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范文10篇

公共新闻范文篇1

1电视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共同点

电视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共同点就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相同，所谓传播媒介就是指传播渠道，两者的传播渠道都是通过电视来进行传播，因为电视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都是电视类新闻节目。

2电视民生新闻与电视公共新闻在传者上的不同

电视民生新闻主要是将话语权交给老百姓，将镜头对准百姓生活，让老百姓可以在镜头前讲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电视民生新闻的主要特点是贴近生活，让老百姓成为新闻的主体，反映了平民的具体生活状况，所以电视民生新闻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代言节目。电视公共新闻不仅仅局限与百姓对身边发生事情的讲述过程，电视公共新闻更重视的是发生事件的本身所诠释出来的道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传者更具有公信力，公共新闻是在民生新闻的基础之上将事情进行深度的剖析，注重的是解决办法，公共新闻关注的不是新闻的内容，而是对事件的深层解读，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成为公共事务的解决者。

3电视民生新闻与电视公共新闻的讯息比较

电视民生新闻一般关注的是老百姓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生活纠纷，感情困绕等。例如河南电视台的《民生大参考》、郑州电视台的《郑州大民生》这些新闻节目就是明显的民生类新闻，主要讲述了河南或郑州市民每天发生在周围的大事小情，倾听老百姓的心声。而公共新闻要比民生新闻更加的深入，公共新闻一般关注一些社会动态，人们每天关心的热点话题，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热点事件，因为公共新闻不局限与当地老百姓发生的一些新闻，具有社会意义，例如吉林都市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守望都市》，这就是典型公共新闻，在描述市民生活的同时也在为市民解决各种生活矛盾，同时也关注着国家的一些政治事件。

4电视民生新闻与电视公共新闻所面向的人群

电视民生新闻主要是反映老百姓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一些小事的新闻，所吸引人的地方是通过老百姓的叙述来达到让人们关注的目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电视民生新闻的收视人群大都来自于普通的市民，据调查，一般45到54岁年龄段的人是最喜欢看民生新闻的，而民生新闻的定位恰恰也就是在这里。而电视公共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公共事务的话题，所以公共新闻比民生新闻更具有代表性，在这方面就更加注重人民的素质，所以公共新闻的收视人群大都为一些年轻的白领或者一些素质较高的人士，通过他们的关注更能直接的将所反映出的事件进行有效的解决，同时也响应了公共新闻存在的意义，将民生新闻有效的提升到另一个阶层。

公共新闻范文篇2

1电视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共同点

电视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共同点就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相同，所谓传播媒介就是指传播渠道，两者的传播渠道都是通过电视来进行传播，因为电视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都是电视类新闻节目。

2电视民生新闻与电视公共新闻在传者上的不同

电视民生新闻主要是将话语权交给老百姓，将镜头对准百姓生活，让老百姓可以在镜头前讲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电视民生新闻的主要特点是贴近生活，让老百姓成为新闻的主体，反映了平民的具体生活状况，所以电视民生新闻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代言节目。电视公共新闻不仅仅局限与百姓对身边发生事情的讲述过程，电视公共新闻更重视的是发生事件的本身所诠释出来的道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传者更具有公信力，公共新闻是在民生新闻的基础之上将事情进行深度的剖析，注重的是解决办法，公共新闻关注的不是新闻的内容，而是对事件的深层解读，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成为公共事务的解决者。

3电视民生新闻与电视公共新闻的讯息比较

电视民生新闻一般关注的是老百姓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生活纠纷，感情困绕等。例如河南电视台的《民生大参考》、郑州电视台的《郑州大民生》这些新闻节目就是明显的民生类新闻，主要讲述了河南或郑州市民每天发生在周围的大事小情，倾听老百姓的心声。而公共新闻要比民生新闻更加的深入，公共新闻一般关注一些社会动态，人们每天关心的热点话题，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热点事件，因为公共新闻不局限与当地老百姓发生的一些新闻，具有社会意义，例如吉林都市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守望都市》，这就是典型公共新闻，在描述市民生活的同时也在为市民解决各种生活矛盾，同时也关注着国家的一些政治事件。

4电视民生新闻与电视公共新闻所面向的人群

电视民生新闻主要是反映老百姓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一些小事的新闻，所吸引人的地方是通过老百姓的叙述来达到让人们关注的目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电视民生新闻的收视人群大都来自于普通的市民，据调查，一般45到54岁年龄段的人是最喜欢看民生新闻的，而民生新闻的定位恰恰也就是在这里。而电视公共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公共事务的话题，所以公共新闻比民生新闻更具有代表性，在这方面就更加注重人民的素质，所以公共新闻的收视人群大都为一些年轻的白领或者一些素质较高的人士，通过他们的关注更能直接的将所反映出的事件进行有效的解决，同时也响应了公共新闻存在的意义，将民生新闻有效的提升到另一个阶层。

5电视民生新闻与电视公共新闻产生的效果对比

公共新闻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新闻公共性新闻性三权分立

“公共新闻”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新闻界提出的新闻理念，它被日认为是美国媒体为改变当时民众普遍对政治丧失兴趣，对媒体不信任、不关注，媒体与大众疏离的情况而做的努力。此后十几年内，美国在“公共新闻”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2004年，“公共新闻”成了中国传媒界的新名词，蔡雯和李青藜在《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是理论界对“公共新闻”的最早引介①。此后不久，近年来新闻改革步伐一直较快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对江苏省公推公选22名副厅级以上干部进行了电视直播，此举被认为是国内新闻媒体实践“公共新闻”的开始。

国内学者孙旭培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②。笔者理解为：“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的广泛参与，媒体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在媒体领域内发起的一场民主化运动。“公共新闻”的概念虽然出自美国，但其被引入中国，并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产生影响，这并不是偶然的。而且中美两国“公共新闻”的产生有着不尽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当下的社会状况呼唤“公共新闻”的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渐由私人品的匮乏逐渐转到公共品的匮乏③，公共领域内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诸多公共事务更引起了社会大众普遍的关注。从媒体层面看，原先播报式的党政经新闻已经无法满足大家参与讨论与解决问题的愿望，而新生的民生新闻逐渐变得流于市井化和娱乐化，缺乏对公共问题的关注，而且在报道公共事务时缺乏客观理智认识矛盾、探寻解决之道的精神。于是，一种新的，有助于在公共领域内解决当下社会矛盾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形式的产生变得十分必要，中国的“公共新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就这样应时而生了。

角色定位：公共性与新闻性

毋庸置疑，“公共新闻”正是由于其相较传统党政新闻和“民生新闻”而言，对公共性的强调而成为一种新的新闻理念和实践模式。它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对公共领域内公共事务的关注，更体现在新闻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公共参与的方式，把被动接受的受众还原为能够积极参与、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公众。然而正是这种民主化的参与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美国有学者认为“公共新闻”实际上就是一种参与式新闻，对参与的强调使得公共新闻成为观点的集合而非是对客观事实的报道④，因此它破坏了新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原则。笔者认为，对公共性的过分强调的确将危害新闻的本质，“公共新闻”在角色定位上不能偏离新闻，而应当在新闻领域内追求公共性与新闻性的有机结合。

新闻真实客观的本质追求是不可舍弃的，然而如何达到真实？实现对公共性的追求是否一定就以观点妨碍了真实？我们需要回到公共性的含义来看待这些问题。公共性，一方面体现在对公共领域内公共事务的关注，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反映，要报道的新闻资源是客观存在具备真实性的；而公共性的另一层含义则是民主式的共同参与，即公共成员——政府、媒体、公众的在一个公共平台上交流意见，共同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如果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为了维护这一公共性而让新闻变成了各方观点的汇总，让新闻报道变成一个纯粹的谈话讨论，那无疑会使新闻事实本身被忽视，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新闻变成了讨论，观点充斥其中而原本讨论的新闻事实本身却越来越不清晰，以至于最后变讨论事实为讨论观点，为了讨论而讨论，最终无助于公共事务的解决，这在脱离新闻客观真实性的同时也就背离了公共性的原则。

如何使公共性不妨害新闻性、两者的契合点在哪里？破坏新闻性的并不是公共性这一理念，而是实现公共性的操作方式。公共新闻不能因为需要多方参与就变成一个各抒己见的谈话或讨论，不能以观点来代替新闻事实；不单纯追求形式上的三方发言，而是在报道时针对事实本身，变原本单一的媒体视角为政府、公众、媒体三维视角，给通过三个不同视角呈现出来的事实以同等的存在空间。原本我们追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认为媒体的职责在于原汁原味的把事实呈现出来，但实际上那只是以媒体视角加工出来的事实，媒体固有的价值偏向会使事实或多或少偏离其原来的面貌。而公共性要求变单一视角为多视角的新闻报道，这样更容易接近事实的真相，能够更大程度上保证其客观性。以正确的方式实现公共性，使其与新闻的客观真实性相契合，这是媒体在实践“公共新闻”过程中应当努力的方向。

在公共性与新闻性的平衡中，新闻价值选择亦是应当重视的。公共领域十分广阔，从广义上来说任何新闻报道的都是公共领域内的事务，而公共性不能成为“公共新闻”的唯一准入门槛。“公共新闻”必须首先考虑新闻价值问题，应当优先选择那些新近发生的，关系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亟待解决的公共事务进行报道，应当充分考虑该公共事务解决的迫切性与可能性。如果不顾轻重缓急，讨论并无时效性的公共事务，很可能使公众忽视对当下问题的关注，使当下矛盾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有效的解决，新闻就起不到环境监测的作用；而如果“公共新闻”选取了一个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甚至长时期内也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报道，极容易引起舆论的失控，最终造成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不稳定，那“公共新闻”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过成了一句空话。

此外，不能为了实现公共性而将目光仅放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事务上，而无视新闻的接近性，“公共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必须被充分考虑。不只是中央台这样的覆盖全国的媒体，地方媒体也可以因地制宜，在本地公共领域中发掘“公共新闻”，地理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容易引起公众的参与欲望，使沟通与互动成为可能；而且当地公众也因为接近性而对公共事务有更高的认知程度，讨论问题有的放矢，更能形成有效的沟通，对公共问题的解决也就变得更有实际意义。此外，对接近性原则的重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公共新闻”走向模式化，从中央到地方，千人一面的讨论同一类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并不是该地区公共领域内急需解决的，“公共新闻”如果不追求公共问题的解决就不能最终实现公共性。

关于“公共新闻”在角色定位上公共性与新闻性的兼顾，我们可以对比“民生新闻”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对其进行更深刻的认识。“民生新闻”追求平民性与新闻性的结合，然而在其实践中最终走向了新闻性的缺失。“民生新闻”的市井化、庸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的倾向大行其道，而原本追求的平民化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民生新闻”最初追求以贴近民生，为此改变传统新闻制作和播报方式，比如主持人的调侃，挖掘新闻中的故事化和娱乐化元素，增加音乐特技等非新闻手段的运用等等，应该承认这对于传统新闻放下架子走近百姓是有一定作用的，而过多过滥的运用和对新闻性的漠视使其畸形膨胀发展，尤其《南京零距离》、《1860新闻眼》、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等最初几家民生新闻栏目成功之后，国内逐渐掀起一股同质化风潮，各类民生新闻栏目纷纷上马。这些栏目更多是模仿直观的新闻制作手段和形式，而且不少新闻产品竟然出现了新闻要素不全，新闻报道主观化、庸俗猎奇等严重伤害新闻性的倾向，真正的平民性反而被掩盖了。平民性与新闻性相结合的角色定位没有被坚守使得“民生新闻”“在发展中偏离了轨道；“公共新闻”要健康长久的发展，绝不能重蹈“民生新闻”的覆辙，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公共性与新闻性相结合的角色定位。

话语权中的三权分立

“公共新闻”重构了作为公共成员的政府、媒体、公众的相互关系。在公共领域中，媒体搭建了一个平台，政府、媒体、公众得以相互沟通、理解、合作、制衡，以期公共事务能够得充分的讨论和恰当的解决，构建和谐的公共空间。在此过程中，公共空间里的三个角色：政府、媒体、公众形成了话语权的三权分立。

传统的党政新闻中，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公众被定位于被动接受新闻信息的受众。而在中国，做为媒体所有者的政府也通过媒体间接获得了话语权。媒体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利益和话语一致的状态。媒体致力于告诉受众发生了何事，在新闻报道中大多采取媒体视角，媒体话语。当时媒体说教风盛行，公众在新闻领域中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尽管传统新闻后来也逐渐意识到受众也有发言的欲望，出现某些反馈系统，但受众在新闻产品制作过程中终究缺少足够的发言权，受众与媒体在话语权上处于极其不平衡的位置。

在民生新闻潮中，由于媒体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使一部分人乐观的认为群众话语权得到了回归，但实际上群众话语权在民生新闻的范围中极其有限。它只出现在家长里短的市井生活中，很少涉及公共事务；而且很多时候还被媒

[page_break]体代为行使，只表现为一种媒体想当然的群众话语，而非群众的心声。更严峻的是，这种乐观会让民众自以为真的有了说话的权利，沉迷于媒体设定的充满生活琐事、离奇有趣、充满刺激与娱乐的“拟态环境”中不能自拔，而淡漠了对公共领域内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关注，丧失了对于真正民主权利的追求。那些“民生新闻”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众获得了话语权，而实际上这一席之地的获得更多的是媒体为追逐收视率而采用的手段，与真正的媒体民主和权利平衡相去甚远。这三方权利的失衡，最终导致了媒体环境监测功能的丧失，媒体成了政府的“扬声器”而没有成为民众的“回音壁”，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被阻塞，公共领域内的矛盾无法得到及时完善的解决，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当然，我们不妨把“民生新闻”看作权力分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它毕竟表现出了重视公众参与的倾向。而“公共新闻”则真正意义上开始做重构公共领域内三权分立的沟通合作与制衡模式的尝试。

关于三权之一的媒体权力，哈贝马斯等学者的思想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哈贝马斯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便是“公共领域”⑤。在他看来“公共领域”是大众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大众传媒自身就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而莫利更进一步说到，公共领域的体制，其核心是由报纸及其后来大众传媒放大的交流网组成的⑥。即公共领域中，大众媒体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利用其强大的技术力量将这种政府、媒体、民众的交流变得更加全面、直接而深刻，并将这一交流过程和结果广泛传播以影响到更多的公众。

在中国当下的公共空间中，媒体搭建平台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可行性和必要性。首先当代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无论是技术还是影响力都有了空前的进步，媒体的力量称为公共空间中相对独立的而又十分强大的一种，完全可以承担起公共领域的媒介的使命。另外，政府与公众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相互沟通，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中国目前公共品的短缺代替私人品的短缺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而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很多时候成了作为公共品需求者的民众抱怨的对象，二者如不进行有效的沟通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谐社会也就无从构建。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成为建构交流平台的重要角色，作为组织者的媒体必须具备足够的引导能力，以保证参与式的“公共新闻”不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舆论导向的责任和喉舌功能不应当在公共讨论中销声匿迹。

同时，媒体本身又是参与交流的一方，媒体往往掌握大量信息资料，兼知政府与民众两方面的情况，完全有可以有自己的发言权，而且媒体传统的监督功能是应当继续坚守的。只是应当注意，媒体在发言时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表达上不能采取强制性和结论性的表达方式，以免误导公众，使公众感到这并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性接受的声音，这样极容易回到媒体专权的时代。

政府在“公共新闻”的话语权中亦占据了三极之一。政府不单纯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在公共领域内制定政策，管理公共事务，在“公共新闻”语境下，政府必须在媒体所搭建的这个交流平台上成为领导者与阐释者、观察员、服务员的多重角色。在公共事务中，直面媒体与公众，表明立场与态度，政策制定之前广泛征询意见，共商良策，政策制定后全面阐释，解答疑问，政策执行中严格规范，保证透明度。政府走下神坛，不在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公共角色赋予他的一切权利。虽然我们反对专权，但我们必须承认并拥护政府的领导。尤其是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的重大公共议题，政府能够从宏观的立场上把握全局，其话语权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

公众的话语权是被传统新闻所忽视和被民生新闻所畸形发展的，在“公共新闻”中，我们要为公众话语权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位置。毫无疑问，“公共新闻”是公众参与的，而且公众参与的是整个公共领域而不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休闲型娱乐性领域。在被赋予发言权的同时，公众必须要有能够发言的能力，因为公众发言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公共新闻”产品的质量。所以公众话语权不该被盲目的泛化，有代表性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公众声音才是“公共新闻”所需要的，而在讨论公共事务时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顾群体利益的某些个别声音应当被甄别和区分对待。

公众是需要被尊重，更需要被培养。尊重公众的民主权利就是要给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某个问题中的公众视角和公众声音以平等的存在空间，这是也是社会民主化和媒体民主的必然要求。而培养公众则要注意区分主流与支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应当培养公众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度与参与意识，引导公众从群体的利益出发来看待公共领域中的问题，致力于提高整个共空空间的质量而不是将发言权变成为自己谋私利泻私愤的工具。

此外，公众不仅在“公共新闻”产品生成过程中拥有正当的话语权，而且在之后仍然具有质疑和追问的权利，公共事务不仅被讨论，更要被解决，公众有权利在“公共新闻”被报道后，就公共问题的解决程度和解决中所出现的新问题继续发表意见。也就是说公众的话语权是有始有终，贯穿于公共问题被讨论和解决的始末。

在此需澄清一个关于“三权分立”认识和实践的误区。有人将某些新闻产品中形式上的政府、媒体、民众三方发言视为对三权分立的实践，这种观点只流于现象而没有思考本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和公众是有没有发言，而是政府和公众在媒体这个组织者的组织下做了如何的发言。如果仅仅是在媒体的导演下做了媒体所期待所要求的发言，那政府和民众只是摆设而已，他们的发言只是媒体制作新闻过程中所需要的道具，其行动贯穿的是媒体的意识。如果其发言是站在自身立场认识问题阐述问题，由媒体将其整合于同一新闻作品中，那才能体现作为一极的权利和地位。因此“三权分立”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更是一个理念和意识的问题。

总之，经“公共新闻”重构的媒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再处于强弱对比鲜明的失衡状态，而是力求在相互交流与制约中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在媒介所创建的平台上追求这种三方权利的平衡，为实现公共空间内的和谐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更与我们目前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不谋而合。

结语

“公共新闻”目前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于其公共性与新闻性的探讨，意在为“公共新闻”在媒体和公共领域内的发展探寻更加合理的方向；而对于媒体、政府和公众三方权利在“公共新闻”中的分配关系的研究，则力图使“公共新闻”的公共性与新闻性能够更加积极有效的发挥效应，从理念上而非形式上真正实践“公共新闻”，让“公共新闻”关注公共领域，加强公众参与，实现公共领域内不同角色的沟通理解，解决公共问题，促进民主化进程，这也将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注释：

①、引自林火灿发表的《美国公共新闻论争和我国的媒体实践之四》（紫荆网，2005年10月19日）第四部分《国内公共新闻实践考察》。

②、引自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D25版

③、引自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10版《冰点·观察》。

④、引自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及争议》，《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⑤引自大众文化与传媒》陆扬上海三联书店p89

⑥引自《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莫利伦敦陆特勒基出版社1996p176

参考文献：

1、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及争议》，《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2、刘继忠：《“公共新闻”运作过程中的理论思考》，中华传媒网，2004年12月13日。

公共新闻范文篇4

草根。新闻媒体在传播危机信息时具有的草根性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所谓的草根是大众化的、平民化的，媒体的传播对象不只是政府，更多的是普通受众。一般而言，在传统媒体传播中，危机信息是单向的，是具有“后仰性质”的传播方式。随着新闻媒体发展，其传播方式也逐渐转变为“前倾性质”的传播方式。此外，新闻媒体为广大受众提供了更广阔的信息传播与接收空间，将危机事件透明化。2008年汶川地震，新闻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将灾区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不仅让受众了解到灾区的现状，并且也帮助灾区在短时间内收到全国各地的赈灾款项与赈灾物品。

二、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介入分析

全媒体通过提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各种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需求，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在法制社会中，新闻媒体成了社会政治因素与社会势力的主要表现形式，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成了主要监督工具。新闻媒体介入公共危机管理，在传播信息、传递知识、反映社会舆情的同时，也成了大众交流与讨论的主要平台，对公共危机管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及时反映社会舆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舆论在无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力量，无论是对社会的发展还是政府的管理都产生相应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新闻媒体，并且在制定规章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从新闻媒体报道的角度出发。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面对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利用资源则离不开新闻媒体。新闻媒体能够将局部比较典型的事件及时转移到公共问题中，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反映社会舆论，让政府将比较分散的、潜在的公众意愿上传，从而在短时间内转化成比较明确的政策需求。

2.及时传递危机知识，促进对大众的教育

新闻媒体能够及时传递危机知识，加强教育，开阔视野。根据新闻媒体的三大功能，可以得知新闻媒体具有文化传递的主要功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将危机知识及时传递给大众。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新闻媒体在及时传递危机信息的同时，也在短时间内传递危机知识，部分新闻节目邀请权威专家，为大众解答地震发生的原因，地震发生之后造成的影响，并讲解地震来临时的自我保护方法。因此，新闻媒体具有教育功能，教育形式多样，教育内容丰富，不仅可以提高大众对学习的兴趣，也从根本上增强了大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与理解。

3.新闻媒体介入提升政府形象

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公共危机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在发生危机之后，政府及时对危机处理政策、危机处理策略进行调整。新闻媒体的传播渠道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大众利用新闻媒体能够及时了解政府制定的危机应对策略，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政府。因此，新闻媒体的积极介入能够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了解，提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为公共危机管理奠定物质基础，引导受众积极支持公共危机管理工作。

4.新闻媒体介入成为缓解公共危机的主要手段

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涵盖信息量大，影响范围广，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剖析。从非典时期的全民行动引发的思考，再到总理为民工追工资等等，均体现出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作用。此外，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在经新闻媒体报道之后，能够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促进政府及时解决公共危机事件。因此，从整体角度分析，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不仅是化解危机的实施者，并且也是促进我国传媒发展的主要动力与载体。

三、结语

公共新闻范文篇5

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是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制本预案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县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及时、准确有关信息，主动正确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避免、缩小和消除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为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制定依据

依据《*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发生在我县境内的特别重大、重大、较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公共新闻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新闻工作。

四、基本原则

1、统一协调，突发事件的新闻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县委宣传部负责协调，负责处置事件的责任单位，要积极同县委宣传部沟通，提出新闻意见，按照新闻的分级原则进行。

2、统一，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发言人制度，突发事件新闻由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发言人统一对外进行。

3、正确引导，突发事件新闻要尊重新闻规律和遵守宣传纪律的一致性，坚持有利于全党、全国、全省、全市、全县工作的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有利于时间妥善处理的原则，做到及时主动，准确把握，正确引导舆论，注重社会效果。

五、工作原则

（1）及时主动，准确把握。事件发生后，力争在第一时间准确、权威信息，稳定公众情绪，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公众猜测和新闻媒体的不准确报道，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

（2）加强引导，注重效果。要提高正确引导舆论的意识和工作水平，使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

（3）严格制度，明确职责。完善新闻制度，加强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严格执行新闻发言人工作规程。具有全县影响的特别重大、重大、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工作，由县委、县政府及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工作由负责事件处置的政府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对违反工作纪律，蓄意封锁或随意散布消息，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六、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新闻领导小组

1、新闻领导小组为县政府成立的相关应急指挥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应急指挥机构决定设立，在县委宣传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下设相关工作小组，由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派员组成。领导小组组长由负责应急指挥的县政府领导同志指定。副组长由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以及负责事件处置的县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别确定具体成员。

2、新闻领导小组职责

（1）接受县政府相关应急指挥机构的授权，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启动各工作小组，有关部门迅速派员集中办公，必要时设立新闻中心；

（2）审定新闻方案，决定新闻内容，负责新闻；

（3）管理采访事件的中外记者；

（4）收集、跟踪境内外舆论，及时向应急指挥机关报告并向有关部门或机构通报情况，通过各种方式，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引导舆论；

（5）落实应急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3、相关成员单位职责

（1）负责事件处置或具有应急管理职能的县政府主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有关新闻事项的工作；要主动配合新闻宣传部门的工作，及时提供事件有关信息；拟定新闻内容的初稿，起草向新闻媒体提供的新闻稿；参与新闻并回答记者提问；视情况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2）县委宣传部提出新闻、新闻报道工作意见，组织新闻、新闻报道工作，协调解决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收集、跟踪境内舆论，组织舆论引导。政府办信息科负责互联网的监控、管理及网上舆论引导工作。

（3）县新闻中心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组织开展新闻、报道，及时组织和协调有关方面开展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的工作。负责与市政府新闻办沟通联络，受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的采访及管理工作。

（4）县新闻中心同市外办沟通联络，负责受理外国记者的采访申请及管理工作。

（5）县委统战部台办与市台办沟通联络，负责受理台湾地区记者的采访申请及管理工作。

（二）各工作小组的组成及主要职责

1、新闻组：由负责事件处置的县政府主管部门和新闻部门组成，负责制定新闻方案，拟定新闻内容，组织新闻并回答记者提问。负责事件处置的县政府主管部门为组长单位。

2、信息监控组：由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县公安局组成，负责对境内外媒体有关事件报道的收集、整理。

3、综合协调组：由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县台办和负责事件处置的政府主管部门组成，负责新闻领导小组的运转，情报信息的上报及通报，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及管理等工作。组织对互联网的舆论引导和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县委宣传部为组长单位。

4、新闻中心:必要时临时设立。由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县台办、负责事件处置的政府主管部门组成，负责组织新闻会，为事件现场采访的中外记者提供采访和发稿等服务。

（三）新闻应急响应分级

ⅰ级：由市、县政府分别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指挥处置（包括市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处置）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ⅱ级：由县政府牵头组成指挥部指挥处置、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ⅲ级：由县政府指挥处置、造成局部影响的较大突发公共事件。

ⅳ级：在乡镇发生的，由乡镇政府直接处置，影响较小的突发公事件。

（四）启动

1、发生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重大（ⅲ级）突发公共事件后，根据需要，经县政府领导同志批准，县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同时设立并启动新闻领导小组；县政府授权主管部门处置的突发事件，由县政府应急指挥机构会同新闻宣传部门和政府主管部门，组织新闻工作。

2、新闻领导小组组长向小组成员传达县委、县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指示精神，分析形势及境内外舆情，明确工作要求，启动各工作小组。

3、启动新闻方案审批机制。迅速拟定新闻方案、内容，报县政府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审批；其中特别重大事件（ⅰ级）新闻方案，须按《*县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向市政府应急指挥机构请示，按市要求制定。在组织新闻过程中，如遇到难以把握的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向县政府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请示，并遵照指示迅速组织落实；必要时，向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请示。

4、启动新闻机制。按照批准的新闻方案，有关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及时、有序的新闻。新闻由新闻发言人（通常为负责事件处置的县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通过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报会、新闻公告、网上会、现场新闻会等,应优先安排、接受中央、省和市主要新闻媒体的采访。

5、启动中外记者采访管理机制。由有关工作小组及时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向记者提供事件有关信息。必要时迅速设立临时新闻中心，并提供电话、传真上网以及电视信号传输等服务，为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方便；同时加强对记者采访的组织、现场管理以及引导工作。

6、启动境内外舆情跟踪和通报机制。由有关工作小组收集和整理境内外舆情，汇编舆情简报，上报县委、县政府和应急指挥机构并通报有关部门。

7、启动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机制

（1）、迅速开展有效的网上舆论引导工作，及时报请市政府新闻办，协助封堵和删除网上有害信息。

（2）、由县政府应急指挥机构授权或指定相关新闻媒体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现场文字、图片、音像和影视资料的采写、拍摄工作。事发单位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对中央、省、市级主要媒体的采访、拍摄给予支持。

（3）、新闻宣传部门要及时采写突发公共事件内参报道向县委、县政府报送；同时，经县政府应急指挥机构授权，采取适当形式，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新闻，掌握舆论的主动权。

（五）新闻工作要求

1、及时准确。要建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新闻既要争取时效，又要确保信息准确。情况较为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在事态尚未清楚、但可能引起公共猜测和恐慌时，应在第一时间已认定的简要信息，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再作后续详细。

2、把握适度。新闻既要使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又要讲究策略，认真策划，循序渐进，确保事件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要适时、适度，要有助于公众对事件的正确了解，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与事件的处置，消除和化解公众的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的稳定。

3、突出重点。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争取先入为主的效果，打好主动仗。除及时事件造成的伤亡、损失和影响等信息外，应着重组织报道各级党委、政府妥善处置事故的情况，有关部门已采取的减少损失的应急措施；报道社会公众以健康的心态面对考验、战胜危机的信心，宣传有关方面的科普宣教知识。

4、分类处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危及公共安全并造成广泛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及时组织新闻。涉及重大政治性、群体性事件，危害国家安全、损害我国国际形象的事件，以及其他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一般不作公开报道，可通过内参反映。确需公开报道的，要按照县委、县政府指示精神统一部署，授权新闻单位消息。未经授权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外。

（六）记者采访管理工作

1、要为记者采访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服务和方便，确保记者正当的采访权益。

2、对境外记者经批准采访突发公共事件，既要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又要加强组织管理。

3、必要时，由有关工作小组在事发现场设立临时新闻中心，及时向到事件现场采访的中外记者提供信息，组织新闻。

4、在确保事件处置和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应安排记者到事件现场（或靠近事件现场）采访。经应急指挥机构批准到事件现场采访的记者必须服从现场指挥部门的管理，不得干扰或影响事件的处置工作。县委宣传部要派员到事件现场协调、组织记者的采访活动。

5、主动引导境外舆论。对于境外媒体对我县突发公共事件的有关歪曲性报道和别有用心的人借机进行造谣攻击、诽谤煽动，县委宣传部要及时通过适当方式和途径，做好辟谣和驳斥澄清工作，以正视听。

（七）应急响应

一般性、影响较小（ⅳ级）的突发事件新闻应急响应工作，在县政府有关部门、事件发生地乡镇政府的领导下，参照上述做法执行，并及时向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请示、报告。应充分发挥现场指挥员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中的作用。属于行业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在向同级新闻宣传主管部门通报的同时，一般由共同管理部门（或行业）新闻发言人负责新闻，县委宣传部给予配合、协调和指导。

（八）后期处置

（1）善后工作：应急处置结束后，新闻领导小组可根据需要，保留部分工作人员负责善后工作中的有关新闻事项。

（2）总结评估：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完毕后，县委宣传部、县政办应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对事件发生、应急处置等过程中境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与评估，并上报县政府应急指挥机构。

（3）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应针对事件处置过程中新闻等工作的成功经验及暴露出的问题，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实施细则和工作方案，并向县政府提出修改和完善本预案及相关规定的意见和建议。

（4）对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和新闻报道等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适当形式的表彰；对工作不力、玩忽职守，导致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和舆论引导不力并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并追究领导者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新闻媒体擅自有关突发公共事件事态发展及处置信息或报道虚假情况的，视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涉及本县媒体的，依法对其责任人、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涉及域外媒体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惩处。

（九）、应急保障

1、通信与信息保障

县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通信网络系统，确保应急期间新闻领导小组与应急指挥机构之间、新闻领导小组内部各成员之间以及新闻领导小组与媒体之间的信息畅通。明确参与应急工作的所有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人员的通信方式，并指定联络人。

2、资金、场所、设备及人员保障

根据有关规定，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专项经费解决。负责处置突发事件的政府有关部门及事发地政府要为新闻工作提供必要的场所、设备及相关的工作保障条件。负有处置工作职责的相关部门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有关新闻事项的机构和人员应相对固定。

3、宣传与培训保障

（1）、公共信息交流。公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信息、接警电话和部门（单位），做好相关应急法律法规以及预防、避险、避灾、防病、自救、互救等常识的宣传。

（2）、从业人员培训。县政府新闻主管部门要根据实际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班，并利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的具体案例，对有关领导干部、新闻管理和新闻机构的有关人员进行培训。要将突发公共事件新闻作为各级政府负责处置应急工作人员及县政府相关部门（单位）新闻发言人的必修课进行专门训练。

七、纪律及注意事项

1、县级新闻单位突发事件，要充分尊重各级党委、政府对事件的重视和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反映和行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2、控制突发事件的数量和规模。影响范围不大、后果不严重的突发事件，可不作公开，对境外关注而境内不宜的事件，原则上不。

公共新闻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新闻提升媒介公信力

学术界对公共新闻在国内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阐述，相关成果非常丰富。从公共新闻的产生、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公共新闻的困境到公共新闻中记者的角色；从公共新闻关注的视野，到公共新闻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学者们对公共新闻的演进过程和功能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就公共新闻与媒介关系而言，学者们更多的是从公共新闻的主体性出发，对媒介这个客体提出了一些义务诉求，比如，公共新闻中记者和媒介应该怎么做，担当什么角色，这样的视角对更好地做好公共新闻报道无疑具有推动作用。根据主客体双向理论，主客体的关系是相对的关系，两者地位权重可以适时转化。因此在关注公共新闻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无疑应该同时关注媒介本身在公共新闻运动中的利得，如此更能从理论上为媒介进行公共新闻报道提供理论源动力，促进公共新闻报道持续健康发展。

享有较高的公信力，是媒体最大的利益和永远的追求。那么，公共新闻报道对媒介公信力的提升究竟有什么作用和功能?公共新闻报道对媒介在受众中能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是媒介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需要学术界给予应答，目前看来，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试作简要分析。

一、公共新闻的内涵和运作机制

公共新闻这个概念学界并未形成定论，一般认为，“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的广泛参与，媒体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归纳公共新闻的特点是，主张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强调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可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公共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和传统新闻不同的是，公共新闻不仅仅告诉受众发生的新闻事实是什么，还要告知受众事实发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让受众明白这些事件和他们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们了解这些情况后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可见在公共新闻的运行中，媒介既是发动者也是组织者。发动者的媒介要关注公共生活，引导众关注公共事务，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发掘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对涉及到重大急迫的公共利益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事务要广泛发动公众参与进来，以期引起社会最广泛的关注，同时鼓励大家围绕公共事务建言献策，包括相关利益方，组织各方代表讨论，开展沟通交流活动，争取达成共识，推动公共问题的解决。

从表面上看来，媒体发挥了主导作用，实质上媒体发言权和社会各阶层是平等的，媒体和受众是伙伴关系。媒体在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公共平台身份，充分呈现各方面的意见，以达到信息的充分沟通，提高交流的质量。媒体充分尊重公众，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及时向公众传播完整准确的重要信息，使公众对公共问题有详细了解，以便从容采取应对之策。媒体还要协调各方关系，加强信息流通和各方合作，促进各方交流和理解，使社会公众能坦然面对和解决公共问题。

比如，2001年3月南京紫金山最高峰头陀岭上建的“观景台”，因破坏紫金山景观还没有完全竣工，就遭到了南京市民的强烈反对。以《南京晨报》为代表的媒体对“观景台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从读者反映观景台违规、记者多方求证、市民反响强烈、大学教师状告南京市规划局、全国专家反对建观景台，到最终拆除观景台，媒体进行了长时间有组织有系统的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南京市政府最终决定拆除“观景台”。这则例子反映媒体在公共新闻中如何发挥组织者、协调者和引导者的作用。

二、公共新闻提升媒介公信力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

关于媒介公信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郑保卫、唐远清在《试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中认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

以上学者虽然论述视角不同，但可发现其中的共性。即媒介公信力就是受众信任媒介，媒介在受众中具有比较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从而在受众中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美誉。媒介公信力是受众对媒介信息传播效果积淀的评价，是一种历时性评价和客观评价，是受众对媒介客观价值的评价，媒介必须围绕受众的需求，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切实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媒介公信力呈下降趋势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公共新闻本身针对的是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的下降。中国媒介公信力不容乐观。根据中国IMI消费行为及生活形态调查，近5年来中国公众对于各类媒介的信任度均处于持续的下降趋势中，截至2007年，这一下降趋势仍未出现明显缓和。现今的许多报道是“向钱看”，无论是虚假新闻还是虚假的商业广告，数量上都呈现上升趋势。低俗的文化快餐充斥媒体的版面，商业文化浪潮对主流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无主流、无深度的大众文化泛滥，媒介中的低俗、暴力、色情等负面传播屡见不鲜。媒介对利益的追求致使自身职业道德下滑，让受众对媒介信息越发不信任。

媒介公信力下降影响了传媒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公共新闻为提升媒介公共信力打开了一道窗口。2007年4月14日，在深圳报业集团举办的“党报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教授提出，公共新闻是最值得党报关注的领域。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中华新闻报》社长肖东升、郑州大学教授董广安、吕文凯等提出，党报要关注民生、关注普通读者价值取向的建议，要善于在读者与政府之间寻找结合点。民生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问题，普通读者的价值取向就是公共价值取向，可见，公共新闻是提高党报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实际上，比较媒介公信力和公共新闻的内涵，发现两者具有比较大的同质性，首先都具有公共性。公信力，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可见媒介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和认同，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认同感，是一种公共情绪的集中指向。而公共新闻以报道内容与报道方式的双重“公共性”为特征，“公共”一词，既指报道对象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或问题，又指报道方式为“公众参与式”。0其次，两者都关注公众利益。享有公信力的媒介要尊重和关心受众，关注公众利益，满足受众信息需求和价值需求，如此才能活动获得受众的信任和认可。媒介进行公共新报道，就是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维护公众利益。

三、公共新闻提升媒介公信力的现实表现

媒介公信力和公共新闻两者的质的规定性虽然具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分析公共新闻提升媒介公信力的现实表现，还需要了解社会公众对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标准，以此来评判公共新闻的传播效果。

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标准也众说不一。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对于媒介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认同基础上的评价。喻国明2004年对北京公众的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公众对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指标可以归纳出三项：

l、政府主办的媒介具有较大权威性。也获得较高信任。

2、进行舆论监督及代表民意说话。

3、信息真实。

陈力丹指出：媒介公信力的评判指标是：

1、社会关怀4要素：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上，关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敢于针砭时弊。批评性新闻比例高、批评力度大；关心处于困境的弱势群体；以平等的姿态面对读者观众。

2、新闻专业素质6要素：对新闻事件完整报道；真实报道；新闻报道准确无误；平衡报道争议各方的情况；客观呈现新闻事件原貌；新闻报道及时。

3、媒介操守3要素：不虚假广告；广告比例适当；新闻格调高尚。

比较分析，两者关于媒介公信力大致指向是一致的。只是前者更抽象和具有概括性，后者更加具体和量化，把两者结合起来可分析公共新闻提升媒介公信力的作用。

首先，媒体报道公共新闻，有利于营造民主氛围，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干群关系。体现民意。媒体报道政府与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新闻，显示了政府愿意建立和谐的干群关系，愿意和公众一起参与讨论协商应对公共问题，表明了政府充分重视和尊重民意。

其次，提升媒介公信力有效地方式是将公众利益设置为机构媒介综合价值考察的基本原则。可见，以公众利益为核心，以解决公共问题为目标，能提媒介公信力，体现了媒介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和比较高尚的新闻格调。这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媒介进行公共新闻报道，就是为了解决共问题，实现社会公众利益，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疑受到公众的欢迎。

同时，媒介公共新闻报道，维护公共利益，体现了媒介的品格。

公共新闻范文篇7

一、组织领导。县委宣传部设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任组长，宣传部副部长任副组长，小组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广电局相关人员组成，负责新闻宣传的组织协调。各乡镇（街道）、县直各部门以及重点企业都要抽调素质高、有能力、有水平的精干人员，设立专门机构，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网络评论员队伍，负责新闻宣传、应对媒体以及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宣传工作。

二、工作职责。新闻报道应急协调指挥机构负责制定新闻宣传方案，组织召开新闻通气会、协调会，及时向新闻单位通报工作情况，提出报道要求，根据事件处置进展和境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调整报道内容，协调有关部门为媒体提供时间信息，收集上报舆情，提供决策参考。工作中，一要坚持例会制度，组织召开新闻宣传例会，通报工作进展，汇总报道情况，分析舆情，安排部署宣传报道及舆论引导工作；二要坚持值班制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定专门负责人、联络人及联络方式，确保联络渠道畅通；三要制定应对媒体预案，积极收集各种舆情信息，及时分析研究，采取对策措施，正确引导舆论；四要高度重视网络媒体，由专人负责收集网络舆情，对恶意攻击、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要给予正确引导，必要时封堵和删除信息。

三、新闻。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方式由县委宣传部提出意见，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事件第一时间简要信息，随后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等，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情况滚动。针对涉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各种谣言、传言，迅速公开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

四、工作要求。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全面、客观、准确地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公众正确理解新闻事实；要敢于直面热点、难点问题，对媒体和公众坦诚相待；要提高工作效率，把握新闻时效性。二要严肃新闻纪律，维护新闻的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未经批准授权，不能擅自组织新闻活动。各乡镇（街道）、县直各部门以及重点企业在接待上级媒体记者采访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及时报告县委宣传部，不得擅自接受采访，由县委宣传部负责接待记者，制定统一报道口径。在接待记者工作中，既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工作作风，尊重记者的报道权，又要保持高度警觉性，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有关部门和领导要及时采取措施，争取支持，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五、责任追究。各乡镇（街道）、县直各部门以及重点企业要高度重视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工作，深刻认识做好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对于妥善处置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切实提高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做到及时准确、公开透明、规范管理，依法报道，不断提高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水平。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准确、客观全面权威信息，对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重要信息，严重影响事件处置、损害县委形象的，要依照法律法规、党纪政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各新闻单位要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把握不准的要及时请示，涉及重要、敏感问题的稿件要报送有关部门和单位审定，对违反规定刊播虚假新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公共新闻范文篇8

1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

突发公共事件由于其突发性的特点，往往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如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破坏社会稳定。从根本上说，突发事件具有负面本质，往往对民众情绪、社会安定、环境保护等产生不利影响。而如何把负面的东西引向正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而振奋士气，引领社会前进，这就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随着我国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共舆论平台，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要件之一，它的声音直接影响着公众的价值取向，媒体要把“监视环境、守望社会、引导舆论、传承文化、关爱民生”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在突发事件中，不是站在政治的高度审视问题，而是弱化社会责任，以获利为目的，以哗众取宠为手段，传播虚假信息，不但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而且推波助澜，贻害巨大。因此，媒体要加强自律，强化政治和社会责任，在危机中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桥梁。面对新形势下新闻传媒出现的新动向、新特点，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尤其是党报，应熟练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应对突发公共新闻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发挥各级党报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起到的信息沟通、指导生活等的重要作用。通过党报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与及时性，从而更好地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以正视听，服务社会。

2“党报声音”意义重大

突发事件的最大特点，就是突发性，因此，媒体的政治敏感性及反应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如果权威的信息不及时，谣言便会在信息渠道无法畅通或者是不够畅通的情况下发生。这时候，“党报声音”及时出击，准确地向公众报道事件信息，便会化解谣言、稳定人心。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他以这一年新闻传媒对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为例，详尽地陈述了对突发公共事件实行信息公开的益处。他说：“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及时公布震情和抗震救灾情况，深入宣传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突发事件往往涉及面广，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各界会密切关注突发事件的进展情况以及政府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此时，“党报声音”的舆论监督及导向职能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媒体通过及时、公正、公开地报道各级政府的决策、行动、结果以及对事态发展的预判，能够对政府的处置突发事件行为及时与否、是否卓有成效、政府相关人员工作得力与否、政府相关人员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有无违规违纪行为等进行舆论监督，从而树立一个高效、为民的政府形象，避免群众的误解，获取群众对政府的理解，既有利于进一步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又促进了党群感情，进而促进社会稳定。

3勇于担当“向导”

反应真相和社情民意是媒体的基本职责，而引导、引领社会舆论则是媒体的重大社会职责。作为新闻媒体，应站在政治的高度、民生的高度、社会责任的高度，在及时、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之外，应把握好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促进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并减少突发事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后遗症。在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党报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好舆论导向。首先，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做“透明”报道。过去有一种“担心”，灾难性事件的传播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影响国家和地区的形象。事实上，在以往的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倘若主流媒体置若罔闻，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迟缓，或者隐瞒不报，致使新闻传播出现一个“真空期”，公众得不到权威的、具有公信力的新闻信息，这种情况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或虚假信息的传播，极易引发更大的恐慌。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信息保障，党报要勇于担当，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在第一时间承担起稳定社会秩序、防止社会恐慌的职责，让民众知道实情，让传言、谣言不攻自破。其次，要把握自身角色定位，做好“稳压器”。从某种程度上说，新闻媒体是一种公共资源，应最大限度地为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因此，党报应有一种使命感，其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应体现“稳压器”的作用，即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态势进行说明，及时宣传政府的应急行动，消除民众的恐慌与疑虑。同时要充分考虑报道在社会上可能产生的影响，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角度，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促进民众与政府的健康关系。再次，科学解读事件，做好“变压器”。在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时，科学地解读突发事件产生的根源，有利于人们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事件本身，此时的新闻媒体，是“变压器”。笔者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除了向受众及时准确地传递事件的最新进展外，也有责任通过媒体的引导，起到宣传教育、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公共新闻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决策协商民主公共参与网络媒介素养公共新闻

Abstract:Anetworkofpublicengagementshouldbeestablishedundertheguidanceof“DeliberativeDemocracy”ifwearetoinstitutionalizetheinfluenceonpublicpolicy-makingbypublicopinions.TheeffectivefoundationandfunctionofpublicengagementrequirestheeffortsfromthePressinthefollowingtwoaspects:topromotepublicengagementconsciousnessandcapabilitythroughvigorouseducationofmedialiteracyandtocreatepublicengagementopportunitiesthroughpositivemovementofpublicjournalism.

Keywords:PublicPolicy-Making,DeliberativeDemocracy,CivicEngagement,MediaLiteracy,PublicJournalism

在民意型决策体制中，公众意愿及其变化成为政策与决策演化的依据。从短期来看，这一决策体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把握动态变化的民意，成本相对更高；但长远而言，它可以降低失误型决策的机率，同时在出现合理失误的情况下，可以拥有公众分担责任与后果的社会心理机制。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民意诉求开始影响政府决策，譬如“网民推动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修改”。从2003年起，由“肝胆相照”论坛发起的“对全国公务员录用中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规定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2004年8月1日至8月31日，人事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就《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民对此予以了积极回应，仅指定邮箱就收到反馈电子邮件5300多封；2005年1月20日，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正式公布了政府部门录用公务员的全国统一体检标准，首次明确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担任公务员。不过无庸讳言，目前民意影响决策尚未形成制度。若要使“民意型”决策方式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笔者认为：公共决策应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去构建公民参与网络；有效构建公民参与网络需要多方合力，其中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

一、“协商民主”的概念及其相关意义

1、“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又译“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1987年和1989年，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相继发表文章《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与合法性》，真正赋予协商民主以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主编《协商民主》一书，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在书中他们都将自己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作为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理论的反思或一种可能性的替代，“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亦有学者开始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审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

何谓“协商民主”？政治学家从作为决策形式、作为治理形式、作为社团或政府形式三个角度分别对其进行解释；还认为其具有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理性等特征[1]。因此，概括而言，“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

强调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与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不同，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则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作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2]。它主张：民主的核心应是偏好的转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偏好聚合，主张公共政策必须经由公共协商的过程，通过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的讨论、对话和争辩而后作出决定。不过，协商民主吸收了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的长处，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

协商的参与者可划分为以下类型——作为公共权威机构的政府、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个体、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族群、治理过程中的机构或团体参与者。他们参与协商过程，并对达成共识、形成具有合法性的决策承担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并不要求全体公民在相同或所有理由上保持共识以实现“全体一致”，而是认同詹姆斯·博曼提出的“多元一致”概念。这一概念“只要求公共协商中的连续合作，即使存在持续的意见分歧”[3]。

总之，作为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则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

2、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的意义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一文中曾论述：“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4]。考察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将协商民主理论引入当前的公共决策非常必要。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话语机制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在社会话语系统中，政治精英占据着制高点；知识精英的话语空间日趋扩张；经济精英用财富支撑其话语霸权；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则往往处于文本的重视与实际的边缘化之间的尴尬境地。作为整合各种话语力量、平衡各阶层利益需求的公共政策，也相应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和失灵。

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至少具有以下积极意义：（1）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政府可以最大限度捕捉到决策所需要的信息。（2）协商民主有利于打破公共决策的封闭神秘色彩,满足公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增强决策过程透明度和公开化。（3）协商民主是弥补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有效方式（4）协商民主是有效整合政治精英论证、知识精英论证和利益团体政策论证的制度平台。（5）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决策以合法性，从而有助于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此外，将“协商民主”引入公共决策还有利于培育公民精神。其一，协商民主有利于培养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性格。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等。其二，协商民主能够形成集体责任感。通过公开检视个人决策的结果和假设，协商民主将使人们清楚认识：政治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其福祉有赖于其承担属于自身的那份集体责任的意愿。其三，协商民主有利于构建参与持续性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信任的基础。因为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不同群体之间才能够加深沟通，从而维持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

二、构建公民参与网络与“协商民主”

1、“公民参与网络”的内涵

“公民参与网络”（CivicEngagement）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随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民主治理和公共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公民参与网络”的概念。

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其中，“网络”更是他极为强调的概念，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并将其视为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他指出：由于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5]；因此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

在对意大利地方政治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帕特南发现：意大利北部地区具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它们充满活力；而南部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最终导致了南部和北部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由此，他将公民参与网络分为两类——横向的平等关系网络和垂直的等级关系网络。他还指出：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其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为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此外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太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也不大可能被接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解决参与者集体行动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6]。

2、实现协商民主有赖于构建公民参与网络

现代公共政策理论都注重强调公民参与。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只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地方层次的决策，才能实现对日常生活过程的真正控制。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诸如工作地点这类地区中广泛的政策参与的机会，会极大地改变国家政治的背景。个人将有多种机会学习资源生产和控制中的重要事务。这样，他们就能较好地判断国家政治问题，评判政治代表的表现，并在有机会的时候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公私之间的联系由此将得到较好的理解”[7]。美国学者彼得斯在讨论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时，则概括出公共参与具有4个方面的作用：促进信息开放和交流；增强公民独立决策和影响政府决策方向的能力；加强在表达利益要求中的协商、对话式民主机制；促使公民投入公共服务提供[8]。上文在阐述“协商民主”概念时也曾强调：强调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由此，笔者认为：在公共决策中实现协商民主有赖于构建密集的、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

其一，这有利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建立开放结构。政府能否制定高品质的公共决策，取决于是否拥有充分的信息资源；而不同阶层的公民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政策制定，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诸如对公共问题的理解、公共问题解决的建议以及公民自身的偏好等；从而增进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开、透明与回应性。其二，这有利于推动治理型政策网络的形成。治理型政策网络授能给民间社会，允许第三部门、私人企业组织一起与公共部门机构合作完成一个政策议题。而公民参与网络的特点在于网络中公共的、私人的以及自愿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灵活、模糊，相互交换资源以及协商共同目的的需要导致了“网络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在公民参与网络广泛而密集的地方，政策过程的模式会由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行模式转变为各方面共同参与的权力多向度运行的协调互动合作体系，由此推动治理型政策网络的形成，建立能够实现政策过程中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我国当前一些公共政策在制定中开始注重公民参与，如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在3月20日—3月27日和3月27日—4月6日两个阶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先后收到公民建议4769条和32791件。这些建议都被整理，其中部分建议还全文公布在中国人大新闻网上。公民的广泛参与让人欣喜，不过其中立法者急于否定不同意见的态度却值得商榷。如有报道称，因为外商强硬拒绝该草案，认为该法实施后会影响经济发展；对此，《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就表示这是外企为了争取利益而通过夸大其词来耸人听闻。协商过程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环境，对外商积极主张自身利益的观点不应只进行简单的妖魔化。惟有通过理性的交流探讨而非空洞的道德谴责，才能促使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合法性和集体约束力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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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仅仅只是构建横向的、密集的公民参与网络，还不足以支持在公共决策中实现协商民主。若将“协商民主”真正引入公共决策之中，公共参与过程中还应遵循以下原则：（1）鼓励以多元沟通形式确保每个人的真实声音能够呈现；（2）使倾听与发言受到同等的重视；（3）使个人经验与公共议题产生连接关系；（4）使彼此之间信任并建立伙伴关系；（5）使参与者针对议题本质所存在的观点重新建构整理；（6）鼓励进行分析与理性论证；(7)协助人们发展公共的判断及产生行动的共同基础；(8)引导人们将自己视为行动者并真实参与；(9)使参与过程与政府政策制定治理之间产生连接关系；(10)创造持续进行的过程而非孤立的事件[9]。

三、新闻媒体应如何构建公民参与网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社会转型问题时普遍运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概念。对此，陈卫星教授指出：真正的公共领域要求检验个人是否为政治群体的充分成员，是否行使公民责任和义务，也要求相应的政治制度方面的资源支持。因为“公民不仅仅是一个身份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即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否则，公民身份并不能保证积极自由的政治参与”[10]。由此，笔者认为：公共决策中构造公民参与网络的关键在于：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因此，新闻媒体应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

1、大力实施媒介素养教育

我国缺乏公民文化的历史传统；西方式公民文化又难以传播；双重因素导致国人的“公民意识”普遍缺失。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去积极追求表达“异见”的权利；习惯于消极服从，而不是积极参与。表现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即是心理指向的侧重点都是“输出”而不是“输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国人的参与意识已明显增强，在公共决策中表现出强烈的输入愿望，这在“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订”、“个税起征点的上调”等事件中都有鲜明体现；但无庸讳言的是，参与意识的强度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

如何才能增强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关键在于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何谓“人的现代化”？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著名学者英格尔斯曾为“现代人”总结出12条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概括为4个主要项目，即：现代人是一个见闻广博的、积极参与的公民；现代人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现代人能独立于传统权威，有高度的自主性；现代人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中外已有不少研究显示：新闻媒体是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特别指出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活力、社团和地方报纸之间的关系。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注意到：即使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凡处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下的人现代化程度比不处于其下的人高。英格尔斯则认为：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与个人现代性之间有一种相当规则而且很强的关系，并且明确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11]。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浙江进行了受众的媒介接触与其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所得结论之一就是：若受众接触媒介频度较高，时间较长，并偏好新闻性内容，则传统观念较少，现代观念较多[12]。如果只有输入的愿望，而无输入的知识和能力，那么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只是镜花水月。因而在培养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基础之上，更应培养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对此，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展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美国学者瑞妮·霍布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1）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2）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地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13]。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力、质疑力和判断力，还包括公众有效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因此，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应培养公众以下方面的能力：理解如何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

2、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

美国学者A.维尔达夫斯基在提出“政治偏爱”和“制度偏爱”研究命题的基础上，指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四种取向：忠诚—驯服、忠诚—参与、疏远—参与和疏远—驯服。其中，“忠诚”和“疏远”涉及个人对待政治系统的态度；“驯服”和“参与”是个人对待参与政治系统的态度。笔者以为：在以崇圣意识和臣民心理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下，忠诚—驯服和疏远—驯服是国人政治心理的两种基本取向。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培养更多具有忠诚—参与取向的公民。此类公民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而且还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出结构过程；因此，必须给予公民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新闻媒体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非常必要。学者赵月枝在《维系民主》一书中就指出：“公共新闻与其说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它提醒我们“新闻业能潜在地帮助培养民主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构成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14]。

“公共新闻”(public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journalism）是一个于1990年前后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实践层面，它倡导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客体，主张记者到社会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进行民意测验、建构公共论坛，力图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年来，由于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公共新闻”开始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公众在网络论坛上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

新闻媒体如何开展“公共新闻运动”？美国《威奇塔雄鹰报》的经验可资借鉴[15]。1992年，这家报纸联合当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视台一起组织了主题为“人民的方案(PeopleProject)”、副题为“我们自己解决问题(SolvingItOurselves)”的活动。该活动共持续10周，先是由媒体对威奇塔地区的居民进行采访，一共做了193次各为时两小时的采访，调查居民对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对政府管理的认识。根据调查结果，报纸连续出版专刊发表了有关犯罪、公寓式学校、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压力等社区问题的报道；刊登服务性特写和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每期专刊都以深度报道形式分析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鼓励读者从多角度进行思考；读者以来访、来信、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出谋划策。报纸还为此专辟一个名为“起点(PlacestoStart)”的栏目，并在其中刊登对所讨论的问题的解决直接负有责任的机构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电视和广播与报纸同时进行这些报道,为公共参与讨论提供了空中论坛。此外，《维吉利亚导报》总结出的该报做“公共新闻”的4点经验中，“普通公众对事件的认识与专家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同样有价值的，应该同等看待”亦值得我们注意。这样不仅有助于培养普通公众的思考能力，提升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同时亦可让媒体自身受到更多关注。

当然，开展“公共新闻”活动的运作成本不低。首先就需要大量的公共舆论研究；其次需要拓展报道的深度，对事件的报道不能只停留于其表象，而应深入分析其内在因素以及形成原因。如何降低所需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社会调查成本呢？首先，新闻媒体应该整合力量，积极、充分地利用“外脑”及“外力”。如2004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改版后推出“舆情”版（现名“青年调查”），运用报道的形式来反映调查数据，同时辅之以对相关访谈，访谈中注意平衡专业判断和公众常情。该版运用的数据来源渠道非常广泛，除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调查外，还有来自权威学术研究机构、大型门户网站、独立调查公司、国内各大高校、政府机关的职能部门、部分社会组织、专业期刊等进行的调查以及联合实施的调查。其次，鉴于“公共新闻”向“参与式新闻”发展的新动向[16]，传统媒体和网络论坛应该有效结合起来，因为传统媒体的“实”和网络论坛的“虚”决定了它们很难单独建立各自的公共领域模式，两者之间应该建立良性的互动、协商机制。

[注释]

[1]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P54-P56页

[2]参见[澳]John.S.Dryzek：《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P32页

[3]陈家刚选编：《协商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P299页

[4]参见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2005-09-28

[5][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203-P204页

[6]同[5]，P205-P206页

[7][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339页

[8][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80-P83页

[9]同[3]，P107-P117页

[10]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437页

[11][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220页

[12]转引自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3页

[13]转引自陈龙：《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P29页

[14]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P166页、P188页

公共新闻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共性

一、前言

哈贝马斯无疑是“公共领域”这一理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所谓的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公众在这一领域就公共议题自由讨论，反对公共权力。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概念化的论述后，公共领域从此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工具。20世纪末，“公共领域”开始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视野，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传播学界也注意到这一重要学术概念，邵培仁等人直言这一公共舆论范式让诸多分析如获理论至宝。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显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性，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公共领域”能否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在中国这样的异质文化语境中有效运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质疑，因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我国，国家与社会是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因此“公共领域”在这样的国家—社会高度重合的中国饱受争议，将这样的西方概念直接套用与照搬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此后这一概念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演化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本为主要探讨这一理论如何启发中国学者去运用这一理论资源。

二、公共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

公共领域这一理论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各个领域都有应用。从新闻传播学这一视域去看待这一概念，因为其并非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更多是一个理论工具，因此其研究比较分散。本研究通过选取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站，选取其中CSSCI中“新闻与传媒”中以“公共领域”为主题的学术期刊，去除重复及不相关论文，共得到525篇学术论文，通过分类和整理，得到以下六类公共领域的研究。（一）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与批判。此类研究包含对“公民社会”“工具理性”“资产者”等概念的讨论，最早出现的年份都是2000年以前，正是哈贝马斯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刚刚进入学者们视野，在此期间，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饱受争议的。他设想的公共领域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前提，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市民社会，也是一个高度精英化的公共空间。这样理想化的公共空间从一提出就已经不乏争议，将它在中国具体环境的运用更是让中国学者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现代国家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是与社会对立开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之前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紧密联系，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在现代国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呢？他本人也在第二版序言中提醒人们注意在理解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时，需要根据国家与社会这两个体系的实际功能来考察社会的理论视角。而国内学者恰恰是从变动的观点中去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才让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充满无限的想象力，使其在中国语境下去谈论公共领域的存在于建构的路径具有了可行性，让这一概念为传媒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视阈和批判维度，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概念引入之初会出现类似的学术探讨。（二）传媒的公共性以及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此类研究包含对私人领域和传媒公共性的讨论。公共性是公共领域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但他这一说法也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批判，认为哈贝马斯过分低估了媒介的抵抗能力与大众的批判能力。我国学者认为公共性包含着“应然”和“实然”双重含义，理念层面的公共性代表传媒实践的“应然”规范，是公开性、批判性和公益性的统一，而体制与实践共同构成传媒公共性的“实然”存在。二者的冲突也就是国内媒介欲建构传媒公共性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国内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多是探讨中国的不同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建构、实现路径以及矫正问题，这里的具体媒介既包括传统媒体中电视报纸的公共性的构建与反思，也包括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此外，“公共性”这一概念也有另外的语境，在公共领域讨论的议题本身应该是面向大众的，然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粉丝文化的兴起，众多私人议题入侵公共议题，导致公共领域的空间被挤占，于是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成为此类研究的热点。（三）网络舆论的产生、表达与规制问题。舆论是公共领域的重要概念，公共领域是一个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在这里舆论能够经过讨论自发形成。在中国环境下，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舆论平台得以极大地扩展，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似乎正在经历着第三次结构转型。相对传统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虚拟公共领域更容易成为自由交往的空间，由于其参与主体的多样、传播的迅速、覆盖公共事件广泛等等因素，都导致了舆论的产生与表达形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公共领域。因此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舆论产生与表达是公共领域的必要课题。同时，这种全民参与的公共表达途径颠覆了传统的政府监管的制度安排，规制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舆论问题对维持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关键性作用。（四）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对公共领域的考察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大众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类公共领域寻求与公权力机构对话的能力，互联网时代的民主受到文化、制度、市场、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但网络也因其自身信息传递的即时性、公开性、多元性和公共性使网络民主具备了发展的基础和可能性，国内研究着眼于对这种民主可能性的考察与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给公众提供了民主的土壤，而民主往往又与意识形态关联紧密，如何在意识形态内实现最大的民主，又如何去有效规避和监管各公共领域存在的风险成为中国国情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具体到微观层面的研究就是考察微博、微信等领域的政治、政策传播的策略与手段问题。（五）各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治理问题。在此类探讨中，我国学者一直尝试着去建立一个能够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在这一理论的早期探索中，甚至可以将手机短信作为公共领域建构的一种有益尝试。总的来说，国内学者们尝试着将这一理论与传统大众媒体联系在一起，例如将各类民生新闻（《1860新闻眼》）、电视综艺节目（《金牌调解》）、访谈节目（《一虎一席谈》）等联系在一起。在互联网兴起后，又将公共领域与新兴的互联网平台联系在一起，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全面普及的微信，学者们衡量着虚拟公共领域实现的可能性。当在互联网平台发展到某种程度上，这些公共领域的失范行为开始被学者关注，又不得不考虑这其中的治理问题，包括其中的隐私问题、话语权力问题、舆情失范以及知识鸿沟等问题，如何治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六）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这一类别的研究是国内学者对于公共领域这一理论资源认识较为成熟后，才基于此进行大量的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此类研究多是对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的具体分析。例如南昌“象湖事件”、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方舟子韩寒之争”“华南虎事件”等。此类研究多从具体的公共事件聚焦特定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探究应对此类公共事件的抗争策略。

三、总结与讨论

从近20年间公共领域的研究来看，这一理论已经在新闻传播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包括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与批判、对传媒公共性以及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的考察、网络舆论中的公共领域考察、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中的公共领域、各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治理问题以及一些网络个案研究的问题。能够看出，我们在讨论公共领域这一理论工具时，更多的从工具理性范式上去探讨其发生与发展。哈贝马斯早期的公共领域概念是理想型的西方概念，这一理性范式直接移植是有待商榷的，因此部分学者开始质疑单一范式在国内研究的弊处。袁光峰通过对“理性一情感”二元划分的逻辑反思，勾勒和检讨反思公共领域理性主义范式的不同路径，试图在新的“情感一理性”关系的基础上，将“情感”纳入到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来，由此扩大我们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和想象。就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来说，情感和文化因素是公共领域建构的应有之意，但却一直被忽略了。不同范式的引入必将丰富这一理论的内涵，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探讨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视域的公共领域理论概念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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