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合作范文10篇

反恐合作范文篇1

一、“卢戈沃伊(Lugovoy)引渡案”及其引发的法理问题

2007年5月22日，英国皇家检察总署根据调查，指控安德烈?卢戈沃伊以钋-210放射性毒物毒杀俄罗斯前叛逃特工、其前克格勃同事利特维年科[1]。利特维年科是前克格勃特工，因批评普京政府而于2000年叛逃到英国。2006年11月1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一家酒吧与卢戈沃伊会面后出现了神秘的中毒症状，并于同月23日死于医院，临死前指责是普京政府谋害了他。医生在他体内检测出大剂量的钋-210，而与其多次会晤的卢戈沃伊在英国的所到之处，包括搭乘的英俄之间的航班，都留下了钋-210的痕迹[2]。据报道，利特维年科是诱发急性放射综合症的首个已知殉亡者，也是第一宗“核暗杀”事件的受害人;因此，卢戈沃伊成为首个“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由此引发的英俄引渡战也格外引人注目。

2007年5月28日，由于卢戈沃伊已离开英国到达俄罗斯，英国只能依据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提出引渡请求。但是，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引渡条约，而且英国当局之前曾拒绝向俄罗斯引渡21名俄罗斯公民，其中包括获得英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帮凶别列佐夫斯基[3]。于是，2007年7月2日，俄罗斯以宪法规定不得引渡本国公民为由正式拒绝引渡，并声称若英国检控署将证据转交俄罗斯检察官，则考虑在俄罗斯审判卢戈沃伊[4]。英国不满意俄方的决定，并于7月16日宣称，采取将4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和对俄罗斯官员实行严格的签证政策等措施以敦促合作[5]。作为回应，俄罗斯于同月19日宣布，将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停止向英国官员发放签证，并且暂停与英国方面的反恐合作[6]。

虽然利特维年科之死至今扑朔迷离，但是英俄关于卢戈沃伊的引渡战，使双方难以继续反恐合作。面对英俄之间的僵局，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俄罗斯施压，由于“恐怖谋杀事件发生在英国境内”，要求俄方答应英国的引渡请求，并参与各种国际事务的合作[7]。这是否表明：引渡案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滥用的深切担忧?有关国际反恐合作需要俄罗斯的积极参与?英美等国的一致看法与俄罗斯的消极态度之所以形成鲜明对比，是否因为俄方的不引渡决定违反了有关引渡条约或者原则?国际引渡合作是否存在制度缺陷或者法律障碍?如何才能消除引渡障碍以促进国际合作呢?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二、核材料的滥用与国际反恐合作

在这起“核暗杀”案中，钋-210的用量是一般致死量的100倍，在黑市的售价约3000万欧元[8]。作为放射性物质主要材料的钋-210[9]，一旦进入人体，放射性病状就会严重损害内脏功能，甚至少量钋也能致命[8]。因此，滥用的危害极大，若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脏弹”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由于在前苏联核设施中有相当数量的钋被盗并上市待售[9]，俄罗斯核材料黑市可能是钋-210的首要来源。这说明，如果对核设施安全问题的监管不善，极可能造成核滥用，严重伤害平民[9]。

近年来，国际核物质的走私现象日益严重[10]。就反对核恐怖主义的意义而言，大部分涉案核物质的数量小，但“大部分以营利为动机的核走私活动源于国际黑市对核物质的广泛需求”，而有些国家在核物质和核设施的监控方面存在漏洞[10]。在“核暗杀”案发后，美国公司廉价网售钋-210的订购单骤增，且有公司公开出售原子弹[11]。这样，“黑幕下的核走私及核转移”“使核威胁从战争转向日常生活”，极可能为恐怖分子提供核恐怖袭击的便利[8]。为避免核滥用和核恐怖，必须严格监管核材料和加强反核恐怖的国际合作。

针对国际核恐怖威胁的严峻形势，联合国制定了第13个国际反恐公约，即2007年7月7日生效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以弥补国际法关于核恐怖规范的不足。该公约将核恐怖确定为犯罪，明确了故意使用放射性材料、核材料、核装置和核设施以危害他人、国际组织或国家的行为，属核恐怖主义;而且要求缔约国调整国内法，制止在其国土上酝酿的核恐怖，并为此在防范、调查和罪犯引渡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2005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30多个国家成为第一批签约国;一年后，签字国达100多个，这时俄罗斯已成为该公约的第6个批准国，使国际多边核反恐有了良好的开端[12]。

三、引渡合作的依据与不引渡问题

(一)引渡依据

国际引渡合作的依据，主要是国内立法、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及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例如，英国《2003年引渡法》第193条规定：“如果某一外国未与英国预先确定双边的引渡合作安排……但只要该国与英国同属某一多边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国务大臣即可决定对其依照引渡法的相关程序提供引渡合作。”据此，除了双边引渡条约之外，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也可以成为英国对外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而且，根据该法第194条的规定，在“与英国不存在一般的引渡合作安排”的情况下，“英国可以与引渡请求国就个案引渡合作问题达成特定安排”。这样，英国就扩大了引渡依据的范围。基于互惠原则，与英国开展引渡合作的国家，可援引相应的多边公约作为引渡依据，也可就个案与英国达成特定安排。

英国和俄罗斯联邦都是《欧洲引渡公约》的会员国，并签署了《刑事合作理谅解备忘录》[13]。作为《欧洲引渡公约》缔约国，英俄双方均有义务在一定条件下移交请求国合法机关因某罪而请求引渡的所有人员。

(注：《欧洲引渡公约》(1957)第1条规定了引渡的义务。参见：赵秉志.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9.)这适用于符合该《公约》第2条规定的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要求的所有罪行。由于“卢戈沃伊引渡案”涉及谋杀，这显然满足了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的条件。关于程序上所要求的必备条件，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因此，尽管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双边引渡条约，但是英国可以依据《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请求引渡卢戈沃伊。

(二)不引渡原因

俄罗斯之所以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据报道是因为“宪法障碍”，即《俄罗斯宪法》第61条确立的“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14]。据此，俄方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无权超越宪法，将俄罗斯公民卢戈沃伊引渡到英国受审;但是，这并不妨碍卢戈沃伊自愿前往英国接受司法审查。拒绝引渡的另一依据是《欧洲引渡公约》第6条第1款，据此，英俄均可拒绝引渡请求国关于引渡本国国民的请求。本国国民不引渡条款被引入本公约，是因为考虑到欧洲大陆和几个条约起草国的相关引渡例外规定，以争取更多国家的加入[15]。实践中关于是否引渡本国国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在国外实施犯罪的管辖问题，若犯罪发生在大陆法管辖的区域，则被视为违反国内法;而普通法在传统上优先考虑地域管辖[16]。英美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的评论和官方声明，充分反映了其坚持地域管辖的立场，且“核暗杀”案也涉嫌公诉罪名。(注：例如，英国官方主张地域管辖原则，在英国审判此案的嫌疑犯。关于英国官方的评论，参见：Lugovoi“mustfacetrialinUK”[J].TheGuardian，2007-05-25.)

与大部分国际反恐文件相同，《欧洲引渡公约》还规定了“或引渡或起诉”，其基本原理是：违法者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17]。由于该原则的内容具有选择性，该公约规定的义务不是绝对的;只要不起诉决定是主管当局完全依据法律规定的处理其他严重犯罪的程序作出的，就无需引渡法律程序。因此，俄罗斯在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时表示，若英国能提供确凿的犯罪证据和事实，则将按照国际公认的“双重犯罪”原则，在本国司法框架下调查和审判被请求引渡人，并依法对其定罪判刑[14]。这是符合有关国内立法和国际引渡义务的处理方式。

此外，俄罗斯拒绝引渡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被拒绝请求的英国一再坚持引渡且未请求在俄罗斯审判呢?因为在证据链上，英国最想证明投毒行为是否由俄罗斯安全部门授意，这需要将卢戈沃伊置于英国检察部门的直接控制下。由于钋-210是易溶于水的剧毒性放射物质，故意使用这种物质杀人，会导致大量无辜平民受害[14]，可能符合核恐怖主义的犯罪构成。如果这样，基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考虑，与俄罗斯合作审判将受到法律质疑。所以，俄罗斯安全部门是否授意投毒，成为此案的关键和影响不引渡决定的潜在因素。

引渡合作有时还会受到国家间相互引渡关系的影响。几年前，俄方“曾多次要求引渡在英国流亡的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与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扎卡耶夫”，均被英国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18]。虽然英国援引“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合理之处，但是不引渡决定直接导致英俄外交关系的恶化，也成为两国间引渡合作的不愉快先例。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决定不引渡之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于6月对别列佐夫斯基“间谍案”展开司法调查，并于7月5日以充当英国间谍并损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俄前特工扎尔科进行刑事起诉。这些活动发生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正式生效之前，俄方似乎在暗示：“核暗杀”事件可能由英国军情六处所为，这属于该公约第3条规定的排除适用范围，并为4天后正式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奠定了基础。

如果俄罗斯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基于互惠原则和国内的宪法规定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实属合情合理;但是其却采取对英国警方进行诸多限制的办法，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要求英方调查人员，“不能询问此案关键当事人及证人”或者“单独展开调查行动”，“英国警方的任何询问都必须得到俄联邦安全局的批准，而且需要有俄方人员跟随”[19]。这不利于“核暗杀”案的调查工作，且违反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7条关于缔约国合作调查的国际义务。

四、国际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

“卢戈沃伊引渡案”主要涉及国际引渡合作的两项例外原则：其一，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这是俄罗斯拒绝英国引渡请求的直接理由;其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这是与此引渡案密切相关的英国拒绝向俄罗斯引渡获其政治庇护的俄罗斯公民的理由，也是俄罗斯对“卢戈沃伊引渡案”决定不引渡的间接原因之一。随着各国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恐合作，有关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有了崭新的发展。例如，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也受到限制。这些新发展既具有促进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积极意义，又存在影响国际反恐合作的消极因素。

(一)关于“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

“本国公民不引渡”是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而不将在国外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执行刑罚。此原则曾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引渡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许多双边引渡条约中首要的引渡阻却事由。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日益密切，该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这有利于减少国籍对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消极影响。

具体而言，许多多边公约和双边引渡条约都允许引渡本国国民，弱化了国民不引渡这一例外原则。例如，继《欧盟成员国间引渡条约》从原则上排除该原则的限制之后，“欧洲逮捕令制度”完全废除了该原则，意大利与加拿大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也允许引渡本国国民;有些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则直接规定了有关的变通执行制度;《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又将向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庭)引渡本国国民确定为一项国际义务。这些新发展同样适用于反恐领域，具有促进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大部分引渡条约仍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逃避惩处的机会，该例外原则依然影响着反核恐怖的国际引渡合作。目前，国际上尚不存在普遍和统一的有关条约规范或者习惯国际法规则，各国只能依据国内立法或者承担的国际义务开展对外引渡合作[20]。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国内宪法、刑法或者引渡法等法律文件中。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及英联邦成员国的法律，倾向于不限制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其他国家或者明确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或者规定自主选择决定是否引渡本国国民。

虽然在拒绝引渡请求的情况下，被请求国通常将被请求引渡人交付给本国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或引渡或起诉”措施在实际适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践中难以有效发挥其代替引渡的作用。一方面，其选择性特点在有些国家根本无法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性又导致引渡合作的双方没有协商的前提条件[21]。在“卢戈沃伊引渡案”中，俄罗斯对是否引渡嫌疑犯有决定权，英俄双方难以对此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虽然这场引渡战导致两国外交关系严重恶化，但是俄方始终掌握引渡合作的主动权，至今既没有引渡又没有起诉“核暗杀”事件的嫌疑犯，甚至限制英方在莫斯科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被请求国仅是犯罪嫌疑人国籍国，而非犯罪发生地国，尚未遭受犯罪行为或者犯罪结果的直接危害。因而从本国司法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被请求国可能不会高度重视有关的刑事追诉工作。从调查取证的角度而言，被请求国也不易收集到犯罪发生地的相关证据，若从请求国获取证据，则困难将更多且成本较高。

(二)关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引渡合作基本原则。随着对恐怖犯罪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公约和条约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从而限制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并相应地扩大了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

关于国际反恐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公约》第11条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不得为引渡或者司法协助的目的，将有关恐怖行为视为政治犯罪。《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15条也规定：“为了引渡或相互司法协助的目的”，本公约第2条所述的恐怖犯罪“不得被视为政治罪、同政治罪有关的犯罪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犯罪”。关于区域性公约，《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欧洲公约》从理论上完全排除了引渡政治犯的可能，要求必须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即在引渡问题上，不得将恐怖犯罪视为政治犯罪。还有国家在缔结或修改双边引渡条约时明确将有关犯罪排除在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如美英2003年签署的补充条约即为这样。

随着反恐领域中该原则适用范围的缩小，国际引渡合作的范围相应扩大。即使少量犯罪分子在该原则的庇护下逃避了法律制裁，从理论上讲，补救措施也能有效打击核恐怖犯罪。作为必要补充的“或引渡或起诉”，有利于回避关于“政治犯”的争议，防止他国基于互惠原则使逃犯逃避法律追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成功引渡已获他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例如，与“卢戈沃伊引渡案”有关的俄罗斯人的引渡问题，最终被英国援引该原则多次而拒绝引渡。

五、应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

国际反核恐怖合作，需要世界各国从预防和惩治两方面入手，既要采取预防措施严格监管核材料，又要加强有关的法律合作，其中，引渡合作就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国际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利用核材料发动恐怖袭击的严峻形势也不容忽视。因此，各国如何消除羁绊以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对策的评价

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英国官方提出了消除俄罗斯对外引渡障碍和实现英俄引渡合作的若干建议。这些对策是否有效可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1.解释宪法

英国外务大臣从拒绝引渡的宪法依据推断，俄罗斯解释宪法的方式有二：其一是作规则的例外性规定;其二是创造性地解释宪法条文本身。宪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因各国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22]。《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了国际法条款，且确立了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义务的优先性;因此，任何国内条文的法律解释普遍与国际法规则保持一致。

但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国际义务被赋予与宪法同等的重要地位，也难以成功地引渡俄罗斯公民到英国受审。这是因为，英俄之间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俄罗斯不必承担有关引渡的国际义务;俄罗斯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宪法条款，使引渡卢戈沃伊不可能实现。尽管俄罗斯曾有引渡双国籍人的先例，但国内法院已确认其违宪;(注：关于此案，参见：Garabayevv.Russia(EctHR，2007-06-07).ApplicationNo38411/02.)因此，宪法解释无法消除存在的宪法障碍。

2.修改宪法

宪法条文的修改程序通常十分复杂。俄罗斯宪法规定的禁止引渡本国国民，是尤其难以改变的，因为它属于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章，这是最难修改的特殊三章之一。修改宪法中引渡条款的重重困难，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批准和执行被长期拖延这一现象可以窥见一斑[23]，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存在有关的宪法障碍[24]。

一般来说，修改宪法并非不可能，但为个案而修宪几乎不可能。即使有国家愿意启动修宪工作，以参加国际刑事合作，但至今也无国家为了引渡个案而这样做。固然有一些欧洲国家修改了宪法中的类似条款，使欧洲逮捕令生效，但这仅是部分情况，依然有国家尚未修宪[25]。而且，欧洲逮捕令的特殊制度，与作为非欧盟国家的俄罗斯无关。由此可见，建议俄罗斯修改宪法以引渡卢戈沃伊的理由，很不充分。

3.规避引渡程序

英国外务大臣指出，“国民不引渡原则”并不排除卢戈沃伊在海外旅行时被引渡的可能性[5]199。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坚决抵制引渡的卢戈沃伊是否会突然同意引渡，很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宪法》不仅保护本国国民不被引渡，而且保护他们不被驱逐。(注：关于具体规定，参见：TheConstitutionoftheRussianFederation，Art61(1).)也就是说，《俄罗斯宪法》充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除非卢戈沃伊本人同意到英国受审;因此，通过程序规避实现引渡的可能性非常小。更重要的是，规避引渡程序涉及到有关引渡的正当程序和人权问题。国家主管机关以规避引渡程序的方式促进犯罪嫌疑人的移交，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自由，因为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限制人身自由和安全权。(注：关于人权法，参见：EuropeanConventiononHumanRights(1954)Art5;关于典型案例，参见：Bozanov.France，(EctHR，18Dec1986)Applicationno9120/80.)基于人权保护的考虑，这一对策也不可取。

(二)国际社会的新举措

鉴于引渡例外原则妨碍了对国际犯罪分子的追诉和惩治，影响部分引渡合作的正常进行，国际社会已采取变通执行措施[20]113。为了有效打击包括恐怖犯罪在内的多项国际犯罪，联合国框架内的一些国际公约采用了“审罚分离”的新举措，以淡化国籍或政治犯罪因素对引渡合作的限制。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6条第11款规定：“如果缔约国本国法律规定，允许引渡或移交其国民须以该人将被送还本国就引渡或移交请求所涉审判、诉讼中作出的判决为条件，且该缔约国和寻求引渡该人的缔约国也同意这一选择以及可能认为使用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条件的引渡或移交足以解决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0款所承担的义务。”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12款中，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虽然上述条约没有直接规定“审罚分离”的做法适用于打击核恐怖犯罪，但可能适用于有关的引渡合作，对缔约国的反恐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而且，《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也允许在不同国家审判和执行刑罚。该《公约》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缔约国国内法允许引渡或移交一名本国国民，但条件是须将该人遣回本国服刑，以执行要求引渡或移交该人的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而且该国与要求引渡该人的国家均同意这个办法及双方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有条件的引渡或移交应足以履行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义务”。该规定当然适用于有关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且主要针对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根据上述规定，“审罚分离”的适用前提是：缔约国国内法不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即如果在本国服刑的条件下允许引渡或移交本国国民，且服刑的内容是引渡或移交请求国依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进行引渡合作的两国均同意这个办法及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有关条约的缔约国欲适用这一办法，就必须修改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国内法，包括修改相关的刑法和引渡法规定以及消除宪法障碍。例如，已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俄罗斯，适用“审罚分离”的必要条件，就是事先修改宪法以消除障碍。这样，既能避免使应受罚者逃避法律制裁，又能促进国际引渡合作和维护各国法律的权威。

六、对中国引渡立法的借鉴意义

中国重视反恐法律体系的构建，不仅参加了联合国的10余项反恐国际条约，签署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而且通过订立双边引渡条约与有关国家开展反恐合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2000年制定的《引渡法》对反恐合作考虑不足，主要表现在规定本国国民或政治犯不引渡等方面。为了早日批准有关反核恐怖公约，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借鉴先进的引渡措施，以消除国内法障碍。

反恐合作范文篇2

关键词:核滥用;国际反恐合作;引渡;例外原则;引渡立法

2006年发生于英国的首例“核暗杀”事件,预示着核威胁与核恐怖将日常生活化。由此引发的英俄之间2007年的引渡战和俄罗斯的不引渡决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中断了两国包括反恐合作在内的多项国际合作。由于恰逢俄罗斯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决定正式生效,这场引渡风波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引渡案涉及的核材料滥用和不引渡理由,表明国际反恐合作与引渡制度中存在明显的法律和事实障碍。为了有效打击包括核恐怖在内的一切恐怖活动,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尤其是引渡领域的有关合作。其中,引渡制度的新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新举措,对于正考虑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中国(注:2005年,中国已成为该公约的签署国。根据1969年5月20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8条(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之义务)之规定“一国负有义务不能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甲)如该国已签署条约或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而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宜成为条约当事之意思;或

(乙)如该国业已表示同意承受条约之拘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条约之生效不稽延过久。”中国系该条约的签署国,但目前尚未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卢戈沃伊(Lugovoy)引渡案”及其引发的法理问题

2007年5月22日,英国皇家检察总署根据调查,指控安德烈•卢戈沃伊以钋-210放射性毒物毒杀俄罗斯前叛逃特工、其前克格勃同事利特维年科[1]。利特维年科是前克格勃特工,因批评普京政府而于2000年叛逃到英国。2006年11月1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一家酒吧与卢戈沃伊会面后出现了神秘的中毒症状,并于同月23日死于医院,临死前指责是普京政府谋害了他。医生在他体内检测出大剂量的钋-210,而与其多次会晤的卢戈沃伊在英国的所到之处,包括搭乘的英俄之间的航班,都留下了钋-210的痕迹[2]。据报道,利特维年科是诱发急性放射综合症的首个已知殉亡者,也是第一宗“核暗杀”事件的受害人;因此,卢戈沃伊成为首个“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由此引发的英俄引渡战也格外引人注目。

2007年5月28日,由于卢戈沃伊已离开英国到达俄罗斯,英国只能依据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提出引渡请求。但是,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引渡条约,而且英国当局之前曾拒绝向俄罗斯引渡21名俄罗斯公民,其中包括获得英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帮凶别列佐夫斯基[3]。于是,2007年7月2日,俄罗斯以宪法规定不得引渡本国公民为由正式拒绝引渡,并声称若英国检控署将证据转交俄罗斯检察官,则考虑在俄罗斯审判卢戈沃伊[4]。英国不满意俄方的决定,并于7月16日宣称,采取将4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和对俄罗斯官员实行严格的签证政策等措施以敦促合作[5]。作为回应,俄罗斯于同月19日宣布,将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停止向英国官员发放签证,并且暂停与英国方面的反恐合作[6]。

虽然利特维年科之死至今扑朔迷离,但是英俄关于卢戈沃伊的引渡战,使双方难以继续反恐合作。面对英俄之间的僵局,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俄罗斯施压,由于“恐怖谋杀事件发生在英国境内”,要求俄方答应英国的引渡请求,并参与各种国际事务的合作[7]。这是否表明:引渡案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滥用的深切担忧?有关国际反恐合作需要俄罗斯的积极参与?英美等国的一致看法与俄罗斯的消极态度之所以形成鲜明对比,是否因为俄方的不引渡决定违反了有关引渡条约或者原则?国际引渡合作是否存在制度缺陷或者法律障碍?如何才能消除引渡障碍以促进国际合作呢?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二、核材料的滥用与国际反恐合作

在这起“核暗杀”案中,钋-210的用量是一般致死量的100倍,在黑市的售价约3000万欧元[8]。作为放射性物质主要材料的钋-210[9],一旦进入人体,放射性病状就会严重损害内脏功能,甚至少量钋也能致命[8]。因此,滥用的危害极大,若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脏弹”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由于在前苏联核设施中有相当数量的钋被盗并上市待售[9],俄罗斯核材料黑市可能是钋-210的首要来源。这说明,如果对核设施安全问题的监管不善,极可能造成核滥用,严重伤害平民[9]。

近年来,国际核物质的走私现象日益严重[10]。就反对核恐怖主义的意义而言,大部分涉案核物质的数量小,但“大部分以营利为动机的核走私活动源于国际黑市对核物质的广泛需求”,而有些国家在核物质和核设施的监控方面存在漏洞[10]。在“核暗杀”案发后,美国公司廉价网售钋-210的订购单骤增,且有公司公开出售原子弹[11]。这样,“黑幕下的核走私及核转移”“使核威胁从战争转向日常生活”,极可能为恐怖分子提供核恐怖袭击的便利[8]。为避免核滥用和核恐怖,必须严格监管核材料和加强反核恐怖的国际合作。

针对国际核恐怖威胁的严峻形势,联合国制定了第13个国际反恐公约,即2007年7月7日生效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以弥补国际法关于核恐怖规范的不足。该公约将核恐怖确定为犯罪,明确了故意使用放射性材料、核材料、核装置和核设施以危害他人、国际组织或国家的行为,属核恐怖主义;而且要求缔约国调整国内法,制止在其国土上酝酿的核恐怖,并为此在防范、调查和罪犯引渡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2005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30多个国家成为第一批签约国;一年后,签字国达100多个,这时俄罗斯已成为该公约的第6个批准国,使国际多边核反恐有了良好的开端[12]。

三、引渡合作的依据与不引渡问题

(一)引渡依据

国际引渡合作的依据,主要是国内立法、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及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例如,英国《2003年引渡法》第193条规定:“如果某一外国未与英国预先确定双边的引渡合作安排……但只要该国与英国同属某一多边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国务大臣即可决定对其依照引渡法的相关程序提供引渡合作。”据此,除了双边引渡条约之外,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也可以成为英国对外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而且,根据该法第194条的规定,在“与英国不存在一般的引渡合作安排”的情况下,“英国可以与引渡请求国就个案引渡合作问题达成特定安排”。这样,英国就扩大了引渡依据的范围。基于互惠原则,与英国开展引渡合作的国家,可援引相应的多边公约作为引渡依据,也可就个案与英国达成特定安排。

英国和俄罗斯联邦都是《欧洲引渡公约》的会员国,并签署了《刑事合作理谅解备忘录》[13]。作为《欧洲引渡公约》缔约国,英俄双方均有义务在一定条件下移交请求国合法机关因某罪而请求引渡的所有人员。

(注:《欧洲引渡公约》(1957)第1条规定了引渡的义务。参见:赵秉志.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9.)这适用于符合该《公约》第2条规定的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要求的所有罪行。由于“卢戈沃伊引渡案”涉及谋杀,这显然满足了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的条件。关于程序上所要求的必备条件,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因此,尽管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双边引渡条约,但是英国可以依据《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请求引渡卢戈沃伊。

(二)不引渡原因

俄罗斯之所以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据报道是因为“宪法障碍”,即《俄罗斯宪法》第61条确立的“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14]。据此,俄方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无权超越宪法,将俄罗斯公民卢戈沃伊引渡到英国受审;但是,这并不妨碍卢戈沃伊自愿前往英国接受司法审查。拒绝引渡的另一依据是《欧洲引渡公约》第6条第1款,据此,英俄均可拒绝引渡请求国关于引渡本国国民的请求。本国国民不引渡条款被引入本公约,是因为考虑到欧洲大陆和几个条约起草国的相关引渡例外规定,以争取更多国家的加入[15]。实践中关于是否引渡本国国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在国外实施犯罪的管辖问题,若犯罪发生在大陆法管辖的区域,则被视为违反国内法;而普通法在传统上优先考虑地域管辖[16]。英美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的评论和官方声明,充分反映了其坚持地域管辖的立场,且“核暗杀”案也涉嫌公诉罪名。(注:例如,英国官方主张地域管辖原则,在英国审判此案的嫌疑犯。关于英国官方的评论,参见:Lugovoi“mustfacetrialinUK”[J].TheGuardian,2007-05-25.)

与大部分国际反恐文件相同,《欧洲引渡公约》还规定了“或引渡或起诉”,其基本原理是:违法者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17]。由于该原则的内容具有选择性,该公约规定的义务不是绝对的;只要不起诉决定是主管当局完全依据法律规定的处理其他严重犯罪的程序作出的,就无需引渡法律程序。因此,俄罗斯在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时表示,若英国能提供确凿的犯罪证据和事实,则将按照国际公认的“双重犯罪”原则,在本国司法框架下调查和审判被请求引渡人,并依法对其定罪判刑[14]。这是符合有关国内立法和国际引渡义务的处理方式。

此外,俄罗斯拒绝引渡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被拒绝请求的英国一再坚持引渡且未请求在俄罗斯审判呢?因为在证据链上,英国最想证明投毒行为是否由俄罗斯安全部门授意,这需要将卢戈沃伊置于英国检察部门的直接控制下。由于钋-210是易溶于水的剧毒性放射物质,故意使用这种物质杀人,会导致大量无辜平民受害[14],可能符合核恐怖主义的犯罪构成。如果这样,基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考虑,与俄罗斯合作审判将受到法律质疑。所以,俄罗斯安全部门是否授意投毒,成为此案的关键和影响不引渡决定的潜在因素。

引渡合作有时还会受到国家间相互引渡关系的影响。几年前,俄方“曾多次要求引渡在英国流亡的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与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扎卡耶夫”,均被英国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18]。虽然英国援引“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合理之处,但是不引渡决定直接导致英俄外交关系的恶化,也成为两国间引渡合作的不愉快先例。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决定不引渡之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于6月对别列佐夫斯基“间谍案”展开司法调查,并于7月5日以充当英国间谍并损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俄前特工扎尔科进行刑事起诉。这些活动发生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正式生效之前,俄方似乎在暗示:“核暗杀”事件可能由英国军情六处所为,这

属于该公约第3条规定的排除适用范围,并为4天后正式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奠定了基础。

如果俄罗斯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基于互惠原则和国内的宪法规定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实属合情合理;但是其却采取对英国警方进行诸多限制的办法,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要求英方调查人员,“不能询问此案关键当事人及证人”或者“单独展开调查行动”,“英国警方的任何询问都必须得到俄联邦安全局的批准,而且需要有俄方人员跟随”[19]。这不利于“核暗杀”案的调查工作,且违反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7条关于缔约国合作调查的国际义务。

四、国际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

“卢戈沃伊引渡案”主要涉及国际引渡合作的两项例外原则:其一,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这

是俄罗斯拒绝英国引渡请求的直接理由;其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这

是与此引渡案密切相关的英国拒绝向俄罗斯引渡获其政治庇护的俄罗斯公民的理由,也是俄罗斯对“卢戈沃伊引渡案”决定不引渡的间接原因之一。随着各国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恐合作,有关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有了崭新的发展。例如,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也受到限制。这些新发展既具有促进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积极意义,又存在影响国际反恐合作的消极因素。

(一)关于“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

“本国公民不引渡”是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而不将在国外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执行刑罚。此原则曾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引渡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许多双边引渡条约中首要的引渡阻却事由。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日益密切,该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这有利于减少国籍对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消极影响。

具体而言,许多多边公约和双边引渡条约都允许引渡本国国民,弱化了国民不引渡这一例外原则。例如,继《欧盟成员国间引渡条约》从原则上排除该原则的限制之后,“欧洲逮捕令制度”完全废除了该原则,意大利与加拿大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也允许引渡本国国民;有些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则直接规定了有关的变通执行制度;《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又将向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庭)引渡本国国民确定为一项国际义务。这些新发展同样适用于反恐领域,具有促进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大部分引渡条约仍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逃避惩处的机会,该例外原则依然影响着反核恐怖的国际引渡合作。目前,国际上尚不存在普遍和统一的有关条约规范或者习惯国际法规则,各国只能依据国内立法或者承担的国际义务开展对外引渡合作[20]。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国内宪法、刑法或者引渡法等法律文件中。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及英联邦成员国的法律,倾向于不限制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其他国家或者明确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或者规定自主选择决定是否引渡本国国民。

虽然在拒绝引渡请求的情况下,被请求国通常将被请求引渡人交付给本国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或引渡或起诉”措施在实际适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践中难以有效发挥其代替引渡的作用。一方面,其选择性特点在有些国家根本无法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性又导致引渡合作的双方没有协商的前提条件[21]。在“卢戈沃伊引渡案”中,俄罗斯对是否引渡嫌疑犯有决定权,英俄双方难以对此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虽然这场引渡战导致两国外交关系严重恶化,但是俄方始终掌握引渡合作的主动权,至今既没有引渡又没有起诉“核暗杀”事件的嫌疑犯,甚至限制英方在莫斯科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被请求国仅是犯罪嫌疑人国籍国,而非犯罪发生地国,尚未遭受犯罪行为或者犯罪结果的直接危害。因而从本国司法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被请求国可能不会高度重视有关的刑事追诉工作。从调查取证的角度而言,被请求国也不易收集到犯罪发生地的相关证据,若从请求国获取证据,则困难将更多且成本较高。

(二)关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引渡合作基本原则。随着对恐怖犯罪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公约和条约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从而限制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并相应地扩大了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

关于国际反恐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公约》第11条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不得为引渡或者司法协助的目的,将有关恐怖行为视为政治犯罪。《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15条也规定:“为了引渡或相互司法协助的目的”,本公约第2条所述的恐怖犯罪“不得被视为政治罪、同政治罪有关的犯罪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犯罪”。关于区域性公约,《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欧洲公约》从理论上完全排除了引渡政治犯的可能,要求必须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即在引渡问题上,不得将恐怖犯罪视为政治犯罪。还有国家在缔结或修改双边引渡条约时明确将有关犯罪排除在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如美英2003年签署的补充条约即为这样。

随着反恐领域中该原则适用范围的缩小,国际引渡合作的范围相应扩大。即使少量犯罪分子在该原则的庇护下逃避了法律制裁,从理论上讲,补救措施也能有效打击核恐怖犯罪。作为必要补充的“或引渡或起诉”,有利于回避关于“政治犯”的争议,防止他国基于互惠原则使逃犯逃避法律追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成功引渡已获他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例如,与“卢戈沃伊引渡案”有关的俄罗斯人的引渡问题,最终被英国援引该原则多次而拒绝引渡。

五、应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

国际反核恐怖合作,需要世界各国从预防和惩治两方面入手,既要采取预防措施严格监管核材料,又要加强有关的法律合作,其中,引渡合作就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国际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利用核材料发动恐怖袭击的严峻形势也不容忽视。因此,各国如何消除羁绊以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对策的评价

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英国官方提出了消除俄罗斯对外引渡障碍和实现英俄引渡合作的若干建议。这些对策是否有效可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1.解释宪法

英国外务大臣从拒绝引渡的宪法依据推断,俄罗斯解释宪法的方式有二:其一是作规则的例外性规定;其二是创造性地解释宪法条文本身。宪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因各国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22]。《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了国际法条款,且确立了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义务的优先性;因此,任何国内条文的法律解释普遍与国际法规则保持一致。

但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国际义务被赋予与宪法同等的重要地位,也难以成功地引渡俄罗斯公民到英国受审。这是因为,英俄之间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俄罗斯不必承担有关引渡的国际义务;俄罗斯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宪法条款,使引渡卢戈沃伊不可能实现。尽管俄罗斯曾有引渡双国籍人的先例,但国内法院已确认其违宪;(注:关于此案,参见:Garabayevv.Russia(EctHR,2007-06-07).ApplicationNo38411/02.)因此,宪法解释无法消除存在的宪法障碍。

2.修改宪法

宪法条文的修改程序通常十分复杂。俄罗斯宪法规定的禁止引渡本国国民,是尤其难以改变的,因为它属于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章,这是最难修改的特殊三章之一。修改宪法中引渡条款的重重困难,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批准和执行被长期拖延这一现象可以窥见一斑[23],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存在有关的宪法障碍[24]。

一般来说,修改宪法并非不可能,但为个案而修宪几乎不可能。即使有国家愿意启动修宪工作,以参加国际刑事合作,但至今也无国家为了引渡个案而这样做。固然有一些欧洲国家修改了宪法中的类似条款,使欧洲逮捕令生效,但这仅是部分情况,依然有国家尚未修宪[25]。而且,欧洲逮捕令的特殊制度,与作为非欧盟国家的俄罗斯无关。由此可见,建议俄罗斯修改宪法以引渡卢戈沃伊的理由,很不充分。

3.规避引渡程序

英国外务大臣指出,“国民不引渡原则”并不排除卢戈沃伊在海外旅行时被引渡的可能性[5]199。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坚决抵制引渡的卢戈沃伊是否会突然同意引渡,很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宪法》不仅保护本国国民不被引渡,而且保护他们不被驱逐。(注:关于具体规定,参见:TheConstitutionoftheRussianFederation,Art61(1).)也就是说,《俄罗斯宪法》充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除非卢戈沃伊本人同意到英国受审;因此,通过程序规避实现引渡的可能性非常小。更重要的是,规避引渡程序涉及到有关引渡的正当程序和人权问题。国家主管机关以规避引渡程序的方式促进犯罪嫌疑人的移交,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自由,因为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限制人身自由和安全权。(注:关于人权法,参见:EuropeanConventiononHumanRights(1954)Art5;关于典型案例,参见:Bozanov.France,(EctHR,18Dec1986)Applicationno9120/80.)基于人权保护的考虑,这一对策也不可取。

(二)国际社会的新举措

鉴于引渡例外原则妨碍了对国际犯罪分子的追诉和惩治,影响部分引渡合作的正常进行,国际社会已采取变通执行措施[20]113。为了有效打击包括恐怖犯罪在内的多项国际犯罪,联合国框架内的一些国际公约采用了“审罚分离”的新举措,以淡化国籍或政治犯罪因素对引渡合作的限制。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6条第11款规定:“如果缔约国本国法律规定,允许引渡或移交其国民须以该人将被送还本国就引渡或移交请求所涉审判、诉讼中作出的判决为条件,且该缔约国和寻求引渡该人的缔约国也同意这一选择以及可能认为使用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条件的引渡或移交足以解决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0款所承担的义务。”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12款中,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虽然上述条约没有直接规定“审罚分离”的做法适用于打击核恐怖犯罪,但可能适用于有关的引渡合作,对缔约国的反恐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而且,《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也允许在不同国家审判和执行刑罚。该《公约》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缔约国国内法允许引渡或移交一名本国国民,但条件是须将该人遣回本国服刑,以执行要求引渡或移交该人的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而且该国与要求引渡该人的国家均同意这个办法及双方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有条件的引渡或移交应足以履行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义务”。该规定当然适用于有关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且主要针对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根据上述规定,“审罚分离”的适用前提是:缔约国国内法不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即如果在本国服刑的条件下允许引渡或移交本国国民,且服刑的内容是引渡或移交请求国依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进行引渡合作的两国均同意这个办法及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有关条约的缔约国欲适用这一办法,就必须修改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国内法,包括修改相关的刑法和引渡法规定以及消除宪法障碍。例如,已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俄罗斯,适用“审罚分离”的必要条件,就是事先修改宪法以消除障碍。这样,既能避免使应受罚者逃避法律制裁,又能促进国际引渡合作和维护各国法律的权威。

六、对中国引渡立法的借鉴意义

中国重视反恐法律体系的构建,不仅参加了联合国的10余项反恐国际条约,签署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而且通过订立双边引渡条约与有关国家开展反恐合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2000年制定的《引渡法》对反恐合作考虑不足,主要表现在规定本国国民或政治犯不引渡等方面。为了早日批准有关反核恐怖公约,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借鉴先进的引渡措施,以消除国内法障碍。

我国《引渡法》绝对禁止引渡我国国民,与国民不引渡原则弱化的发展趋势相悖。为有力打击恐怖犯罪和广泛开展引渡合作,我国应确立相对不引渡国民的制度,将国民不引渡条款,从该法第8条转到第9条,即纳入可以拒绝引渡的范畴。同时,《引渡法》也与恐怖犯罪非政治犯化的趋势不一致,为顺应这一新发展和顺利开展引渡合作,应将有关绝对不引渡的规定修改为相对不引渡的规定。在该法第8条第3款和第4款中,可分别加入如下但书条款:“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加入的国际条约不认为是政治犯罪的除外。”

而且,为了扩大引渡合作的范围,在修改《引渡法》时,可考虑在第8条增设“审罚分离”措施,即规定:“在拒绝对外引渡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下,根据请求缔约国的引渡请求,考虑执行根据该国法律判处的刑罚或者尚未服满的刑期。”这是被请求国在应该引渡却不愿或不能引渡时的一种变通办法,有利于在国际范围内编织严密的反恐合作网,并正确处理反恐合作与不引渡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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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合作范文篇3

近些年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它既是各国政府和公众视野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又是整个刑事科学尤其是国际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对汹涌的恐怖主义犯罪浪潮，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危害

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犯罪更多地表现为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形式，危害性越来越大。在国际层面上，恐怖主义威胁着国际秩序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层面上，恐怖主义影响着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以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生的恐怖劫机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犯罪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世界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加大，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的加剧，以及高科技的进步和普及，恐怖主义事件更是有增无减。据统计，在1968年至1997年的30年间，全球至少发生恐怖主义犯罪事件15000起，造成人员伤亡40885人；年平均伤亡1363人，年均死亡319人。仅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就发生了5431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事件，造成4684人死亡；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生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事件达3824起，死亡2468人。①当代的恐怖主义正朝着组织严密、规模庞大、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的方向发展，世界人民正在无奈与悲愤中承受着恐怖主义这颗历史的毒果。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当代应对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关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现实的表现、未来的趋势等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世界反恐怖主义犯罪的成果在国际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就是迄今为止形成的以12项反恐公约为主的反恐法律体系和专门的国际反恐机构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中的显著成效。联合国在世界反恐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针对传统恐怖主义犯罪制定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和《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还是依据反恐的新形势而制定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和迅速反应的能力。此外，联合国在协调成员国的一致行动上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为世界反恐提供了政策指导。在区际和国家间的层面上，反恐条约也随着恐怖主义犯罪形势的发展不断更新，如欧盟为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制定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美洲有《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亚洲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在加大反恐力度，为反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当代反恐模式的问题反思

虽然各国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恐怖分子的袭击仍然频频得手。一些国家总是企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独霸世界事务的话语权，在深层次上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甚至借反恐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将政治偏见冠以“恐怖主义”的名号。当前出现的“越反越恐”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国家未在联合国的统一协调下统一行动的结果。另外，强行推广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相情愿的做法和依据自身需要对恐怖主义的判别所采取的双重标准，都刺激了极端分子的神经，挑起了他们的战斗欲望。对纯粹军事手段打击反恐的倚重，则表明旧有传统观念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调整，应对新的恐怖形势收效甚微或者反恐方向发生偏移就不难理解了。因既有国际刑法的价值构造及其不足导致的法律空白，也没有提供一个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清晰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

二、全球治理模式的理论解析

（一）全球化对传统反恐模式的挑战

以冷战思维为主导的霸权主义和以单边主义为内核的反恐模式的失效，警示着人们改变观念的重要性。区域分割与各自为战的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不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意识形态冲突，使恐怖分子试图反客为主、主动出击，企图通过暴力抗衡实现所谓宗教理想的做法，则暴露了其在现实境况的巨大落差下希望获得的安全感。不得不承认，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其存在于全球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说它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全球问题的产生揭开了人类为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而合作、奋斗的崭新一页，人类共同的未来将世界连成一体。全球化驱使人们重新思考反恐的方式、方法，不能再循着固有意识的惯性和经验来指导实践，恐怖主义犯罪的解决需要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全球合作。有学者将之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来对待，这也许将给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带来契机。非传统安全是全球化时代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它是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相对应的，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贫穷问题、资源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众多问题的综称。

（二）基本立场之争———国家主权与国际秩序

尽管非政府组织等新兴主体的出现使国家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在反恐上的作为与社会对国家的依赖与期待可能存在出入，这是因为国家在实际的反恐行动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尤以国家利益为重。国际社会对反恐的利好因素并非一无所知，问题是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了反恐。长期以来，各国由于价值观念差异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态度并不一致；国家间关系的亲疏分合使得国际合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限制。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引起利益的全球化，而利益的全球化又必然引起冲突的全球化。②如何在利益和责任上取得平衡，将是对国家决策水平和国际形象的重大考验。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与狭隘民族观的突破，其实是在解决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问题，没有国际反恐价值选择的整体原则和利益兼顾，便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恐怖袭击的频发并未给国家利益的坚守留下太多空间，最近，美国学者也开始强调国家互赖性的重要，认为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发展。

（三）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应然选择

当今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恐怖袭击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都没有能力单独解决全球问题，因此我们要在反恐中树立一种“国际思维”。“国际思维”是一种用于指导反恐实践的具有全局观性质的重要反恐理念，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反恐新特征。“国际思维”客观上以“国际合作”为行动模式。“国际合作”是时代的主题，对反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影响到国际社会反恐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国家的战略选择。反恐需要在超越国家与国际的利益合一与利益分离的争论中，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这一全球问题，而非纠结于单个利益的夺取和平衡。如果将反恐的实效看做“蛋糕”，国际成员和国际组织的任务是将蛋糕做大，而非仅仅平分，而实现目标的方式就是合作，因为唯有联合才能长久共赢。

三、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模式的构想

将恐怖主义界定为全球问题之一，就自然演绎出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要适用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契机，将恐怖主义的发展和演变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去看待，在此基础上制定反恐对策，将更加全面和具有针对性。国际社会在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方面，应当把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看做同一整体，共同采取行动。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与全球治理模式的确立是反恐的基础，新时期的反恐模式需要从国际政治关系学的理论中获得启示。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曾把“全球化”定义为“一个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的世界”。③对于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有人认为只要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继续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边缘化”于这个过程之外,就不能保证在这个世界上根除恐怖主义。④

（一）全球治理模式的法律基础

恐怖主义犯罪的全球治理模式需要以务实、高效的国际公约、规约，区际或双边的反恐协定以及内国的反恐法律等文件作为基础，反恐的精神和理念将通过法律框架的形式给反恐的联合行动提供指导。全球治理所需要的综合性处理机制和一体化反应，都对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维的合理性标准将用来衡量法律的动态平衡机制是否适应反恐的现实需要。这里涉及“刑法全球化”的问题，刑法全球化是必要的，它为惩治与防范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依据，这一各国刑法相互吸收借鉴的过程本身即是反恐规范多样化的延伸。刑法全球化是可行的，“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为刑法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模式，“全球化与本土化”则为刑法全球化指出了选择路径。⑤在国际公约的引领下，各国应该积极寻找利益结合点，求同存异，加强合作，调整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推进公约内化及本土创新，共同践行反恐的综合治理措施。全球反恐合作的既有成果给法律文件的创制与修订反馈了很多信息，伴随着人才、信息、知识的世界交流，国家的反恐能力和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对恐怖犯罪的治理，随着新型恐怖手段和犯罪形式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反恐预防立法必要性的认识。

（二）全球治理模式的组织保障

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家为主导、以国际组织为重要参与者的国际反恐大联盟是反恐的组织保障。在联合国之外，区际合作组织是联合反恐的另一个保障，地区内国家间的磋商和对话的机制，对于重塑多元民主的政治格局、构建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联合反恐的新版图，具有重要作用。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反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国家主权事实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织体仍然是一种现实，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国家还会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反恐更是离不开国家尤其是一些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的支持，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人力、信息、科技和武器等都需要国家的投入。国际集体安全这一制度安排近年来被特别强调，在这个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承诺成员应共同采取行动，谴责任何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组织、团体和个人，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国际集体安全是理想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国家正在用集体安全模式来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三）全球治理模式的司法协助

恐怖主义犯罪目前不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所以还不能适用直间管辖模式，而主要依靠间接管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间接管辖需要借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能实现，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的刑事司法协助主要包括对恐怖分子的引渡、刑事审判的移管、文书的送达、协助调查取证以及对生效判决的执行等内容。恐怖主义犯罪全球治理的司法模式需要明确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罪行法定原则、恐怖分子刑罚不可避免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等。对刑事司法协助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刑事司法协助除了狭义的协助形式外还包括引渡。引渡是指一国把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定罪判刑的人，根据有管辖权的国家的请求，在条约或互惠的基础上，移交给请求国，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罚的一项制度。为了更好地追究恐怖分子的刑事责任，应当将其排除在政治犯之外，这样可以避免因国家对恐怖分子的歧见而带来的障碍。此外，因为现代的恐怖活动对网络更加倚重———纠集成员、组织联络、攻击目标、舆论造势、武器扩散、交易、资金隐匿等都要借助网络的力量，所以如何加强网络技术的交流和对信息情报的识别，防止全球网络被恐怖组织利用，是一项事关反恐成败的关键因素。

反恐合作范文篇4

检察机关在反恐中的作用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米其罗(asha-rosemigiro)先生在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讲话中强调，检察官可以让恐怖分子为受害者负责，检察官在反恐中发挥着独特、重要的作用。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主席、土耳其大使阿帕坎(ertugrulapakan)先生也指出，检察官在全球反恐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是各执法部门之间必要的桥梁。虽然各国的司法体制各有不同，但检察机关作为现代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的反恐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还在反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一是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的引导作用。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检警一体模式，警察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检察官的起诉要求。为提高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起诉的成功率，很多国家的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了对警察侦查工作的指挥和引导。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是检警分立模式，检察官与警察各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侦查权，但在调查和检控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中，也强调检警之间的合作。在中国，对于收集证据、证明犯罪等存在较大难度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以及其他重大、复杂案件，检察机关通过指派专人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取证的方式，来增强起诉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二是很多国家将原属法院的一些司法权力交由检察机关行使，以减少制约追诉恐怖主义犯罪的关卡和程序，尽快抓获恐怖分子，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如在埃及，对有线或无线网络上邮件、短讯、电报和对话内容进行监测或截取，必须获得预审法官的特别授权，而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调查，则由检察机关颁发此类授权。

三是为了统一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很多国家将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从诉讼领域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西班牙成立了检察官领导下的保护受害人办公室;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可裁定是否将恐怖主义犯罪人移交给其他州或行政区服刑;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预防恐怖活动。

二十一世纪起诉恐怖主义面临的挑战

反恐委员会主席阿帕坎先生指出，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越来越复杂，恐怖手段和技术越来越高明，因此应当注意研讨如何应对不断创新的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委员会执行局主任史密斯(mikesmith)先生认为，应当弄清真正的挑战在哪里。立法将恐怖主义包括资助恐怖主义定罪固然重要，但是在刑事司法中如何落实，如何起诉成功也很重要。总结与会代表的发言，二十一世纪起诉恐怖主义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跨国性进一步增强，体现在恐怖组织或人员、活动地点、袭击对象等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相应的，犯罪地点、嫌犯位置、证据持有、受害者国籍等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因此，不论哪一个国家对之进行追诉，都需要获得其他有关国家的支持和协作。

二是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方式复杂多变，除了传统的暗杀、爆炸、劫机、绑架等手段外，利用生物、化学、核武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恐怖活动呈发展之势。相应的，起诉便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犯罪，包括传统和非传统形式的恐怖主义犯罪实行犯，以及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培训、策划、筹备等非实行犯(广泛的共同犯罪)。目前对煽动恐怖主义如何定罪还存在分歧。如何既预防煽动恐怖主义又尊重人权是很难平衡的问题。

三是恐怖主义组织往往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组织严密，装备先进，且恐怖主义组织间相互勾结，有进一步联合、合作的倾向。这意味着恐怖主义犯罪能力越来越强，技术越来越高，相应地侦破恐怖主义犯罪、缉拿恐怖分子以及起诉证明等都更加困难。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反恐处处长丘若斯(muhammadkhalidqureshi)先生指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决定了其攻击有周密的规划，秘密组织及其支持者不断调整目标、方式，装备也尖端化，而我们的调查、起诉能力不高，缺乏培训，设备落后。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需要支持能力建设，培训、设备、管理需要大量精力、能力，任务艰巨。

四是恐怖袭击活动往往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以及短时间内连续实施的特征，这就要求反恐必须能够快速反应，包括迅速破获案件、缉拿恐怖分子，以防止恐怖主义犯罪行为连续发生，以及迅速有效地收集证据，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打击其嚣张气焰。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起诉恐怖分子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证据问题。目前在证据、证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证人、受害人不愿或不敢作证，经常对成功检控造成实质性障碍。二是为了应对危害性、危险性极高的恐怖主义犯罪，很多国家扩大了执法部门的权限，为反恐侦查机构提供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监听、特工行动、控制下交付等，相应地就会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并且还面临情报机构获得的信息、情报要保密而刑事诉讼过程要求透明二者之间的矛盾。

联合国与犯罪办公室反恐办主任茹茵(ceciliaruthstrǒmruin)女士认为，应当从四个方面应对巨大的挑战:一是积极主动地起诉、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使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并规范密谋、煽动恐怖主义犯罪等罪名的起诉标准;二是规范收集、使用与恐怖主义犯罪有关的信息、情报，建立独立的机构进行司法审查和监督，解决信息、情报的保密与司法程序透明间的矛盾问题;三是加大对执法机关的培训力度，就如何使用强有力的调查、起诉手段为检察官提供全面的建议和培训，以提高执行安理会1373号决议的能力;四是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努力拓展国际合作的途径和范围，形成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合力。

起诉恐怖主义融资

2000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强调，各缔约国应特别酌情考虑采取管制措施，以预防和制止涉嫌为恐怖主义目的提供的资金的流动，并加强关于这种资金的国际流动的情报交流。安理会1373号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应预防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将募集可能用以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资金的行为犯罪化，禁绝资助恐怖主义者。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资金是恐怖主义犯罪的命脉，因此在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命脉。反恐执行局高级司法官罗杰(trevorrrajah)先生认为，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是洗钱和恐怖融资，遏制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能够起到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作用。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与资助机构有联系。金融反恐主要是沿着恐怖主义组织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发现和跟踪恐怖主义组织行踪，破坏他们利用网络的能力，掐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

反恐国际合作

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呼吁会员国与其他国家政府展开合作，调查、发现、逮捕、引渡和起诉恐怖分子，强化反恐行动信息的交换，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展开合作。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虽然联合国大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了一系列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宣言和公约，但静态的国际性禁止法律规范或宣言只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先导基础，国家间的动态协作才能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惩治恐怖主义措施。因此，必须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才能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方面有所作为。目前，很多国家在探求高效、快捷的反恐国际合作途径，如法国和德国商定两国可以联合通缉恐怖分子，并设联络官协调通缉行动的措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代表都在发言中谈到了“欧洲逮捕令”(即欧盟成员国司法当局相互承认搜捕权力的一项制度)为欧洲国家间的反恐合作提供了迅速便捷的程序。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创立的四项区域检察合作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亚欧会议成员国检察院对话合作机制和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反恐检务合作畅通了渠道。

反恐合作范文篇5

「关键词」奥运会，反恐，国际法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年轻人相聚的历史盛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即将举行需要我们解决与之有关的各种法律问题，包括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对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而由于“九一一”等恐怖事件的影响，安全是国际奥委会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奥运会的反恐和安保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尤其是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以及国际奥委会对这个问题是更加重视。另外加上奥运会的国际性以及参与运动员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有关组织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譬如联合国等。

奥林匹克运动希望的是和平、友谊、进步，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本是各国青年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舞台，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单纯。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服用兴奋剂、裁判枉法、申办奥运会中的行贿受贿等行为，给奥林匹克抹黑不少。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内部肌体发生病变的同时，奥林匹克的外部环境也在恶化，恐怖主义的威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奥运会的主办者不能一心一意进行场馆的建设，参加者不能把精力完全用在备战奥运会上，都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来应付那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恐怖袭击。奥运会是一个全球各民族青年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尽管按理说安保是东道国政府的事情，但由于奥运会的影响以及国际因素，也需要有关各国政府的合作。而且反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考虑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故作者认为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对奥运反恐问题进行研究。

一、奥运会恐怖事件与雅典奥运会反恐行动

尽管自从有历史纪录以来，恐怖手段的应用就是一个明显的史实，但是把恐怖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文化奥运”和“休战奥运”对恐怖分子是没有约束力的，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或许才是下手的好机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闯入奥运村袭击以色列代表团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亚特兰大奥运会时那令人震惊的爆炸声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安全第一。尤其是“九一一”事件让反恐成为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奥运反恐更成为所有关注奥运会的人关心的问题。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前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开幕。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恐怖分子当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举重教练，随后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接着，该组织向慕尼黑警察局送来了恐吓信，信中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被关押的200多名巴勒斯坦人，用飞机把这200人送离以色列。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恐怖分子扬言将杀死9名人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各方均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经协商后警方决定向恐怖分子提供飞机，在起飞前发动突然袭击。当恐怖分子劫持着人质乘直升机到达机场时，联邦德国警方按计划发起了攻击，8名恐怖分子被全歼。但在交火过程中恐怖分子炸毁了直升机，并开枪打死了全部的9名人质，还有一名联邦德国警察在冲突中遇难。因为这起突发的恐怖事件，原定9月10日闭幕的奥运会不得不延迟一天，9月11日才闭幕。

还有一起奥运史上的悲剧需要人们铭记，1996年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时，一名种族主义分子在奥林匹克公园引爆了炸药，炸死一人，炸伤百余人。恐怖活动再次向奥林匹克运动发起挑衅，提醒着人们奥运反恐任重道远。

“九一一”恐怖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成为国际恐怖行动袭击的目标。恰如国际奥委会秘书长罗格所讲，“自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来安全问题就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最优先的考虑因素。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也进一步提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慕尼黑奥运会后奥委会就已经非常了解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世界已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安全问题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也许意识到了奥运反恐问题的重要性，再加上美国等国家的督促，希腊政府对本次雅典奥运会的安保问题所做的付出也是空前绝后的。自1997年获得2004年奥运主办权之后，希腊就开始了安全防范的准备工作。在国内，由于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本届奥运会安保费用达到了空前的15亿美元，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4倍，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6倍；雅典已经新安装了1577个监视镜头，1026个安在奥运场馆，551个安在闹市街区，这些仪器能够聚焦到每一个行人，还能采集所有人的对话。

希腊政府在奥运反恐方面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如下行动：希腊请求北约调拨数百精锐部队在奥运会期间驻扎在希腊境外的第三国待命，随时准备进入希腊，以防范可能的恐怖攻击，而且北约地中海舰队将出动所有舰艇来保卫奥运会安全；雅典奥运会期间，只有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可以自带武装保镖，其他任何人均不能在希腊境内携带武器，不过各国奥运选手或后勤人员可以带保镖负责他们的安全事宜，但这些安全人员均不能携带武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7个国家专家小组进驻雅典，这7个国家和希腊组成了反恐联合军团，共同开展安保工作；为了把住入境的关口，希腊政府决定在奥运会期间暂时停止执行《申根协定》，所有的外国入境者都必须持有签证，以防止恐怖分子钻空子；美国政府派遣数百人组成的美军特种部队赴希腊，担任奥运警戒要员的工作；英国政府经希腊政府邀请已向希腊首都雅典派出了由精锐特种部队人员组成的两个特别行动小组，由设在英国驻雅典使馆的英国军情六局工作人员统一指挥，以帮助希方做好雅典奥运会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二、奥运反恐的国际法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内容，笔者认为首先要理解的是根据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第二天，联合国大会即通过决议，紧急要求国际合作，预防和根除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国际社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规定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明确排除在“政治犯”之外，缔约国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政治庇护”。打击恐怖主义要求加强各国间包括法律合作在内的各项合作。而且在当今趋向全球化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和富有，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或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固然需要顾及本国的利益，但也不能无视他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包括奥运反恐在内的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在不损坏本国主权的基础上希腊政府邀请其他国家在奥运反恐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是国际法上所允许的。

恐怖主义是一种公认的犯罪行为，为国际法所严厉禁止，这在法律上是一个标准。恐怖主义的非法性，使它成为打击的对象。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必须要有法律的根据，恐怖主义的非法

性就是一个根据，故反恐的国际合作离不开法律的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军事行动不仅证明了国际合作与国际法之间的天然联系，而且说明了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其次需要明白的是外国武装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希腊国内的法律问题。由于希腊法律禁止武器入境，因此武装保安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允许美国安全人员携带枪支入境，在希腊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希腊人始终认为，希腊完全有能力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任何向美国做出让步的政府都会遭到媒体的强烈批评，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将被视为在国家主权上做出妥协。因此，希腊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公开表示，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禁止外国武装人员入境。然而，美国媒体披露，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希腊已经“秘密”同意400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在2000年8月份以北约军队的名义进入希腊雅典奥运会会场，并允许美国、以色列和英国安全官员携带武器入场。另据报道，除了特种部队外，美国还要求希腊允许美国为美国运动员和一些高官配备100名左右的保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派出了人质营救小分队、情报收集和分析人员。一旦发生袭击事件，这些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一名美国执法官员说，这些人也是全副武装的。但应当承认的是，不管希腊官方是否会公开承认允许美国有关人员携带武器入境，也不管美国是否公开承认了这一行为，只要双方达成了有关协议，美国有关人员的入境都是符合国际法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武装人员进入希腊的情况。

再次是申根协定和北约军队问题。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7条的规定，条约可以基于自身的规定或者其他原因而中止施行。而申根协议是欧共体各国和难民政策合作的重要文件，大大方便了去协议签署国的旅行者，因为去这些国家无需再办理签证。只要获得一个国家的签证，就可以自由出入其余申根协定国家。而且在过去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意大利内政部就决定从会议前几天起至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结束，意大利暂停执行申根协议。故希腊政府因为举办奥运会的原因而暂停执行申根协定也是符合国际法的。至于北约军队进入问题，希腊作为北约成员，北约军队当然可以在其境内驻扎并执行有关防卫事务。更何况北约已经参与了2002年的美国盐湖城奥运会的反恐合作，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最后是遍布雅典的摄像镜头等电子监视系统问题而引发的问题。希腊官员声明为了奥运安全而安装的电子监视系统（摄像头等）可以接受民权组织或人权组织的监督，并愿意在希腊宪法的基础上就奥运会后这些电子设备的用途问题同这些组织举行对话。问题是这些监视系统是否侵犯了奥运会参与者的人身自由和立法权？尽管当事人可以授权某些机构将这些权利公布于众，但是为奥运安全而实施的电子监视系统并没有事先获得奥运参与者的明示同意。而且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不得非法侵扰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该公约第4条关于“社会紧急状态时期可以允许的克俭”的规定为这种电子监视系统提供了合法根据。该条同时规定，只有在紧急状态正式宣布国家才有权力进行克俭。笔者认为，尽管举办奥运会的安全不同于一般的紧急状态，但是希腊政府公布电子监视系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上的宣布意思

三、对北京奥运安保的启示

雅典奥运已经结束，北京奥运已经进入倒计时，与举办奥运会有关的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前的2004年3月，北京正式激活2008年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于2003年成立的奥组委安保部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反恐、安保规划，以及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将由北京武警总队与北京警方共同承担，目前双方已开始研究制定奥运安全保卫规划，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也正在制定之中。

反恐合作范文篇6

【关键词】军事辩证法;反恐斗争;策略

【Abstract】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thoughtisthatmyarmydefeatstheenemymagicweapon.9.11eventqueeninternationalsterrorismsdisplaythetrendamalgamation，beingmadecomplicatedgradually.Inherentterrorismattributehasdecidedtofightagainstterrorismfightwithmustuse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thoughtforreference.Grasptheenemyandselvescharacteristic，flexibleapplicationstrategyandtacticsabilityinfightingagainstterrorismonlywhenobjectiveanalysis，isaccuratefightwithmiddlewininitiative.

【Keywords】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Fightwithonthecontraryprobably;Tactics

“军事辩证法”是同志1936年在陕北红军大学讲课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用客观、全面和发展的观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军事辩证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指导我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当前反恐斗争条件下，运用军事辩证法思想分析、研究反恐斗争的特点，对于制定反恐政策策略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思想分析国际反恐斗争合作原则

军事辩证法坚持在斗争中正确把握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战争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而形成的整体，有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之分。其中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而战争整体中的某个部分或战争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便是战争的局部。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全局统帅、决定局部。作为局部，在一般地隶属、服从全局的同时，关键环节还对全局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处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时，要以全局为背景和出发点，把握关键环节进行决策。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联系合作与跨境流动趋势不断强化。如果说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的组织形式、袭击目标的国际化等特点使反恐斗争在一开始便具有了全局性的特征，那么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合作与联系的不断强化，恐怖分子跨境流动性的日趋加强就使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境外“东突”等恐怖组织以“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为样板进行运作，并得到它们在资金、武器、训练等方面的支持。近期孟买发生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并和警方对峙期间一直在通过卫星电话接收来自国外的指示。就我国而言，中东、中亚、南亚等我周边及已远地区，其恐怖势力不仅与我境内恐怖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一直试图向我境内渗透。在这一地区性恐怖网络的辐射下，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不安，险情不断。一旦失控陷入更大规模的动荡，恐怖主义会进一步扩散，并波及如中亚、高加索、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东以外地区。届时，从阿富汗到伊朗再到伊拉克将连成一线，形成一个更大的动荡地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更大范围的活动舞台，从而使恐怖组织联合化、反恐问题复杂化的风险性进一步加大。

正确把握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加强反恐合作。“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更加充分，反恐合作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但从过去7年的实际情况看，国际反恐合作的现状依然是“热情高、分歧大、合力小”。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联合趋势不断加强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国际反恐斗争的步伐与恐怖主义的发展蔓延相比仍相对迟缓。当前，相关国家联合反恐和共同加强边境控制对于防止跨国恐怖袭击十分必要。越是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越要以全局的视角审视亚洲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深刻把握恐怖组织联合化、恐怖分子流动性的趋势制定对策。一方面，针对恐怖势力的力量联合与流动渗透，要加强我国与其它相关国家反恐力量的联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全局概念的多层次性特点要求我们要在周边地区动荡不安这一大背景下，主动将联合反恐纳入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整体关系中进行考量，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军事等一切对外关系和政策。紧紧抓住足以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在地区性事务中发挥自身积极作用，通过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努力协调地区矛盾、维护区域稳定、遏制滋恐因素的增多和扩散，逐渐形成有利我的反恐形势。

2运用关于内线外线的辩证思想分析在反恐斗争中坚持打歼灭战原则

军事辩证法坚持内线与外线在作战中的综合运用。内线、外线概念属于作战空间范畴。军事辩证法对如何运用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战术战法，调动、消耗敌人，转化力量对比进而形成有利于我的形势做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在战斗中要努力创造和利用有利条件和形势，以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为最终夺取胜利创造条件。公务员之家

我国境内反恐斗争具有内外线特点。就全国反恐战局而言，一方面，我国中东部广大地区是“东突”等恐怖组织进行各类恐怖暴力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这些地区，人口稠密，物流繁忙，开放性强，经济、政治重要战略目标遍布，点多、线长、面广。同时恐怖行为隐蔽、突发和手段多样、破坏力强等特点，又使暴露在恐怖分子视线内的潜在袭击目标难于防范的面面俱到，一旦被袭便处于猝不及防、应对置后的弱势地位，容易造成巨大损失和深远影响。恐怖分子藏匿后，侦察和抓捕难度大，军事打击手段更无施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东突”为主的恐怖组织大多将后方基地隐藏于西部边疆山区，并在那里进行信念培养、行动部署、人员训练等集中活动。在这些地方，敌人对气候、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占据了有利地形建立基地、修筑工事，并借助语言、宗教的一致性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培植势力基础。坚持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发挥外线优势歼灭集中之敌。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获得主动权，对抗双方中哪一方失掉了主动权，被迫处于被动地位，它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用我军外线部队随时对敌人基地的围剿歼灭，牵制恐怖分子可能对我内线发动袭击的恐怖力量。用我军对恐怖组织在战役或战斗上的绝对优势，遏制敌人对我的潜在威胁，为内线的积极防御减小压力、争取时间。

3运用主、被动辩证思想分析在反恐斗争中坚持打人民战争原则

军事辩证法坚持在斗争中对主动与被动辩证关系的分析与把握。认为，有主动性才有自由权，有自由权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因而争取斗争中的主动地位是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论持久战》中引征了中外历史上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诸多实例说明在优势劣势、主动被动的现实转化中主观指导的重要作用。军事辩证法认为，在一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指出:“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反恐斗争中同样存在主被动及其转化。与单纯军事力量悬殊的传统非对称战争不同，在反恐斗争中，我们不知道或很难确定恐怖分子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实施恐怖袭击。高科技装备的扩散和日益平民化更使这种新型的非对称性更加凸显。袭击动向的难以把握与严重后果的强烈反差使反恐一方必将首先处于相对被动的和防御的地位。这种被动的防御地位是由斗争双方的性质所决定的暂时地位关系，绝不是指我方要在战略或战术上实行专守防御。相反地，只有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才能不断地由被动向主动转化。

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恐怖主义的本质和恐怖暴力事件的事实越来越清楚的表明，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和最大受害者是广大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在反恐保卫战中如何扭转人民群众被动挨打的地位，挽救尽可能多群众的生命是摆脱被动局面的主要问题。要发挥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创新地开展反恐人民战争，必须认清现实条件下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地位和特殊作用。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其作用并整合到以国家为主导的反恐机制当中。这就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提供情报和避险自救等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要在反恐机制中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在上述两方面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短信等实时性媒体开展反恐动员，增加信息透明度，使安全防范观念和危机意识深入人心。建立多元、保密、便捷、高效的反恐信息情报传递机制，通过降低群众提供情报的风险成本来提高他们主动提供情报的积极性。加强对公民的危机应对教育，提高他们在各种条件下的自救、互助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先廷.军事辩证法论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6月第二版;张全启，刘继贤.军事思想原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6月第二版

反恐合作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控制对策

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anditscountermeasures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istheseverechallengetooursociety,9.11terroristattackstookplaceinU.S.A.pushedthischallengetothepeak.Theauthorattemptstoanalyzetheconcept,characteristicandcauseofsuchcrimetheoretically,exploreitsessence,andthenproposepointedlyseveralmeasurestocontrolit.Facingthechallenge,inordertoattackterrorismandsafeguardtheworldpeace,theinternationalsocietyshouldmakeextensivecooperationactively,discussandconstruct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oftheanti-terrorism,obeytheneworderofthe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lawtogether,adopttheappropriateactiononthetrackoftheUnitedNations.

Keyword: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countermeasure

作为特殊的跨国暴力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恐怖活动由来已久，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以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1]据统计，90年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仅在1995年，全世界平均每天发生17起严重爆炸事件，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万美元以上。[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它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大量引起国际纠纷，加深国家、地区、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一个危险因素。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所下的定义约有110余种，譬如：

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主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或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院将“恐怖主义”解释为：“由组织或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这种行为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反恐怖研究中心认为，只要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就属于恐怖主义的范畴。并且指明，“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是恐怖活动不同于其他暴力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强调“政治目的”是为了与普通刑事犯罪有所区别。[3]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一种为大多数国家政府所接受的定义。在反恐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反恐合作中，这些分歧成了一个沉重的羁绊。笔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某种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并非一定是政治目的）或实现某种利益，对一国政府、社会公众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相要挟，使人丧失基本安全感的战争以外的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在全世界频繁发生，虽然其具体犯罪行为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等均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共同特征。

（一）国际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大多发生在多个国家，或者由国际犯罪集团策划实施，犯罪分子的活动也

是由一国转战到另一国，在若干国家范围内完成同一项犯罪计划。

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是和恐怖组织及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密切相连的。一方面，恐怖活动，尤其是国际恐怖活动多由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这些恐怖组织有的势力庞大，渗透到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的为共同或类似的信仰所指引，彼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遥相呼应，加强了恐怖活动的国际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也为恐怖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外，金融交易的国际化使犯罪分子得以方便地获取和调配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此外，通讯的国际化也使犯罪分子能够跨越国境来控制恐怖活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进行恐怖犯罪。

（二）普遍意识形态性

恐怖活动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只是一种手段，犯罪分子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其犯罪的根本目标。在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行为实施者之所以诉诸暴力恐怖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即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情感的驱使下或为了达到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民族等目标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

（三）活动手段暴力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制造恐惧和惊慌以影响公众情绪,以求影响国家、政府内外政策”，为此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必须借助极端暴力活动或暴力威胁。这种“暴力性”在人群引起巨大反应并给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虽然不是恐怖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却足以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四）犯罪形式多样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统称，其行为方式主要是暗杀、绑架、爆炸、破坏等。这类犯罪具体包括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劫持航空器罪、海盗罪等，形式多样。

（五）有组织性

一般的恐怖活动，组织性或许尚不明显。而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这一点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往往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它往往是专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发起和策划的，并以组织形式具体实施出的。这类活动一般都是有备而发，即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和严密的准备工作，在实施中也往往有某种摇控指挥或其他人的密切配合，实施后也有专人负责逃跑藏匿的安置工作，[4]因而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三、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

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以及其严重的破坏性，使人们开始思考其存在的原因。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一语中的，“恐怖主义源于贫困和无助，源于许多悬而未决的纷争。”事实证明，恐怖主义的产生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意识形态差异

虽然当前恐怖主义十分猖獗，但没有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恐怖组织，所有极端主义组织都有自己的理论。从现代恐怖主义兴起至今，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宣称“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武器，”“恐怖主义是反西方的战争”，他们大多都是以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反帝国主义为理由，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以暗杀、绑架以及爆炸等手段攻击执政当局。

（二）宗教、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具有排他性，这两大教派间的敌对根深蒂固。历史上，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千年，两者你争我夺，难得一刻安宁。“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将决定未来他们之间的关系。”[5]因为从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运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根本对立。宗教极度思潮以遭到“文化侵略”和“宗教压迫”为借口，利用人们虔诚的信仰，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恐怖活动，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

（三）民族问题以及领土争端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频发，以恐怖手段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决的痼疾。极端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理论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就普遍认为，只要是为了解放被占领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于是产生了一种“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观点。

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不仅掺杂着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诸多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某些超级大国不断推行“一超独霸”的战略，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也是恐怖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四、恐怖主义犯罪的控制对策目前，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彻底铲除，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活动。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民主社会可能遭到损害甚至毁灭；但反击过度，也可能对民主形成威胁甚至导致民主社会的毁灭。所以，反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行动；二是在事件发生后能高效率地做出反应。

（一）加强国际合作，缔结国际公约，建立反恐联盟

>当前，各国针对反恐采取了诸多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遏制恐怖活动的肆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恐怖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国际化，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目前，缺乏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成为制约反恐行动的一个瓶颈。

1、加强反恐怖情报的收集、合作与交流

在反恐斗争中，如何识别恐怖分子是相当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息合作，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前主任安东尼·奎因顿指出：“如果我们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最关键的是准确且最新的情报。否则，我们既不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也得不到足够的资料作为在某种现实的危机中决策的依据。”乔治顿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罗勃特·库伯曼也认为：“情报是防御的前沿。”为了识破恐怖活动的预谋，除了充足的人员及物资和资金保障外，通过立法赋予反恐机构拦截通讯、窃听电话、监视不同国家间异常的资金流动等权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边界安全控制

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认识的不统一以及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第三势力的资助，这使得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而警察却无此权利。因此，加强边界安全控制，有针对性的禁止移民入境、限制飞机着陆权以及强制性的贸易限制等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切断恐怖分子的交通线、运输线和补给线。

3、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费来源

跨国恐怖犯罪活动与贩毒、走私、洗钱更加频繁地联成一体，其目的是为了筹集经费以维持恐怖活动的开支。因此，广泛开展反走私、贩毒、洗钱犯罪，切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就显得尤为重要。

4、加强国际司法协助，逮捕、引渡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

国际社会应采取共同的行动防止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将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以及使用武器犯罪的人排除在政治庇护之外，修订引渡协定，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

5、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开展区域性合作，建立反恐联盟

由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不统一，国家间的反恐合作缺少具体的对象；另外，恐怖活动常常得到第三势力的资助，使得恐怖组织有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和建立恐怖基地；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限制了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正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大多带有国际因素，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更应开展区域性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首先，应统一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消除双重标准，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使得恐怖主义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其次，应要求成员国协助其他国家打击恐怖活动，切断恐怖组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任何国家无权干预、也不要干预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由主权国家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反恐合作的协议发挥切实作用，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

（二）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反恐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防范恐怖主义的对应机构有二：一是政策决定机构。成立国务院领导的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能源部、交通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二是政策执行机构。恐怖活动发生后，由相应机构处理。如国务院管辖海外事件，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管辖国内恐怖案件，国内劫机事件由联邦航空局处理。1999年，美国政府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和反击国际恐怖势力，提高国家整体反恐怖能力，建立了以联邦调查局为主的反恐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政策与措施，如增加反恐经费、加强防范信息恐怖活动和核恐怖袭击等等。

此外，英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反恐机构，创建了反恐特种部队。事实证明，这样不仅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整体反恐能力，为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刑事立法，将恐怖主义活动规定为特殊的刑事犯罪

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即把恐怖活动作为刑事犯罪看待还是当作政治活动处理。许多国家采取颁布反恐怖法来解决定性问题，以解决法律上的难点。实际上，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恐怖活动作为特殊的刑事犯罪来对待。美国和中国既是如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犯罪防止法》及《反国际恐怖活动法》两项立法，联邦调查局根据刑法中250多项条文的规定开展调查和收集情报。2001年底，中国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严惩恐怖犯罪。因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军事行动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第三势力的介入，甚至是更疯狂的恐怖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不仅可以避免过分使用武力，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交流情报，提高处理恐怖事件的能力。

另外，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应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着手。要消除恐怖主义，必须解决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必须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如中东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保证全球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维护人类的发展与安宁。

参考文献：

[1]参见[法]安德鲁.博萨著，陈正云、孙丽波等译，《跨国犯罪与刑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2]参见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9页。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Z].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3-4。

[4]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8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34.

[6]赵秉志主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邵沙平：《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求索》，2002年01期

[8]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及我国刑事立法》，《法学评论》，1999年04期

[9]翁星、王晓、潘建珍：《论依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08期

反恐合作范文篇8

「关键词」奥运会，反恐，国际法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年轻人相聚的历史盛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即将举行需要我们解决与之有关的各种法律问题，包括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对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而由于“九一一”等恐怖事件的影响，安全是国际奥委会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奥运会的反恐和安保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尤其是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以及国际奥委会对这个问题是更加重视。另外加上奥运会的国际性以及参与运动员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有关组织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譬如联合国等。

奥林匹克运动希望的是和平、友谊、进步，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本是各国青年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舞台，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单纯。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服用兴奋剂、裁判枉法、申办奥运会中的行贿受贿等行为，给奥林匹克抹黑不少。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内部肌体发生病变的同时，奥林匹克的外部环境也在恶化，恐怖主义的威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奥运会的主办者不能一心一意进行场馆的建设，参加者不能把精力完全用在备战奥运会上，都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来应付那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恐怖袭击。奥运会是一个全球各民族青年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尽管按理说安保是东道国政府的事情，但由于奥运会的影响以及国际因素，也需要有关各国政府的合作。而且反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考虑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故作者认为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对奥运反恐问题进行研究。

一、奥运会恐怖事件与雅典奥运会反恐行动

尽管自从有历史纪录以来，恐怖手段的应用就是一个明显的史实，但是把恐怖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文化奥运”和“休战奥运”对恐怖分子是没有约束力的，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或许才是下手的好机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闯入奥运村袭击以色列代表团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亚特兰大奥运会时那令人震惊的爆炸声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安全第一。尤其是“九一一”事件让反恐成为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奥运反恐更成为所有关注奥运会的人关心的问题。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前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开幕。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恐怖分子当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举重教练，随后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接着，该组织向慕尼黑警察局送来了恐吓信，信中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被关押的200多名巴勒斯坦人，用飞机把这200人送离以色列。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恐怖分子扬言将杀死9名人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各方均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经协商后警方决定向恐怖分子提供飞机，在起飞前发动突然袭击。当恐怖分子劫持着人质乘直升机到达机场时，联邦德国警方按计划发起了攻击，8名恐怖分子被全歼。但在交火过程中恐怖分子炸毁了直升机，并开枪打死了全部的9名人质，还有一名联邦德国警察在冲突中遇难。因为这起突发的恐怖事件，原定9月10日闭幕的奥运会不得不延迟一天，9月11日才闭幕。

还有一起奥运史上的悲剧需要人们铭记，1996年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时，一名种族主义分子在奥林匹克公园引爆了炸药，炸死一人，炸伤百余人。恐怖活动再次向奥林匹克运动发起挑衅，提醒着人们奥运反恐任重道远。

“九一一”恐怖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成为国际恐怖行动袭击的目标。恰如国际奥委会秘书长罗格所讲，“自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来安全问题就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最优先的考虑因素。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也进一步提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慕尼黑奥运会后奥委会就已经非常了解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世界已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安全问题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也许意识到了奥运反恐问题的重要性，再加上美国等国家的督促，希腊政府对本次雅典奥运会的安保问题所做的付出也是空前绝后的。自1997年获得2004年奥运主办权之后，希腊就开始了安全防范的准备工作。在国内，由于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本届奥运会安保费用达到了空前的15亿美元，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4倍，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6倍；雅典已经新安装了1577个监视镜头，1026个安在奥运场馆，551个安在闹市街区，这些仪器能够聚焦到每一个行人，还能采集所有人的对话。

希腊政府在奥运反恐方面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如下行动：希腊请求北约调拨数百精锐部队在奥运会期间驻扎在希腊境外的第三国待命，随时准备进入希腊，以防范可能的恐怖攻击，而且北约地中海舰队将出动所有舰艇来保卫奥运会安全；雅典奥运会期间，只有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可以自带武装保镖，其他任何人均不能在希腊境内携带武器，不过各国奥运选手或后勤人员可以带保镖负责他们的安全事宜，但这些安全人员均不能携带武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7个国家专家小组进驻雅典，这7个国家和希腊组成了反恐联合军团，共同开展安保工作；为了把住入境的关口，希腊政府决定在奥运会期间暂时停止执行《申根协定》，所有的外国入境者都必须持有签证，以防止恐怖分子钻空子；美国政府派遣数百人组成的美军特种部队赴希腊，担任奥运警戒要员的工作；英国政府经希腊政府邀请已向希腊首都雅典派出了由精锐特种部队人员组成的两个特别行动小组，由设在英国驻雅典使馆的英国军情六局工作人员统一指挥，以帮助希方做好雅典奥运会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二、奥运反恐的国际法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内容，笔者认为首先要理解的是根据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第二天，联合国大会即通过决议，紧急要求国际合作，预防和根除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国际社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规定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明确排除在“政治犯”之外，缔约国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政治庇护”。打击恐怖主义要求加强各国间包括法律合作在内的各项合作。而且在当今趋向全球化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和富有，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或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固然需要顾及本国的利益，但也不能无视他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包括奥运反恐在内的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在不损坏本国主权的基础上希腊政府邀请其他国家在奥运反恐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是国际法上所允许的。

恐怖主义是一种公认的犯罪行为，为国际法所严厉禁止，这在法律上是一个标准。恐怖主义的非法性，使它成为打击的对象。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必须要有法律的根据，恐怖主义的非法性就是一个根据，故反恐的国际合作离不开法律的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军事行动不仅证明了国际合作与国际法之间的天然联系，而且说明了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其次需要明白的是外国武装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希腊国内的法律问题。由于希腊法律禁止武器入境，因此武装保安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允许美国安全人员携带枪支入境，在希腊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希腊人始终认为，希腊完全有能力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任何向美国做出让步的政府都会遭到媒体的强烈批评，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将被视为在国家主权上做出妥协。因此，希腊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公开表示，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禁止外国武装人员入境。然而，美国媒体披露，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希腊已经“秘密”同意400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在2000年8月份以北约军队的名义进入希腊雅典奥运会会场，并允许美国、以色列和英国安全官员携带武器入场。另据报道，除了特种部队外，美国还要求希腊允许美国为美国运动员和一些高官配备100名左右的保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派出了人质营救小分队、情报收集和分析人员。一旦发生袭击事件，这些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一名美国执法官员说，这些人也是全副武装的。但应当承认的是，不管希腊官方是否会公开承认允许美国有关人员携带武器入境，也不管美国是否公开承认了这一行为，只要双方达成了有关协议，美国有关人员的入境都是符合国际法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武装人员进入希腊的情况。

再次是申根协定和北约军队问题。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7条的规定，条约可以基于自身的规定或者其他原因而中止施行。而申根协议是欧共体各国和难民政策合作的重要文件，大大方便了去协议签署国的旅行者，因为去这些国家无需再办理签证。只要获得一个国家的签证，就可以自由出入其余申根协定国家。而且在过去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意大利内政部就决定从会议前几天起至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结束，意大利暂停执行申根协议。故希腊政府因为举办奥运会的原因而暂停执行申根协定也是符合国际法的。至于北约军队进入问题，希腊作为北约成员，北约军队当然可以在其境内驻扎并执行有关防卫事务。更何况北约已经参与了2002年的美国盐湖城奥运会的反恐合作，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最后是遍布雅典的摄像镜头等电子监视系统问题而引发的问题。希腊官员声明为了奥运安全而安装的电子监视系统（摄像头等）可以接受民权组织或人权组织的监督，并愿意在希腊宪法的基础上就奥运会后这些电子设备的用途问题同这些组织举行对话。问题是这些监视系统是否侵犯了奥运会参与者的人身自由和立法权？尽管当事人可以授权某些机构将这些权利公布于众，但是为奥运安全而实施的电子监视系统并没有事先获得奥运参与者的明示同意。而且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不得非法侵扰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该公约第4条关于“社会紧急状态时期可以允许的克俭”的规定为这种电子监视系统提供了合法根据。该条同时规定，只有在紧急状态正式宣布国家才有权力进行克俭。笔者认为，尽管举办奥运会的安全不同于一般的紧急状态，但是希腊政府公布电子监视系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上的宣布意思

三、对北京奥运安保的启示

雅典奥运已经结束，北京奥运已经进入倒计时，与举办奥运会有关的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前的2004年3月，北京正式激活2008年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于2003年成立的奥组委安保部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反恐、安保规划，以及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将由北京武警总队与北京警方共同承担，目前双方已开始研究制定奥运安全保卫规划，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也正在制定之中。

反恐合作范文篇9

关键词：恐怖主义类型根源特点对策

就在“9·11”还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伤痛和阴影时，并不太平的世界在近期又传来一串串噩耗：2003年5月12日、13日、14日、16日、17日，国际恐怖组织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以色列耶路撒冷等地多次发动了恐怖袭击和自杀性恐怖爆炸，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灾难性后果。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震惊和强烈反应。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孳生于上一个世纪的现代恐怖主义经过半个世纪的蔓延，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而且已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据说世界上各种名目的恐怖组织已有1000多个，遍及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每年要发生数百起，对人类生命财产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在当前严峻的反恐形势前，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等邪教组织等恐怖主义、准恐怖主义势力的侵害和威胁。笔者冒昧以绵薄之力历陈对恐怖主义的管窥之见和粗疏对策，粗成此文，见笑于方家。

一恐怖主义：概念的展开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暴力。

不论它在什么地方发生，都是针对我们的民主政体，针对我们的

基本价值观念，并且经常针对我们的根本战略利益。

――〔美〕乔治·舒尔兹

恐怖，是指由于生命受到威胁而引起的恐惧。何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人们通常认为，它不是指一般孤立的偶然犯罪，而是指一种有组织、有制度、有政治目的又不同于战争的暴力活动。关于恐怖主义的全球较有影响的定义据说有100多种，《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与此类似，《美国法典》的定义是：“恐怖主义”一词是指经过预谋的，有政治目的，且针对非军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大众；美国国防部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个人或财物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力量或暴力，以强制或胁迫政府及社会。”基于人道主义及和平主义的立场，一种对恐怖主义的通用、简单的解释是“恐怖主义是旨在制造恐惧或者惊慌气氛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而1937年11月16日在日内瓦签订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该公约至今未生效）中第1条第2款中规定，恐怖行为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

西方人的多数定义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们仅仅关注暴力现象本身，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那种渲泄式的个体的报复行动，而很少去发掘恐怖主义现象的深层次根源，尤其忽略了其文化宗教意涵和现存国际制度造成的对立情绪，从而放弃了对恐怖主义的历史洞察。由于对恐怖主义认识上的政治化倾向，恐怖主义问题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宗教、道德等多种深层次因素，经常掺杂了特殊利益和价值判断在内，使得恐怖主义的概念带有某种感情色彩或政治倾向，难以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通用的法律概念，因此要对恐怖主义下一个标准化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不妨把恐怖主义理解为恐怖分子对人身或财产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惧或者胁迫第三方（包括国家、组织或个人）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以实现行为人预期目的的行为。其特点可以界定为：

1、恐怖活动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危害社会的结果难以准确预测；

2、恐怖行为的实施只是恐怖分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3、恐怖活动的实施伴随着暴力行为或以暴力相威胁；

4、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政治目的，或是出于其他利益的带有政治性的目的。

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相对来讲较为客观全面，同时涵盖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所有内涵。国际恐怖主义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1、攻击的目标是外国目标；2、目的在于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它有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恐怖状况，扰乱人们正常的活动以及不同国籍公民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正常的国际交往。正因如此，国际恐怖主义在政治上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阻碍地区冲突的和平进展，引发外交或军事争端，激发军事对抗，制造民族分裂，扩大民族矛盾，加速民族问题国际化的进程；经济上，通过直接攻击经济目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破坏正常经济秩序造成经济混乱；军事上成为现代武装冲突的诱因，对世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一般说来，政治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政治行动主义等。但从近年来的国际恐怖活动看，大有超越政治目标和政治信仰的趋向。因此其影响和危害远胜于国内恐怖主义。

现代恐怖主义也称新恐怖主义，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是全球化时代一些极端组织或个人，甚至是国家，为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甚至是宣泄对某些社会现实的不满，采取以制造全球性或区域性恐怖效应为标志性手段，动员一切可利用的恐怖活动资源以求一搏的极端性行为。其恐怖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均构成巨大威胁。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恐怖活动已“超越政治信仰、民族感情、宗教信仰，发展到极端虚无主义、愤恨情绪、复仇主义和追求轰动效应的阶段”。恐怖主义攻击行为具有非人道的超暴力的特点。

二恐怖主义：类型和根源

“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合法性、及时性、激烈和灵活性的化身，是道

德的起源。”

――〔法〕罗伯斯庇尔

目前恐怖主义已从一般意义上的非传统威胁上升为国际公害，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恐怖活动作为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存在方式，是极其复杂的。虽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人们之间的认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差异，但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认识的趋同性日益加强，研究也日益深化。在分析恐怖主义的类型、根源方面，国外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学以至病理学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比较分析，他们认为恐怖主义从根源、动机到目标和手段，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都有不同的根源背景和动机。对其进行分类时主要依两种标准，一类是按照恐怖分子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为分水岭，分为传统恐怖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或新恐怖主义）；另一类是根据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和根源，可将自冷战结束以来比较活跃、影响比较大的恐怖主义分为极端民族主义型（如我国的“东突”）、宗教极端型（如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邪教型（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极右型（如西班牙的“埃塔”）、极左型（如德国的“红色旅”）、黑社会型（如美国的“三K党”）等。此外还有学者将恐怖主义直接划分为政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且认为二者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

尽管不同类型恐怖主义的恐怖手段常常类似，但产生根源、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差别却是很大的，论及恐怖主义的根源，西方学者有“反抗――镇压――反抗”论、“相对剥夺――挫折――攻击”论和“政治压力”论等诸多观点，认为恐怖主义表现出对现存制度、国家和政府或者是其他集团阶级和阶层以及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强烈不满、仇恨和对抗，因此在寻找恐怖主义的动机和根源时，国内和国际社会存在的压迫、剥削、占领、入侵及不平等、不公正等被认为是产生恐怖主义最普遍的（尽管不是绝对的）根源。同时有反抗就有反反抗，就有镇压。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暴力和政治工具，自然涉及到权力的争夺和维护，于是人类历史长期存在一个暴力――反暴力、革命――反革命或恐怖――反恐怖这样一个暴力圈。由于其根源和背景极为错综复杂，因此国际社会对“什么是恐怖主义”“谁是恐怖主义”等问题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早在1999年3月1日就发表了题为“恐怖分子、解放者和其他人”的11号评论，尖锐而又无奈地承认，关于恐怖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观点，根本不存在首尾一贯的立场或首尾一贯的态度。

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并未触及恐怖主义产生的本质原因。恐怖主义之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的产物。

第一，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潮是当前引发恐怖活动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被两极对立格局掩盖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进一步抬头，西方国家对此采用双重标准，甚至公然允许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狂热主义、反政府的敌对势力等极端分子在其国内进行政治蛊惑和经济筹资活动，纵容或支持其从事旨在分裂他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势头籍此甚嚣尘上。例如，劫机恐怖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少西方国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与双重标准处理劫机事件。东京条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等反对劫机活动的国际公约的签署与实施，对于反劫机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主要是靠各缔约国在自愿基础上的"善意遵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约束力强，而对西方大国的约束力却很弱，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对公约的适用范围与惩治条例解释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经常以"政治犯"为名，为东方阵营的劫机犯解脱，实际上是纵容劫机犯罪。此外，西方国家还在反恐怖协议中声称有保留权，特别是保留了自己将某些罪犯当作"政治犯"处理的权利，从而可以不予引渡，使这些协议在实际上难以起到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劫机是中国恐怖活动一个很突出的形式。劫机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台湾当局为劫机者提供庇护，甚至捧为“英雄”。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后来不得不改变这种做法，因此在90年代后，劫机事件逐渐减少。

第二，从大的方面来讲，南北关系恶化、发展中国家贫穷状态的加剧和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内部分裂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三大温床，这种状况将世界分为力量悬殊的几个阵营，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但在经济、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大国分庭抗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日益被边缘化，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层面上，部分人独享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大多数人却日益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只有选择恐怖主义作为弱者的反抗武器、确立自己身份的手段；

第三，现代恐怖主义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利益和文化尖锐冲突的产物。全球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加速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货币、技术、信息、理念和文化的跨国流动，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时空距离大大缩小，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比较优势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凸现出来。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等诸方面的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地区冲突，迫使少数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团体和个人实施极端的攻击行为，以自我牺牲精神和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全球性主流文化的渗透，使恐怖主义在精神上找到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摆脱政治困境的道路。在此期间，大国利益的冲突也曾为恐怖主义的繁衍提供了发展空间。

“恐怖活动有着复杂的背景，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判断往往带有不同的价值色彩、感情色彩，这使人类与恐怖活动的斗争也变得十分复杂。由于世界还存在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人与人之间还存在敌视、仇恨、冲突，因此人类在21世纪将继续受到恐怖主义问题的困扰。”目前，许多国家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反对和打击恐怖暴力活动必须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富国不能继续推行损害穷国利益的政策，国际机构必须改革现行国际规则，逐步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恐怖分子和恐怖暴力活动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三当前恐怖主义的新特点、新动向

幸福和满意的人是不会采取残酷的暴力行为的。

――摘自TheAgeofTerrorismp.169

波音，客机中的战斗机。

－－某网虫戏言

据统计，在1968—1997年三十年时间内，全球至少发生国际恐怖主义事件13600起，平均每年约453起，造成的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难以数计。仅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发生5431个国际恐怖事件，造成4684人死亡；90年代，发生国际恐怖事件3824件，死亡2468人。美国在过去20年中，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数为856人，“9·11事件”死亡人数将大大超过过去20年的总和。英国社会学者米·詹金斯统计，目前恐怖活动的持续增长率为10-12％；如此下去，10年后的每一年我们都会目睹到800起这类事件的发生何秉松教授在归纳新恐怖主义犯罪时认为有六大特征。他说，恐怖主义发展到今天，从其主流上看，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恐怖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变得越来越野蛮、凶残、卑鄙无耻，越来越丧失天良和灭绝人性；他们使用的技术和武器越来越先进，并极力寻求使用大规模杀伤性和毁灭性武器来制造恐慌；恐怖主义者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恐怖主义者在暴力事件发生后，往往立即公开声明对此负责，希望人们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感到恐慌并引起社会对其目标的重视和注意，但今天恐怖主义者制造恐怖事件后却往往保持沉默或推卸责任；在打击目标上，他们已经由过去的随意性改为精心挑选、选择那些最能给人以致命的、毁灭性打击的并能引起人最大恐慌的目标；最后是恐怖主义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国际化的倾向。概括起来就是手段高科技化、组织严密化、类型多样化，性质特别惨忍，危害极大，具有秘密、隐蔽、高机动性、高恐怖效应、高打击力度、高跨国性的特点。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暗杀、绑架或劫持人质、劫机和袭击机场、爆炸、袭击或占领外国使馆等恐怖手段外，核武器、生化武装的走私和扩散，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恐怖主义活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世界有走进“超级恐怖主义时代”的危险。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中国诱发恐怖活动的因素相对较少，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较小。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也给中国再次敲响警钟：中国绝非远离恐怖主义的“安全岛”，中国在对付恐怖主义问题上切不可掉以轻心。近年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非法宗教组织有所发展，形成了恐怖活动的社会基础。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敏感热点问题或社会矛盾，伺机制造事端或动乱。以极端恐怖手段报复社会的事件逐渐增多。暗杀、绑架、爆炸、袭击案件时有发生。港澳台、东南亚、东亚地区的黑社会势力在向中国境内渗透，枪支弹药等“高危”物品走私活动也很猖獗，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邪教组织势力等敌对势力也蠢蠢欲动。凡此种种，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不容低估的现实威胁，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就当前国际反恐形势而言，反恐斗争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受到沉重打击后又有回升的新迹象；国际反恐斗争已成为影响世界战略格局演变及大国关系调整的新因素；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使传统安全观受到新冲击国际反恐合作进一步加强并取得新成果。

恐怖主义在当今，出现了以下六方面的新动向：

一是恐怖分子年龄上日趋低龄化、年轻化、职业化，甚至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但随着宗教极端主义与极右思潮的泛滥，也有不少年龄较大的人甚至老年人卷入恐怖主义活动。未来的恐怖分子在继续保持年轻化特点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一种大龄化的发展趋势；

二是恐怖分子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行为主体，其个性心理也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或变态性），即恐怖分子身上的仇恨心理、冷酷心理、狂热心理等三大重要的非常性或变态性的心理特征，且有日益强化的趋势；

三是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也向高智能、高科技方向发展，以致传统的暗杀、爆炸、绑架、劫机、施毒等手段不断被使用的同时，利用生物、化学武器、利用核武器、利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恐怖活动也渐露苗头，且有进一步发展之势。而爆炸作为一种简单实用、杀伤力大、攻击目标无限制、社会影响力广的作案方式，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最常用与最主要方式；

四是恐怖主义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日趋多元化、规模化，有从传统的走私贩卖、武器、绑架勒索等向新经济领域渗透的迹象；

五是恐怖主义势力与极端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邪教组织势力等敌对势力狼狈为奸，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共谋“发展”，恐怖主义组织间有进一步联合、合作的倾向；

六是恐怖主义势力试图淡化自己的恐怖暴力色彩，强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大打“民族”牌、“人权”牌，企图将国内问题国际化，以便引起外界关注和实施干涉。

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的存在和蔓延，不仅造成广大无辜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而且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随着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加剧，如何有效惩治与防范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多层次、多角度、多手段的反恐怖措施随之出台。

四机场公安机关反恐对策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

――摘自《十六大报告》

恐怖主义作为国际公害，危害十分突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打击恐怖主义，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国际法准则，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作用；主张在平等互利双向的基础上开展反恐合作；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标本兼治，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主张反恐怖主义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长远利益。我国在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确定了反恐的基本政策：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反恐斗争要注重综合治理，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是我党一贯的主张和基本政策，并在党的十六大精神中得到体现。公安机关尤其是机场公安机关，应该如何在坚持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反恐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开展反恐斗争呢？

民航、机场无论在何时都是恐怖主义觊觎的目标。受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启发和影响，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有可能相互勾连，策划实施以民用航空为目标的暴力恐怖活动；国内“”等非法组织和暴力犯罪团伙可能铤而走险以恐怖手段报复社会，空防安全形势前所未有的严峻复杂。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成为当前我们首要的工作。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大局是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特别是随着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呈现出崭新的局面，这将从根本上有利于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作为机场公安机关，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治不忘乱，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做好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下必要的对策：

（一）大力加强国际间合作。

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之一，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国际反恐合作。在12项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里，中国已加入了10项，签署了1项。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针对威胁国际民航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主持制订了1944年的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的《芝加哥公约》、1963年的关于在航空器内实施犯罪的《东京公约》、1970年的关于惩治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约》、1971年的关于惩治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1988年的《禁止在国际民用航空机场进行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蒙特利尔公约》的补充。1991年通过预防使用塑料炸弹从事恐怖行为的《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联合国大会于1972年成立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专门研究防止和消除恐怖主义，并于1973年12月14日通过了《预防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12月17日通过了《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明确规定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行为和劫持人质的行为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应当予以惩处。联合国对90年代恐怖主义犯罪日趋严重的客观情势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分别主持草拟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并分别于1999年1月和2000年1月提交各成员国加入或签署。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还多次通过决定，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呼吁各国共同采取有效措施。1996年2月，在菲律宾首次召开了国际反恐怖主义会议，3月又在埃及举行了国际反恐怖主义大会。后在各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由俄罗斯起草的反恐怖主义决议案，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呼吁所有国家全面履行一系列反恐怖公约。该决议还要求各国采取相关具体措施，如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不予庇护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开展司法合作和情报交流等。对统一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准则，敦促各国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了惩治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我国政府还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国际间的法律合作、司法合作和警务合作。2001年12月19日我国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同恐怖犯罪作斗争的条款和内容，结合我国实际，从立法上体现了国际法和公约，表明了我国政府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严正立场，它将有力地预防和遏制恐怖主义犯罪。同年的6月14日，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域合作组织。六国首脑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公约》界定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定义，阐述了公约缔约国多边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有利于维护本地区民族团结与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成为国际合作反恐的新典范。

中国反恐怖情报机构也加强了与境外、国外反恐怖情报部门的沟通和合作。中国政府的国内反恐怖行动与推行国际联合反恐的合作安全战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对建立全球合作安全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建立健全高效完善的反恐机制

1、必须建立反恐情报预警机制。一般来说，恐怖分子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社会目的，总是企图使恐怖活动实施成功，为此他们大都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比如几周或几个月）准备犯罪活动的策划、预谋过程，进行实施恐怖活动的有关器材准备、金钱准备、人员调配与接应、地点考察、方式选择等准备工作。如果我们能在恐怖分子的预谋犯罪过程中，获取有关的情报，将其破获，那就不但会大减少其造成的社会危害，而且也有利于打击恐怖分子的气焰，威慑恐怖分子。因此加强对恐怖组织的情报信息搜集工作，力求能准确全面地掌握恐怖组织的人员情况、资金来源、活动动向等内部情报，对于有效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必须建立反恐干预战斗机制。要深入开展对敌斗争，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面对恐怖分子的恐怖暴力行动，反恐怖必须有自己的训练有素、作战有方、精干内行的快速反应特种突击行动力量，以利于坚决打击与制止恐怖分子的活动。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反恐专门机关，组建了专门进行机上反恐的空中人民警察，各地也以武警、特警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机动反恐专门力量，而机场公安机关则担负着维护机场安全运营和空防安全的重担，成为首当其冲的反恐主力，坚决打击恐怖分子针对民航的违法犯罪活动，提高案件侦破率，这是打击恐怖活动、威慑恐怖分子、预防新的恐怖活动的强大保障力量。同时还要注意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打击恐怖组织利用各种违法或掩护方式筹措活动资金的行为。只有坚持“立足预防、主动打击、高效处置”的原则，机场反恐干预战斗机制才不会流于形式，才能真正形成打击一切针对民航系统的恐怖活动的合力。

3、必须建立反恐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专门力量和基础建设，制定、完善预案。机场公安机关要注意在工作中协调好与其它担负有反恐职能的国家机关和组织的关系，加强协作交流，建立情报共享，密切配合有关部门，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努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同时，要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处置水平，妥善处置因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巩固和发展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同时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平等基础上加强与外国的反恐怖合作，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情报信息与先进技术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

4、必须建立反恐预防教育机制。要加强对有关人员的技术、技巧、心理等综合能力培训，增强其预防、发现与制止恐怖活动的能力，要培养大批反恐怖的技术专家、谈判专家与侦破专家。要切实落实机场安全措施，加强地面防范和安检力度，确保机场重点目标和设施的安全，及时、果断、准确地处置空中非法干扰事件，确保飞机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社会公共关系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反恐常识，保持对“三股势力”和“”等邪教组织的高度警惕，既不能夸大恐怖主义的危害后果，也不可盲目乐观，报喜不报忧。

反恐合作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控制对策

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anditscountermeasures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istheseverechallengetooursociety,9.11terroristattackstookplaceinU.S.A.pushedthischallengetothepeak.Theauthorattemptstoanalyzetheconcept,characteristicandcauseofsuchcrimetheoretically,exploreitsessence,andthenproposepointedlyseveralmeasurestocontrolit.Facingthechallenge,inordertoattackterrorismandsafeguardtheworldpeace,theinternationalsocietyshouldmakeextensivecooperationactively,discussandconstruct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oftheanti-terrorism,obeytheneworderofthe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lawtogether,adopttheappropriateactiononthetrackoftheUnitedNations.

Keyword: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countermeasure

作为特殊的跨国暴力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恐怖活动由来已久，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以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1]据统计，90年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仅在1995年，全世界平均每天发生17起严重爆炸事件，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万美元以上。[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它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大量引起国际纠纷，加深国家、地区、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一个危险因素。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所下的定义约有110余种，譬如：

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主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或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院将“恐怖主义”解释为：“由组织或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这种行为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反恐怖研究中心认为，只要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就属于恐怖主义的范畴。并且指明，“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是恐怖活动不同于其他暴力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强调“政治目的”是为了与普通刑事犯罪有所区别。[3]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一种为大多数国家政府所接受的定义。在反恐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反恐合作中，这些分歧成了一个沉重的羁绊。笔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某种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并非一定是政治目的）或实现某种利益，对一国政府、社会公众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相要挟，使人丧失基本安全感的战争以外的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在全世界频繁发生，虽然其具体犯罪行为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等均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共同特征。

（一）国际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大多发生在多个国家，或者由国际犯罪集团策划实施，犯罪分子的活动也是由一国转战到另一国，在若干国家范围内完成同一项犯罪计划。

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是和恐怖组织及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密切相连的。一方面，恐怖活动，尤其是国际恐怖活动多由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这些恐怖组织有的势力庞大，渗透到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的为共同或类似的信仰所指引，彼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遥相呼应，加强了恐怖活动的国际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也为恐怖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外，金融交易的国际化使犯罪分子得以方便地获取和调配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此外，通讯的国际化也使犯罪分子能够跨越国境来控制恐怖活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进行恐怖犯罪。

（二）普遍意识形态性

恐怖活动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只是一种手段，犯罪分子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其犯罪的根本目标。在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行为实施者之所以诉诸暴力恐怖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即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情感的驱使下或为了达到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民族等目标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

（三）活动手段暴力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制造恐惧和惊慌以影响公众情绪,以求影响国家、政府内外政策”，为此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必须借助极端暴力活动或暴力威胁。这种“暴力性”在人群引起巨大反应并给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虽然不是恐怖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却足以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四）犯罪形式多样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统称，其行为方式主要是暗杀、绑架、爆炸、破坏等。这类犯罪具体包括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劫持航空器罪、海盗罪等，形式多样。

（五）有组织性

一般的恐怖活动，组织性或许尚不明显。而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这一点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往往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它往往是专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发起和策划的，并以组织形式具体实施出的。这类活动一般都是有备而发，即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和严密的准备工作，在实施中也往往有某种摇控指挥或其他人的密切配合，实施后也有专人负责逃跑藏匿的安置工作，[4]因而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三、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

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以及其严重的破坏性，使人们开始思考其存在的原因。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一语中的，“恐怖主义源于贫困和无助，源于许多悬而未决的纷争。”事实证明，恐怖主义的产生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意识形态差异

虽然当前恐怖主义十分猖獗，但没有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恐怖组织，所有极端主义组织都有自己的理论。从现代恐怖主义兴起至今，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宣称“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武器，”“恐怖主义是反西方的战争”，他们大多都是以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反帝国主义为理由，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以暗杀、绑架以及爆炸等手段攻击执政当局。

（二）宗教、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具有排他性，这两大教派间的敌对根深蒂固。历史上，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千年，两者你争我夺，难得一刻安宁。“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将决定未来他们之间的关系。”[5]因为从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运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根本对立。宗教极度思潮以遭到“文化侵略”和“宗教压迫”为借口，利用人们虔诚的信仰，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恐怖活动，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

（三）民族问题以及领土争端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频发，以恐怖手段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决的痼疾。极端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理论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就普遍认为，只要是为了解放被占领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于是产生了一种“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观点。

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不仅掺杂着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诸多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某些超级大国不断推行“一超独霸”的战略，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也是恐怖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四、恐怖主义犯罪的控制对策

目前，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彻底铲除，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活动。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民主社会可能遭到损害甚至毁灭；但反击过度，也可能对民主形成威胁甚至导致民主社会的毁灭。所以，反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行动；二是在事件发生后能高效率地做出反应。

（一）加强国际合作，缔结国际公约，建立反恐联盟

当前，各国针对反恐采取了诸多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遏制恐怖活动的肆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恐怖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国际化，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目前，缺乏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成为制约反恐行动的一个瓶颈。

1、加强反恐怖情报的收集、合作与交流

在反恐斗争中，如何识别恐怖分子是相当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息合作，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前主任安东尼·奎因顿指出：“如果我们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最关键的是准确且最新的情报。否则，我们既不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也得不到足够的资料作为在某种现实的危机中决策的依据。”乔治顿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罗勃特·库伯曼也认为：“情报是防御的前沿。”为了识破恐怖活动的预谋，除了充足的人员及物资和资金保障外，通过立法赋予反恐机构拦截通讯、窃听电话、监视不同国家间异常的资金流动等权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边界安全控制

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认识的不统一以及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第三势力的资助，这使得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而警察却无此权利。因此，加强边界安全控制，有针对性的禁止移民入境、限制飞机着陆权以及强制性的贸易限制等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切断恐怖分子的交通线、运输线和补给线。

3、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费来源

跨国恐怖犯罪活动与贩毒、走私、洗钱更加频繁地联成一体，其目的是为了筹集经费以维持恐怖活动的开支。因此，广泛开展反走私、贩毒、洗钱犯罪，切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就显得尤为重要。

4、加强国际司法协助，逮捕、引渡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

国际社会应采取共同的行动防止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将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以及使用武器犯罪的人排除在政治庇护之外，修订引渡协定，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

5、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开展区域性合作，建立反恐联盟

由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不统一，国家间的反恐合作缺少具体的对象；另外，恐怖活动常常得到第三势力的资助，使得恐怖组织有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和建立恐怖基地；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限制了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正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大多带有国际因素，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更应开展区域性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首先，应统一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消除双重标准，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使得恐怖主义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其次，应要求成员国协助其他国家打击恐怖活动，切断恐怖组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任何国家无权干预、也不要干预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由主权国家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反恐合作的协议发挥切实作用，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

（二）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反恐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防范恐怖主义的对应机构有二：一是政策决定机构。成立国务院领导的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能源部、交通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二是政策执行机构。恐怖活动发生后，由相应机构处理。如国务院管辖海外事件，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管辖国内恐怖案件，国内劫机事件由联邦航空局处理。1999年，美国政府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和反击国际恐怖势力，提高国家整体反恐怖能力，建立了以联邦调查局为主的反恐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政策与措施，如增加反恐经费、加强防范信息恐怖活动和核恐怖袭击等等。

此外，英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反恐机构，创建了反恐特种部队。事实证明，这样不仅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整体反恐能力，为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刑事立法，将恐怖主义活动规定为特殊的刑事犯罪

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即把恐怖活动作为刑事犯罪看待还是当作政治活动处理。许多国家采取颁布反恐怖法来解决定性问题，以解决法律上的难点。实际上，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恐怖活动作为特殊的刑事犯罪来对待。美国和中国既是如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犯罪防止法》及《反国际恐怖活动法》两项立法，联邦调查局根据刑法中250多项条文的规定开展调查和收集情报。2001年底，中国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严惩恐怖犯罪。因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军事行动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第三势力的介入，甚至是更疯狂的恐怖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不仅可以避免过分使用武力，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交流情报，提高处理恐怖事件的能力。

另外，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应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着手。要消除恐怖主义，必须解决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必须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如中东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保证全球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维护人类的发展与安宁。

参考文献：

[1]参见[法]安德鲁.博萨著，陈正云、孙丽波等译，《跨国犯罪与刑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2]参见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9页。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Z].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3-4。

[4]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8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34.

[6]赵秉志主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邵沙平：《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求索》，2002年01期

[8]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及我国刑事立法》，《法学评论》，1999年04期

[9]翁星、王晓、潘建珍：《论依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