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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02:52:16

地区范文篇1

一、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表现

政治参与又称参与政治，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1]政治参与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目的指向是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我国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生活认知态度不同

汉族地区人口分布集中、文化设施先进、信息传播迅速的城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敏感，与民族地区公民相比，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大。特别是在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与政府和公共政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的变化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据对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汉族居住的北大营村调查发现，有34.28%的被调查者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有较深的了解，61.2%的被调查者知道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表明汉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强。民族地区人口多数居住在分散、文化设施落后、交通和信息传播都不便利的地区，活动范围很小，封闭的、静止的人口流动和人际交往使公民在价值观念变革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家”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关系强烈地制约着公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外部信息的冲击，农民对自身地位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缺乏认知，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治活动也比较冷淡。很多公民基本上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成为与政治参与关系不大的“地域民”，缺乏对国家的认识。以景颇族为例，到新中国成立初，“景颇族人民包括一些山官，历来只知道土司管，国家观念淡薄。”[2]即使是一些山官，也是“见识少，汉话傣话都不会说，只知道最大的官是土司。”[3]在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古林箐乡博甲村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发现，有42.6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我国的国家主席，45.47%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是谁，62.58%的被调查者听不出我国的国歌，表现出对现政权较低的认知度。

（二）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形式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主要是自主性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1.汉族地区公民政治活动参与热情高于民族地区公民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神圣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据对北大营村的调查中，被问及是否认为村委会、村支书实行民主选举意义重大，应当推广时，有75.31%的村民认为是，而博甲村只有49.8%的村民认为应该投票给能力和品质都强的候选人。在被问及假如新一轮村干部的换届选举结果与他们所预期的悬殊较大时，北大营村77.55%的村民、博甲村36.21%的村民表示将对新一届村干部的工作给予抵制。以上调查充分显示了北大营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博甲村的高。

2.汉族地区的接触活动比民族地区多接触活动是公民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向干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以期影响或改变他们决策或决定的行为。接触活动有一般反映、上访以及贿赂等形式。北大营村有71.63%的村民与领导干部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但是，博甲村因生产、生活问题同领导接触过的人数约占调查总体的16.59%，大多数人不将同领导接触视为一种主要政治参与手段，在他们看来，同领导接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能够见到领导，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3.汉族地区公民投诉活动多于民族地区投诉是公民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间接政治参与活动。北大营村投诉活动相对较多，32.67%的人有过投诉经历，主要集中在税收不合理、干部执法不公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上。而博甲村只有13.52%的公民有过投诉经历。

4.汉族地区抗议和暴力活动多于民族地区近年来，由于某些地方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农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开始有泛滥的趋势，农民负担严重超过了国家政策规定的标准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已经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个别干部和执法人员素质低劣、态度蛮横，更加激化了干群矛盾，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以抗议和暴力对抗形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调查发现，北大营村有45.36%、博甲村有83.67%的村民没有因为本村利益如资源开发、土地占用、道路建设等原因与乡政权或当地乡镇企业发生过冲突。

（三）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主要是制度化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参与一般是指合法参与，就是指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非制度化参与则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北大营村汉族公民政治参与基本上属于制度化参与，如参加村民选举、进行上访、投诉等，81.21%的公民对暴力参政行为表示不满，称不会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博甲村的政治参与行为受非制度因素影响非常明显，比如宗派、宗教、选民个人好恶、乡村习俗等等。这些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许多非制度参与行为。甚至包括贿赂选举人、动用家族力量，进行人身攻击、写匿名信诬告等等。

二、影响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之所以存在以上差距，主要是由于经济文化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一）经济文化基础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活动，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汉族大部分分布在我国的东部，一小部分分布在中部及西部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正如同志指出：“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4]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也得到了提高，教育文化先进，受教育的程度高，人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积极性就高。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和东部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边远偏僻，远离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低，居住环境处于封闭，因此，他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具有保守性和盲从性，从而导致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二）政治文化对家族政治的影响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5]“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汉族地区的公民由于他们获取政治资讯的渠道较多，能够较为及时地接受各种政治信息，对各种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都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十分了解。其中一些人，有系统的政治知识，能够有效的运用各种政治权利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较高。而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是从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和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等不同起点，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他们所背负着的沉重历史包袱，加上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等，使得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政治文化传统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渗透力。这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

地区范文篇2

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办刊存在的问题

西部地区科技期刊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短板，受到约稿难、关注度小等问题的困扰.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的发展离不开期刊主管部门的支持，新疆师范类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也是刚刚起步，高校教师大多以学校科研激励为目标，对西部地区科技期刊投稿热情不大，针对全国科技知名专家的约稿更是困难，而自然科学论文科研时间长，编辑约稿往往需要更长时间[11～13].西部地区大部分科技期刊办刊思路就是简单地编辑加工稿件[14～15]，等稿发表.科技期刊栏目设置以高校学科为基础，来稿以本校教师为主，编辑人员主动约稿意识不够.随着西部地区高校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应转变办刊理念，借鉴内地高校科技期刊成功办刊经验，主动策划，科学设置栏目，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与专家学者交往，通过他们约高质量高水平的稿件.高校科技期刊的栏目设置多以高校自然科学学科为基础设置，如新疆师范大学科技期刊（自然科学版学报）系综合性刊物，自然科学学科包括数学、物理、计算机、生物、化学、地理、旅游、环境、体育等学科，发展不平衡，科技期刊刊发文章反映出学校优势学科为数学、地理、体育三个学科，但其他学科稿件少.科技期刊应该立足学校优势学科设立重点栏目，打造品牌栏目[16].西部地区高校科技期刊编辑人员较少，如新疆师范大学、伊犁师范学院等院校的科技期刊专职编辑较少，且编辑人员岗位流动性大，而科技期刊编辑的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尤其是科技期刊编辑大多需要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才能较好地胜任工作.因此，科技期刊需要不断培训工作人员，为科技期刊提高质量奠定基础.科技期刊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因子，办刊通过特色栏目来提高知名度，通过栏目主持人扩大约稿范围.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应注重与各大期刊数据库保持联系，加强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的推荐，使内地学者了解我们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的办刊思路，栏目特色，逐步提高科技期刊的知名度[17].

西部地区科技期刊办刊策略

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依据《新疆师范大学2011～2015年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18]，栏目设置要服务于新疆师范大学“十二五”战略重点，主要刊发新能源新材料研究、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网络信息安全与信息技术应用等方向的学术论文；另外，还要大力支持干旱区湖泊环境演变实验室、新疆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学实验室、新疆多民族体质健康与评价实验室等的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期刊调整自身办刊定位，转变编辑办刊理念，向内地科技期刊学习，发动本校各学科知名专家加强对西部科技期刊的支持，与他们多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多约稿，通过学校专家向外辐射，将约稿范围扩大到疆内外其他高校，争取更多的优质稿件能在西部科技期刊上发表.对重点栏目实行约稿，力争每期都有1～2篇约稿，稿件要结合新疆自治区党委提出的现代文化引领，科技、教育支撑，工业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解决新疆大发展理论及实践问题.根据“十二五”战略重点、重点实验室和优先发展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不定期组成专题研究，如：环境与资源研究、新疆多民族体质健康研究和理论物理研究等栏目.及时报道相关重点实验室和优先发展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动态，其他学科根据每期栏目稿件具体数量，对不同栏目进行一定的调整或合并[19].加强西部地区科技期刊管理，规范稿件审稿制度，实行匿名审稿，严把稿件质量关.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每年出版四期，每期约25篇论文，论文约稿和基金稿件数量占40%以上，刊物页码压缩至108页，封面重新设计，内页重新设计要美观大方，保证刊物出版质量，切实作好编辑各项工作.积极发挥编委会力量，通过编委与校内知名专家多联系，通过校内专家向校外辐射约稿范围，加强与内地科技期刊的联系，促进期刊影响因子的提高，切实提高办刊质量.西部地区科技期刊还应多借鉴内地高校的办刊经验，积极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与专家学者交往，通过他们约高质量的稿件.

本文作者：刘会强周春丽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地区范文篇3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地区诚信模范表彰大会，主要目的是通过表彰诚信模范、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每个公民都讲诚信的道德风尚，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努力提升我区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努力构建和谐塔城。从今年年初开始，由地委宣传部、地区文明办组织，在地区教育局、交通局、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单位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层层推荐，好中选优，并经有关部门认真评审，确定了10个诚信质监企业、15个诚信工商经营户、21个诚信纳税户、21个诚信交通服务户、13个诚信公民、17个诚信小公民和9个信用村（队），在今天的大会上进行隆重表彰。在此，我代表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向受到表彰的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希望，通过大张旗鼓地表彰先进，在全地区树立诚实守信的榜样，激励全地区各单位各部门和各族干部群众，争当诚实守信的模范，使诚实守信在全地区尉然成风，推动“诚信塔城”建设。下面，我就今后加强诚信建设讲三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诚信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全体公民诚信意识

诚信是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当今社会，随着交换关系的日趋复杂，市场主体对诚信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不仅经济活动需要诚信，而且政治活动、精神文化活动等一切社会领域都需要诚信。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性。

第一，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就个人而言，诚信是一种人格力量，是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品格。没有诚信，一个人在世上就无法立身，也难以成事。一个人如果不诚实守信，必然欺骗别人，破坏正常的人际关系，最终的结果是鸡飞蛋打，害人害已。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只有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明是非，知荣辱，人格就会高尚，人们相处就会融洽，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例如：德力西新疆客运集团塔城分公司的崔海，去年十月八日，在车内拾得装有两千多美金和发票、护照等物品的提包，通过包内的联系电话找到失主，如数归还，并谢绝酬金。额敏县的冯佩君在洗衣店发现送洗衣兜内装有一万元现金，多次打电话找到失主并把钱如数交还。像这样的例子在我区还有很多。因此，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处世之宝。

第二，诚信是企业发展的必备条件。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是塑造企业形象和赢得企业信誉的基石，是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条件，是现代企业的命根子。就市场经济来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富兰克林说：“信用就是金钱。”企业的活动是经济的活动，为了发展就不能不讲求诚实守信。企业不诚信经营，其结果必然是被市场所淘汰。如地区启丰购物广场，近15年来，没有受到供应商任何形式的合作投诉和经济投诉；9次主动退补供应商多发、误发的商品及货款达6万多元。多次荣获地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消费者信得过企业”、自治区级“诚信单位”等称号，今年，又被自治区命名为“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店”，良好的信誉为企业赢得了广大的客户群，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塔城一流的商贸企业。

第三，诚信是政府凝聚民心的重要力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不讲诚信就是“无赖国家”，就会孤立无援。治理国家应当讲求诚信。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至关重要，政府取信于民则人心凝聚，政府失信于民则人心涣散。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下的权力是公权，公权意味着权力归人民所有，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信任。失去人民的信任便失去了权力合法性的依据。这就要求我们按照诚信的原则规范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行为，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做到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建立诚信政府。

第四、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对一个社会来说，诚信缺失，就会导致风气败坏，民心散失，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坍塌。尤其在我们的社会深刻变革、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诚实守信不仅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尺，也是社会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既是以德治国的基本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区在诚信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社会整体诚信程度得到有效提升。但仍存在一些信用缺失的现象，如制假售假、骗税逃税、价格欺诈、恶意拖欠等现象，如：地区有十几家建筑商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地区将对这些企业在新闻媒体上进行曝光，要求其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否则将限制其进入地区建筑领域。这些行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要消除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必须把诚信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项紧迫任务，长抓不懈，抓出成效，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二、突出重点，创新载体，狠抓落实，扎实推进诚信建设

诚信建设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自治区党委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和地委扩大会议精神，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坚持以教育为基础、管理为手段、创新为动力，着力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切实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为实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推进诚信建设要狠抓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广大群众，把诚信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融入企业发展的决策之中，转化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要以“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为主题，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自觉树立诚信意识、培养诚信品质、遵守诚信行为。

（二）推进诚信建设要狠抓重点环节，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要求，深入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从重点环节入手，从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突出问题抓起，切实解决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假冒伪劣问题，要狠抓食品质量安全，健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食品市场准入机制，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清理城乡结合部生产不符合卫生条件的食品加工小企业、小作坊，重点整治农村食品市场。要把流通领域、服务行业和窗口单位的诚信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把消费者关注的商品虚假优惠和药品价格偏高等问题作为重点，下决心予以解决。要加大对虚假广告宣传的整治力度，切断传播渠道，净化荧屏版面，防止误导消费者。

（三）推进诚信建设要向农村拓展延伸，服务新农村建设。在我区，农牧民群众占大多数，是我们重要的服务对象，农牧区也是较大的消费市场，要在关注城市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使广大农牧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使关心“三农”的企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要在春耕春播期间，组织农资生产供销部门，特别是“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企业和示范店，集中开展送货到农村、进乡镇、入农家活动，及时将日常生活用品和优质化肥、种子、农药及其他农资产品送到农村。要进一步规范农资产品市场，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下乡”和“红盾护农”活动，开展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及配件等专项整治，防止伪劣农资流入农村市场、坑农害农。

三、多措并举，整体推进，确保全社会诚信建设取得实效

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广泛开展诚信主题教育和宣传活动，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诚信创建活动，着力营造全社会都讲诚信的浓厚氛围。

要强化诚信教育，全面提高诚信意识。要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结合自治区第六个“公民道德建设月”活动，广泛开展以“知荣辱、树新风”为主题的宣传和道德实践活动。要通过组织讲座、讨论、演讲和举行诚信宣言仪式、公开诚信承诺等措施，普及诚信知识，倡导诚信观念。各行各业特别是文明单位，要利用多种形式，抓好干部群众的诚信教育。乡镇和村队，要广泛开展诚信户评选活动，引导人们按期归还贷款和邻里之间互讲诚信。特别要重视抓好青少年的诚信教育，让诚信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家庭，使他们从小树立诚信意识。

要加强舆论宣传，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地区各新闻媒体，要把诚信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宣传内容，精心策划，精心选题，通过开辟专栏、专题，深入宣传建设诚信塔城的重要性，宣传诚信建设的基本要求，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地参与到诚信塔城的建设中来。要大力宣传诚信模范，在全社会树立起诚信榜样。工商、税务、教育、交通、质监等部门要在本系统、本行业大力宣传受到表彰的诚信模范，使广大企业和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深入推动全地区的诚信建设。各有关部门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许可的情况下给诚信模范单位和个人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使他们得到实惠。要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舆论监督力度，对不讲诚信的行为和现象，要通过媒体曝光，使之受到社会的批评和谴责，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

地区范文篇4

关键词：甘薯；皖北；育苗

甘薯是重要的粮食、饲料、食品原料和新型能源作物，尤其是近年来作为保健食品，得到了广泛认可，种植面积和产量日益提高，是安徽省大宗农产品之一。皖北地区薯类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高，尤其是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全省领先[1]。阜阳地区每年种植面积保持在2.67万hm2左右[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甘薯的生产经营方式、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3]，甘薯已从传统粮食主体地位逐渐淡出，向高附加值的加工产业和健康保健食品产业发展[4-5]。育苗是甘薯生产中的首要环节，通过合理的育苗方式选择和规范化的操作培育出壮苗，可以为甘薯丰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生产中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尽量多地繁育薯苗，并不误时机地栽插到田，育足壮苗，达到高产目的。

1育苗前准备

皖北地区早春气温较低，甘薯育苗企业和种植户在长期种植过程中创造出许多适于当地的育苗方法。一般在年前就要考虑为育苗提早做好准备。

1.1品种选择

皖北地区甘薯主栽品种的类型有淀粉型、鲜食及食品加工型和菜用型。淀粉型的品种有‘商薯19’‘济薯25’‘徐薯22’‘徐薯18’等，鲜食及食品加工型品种有‘普薯32’‘烟薯25’‘龙薯9号’‘济薯26’‘郑20’‘苏薯8号’等，鲜食型紫薯有‘徐紫薯8号’‘阜紫薯1号’‘济紫1号’等，菜用型品种有‘福薯7-6’‘福薯18’‘阜菜薯1号’等，生产中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品种。薯种要求具有该品种的皮色、肉色、形状等典型特征的无混杂薯种，皮色要鲜亮光滑，薯块较整齐均匀，无病无伤，没有受到冷害和湿害的危害。

1.2用种量确定

计划好种植春薯和夏薯面积，以便推算出用种量。用种量因育苗方法和育苗时间不同而有差别，薯苗用种量一般情况下在750kg/hm2左右，春薯采苗圃可以供0.67hm2以上夏薯栽培使用。为节省种薯和育苗土地，苗床宽度控制在1~1.2m。种薯根据品种出苗量的不同而不同，出苗量大的品种排种稀一些，反之则排密一些，一般情况下24~25kg/m2。每个品种的薯块萌芽数相对固定，一般顶部最多，中部少一些，尾部最少。薯种大小差别较大，一般选择100~1000g的薯块为宜，在排种时最好大小分开育苗，大薯块入土深些，小薯块入土浅些，使整个育苗池里的薯块上齐下不齐，上面处在一个水平上，可以保证出苗整齐。

1.3苗床用地选择

选择地势高，肥沃疏松，有机质含量高，排灌方便，背风向阳的地块，尽量选择2年以上没做过苗床或种过甘薯的地方，如果是永久性苗床，用前要更新床土和消毒灭菌，避免土传病害传播。

2育苗方式选择

皖北地区育苗方式多种多样，分为露地式、酿热物式、加温式和棚内早春育苗4类。露地式俗称埋地沟甘薯，利用皖北地区的气候条件，无需另外的设施，有阳畦育苗和起垄育苗等。酿热物式是利用牲畜鲜粪或植物秸秆、落叶等在堆积过程中发酵产生的热量来提高苗床温度。加温式育苗有回龙火炕、三道沟、一火多炕和地热线育苗方式，用柴草或电力作为能量加热苗床，该种方式薯苗生长较快且壮，不受冬季气温低的限制，缺点是成本太高，管理相对复杂，使用较少。大棚育苗有单层膜、双膜覆盖和3层膜覆盖的育苗方式，均能达到加快薯苗生长的目的。大棚育苗有提高苗床温度、保持苗床湿度、薯块发芽快的优点，可以很好地满足皖北地区甘薯育苗的需求。

3苗床管理

苗床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以催为主，以炼为辅，先催后炼，催炼结合”，在温度、水分、通风和追肥上加强管理。

3.1温度管理

在育苗过程中不同时期温度保持不同，育苗过程温度呈现分步下降的趋势，育苗前期要高温催芽，前期3~4d，土壤温度要保持在35℃~38℃，一方面可以促进薯块伤口愈合，另一方面可以起到杀菌作用；薯苗生长期适温长苗，高温催芽后，苗床温度要保持在28℃~30℃，利于薯苗的快速生长；薯苗生长后期低温炼苗，在移栽大田前5~7d，要把苗床温度降至接近大田，以提高薯苗适应大田的能力，提高移栽成活率。

3.2水分管理

依据薯苗生长不同时段对水分的需要不同，控制苗床水分。排种后第一次浇水时要浇透，浇至出现明水为宜，出苗之前尽量少浇水。出苗后随着薯苗不断长大耗水量也增加，可适量浇水，齐苗后再浇1次透水。在采过一茬苗后不能立即浇水，要晾晒1d后再行追肥和浇透水，促进薯苗伤口愈合。在炼苗期和采苗前2~3d不要浇水，以培育壮苗。浇水时间一般选择在上午进行，后期气温高时改在早晚浇。

3.3及时通风

通风和晾晒是培育壮苗的重要条件。薯苗在长出地面前，在高温高湿和少见阳光的环境里生长，组织很脆嫩，经不住风吹日晒，在遇到高温、强光和大风时就会发生“干尖”现象。在出齐苗，新叶展开后，可选晴暖天气10：00—15：00适当通风。在剪苗前5~7d，采取白天通风晾晒，起到通风、透光炼苗的目的。

3.4追肥

在薯苗生长前期，薯块本身的养分足够薯苗生长，但随着种薯本身和床土中的养分供应日益减少，薯苗生长得不到充足养分的供应，就需要额外给苗床追肥。在每次剪苗后的隔天追肥，追施尿素时不超过25g/m2，追肥后立即浇水。

4剪苗

4.1剪苗方法

当薯苗长到25cm左右时，就要及时剪苗，及时栽到大田或采苗圃，如果剪苗过晚，薯苗拥挤，一方面下面的小苗难以正常生长，减少下一茬出苗量，另一方面大苗会徒长，不利移栽成活。采苗的方法有高剪苗和拔苗2种。高剪苗的优势是种薯上没有伤口，减少了病害感染传播，也不会拔动种薯损伤须根，有利于薯苗生长，还能促进剪苗后的基部生出芽，增加苗量。高剪苗是近年来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

4.2选择壮苗

培育壮苗是育苗的基本要求。壮苗的组织充实，茎部粗壮发达，栽后成活快，成活率高，抗逆性强，后期产量高。

参考文献

[1]孔令聪，王光宇，胡永年.安徽省主要粮食作物区域比较优势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06（5）：396-399.

[2]刘新亮，李秀娟，范泽民，等.适宜阜阳地区栽培的淀粉型甘薯品种筛选[J].园艺与种苗，2018，38（4）：57-59.

[3]马代夫，李强，曹清河，等．中国甘薯产业及产业技术的发展与展望[J].江苏农业学报，2012，28（5）：969-973.

[4]戴起伟，钮福祥，孙健，等．我国甘薯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分析[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6，18（3）：201-209.

地区范文篇5

这些地区，普遍把服务业与一产、二产有机融合在一起，把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与提高传统服务业有机融合在一起，把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优化消费性服务业有机融合在一起，把积极发展城市服务业与不断拓展农村服务业有机融合在一起。高起点、高标准制定服务业发展规划，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明确产业定位，明确功能布局，明确招商方向，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局面；常熟市在布局架构现代服务业发展时，确定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科研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业、商贸服务业、房地产业六大服务业集聚区，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集聚区的做法；对我市很有借鉴意义。本人对各地加快服务业项目建设进度，实行从项目准备、包装策划、资金落实、建设管理的全程服务、全程推动、全程监督的经验也印象深刻。

前几年，我市制订并出台“十一五”商贸流通业发展规划和城市商业网点规划，这些规划对我市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总体来说，城市定位明确，缺乏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统筹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先进理念，所以定位不够高，特色不够明，亮点不够多，实施中存在着“各干各”、“单打一”等现象。对于商贸服务业项目布局与建设，缺乏强有力的项目审议协调机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经贸局作为市经济综合部门，理当成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的参谋。我市在实现“一高两进”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工业经济提升发展目标中，迫切需要以商贸商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和重要支撑，加快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辐射强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本人认为，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谋求以下九个方面的新突破：

一是政策创新上的突破。要围绕我市新的城市定位，着眼于构筑三省边际现代物流集散地和三省边际商贸商务名城，以全市服务提升大会为契机，以本次考察理念收获和外地实践经验为借鉴，进一步明确我市“一主两副三点”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布局，积极参与我市商贸商务业发展专项政策和规划的深化完善，起点要高，抓手要准，措施要实，行动要快，督查要严。

二是现代物流上的突破。组织开展我市物流（服务业）现状调查，紧密对接我市“4+X”重点培育产业，主动参与制定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和市扶持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促进第三方物流业发展。围绕我市“二区四中心”的现代物流业空间布局，今年计划浙闽赣边际物流中心建设完成前期、力争动工；指导加快建设商贸领域物流中心——驰骋物流基地二期工程。

三是项目推进上的突破。全面落实2012年服务业重大项目实施计划（商贸23个），能早则早，能快则快。今年要改造提升农贸城，推进城北大型超市建设，完成时代广场（精品商厦商场部分）土建，推出汽车综合市场等项目招商。汲取和借鉴这次考察经验，以及我市工业投资项目审议的有效做法，制定出台由市经贸局牵头的商贸商务（服务业）项目落地协调审批办法。

四是招商领域上的突破。要像全力抓工业招商和产业招商那样，突出抓好商贸、物流服务业“大、好、高、外”项目招商，积极争取引进国际化大型连锁企业。最近，我局正与综合实力位于物流企业前列的广东一客商洽谈一项物流大项目，要紧盯不放，全程服务。

五是特色街区上的突破。着力推进现代服务业总量扩大、行业集聚和产业提升，重点推进“两区、六街”建设，进一步完善并出台特色街建设管理办法，加快培育城区中心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区。

六是龙头培育上的突破。加快我市商贸服务龙头企业培育。最近，我市已公布第一批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名单：市左邻右舍便利商店有限公司（连锁经营企业）；万众商贸有限公司（百货零售企业）；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住宿宾馆企业）；刘氏贸易有限公司（批发企业）；成坤农贸城有限公司（商品交易市场）。一方面，要发挥现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的业界龙头企业。

七是新型业态上的突破。推进千镇连锁超市扩面提升，今年要新增农村连锁便利店50家，覆盖率超80%，并继续鼓励和支持我市连锁龙头企业跨区域布设网点。推进社区商业建设，实施“双进”工程，提升服务内涵，完善便民服务。积极培育电子商务，鼓励我市现有特色产业门户网站优化升级，开展网上交易；鼓励商贸骨干企业、大型商场超市建立网上商城，引入BtoB、BtoC等现代交易方式。发挥会展经济效应，走出去、请进来，培育和参与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展会，促进特色农产品和工业品营销推介，提高知名度。

地区范文篇6

中国移动应用商场（MobileMarket）:全球首个以运营商的身份推出的移动应用商场，TD发展和应用+产业链共赢,2009年8月于北京强势。个人开发者被首次纳入应用商品的直接提供者范畴，突出草根创业在价值链上的作用。手机成为身份认证的新手段。通过广州市的示范效应，珠三角其他地市也相继开展电子商务建设工作，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汕头等地的手机、手机购物、亲情汇款、市民邮箱等各类应用发展迅速。

专业发展调研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中提出：按照构建“数字珠江三角洲”的总体要求，突破区划、部门、行业界限和体制性障碍，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部署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分区域、按步骤推进无线宽带城市群建设，构建“随时随地随需”的珠江三角洲信息网络。到2012年，互联网普及率和家庭宽带普及率分别达90%和65%以上，无线宽带人口覆盖率达60%左右。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入全球信息化先进水平行列。1.移动互联网几大前景看好业务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最新阶段，互联网与移动的结合不仅是业务模式的简单移植，更将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促进互联网业务更好、更快、更安全和更规范地发展。手机具有随时随地沟通的特点，从而使SNS(社交网络服务)在移动领域发展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QQ、微博、微信、MSN、facebook在手机上得到广泛应用，以个人空间(相册/日记)、多元化沟通平台、群组及关系为核心的移动SNS手机社交将发展迅猛；传统电子商务向移动电子商务转变，可以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服务、应用、信息和娱乐，利用手机终端便捷地选择及购买商品和服务。目前，业务发展已成为影响和拉动移动通信行业最主要的市场导向，总结和挖掘市场，以下是十大最具有前景的移动互联网业务[2]。1)移动社交将成客户数字化生存的平台2)移动电子商务将受到更多商家的青睐3)手机游戏将成为娱乐化先锋4)手机电视将成为时尚人士新宠5)移动电子阅读填补狭缝时间6)移动定位服务提供个性化信息7)手机搜索将成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助推器8)手机内容共享服务将成为客户的黏合剂9)移动支付蕴藏巨大商机10)移动广告将是移动互联网的主要盈利来源2.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情况随着移动互联业务的蓬勃发展，移动商务将成为整个社会商业运行的重要模式之一。而移动商务的发展必将带动相关行业对移动商务人才的大量需求。目前，Android、iPhone作为3G行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人才严重储备不足，致使Android和iPhone开发工程师薪金平均水平在4000-6000元，工作两年以上者，平均薪水在8000-10000元以上，移动开发工程师迅速成为大学生求职的极佳选择[3]。某专业招聘网站近日的3G相关职位趋势分析认为，目前市场上的3G人才主要有三类：设备开发人员、营销人才和增值服务人才。相关专家分析，相对而言，3G人才主要集中在研发领域，但未来的热点将会转移至市场营销人员。业内人士认为，按照目前的人才储备状况，3G将至少出现30-50万的人才缺口，3G高级技术人员的年薪应在15—20万元之间。然而，3G的兴衰最终将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所以营销人员对产业的推动显得非常重要。3G市场营销人员目前非常短缺，未来将成为3G行业人才需求的重点。

专业发展规划

地区范文篇7

1.1林地的选择

一般以透气性和透光性好、林冠稀疏、遮荫度适中的中成林为首选，如果林下杂草和昆虫丰富，则更为理想。如果林地过于茂密，而其他条件却相当好，可人工进行梳理修剪枝叶。如果选择石榴、桃、葡萄等果林作为养殖地，每当成果季节，都要定期清理落果，如清理不及时，鸡一旦采食腐烂的果子，则易引起中毒。

1.2鸡舍建设

鸡舍应建在地势高燥平坦、水电充足、交通便利的地方，鸡舍建筑面积按6只/m2来计算，不能过密，舍内要放置一定量的饮水器和料槽供鸡饮用采食。1.3鸡品种选择贾汪的土鸡品种比较丰富，经过走访调查20户农户发现，约有50%的农户在自家庭院里养土鸡，经询问得知，这些土鸡皆为自繁自养，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野鸡的天性和纯度。这些农村土鸡个体中等偏小，活动范围广，耐粗饲，觅食力和适应力强，为本地区发展规模林下养殖提供了优良的土鸡品种来源。

1.4饲养管理

为确保鸡肉和鸡蛋的品质，放养密度宜保持在750只/hm2左右，采用宜稀不宜密的原则，既保证鸡能采食到充足的天然食物，又有效保护了林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平时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情况，根据天气采取相应的措施。

1.5疫病预防

林下养鸡的环境是开放式，很容易受到疫病感染和黄鼠狼等的侵袭，要做好消毒、驱虫、免疫和外来侵害等工作。

2鱼塘搭架支棚养鸭模式

贾汪水塘面积较大，但多数是依靠单纯养殖鱼虾，没有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为此，可发展鱼塘上搭架支棚养鸭。鸭棚设置通常高于水面1.2m，棚底可以钉上长条竹片，不要铺的太密，既要方便鸭粪下漏，又要保证鸭蹼不下陷，要定期将鸭群赶到鱼塘中嬉戏洗澡。鸭子进入鱼塘，就像天然的增氧泵，可改善鱼塘的溶氧状况，这样可以省去一笔硬性投入，鸭子可以吞食鱼塘里的水藻、死鱼及鱼类害虫等，增加鸭肉、鸭蛋品质的同时也增加了鱼虾的成活率；反过来，排入鱼塘中的鸭粪蛋白质含量较高，可以作为鱼的优质饵料[2]。

3发酵养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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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扶贫；价值观脱贫；贫困依赖；贫困认知排斥

2017年已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第四年，这一扶贫宏观政策的转向在短短几年中对微观主体收效颇为显著，改变了以往扶贫资金分配“撒胡椒粉”式的低效率配给，也将多年来中央对贫困区域的关注逐渐转移到对真正贫困人群的关注。这一转变既是国家扶贫政策顶层设计与时俱进的表现，同时也是多年来贫困地区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如何让贫困者更有尊严地获取公共资源是在近些年主流社会政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本文课题组从“精准扶贫”在湖南省已经取得的效果出发，在获取的样本中研究该政策在当前实施过程中尚不能很好解决的贫困难题，从而提出“价值观脱贫”这一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并对如何实现“价值观脱贫”做了初步研究。

一、“精准扶贫”政策解决了原有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扶贫政策主要是区域性投放，简单而言就是按照标准选择一定的贫困区域进行重点扶持。这种选择视角下，我国圈定了大批贫困县、村，201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我国保留了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和12.8万个贫困村，同时国家又确定了14个连片特困区域。需要认识到的是：第一，我国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成效明显，减少了近7亿的贫困人口，贡献了全球减贫数据的90%；第二，原有的扶贫政策在新的发展阶段生力不足，对具体贫困情况把握不到位，扶贫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对大量贫困人群存在瞄准偏差。而“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出正是经济新常态下扶贫工作内生需求和外生动力的合力所归，能在现有扶贫范式下更好解决原来普遍存在贫困识别低、资金效率低、瞄准偏差等问题。（一）基本解决了贫困区域粗犷划分的问题。2014年之前，国家的扶贫政策关注的是区域性贫困，这样扶贫资金的目标就是到地点。一定时期内，这种扶贫政策对区域性经济开发起到较好的带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资金的边际效用递减，中央扶贫资金在贫困区域内看似“大水漫灌”，但实际到贫困个体，就像“撒胡椒粉”，效用不大。区域粗犷划分另一个不良后果是，部分县、区以评上贫困县为荣。因能获得大量扶贫资金，甚至有些区域按经济标准衡量实际已经脱贫，但仍不肯摘下贫困的帽子。而精准扶贫就能很好地解决贫困识别问题，精准扶贫正是对粗犷式扶贫的矫正，它要求“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俗说就是针对贫困人群，谁贫困就扶持谁。这样就让整个政策层面对原有的区域划分进行更深入的人群识别，达到扶贫政策一定落在贫困人群上的效果。（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扶贫资金的漏出问题。扶贫资金到不了真正困难群众的手中是多年来上层担忧而基层无奈的重大扶贫难题，这一难题一方面逻辑上和扶贫政策的区域瞄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基层操作违规相关。由于资金本身的逐利性，很难避免区域投放的扶贫资金在实际运作中挪作他用。而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关注点是人和户，这就使得资金在投放和运作时，一定要到人到户到具体项目，即使是不直接到人的带动型项目，也要在后期效果评价中说明该项目对具体贫困人群的帮扶作用。这样一来，扶贫资金就能够效率较高的进入真实困难群众家庭。（三）较大程度上消除了扶贫对象的瞄准偏差。世界银行在描述社会政策的瞄准机制时就提到：“瞄准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人口中最贫困的群体”（WorldBank，2004）。有学者也曾写文章指出（汪三贵，2015）[1]，在我国近50%的调查样本中，是难于将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的。而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原有的区域性扶贫框架中，资金投放进入区域后运作由权力机构进行，权力机构要对资金进行自我认知下的二次分配，这种分配更倾向于能给分配机构带来更丰厚社会回报效应的主体，如一些非农业项目、能够带来较好收益的非贫困户等；另一方面由于真实贫困人群的“贫困认知排斥”，常常在扶贫资金博弈中处于劣势。“‘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就是‘精准识别’贫困者并实现扶贫资源的精准分配，从而解决扶贫和社会救助中的‘瞄准偏差’问题，这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前提保障和内在要求。”[2]在“精准识别”方面，国家制定的标准是2013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的贫困家庭和人口。具体识别中，还可以根据区域不同经济水平进行调整，但到人到户的精准要求基本能保证在该区域内收入偏低的人口全部被识别出来。

二、目前“精准扶贫”工作中仍需解决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精准扶贫”政策解决了以往很多长期存在但在原有框架内难于解决的问题，其政策效果有目共睹。但课题组在长达一年的湖南基层扶贫走访中发现，由于省内地理环境多样，多民族聚居，文化差异明显，有部分贫困人群在现有“精准扶贫”框架内试图在2020年期限到来前实现真正脱贫仍旧困难重重。（一）“贫困依赖”人群。“贫困依赖”人群大都是由于在过去享受了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从而逐渐产生“贫困利好”的心理依赖，最终将贫困视为必要生活资源。这部分人群既有分散的，也有集聚的。分散的一般是村中的“刺头”“能闹的”，不愿意通过自身劳动解决贫困问题，而是长期通过威胁村干部、上访等激烈行为获得扶贫资源。这种分散个体除了自身占用扶贫资源外，还会带来传播和仿效效应，但凡遇到事情，区域内又会有其他的人模仿这种举动要求获得扶贫资源。集聚型“贫困依赖”更为严重，是一个村乃至村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再通过自身劳动走出贫困，而是长时期依赖国家扶贫资金生活。在这些人群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他们的整体价值观已经扭曲，认为还去进行农务劳作是“蠢的”，而通过关系，通过村干部“努力”，“大家一起贫困”，享受“贫困利好”才是“有本事的”。（二）“贫困认知排斥”和“贫困认识无感”人群。将文化认知视角纳入贫困研究是国内外学界都在进行的课题，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更为中性，“它是指整体社会或地方性社会中被行动者内化的价值观，一般包括民众对贫困的看法、对社会政策的观点以及对‘福利获取’的体验。”[3]国内沿袭国外的研究观点，进一步将文化认知和贫困认知关联，即关注扶贫政策的“文化相容性”：“作为公共干预的社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特定情境中的地方性文化价值所接受”[2]。这一贴近中国农村文化现实的研究背后假设是:如果在一定区域内贫困与羞耻感紧密相连，则有可能导致福利污名化。这种文化导向性一方面会让真正贫困的人群产生强烈“贫困认知排斥”，即不愿意承认自身贫困，继而对扶贫政策排斥或不接受；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贫困认识无感”的困局，即进行识别的人群认定该对象贫困，但被识别对象不认可自身贫困，或在自身认知领域内缺失贫困概念，继而认为国家政策是没事找事。在调研组参与的扶贫摸底走访和献策会议中，有些地区村民的冷漠态度起初令研究者不解，随着样本的增多课题组逐渐认识到其与内生文化的深刻关连。包括对扶贫工作中的建档立卡，有很多被定为贫困对象的人在调研访谈中显示出了对扶贫工作的极度不关心。（三）靠自身力量和政策都无法脱贫的人群。此外，还有部分因各种原因丧失或没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如老龄、幼龄、重病、精神病人等，在重度贫困区域呈现聚集分布。加之目前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村落凋敝，留守人口劳动力低下，即使有政策、资源和资金，也难于让此类人群短时期内脱贫。对于这种情况国家目前采取的政策是易地搬迁安置和低保政策兜底。课题组认为政策导向性很正确，但在具体操作中，经常出现易地搬迁安置“一刀切”情况，所有村民不管贫困与否全部搬到靠近城镇周围的集中安置点，而随后部分不情愿搬迁的村民又自行搬回，安置点部分房屋长期空置。低保兜底政策和目前的精准扶贫看似不冲突，但实际上是“两线两库分离”状态。目前我国官方贫困标准实际上有两条：第一条是扶贫部门所采用的国家贫困线；第二条是民政部门所采用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就形成了我国农村扶贫标准和低保标准“两线分离”的状态。农村扶贫标准对应着扶贫对象数据库，低保标准对应着低保对象数据库，这样就形成了“两库分离”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两套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成为衔接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这就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低保户、贫困户、贫困低保交叉户在各地不同情况下区分不清晰，不少地方一直存在着既享受扶贫政策又享受低保政策的群体。

三、“价值观脱贫”的提出逻辑

针对上述在“精准扶贫”政策下依旧难以解决的问题，课题组经过多次探讨提出“价值观脱贫”这一扶贫思想，认为在当前我国社会形势下，贫困问题复杂多样，剩下的大都是“难啃的骨头”，而这些问题往往根植于文化，并非在限定时间内就能真正解决的。只有在长期中，才能慢慢解决贫困人群价值观上的扭曲和偏移。（一）在“精准扶贫”观点下对人的行为的深入认知。在“精准扶贫”四年的行动中，通过走村入户、建档立卡、深入交流、扶贫项目引入等等，可以说但凡参加扶贫的干部群众都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在课题组一年的走访、调研和座谈中，不论是参与扶贫的对口单位人员还是长期驻守扶贫一线的村干部都十分赞同提出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而同时也感受到了当前究竟如何“扶志与智”的措施乏力。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贫困依赖”“贫困认知排斥”“贫困认识无感”人群，都是在自己的价值观局限里面长期形成的一种认知，较难在短期内通过利好政策转变这种认知。（二）在文化层次上对个人行为的剖析。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人们由于文化习俗、价值取向、思维定势的沉淀，“实际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保护”[4]。一旦将贫困放入大的文化视域去衡量，学界一般都会更加宽容贫困人群的“贫困认知排斥”和“贫困认识无感”，同时也会矫正自我对贫困的认知，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中性存在。但无法回避的是，人都是有对资源更加丰富的生活的向往的，在同一个国境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对社会安定不利同时亦违背日益觉醒的社会良知。从文化角度看，要解决这种贫困文化困境，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用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去替代和改造旧的文化。价值观改造是一个最基本的切入口，贫困人群如果能首先觉醒于自身贫困，认识到自己在现有政策的扶植下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同时认可通过自身劳动获取更多资源、使生活更为富足是光荣的，即实现了“价值观脱贫”。而一旦实现“价值观脱贫”，可以预期的是要么此人就已经脱贫，要么在不远的将来也必然实现脱贫，因为在动力和政策都到位的情况下，脱贫只是时间问题。（三）在“精准扶贫”政策经济成本上的考量。课题组在一些以前戴帽的“贫困村”走访发现，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都已齐备，但不论是村干部还是农户都一再申明还是很穷、困难还很多，根本原因就在于“等、要、靠”思想。这种思想不转变，国家再多的投入也难以带动当地民富民强。因此，课题组提出“价值观脱贫”也是从“精准扶贫”的经济投入长效性考量，一地将贫困视为利好资源且长期得到资助，则难免陷入“福利陷阱”，那么国家再多的投入也仅仅是“养懒汉”，这种时候必须有“价值观脱贫”的介入，让人们从价值观的角度认识到靠国家长期支持过日子“不值得提倡”，而且意识到这种资助是有限度的，必须通过政策和自身能力结合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精准扶贫”政策在这些区域才能踏上正途。

四、如何在“精准扶贫”政策中嵌入“价值观脱贫”

“价值观脱贫”是“精准扶贫”的攻坚战，因其涉及人们长期以来认可的文化和形成的思想，试图在短期内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一定要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宏观层面要有足够的耐心，而处于基层的扶贫机构、组织和个人则更要有耐心和创见，通过一些具体行动形成思想传播和文化辐射，宣传正能量、树立典范案例或人物，用直观的感受和体验带动贫困人群实现“价值观脱贫”。（一）树立积极上进榜样形象——大户辐射力量的利用。通过当地大户带动贫困户脱贫是长期以来扶贫经验中的重要一条，虽然诟病也有，诸如口子一开金融资源完全偏向大户，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但除了产业方面的经济驱动力量外，大户在小范围内的精神辐射力量是非常显著的，在区域内树立了通过自身勤劳奋斗能够过上更好生活典范，而且逐渐形成风气，“等、要、靠”的思想就会逐渐被视为是不值得称赞的，人们会潜移默化的摆脱“贫困依赖”，进而走向靠自身劳动的致富之路。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贫困户对于大户究竟是自身努力致富还是靠关系致富非常在意，这也是课题组在基层调研时一个深刻体会：究竟是“有关系”还是“有本事”，对人们的价值观取向影响很大，若是前者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若是后者则会明显产生驱动力。因此，基层扶贫工作者在处理此类复杂人际关系和人际认知时，如何引导贫困户的认知是精细的思想工作，也是实现“价值观脱贫”的起点工程。（二）淡化身份认知。以目前的扶贫行动来看，既有长期驻守的扶贫工作组和村干部，又有联系单位，实际上贫困身份识别应该是非常精准的。而被识别的贫困人群，一旦在文化中存在贫困认知排斥，就会对其他主体反复确认其贫困身份感到厌恶，继而就会对实施的扶贫政策不理睬、不参与。因此课题组建议，在当前“精准扶贫”视域下，对此类贫困人群采取引导行动为主，从一开始就要淡化身份认知，即只针对人群和地域引入能够帮助脱贫的产业、措施、办法、行动，只宣传参与相关政策或举措后可能会得到什么好处，将人群针对性隐藏。这样就能保护实际贫困人群的内心文化认同，对政策不产生排斥，同时用更好的行动引导他们走出贫困，让新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进入认知。（三）村落、人群保留开发机制创新。课题组走访的部分乡村，地理位置偏僻，离城镇有一定距离，但实观其村落，环境优美，中国南方古村落建设风格明显，有我国文化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美感。这类村中的贫困户则是更容易产生“贫困认识无感”人群。因其祖祖辈辈生活都是如此，被认定的贫困人口走出该区域有对比时才认可自身贫穷，在区域中长期生活时实际是完全无感于贫困境遇的。随着社会发展、开放、融合，城镇化率的显著提高，此类偏僻村落反而逐渐成为稀缺资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会在人类的文化溯源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因此，课题组建议对于此类贫困人群和村落，要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来创新其保留开发机制。愿意易地搬迁安置的可以搬迁，这样便于管理的高效化，而不愿意搬迁的，则尊重其意愿，对村落的保留与开发也要以村民的意愿为准则。（四）明晰保底政策。对于通过自身力量无法脱贫的人群，“精准扶贫”政策指向中实际是很明确的：即采取低保政策兜底。但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在目前精准扶贫如何与农村低保有效衔接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低保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中的底层“安全网”，农村低保一直在我国扶贫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力求对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应保尽保”，因此大部分时候在不同区域保障的标准不太一样，较为粗放。而精准扶贫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两者施策起点不一样，因此制度衔接成本较高。课题组认为，应该逐步将低保政策瞄准无力脱贫人群，让贫困人群认识到低保只是兜底，真正要脱贫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即“价值观脱贫”的一个基本思想指向：只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才需要低保，低保只保障基本生活，但凡有劳动能力的人就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政策辅助下走出贫困，为更好更富足的生活而奋斗。

课题组在一年的走访中强烈感受到“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志”的深刻意义，贫困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决定了我国贫困治理的复合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湖南省作为内陆省份，地理环境多样，多民族聚居，其间的各类贫困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提出的“价值观脱贫”仅仅是对不同贫困情况的长远脱贫目标做一个文化价值观判断，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讨实现它的各类可能举措，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反观自身对贫困这种社会状态的认识，并且更加开放和多角度的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2]李棉管.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J].社会学研究,2017(1):241-246.

[3]Edmonds…E…V.…Targeting…child…benefits…in…a…transition…economy[J].…Economics…of…Transition,…2005(1):187-210.

地区范文篇9

1.地区增长效应的时间序列分析

FDI作为长江三角洲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长江三角洲（本文指浙江、江苏与上海两省一市）与全国情况的分析（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全国和长江三角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江苏位居第一，1985-199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6.10%，上海和浙江也都在30%以上，平均为33.75%，均远远高于全国和本地区的GDP增长水平。计算GDP与FDI的增长弹性比发现，长江三角洲增长弹性比要高于全国，说明在长江三角洲FDI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比较强。平均而言，长江三角洲吸收的FDI每增长1%，GDP就会相应增长0.49%。

表1FDI增长弹性比较

附图

注：增长弹性＝GDP增长率／FDI增长率，表明FDI每增长1%，GDP的增长百分点。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1981-2000年各版。

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假定GDP与FDI之间存在LNGDP=αLNFDI+β，即GDP=eβFDIα。其经济学含义为：FDI要素投入与产出(GDP)之间满足对数型数量关系。α表示要素投入的报酬率，即FDI投入每增长1%时产出的增长率；eβ作为常数项，表示除FDI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响，主要是劳动要素的影响。

我们分别根据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以及总体和全国的FDI与GDP（根据同期人民币汇率换算后按人民币计算）时间序列，对上述回归系数及其参数值进行了估计，回归结果（表2）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表2GDP与FDI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从实际计算结果看，长江三角洲各省市GDP与FDI存在比较稳定的内在依存关系，长江三角洲的FDI投入对GDP的报酬率是0.3641，即当FDI投入增长1%时，GDP将增长0.3641%左右。从全国和长江三角洲各省市比较来看，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为特点的省市，FDI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但是这些省市的劳动要素由于与FDI的有效结合，对产出效率提高的影响十分显著。这种特点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在面向长江三角洲的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事实上长江三角洲仍然具有劳动要素价格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较大的典型特点。

2.贸易增长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FDI的贸易效应体现在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四个方面（刘恩专，1998）。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促进长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持续上扬。

为测量长江三角洲FDI的贸易效应，我们利用1985-1999年的数据，分别计算了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上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1)和出口(EX)、进口(IM)的相关系数（见表3）。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以EX=α＋β(FDIC-1)和IM=α＋β(FDIC-1)+γFDI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统计检验表明结果是有效的。

表3FDI与进口、出口的相关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