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范文10篇

地区差距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地区差距；对策

一、引言

由于我国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东西部的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有较大的差异。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质和竞争力，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增长质量、增长速度，竞争力和整体优势，决定着资本配置的效果。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继20世纪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目前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成形成，即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实行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原因

（一）自然条件

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60％，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接导致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性。而中西部的地形是属于则封闭式的，其地理环境比较复杂，生存条件差，气候也比较差，并且其离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更是比较的远，所以说，光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自身的原因，难以招来外资，是没有办法形成生产力的。

（二）历史因素

历史上，西部就是比较贫困落后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是最先发展起来，而后慢慢向四周扩延的。在古代史上，西部就比较落后。到了近代，由于东部地区受到西方商业文明的影响而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相对来说慢的多，就显得越来越落后。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唐宋以来的西部社会经济衰落和东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正是体现这一种趋势。西部地区地貌复杂多山，在农业社会里，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土地资源不足，久而久之便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落后。

（三）环境影响

西部虽然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相对来说，西部许多地方是穷山恶水，平原较少。这，在农业社会，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对商业社会而言，大山大河也阻碍了交通。这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而且，交通的落后直接导致了文化交流的进行。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给予东部地区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减免税收、建立经济特区等等，这些倾斜的政策让东部迅速的发展壮大了起来。只有现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开发西部。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的对策

（一）国家的政策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开放性的政策都是成功的，三沿（沿海、沿江、沿边）对外的开放等。这些政策的实践证明了，我国东西中地区的差距正在逐步的缩小。政府还通过宏观的调控措施，加强不发达地区的投资，扶持落后的经济地区，从而达到地区间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加强东西部的合作

多年来，西部千方百计为投资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践证明，东西部优势互补，是企业行为的自主选择，更是政策效应之所必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的成功的，但是还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化的问题，全球经济化使得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利益的角逐更深进入白热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凭借着自身的综合实力优势占据着有利的空间，而相对落后的西部，由于其经济比较薄弱等原因，会使自己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现在的市场对技术，质量等方面要求都是比较高，这样的情况下西部所承受的竞争压力与风险就更大了。

（三）突出地区优势

我国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政策干预等原因，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一样，东西经济差距比较大。充分发挥东部的优势，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东部地区较西部而言有以下的优势；

1.市场优势：东部地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其市场的程度较高，从而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为率先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2.金融的优势：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中，金融是必不可少的，东部由于人们的金融意识比较浓，市场市场也比较多，资金充足，金融体系较完善，这些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人才与技术的优势：技术是现代化的动力，人才是现代化的核心，人才与技术是不可缺少的。东部地区在研究和开发经费上所花费的要远远超过西部，这使得东部能够由以往的传统产业改造为高新科技技术，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四、小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东西中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在逐步变化。相对落后的西部由于种种原因发展较慢，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部应当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发达地区进行沟通，引进人才等手段，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我国政府应当大力的给予政策的支持，地区与地区之间应当互相的帮助。最终达到平衡发展、协调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

[2]李国平,范红忠.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3,11．

地区差距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发展地区差距

一现代化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才孕育着公平。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走公平优先的发展道路，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现代化历史正反两面表明，改革前的公平优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后期的“”期间。改革后的历史证明，地区差距对于提高效率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折射，同时也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环境而纳入各种政治决策分析之中。我国历史发展表明，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发展现代政治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抽象物，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不是虚无的空穴来风，而是奠基于坚实的基础。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把现代型民主的精义精采地概括为两个内核（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与一点保障（中央集权化）。这意味着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不再是一小部分统治者的专利，而是全体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定向思维形成了民主发展的悖论：或者采取小国寡民而实行人民民主权利，或者是建立帝国而忽略人民民主权利。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西方的学者提出了代议民主制（JohnMill）；除此之外，合理的地区差距也可以成为其主要的解决方式。

其一，个人独立与地区差距的互动。大一统是对于个人独立发展最大的障碍，历史证明在社会循环的发展中，“乱”才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充分条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合理的地区差距取代了历史上的“乱”而成为个人独立发展的动力保障；合理的地区差距才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推动个人主动性的发挥。其二，地方自由与地区差距的互动。任何地区都有自身历史、自然、社会和文化特色，保持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维护地方特色的条件，也是地方自由的本质内容；地方自由的充分发展也会导致一定的地区差距。个人独立形成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主体——政治人，地方自由塑造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环境——政治文化，两者一起推动了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

（二）推动有机型政治整合依据吉登斯（Giddens）的界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历程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格局经历重大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社会糅合的民族——国家格局，这一历程表现为社区和个人的逐步“国家化”。事实上，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糅合”即表现为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有机性整合上，其基本条件是合理的地区差距；或者说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现代社会进行有机性政治整合的基础。“在中国的政治整合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只能是有机性政治整合。

在传统的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仅仅被限制在有限的城市范围内，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就会变得无能为力。韦伯在论述传统的中华帝国权力时所指出：“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的行政。……一出城墙，皇家行政的威力就一落千丈而无所作为了。”韦伯的论点不免夸张了点。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传统的国家行政为代表的公共权威从来没有对整个社会进行过有机的政治糅合；在行政权之外，存在广泛的非公共权力。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国家对人身监视力不断加强，传统国家状态下的相对抽离的地方主义开始逐渐得到整合。其原因不仅在于吉登斯所阐述的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国家化的军事暴力手段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化，还应该在于其合理的地区差距。首先，我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肇始的，为各地区间的有机联合增添了共同对外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中国政治整合主体——中央政府——的弱化；其次，我国各地区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因，发展参差不齐，从而为有机的政治整合提供了互补互学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治整合手段——信息、行政、国家性暴力——的弱化；再次，合理的地区差距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弥补了在工业主义发展相对不足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整合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地区相对自立在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一条缓冲带，保证了政治主体——政治人——的独立，进而保障政治整合的持续进行。

（三）培育法理型政治权威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他还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权威也逐渐向法理型权威转变。事实上，上述三种权威很难划分清楚，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广泛的传统型权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或者说占据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还应该是法理型政治权威。

法理型政治权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可；《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意味着人民群众对本地区的重大事情有参与决策权、民主监督权，而此正是法理型政治权威产生的基础，同时也要求各地区之间存在合理的地区差距。第一，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建立起法理型政治权威，采用化整为零的策略实现了卢梭所无法实现的人民主权；第二，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政府培育人民群众的现代法理意识，进而与法理型政治权威的培育形成良性的互动；第三，合理地区差距带来政治统治的差异性有利于国家的制度创新，进而为政治权威的再造打下基础。

（四）塑造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化在政治文化中的反映，它充分反映了现代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然而以柔为美的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现代政治发展所必备的竞争力，因此如何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是中国能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彻底转变的关键。

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在这一点上，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塑造我国的竞争性政治文化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不同的地区由于不同的历史形成了各据特色的地区政治文化，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部分地区政治文化从形成时就带上了竞争型政治文化的色彩（如上海）。这样不仅有利于从外部为竞争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增添由于相互的压力带来的动力，而且从我国近代政治文化的自身观之，其与生俱来便具有西方文化入侵客观上带来的竞争性因子，从而弥补了中国古代以柔为美而缺乏竞争气质的政治文化。二地区差距是政府为了实现现代化而以效率优先所进行的一项战略选择，是引导社会进行的规范性变迁；合理的地区差距既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地区差距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过度发展也会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巨大障碍。早在90年代初，我国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已极为显著：1992年广东珠海市人均GDP为28400元，而贵州晴隆县人均GDP为331元，前者是后者的13.6倍！从国际可比较范围看，中国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按省级比较的地区差距已接近解体前的南斯拉夫的情况。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威胁政治稳定在后发超大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政治稳定是基本的保证。然而逐渐扩大的地区差距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主导性因素。其一，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落后地区不稳定。我国广大西部地区，政治稳定受到的挑战尤为显著。这不仅表现在非正式权威超越了正式权威的影响力上，而且表现为权威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三宗”权力的日益兴起及其运转的非规范化为政治稳定蒙上了阴影。其二，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地区间不稳定。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可以成为地区发展的动力。但当落后地区对天堑般的地区差距而感到无能为力时，发展动力就会异化为对发达地区的嫉恨，从而引发了日益加剧的地区保护，造成地区间的不稳定。其三，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中央政策效能的弱化。由地区差距导致的地区保护使得地方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是采取有选择的执行态度，规避了对本地发展不益的政策，这样经过过滤的中央政策便难以反映甚至违背中央的本来意图，弱化了中央的政策效能。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超大型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是潜在的政治不稳定之源。严重的地区差距迟滞了民主建设的进行，在民主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形成了二难困境：发展民主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维持政治稳定又会影响民主的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解决和控制地区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促进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任务。

（二）影响政治一体化无论在传统国家还是在现代国家，以中央权威为主导的正式权威是维护政治一体化的前提，是进行政治整合的保证，只不过现代国家的政治一体化的手段与传统国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前者的政治整合难以彻底进行，所借助的手段源于暴力；后者的政治整合较为彻底，且其借助的手段加上了信息化和行政网络等。由于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政治一体化的基本保障——中央政府的权威弱化直接影响了政治一体化的进行。

首先，在我国目前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初期的抵御外侵的目标已经不再成为新时期政治整合的目标，严重的差距使得地区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为敌，由共同所产生的动力转化为政治整合的阻力，干扰了政治一体化的进行；其次，由于严重的地区差距存在，我国地区的自然、社会性差距从弥补行政、信息化不足转变为愈演愈烈的“诸侯割据”局面成为政治一体化的阻力；再次，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问题实质是个民族政治均衡的发展问题。由于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引起民族矛盾的主要根源，处理不好甚至可以导致国家的分裂。苏东骤变可以说是其国内各民族政治发展不均衡的结果。目前，鉴于地区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形成了相当严重的地区格局局面：中央政府占整个国家财政比例越来越小，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导致中央政策效能的地下。地方政府或者对中央政策有选择的实行，或者干脆进行政策规避；而且其选择标准源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地区差距不仅不利于国家的政治一体化，而且也不利于地方的政治发展。

（三）削弱政治合法性国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通常在于下述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现代化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政治选择的感悟能力；其二是权威的基础发生冲突或变得不合时宜；其三是过度但又缺乏制度化制约的政治竞争；其四是权威理由的解释不被社会接受，与此相关的是过分刺激的社会的期望；其五是政治社会化与现存权威合法性的不一致。地区差距虽然不能直接削弱政治合法性，但却是导致政治合法性流失的根源性因素。

首先，政治权威的存在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缺乏有效的、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是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因素。“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需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依赖于合理性的地区差距；一旦地区差距发展过大，其政治合法性也随之发生动摇。其次，发达地区的政治发展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参考；当国家企图以统一标准规划政治结构或者是落后地区不顾本身的客观现实而将自己的政治选择建立在“理想国”上时，落后地区就会对现行政治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流失。再次，过度的地区差距导致过度但又缺乏制度化的竞争。地区差距的过分发展导致地方经济格局的“诸侯化”，反映到政治上来即是基于经济力的不平等而导致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政治权力的过度而又非规范化的竞争不仅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会将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主导异化归源为传统国家的政治主导，进而导致政府合法性的流失。

（四）扰乱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政府引导社会在文化领域内的规范性变迁，它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教育，即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通过教育和传媒，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从而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显然，政治社会化是在一定的政府主导下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将“先进的”文化普及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不是对旧有文化的割裂，而是有“长期延续下来的各种因素、新增成分和各种创新构成”，是在旧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孕育新的政治文化。

政治社会化过程奠基于合理的地区差距基础之上；一旦地区差距发展过大，它即会扰乱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第一，过度的地区差距为政治社会化设置了时空难度。政治社会化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作为先导，它是对特定的客观现实的概括而又稍高于客观事实。过度的地区差距阻碍了具有相对统一标准的理论的形成；即使强加以理论指导，也会由于地区差距的过大而造成地方实施标准的异化。第二，过度的地区差距为政治社会化设置了情感难度。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别，先进地区带上了优越感心态；落后地区却可能导致极端的消极低沉。当落后被归因于不平等时，政府就会失去落后地区的信任。“贫困是不平等造成的一种精神痛苦，明显的不平等甚至使人感到比贫困本身更令人难以接受。”显然，在如此抗拒性情感的主导下，政治社会化便会难以进行。第三，为制度创新设置了难度。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的前提是制度必须具备广泛的适应性。从政治利益观之，它不仅要符合政治既得利益者的要求，也要符合新生政治利益集团的需要。因此，新生制度要能够生存下来，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鸿沟不能过大，否则难以弥补。由于过度的地区差距而导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越来越小，新生制度变难以适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制度无以带上整体性特征而被加以推广。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在逐步扩大，它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为政治发展带来了许多的不利。因此，寻求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实行适度的公平政策已经提到了我国的议事日程，并且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

（一）提高中央政策效能中国的现代化要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提高政策效能，特别是中央的政策效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

提高中央政策效能必须做到：第一，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现代化较成功的各个国家观之，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不是提高政策效能的唯一因素，但却是非常的主要因素之一。西方国家中央政府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经过了从小到大的过程。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补贴等形式而加强了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整合。第二，强化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中央政策是以整个国家的姿态出现的，并且以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而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由于强地方势力的出现，导致中央政策执行不力；以此为参照，形成了对中央政策执行弱化的“多米诺骨”效应。为此，必须强化政策执行力度，从行政过程提高中央政府的政策效能。第三，重塑中央政府的政策权威。政策权威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弱化——重塑的循环过程。革命后的中央政府借助革命的余威能形成高度集中、高度效能的中央政策。然而，这种权威、高效的中央政策经过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地区差距的洗礼，越来越受到削弱。

（二）实行有限政治平衡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又形成了巨大的地区差距。因此，中国既不能象当今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发展后的公平型战略，也不能象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那样实行效率型战略，而是要实行有限政治平衡战略，即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效率优先意味着尽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因为公平战略而牺牲了地方的发展，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兼顾公平意味着尽可能地实现地方的均衡发展，不因为效率战略而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从而影响政治平衡。

实行有限政治平衡，中央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实现地区经济有限平衡。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过度的地区经济差距是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从目前我国状况观之，实现地区经济有限平衡最重要的是改变过去地区倾斜型发展战略，政策优惠向落后地区转移；先富地区的再发展不能再仅仅依靠政策优惠，而要靠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经验、技术等。二、引导基层政治发展。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主体目标是发展经济，政治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如何，最终取决于基层政治发展。托克维尔早就警告人们：“上层为共和制的而其余部分为极端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基层政治。

地区差距范文篇3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04年以来的研究文献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述评，分析了现有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收敛假说检验等几个方面。

刘夏明等（2004），张吉鹏、吴桂英（2004），谭小芬、李（2004）等对之前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而在此之后的大量研究尚未进行过认真的梳理。基于此，本文对2004年之后研究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文献进行综述。我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奇迹”，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我国并不是一个同质体，其内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同其所取得的增长绩效一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继而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

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描述和分解是2004年之前研究文献的主要工作之一，尽管使用的指标和分解方法有差异，但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是分歧最少的，大部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呈现短暂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扩大的“U”字型的变化过程。所争论的只是确切的“U”字型的谷底年份和不平等指数的大小，大部分研究认为是在1984年左右，也有20世纪80年代末，依测度方法和数据使用的差异而略有不同（张吉鹏、吴桂英，2004）。

2004年之后的研究文献大多认为1990年是拐点（石磊、高帆，2006；许召元、李善同，2006；刘夏明等，2004；管卫华等，2006）。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我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他们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1990是1978-2004年期间地区经济差距由缩小到逐渐扩大的拐点，但自2000年起，扩大的速度有所减慢，2004年出现差距缩小的现象，地区间条件收敛的速度为17.6%。黄涛等（2006）主要的经验研究结论有两个：一是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二是利用人均GDP指数和基尼系数将全国各省市划分为四个区域：“均衡领先型”、“不均衡领先型”、“均衡落后型”、“不均衡落后型”。这种区域的划分对于一个省市考虑发展道路时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2004年之前的研究，还是最新的研究进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已经取得了基本共识。

收敛假说检验的新进展

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基于三种思路：新古典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古典与新增长相结合的理论。国内文献对于我国地区间增长收敛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收敛理论，在Barro方程法或MRW框架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是否条件收敛或俱乐部收敛，或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进行考察。

2004年以来，基于这些框架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董先安（2004）认为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20世纪90年代以来存在俱乐部收敛，地区间条件收敛的速度为9.8%。彭国华（2005a）认为全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收敛，只有条件收敛，省际收入条件收敛的速度为7.8%。三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随后，彭国华（2006）利用最大主成分分析法检验地区增长收敛的强弱，认为1978年以来，东部地区的收敛性变强，而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敛性变弱。赵伟、马瑞永（2005）认为，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在1978-1989年间表现出了显著的收敛性，1989-2002年间表现出了发散性，1978-2002年间总体上又存在一定的收敛性。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1990年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以不变价人均GDP增长速度表示）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性，收敛速度约为每年的17.6%，尽管采用数据的时期不同，这个结论和SlyvieDemurger（2001）、FangCai等（2002）、林毅夫等（2003）和彭国华（2005a）的研究类似，收敛速度的大小与SlyvieDemurger和林毅夫的结论类似。

不同的结论包括：徐现祥、李郇（2004）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增长存在绝对收敛，并且沿海与内地城市间差距不大，也未呈现差异扩大的趋势。石磊、高帆（2006）认为1978-2004年的时段内，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滕建州和梁琪（2006）发现我国东部地区随机收敛于其补偿差异均衡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随机发散。彭国华（2005b）从部门的角度进行了分解，发现部门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99%，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化的贡献只有1%，从部门总效应来看，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对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75%。分析表明，我国省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发散，发散的87%来源于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但是部门之间显示出了很强的异质性，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是微弱发散的，而批零贸易餐饮业则显示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但朱发仓、苏为华（2006）利用1985-2003年6大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除中部的工业外，其余各行业在3大地区都存在收敛性，其原因是各个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果。

有别于以上的静态分析，张茹（2008）从动态视角验证了地区间经济收敛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结论显示，1978-1990年，地区绝对收敛趋势显著，西部和内陆地区的收敛速度快于东部和沿海地区。而在1990-2005年，地区经济增长趋于发散，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散速度大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通过控制一系列结构变量（投资效率、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政府作用、所有制结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收敛速度大约为每年的2.2%。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以及沿海、内陆地区内部均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

条件收敛现象虽然承认了经济体可以收敛到不同的稳定状态，但无法解释许多期初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和经济结构特征相似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大相径庭的现象（CarterandBarrett，2006）。同时，一旦经济增长过程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基于线性模型的设定偏误，条件收敛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是不稳键的（Jean-Claude，2005）。这使得多重均衡理论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彭方平等（2007）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多重均衡现象。当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时，经济处于低水平陷阱。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同一的收入状态里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较高收入状态的省区收入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状态的省区。

对于收敛假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在转型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所依赖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在我国各省区是否成立？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假定了资本存量的增加快于劳动力的增长。但这一前提条件在我国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呢？沈坤荣、唐文健（2006）认为处于转型中的二元经济，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会使新古典收敛机制失去作用（劳动力增长可能会快于资本增长，资本边际收益不一定是递减的）。这意味着索洛收敛机制在我国并不存在（刘强，2001），但是由于转型经济所存在的政府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使经济具有制度上的收敛机制。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经济将像新古典理论预言的那样直接收敛；相反，如果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经济收敛有可能出现先发散后收敛的趋势，呈现出倒U型动态特征。对我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小，政府配置资源的收敛效应较大，我国经济增长处于第一种收敛趋势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转型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加大，经济增长是发散的。但是，依据工资产值，1998年可能是经济增长由发散转向收敛的“拐点”。

吴玉鸣和徐建华（2004）运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和时空数据（PanelData）模型发现，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经济增长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但是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性明显增强，并不意味着地区经济增长是发散的，林光平等（2005）采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分别采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对各省市间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存在收敛的趋势，但收敛的速度越来越慢。吴玉鸣（2006）利用空间误差模型也证明考虑空间自相关的影响后，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张晓旭、冯宗宪（2008）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空间分布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迅速提高引起的，这表明正的空间自相关以及空间异质性是存在的，而且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和地理位置对于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的作用随时间加强；在考虑了空间自相关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地区增长存在收敛的趋势。

对已有文献的述评和思考

尽管在数据和计量方法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都同意呈“U”型的变化趋势，地区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绝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在控制了一些变量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条件收敛。对于收敛的实证检验都注意到了我国经济增长中阶段性和区域性，大多数的研究仍然依据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使用的静态数据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了新古典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在研究中使用面板数据、动态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新的方法，这些新方法的使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益的补充，而且也到了一些更为具体和深化的研究结果。针对已有的研究，笔者作出以下思考：

地区差距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地区差距；对策

一、引言中国

由于我国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东西部的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有较大的差异。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质和竞争力，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增长质量、增长速度，竞争力和整体优势，决定着资本配置的效果。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继20世纪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目前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成形成，即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实行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原因

（一）自然条件

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60％，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接导致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性。而中西部的地形是属于则封闭式的，其地理环境比较复杂，生存条件差，气候也比较差，并且其离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更是比较的远，所以说，光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自身的原因，难以招来外资，是没有办法形成生产力的。

（二）历史因素

历史上，西部就是比较贫困落后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是最先发展起来，而后慢慢向四周扩延的。在古代史上，西部就比较落后。到了近代，由于东部地区受到西方商业文明的影响而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相对来说慢的多，就显得越来越落后。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唐宋以来的西部社会经济衰落和东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正是体现这一种趋势。西部地区地貌复杂多山，在农业社会里，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土地资源不足，久而久之便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落后。

（三）环境影响

西部虽然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相对来说，西部许多地方是穷山恶水，平原较少。这，在农业社会，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对商业社会而言，大山大河也阻碍了交通。这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而且，交通的落后直接导致了文化交流的进行。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给予东部地区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减免税收、建立经济特区等等，这些倾斜的政策让东部迅速的发展壮大了起来。只有现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开发西部。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的对策

（一）国家的政策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开放性的政策都是成功的，三沿（沿海、沿江、沿边）对外的开放等。这些政策的实践证明了，我国东西中地区的差距正在逐步的缩小。政府还通过宏观的调控措施，加强不发达地区的投资，扶持落后的经济地区，从而达到地区间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加强东西部的合作

多年来，西部千方百计为投资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践证明，东西部优势互补，是企业行为的自主选择，更是政策效应之所必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的成功的，但是还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化的问题，全球经济化使得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利益的角逐更深进入白热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凭借着自身的综合实力优势占据着有利的空间，而相对落后的西部，由于其经济比较薄弱等原因，会使自己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现在的市场对技术，质量等方面要求都是比较高，这样的情况下西部所承受的竞争压力与风险就更大了。

（三）突出地区优势

我国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政策干预等原因，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一样，东西经济差距比较大。充分发挥东部的优势，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东部地区较西部而言有以下的优势；

1.市场优势：东部地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其市场的程度较高，从而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为率先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金融的优势：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中，金融是必不可少的，东部由于人们的金融意识比较浓，市场市场也比较多，资金充足，金融体系较完善，这些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人才与技术的优势：技术是现代化的动力，人才是现代化的核心，人才与技术是不可缺少的。东部地区在研究和开发经费上所花费的要远远超过西部，这使得东部能够由以往的传统产业改造为高新科技技术，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四、小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东西中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在逐步变化。相对落后的西部由于种种原因发展较慢，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部应当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发达地区进行沟通，引进人才等手段，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我国政府应当大力的给予政策的支持，地区与地区之间应当互相的帮助。最终达到平衡发展、协调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

[2]李国平,范红忠.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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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过大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财富分配不均也日益加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过大取代了平均主义盛行，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总工会代表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指出，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劳动报酬从53.4%下降至39.7%。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对此有些学者解释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有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例如2004年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转为营业盈余，所以现在劳动收入的比重被低估了。但这不能解释2004年之前劳动收入持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收入仍无明显回升问题。更不能解释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而且，劳动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足以说明普通职工收入的变动状况。如果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还应考虑工资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差别不大，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差别不大，且那时企业职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障费;二是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中还包括要缴纳约占基本工资10%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所以笔者认为，20多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的确是大幅度下降了。再看衡量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0.3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0.47，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实际超过了0.5。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马太效应似乎得到了验证。富二代与贫二代的继承，更加让人们担忧马太效应会进一步放大。但是，别忘了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那么这种马太效应就应当被终止，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共同富裕。

贫富差距过大不是转型期必然

要终止马太效应继续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发挥作用，首先要分析为什么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致使基尼系数远超世界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人分析，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富余农业劳动力进城，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价格所致。他们推断，在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市场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普通劳动者必须忍受社会财富大量被精英集团占有的现状。一些人更进一步论证，普通劳动力价格低，是我国唯一的国际竞争力所在，不仅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更不能搞社会保障，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那就是“自损国力”，国际资本就会转移到越南、老挝等地去了。与此同时，这些人又不厌其烦地论证企业高管的工资福利应当与国际市场接轨，否则高级人才就会流失。尽管没有人相信、也没有案例可以说明，由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高管或变相的国企高管流失到海外了，但高管们的工资福利确实大致与欧美接轨，上百万的大有人在，上千万的不足为奇。按照这种“精英接轨欧美，劳工比肩越南”的“特色”分配理论，马太效应自然大行其道。

那么，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报酬比重真的一定要下降吗?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一定压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明，这似乎是趋势，但日本、台湾的经验却证明如果处理得好，在经济起飞阶段贫富差距不一定会拉大。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阶段，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日本战后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1955年到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从约220美元提高到10950美元，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降反升了13.6个百分点，达到54.3%。即便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高峰时期，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报酬比重达历史最低点的1915年还为55%左右，也高于我国现有的劳动报酬份额。至于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在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基尼系数一般在0.3，从未超过0.4。为什么就不能学学这些经验呢?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比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照顾普通劳动者的权益。

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还要从我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点着手分析。按照人口增长态势，从1980年改革开放直至2020年左右，我国都处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态，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分析特点。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析特点。把体制分析与数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探讨我国的劳动报酬、贫富差距问题。

行政主导下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失衡

先分析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市场。至今我们还是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市场，这在整个经济社会渐进转轨的大背景下是必然的。现在每年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5000多万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分流，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结构调整，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政府主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要看这期间逐步积累的重大问题。

一是一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如果把证券业归到金融业一并计算，行业差距也高达6倍。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年～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美国的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低于采矿业。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并不是由其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高，从业者受教育年限较长，付出成本较高，因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应较高。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流动自由、合理，行业工资差距其实是各个行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超过巴西，跃居世界之首。如此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主要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

二是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农民工工资偏低，并不仅仅是农民工供大于求的结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割裂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工人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000至5000亿元，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多年累积下来，仅农民工工资欠账这一块，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就极其巨大。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所占人口比重与我国大致相当，20年之内，日本完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日本没有“农民工”的概念，更没有“第二代农民工”的现象，日本的农民从农村迁出后，14天之内就可到所迁移地的政府登记，变为当地人，他们的子女如是适学儿童，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与当地儿童一样安排入学。经过20多年的经济起飞，我们却还在研究所谓“第二代农民工”问题，其关键在城乡户籍制度的分割。户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政府责无旁贷。

行政性行业垄断以及以户籍等行政手段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这两大问题是刘易斯曲线根本没有涉及的，因此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只讲刘易斯曲线远远不够用。

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影响劳动报酬比重

再分析总量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在相当长时期内，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是人们都公认的。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一些学者总是强调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特点，以此证明普通劳动者工资福利待遇低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供求规律没有任何异议，但应指出，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

工业化初期，工人没有结社权利，身无分文的零散工人面对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处于绝对劣势。结果，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步，生产发展与生产过剩同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在危机中受害最深的还是工人，致使工人运动风起云涌。20世纪30年代，为处理好劳资矛盾，罗斯福一上台，就于1933年出台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发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此后，其他发达国家相继效仿，使劳资集体谈判成为现代劳动力市场上确定工资福利待遇的正常机制。其实，处理劳工问题需要政府、雇主、工会三方协商的思路，早在1917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时就提出来了，但真正在一个国家做到“组织落实”的，是罗斯福政府。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三方性原则是对协商全国性的劳工立法和处理重大劳资纠纷而言。一般情况下，在行业或企业层次，政府不干预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千万不要误解三方性原则意味着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一个企业内部的具体工资、福利等劳资关系事务，那就是“政企不分”了。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推行集体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正如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指出的：“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此外，雇主组织的作用也远没有到位。因为劳动力是跨企业、跨行业流动的，因此集体谈判不能只局限于单个的企业，那样会造成攀比效应，多数情况会推动工资福利的过多增长。所以雇主需要协调行业的工资福利水平，并进而协调不同行业的工资福利水平。这就必须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处理劳工关系的雇主组织。但是，在去年的吉林通钢工人群体事件、今年的富士康职工跳楼事件、苏州工业园罢工事件、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重大劳资纠纷中，几乎看不到工会与雇主组织的作用。工会组织职能转变不到位，雇主组织的自律维权作用极其微弱，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成熟程度还很低。在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背景下，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从而进一步压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这是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

对平抑贫富差距的几点建议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当首先考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现在到了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构筑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首先考虑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和谐。不能因为蛋糕迅速做大了，就陶醉于“总量第二”、“一枝独秀”，看不到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失衡已成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也不能因为现在出现了资本过分剥夺劳动的现象，就向往过去那种一切都凭票分配的贫穷平均主义。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只能深化改革，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遵循通过劳资集体谈判协调工资和有关劳动条件的国际惯例。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就通过了《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公约》，提出“最广泛地发展与使用集体协议的自愿谈判程序，以便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就业条款和条件”。而我们一些学者至今停留在18世纪末“生存工资”理论水平上分析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孙中山先生针对中国劳动力多的国情还提出“节制资本”，如果我们搞“节制劳工”，那就不如“三民主义市场经济”，何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收入分配领域，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应更多承担直接责任，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税收等手段加大社会共济，平抑分配差距。在一次分配方面，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和加强监管，建立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秩序，如加快改革户籍等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体制障碍，反对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等。但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分配，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公务员之家

地区差距范文篇6

一、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已刻不容缓

1、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铺就了更加宽阔的阳光大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坚持非公有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大做强”，这些论述已成为我国长期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指导方针，同时也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是增强落后地区经济实力，缩短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迫切需要。XX市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后发展地区，2002年全市共完成GDP53.16亿元，相对130万的人口大市来说，GDP总量严重不足，形势不容乐观。从经济来源看，仍然依靠煤炭、水电、劳务、农业、服务业等传统渠道，而坪地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工业。从经济结构看，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8.6%、35.2%和36.2%，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坪地镇25.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严重偏低，低于坪地镇24.8个百分点。从人均GDP占有量看，仅为4000多元，与坪地镇无法相比。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农民人平只有2815元，比坪地镇少6582元；城镇居民人平只有6645元，比坪地少19667元。从经济效益看，财政收入只有1.88亿元，人均仅145元；坪地镇财政收入达1.1亿元，人均达到9735元。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看，即使到2010实现GDP翻两番，人均占有量也只有1.3万元左右，与全国人均2.4万元的小康社会水平要求仍然相距甚远，与坪地镇等发达地区更是无法相比。要改变我市当前落后的财政状况，推进市域经济全面加速发展，必须借鉴坪地镇等沿海发达地区成功经验，加快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工业经济。

二、坪地镇发展民营经济的成功做法

坪地镇虽是一个年轻的城镇，但在“弹丸之地”上已建立了7个工业园区，集聚了500多家工业企业，其中民营企业达170多家，民营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多。究其原因，有以下五条成功之道。

1、思想大解放。坪地镇将民营经济视为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一员，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民营企业，排除了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藩篱，让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充分享受与公有制经济和外资企业同样的国民待遇。坪地人能正确看待民营企业绞尽脑汁赚来的辛苦钱，只有其收入合法，无论是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所得；无论赚多，还是赚少，从不嫉妒眼红，都会依法为其提供有力保障；正是这种不遗余力地鼓励、支持和保护，使得该镇的民营企业根深叶茂，蓬勃发展。

2、政策大稳定。政策是民营经济的“激活器”。无论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他们投资时看中的指标就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怕的是政策朝令夕改，因为有时政策上的任何一个小的修改，都可能改变市经济中的竞争规则，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坪地镇早几年就根据深圳市的大政策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直保持不变，给民营企业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该镇按照党的十六大及省、市民营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放宽民营经济市场准入条件上又增添了不少优惠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搭建了一个更为宽阔的舞台。

3、企业大聚集。坪地镇的民营经济如此发达，得益于以镇为单位，打破行政村界线，重点规划、开发、建设了富裕工业区、奔康工业区、高桥品牌工业园等7个特色长期工业园区，筛选了一批规模大、素质高、实力强、污染少、有前景的项目入园开发，在产品方面不拘一格，有大件产品，也有牙刷、粉笔等小件产品，更有生产成品所需的各种构件，这样形成了合理的产业布局，带动了工业开发向集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4、存款大激活。民营经济属本土经济，只要政策优惠、环境宽松、有钱可赚，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主愿意投资扎根本乡本土。基于此，坪地镇在保持政策长久不变的同时，充分发挥居民银行存款余额的最大效益，在家门口发展民营经济，政府对每一个回乡创业人员，根据所办企业规模给予1—5万元不等的资金扶持。正是这种积极措施，该镇现每百户家庭拥有民营企业数达到了40户，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达到了29家，民营经济从昔日小打小闹的家庭工厂形式的“小狗经济”，培育成了今日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的经济优势。

5、政府大放手。坪地镇在为民营企业服务方面，能摆正自身位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只服务，及时为企业排扰解难。坪地镇正是清楚企业家这种“愿赌服输”的特别素质，从不插手过问企业的生产经营。对于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如办证、贷款、资金扶持等一切服务以及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不满作为，一律由行业协会出面办理、协调。由于坪地镇致力营造了一个宽松环境，使得该镇的民营企业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发展景象，家家企业正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按照市场的规则依法竞争，自由发展。

三、全面落实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积极措施

1、制定一套稳定的发展政策。一要放宽市场准入领域。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产业，都应当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对传统观念认为的只能由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都要引导民营企业采取企业化运作来建设和管理。二要降低企业进入门槛。职能部门在为民营企业办理证照等有关手续时，要简化审批手续，取消前置条件，下放审批权限，承诺办文时限。无论民营企业多大投资规模、何种经营方式、占有多少比例、发展速度快慢，在土地征用、税费征收等方面，都应享受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同等待遇。

2、组建一个有力的服务机构。要把发展民营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重点工作进行安排、调度、研究、检查、评比，认真研究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按照省、市部署，尽快成立中小企业管理局，组建坚强有力的管理服务机构，改变长期以来的多头管理和缺位管理等问题。要成立民营企业投诉中心，名正言顺为民企代言。同时要发挥工商联、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千方百计解决其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共同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3、开拓一条宽广的融资渠道。要采取积极措施激活38.6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尽快解除其长期以来的“休眠”状态，鼓励和支持有经济头脑的市民贷款发展各类民营企业。同时要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为区域内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建立民营企业资信档案，特别要切实加强对一批有市场、效益好、信誉佳的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

4、引进一批知名的外资企业。要坚持重外不轻内、重大不轻小的原则，以优惠的政策、优质的服务、优良的环境吸引广大投资商。在招商方法上要不断创新，让一切招商形式涌流，形成“招商”合力。一是组建若干小分队常年蹲点沿海发达地区，采取“贴身紧逼”的办法，广泛寻求招商对象，引进一批投资商前来投资办厂。二是积极组团参加各类重点招商洽谈会，在重点活动中招商引资。三是充分利用亲情、友情、乡情招商，尤其要激发XX籍在外经商人士的爱乡热情，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并通过他们引进更多的资金和项目。四是积极鼓励和支持现有各民营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实行以商招商。五是严格招商引资目标责任制，实行奖罚兑现。此外，还要高度重视国家科研项目招商、网上招商等其他招商方式。

地区差距范文篇7

一、引言

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是当前县级政府预算内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规定由各省具体制定省以下财政体制。总体看来,现期省以下税收划分仍具有行政集权和财政包干的色彩,并形成财权向上级政府集中、事权向下转移的倾向(阎坤,2007)。在不改变事权的条件下,上级政府纷纷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弥补基层财政支出缺口。1999年县级总支出的40%来自于转移支付,而部级贫困县甚至高达61%(陈锡文等,2002),2005年县级总支出的42.93%来自于转移支付。

2002年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进一步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为了推行改革,保证目前财税体制的平衡运行,中央增加了“农村税费改革”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在缓解县财政支出压力,特别是“保工资、保运转”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均等化目标受到忽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服务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

目前对省级财政差距研究较多,对全国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研究较少。县财政差距可以分解为省内差距和省际差距,这与各县财政状况不仅牵涉到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还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关。本文选取我国七省内所有县级政府为样本,以2000-2005年为样本期间,采用广义熵(GeneralizedEntropy,GE)指数和广义熵因素分解法等工具考察了样本县财政差距的表现,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平衡效果如何?农业县财政差距和非农业县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表现?在县级政府各项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中,哪些项目扩大了财政差距,哪些项目缩小了财政差距?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部分采用不同的指标分别测算了样本总体、农业县和市辖区的财政差距,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采用因素分解法衡量各收入项目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和绝对贡献;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几点启示。

二、方法和数据

地区财政差距一般以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表示。县级政府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总收入包括本年收入(R1)和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两部分:本年收入包括当年的税收和部分非税收入,总收入下平衡部分包括政府间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和其它未包括在本年收入中并增加收入的部分。总支出包括本年支出(E1)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两部分,本年支出包括当年的所有支出项目,总支出下平衡部分包括所有政府间上解支出和未在本年支出中包括的支出项目。各项目的关系如下式:

R1+R2=E1+E2+ACS(1)

其中ACS表示年终结余①。按照Tusi(2002)的分析框架,县级政府用于辖区内的财政支出可表示为:

E1=R1+R2-E2-ACS(2)

(2)式右边各项构成县级政府本年支出的来源。表1列出了我国县级政府2005年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各大类科目。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部分收费项目包括在其它收入中。税收中营业税、其它收入和增值税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农业税类②的比重较小。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包括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从表中看,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中转移支付收入几乎占到了一半,财政自给率与分税制改革前相比大幅度下降(王春娟、焦雨生,2007)。2005年县级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和2002年后增加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返还③(见表2),占转移支付总收入的33.2%。1994年后,税收返还在转移支付中占主要地位,但这项返还以税收来源地为基础,有利于发达地区,1998年后,随着专项补助④增加,税收返还在总转移支付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黄佩华,2003)。除税收返还外,转移支付收入还包括过渡期转移支付补助(2002年起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体制补助(和体制上解)、结算补助、专项拨款和其他补助⑤等。Zhang(2001)和Wong(1997)认为,专项补助分配具有拉大各省差距的效应,原体制补助平衡了各省之间的财政差距,但是相应项目对县级政府差距的影响效应如何,研究还较少。

(一)总体财政差距、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

笔者首先运用GE指标和基尼系数测算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GE(GeneralizedEntropy)指数也称广义熵指数,算式如下,

以人口比重加权的人均财政支出。根据GE指数将整体差距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的特性,笔者将样本县按省分组,测算样本县的省内财政支出差距和省间财政支出差距,分解公式如下,

其中W表示省内差距,B代表省间差距,其它变量含义同(3)式,笔者测算c=0和c=2时的GE指数(Ic(e),c=0,2)。同时我们运用基尼系数(IG(e))测算各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以进行对比。

(二)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

为了测算各收入来源项目的差距对财政支出差距的贡献率,Tusi(1998;2002)利用Shorrocks(1982)提出的GE因素分解法建立了分解各收入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贡献率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一框架,j省份i县的本年支出Eij可以表示为:

eij=r1ij+r2ij+…+rpij+t1ij+t2ij+…+tQij+?啄ij(6)

其中rpij(p=1,2,…P)表示R1中第p种税收的人均值,tqij(q=1,2…Q)表示R2中第q项转移支付补助减去E2中同类上解的人均净收入,?啄ij表示年终人均结余(ACS)收入。(6)式也可以表示为以下向量形式,其中e,r1,r2,…rP,t1,t2…,tQ,?啄分别与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及结余项相对应。

vi=(vi1,vi2,…,vi,j),v=e,r1,r2,…rP,t1,t2…,tQ,?啄

v=(v1,v2,…,vj),v=e,r1,r2,…rP,t1,t2…,tQ,?啄(7)

通过分解,财政支出总差距I(e)可以表示为:

贡献率表示为:

若s(v;x)满足Shorrcks(1982)提出的一系列条件,s(v;x)可表示为:

其中cov(v;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和的相关系数,var(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的e的自相关系数。如果cov(v;e)结果为负,那么相应的v有缩小差距的作用,反之则有扩大差距的作用。

本文利用2000-2005年中国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七个省份⑥所有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一般预算财政收支数据,运用GE指数和基尼系数测算了样本县财政支出差距,并运用GE因素分解法和由Tusi(1998;2002)建立的分析框架考察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仅以预算内财政数据为基础:本文所指的财政差距仅指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差距。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部预算司和国库司编写的2000-2005年各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⑦和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印的2001-2006年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三、总体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与分析

将样本县按省分组,表3列出了所有县区的总体财政差距(e)以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为了考察城市和农村地区各自的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趋势,我们还分别选取了农业县(er)和市辖区(eu)并考察各自的总体财政差距状况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

表3中采用三项指标的衡量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表明财政差距对指标的选择较敏感,但从图1的变化趋势上看,三项指标均在初期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其中I0(e)和I2(e)在2001和2002年急剧下降后缓慢上升,IG(e)仅在2001年有轻微的波动。样本中市辖区的财政差距逐年下降,其中I0(eu)和I2(eu)在期初大幅下降后降幅趋缓,IG(eu)的变化较平稳;与市辖区相比,三项指标所衡量的农业县财政差距I(er)都是逐年上升的。由于总体财政差距是农业县和市辖区差距按照人口加权的结果,逐年增加的农业县差距I(er)抵消了市辖区I(eu)的下降趋势而使总体财政差距I(e)扩大。从影响程度来看,市辖区间财政差距较大,期初甚至达到农业县差距的两倍以上。这一结果说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间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总体财政差距,但随着农村地区差距扩大,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返回到逐渐扩大的趋势上来。

就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的测算结果看,c=0和c=2时的省内差距都大于同期的省间差距。样本总体的省内差距在期初都有较大幅度的缩小,这也许与各省在2001或2002年间完善省以下分税制、均衡省内地区差距有关,但2002年后省内差距又有缓慢上升的趋势。省内的均衡性支出一般投向欠发达的农业地区,对农业县省内差距的影响较小。同期一省内部市辖区的差距缩小,省间差距增加,表明各样本省份省内城市的发展差距缩小,同期各省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从绝对指标看,农业县和市辖区的省内差距均大于省间差距。

四、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与分析

(一)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相对贡献率

2005年各收入项目对财政支出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如图2所示。因为各时期地区间总体差距I(e)不同,所以相对贡献率s(v;e)的变化趋势并不与S(v;e)的变化趋势相同。

1.税收项目差距对财政差距的效应。图2中税收收入差距主导了地区间财政差距,其中与二、三产业发展关系密切的增值税、营业税、房地产税等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较大:2005年营业税贡献率为24%,其次是增值税。大部分省都将包含小税种的其它收入划归县级财政,其它收入占县级政府税收的比重在1994-2005年间增加了1倍⑧,贡献率也从2001年的10.2%增加到21.4%。城建税的贡献率在样本期间比较稳定,保持在5%左右。企业所得税的差距贡献在2001年是27.4%,2002中央和地方实行所得税分享制度后,该税的贡献率保持在10%左右,与此类似,2005年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率为4.76%,比2002前降低了近1倍。但可以预计,这类税收的贡献率随经济发展还会升高。与流转税、所得税相比,农业税类对财政差距的贡献要小得多:2005年农业税取消后,农业税类中仅包括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为8.46%。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规模较大,农业税收入较多,所以这部分收入差距对整体差距的影响较小⑨。

2.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效应。图2显示了各转移支付项目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度,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补助、原体制净补助和当年结余收入有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税收返还和其它补助则扩大了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包括省对县和(或)市对县的补助,一般按照地区财政供养人口数和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计算补助规模,2005年这部分收入仅抵消了0.6%的财政差距,没有发挥弥补地区间财政差距的预期作用,原因是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事实上是在省、市、县之间分配,到县一级政府数额缩小,相对规模也缩小;另外,支付公式制定中的“往年”影响或“讨价还价”也会对平衡作用产生负面作用。相比较而言,专项补助和原体制净补助对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较大。税收返还继续成为拉大样本县间财政差距的“补助”项目,2005年税收返还差距解释了样本县20.4%的财政差距,而2002年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曾达到34.3%,下降的原因在于样本县财政支出中来源于税收返还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下降。其它净补助⑩解释了样本县1.6%的财政差距。

(二)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绝对贡献

表3列出了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绝对贡献的变化趋势,是各年份相对贡献率与样本县绝对财政差距I0(e)的乘积。各收入项目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不一定会与绝对贡献同向变化,这还要取决于各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构成,如增值税规模与地区GDP水平和非农产业发展状况相关(Tusi,2005);其次样本地区省以下分税制度差异也影响了县级政府各类税收的收入水平,表1是样本县所在省份税收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划分情况。表3显示,2001年后,各税收项目的绝对贡献随着总差距的缩小而缩小: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绝对贡献在2002年均有大幅度缩小,这可能与当年企业所得税由全部归地方所有到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有关,2004年企业所得税的贡献度又有上升,个人所得税贡献度较稳定。增值税差距仍然是引发地区差距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贡献度在波动中有下降的趋势,营业税和其他收入类的贡献度有些上升。由于样本县在产业结构上有较大差异,如山东、四川和湖南是农业大省,所以农业税类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一直在0.02左右波动,而城市维护建设税在2001年后变化较小,比较稳定。

中央进行税收返还后,各省一般会继续向下一级政府返还,但各省内的返还制度不同{11},表1中税收返还占县级政府总收入的12.37%,这部分收入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差距,但表4显示影响正在减弱。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效果好,但规模较小(见表1),2004年开始发挥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预计作用还会继续加强。其它净补助包含对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补助,其中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减免补助主要投向农业地区,这部分收入在期初扩大了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但影响逐渐缩小。原体制净补助和专项净补助的贡献值在样本期内变化不大,均缩小了财政差距。另外年终结余项缩小了地区间的财政差拒。

五、结论和几点启示

(一)结论

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表明:七省县级政府总体财政差距较大,且2001年后有上升趋势,其中市辖区间差距较大,但趋于下降,而农业县的差距较小,但在不断扩大。表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之间的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县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但随着农业县财政差距扩大,这种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逐渐回到扩大的趋势上来;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省内差距大于省间差距,表明中央政府平衡各省财政差距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省以下财政分配没有起到平衡地区差距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突出均等化特征。

对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税收差距较明显,县级政府增值税、营业税收入分布的地区差距较大,企业所得税差距和个人所得税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转移支付项目看,税收返还扩大了县一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原体制补助和专项补助都缩小了地区财政差距,从差距贡献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上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缩小财政差距的贡献较少,原因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且增长速度小于专项补助,另一方面也与公式设计不规范、均等化目标不明显有关;包含“增加工资补助”、“缓解县乡困难补助”等政策补偿性补助的其它补助项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差距;专项补助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最明显,这与Tusi(2005)得出的专项补助缩小地区差距作用较小的结论相反,这一结果可能与样本的选取有关系。

(二)几点启示

1.目前县级政府承担大量上级政府“下放”的责任,但基本没有正式的税收权力,税收不足使县级政府预算内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加重。但当前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均等化目标不明显,影响贫穷地区县级政府的发展潜力。

2.县一级政府“逆均等化”趋势显现。均等化目标仅仅是地方政府多重目标组合的其中之一,甚至还是较次要的目标。由于缺乏监督,上级政府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有被挪用和挤占的情况,难以达到均等化的预期效果。相关研究表明,一些长期接受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伏润民等,2008);袁飞等(2008)经实证分析认为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扩大有因果关系,原因是在禀赋比较少的地区,由于发展经济有劣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扩大财政供养人口以建立本地政治支持网络或保证地方稳定。

3.适当调整事权有利于县级政府财政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在一些以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重新划定政府间事权。张丽华、汪冲(200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单纯依靠转移支付制度的改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地区差距是不可能的,只有将农村教育事权上划中央政府和财政才是解决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最佳选择。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加,财力差的地区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效益外溢性服务的提供越来越勉强,随着信息化程度提高,地方政府提供的效率优势减弱,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或中央政府提供从效率上和解决外部性的角度是较合适的。

4.如何降低政府间制度改革中的谈判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配置也往往取决于上下级政府的政治谈判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区域间财力平衡等目标往往无法实现(Basley&Coate,2001;Ebel&Yilmaz,2002)。本文中财政差距中的省内差距状况证实了在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谈判成本更大。

5.需要说明的是,以人均财政支出额衡量地区间财政差距忽视了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地区间均等的财政支出并非代表均等化目标的最终实现。研究表明,即使是有明确使用用途的专项资金支出也难以为当地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WorldBank,2002)。所以地区均等化措施还需要通盘考虑财政支出投向和绩效水平,增加转移支付并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万能法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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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预算司编.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2006[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陈锡文.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4]杨之刚.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问题成因和改革建议[J].财贸经济,2004,(10).

[5]张丽华,汪冲.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中的制度缺陷——对中央转移支付作用及事权调整体制的思考[J].经济研究,2008,(10).

[6]袁飞,陶然,徐志刚,刘兴明.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J].经济研究,2008,(5).

地区差距范文篇8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区域经济差距;泰尔指数

一、引言

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受西方国家区域经济理论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侧重于不平衡增长理论，以需求侧改革为主，加大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投资的不平衡性也使得我国地区经济差距逐渐增大。其中，福建省投资和经济增长的75%都分布在闽东南地区，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增大。福建省“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我国学者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刘金全、于惠春（2002）认为实际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0.868），且在不同的经济周期的阶段，实际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互影响关系有所不同。龚曙明（2007）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孙静娟（2009）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的经济水平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毛中根、洪涛（2009）从政府角度研究，认为投资能够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郭国峰、刘孟晖（2006）认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具有区域差异性，但并未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二、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差异的影响性分析

将福建省各地区按照地理区域分工原则将其分为闽东（福州、宁德、莆田）、闽南（厦门、泉州、漳州）和闽西北（南平、宁德、龙岩）三个地区。本文选用福建省2000年-2015年相关数据。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将各城市的GDP根据GDP指数换算为以200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GDP；由于福建省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公布不全，因此各地区全部采用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换算为以200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运用泰尔指数将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进行分解为三大区域内差距、三大区域间差距和总经济差距。对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其整体波动幅度较大，从2000年的0.0607波动下降到2015年的0.0104；整体投资差距不断下降，金融危机过后，投资差距急速下降。组内差距与总差距总体波动一致，且组内差异是引起总差距的主要原因，组间差距比重自2010后一直波动上升，近几年，组间差距逐渐取代组内差距成为地区投资差距的主要原因。从组内差距构成看，2009年以前，闽南投资差距构成组内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厦门和泉州地区，使得闽南地区投资差距过大，金融危机过后，闽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骤减。闽东投资差距是构成组内投资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投资规模要远高于莆田和宁德，09年后，闽东投资差距代替闽南投资差距成为组内投资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区域经济总差距来说，其波动下降，从2000年的0.0497波动下降到2015年的0.0113，表明福建省各区域经济差距不断缩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与总差距总体波动一致，且组内差异是引起总差距的主要原因，2010年后，由于组内差距大幅度下降，组间差距也成为引起总差距的重要原因。从组内差距构成看，2009年以前，闽南地区的经济差距是造成组内差距的主要原因，厦门和泉州的经济发展较快，漳州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使得闽南地区经济差距过大，金融危机过后，闽南地区经济差距大幅度下降。闽东地区的经济差距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闽东地区福州作为福建省省会，经济发展较为快速，而莆田和宁德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拉动闽东地区组内差距，2010年及以后，闽东和闽南地区成为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闽西北地区经济差距一直较小。对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差距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变量及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残差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则t检验和F检验均失效，所以采用广义距估计（GMM）。在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情况下，采用异方差自相关稳健标准误的GMM估计是最稳健和最优的，一阶滞后项固定资产投资差距与区域经济差距作为工具变量。从下表1可知，GMM估计中变量及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2R为0.9472，表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差距能够很好的解释区域经济差距。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差距能够显著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即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差距，区域经济差距将增加0.3359个单位。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其检验对应的值为0.1854大于0.05，即认为一阶滞后项的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和经济差距外生，与扰动项不相关。对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检验，2R为0.6481，F统计量对应的值为0.0000，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不相关，因此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三、结论及建议

地区差距范文篇9

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第一，经济增长会扩大收入差距。LundbergandSquire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得出收入不平等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促进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张雪玲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和长期中二者均呈现正相关,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即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会加剧。

第二，经济增长会缩小收入差距。陆铭等通过分析得出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经济增长缩小了收入差距。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促使收入差距缩小,从而可能实现平等与增长相协调的目标。

第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间是非线性关系。Kuznets最早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陈昌兵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经济增长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收入差距，其会通过人力资本途径缩小收入差距，而物质资本途径却增加了收入差距。王少平等通过分析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由正向逐渐平滑转换为负向，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郭娜等利用非线性协整模型，得出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阻碍，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表明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吕炜和储德银从理论上分析二者间是倒U型的关系，并得出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张涛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显著存在，而且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0000元左右时，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增加而逐渐下降，与跨国面板的实证结论一致。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较大，有一些文献分区域对我国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陈安平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在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多样关系。王亭喜等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纵观以上主要文献，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没有给出实证结果，也没有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系数差别。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本文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可以区分出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详细分析二者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关系可能存在区域差异，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

二、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并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1998—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很好地验证了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对于全国而言，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增强，直到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6.7751时，经济继续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会扩大收入差距时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大力推出“惠民生”的措施，而且这些政策要向农村地区倾斜，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6.7751时，经济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以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共存的格局，进而促使整体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态势。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时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出台不同的措施。

第二，东部地区呈现典型的倒“U”型，经济发展处于低位时，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处于高位时，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全国的情况类似，也是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即经济发展处于低位时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采取措施降低收入差距问题；当经济发展处于高位时，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此时经济发展会自动缩小收入差距。另外，东、中、西部地区中，只有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是显著的，而且是正的。说明了东部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扩大了收入差距，可能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不明显。

第三，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当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中部地区可能会发生产业结构升级，由先前的以农业为主转向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对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可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不用关注二者的交互影响，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缩小问题。第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管处于哪个水平，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比较大，而资源大多数被城市人口所拥有，农民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因此经济发展会不断扩大收入差距。因此对西部地区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缩小问题，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差距问题。

地区差距范文篇10

关键词:县级政府;财政差距;GE指数;省内差距;省间差距

一、引言

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是当前县级政府预算内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规定由各省具体制定省以下财政体制。总体看来,现期省以下税收划分仍具有行政集权和财政包干的色彩,并形成财权向上级政府集中、事权向下转移的倾向(阎坤,2007)。在不改变事权的条件下,上级政府纷纷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弥补基层财政支出缺口。1999年县级总支出的40%来自于转移支付,而部级贫困县甚至高达61%(陈锡文等,2002),2005年县级总支出的42.93%来自于转移支付。

2002年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进一步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为了推行改革,保证目前财税体制的平衡运行,中央增加了“农村税费改革”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在缓解县财政支出压力,特别是“保工资、保运转”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均等化目标受到忽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服务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

目前对省级财政差距研究较多,对全国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研究较少。县财政差距可以分解为省内差距和省际差距,这与各县财政状况不仅牵涉到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还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关。本文选取我国七省内所有县级政府为样本,以2000-2005年为样本期间,采用广义熵(GeneralizedEntropy,GE)指数和广义熵因素分解法等工具考察了样本县财政差距的表现,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平衡效果如何?农业县财政差距和非农业县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表现?在县级政府各项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中,哪些项目扩大了财政差距,哪些项目缩小了财政差距?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部分采用不同的指标分别测算了样本总体、农业县和市辖区的财政差距,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采用因素分解法衡量各收入项目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和绝对贡献;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几点启示。

二、方法和数据

地区财政差距一般以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表示。县级政府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总收入包括本年收入(R1)和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两部分:本年收入包括当年的税收和部分非税收入,总收入下平衡部分包括政府间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和其它未包括在本年收入中并增加收入的部分。总支出包括本年支出(E1)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两部分,本年支出包括当年的所有支出项目,总支出下平衡部分包括所有政府间上解支出和未在本年支出中包括的支出项目。各项目的关系如下式:

R1+R2=E1+E2+ACS(1)

其中ACS表示年终结余①。按照Tusi(2002)的分析框架,县级政府用于辖区内的财政支出可表示为:

E1=R1+R2-E2-ACS(2)

(2)式右边各项构成县级政府本年支出的来源。表1列出了我国县级政府2005年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各大类科目。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部分收费项目包括在其它收入中。税收中营业税、其它收入和增值税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农业税类②的比重较小。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包括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从表中看,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中转移支付收入几乎占到了一半,财政自给率与分税制改革前相比大幅度下降(王春娟、焦雨生,2007)。2005年县级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和2002年后增加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返还③(见表2),占转移支付总收入的33.2%。1994年后,税收返还在转移支付中占主要地位,但这项返还以税收来源地为基础,有利于发达地区,1998年后,随着专项补助④增加,税收返还在总转移支付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黄佩华,2003)。除税收返还外,转移支付收入还包括过渡期转移支付补助(2002年起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体制补助(和体制上解)、结算补助、专项拨款和其他补助⑤等。Zhang(2001)和Wong(1997)认为,专项补助分配具有拉大各省差距的效应,原体制补助平衡了各省之间的财政差距,但是相应项目对县级政府差距的影响效应如何,研究还较少。

(一)总体财政差距、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

笔者首先运用GE指标和基尼系数测算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GE(GeneralizedEntropy)指数也称广义熵指数,算式如下,以人口比重加权的人均财政支出。根据GE指数将整体差距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的特性,笔者将样本县按省分组,测算样本县的省内财政支出差距和省间财政支出差距,分解公式如下,其中W表示省内差距,B代表省间差距,其它变量含义同(3)式,笔者测算c=0和c=2时的GE指数(Ic(e),c=0,2)。同时我们运用基尼系数(IG(e))测算各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以进行对比。

(二)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

为了测算各收入来源项目的差距对财政支出差距的贡献率,Tusi(1998;2002)利用Shorrocks(1982)提出的GE因素分解法建立了分解各收入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贡献率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一框架,j省份i县的本年支出Eij可以表示为:

eij=r1ij+r2ij+…+rpij+t1ij+t2ij+…+tQij+?啄ij(6)

其中rpij(p=1,2,…P)表示R1中第p种税收的人均值,tqij(q=1,2…Q)表示R2中第q项转移支付补助减去E2中同类上解的人均净收入,?啄ij表示年终人均结余(ACS)收入。(6)式也可以表示为以下向量形式,其中e,r1,r2,…rP,t1,t2…,tQ,?啄分别与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及结余项相对应。

vi=(vi1,vi2,…,vi,j),v=e,r1,r2,…rP,t1,t2…,tQ,?啄

v=(v1,v2,…,vj),v=e,r1,r2,…rP,t1,t2…,tQ,?啄(7)

通过分解,财政支出总差距I(e)可以表示为:

贡献率表示为:

若s(v;x)满足Shorrcks(1982)提出的一系列条件,s(v;x)可表示为:

其中cov(v;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和的相关系数,var(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的e的自相关系数。如果cov(v;e)结果为负,那么相应的v有缩小差距的作用,反之则有扩大差距的作用。

本文利用2000-2005年中国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七个省份⑥所有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一般预算财政收支数据,运用GE指数和基尼系数测算了样本县财政支出差距,并运用GE因素分解法和由Tusi(1998;2002)建立的分析框架考察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仅以预算内财政数据为基础:本文所指的财政差距仅指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差距。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部预算司和国库司编写的2000-2005年各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⑦和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印的2001-2006年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三、总体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与分析

将样本县按省分组,表3列出了所有县区的总体财政差距(e)以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为了考察城市和农村地区各自的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趋势,我们还分别选取了农业县(er)和市辖区(eu)并考察各自的总体财政差距状况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

表3中采用三项指标的衡量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表明财政差距对指标的选择较敏感,但从图1的变化趋势上看,三项指标均在初期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其中I0(e)和I2(e)在2001和2002年急剧下降后缓慢上升,IG(e)仅在2001年有轻微的波动。样本中市辖区的财政差距逐年下降,其中I0(eu)和I2(eu)在期初大幅下降后降幅趋缓,IG(eu)的变化较平稳;与市辖区相比,三项指标所衡量的农业县财政差距I(er)都是逐年上升的。由于总体财政差距是农业县和市辖区差距按照人口加权的结果,逐年增加的农业县差距I(er)抵消了市辖区I(eu)的下降趋势而使总体财政差距I(e)扩大。从影响程度来看,市辖区间财政差距较大,期初甚至达到农业县差距的两倍以上。这一结果说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间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总体财政差距,但随着农村地区差距扩大,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返回到逐渐扩大的趋势上来。

就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的测算结果看,c=0和c=2时的省内差距都大于同期的省间差距。样本总体的省内差距在期初都有较大幅度的缩小,这也许与各省在2001或2002年间完善省以下分税制、均衡省内地区差距有关,但2002年后省内差距又有缓慢上升的趋势。省内的均衡性支出一般投向欠发达的农业地区,对农业县省内差距的影响较小。同期一省内部市辖区的差距缩小,省间差距增加,表明各样本省份省内城市的发展差距缩小,同期各省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从绝对指标看,农业县和市辖区的省内差距均大于省间差距。

四、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与分析

(一)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相对贡献率

2005年各收入项目对财政支出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如图2所示。因为各时期地区间总体差距I(e)不同,所以相对贡献率s(v;e)的变化趋势并不与S(v;e)的变化趋势相同。

1.税收项目差距对财政差距的效应。图2中税收收入差距主导了地区间财政差距,其中与二、三产业发展关系密切的增值税、营业税、房地产税等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较大:2005年营业税贡献率为24%,其次是增值税。大部分省都将包含小税种的其它收入划归县级财政,其它收入占县级政府税收的比重在1994-2005年间增加了1倍⑧,贡献率也从2001年的10.2%增加到21.4%。城建税的贡献率在样本期间比较稳定,保持在5%左右。企业所得税的差距贡献在2001年是27.4%,2002中央和地方实行所得税分享制度后,该税的贡献率保持在10%左右,与此类似,2005年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率为4.76%,比2002前降低了近1倍。但可以预计,这类税收的贡献率随经济发展还会升高。与流转税、所得税相比,农业税类对财政差距的贡献要小得多:2005年农业税取消后,农业税类中仅包括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为8.46%。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规模较大,农业税收入较多,所以这部分收入差距对整体差距的影响较小⑨。

2.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效应。图2显示了各转移支付项目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度,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补助、原体制净补助和当年结余收入有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税收返还和其它补助则扩大了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包括省对县和(或)市对县的补助,一般按照地区财政供养人口数和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计算补助规模,2005年这部分收入仅抵消了0.6%的财政差距,没有发挥弥补地区间财政差距的预期作用,原因是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事实上是在省、市、县之间分配,到县一级政府数额缩小,相对规模也缩小;另外,支付公式制定中的“往年”影响或“讨价还价”也会对平衡作用产生负面作用。相比较而言,专项补助和原体制净补助对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较大。税收返还继续成为拉大样本县间财政差距的“补助”项目,2005年税收返还差距解释了样本县20.4%的财政差距,而2002年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曾达到34.3%,下降的原因在于样本县财政支出中来源于税收返还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下降。其它净补助⑩解释了样本县1.6%的财政差距。

(二)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绝对贡献

表3列出了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绝对贡献的变化趋势,是各年份相对贡献率与样本县绝对财政差距I0(e)的乘积。各收入项目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不一定会与绝对贡献同向变化,这还要取决于各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构成,如增值税规模与地区GDP水平和非农产业发展状况相关(Tusi,2005);其次样本地区省以下分税制度差异也影响了县级政府各类税收的收入水平,表1是样本县所在省份税收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划分情况。表3显示,2001年后,各税收项目的绝对贡献随着总差距的缩小而缩小: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绝对贡献在2002年均有大幅度缩小,这可能与当年企业所得税由全部归地方所有到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有关,2004年企业所得税的贡献度又有上升,个人所得税贡献度较稳定。增值税差距仍然是引发地区差距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贡献度在波动中有下降的趋势,营业税和其他收入类的贡献度有些上升。由于样本县在产业结构上有较大差异,如山东、四川和湖南是农业大省,所以农业税类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一直在0.02左右波动,而城市维护建设税在2001年后变化较小,比较稳定。

中央进行税收返还后,各省一般会继续向下一级政府返还,但各省内的返还制度不同{11},表1中税收返还占县级政府总收入的12.37%,这部分收入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差距,但表4显示影响正在减弱。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效果好,但规模较小(见表1),2004年开始发挥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预计作用还会继续加强。其它净补助包含对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补助,其中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减免补助主要投向农业地区,这部分收入在期初扩大了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但影响逐渐缩小。原体制净补助和专项净补助的贡献值在样本期内变化不大,均缩小了财政差距。另外年终结余项缩小了地区间的财政差拒。

五、结论和几点启示

(一)结论

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表明:七省县级政府总体财政差距较大,且2001年后有上升趋势,其中市辖区间差距较大,但趋于下降,而农业县的差距较小,但在不断扩大。表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之间的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县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但随着农业县财政差距扩大,这种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逐渐回到扩大的趋势上来;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省内差距大于省间差距,表明中央政府平衡各省财政差距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省以下财政分配没有起到平衡地区差距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突出均等化特征。

对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税收差距较明显,县级政府增值税、营业税收入分布的地区差距较大,企业所得税差距和个人所得税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转移支付项目看,税收返还扩大了县一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原体制补助和专项补助都缩小了地区财政差距,从差距贡献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上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缩小财政差距的贡献较少,原因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且增长速度小于专项补助,另一方面也与公式设计不规范、均等化目标不明显有关;包含“增加工资补助”、“缓解县乡困难补助”等政策补偿性补助的其它补助项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差距;专项补助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最明显,这与Tusi(2005)得出的专项补助缩小地区差距作用较小的结论相反,这一结果可能与样本的选取有关系。

(二)几点启示

1.目前县级政府承担大量上级政府“下放”的责任,但基本没有正式的税收权力,税收不足使县级政府预算内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加重。但当前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均等化目标不明显,影响贫穷地区县级政府的发展潜力。

2.县一级政府“逆均等化”趋势显现。均等化目标仅仅是地方政府多重目标组合的其中之一,甚至还是较次要的目标。由于缺乏监督,上级政府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有被挪用和挤占的情况,难以达到均等化的预期效果。相关研究表明,一些长期接受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伏润民等,2008);袁飞等(2008)经实证分析认为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扩大有因果关系,原因是在禀赋比较少的地区,由于发展经济有劣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扩大财政供养人口以建立本地政治支持网络或保证地方稳定。

3.适当调整事权有利于县级政府财政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在一些以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重新划定政府间事权。张丽华、汪冲(200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单纯依靠转移支付制度的改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地区差距是不可能的,只有将农村教育事权上划中央政府和财政才是解决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最佳选择。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加,财力差的地区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效益外溢性服务的提供越来越勉强,随着信息化程度提高,地方政府提供的效率优势减弱,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或中央政府提供从效率上和解决外部性的角度是较合适的。

4.如何降低政府间制度改革中的谈判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配置也往往取决于上下级政府的政治谈判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区域间财力平衡等目标往往无法实现(Basley&Coate,2001;Ebel&Yilmaz,2002)。本文中财政差距中的省内差距状况证实了在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谈判成本更大。

5.需要说明的是,以人均财政支出额衡量地区间财政差距忽视了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地区间均等的财政支出并非代表均等化目标的最终实现。研究表明,即使是有明确使用用途的专项资金支出也难以为当地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WorldBank,2002)。所以地区均等化措施还需要通盘考虑财政支出投向和绩效水平,增加转移支付并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万能法宝。

注释:

①年终结余是指总支出和总收入的平衡项目,是表示地区财政状况的基本标准。年终结余减去结转下年的支出就是财政净结余,赤字县就是指净结余为负数的县。

②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税类仅包括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③由于中央政府严格遵守税收返还规定,可将这部分收入看做是地方政府暂存于中央财政帐户中的部分。但是返还给各省级政府以后,各省向下级政府返还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采用全额返还,有的采用定额分享,大部分省份都采用分享制度,即省抽取市或县的一部分返还作为省本级收入或市抽取县的一部分返还作为市本级收入。

④县级政府的专项补助数额增加较快,从2000年的16.28万上升到2005年的80.14万。

⑤指与中央政策相配套的转移支付,2000年增加了增发国债补助、增加工资补助、省补助计划单列市补助和结算补助,2001年增加了民族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补助,2002年增加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2005年增加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三奖一补”转移支付。

⑥七省2005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3.15%,包含县级单位875个;地理分布能够代表我国的南北、东西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呈梯度分布;产业发展各具农业、制造业和资源优势;经济改革有先有后,主要的经济组织成分也不同;七省内县级政府的财政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

⑦2002年以前是财政部预算司编写。

⑧1994年其它收入占县级政府财政收入的13.3%,2005年上升到26.6%(根据《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计算)。

⑨农业税类中的契税规模在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的地区较大。

⑩其他财政净补助包括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2000-2002本科目为增加工资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转移支付补助、结算补助、农业税灾欠减免及企事业单位预算划转补助、其它补助、省补助计划单列市、调入资金、其它、国债转贷收入和上年结余及转补助数。

{11}参见财政部预算司编《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2006年出版)中对各省省以下政府税收返还制度的规定。

{12}2001年后一般预算收支表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科目,但仍按照“企业收入”科目数额记收入。2005年取消“企业收入”科目,按照“企业所得税”科目数额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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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GE(GeneralizedEntropy)andGiniindextoevaluatethefiscaldisparityofcounty-levelgovernmentinsevenprovincesinChinafrom2000to2005andexplore

theWithin-provinceandBetween-provincefiscaldisparity,theresultsevidencethatthewithin-provincefiscaldisparitycannotbeneglected;taxdisparityisstillth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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