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职称范文10篇

高校职称范文篇1

一、我国职称制度的发展

事实上，我国的职称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65年，为初步萌芽，此时我国的专业技术职务属于任命制，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只评不聘；第二阶段是1966—1977年，为十年挫折，此时的职称评聘处于间断状态；第三阶段是1978—1983年，为苏醒阶段，此时实行的是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第四阶段是1986—2000年，评定制度成熟阶段，虽然此时的专业技术职务实行的是聘任制，但是这一聘任制流行形式，归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思想认识模糊，将职称评定制等同于职称聘任制；二是法律法规等社会环境不配套，职称与工资福利待遇息息相关；三是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政府干预过多。第五阶段是从2001年开始，聘任制全面落实阶段，尤其是在2006年人事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推动下，职称制度逐步从评聘制向聘任制推进。

二、现阶段我国职称制度形式

鉴于我国地域辽阔以及各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为更好的研究我国职称制度，现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新疆9个省（直辖市）的教授职称评审制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职称制度主要分为单位内聘制和职称评聘制两种形式。

1.单位内聘制

根据调研发现北京和上海属于典型的单位聘任制。2005年北京33所市属市管高校和成人高校就已全面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用合同制；2009年上海在本科院校、高职高专、成人高校等56所院校中试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停止职称评审。这两个直辖市以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为契机，将聘任制进一步深化，政府摆脱了原先事事亲为的家长制束缚，相反更多地扮演宏观规划与调控角色，通过控制岗位结构比例实行宏观动态管理；而高校则在被赋予更多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岗位聘任不仅完善了学校自主用人、教师自主择岗、政府依法监督的高校用人制度，而且有利于形成开放、竞争的用人氛围，实现职务聘任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切实保障和维护了教师根本利益和学校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单位内聘制也使高校获得了主动权，使学校的主体地位得到体现，推动了学校“走出去、请进来”，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和融合的趋势。

2.职称评聘制

根据调研发现天津、重庆、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新疆7个省市当前仍以职称评聘制为通用作法，即实行评定制与聘任制相结合，先评后聘，目前的这种职称评聘主要参考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学历及资历条件学历作为教师学习能力、知识水平的一个重要反映，它不仅较好的反映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也是推动中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动力所在。研究发现，除广东省外其余6省市所定的条件基本一致：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职务五年以上就可以申报教授。而浙江、江苏则进一步针对新老教师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策略，明确规定40岁以下人员须具有研究生学历或者是硕士学位，虽然一些省市暂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似乎这已成为潜规则，高学历人员往往最有先天优势，最低也具有硕士学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出现大量年轻教师成为考博大军中的一员。而广东唯独将任职年限放宽为3年，这些微小政策的变化实际就是广东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表现。

（2）教育教学条件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学是教师的首要工作。教育部也曾多次发文强调，高等学校要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把教师是否为本科生上课作为教师职务评聘和考核的必要条件，实行一票否决。调查结果显示，这7个省市均将国家政策落实到实处，河北、天津、江苏、重庆、广东5省市明确申报人员必须讲授2门课程。新疆针对不同的教师从授课门数、课时量进行了区别对待：教学为主的教师，须承担两门及以上基础课、专业课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任期内须承担一门以上专业课。浙江则只从课时数上对教师申报职称提出要求，即专业课每周授课4-6节，基础课每周授课6-8节。与此同时，河北、天津、江苏、新疆、广东5省市将“指导硕士研究生，或协助指导过博士研究生，或指导过青年教师或进修教师”作为一项申报条件，显得非常必要，尤其是在当前大量年轻教师蜂拥教学一线，采取以老带新、以熟带生、以优促新、互学共进的帮扶制度，有利于帮助和提高教师教学业务能力，达到优化教师队伍和梯队建设。而浙江、重庆2省市则并未谈及。

（3）业绩成果教师作为科研的主体，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对此教师必须承担起这个职责，将科教兴国战略与培养人才理念紧密结合，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为此，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对教师的业绩成果要求也非常明确，主要从获奖科研、论文著作两个方面来衡量。获奖方面主要以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优秀教学成果奖为主，如表1所示，河北、天津、江苏、重庆4省市明确了获奖等级及相应名次；浙江除以上奖励外又将精品课程纳入获奖范围；新疆将获奖作为一个优先条件，而不是必须条件。科研方面，除新疆、广东以外，基本比较一致，一般要求至少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1项。对于论文著作方面，如表2所示，区别比较大，不仅论文总数各不相同，而且对核心论文的篇数差距也较大，这从一定侧面也反映出职称评审地区的差异性。

三、我国职称制度发展趋势及建议

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发展，也将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而变革。目前的事业单位聘任制改革，既是契机，又是挑战，职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当前的单位内聘制可以说是趋势，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就目前而言虽然仅北京、上海已全面推广，全国其他省市并未完全推进，但这毕竟是国家今后的主导方向。评聘制作为当前主流，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单位内聘制改革的影响，也正发生细微变化，逐步向单位内聘制靠拢，有逐步融合之趋势，从原先重身份、重评审、重资格向重岗位、重聘任、重考核转变。实际上，就高等教育本身而言，职称制度不会消失，相反随着高校教师人力资源作用的凸显，职称的评价、激励作用会更加得到关注。学校在被授予更多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高校法人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学校的去行政化、法制化、科学化得到进一步加强，职称制度的内涵将表现得更加突出地区情况、学校自身特点，并会展现出新的面貌。

1.未来我国职称制度评价指标

鉴于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体制以及用人机制的转换阶段，不同省市同一职称评定标准存在显著差异性，虽然大多主要以学历资历、教育教学考核、科研获奖、论文著作等为标准，考虑了教学与科研、学历与能力等诸多关系，但是相对而言还是缺乏容易量化的指标，而且由于对科研、论文过多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造成了学术浮躁、忽视教学而一味追求科研的偏向。对此应以当前岗位聘任制为导向，从完善用人机制，促进高等教育活力，发挥高校办学主体的宗旨，以公开招聘、择优聘任、绩效考核、薪酬激励等环节为手段，构建我国职称制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我国职称制度评价指标体系分解为3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实际上，这些指标主要来源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这三大功能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核心工作，科学研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服务社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功能的延伸，只有准确把握三大职能的关系，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组织目的。同时，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国家将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重点着力，对此也要求高校应积极利用人才、设备、信息等资源，直接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发展服务，实现大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融入社会，以此不断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职称制度指标设计上也应有所体现，将服务社会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虑，突出了教学工作、学科建设等方面，改变了传统职称评聘方面的不足。对于指标的权重问题，可以用属性权重来反映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只设定一级指标权重，对于二级指标权重可通过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每一指标的权重。这正是考虑到地区特点、学校特点，而没有进一步细分，将这种权利直接赋予学校，由学校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合理设计，既保证职称总体框架结构的合理性，又体现各自历史延续特点。

高校职称范文篇2

一、传统的职称评审运作模式

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解放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技术职务任命制度。就是由国家规定统一的技术职务级别，各单位根据需要和机构编制来确定技术职务，提升职务就可增加工资。高校教师分五个级别，即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工资基本处于冻结状态，这种需要增加工资的职务任命制度也就基本上停顿下来。第二阶段:1977年至1983年的技术职务评定制度。作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只要能评上相应的职称不需聘任职务，不用履行职责，也可享受相关待遇。在这种意义上，技术职称实际上成了工作成就、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标志。1983年9月，中央决定暂停职称评审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并研究改革方案。第三阶段:自1986年实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1986年，中央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其主要做法是:企事业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范围内，结合本单位专业技术工作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岗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相应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企事业单位在获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聘任。聘任职务有任期，在任期内履行职责，并享受相应的职务工资待遇。并且将“公正评审、科学设岗、严格考核聘任’，作为职称工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经过多年的摸索现已走上正轨，初步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评审程序，个人评审材料反映了其教学科研水平、实际工作能力、职业道德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大量的优秀教师通过职称评审晋升了高一级职称，这对于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鼓励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促进高校教师队伍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职称评审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申报阶段审核阶段评审阶段和审批阶段.

(一)申报首先由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向学校人事处提出评审申请，为客观评价申报人员的教学科研能力，全面掌握申报人员在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期间的业绩情况，上级主管部门设计了大量申报表格，由学校人事处转发，要求申报人员填写个人基本信息、进修信息、教学工作信息，业绩成果信息(含(著)、承担课题、授权专利、各类获奖等情况)，并要求提供对应的业绩成果证明材料。

(二)审核审核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申报者的资格审核和申报材料的审核两方面。资格审核用于判断申报者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确定是否受理其申报材料;而材料的审核则是通过对照申报者填写的申报表格和提供的原始证明材料，以确定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审核结果通常以职能部门的盖章为准，以彰显其严肃性。

(三)评审评审具体工作由高校人事部门负责组织，仅以评审高级职称为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1.组织通讯评审代表作对于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员，必须提交2一3篇代表个人最高学术水平的论文(著)，由高校人事部门按照学科类别，随机选择送达其他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同行专家的鉴定意见将被提交给学科组和各级评委会作为评审的重要参考之一。2.召开专业学科组会议我校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外加思政、综合、图书馆等组成各个学科组，学科组评委名单在学校人事处备案。学科组评委们在会议上审阅申报者的材料，参考同行专家鉴定意见，根据任职资格条件进行评审，最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完成表决，并在申报人员表格中填写相应的学科组意见。学科组的表决票数作为中、高级评委会的参考，但学科组没有否定权。3.召开中、高级评审委员会会议由学校人事处组织先后召开学校中、高级评委会议，评委们重新审阅申报者的材料及专业学科组的评审情况，根据任职资格条件再次评审，最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完成表决。

(四)审批学校有评审权的，高评委会议结束后将通过人员进行公示;若公示期内无异议，将该结果上报给主管部门审批。没有评审权的，则将学校中评委通过人员材料进行再次整理后报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主管部门组成高级评委会议，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由学校进行公示。最后，学校将所有通过人员名单统一发文，晋升职称即生效。

三、近几年我国高校来的职称评审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这里所说的各类问题，相对比较具体，主要是站在学校人事处的层面展开。如学校人事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对申报职称评审材料的规范和合理性问题，二级学院对职称评审材料审核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评聘以后的管理问题等。传统的职称评审运作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相当完善，实践表明，它对我国高校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新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早已来临，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称评审的传统运作模式因其工作量大、效率低、信息共享程度不高而受到冲击。近年来，我校职称评审工作虽然也在传统运作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改进，但是仍然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申报者需要完成大量的准备工作一般来说，申报人员在现专业技术岗位上至少有四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要全面梳理这些年的专业技术工作，并准备好全部业绩成果的证明材料，工作量相当大，很多教师为了申报评审职称，往往需要数月的时间来准备材料，这个过程包括填写繁杂的申报表格，去各个部门复印各类业绩证明材料。因为教师们相对行政管理人员缺乏填表经验，而为确保表格填写的规范性，虽然学校人事处事先进行专门的辅导讲座，包括发放样表，做P班，演示，但是他们仍然要多次反复修改才能达到规范的要求，因而对于申报人员来说往往感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不利于其开展其他的教学科研工作。

(二)存在大量的重复性工作首先，申报者在准备申报材料时，要填写大量的表格，其实很多内容都是具有重复性，但是仍然要一遍一遍的填写。其次，二级学院和学校职能部门在审核材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如:二级学院作为初审部门，加之对申报者更为了解，因此经由二级学院审核过的材料应该比较完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事处仍然要对申报材料全部进行重新审核，而不是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教务处和科研处对教学的课时、效果以及对科研项目的重新集中核实，这以上的工作其实都是一种重复性的劳动。

(三)学校职能部门在材料审核阶段的工作量过大为了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学校人事处需要投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核对申报表格和原始材料，由于申报者的业绩涉及到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人事处还必须联合教务处、科技处、高教所等职能部门来共同审核。随着学校教师规模的扩大，申报职称的人员越来越多，对受理的材料的要求也逐年提高，这给人事处等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荷。

(四)职称评审标准不够细化和量化:学校的职称评审标准是在了解专业技术队伍各个专业的性质、职责范围的基础上而来的，但是它是按照大一统的形式来概括制定条件，它表明了学校职称评审的导向和要求，给申报者指明了总体努力的方向，但是这种统一的硬性规定，带有普遍性，不够具体细化，很难适应每一个学科乃至每一个专业;而且对工作能力、水平、业绩等软指标较难掌握，特别是不同专业的技术水平和业绩滩以用统一的指标衡量。在职称评审过程中，评委都是各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但是他们对其他学科的了解毕竟会有一定限度，而且职称评审工作相对评审内容而言，时间较短，评委就难以面面俱到详细了解每一位评审对象的情况，对其工作能力、业绩等软条件更是难以准确把握，往往只能直接依据学校的评审标准，按照条条框框简单地对其下一个结论。所以，这样按照统一的评审标准模糊性的投票结果不能避免会出现一些偏颇。

(五)评聘不分家，聘后管理工作仍需加强。目前实行的仍然是评聘结合的原则，只要通过了各级评审，取得了相应的任职资，学校都会按其任职资格聘任，并兑现工资待遇，一般情况下是聘任终身制。这就使得教师在职称晋升前后，工作的积极性有反差，对自身的要求也出现高低。学校今年开始实行全校教师岗位聘任，这是对职称评审后加强聘任管理的一个新举措，但是由于尚属首次，所以仍然需要不断加强对聘后管理方式的研究和深人。

四、探讨解决高校职称评审工作问题的几点对策

职称评审工作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不仅会损害我校职称评审工作的原则性与公正性，更会对高校教师队伍产生冲击，不利于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从而会影响学校的稳定与发展。因此，针对我校职称评审工作中的问题，认真思考，探索方法，不断完善，使职称评审工作程序更合理化、结果更公正化。

(一)改进职称评审运作模式的探讨实际上，高校职称评审工作的核心应该是评审环节，申报材料的收集与审核都是直接为评审服务的。目前传统的“串连式”运作模式过于强调各类表格填写和材料审核的过程，加大了申报者和学校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负担，偏颇了职称评审工作的重点，降低了工作效率。现在，随着计算机网络应用的普及和高校“办公自动化”的推进，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已大幅度提高，各类办公软件的不断出现和更新，已经为改进职称评审运作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性条件。

(二)进一步转变职称评审工作的模式

1.“办公自动化”下行政工作模式实现转变。“办公自动化”后，每一项行政管理工作都应在一个对应的信息化平台上运作，如我校现有的科研管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专项行政工作的信息化，在信息化办公过程中，完成数据信息的增加和修改，并如实记录在档案信息中予以存储，实现档案材料的信息化，以方便查询和统计。人事处作为一个综合性部门，理所当然应该建立完备的人事管理系统，并且可以通过人事管理系统访问科研管理系统和教学管理系统等，并直接调用存放在这些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如此一来，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实现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办公。

2.职称评审工作模式的转变在人事管理系统中单独建立“职称评审信息系统”，每位教师的年度考核结果、进修记录、工作经历和奖惩情况等都在该子系统中备案，同时将职称评审中所需要反映的一切信息都设计到系统中，教师填写完毕后能自动生成统一规范的文档形式。那么教师在申报职称时，只需要借助该子系统，便可以轻松完成填表工作，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做好“职称评审信息系统”与教学管理系统和科研管理系统的信息共享，选取其中对职称评审有用的信息录人其中，日常中就进行不断的补充记录。在记录信息时，认真核实其真伪，从而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从而使得“职称评审信息系统”中的每一条信息，都是经过核实之后的有效信息。等到职称评审工作开始时，在负责审核申报者申报材料时，只需要调用存储在子系统中的申报人业绩的历史记录即可，从而节省了大量的重复性审核工作，减轻了工作负担。可以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评审阶段，强化评审阶段的各个环节，保证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

3.职称评审新模式的改进环节

(l)减轻申报人的填表负担由于申报者的所有工作业绩都可以从职称评审信息系统中查询出来，并且信息系统可以自动生成规范性文档，所以申报者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填表工作，由于申报者这些业绩也都为记录时核实过，所以只要是校内有评审权的学科，申报者就没有必要再重复性地提供大量的原始材料。

(2)将材料的集中审核转化为日常审核由于职称评审信息系统中存储的信息都是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已经完成了审核程序，人事处没有必要在职称评审阶段再次集中地重新核实，只需要提供符合条件的历史记录即可。

(3)强化评审过程人事处应该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和今后的发展规划，制定明确、细化且可操作的申报条件和评审工作手册，规范评审过程，真正把职称评审工作的重心放在评审阶段，并以此为核心来统筹其他各环节。

(三)新模式的特点

1.该模式建立在“办公自动化”的基础之上。利用了信息化办公“资源共享”和“协同办公”的优势，简化了繁杂的表格填写工作与重复性的材料核实工作。

2.该模式突出了评审阶段的中心地位。以评审工作为中心，申报、审核都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开展，有利于统筹工作安排，提高工作效率。

3.该模式下职称评审各阶段相互之间高效率的信息传递替代了传统模式的单向信息传递，在简化“申报”、“审核”等阶段工作的同时，提高了申报材料的准确度和有效性。

五、关于推进职称评审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转变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岗位意识，引人激励竞争机制，淡化“身份管理”，强化“岗位管理”，建立公正、竞争、开放、效益的职称评审秩序。职称评审要立足当下，筹谋未来，既考虑改善目前的师资队伍结构，又要为以后的发展做好铺垫，起到导向作用。

(二)按需设岗，形成合理梯队必须深化职称改革，建立激励和竞争机制。实行按需设岗，逐步从身份管理转到岗位管理。通过对所需或急需的岗位进行科学的设置，确定合理的比例，使正高、副高、中级、初级职称等形成合理的梯队，不仅有利于学科建设，促进学校整体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通过“一帮二传”，带动整个梯队水平层次的提升。

(三)严格评审条件，强化考核制度。根据学校的师资队伍现状和今后学校的发展要求，制定适用于我校的职称评审条件，为即将参加职称评审的教职工明确一个努力和奋斗的方向。同时注重对参评人员的综合素质的考核，既要考察其教学水平，业务能力，也要考核其思想道德水平，细化年度考核的内容，做到真正全面的评价。

高校职称范文篇3

一、高职院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根据“人事相宜”、“人岗相适”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下面从人才培养要求和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出发，分析高职院校教师迫切需要的职称政策导向。从人才培养要求来看，人才可分为四类：学术研究型、工程设计型、技术应用型、操作技能型。普通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格是学术研究型和工程设计型，技校培养的是操作技能型，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完成从设计到产品转化任务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基础理论虽不一定要那么深厚，但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要强，具有人才层次的高等性、知识的实用性、能力的职业性、人才类型的技术性、就业去向的基层性特点。“打铁须得自身硬”，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课教师，生产第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者，应是技术应用成果丰硕的实战型专家，而非理论水平很高的学术（学科）专家，这就需要通过改革职称政策加以引导。

二、当前高职教师职称政策导向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个地方高职教师职称政策仍沿用普通高校教师职称政策体系，以学历为导向和主体要素，片面追求高学历，对学历实行“一票”否决。下面以《某省高等学校教授资格条件》第四条为例进行分析。该条规定：40岁以下申报副教授资格者，须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这就意味着40岁以下，具备本科学历的高职教师即使比同龄的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业绩突出，也无法申报副教授资格，必须再等上几年。

该省教育厅人事处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大学，应该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恰当，准确地说，“作为大学，应该是高能力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学历，学历，即学习的经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能力。提高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作出业绩。高学历不等同于有高知识，高知识更不能等于有高能力，而有高能力还不能等于作出了大的贡献！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骡是马“亮”出本领就见分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此“相马”不如“赛马”。学历再高也要经过实践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无论是高学历的人才还是在实践中成才的人才，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业绩。因为只有业绩才能把一个人同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曾指出：“人才的优秀程度应由实践决定，由实践中的绩效决定的。评价人才，不能只看他读过什么大学，上过什么学校，而是看他给社会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有些什么业绩和经历。”我们要重视学历但不能惟学历。高学历者理应比低学历者取得更大的业绩，我们的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对高学历者另眼相看，具有“双重标准”。

由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早已“普及化”“大众化”，它们对人才的界定已走出了“唯学历”的误区，美国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给世人以保守印象的英国，对人才的定义也不再局限于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人；一贯重学历重资历的日本，在人事改革中明确提出“能力主义”，并取消了学历统计。日本的索尼公司，一万多名雇员一进公司就把学历封存起来（指人事档案），让他们去公平竞争，在工作中，大家不比学历高低，只比能力大小，科技人员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世界第一”的新产品不断问世且畅销世界。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一度被喻为“经营神童”，他在总结自己的管理经验时，曾写过一本《让学历见鬼去吧》的书，他的创新之举令人佩服。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低学历成大事者举不胜举，美国的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既非博士，亦非硕士。著名桥梁专家林元培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成为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也只是中专毕业。在我国企业中，也出现了大学生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而技校生单位抢着要，工资高过白领的现象。而惟有在高校，唯学历成为人才评价难破的最后一道坚冰。多年实践的结果，一些人为了获取更高学历，不惜弄虚作假；一些人为了评上职称，熬白了头发。人们想的不是看成绩、比贡献，而是拼学历、比文凭。致使不少人急功近利，想方设法弄一个文凭，给自己贴上一张标签，而非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可谓本末倒置。教育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第五条明确指出：要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应金萍学者在对大陆高职师资学历水平和台湾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国内高职师资学历水平和台湾地区相比差不多。我国大陆高职教师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是学历水平太低、高学历人才太少，而是实际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不高。这就需要职称政策加以导向才能实现。

“人才不问出处”，“人才不问老少”。人才中有硕士、博士高学历者，也有在实践中自学成才者。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既要使拥有高学历者英才辈出，也不应把自学成才者埋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克服人才评价中重学历、资历，轻能力、业绩的倾向。江苏省人事厅在2007年全省职称工作会议上也提出“建设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专业技术人员评价机制，加快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高校职称范文篇4

关键词：高校职称档案，建设，管理

高校职称档案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教辅人员和管理人员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及工作业绩等方面的原始记录，能为学校知人和用人提供重要依据，是高校人事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日愈频繁的人才流动，更需要各高校大力加强职称档案的建设。

一、高校职称档案的内容与特点

1.1高校职称档案的内容高校职称档案是指学校在各项职称评审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音像等历史记录。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1.1.1各类职称文件：包括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如国家教委、省教育厅及人事厅等部门下发的有关职称管理的文件和各种资格审批通知，高校内部职称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如高校内部职称评审管理条例，评审、聘任和考核条例，职称评审通过人员获得资格名单和聘任文件，申报晋升职称人员公示、答辩记录，各级评委会会议记录和投票结果，前人对职称工作的认识、建议和经验总结，兄弟院校之间参观、交流的经验材料等。

1.1.2个人申报材料：主要指专业技术人员的教学和科研业绩。科研业绩包括科研成果、论文、论著，送审代表作评价意见，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数量和到位经费，专利申报，成果推广和所获奖项。教学业绩包括教学科目、教学课时，学校对教师授课的教学评价意见，教学获奖情况。另外还有各种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聘任书、年度考核表、全国职称外语统一考试成绩单、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单、继续教育证，各类获奖荣誉证书等。

1.1.3各类申报表格：包括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评审表、大中专毕业生初次认定专业技术职务认定表、专家对晋升人员代表作的评价意见、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专业技术任职考核表等。

1.2、高校职称档案特点

1.2.1真实性：申请晋升职称人员提供的所有学历、资历、教学、科研等材料需经所在单位审核并公示七个工作日，然后由教务、科研、人事等部门核实，最后递交给学校各学科专家、各级评委，再一次对申报者材料进行审核和评议。如果申报者获得申请资格，高校还必须利用网络或张贴通知公示七个工作日，接受群众监督，因此，这些原始材料具有真实性。

1.2.2实用性：专业技术人员档案是专业人才资源的信息库，具有信息集中、系统、准确、全面的特点，不仅能为评聘、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提供依据，还能为开发人才、培养人才、合理利用人才和本科高校教学水平评估提供重要信息，也是学校年鉴和历史人物传记等历史资料的宝贵材料，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同时也为学校领导全面考察和使用人才提供可靠依据。

1.2.3保密性：职称评审材料大多数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如单位评价意见，专家对申请人代表作的鉴定意见，各学科组、各级评审委员会评价意见及投票结果，评议过程中评委对申请者是否符合晋升条件的综合性和结论性的评价意见都需要严格保密，不宜随意外泄。

1.2.4多样性：高校聚集了各行各业的专家，涉及的职称系列复杂多样，有教师、科研人员、教育管理人员、实验技术员、工程技术人员、会计专业人员、统计专业人员、档案专业人员、图书专业人员等，由于申请不同系列职称有不同的学历、资历、业绩水平的要求，所以提交的材料也因人而异，复杂多样。

二、高校职称档案与人事档案的区别

2.1相同点：高校职称档案与人事档案都是以个人为立档单位，二者间存在相互联系、交叉和渗透的关系，并有内容上的部分重复和雷同，而且，材料的形成都是以原始、真实、精确和浓缩的方式记载。

2.2不同点：人事档案是记载个人经历、政治历史、工作业务能力、学识及专业特长、职称及职务、政治面貌、奖惩、工资、离休和退休等情况，全面展示和概括个人各阶段、各方面的具体状况。而高校职称档案具有一定局限性，主要是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教学、科研情况以及与教学、科研有关的一切业务情况的记载材料，较多材料和内容都来自教学和科研档案，可直接反映学校的教学、科研及管理的动态、实力和水平。

三、高校职称档案的作用

从微观上讲，高校职称档案主要反映了每个教师的业务能力、学术水平和工作业绩；从宏观上讲，主要反映了学校师资状况、科研能力和办学水平。它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3.1信息源作用。一份高校职称档案是一位教师教学、科研情况的真实写照，而多个或全部教师职称档案，就构成了学校完整的或重要的人才信息库，即可为学校正确评估教师队伍，严格教学管理，寻找办学路子，明确办学方向提供能力和教学水平信息支持。同时，目前学校实行岗位聘任制，也需要这些档案提供可靠信息。

3.2评价作用。客观、公正的评价每一位教师是学校领导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由于高校职称档案能真实地反映教师业务能力，因此，依据完整的高校职称档案材料就能比较客观、准确地评价出一个教师教学成绩的大小、学识水平的高低、科研能力的强弱。

3.3凭证作用。教师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档案，职称材料是教师合理流动的“通行证”和“身份证”。办理工作调动、申请出国、进修学习、攻读学位、工资调整、晋升职务、医疗保险、退休等手续时都离不开职称证明。

3.4服务决策作用。高校职称档案的建立与管理，能为单位选拔人才提供可靠依据。通过调阅教师的职称档案，可以全面了解教师的学习、工作情况，进而为领导决策服务。

四、建立高校职称档案的措施

4.1增强档案意识，建立健全运行机制。首先，要从建立高校职称档案的管理机制人手，明确一名人事部门领导分管高校职称的业务工作，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立高校职称档案室，实行专人专管。要向广大教师和教学、科研单位宣传建立高校职称档案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档案意识，让他们理解、支持并协助管理人员搞好此项工作，应在全校（院）范围内形成主动收集、自觉上交应归档材料的良好氛围和科学的运行机制；其次，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有章可循，步人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

4.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职称档案工作质量的优劣，因此要求档案人员既要有档案管理方面的知识，又要有职称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并要掌握较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技术。这就需要现有工作人员通过培训、自学或与高校同行之间相互交流等方式，增强其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另外，无论是专、兼职的档案人员都应有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需要有扎扎实实、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

4.3加强规范化管理

4.3.1注重材料收集工作。人事档案中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申报评审表，大中专毕业生初次认定专业技术职务认定表，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上级部门和学校下发的职称文件，以及各种各级职称会议记录，学院、学科组、高评委投票统计表等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档案管理人员在收集整理时应认真检查，一旦发现归档材料有所遗漏，应及时寻找，以确保档案完整。

4.3.2注重整理工作。按专业或科目分类、整理、归档，力求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做到客观、公正、公平，有目的地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公务员之家

4.3.3加强保管工作。近几年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员日益增多，教师数量迅速增长，人事档案等各类档案的转递也日趋频繁。对档案的借阅、调档等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严格履行手续，做好档案的保管工作。

4.4采用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手段。要开发高校职称档案的管理软件，运用计算机将学校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按年龄、学历、工作业绩等诸方面进行结构比例分析，作出表格或图表，为学校搞好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考核利用做准备，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提供保障，同时也为业务考绩档案的开发利用做准备。

4.5重视开发利用工作。职称档案作为高校的人才信息资源，是高校科技资源储备的重要形式，应高度重视它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它的凭证作用。要鼓励档案管理人员利用先进的管理手段，深入整理加工，创造灵活多样的利用方式，积极开发和提供各类信息资源，将不属于保密范围的部分内容向个人公开，积极主动提供社会服务，使职称档案直接服务于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并为学校领导全面考察、培养和提拔优秀人才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高校职称范文篇5

一、我国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的演进我国高校教师职称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至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清朝末期最早的“洋务学堂”，教师分别称为教习、副教习，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我国最早的高校教师职称。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创办新式学堂，高等学校教育正式在全国推开，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教师设正教授、副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可以延聘讲师，但这些教师职称大部分是根据主观印象任命的，在任职条件等方面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把大学教师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级，对大学教师的任职条件、资格审查和评审程序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基本沿用并认可原有高等学校系统的教师职务制度，并称为学衔制度。从1954年初开始，国家高教部开始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学衔授予暂行办法的草案》，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停止了教师升职工作，制订教师学衔制度的工作也未能继续进行。

1960年，学衔制度改叫职称制度。为什么不叫学衔而叫职称，教育部的说明是，过去我们按其它国家的习惯，统称为学衔，而在其它国家中高等学校的教师一般是在取得某种学位后，在高等学校担任各级教师职务工作才授予相应的学衔。我国并未实行学位制度和学衔制度，过去高等学校教师的提升，实际上是职务的提升。因此，统称为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更加名符其实，而且不会把它看成是教师在学术成就上的荣誉称号和教师本人终身不可剥夺的权利。

1960年2月，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至此，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高等学校教师职称条例已经形成，为我国现代教师职务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时期，教师职务被取消，教师职务制度建设遭到破坏，职称评审处于停滞状态。

“”结束后，我国又恢复了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定工作，开始重建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制度，教育部规定对原来已确定提升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一律有效，恢复职称，不须重新办理批报手续。由此，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开始步入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关于评与聘关系的论争任何工作都有其历史的继承性，通过以上对我国职称制度演进的简要回顾，使我们认识到职称制度及其实施效果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条件紧密相关，要解决职称制度问题，不仅要针对制度本身进行完善，而且还要考虑与经济、教育、科技体制的各项改革相适应，与社会其它各项制度改革进程配合与协调。

长期以来，在我国职称工作中，评与聘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话题。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或模式。

(一)评聘一致即主张单位根据需聘任岗位的需求，评审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先评后聘，因为要聘才去评，评是为了聘，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这也是教育部一直强调并坚持的原则。评聘一致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办学效益。但重评轻聘、以评代聘的现象日益突出。在教师评聘的过程中很难严格地按照岗位进行聘任，岗位设置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摆设。教师在取得某职称的任职资格的同时，就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并立即兑现相关的一切待遇，加上考核制度不健全，流于形式，没有实行严格的聘期目标管理，实际造成了职称待遇终身制。一些教师一旦评定了专业技术职务，就放松了对岗位职责的履行。

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评聘一致的做法在理i岔_／z膨可成立，实际操作困难重重，由于缺乏新的竞争激励机制，导致短期化行为的泛滥，本质上是一种“能上不能下”的用人制度，根本没有达到职称评聘制度旨在建立优胜劣汰、竞争上岗的激励机制的初衷0(二)评聘分开即主张评价机制与用人机制分开，职称就是任职资格，可由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向社会认定机构申请获得，职称与待遇可以分离，也就是说，教师通过评审取得任职资格的同时，并不一定立即被聘任，也不一定立即兑现工资待遇等。“评”的依据是业务能力与水平，“聘”的依据是工作需要、岗位设置和经费承受力。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评聘分开能解决“评”的无限需求与“聘”的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评聘分开允许用人单位聘任后再兑现教师的相关待遇，从而扩大了用人单位的自主权，提高了其用人主体地位。基于这种评聘分开的观点，一些地区和单位也作了些实践探索。然而社会评价以统一尺度去衡量，无法满足不同层次的用人部门对教师业务水平的不同要求。教师任职资格评审毕竟不同于专业执业资格，对高层次教师尤其如此。评聘分开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从根本上确立起用人单位的用人主体地位，在聘任时容易出现按取得任职资格先后顺序聘任的问题，仍然会有“论资排辈”现象的出现，因此仍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竞争上岗的激励机制，依然存在用人问题上“能上不能下”的不合理现象，“评了就要聘”，“评了就要待遇”问题仍得不到很好地解决。

三、高校教师职务制度改革寻求新的突破口——直接聘任模式1998年启动的教育部特聘教授制度，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国内外中青年高层次人才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项制度所产生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高教界，其组织形态、聘用方法和薪酬力度等无疑是在多年传承的管理体制中开创了一个先例。

特聘教授制度的聘用模式与目前沿用的高校教师聘用的办法相比，更具有科学、规范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高层次教师岗位上的直接聘任模式。1999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改变“重评审、轻聘任”的倾向，引导专业技术人员从封闭的“职称评审”圈子中走出来，改变传统的职称评审方式，在创新工程试点单位全面实施新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按需设岗、按岗聘任”，不再进行每年一度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单独评审。

继中科院实行新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后，清华、北大及上海部分高校也积极开展直接聘任模式的改革尝试。从初步的改革成效看，直接聘任模式无疑是今后高校深化教师职务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目前，许多高校十分关注中科院和部分院校的做法和经验，打算在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后适时跟进。

实行只聘不评的直接聘任模式，目前困难依然很多。改革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搞好过渡工作，与现行的人事制度相衔接，避免失控，逐步摆脱专业技术职务与固定工资硬性挂钩的办法，加大自主分配的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畅通人才交流的渠道，建立和完善单位内部有关管理制度及其监督机制，确保职称聘任公平、公正、高效进行；此外，切实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技术评价的研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考核制度。

高校职称范文篇6

一、高校职称评审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职称评审标准差异大

高校分为不同类型，如应用型高校、学术型高校，因此高校职称评审标准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如果差异太大，甚至大到削弱职称的功能与作用，则是不正常的，将违背职称评审的宗旨和本意，且差异大将衍生出很多问题，小则影响职称的意义，影响教师和学校发展、国家师资队伍建设，大则阻碍人才交流、影响人才强国战略从而制约国家发展。

（二）职称评审标准不稳定

高校职称评审标准不稳定有多种现实原因，如学校自身发展或急需突破困境。高校职称评审下放的初衷是给予学校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学校只考虑了现实需要，忽略了教师职称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根本，导致职称评审结果与职称本质的割裂。再如某些学校将与科研无关的内容认定为高校教师职称的业绩，其本质也是职称评审与职称本质的割裂。综上，高校职称评审标准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高校忽略了职称的本质，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意识薄弱。

（三）职称评审标准实施不严

高校职称评审标准涉及广大教师的切身利益，理应广泛征询教职工的意见。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的产生，普遍有一到两轮面向教职工征询意见，但一些高校并未落到实处。一是征询意见环节形而上，虽有征求意见但并不重视意见，意见采纳与否是另一回事，也不会有反馈意见。二是一些高校职称评审标准未经多数教职工表决通过，职称评审制度普遍由教代会表决通过，而非广大教职工。如果教师代表品德高尚无私、具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则有利于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否则将影响教代会的作用。

二、高校职称评审标准的完善建议

（一）建立职称评审底线标准

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并非放任不管，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评审标准，主管部门不能因权力下放而由各高校毫无约束地制定评审标准。高校类型有别，标准不同是自然，但无论何种学校，职称都具有共同的性质、使命和特征。因此，主管部门对高校职称评审标准应有底线思维。针对高校职称标准存在不科学、差异大等特点，建议制订“全国（地区）通用的底线标准+差异化的个体标准相结合”的方案。底线标准是指国家和地区的统一标准，是各校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带有强制性；个体标准是指各校在底线标准基础上根据各校情况制定的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标准，此标准仅适用于某个或某些高校，对其他学校无约束力。在统一的底线标准下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可维护职称的权威性、通用性和公认性，否则职称不具可比性，不利于在不同单位、区域间互认，更无从谈国际互认和区域发展一体化。因此，高校有必要建立全国（或地区）通用的底线标准和局部适用的个体标准，既充分发挥职称的作用，又维护各校自主办学权力，更好地实现“放管服”改革。

（二）突出职称评审标准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导向

职称是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主要标志，职称评审标准应突出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地位和重要性，而非工作业绩和贡献的数量，即高校职称评审标准应强调“质”而非“量”。虽然业绩和贡献的数量与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有关，但两者不能等同。职称评审不是选劳模，主要考察的不应是工作业绩或贡献在数量上的堆砌，而是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高低，职称评审标准应以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为导向。尤其高校，作为从事科研与教学的单位，其创新能力与水平、创新绩效及教学成效，主要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密切相关，决定创新水平和能力高低的并非业绩的数量，而是业绩的质量。高校职称标准不稳定在于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为导向的意识薄弱，因而高校职称评审应更加突出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标准，重视业绩质量。

（三）完善职称评审标准产生程序

为维护职称评审公正性、公平性，应完善高校职称评审标准产生的程序。首先，高校职称评审标准应始终按合理程序产生，无论是标准的制定还是修订，尤其是修订，都应严格按程序征求意见，经正常的机制产生，不应由修订者直接决定。其次，严格落实高校职称评审标准产生程序。高校均有职称评审标准产生程序，问题在于未完全落实程序。需重视各环节教职工的反馈意见，不应忽视教职工的声音，不应让程序流于形式、走过场。高校职称评审标准应获得多数教职工的认可。评审标准应真正征询广大教职工的意见，减少对提意见的限制，对提出的意见应反馈结果，制度制定者应与当事人充分沟通，使标准更加合理。最后，完善高校职称评审标准通过机制。职称评审标准应由多数教职工表决通过，涉及全体教职工切身利益的职称评审影响面大，仅由教代会少数代表表决通过的做法有失偏颇，学校的职称评审制度产生应采取更有效的方式。

（四）加强对职称评审标准的监管

1.完善主管部门对高校职称评审标准监管模式。人社部门或教育部门应完善高校职称评审标准的监管模式，改变单一的事后监管模式，建立对高校职称评审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模式，提升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效，从制度上保证高校职称评审标准科学性。事前监管模式，可以结合其他政府监管手段，如结合高校职称评审标准第三方评估机制、备案制等实施，以提高政府对职称评审标准的监管效果。2.完善高校职称监管机制。建立政府对高等学校职称评审全过程监管机制。完善专项巡查、随机抽查、复查、倒查及申诉机制。建立事前审查、事中检查、事后复查的职称评审全过程监管机制，包括事前对高等学校职称评审标准进行审查，事中对职称评审标准执行过程随机抽查、巡查，事后对职称评审标准实施情况复查，受理申诉等。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形成政府对高等学校职称评审完备监管机制。

三、结语

高校职称范文篇7

关键词：普通高校;教师职称自主评审;问题与对策

201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指出企事业单位可以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高级职称评审。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试行和推进，各省纷纷明确自2019年起开展全国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自主评审工作。“自主评审意味着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它是新一轮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改革的开始，也是政府‘放管服’的关键政策，放权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逐步实质化。这是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当前职称评审问题的一剂良药，放权让高校教师获得职称自主评和聘的自由，让职称评审的行政主导逐渐向学术主导转向”。但是，不管承认与否，与对自主评审轻车熟路的重点高校相比，一般本科院校或高职院校（以下称为“普通高校”）在独立行使职称评审权中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正。深入探讨高校独立行使职称评审权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但能够对高校的自主评审体制加以完善，而且也有利于推动新一轮高校职称制度的改革。

一、普通高校自主评审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自主制定的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不健全，创新机制流于形式。高校获得职称自主评审权表明教师职称的评审标准将由政府主管的指导性标准转化为具有高校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标准，因此各高校就可以根据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有些普通高校自主制定的职称评审标准不够科学，不切合本校实际，相关人事制度改革缓慢，“同行评价”流于形式，盲目参考甚至照搬其他院校的标准，难以保障评审公平。特别是一些新晋专升本院校、高职院校或民办高校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比如某一民办应用型高职院校，制定的评审标准竟与省内某教学科研型公办本科院校一样，如此生搬硬套，置自身办学特色不顾的评审标准不但不科学，可行性也欠佳。（二）高校职称评审权行政化，存在“外行评审内行”现象。“长期以来，高校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通常按照行政机构的组织逻辑来进行内部治理，内部机构也按照对口上级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设置。因此，各高校获得自主评审权以后，由于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常设机构，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各高校都将职称评审认定为是由人事处主导办理的行政工作”。总体评审框架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是现在比较普遍的现状。从各高校下发的评审通知看来，当前很多高校对职称申报的审核都大同小异，如下表所示：从上表中我们不难发现：高校的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等行政职能部门主要掌管职称评聘工作，成为职称评聘工作的主导者和推进者，诸如审核、签字、盖章之类的行政权任意扩大，挤占了本来就不占上风的学术力量，导致外行评审内行有了其最初的“舞台”。此外，由于各高校自主评审中评审委员会成员的设置要求涵盖所有参评教师所隶属的学科类别，但学科门类繁杂，某些高校尤其是高职学校的评审委员会因此会缺少专业的评判能力也加剧了外行评审内行的现象。再加上高校普遍认为各级行政领导应该担任评审的守护者，甚至有些省级政策还直接规定了评审委员会应具体包含的行政负责人。各级行政领导的“加盟”于无形之中又对学术发展附上了行政思维。（三）学缘关系的客观存在，影响到职称评审的公平原则。社会关系在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之后存在一种很重要的第四缘关系———学缘关系，教师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根据这些关系形成各自的“圈子”。当进行资源分配时，“圈内者”看不到什么“原则”，与圈内中心的关系距离愈近，原则就会变得愈宽愈松，与圈内中心的关系距离愈远或者根本不属于圈内的成员，那么原则就会变得愈窄愈严。省教育厅与普通地方高校属于不同层级、或者不同地域的组织，原来的教育厅主管的职称评审，由于教师难以依靠地缘、血缘和学缘关系与教育厅工作人员形成共同的“圈子”，即便同在一个“圈子”也与圈内中心的关系距离非常远，因而职称评审的公平原则对于他们非常严格。但评审权下放后，原有的关系距离被打破，“圈子”会变得繁密，拥有的圈子愈多、与圈内中心的距离愈近，职称评审原则对其愈宽松，获评的可能性愈大，反之，有些参评人即使学术过硬，但离圈内中心越远，获评的可能性则愈小。（四）政府职称自主评审监督模糊。2017年11月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为高校职称评审权的下放提供了监管制度的基本保障，但仍还不够完善。例如未明确高校职称联合评审、委托专业评审单位事项、申诉制度，界定权限不清晰，欠缺部门间的分工合作机制。在实践层面，虽然省级行政单位对自主评审的高校实行单位备案管理机制，对高校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诸如：评审之前，要将本校职称评审细则报教育厅、人社厅备案；评审结束后，主动上报结果，教育厅、人社厅以及学校主管部门将对其结果进行备案，同时还要求教育厅、人社厅及学校主管部门对过程和结果进行随机抽查、巡查。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职称评审监督机构、监督方式单一、人员配置缺乏等因素，导致政府对全程的监督走过场，使监管有效性大打折扣。

二、普通高校职称自主评审存在实践困境的原因

（一）依赖性强，盲目效仿自主评审标准及流程。在新一轮职称评审改革前，普通高校的高级职称评审主要由省级行政部门组织开展，普通高校作为附属机构配合性地完成资格审查、教学和科研成果统计等简单工作即可。改革后，各普通高校需要自主成立职称评审委员会，自主制定各职级教师的评审标准，自主组织具体的学术答辩、职称评聘工作、自主发放资格证书等一系列评审工作。由于各普通高等院校长期依赖政府的职称评审，往往普遍缺乏独立制定标准、自主评审的实际经验和管理能力。各省出台的职称改革政策中又明确要求高校制定的评审标准不得低于省级标准，因此，普通高校基于效率优先和严格性的双重考量，直接使用省级指导性标准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省级指导性标准仅仅是量化而已，虽然可以借鉴，但具体化的过程仍是一般普通高校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些普通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习惯性地选择和沿用以往省厅出台的评聘方法，或者盲目效仿其他省内外高校的评聘标准、评审流程，导致了一些评聘要求过于“眼高手低”，不切合本校发展的实际，久而久之则影响到本校教师的职业发展。（二）学校自我管理能力不足。“任何一种制度一定是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中，‘好’的制度安排本身就需要特定的制度环境支撑，或者说，‘好’的制度的建构本身就是被特定的制度环境所影响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产生好的制度绩效的环境是：高校具有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够承接住下放的自主权”。事实上，一些普通高校尚不具备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具备完全承接住下放的自主权的能力。一是没有制定合适的为学校职称自主评审保驾护航的学校规章。“大学章程在地方高校内部既无地位，更无效力，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在职称评审过程中，本应依据章程确定高校职称评审机构、程序和相关配套的内部制度均是空中楼阁，要么适应性差，要么不科学，难以为职称评聘工作保驾护航”。二是在完善教师职称的评审制度时,未将人事制度与科研评价体系等制度综合研判，远离了职称评审回归学术的初衷。三是没有打造高质量的人员调配和人员适用制度。调研中发现，有些普通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些是从学生工作岗、其他行政岗轮换而来。岗位轮换作为一种培养人才的方式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人事管理这类专业性强的岗位，一定要遵循“能岗匹配”原则，选拔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员。（三）政府“一揽子下放”，与实际矛盾。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将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面临着复杂的高校内部差距。事实上，并非所有高校都具备成熟的自主评审条件，因而政府对各高校的职称评审标准在短时期内也难以进行客观评价，不能更大范围内以制度性的方式保证高校教师职称自主评审的科学实施。换言之，当前政府并没有针对高校教师自主评审的合理成熟的评价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三、高校教师职称自主评审走出实践困境的策略

（一）加强学校内部制度建设，提升高校自主管理能力。完善内部治理布局，是扩充高校职称评审自主权的基础，对于习惯了“等靠要”、依赖性很大的一些普通高校来说，难度较大、要求高。一是高校应明晰评审主体职责统一，优化高等教育改革，以实际情况为中心，先做调研再定指标，强化评价内涵，制定出切合本校实际情况的职称评审标准。二是强调学术权力在学术事务治理中的权威地位。设立两类人员的不同评价标准，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尤其专项管理学术评审等事务，寻求行政力量与学术力量的最佳平衡。三是高校章程等内部制度应肩负起制衡行政权威与内部学术权威的重担。回归“学术自治权”本质，明确职称的首要属性，即“学术职务”。（二）学校要坚持评审程序的合法性，强化职称评审过程的规范化管理。“科学严密的程序设计能够使评审结果具有无可置疑的公正性”。虽然学缘关系的影响难以完全避免，但教师的职称评审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形下，各自主评审的高校更需要在职称评审过程中注意管理的规范化，为教师职称评审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是完善职称评审机构，实行专家库管理制度，实行随机抽选系统，确保学校在职称自主评审的各个环节都应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无论是代表作的送审、评审指标的下达、评审材料的展示、学科组以及校高评委成员的组成、评审程序的规范等都应接受广大教师的监督。二是诚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建设，对各阶段中任何弄虚作假行为经查实后实行“一票否决”事项，取消经虚假行为而取得的职称，记入信用档案并规定3年内不得再申报。（三）学校需创新自主评审的操作流程，加强自身的监督管理。职称是教师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标志，因此，它的评审本质上应该只与师德水平、学术水平和能力有关，而与其他因素无关。为了杜绝评审中的找关系、说人情等不正之风，学校要坚守客观公正的原则，与此同时，一是提升科技监管水平，提高全过程的透明度；二是采取职称评审“网上申报+多次公示”的形式，确保职称评审质量；三是推行多元化的代表性成果鉴定制度。确保高校作为送检主体进行双向盲审，杜绝不正之风，保证最大限度公开、公平、公正；四是在评审中加入同行专家评审制，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四）深化行政机关职称自主评审的监督功能。2017年印发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为推动高校职称评审权下奠定基础、强化政府监督功能，随后应进一步完善制度创新。一是加强我国政府部门中职称评审监督机构的构建，配置足够的监督人员，保证权威性；二是建构人力资源、教育行政等相关监管部门职能分工协作体系，实现高校职称评审的全流程监督，铲除盲区；三是除选取书面抽查、巡察等惯例监督方式外，可试行社会监督、高级职称直报和认定制度、投诉举报制度等新机制；四是要明确监督责任到个人，促进监督者合法行使监督权。

参考文献：

[1]张洪.《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的困境与反思》[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06)

[2]李文辉.《地方高校职称自主评审权实践困境与突破》[J].江苏高教，2018（09）

[3]赵映川.浅析地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J].中国高校科技，2019（09）

[4]刘金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逻辑、变革与瓶颈[J].中国高教研究2017(07)

[5]李福华.论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的结果公正与程序公正[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03）

[6]谭正航，尹珊珊.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良性运行的困境与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2018(07)

高校职称范文篇8

关键词：职称改革；高职化；职务评聘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正在向市场转变，深化高校教师的职称改革，优化职称结构，已不是什么新话题。笔者认为，高校教师的职称改革依然成效有限，优化职称结构很多方面停留在纸面上。为什么职称改革会如此之难，结构为什么如此难以优化。关键问题何在？围绕这个问题，谈谈几点看法。

一、职称改革问题的起因

我国原有的专业技术职称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种相适应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事管理制度必然要向以市场为基础的人力资源制度转变，作为人事管理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职称制度，也必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职称一词，源出“职务的名称”，最初是表示一个人的职务，但并不一定代表其水平、能力和贡献等。

但职称作为一种制度，其内涵已远远超出“职务名称”所能表达了。按照《科技进步法》的规定，在今后一系列实际上将要实行的职称制度中，其思路和实际做法与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所期盼的所谓“没有指标限制，人人皆可拥有高级职称”的评聘分开制度相差甚远。因此，职称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在本质上职称本身具有这样一些特性，如：一旦拥有，终身享有；相同的职称，评定的标准相同，不应因地区、单位、民族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应该没有数额限制；与使用无关，人人可以参加职称评定等。然而，严格地说，我国的职称制度改革，无论是1983年的职称评定，还是1986年以来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都有很深的计划体制的烙印。

二、国家和高校在改革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

优化高校教师的职称结构的过程中，主体究竟应该是谁？从社会生产理论来看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晋升制度，在经济学上，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是经济增长靠投入增加，这叫粗放型（或外延）增长；如果靠效率提高则称集约型（或内涵）增长。在高校职称制度也同样适用。衡量一所高校师资水平的标志，理论上都是看高校教师职称结构中高职比例的高低，如果师资队伍水平是靠不断增加高职比例而提高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作是高校职称的粗放型（或外延增长；如果高校师资队伍的整体实力和素质的提高是靠效率和产出提高的话，我们就说是集约型（或内涵）增长。毫无疑问，粗放型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必然联系，而集约是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在宏观，国家在1986年恢复职称评聘以来，提出一系列的建议。首先是深化职称改革。其次是职称结构的优化，其中结构优化是关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职称改革已取得一些成效，高校各职称人员数量上有明显增加，尤其是高级职称人员数量增加迅速。国家一直把高校的职称改革作为主线，鼓励教师评职称，尤其是高级职称。提法没错，这样可以对高校青年教师起到激励作用，提高效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还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教师结构。但是在经过几年的改革后，从宏观上，普遍认为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得多了，不够条件的多了，高级职称评得有些滥了。在微观，各具体单位争着要增加评聘数量，教师个人也争着要晋升。问题在于高校教师的职称评聘由谁来控制，向什么方向进行控制。在计划经济中，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不管是宏观总量，还是微观结构，都是由政府计划来定；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是政府管宏观，市场管微观。在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的高校中，应该由高校本身来管微观。政府直接进行干预就是错位，政府只能通过完善职称制度来合理晋升职称，配置高校教师资源，间接发挥作用。

三、高校教师职称改革，职称结构优化的方向是什么

目前，从全国高校的师资情况看，职称的评定出现向粗放型“高职化”方向发展的倾向，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示。1986年恢复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以来，改革措施也是层出不穷，呼吁和鼓励年青教师评高级职称。提出现有高级职称平均年龄偏大，提倡晋升年轻的教师以鼓励青年多出科研成果。全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高校都在讲职称改革工作势在必行。高校教师中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较低，因此，职称晋升政策在向粗放型“高职化”方向导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第一，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急需大批的高科技人员。高校是科技力量比较集中的场所之一，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突击队，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强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

“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

“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努力提高科技水平，普及科技知识，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鼓励创造发明。”目前，全国高校中教授、副教授人数不断攀升，根据教育部统计资料，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教授5.07万人，副教授16.13万人；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教授6.02万人，副教授18.6293万人；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教授7.01万人，副教授21.616l万人。虽然从整体上看，我国高校中高级职称所占的比例还不算高，甚至可以说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比较低，但我国特殊国情告诉我们一切发展都要以实际国情为背景。我国高校教师高级职称人数上升的如此之快，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职教师比例过低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青年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但是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制度的痕迹，如教师队伍只能进，不能出，一旦进入教师队伍，人人都是“终身教师”，教师的“铁饭碗”使教师缺少压力，表现差的人员走不了，优秀的人员难进入；“近亲繁殖”无法解决，几代“师生同堂”。在教师职称晋升和职务聘任中，只在内部竞争，“矮子当中拔将军”，难免有人为情感因素，使教师缺少竞争的动力和淘汰的压力，最后导致不够条件，不够水平的也能评上高级职称。虽然我国高校高级职称教师数量增多，但是不是每个高职教师都真正达到相应水平，是不是每个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都可以与国际上同一级职称的教师相比，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因此，我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结构优化的方向不应只重职称的“名”，而不重职称的“实”。粗放型“高职化”倾向与我国目前的国情是不相符的。虽然，理论上认为一所大学师资素质水平的高低以职称结构而论。通常也认为高级职称的师资比重越大，师资的整体水平就越高。但理论所说的高级职称是指教师的水平真的达到相应的水平。因此，要提高大学师资水平和整体素质，不能片面地追求数量上的粗放型“高职化”。结合我国的实际背景，要想在短时期内，使大批教师在学术、科研和教学等方面在“质”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是很难的。有些知识技能是靠时间的积累，阅历的丰富才能达到的，速成是不现实的。要使高校教师的职称结构优化，要达到“质”的优化，而不是“量”的优化。要形成“质”上的学术梯队，使教师的学术科研技能达到相应的水平。提高高校师资水平、科研能力，不是一朝一夕靠数量就能解决的，而应该循序渐进，从“质”的角度提高。美国高校中“终身教授”的晋升率不到20％，可是却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要走集约路线，谨防高校教师职称出现粗放型“高职化”倾向。

四、要警惕高校用旧观念运行新政策

1986年，中共中央决定“改革职称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国务院在同年颁布的《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中指出：“专业技术职务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的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并需要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才能担负的工作岗位，不同于一次获得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建立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工作岗位，规定明确的职责和任职条件，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确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合理结构比例。”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时指出，要通过职称改革，“着手革除历史上形成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上的各种弊端，打破禁锢人才，一潭死水的局面，逐步建立起充满活力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1995年在《关于加强选拔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聘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到“要逐步提高高教、科研、工程、农业、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中青年人员所占的比例，大胆选拔35岁左右的优秀青年科技人员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这是政策导向，使高校开始放手选拔青年教师担任教授职务，然而所谓“优秀青年科技人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尤其在高校，优秀与否是个定性的概念，难以量化，若青年教师科研水平高，而教学平平，是否优秀？还有教学能力强，科研一般，又怎样衡量，尤其是对教学水平。一般意义上讲，教学水平的高低是与一个教师的教学经验积累有一定关系的，经验的积累必然以时间积累为前提。

《意见》中还有“事业单位35岁以下人员聘任副高级职务，40岁以下人员聘任正高级职务，经各地部门人事（职改）部门核准，可不受上级核定的基层单位职务数额或结构比例限制”。“各地、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地、本部门的优秀青年科技人员专项管理办法，在国家每年下达本地、本部门的总职数内定出一定比例，设置专项职数，解决35岁以下人员聘任副高级职务，40岁以下人员聘任正高级职务需要的职务数额。人事部将视该专项职数的设置和使用情况，在来年下达年度职数微调计划时适当增拨专业技术职务数额。”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在职称作为我国目前评价高校师资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前提下，各高校努力扩大青年高职人员，一时间，高职人员数量迅速增加。同时期，关于我国高校教师职称比例偏低，尤其是高级职称的教师比重与国际相比偏低的报道或文章也出现频繁。因此，在“响应”政策的掩盖下，高校纷纷争取高级职称名额，个人也都争上高级职称，使得我国高校教师在短期内高职比重不断上升。从理论上讲，一个教师从一个职称级别晋升到另一个更高的职称级别，是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积累和努力的，而且并非所有的低一级别的职称教师都能得到晋升，高级职称晋升的过快是与客观事实相悖的。客观地讲，不是高校教师中高职比重越大越好，人数越多层次越高，要谨防我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中出现粗放的“高职化”倾向。

五、关于政府宏观控制的手段

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尽量用总量手段，在需要用行政手段时，也要与各高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现在一种看法认为总量手段很可怕，政府一说高职人员数额偏少，比重偏低，在几年之内全国高校中高职教师就会迅速增多。其实，总量手段体现在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上，就是指利用评聘标准，如利用学历、年资等条件来控制高校教师职称的总体数量。

在宏观经济学上，总量手段的作用就是指要把需求总量调整到与资源支撑能力相适应。应用到高校教师的职称晋升上，其作用就在于把高校教师各级职称的需求总量调整与师资能力相适应。至于在微观结构上，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的学科系列晋升多少，晋升的水平要求应由客观情况决定。然而，目前我国高校的职称评审中行政手段利用仍然很多，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尤其是在职称晋升这一块，仍遗留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公务员之家

当前，我国人事管理制度面临着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既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又进行开发，职称制度作为人事管理制度的一部分，也必须适应这个需要。国家对职称工作的宏观管理在思路上，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出发，坚持管少管好的原则。由国家宏观控制部门提出宏观的指导性意见，供各高校参照执行。如确定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实施范围，总体规划出哪些岗位，哪些专业实施职称制度，而高校依据国家的指导性意见，制定符合自己情况的具体量化标准条件，组织统一的考评，确定评价结果与使用的相互关系等。不要一味地追求量的增长，造成高校教师的粗放型“高职化”倾向。

参考文献：

[1]熊新华。高校教师职称问题探源[M].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5，（2）：37.

[2]国家人事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意见[z].1986.

高校职称范文篇9

1加强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顶层设计

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应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治高度出发，全面深入地思考高校教师职称评聘的初心和使命，明确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在新时代的功能定位，通过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从根本上清理“四唯”，确保改革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始终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1从政策源头上清理“四唯”。作为高校举办者，政府对高校办学负有不可替代的监管职责，必须通过一定方式来评价并引导高校办学。例如：教育部门开展的学科专业评估、本科审核评估和“双一流”建设项目，科技部门开展的科研课题立项和科技成果奖励，组织人社部门开展的重大人才引育计划等。由于评估结果与高校经费拨款、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等利益直接挂钩，在利益驱使下，高校必然选择唯政府各部门的评价体系开展教育办学活动。职称评聘作为高校引导教师实现办学目标的指挥棒，已然成为政府各部门评价体系在高校办学中的缩影。因此，要清理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四唯”问题，关键要从源头治理，重新构架政策顶层设计，全面调整和修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等一系列部级评选项目中涉及“四唯”的规定、政策和评价指标，以上率下实现全面净化。1.2让大学回归教育本质。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职能和根本任务。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新时代，政府各部门在修订高校办学绩效评价体系和其他各类评审项目政策时，要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把高校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培养的人怎么样、培养的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作为关键评价指标，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新型评价体系。通过树立正确的评估导向，引导高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中去，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也都要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目标来设计，让教师紧密围绕人才培养这个目标来教，真正让大学回归教育本质。1.3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当前，政府推行简政放权、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大势所趋。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改革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政策顶层设计上，为解决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职数不足、职称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好政策关键还在于落实，“放管服”意见出台至今，仍只听见雷声却不见下雨。不少省份迟迟未出台高校人员总量管理和岗位设置办法等试点方案，改革时间表仍不明确，影响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进程。当前，政府各部门正紧锣密鼓地清理“四唯”问题，这是民心所向，但“破”是为了更好地“立”，省级政府各部门应加快落实“放管服”意见，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为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铺好路子。

2坚持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德育为先

衡量高校办学成效的根本标准不是科研产出，不是社会服务，而是人才培养成效。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价值遵循，其成效如何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职称评聘作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与关键，既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手段。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原则，使职称评聘更好地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充分发挥职称评聘德育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2.1高校教师职称评聘要坚持以德为先。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并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师师德教育的过程是在外在价值引导下自主内化的养成过程。职称评聘作为一种外在价值，在引导和支配教师教育活动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树立正确价值导向的职称评聘制度，能够鼓励和支持教师采取有益于教育过程的行为，促进师德养成。国家《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职称评价标准，首项任务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把品德放在人才评价的首位，重点考察人才的职业道德。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应坚持把师德师风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聘的首要标准。对师德师风表现优秀者，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推荐晋升；对师德师风考核不合格者，列入师德师风失范黑名单，实行“一票否决”。通过树立以德为先的评价导向，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引导教师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2.2高校教师职称评聘要发挥育人功能。育人是高校的职责使命所在和立身之本。高校实现育人功能的核心要素就是教师队伍和体制机制，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而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又在于体制机制。一套好的内部治理结构能够促进高校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职称评聘制度作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客观上对高校育人功能的实现具有关键的引导作用。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要把育人功能发挥作为核心指标，将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满意度、家长对学生成长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等指标纳入评聘体系，成为教师职称晋升的必备评价条件。通过营造育人为本、生荣师荣、追求卓越的育人环境，增强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人才培养使命的主动意识，引导广大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工作上，真正实现让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3开启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精准模式

高校教师作为一类特殊的人才资源，具有显著的类别性、专业性和层次性特点。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只有准确、完整、客观、公平地反映出各类教师的素质、能力和业绩，才能更好保护好广大教师潜心育人的热情和冲劲。在“精准”成为新时代主题词的当下，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急需开启精准模式，切实做到“四个精准”，即“评聘条件精准”“评聘对象精准”“评审结论精准”“晋升渠道精准”，充分激发高校教师干事创业的活力和潜力。3.1构建职称分类管理机制，做到评聘条件精准。分类管理是职称评聘实现精准评价的制度基础。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应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和不同职责，坚持干什么评什么，重能力、重水平、重实践，科学设置职称评聘体系中各类教师岗位的评聘条件，坚持分类指导、做到一岗一评、实现精准评价，引导广大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让教书的归教书，科研的归科研。具体来说，首先要分类制定评聘条件，可将教师岗位类别分为：教学型岗位、科研型岗位、教学科研型岗位、社会服务型岗位等4个大类。其次，在制定同类教师职称评聘条件标准时，还应关注不同学位点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水平差距，分层分级确定评聘条件标准。可将学位点层级分为：博士点教师、硕士点教师和公共基础课教师等3个大类；可将学科类别分为：自然科学类教师、工程技术类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类教师3个大类。第三，在制定同类教师不同研究方向的职称评聘条件时，也应坚持分类指导原则，例如：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型教师，职称评聘条件既不能专注论文数量，也不能把的刊物视为评价论文质量的权威标准，而是要侧重看代表作和具体的科学贡献；又如：对从事决策咨询的科研型教师，职称评聘条件中的代表作形式也应多元化，不能仅限论文，还应包括政府重大决策咨询研究报告等；再如：对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服务型教师，职称评聘条件不能只看专利数量或推广品种样品，而是要侧重看推广实效，即发明专利要看转化效果，核心技术要看领先水平，产业推广要看落地成效。3.2坚持个体与团队评价相结合，做到评聘对象精准。在信息量无限扩大的新时代，任何原创性重大成果的问世，都不是依靠某个教师单枪匹马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紧紧依靠教师团队形成的巨大合力。面对新时代要求，高校现行的教师职称评聘模式难以有效发挥正面效应，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广大教师在追求个人职业发展的同时，自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团队。具体来说，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改革应实行以解决重大科研问题与合作机制为重点的整体性评价，把职称评聘对象权利赋予教师团队，再通过教师团队精准到教师个体。在这方面，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职称改革做法值得借鉴。2014年，该所规定一个科研团队拿到临床批件，就给1个正高和2个副高的晋升指标；拿到新药证书，就给2个正高和4个副高的晋升指标，这些指标均由团队依据成员的实际作用和贡献比例自主分配。通过改革，该所近年来进入临床研究的新药数量大增，科研人员也更安心于新药研发。高校在重大科研创新活动当中，有大量基础性工作不可或缺，但又难以科研成果的形式体现，如按职称评聘传统方式，很少有教师会积极主动承担这些工作，但如果实施整体性评价的职称评聘方式，显然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它能增强教师团队的凝聚力，保护团队成员的积极性，激发团队成员的创造力。3.3实施职称评审同行评议制度，做到评审结论精准。同行评议是国际上高校教师职称评聘较为通用的一种做法，它是指由相同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申报者的代表作进行专业性的评估，并做出学术水平判断的一种方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高校科研规模相对较小，很多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数量很少，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机会有限，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实行同行评议并不现实。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化，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实行同行评议已具备现实可能。高校实行同行评议应通过校外海外同行评审，且须回避导师、同门、同乡等关系。同行专家应从比自己大学稍高水平的高校中选择，这有利于提高评议结论的可靠性和精准度。地方高校可找部委高校同行专家评审、普通高校可找“双一流”高校同行专家评审、“双一流”高校可找国际一流高校同行专家评审。另一方面，同行专家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同行评议如果无法做到绝对保密，那么专家学者就很有可能受到人情关系影响而作出不公正的评判。3.4构建教师职称晋升多元体系，做到晋升渠道精准。拓宽职称晋升渠道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强烈诉求，也是让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有效举措。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人才规模特别是青年博士教师数量显著增长，但因受到国家岗位结构比例规定的严格约束，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职数并未同步增加，空岗反而越来越少。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僧多粥少”的现实正对青年教师的心态产生消极影响，不利教师专业长远发展。高校应着力构建教师职称晋升多元体系，通过建立“引进人才直聘”“杰出人才竞聘”“优秀人才正常晋升”“拔尖人才享受校内高级职务待遇”“学术新秀享受院内高级职务待遇”等“五位一体”的教师职称晋升体系，做到晋升渠道精准，全方位促进各级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具体来说，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应重点考察业绩能力水平，放宽职称资历等限制，可通过直聘方式聘任；对业绩成果突出的教师，如学院没有高级聘任指标的，可通过全校竞聘方式聘任；对于业绩成果优秀的教师，如学院没有正式聘任指标的，可通过学校或学院设置的享受高级职称待遇指标给予聘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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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立德树人实现全程育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12-09(1).

高校职称范文篇10

关键词：职称改革；职务评聘；职称评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高校教师职称工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管是评聘结合模式，还是评聘分开模式，其实质都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高校教师职称改革的模式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职务聘任制。为此，高校教师职称必须职务化，制度的重心必须聘任化，从人员的评价到职务的聘任必须组织化，模式的运作必须市场化。

一、职称改革问题的起因

我国不同时期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应该说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意识形态等在某种程度上都保持着一种相适应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要求，正在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转变。

在这个转变中，作为高校人事管理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职称制度已经成为改革的焦点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能否有效改革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这是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

1986年，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实施了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核心的职称改革。实践表明，这次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核心的职称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提高高校教师待遇、发挥高校教师积极性、促进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当时我国尚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核心的职称改革难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因而难以满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再加之评聘制度本身管理机制尚不完善，运行模式尚不规范，致使职务评聘过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当然，这么评价并不是要否定1986年的职称改革，而是要在肯定的基础上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接轨。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一些具有评聘自主权的高校纷纷对本校的教师职称制度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使教师职务聘任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还有更多的学校，特别是那些不具有评定自主权的高校，仍然被现行的职称制度所困扰着。每年一度的职称运动，声势浩大，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而且还对教师们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把他们折磨得疲惫不堪。不仅如此，还造成了社会的攀比，不正之风也随之兴起。高校与教师个人择聘的单一性和封闭性，造成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配置刚化，效率低下；教师流动不畅通，人才紧缺与过剩同在；近亲繁殖，素质退化。这种职称制度不利于高校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和队伍建设。因此，改革现行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势在必行。

为要真正彻底地实现高校教师的职务聘任制，需从四个方面对高校教师职称改革模式进行选择。

一是在称谓上要把“职称”变为“职务”；二是在制度的重心上要从评定转向聘任；三是在评聘的主体上要从社会转向具体的高校单位；四是在运作的模式上要从行政计划转向市场选择。

二、称谓的抉择：从职称到职务

最早人们把职称称为学衔。比如我国早在1956年6月起草的《高等学校教师学衔条例》与《科学研究工作者学衔条例》就只有学衔的称谓，而没有职称的提法。这两个条例分别把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学衔规定名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在此次起草的报告中把学衔明确定义为：“国家根据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成就所授予的学术职务称号。”也就是说，学衔是某种岗位的学术职务的称号。那么职称又是什么呢？据《辞海》的注释，学衔是“根据高校教师所担任的教学工作及其专业水平授予他们的职称”。也就是说，“学衔”就是“职称”。因此，现在人们常把“职称”理解为对专业技术或学术水平进行区别的等级称号，是授予专业技术人员的“衔”或“称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样，“职称”与“职务”的关系就清楚了：对于高校教师来讲，“职称”就是一种岗位的学术职务的称号，而不是教师本人身份的称号。

但是，从“”结束后到1986年前，社会上对职称概念的理解十分宽泛，包括了职务、职位、学衔、称号、资格等多种意义。虽然到1986年后全国统一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但职称一词仍被人们习惯性地沿用着。不过此时职称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职称一词已被界定为区别专业技术或学识、水平、能力与成就的等级称号，是作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及过去成就的标志，是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一种评价和承认。其实，无论是职务的名称还是学衔，职称都只是代表一种称号，一种对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进行区别的称号。这种称号一旦获得，只要没有明文取消，就是一种终身称号。由此看来，这种意义的职称从逻辑上来讲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首先是不与工资待遇挂钩，没有数额限制，只要专业技术、学识、技能水平与成就达到一定的等级就给予相应的职称。

其次是一旦取得，终身享用。再次是有标准控制，相同等级的职称，评定的标准应该是相同的，不因地区、民族等原因而有所差异。最后是与使用无关，既然只是一种称谓，离退休人员也可以参加评定。其实，这个时候的职称已经异化了，既像是资格认证制度中的“资格”，又像是水平等级制度中的等级称号。

职务则是指具有明确职责和权利的工作岗位。早在1960年3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以及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报告》中，对高校教师职务的内涵都有明确的界定，是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有一定职责要求的工作岗位。只是在当时，人们忽略了享受相应职务工资的同时还应履行相应的职责，忽略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从逻辑上来讲，既然是职务，首先就要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实现相应的职责。其次要与工资待遇挂钩，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就应该同时享受什么样的工资待遇。再次要有数额限制，职务不像职称只是一种等级称谓，而是具体的工作岗位，根据工作的需要而设置，因此应该有数额限制。最后要求任职者具有相应的任职资格条件，相同的职务可因具体岗位不同，其任职条件也有所不同。具体职务具体要求，不可能有全国大一统的标准和要求。凡是不适合职务要求的就不能任职，即使原来适合的而现在不适合的也应退出该职务。职务既然是一种工作岗位，只有在其位，才具有相应的职务，退休教师也应退出相应职务，当然也就不能再申报担任职务。因此，就职务而言，教师能否被聘用，首先取决于岗位的需要，其次才是自身条件。考核教师是否具备任职条件，不仅要考察其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及工作实绩，而且还要看其思想素质、职业道德、发展潜力、自身状况、年龄因素等多方面的情况，以便其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就高校教师而言，职称要么职业资格化，要么职务化，否则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职称的职业资格（即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从事高校教师职业）化要有根本性的转变，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职称的职务化也要有根本性的转变，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当然，什么职称应该职业资格化？什么职称应该职务化？这应该具体分析。但是，高校教师的职称职务化则是不争的大趋势。不论是什么高校，不管是教授、副教授，还是讲师、助教，都应摒弃现有社会流行的“职称”的概念，回归到教师“职务”的本位上来。

三、重心的抉择：从评定到聘任

我国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演进总是与其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形势、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最初的任命制到职称评定制，再到职务聘任制，每个阶段都刻有时代的烙印。1986年我国实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虽然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我国当时还没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具体执行时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虽然几经改革完善，但现行的职务聘任制仍有其不足和弊端。我国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实施以来，先后走过了三个阶段，经历了三种模式。

第一阶段是评聘结合模式，也叫评聘合一模式。所谓评聘结合模式指的是教师的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在过程上合二为一的模式，也就是说教师申报的职称一旦通过评审，就必须在职务上给予聘任。在实施时，一般是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高校下达各层次职称的指标或比例，若教师岗位出现空置时，除中级以下职称由申请人所在学校自行评定聘任外，正副高级职称的申报，须经学校审查同意后报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高评委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所在高校即必须聘任。这种模式在过程上把岗位定编、资格审查、业绩考核、职称评定、职务聘任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用人好似符合因事择人的原则，管理好似符合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广大高校教师积极性的调动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到，虽然说评聘结合模式是以职务聘任制为核心，但实际上仍然是以职称评定为核心，职务聘任不过是职称评定的逻辑必然的结局而已。因而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只要评审通过，就肯定能被聘用，而且具有终身效应。

这样就会造成三个方面的弊端：一是教师普遍重视职称的评定而忽视职务的聘任；二是使教师特别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产生不思进取的懈怠心理；三是使聘任流于形式；四是制约了后续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教师以评职称为导向，对照评审条件找出自己的差距加以调整努力，而一旦评上却会忽略对职务职责的履行。这就使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与其实施的初衷有了很大偏差，也使聘后管理工作举步维艰。

第二阶段是评聘分开模式。所谓的评聘分开模式是把职称的评定和职务的聘任彻底分离开来，实行个人申报、社会评价、学校聘任的三段式管理。

个人自由申报，社会权威评审，学校自主聘任，申报、评审聘任三权分离。职称资格的申报权利在个人，只要个人想申报便可不受限制地申报，没有身份资格及其他条件的限制。职称资格的评审权利在社会，由行业、系统或地区依法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申报人进行审查评定，确认申报人是否具有某一类别某一层次职称的资格。教师职务的聘任权在学校，学校根据教学科研岗位的需要，对具有职称资格的教师给以聘任。也就是说，教师只有通过了社会评审后，才有资格参加学校的职务聘任，但并不是说只要具有了职称资格条件，学校就必须聘任。学校一般把社会评定的职称资格作为基本的聘任前提，再辅之以其他条件综合考虑是否聘任。

这种模式引进了激励和竞争机制，有利于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淡化资格，强化聘任，推动竞争上岗，从根本上克服论资排辈。同时，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打破单位的禁锢，使人才成为自由的社会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评聘分开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问题主要出在社会评审这一环节。高校的聘任过程以资格为前提条件，这样在无形中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评审。高校教师要想获得高校的某一职务（主要指高级职务），必须先通过社会评审取得相应的职称资格，反过来，高校择人也必须是在经社会评定取得相应职称的那部分教师的范围内进行。然而每一所高校都是根据自己所设定的岗位职务需要来聘用教师人选，针对这些具体的岗位职务进行社会评价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社会无法详细知道高校有哪些具体的岗位职务，这些岗位职务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职责，什么样的人担任这些岗位职务合适。由此可见，社会评定的职称不一定就是适合高校岗位职务需要的。这种评聘分开模式很容易造成评聘的脱节，不是有悖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特点，就是有悖岗位管理的规律和特点。

第三阶段是以聘代评模式。所谓的第三阶段，并不是说在经过了第二阶段之后才出现的一种模式。其实在第一阶段就有这种模式的雏形，少数具有职称评审权的高校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适合我国的高校教师职称模式。随着取得职称评审权高校的增多，这种模式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聘代评的最大特点，不是不要“评”这个环节，而是整个过程的重心从社会外部移到了组织内部，除了请有限的几个校外专家对高级职称申报者的学术水平进行评审外，其余的过程都在学校内部完成。也就是说，以聘代评不是不要评，而是取消了社会评审这个环节，以组织内的职务聘任过程完全取代了社会上的职称评定过程。这种模式围绕着聘任这个中心，采用公开竞争的方式，使职称的称号与职务的实际工作及职责一体化，不但有利于发掘人才、吸引人才和激活人才，而且对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打造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有重大意义。

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的最大特点是高校自主聘任教师，校内评价只是聘任过程的一个环节，聘任全过程的所有权利都由用人单位———高校行使。

高校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具体的标准对教师进行评价，来判断其是否符合职务的要求，然后给以聘任。这种聘任制度有利于加速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校人事管理体制，提高人才评价的目的性和准确性。

四、主体的抉择：从社会到单位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大多数高校的教师职称制度都是采用社会评审、高校聘任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就是组织外评审、组织内用人，亦即现在通常所说的把申报权交给教师个人、评审权交给社会、聘任权交给学校的三权分立模式。很多人都以为，这种三权分立的模式是目前阶段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最优化模式。然而，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三者中最后只有教师和用他的高校发生交易行为。也就是说，最后的交易发生在个人和用人单位之间：用人单位———高校选择适合校内职务的教师个体进行招聘，教师个人选择自己满意的高校为其提供服务，而作为社会评审的机构（并不是具有评价职能的法人机构）只能算是与交易无关的组织外的机构。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由这种机构评审出来的人是否就是适合某高校的某职位所需要的人呢？只有一个具体的高校才有可能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教师配置校内相应的职务，才有可能了解这个职务的责权利，才有可能对自己用人的行为后果负责。而作为社会的评审机构，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清楚了解某一具体高校对某一岗位职务的具体需求，更谈不上对用人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职称制度模式的合理性。

不可否认，在历史上把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权交给社会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打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顽疾———人才单位所有制和部门所有制，促进人才的社会流动，高校教师职称社会评审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和途径。社会评审其实质是对高校教师队伍的一种普遍性选拔，在理论上具有面广路宽、相对公平的优点。这种普遍性可以使高校教师在整体层面上得到标准认可，有助于高校教师素质的提升。由于社会评审统一了社会标准，因而给人才的流动提供了基础。其实这种组织外评审的方式，在国际上也普遍存在。现在很多国际证书如项目管理（PMP）等就是通过组织外的中介机构进行评审的，由于标准统一，因而一旦通过，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就都通用。但是这种组织外的评审只是作为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的参考条件，而且其参考程度也不一样，并非像职称制度那样作为一种准入制度、终身制度而存在。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社会评审对高校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社会评审的普遍性选拔与用人单位的目的往往相悖，某一高校一定岗位职务上所需要的教师，必须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特长和技能并能承担具体的职责的人。社会评审采用的是一种通用的、普遍的、统一的标准，从理论上来讲这种评价没有数额的限制，凡是够条件的人都应该评上某种职称。但由于从及格到优秀即通常所说的（60分到）100分差别太大，这样教师队伍就在同一标准下出现了一种人为的能力上的剪刀差。具体的高校正是要消除这种能力上的剪刀差，选择更为优秀的教师到合适的职务上工作，实现职务聘任的特殊性。任何组织内的职务设置都是根据组织的实际工作需要来确定的，不同学校的不同教师职务对具体教师在知识、技能、资格、经历、经验以及其他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前所述，这些恰恰是社会评审机构所无法解决的。

不少人都担心，高校自己评定职称，能保证公平公正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各个高校的校长、院长、处长等重要职务在任职前并不需要到社会上进行评价，为什么教师一定要经过社会上的评价取得资格才能被聘用。其实，将现行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中的这种社会评审模式转变为高校组织内聘任模式，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把聘任教师的自主权回归高校，做到谁用人、谁管人、谁评价人，用管结合，评用结合。职称评审从社会转到组织内，有利于消除教师能力上的剪刀差，也有利于教师的合理流动。当然，高校教师的流动，也并非是越频繁越好，也需要相对的稳定，因为教师的频繁流动不利于学术氛围的形成和稳定。为了使教师队伍在流动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稳定，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在留人机制上比较成功的经验，我国的一些高校可以考虑建立终身教授制度。当然，这种终身教授的评审高校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严格把握，从比例上看一般不应超过教师总数的20%。

五、运作模式的抉择：从行政计划到市场选择

正如前面所说，我国高校现行的教师职称评定和聘任制度还或多或少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对于我国已经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从运作模式来看，我国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的根本导向出路，就是从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计划模式转变到现代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选择模式。市场可以提高高校师资配置的效率，优化教师结构。这就需要建立和培育高等教育人才（教师）市场，而这正是我国人才市场体系建设的欠缺之项。

经过几年的改革，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得有些过滥，但各具体单位仍然还是争着要增加评聘指标，教师个人也争着要晋升。高校教师的职称评聘到底应由谁来控制？向什么方向控制？在传统模式中，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不管是宏观总量，还是微观结构，都由政府的行政计划来定。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无论是政府管宏观也好，还是具体高校管微观也好，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高校根据职务的需要到市场上选聘合适的教师，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学术水平到市场上选择合适的高校职务；教师受聘于某一高校的某一职务后，根据聘任合同在这一职务上实行职务权利，实现职务职责，完成职务工作，作出职务绩效，领取职务报酬。也就是说，职称评聘工作再也不是一种政府行为了。在社会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在高校里，是一种组织行为。不管是市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归根到底都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各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社会公开提供一定的教师职务空缺，校内或校外的教师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来竞聘这些职位，通过市场的双向选择来达到人职的优化配置。某教师在甲高校是教授，在乙高校就不一定是教授；某教师今年是教授，经过一个考核期，如果不合格也就不再是教授。这样，社会上长期存在的职称论资排辈和终身制也就被彻底打破。

在高等教育人才（教师）市场上，运行的主体就是用人单位———高校和择校竞聘的教师个人。

高校真正的拥有自主聘用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力面向全社会行使。教师真正的拥有自由择业的权利，不必非在本校竞聘达到晋升职务的目的。这种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通过市场的供需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无形中促使各高校不断地提高自身吸引人才的能力，促使广大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使我国高校整个师资队伍水平得以提高。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教师）市场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更谈不上成熟了。

建立和培育高等教育人才（教师）市场，要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明确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完善和强化对高校教师资源的宏观调控；二是建设高水平高效率的市场体系，使高校教师资源的培养、配置和使用全面市场化；三是加速培养市场主体，尤其要使具体高校和教师个人在市场中成长和运行；四是高校教师的个人收入分配与业绩和市场接轨，由市场评价教师和高校的业绩，从而确定教师的个人收入分配；五是以市场的原则来构建高校教师的社会保障体系。高等教育人才（教师）市场的建设，不仅要完善市场服务网络，而且还要大力推进市场信息化建设，合理利用市场价格调节功能，提高市场活力。同时还要健全完善高等教育人才（教师）市场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从而为高等教育人才（教师）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