,则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行为的程度,甚至演化为群体性对抗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当前要尽快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权利的平等、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利益表达作用的有效。1.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治民主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利益诉求的手段和途径。要处理好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结构整合之间的关系。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政治结构的分化,其积极作用是带来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催生出的新的政治主体成为开拓新的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力量、疏通原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提高政治系统回应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能力。政治结构分化总是伴随政治系统整合。政治系统的整合不仅可以弱化政治结构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效地防范强势群体扩张利益表达权利,维护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政治系统的整合必须建立在政治结构充分分化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2.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加快民间组织发展的步伐。除了正式的表达渠道外,社会利益表达还可以通过中介组织、社团、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组织将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化的群体诉求,理性地向政府表达群体意愿,缓解了政府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压力。所以,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大力培育具有自主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通过市民社会的完善来激活公共政策利益表达的动力机制。政府要有意识地重点培养和扶持弱势群体建立社会组织,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这些组织的地位、功能和运作程序,为其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地代表弱势群体向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表达意愿。对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行为,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规范,避免强势群体左右政府公共政策的现象,使不同群体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3.积极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增强利益主体表达意识。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分为乡里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行政文化。其中,臣民型政治文化被描述为:“所谓顺从者,就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作用的看法却仍然是顺从者的看法,也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1]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由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于较发达的社会,其特点是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成员,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通过培养公民型政治文化,可以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也才会更加自觉地、主动地把它表达出来,并想方设法地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4.积极完善表达机制,拓宽利益主体表达渠道。必须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展利益表达的渠道,清除利益表达的障碍,理顺不同渠道和不同环节的关系。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制度层面上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做出制度性安排。目前需要做的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增加能够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或委员的比例;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要改进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方法,增强工作针对性,广开言路,倾听社会各界呼声。各级政府要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督促信访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失职、渎职的信访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对其追究责任;三是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立法过程实质上是利益整合、协调与平衡的过程。决策者应当通过深层次大范围的改革,为每个社会阶层群体的权益表达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提供一个更为民主和透明、参与更为便利的立法程序规则,从而促进和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提高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性。5.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拥护,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为公民采取正当的途径参与政治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公平正义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通过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证弱势群体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要使不同的群体都享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必须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利益表达能够有序地进行,必须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政府要根据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需要,不断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制度的规范体系,不仅要把公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而且要在尊重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公民利益表达权利规定的前提下,用法律的形式对公民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予以规定。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公民的利益表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实现公民依法进行利益表达,政府对公民的利益表达依法做出回应。

本文作者:苗贵安工作单位:淮安市行政学院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7

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

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

知情权(TheRightto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

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

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事实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已经落实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经过数年努力,一部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理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专门法律删除了2006年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即:“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归其统一管理。”这一删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畅通、透明和准确,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确立。这样,舆论监督也就获得了一种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访,因涉及对当地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批评,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横加阻拦,甚至辱骂、威胁记者。对此,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时评严正指出,“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9]。这一评论表明,保障知情权已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法制依据。

在确立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与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私下”谈话,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的话,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强调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民监督”。2008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毫无疑问,“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且“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已经成为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们欣喜地看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的自觉追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感慨,“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11]2008年1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12]。尽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实这两项舆论监督新规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省长的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

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制度保障下,舆论监督必将达到一个前所未的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关键词:舆论监督知情权表达权法制保障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8

一、民意收集是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畅通的前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这些变化背后的核心是人们的利益观发生了变化,利益分化是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分配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尊重和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社会各个利益主体都应有其利益诉求的通畅渠道,如果渠道不畅,如果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长期不能得到表达和反映,其利益必然会受到漠视和损害,最终结果是加剧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的产生。因此,在上述条件下化解社会矛盾就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利益表达诉求,创新利益表达方式,畅通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建立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减少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问题要重视民意的收集,只有广泛地收集民意才会及早发现问题的苗头,防患于未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执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民意收集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是掌握工作主动的基本方法。因此,在制定政策之前,就要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协商对话,把争议和矛盾提前化解,达到增进共识、确保政策贯彻执行的目的。重视收集民意也是政府工作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体现了服务政府的理念。

民意收集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取代民众自身的利益诉求表达,这种表达最为直接、真实、有效。民意表达也是公民民主权利的内容,公民可以通过投票等方式,对有损自己利益的行为进行否决。因此,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畅通就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保证公民的投票权、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的行使。由于利益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在表达自己利益时可能处于相对劣势,因此在新时期要注意发展社会组织,比如各种协会、社团等,用第三种力量来平衡各个利益方的利益,来代替分散的公民个人表达自己的利益,通过第三部门充分地在政府和个人之间实现有效沟通,弥补个体在利益诉求表达方面存在的不足。

二、建立合法理性的利益诉求方式

合法理性的诉求方式就是按照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规定,通过法律渠道、制度途径进行利益诉求的反映。其核心是合法和理性;其关键是既要有完善的法律机制和制度资源,也要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和公正的司法。

第一,建立合法有序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要发扬民主。通过民主的方式让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诉求都得到充分表达。要注意话语权的行使,让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保证公民各项民主权利的行使。要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要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对自身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人的意见,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让人民群众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及时了解,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行使。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监督渠道,搭建公民参政议政的平台,保障公民监督权的行使。

第二,通过政策导向引导民众用合法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一方面要求群众通过合法理性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利益诉求,要进一步加强普法教育的力度,逐步建立法律社会援助机构,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做守法的模范,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不搞人情执法,党委和行政权力不干预执法,保证司法独立公正,不要绕开法律和制度来解决问题。特别要防止形成负面导向,即不守法反而会得到比守法更大的利益。这种逆淘汰现象的存在是对法治建设的最大危害。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政府的不依法办事或者怠于履行职责带来的后果,因此,政府在引导全社会形成合法理性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中具有关键作用,只有政府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民众才会采用合法理性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第三,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要善于借助社会专业调查机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9

一、表达权的概念、渊源和特征

本文所称表达权是指公民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公开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和情感,并不受任何他人或组织非法干涉、限制和侵犯的自由权利。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文明社会里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是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

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们看到,表达权也有一个逐渐被认识、被尊重、进而受保护的过程。在古代奴隶制时代,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是物而不是“人”,谈人权就是无源之水。在封建农奴制时代,农奴对封建主有着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不是完全自由的,讲人权也是无本之木。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将表达自由紧紧箍死,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哪有普罗大众说话的地方和表达思想的机会。在欧洲,专制体制同样把坚持自己思想的布鲁诺烧死,同样也没有给他任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天赋人权”等近代民主思想的启蒙,人的生命和权利才真正被关注,人权才真正被重视和尊重,表达自由才逐渐被写进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文件中受到保护。《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宣称,人人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包括持有意见的自由、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并不受公权干涉,不受疆界影响。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也将表达自由奉为人的基本权利,国会不得立法干预。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规定,言论自由意味着人人享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该权利包括寻求、接收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为了充分实现这一权利,政府必须为公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各种便利的渠道,排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干扰和阻碍。

从当前各国对表达权的认识、态度和法律规定来看,表达权具有如下特征:

1、表达权的主体一般是公民。表达权基本的前提是肯定人的存在,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重视人的主体地位,人才是表达行为的发出者和承担者。但随着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表达权的主体又扩展到了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法人单位,以及政党、民族乃至国家等。

2、表达权行使的渠道和载体,主要有报纸、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网络等等。

3、表达权行使的形式和方式,因选择的表达工具和手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

4、表达权行使的内容中性原则,即言论自由(表达)和言论的内容没有关系,和是不是对,是不是真理等等没有关系。今年初,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在北京市“两会”上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遭到了猛烈抨击,有人甚至认为不应该让张惟英“人口准入制”的建议出现。笔者认为,以任何理由剥夺一个政协委员建议的权利是相当荒唐的,也是对一个公民基本的表达自由的粗暴干涉和侵犯,他可以讲得不对,但不能不让他说。

最后,表达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表达权的行使并非没有任何的限制,表达权必须在尊重他人、尊重社会秩序、尊重公序良俗的范围内行使。

二、表达权与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命题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总书记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保障民众表达权对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表达权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谐社会要承认并尊重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要使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得到兼顾,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在不同主体不同利益的对抗博弈中寻求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从而实现和谐的目标,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是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奉行的“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赢家通吃”和严峻阶级对立下的斗争哲学的根本转变,和谐社会就是要达成“双赢”乃至“多赢”。再从动态的分析来看,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试错和改错中发展前进的(曲折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和谐是在不断的试探摸索和对抗博弈中实现的,对抗博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机制,而这种对抗博弈机制运行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正是自由、充分的表达。

同时,在民主政体下,如果能够给予各种利益主体以自由、充分的表达权,能够有力地保证民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而参政程度的提高又会加强政府的统治基础和权威,促进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实现。如果缺失表达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交流就会断裂,其后果是令人堪忧的。短期来看,公民对国家可能采取消极退避的冷漠态度,也可能表现出对国家的表面忠诚。但从长远来看,公民对国家的不满将会以暴力和骚动的形式爆发出来,正如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相反,在一个表达权实现程度较高的现代文明的政治体系中,自由、充分的表达会使国家与公民之间双向交流的良性关系维系,避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内耗和两败俱伤。因此,表达权对于构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从而对于推动民主政治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人大在畅通民众表达渠道、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为

1、各级人大要在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代议制政体,代议制政体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准确表述民意、代行公民意志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我国宪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大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要在思想上形成尊重民意、民意至上的理念,在制度上形成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机制。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开放了人大常委会会议,允许公民旁听,有的还对常委会会议进行网络直播,这些做法把人大和人民代表的工作公开于人民群众的眼前,有助于实现人民群众对自己选出来的反映人民意愿的人大代表和代表人民的人大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是不是在代表人民履行职责,人大是不是真正重视和反映人民的意愿,都是公开的、透明的,人大工作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极大地提高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而把人大和人大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又可以有力地促进和增强人大工作的刚性。同时,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意表达已经成为了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与基本来源,只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能通过人大代表和人大机关反映出来,民意表达的渠道才是畅通的。相反的,如果忽视民意,甚至歪曲民意,就会降低人大制度本身的合法性,甚至失去民众的信任,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当前来看,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格局的变化,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我市的外来流动人口约有300万左右,如何给这一群体提供表达的渠道,有的地方做了积极的尝试,如从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推选地方人大代表,但是这种做法还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规范,同时更需要取得法律上的支持。

2、要加强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广泛听取和准确表述民意

人大代表是公民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代议机关的代表,听取和反映民意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有的代表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主动寻求和市民群众的沟通交流,拓展人大代表和基层选民之间良性互动的途径和方式。有的同志还提出要加强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但从目前的实际来看,首先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中逐步提高职业化的比例似乎更切实可行些。

同时,人大代表也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要善于听取民意,还要能够准确地表述民意和集中民智。从我们办理代表议案的实践来看,今年的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提交的议案178件,都转为建议或作其他处理。我们相信代表在提出议案前都是做过调查研究的,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议案都转为建议处理呢?我想一方面是随着我市民主法治程度的提高,人大的各项工作越来越规范,对代表议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代表提议案在形式上也要更加地规范,在内容上要对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听取的民意进行集中,挖掘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形成议案的核心内容,这样才能保证议案的质量。

3、人大工作机构要开拓创新,积极为民众表达畅通渠道、搭建平台

人大是人民选举出来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听取和反映民意是职责所在,为民众表达畅通渠道、搭建平台也是责无旁贷。从我市人大常委会的情况来看,已经在这方面摸索出了一些成熟的做法并进行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如我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和广州电视台合作举办的“羊城论坛”,就是一个就广大市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市民、政府、人大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的开放的平台。几年来的实践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如听证会这种形式,也是能够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就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和牲畜屠宰销售问题成功地举行了两个立法听证会和一个关于我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听证会,听证会完全向社会公开,举行的全过程也由电视台进行直播,原原本本地将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呈现在立法者和监督者的面前。同时,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在听证会上进行自由地辩论和充分的博弈,对立法者来讲也是一个兼听则明的过程,对保证立法的公正公平,防止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民表达权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公民文化;公民社会

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体制的基本价值维度。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价值目标的达成和实现需要广泛的公民参与来支持。公民参与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共性和执行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还存在着诸如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困境与挑战。因此,必须通过培育公民文化、公民社会、构建制度体系,来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水平,从而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结构,优化公共政策的过程和效能。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

公共政策(publicpolicy)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实质是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价值的分配。这样的资源配置与价值分配,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制度为依托,经过科学的程序,大量收集信息,广泛发扬民主,充分研究论证,采用集体决策方式,并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才能达到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而且,现代公共政策的基轴是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公民不仅是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且也是政策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公民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紧密关联决定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政策结构的完善和过程的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为:

(一)公民参与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有赖于翔实可靠的信息和完善的程序。公共政策过程实际上是把社会上各利益表达输人决策系统中将其转化为政策输出的过程。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变为政策的前提是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提上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议事日程,成为“政策议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要求的多样化,决策中枢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要求,发现并确认政策议程并非易事,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获取信息的充分性和准确性。也就是说,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由于管理范围比较广、工作领域比较多,对政策制定所需宏观信息的获取相对较充分,但对微观信息掌握则相对较少,相反,公众往往掌握着大量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微观和具体层面的信息,因而,公民的政策参与可以取长补短,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另一方面,从公共政策问题的形成、提出与分析,到政策问题的认定,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方案的设计、评估和择优等都应遵循科学程序。但现实中,部分决策者往往置程序于不顾,一拍脑袋就决策,造成巨大的决策失误代价。因此,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有利于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从而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二)公民参与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特征。公共决策主体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公共利益时,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可能夹杂个人利益;可能代表某一群体的利益,也可能忽略另一群体的利益;可能重视长远利益,也可能侧重眼前利益。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立场:“现代政府仍是一种人类组织,政府官员与任何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他们一样会犯错误。由此可见,政府官员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时会产生自私动机。当然,把所有政府官员都视为这种“经济人”有失偏颇,但现实中确实也不乏这样的政府官员存在。为了解决决策中的价值冲突,并防止决策主体的自利倾向,就需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公民的参与能保障自身合法利益不受侵害,能更有效地使决策者趋于理性,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共价值目标。这主要通过对已纳人公共行政过程的政策问题,在具体方案设计时出谋献策,而决策机构在决策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与公民对话并吸纳公民的建议,从而确保政策的公共性。当前,我国公民主要通过人大、政协的政策建议、政府召集的征求意见会、座谈会、专家学者参加的咨询会以及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的建议等形式来影响公共决策。

(三)公民参与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性

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决策过程面临着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追求效率,二是提高对民众控制的反应能力。人们既希望政府制定政策的科学性,又希望政府能够在政策过程中满足民众的多种要求。换言之,政策既合理又民主。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就是要使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社会公众在政策过程中反映他们的意愿、要求和主张,尽可能地体现民众的利益,使政策的各个程序都接受公众的批评、建议和监督。现代公共政策过程不仅是一个关系政策是否科学的认识过程,更是一个关系社会利益如何分配的政治过程。公共政策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如果把公众排除在政策过程之外,剥夺了公民政治参与权,公共政策就难以维护民众利益。因而,完善的公共政策过程就是让所有的政策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追求自己利益,把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和主张融人政策过程,以实现控制和说服对方的一种途径。

(四)公民参与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力

科学的政策方案只有通过政策执行才能变成现实。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目标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公民是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政策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政策质量、政策主体执行的力度外,还取决于作为政策客体公民的支持程度。公民参与使社会公众对政策合法性予以确认,对政府的信任感大大提升,从而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推动政策的执行,减少政府推进政策执行的成本投人,大大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力。随着我国公民素质的提高、意识的增强和政策分辨能力的提高,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五)公民参与可以提供公共政策的调整依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策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知其完善与否和作出正确的调整修改。普通公民是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对政策优劣有着切身体会,因而是政策评价的主体。科学的政策代表广泛的民意,反映人民的要求,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并能顺利执行,而未能代表民意的政策,由于偏离了价值目标,理所当然地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公民必然采取各种方式抵制,使之不能执行下去,迫使政府取消或调整该项政策。

二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困境

“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公民的政策参与实际上是公民在利益表达上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反映,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尺度。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较之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与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相适应,具有进步性。主要表现为:由政治运动式参与向分配利益性参与发展;由单一的政治利益群体参与向多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发展;由表态性的被动参与向智能性的主动参与发展;由单一的官方参与渠道向多样化的民间参与渠道发展;由失衡性参与向平衡参与发展。但不可否认,我国公民在公共政策实践中的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仍很不够,存在参与渠道不畅通、机制不完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不高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不畅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化打破了原有社会利益均等化的状态,导致了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促进了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追求合法利益的合理性。这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最为现实与可靠的动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日益明显,群体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渐高涨,“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人政治系统”。“人们为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参与和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向政策体系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甚至讨价还价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策体系对社会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种强烈的政策参与愿望必然对各种利益表达渠道提出了诉求。公共政策实践中,公开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明显出现了不同利益的观点碰撞和方案选择。同时,政府也开始正视社会中多元利益共存的现状,不再回避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冲突和协调问题,而是通过特定措施(如听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政策制定的参与面,促进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但是,由于我国不能照搬西方相对完善的以代议和游说为核心的利益表达与协调体制,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将缺乏畅通的利益表达、沟通与协调渠道。这必然导致公共决策中的群体参与很不规范,参与程度严重失衡,某些强势群体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决策过程,控制政策走向,而更多的群体由于缺乏组织和技术支持,不能有效地参与政策制定,不能系统、深人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其结果必然是许多公民参与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严重地影响和阻碍公民有效地进人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说,还要拓宽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见和愿望的要求才能得以充分及时的满足。因此,在我国当前体制环境下,为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与公正,如何有效解决公共政策中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协调的渠道不畅问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不完善

我国学者胡伟教授在《政府过程》一书中采用伊斯顿(DavidEaston)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指出当代中国的公共决策更多地表现为精英决策,具有以下特征:(1)决策有序性与无序性兼存;(2)精英内部输人;(3)决策过程内部精英政治折中。这种公共政策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在决策程序上较之西方国家体现为显著的无序性,这由我国独特的政府过程结构所造成。公共政策的重大决策权只局限于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核心手中,社会力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极弱,政策过程基本取决于权力精英的作用。而且人格化权力结构大大强化了公共政策过程的无序性,因为人格化权力的特点是不大受制于程序约束,领袖和重要权力精英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因素对公共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社会力量对决策过程的影响看,集中表现为“内输人”。任何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平衡的结果。现代多元决策模式下,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乃至公众都会对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可以对决策过程进行牵制和施加影响,因而决策过程经常表现为一种社会互动过程,权力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就受到社会力量的限制,不易按个人意志决定政策。与多元决策不同,我国公共决策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还比较低,利益表达和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人到公共政策当中去,“人民的利益”是由权力精英“为民做主”的。换句话说,决策过程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人到政治体系(决策中枢),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人,即所谓的“内输入”。这种决策模式下,权力精英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对决策的影响很小。这样,公共政策过程就基本不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而只表现为在高层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及其群体的政治互动,如果说存在互动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及群体的政治互动,是不同权力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妥协与折中。因此,权力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就比较容易将个人的价值观念、长官意志和行为方式融人决策过程之中,从而使决策过程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态势。当然,这种决策模式已经在向多元模式转化。

(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尽管目前政府开始重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专家学者、媒体、公众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但社会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各方意见和智慧不能充分整合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当代中国社会主要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八大政治社会团体,基本上包括了除农民以外的几种主要社会力量,如工人阶级、学生、妇女、青年、台胞、侨胞等,这些政治社会团体是中国政治社会中主要政治社会力量分群的反映。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迅速发生结构分化的社会格局引发出许多新的政治社会团体,如个协、私协、文联、科协等等,在民主政治与自身利益的促进下,他们也有了自身独特的政治诉求。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党和政府也把这些政治社会团体当作重要的参考要素,在进行一项重大决策前,一般都要通过政治社会团体了解该团体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反映;在一项政策实施后,党和政府也主要通过政治社会团体来密切关注政策的实施效果。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社会团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确实起到了表达、协调、综合公众意愿的作用。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国政治社会团体的发展还远不成熟,表现为多数政治社会团体尚缺乏充足的代表性,未能充分获得成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因而不能有效地把成员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意志。多数团体的成员虽身在团体之中,但对团体目标和活动不感兴趣,缺乏内在的、深刻的认同感,难以真正在心理上形成对社团的强烈归属意识。许多政治社会团体的章程几十年不变,人员结构老化,缺乏高素质创新人才,工作制度僵化,管理水平较低,因而不能根据政治形势和市场条件的变化来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对社会生活缺乏应变能力。这样,政治社会团体就无法实现应有的功能之一—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自身的优越性也就得不到充分体现。特别是这些团体大都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充分发挥其功用,主要是因为“对于意见整合和决策者来说,他们所表达的意见固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压力’,但他们本身不以施加压力为主要目的。”组织在理论上应该具有输人和输出的两种功能,不仅表达和综合民众的意愿,以利于政府形成合民意的政策,而且通过政策执行发现民众对政策的看法,再反馈给决策者,形成政策制订与执行的良性循环。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致,理论上的完美变成了一种幻想:“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又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因此,它们更多发挥的是在党组织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信息、反映情况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内化为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其团体表达功能非常微弱。这种组织结构的一体性和性质的单一性致使我国组织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尚未达到最理想效能。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利益代表组织的发展起步晚,还很不成熟,很多组织实际上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特性,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这就造成了公民在政策参与中陷人了多重困境。事实上,公民政策参与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自身诉求,并且对部门利益和单位小团体利益形成相应的制约以实现自身的利益,但现实政治生态中,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无法与组织化和权威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他们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利益代表组织,以此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因此,“人民群众应该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果人民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从而他们的利益要求也就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被政府所采纳。这样便提出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政府之外,需要形成多种多样的群众性的利益表达组织,从而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强有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可见,提高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对于公共政策结构的优化和过程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公务员之家

(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化水平较低

一方面,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环节来看,由于政策在制定阶段对公众利益造成的影响可能呈潜隐状态,而执行阶段则显性化,因而公众普遍不重视政策制定而偏重执行阶段的参与。而且,当公民自身利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受到影响而认为有必要加以改变时,更多的是选择非制度化的途径来寻求利益的庇护。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制度和法律上的正式救济途径,而是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想方设法与有关政策执行者及其外层人员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私人交易”。这样的非制度参与,不仅使正式制度和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效用极低,而且产生了大量“灰色交易”和“设租寻租”行为,使依法行政难以深人下去,最终造成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另一方面,就制度化参与渠道看,目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正式渠道主要是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信访等。前者是主要渠道,但社会公众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很少;后者是辅助性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官僚主义作风而设立的,其效果不佳。根据《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的报道,中国社科院的农民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认为现行信访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功能错位,“信访制度本质应该是收集和传达老百姓民意的一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但现在却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且调查表明,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0",90.5%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这充分说明我国信访渠道极其不畅,功能有限。由此可见,制度化参与渠道贫乏和功能缺位是我国参与机制短缺的致命因素。这种利益综合和冲突协调机制的缺乏,自然而然造成众说纷纭、一盘散沙,参与机制运作失灵,最终又回归到强化一元化决策体制的老路上来。因此,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民主机制,关键在于其运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

三提升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路径

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与公共性等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切实解决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这不仅要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能力,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而且要从根本上构建参与的制度体系,为公民制度化的政策参与提供保障。

(一)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能力

文化对于社会个体的影响最为持久和有效。现代公共政策对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诉求,而这不仅需要完备的政策参与机制和规范,而且还需要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培养公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为公民政策参与创造良好的心理背景。政治文化虽然是人们对政治的主观取向,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对形成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具有重要作用。正如阿尔蒙德(Almond,Gabrial)所说:“政治文化在几个方面对利益表达都是重要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参与型文化更易于动员人民。也就是说,参与型的现代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政策参与最有力的支撑。现阶段,中国许多公民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由于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化观念的束缚和参与能力的限制,其参与公共政策的效能极其低微。为此,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克服公民政策参与中的问题,必须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能力。而在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中,确立公民资格、培育公共精神对于提高公民政策参与在当前最为关键。公民资格是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内一定水平平等基础上的普遍权利与义务的集合,它以一定的公共精神底蕴反映着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公民资格是公民参与的基础,如果公民没有体认到其所具有的公民资格,没有体认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那么其参与就会变成一种盲目、甚至危险的行动,而且还会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中国,虽然公民资格在宪政结构中业已确立,但这种资格并没有完全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内化为公民行为。相反,公民往往只能是公共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成为国家和政府政策产品的消极消费者。这种角色导致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质性作用大打折扣。所以,从根本上确认公民在决策参与中的主体地位,倡导一种积极的公民资格和强烈的公民精神,促进公民积极地参与决策,引导和教育公民承担责任就成为参与式公共决策的必然要求。公共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共识,是一种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其本质是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动力,而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社会所缺失的,也正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所必需的。因此,培育公共精神,不仅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比较容易取得决策所涉及公共间题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顺从,实现决策过程的正和博弈,而且还可以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降低社会成本和决策成本,从而能够更好地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治理能力。

(二)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从参与主体看,公民政策参与可以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两种形式。个体参与是指单个公民从个体利益出发,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采取单独行动参与政府决策,进而追求利益的行为;组织参与则是现代公共治理型民主背景下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以公民社会的成熟发达为前提,这种参与由于集合了大量个体公民的资源,因此更具影响力,更能表达和实现公民利益。对于当前中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存在的精英“内输人”和组织化程度偏低的困境来说,提高参与的组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使公民更多地通过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参与政府决策,即用组织来凝聚分散的个体力量,形成公民参与组织网络,因为这种组织网络“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公民参与的组织化建设乃至参与网络的形成是提高公民参与组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不过,在现代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分离的背景下,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网络扎根于公民社会之中,与公民社会的成熟相伴随。公民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巨大的系统,其主要依靠内部自发生成的秩序得以维持,而无需国家强制力从外部建立,这意味着公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或公共权力的排拒和对抗。公民社会在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架起了对话的通道,并确立了稳定的秩序。公民的各种要求、主张在公民社会里积聚,并通过公民社会中特有的各种组织向政治国家表达,而政治国家也通过公民社会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引导,因此,公民社会的培育是提高公民参与组织化水平的社会条件。为此,一方面,要推进公共媒体的形成。在公民社会中实现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充分讨论,公共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公共媒体也就是大众传媒,而不是公共权力机关的“喉舌”和“传声筒”,不隶属于任何的公共权力机关,它相对于公共权力机关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保障公众充分表达诉求和沟通意见的媒介。只有公共媒体得以形成,公众的“话语权力”才能得以发挥作用,公众才能真正制约政府的体制化权力,也才能在决策中形成真正的意见交锋和互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被称为“第三部门”的中介组织的发展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在现阶段,虽然“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现象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中介组织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在我国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能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抗衡力量,从而助长了公共权力的异化趋势。因此,要完成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建立一个区别于和外在于国家的自主而多元化的社会,第三部门的独立和发展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三)构建制度体系,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是对制度规范融合情感依恋和获得价值认同的模式化、社会化过程。要扩大和规范公共政策中的公众参与,必须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因为,“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现代公共政策的基轴是公民与公共权力机关的关系,要达成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公共性与科学性的价值目标,不仅要体现公民参与并对决策过程发挥制约作用,而且还要体现出在决策过程中公民与公共权力机关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现代公共政策包括两个机制:一个是公民的参与机制,另一个就是政府有效的回应机制。因此,为了克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水平低下的困境,必须实现公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和政府对公民诉求回应的制度化。所谓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即公民政策参与的合法化、合理化、法制化,是指公民政策参与的制度规范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和人们参与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价值认同的模式化和社会化过程。实现政策参与制度化就是要把公民参与政策的过程纳人法定的规则体系中,用强制性的规则来规范公民的政策参与行为,实现政策参与程序化、规范化,经过长期的政策参与,使政策参与制度和规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在价值认知,成为公民政策参与潜移默化的行动准则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公民政策参与由一种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所谓政府回应的制度化,就是指在政府与公众互动关系中,实现政府对公民利益诉求回应的流程化、模式化和规范化。这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互动关系经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建立常设性的政府回应载体,对公共决策回应程序进行制度化规范,同时,还必须确立政府对公众诉求的回应意识,使政府形成一种“有求必应”的回应状态。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要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还必须有一些具体的制度化模式给予保障。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执政党和政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理念,并逐步形成了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的思想。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报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机制的问题,指出“要建立深人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并要求“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度,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这实质上成为我们构建公民政策参与制度体系的指导思想。为此,必须逐步建立下列一些制度形式:

(1)公共政策公开制度,就是公共决策主体主动或通过申请,用法定的形式向社会或利益相关者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之外的)公共政策过程、结果及其相关信息的活动过程;

(2)公共政策咨询制度,就是公共政策主体实施公共政策时,就政策问题向专家学者或咨询机构等非决策者征询意见的过程和活动;

(3)公共政策听证制度,其本质是一种公共政策对话形式,就是公共政策方案的初拟、优化和择定的过程,它不仅要求做到决策的依据、信息和决定“三公开”,而且允许和鼓励参与听证的各方,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就决策相关事项进行陈述、质证和辩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现代决策信息、咨询、参与、控制、监督、反馈等多种功能,保证各方社会利益主体平等参与公共政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