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范文10篇

地区经济范文篇1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历史机遇，借助自治区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优势，通过实施“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带动战略，地区经济始终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千亿元关口，达1150亿元，同比增长24.3%，人均GDP超1万美元；财政收入达到200.8亿元，同比增长3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13.32亿元，同比增长42.8%，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新阶段，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排名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28位。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增长中呈现的显著特征是，民间融资作为一种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已成为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状况和特点

1、从事民间融资的机构多、数量多

据统计，经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担保公司159家，典当行12个，委托寄卖商行46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未正式办理手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难以数计。

2、民间融资业务发展迅速，投融资量巨大

据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对两家投资公司、1家担保公司、1家典当公司、1家委托寄卖商行的调查，注册资金为7000万元，投资总量为14000万元，民间融资4200万元，民间融资占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委托寄卖商行全部资金来源的60%左右。据估计，投资总量平均为注册资金的1.9-2.2倍，以此比例测算，全市投资公司投资总量在180-200亿元之间，吸收公众存款在87.4-107.4亿元之间。

3、民间融资参与主体多元，借贷用途多样

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等。资金投向由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与消费性资金需求并重。50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向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500万元以下的主要是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短期资金周转。

4、利率高、期限灵活、手续简便

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为月息18‰，最高可达25‰，期限最短为一个月，最长一年。发放贷款的利率视不同期限、额度而变化，一般为月息30‰-35‰。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资金需求旺季利率高达35‰-45‰，手续简便快捷，对中小企业有较强吸引力。

三、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高度发达内在成因分析

1、正规金融机构虚位为民间融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推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市场定位于面向大型企业、重点行业和企业，形成了对县域经济和农牧区信贷支持缺失。鄂尔多斯地区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充足资金，民间融资由此获得了生存发展空间。

2、资本的趋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生生不息的推动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放贷于何种行业何种企业，获利是其根本驱动力。随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居民收入大幅迅速增长。2002-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58元增加到17000元，年均增长18.8%。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居民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期望较高，寻求新的投资方式拓宽收入渠道。

四、鄂尔多斯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分析

1、民间融资对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1）民间融资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鄂尔多斯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扩张、实力增强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显著作用。但由于银行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经济复杂多变的融资要求，大部分民营企业未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民间融资强大的输血功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2）民间融资促进了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民间融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间接地支持了本地区的劳动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2006年末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37.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45.14%。民间融资主要支持的房地产业、公路桥梁等行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3）民间融资促进了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融资的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居民投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居民投资出现了多样化选择。民间融资投资的高额回报，加速了民间财富积累。

（4）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2、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间融资的逐利本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民间融资的本质是追逐受益最大化，加之自发性、松散性和信息滞后性特点，必然只关注利润收益，而漠视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冲击，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如近几年来国家已明令严格控制小煤矿、电石、铁合金等高载能高污染企业，但在行业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这些企业受民间融资扶持而屡禁不止，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2）民间融资分割了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影响金融稳定。民间融资机构未经银监局批准以存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18.56个百分点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冲击了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市场份额。200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为226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同比回落7.81个百分点，成为2003年以来储蓄存款增速水平最低的年份，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市场吸引了居民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储蓄存款的下降，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积累，对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信贷支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3）大量地下民间融资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流失。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方式进行征收，只能收缴在工商部门注册机构的税款，对从事民间融资但未办理注册手续的机构、个人无法进行征收；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形成事实偷税；民间融资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导致了储蓄利息所得税流失。

（4）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可能触发民间融资存在的薄弱链条，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市场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非法集资或卷款逃跑恶性事件，但民间融资链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有赖于民间融资“输血”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导致资金供应链断裂，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面临政策控制、供应过剩、成本上升三重压力，行业预期回报率下降，一部分民间融资机构已从房地产行业抽离资金或进行行业转型。房地产业是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资金借入方，市场趋冷，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房利润下降、资金回笼困难，一旦某一地产商无法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导致融资链条断裂，可能会触发大范围内的资金供应偿还问题，引致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5）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及其制度变迁。从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来看，新的正规金融制度必须正视非正规金融制度所导致的利益格局，但目前正规金融体系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做出的反应调整有限，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持续弱化，不利于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

五、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融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更新对民间金融的认知，为民间金融合理定位

根据国务院1998年《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定义，乱集资是指未经任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包括擅自以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方式筹资、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筹集股份等等。据此，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活动大多可被列入非法集资活动的范围。虽经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多次清理，仍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国有金融体系体制缺陷造成的，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为促进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应加强政策引导，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经营。

2、尽快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建议尽快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修正的重点一是对非法融资活动做出准确界定，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二是明确开办民间融资业务机构的条件。三是明确对民间融资的管理部门，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管理。目前民间融资机构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严重不足。由于缺乏法律支持，银监部门、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些机构实行业务监管，形成民间融资监管真空。四是制定明确细致的监管办法，有效监控此类机构日常运营与经营风险。五是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处罚标准和实施办法，对经认定的非法融资加大处罚力度。

3、加快中小金融机构建设步伐，改组改造非金融机构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组建民营银行、创投基金、小额贷款协会等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防范民营银行风险可以从提高注册资本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着手，切实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民营银行可利用其特殊的经营模式，较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昂交易成本和风险问题的优点，来补充大中型银行服务不足和空白。对民营银行要建立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确保民营银行健康发展。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有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应积极推动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对具有发展潜力和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进一步降低上市的门槛，给与更多的上市机会；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进行融资；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创办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鼓励风险投资发展。

5、加快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发挥其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

银行要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功能，加快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机构，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降低贷款门槛，对于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及时给予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地区经济范文篇2

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位于50°～80°E，35°～55°N，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个国家，北靠俄罗斯，南邻伊朗、阿富汗，东接中国，西达里海，土地面积接近400万km2．地貌特征南北差异明显，南部是荒漠、绿洲和山区，北部为草原、平原和丘陵．2012年GDP总量达3039.06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0.42%，二、三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三次产业之比为8.46∶42.67∶48.88，人均GDP达4651美元，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454.42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76%，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使中亚地区日益成为世界能源供给的重要地带和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亚各国历年的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网站等，为方便各国间数据比较，货币单位均转换为美元．

2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及阶段划分

2.1经济发展特征

近20年中亚地区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区域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GDP、三次产业增加值等均有较大的提高．其中，经济总量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增长速度平稳推进，人均GDP不断提升，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1)经济总量先减后增，各国差异显著中亚地区生产总值由1993年的848.08亿美元降至1995年的339.68亿美元，随后快速增加，2012年GDP达3039.06亿美元(表1)．由于各国经济基础和政策不同，经济总量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第一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在波动中快速增长，占中亚地区经济总量比重由5.50%增长到66.97%;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总量变化波动较大，整体略有增加;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总量先减后增，其占中亚地区经济规模的比重变化不大．2)经济增长速度波动上升中亚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6.95%，各年增长率呈波动变化．1993—1994年因通货膨胀塔吉克斯坦生产总值较高，导致1995年中亚地区的生产总值表现为明显下降．1996年以后中亚地区经济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3.76%，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1998年和2009年中亚地区生产总值有所下降．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一定差异，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增速较快，1995—2012年年均增速分别为16.20%与16.51%，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速度则低于中亚地区的平均水平，1995—2012年经济增速分别为9.96%，11.09%和9.02%．3)人均GDP不断提升中亚地区人均GDP随地区生产总值有所增加，1993年为304美元，2012年为4651美元，增长近15倍．各国变化具有差异性，哈萨克斯坦人均GDP增长最快，增长42倍，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增长7倍和8倍，塔吉克斯坦1993年人均产值数值较大导致增长幅度较小，土库曼斯坦则因人口基数大，导致经济总量的增长带来的人均GDP变化幅度较小．2012年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人均GDP大于3000美元，分别为12121美元和6798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分别为1717美元和1155美元;塔吉克斯坦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仅953美元(表1)．4)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中亚地区的三次产业均取得了长足发展，产值规模大幅增加．其中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分别由1993年的179.50，373.32和295.2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57.09，1296.62和1485.34亿美元(表2)，年均增速分别为1.91%，6.77%和8.87%，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第一产业．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第一农业大国，农业产值规模增长近5倍;哈萨克斯坦依托能源资源优势，工业发展迅速，逐渐取代土库曼斯坦成为中亚地区的工业大国，到2012年工业总产值达755.11亿美元，较1993年增长近8倍，占中亚五国总产值比例达68.35%;第三产业发展以哈萨克斯坦最为突出，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产业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国际贸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塔吉克斯坦的发展则较为缓慢．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由1993年的21.17%减小到2012年的8.46%;第二产业比重先降后升，由1993年的44.02%下降到1997年的33.26%再上升到2012年的42.67%;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由1993年的34.82%上升到2012年的48.88%．总体而言，中亚地区的农业地位显著下降，产业发展趋向于二、三产业，产业结构从二、三、一演变为三、二、一(表2)，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哈萨克斯坦第一产业比重持续降低，二产比重先降后升，三产比重先升后降;其余4国第一产业比重相对稳定，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二产业逐步增长、第三产业波动减小，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第二产业比重波动减小，第三产业显著增加．

2.2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根据中亚地区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结合前人研究将其经济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

1)经济停滞和衰退阶段(1991—1995年)

从独立到1995年，中亚各国开始打破旧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该阶段各国经济发展骤然失去依靠和联系，为制止经济形势恶化、巩固国家独立成果、建立独立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亚各国逐步建立健全的经济管理机构、相关制度和法律体系，并相继发行本国货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阶段，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下滑，三次产业均有所衰退，地区生产总值降低50%左右，其中一、二产业产值下降比较明显，分别从1993年的179.50亿美元、373.32亿美元下降到1995年的67.65亿美元和126.21亿美元．

2)经济复苏阶段(1996—2000年)

该阶段中亚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各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经济或工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进入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各国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调控作用，实行具有稳定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财政、社会保障等方面作出相应安排．这一阶段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各国经济普遍回升，但因亚洲经济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仍较为波动，1999年以后国民经济发展重新回升．到2000年，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分别达72.82，156.09和160.24亿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8.71∶40.11∶41.18．

3)经济稳定增长阶段(2001年以后)

2001年以后，中亚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注重经济区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能源战略地位促使其对外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系开始日趋完善并发挥作用，各国依托丰富的能矿资源，以资源贸易、资源开发为导向，纷纷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重点，各国经济普遍持续好转，经济发展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向三、二、一合理的产业结构演进．对外贸易成为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到2012年中亚地区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以能源矿产等原料为主体的贸易出口额达1414.91亿美元，以轻工食品等为主体的进口贸易额达1039.52亿元．

3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变与推动因素

3.1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

基于数据可获取性，以中亚各国为研究单位，选取人均GDP为指标，计算1993—2012年中亚地区人均GDP的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15-17］．结果表明，近20年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变化表现出先波动减小后逐步扩大的趋势．以标准差指数反映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1993—2012年中亚地区标准差指数总体有所上升，由478.49上升到4355.77，增长近8倍，年均增长204.07，这说明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在逐步扩大．根据变化幅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2个阶段:1993—2000年为波动减小阶段，该阶段处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停止衰退与复苏阶段，绝对差异呈现波动减小，由478.49减小到428.23;2001—2012年为快速增加阶段，这一阶段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依托区域资源进行工业发展，区域经济差距不断增大，由428.23增长到4355.77，年均增长327.30．这主要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相关，进入21世纪以后中亚地区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能源战略地位凸显．以变异系数反映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差异，近20年区域经济差异先减后增，可以划分为2个阶段．1999年以前为波动减小阶段，变异系数由0.99减小到0.54，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减小．2000年以后为平稳增加阶段，中亚地区经济发展走上快速增长阶段，各国资源禀赋、发展条件不同，经济总量增长与人均GDP增长也产生巨大差异，区域间经济差距逐步拉大，变异系数由0.65增长到0.96．

3.2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为反映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变化，以1993年、2000年、2012年中亚各国人均GDP数据，按中亚地区人均GDP均值的50%、100%、150%为划分标准，依次将各国分为低水平发展区(＜50%)、中低水平发展区(50%～100%)、中高水平发展区(100%～150%)、高水平发展区(＞150%)．能源产品出口长期给国家提供外汇收入，1997年以前土库曼斯坦是中亚的主要能源出口国，1993年其能源净出口量占中亚五国净出口总量的90%以上，是中亚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近年哈萨克斯坦逐渐成为中亚地区主要能源出口国，2000年以后能源净出口占中亚五国总量的比重高于50%且逐年增长，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由中低水平发展区域逐步演变成高水平发展区域(表3)，迅速成为中亚地区的第一经济强国，土库曼斯坦则由高水平发展区逐步演变成中高水平发展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经济发展水平逐渐由中低水平向低水平演变，吉尔吉斯斯坦则持续处于低水平经济发展区．从空间上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降低，由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演变成北高南低、一高多低的发展格局．

3.3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

中亚地区的能矿资源丰富，尤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世界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能源工业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各国均制定了能源发展战略，国际原油市场需求明显增加导致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也使其加快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开采和出口步伐，成为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对象，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能矿资源匮乏，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制约了其发展速度，导致了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中亚各国积极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了重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逐步完善的产业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使其逐步摆脱经济困境，经济联合作用显著增强．各国和平稳定的政治格局、连续的国家政策，及中亚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也促使俄罗斯、欧盟、美国和亚太国家对其能源进口需求的日益增加，有效促进了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4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1)近20年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总量先减后增，2012年中亚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39.06亿美元，因资源基础、经济政策与发展环境的不同，各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经济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整体有所上升，1993—2012年年均增速为6.95%;人均GDP不断提高，2012年达4651美元;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一产比重明显下降，二产比重先降后升，三产比重持续上升，2012年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分别达257.09，1296.62和1485.34亿美元，产业结构调整为8.46∶42.67∶48.88．

2)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1993—1995年为从独立到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停滞和衰退阶段;1996—2000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市场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的经济复苏阶段;2001年以后为积极参与经济合作的经济稳定增长阶段．中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在时间上表现出先波动减小后逐步扩大趋势;空间上，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不断降低，由均衡发展演变成北高南低、一高多低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归功于国内、国际因素的双重推动．能矿资源丰富、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市场经济改革的有效实施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地区经济范文篇3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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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地区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效应;泛珠三角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综述

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赢利空间也有限,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四、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崛起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厘定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智慧和战略战术,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区域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和竞争变量,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破除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的影响。泛珠三角战略作为国内的区域整合战略,是用人为的方法把地缘相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区组合起来成为经济区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模式,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泛珠三角战略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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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R],2008-06-19.

[3]赵伟,汪全立.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3);程玉鸿.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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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曙光.制度分析的误区及其校正[J].经济研究,2005,(10).

地区经济范文篇5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04年以来的研究文献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述评，分析了现有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收敛假说检验等几个方面。

刘夏明等（2004），张吉鹏、吴桂英（2004），谭小芬、李（2004）等对之前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而在此之后的大量研究尚未进行过认真的梳理。基于此，本文对2004年之后研究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文献进行综述。我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奇迹”，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我国并不是一个同质体，其内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同其所取得的增长绩效一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继而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

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描述和分解是2004年之前研究文献的主要工作之一，尽管使用的指标和分解方法有差异，但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是分歧最少的，大部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呈现短暂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扩大的“U”字型的变化过程。所争论的只是确切的“U”字型的谷底年份和不平等指数的大小，大部分研究认为是在1984年左右，也有20世纪80年代末，依测度方法和数据使用的差异而略有不同（张吉鹏、吴桂英，2004）。

2004年之后的研究文献大多认为1990年是拐点（石磊、高帆，2006；许召元、李善同，2006；刘夏明等，2004；管卫华等，2006）。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我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他们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1990是1978-2004年期间地区经济差距由缩小到逐渐扩大的拐点，但自2000年起，扩大的速度有所减慢，2004年出现差距缩小的现象，地区间条件收敛的速度为17.6%。黄涛等（2006）主要的经验研究结论有两个：一是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二是利用人均GDP指数和基尼系数将全国各省市划分为四个区域：“均衡领先型”、“不均衡领先型”、“均衡落后型”、“不均衡落后型”。这种区域的划分对于一个省市考虑发展道路时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2004年之前的研究，还是最新的研究进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已经取得了基本共识。

收敛假说检验的新进展

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基于三种思路：新古典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古典与新增长相结合的理论。国内文献对于我国地区间增长收敛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收敛理论，在Barro方程法或MRW框架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是否条件收敛或俱乐部收敛，或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进行考察。

2004年以来，基于这些框架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董先安（2004）认为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20世纪90年代以来存在俱乐部收敛，地区间条件收敛的速度为9.8%。彭国华（2005a）认为全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收敛，只有条件收敛，省际收入条件收敛的速度为7.8%。三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随后，彭国华（2006）利用最大主成分分析法检验地区增长收敛的强弱，认为1978年以来，东部地区的收敛性变强，而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敛性变弱。赵伟、马瑞永（2005）认为，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在1978-1989年间表现出了显著的收敛性，1989-2002年间表现出了发散性，1978-2002年间总体上又存在一定的收敛性。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1990年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以不变价人均GDP增长速度表示）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性，收敛速度约为每年的17.6%，尽管采用数据的时期不同，这个结论和SlyvieDemurger（2001）、FangCai等（2002）、林毅夫等（2003）和彭国华（2005a）的研究类似，收敛速度的大小与SlyvieDemurger和林毅夫的结论类似。

不同的结论包括：徐现祥、李郇（2004）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增长存在绝对收敛，并且沿海与内地城市间差距不大，也未呈现差异扩大的趋势。石磊、高帆（2006）认为1978-2004年的时段内，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滕建州和梁琪（2006）发现我国东部地区随机收敛于其补偿差异均衡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随机发散。彭国华（2005b）从部门的角度进行了分解，发现部门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99%，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化的贡献只有1%，从部门总效应来看，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对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75%。分析表明，我国省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发散，发散的87%来源于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但是部门之间显示出了很强的异质性，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是微弱发散的，而批零贸易餐饮业则显示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但朱发仓、苏为华（2006）利用1985-2003年6大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除中部的工业外，其余各行业在3大地区都存在收敛性，其原因是各个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果。

有别于以上的静态分析，张茹（2008）从动态视角验证了地区间经济收敛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结论显示，1978-1990年，地区绝对收敛趋势显著，西部和内陆地区的收敛速度快于东部和沿海地区。而在1990-2005年，地区经济增长趋于发散，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散速度大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通过控制一系列结构变量（投资效率、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政府作用、所有制结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收敛速度大约为每年的2.2%。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以及沿海、内陆地区内部均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

条件收敛现象虽然承认了经济体可以收敛到不同的稳定状态，但无法解释许多期初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和经济结构特征相似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大相径庭的现象（CarterandBarrett，2006）。同时，一旦经济增长过程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基于线性模型的设定偏误，条件收敛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是不稳键的（Jean-Claude，2005）。这使得多重均衡理论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彭方平等（2007）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多重均衡现象。当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时，经济处于低水平陷阱。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同一的收入状态里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较高收入状态的省区收入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状态的省区。

对于收敛假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在转型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所依赖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在我国各省区是否成立？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假定了资本存量的增加快于劳动力的增长。但这一前提条件在我国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呢？沈坤荣、唐文健（2006）认为处于转型中的二元经济，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会使新古典收敛机制失去作用（劳动力增长可能会快于资本增长，资本边际收益不一定是递减的）。这意味着索洛收敛机制在我国并不存在（刘强，2001），但是由于转型经济所存在的政府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使经济具有制度上的收敛机制。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经济将像新古典理论预言的那样直接收敛；相反，如果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经济收敛有可能出现先发散后收敛的趋势，呈现出倒U型动态特征。对我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小，政府配置资源的收敛效应较大，我国经济增长处于第一种收敛趋势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转型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加大，经济增长是发散的。但是，依据工资产值，1998年可能是经济增长由发散转向收敛的“拐点”。

吴玉鸣和徐建华（2004）运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和时空数据（PanelData）模型发现，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经济增长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但是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性明显增强，并不意味着地区经济增长是发散的，林光平等（2005）采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分别采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对各省市间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存在收敛的趋势，但收敛的速度越来越慢。吴玉鸣（2006）利用空间误差模型也证明考虑空间自相关的影响后，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张晓旭、冯宗宪（2008）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空间分布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迅速提高引起的，这表明正的空间自相关以及空间异质性是存在的，而且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和地理位置对于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的作用随时间加强；在考虑了空间自相关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地区增长存在收敛的趋势。

对已有文献的述评和思考

尽管在数据和计量方法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都同意呈“U”型的变化趋势，地区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绝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在控制了一些变量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条件收敛。对于收敛的实证检验都注意到了我国经济增长中阶段性和区域性，大多数的研究仍然依据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使用的静态数据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了新古典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在研究中使用面板数据、动态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新的方法，这些新方法的使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益的补充，而且也到了一些更为具体和深化的研究结果。针对已有的研究，笔者作出以下思考：

地区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模仿创新作用、内容、困难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要看重模仿创新

欠发达地区为什么要看重模仿创新？模仿创新是指落后者在模仿学习率先成

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思想与行为、经验与技术、方法与设施等一系列成功因素的基础上再行谋求改革创新，从而达到跨越式赶超率先成功者之目的——笔者认为：模仿创新是欠发达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唯一途径，其理由如下。

近年来，我国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总体上仍保持着原有的发展差距，甚至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对此，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些成果表明：当前多数欠发达地区是以当地资源为依托，主要借助于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这可能是多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应着眼于当地的优势资源实行比较优势战略。但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有一些运用的前提条件。将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于农业经济时代，具有优良的经济发展效果；但运用于工业化时代，效果将会处于递减之中；随着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优先发展战略对人财物的集聚效应、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率，都超过了仅着眼于当地现有资源的比较优势战略。因此，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在当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的转型时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上，必须着眼于科技创新，实施科技优先战略，只有这样，才可能力争在科技上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达到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地区的目的。

实施科技优先战略的途径之一是科技自主创新，但是，现在我国多数欠发达地区，普遍受到区位、人才、资金、设施、观念、制度等方面的瓶颈制约，目前还不具备合格的、面向市场需求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即使在某些欠发达地区拥有较多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但这些科技研发力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结合松散；体制约束、改革滞后，使市场机制在这些科技研发力量中的作用很弱，或者其科技研发及其成果的市场适应程度不高，或者其空有精尖的科研成果，但却找不到充足的投入。结果表明科技自主创新在欠发达地区行不通。

当欠发达地区以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却使多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而当又试着想以科技优先战略的途径之一，选择走科技自主创新之路来发展经济，仍然走不通之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之路应指向何方？笔者认为：科技优先战略的途径之二是科技模仿创新，应该走科技模仿创新之路，它最贴近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际，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赶超发展的一条捷径。何谓科技模仿创新？简而言之，就是在科技模仿的基础上作出科技创新，当欠发达地区以发达地区丰富而众多的、贴近市场需求的科技研发方式及其成果为主要目标，首先进行模仿，然后实施创新，这便是科技模仿创新。

然而，发达地区的科技水平之所以较高，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科技水平是由整个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是综合运动的结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制度、管理、政策也是生产力；中国不正是推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借鉴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才激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生产力吗？所以，当欠发达地区实施科技优先战略，以发达地区丰富而众多的、贴近市场需求的科技研发方式及其成果为主要目标，进行科技模仿创新之时，也要对发达地区的制度、管理、政策等诸多发展因素进行模仿创新。如果不这样做，则如同只想将A地的果苗移植到B地，却不考虑在B地营造出一个与A地季节土壤气候相似的生态环境，B地的这种移植是不会成功的——结论是：局部的科技模仿创新问题其实质必然是一个整体的模仿创新问题，对以科技为中心的整体的模仿创新探讨就是对科技模仿创新进行探讨，既然如此，本文下面将以科技发展为中心，综合性地对整体的模仿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实施作用、实施内容、实施困难作出探讨。

二、模仿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实施作用

模仿创新作为一种生活与劳动的技巧，虽然原本存在于人类的一般生活与劳动之中，但其大量应用主要是在企业之间，是企业开发新产品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策略，随着模仿创新在企业界的辉煌成功，今天这种策略已被人们举一反三，推而广之，被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战略之中。在欠发达地区，如果能正确实施以科技优先战略为目标的模仿创新策略，它必将给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以下方面的促进作用。

1、实现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是指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学习发达地区的科技成果、制度管理、结构调整，还可以承接产业资本的转移。

后发优势有两种形态：潜在的形态与现实的形态。潜在的形态是已被认知的后发优势，现实的形态是已被实现的后发优势。已被认知的后发优势并不等于是已经实现了的后发优势。如何将已被认识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后发优势呢？

从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走向崛起的历史实践来看，模仿创新是将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后发优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唯一捷径，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许多事实证明，日本经济强大，但它由后发劣势国家到先进优势国家的转化，是靠模仿创新起家的，并且在很多领域已由模仿创新跨进了率先自主创新的行列。韩国也是通过模仿创新，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一跃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强国。

以科技领域为例，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后发优势，模仿创新所起的作用可以分析为如下方面：①模仿创新使“后发者”能够“后发制人”,在新技术面前,能够冷静观察率先者的创新活动,研究不同率先者的技术动向，向多个技术先驱学习，从而避免了大量技术探索中的失误，降低了研发过程与目标的不确定性。②模仿创新充分利用了率先创新者技术方面的溢出利益，包括免费获得大量技术和成功经验，以及以远低于实际研发价值的价格购买率先者的专利技术或许可，因而使创业投资大为节省。③模仿创新还能够充分学习、吸收率先生产者的经验教训，通过大量使用新装备、大力推进工艺创新使生产过程更趋优化，物质和劳动消耗更为节约。④模仿创新还节约了大量新产品市场开发的公益性投资，有效地回避了新产品在市场成长初期的不确定性和大量风险，从而只把精力集中于拓展市场，挖掘新的消费群体，使新产品市场迅速扩大。

2、降低创新成本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系几乎崩溃，战争结束后的日本没有多少钱来自主开发新产品，也没有钱去进行技术投入，但日本人对美国的产品进行了全面“仿制”，当然在仿制时他们没有忘记对产品的改进。这样的模仿创新，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往往是美国人花大量经费研制新产品，日本人只用很少的钱来研究如何对它进行改进，从而使产品的性能和竞争力大大地超过美国同类产品，并成为美国的强劲对手，现在的日本已经通过模仿创新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我国改革开放前，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发展迟缓。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加大了技术创新的力度，但由于经济落后，经费紧张，加之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大量产品也是靠模仿创新搞起来的。如彩电、冰箱、空调等产品均是从国外引进的生产线，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最初也是买来的，通过我国企业的消化吸收、改进创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家电产品的质量与性能已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产品的水平，不但将许多外国同类产品逐出了中国的市场，而且大量出口到国外。事实证明模仿创新的创新成本是最低的。

3、增强创新能力

模仿创新对创新能力的增强，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①模仿创新借助了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成果，只需在已有的创新成果上进一步创新，这就使后发创新者的创新内容、质量、等级比率先创新者更高一筹。②模仿创新节省了创新所需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无需对创新链的全部阶段投入资源，节省了创新链的前期投入，减少了创新链前期的风险损失，这就有助于采取优势兵力战术，将节省的资源，集中有效地投入到更高等级的创新链中，使创新效果的投入产出比，大大胜过率先创新者。③模仿创新培养了创新人才，通过模仿学习，使一批本来创新能力起点较低的人员，迅速掌握了前沿科技知识，并进入到科技的最前沿进行创新，为良好的创新环境奠定人力基础。④模仿创新可以使创新链的投入产出机制进入良性循环。由于模仿创新的优势首先在于使模仿创新的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成功的模仿创新产品能够后来者居上，在市场上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能够超越率先创新者的产品，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而这些丰厚的利润回报又被投入到新一轮的创新之中，成为创新的良性动力循环。

4、加快发展速度

创新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创新有三种方式：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合作创新。这三种方式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但相对于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来说，在欠发达地区，模仿创新绝对要比自主创新更能节省时间加快发展；合作创新虽然也能节省时间，但合作创新需要人们更多方面的复杂组合，情况变数较大；因此，能够最节约时间，速度最快的创新方式是模仿创新。它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模仿创新借助了率先创新者的前期成果，就无需对前期研究投入时间；②模仿创新具有针对性，能在率先创新者前期成果的基础上，集中优势精力，抓住主要矛盾处理关键问题，从而加快了发展速度。

从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通过模仿创新，日本只用了20—30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了欧洲许多国家，并在一段时期内与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并驾齐驱。韩国也只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并在亚洲四小龙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只用了20年的时间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从企业成长的情况来看，长虹、海尔等企业，通过模仿创新，已成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声誉的大型企业集团。

三、模仿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实施内容

1、模仿创新发达地区的制度、管理与政策

制度（含体制）、管理、政策是约束、引导、激励个人和组织参与经济等各项活动的“游戏规则”，它实质上决定了一个地区各项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组合配置方式，而配置方式又决定了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差异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制度、管理、政策的地区差异问题。

当前，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一个制度、管理与政策的势差，地区经济差异越大，意味着这些方面的势差也越大。它包括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政府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势差。由于上述方面的制度、管理与政策方面的势差，具体造成了两大方面的经济影响：一是对生产要素积累与投入的影响，二是对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影响；发达地区的制度、管理与政策体系的良性运作，对这两大方面的经济影响都起到最佳的激励作用。

与发达地区相比较，欠发达地区“制度势差”较低是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从根本上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欠发达地区必须重点对发达地区的制度、管理与政策实施强力的模仿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在此要提请注意，模仿创新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及其调整手段，实际也是包括在上述内涵之中的。

2、模仿创新发达地区的思想观念

人的思想观念在经济发展中也有重要的作用，观念一变天地新，一些落后地区发展变化的严重滞后，往往是因为人的思想观念的严重滞后。要模仿创新发达地区的思想观念，可参考如下内容。

①革新发展观。不能习惯性地把发展等同于增长，不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及扩张速度，而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强调经济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份额。②革新资源观。在看到土地、能源等先天性资源和一般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和开掘品牌、商标、专利、信息、市场网络、创新环境等后天性资源优势，并把这类软资源优势的开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其中的科技作用。③革新发展模式观。改变过去那种政府管得多，政府投入多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少计划、多市场，由政府计划性的集中决策变成千家万户和企业市场性的分散决策，尽快让群众、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④革新优势观。少讲绝对优势，相对优势，要增大科技投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产业升级之路，形成新的竞争优势。⑤革新目标观。改变过去制定发展目标以GDP等价值目标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实物指标为主，把着眼点从“物的开发”转移到知识、信息、教育、科技的开发上来，把经济效益、劳动力转移、生态环境等作为重要发展目标，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3、模仿创新发达地区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

虽然欠发达地区也有一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但这些单位的科技研发力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结合松散；体制约束、改革滞后，使市场机制在这些科技研发力量中的作用很弱，其科技研发及其成果的市场适应程度不高。因此，欠发达地区主要应以发达地区丰富而众多的、贴近市场需求的科技研发及其成果为主要目标，实施模仿创新。注意要以经济效益为标准，对有关的科技成果进行筛选取舍。

4、模仿创新发达地区的市场需求

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是经济发展的两大推动力。但是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制度投入、资金投入、科技投入、劳动投入等供给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却忽视了需求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发达地区的市场需求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潜力的市场需求作为模仿创新的对象。达到以市场需求作为动力剌激欠发达地区的消费，牵引出新的消费潮流，推动经济繁荣之目的。

实际上，模仿发达地区的市场需求，在欠发达地区的人民生活中是经常性自发可见的。发达地区流行的服装、菜谱、化妆品、电子产品、住房及其装修模式、行为嗜好等等，在一段时期后，往往会模仿成为欠发达地区人民新的市场需求，但是这些大量自发原始性的需求模仿，缺乏创新，对此，欠发达地区的有识之士应力求在模仿中作出创新，引领出更新的市场需求潮流，以此而更好地刺激消费、扩大需求、繁荣经济。

四、模仿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实施困难

1、欠发达地区的模仿创新缺乏强劲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动力。表现在：①发达地区的各种产品充斥于欠发达地区，且一旦宏观经济环境不景气，这些产品便竞相降价倾销，致使欠发达地区看不到对发达地区模仿创新将可能带来的效益。②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欠发达地区模仿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某些产业转移过来后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带动效益不够明显，二是一些高污染产业被转移过来，在带来了短期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广泛长期的社会危机，并且从长期来看，经济利益的损失将大于经济利益的获得。

2、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管理、政策滞后，使模仿创新缺乏良好的体制环境。表现在：①政权机构，尤其是基层政权机构庞大，造成欠发达地区人口与企业的税赋、管理等费用的人均负担比发达地区重；致使企业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收益减少，高智力、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大部分被吸引到党政社团等非生产经营系统。②政府管理方式落后，运行效率低下，权大于法，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落后，使模仿创新的主要载体——企业感到经营环境不适，民间自发的模仿创新行为也得不到政策和法规的有效支持，反而饱受陈腐守旧舆论的指责嘲讽。

地区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旅游产业;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消费模式面临“消费升级红利”模式，即人们在满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的消费需求后，对于以旅游等为代表的消费有了更大的需求，这也就促使我国的旅游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旅游产业对GDP贡献率超过11%，由此可见旅游产业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1］正是基于旅游产业的无限成长潜力，当前研究旅游产业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成为一个热门方向，本文以三亚市的旅游数据为例，对此作了初步探讨。

1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1.1分析方法。本文选取2000—2005年、2006—2011年、2012—2017年海南三亚市旅游产业的平均年度旅游业总收入、占该年度GDP的比重数据以及三大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来分析此期间三亚市旅游业发展的规律，以此探究旅游业发展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见表1。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直观地得出三亚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起伏，这种波动表明三亚市的旅游产业的发展与该市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关性。该市的旅游业发展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5年)，旅游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旅游产业占GDP的比率不断上升，而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当地的经济总量也在不断攀升;第二阶段(2006—2011年)，该市旅游产业存在一定的滑坡，与同期相比产业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缩水，受此影响当地GDP总量也出现了衰退现象;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该市旅游产业发展状况良好，无论是旅游产业的收入还是GDP总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各项指标良好。从统计结果来看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为该市的支柱型产业，在GDP中占比最高，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同时适度的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旅游产业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优的发展水平，从分析数据可以得出，当旅游产业占当地GDP比重超过60%时，反而会抑制当地其他产业的发展。1.2结果分析。三亚市的旅游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5年)，旅游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旅游产业占GDP的比率不断上升，这与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以及旅游业热潮刚刚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段时间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以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发展;第二阶段(2006—2011年)，该市旅游产业存在一定的滑坡，主要与当地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高端旅游人才匮乏、政府监管不力导致的非法挂靠等行业野蛮发展等问题有关，同时也与该市采取的旅游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策略有一定的关系，另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对该市的旅游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该市旅游产业发展状况良好，各项指标良好，这与该市旅游产业转型初步完成，该市旅游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以及加大了对行业乱象的治理有关。另外，与我国目前实施的乡村振兴、“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等的实施有关。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三产业为该市的支柱型产业，在GDP中占比最高;同时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2提升旅游业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2.1转变旅游业发展思路，推动旅游业产业转型升级。应当在发展当地旅游产业的过程中，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地挖掘本地旅游资源的内涵，使旅游产业由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型方向发展。地方政府要结合中央的旅游业发展政策，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组织专业专家学者挖掘各地方在历史人文方面的优势资源，推动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发展。要改变过去过度依靠旅游资源堆积的发展方式，大力推动集约型发展模式，打造融合观光、休闲、度假等元素的旅游产品，注重服务体验度的提升，大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使其向优质高效方向发展，打造地方旅游业好口碑;同时地方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对旅行社组织的监管力度，出台旅游监管制度，规范旅游企业的运营，打击宰客等不文明旅游发展方式，采取奖惩措施促使企业守法经营，同时倡导文明出游等措施，提升游客满意度，促使产业文明健康发展;实施重大战略协同、资源集约开发、产业融合发展、旅游精品集成、旅游品牌营销、旅游环境提升等六大工程，促进旅游业全面转型升级。［2］2.2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使旅游业与第一产业结合，实现农业生产、乡土文化与旅游产业开发一体化发展。第一产业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结合当前我国大力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充分地挖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的同时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与农业进行跨界融合发展，可发展生态旅游:开发农家乐、田园综合体、生态观光旅游等旅游模式。一方面，可以丰富旅游产业的发展资源，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内涵，有利于打造当地有特色的精品旅游内容，促进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三农”问题，为当地乡村的发展提供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吸收闲散的就业人员，提高农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的满意度，促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地方在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的时候，要充分结合本地的人文地理资源，借鉴典型区域的优良做法，同时做好本地旅游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发展有特色的观光旅游农业、生态农家乐以及民俗文化游等，进一步开发各类乡村旅游资源带动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3加强旅游从业人才培养和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旅游人才的培育，参考一些先进地区的经验，注重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进行教育，加强对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文明素质、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训教育和监督考核机制;采取与相关高校进行合作，采取订单式的教育模式，委托高校为本地旅游行业培养急缺人才，不断吸收专业素质过硬的优秀高校学生加入当地旅游服务行业，提高当地旅游产业服务、管理水平;继续完善、开发当地旅游功能及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推进旅游相关要素的广泛融合建设，以满足游客的“食、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需求。

参考文献:

［1］庞丽，王铮，刘清春.我国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6)．

地区经济范文篇8

*县共有17个少数民族，总人口20384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其中蒙古族15988人，满族3861人，回族145人，朝鲜族237人,其他民族153人。两个蒙古族乡，分别是莫莫格乡和哈吐气乡，共有18个行政村，总人口18198人，其中少数民族6964人。全县共有12个民族村，分布在5个乡镇。

近年来，*县民族工作紧紧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和发展稳定”这个核心，狠抓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得到了国家和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2003年，*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被省民委授予“全省民族宗教局系统先进集体”称号。2005年，该县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称号。2006年被白城市委、市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称号。

二、保障民族权益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主要做法

（一）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

*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作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措施来抓，制定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规划。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时保留了两个民族乡及乡长职位。2009年，在实施统战工作“四个50工程”中按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的要求，确定了50名乡局级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和完善了少数民族后备干部档案，实行定期考核并有计划地培养提拔。目前，全县已发展少数民族干部74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7.1%，基本接近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其中，有6人担任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有55人担任乡科级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县乡科级干部总数的10.6%。全县少数民族党员已发展到981人，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的少数民族同志分别占17.62%和18.9%，少数民族专业技术干部3282人,占全县专业技术干部总数的47.5%。2008年县委组织部选派了10名少数民族干部到财税、金融、经济、保险等部门挂职锻炼，培养了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素质好的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

（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

几年来，*县委、县政府以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为重心，切实加强了民族教育教学管理，不断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一是强化管理，完善机制。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教学工作意见》，结合实际采取以汉语授课为主，加授蒙语文的教学模式，为少数民族学生入中学继续学习蒙语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学校的双语教学的发展。蒙中寄宿生管理工作，被省教育厅评为全省中小学寄宿制管理工作先进集体；二是加强交流，促进提高。县教育局和民族学校加强对外交流，积极和其他地区民族学校联系，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高了民族学校的内部管理水平。2008年，在哈尔滨举办的东北三省蒙古族教育教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会上，该县教育局被评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三是搞好研究，力主创新。民族学校加强了民族教研课题研究，教研课题“民族中小学自主创新三语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研究---注重四个结合，培养学生听说能力”获得国家认定。

（三）有效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的权利

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民族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财经、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意见，为发展民族经济和社会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08年*县委统战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成立了全县少数民族联谊会，明确职责，建立制度，落实组织，为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加强联谊，增进团结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保障。认真贯彻落实《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吉林省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围绕各项民族条例的学习贯彻落实，切实加强了民族法制宣传工作。在全县范围内，通过党校授课、新闻媒体宣传、举办学习讲座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切实增强了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法制观念和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尊重回民风俗，协调民政部门在*镇太平村选址，为他们解决了墓地问题。协调工商等部门积极为回族群众开办清真饮食业办理各项相关手续，全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同时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深入与创新上下功夫，结合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开展了以“比团结、比发展、创和谐”为主题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坚持召开两个民族乡周年庆祝活动，并每年分别在两个民族乡召开全县民族工作座谈会，通过这些举措积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

（四）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县委、县政府在扶贫资金、教育经费、贷款投放、转移支付资金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乡村最大倾斜，并动员相关部门，尽其所能地帮助民族乡解决发展中的难题。一是发挥立地优势，全力抓好种植业结构调整。2个民族乡不断增加烤烟、花生等经济作物，烟田面积达到4000亩。哈吐气乡2008年实现烤烟产值达400万元，烤烟收入成为了种植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哈吐气乡积极配合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搞好西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程，现已完成土地平整约6万亩，为以后开发水田增加农民收入奠定坚实的基础。莫莫格乡充分发挥立地优势，大力发展花生种植业，面积达1500公顷，杂粮杂豆面积1000公顷，仅花生一项收入达700余万元。二是着眼当地条件，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莫莫格乡2008年筹措资金232万元，打深水机电井120眼，为春季抗旱播种和抗旱保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农业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结合地方特色，着力加强牧业强乡建设。2008年两个民族乡大牲畜发展到11800头（匹），羊发展到7.6万只。粮食总产量达到3.47万吨，农业总收入实现9539万元，两个民族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000元和4000元。四是抓好保障，努力做好民族乡的医保、低保工作。两个民族乡农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5%，共有969名符合条件的困难农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保障率达100%。为彻底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县乡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民族乡村五保户、贫困户等弱势群体在备耕生产、住房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最大优惠政策，每年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7.8万元，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地区经济范文篇9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陕西省各地市的面板数据，采取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陕西198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关于省内的收敛性问题却较少有人研究。因此，深入研究陕西各地区是否发生收敛现象，剖析影响其收敛性的决定因素，对准确把握陕西省经济发展趋势、提出缩小区域差异的具体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Barro等（1991）提出一个关键的经济问题，贫穷国家或地区是否比富裕国家或地区增长得更快，是否存在必然的力量导致人均产出水平的收敛。许多学者对我国省际之间的收敛性先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林毅夫（2003）、董先安（2004）、赵伟（2005）、汪锋（2006）、沈坤荣（2006）和张晓旭（2008）等通过不同的模型和估计方法考察了我国的省际收敛问题，得出了绝对收敛、条件收敛或俱乐部收敛的结论。

陕西省地区经济收敛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Solow（1956）、BarroandSala-I-Martin（1991）、Mankiw（1992）、沈坤荣（2002）和林毅夫（2003）等人的实证研究和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解释变量有：投资率，劳动增长率，人力资本和工业化水平。

Ln（yi，t/yi，t-1）=β0-β1Ln（yi，t-1）+β2Labori，t+β3LnSavei，t-1+β4LnHumki，t-1+β5LnIndleveli，t-1+ui，t（1）

其中Ln（yi，t/yi，t-1）为t-1至t期的人均GDP增长率，Ln（yi，t-1）为t-1期对数人均产出，Labor为劳动力增长率，Savei为投资率，Humk为人力资本，Indlevel为工业化水平，u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解释

1.数据来源。本文分析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1990－2009）。考虑到不同年份可比价格的差异，凡牵涉到不同年份可比价格问题的数据，均采用基年法进行换算和调整，以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增强不同时间数据间的可比性。本文采用各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进行折减，基期为1989年。本文采用陕西省十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截面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汉中、安康、商洛、延安和榆林，时间序列为1989－2008年，总共190个观测值。

2.变量解释如下：

投资率。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倾向越高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储蓄倾向导致高稳态收入水平，进而意味着给定的初始人均收入和稳态收入之间存在更大的差距，从而就有更快的劳均收入增长速度。所以，我们引入了投资率（以Save代表）指标。在本文的分析中，陕西各地市投资率（Save）由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分子和分母均为当期名义值。按照理论预期，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预期为正。

劳动力增长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增长率越高的经济体，稳态人均收入就越低，进而意味着给定的初始人均收入和稳态收入之间存在更小的差距，从而就有更低的劳均收入增长速度。我们引入了陕西省各个地市劳动力增长率（以Labor来代表）作为解释变量。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预期为负。

人力资本。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存量变动（即储蓄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率，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有可能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在长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率，即人力资本存量较大的经济体有可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本文将陕西各地市的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以Humk代表），人力资本（Humk）由陕西各地市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占其人口的比例表示。

工业化水平。沈坤荣、马俊（2002）认为，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将由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因而工业化进程在地区间进展步伐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地区间生产率从而是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在模型中引入工业化水平Indlevel（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其GDP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工业总产值和GDP均为当期名义值，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预期为正。

（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和随机收敛

通过E-Views6.0计量软件的检验，本文发现变量Ln（yi，t/yi，t-1），Labori，t，LnSavei，t-1，LnHumki，t-1，LnIndleveli，t-1都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但是，变量Ln（yi，t-1）一阶单整。因此，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对上面的变量进行Pedroni，Kao，Fisher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都存在协整关系。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随机收敛，本文还对下列方程进行ADF检验。

ΔLn（yr）t=a0+a1t+α2Ln（yr）t-1+Σi-1βiΔLn（yr）t-i+εt（2）

这里，yrt代表陕西各地市实际人均产出与西安的实际人均产出之比，将西安的实际人均产出作为基准。如果由Zhangetal（2001）、Yao和Zhang（2001）所建议的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被拒绝，则表明存在随机收敛行为，相对收入序列遵循平稳随机过程，所有的外来冲击仅带来短期影响，长期而言又会回到它的初始稳态水平。相反，如果零假设没有被拒绝，就意味着相对收入序列不会收敛到稳定状态，而是存在发散现象。

结果如表1所示显示西安与陕西各地市的人均实际GDP比率序列是平稳的，这意味着在数据期间，西安和陕西各地市的收入比率以相同的稳态水平变动，而且时间趋势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数据期间陕西各地市的人均收入逐步收敛。

（四）计算结果

关于回归模型的选择。首先，本文进行多余固定效应检验，因为F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1，所以推翻原假设（混合模型），即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次，进行相关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因为Hausman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1，所以推翻原假设（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即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综上所述，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其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模型1的结果显示Ln（GDP）的系数为正，而且在1％的条件下显著，说明陕西人均产出高的地市比人均产出低的地市倾向于有更快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此时的收敛速度为-0.0423，这表明新古典无条件收敛在陕西不成立。模型2是新古典条件收敛的框架，变量Ln（GDP）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变量都符合预期的符号，且都显著，即投资率、人力资本和工业化水平倾向于加快经济增长，而劳动增长率倾向于阻碍经济增长。

（五）原因解析

在表2中，模型1代表的严格新古典收敛机制在陕西不成立，原因可能是陕西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迁移使得资本劳动比率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变化趋势。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在劳动力没有跨区流动的情况下，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陕西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会使得人均产出增长较慢，但在存在劳动力区际迁移的情况下，陕西发达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率会因劳动力的流入而降低，人均资本仍旧可以维持较高的边际产出。

地区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亚太地区；经济周期

协同性国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源于上个世纪，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让产品内贸易与产品内分工得到大力发展，因为要素禀赋与地理优势，产品内贸易最集中的地区已经变为亚太地区，因为运输成本的降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内贸易在亚太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作用极为突出。

1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现状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多边区域经济集团，成员分布较广，其中的成员国可以分为发展成员国和发达成员国，在内贸易方面，如我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成员国的经济都在高速发展中，在经贸合作中，其资源十分充足、商品较为丰富，有利于国际资本的流动，让贫困人口数量得到减少。发达成员国中出口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呈现出增长趋势，我国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发展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有着逆差表现，逆差额增长倍数较大，我国需要从其他发展国家中进口中间产品与初级产品，经过加工后完成出口工作，在国际产品分工中，我国所处的位置依然相对较低。在产品内贸易当中，其国别特征相对明显，发达成员会将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一些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或是货币升值等原因，也会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尤为明显，让我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产品内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2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得以形成，对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动态面板计量的方法[1]，可以对亚太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到的各个因素影响予以求出，其中协同性变量核心是增长率，而因为经济增长具有连续性，因此，需要对滞后项予以引入，让动态性得到有效控制。对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产品内贸易强度对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具有增强的作用，属于正向促进关系，且经济结构在双边的相似度越大，协同性也就越强，金融一体化会对各国专业化水平予以提升，因此，金融一体化的加深会对各国周期协同性强度予以削弱。亚太地区本身是产品内贸易与产品内分工十分集中的地区，在分工体系中，区域内各国都已有所融入，其本身又具有着极为明显的地理优势，因此，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发展的未来主要趋势是产品内贸易与产品内分工的继续发展，其协同性也就会随之加强。造成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虽然各个成员之间具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但是在非关税、关税、投资与服务等领域的开放使得其投资和贸易更为便利化，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我国香港、韩国就转变了战略导向，出口收入得到了明显提升，而进口中间产品也促进了技术得到引进，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东盟国家与我国国内，促进的了经济的崛起，推动发达成员体的要素流动，让亚太地区的分工格局更为清晰，就我国而言，在装配制造方面的技术及生产力得到了明显提升。（2）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利用技术外溢效来让亚太地区各国技术得到进步的产品内贸易，可以让经济技术合作得到加强，通常情况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品内贸易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利用直接投资方式让发达国家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中，二是发达国家采取外包手段，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成员国家之中。就我国来看，当前情况下，我国是各大跨过企业的主要投资国，跨国企业之间的交易、本地企业和跨过企业之间的交易成为我国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贸易增长的主要部分，主要产业领域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推动技术合作，来为社会福利的改善作出贡献。但就全球范围来看，亚太地区所拥有的增长活力是显著的，可同时，亚太地区的文化、政治、社会结构也是最具多样化的，资源竞争问题、文化冲突问题、政治影响问题都较为复杂，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在各个领域，让增长模式具有和谐、稳定、互信与包容性，这样可以让亚太地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发展[2]。（3）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在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会让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得到发展，以我国为例，在1998年，对于贸易进口来说，加工贸易的贡献率为-174.67%，对于贸易出口来说，贡献率为-227.79%，而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后，在2009年，在贸易进口方面的贡献率变为43.94%，在贸易出口方面的贡献率是38.84%。也就是说，产品内贸易可以让本国优势贸易在贸易进口与出口方面的贡献率得到大幅提升。（4）创造就业机会。在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的发达成员国主要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出口，我国尚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较低位置，比重较大的是加工贸易，这会让我国就业压力得到缓解，而产品内贸易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可以让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优化的配置。综上所述，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加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让产品内贸易强度的提升对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具有增强作用，通过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的加强，可以让各国经济发展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邵军，李爽.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分析[J].经济经纬，2014，31(03)：4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