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主义范文10篇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1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为了保护地方局部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利用行政权力干涉市场,操纵市场，设置市场障碍,破坏市场机制,限制非本地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参与公平竞争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部门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在管理活动中滥用行政权力的表现。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一)限定或变相限定本地企业、单位或个人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本地产品或者只能接受本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服务

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其局部利益,以行政命令或下发文件的形式，用强制手段来扶持本地企业和产品,其中比较突出的产品主要有:烟、酒、药品、水泥、煤炭、汽车等;比较突出的领域主要有:建筑、保险、医疗等。例如,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二工街道办事处发文规定：新啤集团为其辖区内铁路局夜市啤酒的惟一经销商,所有摊主只许销售新疆啤酒这一种产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农八师都规定,主要工程项目都应由兵团建工企业承揽；农七师还要求所有工程项目使用的钢门窗必须是该师某企业的产品。

(二)设置壁垒，阻挠和限制外地商品或服务进入本地市场

1.抬高外地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地的“门槛”。对外地产品或服务提出比本地产品或服务更高的技术要求,或以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技术措施，增加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成本,来限制外地产品或服务进入本地市场。

2.增加歧视性收费项目。对外地商品或服务的进入规定歧视性价格，或者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以削弱外地商品在本地的竞争力。有的地方甚至对外地生产的轿车进入本地市场实行不同标准的入籍费。

3.限制本地商业机构销售外地某些产品。有的地方采取专门针对外地产品或服务的专营、专卖、许可等手段,甚至不准本地商业机构经销外地的某些产品,一经发现,轻则没收,重则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

4.设置关卡堵截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一些地方政府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以查扣等手段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本地。

(三)利用行政部门在市场中特殊的独占地位实行行业垄断

由于目前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些政府机构既行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又直接参与营利性的生产经营性活动。这些机构为了增加部门利益,利用其“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特殊身份或在市场中已经具有的独占地位,实行行业垄断,限制其他企业,特别是外地企业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烟草专卖、酒类专卖、邮政、电信、电力等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问题。

此外,受部门利益驱动,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强制企业或消费者购买指定的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如卫生防疫部门利用颁发卫生许可证的权力,强制要求经营者购买其指定的消毒柜、消毒液;公安消防部门限定用户购买其指定的消防器材;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路牌广告只能由某家广告公司制作等等。

(四)采取行政命令手段，直接干预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从保护本地经济利益出发，无视党纪国法，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执法行为进行粗暴干预。一些地方假冒伪劣商品猖獗、走私贩私现象严重、偷税漏税问题突出,都与地方政府的纵容与支持有直接关系。

1.阻挠、干涉行政执法机关对经济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骨干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规定不经地方政府领导或其指定部门的批准,行政执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检查执法,履行法定职责。例如重庆市某区一家从事制鞋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多年来大量生产假冒“耐克”鞋等多种伪劣产品,但当地政府为了突出“政绩”，将该企业列为重点外来保护企业,执法人员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涉足该厂检查,致使其违法行为一直得不到查处,该企业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大量流向上海、广州等地,最后被外地工商、海关部门查处。

2.对经济违法行为迁就姑息，致使行政执法难以到位。例如,重庆市某区一家重点纺织骨干企业,为了追求暴利,大量生产假冒摩托车,违法所得近30万元。当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此案进行查处时,当地有关领导便打招呼,要求大事化小、从轻处罚,使本应移交司法部门追究法人犯罪责任的案件最后只能行政处罚，象征性地“表示”一下。

3.扭曲司法公正，保护本地企业的违法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甚至把本地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当作保护地方经济利益的工具,严重扭曲了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一些外地的执法机关经过千辛万苦查实企业经济犯罪行为后,当地政府马上就以保护“利税大户”、“经济能人”为由,通过本地的司法机关将外地行政执法机关拒之门外。有的地方审判机关随意行使管辖权,对当地经济利益有利就予以立案和受理,而对本地当事人不利的案件不是推诿拒绝就是设置障碍,千万百计阻止执法。

二、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

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党性观念不强,大局观念淡薄,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只顾地方,不顾中央;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有的为了保护地方局部利益,甚至无视党纪国法。此外,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其他原因还有: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给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处理案件带来困难。在现行法律中,虽然对地方保护主义制定了一些法律限制规则,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入外地市场。”但这部制定于1993年的法律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对应受法律制裁的垄断行为界定较窄,缺乏可操作性。

(二)财税政策有缺陷

1980年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和1994年推行的以划分税种为基础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财政包干和各种地方税设置后,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的经济利益,因此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多的方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

(三)国企改革不到位

目前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观念落后,仍然习惯于在政府羽翼下“等、靠、要”；包袱沉重,步履维艰,创新能力弱;机制僵化,市场意识淡薄。这样的企业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面临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困境。地方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通过滥用行政权力,借助市场进入限制、金融倾斜等保护手段,来维持与其有着血缘关系的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的市场。

(四)政绩考核有漏洞

行政性分权阶段实行行政领导干部行政任命制,经济增长速度等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成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这样就会导致一些地方领导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采取强化资源配置本地化和保护本地市场等有悖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性措施,增加本地区的局部利益。有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增加政绩,甚至不顾党纪国法,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对策

(一)加快法制建设步伐

1.抓紧制订和完善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要在该法中规定禁止非法限制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包括非法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形式、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等；尽快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2.抓紧清理、废除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带有地方保护、行业垄断色彩且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行政性法规与规章。

3.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建立与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随意干涉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管理体制。

4.加强法制宣传力度。地方各级政府领导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做到依法行政。要提高企业及全社会的法制观念,做到守法、护法,营造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的良好法律氛围。

(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朱镕基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是监管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各级政府要按照这一要求更新观念,转变政府职能,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放在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要调整政府工作重点,改变工作方法,要按照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的要求对现行的政府工作进行调整。将应该由企业自行管理或可以通过中介机构管理的事务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要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以经济发展指标考核地方政府领导“政绩”的做法,逐步将抓好政府职能转变,着力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切实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

1.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财权。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合理划分财权,将与维护国家利益相关和有利于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与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固定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项目,属于中央事权范围内的由中央财政支出,属于地方事权范围内的由地方财政负担。

2.尽快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了调节地区财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富裕,要在中央集中国内大部分财力的前提下,建立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量与范围,来调整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

3.调整税费关系，规范政府收入。要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中央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越权设置或巧立名目设置的不合理乱收费项目予以取消;对于确实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同时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对大量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则通过“费改税”设置新税种等办法加以规范，并入国家预算,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并铲除政府机关腐败的经济根源。

(四)充分发挥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职能

各级市场监督行政执法部门要将整治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列入当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点。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依法严厉查处人为设置“壁垒”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各级政府要坚决撤销所有实施地方保护的机构,不得干预和限制行政执法机关对经济违法行为进行的检查和处罚。要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组织领导下,通过专项执法,废止有关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的文件,制止非法限制竞争活动。要规范行政部门的市场管理行为，加强行政执法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做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要建立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在坚持自我监督、上级监督、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公平公正。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成因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很多政府官员的传统执政理念，也是造就地方保护主义的观念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地方政府追逐物质利益和发展经济的热情极度高涨，维护地方利益与严格执法不时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国家立法对地方保护主义缺乏有效的防范和制约，对地方官员的评价制度仍然停留于以“经济指标”衡量“政绩”的阶段，司法的监督又不到位，那么，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价值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和基础。这不仅是一个合逻辑的理论推演结果，而且是一个被多年实践经验和教训证明了的事实。当然，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具有合理性，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现实，我们所要做的是：剖析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寻找有效的解决机制，克服和防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和发展。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本质

何谓地方保护主义？有哪些具体表现？它的本质是什么？这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正确回答。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动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保护当地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观念和行动。虽然地方保护主义有合法与违法之分，也有褒贬两意，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专指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超越法律权限，滥用权力，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影响国家法制统一的不当观念和行为。地方保护主义分为立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问题，本文重点就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以研究。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主要有：

第一，封锁市场

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主要手段。一是提高外地产品准入条件，主要是增加各种行政性的收费，或者设置技术壁垒，如食品或者化工原料进入某地必须通过工商或者技术监督部门的苛刻检验。二是完全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即用行政命令阻挠对外地产品的采购，对使用和消费外地产品增设额外税费，对外地采购加收税费盘剥，对过境商品滥收税费，甚至设卡禁运。如1999年上海市为了促进本地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定对来自湖北的“富康”汽车征收8万元的牌照费，当年上海只销售了24辆“富康”汽车。武汉市也采取反击措施，对上海生产的“桑塔纳”征收7万元的所谓特困费[1].

第二，垄断资源和生产服务

一是以行政措施阻挠本地企业所需、市场紧缺的原材料流出本地区。二是禁止本地企业向外地投资。如地方政府为了拉动本地的经济发展，严禁上市公司在外地投资或者进行企业兼并。三是地方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商业、通讯等服务不进行招标或明里招标暗里实行暗箱操作，把生产经营权交给本地企业，其他地区的生产商要想取得经营权和生产供应权，只能与地方企业合作绕过地方保护的壁垒或者贿赂某些官员。

第三，“纵假护假”

有的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对假冒伪劣产品不闻不问，而且还与制假者同流合污，致使“地下经济”滋生蔓延。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地区，打假或是态度消极、欲打还休，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动起来也常常是虚张声势、做做样子；或是以罚代法、一罚了之，罚过之后，假货照制，伪劣照售，甚至有些执法人员与制假售假者沆瀣一气，使“打假”成“假打”。

第四，以邻为壑，消极执法

很多地方执法机关以“发展地方经济和执法经济为己任”，受地方利益驱动，不按法律和原则办事，放任管理，消极执法，甚至袒护违法行为。凡是对本地方经济或者执法机关有利的，无视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包庇违法、纵容违法，重罪轻罚或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导致许多领域的违法行为在个别地方呈蔓延趋势，违法行为人重复违法、持续违法、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现象相当严重。

第五，干预执法、设置障碍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少数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方式指令、支持、纵容有关部门和人员采用不正当手段保护本地利益。对某些实行垂直领导和半垂直领导的执法机关，采用威逼利诱、拉拢腐蚀执法人员等方式非法干预正常的执法活动。特别是左右当地经济的财税大户出现违法犯罪情形时，地方政府领导出面说情和干预，对于执法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则设置障碍，百般阻挠，影响正常的执法工作。从本质上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了保护局部利益而牺牲法制的统一性和平等性，违背法治原则和精神，滥用权力，不能严格执法的结果。

二、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

从总体上看，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产生的，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就理论而言，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对资源稀缺性的一种“利己”的自觉行为[2].它的产生既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体制惯性的作用，当然与我们法律本身有漏洞、法律之间互相衔接不够有关。具体而言，行政执法中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极度贫困，部分地区相对发达，这是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的经济原因。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会采取措施巩固本地已经获取的经济利益，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保全自己，也会采用一些方法保护本地方利益。其结果就是人为地分割市场，阻碍经济资源的正常流动。

其次，它也是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不一致造成的，是法律实施不统一、执法不力的表现。应当看到，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方面，我们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对很多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和刑罚措施。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原因，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显示政绩，往往置国家法律和法规于不顾，对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采取放任自流、包庇纵容甚至袒护的态度，结果造成了中央的法律法规在地方执行不畅、政令不通。

再次，不当的“政绩”评价标准和干部考核方式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强调“政绩”，而以经济指标衡量政绩似乎已经成为惯例。干部的升迁与奖惩实质上与所谓的政绩挂钩，促使很多领导单纯追逐经济利益，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寻求跨越式发展，最终造成了畸形的竞争和地方保护，也损害了法制的统一。

再其次，由于我国立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使法律不仅未能成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反而在某些方面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按照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享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地方立法权事实上又为地方政府各个部门所掌握。由于立法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参与不够，上级立法监督

滞后与软弱，立法容易掺杂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利益要求，地方利益对立法内容会产生负面影响。“各地通过立法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从而使立法难以避免地方利益的不良影响”[3].

最后，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反映了我国行政和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在维护经济秩序方面职权不清、责任不明，特别是对于执法机关的越权和不作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极易导致“有利的大家争着管，不利的大家推一边”的结果。加之我们缺少统一周详的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机关权力和责任、行使权力的方式、步骤、时限等都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给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创造了可乘之机，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

此外，没有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影响了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积极、高效、公正地执行法律。而对于普遍存在的各种违法行为，司法机关本身存在严重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所谓司法地方化，是指法院在机构设置、经费来源、法官任免晋升以及由谁产生对谁负责等方面受到地方权力因素的较大影响，导致地方司法机关丧失中立、公正的立场”[4].现实生活中的司法行政化现象仍相当严重，一方面法院在制度实际运作中往往作为一元化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行使着大量超越司法职能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法院在其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上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司法的地方化与行政化阻碍了法院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制裁作用。由于司法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其不仅未能成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反而在某些方面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

可以看到，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立法成果有目共睹，但行政执法问题令人担忧。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普遍性和公正性，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块绊脚石。因此，重视和解决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十分必要。

三、地方保护主义的解决之道

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有着复杂的利益因素、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短缺，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必须通过长期的努力，改变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性问题。具体而言，克服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应当重视以下问题。

第一，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规定，严格行政执法

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绝大多数违法犯罪行为，在现行行政法、刑法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制裁依据。比如，对于非法采矿的小煤窑，《矿产资源法》规定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如果非法采矿的行为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可以按照《刑法》第343条的规定（即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也是行政违法行为。刑法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性质和特点，规定了9种具体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对于生产销售一般性的伪劣产品，法律规定销售金额较大；对于生产、销售特殊的伪劣产品（假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等），只要实施了生产、销售行为，不论销售金额多少，原则上都可以认定为犯罪。关于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的规定也是如此。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执法，就可以有效惩治这类违法犯罪行为。有些地方的经济主管部门与公安、矿产资源管理部门相互配合，统一部署，联合行动，采取断水、断电、封闭爆炸等方式取缔关闭非法小煤窑，对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业主追究刑事责任，收到良好的效果。

对于有关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应当依据《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和执法责任制，追究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和主管领导的责任。对于执法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应当依据《刑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第二，明确地方执法机关的地位，增强其独立性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在整个行政管理体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地方行政执法机关能否积极、高效、公正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的执法地位。现在很多地方之所以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大多与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缺乏独立性有关。一方面，来自地方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的不当干预影响了执法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收入的行业和领域出现的违法行为，很多地方政府采取了默认、包庇、袒护甚至保护的态度，妨碍了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另一方面，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与违法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系。或放弃职责，事先审批不严、监管不力，或事后查处不及时，不能公正地履行其执法责任。有时甚至蜕变为违法者的“保护伞”，造成了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为此，笔者建议，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任和权力，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重点加强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的监督，运用财政、奖励、指导和政府合同等多种手段解决执法问题。特别是借中国“入世”之机，各级政府应当切实转变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减少对市场和社会的过度干预，避免错误行政决策带来的执法阻力。地方政府应当担负起城市管理职责，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不宜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承担直接的责任，更不能对执法活动进行非法干预。要保证地方执法机关的行政经费，切断执法部门与非法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联系，铲除执法腐败滋生的土壤，打掉违法行为的“保护伞”。

第三，建立对执法机关不作为的监督机制行政执法机关不作为是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执法机关的责任是执法，如果执法机关放弃职责，对各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就很难达到执法的目的。在各种地方利益的驱使之下，有的地方对本地方经济主体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消极不作为，拒绝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例如，对于本地经济主体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不予处罚，而对外来经济主体的行政许可申请久拖不批等等。

为此，应当完善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对于不作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机制，支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不作为行为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尤其要提倡公益诉讼，充分利用社会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实践中仅仅依靠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因此，应当建立公益诉讼，使公民为维护公益，有权就与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项，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政府部门必须切实履行由于违法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从表面上看，这是政府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而实质上是利用社会力量和司法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第四，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行政机关能否积极、主动、严格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重视。而领导是否重视，则要看执法效果与其职务升迁或者政绩的联系是否紧密。所以，必须将执法的效果与领导的行政责任联系起来。应当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对于违法审批和行政决定造成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各级行政机关要自觉启动内部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那些由于执法机关不作为或者执法不力导致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要追究行政首长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第五，处理好轻罪制度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

我国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实行行政处罚与刑罚两种制裁模式。至于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适用刑罚，属于刑事政策问题，通常由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法规时掌握。而且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区分标准。现行立法采用定量的方式将违法行为区分为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但有时定量不准，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不很紧密，对有些违法行为只能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其结果则是放任了违法行为，造成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滥用自由裁量权，也难以纠正和制止很多性质上明明属于犯罪，由于没有达到一定的量而只能予以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我们传统上排斥“轻刑化”观点，没有轻罪制度，削弱了处罚的力度，影响了执法的权威。为此，应当通过修改刑法的方式将那些实践证明运用行政处罚难以纠正的，且已经具备道德伦理上非难性的违法行为定性为轻罪，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以解决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加大处罚力度，以增强其威慑力。

第六，建议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

我国现行的行政执行体制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如果相对人在一定期限内拒不履行其义务，又未提起诉讼，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是，行政机关享有自己执行的权力十分有限，大部分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本身的力量和权威不够，所以执行的效果比较差。另外，有些应当属于行政机关自己执行的事项，比如像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企业的行政决定，交由法院执行，不仅会影响行政效率，而且执行效果也不好。

鉴于违法行为人重复违法、持续违法、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现象比较普遍，为此，建议尽快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赋予执法机关一部分强制执行措施。行政机关对作为和不作为义务、容忍义务，享有自我执行的权力。如对于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处罚，可以采取断水断电、强制封闭、填埋、收缴证照等执行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法除采取上述强制措施外，还可以考虑创设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罪及对不履行行政决定者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对于涉及财产义务的，可以考虑由行政机关向法院起诉，法院运用简易行政诉讼程序确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仍不履行，法院可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也可以判处义务人拒不执行行政决定罪或蔑视法庭罪。由法院强迫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5].

第七，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建立行政法院

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是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重要保障，也是最后保障。无论是让违法者承担应有的刑事、民事责任，还是让受害者获得真正的赔偿，抑或是对执法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和保障，都需要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裁判机构。如果司法机关屈从于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利益，不能公正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力，那么，让违法者对违法行为付出沉重代价，让受害者获得高额赔偿是很难实现的，更谈不上对行政执法者的监督和保障。由于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本身存在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所以很难发挥对社会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制裁作用和对受害者的救济作用，也缺乏对于行政执法应有的监督和保障能力。“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各种干预严重。由于法院在很多方面依附于地方，有的法院已不能很好地行使维护法制统一、法律尊严的神圣使命，而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3].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筑起最后一道坚固防线-司法公正，这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关键所在。

要想实现司法公正、破除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推行司法改革。在中国目前状况下，司法改革有很多路径，可以从司法体制暴露的各种问题着手改革，也可以从整体上建构一种新的体制，可以渐进式改革，也可以突变式革命。笔者主张推行整体性的结构化改革，因为中国行政审判体制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一两个，而是全面性危机，所以我们的改革非为治标，意在治本，在中国建构行政法院制度正是改革的根本出路。设立行政法院的宗旨在于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行政法院的设置将有助于提高法院地位、树立法院权威，并能克服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的弊病。

行政法院的设置不与现行行政区划重叠，各级行政法院与各级人民法院在组织上相分立，两者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行政法院的经费由国家财政直接拨付，不再依赖地方财政，人、财、物等权由最高行政法院集中掌握，不再受行政机关控制。行政法院的法官在行政审判中完全独立，并且其独立地位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样，可使行政法院独立于行政权力，免受地方干预。

[参考文献]

[1]钱颖一，警惕滑入坏的市场[N]经济学消息报，20000623（2）。

[2]邓大才，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保护主义探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1）。

[3]胡玉鸿，地方保护主义成因的理论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1999，（9）。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3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乃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也被限制在事后监督的范围内，而无法对司法不公起到直接的事前防范作用。至于其他组织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更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而且绝对必要）。因而，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也就成了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不必像判决那样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而更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也使得法官对其司法权的行使悖离了其应当具有的被动性的特点。通常观念甚至认为，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便利群众。显然，这就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3、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法院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尤其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这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由于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负面因素存在，实际上使得法院和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有可能游离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之外，这在客观上就为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二、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体现

现化法制观念普遍承认：“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因此，一整套严谨、完备的诉讼程序制度的制订和遵行，以及相对完善的实体法规范，是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滥用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述，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又因其本身的缺陷和执行中的不规范，使得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不合理的自由发挥空间。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肆意猖镢。

1.现行调解制度本身的负面因素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获得极大的滋生空间。

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从人事任免、财政政策、人情往来等各个方面影响和干扰法官的审判活动，有时还以“注重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面目出现。而其维护地方不法利益的初衷显然与大一统的立法存在着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往往使法官无所适从，陷入尴尬境地。依法审判可能招致地方保护主义者的不满，进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陷入不利；违心地错判虽然使地方不法利益得逞所愿，却又难回避法律本身的评判，和上诉审、再审的检验。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无奈的法官们往往正是籍调解制度所展拓的疏漏之处，才得以“突围而出”。从而在合法的案件处理结果之外，寻找到一种既维护本地方的不法利益，又不受监督机制约束，更无需承担诉讼风险的结案方式。而对更多具有强烈护法意识的法官来说，也正是因为调解制度的种种缺陷，使得他们失去了籍以抵抗地方意志的最后一件武器：实体法的规定和判决合法性的严格要求。所以说，正是因为现行调解制度弱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院和法官的约束和规范，使得某些极大损害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处理结果能够以合法形式出现，并获得强制执行力。显然，这就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获得了广泛而丰肥的空间。客观上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猖獗之势。

2.实践中一些背离调解原则的作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得逞所愿的手段。

为使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曾一再对调解制度作出修改，直至一九九一年确立了“自愿合法”原则。应当认识到，这种立法上的完善和修正，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普遍存在的重调轻判，压服性的非自愿调解等问题。然而，从我们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来看，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循。而“重调轻判”、“以压促调，以拖促调”现象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反而成了某些法院和法官用以维护地方利益，实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

由于现行制度下的调解一般由握有该案裁判权的承办人主持，调解方案亦常由法官确定或提出。在这种“调审结合”的模式下，自愿原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尽管现行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要求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意愿进行强制或变相强制。但是,法院和法官常常会基于其地方保护主义的驱动,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是案件的审理者,手中握有对案件裁判权这一优势来“以压促调”。

而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往往慑于法官手中的裁判权，因害怕不同意调解将触怒法官，最终承担更加不利于已的判决结果，而违心地作出妥协。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自愿原则往往被背离，而掺杂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调解协议实际上也就意昧着对外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既不公平，又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表意真实”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类似的调解协议同样背离了合法原则。这种既违背合法原则又背离自愿原则的协议却能够以合法形式被赋予法律效力。试想，这是不是不合理制度为地方保护主义造就的一个“魔鬼者的乐园？”

同时，虽然民诉法第九条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践中，久拖不决，久调不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对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造成的讼累和心理压力。势必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达成。也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的温床。正是因为民事诉讼现行调解制度本身及其实践中的种种不完善，自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出伊始，调解制度即不断受到质疑。尤其是当调解制度已成为地方保护主义洪流肆虐的“管涌”所在时，如何采取措施消解这一负面影响，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所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们以实现审判公正、公开为目的的审判方式改革正获得举世公认的积极评价，但如果继续忽视了对现行调解制度的负面影响而无所举措，危害将是巨大的，甚至会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但是，应当认识到，调解制度因其在我国深厚的人文道德基础和诉讼价值基础而必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和修改就显得必要。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相关规则，以求对调解进行严格的程序规范和重新定位。

三、严格规范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真正落实自愿、合法原则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诉法虽然确立了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但缺乏一套具体的可以实际操作的规则以保障自愿、合法原则的实现。基于消解现行调解制度对地方保护主义放纵作用的直接考虑，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调解制度进行适当修改：

1.重新审视调解的目的及作用，进一步强调自愿原则。

应当认识到，诉讼当事人通过行使起诉权而启动诉讼程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自身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现代司法活动亦应尊重这一权利主张，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简单地以纠纷的最结解决为诉讼目标。因此，首先应当改变过去“重调轻判”的观念，而将调解作为一种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辅助性结案方式，要在调解过程中强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争议双方在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前对各自的合法权利义务具有清楚、明确的认识，改过去“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不再在调解中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互谅互让”和牺牲精神。笔者建议，在调解书的制作中，亦应如判决书一样写明事实和证据分析，并增加“本院认为”的说理部份，通过在“本院认为”部份的法理阐述和法律判断表达清楚审判组织的观点。使当事人即使让步，也要让得明明白白。如此，就使得实体法对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也更能反映调解中的自愿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自愿，这样就限制了法院对当事人意愿的任意强制。

2.严格规范调解程序，防止其不规范性和随意性。具体而言，为使自愿、合法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贯彻，应制订严格的调解程序，如限定调解只能在合议庭评议结束后、宣判前进行（在庭审前的所谓“调解”应当是以双方当事人及其人为主导的“和解”活动）。任何在诉讼其他阶段中开始的调解活动均为非法。严格规定调解的期限，如果调解程序开始后，经过法定期限仍调解未成的，应当宣布调解终结，然后作出判决并宣告。调解程序的启动亦应以当事人双方主动的自愿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鉴于离婚案件纠纷的特殊性，可把调解作为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法官得依职权启动）。明确规定不得将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态度和要求、调解方案作为判决的证据和当事人的心理底线使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调审分离”，即在审判组织外另设助理法官，由助理法官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不得参与调解活动。同时，把审理程序与调解程序明确划分开来，在进入调解程序之始即裁定中止审理。以上这些制度的严格遵循势必将调解程序纳入合法的轨道。以使调解符合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也必然使其自愿、合法原则的贯彻得到切实保障，从而有效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它司法腐败现象。

3.协调和修改审判监督机制相关规定，强化对调解的监督机制。

对调解书的不可上诉似乎无可非议，那么再审尤其是在上级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对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条件的苟刻限制显然不尽合理。笔者认为，在上述调解程序得到确立后，对任何违反法定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可以启动审判监督机制予以纠正，这就要求修改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适当放宽，增强其可操作性。

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调解协议虽然因包括了当事人的自愿处分而不便对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监督。但法院调解同样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应当也必须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内。因而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同样具有抗诉权，只是其抗诉的理由更多地需要从程序上寻找而已。唯如此，才可能为当事人寻求救济提供更多、更强有力的合法渠道。

参考文献：

1.《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

2.《法院调解制度的评价与完善》汪健华

3.《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构想》司莉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4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

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地方经济利益至上并采取各种方法保护地方的经济利益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它以本地利益能否得到保护为唯一原则。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来自法院外部的，也有来自法院内部的。从种类上看，主要有地方行政保护、地方金融保护和地方司法保护三大类。这三种表现形式在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中都有反映，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来自法院外部的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有两种：

1、来自某些党、政机关及有关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为达到保护地方利益的目的，有的直接出面干预、阻挠法院办案，有的间接对法院施加压力，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如人权、财权等）“釜底抽薪”，迫使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为其所用。

2、来自协助执行义务人的地方保护主义。如人民法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在银行的存款时，银行借口推托，故意刁难，自立土政策，设立关卡，甚至向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帮助其转移存款等。又如涉及财产扣押、查封、变卖的，财产所在地有协助执行义务的部门、单位尤其是被执行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单位有意偏袒被执行人一方，寻找种种借口刁难、阻挠，甚至指使、帮助被执行人隐匿、转移有关财产，最终使执行人员无功而返。

（二）来自法院内部的地方保护主义

1、立案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对涉及当事人双方一方为本地，一方系外地的案件在立案管辖上做文章。一是对本地当事人可能胜诉的案件强争管辖权，为在审理中作出有利于本地当事人的裁判打下基础。二是对本地当事人可能败诉的案件则采取拖、卡、压、诈等办法，处处刁难，达到不予受理案件的目的，即使是已经依法受理的案件，有的也被无理驳回起诉，使外地当事人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

2、审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一是在诉讼程序上，或处处设卡，横加限制外地当事人行使正当的诉讼权利；或强拉第三人，以达到把债务转移给外地当事人的目的。二是在实体处理上，表面上合法公平，实则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从有利于本地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解释、适用法律，曲解立法本意，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给外地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失。

3、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外地法院派员来本地法院辖区执行时，不但不支持、协助，反而设置障碍或横加阻挠。至于外地法院委托本地法院执行时，更是采取“三不”（即不接待、不执行、不答复）的消极态度，人为地使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成了一纸空文。

二、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

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上有偏差。把审判为经济建设服务片面理解为只为本辖区的当事人服务或主要为本地当事人服务，缺乏全局意识，忽视了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二是审判监督机制执行不力。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措施在有的地方和部门形同虚设，不但没有严格执行，反而对地方保护主义者明惩暗保，采取支持、纵容的态度。三是个别法官素质不高。有的法官从本位主义出发或屈服于权势的压力，不敢坚持原则；有的法官见利忘义，热衷于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四是全社会公民的整体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五是法院体制不顺不畅。由于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地方政府和部门管理和控制，因而法院在案件的受理、判决和执行上不能不受制于地方，很难摆脱和抗拒。六是有些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前后规定有矛盾。法院在司法中不便操作，形成“法律空档”，给地方保护主义者“合法”保护地方利益以可乘之机。

三、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

地方保护主义是司法公正的大敌，是和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格格不入的，也是造成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重要根源，危害极大。

1、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和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地方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地方局部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在立案、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中偏袒一方当事人，致使案件久拖不决、裁判不公、久拖不执，违反了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宪法原则，干扰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依法调节民事、经济等各种社会关系，保护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等审判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2、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公正司法是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它表现在依法受理、公正裁判、坚决执行上，这也是法律尊严和法律威信所在。而地方保护主义集中反映在严重妨碍了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审判和执行活动的依法性、公正性和坚决性，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违法的行为人最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使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有法等于无法”，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

3、极易造成矛盾激化，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及时妥善调处矛盾和纠纷，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本来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干扰，使得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执行工作中的不公正性和由此造成的“执行难”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的法律保障，最容易从当事人和社会群众两个层次上引起失望和不满，不但化解不了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酿成新的纠纷案件或者引发群众性闹事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

4、极不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地方保护主义画地为牢、割据一方的本质与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而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相吻合。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法治经济。悖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本质上是一种破坏和反动因素，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四、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对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影响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是造成司法不公、“执行难”的重要原因，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遏制。

1、纠正认识偏差。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眼前，办案和服务，坚持严肃执法和注重社会效果，坚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依法独立审判等相互之间的关系，严格区分和把握发展地方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界限，树立全国法院一盘棋思想，增强维护国家大局的意识和维护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观念。

2、提高队伍素质。要加强对干警进行思想、纪律、作风、廉政教育，不断学习业务知识，努力造就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思想好、适应强的审判队伍。从自身做起，自觉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图名，不贪利，不为人情所困，不为金钱所惑，不向权势低头，坚持原则，公正裁判。

3、强化监督管理。俗话说，打铁还得本身硬。虽然地方保护主义有的来自法院外部，但要抵制和克服它，首先还得从法院自身做起。要把禁止搞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条铁的纪律，纳入法院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范围，严格奖惩逗硬。严禁为维护本地区不正当利益而违法办案，谁违反就查处谁，追究谁的责任。同时要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发挥各业务庭、政工、纪检、监察等部门的作用，阵地前移，做到防患于未然，达到事前监督的目的。

4、加强法制宣传。要充分发挥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各种媒体的作用，一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以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二要加强对法院审判和执行活动的宣传报道，以求得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法院的各项工作；三要在媒体上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参与者予以公开曝光，使其受到舆论的谴责，促使其珍视自己的名声，严格依法办事。

5、加大执法力度。对妨碍公正裁判和依法执行的地方保护主义者，要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及时严肃处理，该处分的要处分，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尤其是对与当事人恶意串通，有义务协助而拒不协助，以及事后以其他方式打击、报复法院领导、审判人员和执行干警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以有效地抵制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5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乃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也被限制在事后监督的范围内，而无法对司法不公起到直接的事前防范作用。至于其他组织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更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而且绝对必要）。因而，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也就成了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不必像判决那样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而更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也使得法官对其司法权的行使悖离了其应当具有的被动性的特点。通常观念甚至认为，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便利群众。显然，这就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3、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法院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尤其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这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由于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负面因素存在，实际上使得法院和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有可能游离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之外，这在客观上就为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二、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体现

现化法制观念普遍承认：“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因此，一整套严谨、完备的诉讼程序制度的制订和遵行，以及相对完善的实体法规范，是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滥用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述，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又因其本身的缺陷和执行中的不规范，使得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不合理的自由发挥空间。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肆意猖镢。

1.现行调解制度本身的负面因素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获得极大的滋生空间。

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从人事任免、财政政策、人情往来等各个方面影响和干扰法官的审判活动，有时还以“注重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面目出现。而其维护地方不法利益的初衷显然与大一统的立法存在着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往往使法官无所适从，陷入尴尬境地。依法审判可能招致地方保护主义者的不满，进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陷入不利；违心地错判虽然使地方不法利益得逞所愿，却又难回避法律本身的评判，和上诉审、再审的检验。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无奈的法官们往往正是籍调解制度所展拓的疏漏之处，才得以“突围而出”。从而在合法的案件处理结果之外，寻找到一种既维护本地方的不法利益，又不受监督机制约束，更无需承担诉讼风险的结案方式。而对更多具有强烈护法意识的法官来说，也正是因为调解制度的种种缺陷，使得他们失去了籍以抵抗地方意志的最后一件武器：实体法的规定和判决合法性的严格要求。所以说，正是因为现行调解制度弱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院和法官的约束和规范，使得某些极大损害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处理结果能够以合法形式出现，并获得强制执行力。显然，这就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获得了广泛而丰肥的空间。客观上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猖獗之势。

2.实践中一些背离调解原则的作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得逞所愿的手段。

为使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曾一再对调解制度作出修改，直至一九九一年确立了“自愿合法”原则。应当认识到，这种立法上的完善和修正，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普遍存在的重调轻判，压服性的非自愿调解等问题。然而，从我们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来看，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循。而“重调轻判”、“以压促调，以拖促调”现象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反而成了某些法院和法官用以维护地方利益，实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

由于现行制度下的调解一般由握有该案裁判权的承办人主持，调解方案亦常由法官确定或提出。在这种“调审结合”的模式下，自愿原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尽管现行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要求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意愿进行强制或变相强制。但是,法院和法官常常会基于其地方保护主义的驱动,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是案件的审理者,手中握有对案件裁判权这一优势来“以压促调”。

而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往往慑于法官手中的裁判权，因害怕不同意调解将触怒法官，最终承担更加不利于已的判决结果，而违心地作出妥协。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自愿原则往往被背离，而掺杂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调解协议实际上也就意昧着对外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既不公平，又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表意真实”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类似的调解协议同样背离了合法原则。这种既违背合法原则又背离自愿原则的协议却能够以合法形式被赋予法律效力。试想，这是不是不合理制度为地方保护主义造就的一个“魔鬼者的乐园？”

同时，虽然民诉法第九条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践中，久拖不决，久调不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对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造成的讼累和心理压力。势必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达成。也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的温床。正是因为民事诉讼现行调解制度本身及其实践中的种种不完善，自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出伊始，调解制度即不断受到质疑。尤其是当调解制度已成为地方保护主义洪流肆虐的“管涌”所在时，如何采取措施消解这一负面影响，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所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们以实现审判公正、公开为目的的审判方式改革正获得举世公认的积极评价，但如果继续忽视了对现行调解制度的负面影响而无所举措，危害将是巨大的，甚至会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但是，应当认识到，调解制度因其在我国深厚的人文道德基础和诉讼价值基础而必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和修改就显得必要。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相关规则，以求对调解进行严格的程序规范和重新定位。

三、严格规范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真正落实自愿、合法原则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诉法虽然确立了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但缺乏一套具体的可以实际操作的规则以保障自愿、合法原则的实现。基于消解现行调解制度对地方保护主义放纵作用的直接考虑，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调解制度进行适当修改：

1.重新审视调解的目的及作用，进一步强调自愿原则。

应当认识到，诉讼当事人通过行使起诉权而启动诉讼程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自身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现代司法活动亦应尊重这一权利主张，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简单地以纠纷的最结解决为诉讼目标。因此，首先应当改变过去“重调轻判”的观念，而将调解作为一种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辅助性结案方式，要在调解过程中强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争议双方在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前对各自的合法权利义务具有清楚、明确的认识，改过去“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不再在调解中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互谅互让”和牺牲精神。笔者建议，在调解书的制作中，亦应如判决书一样写明事实和证据分析，并增加“本院认为”的说理部份，通过在“本院认为”部份的法理阐述和法律判断表达清楚审判组织的观点。使当事人即使让步，也要让得明明白白。如此，就使得实体法对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也更能反映调解中的自愿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自愿，这样就限制了法院对当事人意愿的任意强制。

2.严格规范调解程序，防止其不规范性和随意性。具体而言，为使自愿、合法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贯彻，应制订严格的调解程序，如限定调解只能在合议庭评议结束后、宣判前进行（在庭审前的所谓“调解”应当是以双方当事人及其人为主导的“和解”活动）。任何在诉讼其他阶段中开始的调解活动均为非法。严格规定调解的期限，如果调解程序开始后，经过法定期限仍调解未成的，应当宣布调解终结，然后作出判决并宣告。调解程序的启动亦应以当事人双方主动的自愿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鉴于离婚案件纠纷的特殊性，可把调解作为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法官得依职权启动）。明确规定不得将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态度和要求、调解方案作为判决的证据和当事人的心理底线使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调审分离”，即在审判组织外另设助理法官，由助理法官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不得参与调解活动。同时，把审理程序与调解程序明确划分开来，在进入调解程序之始即裁定中止审理。以上这些制度的严格遵循势必将调解程序纳入合法的轨道。以使调解符合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也必然使其自愿、合法原则的贯彻得到切实保障，从而有效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它司法腐败现象。

3.协调和修改审判监督机制相关规定，强化对调解的监督机制。

对调解书的不可上诉似乎无可非议，那么再审尤其是在上级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对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条件的苟刻限制显然不尽合理。笔者认为，在上述调解程序得到确立后，对任何违反法定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可以启动审判监督机制予以纠正，这就要求修改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适当放宽，增强其可操作性。

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调解协议虽然因包括了当事人的自愿处分而不便对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监督。但法院调解同样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应当也必须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内。因而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同样具有抗诉权，只是其抗诉的理由更多地需要从程序上寻找而已。唯如此，才可能为当事人寻求救济提供更多、更强有力的合法渠道。

参考文献：

1.《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

2.《法院调解制度的评价与完善》汪健华

3.《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构想》司莉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6

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对于当地的一些违纪违规甚至不法行为不仅不采取有力措施查处反而有意掩盖、拖拉甚至于纵容包庇的权利扩张行为[1]。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是我国当代政治的弊端,而且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阻碍。它从地方的局部利益出发,过分保护地方利益,破坏地方与国家利益和外部利益的公平。以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为名,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当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外地利益发生冲突时,以保护地方利益而损害国家或外地市场主体的利益,并且在司法审判上丧失司法的公正性。

一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本质

地方保护主义的本质是地方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本地当事人与外地当事人发生利益冲突时,置法律的规定于不顾,片面保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利用行政权力,帮助本地当事人谋求非法竞争优势;或者运用司法权利,枉法裁判,应当判决本地当事人败诉却判决其胜诉等等。有时地方党的机关、权力机关也对本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偏袒本地当事人。地方保护主义渊源于自然经济,它是一种封建社会残存的血缘主义、亲缘主义和地缘主义的表现。司法是国家权利在法律上的体现,司法是国家法律的具体适用。司法公正是司法的要求和目标,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是司法的全国统一性,没有司法的统一,司法就无公正可言;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的国家权威保障,地方保护主义破坏司法的国家权威,维护地方的局部利益,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司法公正与地方保护主义是相互排斥的。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地方利益,削弱国家法律的权威;司法公正以统一的法律权威冲破地方的阻碍,公平地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利益,两者是相互排斥的。

二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的危害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排斥的产生是因为两者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的排斥表现在它对司法公正的危害。

(一)地方保护主义与司法公正的关联性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影响司法公正,其原因是它和司法公正有天然联系。首先,两者权力产生的同源性。司法权与地方行政权都是地方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两者的同源性使得两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在地方党委或人大产生地方保护主义时,两者很容易由上级授权部门指令混合在一起充当地方保护主义的帮凶。其次,司法机关地方保护的自利性也是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司法是地方一级审判机关,其人、财、物都跟地方财政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地方司法机关对地方利益给予保护,就可以获得地方各方利益集团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其本身由此会获得某些利益。司法机关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也会对地方的某些违法行为进行保护。再次,其他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要借重司法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的最后保护屏障是司法,只有司法才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机制和解决争议的最终手段。在理论上,司法是解决纠纷的合法和权威机制,司法的权威大于地方的行政权威。地方的其他机构都必须由司法维护其权威。所以,其他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要借重司法的权利保护自己。故在其自有的权力范围内要千方百计地影响司法公正以保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司法公正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的危害1.地方保护主义对抗司法的统一性,破坏司法公正的标准。司法公正的重要特点是司法的统一,这也是司法公正的标准。但是,地方保护主义却为了地方的局部利益,不顾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利益,和司法联合或迫使地方司法做出对地方有益的判决,使司法的判决明显失去公平性。孟得斯鸠说过;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和二为一,则有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和二为一,法官便将具有压迫者的力量。[2](P156)地方保护主义者使地方司法和行政两权结合,如果有地方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法规和规章的存在,则使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结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权利滥用。地方保护主义者为了地方利益,不惜动用行政、立法来干预司法,使国家的法律得不到统一的贯彻执行,使司法公正失去国家的统一标准。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受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3](P97)2.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的权威性,降低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是一种建立在国家权威上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和对犯罪的打击机制。但是,地方保护主义使司法不顾国家法律的要求,为了地方的某些当事人的利益,作出不合法律要求的判决,使司法的权威性在该地方荡然无存。国家的法律强调集中与统一,这是公正的起码标准,而地方保护主义则表现出分散与不系统,甚至为地方利益而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国家的法律突出对国家政府权威特别是中央政府权威的维护,地方保护主义却关注地方小集体或群体的自我利益保护;国家的法律主要从宏观上对社会事务、国家事务进行控制和规范,地方保护主义则从小团体、小区域进行保护。因此,地方保护主义对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起破坏和干扰作用,引起国家法律实施的不公正,削弱了国家法律的权威,降低了司法公正的保障。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还助长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的风气,一是执法活动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眼中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肃性。法律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家机关丧失权威的同时,也对伺机钻法律空子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去约束力。二是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执法活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给伺机钻法律空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留下了可乘之机。在法律地方化的情况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会从地方权利上寻租而产生腐败。3.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效率,破坏司法公正的及时实现。司法的效率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因素。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是司法公正与效率关系的经典格言。司法公正要使参与司法活动的双方当事人迅速合理解决纠纷。比如某人花上十万元打了十年的官司,最后他的案子得到了公正的处理,并且赢回了十万元,而这案子本来是个极为简单的案子,但是他为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而为此整整花了十年时间去上诉和申诉!这种公正的结果,我想当事人不是为了出口气恐怕谁也不愿意要这种十万元换十万元的公正,宁愿干受气也不愿打这十年漫长的官司追求这无效率的公正。地方保护主义为了地方利益要人为阻碍司法按时和顺利进行,即使当事人最终得到了公正处理。也会使司法公正因效率低而变色、变样。4.地方保护主义破坏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司法只有不受外来干扰,才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处理各种纠纷。但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权利只有影响司法,使司法介入地方保护,才能最终保护地方小集体和小区域的利益。司法的中立地位被破坏,司法公正便荡然无存了。司法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4]地方保护主义也可能因司法本身的地方利益保护而失去司法独立。地方保护主义使地方司法机关与地方利益联在一起,丧失独立的人格。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均归地方管理,司法必须靠地方吃饭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司法在自身利益委身于地方的体制下,丧失公正的标准,美国著名的法哲学家戈尔丁认为,司法程序最重要的一条是司法系统的中立性,即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5.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的公正执行。司法的最终实现是司法裁决得到及时和完全执行。如果执行用空头支票和司法白条就是司法不公正。地方保护主义有可能干涉不了法院的公正审判,因为审判的程序有一定的司法公正保障功能。诸如两审终审制度和回避制度等等,有使地方保护主义失去影响司法公正审判的力量,但是,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影响司法执行也可以影响司法公正。它可以通过影响执行的时间,保护执行对象的方法影响司法公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司法厅副厅长杨翔说,近年来由于司法改革的进行,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推出错案追究制度以后,错判案件将追究法官的责任,有时法官甚至可能会下岗,所以案件在涉诉程序中,已经不好做手脚。但是,民事纠纷中的地方保护现象仍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就是在执行中做手脚,由判决不公变成了执行不公,这是司法地方保护的新趋势,也成为不少跨地区民事纠纷案件执行难的根源之一。

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影响的对策

(一)坚持法律的统一性,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法律是一种国家权威的象征,是代表一个国家整体利益的。如果法律不统一,地方就会各自为政,司法的公正就不可能实现。我国要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达到司法公正,必须从源头上消除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而使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不存在。为此必须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使全国的政策、法令统一起来,使地方保护势力没有生存的土壤。事实上,我国许多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司法不公的现象,都是地方政府或司法机关违背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利用地方权利寻租造成的。

(二)强化宪法的权威性,依法治理地方保护主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任何人和组织不能违反的,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的干扰,首先要树立宪法权威。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地方利益,制定保护地方利益的法律和规章,让地方法院处理案件以这些对外地人不公正的法规和规章为依据,使司法公正的源头本身缺乏公正。我国的宪法的权威性至今还没有完全树立,许多地方政府的违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即使我国的某些地方机关制定了某些与宪法不合的法规或规章,当事人也只能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地方保护主义法律或法规。可想而知,司法公正的实现就要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损害司法公正,必须强化宪法的权威性,依法治理地方保护主义,否则,地方保护主义会因此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

(三)推进法院的设置体系改革,抵制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主要通过破坏审判独立干涉司法,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推进现行的法院设置体制,建立独立于当地政府的法院系统,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措施。我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设置,这种设置体系无法摆脱司法和行政的各种关联。无论是在人事、财政上,还是法官与行政官员之间的个人感情上,都有可能产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因素。因此法院的设置当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特别是中级法院应该跨地区设置。这有利于防止各县、市的地方保护主义。至于省际之间的利益纠纷可以在中央设立省际法院及省际上诉法院,使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体系里没有机会侵入。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7

传统审美文化提倡美善全一的同时，还提出“反（返）情以和其志”的思想，即提倡将情感升华到高尚的道德境遇。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十分重视用艺术的形象教育使人们确定道德规范，最后在审美与意识中获得人生的快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审美文化的主要职责不在满足人们的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作用上，而在引导人们超越自身的感性存在，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文艺有责任而且完全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当然节情以理，并不是返回封建主义产物上去。这里的“礼”和“志”，其内涵是新型的道德标准。其次，“理”还应该包含作品本身的内在逻辑。尊重作品本身的辩证法，而不是人为地扭曲作品，使作品成为某种抽象理性与道德的符号。传统审美文化价值的确立首选应该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审视。这一点是基本的原则。

1．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予以全面批判的对象是（）。

A．中国传统审美文化

B．天人合一的思想

C．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

D．将审美和伦理混为一谈

2．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审视传统审美文化价值，下列选项中哪一项不属于本文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A．文艺应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

B．文艺应做到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统一

C．文艺应该成为国民精神的火花与前导

D．文艺应真实地反映本时代人们的心态

3．下列选项中对于文章第二段提到的“节情以理”的“理”理解正确的是（）。

A．封建的仁义道德思想

B．良好的现代国民素质

C．抽象的理性与道德符号

D．具有时代性的道德标准

4．根据文中所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A．天人合一与人人相合

B．善美一体，以善统美

C．“返（反）情以和其志”

D．“立于礼，成于乐”

5．下面说法中不符合本文观点的是（）。

A．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欣赏和评价文艺作品，并且把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放在统领地位

B．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主张通过艺术形象陶冶人的性情，使人的思想感情逐渐升华到高尚的境界

C．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用封建礼乐的要求欣赏评价文艺作品，从而否定了文艺作品的教育意义

D．如果摒弃社会伦理内容，审美文化不能成为国民精神的正确前导，就会造成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断裂

6．文中[a]处应填入的词语是（）。

A．光辉

B．兴旺

C．沿着

D．消亡阅读以下文字，完成111~115题

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利用行政职权对外地商家进入本地市场、本地企业及资本流出加以限制或歧视的行为。其[a]是滥用行政权限制市场竞争，获取地方利益。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1）地方利益是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直接原因，这种地方利益保护主要有：一是地方居民利益，二是地方政府利益。（2）经济体制上的缺陷是地方保护主义得以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首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虽已实行分税制，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本地企业经济效益差、竞争力低下而不得不采用行政垄断手段庇护本地企业不受竞争冲击。这种做法表面上使得企业在行政垄断庇护下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利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乃至政府官员的政绩都得到保证或维护，实质上却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其次，政府职能转变滞后，[B]，许多主管部门仍然是把企业作为自己的附属物，不愿放权。这种政企同盟形成之后，又完全可能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藐视消费者的利益，置他们的合法权利于不顾。（3）法制不健全，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地方保护主义不但危害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导致了市场信号失真，致使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秩序，影响和阻碍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导致了政府腐败，破坏了社会法律制度。因此，必须加大对地方保护主义的①，②市场经济秩序；从③政府职能入手加快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④《反垄断法》，构筑反限制竞争法律制度。

7．[a]应填入的名词是（）。

A．目的

B．后果

C．实质

D．企图

8．[B]应填入的措辞是（）。

A．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B．滥用权力瞎指挥

C．政企分开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D．违背市场规律

9．本文最后三行①至④处应填入的措辞依次是（）。

A．批判理顺改革派公布

B．打击力度整顿和规范转变制定

C．批评教育改进提高更换颁布

D．排斥调整改进运用

10．下列理解不符合本文观点的一项是（）。

A．地方利益是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直接原因

B．法制不健全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

C．要清醒的看待地方保护主义的利与弊

D．地方保护主义不但危害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

11．根据本文的内容，给一个恰当的标题（）。

A．地方保护主义要不得

B．地方保护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C．地方保护主义危害地方经济的发展

D．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危害及对策

1．C文中第1段中间部分有原句，批判的对象是“这一点”，“这一点”显然是指上一句的“儒家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故选择C。

2．D

3．D

4．B“美善结合，以善统美，这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故选B。

5．C“他十分重视用艺术的形象教育使人们确定道德规范，”故选C。

6．D

7．C

8．C

9．B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8

传统审美文化提倡美善全一的同时，还提出“反（返）情以和其志”的思想，即提倡将情感升华到高尚的道德境遇。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十分重视用艺术的形象教育使人们确定道德规范，最后在审美与意识中获得人生的快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审美文化的主要职责不在满足人们的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作用上，而在引导人们超越自身的感性存在，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文艺有责任而且完全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当然节情以理，并不是返回封建主义产物上去。这里的“礼”和“志”，其内涵是新型的道德标准。其次，“理”还应该包含作品本身的内在逻辑。尊重作品本身的辩证法，而不是人为地扭曲作品，使作品成为某种抽象理性与道德的符号。传统审美文化价值的确立首选应该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审视。这一点是基本的原则。

1．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予以全面批判的对象是（）。

A．中国传统审美文化

B．天人合一的思想

C．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

D．将审美和伦理混为一谈

2．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审视传统审美文化价值，下列选项中哪一项不属于本文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A．文艺应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

B．文艺应做到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统一

C．文艺应该成为国民精神的火花与前导

D．文艺应真实地反映本时代人们的心态

3．下列选项中对于文章第二段提到的“节情以理”的“理”理解正确的是（）。

A．封建的仁义道德思想

B．良好的现代国民素质

C．抽象的理性与道德符号

D．具有时代性的道德标准

4．根据文中所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A．天人合一与人人相合

B．善美一体，以善统美

C．“返（反）情以和其志”

D．“立于礼，成于乐”

5．下面说法中不符合本文观点的是（）。

A．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欣赏和评价文艺作品，并且把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放在统领地位

B．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主张通过艺术形象陶冶人的性情，使人的思想感情逐渐升华到高尚的境界

C．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用封建礼乐的要求欣赏评价文艺作品，从而否定了文艺作品的教育意义

D．如果摒弃社会伦理内容，审美文化不能成为国民精神的正确前导，就会造成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断裂

6．文中[a]处应填入的词语是（）。

A．光辉

B．兴旺

C．沿着

D．消亡阅读以下文字，完成111~115题

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利用行政职权对外地商家进入本地市场、本地企业及资本流出加以限制或歧视的行为。其[a]是滥用行政权限制市场竞争，获取地方利益。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1）地方利益是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直接原因，这种地方利益保护主要有：一是地方居民利益，二是地方政府利益。（2）经济体制上的缺陷是地方保护主义得以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首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虽已实行分税制，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本地企业经济效益差、竞争力低下而不得不采用行政垄断手段庇护本地企业不受竞争冲击。这种做法表面上使得企业在行政垄断庇护下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利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乃至政府官员的政绩都得到保证或维护，实质上却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其次，政府职能转变滞后，[B]，许多主管部门仍然是把企业作为自己的附属物，不愿放权。这种政企同盟形成之后，又完全可能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藐视消费者的利益，置他们的合法权利于不顾。（3）法制不健全，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地方保护主义不但危害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导致了市场信号失真，致使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秩序，影响和阻碍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导致了政府腐败，破坏了社会法律制度。因此，必须加大对地方保护主义的①，②市场经济秩序；从③政府职能入手加快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④《反垄断法》，构筑反限制竞争法律制度。

7．[a]应填入的名词是（）。

A．目的

B．后果

C．实质

D．企图

8．[B]应填入的措辞是（）。

A．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B．滥用权力瞎指挥

C．政企分开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D．违背市场规律

9．本文最后三行①至④处应填入的措辞依次是（）。

A．批判理顺改革派公布

B．打击力度整顿和规范转变制定

C．批评教育改进提高更换颁布

D．排斥调整改进运用

10．下列理解不符合本文观点的一项是（）。

A．地方利益是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直接原因

B．法制不健全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

C．要清醒的看待地方保护主义的利与弊

D．地方保护主义不但危害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

11．根据本文的内容，给一个恰当的标题（）。

A．地方保护主义要不得

B．地方保护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C．地方保护主义危害地方经济的发展

D．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危害及对策阅读理解答案及部分解析：

1．C文中第1段中间部分有原句，批判的对象是“这一点”，“这一点”显然是指上一句的“儒家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故选择C。

2．D

3．D

4．B“美善结合，以善统美，这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故选B。

5．C“他十分重视用艺术的形象教育使人们确定道德规范，”故选C。

6．D

7．C

8．C

9．B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9

普遍性伦理原则是指在法治社会中，一切法律规则必须对所有主体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深刻寓意乃在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意味着普遍性原则在本质上就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认可的概念，但是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普遍性原则这样一个概念则更多是体现在个人伦理的问题上，具体到立法的过程中就是理想治国，即认为国家是一个完美的实体，它以最理想的状态来为其每一个公民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而公民也以最理想的状态来面对国家。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社会法治以及立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给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和概念来对这一问题给出具体而翔实的说明，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本质上的解释和说明来对我们所希望解释的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的立法普遍性伦理制约进行一个透彻的认识。

（一）真理判断性

对于真理判断性，至少在立法过程之中，我们是对其存批判性态度的，这就要从真理判断性的内涵和本质说起。真理判断性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说教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真善美”等价值取向，也就是政治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寄希望于人们自身的认识和思想境界，这在立法过程中是不现实的，主要是因为两个明显的缺陷使得这一概念难以发挥出我们所希望其发挥出的功能：一是这一概念中没有涉及任何整体社会成员之间财产分配的逻辑关系以及其相应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概念中同样没有涉及任何在立法过程中都必然需要深入涉及到的公平公正性质，而这一点对于立法而言，基本上是致命的。这样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就很容易暴露并导致更为严重的立法障碍，下文中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还将继续展开讨论。

（二）契约主义

契约主义所表现的和真理判断性则刚好呈对立状态，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理解，也就是认为契约主义就是人们自由的选择约束，在现实立法过程中则表现为人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和协商来共同制定出一套大家都愿意自行遵守的规则来，本质上就是为了自由而约束。从这样一种本质上的揭示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契约注意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限制所带来的自由和利益是远大于其所剥夺的自由的，且由于本身就建立在公平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概念是符合普遍性原则的，在立法过程中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在这样两个过程中的一致性的达成都是由自由的选择实现的。下文中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问题的阐述来表达一个贯穿全文的观点：从地方主义保护政策法规来看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进行制约的最合理方式就是普遍性原则的渗透和应用。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主要包括两点，即平等性和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两方面。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政权的地方机构及其成员，以违背中央的政策法规的方式去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的倾向，是一种以地方利益为本位的社会现象。这样一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相当普遍，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最初在进行建设时因为其自身的发展特色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状的存在，但是随着经济、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样一种状态和模式都已经不适宜于现代中国的正常发展，我们必须要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对这一问题予以解决。在我国很多地区、部门所制定的各项带有浓厚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法规都严重违背了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原则，造成地区间或部门间的巨大差异。这种现象缺失道德伦理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不利影响，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则不利影响更为严重，既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动摇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更进一步的说，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状况结合考虑就会发现，长期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对普遍性伦理原则中平等性的违背体现在多个方面，尤其是发展到现在，社会本身就有往城市里涌的趋势，遮掩一种大的趋势下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就体现的更为明显和坚决，基本上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中都会有所体现，在这里我们仅就户籍问题进行简单的说明。所谓户籍歧视，主要指一些大城市针对外地人员所采取的一些不公平政策和待遇，经常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某些行业和工作岗位限制聘用外地人；二是同工不同酬；三是某些企事业单位不对外地员工提供社保和其他福利。这样一种现实状况所导致的现实问题极多，我们在这里只对最极端的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就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勤恳恳的奋斗了一辈子也没能给自己在城市挣得一席之地的大有人在，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现实状况给其他人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和理想消磨是非常之明显和严重的，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对户口的严格限制对其他地区的不平等显而易见。与此基本上有着相同本质的还有高考，高考时考试与录取的巨大差异使很多外地考生哪怕学习成绩很好、能力很优秀也很难得到这些地区一般学生所能获得的教育；外地人在这些地方买车买房都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等。这些无不是大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款昭示了我们在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的创制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准则，我们的各项政治制度应与宪法保持一致而不能违背。

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的强调和注意，在我们国家宪法的制定中就明确的提出过，任何一种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时就必须以宪法为准，但在现实中却完全相反，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户籍歧视等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严重违背了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原则，这一现象是形式上的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都是不利的。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地方为了自救，纷纷出台政策，鼓励购买本省市产品，保护地方企业。杭州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北方汽车重镇长春市出台鼓励购买本地产品的规定，“鼓励政府采购及各县(市)、区、开发区在购车和报废更新车辆时，按规定的标准首选一汽集团产品。对新购一汽集团产品并在长春市内落籍的用户，免收新购汽车检验费、验证费。鼓励企业新购、更新设备时，优先选购地方产品。”

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

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应是地方利益服从中央利益，个体利益服从大众利益，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常常从本地区本部门的一己私利出发进行立法，对地区间人员、钱财、物品的相互流通造成严重阻碍，侵害了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破坏了市场的统一，也使得市场不能合理进行资源配置，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与市场经济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的特点背道而驰。从这些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中我们可以看出，违背普遍性伦理原则的现象依然泛滥并对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还有待完善和加强。在立法过程中，要切实保障立法的普遍性伦理原则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解决：

（一）立法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享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地方立法权事实上又为地方政府各个部门所掌握。导致立法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参与不够，上级立法监督滞后与软弱，立法容易掺杂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利益要求，地方利益对立法内容会产生负面影响，使法律不仅未能成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反而在某些方面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违背了普遍性伦理原则。①因此在立法制度方面应完善地方立法权的制约机制，增加立法的透明度、公众参与度与科学性，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的角度创制政策法规。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是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的，而且根据其性质和内容应该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的，现实中却并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下文中所讨论的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下的执行问题。

（二）监督制度

在实践中，必须要有有效的制约监督机构。而我国的制度和程序建设依然不够完善，各级人大或政府在立法或订立政策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为地方保护主义这种非正式规则的生长和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只有建立与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随意干涉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保证制定行政法规及某些部门法时，普遍性原理真正得到体现，地方保护主义不会因无人监管而肆无忌惮。

（三）思想观念

地方保护主义范文篇10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乃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也被限制在事后监督的范围内，而无法对司法不公起到直接的事前防范作用。至于其他组织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更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而且绝对必要）。因而，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也就成了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不必像判决那样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而更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也使得法官对其司法权的行使悖离了其应当具有的被动性的特点。通常观念甚至认为，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便利群众。显然，这就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3.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对于一个案件而言

，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法院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尤其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这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由于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负面因素存在，实际上使得法院和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有可能游离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之外，这在客观上就为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二、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体现

现化法制观念普遍承认：“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因此，一整套严谨、完备的诉讼程序制度的制订和遵行，以及相对完善的实体法规范，是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滥用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述，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又因其本身的缺陷和执行中的不规范，使得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不合理的自由发挥空间。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肆意猖镢。

1.现行调解制度本身的负面因素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获得极大的滋生空间。

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从人事任免、财政政策、人情往来等各个方面影响和干扰法官的审判活动，有时还以“注重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面目出现。而其维护地方不法利益的初衷显然与大一统的立法存在着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往往使法官无所适从，陷入尴尬境地。依法审判可能招致地方保护主义者的不满，进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陷入不利；违心地错判虽然使地方不法利益得逞所愿，却又难回避法律本身的评判，和上诉审、再审的检验。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无奈的法官们往往正是籍调解制度所展拓的疏漏之处，才得以“突围而出”。从而在合法的案件处理结果之外，寻找到一种既维护本地方的不法利益，又不受监督机制约束，更无需承担诉讼风险的结案方式。而对更多具有强烈护法意识的法官来说，也正是因为调解制度的种种缺陷，使得他们失去了籍以抵抗地方意志的最后一件武器：实体法的规定和判决合法性的严格要求。所以说，正是因为现行调解制度弱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院和法官的约束和规范，使得某些极大损害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处理结果能够以合法形式出现，并获得强制执行力。显然，这就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获得了广泛而丰肥的空间。客观上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猖獗之势。

2.实践中一些背离调解原则的作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得逞所愿的手段。

为使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曾一再对调解制度作出修改，直至一九九一年确立了“自愿合法”原则。应当认识到，这种立法上的完善和修正，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普遍存在的重调轻判，压服性的非自愿调解等问题。然而，从我们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来看，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循。而“重调轻判”、“以压促调，以拖促调”现象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反而成了某些法院和法官用以维护地方利益，实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

由于现行制度下的调解一般由握有该案裁判权的承办人主持，调解方案亦常由法官确定或提出。在这种“调审结合”的模式下，自愿原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尽管现行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要求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意愿进行强制或变相强制。但是,法院和法官常常会基于其地方保护主义的驱动,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是案件的审理者,手中握有对案件裁判权这一优势来“以压促调”。

而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往往慑于法官手中的裁判权，因害怕不同意调解将触怒法官，最终承担更加不利于已的判决结果，而违心地作出妥协。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自愿原则往往被背离，而掺杂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调解协议实际上也就意昧着对外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既不公平，又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表意真实”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类似的调解协议同样背离了合法原则。这种既违背合法原则又背离自愿原则的协议却能够以合法形式被赋予法律效力。试想，这是不是不合理制度为地方保护主义造就的一个“魔鬼者的乐园？”

同时，虽然民诉法第九条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践中，久拖不决，久调不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对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造成的讼累和心理压力，势必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达成，也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的温床。正是因为民事诉讼现行调解制度本身及其实践中的种种不完善，自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出伊始，调解制度即不断受到质疑。尤其是当调解制度已成为地方保护主义洪流肆虐的“管涌”所在时，如何采取措施消解这一负面影响，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所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们以实现审判公正、公开为目的的审判方式改革正获得举世公认的积极评价，但如果继续忽视了对现行调解制度的负面影响而无所举措，危害将是巨大的，甚至会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但是，应当认识到，调解制度因其在我国深厚的人文道德基础和诉讼价值基础而必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和修改就显得必要。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相关规则，以求对调解进行严格的程序规范和重新定位。

三、严格规范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真正落实自愿、合法原则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诉法虽然确立了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但缺乏一套具体的可以实际操作的规则以保障自愿、合法原则的实现。基于消解现行调解制度对地方保护主义放纵作用的直接考虑，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调解制度进行适当修改：

1.重新审视调解的目的及作用，进一步强调自愿原则。

应当认识到，诉讼当事人通过行使起诉权而启动诉讼程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自身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现代司法活动亦应尊重这一权利主张，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简单地以纠纷的最终解决为诉讼目标。因此，首先应当改变过去“重调轻判”的观念，而将调解作为一种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辅助性结案方式，要在调解过程中强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争议双方在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前对各自的合法权利义务具有清楚、明确的认识，改过去“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不再在调解中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互谅互让”和牺牲精神。笔者建议，在调解书的制作中，亦应如判决书一样写明事实和证据分析，并增加“本院认为”的说理部份，通过在“本院认为”部份的法理阐述和法律判断表达清楚审判组织的观点。使当事人即使让步，也要让得明明白白。如此，就使得实体法对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也更能反映调解中的自愿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自愿，这样就限制了法院对当事人意愿的任意强制。

2.严格规范调解程序，防止其不规范性和随意性。

具体而言，为使自愿、合法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贯彻，应制订严格的调解程序，如限定调解只能在合议庭评议结束后、宣判前进行（在庭审前的所谓“调解”应当是以双方当事人及其人为主导的“和解”活动）。任何在诉讼其他阶段中开始的调解活动均为非法。严格规定调解的期限，如果调解程序开始后，经过法定期限仍调解未成的，应当宣布调解终结，然后作出判决并宣告。调解程序的启动亦应以当事人双方主动的自愿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鉴于离婚案件纠纷的特殊性，可把调解作为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法官得依职权启动）。明确规定不得将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态度和要求、调解方案作为判决的证据和当事人的心理底线使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调审分离”，即在审判组织外另设助理法官，由助理法官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不得参与调解活动。同时，把审理程序与调解程序明确划分开来，在进入调解程序之始即裁定中止审理。以上这些制度的严格遵循势必将调解程序纳入合法的轨道。以使调解符合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也必然使其自愿、合法原则的贯彻得到切实保障，从而有效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它司法腐败现象。

3.协调和修改审判监督机制相关规定，强化对调解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