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范文10篇

公共产品范文篇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因此，综上

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四、几点说明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1.混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界限。在以萨缀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当某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的，这一观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显然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但是，当上述结论被不恰当地转换为“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其财政政策就会是紧缩的”，就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在利益刚性的制约下，即使在通胀期间，财政支出也有可能不仅难于下降，反而还发生实际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在分析中发生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者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判断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不能简单地用规范分析来予以解释，否则研判的逻辑就变成了“应该是怎样，就会是怎样”，而这一逻辑显然不会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证券市场的研究中，“有效市场”概念属于一规范分析之范畴，用于说明证券市场之最佳状态，毫无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

公共产品范文篇2

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中以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最为代表性，即“公共产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按照萨缪尔森的阐述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公共产品在技术上不易排除众多的受益人;(2)公共产品还具有不可拒绝性;(3)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但是排他的成本极高。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或许多人可以同时消费同一种物品。1965年，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在其著名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因素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而现实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称为混合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根据上述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可以判定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属于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共同平等地乘坐公交系统，其消费行为具有大众性、共同消费的特点，任何人对公共交通的使用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公交产品的消费，即其具有非排他性;另一方面，城市公交有运营成本，每一位想要获得城市公交使用价值的人必须付费，而当公交车出现满载，就会存在边际拥挤成本，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

二、公交车不可忽视的安全问题

公共产品的安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石。但近年来，全国频发公交车安全事故。公共交通本身及由其带来的危害，一方面是由人的麻痹大意和对其危害程度认识不够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人对此项技术的认识不足、掌握不全面和此技术的不成熟所造成的。人对现代技术的过分依赖和崇拜，不计后果地完全享受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的舒适、便捷，而忽视了这种由人的知识堆积出来的技术成果也因为人类知识的不完善存在着某种缺陷。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基于这种局限性，人们便会不恰当地使用这些技术成果。公交车况的不安全缺陷主要包括刹车失灵，轮胎爆裂，方向盘转动不灵等。刹车盘铸件属薄壁小件，技术要求高，而国内生产出口刹车盘的企业，大多采用手工造型，冲天炉熔炼铁液，成分变化较大，给生产技术管理和铸件质量控制带来一定难度，此外，刹车盘铸件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气孔、缩松、金相组织不达标等缺陷。汽车轮胎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车辆的行驶安全和运营效率，但轮胎的保养和翻修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

三、消除公交车安全隐患的措施

首先，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人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离开技术，人不可能脱离技术而生存。技术的本质与最终归宿是为人服务的。但人类又不能局限于技术或受制于技术，而是应该超越技术本身，追寻人性，追寻人的生存价值。“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政府要继续加强对城市公交行业的监管工作，督促各级公交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城市公交安全评价制度，制定安全评价标准，并将有关措施落到实处，从管理体系上强化行业主管与公交企业作为安全生产两个主体责任。使企业通过科学规划和建设，提高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优化运营结构，形成干支协调、结构合理、高效快捷并与城市规模、人口及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交通体系。

公共产品范文篇3

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分析

1、“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我国实行“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提取农业剩余，使得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与此同时，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政策，通过直接税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将大量的农业剩余无偿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在城市居民生存环境显著改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业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农业、农村、农民则因“失血”过多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能力，农村水、电、路、通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生产供给，也因资金短缺，而与城市逐渐拉大了距离。同时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管理体制下，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长期实行“一品两制”的城乡分离体制，城市地区的公共品供给主要由政府财政提供，而农村地区除少数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外，大多数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城市。长此以往，城乡不一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使得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问题日趋突出，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也因此而愈演愈烈。

2、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非均衡分配，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财力分配的失衡。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2%下降到2004年45.1%；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1.8%上升到2004年的54.9%。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地方政府财权过小，导致乡(镇)一级政府财力匮乏，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伴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乡(镇)、村两级组织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被堵死，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乡(镇)、村两级组织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未能很好地解决财政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致使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间进行权衡时，往往考虑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基于效率之上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自然对农业、农村、农民不利。

3、“自上而下”的非均衡供给决策机制，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资源配置失衡。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异反映出公共决策机制的不合理而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因此，对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个社会阶层和那个社会群体多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多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选择和“官员”的偏好，并由政府官员决定供给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而上级政府官员却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更上级的机构任命，所以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公共品决策体系之外，只能被动地接受决策机构作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偏好选择。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主要是根据政绩和利益的需要，利用掌握公共资源的权力做出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因此，在现实中，他们往往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硬性”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而对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科技推广、信息提供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致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总量严重不足的同时，又存在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负担问题、看病就医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机制性的保障。

二、消除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政策选择

1、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建立健全向农村适度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农村的落后、农民的弱势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但长期以来，与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相伴生的财政政策和运行机制，使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从而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这种状况不改变，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因此，应按照城乡统筹、区域均衡的要求，建立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公共财政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农村公共品供给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体系，确保国家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通过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对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的投入。彻底改革城乡差异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的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人口相匹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措施，也是政府从源头上遏制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制度保障。因此，要把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实施宏观调控和投资的重点，通过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在维持基层机关基本运转的前提下，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和不同级次，把财政支农资金重点投向农村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如对农业生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起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农业科技、人畜饮水、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真正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以农民为主变成以国家财政为主，让农民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用公共物品方面的国民待遇，优先从与农民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必备生活条件上(如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道路水电等方面)模糊城乡界限。

2、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出的责任和范围，特别是县、乡、村三级财权与事权要统一。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首先要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影响范围，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明确界定公共产品层级和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凡属于计划生育、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义务教育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极强、接近于纯公共品的“准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在制度安排上，事权可以下放到县级政府，但财权必须由具有更高财政能力的上级政府统筹解决，以防止上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甩包袱”行为。而对于“准公共品”，如农村道路建设、医疗卫生以及自来水供应等，中央、省级政府要对贫困地区的供给负起责任。政府必须利用公共资源，保证不同地区、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公平性，特别是对农民的公平性，因为中国总人口的近70%是农民，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各级政府对其区域范围内的居民有保证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其次，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在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根据各级政府财力，建立以“因素法”为基础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各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上的均等化，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得以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公共产品范文篇4

1，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即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或其家庭消费的私人产品而言，由农村社区集体共享其效用的产品，和一般公共产品一样也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村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公共产品供给的私人动力不足问题。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非竞争性、收益非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随着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亦日益增加，加快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效率成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正确选择。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要求比较复杂。因此，以某一个制度或某一种方式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别是非纯粹公共产品供给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的公共产品，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受益的直接性，即“给谁办事由谁出钱”。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一般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解决，而农村公共产品很多仍由农民自掏腰包以各种费的形式解决，这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很大程度的直接受益性。二是受益的范围性，即“谁不出钱就不给谁办事”。村作为一级自治组织是没有稳定财力支撑的管理机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表现出“村民自治”与“一事一议”等特点，谁能拿出钱就给谁办事，拿不出钱就不给办事，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被限定在具体的空间之内。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

(1)供给主体单一。受政府政策、产权界定和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参与主体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

(2)供给主体错位。一是上级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上的缺位。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县及乡镇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资，但实际上这些供给责任多都推给了县和乡镇政府以及村委会。二是乡镇政府在供给过程中的错位。由于上级政府的缺位，乡镇政府承担着与财力极不相称的职能，支出负担沉重，所掌控的公共财力勉强维持自身行政运转，生产性公共支出难以保证。三是村民自治组织在供给过程中的困境。乡镇政府经常利用政治权威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推卸给严重缺乏或根本没有公共财政保障的村委会。

(3)权责不对称。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同时，并没有相应赋予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足够的预算资金。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乡镇区域内的公共需求由县、乡镇政府提供满足，而县、乡镇政府的财源多来自本地经济，在以农牧业为主的乡镇，产业的财政支持力极弱，财政增长极小。且零星分散难以征收。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使得地方政府凭借本级财政收入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1)供给总量不足。中央的财政支出规模尚不能完全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虽然国家用于农村公共支出的财政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但较之于基数庞大的农民群体，人均比率还是低得可怜。

(2)供给局部过度。在我国占人口60％的农民占有20％的公共产品资源这种窘境中，部分农村气派的政府办公楼与破旧的学校、寒酸的卫生院形成鲜明对照。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区域间不均衡。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特别是在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依靠地方财力支撑的情况下，这种区域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尤为严重。并有一个值得我们更加重视的规律，公共产品建设上的地区差距要比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更大，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置效率低下。对于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群众办多少好事”的考核机制需要，在供给行为选择上，往往用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模糊概括去抑制农民的不同公益诉求，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全面提高需求主体的福利水平。

(2)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管理效率低下。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农体系使得支农资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个中央和地方部门支配，资金使用分散，交叉和重复等现象严重。对一些制度外财政收支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还存在挤占挪用现象。资金到位率低。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用于涉农部门臃肿的机构和人员开支，造成极大浪费。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解困途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解困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革新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从根源上分析，农村乡镇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归根结底在于分权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当然总根源还是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由于经济上的分权，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机制。政府间竞争要求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但在集权政体中，地方可运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只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及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来提高竞争力，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制度外收入。这就加重了当地居民的负担，引发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缓解和消除分权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乡镇和村民自治组织应该逐渐成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体，这需要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大力反哺。而只有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事权范围，逐步改变和调整中央和地方县、乡镇、村财政的税收和支出结构，特别是通过深化地方财政对乡镇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地方财政的作用，才能理顺农民的各种付出与各种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关系与比例，保证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正常运行，建立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

开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途径：最优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构成，不是单纯的政府支出，或者完全由个人消费者承担。只有把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公共需求层次，加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替代性，建立不同层次和程度的竞争机制，才能通过农村居民的消费选择，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微观效率。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对纯粹公共产品，由于市场调节机制完全失效，必须由政府公共财政完全承担供给责任，而对众多的拥挤型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应更多地放开交给企业和其他私人组织或社团去按市场法则调节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尚未形成一个有效保证合理满足的机制，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入探索，在不断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实践中，优化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公共产品范文篇5

1．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为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收入奠定物质基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农村公共产品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如发达的水利设施可以提高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的信息化产品和服务使农民学到知识技能，掌握技术信息，降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从而提高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减轻受纯粹市场力量而引起的波动性，增强自身获得收入的能力。

2．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内的农村私人活动的总成本)，提高农村私人生产活动的效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

3．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增收的能力。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多项内容，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农村教育。根据教育投资理论，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相关关系，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据美国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农民在校学习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个百分点～2叶、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

4．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农业产业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又必须以现代科技为基础，要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生产者的收入水平。

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严重不足。(1)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良种的培育、市场供求信息、道路、电信电网等等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乏，大大限制了现代农业的发展。(2)农村教育供给不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的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但由于政府行为的缺位，这些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而且质量低下行为。这就造成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据调查，在中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例占80％以上。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全部不足，对农民生产生活没有帮助的，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地方政府在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上表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特别是对于一些能为政府增加福利的准公共产品，即便是在农民没有需求，或是这些公共产品超出了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在积极供给。这样不仅形成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过剩或暂时过剩，也增加了农民负担。另外，为了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必然需要相应的公共组织机构的供给，从而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员繁多，人浮于事，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去维系机构的运转。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的形成机理

造成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数量和结构双失衡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统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政府开始下放事权。但是，在实践中，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权下放得过低，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交由乡镇政府承担和负责。而地方政府在现行分税制下掌握的财权却十分有限，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权。事权过于下放到地方，而无相应的财权作支撑，加上转移支付制度的滞后，使乡镇财政在提供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时捉襟见肘，造成地方巨额财政负债。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自上而下”性。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便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是，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推动的。由于组织化程度过低，农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难以参与国家公共决策，无法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致使被排除在公共项目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而负责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基层政府与部门又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并且基层政府的目标主要是追求公共机构(或部门)、领导者的效用最大化，甚至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政绩”的倾向，对于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却缺乏实施的力度。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失衡。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首先，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农民由于被排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管理体制之外，无法形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其次，无论是国家的预算内支农资金，还是地方政府制度内公共支出资金，由于没有较好地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挪用现象时常发生，造成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第三，预算外资金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政事分开，不同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范围，财政分散且自收自支自管，给审计和监督工作带来困难。监督不足的结果是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

4．城乡割离、城市偏好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建国以来，中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农补工，政府用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建设，这种非均衡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后，国家对此虽然有所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国家财政的支农支出来看，虽然绝对数字连年增加，但从相对量来看，比重却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还在一直实行对农村带有歧视性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有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实施；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不足部分要由农村基层和农民来分摊，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来解决。

四、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1．切实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调整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将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列入公共财政范围，提高财政支农比例，将农村公共性基础建设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逐步建立起支持“三农”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逐步将以改善农民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重点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其次，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改变目前政府教育投入的结构，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人比例，尤其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真正把九年制义务教育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应统筹兼顾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使农民不会因贫困而在后续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要实现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应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工，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和范围。责任的划分应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为标准：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并做好地区间的协调工作；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定政府间关系法，把各级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上应负的责任用法律的手段固定下来。

3．构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露机制。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防止无效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和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使多数农民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移。其次，应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培育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决策活动和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公共分配和集体经济组织收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第三，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有能力和有渠道表达自身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且使政府能收到完整和真实的信息。

4．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随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紧紧依靠单一的政府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探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首先，对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国家应本着公平的原则，按贫困程度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农村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央政府应无偿足额提供。其次，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凡是一切能够切实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增加的组织和个人，只要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可以充分发挥其他供给主体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有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5．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实现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根本转变。首先，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其次，进行干部评议制度的改革。考核干部应通过居民对其政绩的认可程度来决定干部的升迁，这样才能彻底避免领导干部侵害居民利益的寻租行为和腐败堕落。第三，要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通过选举约束，使他们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把自己的政绩做给本地选民看，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公共产品范文篇6

关键词：城乡一体，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政策调整

公共产品是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的各类经济物品或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竞争机制占据主导位置，以至于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无法有效地由私人提供，为消除市场失灵，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带性差异，“城乡分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的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失衡。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一手“包办”，而农村公共产品则由农民自己“埋单”，结果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化程度加深，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仅受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制约。如果现行的城乡公共品供给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不调整，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不能从制度层面得到遏制，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区域均衡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以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政策，是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将传统农业社会改造成繁荣文明新社区的战略举措。

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分析

1、“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我国实行“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提取农业剩余，使得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与此同时，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政策，通过直接税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将大量的农业剩余无偿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在城市居民生存环境显著改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业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农业、农村、农民则因“失血”过多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能力，农村水、电、路、通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生产供给，也因资金短缺，而与城市逐渐拉大了距离。同时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管理体制下，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长期实行“一品两制”的城乡分离体制，城市地区的公共品供给主要由政府财政提供，而农村地区除少数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政府能够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外，大多数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落后于城市。长此以往，城乡不一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使得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问题日趋突出，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也因此而愈演愈烈。

2、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非均衡分配，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财力分配的失衡。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2%下降到2004年45.1%；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1.8%上升到2004年的54.9%。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地方政府财权过小，导致乡(镇)一级政府财力匮乏，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伴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乡(镇)、村两级组织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被堵死，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乡(镇)、村两级组织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未能很好地解决财政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致使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间进行权衡时，往往考虑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基于效率之上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自然对农业、农村、农民不利。

3、“自上而下”的非均衡供给决策机制，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资源配置失衡。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异反映出公共决策机制的不合理而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因此，对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个社会阶层和那个社会群体多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多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选择和“官员”的偏好，并由政府官员决定供给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而上级政府官员却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更上级的机构任命，所以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公共品决策体系之外，只能被动地接受决策机构作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偏好选择。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主要是根据政绩和利益的需要，利用掌握公共资源的权力做出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因此，在现实中，他们往往热衷于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硬性”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而对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科技推广、信息提供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致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总量严重不足的同时，又存在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负担问题、看病就医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机制性的保障。

二、消除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政策选择

1、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建立健全向农村适度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农村的落后、农民的弱势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但长期以来，与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相伴生的财政政策和运行机制，使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从而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这种状况不改变，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因此，应按照城乡统筹、区域均衡的要求，建立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公共财政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农村公共品供给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体系，确保国家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通过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对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的投入。彻底改革城乡差异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的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人口相匹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措施，也是政府从源头上遏制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制度保障。因此，要把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实施宏观调控和投资的重点，通过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在维持基层机关基本运转的前提下，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和不同级次，把财政支农资金重点投向农村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如对农业生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起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农业科技、人畜饮水、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真正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以农民为主变成以国家财政为主，让农民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用公共物品方面的国民待遇，优先从与农民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必备生活条件上(如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道路水电等方面)模糊城乡界限。

2、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出的责任和范围，特别是县、乡、村三级财权与事权要统一。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首先要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影响范围，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明确界定公共产品层级和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凡属于计划生育、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义务教育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极强、接近于纯公共品的“准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在制度安排上，事权可以下放到县级政府，但财权必须由具有更高财政能力的上级政府统筹解决，以防止上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甩包袱”行为。而对于“准公共品”，如农村道路建设、医疗卫生以及自来水供应等，中央、省级政府要对贫困地区的供给负起责任。政府必须利用公共资源，保证不同地区、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公平性，特别是对农民的公平性，因为中国总人口的近70%是农民，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各级政府对其区域范围内的居民有保证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其次，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在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根据各级政府财力，建立以“因素法”为基础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各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上的均等化，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得以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公共产品范文篇7

关键词：三农问题公共产品搭便车

伴随着中国改革逐渐进入攻坚阶段，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党中央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做出了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决策，应该说这一决策极大地减轻了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但由于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加之一系列政策不配套，取消农业税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劣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加。因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求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一般理论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各种需要大体上可以分为私人个体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与此项对应，也就存在着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私人产品是能够实现单个人独自消费的产品，而公共产品则是可以被一个以上的消费者共同消费或共同享用的产品。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萨缪尔森严格定义的公共产品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可以称为“纯公共产品”。如果将纯私人产品作为一极而纯公共产品作为另一极的话，现实中的商品大多属于非纯公共产品。与此类似，布坎南则认为现实中存在着俱乐部产品。这种商品可以适应从纯公共产品到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沿着这一思路，人们又将公共产品区分为中央集中供给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由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是覆盖全国的，是对国家范围内的所有人都不实行排他的公共产品；而地方性公共产品则是在一个地方范围内对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不实行排他的公共产品。

过去一般认为，公民存在的对于安全、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产品的需要，应由政府通过财政的方式来提供。因此，人们为公共产品进行付费的主要方式就是纳税。因此税收也就成了解决公共产品融资的基本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所征收的农业税费等农民负担也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融资方式。但由于决策程序、选择规则、征收方法以及资金使用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农民负担问题一度成为农村中的焦点问题，并导致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的被取消。然而，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当前由于乡村增收困难，筹措资金的渠道有限，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必然因此受到了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乡村道路破损，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也就成了必然。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困难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民自身合作能力不足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困难。如曹锦清根据河南调查经历得出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结论。由于农民合作能力差，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应对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挑战。另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渗透导致了当前中国农村合作能力低下，进而导致乡村社会治安、乡村道路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提供起来也将更为艰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分配政策，这种观点认为建国后我国为了推行重工业化战略，国家一方面实行高积累的分配政策，另一方面过度提取农业剩余，并实施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城市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解决，而农村各种公共物品却要由农民自掏腰包以各种费的形式解决，从而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负担转嫁给了农民，致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温铁军指出，2000年全国农业产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农业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70%，以17%产值所提供的各种税费去为70%的农村人口提供公共物品，加之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决策特征，以及伴随而来的信息不对称，其经济效率和社会效果自然也不得而知。

前一种观点在逻辑上有其道理，而且也大致上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些国家，农民依然在基础设施、农技推广等领域有过很好的合作，乡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依然是有效率的。因此，把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困难归结为经济市场化和农民合作能力低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后一种观点指出了政府实施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这种观点无法准确把握好政府利益与乡村公共需求的结合点，因此也很难为问题的解决提出具有洞察力的意见和建议。

二、“搭便车”行为的经济分析

经济学意义上的“搭便车”行为，指的是在非排他性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那些期望他人付费而自己不愿付费的行为。由于乡村公共产品大多具有正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方面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就是“搭便车”问题。很多乡村由于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从而陷入了诸如乡村道路年久失修、水利设施破损严重的境地，广大村民虽然对此深感不便，但却无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无意）解决这一问题。而要解决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这一问题又非解决不可，否则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也必然是低效率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案例。

安徽省D县位于黄河故道两岸，由于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的优越性，适宜水果的生长和种植，本地种植的水果具有色泽鲜艳、含糖量高等优点，因而成了全国著名的水果大县。该县从1983年开始种植黄桃，至今已种植8万亩，其中大果面积5万亩，进入盛果期面积1万亩，J村是全国著名的黄白桃生产基地，现有黄白桃1000余亩，是全国四大黄白桃生产基地之一。该村生产的黄桃加工成罐头具有不浑汤、不烂、不软、色泽鲜亮等优点，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黄桃产量很高，按盛果期中等产量，每亩5000公斤计算，每亩收入可达5000元，相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经济回报极为可观。

相对于其他果树而言，桃树具有耐干旱、耐瘠薄、投资少、见效快、前期产量高等优点。但桃树对水分较为敏感，表现为耐旱怕涝。如果桃树积水时间过长，则土壤中氧气不足，根系呼吸受阻，树势衰弱，果实停止发育，严重时会出现死树现象，必须及时将水排走。J村由于靠近黄河故道，因此排水问题对于该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04年夏天，由于降水比较集中，D县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许多果树因水排不出去而被淹死。J村在洪涝灾害中也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一些农民的桃树被淹死。但由于排水不是一家一户单独凭借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更何况一部分农民也不愿意去做，结果导致了大家利益的普遍受损。

无独有偶，贺雪峰教授曾提到过荆门一个村民小组因为农户不愿出亩平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平减产20％的例子（贺雪峰，2003）。按荆门当地亩均水稻1500斤的产量，20％即亩平减产约300斤粮食，按0.5元/斤计算，即亩平减少150元纯收入，这对农民来说，的确是一笔很大的损失，一些农户甚至血本无归。如果每户拿出来10元钱，就可以解决灌溉问题，整个村民小组内部只有极少数农户不愿出钱。而实际上却是大家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都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问题是受灾如此严重，这些农民为何不采取集体一致行动摊钱将水抽上来呢？

这里面实际上所涉及到的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搭便车”问题。我国乡村虽然有着团结互助的传统，但国人“搭便车”的心态由来已久。在既定条件下，如果某种行为规范与“搭便车”策略相比总无法占优，除非通过某种方式对于这种行为规范予以激励或对违背这种行为规范予以惩罚，这种行为规范在长期发展就将被淘汰。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人们的利益诉求面前，道德说教变得苍白无力。公益心较强的人们付出很多，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感激和尊敬，却被视为“傻子”、“精神不正常”，结果“好心没有好报”，从而成为“搭便车”行为的最终受害者。

如果公益行为总是导致自己吃亏，如果“占便宜”总是导致自己利益的改善，除非能对于公益行为进行鼓励或者对于“占便宜”行为予以惩罚，否则公益行为长期必然被淘汰。在这样一种道德逆向选择机制下，人们的占优策略就是选择“搭便车”以避免个人损失的最大化。而当人们都选择这一策略时，可以预见的必然结果就是群体利益的普遍受损，最终也必然导致每个人的利益损失。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导致了“囚徒困境”局面的出现。

三、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对策探讨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道路、社会治安等乡村公共产品一般由乡绅来提供。而且在传统社会条件下，也存在一系列的道德伦理规范可以将那些极端自私的“搭便车”者予以边缘化，从而对于这种“搭便车”行为有着强烈的抑制作用。在时期，尽管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分工协作很好地提供大型水利设施等公共产品，而且这类公共产品在改革开放后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很好的作用。但这种体制极大地压抑了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就农业生产效率而言却是低效率的。在农村市场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应该考虑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当前，要解决好乡村公共产品提供问题，必须要解决好如下问题：

1.政府财政投入及其效率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就现实而言，各级政府也是各种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全国县乡级财政普遍困难，从而限制了政府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如此以来，农村公共产品匮乏也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实。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特殊的干部管理体制，干部升迁与各种政绩指标挂钩，层层压指标事事搞评比。为了取得政绩获得升迁机会，政府和政府领导的行为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机会主义的特点。如此带来了财政支出上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政府失灵。

有鉴于此，大力降低行政成本，建立高效廉价政府已经成为当前的当务之急。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我国民官比已经高达26比1，我国行政成本高于世界25%。如果政府效率能大大提高，则可以将节省出来的资源更好地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建设中去，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在这方面，无论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还是政府的财政效率都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余地。

2.非政府组织发育与乡村公共产品

理论上讲，提供公共产品固然是政府的天职，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惟一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市场主体和社会中的其它组织也可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和服务，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逐步形成的今天，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增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个普遍规律和要求。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无论是农业增产，还是农民增收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就当前来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有着极为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前景。如法学硕士高战在江苏省新沂市窑湾村组织的农村发展协会、杨云标在安徽省阜阳市三合镇南塘村组织的老年协会等无论对于乡村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于农民经济权益的维护都产生了积极而良好的影响。它们按照自愿、开放、民主管理、经济参与、自主和自立等原则吸引广大农民参加，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并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媒体的注意。而政府在农村非政府组织形成和发育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制度建设为其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可以为其发展提供教育培训等智力上的支持，运用政策的力量引导和发动农民自组织起来。而这些对于一个为民负责的政府来说，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和能力上的问题。

3.通过排他性技术，抑制“搭便车”行为

面对搭便车拣便宜的行为，合作遇到了很多困难。要提高合作能力，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排他性机制，将不付费者予以排除，或迫使其付出长期代价等方式减少这种行为，从而促成合作行为的发生，搭便车拣便宜的动机就会大大减弱。在解决了排他性技术和经济可能性的条件下，一些公共物品甚至可以由私人来提供。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消费者之间可订立契约，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来供给公共产品，从而解决免费搭车的问题。例如在水利设施兴建中，可以在一致同意原则下订立契约，规定该设施可由某个村民投资兴建，但使用者需向投资者付费，不付费者不得使用，这显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难题。一些地方如江苏邳州、安徽砀山、湖北枝江的农村甚至通过拍卖，实现了水利设施的相关权利由公共产权向私人产权的发展，这无论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还是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都是极为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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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关于农民合作能力的几个问题》，《三农中国》2004年第3期

党国英，《论农村集体产权》，《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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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公共产品范文篇8

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

农村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的总称。比如农村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都属于农村公共产品。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除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之外，还具有需求量大和供给困难的特征：

1.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量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众多且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农村地域广阔、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再加上有些公共产品是城市所没有的，如动物疫病防治、水利灌溉等等。这就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特别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建设，具有很大的需求量。

2.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看。某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产品，如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等等，在农村则需要政府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来提供。而政府作为主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有限财力约束的条件下，很难有效地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还是弱质产业，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从1978～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虽然绝对额逐年增长，但是从相对额来看，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正是由于国家财政支农比重的不足，导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实际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调查显示，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通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电话；95%的村虽通电，但电价普遍是城镇的2倍以上；93%的村接收的电视信号相当微弱；全国尚有207个县无公共图书馆，67.9%的乡镇没有文化站，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目标亦未能实现；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1］。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地方财政财力不足等原因，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极其不合理，主要表现为：

1.农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家庭承包联户制使农民的生产分散化，各农户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过程又存在着共性，决定了农民对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比如：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等等。

而随着我国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中央财政的事权向地方转移，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承担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转向由县、乡级政府承担。但县、乡政府财政紧张，对农村大型的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显得无能为力，导致了农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2.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民的医疗保障及农村的环境保护等。

（1）在农村教育方面，中央政府把农村义务教育留给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财力的限制下，大部分农村的教育供给不足、质量低下，学校的数量和教师的质量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边远地区存在大量失学儿童。

（2）在农村医疗保障方面，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对农村卫生防疫投入不足以及现行的医疗卫生防疫能力的限制，农民身体素质下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虽然国家采取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措施，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缺乏政府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和资金投入，造成土壤肥力减弱、水资源匮乏、旱涝灾害频繁等等。3.某些公共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在我国农村中，一方面存在着农村急需的大生产性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农村不需要的或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相对过剩。比如：政府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一种，它的供给也应遵循效率原则。而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府机构却是机构臃肿，人员繁多，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经费，而且办事效率较差。对农村来说，这样的公共产品供给显然过剩［2］。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资金使用不透明、管理混乱

1.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部门较多，资金渠道、部门政策也较多，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公共资金投人分散，政策之间相互制约的现象时有发生。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间环节多，公共资金被层层“过滤”，大量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到位，被挪作他用现象较为严重。

3.许多地方政府会计人员素质低下，没有建立完整的会计账簿，政府财政会计账证不全，不能严格执行财经法规，白条入账现象较为普遍。

4.许多地方政府没有建立村级政务公开制度，农民很难知道本村财务状况，导致公共资金使用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滥用、挪用甚至贪污现象较为严重。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不合理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仍沿用“自上而下”的模式，不是由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决定，而是上级政府部门的指令决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有限财力地约束下，热衷于提供一些见效快、易出成绩的短期公共项目，比如：对上级考核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主体的农民，由于文化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下而对自身所拥有的合法权益认识不足、由于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政府部门一般不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方面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需要。这种不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造成了公共资金的极大浪费。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公共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特征

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方面，私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公共产品的特征决定了私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并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为不能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无偿消费，这样私人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如果能无偿消费公共产品，消费者也将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需求，通过“搭便车”的行为来无偿消费公共产品，从而使得公共产品供给的难度增大。正是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征，使得私人不愿意或根本不会提供公共产品，再加上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量大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二）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

我国采取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和城市经济建设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多数由国家供给。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国家提供并不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由县乡财政负责，国家并没有赋予县乡政府相应的财权，县乡政府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对农村准公共产品，说服农民分担大部分成本；对于农村纯公共产品，就只能停留在“等、靠、要”上。所以，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性质，那么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

（三）政府管理行为效率低

一是在现行财政管理模式下，财政支农资金实行分块管理，一个项目资金来源较多，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整体合力。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生产和农业流通的财政资金分属不同的部门，各部门都有资金分配权，不利于资金的统筹安排和有效利用。二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缺乏动力去降低成本。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大多具有一定垄断性，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尽可能降低质量，提高价格，扩大生产规模，使所提供的数量与范围超过最优的生产水平，导致实际所支付的费用大大超过必须支付的成本。

四、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对策

（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一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体系，保证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有较高的增长幅度，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

二是进一步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增加国债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比重，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精确估计各地财政能力以决定各地应该得到的转移份额，将公共支出向县乡延伸，使其尽可能落实到乡镇。

（二）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生产目的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的理论中，通常认为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往往是无效率或者是低效率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所当然地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但是，基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量大和难以有效供给的特点，仅仅依靠政府提供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应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政府要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机制，动员一切社会资源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使个人、企业和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也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

所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规则并充当裁判，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措上，应在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运用市场化手段吸引投资，拓宽筹资渠道。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引进民间资本，为民间资本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引进，谁收费”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政府与市场混合的方式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3］。

（三）建立科学、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

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最直接的使用者，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民的实际要求，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标志。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时，农民最具发言权，应该作为主要的决策者说了算。

但是，现行“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

1.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健全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进行投票表决。

2.乡镇政府领导人和村组织领导人都应由本辖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以便深入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加强可行性分析，避免脱离当地农村实际情况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

3.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群体力量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有关决策活动和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活动，增强其参政议政能力。

（四）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农民由于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国家的资源配置中，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要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需要法律的介入。应逐步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法制化的步伐，尽快制定并实施农村公共卫生条例、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有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应有的权利，才能切实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序供给，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

公共产品范文篇9

一、引言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中国农村的生产投资、农民生活水平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对此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未给予相应的重视。在某些地区，长期以来农村基层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农民急需且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不足（张静潇，2004）。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王国华、，2003）。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不足是否与地方政府或者农村基层政府的行为有关呢？这一问题引起了我们对转型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强烈关注。张鸣(2003)和我们的一些小样本调查实证研究都发现了居民的自发组织提供模式能持续而有效地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仅在我们的案例中，居民自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范围就很广泛，包括道路、水利设施、祠堂、社会保障等。由此，一个相当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思考在转型中国的农村基层，是否还可能存在公共产品供给的替代性组织？如果存在，那么这些替代性组织之间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本文试图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为政府有目标性的退出和自发组织的进入提供一种可能性的逻辑和现实解释。我们认为，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将为科学地界定公共与私人部门在公共品领域的职责范围提供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政府的失灵：一个多任务的委托模型

公共产品范文篇10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乡镇俯、村委会组织和农村居民。

1.我国农村乡（镇）政府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按照1982年《宪法》规定，乡级政府的职能是“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其职责范围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乡镇政府制度内财政收入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公共资源。l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不但没有增加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反而因共享税分配比例低，税源有限，使大多数乡镇财政收入陷入困境。再加上近年来农业经济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以农业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县、乡政府制度内财政力量已大为衰减，县乡财政收支状况更加失衡，尤其是削弱了县乡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能力。很多乡政府赤字财政。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力进行农村交通、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由于没有相应的税收支持提供公共产品，于是，通过财政体制度外筹集供给公共产品的资源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同时也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匮乏，以及公共服务的缺位而且。在农村税费改革后，针对农村公益事业采取的“一事一议”制并未能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2.村委会组织。村委会组织不是一级政权，现行政策规定村级组织可以对农民收取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等；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支出：管理费则用于村级组织干部报酬和管理支出。从政策规定的用途来看，这三项“提留”属于村级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

3.农村居民。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既要缴税又要收费。就税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税制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除此以外，乡、村两级组织还以活劳动的形式向农民分摊公共产品的部分人力成本，即义务劳动积累工。按现行政策规定，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应承担5～10个义务工，10～20个劳动积累工，前者主要用在公路建筑、防汛抢险、修缮学校等，后者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既要承担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也要承担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可见，无论是税费改革前的“三提五统”,还是税费改革后的“一事一议”,都是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

可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合理，本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但在目前仍由农民税外负担，通过向农民摊派等方式来完成。这使收入较城市居民低的人却承担着比城市居民多的多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

二、创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正如萨谬尔森所言：“一种公共产品并不一定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因此，应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不仅包含政府，同时还要激励私人、企业和各种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

1.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建立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产生了搭便车问题，使私人部门不愿提供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导致了私人部门的低效率，因此政府应当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

(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意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提高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

(2)政府应当直接提供属于本级职责范围的农村公共产品。应当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凡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应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而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如诸如义务教育、国防开支、大型农业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产品”供给，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并建立直接针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国家财政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的力度，以平衡各地区财力差异，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以解决供给不足和地区间的不公平性问题。推进农村财政体制改革，规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同时还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和平等。

2.鼓励企业、各种组织和私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公共产品需要有政府财政支持，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采用以下方式：

(1)采取私人捐赠的形式。很多国家的公共设施就是利用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如美国个人慈善捐赠高达17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现在我国部分农村小学校舍采用捐赠的方式建立起来。同时，农村的水利设施、文化馆等公共产品等可以鼓励私人或各种组织进行捐赠。应当制定一些能够鼓励个人或者企业出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如：利用冠名权、建碑立传等形式鼓励个人或企业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2)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给方式—即政府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委托给私人来提供。这主要是对于那些可以收费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采用的供给方式。政府通过承包、租赁、托管等方式在政府和私人或企业之间签订合同，私人或企业按照政府的意图或合同提供公共产品。

(3)政府补贴私人或企业的供给方式。政府为了提高效率或弥补财力不足，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和帮助私人或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如面向个人或企业的财政拨款、减征免征税收、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等。总之，通过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共给主体的创新，以缓解供求矛盾和提高供给效率，建立起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逐步实现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使我国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可以享受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