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范文10篇

反恐范文篇1

关键词：恐怖主义；反恐立法；国际条约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愈演愈烈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影响和危害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已造成无数平民牺牲及财产重大损失。面对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并非无动于衷。1937年3月17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制定并通过了《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国际公约》。尽管该公约未能批准生效，但它为国际社会制定反恐怖主义的现代公约奠定了基础，开了国际法与国际恐怖主义较量的先河。从那以后，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性以及规范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性，并在不同的领域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些公约主要有：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及其1988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88年《禁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议定书》、1977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目前的反恐条约已初具规模，有力地打击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嚣张气焰，但由于国际反恐立法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在实施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并未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势头。国际反恐立法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恐怖主义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国际社会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努力控制国际恐怖主义，为界定恐怖主义的定义做出了不懈努力，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过去的国际联盟还是现在的联合国都没有能够给国际恐怖主义下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定义，也没有相对公正的、国际性的认定机构和程序，各国只能依据自定的标准和程序自己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是恐怖主义行为。据统计，截止1999年，世界上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多达108种。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切的、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会给打击恐怖主义带来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会导致一些国家滥用打击恐怖主义的权利。

二、反恐立法实际运作的成效并不理想

尽管目前的反恐条约初具规模，但在实际运作中的成效并不理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有些条约缔约国稀少，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不利于统一的国际反恐法制的建立。一定数量的国家签署、批准公约，是公约所构建的法律机制在国际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更何况有些条约至今尚未生效。[2]

第二，公约一般只对缔约国有所约束，并不能够对所有国家形成强行规定。比如《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及部分的反恐公约只要求缔约国对公约所称之罪行应采取必要之措施。如果这些公约中所规定的拥有管辖权的各个国家，如航空器登记国、降落国或劫机犯出现国并非公约之缔约国，公约的规定对这些犯罪行为显然缺乏约束力，那么也就只能寄希望那些非缔约国的国家，以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诚信与善意，惩治那些犯罪的恐怖活动分子。[2]

第三，利益分歧与立场对立。少数西方国家习惯于从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出发，运用“双重标准”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对符合或不危害到其本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行为，就给予支持、放任或默许，而对有害于其本国利益的恐怖行为，则给予打击和制裁。

第四，恐怖分子利用刑事管辖权逃避法律制裁。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常只能在本国领土内行使，没有他国的同意和协助，就不能及于本国领土之外。任何国家基于其国家主权的独立性，都有权禁止别国在本国领土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由于当今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可以超越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在他国领土上自由地追诉犯罪，因此，国际恐怖分子往往利用国家主权造成的刑事管辖空隙，在不同国家组织间实施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逃避法律制裁。

第五，司法合作在实践中存在困难。虽然许多公约都确立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但在实践中，犯罪人所在国或许因为自身的利益，滥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或以不引渡本国公民为由，拒绝引渡犯罪人，变相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的栖息地，而且当有理由认为被告人被引渡后会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情况时也可以不引渡。就以洛克比空难为例，因为利比亚对劫机者的包庇，使相关各国为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花费无数金钱，调动各种外交、经济、政治、法律手段，耗时十几年。

三、反恐立法内容缺失，滞后于恐怖主义的发展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国家责任问题悬而未决

国家责任问题是当前反恐斗争中的一个难题，由于反恐国际法制不全面，此领域无法可依，如不妥善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可能为少数大国以反恐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大打出手留下可乘之机。国际社会必须创制国际法制以解决国家在恐怖主义犯罪领域的法律责任问题：何为国家恐怖犯罪情形?当一国防患于未然，惩治于事后仍不能阻止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时，该国是否应该承担国际法律责任?若该国惩治力度被他国指责为不力时，该国是否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当国家从事、参与或教唆、支持、协助、纵容恐怖犯罪时，该有关恐怖犯罪行为在上述各种情形下是否算作国家行为，该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可否由受害国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或由国际社会限制其国家主权(类似二战后盟军对日本及德国所采取的措施)?国家应以何种方式承担国际法律责任?限制国家主权的方式可否用于反恐等，这些问题都丞待解决。

(二)未能涵盖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

目前，公约只适用于特定的恐怖活动，未能涵盖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目前的证据显示，核生化恐怖袭击的危险性明显增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说，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将是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战略性威胁。此外，许多先进国家都把电厂、水坝以及大众运输的操作系统计算机化，利用网络攻击电力或大众运输系统，引起社会恐慌等的国际恐怖活动亦并非是不可能的。这些有别于以往的犯罪行为其严重性并不亚于爆炸、劫持人质、妨害飞航安全等的恐怖活动。但是目前国际公约并不能涵盖这些日新月异的国际恐怖活动，在使用这些新手段的国际恐怖活动上将存在打击上的困难。

四、制裁恐怖犯罪行为规范的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

目前国际反恐立法与各国国内反恐立法各有各的规定，相互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以对资助恐怖主义犯罪的量刑为例。德国修改后的《刑法》将参加或资助外国恐怖组织视为非法，可判处1至10年的刑期；法国《刑法》规定，资助恐怖主义犯罪可判处10年徒刑和150万法郎罚款；意大利在刑法中规定了“国际恐怖主义罪”，对参与恐怖组织犯罪活动判处5至15年徒刑，对协助或庇护者判处4年有期徒刑；欧洲理事会对通过任何形式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规定的刑期是8年。[3]我国刑法规定，“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些对同一类犯罪行为所做的不统一的量刑规定，给恐怖主义犯罪分子试图通过规避或选择法律来减轻自己应受的惩罚，带来了可乘之机。这种立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五、反恐立法分散，缺乏统一性

反恐立法分散主要表现在目前只有一些专门性反恐条约，还没有全面性的反恐国际公约，这些已有的公约分别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犯罪，例如，劫持航空器罪、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恐怖主义爆炸罪、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罪等作了规定。它们具有部门法的性质，在整体上缺乏全面性、统一性以及协调性。另外，制定反恐国际公约机构也具有不统一性，即不存在固定的机构来处理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制定有关公约。比如相关的某些公约是由联大设立的机构起草的，某些公约是由联合国专门机构(例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事组织)起草、制定并通过的。反恐立法的分散、不统一，既不利于实践操作和形成统一的国际反恐法制，也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

综上所述，尽管反恐国际法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新世纪一系列的国际恐怖犯罪证明，现行的反恐国际法律控制已远远不能满足新的国际形势的需求，无法应对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的日趋猖獗。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要加强合作，不断完善反恐国际立法。

参考文献：

[1]李薇薇，《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梁淑英，《国际恐怖主义与国家自卫》，《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1卷第4期。

反恐范文篇2

检察机关在反恐中的作用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米其罗(asha-rosemigiro)先生在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讲话中强调，检察官可以让恐怖分子为受害者负责，检察官在反恐中发挥着独特、重要的作用。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主席、土耳其大使阿帕坎(ertugrulapakan)先生也指出，检察官在全球反恐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是各执法部门之间必要的桥梁。虽然各国的司法体制各有不同，但检察机关作为现代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的反恐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还在反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一是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的引导作用。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检警一体模式，警察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检察官的起诉要求。为提高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起诉的成功率，很多国家的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了对警察侦查工作的指挥和引导。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是检警分立模式，检察官与警察各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侦查权，但在调查和检控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中，也强调检警之间的合作。在中国，对于收集证据、证明犯罪等存在较大难度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以及其他重大、复杂案件，检察机关通过指派专人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取证的方式，来增强起诉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二是很多国家将原属法院的一些司法权力交由检察机关行使，以减少制约追诉恐怖主义犯罪的关卡和程序，尽快抓获恐怖分子，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如在埃及，对有线或无线网络上邮件、短讯、电报和对话内容进行监测或截取，必须获得预审法官的特别授权，而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案件的调查，则由检察机关颁发此类授权。

三是为了统一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很多国家将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从诉讼领域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西班牙成立了检察官领导下的保护受害人办公室;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可裁定是否将恐怖主义犯罪人移交给其他州或行政区服刑;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预防恐怖活动。

二十一世纪起诉恐怖主义面临的挑战

反恐委员会主席阿帕坎先生指出，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越来越复杂，恐怖手段和技术越来越高明，因此应当注意研讨如何应对不断创新的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委员会执行局主任史密斯(mikesmith)先生认为，应当弄清真正的挑战在哪里。立法将恐怖主义包括资助恐怖主义定罪固然重要，但是在刑事司法中如何落实，如何起诉成功也很重要。总结与会代表的发言，二十一世纪起诉恐怖主义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跨国性进一步增强，体现在恐怖组织或人员、活动地点、袭击对象等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相应的，犯罪地点、嫌犯位置、证据持有、受害者国籍等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因此，不论哪一个国家对之进行追诉，都需要获得其他有关国家的支持和协作。

二是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方式复杂多变，除了传统的暗杀、爆炸、劫机、绑架等手段外，利用生物、化学、核武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恐怖活动呈发展之势。相应的，起诉便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犯罪，包括传统和非传统形式的恐怖主义犯罪实行犯，以及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培训、策划、筹备等非实行犯(广泛的共同犯罪)。目前对煽动恐怖主义如何定罪还存在分歧。如何既预防煽动恐怖主义又尊重人权是很难平衡的问题。

三是恐怖主义组织往往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组织严密，装备先进，且恐怖主义组织间相互勾结，有进一步联合、合作的倾向。这意味着恐怖主义犯罪能力越来越强，技术越来越高，相应地侦破恐怖主义犯罪、缉拿恐怖分子以及起诉证明等都更加困难。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反恐处处长丘若斯(muhammadkhalidqureshi)先生指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决定了其攻击有周密的规划，秘密组织及其支持者不断调整目标、方式，装备也尖端化，而我们的调查、起诉能力不高，缺乏培训，设备落后。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需要支持能力建设，培训、设备、管理需要大量精力、能力，任务艰巨。

四是恐怖袭击活动往往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以及短时间内连续实施的特征，这就要求反恐必须能够快速反应，包括迅速破获案件、缉拿恐怖分子，以防止恐怖主义犯罪行为连续发生，以及迅速有效地收集证据，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打击其嚣张气焰。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起诉恐怖分子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证据问题。目前在证据、证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证人、受害人不愿或不敢作证，经常对成功检控造成实质性障碍。二是为了应对危害性、危险性极高的恐怖主义犯罪，很多国家扩大了执法部门的权限，为反恐侦查机构提供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监听、特工行动、控制下交付等，相应地就会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并且还面临情报机构获得的信息、情报要保密而刑事诉讼过程要求透明二者之间的矛盾。

联合国与犯罪办公室反恐办主任茹茵(ceciliaruthstrǒmruin)女士认为，应当从四个方面应对巨大的挑战:一是积极主动地起诉、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使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并规范密谋、煽动恐怖主义犯罪等罪名的起诉标准;二是规范收集、使用与恐怖主义犯罪有关的信息、情报，建立独立的机构进行司法审查和监督，解决信息、情报的保密与司法程序透明间的矛盾问题;三是加大对执法机关的培训力度，就如何使用强有力的调查、起诉手段为检察官提供全面的建议和培训，以提高执行安理会1373号决议的能力;四是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努力拓展国际合作的途径和范围，形成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合力。

起诉恐怖主义融资

2000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强调，各缔约国应特别酌情考虑采取管制措施，以预防和制止涉嫌为恐怖主义目的提供的资金的流动，并加强关于这种资金的国际流动的情报交流。安理会1373号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应预防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将募集可能用以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资金的行为犯罪化，禁绝资助恐怖主义者。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资金是恐怖主义犯罪的命脉，因此在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命脉。反恐执行局高级司法官罗杰(trevorrrajah)先生认为，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是洗钱和恐怖融资，遏制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能够起到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作用。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与资助机构有联系。金融反恐主要是沿着恐怖主义组织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发现和跟踪恐怖主义组织行踪，破坏他们利用网络的能力，掐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

反恐国际合作

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呼吁会员国与其他国家政府展开合作，调查、发现、逮捕、引渡和起诉恐怖分子，强化反恐行动信息的交换，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展开合作。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虽然联合国大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了一系列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宣言和公约，但静态的国际性禁止法律规范或宣言只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先导基础，国家间的动态协作才能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惩治恐怖主义措施。因此，必须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才能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方面有所作为。目前，很多国家在探求高效、快捷的反恐国际合作途径，如法国和德国商定两国可以联合通缉恐怖分子，并设联络官协调通缉行动的措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代表都在发言中谈到了“欧洲逮捕令”(即欧盟成员国司法当局相互承认搜捕权力的一项制度)为欧洲国家间的反恐合作提供了迅速便捷的程序。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创立的四项区域检察合作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亚欧会议成员国检察院对话合作机制和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反恐检务合作畅通了渠道。

反恐范文篇3

9、11事件后，美国乘势将反恐纳入其全球霸权战略，借机推行其单机世界的阴谋。如果将传统军事干涉与人权相结合的“新干涉主义”是冷战结束后推广其民主价值观、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那么不妨说涂上了反恐色彩的传统军事干涉和入侵为特征的“反恐主义”正成为美国21世纪推行全球战略的又一新工具。

“反恐主义”初见成效

首先，通过反恐加强了美国的道义领袖地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个人或团体在战争以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个别国际暴力行为。它是当代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是国际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本质而论，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两者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恐怖主义危害深重，对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9、11事件后，面对新一轮的恐怖袭击浪潮，休戚与共的国际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国家对美国人民和政府表示慰问和声援，纷纷谴责恐怖活动，声讨恐怖主义肆意戕害人类的罪行，支持美国人民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活动，表示要加强反恐合作，为捍卫国家和国际间安全与稳定的环境和秩序而共同努力。

9、11事件的发生的确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美国充分利用其作为受害者得道义优势，组建了以其为主导的反恐联盟，加强了其在联盟中的中心地位。

反恐联盟是9、11后国际上形成的政治、安全、外交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重组，一定意义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美国利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际场合作舆论宣传，争取了绝大多数国家同情和支持，调整了同中、美、俄等国的关系，加强了同联合国的合作。外交上以反恐划线，争取大多数。

反恐联盟的建立的确强化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使美国朝领导世界的目标大大迈进一步，提前实现了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者作用。通过反恐联盟，激活了同盟国的关系，使盟国承担更多义务，维护自身利益，扩大了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其次，调整了同中、俄等国的关系，争取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客观上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加紧战略运筹与布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形势。此外美国还将反恐联盟作为新世纪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内容和具体步骤之一，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反恐游戏规则，以确定和保持美国今后在反恐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其次，通过反恐战争，美国在地缘战略上顺利完成了北约东扩，借反恐将它的势力开进中亚，在欧亚大陆中部确立了美国的优势地位，不仅实现了欧亚大陆两翼对接，而且顺势完成了对中、俄围堵之势。

无论从地缘战略角度或是从战略资源控制角度讲，中亚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心脏地带说”，把中亚视为世界的“心脏地区”，认为“统治心脏地区者控制世界岛，统治世界岛者控制世界”。该学说曾是美国制定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但美国在冷战时期始终未能实现进入中亚的梦想。9、11事件后，美国利用反恐战争，把打击塔利班和本、拉登基地组织为突破口，大规模进入南亚和中亚地区，从而基本上确立了美国在阿富汗的主导地位。首先，美国把南亚和中亚地区军事基地联成一片。在南亚地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使阿富汗完全落入美国控制之中。美国在当地驻军以近6000人，并占领了巴格拉姆、坎大哈机场等重要基地和设施，并分别在印、巴有驻军。美军在中亚的乌、吉和塔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其次，美国同地区重要国家军事合作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在南亚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印军事合作急剧升温。9、11后，美、印军事交流与合作步伐加快，在加强与印关系同时，也恢复了同巴防务合作关系。美国利用反恐迅速加强和扩大了在南亚、中亚地区影响，掌控了欧亚大陆战略重心，这无疑有助于美国塑造有利于其推行全球霸权战略。

同时中亚地区战略资源也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谁控制了中亚，谁就对就对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有发言权，“谁掌握了中亚的油气资源，谁就有可能主宰21世纪的国际能源市场，甚至把持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命脉。”（1）里海地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其探明储量约占世界储量的50%，成为继西伯利亚和波斯湾之后世界第三大储藏区。，里海地广人稀，本地需求有限，这些石油资源及潜在的出口能力，使该地区成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工业国新的战略利益地区。里海石油的发现对美国未来的经济至关重要。关于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美国的精英阶层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未的精英阶层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未现世界范围的重大变革。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将继续有赖于波斯湾地区不间断的石油供应，所有重要油气资源储藏地区都将保持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2）在中东局势长期动荡及海湾石油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控制里海石油，便可为美国提供新的能源供应基地，因此，控制里海石油出口，对维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和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加强了对潜在的敌对国的制约。虽然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在短期内将国际恐怖主义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从长期观点看，美国认为对其世界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主要还是地区大国的潜在威胁，即中、俄两国。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减轻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加强了对中亚的控制；通过北约东扩，实现了与俄罗斯的零距离接触，压缩了其势力范围，杜绝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同时，美国继续对俄罗斯实施以控制和引导为主，打压和遏制为辅的政策。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寻求把俄罗斯同西方拴在一起的政策，并同俄建立积极的政治军事关系，继续向俄提供援助，削减其核武器，使俄罗斯融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美国采取了两手战略，美国一方面加强同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不失时机的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如果中国选择在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中采取合作态度，并成为美国眼中的“责任的国家”，就同中国发展伙伴关系。如果中国成为“谋求地区主导权的敌对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会转变为全方位的遏制。（3）其实布什政府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加紧构筑“亚太小北约”，已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一旦需要，美国就可以很快将这种‘潜伏性战略包围圈’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封锁和全面的军事遏制。”(4)再次，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向更有利于美、以方向演进。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以“反恐”和捍卫人权为借口，使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发动“倒萨”战争，以推翻它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政府，扫除其推行单边主义的障碍。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将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将更加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首先,一个由美国扶持的“阿拉伯民主化”石油大国的崛起，经济上将成为美控制和左右欧佩克和国际石油价格的重要工具，政治上将与以色列、土耳其构成“中东民主大三角”，成为美民主改造中东的“战略支柱”，给中东政教合一及美国认定俄、法没有太多牌打，外交回旋余地缩小，对美国的影响和制约能力大大削弱。

第四，美国对联合国地位的压制。国际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又被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应在反恐中发挥主导作用。按理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从去年反恐斗争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中、俄、法等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反复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和按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并认为组成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但是美对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呼吁不予置理，而坚持这个国际组织只能由它来领导，联合国只能起着支持和帮助美国的作用，而不是主导和领导作用。

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今年的“倒萨”战争，美国均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这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权威的又一次重大打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声称：这是美国的“自卫权力，无需联合国授权。”“联合国需要美国，打美国需要操纵它”。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描绘美与联合国关系时一句生动而确切的名言。

但是，现在美国越来越感觉到联合国已经在也不是我在他手中的“橡皮图章”了，想借助联合国这一国际多边组织来推行它的战略、维护它的利益，实现它的霸权已成为黄粱一梦，联合国已成了它实现上述目标的“绊脚石”。“它开始转变对联合国的态度，并作了从此分明的三种准备：概言之就是，以美国为主、联合盟国、争取中俄。如果事态能够在后两种层面上实现，或者能在盟国层面上得到支持，中俄不加阻挠的情况下，联合国仍可利用；如果第三层面发生障碍，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就抛开联合国而靠盟国发挥作用；如果第二个层面有问题，那就等待，必要时，也不排除单干的可能，这可以说是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成熟特点。”（5）美英对伊动武实际上篡夺了国际社会授予联合国的神圣权力，有意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格局一旦得到国际社会的许可和默认，那么未来的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宁，而只能是“强权控制下的和平与安全”或者说是“美国制下的和平”。

好梦难圆：负面影响凸现

从9、11事件发生后至今，“反恐主义”在短期内的确取得了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效果，表面上看，美国胜利了。其实不然，从长远看它也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将使其效果大打折扣，不见得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首先，反恐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美国为适应新的形势，其外交策略手段确有改变，不再一味追求单边主义，而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交替运用，相互配合。但在关键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十分霸道。先后退出《反导条约》，提出先发制人战略，肆意扩大反恐范围。

在反导问题上实现软着陆。《反导条约》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全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ABM条约）。ABM条约禁止部署旨在保卫一国全境的战略反导系统（这即后来所说的NMD）：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海基、空基、天基或路基移动式战略反导系统。只允许美苏两国在各自首都，以及洲际导弹发射井半径150公里范围内，部署两个保护有限区域的战略反导基地。1974年7月，美苏签署ABM条约议定书，将条约允许的两个战略反导基地减为一个。美国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明显违反《反导条约》规定的，不退出《反导条约》，美国这些计划无法进行。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决意发展NMD。在布什政府某些实权人物看来，美国完全可以使用武力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必顾及现有的条约和盟友的反对”。（6）

9、11事件的发生和反恐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氛围。布什利用这一事件后人们遭受袭击的担忧大肆宣扬弹道导弹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顾中、俄等国的反对，终于退出《反导条约》。《反导条约》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一旦退出，将为国际裁军和军控带来变数，破坏全球战略平衡，导致军备竞赛升级，损害亚太和平、安全与稳定。美国要建立的NMD实质是谋求建立一种攻防兼备的绝对军事优势，获得绝对安全。这种“绝对安全”的思想实质是美国冷战后军事、经济、科技优势极度膨胀的结果。它要求美国对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建立起绝对的优势，是自己处于绝对的安全环境之中。美国这种“绝对安全”，对其他国家来说只能是“绝对不安全”。在美国没有实现“绝对安全”之前，它在对外干涉和使用武力时还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而有所顾忌，一旦它实现“绝对安全”，在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核武器时将变得毫无顾忌。这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非盟国来说，只能是绝对不安全。布什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仅引起了中、俄等国的反对和抵制，也引起了美国的西方盟友的不安和反感，美国同盟国之间分歧增大，这不见得有利于美国主导地位的维持。

“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今年六月一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称遏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完全适应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今后将对应有生化武器或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或敌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政府这一战略，已经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一些基本原则构成了挑战。如联合国的自卫原则和协调原则。其次，在判定某个国家因为支持了恐怖活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就该遭受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标准上，美国将可以更加自说其划，这种战略一旦实施，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再次，可能引起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打着自卫的旗号仿效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例如，印度如果以巴基斯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先发制人”无疑给南亚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

肆意扩大反恐范围反恐扩大化既可趁机打击被美视为眼中钉的国家，清算旧账，又可借机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挤压俄国的战略空间。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说”，将伊拉克定为“邪恶轴心”，借机扩大反恐战场，将伊拉克列入下一个打击目标。自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一直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但美国政府已换多届，萨达姆仍在执政。美国如鲠在喉、苦无良策。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将推翻萨达姆政权提高到反恐高度，使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于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军事打击，“倒萨”战争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

首先，造成大西洋联盟内部深刻的危机。战前，西方集团在战与和问题上发生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分裂”。美英为首的主战派得到澳、日、西、意、葡和东欧集团的支持。法、德挑头主和派，一边站着奥、比、芬等国，便得到希腊、韩国、加拿大的同情。两大派主力主要集中在欧美，他们之间的争执已经演化成欧洲内部、北约内部的矛盾斗争，造成大西洋联盟内部从未有过的深刻危机。法德的反战立场而且还得到俄的公开支持和中国的有力呼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形成3+1的“反战联盟”，对美形成有力的制约。战后，欧美之间的裂痕加大，不同地区的利益和全球利益，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和全球治理将使大西洋联盟关系渐行渐远。同时法德等国开始从欧洲的“分裂”中吸取教训，提高了对美国控制欧洲图谋的警惕，注重内部协调，加快对东欧各国的融合进程，加强防务建设，使欧洲成为未来的多极化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一极。

其次，美国扩大打击面激化了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反美情绪不断上升。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从某些方面看反映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曾谈到“断层线战争”，也就是文明的冲突，认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力量处于劣势”（7）。“伊斯兰和西方文明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利和文化的根本问题。……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8）“美国打伊是要搞掉伊斯兰文明一个‘准核心国家’。如果再把冲突扩大到改造沙特、伊朗等国，则可以把冲突理解为代表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企图改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准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现实表现，更是西方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步骤。（9）

美国的这种不顾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单边主义，是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的，它是一柄双刃剑，它即可以通过武力打造霸权，又可能自毁其身。美国的学者约瑟夫.奈在其新著《美国强权的悖论》中指出：“一个国家不管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单枪匹马的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单枪匹马、单边主义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存在着损害我们软国力和促使反美联盟形成的危险，最终我们的硬国力也将受到限制。”

其次，区域强权的战略走向并非与美国的反恐目标一致。“9、11”事件之后，虽然各国都团结在美国的“反恐”旗帜下，但各方利益不一，各有所图。俄、欧、日、印等国，都支持反恐但更主要的是借反恐之旗做自己的文章。俄罗斯有车臣问题，可以使打击车臣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合法化，稳定自己局势；印度要将打击克什米尔恐怖主义与美国的“打孔”相提并论，并称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欧洲有扩大政治合作的意图，以协助美国为由趁机加快独立防务建设，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欧盟，使之能够对一个多级世界起推动作用”。其中德国派兵打击塔利班政权，实现战后国防军首次派出海外，表明它“已放弃在欧盟的舒适地位”，并表现出“新的世界政治野心”，试图充当“全球玩家”；日本要“借船出海”，借反恐提高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先后通过三个法案，即《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日本意图与德国不谋而合；中国参与反恐，一是想调整中美关系，减轻自己的战略压力，二是铲除“东突”分裂势力，谋求安定的环境，加快自己的发展。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各有所图，尽力争取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强各自的力量，它在客观上推进了多极化。再次，反恐造成传统地区热点问题的激化，不见得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运筹。在反恐进程中，有的国家利用国际反恐之机，采取强硬立场，使一些地区热点不降升温，为地区冲突等老问题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这在中东和南亚表现得尤为突出。“9、11”事件之后，以色列总理沙龙企图搭美国反恐便车，打击巴勒斯坦的极端势力。2001年12月初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北部海法等城市相继发上爆炸事件后，以色列出动军队入侵了所有巴勒斯坦控制的城市，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布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团体”而拒绝与其和谈，阿拉法特被“软禁”，失去行动自由。哈马斯等一些巴激进组织重新宣布向以色列“全面”开战。美国则继续采取偏袒以色列的立场，频频指责阿拉法特在打击激进恐怖活动方面措施不力。中东和平进程一波三折，这不见得符合美国的中东战略。

第四，对美国霸权的道义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反恐与国际法的关系。反对恐怖主义应按照国际法进行，而不是肆意妄为。但是“伊战的爆发使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遭受严重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主权平等原则的破坏：一个国家有权给另一个国家“贴标签”，还可以动用武力推翻别国政权，并按自己的意愿塑造另一个国家，将霸权置于别国主权之上。其次是对禁止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原则的破坏：以往的国际法实践也没有绝对禁止使武力，但都被严格限制在诸如民族解放运动、国家遭受外来入侵时行使自卫权以及对侵略行为实施武力制裁等行为，但是这些例外条件都规定的非常明确，而这次美国强调的所谓自卫权，是将使用武力的范围一般化和扩大化了。最后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破坏，人道主义干涉原则使得干涉别国内政理由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领导人是否犯有反人类的罪行都可以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

战争还对以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为基础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威胁，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刑法体系形成冲击，目前的国际法院是在联合国名义上有各国联合组成的。但是伊拉克战争后的司法审判可能有美国一手包办，有它来确定战犯名单。国际刑法的客体过去主要是跨国性刑事犯罪核战争犯罪，现在重点则转向了国家领导人，这可能会导致刑法的滥用。”（10）

其次，是对联合国权威的藐视。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擅自发动的对伊战争实际上篡夺了国际社会授予联合国的神圣权力，是对安理会权威的沉重打击。美国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使美国政府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软实力的一次有力的打击。公务员之家:

再次，反恐与平民伤亡。战争是否符合道义还应看战争是否体现基本的伦理标准。在国际反恐斗争进程中，人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美国所一直寄予希望的借助于高技术装备的现代先进武器可以实现所谓的“无接触战争”、“零伤亡战争”已经陷入困境。无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对于这样的悲惨结局，战争的发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9、11事件的发生，加快了美国以武力打造霸权的步伐，但这一政策是行不通的。尽管美国凭借超强武力，通过反恐建立单机世界的图谋在一定时候和某些方面可能又所得，但到头来终归一枕黄粱。有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时代毕竟已成为历史。从长远看，无论经历多少艰难曲折，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以之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终将成为时代主流。

[注释]

（1）成宁、张炎《里海油气管道控制权争夺现状》《国际信息资料》2002年第4期

(2)TheUnitedStatesCommissionOnNationalSecurity/21stCentury.Newworldcoming：AmericanSecurityinthe21stCentury.P.5.

(3)郝雨凡、张燕冬：《限制性接触》[M]，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42页

(4)李刚：《透析布什主义——兼评布什执政一年来外交与安全政策》，载《国际论坛》，2002年5月第四卷，第三期。

（5）王逸舟：《单机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6）[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版，第389-390页

（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反恐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

按照省市党委、政府和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的部署及要求，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当前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反恐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绕“务必将恐怖活动摧毁在行动之前”的总要求，坚持“内紧外松、举轻若重”的原则和“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紧急动员、迅速行动，以最大决心、下最大力气和最扎实的工作，全面进入实战状态，确保实现决不给恐怖分子以藏身之地，决不给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决不给恐怖活动可资利用的条件，决不让恐怖分子畅行无阻，决不让恐怖分子图谋得逞的反恐工作目标。

二、主要职责任务

主要负责协调区市政工程管理局、区规划协调办等单位提供全区易受恐怖犯罪攻击破坏的标志性建筑、要害部位、公共场所等建筑设施的方位、内部结构、周围环境等情况，指导协调城建有关单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三、领导小组

我委专门成立了反恐怖领导小组，在区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下，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防止恐怖事件的发生。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如下：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区里要求，我委大力加强反恐队伍建设，专门成立了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建委主要领导担任，并确定了一名分管领导（建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宝芝）负责。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反恐怖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一支精干、战斗力强的反恐队伍。二是加强素质教育，增强每位干部职工的责任心和反恐信心，统一指挥调度，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三是强化管理制度，完善值班制度、巡查制度、外来人员登记制度等各项制度，配备了反恐怖工作专用车辆，要求做到“三定”即定人、定车、定位，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切实把制度落实工作做到实处。

反恐范文篇5

一、“卢戈沃伊(Lugovoy)引渡案”及其引发的法理问题

2007年5月22日，英国皇家检察总署根据调查，指控安德烈?卢戈沃伊以钋-210放射性毒物毒杀俄罗斯前叛逃特工、其前克格勃同事利特维年科[1]。利特维年科是前克格勃特工，因批评普京政府而于2000年叛逃到英国。2006年11月1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一家酒吧与卢戈沃伊会面后出现了神秘的中毒症状，并于同月23日死于医院，临死前指责是普京政府谋害了他。医生在他体内检测出大剂量的钋-210，而与其多次会晤的卢戈沃伊在英国的所到之处，包括搭乘的英俄之间的航班，都留下了钋-210的痕迹[2]。据报道，利特维年科是诱发急性放射综合症的首个已知殉亡者，也是第一宗“核暗杀”事件的受害人;因此，卢戈沃伊成为首个“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由此引发的英俄引渡战也格外引人注目。

2007年5月28日，由于卢戈沃伊已离开英国到达俄罗斯，英国只能依据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提出引渡请求。但是，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引渡条约，而且英国当局之前曾拒绝向俄罗斯引渡21名俄罗斯公民，其中包括获得英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帮凶别列佐夫斯基[3]。于是，2007年7月2日，俄罗斯以宪法规定不得引渡本国公民为由正式拒绝引渡，并声称若英国检控署将证据转交俄罗斯检察官，则考虑在俄罗斯审判卢戈沃伊[4]。英国不满意俄方的决定，并于7月16日宣称，采取将4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和对俄罗斯官员实行严格的签证政策等措施以敦促合作[5]。作为回应，俄罗斯于同月19日宣布，将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停止向英国官员发放签证，并且暂停与英国方面的反恐合作[6]。

虽然利特维年科之死至今扑朔迷离，但是英俄关于卢戈沃伊的引渡战，使双方难以继续反恐合作。面对英俄之间的僵局，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俄罗斯施压，由于“恐怖谋杀事件发生在英国境内”，要求俄方答应英国的引渡请求，并参与各种国际事务的合作[7]。这是否表明：引渡案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滥用的深切担忧?有关国际反恐合作需要俄罗斯的积极参与?英美等国的一致看法与俄罗斯的消极态度之所以形成鲜明对比，是否因为俄方的不引渡决定违反了有关引渡条约或者原则?国际引渡合作是否存在制度缺陷或者法律障碍?如何才能消除引渡障碍以促进国际合作呢?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二、核材料的滥用与国际反恐合作

在这起“核暗杀”案中，钋-210的用量是一般致死量的100倍，在黑市的售价约3000万欧元[8]。作为放射性物质主要材料的钋-210[9]，一旦进入人体，放射性病状就会严重损害内脏功能，甚至少量钋也能致命[8]。因此，滥用的危害极大，若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脏弹”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由于在前苏联核设施中有相当数量的钋被盗并上市待售[9]，俄罗斯核材料黑市可能是钋-210的首要来源。这说明，如果对核设施安全问题的监管不善，极可能造成核滥用，严重伤害平民[9]。

近年来，国际核物质的走私现象日益严重[10]。就反对核恐怖主义的意义而言，大部分涉案核物质的数量小，但“大部分以营利为动机的核走私活动源于国际黑市对核物质的广泛需求”，而有些国家在核物质和核设施的监控方面存在漏洞[10]。在“核暗杀”案发后，美国公司廉价网售钋-210的订购单骤增，且有公司公开出售原子弹[11]。这样，“黑幕下的核走私及核转移”“使核威胁从战争转向日常生活”，极可能为恐怖分子提供核恐怖袭击的便利[8]。为避免核滥用和核恐怖，必须严格监管核材料和加强反核恐怖的国际合作。

针对国际核恐怖威胁的严峻形势，联合国制定了第13个国际反恐公约，即2007年7月7日生效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以弥补国际法关于核恐怖规范的不足。该公约将核恐怖确定为犯罪，明确了故意使用放射性材料、核材料、核装置和核设施以危害他人、国际组织或国家的行为，属核恐怖主义;而且要求缔约国调整国内法，制止在其国土上酝酿的核恐怖，并为此在防范、调查和罪犯引渡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2005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30多个国家成为第一批签约国;一年后，签字国达100多个，这时俄罗斯已成为该公约的第6个批准国，使国际多边核反恐有了良好的开端[12]。

三、引渡合作的依据与不引渡问题

(一)引渡依据

国际引渡合作的依据，主要是国内立法、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及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例如，英国《2003年引渡法》第193条规定：“如果某一外国未与英国预先确定双边的引渡合作安排……但只要该国与英国同属某一多边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国务大臣即可决定对其依照引渡法的相关程序提供引渡合作。”据此，除了双边引渡条约之外，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也可以成为英国对外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而且，根据该法第194条的规定，在“与英国不存在一般的引渡合作安排”的情况下，“英国可以与引渡请求国就个案引渡合作问题达成特定安排”。这样，英国就扩大了引渡依据的范围。基于互惠原则，与英国开展引渡合作的国家，可援引相应的多边公约作为引渡依据，也可就个案与英国达成特定安排。

英国和俄罗斯联邦都是《欧洲引渡公约》的会员国，并签署了《刑事合作理谅解备忘录》[13]。作为《欧洲引渡公约》缔约国，英俄双方均有义务在一定条件下移交请求国合法机关因某罪而请求引渡的所有人员。

(注：《欧洲引渡公约》(1957)第1条规定了引渡的义务。参见：赵秉志.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9.)这适用于符合该《公约》第2条规定的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要求的所有罪行。由于“卢戈沃伊引渡案”涉及谋杀，这显然满足了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的条件。关于程序上所要求的必备条件，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因此，尽管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双边引渡条约，但是英国可以依据《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请求引渡卢戈沃伊。

(二)不引渡原因

俄罗斯之所以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据报道是因为“宪法障碍”，即《俄罗斯宪法》第61条确立的“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14]。据此，俄方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无权超越宪法，将俄罗斯公民卢戈沃伊引渡到英国受审;但是，这并不妨碍卢戈沃伊自愿前往英国接受司法审查。拒绝引渡的另一依据是《欧洲引渡公约》第6条第1款，据此，英俄均可拒绝引渡请求国关于引渡本国国民的请求。本国国民不引渡条款被引入本公约，是因为考虑到欧洲大陆和几个条约起草国的相关引渡例外规定，以争取更多国家的加入[15]。实践中关于是否引渡本国国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在国外实施犯罪的管辖问题，若犯罪发生在大陆法管辖的区域，则被视为违反国内法;而普通法在传统上优先考虑地域管辖[16]。英美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的评论和官方声明，充分反映了其坚持地域管辖的立场，且“核暗杀”案也涉嫌公诉罪名。(注：例如，英国官方主张地域管辖原则，在英国审判此案的嫌疑犯。关于英国官方的评论，参见：Lugovoi“mustfacetrialinUK”[J].TheGuardian，2007-05-25.)

与大部分国际反恐文件相同，《欧洲引渡公约》还规定了“或引渡或起诉”，其基本原理是：违法者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17]。由于该原则的内容具有选择性，该公约规定的义务不是绝对的;只要不起诉决定是主管当局完全依据法律规定的处理其他严重犯罪的程序作出的，就无需引渡法律程序。因此，俄罗斯在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时表示，若英国能提供确凿的犯罪证据和事实，则将按照国际公认的“双重犯罪”原则，在本国司法框架下调查和审判被请求引渡人，并依法对其定罪判刑[14]。这是符合有关国内立法和国际引渡义务的处理方式。

此外，俄罗斯拒绝引渡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被拒绝请求的英国一再坚持引渡且未请求在俄罗斯审判呢?因为在证据链上，英国最想证明投毒行为是否由俄罗斯安全部门授意，这需要将卢戈沃伊置于英国检察部门的直接控制下。由于钋-210是易溶于水的剧毒性放射物质，故意使用这种物质杀人，会导致大量无辜平民受害[14]，可能符合核恐怖主义的犯罪构成。如果这样，基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考虑，与俄罗斯合作审判将受到法律质疑。所以，俄罗斯安全部门是否授意投毒，成为此案的关键和影响不引渡决定的潜在因素。

引渡合作有时还会受到国家间相互引渡关系的影响。几年前，俄方“曾多次要求引渡在英国流亡的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与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扎卡耶夫”，均被英国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18]。虽然英国援引“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合理之处，但是不引渡决定直接导致英俄外交关系的恶化，也成为两国间引渡合作的不愉快先例。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决定不引渡之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于6月对别列佐夫斯基“间谍案”展开司法调查，并于7月5日以充当英国间谍并损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俄前特工扎尔科进行刑事起诉。这些活动发生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正式生效之前，俄方似乎在暗示：“核暗杀”事件可能由英国军情六处所为，这属于该公约第3条规定的排除适用范围，并为4天后正式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奠定了基础。

如果俄罗斯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基于互惠原则和国内的宪法规定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实属合情合理;但是其却采取对英国警方进行诸多限制的办法，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要求英方调查人员，“不能询问此案关键当事人及证人”或者“单独展开调查行动”，“英国警方的任何询问都必须得到俄联邦安全局的批准，而且需要有俄方人员跟随”[19]。这不利于“核暗杀”案的调查工作，且违反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7条关于缔约国合作调查的国际义务。

四、国际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

“卢戈沃伊引渡案”主要涉及国际引渡合作的两项例外原则：其一，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这是俄罗斯拒绝英国引渡请求的直接理由;其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这是与此引渡案密切相关的英国拒绝向俄罗斯引渡获其政治庇护的俄罗斯公民的理由，也是俄罗斯对“卢戈沃伊引渡案”决定不引渡的间接原因之一。随着各国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恐合作，有关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有了崭新的发展。例如，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也受到限制。这些新发展既具有促进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积极意义，又存在影响国际反恐合作的消极因素。

(一)关于“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

“本国公民不引渡”是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而不将在国外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执行刑罚。此原则曾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引渡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许多双边引渡条约中首要的引渡阻却事由。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日益密切，该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这有利于减少国籍对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消极影响。

具体而言，许多多边公约和双边引渡条约都允许引渡本国国民，弱化了国民不引渡这一例外原则。例如，继《欧盟成员国间引渡条约》从原则上排除该原则的限制之后，“欧洲逮捕令制度”完全废除了该原则，意大利与加拿大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也允许引渡本国国民;有些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则直接规定了有关的变通执行制度;《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又将向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庭)引渡本国国民确定为一项国际义务。这些新发展同样适用于反恐领域，具有促进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大部分引渡条约仍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逃避惩处的机会，该例外原则依然影响着反核恐怖的国际引渡合作。目前，国际上尚不存在普遍和统一的有关条约规范或者习惯国际法规则，各国只能依据国内立法或者承担的国际义务开展对外引渡合作[20]。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国内宪法、刑法或者引渡法等法律文件中。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及英联邦成员国的法律，倾向于不限制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其他国家或者明确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或者规定自主选择决定是否引渡本国国民。

虽然在拒绝引渡请求的情况下，被请求国通常将被请求引渡人交付给本国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或引渡或起诉”措施在实际适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践中难以有效发挥其代替引渡的作用。一方面，其选择性特点在有些国家根本无法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性又导致引渡合作的双方没有协商的前提条件[21]。在“卢戈沃伊引渡案”中，俄罗斯对是否引渡嫌疑犯有决定权，英俄双方难以对此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虽然这场引渡战导致两国外交关系严重恶化，但是俄方始终掌握引渡合作的主动权，至今既没有引渡又没有起诉“核暗杀”事件的嫌疑犯，甚至限制英方在莫斯科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被请求国仅是犯罪嫌疑人国籍国，而非犯罪发生地国，尚未遭受犯罪行为或者犯罪结果的直接危害。因而从本国司法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被请求国可能不会高度重视有关的刑事追诉工作。从调查取证的角度而言，被请求国也不易收集到犯罪发生地的相关证据，若从请求国获取证据，则困难将更多且成本较高。

(二)关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引渡合作基本原则。随着对恐怖犯罪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公约和条约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从而限制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并相应地扩大了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

关于国际反恐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公约》第11条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不得为引渡或者司法协助的目的，将有关恐怖行为视为政治犯罪。《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15条也规定：“为了引渡或相互司法协助的目的”，本公约第2条所述的恐怖犯罪“不得被视为政治罪、同政治罪有关的犯罪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犯罪”。关于区域性公约，《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欧洲公约》从理论上完全排除了引渡政治犯的可能，要求必须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即在引渡问题上，不得将恐怖犯罪视为政治犯罪。还有国家在缔结或修改双边引渡条约时明确将有关犯罪排除在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如美英2003年签署的补充条约即为这样。

随着反恐领域中该原则适用范围的缩小，国际引渡合作的范围相应扩大。即使少量犯罪分子在该原则的庇护下逃避了法律制裁，从理论上讲，补救措施也能有效打击核恐怖犯罪。作为必要补充的“或引渡或起诉”，有利于回避关于“政治犯”的争议，防止他国基于互惠原则使逃犯逃避法律追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成功引渡已获他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例如，与“卢戈沃伊引渡案”有关的俄罗斯人的引渡问题，最终被英国援引该原则多次而拒绝引渡。

五、应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

国际反核恐怖合作，需要世界各国从预防和惩治两方面入手，既要采取预防措施严格监管核材料，又要加强有关的法律合作，其中，引渡合作就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国际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利用核材料发动恐怖袭击的严峻形势也不容忽视。因此，各国如何消除羁绊以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对策的评价

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英国官方提出了消除俄罗斯对外引渡障碍和实现英俄引渡合作的若干建议。这些对策是否有效可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1.解释宪法

英国外务大臣从拒绝引渡的宪法依据推断，俄罗斯解释宪法的方式有二：其一是作规则的例外性规定;其二是创造性地解释宪法条文本身。宪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因各国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22]。《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了国际法条款，且确立了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义务的优先性;因此，任何国内条文的法律解释普遍与国际法规则保持一致。

但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国际义务被赋予与宪法同等的重要地位，也难以成功地引渡俄罗斯公民到英国受审。这是因为，英俄之间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俄罗斯不必承担有关引渡的国际义务;俄罗斯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宪法条款，使引渡卢戈沃伊不可能实现。尽管俄罗斯曾有引渡双国籍人的先例，但国内法院已确认其违宪;(注：关于此案，参见：Garabayevv.Russia(EctHR，2007-06-07).ApplicationNo38411/02.)因此，宪法解释无法消除存在的宪法障碍。

2.修改宪法

宪法条文的修改程序通常十分复杂。俄罗斯宪法规定的禁止引渡本国国民，是尤其难以改变的，因为它属于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章，这是最难修改的特殊三章之一。修改宪法中引渡条款的重重困难，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批准和执行被长期拖延这一现象可以窥见一斑[23]，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存在有关的宪法障碍[24]。

一般来说，修改宪法并非不可能，但为个案而修宪几乎不可能。即使有国家愿意启动修宪工作，以参加国际刑事合作，但至今也无国家为了引渡个案而这样做。固然有一些欧洲国家修改了宪法中的类似条款，使欧洲逮捕令生效，但这仅是部分情况，依然有国家尚未修宪[25]。而且，欧洲逮捕令的特殊制度，与作为非欧盟国家的俄罗斯无关。由此可见，建议俄罗斯修改宪法以引渡卢戈沃伊的理由，很不充分。

3.规避引渡程序

英国外务大臣指出，“国民不引渡原则”并不排除卢戈沃伊在海外旅行时被引渡的可能性[5]199。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坚决抵制引渡的卢戈沃伊是否会突然同意引渡，很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宪法》不仅保护本国国民不被引渡，而且保护他们不被驱逐。(注：关于具体规定，参见：TheConstitutionoftheRussianFederation，Art61(1).)也就是说，《俄罗斯宪法》充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除非卢戈沃伊本人同意到英国受审;因此，通过程序规避实现引渡的可能性非常小。更重要的是，规避引渡程序涉及到有关引渡的正当程序和人权问题。国家主管机关以规避引渡程序的方式促进犯罪嫌疑人的移交，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自由，因为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限制人身自由和安全权。(注：关于人权法，参见：EuropeanConventiononHumanRights(1954)Art5;关于典型案例，参见：Bozanov.France，(EctHR，18Dec1986)Applicationno9120/80.)基于人权保护的考虑，这一对策也不可取。

(二)国际社会的新举措

鉴于引渡例外原则妨碍了对国际犯罪分子的追诉和惩治，影响部分引渡合作的正常进行，国际社会已采取变通执行措施[20]113。为了有效打击包括恐怖犯罪在内的多项国际犯罪，联合国框架内的一些国际公约采用了“审罚分离”的新举措，以淡化国籍或政治犯罪因素对引渡合作的限制。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6条第11款规定：“如果缔约国本国法律规定，允许引渡或移交其国民须以该人将被送还本国就引渡或移交请求所涉审判、诉讼中作出的判决为条件，且该缔约国和寻求引渡该人的缔约国也同意这一选择以及可能认为使用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条件的引渡或移交足以解决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0款所承担的义务。”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12款中，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虽然上述条约没有直接规定“审罚分离”的做法适用于打击核恐怖犯罪，但可能适用于有关的引渡合作，对缔约国的反恐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而且，《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也允许在不同国家审判和执行刑罚。该《公约》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缔约国国内法允许引渡或移交一名本国国民，但条件是须将该人遣回本国服刑，以执行要求引渡或移交该人的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而且该国与要求引渡该人的国家均同意这个办法及双方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有条件的引渡或移交应足以履行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义务”。该规定当然适用于有关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且主要针对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根据上述规定，“审罚分离”的适用前提是：缔约国国内法不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即如果在本国服刑的条件下允许引渡或移交本国国民，且服刑的内容是引渡或移交请求国依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进行引渡合作的两国均同意这个办法及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有关条约的缔约国欲适用这一办法，就必须修改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国内法，包括修改相关的刑法和引渡法规定以及消除宪法障碍。例如，已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俄罗斯，适用“审罚分离”的必要条件，就是事先修改宪法以消除障碍。这样，既能避免使应受罚者逃避法律制裁，又能促进国际引渡合作和维护各国法律的权威。

六、对中国引渡立法的借鉴意义

中国重视反恐法律体系的构建，不仅参加了联合国的10余项反恐国际条约，签署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而且通过订立双边引渡条约与有关国家开展反恐合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2000年制定的《引渡法》对反恐合作考虑不足，主要表现在规定本国国民或政治犯不引渡等方面。为了早日批准有关反核恐怖公约，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借鉴先进的引渡措施，以消除国内法障碍。

反恐范文篇6

一，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争论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反政府武装在其反政府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强迫或恐吓政府，民众或其组成机构或部分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与外国国家或政府有着一定关系的组织或个人（或者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活动跨越了国家边界）针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胁迫政府或民众，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

在美国法典第22部分第256条第f款d项中，美国国务院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指由准国家组织或秘密组织针对非战斗目标所犯下的有计划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其通常是为了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域的恐怖主义。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强迫政府或社会，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都未就“恐怖主义”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考察目前人们所实际使用的众多“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对学者或政策实施者而言，并不具有多少操作性。这一用语已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以至把最具争议的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二）恐怖主义的构成要素

而韩国学者柳炳华则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使用恐怖主义的的手段，即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2）具有恐怖主义的动机，即具有政治性的目的，要求修改特定政策或中止特定状态；（3）具有国际性，即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

RobertA.Friedlander认为判别某种情形是否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标准：恐怖性暴力，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跨国性的，必须至少包括以下要素的一项：（1）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2）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3）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4）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发生在国家的专属管辖之外；（5）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财产。如果有关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要素，则将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国际犯罪。

美国在向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指出，在罪犯的国籍国、罪行发生地国、犯罪结果发生地过、犯罪指向的目标国和受害人所属国等五个要素中，如果涉及不同的国家，即认为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

（三）现阶段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定义的难度

就概念而言，现阶段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是模糊的，首先，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特别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其次，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学者们的讨论中，而这些看法中突出表现的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含糊其辞。而作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涉及国际刑法的概念，尤其需要清晰明确的表述。而对动机或目的的强调则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确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可罚性时，是否应考虑到有关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使得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明确的定义变得十分困难。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把恐怖主义单单作为一种罪名加以规定罕见出现。而恐怖主义的行为动机更是超出了普通刑法对犯罪行为动机的理解。动机、目的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归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关系到如何确定某个行为的性质。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应作为要件。

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用来对社会生活中多种现象和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法律概念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进行辨识。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而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更直接的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

运用法律概念对具体情形进行解释和分类是法律实践的必经阶段。为此目的，法律的实施者必须在某一时期内有大致相同的意见。考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议，人们难以发现这种一致。这也表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也可以用来证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形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当各国用一种国际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时，会发现其把现代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实践的发展所显示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然而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所涉及的政治性，许多国家不愿支持在国际法内针对恐怖主义就确立个人的刑事责任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除非首先确定“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只要没有完整的多边协定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则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将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事实上，一定要为国际恐怖主义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立法技术上是困难的，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而提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增强推动有关国际立法、在打击相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导向上。

（四）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新发展

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一国际犯罪，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概念应反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国际犯罪构成是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决定行为的严重国际危害性而为该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概念，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应体现这一特点。而当前争议主要集中在行为的主观要件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出了蓄意，明知或轻率过失外，是否还需要考虑行为目的。相关的立法则着重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确定要加以惩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个犯罪构成要件，恐怖主义活动把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最容易认定其在国际犯罪中核心地位，是对其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

考察有关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公约中缺乏对一般恐怖主义定义的规定，往往是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罪行”加以规定。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公约禁止：劫机；危害民用航运安全的非法行为；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劫持人质；危害海运安全的非法行为；危害海上固定平台（如石油钻井）安全的非法行为；恐怖爆炸行为；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融通。这些公约都与非常确定的情形或场所相关。

从国际上已有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协定，议定书，决议来看，现在的趋势是不去关注行为的动机，而是从行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来认定应该予以防止和惩罚的某些具体行为。

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9/60号有关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特别谴责了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或其它任何理由从事恐怖主义活动”。1995年11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3号决议，名为“消除恐怖主义的措施”，该决议谈到了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重申具有政治性目的意在或用以使公众，一部分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处于恐惧之中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非正义的。不管是出于政治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或任何其它性质的用来使其正当化

的考虑。”

这也影响了国家的立法。例如，中国1979年《刑法》在反革命罪一章中规定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劫持飞机罪，其主观方面规定有特定的犯罪意图（以反革命为目的）。到了1992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了修改，删除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构成要件。

二，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

（一）、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得到迅速推进。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参与主体来看，不仅有各国之间包含了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而从合作形式来看，主要是对于恐怖组织活动信息的交换以及国际司法协作。

1、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所作的工作

（1）区域性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这方面较早起步的有美洲国家组织1971年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防止与惩治恐怖主义公约》，1977年欧洲理事会倡导制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此外，世界各地近期以来也在反恐怖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关立法工作。这其中有南亚地区合作组织。1985年在达卡峰会上，该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后1986年在班加罗尔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就开展防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地区合作达成共识。1987年各国领导人在加德满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而在原苏联境内，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国1999年也在明斯克达成了《在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1999年在阿尔及尔通过了《防止与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另外，阿拉伯国家联盟1998年在开罗会议上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伊斯兰大会组织1999年也通过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公约》。

（2）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

联合国大会1994年第49/60号决议附件《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第10条规定了联合国秘书长在采取实际措施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的相关职责。（1）在从相关公约的保存方和成员国那里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收集有关现存的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条约地位及执行情况的信息，也包括恐怖事件及刑事控诉和判决的信息。（2）在从成员国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汇集关于防止和打击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内法律和条例的摘要介绍。（3）对现存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便协助各国确定还未被现存公约覆盖的领域，并进一步发展出一个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的条约法律框架。（4）在各国组织有关打击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的机构和培训课程方面，对在联合国体制内提供有关协助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联合国安理会1999年的第1269号决议主要内容就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中强调了联合国在促进这种国际合作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呼吁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防止和打击在其境内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准备和融资的行为，确保对恐怖事件制造者进行抓捕、起诉或引渡，避免给予恐怖分子以受庇护地位，交换信息和在行政司法方面加强合作以杜绝恐怖行为。在2001年的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安理会着重强调了对于恐怖活动资金来源和人员及武器装备供给方面的打击，要求冻结所有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及其他金融财产，加强边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流入一国境内或通过该国窜入他国境内。可以看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力和资金的来源，也就是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后备力量，因而如果各国能够有效地将这些措施推行下去，相信恐怖主义的势力必然会受到重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国际公约远远未能达到囊括各种恐怖主义罪行的程度，所以，国际习惯法还是能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

2、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交换与国际司法协作

（1）相关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199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强调了各国应对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实行机制化。而在众多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中，这一内容往往也成为公约首先要加以规范调整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中第13条第1款b项、《打击恐怖爆炸的国际公约》第15条b项就有关于缔约国这方面义务的规定。在安理会的上述第1373号决议中，它再次呼吁各国应加强和加快行动信息的交换，特别是有关恐怖分子或恐怖网络行动的信息、伪造或错误的旅行文件、携带上交通工具的武器、炸药或敏感材料、恐怖组织使用的通讯技术以及恐怖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造成的威胁等方面的内容。

（2）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1997年《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0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在调查、刑事诉讼或引渡进程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特别包括了获取相关证据方面的协助。《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也有相同规定。而其第2款则更进一步要求缔约国在提供银行相关账户信息时忽略保密法规的规定，这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的银行系统的一个很严厉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很注重保密义务的大银行。当然该条第3款是对前一要求的一个制约，它要求获得协助的国家只能将相关资料用于提出请求时所涉及的案件的侦查、控诉或诉讼程序中。第4款则要求缔约国为方便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应考虑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和方式。在其他相关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各缔约国也都承诺在调查、取证、抓捕罪犯等方面相互提供协助，从而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网络。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制裁

1、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

在国际法中，一般情况下被认可的刑事管辖权主要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包括船旗国管辖和飞行器注册地国管辖）、罪犯国籍国（积极的属人原则）、被害人国籍国（消极的属人原则）以及犯罪结果发生地国（效果原则）。而对于一些国际犯罪又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最早的如海盗罪、贩卖奴隶罪，此后又包括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然而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内，除了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行为可能包括普遍管辖权，其他的恐怖主义罪行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通过反恐怖主义条约的缔结，尤其是其中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确立，各缔约国就对公约所涉及罪行有了管辖权，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普遍管辖权。此外，许多公约在这些传统的原则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范。以《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为例，其第6条规定了缔约国的管辖权。该条第1款指定了三种管辖权的连接点，一国加入该公约时就自然具有了这三种管辖权。其后则规定了五种任择性管辖权，一国在成为该公约缔约国时，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在第2款中所选择的管辖权的依据。这五种管辖权中，后四项具有不同于一般

国际刑法公约的特殊之处，其中b项将缔约国国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大使馆或领事馆当做建立本国管辖的连接点；c项则给予惯常居所地国对无国籍人的管辖权；d项指出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也有管辖权；e项则没有回避国家所有或使用的飞行器，将在其上犯下的罪行也纳入该国管辖范围之内。这样附加上的管辖权将可以大致覆盖恐怖主义犯罪的大部分行为。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选择适应恐怖主义特点的管辖权连接点是很有益处的，其他公约也应吸取这一经验。

2、“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建立

“或引渡或起诉”意味着在引渡和起诉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方式来对恐怖分子进行处置。从引渡角度而言，目前的公约中一般都有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在现有的和未来的引渡条约中将所涉及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可引渡罪行；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时可将本公约视为引渡的依据；不以存在引渡条约为前提的国家应将公约所涉及罪行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为便利行使管辖权，可将请求国也视为罪行发生地。《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9条就是这样规定的。而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罪行因其相关的政治目的而被划为“政治罪不引渡”范围内，许多公约规定不将这一罪行作为政治犯罪，在《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行为的国际公约》中，还特别附加了一条，即不将该公约所管辖的犯罪作为财政犯罪，同样也是为了便利引渡。另一方面，在不引渡的情况下，罪犯所在国应毫不迟延地将罪犯送交本国法庭进行审理，适用本国刑事法律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与惩罚，也就是说法庭应将此种罪行视同具有严重性质的普通刑事罪行来进行判决，例如《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7条就是这样规定的。

综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打击应当是有效的惩罚与制裁措施，也就是各国的刑事制裁，由于目前尚缺乏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法庭，各国依其国内法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惩罚将在长期内担当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目前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安理会依其职权所采取的行动

1、安理会处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特殊权力

在联合国的机构中，安理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在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时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就这一问题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而且可以直接据此实施行动。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职权的第24条第1款指出：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第49条则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

2、非军事化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41条授权安理会“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2000年12月19日安理会通过的1333号决议为督促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规定了对阿富汉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制裁措施，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决议，这其中包括禁止向塔利班控制地区销售或运送武器弹药、军用汽车及装备、准军事装备以及前述物资的零配件，禁止提供与塔利班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帮助或培训，同时撤出所有为塔利班服务的军事与安全顾问。另一方面，各国必须关闭塔利班政权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关闭阿富汉航空公司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并冻结本·拉登本人以及所有与其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除了特设委员会所许可的例外之外，各国应禁止飞机在塔利班控制区域内起飞、降落或飞过其上空。

3、军事打击

联合国宪章第42条在其前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而“9.11”事件后，2001年9月12日安理会即在其第1368号决议中声明“决心以各种方式来应对恐怖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同时又指出“承认依据宪章（成员国）所享有的单独与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在随后的第1373号决议中，安理会“进一步重申这种行径，如同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重申1368号决议中重述的被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自然权利”。如此看来，安理会已经断定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也就属于安理会管辖的范围，安理会可以采取包括授权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适当的措施。从美国方面来看，它在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时所依据的就是安理会决议中所反复强调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这也正是美国声称其行动已获得安理会批准的原因所在。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这一权利的主张也得到了初步的国际认同。在后续发展上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动武，应该严格的在安理会的安保体制下进行，而不能擅自扩大战争范围或改变打击目标。

三、中国与反恐怖主义问题

（一）、中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今的世界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积极维护和平，深切地希望能够在一个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活动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团体或个人采取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在美国的“9·11”事件后，国家主席在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慰问的同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即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探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源和社会基础，不应忽视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重要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犯别国主权、入侵别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是更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往往是引发其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假借反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同时也主张，不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被奴役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与援助。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制止和最终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取得实际效果，这包括在法律上确立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的定义，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纳入国际法的轨道。

（二）、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上的实践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始终以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态度参加到国际活动中。中国积极参

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活动，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共同努力以达到预防、惩治、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谈判，签署或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公约。

中国于1987年8月5日加入了于1973年12月14日在纽约制定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该公约目前有107个成员国。该公约在保护外交官不可侵犯权方面规定的较为具体和有效。主要包括：1、明确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其中包括对外交官进行绑架、谋杀、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可能危及外交代表人身或自由的对使馆、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的暴力攻击；也包括上述行为的威胁和未遂。2、缔约国应将上述行为定义为国内法上的故意犯罪，并一起严重程度处以适当的刑罚。3、确立了缔约国对上述行为的管辖权，即对在本国领土或在本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对本国国民犯有上述行为的管辖；以及针对本国外交代表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4、确立了“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罪犯所在地国可以将此种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或在不予引渡的情况下，必须将罪犯交由本国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5、要求缔约国间相互合作以防止和惩罚上述行为，包括提供情报和证据，协调各种措施等等。

1993年1月26日，中国加入了《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4146号决议采纳该公约。1983年6月3日生效。目前有96个成员国。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在对待具有国际因素的劫持人质的行为时，当事国在采取必要措施惩治劫持者的同时，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人质的安全，改善人质的处境，解救人质使人质脱离劫持者的控制。

在民用航空方面，中国于1978年加入《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三个反劫机公约构成了当今世界防治和惩处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了空中劫持罪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

在海洋活动方面，中国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海洋法公约中涉及的犯罪处治问题包括了海盗罪、破坏海底电缆罪、公海上非法广播罪等。中国还参加了有关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两个公约和议定书，即《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的议定书》。

依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声明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的《关于为检测目的而标记塑胶炸弹的公约》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公约将继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执行。

另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第1373号决议（2001），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对付恐怖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1368号决议（2001）：就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恐怖活动进行谴责；第1269号决议（1999）：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11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会晤期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组织成员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三）、中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

中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虽然并未单独规定恐怖活动罪，但是根据国际上其他国家及国际公约中对恐怖活动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恐怖行为，可以依据刑法中相关条文的规定予以处罚。可以看出，中国刑法针对恐怖行为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有明确的定罪、处罚的规定。

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它的实施方式和手段可能包括我国刑法中的下列行为：1）刑法第114条、115条第1款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刑法第116条至119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3）刑法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4）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5）刑法第123条规定的危害航空安全罪；6）刑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通讯设施罪；7）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8）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9）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绑架人质罪；10）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立法规定。通常，恐怖活动组织是由三人以上为了长期、有计划地进行恐怖活动而建立起来。所谓组织恐怖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和建立恐怖活动团体的行为。所谓领导恐怖组织，是指在恐怖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制定恐怖活动的纲领、计划、指挥恐怖组织的成员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所谓积极参加或参加恐怖组织，是指自愿加入恐怖组织，并积极参与谋划和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只要实施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组织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两项以上行为的，仅构成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只要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论是否进行恐怖活动入杀人、爆炸、绑架等等恐怖主义行为，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此条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因为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具体的恐怖行为，只要他参与了恐怖活动组织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因为从刑法学的原理来看，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和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做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但我国新法鉴于恐怖活动的严重危害性，为将有关恐怖活动犯罪消灭于萌芽之中，明文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即要实行数罪并罚。

结语

“9.11”事件的伤痛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不会逐渐被世人淡忘，由此引发的对“反恐怖主义”国际法研究将日益深入而全面开展下去。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新领域，它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反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为创建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积极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1]LyalS.Sunga，TheEmergi

ngSystemofInternationalCriminalLaw（developmentsincodificationandimplementa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c1997，at191.

[2]柳炳华（韩国），《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6页。

[3]同上引

[4]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487页。

[5]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83页。

[6]在2001年9月x日召开的，有关国家仍未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

[7]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版，29页。

反恐范文篇7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反政府武装在其反政府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强迫或恐吓政府，民众或其组成机构或部分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与外国国家或政府有着一定关系的组织或个人（或者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活动跨越了国家边界）针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胁迫政府或民众，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

在美国法典第22部分第256条第f款d项中，美国国务院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指由准国家组织或秘密组织针对非战斗目标所犯下的有计划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其通常是为了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域的恐怖主义。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强迫政府或社会，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都未就“恐怖主义”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考察目前人们所实际使用的众多“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对学者或政策实施者而言，并不具有多少操作性。这一用语已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以至把最具争议的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二）恐怖主义的构成要素

而韩国学者柳炳华则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使用恐怖主义的的手段，即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2）具有恐怖主义的动机，即具有政治性的目的，要求修改特定政策或中止特定状态；（3）具有国际性，即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

RobertA.Friedlander认为判别某种情形是否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标准：恐怖性暴力，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跨国性的，必须至少包括以下要素的一项：（1）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2）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3）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4）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发生在国家的专属管辖之外；（5）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财产。如果有关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要素，则将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国际犯罪。

美国在向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指出，在罪犯的国籍国、罪行发生地国、犯罪结果发生地过、犯罪指向的目标国和受害人所属国等五个要素中，如果涉及不同的国家，即认为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

（三）现阶段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定义的难度

就概念而言，现阶段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是模糊的，首先，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特别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其次，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学者们的讨论中，而这些看法中突出表现的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含糊其辞。而作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涉及国际刑法的概念，尤其需要清晰明确的表述。而对动机或目的的强调则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确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可罚性时，是否应考虑到有关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使得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明确的定义变得十分困难。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把恐怖主义单单作为一种罪名加以规定罕见出现。而恐怖主义的行为动机更是超出了普通刑法对犯罪行为动机的理解。动机、目的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归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关系到如何确定某个行为的性质。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应作为要件。

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用来对社会生活中多种现象和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法律概念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进行辨识。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而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更直接的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

运用法律概念对具体情形进行解释和分类是法律实践的必经阶段。为此目的，法律的实施者必须在某一时期内有大致相同的意见。考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议，人们难以发现这种一致。这也表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也可以用来证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形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当各国用一种国际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时，会发现其把现代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实践的发展所显示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然而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所涉及的政治性，许多国家不愿支持在国际法内针对恐怖主义就确立个人的刑事责任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除非首先确定“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只要没有完整的多边协定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则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将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事实上，一定要为国际恐怖主义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立法技术上是困难的，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而提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增强推动有关国际立法、在打击相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导向上。

（四）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新发展

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一国际犯罪，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概念应反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国际犯罪构成是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决定行为的严重国际危害性而为该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概念，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应体现这一特点。而当前争议主要集中在行为的主观要件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出了蓄意，明知或轻率过失外，是否还需要考虑行为目的。相关的立法则着重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确定要加以惩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个犯罪构成要件，恐怖主义活动把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最容易认定其在国际犯罪中核心地位，是对其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

考察有关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公约中缺乏对一般恐怖主义定义的规定，往往是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罪行”加以规定。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公约禁止：劫机；危害民用航运安全的非法行为；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劫持人质；危害海运安全的非法行为；危害海上固定平台（如石油钻井）安全的非法行为；恐怖爆炸行为；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融通。这些公约都与非常确定的情形或场所相关。

从国际上已有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协定，议定书，决议来看，现在的趋势是不去关注行为的动机，而是从行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来认定应该予以防止和惩罚的某些具体行为。

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9/60号有关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特别谴责了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或其它任何理由从事恐怖主义活动”。1995年11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3号决议，名为“消除恐怖主义的措施”，该决议谈到了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重申具有政治性目的意在或用以使公众，一部分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处于恐惧之中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非正义的。不管是出于政治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或任何其它性质的用来使其正当化的考虑。”

这也影响了国家的立法。例如，中国1979年《刑法》在反革命罪一章中规定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劫持飞机罪，其主观方面规定有特定的犯罪意图（以反革命为目的）。到了1992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了修改，删除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构成要件。

二，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

（一）、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得到迅速推进。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参与主体来看，不仅有各国之间包含了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而从合作形式来看，主要是对于恐怖组织活动信息的交换以及国际司法协作。

1、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所作的工作

（1）区域性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这方面较早起步的有美洲国家组织1971年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防止与惩治恐怖主义公约》，1977年欧洲理事会倡导制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此外，世界各地近期以来也在反恐怖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关立法工作。这其中有南亚地区合作组织。1985年在达卡峰会上，该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后1986年在班加罗尔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就开展防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地区合作达成共识。1987年各国领导人在加德满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而在原苏联境内，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国1999年也在明斯克达成了《在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1999年在阿尔及尔通过了《防止与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另外，阿拉伯国家联盟1998年在开罗会议上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伊斯兰大会组织1999年也通过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公约》。

（2）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

联合国大会1994年第49/60号决议附件《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第10条规定了联合国秘书长在采取实际措施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的相关职责。（1）在从相关公约的保存方和成员国那里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收集有关现存的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条约地位及执行情况的信息，也包括恐怖事件及刑事控诉和判决的信息。（2）在从成员国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汇集关于防止和打击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内法律和条例的摘要介绍。（3）对现存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便协助各国确定还未被现存公约覆盖的领域，并进一步发展出一个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的条约法律框架。（4）在各国组织有关打击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的机构和培训课程方面，对在联合国体制内提供有关协助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联合国安理会1999年的第1269号决议主要内容就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中强调了联合国在促进这种国际合作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呼吁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防止和打击在其境内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准备和融资的行为，确保对恐怖事件制造者进行抓捕、起诉或引渡，避免给予恐怖分子以受庇护地位，交换信息和在行政司法方面加强合作以杜绝恐怖行为。在2001年的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安理会着重强调了对于恐怖活动资金来源和人员及武器装备供给方面的打击，要求冻结所有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及其他金融财产，加强边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流入一国境内或通过该国窜入他国境内。可以看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力和资金的来源，也就是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后备力量，因而如果各国能够有效地将这些措施推行下去，相信恐怖主义的势力必然会受到重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国际公约远远未能达到囊括各种恐怖主义罪行的程度，所以，国际习惯法还是能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

2、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交换与国际司法协作

（1）相关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199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强调了各国应对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实行机制化。而在众多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中，这一内容往往也成为公约首先要加以规范调整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中第13条第1款b项、《打击恐怖爆炸的国际公约》第15条b项就有关于缔约国这方面义务的规定。在安理会的上述第1373号决议中，它再次呼吁各国应加强和加快行动信息的交换，特别是有关恐怖分子或恐怖网络行动的信息、伪造或错误的旅行文件、携带上交通工具的武器、炸药或敏感材料、恐怖组织使用的通讯技术以及恐怖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造成的威胁等方面的内容。

（2）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1997年《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0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在调查、刑事诉讼或引渡进程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特别包括了获取相关证据方面的协助。《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也有相同规定。而其第2款则更进一步要求缔约国在提供银行相关账户信息时忽略保密法规的规定，这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的银行系统的一个很严厉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很注重保密义务的大银行。当然该条第3款是对前一要求的一个制约，它要求获得协助的国家只能将相关资料用于提出请求时所涉及的案件的侦查、控诉或诉讼程序中。第4款则要求缔约国为方便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应考虑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和方式。在其他相关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各缔约国也都承诺在调查、取证、抓捕罪犯等方面相互提供协助，从而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网络。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制裁

1、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

在国际法中，一般情况下被认可的刑事管辖权主要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包括船旗国管辖和飞行器注册地国管辖）、罪犯国籍国（积极的属人原则）、被害人国籍国（消极的属人原则）以及犯罪结果发生地国（效果原则）。而对于一些国际犯罪又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最早的如海盗罪、贩卖奴隶罪，此后又包括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然而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内，除了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行为可能包括普遍管辖权，其他的恐怖主义罪行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通过反恐怖主义条约的缔结，尤其是其中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确立，各缔约国就对公约所涉及罪行有了管辖权，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普遍管辖权。此外，许多公约在这些传统的原则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范。以《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为例，其第6条规定了缔约国的管辖权。该条第1款指定了三种管辖权的连接点，一国加入该公约时就自然具有了这三种管辖权。其后则规定了五种任择性管辖权，一国在成为该公约缔约国时，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在第2款中所选择的管辖权的依据。这五种管辖权中，后四项具有不同于一般国际刑法公约的特殊之处，其中b项将缔约国国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大使馆或领事馆当做建立本国管辖的连接点；c项则给予惯常居所地国对无国籍人的管辖权；d项指出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也有管辖权；e项则没有回避国家所有或使用的飞行器，将在其上犯下的罪行也纳入该国管辖范围之内。这样附加上的管辖权将可以大致覆盖恐怖主义犯罪的大部分行为。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选择适应恐怖主义特点的管辖权连接点是很有益处的，其他公约也应吸取这一经验。

2、“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建立

“或引渡或起诉”意味着在引渡和起诉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方式来对恐怖分子进行处置。从引渡角度而言，目前的公约中一般都有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在现有的和未来的引渡条约中将所涉及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可引渡罪行；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时可将本公约视为引渡的依据；不以存在引渡条约为前提的国家应将公约所涉及罪行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为便利行使管辖权，可将请求国也视为罪行发生地。《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9条就是这样规定的。而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罪行因其相关的政治目的而被划为“政治罪不引渡”范围内，许多公约规定不将这一罪行作为政治犯罪，在《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行为的国际公约》中，还特别附加了一条，即不将该公约所管辖的犯罪作为财政犯罪，同样也是为了便利引渡。另一方面，在不引渡的情况下，罪犯所在国应毫不迟延地将罪犯送交本国法庭进行审理，适用本国刑事法律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与惩罚，也就是说法庭应将此种罪行视同具有严重性质的普通刑事罪行来进行判决，例如《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7条就是这样规定的。

综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打击应当是有效的惩罚与制裁措施，也就是各国的刑事制裁，由于目前尚缺乏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法庭，各国依其国内法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惩罚将在长期内担当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目前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安理会依其职权所采取的行动

1、安理会处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特殊权力

在联合国的机构中，安理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在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时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就这一问题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而且可以直接据此实施行动。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职权的第24条第1款指出：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第49条则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

2、非军事化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41条授权安理会“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2000年12月19日安理会通过的1333号决议为督促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规定了对阿富汉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制裁措施，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决议，这其中包括禁止向塔利班控制地区销售或运送武器弹药、军用汽车及装备、准军事装备以及前述物资的零配件，禁止提供与塔利班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帮助或培训，同时撤出所有为塔利班服务的军事与安全顾问。另一方面，各国必须关闭塔利班政权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关闭阿富汉航空公司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并冻结本·拉登本人以及所有与其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除了特设委员会所许可的例外之外，各国应禁止飞机在塔利班控制区域内起飞、降落或飞过其上空。

3、军事打击

联合国宪章第42条在其前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而“9.11”事件后，2001年9月12日安理会即在其第1368号决议中声明“决心以各种方式来应对恐怖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同时又指出“承认依据宪章（成员国）所享有的单独与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在随后的第1373号决议中，安理会“进一步重申这种行径，如同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重申1368号决议中重述的被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自然权利”。如此看来，安理会已经断定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也就属于安理会管辖的范围，安理会可以采取包括授权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适当的措施。从美国方面来看，它在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时所依据的就是安理会决议中所反复强调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这也正是美国声称其行动已获得安理会批准的原因所在。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这一权利的主张也得到了初步的国际认同。在后续发展上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动武，应该严格的在安理会的安保体制下进行，而不能擅自扩大战争范围或改变打击目标。

三、中国与反恐怖主义问题

（一）、中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今的世界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积极维护和平，深切地希望能够在一个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活动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团体或个人采取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在美国的“9·11”事件后，国家主席在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慰问的同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即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探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源和社会基础，不应忽视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重要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犯别国主权、入侵别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是更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往往是引发其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假借反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同时也主张，不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被奴役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与援助。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制止和最终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取得实际效果，这包括在法律上确立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的定义，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纳入国际法的轨道。

（二）、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上的实践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始终以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态度参加到国际活动中。中国积极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活动，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共同努力以达到预防、惩治、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谈判，签署或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公约。

中国于1987年8月5日加入了于1973年12月14日在纽约制定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该公约目前有107个成员国。该公约在保护外交官不可侵犯权方面规定的较为具体和有效。主要包括：1、明确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其中包括对外交官进行绑架、谋杀、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可能危及外交代表人身或自由的对使馆、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的暴力攻击；也包括上述行为的威胁和未遂。2、缔约国应将上述行为定义为国内法上的故意犯罪，并一起严重程度处以适当的刑罚。3、确立了缔约国对上述行为的管辖权，即对在本国领土或在本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对本国国民犯有上述行为的管辖；以及针对本国外交代表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4、确立了“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罪犯所在地国可以将此种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或在不予引渡的情况下，必须将罪犯交由本国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5、要求缔约国间相互合作以防止和惩罚上述行为，包括提供情报和证据，协调各种措施等等。

1993年1月26日，中国加入了《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4146号决议采纳该公约。1983年6月3日生效。目前有96个成员国。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在对待具有国际因素的劫持人质的行为时，当事国在采取必要措施惩治劫持者的同时，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人质的安全，改善人质的处境，解救人质使人质脱离劫持者的控制。

在民用航空方面，中国于1978年加入《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三个反劫机公约构成了当今世界防治和惩处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了空中劫持罪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

在海洋活动方面，中国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海洋法公约中涉及的犯罪处治问题包括了海盗罪、破坏海底电缆罪、公海上非法广播罪等。中国还参加了有关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两个公约和议定书，即《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的议定书》。

依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声明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的《关于为检测目的而标记塑胶炸弹的公约》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公约将继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执行。

另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第1373号决议（2001），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对付恐怖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1368号决议（2001）：就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恐怖活动进行谴责；第1269号决议（1999）：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11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会晤期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组织成员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三）、中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

中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虽然并未单独规定恐怖活动罪，但是根据国际上其他国家及国际公约中对恐怖活动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恐怖行为，可以依据刑法中相关条文的规定予以处罚。可以看出，中国刑法针对恐怖行为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有明确的定罪、处罚的规定。

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它的实施方式和手段可能包括我国刑法中的下列行为：1）刑法第114条、115条第1款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刑法第116条至119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3）刑法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4）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5）刑法第123条规定的危害航空安全罪；6）刑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通讯设施罪；7）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8）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9）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绑架人质罪；10）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立法规定。通常，恐怖活动组织是由三人以上为了长期、有计划地进行恐怖活动而建立起来。所谓组织恐怖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和建立恐怖活动团体的行为。所谓领导恐怖组织，是指在恐怖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制定恐怖活动的纲领、计划、指挥恐怖组织的成员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所谓积极参加或参加恐怖组织，是指自愿加入恐怖组织，并积极参与谋划和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只要实施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组织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两项以上行为的，仅构成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只要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论是否进行恐怖活动入杀人、爆炸、绑架等等恐怖主义行为，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此条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因为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具体的恐怖行为，只要他参与了恐怖活动组织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因为从刑法学的原理来看，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和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做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但我国新法鉴于恐怖活动的严重危害性，为将有关恐怖活动犯罪消灭于萌芽之中，明文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即要实行数罪并罚。

结语

“9.11”事件的伤痛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不会逐渐被世人淡忘，由此引发的对“反恐怖主义”国际法研究将日益深入而全面开展下去。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新领域，它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反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为创建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积极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1]LyalS.Sunga，TheEmergingSystemofInternationalCriminalLaw（developmentsincodificationandimplementa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c1997，at191.

[2]柳炳华（韩国），《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6页。

[3]同上引

[4]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487页。

[5]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83页。

[6]在2001年9月x日召开的，有关国家仍未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

[7]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版，29页。

反恐范文篇8

【关键词】恐怖/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但它真正“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努力和真正的时代疾病”（注：（英）克里斯托夫·多布森等著：《卡洛斯邦——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则是在二战以后。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恐怖组织的犯罪活动日益成为严重的国际问题，“它（恐怖活动）远比人们的想象严重得多，可以与战争、国家债务、人口膨胀、饥饿、贸易逆差、疾病等相提并论”。（注：（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黄凤兰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11期。）甚至还有人把它和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一起作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面对猖獗肆虐的恐怖活动犯罪，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对恐怖犯罪的惩治。

一、恐怖活动的界定

1987年12月7日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只有确定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才能有效地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注：转引自（前苏）莫焦良：《论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的国际合作问题》，马树龙译，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9期。）然而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是“恐怖活动”却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基本内涵。这势必影响对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打击。故笔者特在此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最初人们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通常从政治学角度予以阐述，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就认为恐怖活动是“系统使用暗杀、伤害、破坏，或者通过威胁使用上述手段，以制造恐怖气氛，宣传某种事业以及强迫更多的人服从它的目标”。（注：（英）戴维米勒等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页。）荷兰政治学家P·施密特从百余种定义中抽取了构成恐怖主义的五种要素：暴力或者武力、政治目的、恐惧或者不安、威胁以及可以预料到的心理作用或第三者作出的反应。（注：（美）R·J霍尔德斯：《恐怖主义及其严重危害》，黄凤兰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11期，第53页。）后来随着恐怖活动危害日益增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恐怖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于是开始从刑法学角度界定恐怖活动。例如，美国联邦当局（1983年）认为，恐怖活动是非法采用暴力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目的在于恐吓或给政府、公民施加压力，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的。（注：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根据法国刑法第421-1条规定，下列犯罪，在其同以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为目的，采取恐吓手段或恐怖手段进行的单独个人或集体性攻击行为相联系时，构成恐怖活动罪：1.法国刑法典第二卷的故意伤害人之生命、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绑架与非法拘禁以及劫持航空器、船只或其他任何交通工具之犯罪；2.法国刑法典第二卷所指的盗窃、勒索、破坏、毁坏、损坏财产以及在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犯罪；3.在空气中、地面、地下或水里，其中包括在领海水域，施放足以危及人身、健康或自然环境的物质的行为。（注：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以下。）

从以上刑事立法及学者的观点来看，都揭示出了恐怖活动必须具有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行为方式。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上述观点也反映出各国对恐怖活动的范围、手段、目的认识不尽一致。如恐怖活动的范围，法国刑法典规定不仅包括侵犯人身权利方面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还包括财产方面的犯罪和环境犯罪。相比较而言，美国联邦调查局所界定的范围就小得多，仅仅局限于某些暴力犯罪。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对恐怖活动的不同理解，而如何处理这些差异是我们正确界定恐怖活动的关键。

那么，如何界定恐怖活动呢？笔者认为，恐怖活动之所以异于其他犯罪活动在于其具有恐怖性，因此，恐怖活动的定义应揭示这一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其恐怖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恐怖分子采取的手段具有强烈的精神、心理刺激作用。这种手段一般表现为暴力行为，如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这些行为杀伤力强，破坏力大，能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被毁的严重后果，影响和冲击一般民众的安全心理。有的学者认为恐怖活动是指为一定政治或其他目的而经常进行的暴力恐怖行为。（注：张穹：《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以下。）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恐怖活动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暴力形式。因为恐怖是指对人造成的心理影响而言的，它既可以通过暴力造成有形的伤亡后果来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害怕，也可以通过其他非暴力行为方式造成无形的混乱后果而导致心理上的恐惧与不安。而且在实践中，利用非暴力制造恐怖活动心理事件时有发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用计算机制造恐怖活动。1995年9月30日意大利中央银行、核物理研究所及其他地方的一些计算机同时遭到一个“长枪党武装”的袭击。该组织在计算机里留下了网页：“我们回来了！我们已控制了一些信息系统……”负责此案的官员指出：“长枪党”不搞谋杀，不投放炸弹，是一种虚无飘渺而又实实在在的新型恐怖活动。它最大的威胁在于窃取保密信息，并通过正式途径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混乱。（注：参见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载《世界知识》1996年第7期。）面对当前恐怖活动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美国的一些专家指出，如果把对恐怖活动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内涵基础上，这将限制人们预测恐怖活动的形式，正视它并采取恰当措施反击它的能力。（注：王世雄：《美国反恐怖政策的背景和内容》，载《国际展望》1998年第17期。）对此许多国家突破了仅限于暴力的传统恐怖活动观念，如法国就明确把在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犯罪作为恐怖活动的外延。这一立法体例符合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恐吓、要挟社会。这是恐怖活动区别于普通刑事犯罪的重要特征。从客观上看，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暗杀、绑架、放火、爆炸等行为，这些行为在一般意义上都是普通刑事犯罪。但恐怖活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具有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性，即通过实施暗杀、绑架、爆炸等犯罪行为，制造恐惧和惊慌来影响公众的情绪，对政府形成压力和威慑，以实现其政治或其他社会目的，如获得对某项事业的承认，或对当局作出的决定施加影响等。

关于恐怖活动的目的，在中外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诸如政治目的说、政治或其他目的说、政治或恐吓、要挟社会目的说等。（注：参见王世雄等：《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动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尽管观点互有所异，但都主张恐怖活动具有政治目的。这一看法值得研究。因为在理论上，对出于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普通刑事犯罪一般是作为政治犯罪处理的。根据国际惯例，政治犯不得引渡，而目前关于恐怖活动的几个公约如《反对绑架人质的国际公约》，一般都采取引渡或起诉原则，即倾向于排除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同时从各国的刑事立法看，一般也未将政治目的作为恐怖活动的构成要件，如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可见，在性质上把恐怖活动当作一种刑事犯罪而非政治犯罪是目前国际社会反恐怖的一项基本政策。当然，一些恐怖活动的确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只是推动某些犯罪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属于犯罪动机范畴，而不是犯罪目的。因为所谓的“政治目的”具有抽象性，仍处于思想领域，而犯罪目的则是具体的。同时，政治动机只是推动犯罪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之一。目前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是复杂的，并不限于政治动机，有的从事恐怖活动是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有的是为了支持某一项特殊的事业等。可见，推动犯罪人实施恐怖活动的内心起因是复杂的。正是这些不同的动机刺激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来达到恐吓、要挟社会的直接目的。显然政治目的与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是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两种主观心理。因此，政治目的说既与刑法理论相悖，也不符合司法实践。

第三，恐怖活动通过制造恐怖气氛，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从广义上说，任何犯罪行为的发生，都会给社会心理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一般的普通刑事犯罪侵犯的对象具有限定性，因而这种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恐惧与不安也有限定性。而恐怖活动是以社会公众为侵犯对象的，它所针对的是比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更为广泛的对象的目标。美国兰德公司恐怖主义的研究分析家和美国国务院关于政治阴谋和暴力问题的顾问布赖安·詹金斯说“恐怖主义的目标不是实际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恐怖主义是个剧场”。（注：（英）克里斯托夫·多布森等著：《卡洛斯邦——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恐怖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对任意性目标的攻击。由于没有任何人是特定的攻击目标，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恐怖分子通过屠杀象征性的目标扩散恐惧，造成社会混乱，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处于恐惧气氛之中，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对此，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恐怖分子的攻击对象与其实际目标联系越少，其行为就越具有恐怖主义的性质，恐怖的程度也就越高。可见，恐怖活动具有扰乱公共程序的特点。

综上所述，恐怖活动是指对个人或团体系统使用爆炸、杀人、放火、或其他危险行为，或威胁使用上述手段制造恐怖气氛，扰乱公共秩序，恐吓、要挟社会的行为。

二、国际反恐怖犯罪的立法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恐怖组织犯罪跨国化发展已成为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超越国度的恐怖活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打击和遏制恐怖性组织犯罪，必须依靠国际合作，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

反恐怖活动斗争中的国际合作问题，最早是由国际联盟于1934年因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图被害而提出的，后又制订了两份公约——《关于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和《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根据《关于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的规定，恐怖活动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人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它具体表现为：(1)故意危害国家元首、执行国家元首特权的人士、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上述人士的配偶、担任公职或负有公共任务的人士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自由的行为；(2)故意毁灭或损害属于或在另一缔约国管辖下的公共财产或供公用的行为；(3)故意造成共同危险足以危及生命的行为；(4)上列犯罪的未遂行为；(5)制造、获得、扣留或供给武器、军火、爆炸品或毒物以便在任何国家实施上述行为；(6)上列行为的共谋、既遂的教唆、直接和公开的煽动、故意参加、有意识地提供援助等。该以约还规定，缔约国应在各国刑法中把本公约确认的恐怖行为规定为犯罪。这类犯罪，应当作为可引渡的犯罪，按照国际惯例和缔约当事国的法律，予以引渡；在不引渡的场合，任何缔约国都应对在本国境内发现的在外国犯有这类罪行的本国人或外国人，如同在本国领土内犯罪一样，以同样方式予以追诉和惩罚。（注：参见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该公约签定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未获得多数签字国的批准，因而没有生效。但该公约中所包含的许多条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制定反恐怖活动的现代公约奠定了基础。并且该公约是第一个涉及恐怖活动问题的国际法文件，它反映了各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反恐怖活动的一致立场，从而推动反恐怖活动的国际合作。

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制止恐怖性组织犯罪的国际公约。但在联合国及其三个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制定并通过了一些针对特定恐怖活动的多边公约。在60年代，国际上不断发生劫持、袭击民航飞机、民航设施等恐怖行为。为了防止这类恐怖活动的发生，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主持下，制定了《东京公约》（1963年9月14日）、《海牙公约》（1970年12月6日）、《蒙特利尔公约》（1971年9月23日）以及1988年2月24日通过的对《蒙特利尔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些公约从法律上规定了签约国保证空中交通安全的方式和方法。1991年民航组织通过了《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它是针对使用塑料炸弹从事恐怖活动而规定的一个预防性公约。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联大1973年12月14日第3166号决议通过了《预防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把包括外交代表在内的国际保护者置于国家的强有力的保护下。同日联大还通过了《反对绑架人质的国际公约》，为这种严重的恐怖行为设置了一道法律屏障。1988年3月10日由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了《罗马条约》和《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议定书》，对海上的交通安全运输作了规定。为了防止、测知和惩处与核材料有关的恐怖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79年10月26日在维也纳通过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同日，万国邮政联盟在里约热内卢签订了《万国邮政公约》。该公约第59条规定了非法使用邮件罪，为打击通过邮寄爆炸物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以上国际公约都规定了缔约国有义务制订防止恐怖活动的必要措施，并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这有助于消除恐怖分子所抱的在某个国家对他们会采取较为宽容态度的期望。同时，这些国际公约也确立了惩治国际恐怖活动的两项原则即普遍管辖原则和引渡或起诉原则。这两项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之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一个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各国也纷纷制定相应的法律对策。综观各国、各地区关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立法形式上，有二种立法体例：一是颁布特别刑事法规。如意大利1993年4月23日颁布了《反纳粹法令》，美国于1996年4月由总统签署了《反恐怖主义法》，英国和爱尔兰于1998年9月3日颁布了《反恐怖法案》。二是在刑法典中设置专条。其中有的国家规定了组织恐怖集团罪，如德国；有的国家在刑法典中单独规定了恐怖活动罪，将组织恐怖活动作为加重情节，如法国和俄罗斯。2.在犯罪构成方面，多数国家规定为行为犯。即只要实施组织、加入、发起、创立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犯罪，如德国。

3.在刑罚方面注重打击和预防的统一。为了有效地打击不断泛滥的恐怖组织犯罪，各国采取的刑罚趋重，长期自由刑和死刑普遍适用。有的国家还将其作为特殊加重刑事责任事由，如法国。根据法国刑法第421-3条规定，对于421-1条的恐怖活动罪，设置了七个档次的加重幅度，其中当处30年徒刑之犯罪，加重为无期徒刑。（注：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以下。）为了达到分化、瓦解恐怖犯罪组织和鼓励恐怖分子悔过自新的目的，许多国家在严惩恐怖组织犯罪的同时，还注重刑事政策的运用，规定了特殊减轻或免刑事由。如俄罗斯刑法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注：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以下。）意大利刑法则引入了一种新的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即悔过者的奖赏制度。所谓悔过，是指脱离犯罪组织，消除犯罪后果，以及向当局声明在侦查中进行合作，向当局检举集团中进行的犯罪的其他同谋者。悔过者可以获得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奖赏。意大利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了“悔过”情节。（注：参见莫洪宪：《国际社会反有组织犯罪立法概说》，载《刑事法学》1998年第10期。）

三、我国反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一些黑社会犯罪组织将恐怖活动作为掠夺财富、扩大势力的基本手段和惯用伎俩。如旧上海的青帮、红帮，为了追求金钱和权力，他们通过绑架、暗杀等恐怖手段，掠取了大量的财物。解放后，基于人民政府的坚决打击，恐怖活动在50年代已基本绝迹。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受西方社会恐怖活动的影响，一些恐怖活动组织在我国已初露端倪。其成员进行爆炸、杀人、绑架、劫机等犯罪活动，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此外，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妄图分裂祖国和其他政治目的，也由反革命组织逐渐发展成为恐怖性犯罪组织。鉴于此，1997年刑法第120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该条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新刑法关于恐怖犯罪的这一刑事立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典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之一——严密刑事法网，强化保护功能的特点。面对有组织犯罪的挑战，“传统法律关于罪犯身份和共犯的适当的、有效的方案，在新形式有组织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成员的刑事处罚方面，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注：卢建平等译：《面临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体系》，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6期。）因此，如何改革和完善刑事立法，寻求新的惩治恐怖犯罪的司法对策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为此，我国新刑法不但在立法思想上纠正了以往单纯经验立法的偏向，将在我国只是初露端倪的恐怖活动纳入了刑法调控的范围，而且在刑事立法模式上，突破了传统“以个人行为为本位的立法方法，将集结的组织本身予以犯罪化”，（注：储槐植等：《论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载《刑法问题与争鸣》（第一辑），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这一规定，反映了新刑法重视并严惩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精神。首先，在犯罪形态上，新刑法将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为必要共犯，以突出其组织性的特点。组织化是恐怖活动犯罪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它较之普通犯罪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的原因之一。新刑法这一规定不但适应了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而且也是面对有组织犯罪挑战所作出的必要的立法反应。其次，在犯罪构成上，将预备性犯罪行为作为犯罪的实行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从犯罪的发展过程来看，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作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对于犯罪的预备行为，一般是不处罚的。但考虑到恐怖活动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我国刑法将这种预备行为独立化，规定为犯罪，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预防犯罪功能，以期将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第三，在行为方式上，新刑法借鉴国外立法，将参加恐怖活动组织规定为犯罪。“由于团伙犯罪特殊的经济特征和社会心理特征，作为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团伙的成员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宁构成显著危险。许多国家在刑事法中因此将加入犯罪团伙或组织作为自身犯罪(perseoffence)，并独立于其它为实现犯罪组织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任何具体犯罪。这种罪名的确定能够作为有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武器”，（注：计永胜：《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是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新的立法对策和最重要的方法。

对于本罪，有以下二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参加”的含义。“参加”是本罪客观方面的一选择构成要件。何谓“参加”？是指有加入恐怖活动组织之意还是指加入恐怖活动组织进行恐怖活动？对此，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是指“自愿加入恐怖活动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注：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按照这一表述，“参加”是后一种涵义。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准确。因为根据我国刑法之规定，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又实施活动的实行数罪并罚。显然“参加”不包括实施恐怖活动。那么，如何理解本罪的“参加”？笔者认为，本罪的“参加”是指为了成为恐怖组织成员而加入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它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有成为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的目的。对此，行为人必须明知其所参加的组织是恐怖活动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提出加入犯罪组织“是否应界定为严格的责任犯罪”？（注：计永胜：《国际刑法学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最新研究动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第117页。）关于严格责任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严格责任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注：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即无罪过责任。最近有的学者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严格责任是“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根据这一论断，“严格责任并不与罪过相对立，而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只是罪过的具体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明确而已。”（注：李文燕等：《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罪过责任始终是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注：李文燕等：《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90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就后一种意义上的严格责任而言，笔者认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能界定为严格责任。因为“参加”本身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其罪过形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模糊的。关于明知的理解，一般不要求确知。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该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的，如对该组织的宗旨、成员情况有所了解，即视为明知。当然，如果行为人并不知道该犯罪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且根据具体情况他也无法在参加时知道该组织的犯罪目的的，则不能构成本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参加后知道该组织的真正犯罪目的时仍不退出的，构成本罪。其次，行为人必须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虽然明知是恐怖活动组织，但如果没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也不构成本罪。所谓有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意思是指行为人出于自愿使本人从属于犯罪组织，遵守规章制度，服从领导层的指挥等。这就要求行为人在参加时具有自由的意志。对于精神异常者、醉酒者等失去自由意志的人，不能认为有真正参加犯罪组织的意思。对于被迫者，根据我国刑法第28条的立法精神，无论其胁迫程度都构成犯罪。对此，有的学者借鉴英美刑法中的合法辩护理由——被迫行为，认为对于死伤胁迫下的被迫行为，不能视为犯罪，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皆是平常性情中人，在死伤胁迫之下，他们即会按照胁迫者的命令行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是以社会中大部分人得益的标准制定出来的。对于社会中大部分人在同等情形下都会这样干的行为，不能宣布为犯罪。这是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注：李立众：《略论被迫行为及其借鉴意义》，载《刑事法学》2000年第2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对于在真实死伤胁迫下参加的，不应构成犯罪。

(2)须有加入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参加”以恐怖活动组织成立为前提。如果恐怖活动组织尚处于组建之中而参加的，应当作为组织行为。“参加”有形式上的与实质上的。前者是指依照恐怖活动组织的规章制度履行一定程序如填写成员表格、举行仪式等即获得该组织成员的资格，无须为组织从事任何活动。后者是指担任一定的实际职务或为组织从事活动，如为组织捐钱、提供犯罪工具或参与其他活动者。参加的方式应依该组织章程的规定而异。如果依组织章程之规定，参加方式没有限制的，则无论是亲自出面或以通信、电话方式报名参加的，均可认为是参加。

（二）关于刑法第120条第2款的处罚问题

该条款规定，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但必须注意的是：

第一，对于以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具体犯罪作为取得恐怖活动组织成员资格的，能否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这是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一种方式，属于想像竞合犯，是一个行为既触犯参加恐怖活动犯罪又触犯了具体的恐怖活动犯罪，应从一重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当恐怖活动组织成员实施具体恐怖活动构成共同犯罪时，如何处理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分则第120条的处罚规定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首先应根据犯罪人在具体犯罪中的作用划分出主犯、从犯和胁从犯，这与一般犯罪集团中对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的认定并无特殊之处。但存在问题的是对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加者能否认定为共同犯罪成员？笔者认为，对于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其是否直接实施恐怖活动都应认定为主犯，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为对于组织者来说，既然该犯罪组织是其倡建的，那么该组织实施的具体犯罪是其能够预测到为执行犯罪组织计划而附随发生的结果，这属于其概括故意的内容，应对此承担责任。对于领导者来说，其领导地位是其组织、策划、指挥恐怖活动组织进行具体恐怖活动取得的。可见，具体的恐怖活动是由其组织指挥的，因此应追究领导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参加者来说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行为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但并未参与实施具体的恐怖活动，则不对具体的恐怖活动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参与实施了具体的恐怖活动，则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定为主犯、从犯或胁从犯。在正确划分共同犯罪人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刑法第120条第2款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四、进一步完善反恐怖犯罪刑事立法的一点建议

加强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是反恐怖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新刑法虽然增设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为惩治恐怖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武器，但仍有久缺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增设相关罪名。目前司法实践中，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有关的一些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调控功能，刑事立法有必要将一些与恐怖犯罪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

增设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罪。对于自愿成为恐怖活动组织成员而实施的资助行为，属于实质上的参加行为，以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处理。对于非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的资助行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都予以特别规定。如德国刑法第129条a条第3款规定，对第1款所述组织（恐怖组织）予以支持或为其宣传的，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注：徐久生等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韩国1993年12月10日修订的单行刑法《韩国关于处罚暴力行为等的法律》在第5条特设第2款“未参与组成第4条第1款的团体、集团或者加入其团体集团者为其集团、团体的组成、维持提供资金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注：（韩）金永哲译：《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我国刑法目前对于这类行为并没有法律规定。“然而非社会成员而援助犯罪结社者，其可罚价值有时不亚于单纯加入为成员之情形。”（注：（台）蔡墩铭：《结社自由与结社犯罪》，载《现代刑法思潮与刑事立法》，汉林出版社出版，第470页。）对此，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值得我国借鉴，应对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以打击其型犯罪。

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有组织犯罪一直在保护自身免受法律干预和保证特权许可方面大力投资。由此，对政府、官员、检察官和警方的贿赂和腐化成为常事；有组织犯罪的盛行和成功以及正直人们无能为力的重要原因在于那些本应执法的人的堕落。”（注：转引自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在有组织犯罪中，恐怖活动组织犯罪具有最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恐怖组织相勾结，充当其保护伞，包庇、纵容进行恐怖活动，不但会败坏国家机关形象，更增加了防治这类犯罪的困难，严重威胁国家利益，因此，应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以严密惩治该类犯罪的刑事法网。

反恐范文篇9

关键词:反恐刑法;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刑事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恐怖活动时有发生，面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蔓延和扩散，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反恐刑事立法，采用法律手段遏制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一、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现状

2011年10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旨在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这是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开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以前，《刑法》中仅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在国内的抬头趋势，国家修改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早期干预，也即将准备实施、宣扬恐怖活动等行为都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1］。《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修订完善了我国反恐刑事立法体系，其明显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概念纳入刑法体系中，区分了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二是以增设新罪名、修改罪状等形式扩大了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制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惩治体系。三是针对恐怖活动犯罪增设了财产刑，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没有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2015年12月通过的《反恐法》是一部“反恐行政法”［2］。规制恐怖活动犯罪的全部法律规定都体现在《刑法》第120条。

二、我国反恐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政策理念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将准备实施、宣扬恐怖活动、非法持有恐怖活动物品等行为纳入规制范畴，目的在于彻底消除恐怖活动的根基，从其有成长之势之日起即将其斩除。这其中的刑事政策考量即在于，恐怖活动犯罪的危害性极大，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刑法》需要在具有实施犯罪的特定嫌疑之时即介入，将预备行为、帮助行为都作入罪化处理。但《刑法》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此种扩大化规制可能会导致其适用范围过宽。《刑法》第120条之一将资助、培训、招募、运送恐怖活动组织或其成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反恐法》第80条规定，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几类行为，应当由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或罚款，这些行为类型无法被《刑法》中的帮助恐怖活动罪所涵括。这就反映出刑法扩大化规制恐怖活动犯罪可能带来的问题，即在犯罪实际发生之前，个人有实行犯罪的特定嫌疑之时《刑法》就介入可能导致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确定性原则被削弱，“过于灵活化的刑法可能导致法律被引入令人遗憾甚至危险的方向”［3］162。

(二)反恐刑法的规范渊源问题《刑法》

没有明文规定恐怖活动犯罪概念。恐怖活动犯罪有其特殊性，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学界仍有争议，如恐怖活动犯罪是否必须基于“主义”即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基于特定的政治或民族诉求，旨在实现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而实行的犯罪才是恐怖活动犯罪，也即虽然放火、决水、劫持航空器等一般为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其若无特定政治目的则不宜界定为恐怖活动犯罪［4］。部分观点则认为，恐怖活动犯罪应当同时包含“主义型”与“非主义型”犯罪，非主义型的，如无特定目标的故意杀人等都构成恐怖活动犯罪［5］。由此，可以看出恐怖活动犯罪应是一个范畴，《刑法》有必要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专门界定。我国《反恐法》中的概念界定条款能否直接适用于刑事司法存在争议。一是《反恐法》的“主义型”的犯罪概念与《刑法》第120条所规定的“恐怖活动”表述相冲突。二是《反恐法》能否直接作为刑事司法的规范来源存在疑问。一般认为，与司法判定有关的刑事法律规范有两类，一类是刑法渊源，即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另一类则是具有参考性的法律规范，如“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等条文表述［6］。《反恐法》为反恐行政法，并无刑法渊源的地位，亦没有参照《反恐法》来认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明文规定。由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反恐法》的概念界定条款就无理论支撑。

(三)罪名设置问题

第一，恐怖活动犯罪的章节设置。有学者认为，恐怖活动犯罪应当安排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原因在于，恐怖活动犯罪侵犯的客体较为复杂，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可以被认为是《刑法》当中的“兜底章节”，可以将侵犯多种复杂客体的行为纳入到该章节中［7］。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到危害国家安全章节中较为合理［1］。还有学者认为，鉴于当前恐怖主义活动的去政治化趋势，以及国际上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脱政治化趋向，我国《刑法》将其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具有合理性，应当将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要客体要件确定为公共安全［2］。第二，帮助恐怖活动罪的外延过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资助恐怖活动罪”改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在罪状上增加了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等内容。但帮助恐怖活动的手段层出不穷，我国《刑法》对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犯罪手段的界定范围较窄，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表现为将网络作为辅助工具的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以及将网络作为攻击目标的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8］，其在犯罪手段方面与以往的恐怖活动犯罪有着明显区别。由此，为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提供虚拟犯罪信息及技术支持的帮助行为也大量出现［9］，针对此类情况我国《刑法》并未予以明确规定。第三，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评价缺位。恐怖分子利用网络散布恐怖谣言，制造恐怖气氛，引起社会恐慌;甚至利用网络破坏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意图造成电力、能源、交通系统瘫痪。恐怖活动犯罪日益信息化、现代化，网络恐67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怖活动犯罪已经成为恐怖活动犯罪的新型方式，学界早在2000年左右即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有所关注［10］，但刑事立法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目前，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直接对网络实施破坏，危害国家网络安全与公共安全;二是通过网络为实现恐怖主义犯罪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三是在网络平台上不断散布恐怖主义信息，引起社会恐慌。我国刑事立法未针对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犯罪进行专门规制，出现了反恐刑事立法的盲点。

三、我国反恐刑法的完善路径

(一)与《反恐法》有效衔接

第一，将《刑法》第120条的规定与《反恐法》第80条和第81条的规定相结合，界定清楚《刑法》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反恐法》中适用行政处罚的情形，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刑法》对恐怖活动的早期化干预致使本来应当由反恐行政法干预的行为成为了刑法干预的对象［1］。《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早于《反恐法》，但在其颁布之后，由于新增条款存在模糊性与抽象性，造成了法律适用中的一些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立法机关制定了《反恐法》。但是，在《反恐法》出台之后又发现了《刑法》与《反恐法》在适用上的衔接问题，主要表现在《刑法》对预备行为、帮助行为的入罪化处理与《反恐法》的规定发生了重合。为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界定清晰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第二，在关于恐怖活动的几个罪名中，仅有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中有“情节严重”的表述，其他罪名并无“情节严重”的要求。因此，在司法适用中，明确何为《反恐法》所指的“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成为两法适用衔接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应从个罪所保护的法益与罪责刑是否相适应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一方面，《刑法》应当遵循谦抑原则，即使面对的是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犯罪，也应当结合个案判定，切不可一刀切地将所有行为都认定为犯罪。“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11］216，恐怖活动犯罪侵害的是包含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生命及财产安全在内的多重法益，在具体适用法律时，要结合个案中行为所侵害的法益，认定其为行政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另一方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法律适用中，判定对犯罪嫌疑人所判刑罚与其行为是否相适应。《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条款的法定刑最低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反恐法》最高为15日行政拘留的处罚形成明显对比;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即需要考虑到罪责刑是否相适应，以个案情节判定其应当为一般违法行为或是犯罪行为。

(二)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概念

有学者认为，我国《反恐法》已经明确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概念，没必要在刑事立法中进一步体现［12］。但是，《反恐法》与《刑法》属于不同的部门法，《刑法》的严厉程度远高于具有行政法属性的《反恐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反恐法》亦会受到其能否作为刑法渊源的质疑。刑法应将涉恐犯罪概念予以明确。综合考量专门反恐立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件，可以将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定义为: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以实现相关政治、意识形态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方式，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一系列犯罪行为的总称。“以实现相关政治、意识形态目的”的限定表明了《刑法》仅惩治“主义型恐怖活动”，一方面，这与《反恐法》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避免引发适用的冲突。另一方面，所谓“主义型恐怖活动犯罪”与“非主义型恐怖活动犯罪”仅是学理上的分类，针对后者，可参考《刑法》第120条第2款“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之规定进行定罪量刑。

(三)完善罪名设置

反恐范文篇10

关键词：恐怖主义；反恐立法；国际条约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愈演愈烈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影响和危害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已造成无数平民牺牲及财产重大损失。面对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并非无动于衷。1937年3月17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制定并通过了《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国际公约》。尽管该公约未能批准生效，但它为国际社会制定反恐怖主义的现代公约奠定了基础，开了国际法与国际恐怖主义较量的先河。从那以后，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性以及规范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性，并在不同的领域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些公约主要有：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及其1988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88年《禁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议定书》、1977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目前的反恐条约已初具规模，有力地打击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嚣张气焰，但由于国际反恐立法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在实施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并未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势头。国际反恐立法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恐怖主义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国际社会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努力控制国际恐怖主义，为界定恐怖主义的定义做出了不懈努力，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过去的国际联盟还是现在的联合国都没有能够给国际恐怖主义下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定义，也没有相对公正的、国际性的认定机构和程序，各国只能依据自定的标准和程序自己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是恐怖主义行为。据统计，截止1999年，世界上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多达108种。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切的、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会给打击恐怖主义带来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会导致一些国家滥用打击恐怖主义的权利。

二、反恐立法实际运作的成效并不理想

尽管目前的反恐条约初具规模，但在实际运作中的成效并不理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有些条约缔约国稀少，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不利于统一的国际反恐法制的建立。一定数量的国家签署、批准公约，是公约所构建的法律机制在国际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更何况有些条约至今尚未生效。[2]

第二，公约一般只对缔约国有所约束，并不能够对所有国家形成强行规定。比如《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及部分的反恐公约只要求缔约国对公约所称之罪行应采取必要之措施。如果这些公约中所规定的拥有管辖权的各个国家，如航空器登记国、降落国或劫机犯出现国并非公约之缔约国，公约的规定对这些犯罪行为显然缺乏约束力，那么也就只能寄希望那些非缔约国的国家，以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诚信与善意，惩治那些犯罪的恐怖活动分子。[2]

第三，利益分歧与立场对立。少数西方国家习惯于从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出发，运用“双重标准”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对符合或不危害到其本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行为，就给予支持、放任或默许，而对有害于其本国利益的恐怖行为，则给予打击和制裁。

第四，恐怖分子利用刑事管辖权逃避法律制裁。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常只能在本国领土内行使，没有他国的同意和协助，就不能及于本国领土之外。任何国家基于其国家主权的独立性，都有权禁止别国在本国领土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由于当今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可以超越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在他国领土上自由地追诉犯罪，因此，国际恐怖分子往往利用国家主权造成的刑事管辖空隙，在不同国家组织间实施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逃避法律制裁。

第五，司法合作在实践中存在困难。虽然许多公约都确立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但在实践中，犯罪人所在国或许因为自身的利益，滥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或以不引渡本国公民为由，拒绝引渡犯罪人，变相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的栖息地，而且当有理由认为被告人被引渡后会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情况时也可以不引渡。就以洛克比空难为例，因为利比亚对劫机者的包庇，使相关各国为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花费无数金钱，调动各种外交、经济、政治、法律手段，耗时十几年。

三、反恐立法内容缺失，滞后于恐怖主义的发展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国家责任问题悬而未决

国家责任问题是当前反恐斗争中的一个难题，由于反恐国际法制不全面，此领域无法可依，如不妥善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可能为少数大国以反恐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大打出手留下可乘之机。国际社会必须创制国际法制以解决国家在恐怖主义犯罪领域的法律责任问题：何为国家恐怖犯罪情形?当一国防患于未然，惩治于事后仍不能阻止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时，该国是否应该承担国际法律责任?若该国惩治力度被他国指责为不力时，该国是否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当国家从事、参与或教唆、支持、协助、纵容恐怖犯罪时，该有关恐怖犯罪行为在上述各种情形下是否算作国家行为，该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可否由受害国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或由国际社会限制其国家主权(类似二战后盟军对日本及德国所采取的措施)?国家应以何种方式承担国际法律责任?限制国家主权的方式可否用于反恐等，这些问题都丞待解决。

(二)未能涵盖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

目前，公约只适用于特定的恐怖活动，未能涵盖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目前的证据显示，核生化恐怖袭击的危险性明显增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说，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将是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战略性威胁。此外，许多先进国家都把电厂、水坝以及大众运输的操作系统计算机化，利用网络攻击电力或大众运输系统，引起社会恐慌等的国际恐怖活动亦并非是不可能的。这些有别于以往的犯罪行为其严重性并不亚于爆炸、劫持人质、妨害飞航安全等的恐怖活动。但是目前国际公约并不能涵盖这些日新月异的国际恐怖活动，在使用这些新手段的国际恐怖活动上将存在打击上的困难。

四、制裁恐怖犯罪行为规范的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

目前国际反恐立法与各国国内反恐立法各有各的规定，相互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以对资助恐怖主义犯罪的量刑为例。德国修改后的《刑法》将参加或资助外国恐怖组织视为非法，可判处1至10年的刑期；法国《刑法》规定，资助恐怖主义犯罪可判处10年徒刑和150万法郎罚款；意大利在刑法中规定了“国际恐怖主义罪”，对参与恐怖组织犯罪活动判处5至15年徒刑，对协助或庇护者判处4年有期徒刑；欧洲理事会对通过任何形式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规定的刑期是8年。[3]我国刑法规定，“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些对同一类犯罪行为所做的不统一的量刑规定，给恐怖主义犯罪分子试图通过规避或选择法律来减轻自己应受的惩罚，带来了可乘之机。这种立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五、反恐立法分散，缺乏统一性

反恐立法分散主要表现在目前只有一些专门性反恐条约，还没有全面性的反恐国际公约，这些已有的公约分别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犯罪，例如，劫持航空器罪、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罪、劫持人质罪、恐怖主义爆炸罪、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罪等作了规定。它们具有部门法的性质，在整体上缺乏全面性、统一性以及协调性。另外，制定反恐国际公约机构也具有不统一性，即不存在固定的机构来处理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制定有关公约。比如相关的某些公约是由联大设立的机构起草的，某些公约是由联合国专门机构(例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事组织)起草、制定并通过的。反恐立法的分散、不统一，既不利于实践操作和形成统一的国际反恐法制，也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

综上所述，尽管反恐国际法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新世纪一系列的国际恐怖犯罪证明，现行的反恐国际法律控制已远远不能满足新的国际形势的需求，无法应对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的日趋猖獗。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要加强合作，不断完善反恐国际立法。

注释：

[1]李薇薇，《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梁淑英，《国际恐怖主义与国家自卫》，《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1卷第4期。

[3]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errorism，fizroyDearbornpublishers，1997。

参考文献：

[1]李薇薇，《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梁淑英，《国际恐怖主义与国家自卫》，《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