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怖主义范文10篇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1

一，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争论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反政府武装在其反政府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强迫或恐吓政府，民众或其组成机构或部分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与外国国家或政府有着一定关系的组织或个人（或者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活动跨越了国家边界）针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胁迫政府或民众，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

在美国法典第22部分第256条第f款d项中，美国国务院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指由准国家组织或秘密组织针对非战斗目标所犯下的有计划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其通常是为了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域的恐怖主义。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强迫政府或社会，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都未就“恐怖主义”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考察目前人们所实际使用的众多“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对学者或政策实施者而言，并不具有多少操作性。这一用语已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以至把最具争议的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二）恐怖主义的构成要素

而韩国学者柳炳华则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使用恐怖主义的的手段，即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2）具有恐怖主义的动机，即具有政治性的目的，要求修改特定政策或中止特定状态；（3）具有国际性，即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

RobertA.Friedlander认为判别某种情形是否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标准：恐怖性暴力，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跨国性的，必须至少包括以下要素的一项：（1）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2）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3）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4）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发生在国家的专属管辖之外；（5）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财产。如果有关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要素，则将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国际犯罪。

美国在向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指出，在罪犯的国籍国、罪行发生地国、犯罪结果发生地过、犯罪指向的目标国和受害人所属国等五个要素中，如果涉及不同的国家，即认为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

（三）现阶段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定义的难度

就概念而言，现阶段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是模糊的，首先，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特别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其次，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学者们的讨论中，而这些看法中突出表现的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含糊其辞。而作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涉及国际刑法的概念，尤其需要清晰明确的表述。而对动机或目的的强调则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确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可罚性时，是否应考虑到有关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使得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明确的定义变得十分困难。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把恐怖主义单单作为一种罪名加以规定罕见出现。而恐怖主义的行为动机更是超出了普通刑法对犯罪行为动机的理解。动机、目的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归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关系到如何确定某个行为的性质。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应作为要件。

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用来对社会生活中多种现象和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法律概念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进行辨识。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而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更直接的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

运用法律概念对具体情形进行解释和分类是法律实践的必经阶段。为此目的，法律的实施者必须在某一时期内有大致相同的意见。考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议，人们难以发现这种一致。这也表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也可以用来证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形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当各国用一种国际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时，会发现其把现代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实践的发展所显示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然而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所涉及的政治性，许多国家不愿支持在国际法内针对恐怖主义就确立个人的刑事责任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除非首先确定“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只要没有完整的多边协定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则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将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事实上，一定要为国际恐怖主义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立法技术上是困难的，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而提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增强推动有关国际立法、在打击相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导向上。

（四）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新发展

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一国际犯罪，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概念应反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国际犯罪构成是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决定行为的严重国际危害性而为该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概念，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应体现这一特点。而当前争议主要集中在行为的主观要件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出了蓄意，明知或轻率过失外，是否还需要考虑行为目的。相关的立法则着重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确定要加以惩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个犯罪构成要件，恐怖主义活动把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最容易认定其在国际犯罪中核心地位，是对其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

考察有关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公约中缺乏对一般恐怖主义定义的规定，往往是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罪行”加以规定。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公约禁止：劫机；危害民用航运安全的非法行为；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劫持人质；危害海运安全的非法行为；危害海上固定平台（如石油钻井）安全的非法行为；恐怖爆炸行为；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融通。这些公约都与非常确定的情形或场所相关。

从国际上已有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协定，议定书，决议来看，现在的趋势是不去关注行为的动机，而是从行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来认定应该予以防止和惩罚的某些具体行为。

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9/60号有关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特别谴责了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或其它任何理由从事恐怖主义活动”。1995年11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3号决议，名为“消除恐怖主义的措施”，该决议谈到了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重申具有政治性目的意在或用以使公众，一部分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处于恐惧之中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非正义的。不管是出于政治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或任何其它性质的用来使其正当化

的考虑。”

这也影响了国家的立法。例如，中国1979年《刑法》在反革命罪一章中规定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劫持飞机罪，其主观方面规定有特定的犯罪意图（以反革命为目的）。到了1992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了修改，删除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构成要件。

二，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

（一）、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得到迅速推进。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参与主体来看，不仅有各国之间包含了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而从合作形式来看，主要是对于恐怖组织活动信息的交换以及国际司法协作。

1、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所作的工作

（1）区域性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这方面较早起步的有美洲国家组织1971年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防止与惩治恐怖主义公约》，1977年欧洲理事会倡导制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此外，世界各地近期以来也在反恐怖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关立法工作。这其中有南亚地区合作组织。1985年在达卡峰会上，该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后1986年在班加罗尔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就开展防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地区合作达成共识。1987年各国领导人在加德满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而在原苏联境内，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国1999年也在明斯克达成了《在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1999年在阿尔及尔通过了《防止与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另外，阿拉伯国家联盟1998年在开罗会议上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伊斯兰大会组织1999年也通过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公约》。

（2）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

联合国大会1994年第49/60号决议附件《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第10条规定了联合国秘书长在采取实际措施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的相关职责。（1）在从相关公约的保存方和成员国那里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收集有关现存的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条约地位及执行情况的信息，也包括恐怖事件及刑事控诉和判决的信息。（2）在从成员国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汇集关于防止和打击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内法律和条例的摘要介绍。（3）对现存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便协助各国确定还未被现存公约覆盖的领域，并进一步发展出一个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的条约法律框架。（4）在各国组织有关打击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的机构和培训课程方面，对在联合国体制内提供有关协助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联合国安理会1999年的第1269号决议主要内容就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中强调了联合国在促进这种国际合作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呼吁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防止和打击在其境内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准备和融资的行为，确保对恐怖事件制造者进行抓捕、起诉或引渡，避免给予恐怖分子以受庇护地位，交换信息和在行政司法方面加强合作以杜绝恐怖行为。在2001年的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安理会着重强调了对于恐怖活动资金来源和人员及武器装备供给方面的打击，要求冻结所有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及其他金融财产，加强边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流入一国境内或通过该国窜入他国境内。可以看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力和资金的来源，也就是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后备力量，因而如果各国能够有效地将这些措施推行下去，相信恐怖主义的势力必然会受到重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国际公约远远未能达到囊括各种恐怖主义罪行的程度，所以，国际习惯法还是能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

2、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交换与国际司法协作

（1）相关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199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强调了各国应对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实行机制化。而在众多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中，这一内容往往也成为公约首先要加以规范调整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中第13条第1款b项、《打击恐怖爆炸的国际公约》第15条b项就有关于缔约国这方面义务的规定。在安理会的上述第1373号决议中，它再次呼吁各国应加强和加快行动信息的交换，特别是有关恐怖分子或恐怖网络行动的信息、伪造或错误的旅行文件、携带上交通工具的武器、炸药或敏感材料、恐怖组织使用的通讯技术以及恐怖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造成的威胁等方面的内容。

（2）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1997年《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0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在调查、刑事诉讼或引渡进程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特别包括了获取相关证据方面的协助。《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也有相同规定。而其第2款则更进一步要求缔约国在提供银行相关账户信息时忽略保密法规的规定，这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的银行系统的一个很严厉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很注重保密义务的大银行。当然该条第3款是对前一要求的一个制约，它要求获得协助的国家只能将相关资料用于提出请求时所涉及的案件的侦查、控诉或诉讼程序中。第4款则要求缔约国为方便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应考虑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和方式。在其他相关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各缔约国也都承诺在调查、取证、抓捕罪犯等方面相互提供协助，从而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网络。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制裁

1、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

在国际法中，一般情况下被认可的刑事管辖权主要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包括船旗国管辖和飞行器注册地国管辖）、罪犯国籍国（积极的属人原则）、被害人国籍国（消极的属人原则）以及犯罪结果发生地国（效果原则）。而对于一些国际犯罪又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最早的如海盗罪、贩卖奴隶罪，此后又包括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然而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内，除了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行为可能包括普遍管辖权，其他的恐怖主义罪行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通过反恐怖主义条约的缔结，尤其是其中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确立，各缔约国就对公约所涉及罪行有了管辖权，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普遍管辖权。此外，许多公约在这些传统的原则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范。以《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为例，其第6条规定了缔约国的管辖权。该条第1款指定了三种管辖权的连接点，一国加入该公约时就自然具有了这三种管辖权。其后则规定了五种任择性管辖权，一国在成为该公约缔约国时，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在第2款中所选择的管辖权的依据。这五种管辖权中，后四项具有不同于一般

国际刑法公约的特殊之处，其中b项将缔约国国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大使馆或领事馆当做建立本国管辖的连接点；c项则给予惯常居所地国对无国籍人的管辖权；d项指出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也有管辖权；e项则没有回避国家所有或使用的飞行器，将在其上犯下的罪行也纳入该国管辖范围之内。这样附加上的管辖权将可以大致覆盖恐怖主义犯罪的大部分行为。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选择适应恐怖主义特点的管辖权连接点是很有益处的，其他公约也应吸取这一经验。

2、“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建立

“或引渡或起诉”意味着在引渡和起诉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方式来对恐怖分子进行处置。从引渡角度而言，目前的公约中一般都有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在现有的和未来的引渡条约中将所涉及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可引渡罪行；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时可将本公约视为引渡的依据；不以存在引渡条约为前提的国家应将公约所涉及罪行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为便利行使管辖权，可将请求国也视为罪行发生地。《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9条就是这样规定的。而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罪行因其相关的政治目的而被划为“政治罪不引渡”范围内，许多公约规定不将这一罪行作为政治犯罪，在《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行为的国际公约》中，还特别附加了一条，即不将该公约所管辖的犯罪作为财政犯罪，同样也是为了便利引渡。另一方面，在不引渡的情况下，罪犯所在国应毫不迟延地将罪犯送交本国法庭进行审理，适用本国刑事法律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与惩罚，也就是说法庭应将此种罪行视同具有严重性质的普通刑事罪行来进行判决，例如《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7条就是这样规定的。

综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打击应当是有效的惩罚与制裁措施，也就是各国的刑事制裁，由于目前尚缺乏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法庭，各国依其国内法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惩罚将在长期内担当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目前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安理会依其职权所采取的行动

1、安理会处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特殊权力

在联合国的机构中，安理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在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时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就这一问题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而且可以直接据此实施行动。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职权的第24条第1款指出：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第49条则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

2、非军事化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41条授权安理会“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2000年12月19日安理会通过的1333号决议为督促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规定了对阿富汉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制裁措施，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决议，这其中包括禁止向塔利班控制地区销售或运送武器弹药、军用汽车及装备、准军事装备以及前述物资的零配件，禁止提供与塔利班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帮助或培训，同时撤出所有为塔利班服务的军事与安全顾问。另一方面，各国必须关闭塔利班政权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关闭阿富汉航空公司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并冻结本·拉登本人以及所有与其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除了特设委员会所许可的例外之外，各国应禁止飞机在塔利班控制区域内起飞、降落或飞过其上空。

3、军事打击

联合国宪章第42条在其前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而“9.11”事件后，2001年9月12日安理会即在其第1368号决议中声明“决心以各种方式来应对恐怖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同时又指出“承认依据宪章（成员国）所享有的单独与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在随后的第1373号决议中，安理会“进一步重申这种行径，如同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重申1368号决议中重述的被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自然权利”。如此看来，安理会已经断定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也就属于安理会管辖的范围，安理会可以采取包括授权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适当的措施。从美国方面来看，它在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时所依据的就是安理会决议中所反复强调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这也正是美国声称其行动已获得安理会批准的原因所在。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这一权利的主张也得到了初步的国际认同。在后续发展上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动武，应该严格的在安理会的安保体制下进行，而不能擅自扩大战争范围或改变打击目标。

三、中国与反恐怖主义问题

（一）、中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今的世界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积极维护和平，深切地希望能够在一个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活动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团体或个人采取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在美国的“9·11”事件后，国家主席在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慰问的同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即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探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源和社会基础，不应忽视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重要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犯别国主权、入侵别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是更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往往是引发其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假借反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同时也主张，不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被奴役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与援助。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制止和最终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取得实际效果，这包括在法律上确立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的定义，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纳入国际法的轨道。

（二）、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上的实践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始终以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态度参加到国际活动中。中国积极参

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活动，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共同努力以达到预防、惩治、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谈判，签署或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公约。

中国于1987年8月5日加入了于1973年12月14日在纽约制定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该公约目前有107个成员国。该公约在保护外交官不可侵犯权方面规定的较为具体和有效。主要包括：1、明确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其中包括对外交官进行绑架、谋杀、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可能危及外交代表人身或自由的对使馆、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的暴力攻击；也包括上述行为的威胁和未遂。2、缔约国应将上述行为定义为国内法上的故意犯罪，并一起严重程度处以适当的刑罚。3、确立了缔约国对上述行为的管辖权，即对在本国领土或在本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对本国国民犯有上述行为的管辖；以及针对本国外交代表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4、确立了“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罪犯所在地国可以将此种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或在不予引渡的情况下，必须将罪犯交由本国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5、要求缔约国间相互合作以防止和惩罚上述行为，包括提供情报和证据，协调各种措施等等。

1993年1月26日，中国加入了《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4146号决议采纳该公约。1983年6月3日生效。目前有96个成员国。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在对待具有国际因素的劫持人质的行为时，当事国在采取必要措施惩治劫持者的同时，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人质的安全，改善人质的处境，解救人质使人质脱离劫持者的控制。

在民用航空方面，中国于1978年加入《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三个反劫机公约构成了当今世界防治和惩处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了空中劫持罪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

在海洋活动方面，中国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海洋法公约中涉及的犯罪处治问题包括了海盗罪、破坏海底电缆罪、公海上非法广播罪等。中国还参加了有关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两个公约和议定书，即《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的议定书》。

依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声明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的《关于为检测目的而标记塑胶炸弹的公约》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公约将继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执行。

另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第1373号决议（2001），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对付恐怖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1368号决议（2001）：就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恐怖活动进行谴责；第1269号决议（1999）：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11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会晤期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组织成员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三）、中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

中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虽然并未单独规定恐怖活动罪，但是根据国际上其他国家及国际公约中对恐怖活动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恐怖行为，可以依据刑法中相关条文的规定予以处罚。可以看出，中国刑法针对恐怖行为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有明确的定罪、处罚的规定。

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它的实施方式和手段可能包括我国刑法中的下列行为：1）刑法第114条、115条第1款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刑法第116条至119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3）刑法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4）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5）刑法第123条规定的危害航空安全罪；6）刑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通讯设施罪；7）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8）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9）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绑架人质罪；10）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立法规定。通常，恐怖活动组织是由三人以上为了长期、有计划地进行恐怖活动而建立起来。所谓组织恐怖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和建立恐怖活动团体的行为。所谓领导恐怖组织，是指在恐怖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制定恐怖活动的纲领、计划、指挥恐怖组织的成员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所谓积极参加或参加恐怖组织，是指自愿加入恐怖组织，并积极参与谋划和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只要实施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组织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两项以上行为的，仅构成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只要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论是否进行恐怖活动入杀人、爆炸、绑架等等恐怖主义行为，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此条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因为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具体的恐怖行为，只要他参与了恐怖活动组织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因为从刑法学的原理来看，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和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做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但我国新法鉴于恐怖活动的严重危害性，为将有关恐怖活动犯罪消灭于萌芽之中，明文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即要实行数罪并罚。

结语

“9.11”事件的伤痛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不会逐渐被世人淡忘，由此引发的对“反恐怖主义”国际法研究将日益深入而全面开展下去。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新领域，它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反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为创建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积极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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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炳华（韩国），《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6页。

[3]同上引

[4]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487页。

[5]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83页。

[6]在2001年9月x日召开的，有关国家仍未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

[7]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版，29页。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2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反政府武装在其反政府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强迫或恐吓政府，民众或其组成机构或部分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与外国国家或政府有着一定关系的组织或个人（或者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活动跨越了国家边界）针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胁迫政府或民众，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

在美国法典第22部分第256条第f款d项中，美国国务院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指由准国家组织或秘密组织针对非战斗目标所犯下的有计划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其通常是为了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域的恐怖主义。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强迫政府或社会，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都未就“恐怖主义”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考察目前人们所实际使用的众多“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对学者或政策实施者而言，并不具有多少操作性。这一用语已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以至把最具争议的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二）恐怖主义的构成要素

而韩国学者柳炳华则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使用恐怖主义的的手段，即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2）具有恐怖主义的动机，即具有政治性的目的，要求修改特定政策或中止特定状态；（3）具有国际性，即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

RobertA.Friedlander认为判别某种情形是否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标准：恐怖性暴力，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跨国性的，必须至少包括以下要素的一项：（1）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2）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3）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4）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发生在国家的专属管辖之外；（5）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财产。如果有关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要素，则将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国际犯罪。

美国在向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指出，在罪犯的国籍国、罪行发生地国、犯罪结果发生地过、犯罪指向的目标国和受害人所属国等五个要素中，如果涉及不同的国家，即认为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

（三）现阶段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定义的难度

就概念而言，现阶段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是模糊的，首先，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特别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其次，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学者们的讨论中，而这些看法中突出表现的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含糊其辞。而作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涉及国际刑法的概念，尤其需要清晰明确的表述。而对动机或目的的强调则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确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可罚性时，是否应考虑到有关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使得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明确的定义变得十分困难。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把恐怖主义单单作为一种罪名加以规定罕见出现。而恐怖主义的行为动机更是超出了普通刑法对犯罪行为动机的理解。动机、目的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归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关系到如何确定某个行为的性质。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应作为要件。

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用来对社会生活中多种现象和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法律概念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进行辨识。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而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更直接的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

运用法律概念对具体情形进行解释和分类是法律实践的必经阶段。为此目的，法律的实施者必须在某一时期内有大致相同的意见。考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议，人们难以发现这种一致。这也表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也可以用来证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形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当各国用一种国际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时，会发现其把现代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实践的发展所显示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然而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所涉及的政治性，许多国家不愿支持在国际法内针对恐怖主义就确立个人的刑事责任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除非首先确定“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只要没有完整的多边协定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则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将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事实上，一定要为国际恐怖主义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立法技术上是困难的，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而提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增强推动有关国际立法、在打击相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导向上。

（四）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新发展

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一国际犯罪，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概念应反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国际犯罪构成是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决定行为的严重国际危害性而为该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概念，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应体现这一特点。而当前争议主要集中在行为的主观要件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出了蓄意，明知或轻率过失外，是否还需要考虑行为目的。相关的立法则着重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确定要加以惩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个犯罪构成要件，恐怖主义活动把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最容易认定其在国际犯罪中核心地位，是对其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

考察有关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公约中缺乏对一般恐怖主义定义的规定，往往是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罪行”加以规定。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公约禁止：劫机；危害民用航运安全的非法行为；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劫持人质；危害海运安全的非法行为；危害海上固定平台（如石油钻井）安全的非法行为；恐怖爆炸行为；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融通。这些公约都与非常确定的情形或场所相关。

从国际上已有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协定，议定书，决议来看，现在的趋势是不去关注行为的动机，而是从行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来认定应该予以防止和惩罚的某些具体行为。

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9/60号有关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特别谴责了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或其它任何理由从事恐怖主义活动”。1995年11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3号决议，名为“消除恐怖主义的措施”，该决议谈到了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重申具有政治性目的意在或用以使公众，一部分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处于恐惧之中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非正义的。不管是出于政治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或任何其它性质的用来使其正当化的考虑。”

这也影响了国家的立法。例如，中国1979年《刑法》在反革命罪一章中规定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劫持飞机罪，其主观方面规定有特定的犯罪意图（以反革命为目的）。到了1992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了修改，删除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构成要件。

二，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

（一）、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得到迅速推进。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参与主体来看，不仅有各国之间包含了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而从合作形式来看，主要是对于恐怖组织活动信息的交换以及国际司法协作。

1、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所作的工作

（1）区域性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这方面较早起步的有美洲国家组织1971年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防止与惩治恐怖主义公约》，1977年欧洲理事会倡导制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此外，世界各地近期以来也在反恐怖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关立法工作。这其中有南亚地区合作组织。1985年在达卡峰会上，该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后1986年在班加罗尔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就开展防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地区合作达成共识。1987年各国领导人在加德满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而在原苏联境内，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国1999年也在明斯克达成了《在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1999年在阿尔及尔通过了《防止与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另外，阿拉伯国家联盟1998年在开罗会议上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伊斯兰大会组织1999年也通过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公约》。

（2）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

联合国大会1994年第49/60号决议附件《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第10条规定了联合国秘书长在采取实际措施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的相关职责。（1）在从相关公约的保存方和成员国那里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收集有关现存的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条约地位及执行情况的信息，也包括恐怖事件及刑事控诉和判决的信息。（2）在从成员国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汇集关于防止和打击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内法律和条例的摘要介绍。（3）对现存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便协助各国确定还未被现存公约覆盖的领域，并进一步发展出一个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的条约法律框架。（4）在各国组织有关打击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的机构和培训课程方面，对在联合国体制内提供有关协助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联合国安理会1999年的第1269号决议主要内容就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中强调了联合国在促进这种国际合作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呼吁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防止和打击在其境内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准备和融资的行为，确保对恐怖事件制造者进行抓捕、起诉或引渡，避免给予恐怖分子以受庇护地位，交换信息和在行政司法方面加强合作以杜绝恐怖行为。在2001年的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安理会着重强调了对于恐怖活动资金来源和人员及武器装备供给方面的打击，要求冻结所有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及其他金融财产，加强边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流入一国境内或通过该国窜入他国境内。可以看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力和资金的来源，也就是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后备力量，因而如果各国能够有效地将这些措施推行下去，相信恐怖主义的势力必然会受到重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国际公约远远未能达到囊括各种恐怖主义罪行的程度，所以，国际习惯法还是能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

2、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交换与国际司法协作

（1）相关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199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强调了各国应对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实行机制化。而在众多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中，这一内容往往也成为公约首先要加以规范调整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中第13条第1款b项、《打击恐怖爆炸的国际公约》第15条b项就有关于缔约国这方面义务的规定。在安理会的上述第1373号决议中，它再次呼吁各国应加强和加快行动信息的交换，特别是有关恐怖分子或恐怖网络行动的信息、伪造或错误的旅行文件、携带上交通工具的武器、炸药或敏感材料、恐怖组织使用的通讯技术以及恐怖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造成的威胁等方面的内容。

（2）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1997年《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0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在调查、刑事诉讼或引渡进程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特别包括了获取相关证据方面的协助。《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也有相同规定。而其第2款则更进一步要求缔约国在提供银行相关账户信息时忽略保密法规的规定，这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的银行系统的一个很严厉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很注重保密义务的大银行。当然该条第3款是对前一要求的一个制约，它要求获得协助的国家只能将相关资料用于提出请求时所涉及的案件的侦查、控诉或诉讼程序中。第4款则要求缔约国为方便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应考虑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和方式。在其他相关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各缔约国也都承诺在调查、取证、抓捕罪犯等方面相互提供协助，从而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网络。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制裁

1、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

在国际法中，一般情况下被认可的刑事管辖权主要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包括船旗国管辖和飞行器注册地国管辖）、罪犯国籍国（积极的属人原则）、被害人国籍国（消极的属人原则）以及犯罪结果发生地国（效果原则）。而对于一些国际犯罪又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最早的如海盗罪、贩卖奴隶罪，此后又包括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然而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内，除了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行为可能包括普遍管辖权，其他的恐怖主义罪行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通过反恐怖主义条约的缔结，尤其是其中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确立，各缔约国就对公约所涉及罪行有了管辖权，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普遍管辖权。此外，许多公约在这些传统的原则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范。以《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为例，其第6条规定了缔约国的管辖权。该条第1款指定了三种管辖权的连接点，一国加入该公约时就自然具有了这三种管辖权。其后则规定了五种任择性管辖权，一国在成为该公约缔约国时，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在第2款中所选择的管辖权的依据。这五种管辖权中，后四项具有不同于一般国际刑法公约的特殊之处，其中b项将缔约国国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大使馆或领事馆当做建立本国管辖的连接点；c项则给予惯常居所地国对无国籍人的管辖权；d项指出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也有管辖权；e项则没有回避国家所有或使用的飞行器，将在其上犯下的罪行也纳入该国管辖范围之内。这样附加上的管辖权将可以大致覆盖恐怖主义犯罪的大部分行为。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选择适应恐怖主义特点的管辖权连接点是很有益处的，其他公约也应吸取这一经验。

2、“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建立

“或引渡或起诉”意味着在引渡和起诉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方式来对恐怖分子进行处置。从引渡角度而言，目前的公约中一般都有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在现有的和未来的引渡条约中将所涉及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可引渡罪行；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时可将本公约视为引渡的依据；不以存在引渡条约为前提的国家应将公约所涉及罪行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为便利行使管辖权，可将请求国也视为罪行发生地。《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9条就是这样规定的。而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罪行因其相关的政治目的而被划为“政治罪不引渡”范围内，许多公约规定不将这一罪行作为政治犯罪，在《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行为的国际公约》中，还特别附加了一条，即不将该公约所管辖的犯罪作为财政犯罪，同样也是为了便利引渡。另一方面，在不引渡的情况下，罪犯所在国应毫不迟延地将罪犯送交本国法庭进行审理，适用本国刑事法律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与惩罚，也就是说法庭应将此种罪行视同具有严重性质的普通刑事罪行来进行判决，例如《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7条就是这样规定的。

综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打击应当是有效的惩罚与制裁措施，也就是各国的刑事制裁，由于目前尚缺乏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法庭，各国依其国内法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惩罚将在长期内担当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目前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安理会依其职权所采取的行动

1、安理会处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特殊权力

在联合国的机构中，安理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在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时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就这一问题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而且可以直接据此实施行动。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职权的第24条第1款指出：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第49条则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

2、非军事化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41条授权安理会“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2000年12月19日安理会通过的1333号决议为督促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规定了对阿富汉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制裁措施，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决议，这其中包括禁止向塔利班控制地区销售或运送武器弹药、军用汽车及装备、准军事装备以及前述物资的零配件，禁止提供与塔利班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帮助或培训，同时撤出所有为塔利班服务的军事与安全顾问。另一方面，各国必须关闭塔利班政权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关闭阿富汉航空公司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并冻结本·拉登本人以及所有与其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除了特设委员会所许可的例外之外，各国应禁止飞机在塔利班控制区域内起飞、降落或飞过其上空。

3、军事打击

联合国宪章第42条在其前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而“9.11”事件后，2001年9月12日安理会即在其第1368号决议中声明“决心以各种方式来应对恐怖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同时又指出“承认依据宪章（成员国）所享有的单独与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在随后的第1373号决议中，安理会“进一步重申这种行径，如同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重申1368号决议中重述的被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自然权利”。如此看来，安理会已经断定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也就属于安理会管辖的范围，安理会可以采取包括授权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适当的措施。从美国方面来看，它在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时所依据的就是安理会决议中所反复强调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这也正是美国声称其行动已获得安理会批准的原因所在。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这一权利的主张也得到了初步的国际认同。在后续发展上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动武，应该严格的在安理会的安保体制下进行，而不能擅自扩大战争范围或改变打击目标。

三、中国与反恐怖主义问题

（一）、中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今的世界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积极维护和平，深切地希望能够在一个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活动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团体或个人采取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在美国的“9·11”事件后，国家主席在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慰问的同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即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探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源和社会基础，不应忽视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重要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犯别国主权、入侵别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是更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往往是引发其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假借反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同时也主张，不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被奴役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与援助。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制止和最终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取得实际效果，这包括在法律上确立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的定义，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纳入国际法的轨道。

（二）、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上的实践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始终以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态度参加到国际活动中。中国积极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活动，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共同努力以达到预防、惩治、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谈判，签署或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公约。

中国于1987年8月5日加入了于1973年12月14日在纽约制定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该公约目前有107个成员国。该公约在保护外交官不可侵犯权方面规定的较为具体和有效。主要包括：1、明确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其中包括对外交官进行绑架、谋杀、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可能危及外交代表人身或自由的对使馆、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的暴力攻击；也包括上述行为的威胁和未遂。2、缔约国应将上述行为定义为国内法上的故意犯罪，并一起严重程度处以适当的刑罚。3、确立了缔约国对上述行为的管辖权，即对在本国领土或在本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对本国国民犯有上述行为的管辖；以及针对本国外交代表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4、确立了“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罪犯所在地国可以将此种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或在不予引渡的情况下，必须将罪犯交由本国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5、要求缔约国间相互合作以防止和惩罚上述行为，包括提供情报和证据，协调各种措施等等。

1993年1月26日，中国加入了《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4146号决议采纳该公约。1983年6月3日生效。目前有96个成员国。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在对待具有国际因素的劫持人质的行为时，当事国在采取必要措施惩治劫持者的同时，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人质的安全，改善人质的处境，解救人质使人质脱离劫持者的控制。

在民用航空方面，中国于1978年加入《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三个反劫机公约构成了当今世界防治和惩处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了空中劫持罪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

在海洋活动方面，中国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海洋法公约中涉及的犯罪处治问题包括了海盗罪、破坏海底电缆罪、公海上非法广播罪等。中国还参加了有关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两个公约和议定书，即《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的议定书》。

依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声明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的《关于为检测目的而标记塑胶炸弹的公约》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公约将继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执行。

另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第1373号决议（2001），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对付恐怖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1368号决议（2001）：就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恐怖活动进行谴责；第1269号决议（1999）：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11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会晤期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组织成员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三）、中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

中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虽然并未单独规定恐怖活动罪，但是根据国际上其他国家及国际公约中对恐怖活动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恐怖行为，可以依据刑法中相关条文的规定予以处罚。可以看出，中国刑法针对恐怖行为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有明确的定罪、处罚的规定。

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它的实施方式和手段可能包括我国刑法中的下列行为：1）刑法第114条、115条第1款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刑法第116条至119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3）刑法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4）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5）刑法第123条规定的危害航空安全罪；6）刑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通讯设施罪；7）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8）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9）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绑架人质罪；10）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立法规定。通常，恐怖活动组织是由三人以上为了长期、有计划地进行恐怖活动而建立起来。所谓组织恐怖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和建立恐怖活动团体的行为。所谓领导恐怖组织，是指在恐怖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制定恐怖活动的纲领、计划、指挥恐怖组织的成员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所谓积极参加或参加恐怖组织，是指自愿加入恐怖组织，并积极参与谋划和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只要实施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组织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两项以上行为的，仅构成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只要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论是否进行恐怖活动入杀人、爆炸、绑架等等恐怖主义行为，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此条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因为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具体的恐怖行为，只要他参与了恐怖活动组织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因为从刑法学的原理来看，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和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做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但我国新法鉴于恐怖活动的严重危害性，为将有关恐怖活动犯罪消灭于萌芽之中，明文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即要实行数罪并罚。

结语

“9.11”事件的伤痛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不会逐渐被世人淡忘，由此引发的对“反恐怖主义”国际法研究将日益深入而全面开展下去。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新领域，它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反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为创建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积极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1]LyalS.Sunga，TheEmergingSystemofInternationalCriminalLaw（developmentsincodificationandimplementa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c1997，at191.

[2]柳炳华（韩国），《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6页。

[3]同上引

[4]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487页。

[5]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83页。

[6]在2001年9月x日召开的，有关国家仍未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

[7]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版，29页。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反恐合作恐怖主义国际立法自卫权预防性自卫权

一

“9.11”事件以后，世界各国媒体都对它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各类遣责声讨的文章汗牛充栋，“恐怖主义”一词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冷静地从学理角度去分析认识它，并赋予它一个较为科学严谨且又能为世界各国都普遍接受的界定也并不容易。

早在1937年，国际联盟曾主持制定过《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公约》草案。这两项公约草案认为，恐怖活动是一种“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犯罪行为”。［1］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翻新，国际航空业加速发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相继问世。这无不为国际恐怖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实施手法，从而呈现出由低技术的传统方法向高技术的现代方法发展的趋势。

恐怖主义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但是，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呢？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检索到220多册有关恐怖主义的英文专著”，我国学者何秉松教授于2001年12月出版了一部题为《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的专著。从上述专著和作者手头上所触及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人们对恐怖主义行为和现象的认识之间出入并不大，但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却又相去甚远。我国学者提出，“任何个人、集团或国家，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滥杀无辜，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就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2］

实施恐怖无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虽然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各种形式刑事犯罪却又是此起彼伏。如果把所有这些带有暴力现象的冲突都归结为恐怖主义行动，就会使人们对如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无所适从。因此，把带政治目的作为界定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更加便于将一般刑法意义上的暴力犯罪与恐怖主义明显区别开来。［3］

尽管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但“9.11”事件的发生及目前中东地区频繁的自杀性爆炸事件，都足以说明这种努力的收效并不显著。究其原因，还是各国从根本上对恐怖主义认识存在着严重分歧，从而导致对恐怖主义至今还未能达成一个比较趋同的界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还是各国都首先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同的利益出发，去择定分析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因此在思想上认识就打上了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烙印，这样就难免会根据各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程度，去斟酌恐怖主义的定义。而各种不同定义所形成的离心力，导致了各国所制定的反恐怖政策亦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针对具体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或特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认定出入比较大，甚至完全相悖。这种分歧还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所说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国家之间。

美国长期在国际上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确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但这绝对不能代替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憎恨和对美国无辜受害的平民的深切同情。

恐怖主义从一开始产生到后来的发展壮大，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诸方面的动因。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失衡，财产和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南北差距的日益增大，加之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贯奉行强权政治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都是激化恐怖主义蔓延滋生的外部条件。而要想从根本上根除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去触动这些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温床，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二

国际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行为体系。国际行为主体（包括政府行为主体和非政府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冲突、协调与合作构成了现代国际生活的基本内容。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还不存在一个为世界各国所都能接受的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威。但是，正常的人类生活又必须要求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有序和相互制约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上，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任何行为主体的行为都不可以随心所欲。否则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行为主体或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国际法规和行为规则的约束。正是由于恐怖主义违背了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所以建立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体系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心愿。［4］

世界各国从内部开始认识并着手采取措施对付恐怖主义暴行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一再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震惊了欧美大陆。随即比利时、法国、卢森堡、美国、俄国、瑞典等国都先后在各自国内法律中增添了惩罚谋杀的条款，并规定了只要实施组织、加入、发起、创立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犯罪［5］，应该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

然而，从现当代国际法的层面来看，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协调行动对付恐怖主义，则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图先后遇刺身亡。为了维系一战后的国际社会的安定局面，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出面组织了欧美多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法学专家进行研究讨论，希望在各会员国国内立法的基础上形成集体防止和制裁国际恐怖犯罪的合力。经过3年多的酝酿讨论，于1937年制定出《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公约》草案。在这两份公约草案中，“国联”建议各会员国在其国内立法中将恐怖行为定为犯罪。依照国际惯例，应准许对上述犯罪嫌疑人予以引渡。在不能引渡的地点，均应以同样的方式予以惩治。［6］

但是，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联盟的解散，这两份国际反恐公约亦随之流产。可是它们作为国际反恐怖的法律文件的蓝本，为日后国际反恐怖的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技革命的浪潮不断推动军品生产技术和空中交通飞行器生产的改进和发展。除了给人们的物质生活以极大的改善之外，它所招致的副作用也明显表现在核、生、化武器扩散上，使之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其残烈程度也愈来愈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1972年12月成立了由35国代表组成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旨在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认识上的分歧，一部综合和系统的国际反恐怖公约迄今还未出台。不过，针对具体的情况，联合国还是制定出了一些专门性质的文件，诸如在航空交通方面有《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和《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验测的公约》等。所有这些公约都规定了签约国要保证采取措施，承担在空中交通安全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

在针对非法劫持和绑架人质方面，联合国大会于1973年12月14日通过了第3166号决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再度通过了《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这无疑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力量将包括各国外交人员在内的应受国际保护的对象置于国际合力的保护之下。同时也以各国合作的共同力量筑成一道抵御劫持人质这种恐怖主义行为的铜墙铁壁。

在制止恐吓犯罪方面，其它国际组织亦做过许多有益工作。如1979年10月26日，万国邮政联盟签订了《万国邮政公约》，其中的第59条，就明文规定了对“非法使用邮件罪”的惩处，为防止和打击恐怖分子通过邮寄爆炸物和其它化学从事恐怖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加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核材料进行恐怖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亦于1979年10月26日通过了《核材料实质保护公约》，从而使各国在防止、预测和惩罚此类犯罪分子方面有了可以参照的法律依据。

为了阻止海上犯罪，国际海事组织也于1988年3月10日主持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从而也为海上交通安全、防止恐怖袭击作出了明文规定。［7］

不难看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国际组织，长期以来在反恐怖问题上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希望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去努力：

1.各国都应采取措施，履行各自的国际法义务，形成国际合力来共同制止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对内或对外的恐怖活动，各国政府都不应当默许任何恐怖组织在其国土上策划或从事这种抱有政治目的极端恐怖行动。

2.各国都应积极行动起来，制定法律，以便协同国际法文件所规定的内容，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来有效地防止和消除在本国内从事任何有计划、有组织的不利于他国的恐怖活动。

3.各国应当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互通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活动的各种情报。此外，还应通过友好协商与他国签定双边和多边的条约，以保证双方可以顺利引渡或对恐怖分子依法起诉。

4.全球190个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尽量求同存异，早日制定出一份较为全面的反恐怖国际公约，不但要把已经达成的国际文件的具体规定写入公约，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占有世界绝对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5.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根据恐怖主义事件频繁发生的现状因势利导，促使由联大1996年第51届大会的第210号决议授权而重新组建并负责起草《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的特别委员会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真正发挥作用。促成各会员国政府，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尽快批准加入该特委会于1997年2月所起草并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1998年该委员会所起草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和1999年联大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8］

上述这些公约和决议都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各缔约国或联合国会员国应尽的反恐怖主义的法律义务，标明了惩治恐怖活动的两项国际准则，即普遍管辖原则和引渡或起诉原则。这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衷心希望国与国之间通过刑事合作，撑起一面法网，使任何一个胆敢以身试法的恐怖主义亡命之徒受到应有的法律治裁。

三

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对外政策方面持强凌弱，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在世界各地积怨甚多。反过来，许多恐怖组织也一直将美国视为主要袭击对象，美国的公民、驻外使节、新闻记者和政府办公场所，都成了恐怖分子发泄的目标。

综观美国自“9.11”事件后的半年多来做出的回应，其行为总体上可将其归纳为：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1条之规定，美国有权对“9.11”事件予以回击。

第二，针对恐怖主义事件频仍的情况，美国不但拥有自卫权和预防性自卫权，还有权使用武力摧毁那些日后有可能用来策划、组织支持和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无论这些基地位于哪个国家，只要所在国没有按国际法的要求去采取有效措施来清除这些基地，美国将取而代之。

第三，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了使用武力和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号召各联合国会员国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互支援，但是，美国并不希望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和通过国际多边合作而使其反恐军事行动合法化。

第四，开展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但合作伙伴不包括那些支持过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美国认为，“目前美国的对手的敌人，并不一定就是美国的朋友”。因此，美国的多边反恐合作，只能是有选择的多边联合，共同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9］

任何真理，那怕再迈出一步也将会变成谬误。即使是《联合国宪章》或以后的联合国文件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规定过“自卫权”条款，任何国家也绝不应当据此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演绎推断，否则除了在世界各地通过刑事合作，撑起一面法网，使任何一个胆敢以身试法的恐怖主义亡命之徒受到应有的法律治裁。

三

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对外政策方面持强凌弱，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在世界各地积怨甚多。反过来，许多恐怖组织也一直将美国视为主要袭击对象，美国的公民、驻外使节、新闻记者和政府办公场所，都成了恐怖分子发泄的目标。

综观美国自“9.11”事件后的半年多来做出的回应，其行为总体上可将其归纳为：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1条之规定，美国有权对“9.11”事件予以回击。

第二，针对恐怖主义事件频仍的情况，美国不但拥有自卫权和预防性自卫权，还有权使用武力摧毁那些日后有可能用来策划、组织支持和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无论这些基地位于哪个国家，只要所在国没有按国际法的要求去采取有效措施来清除这些基地，美国将取而代之。

第三，美国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示了使用武力和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并号召各联合国会员国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相互支援，但是，美国并不希望经由联合国安理会和通过国际多边合作而使其反恐军事行动合法化。

第四，开展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但合作伙伴不包括那些支持过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美国认为，“目前美国的对手的敌人，并不一定就是美国的朋友”。因此，美国的多边反恐合作，只能是有选择的多边联合，共同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9］

任何真理，那怕再迈出一步也将会变成谬误。即使是《联合国宪章》或以后的联合国文件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规定过“自卫权”条款，任何国家也绝不应当据此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演绎推断，否则除了在世界各地遭武装侵略的受害国行使自卫权予以回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其实，在以往的国际法院关于1986年6月27日尼加拉瓜军队入侵萨尔瓦多之后，萨尔瓦多是否拥有自卫权一案的判例中已经表明，“（国际）法院认为一方是否有权予以反击，取决于其受害程度的大小。假如在一次恐怖袭击中，不论其袭击的力度如何，只是仅仅造成2个人死亡，受害一方若采取反击的行动就不能被认定为是正当的”。［12］

虽然多年来国际社会都承认恐怖主义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在具体的处理方法大都是把它认定在个人犯罪行为的范畴。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参与签订了一系列相关性的国际条约，大多要求在国内法律的限制下，各个政治党派和组织都不应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并在许多国际条约中还规定，任何签约国在本国发现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嫌疑者，都要对之进行审判，或将其引渡到拥有司法审理权力的国家对其进行审理。

但是，在“9.11”事件出现之后，美国政界和学界一些人提出，“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认定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是犯罪行为，并对恐怖分子予以逮捕、审判和惩罚都是理所当然的“。

［13］不过，目前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办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杜绝恐怖主义，因此他们怀疑现有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惩罚条款“是否足以对那些铤而走险者产生足够的镇慑。”［14］还有不少人认为，即便是这些条约能够阻止那些一般的犯罪，但对于那些怀有政治目的进而对无辜平民进行袭击的人来说是毫无办法的。《纽约时报》2001年9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还直言不讳地说，“且不管伊斯兰教是否准许有人为了政治目的而袭击无辜平民，但已有足够多的穆斯林认为，袭击平民不但是允许的，而且还可以藉此进入天堂，过上最幸福和永生的生活”。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导下，那些美国政要和学者坚持认为，“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切断一切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外来支持、经济援助、训练基地和庇护场所”。倘若还有国家这样做，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其停止活动”。［15］

既然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然是包括要动用武力。从表面上看，确有许多美国人在说“使用武力要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恐怖分子总是暗藏的，恐怖袭击总是潜在的，他们采取何种手段，使用什么武器，是很难预料的事情。因此“一定的比例”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也就是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美国不可能做到无辜平民不受伤害。

对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战略政策调整和具体做法，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少联合国会员国，特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求美国在采取重大跨国军事打击行动之前，应该像以前打海湾战争时那样，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从目前稳定国际政治的大局出发，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之内行事。

可美国有些人主张，“是否使用武力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国际法并没有要求”。有人甚至还公开提出，“《联合国宪章》从来也没有规定其成员国在采用武力进行自卫时，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16］

他们强调宪章第51条所述的“自卫权”是“自然权力”，既然是自然权力，当然就没有必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些人的确是要么有点强词夺理，要么是断章取义了，因为宪章51条紧接着就说明了“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理会报告”。［17］

采取跨国军事打击行动，无论其目的如何，事先经由安理会授权当然是必要的。美国在二战后几次重大出兵行动也都已经是这样做的。如果现在又提出无须经由安理会授权的话，那么又怎样去解释美国打海湾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呢？《联合国宪章》所授予各会员国行使自卫权的时限是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也就是说，一旦安理会采取了行动，这个蒙受袭击的会员国的自卫权利就已经终止。无论是从历史案例、宪章语言的语义和专门辟出第51条的目的都无外乎于此。

总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外政策越发明显地围绕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转，继而凸现在奉行单边主义上。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在国际事务中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仍显得十分重要。正像法国分析家莫伊西所言：“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美国仍然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多元化的作用在于，没有大家的帮助，美国也很难做任何事情。”［18］目前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它在反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努力，无非是想要继续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即便如此，从“9.11”事件所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中就不难看出，超级大国绝非是美国人心目中想象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超级大国。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倘若美国真是要想保住天下第一的交椅，也不能脱离其盟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是其敌对国的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这不单体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而且在改善全球气候、治理跨国环境污染、推进全球经济合作、控制泛滥、限止武器扩散、调解民族和宗教冲突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也是如此。试想一下，单凭美国孤军奋战，这一切能够做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曾在美国看到有条标语无处不在，即“Unite，westand，inGodwetrust”（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相信上帝），那么在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上，为什么就不能与国际社会“unite”呢？

注释：

［1］布施：《国际反恐怖立法》，《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4期。

［2］何秉松：《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群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7页。

［3］欧阳涛、刘仁文：《用刑法理论回应社会现实》，《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宋新宁、陈岳主编：《国际政治概论》，

［5］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章。

［6］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8页。

［7］布施：《国际反恐怖立法》，《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4期。

［8］魏岳江：《全球拉开新世纪反恐怖法网》，《国家安全通讯》，2002年第1期。

［9］SeePresidenBush‘sSpeech，“RealSe-curity：JusticeAbroad，JobsatHome”，Washing-tonPost，Jan.30，2002，A1.

［10］王杰主编：《联合国遭遇挑战》，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11］SeeFredericL.Kirgis，“ASILInsights：TerroristsAttacksontheWorldTradeCentreandPentagon”（2001），at/insights77.htm。

［12］SeeYahallom，“WhyDoTheyHitUS”，WashingtonPost，Oct.4，2001，atA4。

［13］Ibid。

［14]GeorgeStevenson，“StandUptoTerror-ists”，NewYorkTimes，Sep.28，2001，atA16。

［15］Ibid。

［16］鲁思·沃克：《大国的局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1月18日。中文译文刊于《参考消息》，2001年12月26日第2版。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4

一，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争论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反政府武装在其反政府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强迫或恐吓政府，民众或其组成机构或部分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与外国国家或政府有着一定关系的组织或个人（或者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活动跨越了国家边界）针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胁迫政府或民众，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

在美国法典第22部分第256条第f款d项中，美国国务院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指由准国家组织或秘密组织针对非战斗目标所犯下的有计划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其通常是为了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域的恐怖主义。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强迫政府或社会，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都未就“恐怖主义”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考察目前人们所实际使用的众多“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对学者或政策实施者而言，并不具有多少操作性。这一用语已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以至把最具争议的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二）恐怖主义的构成要素

而韩国学者柳炳华则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使用恐怖主义的的手段，即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2）具有恐怖主义的动机，即具有政治性的目的，要求修改特定政策或中止特定状态；（3）具有国际性，即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

RobertA.Friedlander认为判别某种情形是否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标准：恐怖性暴力，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跨国性的，必须至少包括以下要素的一项：（1）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2）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3）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4）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发生在国家的专属管辖之外；（5）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财产。如果有关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要素，则将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国际犯罪。

美国在向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指出，在罪犯的国籍国、罪行发生地国、犯罪结果发生地过、犯罪指向的目标国和受害人所属国等五个要素中，如果涉及不同的国家，即认为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

（三）现阶段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定义的难度

就概念而言，现阶段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是模糊的，首先，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特别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其次，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学者们的讨论中，而这些看法中突出表现的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含糊其辞。而作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涉及国际刑法的概念，尤其需要清晰明确的表述。而对动机或目的的强调则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确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可罚性时，是否应考虑到有关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使得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明确的定义变得十分困难。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把恐怖主义单单作为一种罪名加以规定罕见出现。而恐怖主义的行为动机更是超出了普通刑法对犯罪行为动机的理解。动机、目的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归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关系到如何确定某个行为的性质。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应作为要件。

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用来对社会生活中多种现象和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法律概念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进行辨识。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而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更直接的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

运用法律概念对具体情形进行解释和分类是法律实践的必经阶段。为此目的，法律的实施者必须在某一时期内有大致相同的意见。考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议，人们难以发现这种一致。这也表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也可以用来证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形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当各国用一种国际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时，会发现其把现代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实践的发展所显示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然而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所涉及的政治性，许多国家不愿支持在国际法内针对恐怖主义就确立个人的刑事责任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除非首先确定“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只要没有完整的多边协定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则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将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事实上，一定要为国际恐怖主义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立法技术上是困难的，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而提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增强推动有关国际立法、在打击相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导向上。

（四）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新发展

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一国际犯罪，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概念应反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国际犯罪构成是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决定行为的严重国际危害性而为该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概念，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应体现这一特点。而当前争议主要集中在行为的主观要件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出了蓄意，明知或轻率过失外，是否还需要考虑行为目的。相关的立法则着重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确定要加以惩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个犯罪构成要件，恐怖主义活动把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最容易认定其在国际犯罪中核心地位，是对其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

考察有关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公约中缺乏对一般恐怖主义定义的规定，往往是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罪行”加以规定。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公约禁止：劫机；危害民用航运安全的非法行为；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劫持人质；危害海运安全的非法行为；危害海上固定平台（如石油钻井）安全的非法行为；恐怖爆炸行为；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融通。这些公约都与非常确定的情形或场所相关。

从国际上已有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协定，议定书，决议来看，现在的趋势是不去关注行为的动机，而是从行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来认定应该予以防止和惩罚的某些具体行为。

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9/60号有关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特别谴责了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或其它任何理由从事恐怖主义活动”。1995年11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3号决议，名为“消除恐怖主义的措施”，该决议谈到了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重申具有政治性目的意在或用以使公众，一部分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处于恐惧之中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非正义的。不管是出于政治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或任何其它性质的用来使其正当化的考虑。”

这也影响了国家的立法。例如，中国1979年《刑法》在反革命罪一章中规定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劫持飞机罪，其主观方面规定有特定的犯罪意图（以反革命为目的）。到了1992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了修改，删除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构成要件。

二，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

（一）、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得到迅速推进。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参与主体来看，不仅有各国之间包含了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而从合作形式来看，主要是对于恐怖组织活动信息的交换以及国际司法协作。

1、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所作的工作

（1）区域性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这方面较早起步的有美洲国家组织1971年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防止与惩治恐怖主义公约》，1977年欧洲理事会倡导制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此外，世界各地近期以来也在反恐怖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关立法工作。这其中有南亚地区合作组织。1985年在达卡峰会上，该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后1986年在班加罗尔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就开展防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地区合作达成共识。1987年各国领导人在加德满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而在原苏联境内，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国1999年也在明斯克达成了《在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1999年在阿尔及尔通过了《防止与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另外，阿拉伯国家联盟1998年在开罗会议上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伊斯兰大会组织1999年也通过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公约》。

（2）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

联合国大会1994年第49/60号决议附件《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第10条规定了联合国秘书长在采取实际措施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的相关职责。（1）在从相关公约的保存方和成员国那里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收集有关现存的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条约地位及执行情况的信息，也包括恐怖事件及刑事控诉和判决的信息。（2）在从成员国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汇集关于防止和打击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内法律和条例的摘要介绍。（3）对现存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便协助各国确定还未被现存公约覆盖的领域，并进一步发展出一个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的条约法律框架。（4）在各国组织有关打击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的机构和培训课程方面，对在联合国体制内提供有关协助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联合国安理会1999年的第1269号决议主要内容就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中强调了联合国在促进这种国际合作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呼吁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防止和打击在其境内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准备和融资的行为，确保对恐怖事件制造者进行抓捕、起诉或引渡，避免给予恐怖分子以受庇护地位，交换信息和在行政司法方面加强合作以杜绝恐怖行为。在2001年的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安理会着重强调了对于恐怖活动资金来源和人员及武器装备供给方面的打击，要求冻结所有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及其他金融财产，加强边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流入一国境内或通过该国窜入他国境内。可以看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力和资金的来源，也就是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后备力量，因而如果各国能够有效地将这些措施推行下去，相信恐怖主义的势力必然会受到重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国际公约远远未能达到囊括各种恐怖主义罪行的程度，所以，国际习惯法还是能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

2、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交换与国际司法协作

（1）相关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199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强调了各国应对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实行机制化。而在众多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中，这一内容往往也成为公约首先要加以规范调整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中第13条第1款b项、《打击恐怖爆炸的国际公约》第15条b项就有关于缔约国这方面义务的规定。在安理会的上述第1373号决议中，它再次呼吁各国应加强和加快行动信息的交换，特别是有关恐怖分子或恐怖网络行动的信息、伪造或错误的旅行文件、携带上交通工具的武器、炸药或敏感材料、恐怖组织使用的通讯技术以及恐怖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造成的威胁等方面的内容。

（2）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1997年《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0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在调查、刑事诉讼或引渡进程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特别包括了获取相关证据方面的协助。《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也有相同规定。而其第2款则更进一步要求缔约国在提供银行相关账户信息时忽略保密法规的规定，这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的银行系统的一个很严厉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很注重保密义务的大银行。当然该条第3款是对前一要求的一个制约，它要求获得协助的国家只能将相关资料用于提出请求时所涉及的案件的侦查、控诉或诉讼程序中。第4款则要求缔约国为方便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应考虑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和方式。在其他相关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各缔约国也都承诺在调查、取证、抓捕罪犯等方面相互提供协助，从而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网络。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制裁

1、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

在国际法中，一般情况下被认可的刑事管辖权主要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包括船旗国管辖和飞行器注册地国管辖）、罪犯国籍国（积极的属人原则）、被害人国籍国（消极的属人原则）以及犯罪结果发生地国（效果原则）。而对于一些国际犯罪又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最早的如海盗罪、贩卖奴隶罪，此后又包括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然而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内，除了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行为可能包括普遍管辖权，其他的恐怖主义罪行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通过反恐怖主义条约的缔结，尤其是其中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确立，各缔约国就对公约所涉及罪行有了管辖权，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普遍管辖权。此外，许多公约在这些传统的原则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范。以《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为例，其第6条规定了缔约国的管辖权。该条第1款指定了三种管辖权的连接点，一国加入该公约时就自然具有了这三种管辖权。其后则规定了五种任择性管辖权，一国在成为该公约缔约国时，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在第2款中所选择的管辖权的依据。这五种管辖权中，后四项具有不同于一般国际刑法公约的特殊之处，其中b项将缔约国国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大使馆或领事馆当做建立本国管辖的连接点；c项则给予惯常居所地国对无国籍人的管辖权；d项指出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也有管辖权；e项则没有回避国家所有或使用的飞行器，将在其上犯下的罪行也纳入该国管辖范围之内。这样附加上的管辖权将可以大致覆盖恐怖主义犯罪的大部分行为。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选择适应恐怖主义特点的管辖权连接点是很有益处的，其他公约也应吸取这一经验。

2、“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建立

“或引渡或起诉”意味着在引渡和起诉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方式来对恐怖分子进行处置。从引渡角度而言，目前的公约中一般都有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在现有的和未来的引渡条约中将所涉及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可引渡罪行；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时可将本公约视为引渡的依据；不以存在引渡条约为前提的国家应将公约所涉及罪行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为便利行使管辖权，可将请求国也视为罪行发生地。《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9条就是这样规定的。而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罪行因其相关的政治目的而被划为“政治罪不引渡”范围内，许多公约规定不将这一罪行作为政治犯罪，在《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行为的国际公约》中，还特别附加了一条，即不将该公约所管辖的犯罪作为财政犯罪，同样也是为了便利引渡。另一方面，在不引渡的情况下，罪犯所在国应毫不迟延地将罪犯送交本国法庭进行审理，适用本国刑事法律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与惩罚，也就是说法庭应将此种罪行视同具有严重性质的普通刑事罪行来进行判决，例如《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7条就是这样规定的。

综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打击应当是有效的惩罚与制裁措施，也就是各国的刑事制裁，由于目前尚缺乏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法庭，各国依其国内法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惩罚将在长期内担当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目前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安理会依其职权所采取的行动

1、安理会处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特殊权力

在联合国的机构中，安理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在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时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就这一问题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而且可以直接据此实施行动。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职权的第24条第1款指出：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第49条则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

2、非军事化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41条授权安理会“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2000年12月19日安理会通过的1333号决议为督促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规定了对阿富汉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制裁措施，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决议，这其中包括禁止向塔利班控制地区销售或运送武器弹药、军用汽车及装备、准军事装备以及前述物资的零配件，禁止提供与塔利班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帮助或培训，同时撤出所有为塔利班服务的军事与安全顾问。另一方面，各国必须关闭塔利班政权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关闭阿富汉航空公司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并冻结本·拉登本人以及所有与其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除了特设委员会所许可的例外之外，各国应禁止飞机在塔利班控制区域内起飞、降落或飞过其上空。

3、军事打击

联合国宪章第42条在其前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而“9.11”事件后，2001年9月12日安理会即在其第1368号决议中声明“决心以各种方式来应对恐怖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同时又指出“承认依据宪章（成员国）所享有的单独与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在随后的第1373号决议中，安理会“进一步重申这种行径，如同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重申1368号决议中重述的被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自然权利”。如此看来，安理会已经断定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也就属于安理会管辖的范围，安理会可以采取包括授权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适当的措施。从美国方面来看，它在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时所依据的就是安理会决议中所反复强调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这也正是美国声称其行动已获得安理会批准的原因所在。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这一权利的主张也得到了初步的国际认同。在后续发展上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动武，应该严格的在安理会的安保体制下进行，而不能擅自扩大战争范围或改变打击目标。

三、中国与反恐怖主义问题

（一）、中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今的世界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积极维护和平，深切地希望能够在一个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活动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团体或个人采取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在美国的“9·11”事件后，国家主席在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慰问的同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即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探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源和社会基础，不应忽视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重要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犯别国主权、入侵别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是更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往往是引发其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假借反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同时也主张，不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被奴役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与援助。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制止和最终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取得实际效果，这包括在法律上确立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的定义，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纳入国际法的轨道。

（二）、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上的实践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始终以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态度参加到国际活动中。中国积极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活动，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共同努力以达到预防、惩治、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谈判，签署或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公约。

中国于1987年8月5日加入了于1973年12月14日在纽约制定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该公约目前有107个成员国。该公约在保护外交官不可侵犯权方面规定的较为具体和有效。主要包括：1、明确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其中包括对外交官进行绑架、谋杀、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可能危及外交代表人身或自由的对使馆、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的暴力攻击；也包括上述行为的威胁和未遂。2、缔约国应将上述行为定义为国内法上的故意犯罪，并一起严重程度处以适当的刑罚。3、确立了缔约国对上述行为的管辖权，即对在本国领土或在本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对本国国民犯有上述行为的管辖；以及针对本国外交代表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4、确立了“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罪犯所在地国可以将此种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或在不予引渡的情况下，必须将罪犯交由本国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5、要求缔约国间相互合作以防止和惩罚上述行为，包括提供情报和证据，协调各种措施等等。

1993年1月26日，中国加入了《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4146号决议采纳该公约。1983年6月3日生效。目前有96个成员国。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在对待具有国际因素的劫持人质的行为时，当事国在采取必要措施惩治劫持者的同时，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人质的安全，改善人质的处境，解救人质使人质脱离劫持者的控制。

在民用航空方面，中国于1978年加入《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三个反劫机公约构成了当今世界防治和惩处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了空中劫持罪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

在海洋活动方面，中国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海洋法公约中涉及的犯罪处治问题包括了海盗罪、破坏海底电缆罪、公海上非法广播罪等。中国还参加了有关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两个公约和议定书，即《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的议定书》。

依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声明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的《关于为检测目的而标记塑胶炸弹的公约》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公约将继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执行。

另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第1373号决议（2001），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对付恐怖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1368号决议（2001）：就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恐怖活动进行谴责；第1269号决议（1999）：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11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会晤期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组织成员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三）、中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

中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虽然并未单独规定恐怖活动罪，但是根据国际上其他国家及国际公约中对恐怖活动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恐怖行为，可以依据刑法中相关条文的规定予以处罚。可以看出，中国刑法针对恐怖行为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有明确的定罪、处罚的规定。

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它的实施方式和手段可能包括我国刑法中的下列行为：1）刑法第114条、115条第1款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刑法第116条至119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3）刑法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4）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5）刑法第123条规定的危害航空安全罪；6）刑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通讯设施罪；7）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8）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9）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绑架人质罪；10）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立法规定。通常，恐怖活动组织是由三人以上为了长期、有计划地进行恐怖活动而建立起来。所谓组织恐怖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和建立恐怖活动团体的行为。所谓领导恐怖组织，是指在恐怖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制定恐怖活动的纲领、计划、指挥恐怖组织的成员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所谓积极参加或参加恐怖组织，是指自愿加入恐怖组织，并积极参与谋划和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只要实施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组织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两项以上行为的，仅构成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只要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论是否进行恐怖活动入杀人、爆炸、绑架等等恐怖主义行为，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此条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因为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具体的恐怖行为，只要他参与了恐怖活动组织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因为从刑法学的原理来看，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和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做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但我国新法鉴于恐怖活动的严重危害性，为将有关恐怖活动犯罪消灭于萌芽之中，明文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即要实行数罪并罚。

结语

“9.11”事件的伤痛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不会逐渐被世人淡忘，由此引发的对“反恐怖主义”国际法研究将日益深入而全面开展下去。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新领域，它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反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为创建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积极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1]LyalS.Sunga，TheEmergingSystemofInternationalCriminalLaw（developmentsincodificationandimplementa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c1997，at191.

[2]柳炳华（韩国），《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6页。

[3]同上引

[4]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487页。

[5]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83页。

[6]在2001年9月x日召开的，有关国家仍未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

[7]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版，29页。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5

一，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争论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fzf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fzf武装在其fzf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6

「关键词」奥运会，反恐，国际法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年轻人相聚的历史盛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即将举行需要我们解决与之有关的各种法律问题，包括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对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而由于“九一一”等恐怖事件的影响，安全是国际奥委会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奥运会的反恐和安保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尤其是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以及国际奥委会对这个问题是更加重视。另外加上奥运会的国际性以及参与运动员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有关组织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譬如联合国等。

奥林匹克运动希望的是和平、友谊、进步，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本是各国青年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舞台，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单纯。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服用兴奋剂、裁判枉法、申办奥运会中的行贿受贿等行为，给奥林匹克抹黑不少。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内部肌体发生病变的同时，奥林匹克的外部环境也在恶化，恐怖主义的威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奥运会的主办者不能一心一意进行场馆的建设，参加者不能把精力完全用在备战奥运会上，都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来应付那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恐怖袭击。奥运会是一个全球各民族青年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尽管按理说安保是东道国政府的事情，但由于奥运会的影响以及国际因素，也需要有关各国政府的合作。而且反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考虑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故作者认为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对奥运反恐问题进行研究。

一、奥运会恐怖事件与雅典奥运会反恐行动

尽管自从有历史纪录以来，恐怖手段的应用就是一个明显的史实，但是把恐怖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文化奥运”和“休战奥运”对恐怖分子是没有约束力的，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或许才是下手的好机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份子闯入奥运村袭击以色列代表团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亚特兰大奥运会时那令人震惊的爆炸声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安全第一。尤其是“九一一”事件让反恐成为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奥运反恐更成为所有关注奥运会的人关心的问题。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前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开幕。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恐怖分子当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举重教练，随后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接着，该组织向慕尼黑警察局送来了恐吓信，信中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被关押的200多名巴勒斯坦人，用飞机把这200人送离以色列。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恐怖分子扬言将杀死9名人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各方均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经协商后警方决定向恐怖分子提供飞机，在起飞前发动突然袭击。当恐怖分子劫持着人质乘直升机到达机场时，联邦德国警方按计划发起了攻击，8名恐怖分子被全歼。但在交火过程中恐怖分子炸毁了直升机，并开枪打死了全部的9名人质，还有一名联邦德国警察在冲突中遇难。因为这起突发的恐怖事件，原定9月10日闭幕的奥运会不得不延迟一天，9月11日才闭幕。

还有一起奥运史上的悲剧需要人们铭记，1996年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时，一名种族主义分子在奥林匹克公园引爆了炸药，炸死一人，炸伤百余人。恐怖活动再次向奥林匹克运动发起挑衅，提醒着人们奥运反恐任重道远。

“九一一”恐怖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成为国际恐怖行动袭击的目标。恰如国际奥委会秘书长罗格所讲，“自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来安全问题就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最优先的考虑因素。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也进一步提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慕尼黑奥运会后奥委会就已经非常了解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世界已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安全问题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也许意识到了奥运反恐问题的重要性，再加上美国等国家的督促，希腊政府对本次雅典奥运会的安保问题所做的付出也是空前绝后的。自1997年获得2004年奥运主办权之后，希腊就开始了安全防范的准备工作。在国内，由于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本届奥运会安保费用达到了空前的15亿美元，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4倍，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6倍；雅典已经新安装了1577个监视镜头，1026个安在奥运场馆，551个安在闹市街区，这些仪器能够聚焦到每一个行人，还能采集所有人的对话。

希腊政府在奥运反恐方面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如下行动：希腊请求北约调拨数百精锐部队在奥运会期间驻扎在希腊境外的第三国待命，随时准备进入希腊，以防范可能的恐怖攻击，而且北约地中海舰队将出动所有舰艇来保卫奥运会安全；雅典奥运会期间，只有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可以自带武装保镖，其他任何人均不能在希腊境内携带武器，不过各国奥运选手或后勤人员可以带保镖负责他们的安全事宜，但这些安全人员均不能携带武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7个国家专家小组进驻雅典，这7个国家和希腊组成了反恐联合军团，共同开展安保工作；为了把住入境的关口，希腊政府决定在奥运会期间暂时停止执行《申根协定》，所有的外国入境者都必须持有签证，以防止恐怖分子钻空子；美国政府派遣数百人组成的美军特种部队赴希腊，担任奥运警戒要员的工作；英国政府经希腊政府邀请已向希腊首都雅典派出了由精锐特种部队人员组成的两个特别行动小组，由设在英国驻雅典使馆的英国军情六局工作人员统一指挥，以帮助希方做好雅典奥运会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二、奥运反恐的国际法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内容，笔者认为首先要理解的是根据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第二天，联合国大会即通过决议，紧急要求国际合作，预防和根除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国际社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规定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明确排除在“政治犯”之外，缔约国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政治庇护”。打击恐怖主义要求加强各国间包括法律合作在内的各项合作。而且在当今趋向全球化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和富有，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或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固然需要顾及本国的利益，但也不能无视他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包括奥运反恐在内的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在不损坏本国主权的基础上希腊政府邀请其他国家在奥运反恐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是国际法上所允许的。

恐怖主义是一种公认的犯罪行为，为国际法所严厉禁止，这在法律上是一个标准。恐怖主义的非法性，使它成为打击的对象。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必须要有法律的根据，恐怖主义的非法性就是一个根据，故反恐的国际合作离不开法律的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军事行动不仅证明了国际合作与国际法之间的天然联系，而且说明了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其次需要明白的是外国武装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希腊国内的法律问题。由于希腊法律禁止武器入境，因此武装保安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允许美国安全人员携带枪支入境，在希腊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希腊人始终认为，希腊完全有能力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任何向美国做出让步的政府都会遭到媒体的强烈批评，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将被视为在国家主权上做出妥协。因此，希腊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公开表示，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禁止外国武装人员入境。然而，美国媒体披露，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希腊已经“秘密”同意400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在2000年8月份以北约军队的名义进入希腊雅典奥运会会场，并允许美国、以色列和英国安全官员携带武器入场。另据报道，除了特种部队外，美国还要求希腊允许美国为美国运动员和一些高官配备100名左右的保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派出了人质营救小分队、情报收集和分析人员。一旦发生袭击事件，这些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一名美国执法官员说，这些人也是全副武装的。但应当承认的是，不管希腊官方是否会公开承认允许美国有关人员携带武器入境，也不管美国是否公开承认了这一行为，只要双方达成了有关协议，美国有关人员的入境都是符合国际法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武装人员进入希腊的情况。

再次是申根协定和北约军队问题。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7条的规定，条约可以基于自身的规定或者其他原因而中止施行。而申根协议是欧共体各国和难民政策合作的重要文件，大大方便了去协议签署国的旅行者，因为去这些国家无需再办理签证。只要获得一个国家的签证，就可以自由出入其余申根协定国家。而且在过去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意大利内政部就决定从会议前几天起至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结束，意大利暂停执行申根协议。故希腊政府因为举办奥运会的原因而暂停执行申根协定也是符合国际法的。至于北约军队进入问题，希腊作为北约成员，北约军队当然可以在其境内驻扎并执行有关防卫事务。更何况北约已经参与了2002年的美国盐湖城奥运会的反恐合作，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最后是遍布雅典的摄像镜头等电子监视系统问题而引发的问题。希腊官员声明为了奥运安全而安装的电子监视系统（摄像头等）可以接受民权组织或人权组织的监督，并愿意在希腊宪法的基础上就奥运会后这些电子设备的用途问题同这些组织举行对话。问题是这些监视系统是否侵犯了奥运会参与者的人身自由和立法权？尽管当事人可以授权某些机构将这些权利公布于众，但是为奥运安全而实施的电子监视系统并没有事先获得奥运参与者的明示同意。而且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不得非法侵扰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该公约第4条关于“社会紧急状态时期可以允许的克俭”的规定为这种电子监视系统提供了合法根据。该条同时规定，只有在紧急状态正式宣布国家才有权力进行克俭。笔者认为，尽管举办奥运会的安全不同于一般的紧急状态，但是希腊政府公布电子监视系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上的宣布意思

三、对北京奥运安保的启示

雅典奥运已经结束，北京奥运已经进入倒计时，与举办奥运会有关的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前的2004年3月，北京正式激活2008年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于2003年成立的奥组委安保部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反恐、安保规划，以及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将由北京武警总队与北京警方共同承担，目前双方已开始研究制定奥运安全保卫规划，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也正在制定之中。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7

关键词：恐怖主义类型根源特点对策

就在“9·11”还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伤痛和阴影时，并不太平的世界在近期又传来一串串噩耗：2003年5月12日、13日、14日、16日、17日，国际恐怖组织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以色列耶路撒冷等地多次发动了恐怖袭击和自杀性恐怖爆炸，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灾难性后果。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震惊和强烈反应。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孳生于上一个世纪的现代恐怖主义经过半个世纪的蔓延，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而且已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据说世界上各种名目的恐怖组织已有1000多个，遍及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每年要发生数百起，对人类生命财产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在当前严峻的反恐形势前，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等邪教组织等恐怖主义、准恐怖主义势力的侵害和威胁。笔者冒昧以绵薄之力历陈对恐怖主义的管窥之见和粗疏对策，粗成此文，见笑于方家。

一恐怖主义：概念的展开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暴力。

不论它在什么地方发生，都是针对我们的民主政体，针对我们的

基本价值观念，并且经常针对我们的根本战略利益。

――〔美〕乔治·舒尔兹

恐怖，是指由于生命受到威胁而引起的恐惧。何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人们通常认为，它不是指一般孤立的偶然犯罪，而是指一种有组织、有制度、有政治目的又不同于战争的暴力活动。关于恐怖主义的全球较有影响的定义据说有100多种，《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与此类似，《美国法典》的定义是：“恐怖主义”一词是指经过预谋的，有政治目的，且针对非军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大众；美国国防部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个人或财物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力量或暴力，以强制或胁迫政府及社会。”基于人道主义及和平主义的立场，一种对恐怖主义的通用、简单的解释是“恐怖主义是旨在制造恐惧或者惊慌气氛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而1937年11月16日在日内瓦签订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该公约至今未生效）中第1条第2款中规定，恐怖行为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

西方人的多数定义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们仅仅关注暴力现象本身，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那种渲泄式的个体的报复行动，而很少去发掘恐怖主义现象的深层次根源，尤其忽略了其文化宗教意涵和现存国际制度造成的对立情绪，从而放弃了对恐怖主义的历史洞察。由于对恐怖主义认识上的政治化倾向，恐怖主义问题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宗教、道德等多种深层次因素，经常掺杂了特殊利益和价值判断在内，使得恐怖主义的概念带有某种感情色彩或政治倾向，难以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通用的法律概念，因此要对恐怖主义下一个标准化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不妨把恐怖主义理解为恐怖分子对人身或财产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惧或者胁迫第三方（包括国家、组织或个人）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以实现行为人预期目的的行为。其特点可以界定为：

1、恐怖活动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危害社会的结果难以准确预测；

2、恐怖行为的实施只是恐怖分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3、恐怖活动的实施伴随着暴力行为或以暴力相威胁；

4、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政治目的，或是出于其他利益的带有政治性的目的。

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相对来讲较为客观全面，同时涵盖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所有内涵。国际恐怖主义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1、攻击的目标是外国目标；2、目的在于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它有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恐怖状况，扰乱人们正常的活动以及不同国籍公民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正常的国际交往。正因如此，国际恐怖主义在政治上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阻碍地区冲突的和平进展，引发外交或军事争端，激发军事对抗，制造民族分裂，扩大民族矛盾，加速民族问题国际化的进程；经济上，通过直接攻击经济目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破坏正常经济秩序造成经济混乱；军事上成为现代武装冲突的诱因，对世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一般说来，政治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政治行动主义等。但从近年来的国际恐怖活动看，大有超越政治目标和政治信仰的趋向。因此其影响和危害远胜于国内恐怖主义。

现代恐怖主义也称新恐怖主义，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是全球化时代一些极端组织或个人，甚至是国家，为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甚至是宣泄对某些社会现实的不满，采取以制造全球性或区域性恐怖效应为标志性手段，动员一切可利用的恐怖活动资源以求一搏的极端性行为。其恐怖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均构成巨大威胁。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恐怖活动已“超越政治信仰、民族感情、宗教信仰，发展到极端虚无主义、愤恨情绪、复仇主义和追求轰动效应的阶段”。恐怖主义攻击行为具有非人道的超暴力的特点。

二恐怖主义：类型和根源

“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合法性、及时性、激烈和灵活性的化身，是道

德的起源。”

――〔法〕罗伯斯庇尔

目前恐怖主义已从一般意义上的非传统威胁上升为国际公害，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恐怖活动作为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存在方式，是极其复杂的。虽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人们之间的认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差异，但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认识的趋同性日益加强，研究也日益深化。在分析恐怖主义的类型、根源方面，国外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学以至病理学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比较分析，他们认为恐怖主义从根源、动机到目标和手段，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都有不同的根源背景和动机。对其进行分类时主要依两种标准，一类是按照恐怖分子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为分水岭，分为传统恐怖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或新恐怖主义）；另一类是根据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和根源，可将自冷战结束以来比较活跃、影响比较大的恐怖主义分为极端民族主义型（如我国的“东突”）、宗教极端型（如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邪教型（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极右型（如西班牙的“埃塔”）、极左型（如德国的“红色旅”）、黑社会型（如美国的“三K党”）等。此外还有学者将恐怖主义直接划分为政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且认为二者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

尽管不同类型恐怖主义的恐怖手段常常类似，但产生根源、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差别却是很大的，论及恐怖主义的根源，西方学者有“反抗――镇压――反抗”论、“相对剥夺――挫折――攻击”论和“政治压力”论等诸多观点，认为恐怖主义表现出对现存制度、国家和政府或者是其他集团阶级和阶层以及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强烈不满、仇恨和对抗，因此在寻找恐怖主义的动机和根源时，国内和国际社会存在的压迫、剥削、占领、入侵及不平等、不公正等被认为是产生恐怖主义最普遍的（尽管不是绝对的）根源。同时有反抗就有反反抗，就有镇压。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暴力和政治工具，自然涉及到权力的争夺和维护，于是人类历史长期存在一个暴力――反暴力、革命――反革命或恐怖――反恐怖这样一个暴力圈。由于其根源和背景极为错综复杂，因此国际社会对“什么是恐怖主义”“谁是恐怖主义”等问题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早在1999年3月1日就发表了题为“恐怖分子、解放者和其他人”的11号评论，尖锐而又无奈地承认，关于恐怖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观点，根本不存在首尾一贯的立场或首尾一贯的态度。

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并未触及恐怖主义产生的本质原因。恐怖主义之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的产物。

第一，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潮是当前引发恐怖活动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被两极对立格局掩盖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进一步抬头，西方国家对此采用双重标准，甚至公然允许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狂热主义、反政府的敌对势力等极端分子在其国内进行政治蛊惑和经济筹资活动，纵容或支持其从事旨在分裂他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势头籍此甚嚣尘上。例如，劫机恐怖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少西方国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与双重标准处理劫机事件。东京条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等反对劫机活动的国际公约的签署与实施，对于反劫机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主要是靠各缔约国在自愿基础上的"善意遵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约束力强，而对西方大国的约束力却很弱，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对公约的适用范围与惩治条例解释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经常以"政治犯"为名，为东方阵营的劫机犯解脱，实际上是纵容劫机犯罪。此外，西方国家还在反恐怖协议中声称有保留权，特别是保留了自己将某些罪犯当作"政治犯"处理的权利，从而可以不予引渡，使这些协议在实际上难以起到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劫机是中国恐怖活动一个很突出的形式。劫机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台湾当局为劫机者提供庇护，甚至捧为“英雄”。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后来不得不改变这种做法，因此在90年代后，劫机事件逐渐减少。

第二，从大的方面来讲，南北关系恶化、发展中国家贫穷状态的加剧和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内部分裂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三大温床，这种状况将世界分为力量悬殊的几个阵营，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但在经济、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大国分庭抗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日益被边缘化，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层面上，部分人独享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大多数人却日益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只有选择恐怖主义作为弱者的反抗武器、确立自己身份的手段；

第三，现代恐怖主义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利益和文化尖锐冲突的产物。全球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加速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货币、技术、信息、理念和文化的跨国流动，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时空距离大大缩小，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比较优势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凸现出来。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等诸方面的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地区冲突，迫使少数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团体和个人实施极端的攻击行为，以自我牺牲精神和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全球性主流文化的渗透，使恐怖主义在精神上找到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摆脱政治困境的道路。在此期间，大国利益的冲突也曾为恐怖主义的繁衍提供了发展空间。

“恐怖活动有着复杂的背景，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判断往往带有不同的价值色彩、感情色彩，这使人类与恐怖活动的斗争也变得十分复杂。由于世界还存在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人与人之间还存在敌视、仇恨、冲突，因此人类在21世纪将继续受到恐怖主义问题的困扰。”目前，许多国家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反对和打击恐怖暴力活动必须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富国不能继续推行损害穷国利益的政策，国际机构必须改革现行国际规则，逐步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恐怖分子和恐怖暴力活动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三当前恐怖主义的新特点、新动向

幸福和满意的人是不会采取残酷的暴力行为的。

――摘自TheAgeofTerrorismp.169

波音，客机中的战斗机。

－－某网虫戏言

据统计，在1968—1997年三十年时间内，全球至少发生国际恐怖主义事件13600起，平均每年约453起，造成的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难以数计。仅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发生5431个国际恐怖事件，造成4684人死亡；90年代，发生国际恐怖事件3824件，死亡2468人。美国在过去20年中，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数为856人，“9·11事件”死亡人数将大大超过过去20年的总和。英国社会学者米·詹金斯统计，目前恐怖活动的持续增长率为10-12％；如此下去，10年后的每一年我们都会目睹到800起这类事件的发生何秉松教授在归纳新恐怖主义犯罪时认为有六大特征。他说，恐怖主义发展到今天，从其主流上看，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恐怖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变得越来越野蛮、凶残、卑鄙无耻，越来越丧失天良和灭绝人性；他们使用的技术和武器越来越先进，并极力寻求使用大规模杀伤性和毁灭性武器来制造恐慌；恐怖主义者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恐怖主义者在暴力事件发生后，往往立即公开声明对此负责，希望人们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感到恐慌并引起社会对其目标的重视和注意，但今天恐怖主义者制造恐怖事件后却往往保持沉默或推卸责任；在打击目标上，他们已经由过去的随意性改为精心挑选、选择那些最能给人以致命的、毁灭性打击的并能引起人最大恐慌的目标；最后是恐怖主义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国际化的倾向。概括起来就是手段高科技化、组织严密化、类型多样化，性质特别惨忍，危害极大，具有秘密、隐蔽、高机动性、高恐怖效应、高打击力度、高跨国性的特点。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暗杀、绑架或劫持人质、劫机和袭击机场、爆炸、袭击或占领外国使馆等恐怖手段外，核武器、生化武装的走私和扩散，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恐怖主义活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世界有走进“超级恐怖主义时代”的危险。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中国诱发恐怖活动的因素相对较少，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较小。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也给中国再次敲响警钟：中国绝非远离恐怖主义的“安全岛”，中国在对付恐怖主义问题上切不可掉以轻心。近年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非法宗教组织有所发展，形成了恐怖活动的社会基础。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敏感热点问题或社会矛盾，伺机制造事端或动乱。以极端恐怖手段报复社会的事件逐渐增多。暗杀、绑架、爆炸、袭击案件时有发生。港澳台、东南亚、东亚地区的黑社会势力在向中国境内渗透，枪支弹药等“高危”物品走私活动也很猖獗，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邪教组织势力等敌对势力也蠢蠢欲动。凡此种种，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不容低估的现实威胁，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就当前国际反恐形势而言，反恐斗争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受到沉重打击后又有回升的新迹象；国际反恐斗争已成为影响世界战略格局演变及大国关系调整的新因素；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使传统安全观受到新冲击国际反恐合作进一步加强并取得新成果。

恐怖主义在当今，出现了以下六方面的新动向：

一是恐怖分子年龄上日趋低龄化、年轻化、职业化，甚至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但随着宗教极端主义与极右思潮的泛滥，也有不少年龄较大的人甚至老年人卷入恐怖主义活动。未来的恐怖分子在继续保持年轻化特点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一种大龄化的发展趋势；

二是恐怖分子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行为主体，其个性心理也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或变态性），即恐怖分子身上的仇恨心理、冷酷心理、狂热心理等三大重要的非常性或变态性的心理特征，且有日益强化的趋势；

三是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也向高智能、高科技方向发展，以致传统的暗杀、爆炸、绑架、劫机、施毒等手段不断被使用的同时，利用生物、化学武器、利用核武器、利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恐怖活动也渐露苗头，且有进一步发展之势。而爆炸作为一种简单实用、杀伤力大、攻击目标无限制、社会影响力广的作案方式，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最常用与最主要方式；

四是恐怖主义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日趋多元化、规模化，有从传统的走私贩卖、武器、绑架勒索等向新经济领域渗透的迹象；

五是恐怖主义势力与极端主义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邪教组织势力等敌对势力狼狈为奸，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共谋“发展”，恐怖主义组织间有进一步联合、合作的倾向；

六是恐怖主义势力试图淡化自己的恐怖暴力色彩，强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大打“民族”牌、“人权”牌，企图将国内问题国际化，以便引起外界关注和实施干涉。

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的存在和蔓延，不仅造成广大无辜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而且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随着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加剧，如何有效惩治与防范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多层次、多角度、多手段的反恐怖措施随之出台。

四机场公安机关反恐对策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

――摘自《十六大报告》

恐怖主义作为国际公害，危害十分突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打击恐怖主义，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国际法准则，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作用；主张在平等互利双向的基础上开展反恐合作；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标本兼治，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主张反恐怖主义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长远利益。我国在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确定了反恐的基本政策：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反恐斗争要注重综合治理，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是我党一贯的主张和基本政策，并在党的十六大精神中得到体现。公安机关尤其是机场公安机关，应该如何在坚持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反恐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开展反恐斗争呢？

民航、机场无论在何时都是恐怖主义觊觎的目标。受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启发和影响，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有可能相互勾连，策划实施以民用航空为目标的暴力恐怖活动；国内“”等非法组织和暴力犯罪团伙可能铤而走险以恐怖手段报复社会，空防安全形势前所未有的严峻复杂。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成为当前我们首要的工作。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大局是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特别是随着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呈现出崭新的局面，这将从根本上有利于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作为机场公安机关，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治不忘乱，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做好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下必要的对策：

（一）大力加强国际间合作。

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之一，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国际反恐合作。在12项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里，中国已加入了10项，签署了1项。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针对威胁国际民航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主持制订了1944年的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的《芝加哥公约》、1963年的关于在航空器内实施犯罪的《东京公约》、1970年的关于惩治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约》、1971年的关于惩治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1988年的《禁止在国际民用航空机场进行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蒙特利尔公约》的补充。1991年通过预防使用塑料炸弹从事恐怖行为的《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联合国大会于1972年成立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专门研究防止和消除恐怖主义，并于1973年12月14日通过了《预防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12月17日通过了《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明确规定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行为和劫持人质的行为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应当予以惩处。联合国对90年代恐怖主义犯罪日趋严重的客观情势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分别主持草拟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并分别于1999年1月和2000年1月提交各成员国加入或签署。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还多次通过决定，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呼吁各国共同采取有效措施。1996年2月，在菲律宾首次召开了国际反恐怖主义会议，3月又在埃及举行了国际反恐怖主义大会。后在各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由俄罗斯起草的反恐怖主义决议案，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呼吁所有国家全面履行一系列反恐怖公约。该决议还要求各国采取相关具体措施，如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不予庇护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开展司法合作和情报交流等。对统一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准则，敦促各国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了惩治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我国政府还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国际间的法律合作、司法合作和警务合作。2001年12月19日我国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同恐怖犯罪作斗争的条款和内容，结合我国实际，从立法上体现了国际法和公约，表明了我国政府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严正立场，它将有力地预防和遏制恐怖主义犯罪。同年的6月14日，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域合作组织。六国首脑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公约》界定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定义，阐述了公约缔约国多边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有利于维护本地区民族团结与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成为国际合作反恐的新典范。

中国反恐怖情报机构也加强了与境外、国外反恐怖情报部门的沟通和合作。中国政府的国内反恐怖行动与推行国际联合反恐的合作安全战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对建立全球合作安全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建立健全高效完善的反恐机制

1、必须建立反恐情报预警机制。一般来说，恐怖分子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社会目的，总是企图使恐怖活动实施成功，为此他们大都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比如几周或几个月）准备犯罪活动的策划、预谋过程，进行实施恐怖活动的有关器材准备、金钱准备、人员调配与接应、地点考察、方式选择等准备工作。如果我们能在恐怖分子的预谋犯罪过程中，获取有关的情报，将其破获，那就不但会大减少其造成的社会危害，而且也有利于打击恐怖分子的气焰，威慑恐怖分子。因此加强对恐怖组织的情报信息搜集工作，力求能准确全面地掌握恐怖组织的人员情况、资金来源、活动动向等内部情报，对于有效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必须建立反恐干预战斗机制。要深入开展对敌斗争，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面对恐怖分子的恐怖暴力行动，反恐怖必须有自己的训练有素、作战有方、精干内行的快速反应特种突击行动力量，以利于坚决打击与制止恐怖分子的活动。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反恐专门机关，组建了专门进行机上反恐的空中人民警察，各地也以武警、特警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机动反恐专门力量，而机场公安机关则担负着维护机场安全运营和空防安全的重担，成为首当其冲的反恐主力，坚决打击恐怖分子针对民航的违法犯罪活动，提高案件侦破率，这是打击恐怖活动、威慑恐怖分子、预防新的恐怖活动的强大保障力量。同时还要注意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打击恐怖组织利用各种违法或掩护方式筹措活动资金的行为。只有坚持“立足预防、主动打击、高效处置”的原则，机场反恐干预战斗机制才不会流于形式，才能真正形成打击一切针对民航系统的恐怖活动的合力。

3、必须建立反恐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专门力量和基础建设，制定、完善预案。机场公安机关要注意在工作中协调好与其它担负有反恐职能的国家机关和组织的关系，加强协作交流，建立情报共享，密切配合有关部门，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努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同时，要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处置水平，妥善处置因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巩固和发展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同时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平等基础上加强与外国的反恐怖合作，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情报信息与先进技术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

4、必须建立反恐预防教育机制。要加强对有关人员的技术、技巧、心理等综合能力培训，增强其预防、发现与制止恐怖活动的能力，要培养大批反恐怖的技术专家、谈判专家与侦破专家。要切实落实机场安全措施，加强地面防范和安检力度，确保机场重点目标和设施的安全，及时、果断、准确地处置空中非法干扰事件，确保飞机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社会公共关系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反恐常识，保持对“三股势力”和“”等邪教组织的高度警惕，既不能夸大恐怖主义的危害后果，也不可盲目乐观，报喜不报忧。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控制对策

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anditscountermeasures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istheseverechallengetooursociety,9.11terroristattackstookplaceinU.S.A.pushedthischallengetothepeak.Theauthorattemptstoanalyzetheconcept,characteristicandcauseofsuchcrimetheoretically,exploreitsessence,andthenproposepointedlyseveralmeasurestocontrolit.Facingthechallenge,inordertoattackterrorismandsafeguardtheworldpeace,theinternationalsocietyshouldmakeextensivecooperationactively,discussandconstruct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oftheanti-terrorism,obeytheneworderofthe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lawtogether,adopttheappropriateactiononthetrackoftheUnitedNations.

Keyword: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countermeasure

作为特殊的跨国暴力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恐怖活动由来已久，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以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1]据统计，90年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仅在1995年，全世界平均每天发生17起严重爆炸事件，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万美元以上。[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它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大量引起国际纠纷，加深国家、地区、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一个危险因素。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所下的定义约有110余种，譬如：

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主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或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院将“恐怖主义”解释为：“由组织或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这种行为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反恐怖研究中心认为，只要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就属于恐怖主义的范畴。并且指明，“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是恐怖活动不同于其他暴力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强调“政治目的”是为了与普通刑事犯罪有所区别。[3]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一种为大多数国家政府所接受的定义。在反恐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反恐合作中，这些分歧成了一个沉重的羁绊。笔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某种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并非一定是政治目的）或实现某种利益，对一国政府、社会公众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相要挟，使人丧失基本安全感的战争以外的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在全世界频繁发生，虽然其具体犯罪行为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等均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共同特征。

（一）国际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大多发生在多个国家，或者由国际犯罪集团策划实施，犯罪分子的活动也是由一国转战到另一国，在若干国家范围内完成同一项犯罪计划。

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是和恐怖组织及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密切相连的。一方面，恐怖活动，尤其是国际恐怖活动多由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这些恐怖组织有的势力庞大，渗透到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的为共同或类似的信仰所指引，彼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遥相呼应，加强了恐怖活动的国际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也为恐怖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外，金融交易的国际化使犯罪分子得以方便地获取和调配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此外，通讯的国际化也使犯罪分子能够跨越国境来控制恐怖活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进行恐怖犯罪。

（二）普遍意识形态性

恐怖活动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只是一种手段，犯罪分子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其犯罪的根本目标。在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行为实施者之所以诉诸暴力恐怖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即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情感的驱使下或为了达到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民族等目标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

（三）活动手段暴力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制造恐惧和惊慌以影响公众情绪,以求影响国家、政府内外政策”，为此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必须借助极端暴力活动或暴力威胁。这种“暴力性”在人群引起巨大反应并给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虽然不是恐怖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却足以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四）犯罪形式多样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统称，其行为方式主要是暗杀、绑架、爆炸、破坏等。这类犯罪具体包括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劫持航空器罪、海盗罪等，形式多样。

（五）有组织性

一般的恐怖活动，组织性或许尚不明显。而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这一点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往往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它往往是专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发起和策划的，并以组织形式具体实施出的。这类活动一般都是有备而发，即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和严密的准备工作，在实施中也往往有某种摇控指挥或其他人的密切配合，实施后也有专人负责逃跑藏匿的安置工作，[4]因而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三、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

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以及其严重的破坏性，使人们开始思考其存在的原因。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一语中的，“恐怖主义源于贫困和无助，源于许多悬而未决的纷争。”事实证明，恐怖主义的产生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意识形态差异

虽然当前恐怖主义十分猖獗，但没有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恐怖组织，所有极端主义组织都有自己的理论。从现代恐怖主义兴起至今，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宣称“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武器，”“恐怖主义是反西方的战争”，他们大多都是以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反帝国主义为理由，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以暗杀、绑架以及爆炸等手段攻击执政当局。

（二）宗教、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具有排他性，这两大教派间的敌对根深蒂固。历史上，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千年，两者你争我夺，难得一刻安宁。“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将决定未来他们之间的关系。”[5]因为从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运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根本对立。宗教极度思潮以遭到“文化侵略”和“宗教压迫”为借口，利用人们虔诚的信仰，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恐怖活动，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

（三）民族问题以及领土争端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频发，以恐怖手段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决的痼疾。极端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理论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就普遍认为，只要是为了解放被占领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于是产生了一种“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观点。

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不仅掺杂着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诸多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某些超级大国不断推行“一超独霸”的战略，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也是恐怖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四、恐怖主义犯罪的控制对策

目前，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彻底铲除，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活动。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民主社会可能遭到损害甚至毁灭；但反击过度，也可能对民主形成威胁甚至导致民主社会的毁灭。所以，反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行动；二是在事件发生后能高效率地做出反应。

（一）加强国际合作，缔结国际公约，建立反恐联盟

当前，各国针对反恐采取了诸多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遏制恐怖活动的肆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恐怖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国际化，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目前，缺乏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成为制约反恐行动的一个瓶颈。

1、加强反恐怖情报的收集、合作与交流

在反恐斗争中，如何识别恐怖分子是相当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息合作，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前主任安东尼·奎因顿指出：“如果我们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最关键的是准确且最新的情报。否则，我们既不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也得不到足够的资料作为在某种现实的危机中决策的依据。”乔治顿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罗勃特·库伯曼也认为：“情报是防御的前沿。”为了识破恐怖活动的预谋，除了充足的人员及物资和资金保障外，通过立法赋予反恐机构拦截通讯、窃听电话、监视不同国家间异常的资金流动等权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边界安全控制

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认识的不统一以及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第三势力的资助，这使得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而警察却无此权利。因此，加强边界安全控制，有针对性的禁止移民入境、限制飞机着陆权以及强制性的贸易限制等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切断恐怖分子的交通线、运输线和补给线。

3、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费来源

跨国恐怖犯罪活动与贩毒、走私、洗钱更加频繁地联成一体，其目的是为了筹集经费以维持恐怖活动的开支。因此，广泛开展反走私、贩毒、洗钱犯罪，切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就显得尤为重要。

4、加强国际司法协助，逮捕、引渡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

国际社会应采取共同的行动防止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将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以及使用武器犯罪的人排除在政治庇护之外，修订引渡协定，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

5、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开展区域性合作，建立反恐联盟

由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不统一，国家间的反恐合作缺少具体的对象；另外，恐怖活动常常得到第三势力的资助，使得恐怖组织有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和建立恐怖基地；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限制了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正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大多带有国际因素，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更应开展区域性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首先，应统一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消除双重标准，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使得恐怖主义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其次，应要求成员国协助其他国家打击恐怖活动，切断恐怖组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任何国家无权干预、也不要干预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由主权国家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反恐合作的协议发挥切实作用，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

（二）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反恐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防范恐怖主义的对应机构有二：一是政策决定机构。成立国务院领导的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能源部、交通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二是政策执行机构。恐怖活动发生后，由相应机构处理。如国务院管辖海外事件，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管辖国内恐怖案件，国内劫机事件由联邦航空局处理。1999年，美国政府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和反击国际恐怖势力，提高国家整体反恐怖能力，建立了以联邦调查局为主的反恐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政策与措施，如增加反恐经费、加强防范信息恐怖活动和核恐怖袭击等等。

此外，英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反恐机构，创建了反恐特种部队。事实证明，这样不仅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整体反恐能力，为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刑事立法，将恐怖主义活动规定为特殊的刑事犯罪

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即把恐怖活动作为刑事犯罪看待还是当作政治活动处理。许多国家采取颁布反恐怖法来解决定性问题，以解决法律上的难点。实际上，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恐怖活动作为特殊的刑事犯罪来对待。美国和中国既是如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犯罪防止法》及《反国际恐怖活动法》两项立法，联邦调查局根据刑法中250多项条文的规定开展调查和收集情报。2001年底，中国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严惩恐怖犯罪。因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军事行动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第三势力的介入，甚至是更疯狂的恐怖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不仅可以避免过分使用武力，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交流情报，提高处理恐怖事件的能力。

另外，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应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着手。要消除恐怖主义，必须解决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必须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如中东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保证全球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维护人类的发展与安宁。

参考文献：

[1]参见[法]安德鲁.博萨著，陈正云、孙丽波等译，《跨国犯罪与刑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2]参见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9页。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Z].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3-4。

[4]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8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34.

[6]赵秉志主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邵沙平：《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求索》，2002年01期

[8]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及我国刑事立法》，《法学评论》，1999年04期

[9]翁星、王晓、潘建珍：《论依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08期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控制对策

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anditscountermeasures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istheseverechallengetooursociety,9.11terroristattackstookplaceinU.S.A.pushedthischallengetothepeak.Theauthorattemptstoanalyzetheconcept,characteristicandcauseofsuchcrimetheoretically,exploreitsessence,andthenproposepointedlyseveralmeasurestocontrolit.Facingthechallenge,inordertoattackterrorismandsafeguardtheworldpeace,theinternationalsocietyshouldmakeextensivecooperationactively,discussandconstruct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oftheanti-terrorism,obeytheneworderofthe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lawtogether,adopttheappropriateactiononthetrackoftheUnitedNations.

Keyword:Internationalterrorism,crime,countermeasure

作为特殊的跨国暴力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恐怖活动由来已久，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以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1]据统计，90年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仅在1995年，全世界平均每天发生17起严重爆炸事件，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万美元以上。[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它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大量引起国际纠纷，加深国家、地区、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一个危险因素。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所下的定义约有110余种，譬如：

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主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或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院将“恐怖主义”解释为：“由组织或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这种行为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反恐怖研究中心认为，只要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就属于恐怖主义的范畴。并且指明，“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是恐怖活动不同于其他暴力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强调“政治目的”是为了与普通刑事犯罪有所区别。[3]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一种为大多数国家政府所接受的定义。在反恐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反恐合作中，这些分歧成了一个沉重的羁绊。笔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某种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并非一定是政治目的）或实现某种利益，对一国政府、社会公众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相要挟，使人丧失基本安全感的战争以外的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在全世界频繁发生，虽然其具体犯罪行为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等均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共同特征。

（一）国际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大多发生在多个国家，或者由国际犯罪集团策划实施，犯罪分子的活动也

是由一国转战到另一国，在若干国家范围内完成同一项犯罪计划。

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是和恐怖组织及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密切相连的。一方面，恐怖活动，尤其是国际恐怖活动多由恐怖组织策划实施。这些恐怖组织有的势力庞大，渗透到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的为共同或类似的信仰所指引，彼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遥相呼应，加强了恐怖活动的国际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也为恐怖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外，金融交易的国际化使犯罪分子得以方便地获取和调配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此外，通讯的国际化也使犯罪分子能够跨越国境来控制恐怖活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进行恐怖犯罪。

（二）普遍意识形态性

恐怖活动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只是一种手段，犯罪分子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其犯罪的根本目标。在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行为实施者之所以诉诸暴力恐怖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即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情感的驱使下或为了达到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民族等目标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

（三）活动手段暴力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制造恐惧和惊慌以影响公众情绪,以求影响国家、政府内外政策”，为此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必须借助极端暴力活动或暴力威胁。这种“暴力性”在人群引起巨大反应并给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虽然不是恐怖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却足以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四）犯罪形式多样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统称，其行为方式主要是暗杀、绑架、爆炸、破坏等。这类犯罪具体包括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劫持航空器罪、海盗罪等，形式多样。

（五）有组织性

一般的恐怖活动，组织性或许尚不明显。而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而言，这一点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往往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它往往是专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发起和策划的，并以组织形式具体实施出的。这类活动一般都是有备而发，即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和严密的准备工作，在实施中也往往有某种摇控指挥或其他人的密切配合，实施后也有专人负责逃跑藏匿的安置工作，[4]因而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三、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

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以及其严重的破坏性，使人们开始思考其存在的原因。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一语中的，“恐怖主义源于贫困和无助，源于许多悬而未决的纷争。”事实证明，恐怖主义的产生确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意识形态差异

虽然当前恐怖主义十分猖獗，但没有一个组织承认自己是恐怖组织，所有极端主义组织都有自己的理论。从现代恐怖主义兴起至今，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宣称“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武器，”“恐怖主义是反西方的战争”，他们大多都是以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反帝国主义为理由，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以暗杀、绑架以及爆炸等手段攻击执政当局。

（二）宗教、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具有排他性，这两大教派间的敌对根深蒂固。历史上，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千年，两者你争我夺，难得一刻安宁。“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将决定未来他们之间的关系。”[5]因为从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运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根本对立。宗教极度思潮以遭到“文化侵略”和“宗教压迫”为借口，利用人们虔诚的信仰，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恐怖活动，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

（三）民族问题以及领土争端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频发，以恐怖手段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决的痼疾。极端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理论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就普遍认为，只要是为了解放被占领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于是产生了一种“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观点。

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不仅掺杂着种族、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诸多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某些超级大国不断推行“一超独霸”的战略，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也是恐怖活动猖獗的原因之一。

四、恐怖主义犯罪的控制对策目前，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彻底铲除，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和控制恐怖活动。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民主社会可能遭到损害甚至毁灭；但反击过度，也可能对民主形成威胁甚至导致民主社会的毁灭。所以，反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行动；二是在事件发生后能高效率地做出反应。

（一）加强国际合作，缔结国际公约，建立反恐联盟

>当前，各国针对反恐采取了诸多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遏制恐怖活动的肆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恐怖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国际化，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目前，缺乏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成为制约反恐行动的一个瓶颈。

1、加强反恐怖情报的收集、合作与交流

在反恐斗争中，如何识别恐怖分子是相当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信息合作，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前主任安东尼·奎因顿指出：“如果我们要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最关键的是准确且最新的情报。否则，我们既不能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也得不到足够的资料作为在某种现实的危机中决策的依据。”乔治顿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罗勃特·库伯曼也认为：“情报是防御的前沿。”为了识破恐怖活动的预谋，除了充足的人员及物资和资金保障外，通过立法赋予反恐机构拦截通讯、窃听电话、监视不同国家间异常的资金流动等权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边界安全控制

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认识的不统一以及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第三势力的资助，这使得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而警察却无此权利。因此，加强边界安全控制，有针对性的禁止移民入境、限制飞机着陆权以及强制性的贸易限制等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切断恐怖分子的交通线、运输线和补给线。

3、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费来源

跨国恐怖犯罪活动与贩毒、走私、洗钱更加频繁地联成一体，其目的是为了筹集经费以维持恐怖活动的开支。因此，广泛开展反走私、贩毒、洗钱犯罪，切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来源，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就显得尤为重要。

4、加强国际司法协助，逮捕、引渡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

国际社会应采取共同的行动防止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将所有策划、筹资支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以及使用武器犯罪的人排除在政治庇护之外，修订引渡协定，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

5、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开展区域性合作，建立反恐联盟

由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不统一，国家间的反恐合作缺少具体的对象；另外，恐怖活动常常得到第三势力的资助，使得恐怖组织有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和建立恐怖基地；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限制了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正是由于恐怖主义问题大多带有国际因素，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更应开展区域性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首先，应统一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消除双重标准，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使得恐怖主义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其次，应要求成员国协助其他国家打击恐怖活动，切断恐怖组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任何国家无权干预、也不要干预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由主权国家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反恐合作的协议发挥切实作用，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

（二）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反恐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防范恐怖主义的对应机构有二：一是政策决定机构。成立国务院领导的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能源部、交通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二是政策执行机构。恐怖活动发生后，由相应机构处理。如国务院管辖海外事件，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管辖国内恐怖案件，国内劫机事件由联邦航空局处理。1999年，美国政府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和反击国际恐怖势力，提高国家整体反恐怖能力，建立了以联邦调查局为主的反恐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政策与措施，如增加反恐经费、加强防范信息恐怖活动和核恐怖袭击等等。

此外，英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等国家也建立了反恐机构，创建了反恐特种部队。事实证明，这样不仅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国家整体反恐能力，为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刑事立法，将恐怖主义活动规定为特殊的刑事犯罪

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性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即把恐怖活动作为刑事犯罪看待还是当作政治活动处理。许多国家采取颁布反恐怖法来解决定性问题，以解决法律上的难点。实际上，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把恐怖活动作为特殊的刑事犯罪来对待。美国和中国既是如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犯罪防止法》及《反国际恐怖活动法》两项立法，联邦调查局根据刑法中250多项条文的规定开展调查和收集情报。2001年底，中国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严惩恐怖犯罪。因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军事行动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第三势力的介入，甚至是更疯狂的恐怖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不仅可以避免过分使用武力，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交流情报，提高处理恐怖事件的能力。

另外，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应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着手。要消除恐怖主义，必须解决国家间的贫富悬殊，必须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如中东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保证全球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维护人类的发展与安宁。

参考文献：

[1]参见[法]安德鲁.博萨著，陈正云、孙丽波等译，《跨国犯罪与刑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2]参见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9页。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Z].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3-4。

[4]赵永琛主编.《跨国犯罪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8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34.

[6]赵秉志主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邵沙平：《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与国际法律合作——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向》，《求索》，2002年01期

[8]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及我国刑事立法》，《法学评论》，1999年04期

[9]翁星、王晓、潘建珍：《论依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08期

反恐怖主义范文篇10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联邦政府大楼的爆炸声，到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从英国伦敦的大爆炸，到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大闹科伦坡；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到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的剧烈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浪潮越来越显示出席卷全球的趋势。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在性质、形式、规模、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其他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例如走私、非法贩卖武器等）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

1.主体类型多样化与小型化趋势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种族、宗教和国内冲突此起彼伏，期间一些原已销声匿迹或日渐衰微的恐怖组织和网络再度兴起，同时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组织。由于恐怖主义导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战后恐怖主义出现了泛滥的态势。

目前最为活跃的国际恐怖主义，从特点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民族（种族）主义的恐怖主义。奉行排外政策，或鼓吹民族分离主义并要求实现自治。例如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库尔德工人党和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为代表。（3）高技术类型的恐怖主义。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制造和散布恐怖来打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恐怖主义和电脑恐怖主义等。（注：参见孟祥青：《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泛滥之原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诸如黑手党组织、国际贩毒集团、极左革命恐怖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类型。

此外，新型的“个体化恐怖主义”的生长和发案率的增长，显示出国际恐怖主义小型化的发展趋势。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库什纳指出，昔日那种等级森严或者“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模式将不复存在。现在的恐怖活动——无论是传统形式的恐怖活动还是网上恐怖活动——都更象是自由职业者或个人行为。（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属于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也不受任何国家的资助或明显不代表恐怖主义支持国的利益，但是他们实施了最为致命的恐怖行动。这些“个体化恐怖主义”及其恐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威胁正日趋加大。因此，21世纪国际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或是虽隶属于某组织但其行动又独立于该组织的个人。同时，许多专家指出，网上黑客袭击将很可能成为“个体化恐怖主义”的典型反映。

2.手段科技化与网络化偏好

恐怖分子在实施恐怖活动中使用了许多先进的高技术产品，例如移动电话和一些更加精密的炸弹武器等。1996年沙特阿拉伯发生的炸弹爆炸案就具有这一特征。恐怖分子还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核武器等。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沙林毒气案，致使5500多人中毒，这似乎证实了哥仑比斯的预想，“如果恐怖主义分子在未来把手中的步枪和炸弹换成神经毒气、粗糙的核装置、热寻导弹和其它种种可怕的武器，那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更为麻烦的设想是，恐怖分子策划用化学污染一个城市的空气或供水系统。”（注：西奥多·A·哥仑比斯：《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76页。）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超级恐怖主义时代”。

90年代以来，电脑和网络恐怖活动日益引人注目。这是以“弱”击“强”的一种新方法，尤其可以在力量强大的对方实施某项行动的关键时刻加以扰乱。意大利物理研究所的电脑曾被“不速之客”打开数小时之久；一个自称“长枪党武装”的组织在窃取电脑里的情报后，还留下了一份充满恐怖的公报。1999年兰德公司在一项题为《对付新的恐怖主义》的报告中把新兴的网络恐怖组织简称为“SPIN”，即分散、多中心、思想自成体系的综合网络。网上恐怖袭击可以使国内外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得逞，而恐怖分子自己却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对于网上的匿名操作，则很难辨明其究竟是某个国家政府所为，还是出自某个恐怖分子，抑或来自一些玩电脑的孩子。（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已开始考虑实施“基础设施防御”计划，以帮助政府和企业对付电脑网络被用于削弱公众信心、摧毁至关紧要的服务业、扰乱经济或破坏军事能力的潜在可能性。

3.高度随意性与高度组织化并存

传统的恐怖主义旨在改变世界，通常有明确的政治宣言，譬如推翻殖民统治或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比，冷战后新型的恐怖主义通常由那些认为世界是无法拯救的人所采取，他们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安排，其恐怖行动往往只是源于狂热的虚无主义愤慨。恐怖主义从原来的“唯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转变成“多目标的恐怖主义”，甚至不再求师出有名。恐怖主义动机的复杂化、目标设定的随意性和行动的隐蔽性造成了恐怖活动的不可预测性和残忍性。“冷战时期我们至少能料到危险将来自哪个方向，而现在却不知何时何地就会遭殃”。（注：费朗吉·贝尔克斯：《圣战的回声》，法国《费加罗报》1996年11月4日。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冷战的终结并没有带来永久和平，相反是安全感的降低。

在大量分散的、随意性强的恐怖活动四面出击的同时，一些组织严密并可能带有官方背景的恐怖分子所制造的大型恐怖事件也给被袭击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炸弹袭击后，号称伊斯兰圣地解放军的恐怖主义组织宣称他们对这两起恐怖事件负责。为取得这两次行动的成功，他们已在中东反复练习了数十年。（注：斯科特·彼得森：《恐怖活动的大致趋势》，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8月10日。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这些有组织的恐怖集团要挟人质、袭击无辜，精心策划并发动了许多高强度的恐怖事件。

4.行动范围的扩张与大国（美国）焦点的形成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虽然未在数量上大大超越冷战期间的恐怖事件，甚至有所下降（注：例如，世界范围内1987年一共爆发了665次恐怖事件，1996年全年的恐怖事件则只有296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化革命恐怖组织的衰减、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以及国际反恐怖主义初步合作的成效等。），但恐怖主义发生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张。冷战时期，恐怖主义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和亚非拉一些不发达国家。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发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国际化，具体表现在：恐怖主义的动因常常是国际矛盾的激化：恐怖主义的目的常常是争夺国际范围内的利益；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已不只是本国政府或有关人员，而更多地指向别国政府，甚至是一些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各国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跨国合作与联手行动日益扩大。一方面，较不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延续、转化或进一步激化、蔓延，形成此消彼长和不断增生的局势：中东的以色列、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尔干的前南斯拉夫，非洲的布隆迪、卢旺达，东南亚的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前苏联地区都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打破了西方国家标榜的“文明”“安全”的神话：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本土及海外利益成为恐怖主义经常打击的对象。恐怖主义数量很大，范围很广，我们平时耳闻目睹的一些事例，仅仅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冰山一角”。现阶段，中东、美国、西欧、拉美、东南亚和前苏联地区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六大热点地区。

恐怖主义是对国际稳定的一种破坏和弱化，而所谓维护国际稳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美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极力充当维护世界安全的超级大国角色，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由此更多地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对象。美国的政策、公民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1995年，全球共发生恐怖主义事件440起，其中涉及侵犯美国利益的恐怖案件占22.5％左右；1996年全球恐怖事件共296起，其中涉及侵害美国利益的约占24.7％。因此死亡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10人，1996年增加到24人；因此受伤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60人，1996年则达250人。（注："PattemsofGlobalTerrorism1995",UnitedStateDepartmentofState,April1996,p.71—73;"PattemsofGlobalTerrorism1996",UnitedStateDepartmentofState,April1997,P.70—74.）据统计，整个90年代，将近40％的国际恐怖活动是针对美国和美国人的。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绝大多数发生于美国海外，但已有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在美国本土。在各种恐怖主义袭击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最大，本·拉登被美国人视为恐怖主义的魔头。美国频繁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这对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政府的形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宏观变量分析：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

冷战后，在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局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大大减弱，各种社会矛盾突显。中东、中亚、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其经济贫困、政局动乱、政治腐败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遭受恐怖活动袭击愈益频繁，则与其社会危机深化、裂痕加大、主流规范缺失相伴相随。从根本上说，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不平衡这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恶性肿瘤。（注：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世界知识》，1996年第五期。）

1.两极格局消弭与矛盾释放：民族（种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世界受两极格局的支配，东西矛盾掩盖和简化了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整个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在美苏对峙中保持着压抑的和平。（注：这并不表明冷战时期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之外的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说明冷战后这两个方面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数量和力度上有明显的增长。）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下子从美苏争霸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国际制约力和控制力下降，原先被东西矛盾压制着的各种次要或局部冲突，都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了出来。

第一，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民族和种族矛盾得以释放，并泛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中东地区的阿以民族矛盾、东欧及巴尔干的武装冲突等都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历史问题，冷战的终结使这些矛盾更加激化，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导火线。同时，最早由西方大国为演变前苏东国家而助长的民族分离浪潮，在冷战后却猛烈地冲击着它们自己。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矛盾的加深，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兴起，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潜伏的民族危机，无疑为恐怖组织的壮大提供了社会基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1991年，这类恐怖活动就占全部恐怖活动的约36％，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多。（注：参见林宏宇：《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浅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二期。）

第二，宗教矛盾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主要根源。世界主要宗教之间的文化分歧和意识形态差异，构成了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一些宗教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使这一冲突更加复杂化。90年代，大约有25％的恐怖主义起源于宗教目的。（注：种若静：《恐怖主义——冷战后国际安全新课题》，《检查日报》1996年10月13日。）在各类恐怖主义活动中，冷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要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9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再度崛起。在这一地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因此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极易得到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向中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欧美扩散，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恐怖宗教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饱受贫困之苦的下层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且也说明，作为非同一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反美、反西方、均贫富的主张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形势剧变，原有的价值规范被冲破，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崇拜，满足了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要求。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已具备了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如哈马斯），其资金来源也显得十分隐秘而难于查实，它们远比先前一些革命性恐怖组织来得棘手。

2.国家间竞争与冲突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反映了主权国家在增进相互合作的同时，彼此间以利益为核心的竞争和冲突尖锐化。在从冷战的“正战论（正义战争论）”时代向冷战后的“脱正战论”时代的过渡时期，国家间因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逐渐趋小。（注：中曾根康弘：《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71页。）。国际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一种转化形式或辅助形式，将会被更多地运用。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降低和战争的弱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强化，以释放国家间日益膨胀的各种矛盾。

具体表现在：（1）对大国来讲，核恐怖使现代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对小国而言，参与常规战争也有可能升级为一场难于承受的灾难。利用恐怖活动往往既能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又不用承担太大的风险。因此，某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在口头上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暗中却纵容、支持一批国际恐怖组织。这一支持主要通过提供金钱、庇护、技术专家、训练营地、武器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等得以实现。当然，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恐怖组织获取国家支持的难度将不断增大，原先极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不愿再冒受国际社会制裁的危险，所以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将趋向减少。（2）少数发达国家继续冷战思维，为了争夺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培植利己势力，对他国内部反政府恐怖活动加以支持。为了推翻萨达姆、肢解伊拉克，美国每年向伊拉克民族恐怖组织提供1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以推进其在巴格达等大城市的恐怖活动。（注：吴鹏：《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活动综述》，《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3）除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和组织恐怖主义活动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一些非政府团体或个人——主要指处在国际竞争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基于爱国主义情绪而发动对于他国政府或民众的恐怖袭击，包括日益增多的网上侵犯。

3.高科技的普及与先进武器技术的扩散

冷战后，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核生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越来越先进、手段越来越高超。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和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网络恐怖袭击事件无疑给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或自制一些原本尖端的高技术器材。发达的电脑信息技术、国际互联网络和各种传媒为恐怖分子搜猎情报和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恐怖集团中，他们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恐怖活动服务，并且把袭击的对象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由于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有效控制核生化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能力，恐怖分子通过黑市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对恐怖分子来说，生化武器是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使用更方便、对平民威胁更大的恐怖工具。日本东京奥姆真理教的毒气案也许算不上一次成功的袭击，因为他们原打算要制造更大的伤亡，警察事后在其总部所在地发现了足以使成千上万人丧命的沙林。这一组织还曾在俄罗斯武器市场上从事采购活动，购买了包括一架直升机在内的设备，以播撒致命的化学物质。另据称，本·拉登不仅已买到美制“毒刺”式导弹，而且还在中亚地区弄到了核武器。对先进技术和武器的拥有使恐怖主义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慑力和破坏力。

4.大众传媒系统的负效应

现代大众传媒系统对国际恐怖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新闻媒介无意中成为传播恐怖主义的环节和工具，扮演了恐怖主义主张代言人的角色。大众传媒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恐怖主义事件以求吸引听众和观众，这就容易为恐怖分子用来宣扬他们的“事业”和“使命”，扩大了恐怖效应。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使地球各个角落里的人都能目睹某个地点上演的恐怖剧，这恰好满足了恐怖分子扩大其影响、宣传其主张的欲望。同时，电视、报刊常常充当遇难者家属的代言人，给政府施加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干扰政府作出周密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计划。所幸传媒机构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美国反恐怖主义专家皮尔在谈到对付恐怖主义的工具时，提出了“传媒自我约束”（MediaSelf－Re－strain）的设想。《芝加哥太阳时报》和《每日新闻》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例如禁止记者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改写恐怖分子提出的主张以避免不加约束的宣传，必要时可停止或推迟对恐怖活动的报道等等。（注："Terrorism,TheFutureandU.S.ForeignPolicy"byRaphael.F.Perl,CRSIssueBrief,Feb.19,1997.）但这些规则能否被广为接受，还需要大众传媒系统自身的协调。而且，在当今新闻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难免会有人打破这些规则。

5.现代化的异化因素

冷战后时代，现代性伴生了自身的异化因素，生态平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规范缺失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恐怖主义动因和类型的多样化，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组织，它们不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或“主义”的派别，大开杀戒只是为了发泄成员内心累积已久的痛苦和受挫的情感，或者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1996年，美国破获了一起积年邮包炸弹案，使警方感到头痛的是，这个自称“校园航空杀手”的恐怖分子的动机只是反对科学进步。1997年，美国接连发生多起堕胎诊所被炸事件，这是一些反对人工流产的人所进行的攻击。此外，还有人因环境保护和爱护动物而发动恐怖袭击。这样的“自由恐怖主义”比传统的政治恐怖主义显得更为可怕。另外，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深化，包括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使社会不满有增无减，这些都成为恐怖主义泛滥的社会温床。

三、冷战后的国际反恐怖主义：“以暴制暴”

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泛滥，破坏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损害了人类的基本权益，并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和局部的纠纷或武装冲突，激起了普遍的谴责和反抗。

恐怖事件一旦发生，对策一般只有两条：怀柔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强硬派主张用武力制服恐怖分子。90年代以来，强硬派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许多国家都认为减少恐怖事件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坚信恐怖主义不会成功，对恐怖主义决不让步。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会令恐怖分子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和行动障碍。同时政府的强硬态度，能够消除恐怖分子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为此，许多国家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例如法国的“国家干涉组”、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团”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等。俄罗斯对原安全局和反间局所属“阿尔法”别动队和“信号期”别动队赋予了反恐怖主义任务，并增设了代号为“韦加”的特种反核恐怖分队。这些部队成员精明强干，多次在国内外的反恐怖主义行动中大显身手。（注：参见朱素梅：《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与反恐怖主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