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技术论文十篇

地方技术论文篇1

1．1实验教学方面

验证性实验比例高达80～90%，而综合性或设计性实验比例很低或缺无;部分地方高校虽然设备更新很快，但不注重实验内容的开发，重硬轻软;实验师资队伍不稳定，加上学生多，分组大等因素，教学效果不佳;实验考核环节简化，缺乏对学生动手能力的测评．

1．2生产实习方面

高质量的实习基地建设较为困难;实习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实纲的要求;实习指导教师相对缺乏，且队伍不稳定，难以满足实习需要．

1．3毕业论文方面

选题开题一般安排在第七学期初进行，时间较晚;选题面相对比较窄，虽然能够满足每生一题，但真正原创性的选题比例较低，验证实验论文选题比例偏高;另外，综述性论文相对较多．

1．4课程见习方面

课程见习还没有形成综合课程见习体系，单门课程见习课时较少，多数是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对学生的要求也不高，一般只需完成一份参观体会或调查报告即可，对课程见习的考核流于形式．

1．5社会实践方面

很多地方性高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由共青团组织，没有设立全校层面的管理和协调机制，不利于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部分地方高校未把该环节列入人才培养计划，自主性较大，且考核不严格，也不能满足全体学生参加，效果不明显．另外，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内容与专业的关系往往不密切，仅仅停留在调查层面，缺乏专业性或者探究型的社会实践．

1．6科技创新方面

多数地方性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没有列入人才培养计划，有的高校即使列入了人才培养计划，也只是抵其它模块的学分(譬如公选课学分)，而大部分学生参与科技创新的机会不多，且参与时间一般都在三年级以后，科技创新活动往往又归属于团委管理，这种管理归属不当，导致组织不力，考核不严，学生及指导教师的参与率均较低，不能培养大部分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2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能够有效地开展实践教学，解决实践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体现“优化课内、强化课外、交叉融合、功能互补”，也要体现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强调宽口径专业教育和综合能力培养，更要加强动手能力培养，重视应用性技能培养，突出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以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要求为主线，构建全程实践能力训练的教学体系，即构建以实验教学、知识应用、素质拓展、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等模块为载体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完善和丰富每个实践教学平台中的具体内容．使实践教学累计学分占总学分及课程实践实验教学学时占理论课总学时均达35%以上．

2．1实验教学平台

将生物技术专业的传统实验课程进行有机整合，构建实验教学平台，按照“基础－应用－综合－创新”的四层设计思路，设计生物学基础实验、专业应用实验、综合运用实验和创新设计性实验等，深化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该平台包含形态结构模块、生物分子与功能模块和及生物技术专业实验模块．在保证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实验方法的前提下，减少验证性实验数量，增加设计性及综合性实验的开设比例，培养学生的实验创新能力．该平台由基础交叉学科课程实验、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等专业基础课实验及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工程学及生物技术大实验专业技能实验等共计15门实验课程构成，各门实验课程既相互独立，又交叉互补，实验内容得到优化和整合．

2．2课程见习平台

由动物生物学、植物生物学、食品微生物学等及生物制品学、生物技术制药基础、生物工程设备及生物工程下游技术等18门课程，构成课程综合见习平台．每门课程设置9～12学时的课外实践课程，各门课程根据内容的相近和关联性，实施单一或综合课程见习．

2．3综合实践教学平台

该平台体现出基本理论与基本能力的协调、基础与专业能力的融合、专业技能与综合能力训练相结合的整体要求，以实践教学全程化、实践环节课程化为途径，旨在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强化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从业能力及创新精神．该平台学生需修满34学分．

2．3．1知识应用模块

按照生产见习与职业岗位、生产实习与就业、毕业论文及学年论文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原则，设置生产见习、生产实习、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对“实习”教学，积极主动地开发和建设校内外优质实习基地及实践教学基地，增加实习经费投入，保证实习时间和质量;同时，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及科研院所的科研合作关系，加强与产业、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实习期限由过去的6周增加到21周(一个学期)．该模块学生需完成20学分．

2．3．2科技创新模块

课外科技创新包括专业技能竞赛、科技创新项目、科研论文等内容．设置科技创新学分，鼓励学生尽早参加科研和创新活动，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技术开发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本模块学生需完成4学分．

2．3．3社会实践模块

积极鼓励学生面向行业，走向社会，加强学生与社会生活生产实际的联系，提高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增强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主要在暑期进行与生物技术产业相关的市场调研，了解行业发展现状，掌握专业发展趋势，提交产业调查或发展规划建议报告．本模块学生需完成2学分．

2．3．4素质拓展模块

素质拓展计划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精神品质、身心健康和延伸专业能力为目标，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兴趣爱好，通过实施厚德计划、博学计划、创新计划、远航计划、笃行计划及铸魂工程、治学工程、培英工程、励志工程、沟通工程、心理工程，实现学生能力训练的规范化和全程化，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本模块学生需完成8学分．

3结果

3．1实践教学所占比重

生物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完善及实施，为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奠定基础．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中，实践教学累计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为35．6%;专业课程实践、实验教学学时占理论课总学时的比例为38．8%。

3．2实施后的成效

1．实验、见习及实习教学大纲得以完善．修订完善了实验教学大纲、课程见习及专业见习、实纲．

2．制度得到完善．形成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和考核等管理制度;完善了专业技能竞赛办法和科技创新奖励激励措施．

3．学生取得成绩．该实践教学体系实施后，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2011～2013年该专业学生在河南省生物基础实验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6项;在第九届挑战杯赢响中原河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二等奖6项，三等奖12项;获得部级创业设计大赛项目7项;毕业数量逐年增加，该专业学生2011届毕业生毕业率为12．2%，2012届毕业率为16．4%，截止2014年4月15日，2013届毕业率(包括录稿)为16．9%．

3．3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时间保障．由于实践教学往往需要占用较多的时间，因此，在不占用日常课堂教学时间的前提下，挤出时间来实施新的实践教学体系规定的内容，有时候占用了周末时间，使得学生略感学习紧张，产生抱怨情绪．

2．实习见习基地保障．实施中发现，没有充足且与专业方向对口的实习、见习基地是阻碍新实践教学体系实施的重要因素．

地方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终结性；普通教育；终身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01）25—0052—04

收稿日期：2001－04－16

作者简介：张晓峰（1973－），男，河南周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系硕士，主要从事教育与教育政策的。

当前，祖国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台湾与祖国大陆虽然制度不同，但由于同属中华民族，二者在文化背景、社会心态等方面具有颇多的相似性，台湾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祖国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台湾的学制

台湾自1968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分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学生初中毕业后即面临分流，进入普通教育体系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普通教育体系包括普通高中、大学和研究所。普通高中修业年限三年，以“发展青少年身心，并为研究高深学问及专门智能之预备”为宗旨。大学指的是本科层次的大学及学院；台湾《大学法》规定，大学教育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它是通过在大学或学院里设置研究所进行的，研究中心和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可以培养研究生。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包括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或大学、研究所。高级职业学校属于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相当于祖国大陆的中等职业学校，它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修业年限一般为三年。高级职业学校以分类设置为原则，以“养成健全之基层技术人才”为目标。专科学校，即专科职业技术学校，它以“教授科学与技术，养成实用专业人才”为目标，它也是分类设置，并且按不同入学资格分设二年制、三年制和五年制。二年制专科学校招收对象为公私立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三年制专科学校招收公私立普通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五年制专科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属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它以“教授应用科学及技术，养成高级实用技术人才”为目标，分二年制、四年制。二年制招收专科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入学成绩合格者；四年制招收高级职业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入学考试合格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专科学校在台湾全部属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体系不存在专科学校。第二，本科层次的高等院校，在职教体系称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在普通教育体系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第三，和普通教育体系一样，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也存在研究生教育，培养硕士和博士。

二、台湾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同祖国大陆一样，虽然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台湾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但由于受传统士大夫观念及文凭主义的，台湾职业技术教育并不被家长、学生及社会重视。当学生初中毕业面临分流时，大都会优先选择进入普通高中就读，只有当不被普通高中录取时，才会考虑进入职教体系。职教体系的学生因此常被形容为“多数的弱势”，即空有较多的人数，却是个弱势的团体。

世纪之交，围绕如何建立面向21世纪的职教体系，台湾有关方面作了多方面积极的探索。

（一）完善教育体系，构筑人才成长立交桥

台湾早期的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很小，但由于经济的发展急需各种实用型人才，台湾当局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例如：1967年普通高中与高级职业学校的比例为6∶4，1970年调整为5∶5，1981年又调整为3∶7。但由于过去把职业技术教育定位在“养成教育”上，目的是让学生习得一技之长，毕业后直接就业。因此，他们继续升学的机会非常少，职业技术教育带有明显的终结性色彩。1983年，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入专科学校的机率只有7.2%，专科的毕业生考入大学的机率只有2‰。台湾教育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周岁蛋糕型”，即蛋糕上只插有一根蜡烛，也有人称之为“避雷针型”，表示职教体系的学生继续升学的机会非常少。这样的教育制度，在早期有其特殊的背景，因为当时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才。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一教育体系已无法满足一般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也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实用型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出台了一些措施，以便让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学生也有完善的升学渠道。这些措施主要有：

1．扩充本科层次的职教招生规模，把办学绩优的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如1995年，技术学院只有7所，而截止到1998年8月，已有18所专科学校顺利改制为技术学院。

2．把部分技术学院改为科技大学。人都非常重视校名。以往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为技术学院，虽然台湾《大学法》明确规定大学含独立学院，但学院名称听起来总不及大学响亮。为此，台湾教育部在1996年制订了《大学及分部设立标准》，规定独立学院具有12个以上学系，三个学术领域即三个学院的规模，办学成绩优良者即可申请改名为大学。到1998年底，已有六所技术学院改名为科技大学。

3．在普通教育体系方面，台湾1996年出台一项政策，让普通大学附设二技，以衔接专科学校的课程。到1998年底，附设二技的普通大学已有23所。这样，从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到技术学院、科技大学及普通大学附设二技，已构成一个相当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学生初中毕业面临分流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及专长等来选择是进入普教体系还是进入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就读。

（二）落实职业证照制度，建立多元文凭价值体系

随着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构建，职业技术教育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不像过去那样把教育目标局限在“养成教育”上，完全以就业为目标，而是兼顾学生的升学与就业。但是就职业技术教育本身的价值来讲，它提供给学生的这种实务能力的养成还是必须加以重视的。在台湾，加强实务能力培养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落实职业证照制度。职业证照分三级，即丙级、乙级、甲级，它是通过职业证照鉴定考试取得的。职业证照有利于学生的升学、就业或就业后的续薪、升迁，因此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不仅能取得毕业资格证书，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职业证照。从1992年到1998年底，已有35万职校学生取得丙级的技术士证照。

在落实职业证照的基础上，为建立多元文凭价值体系，台湾当局修订了《各级各类学校同等学历的办法》，规定持有职业证照的人士，在有若干年的工作经验之后，也能取得相应的同等学历资格，如丙级证照加五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高级职业学校毕业或普通高中毕业，可以参加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或技术学院、科技大学及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乙级证照加四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专科学校毕业，可以参加大学附设二技或技术学院、科技大学的入学考试；甲级证照加三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毕业，可以参加研究所（硕士、博士）的入学考试。从而建立起职业证照和毕业文凭之间的等值互换关系。

此外，职业证照制度的落实，也有助于在社会上树立“学力比学历更重要”的观念。

过去，台湾职业技术教育往往被视为“二流的教育、次等的选择”。现在，由于职业证照制度的落实，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甚至有部分普教体系的本科毕业生回头报考二专，以求获得一张职业证照，习得一技之长。

（三）职业技术教育摆脱终结性色彩，与终身教育相结合

职业技术教育摆脱终结教育的含义，除前面提到的职业技术教育目标要兼顾升学与就业外，还在于它与终身教育的结合，使公民有随时返校进修学习的机会。为此，台湾职业技术教育作了如下一些调整：第一，对于职前教育，在教学上采取“直达车”的设计，使学生毕业直接升学或就业；对于在职培训，在教学上采取“区间车”的设计，为公民个人随时返校进修创造条件。第二，在入学方案上做到多元化。除原有的四技二专联考外，像学校推荐、申请入学、行业推荐甄试等入学方式都在积极地试办。第三，规定在职人员的入学考试，依据其职业证照及毕业后工作年限的不同，享有不同的加分优待。如丙级证照在专业科目总分的基础上加上总分的5%，乙级证照加10%，甲级证照加15%；就毕业后工作年限的长短而言，毕业两年以内的不加分，毕业三年，在总分的基础上加分3%，毕业四年加4%，以此类推，毕业年限最高加分无上限。

三、职业技术对祖国大陆职业技术教育的启示

同志去年在《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指出，在21世纪，我国既需要知识密集型产业，也仍然需要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和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样化的。今年“两会”上也有代表指出：我国管理型、型人才高能低就，实用性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严重缺乏的现象十分突出。可以说，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及现实基础。然而，80年代以来发展十分迅速的职业技术教育，自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自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之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发展势头锐减。其表现一是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中等职业学校生源数量剧减、生源质量下降；二是“新高职”同样也存在生源数量不足、质量低下等问题。

这其中既有教育内部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但笔者认为：终结性的职教模式和人民群众接受更多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相悖，从而导致家长、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当前职业技术教育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为学校毕业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这说明，宏观教育政策已经为终结性职教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机遇。

借鉴台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应以“改革终结性职教模式，构筑人才成长立交桥”为出发点来完善祖国大陆的职业技术教育，构建一个和普通教育相互衔接、其内部相对完整的、与终身教育融为一体的开放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为此，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实行高中阶段毕业会考制度，确认普通教育文凭与职业技术教育文凭的等值关系，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互贯通和衔接的教育体系

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之间、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高中、各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等）之间，虽然它们在培养目标和教学上有所不同，但由于同属于高中阶段教育，可考虑举行高中阶段的毕业会考。会考内容为高中阶段的文化课，会考参加对象为上述高中阶段的毕业生。通过高中阶段毕业会考，即可取得高中毕业资格，从而建立起中等职业学校文凭与普通高中文凭之间的等值关系。规定只有取得高中毕业资格，才能参加当年或以后各年的高考，从而实现高考报名的社会化；允许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及社会考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报考普教体系还是职教体系的大学。

（二）改革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使职业技术教育目标兼顾升学与就业，建立起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

在衔接方式上，把入学制度作为主要方式，同时辅以保送生制度、用人单位推荐等。入学考试采取“3＋X”制度，“3”指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课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并以此成绩作为入学的主要标准；“X”作为入学的标准，具体内容由各个学校自行确定，它既可以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可以是某一门（或某几门）与所报考类科相关的专业科目的考试，也可以是职业技能测试。为了有利于高职院校招收到适合自己的学生，也可试行若干所高职院校举行联合考试的方式。

为了使职教目标在就业的基础上兼顾升学，使中职教育也成为培养较高层次实用技术人才的预备教育，必须做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衔接。这种衔接既包括教学，也包括学制等方面。首先，考虑到职业技术教育的性质──专业性、就业性，教学中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养成。为鼓励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应在职教体系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规定获得不同层次证书的学生在升入高一级学校时享有不同的优待，如给予一定的加分、免于技能测试或专业科目考试等；同时，切实实施职业准入制度及就业预备制度，使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者更易于在社会上就业。其次，考虑到学生继续升学和将来进修的需要，中职教育还要注重语、数、外等基础性、工具性学科的教学，加强基础能力的培养。

（三）改革现有“新高职”终结性教育模式，形成完善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首先要突破“新高职”办学的专科层次限制，鼓励部分院校试办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第二，考虑到普教体系中原有的高等专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实用型人才，把这些专校全部转入职教体系，并将部分办学条件较好的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高职院校。第三，大力发展包括本科层次在内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职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规模。第四，创造条件使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本科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能和普通教育体系学生一样有接受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的机会。只有形成一个包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的完备体系，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才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定位于LEVEL5B相吻合。我国劳动、人事等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与LEVEL5B相当的职业资格标准。这也是我国面临加入WTO，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四）职业枝术教育的改革要着眼于与终身教育的衔接和融合

终身教育将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视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该体系中，任何一点上的教育都具有纵向衔接和横向沟通的机制。社会是终身教育的社会。配合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可考虑：第一，职业教育要做到把职前教育与在职进修、培训结合起来，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起来。第二，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施自学考试制度和成人高考制度。第三，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毕业文凭之间建立一种等值互换关系，在社会上树立多元文凭价值体系。如规定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加上若干年的工作年限，即相当于取得相应层次的毕业文凭，也就是获得同等学历。第四，规划多元入学方案，规定只要取得相应的毕业文凭，不管是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抑或是同等学历者，都可以参加高一级学校的入学考试；根据不同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工作年限，在入学时享有不同的加分优待。这样，公民个人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形式取得的毕业文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从业年限都能得到承认，并作为公民在终身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习或取得新职业的起点。

至此，祖国大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可设想如图1所示。

总之，祖国大陆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应围绕着构建一个与普通教育相互衔接的，其内部相对完整的，与终身教育有机统一的开放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既能顺应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又能满足公民个人接受教育的需要；既能满足公民个人现时的接受教育的需要，又能满足公民在职进修的需要。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立足于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一定会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

[1]顾明远，张凤莲．亚洲“四小龙”教育制度与管理体制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194．

[2]林腾蛟．台湾技职教育的发展．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院学术报告集（第二辑）[C]，2000，（3）．

[3]高教信息[N]．教育报版，2000.3.8．

[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回顾与展望[N]．中国教育和科研机网．

ReformandDevelopmentofTaiwanVTEandItsEnlightenmenttoOurs

地方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知识图谱；专利地图；科技竞争态势分析；科技创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9.020

〔中图分类号〕G250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5）09-0105-06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ed a metho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alysis based on knowledge mapping and patent m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ev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ich using academic papers and patents information together.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could be disclosed and described from three aspects，Sci.& petitive environment，Sci.& Tech.innovation environment，competitive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s，through using knowledge mapping and patent map to reveal the analysis results visually from different views.It could assist and guide the Sci.& Tech.innovation activity effectively.At the same time，the method of Sci.& petitive situation analysis was demonstrated to be practical by the example of Sci.& Tech.domain of Tension Leg Platform（TLP）.

〔Key words〕knowledge mapping；patent map；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alysi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党的十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当中，十分有必要对当前的科技竞争态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否则科技创新活动就可能遭遇失败或者走弯路。现今，国际竞争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态势，这就越发要求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科技竞争态势的分析，正确把握科技竞争的客观现状，有效协助、引导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研究思路

科技竞争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本文所指科技竞争主要是从竞争态势的角度来看待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状况。这种理解既不同于技术竞争，也不同于科技竞争力：技术竞争仅指技术层面，并不包含科学研究方面；科技竞争力重在对科学技术水平进行比较和评价。

进行科技竞争态势分析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相关研究也较多。本文主要从科学与技术的关联性角度，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科技竞争态势分析研究。这主要是考虑到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发展演变日益加快，特别是在高新科技领域，产品的开发、产业的发展不再只依赖于相关技术的研发，同样取决于相关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进展。因此，结合利用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方面的信息，进行科技竞争现状及趋势的分析，迎合了当下科技时代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科学知识一般包含在图书和学术论文当中，技术知识一般包含在专利文献当中。因此，了解某一领域的科技状况可以通过收集、整理、分析该领域的图书、学术论文、专利等文献来实现。具体到进行科技竞争分析时，一般主要从学术论文和专利两方面，获取相关科技文献并进行分析，以达到掌握科技竞争状况的目的。

目前，结合利用学术论文和专利信息进行科技竞争分析方面的研究尚较少。卞志昕（2009）提出在专利地图的基础上增加学术论文相关信息，制作出技术情报地图[1]；该研究的目标仍限于技术情报层面。陈韫春（2010）提出基于科研论文和专利的视角，分析我国科研现状和存在的问题[2]；该研究仅进行理论层面探讨，并未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或实践。陶蕊等（2013）基于论文和专利数据进行中美清洁煤技术研发实力与合作趋势分析[3]；该研究仅针对中美两国进行比较，比较的角度也仅限研发实力、研发机构两方面。余敏杰等（2014）将论文引文分析与专利分析相结合，分析微结构光纤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态势[4]；该研究以专利信息分析为主，对于论文信息仅进行引文分析。王曼娜等（2014）基于博硕士论文与专利的分析，了解我国再生水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趋势[5]；该研究重在通过论文和专利信息来了解有关研究进展。

目前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没有充分挖掘学术论文或专利数据所包含的信息，结合分析的角度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并未针对科技竞争态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针对目前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重点针对科技竞争态势，充分挖掘、结合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所包含的信息，研究分析的方式方法，实现较深入全面掌握科技竞争现状和趋势的目标。

12 研究框架与方法

当前，最为有效的信息分析方式是借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采用可视化方法对分析结果进行形象化揭示和展示。对学术论文所包含的科学信息进行分析一般采用科学知识图谱[6]，对专利所包含的技术信息进行分析一般采用专利地图[7]。但无论是知识图谱还是专利地图，其本质均是采用可视化方法对科技信息分析结果进行形象化揭示，从静态理解是指形象化表示后的有关科技信息的各种图形表格、分布图等，从动态理解是一种分析并形象化揭示科技信息的综合性方法。

本文结合利用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将学术论文和专利信息分析结合在一起，实现对科技竞争态势进行全面分析的目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即基于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的科技竞争态势分析方法。

由图1可见，对于科技竞争态势的把握，主要从科技竞争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竞争机构和人才三方面进行分析揭露。

（1）科技竞争环境分析。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揭示。时间维度的分析即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科技发展的趋势，需要结合科学研究趋势图和技术研发趋势图来进行，或将两者合二为一。空间维度的分析即从地域分布的角度来分析科技研发的主要区域及其水平，需要结合科学研究地域分布图和技术研发地域分布图来进行。

（2）科技创新环境分析。当前科技竞争的核心体现在科技创新，因此科技创新环境已成为了解科技竞争态势的重要方面。学术论文和专利分别属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最主要成果，因而可以结合科学研究热点图和技术研发重点及趋势图，来进行知识创新热点和技术创新重点及趋势分析，从而实现对科技创新环境的掌握。

（3）竞争机构和人才分析。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通常依靠机构（组织）的力量来开展科技研发和创新活动；因此，掌握科技竞争水平较高的机构和人才队伍情况，也是了解科技竞争态势的重要方面。竞争机构分析是为了挖掘出科技研发水平和实力较高的一些科技研发机构，需要结合科学研究机构实力图和技术研发机构实力图来进行。竞争人才分析是为了挖掘出科技研发水平和实力较高的一些科技研发团队，需要结合科学研究团队实力图和技术研发团队实力图来进行。

2 实证――以张力腿平台（TLP）为例

张力腿平台（TLP）是海洋石油、天然气工业从近海向深海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新型平台，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新兴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它是一种垂直系泊，通过数条张力腿与海底的顺应式平台相接[8-9]。

在科技文献数据的采集和获取方面，学术论文数据采集自爱思唯尔（Elsevier）的Scopus数据库，这主要是考虑到Scopus的数据较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Web of Science数据更为全面；专利数据则是采自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德温特创新索引（DII）数据库，该数据库专利数据较全面、规范。在以上两个数据库中分别检索、获取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共计获得学术论文1 673篇、专利399件；由于以上数据的检索时间为2015年初，而学术论文和专利信息的公开往往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仍有部分2014年的数据还没有公开，所以2014年的数据量会比实际的偏少一点。

采用本文上节所述研究框架和方法，绘制相应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对张力腿平台的（国际）科技竞争态势进行分析。进行数据分析及制图的工具包括BibExcel[10]、Pajek[11]、VOSviewer[12]等。

21 TLP科技竞争环境分析

211 科技发展趋势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历年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制作其科技研发趋势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见张力腿平台的科技发展趋势：理论研究（论文）比技术开发（专利）早五六年，且活跃程度要高不少，反映出张力腿平台尚存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其应用不是很广泛、深入，但也说明其进一步研发的空间还很大；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趋势大体上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出现过一次科技研发的高潮期，之后开始跌荡式下降，在2001年左右陷入相对低谷期；自2002年左右科技研发活动又开始缓慢地反弹，直到近三四年，才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并持续至今；目前，张力腿平台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均处在新的快速发展期。

212 科技研发地域分布分析

统计各国家/地区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分别制作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地域分布图，如图3和图4所示。

从图3和图4可见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在张力腿平台方面的科技研发实力和水平：美国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在技术开发方面，均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在技术开发方面优势更加的显著；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中国和挪威的科技研发力量相对较强，挪威在理论研究方面稍强于中国，而中国则在技术开发方面稍强于挪威；其他具有一定科技研发实力的国家有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22 TLP科技创新环境分析

221 知识创新热点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选择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并制作共现图谱，如图5所示，即科学研究热点图。

从图5可见，张力腿平台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热点主要有4个方面：（1）基于平台的石油开采技术，主要集中在海底取油立管及结构设计等方面；（2）系索系统研究，主要进行计算模拟、动态分析等；（3）平台的结构分析和设计，主要考虑涡流和风力影响、疲劳性能和可靠性等；（4）平台的动力响应分析，主要运用水动力学、有限元分析等方法。

222 技术创新重点及趋势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专利技术分类（IPC）情况，专利量较多的IPC类别即张力腿平台的技术研发和创新重点；

从图6可见，在近十年间（2005-2014年），关于张力腿平台的技术创新活动（B63B35/44）呈现出增长趋势，特别是在近几年；在平台的海上停泊方法上，对于锚泊技术（B63B21/50）的研发较多，尤其近几年发展迅速，而对于系泊技术（B63B21/00）的研发则在近几年急剧下降；在平台设计和修建方法（E02B17/00）的研究上，近十年基本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波动不大；在海底取油立管的设计（E21B17/01）上，技术研发波动性较大，曾在2007年和2012年左右出现研发高峰，其它时间内基本呈下降趋势。

23 TLP竞争机构和人才分析

231 科技研发机构分析

分别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发文机构和专利申请人情况，选择发文量或专利申请量较多的机构（组织），分别制作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机构实力图，如图7和图8所示，这些机构即具有竞争力的张力腿平台科技研发机构。

从图7可见，在张力腿平台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方面，国际上研究实力最强的机构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 and M University），其次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康菲公司（ConocoPhillips）及挪威科技大学（Norges Teknisk-Naturvitenskapelige Universitet）。其他科学研究实力较强的机构还包括印度理工学院德里校区和马德拉斯校区（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Delhi/Madras）、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 ASA）等。

从图8可见，在张力腿平台技术研发方面，国际上研发实力最强的机构是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其次是美国大陆石油公司（CONOCO INC）和美国海马装备有限公司（SEAHORSE EQUIP CORP），其他技术研发实力较强的机构还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 PRODN RES CO）、深水海洋科技有限公司（DEEPWATER MARINE TECHNOLOGY LLC）、维特克灰色公司（VETCO GRAY INC）等。

232 科技研发团队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作者和专利发明人的出现频次，选择出现频次较高的作者或发明人进行共现分析，并分别制作共现图谱，如图9和图10所示，即具有竞争力的张力腿平台科技研发团队。

从图9可见，最大的张力腿平台基础理论（科学）研究团队是一个跨国组合，主要成员包括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 and M University）的Kim，MH.、Kim，CH.、Niedzwecki，JM.、Natvig，BJ.，挪威科技大学（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Naess，A.，挪威Statoil公司的Teigen，PS等人。其次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 of Texas at Austin）的研究团队，主要包括Kim，SB.、Powers，EJ.、Fischer，FJ.、Hong，JY等人。其他较大的研究团队包括以Chandrasekaran，S（论文发文量最多）为核心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团队，以Kareem，A为核心的美国圣母玛利亚大学（Univ.of Notre Dame）团队等。

从图10可见，最大的张力腿平台技术研发团队，是由独立发明人LEVERETTE S J（专利发明最多）、RIJKEN O R、KIBBEE S E，以及壳牌石油公司的HUETE D A和KIPP R M等人组成。其次是以ALLEN D W、HENNING D L、MCMILLAN D W为核心的壳牌石油公司团队。其他较大的研发团队还包括韩国RES INST IND SCI&TECHNOLOGY团队等。

3 结 语

本文以支撑科技创新活动为导向，以全面深刻把握科技竞争态势为目标，从科学与技术的关联性角度，通过充分挖掘、结合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方面结合起来，设计研究出基于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的科技竞争态势分析方法。通过多个不同角度和纬度的分析，采用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对分析结果的可视化揭示，最终从科技竞争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竞争机构和人才三方面，对科技竞争现状和趋势进行揭示和描述。同时，以张力腿平台（TLP）科技领域为例，实证了所设计的科技竞争态势分析方法的实用性。

由于本文所做的研究是一种方法及应用的探讨，在短时间内总结出来难免有所疏忽，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述仍值得商榷。同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如基础理论（科学）研究（学术论文）与技术开发（专利）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性问题等。这些研究中的不足和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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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篇4

研究结果与讨论

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期刊论文的统计结果放在国内和国外大背景下做个比较，可以从中了解到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相对状况。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和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与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的对比分析国内教育技术论文数量为国外同期教育技术论文数量的7倍，至于国内教育技术研究是否真的产生了远多于国外教育技术研究的成果，魏顺平(2010)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只是某个学科中的某个领域;另一方面，相较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法研究、教学研究、习得研究等，教育技术研究相对薄弱。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期刊类别分布，汉语教育技术相关在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类期刊上的论文最多瑏瑥，其次是教育技术类。这从侧面表明，汉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是从汉语教学的需要和应用出发来讨论教育技术的相关问题。同时，也在探讨教育技术的过程中，以汉语教学的实际应用进行说明和论述。与国内外期刊论文数量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下图是2005至2011年间，汉语教育技术、国内教育技术和国外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年度走势图为便于观察年度走势，即曲线的斜率，此处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放大100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三个特点:(1)汉语教育技术发展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均呈总体上升态势;(2)汉语教育技术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在近期均呈走低状态，进入反思或审视阶段;(3)汉语教育技术发展状况相较于国内和国外走势(从曲线别点上看)，更接近于国外。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研究内容的对比分析《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代表了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各项内容。通过对敏感词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内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不一致的方面和研究欠缺的方面。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及特点《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频率信息可以显示出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的全貌。频率越高，受关注程度越高。为了相对集中地反映这期间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特点，我们对敏感词按类别(范畴)进行由高到低排列后总结为如下两点:1)技术应用紧密围绕“语料库”、“多媒体”和“网络”，相关论文数量最多者为语料库，其次是多媒体，再次是网络。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语料库”的相关研究包括的语料(数据、资源)类型有汉语母语语料库、中介语语料库、多语语料库、动态作文语料库、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学习者语音语料库、错字别字数据库、教材语料库和教学用字库、词库等教学资源，涉及的研究内容有语料库(数据库、资源库)的建设、加工、工具研发和应用等。这是语言教学中教育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一大特色。(2)“多媒体”的相关研究涉及超媒体中的图片、视频媒体的应用瑏瑦，可视化、概念图，编码，多媒体教材和练习，多媒体课件设计、多媒体资源建设、利用和开发，多媒体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有效性，多媒体环境等。(3)“网络”的相关研究包括网络教学/学习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网络虚拟社会，网站建设、网络课程，网络教师培训，网络教学设计、原则，网络平台需求、功能、开发等。2)“汉语知识教学”相关论文数量与“汉语技能教学”相关论文数量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知识教学”相关研究包括汉字、语音、词汇、语法和中国文化教学等;(2)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技能教学”相关研究包括口语、听力、视听说、视听、阅读、写作教学等。

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1)包含的研究层面和类型一致从总体情况看，近年来的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包括了三类:理论研究(如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认知策略、教学环境)、相关技术研究(如多媒体、语音识别、计算机模拟、语料库)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如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课程、教学和学习资源)。这一结果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的发展在总体上是全面的、积极的，从研究层次和类型来看，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是一致的。另外，世界教育技术研究表明，教育技术研究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呈现出以技术为特征相继变化的发展历程(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我们的考察结果表明，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格局，并且汉语教育技术还受到一些专门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汉语语音分析技术、汉语语料库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都被积极引入到了汉语教学中。2)紧随新技术创新出教学新方法关于聊天工具和博客在教学中的应用是目前教育技术讨论和关心的热点问题。在汉语教学中，它的交互性对语言教学无疑是有意义的，符合现代教育倡导的合作学习原则。它通过自发地、积极主动地进行任务或功能教学，开展相互交流，以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驱动，促进学生以文字或语音的形式练习汉语说与写，也在文字或语音的输入过程中习得汉语。此外，过去人们固有认识中不适合于成人学习的游戏软件或游戏方式也受到关注。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了一些新课题，寓教于乐又一次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探讨如何促进“生活体验、乐趣与学习的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等问题(祝智庭等，2010)，学者们提出游戏化学习(game-basedlearning)及教育游戏(educationgames)。教育游戏研究可以把传统的游戏软件提高到一个更有利于学习的角度去认识。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教育技术领域出现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创新汉语教学和学习的报告。涉及三种形式:第一，研究汉语教学中如何运用多种网络聊天形式开展教学的问题，如何敏、张屹(2008)(利用邮件、网络论坛)，袁伟、刘娜娜(2010)(利用聊天工具)。第二，研究应用博客、微博，乃至有声博客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陈育焕等(2009)(利用有声博客)。第三，研究运用教育游戏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蔡莉、刘芳妤(2011)。因此，可以说汉语教育技术在应用新技术创新教学方面，合着时代的脉搏走在形式和方法的前沿。研究内容不一致但有其合理性的方面1)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研究在有关技术方面的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课件(courseware)和超媒体(hypermedia)的关注呈下降趋势;有关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多媒体教学(multimediainstruction)呈下降趋势。魏顺平(2010)认为，“这应该是受当前网络技术普及的影响，课件和超媒体是单机环境下用来呈现学习内容、开展个别化学习的媒体”;“这同样应该是网络技术普及应用的影响”。但是，我们对《敏感词数据表》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而是受到持续性的关注(敏感词“多媒体”的年度频率未见明显降低，其频率也没有被“网络”的频率所超越)。我们认为，这是学科特点使然。“多媒体”这一敏感词在汉语教学论文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年度受关注程度较高，显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离不开多媒体技术的支持，各种媒体技术在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汉字教学为例，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汉字的读音需要声音媒体支持，汉字的笔顺书写作为动作技能的教学理应用动画或影像技术支持，汉字的义项和构词等用法信息离不开文字技术的支持。这些既是汉语教学的客观需要，也是由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多媒体”受到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始终脚踏实地，更多地着眼于学科应用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空谈教育技术。2)网络技术受重视程度未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课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Internet、信息技术、网络课程和虚拟教室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internet/网络课程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魏顺平，2010)，“基于网络的教育技术研究是当前主要研究内容”(祝智庭等，2010)。但我们对敏感词“网络”(及相关)的考察结果并非如此，而是总体变化不大，按年度在较少的数量间略微波动。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三个。一方面，在我们所考察的样本期刊上发表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作者大多数为国内学者，他们的教学任务和关注的研究问题主要是针对成人的课堂面授，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且绝大部分为“1+0”模式，而非“1+n”模式瑏瑧;另一方面，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身处优越的目的语(汉语)环境，他们课外利用目的语的社会环境学习远比现在还不甚理想的网络教学或远程辅导的效果更优;第三，由于网络教学受当前技术条件的限制(如面向外国人的汉语语音识别技术、人机对话)和理论研究的限制(如自主语言学习研究)，目前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听、说这两个语言技能教学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效果不理想所致。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数字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构建定将为汉语教学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也将迎来汉语网络学习的新局面。

在汉语教学中，由于该项研究与教师们的实际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历年来与课程有关的汉语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始终受到关注。但遗憾的是，真正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technologyintegration)为指导思想和理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的论文相对匮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后就会发现，大多数只是就教学中具体应用问题有感而发的教学体会或经验，这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终极目标尚有距离，今后应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从理论上探讨媒体形式与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的相关效应(如什么类型的汉语知识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来表现?什么样的汉语技能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开展训练?);根据Paivio(1990)双编码理论，言语能力、言语习惯与偏好、表象能力与偏好间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不同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结构、内容、呈现方式是有一定偏好的，应研究如何根据学生的认知风格并从汉语学习的角度出发，立足学生自身特点，以信息技术为教学手段来组织教学;从整合的特点、作用和方法等出发进行研究，结合汉语教学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逐步形成切实可用的整合操作策略，真正体现AECT，04瑏瑨提出的创新宗旨。2)关于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design)是近年来国外教育技术研究中受关注的重点或热点(魏顺平，2010;祝智庭等，2010)，反映出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但是，从《敏感词数据表》的年度分析来看，“教学设计”并非实际研究中的重点或热点，也没有被历年来的汉语教学研究所关注。当前，汉语教学中的教育技术应用已经走过了探索和试验阶段，逐渐趋于成熟。或者说，技术因素已经成为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再是依附于教学的一种附属品或点缀，也不是游离于教学之外可有可无的调味品。例如，当前大多数情况下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师备课离不开信息技术，汉语教学和学习资源是数字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离不开信息技术。当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全方位融入汉语教学之时，教学设计必然与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观念有所不同。脱离教学设计的技术应用，片面强调技术的应用价值的思潮，不仅难以在教学中真正发挥作用，也违背了教育技术的宗旨。因此，重视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广泛地开展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学设计研究，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注重对教学和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努力实现教学设计与技术应用的深度整合，对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将会认识到教学设计师这一职位和角色的价值、作用和需求。(桑新民，2009)3)关于应用教育技术的教学有效性和教学实验国外教育技术研究显示，教学有效性(instructionaleffectiveness)是历年关注的重点，它表明教育技术的各项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对教学效果的改进上(魏顺平，2010)。我们通过对《敏感词数据表》年度使用频率的分析发现，在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这个问题已开始得到重视，表现为汉语教师在应用教育技术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对教学效果进行审视的倾向。这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和改进的方案。然而，关注和重视程度的提高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来看，对技术影响下的教学效果问题，谈及的多，付诸实际研究的少;在付诸实际的实验研究当中，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并不多。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他们的学习动机、学习背景的复杂性导致实验研究有一定的难度。这方面的研究应加紧开展。因为基于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和语料库技术的语言习得实验研究，可以回答双编码教学是否有助于语言习得的问题，可以揭示基于图形和语言双编码输入条件下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和机制。其研究结果可以为建立外国人汉语学习模型而开展计算机模拟，最终为设计出智能化的汉语CAI创造条件并奠定坚实的基础。教学有效性问题应该用系统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它与很多因素相关，如学习成绩、教学管理的有效性、课程评价、教学质量、教学创新、教材评估、教师和教学方法等。郑艳群(2012)指出，对汉语教学而言，应该更加重视对语言微教学环节和微技能教学的研究和把握，汉语教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更好地揭示汉语学习规律，指导和管理汉语教学。

余论:汉语教学叙词研究与学科建设

地方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技术创新，分数阶Logistic方程，平衡点，稳定性

 

1.引言

所谓创新技术扩散，是指一项创新技术随时间通过某种渠道被社会系统成员所接受的过程(Rogers1983，p•5)。技术扩散过程由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四个关键元素组成。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传播渠道，技术创新信息可以在一个社会系统内传播或传向另一个社会系统。信息传播渠道有两大类即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种传播渠道在技术创新采用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包括了无语言的观察，它对技术创新扩散的范围和速度有重要影响。

技术创新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展而来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cess)，是指创新从扩散源向潜在采用者 (技术吸纳体)扩散的过程，它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即技术创新与扩散，就是指技术在最初商业化之后的继续推广利用，即技术在其潜在采用者之间的传播推广，它包括更多的需求者采用它，并在扩散过程中还要不断再创新使其进一步完善。任何一项技术，只有在充分的扩散中才能发挥它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技术扩散的过程其实就是各技术系统在特定的环境里，通过技术系统网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而技术的扩散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目前国际上对技术扩散的模式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四种基本理论：一是“信息说”：即技术扩散是信息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二是“选择说”：即从潜在使用者在对不同技术的价格和相应的预期利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技术扩散；三是“积累说”即技术扩散是一种渐聚活动的结果；四是“需求 (N)—资源(R)关系说”：该理论认为，NR不相适应是产生技术扩散的原因，扩散就是技术供需双方的NR协调过程。上述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论述了技术扩散的基本原理。根据需求(N)—资源(R)关系理论，技术创新扩散能够进行，是因为存在着技术差距，供方(技术创新源)和受方(潜在使用者)的需求—资源关系相耦合，提供了扩散的外部条件，而一个技术使用方依据创新技术的生命周期制定不同的扩散战略，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润，这是创新技术得以扩散的内部动力。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梯度和动力机制，以及适当的外部扩散条件，技术创新扩散就可能发生。同时扩散速度与普及率受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瓶颈约束(生产能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的限制。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创新技术的扩散是多层次、全方位进行的，一项技术创新可以在国家、部门、地区、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间进行。毕业论文，平衡点。同自然界中生物种群的进化过程相类似，创新技术的扩散同样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稳定共生的演化过程，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创新技术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借用生物学动态系统(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来描述技术创新的动态扩散过程，将创新技术的扩散模式划分成网络式扩散与辐射式扩散两种模式，再根据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对模型进行经济分析，以寻求技术与环境之间的最佳协调状态，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完善与扩散普及。本文的技术创新的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的优胜劣汰及更新换代的动态进化过程。

2.问题导入

本文考虑如下分数阶Logistic方程的稳定性

（1）

（2）

其中，表示Captuo分数阶导数。当时，方程（1），（2）源于文献[1]，它描述的是互补型技术创新扩散模型。这里表示在一定区域内处于相同经济层次或拥有相近技术水平的两种创新技术，分别表示技术在不考虑环境作用时的增长率，分别表示的市场最大承载力，分别表示技术的相互影响系数（或称扩散强度），式（1），（2）中前面的正号表示两种技术是互补的。文[1]讨论了时，方程（1），（2）的平衡点的稳定性。事实上，分数阶微积分能更真实的描述实际情况，分数阶微分方程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熟知的如分数阶Lottka-Volterra方程，分数阶Chuas,Chen, Lorzen系统等[2,3,4,5]。

本文讨论当时方程组（1），（2）平衡点的稳定性，我们利用文献[3]得到了更简洁的结果。本文中函数的阶导数定义为：

3.平衡点和渐近稳定性

方程组（1），（2）平衡点（或稳态解）定义为如下方程组的解：

（3）

（4）

容易求出其平衡点有。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当且仅当Jacobian矩阵在平衡点附近的所有特征值满足[3]

（5）

下面采用线性化方法[3]讨论四个平衡点的渐近稳定性。

（1）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于是对任意，平衡点不可能稳定。

（2）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3）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4）对平衡点，这时经过计算

其特征值为：

，

显然，对且，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

4.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对互补型技术创新传播模型，由于它表示技术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且扩散过程相互促进，平衡点，或都不可能稳定，即不可能出现那种技术最终完全占领市场，稳定状态只有平衡点，即双方一直共同拥有市场，又会分别开拓其他新市场。特别的，如果，即双方的影响力相同，则双方最终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各自的技术市场容量。对该问题研究有利于避免技术创新由于过度竞争而形成技术资源浪费，促进创新技术的生存和发展，合理配置技术资源。

此外，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与环境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同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共存的技术，当处于竞争状态时，双方相互抵制，此时谁的竞争力强，谁就会最终赢得市场，实现技术市场的优胜劣汰；当处于互补状态时，双方相互促进，两种技术取长补短、共同完善。无论双方是处于竞争还是互补状态，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双方将共同瓜分市场，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若技术之间相互促进，则双方可以长期共存，而且各自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会远高于它们互相阻碍的情形。为了避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创新技术资源的浪费，双方应和平共处，并以最大限度和最优的资源配置去开拓新的技术市场，并对创新技术不断进行完善。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另外，如果“新”技术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能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旧”技术完全淘汰出局，而扩散到整个市场。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技术创新的互补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传播的进化过程。毕业论文，平衡点。本文的内容可推广到其它生产技术存在的情况，为技术创新的传播方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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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篇6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精神实质的一般认识

    在1990年出版的《技术与文化》杂志第31卷上，Paul S.Adler发表了题为“马克思、机器 与技能”的论文，认为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技术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对技能的要求，有着 全新的认识和越来越大的兴趣，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工作 的人道主义的和技能化的理论家与先知，他的名字名列榜首。的确，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 的 发展和对机器使用的一般趋向，看到了对人的技能的要求，这是前无古人的认识。(Adler， 780)在198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化》杂志第25卷上，Donald MacKenzie撰写了题为“马克思 与机器”的论文，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 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是经济学思想精髓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格言 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作为技术的社会作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几乎是无可比拟 的。它是深刻的和值得人们纪念的，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导引作用。(MacKenzie，473)在MacK enzie看来，马克思著作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关于技术的思想，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某种 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关于技术问题的讨论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认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精神实质的认识，存 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总体来看，包括了三种最基本的看法。第一种是技术决定论，这一看法 也是主流性或主导性的认识，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相当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持这 一观念。早在1921年，著名学者Alvin Hansen就在其撰写的《历史的技术解释》的论文中， 提出了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以技术为基 础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是一种技术的历史决定论”，这一看法被学术界广泛接受。(Hansen ，72-83)在我国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玻普是这一思想的突出代表，其学术观点为 国内学人熟知。1967年，英国学者Robert Heilbroner在其发表的《是机器制造了历史吗？ 》的论文中，通过引用马克思关于手工磨与机器磨的论述，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即 马克思的纲领是技术决定论。(Heilbroner，35-45)Tom Burns在1969年编写的《工业人》的 著作中，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把技术看作是“工业化和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者”。(Burns，p. 35)William H.Shaw的《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一文，其文章的题目就非常鲜明地显示出对 马 克思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的界定。(Shaw，155-176)把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归结为技术决定 论的看法，虽然存在比较大的偏差，但并非贬义，意在突出马克思思想中技术所具有的无可 比拟的作用，突出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马克 思关于技术与人类关系的众多论述与思想表达中，确实表现出技术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与意 义的特色。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 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马恩全集》第23卷，第505页），以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 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 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 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第67页），被作为其决定论思想的标志而反复引用。

    然而，几乎就在Alvin Hansen提出马克思的思想是技术的历史决定论这一理念的同时，被 我国学术界看作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卢卡奇却从原则上不同意把马克思界定为技术决 定论者。他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技术与社会关系》中就明确提出，“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 一个部分，一个要素，尽管它在本性上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要素，技术既不能简单地在自身 中同自己同一，也不是社会生产力中最后的或抽象的要素。”(Lukács，p.29)十分明显， 卢卡奇否定了技术决定论的基本理念，用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技术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 这种否定其实是对将技术等同于生产力的技术决定论的否定，把技术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降 低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在我们看来，把技术看作是一个构成要素的思想，是一种技术要素论 ，比起技术决定论来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我们不能说卢卡奇不重视在马克思思想中技 术的作用与价值，因为他提出了技术在本性上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要素的观点。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在降低了技术的地位以后，似乎应该更系统化地或辩证理性地看待问题，但卢卡 奇却不适当地突出了自我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因素在整体中的作用，从而在社会关系的 整体系统中找不着它的基石。卢卡奇不把马克思看成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从整体出发来研究 和理解马克思，其导引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在把技术乃至全部工业作用与意义的地位降 低时，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就会导致貌似对技术的肯定但实际上是否定的不良后果， 很显然，马克思思想的实质不是这样的。卢卡奇说：“把技术从作为一体的意识形态中分离 出来，从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而看成是自我满足的，这是不正确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 。”(Lukács，p.30)卢卡奇确实是在突出技术的意识形态地位，这种突出的后果究竟如何 ，需要认真研究，不能做简单化的判断。卢卡奇之后，关于技术要素论与技术的意识形态化 思想的最大发展是产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思想，其思想更加复杂和多样，这 里只能提及，具体内容将另文讨论。

    第三种对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一般认识来自法国哲学家Kostas Axelos。Axelos在其1969 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认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 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的理解，才 能 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Axelos，1-3)Axelos之所以把技术作为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关 键，在于如下三点理由：(1)马克思的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只有技术才能满足人类 活动的需要并创造出新的需要；(2)基本的技术活动本身即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初的活动；（(3)通过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即是人作为人的活动的开始。Axelos在这里使用了“ 关键”与“核心”这样两个词来表达他的认识，比之于技术决定论或技术要素论，对于表达 马克思的思想要更加准确。在我们看来，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放在包括他对技术的分析 研究之上，把技术看成马克思学术思想的关键和核心，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也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1977年，英国哲学家与文学评论家Raymond Williams在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著 作中，对“决定”这个动词作了词源学层面的考查，认为把马克思的思想说成是“决定论” 是把德文bestimmen翻译成英文时写成“决定”，其实这个词在语言学上是非常复杂的。它 的基本词义是当两个人发生冲突而不能解决问题时，由另外一个人同时也是权威做出决 定；另外一个词义是设置障碍或限制。Williams认为，应该从第一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看 作 是决定论的含义。(pp.83-89)这就是说，Williams其实是在建议把技术作为“权威”来理解 ，是在权威的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这个思想同Axelos所建议的关键或核心有很大的内在的 一致性。MacKenzie则认为，如果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关系对于上层 建筑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那么，在“决定”这个词的后一层意义上来理解的话，我们的意思 将立刻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强制性的原因了，而是建立了对人类这个人的行为的障碍。 因此，对这个问题仅仅在语义学的层面是不能得到最终的结论的。对于这样一个主题来说 ，我们实际上是探索社会科学的概念的核心。(MacKenzie，479)不难看出，MacKenzie是把 技术当作马克思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来理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Cohen表达了同 Axelos基本一致的观点。(Cohen)Adler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和思想丰富的理论家 ，不能简单地用技术决定论这种“主义”做出判断，否则，就没有全面领会他的思想。在他 看来，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其一，马克思把技术看作是极其广泛地存 在于工作 组织的所有生产方面，甚至存在于工人的技能中；其二，被技术决定是不完整的理解，其他 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起着明显的作用，“决定论”的含义 是指在这些力量中技术是形成秩序的主要因素，并不否定其他因素的意义；其三，在马克思

    的分析中，技术的相对突出的地位体现出时代的差异性，马克思给予技术在最广大的历史中 占优势的地位，但就历史的某些时期来说，他的分析更趋向于经济或政治。在Adler看来， 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赋予技术以意义的，一方面，马克思把技术看作一个独立变量；另一方 面，技术是动力源。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它在塑造人的技能要求、工作组织以及作为结果的 阶级能力等方面，扮演了一个占指导地位的角色。(Adler，789-790)英国学者G.Kitching也 反对把马克思当作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起到了调节意识与人类行 为的角色作用。(Kitching，26)。

    从Axelos、Cohen、MacKenzie以及Adler等人的观点可以看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中，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一些基本纲领性的看法，在6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 ，从技术决定论走向了技术核心论的层面，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趋向深刻与 合理，更体现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及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历史地看，这一转变更符合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时也更符合技术在实际的历史和人类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不能否认，这是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得到深入发展的一个良好结果。

    二、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精神实质：人的自由与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分析与认识，并不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而 是在相互批判和争论中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认识与景观，从而推进了认识的深入。到上世纪70 年代以后，技术核心论成为主导性的看法，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然而，技术核心思想的确立 ，并不等于消除了不同认识之间的差异或认识达到了某种统一。各种不同认识传统与思想仍 然在不断地发展着，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交叉与渗 透，使情况更加复杂。然而，在我们看来，对马克思学术思想的多方位的研究和理解，将十 分有助于对它的更深刻的认识和推进它的发展。多样化的景观将提供多维的视角与路标，有 助于在相互启发中进步，这对于深化我们的认识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技术整体论。马克思把技术作为社会的 一个基本要素来理解，并认为技术是通过工业生产的存在和作用显示出来的，因而，马克思 并不特别关注静态结构上的技术，而是社会历史关系中在技术活动的层面上加以分析与理解 ，这一点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技 术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在于为满足社会生产的要求和人类社会的需要，因而，在马克思眼中的 技术，从来就不是一个死物，而是人的一种现实的积极的活动。马克思这一思想来自于他对 费 尔巴哈的批判。在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一文中，他就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 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解决。”（《马恩全集》第3卷，第8页）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实践的或活 动的意义上的全部社会生活，对技术的理解也不例外。

    Axelos、MacKenzie以及Adler等人的技术核心论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 精神实质。在我们看来，所谓技术核心其实是指技术在整体中的首要性。首要性首先意味着 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机器体系的发展与巨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 革。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技术以及以机器的发展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 。机器的采用对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否定的作用；工厂的建立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的解体；蒸 汽机带来了工业城市；机器体系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 ；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建立了精神与贸易发展所必需的交往；等等。总之，技术进步必然 引起生产关系本身的变革，因为随着一旦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的革命，必然同 时也实现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革命。因此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四周年所作的演讲中，对技术的巨大历史作用和革命力量作了十 分精辟的概括，认为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 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在马克思的学术著作中，对技术的意义赋予虽然相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特定的著作中，如 早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 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与《共产党宣言》等；中期以《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 应用》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晚期以《资本论》为代表，集中体现在《资 本论》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与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实际是全部《资本论 》）中，但其技术批判的思想却贯穿于他的全部的学术成果和整个学术活动中。

地方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AndrewFeenberg,themainrepresentativeofthenewgenerationofFrankfurtschoolintheUnitedStates,broughtupthe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throughanalyzingtheinsufficiencyofearliertheoriesoftechnologyandturningthefocusoftheFrankfurtschool''''scriticismfromabstractsocialcritiquetocommontechnologicalfacts.Thistheoryisdiscussedintheperspectiveofitsbasis,targetvalue,theoreticalcore,methodologyframeandthemeofcritique.Amongthemthetheoreticalbasisisanalyzedforthatthetechnologyisinadilemmaoverbeingacceptedorbeinggivenupasarguedintraditional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argetvaluereferstohumanbeing''''sliberationandthetheoreticalcoreistherationalizationofdemocracy;themethodologyframeisthatusedtostudythetechnologyonthebasisofsocialconstructivismandthethemeofcritiqueisfarewelltodystopia.

Keywords:AndrewFeenberg;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Frankfurtschool;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of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order)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主化问题。

三、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足以确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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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篇8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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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德鲁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严耕，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5.

地方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技术竞争情报　专利情报　技术监测　技术情报分析

[分类号]G35

作为从国外引进的概念，技术竞争情报(CompetitiveTechnic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CTI)一词对于我国图书情报行业的从业者来讲，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因为不考虑其中的竞争二字，就是技术情报。而提起技术情报，人们肯定会联想到在我国有50多年发展历史的科技情报工作。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技术二字，则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工作在我们国家开展也有10多年的历史了，并不新鲜。但人们对这一词汇仍旧会感到陌生，为什么?如果以CTI为检索词查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省略)，能检索到的文献数量只有区区10余篇。这说明CTI这一术语尚未被国内学界所广泛使用。但这是否意味着国内该领域研究存在着空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很多研究采用的是CTI的下位或相近概念，如专利情报和技术监测等。为此，本文以文献调查为基础，试图对我国的CTI理论研究和实践进行梳理，进而对本领域的发展现状进行评析，对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1　我国CTI研究溯源

如果对我国的CTI研究进行溯源，必定会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借鉴和学习政治和军事情报分析经验以及前苏联开展科学情报综合与分析做法的基础上，发展的主要为研发活动和科技管理提供服务的科技情报研究(简称情报研究)。因为从流程、方法和组织模式来看，我国的情报研究都与国外的CTI不谋而合。以流程为例，我国的情报研究人员提出情报研究活动应由课题选择、情报搜集、信息整序、科学抽象和成果表达五个环节构成，这与构成CTI流程的需求分析、搜集、过滤、分析和传递五个环节完全一致。此外，融合多种方法的情报研究方法论和小核心大范围的组织模式也同样适用于CTI。因此，可以认为，CTI研究在我国是有着历史根基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CTI就是情报研究，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与国外主要以企业为主导开展的CTI活动相比，我国的科技情报研究工作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其重点主要是在系统地跟踪国内外科技发展和变化的基础上，对科技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和评价，目的是为各级政府部门和组织制定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计划提供参考，很少与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商业应用及其市场竞争行为相结合，并且基本不涉及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而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服务于市场竞争却是CTI的鲜明特色。因此，把CTI概念引入我国，就必须以新的视角来建构本领域知识框架，重新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中发现现有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走向。

为此，接下来笔者将探讨CTI范畴下应包括的研究主题，并对每个研究主题下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综述。

2　我国CTI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

笔者将CTI定义为：“能给组织的竞争地位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科学或技术的威胁、机会或发展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程，是竞争情报理论和方法在科技领域中的应用”。根据这个定义，CTI既是一种竞争性信息，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作为竞争性信息，CTI可能会来自于研报、专利情报、产品说明书和样本情报、标准情报、技术贸易情报等；作为信息处理过程，有关技术信息获取、技术监测、技术信息分析、技术预测、技术预见等主题的研究都应归入CTI研究范畴。此外，为了成功地开展技术情报工作，还要研究如何建立CTI系统，如何进行CTI部门(活动)的组织管理。以下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的研究进行评述。

2.1　CTI信息源研究

各种科技文献资源中蕴涵着众多有价值的CTI信息，而专利则是最主要的CTI信息源。此外，科技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成果和技术标准等也是常用的CTI信息源。由于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主要基于科技文献，因此关于这类信息源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对于像数据库、网站、技术博客等这类信息源，国内的研究还很少，而将大学、实验室、行业和贸易协会和主管机构作为CTI信息源来研究的就更是屈指可数。

2.2　CTI过程研究

从CTI的定义出发，笔者将CTI过程研究划分为技术信息获取、技术监测、技术信息分析、技术预测和技术预见五个部分。

2.2.1　技术信息获取　文献[3]认为国内企业获取CTI通常采用的方式包括：培养自己在本行业的人脉关系，或使自己成为行业协会或学会的一员，以直接获取同行或对手的相关技术信息；通过和一些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聘请资深的专家担任技术顾问来获得本行业的先进技术信息；还有依靠咨询公司为自身定做竞争报告等。该文献还指出文献研究是企业获取CTI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途径，经常进行文献检索来跟踪行业的技术发展动向和最新技术信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业CTI获取方法。

通过互联网自动获取技术信息也是获取研究的重点领域。文献[4]采用基于模式匹配的自动Web信息抽取技术，从企业Web页面中抽取家用冰箱产品的性能参数信息，尤其是各大公司的新型号、新品种的产品参数。这一技术可进一步用于跟踪分析竞争对手新产品发展动向和技术特点，为本企业的技术产品开发和定位提供决策支持。

2.2.2　技术监测　北京理工大学的朱东华教授(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技术政策与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与Alan Porter教授合作，于2000年主持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基于智能化知识采掘的高新技术监测分析技术研究”课题，在国内开创了CTI中技术监测(Technical Monitoring)领域研究的先河。他们对技术监测的概念、技术监测的对象和技术监测的过程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应用于纳米技术监测等领域，其研究水平已处于国际前沿地位。

2.2.3　技术信息分析　关于技术信息分析，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是分析方法框架和某些具体的分析方法。笔者曾在文献[2]中将CTI的分析方法划分为信息计量类方法、技术图表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三种类型，如表1所示：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刘细文研究员指导的硕士生柯贤能在其硕士论文中系统地构建了基于创新过程的CTI分析方法框架。这个方法框架由主体框架和扩展框架两部分组成，主体框架包含19种核心方法和17种相关方法，扩展框架揭示了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技术创新的哪几个阶段，如表2所示。

专利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囊括了全球90％以上的最新技术情报，相比一般技术刊物所提供的信息早5―6年，而且内容翔实准确。因此专利分析是我国学者研究较多

的CTI分析方法。　专利分析是统计学、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一个应用领域。专利分析以科学技术信息、数据分析为基础，以信息科学前沿技术为手段，综合集成各方面专家的战略性智力，对专利及其相关的科学技术活动进行动态监视、测量、分析及表达。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陈燕研究员等人编著的《专利信息采集与分析》一书，对专利的指标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拟定量分析、图表分析和软件分析方法作了全面和详尽的剖析。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郭婕婷等人提出了点、线、面、体四个层次的专利分析方法体系，每个层次对应的具体方法如表3所示：

近年来，专利分析方法可视化的趋势使起源于日本的专利地图方法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和使用。专利地图是指将专利情报所包含的科技、经济、法律情报等进行加工剖析，并通过各种可分析解读的可视化图表形式反映蕴涵在专利数据内错综复杂的信息，分析技术分布态势，指明技术发展方向，为决策提供更直观的情报支持。

专利地图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专利管理地图、专利技术地图和专利权利地图。

文献[14]在对技术预见和专利地图的基本内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将专利地图方法用于技术预见的可能性。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专利地图在企业研发管理、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中的应用。

2.2.4　技术预见　技术预见是从“Technology Foresight”一词翻译而来的，中文也有表述成技术“前瞻”、“预测”的。其最初定义来自英国Sussex大学斯普鲁研究所的Ben R.Mar-tin教授。所谓技术预见就是要对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其目标是要确定具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选择那些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最大化贡献的通用技术。通过实施技术预见，可以：①确定战略发展方向；②确定优先发展领域；③提供科技发展的背景信息和早期“预警”。笔者认为，从技术预见的定义和目标来看，开展技术预见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科技界和政府部门的专家，产业界的参与对于发挥市场需求对技术的拉动作用，实现未来技术的应用推广和产业化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可以把技术预见视为对外部科技信息的前瞻和预警过程，也就是CTI过程的一部分。

技术预见在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献[15－17]是有关技术预见理论和方法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文献[15]从竞争情报的视角，对大量技术预见项目案例进行了解析，从中得出了技术预见项目的战略情报研究属性，进而探讨了技术预见与竞争情报有效整合的可能性。文献[16]提出了基于文本挖掘和技术路线图的技术预见方法。文献[17]对技术预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国内有关企业、产品层次的技术预见研究还较少。

2.3　CTI的组织管理

相对于国外，我国建立有正式CTI系统的企业非常少，因此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探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信息需求的类型和收集的途径，对如何建立、组织和管理企业正式的CTI系统的研究很少，仅有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也多是对国外该主题研究的介绍，尚未检索到我国学者对于CTI组织模式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目前只能借鉴有关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建设的研究成果来进行CTI系统的建设。但由于CTI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学界还应进一步探索CTI系统的建设方法、CTT部门的组织管理模式及绩效评价。

3　我国CTI的实践探索

在CTI实践活动的开展方面，我国的专业情报研究机构和一些大中型企业是主体，而且起步也较早。但从CTI活动的内容来看，还主要是一些文献检索和编译报导工作，缺乏分析和对战略制定的影响。例如，海尔集团早在1988年就建立了一套简便易查、全面实用的检索专利卡片系统(又称专利文献人工检索系统)。该系统搜集了1974―1986年世界25个主要工业国家有关冰箱的1.4万多条专利文献题录。这些题录涉及所有与冰箱制造有关的内容，供科技人员使用。而目前，海尔对已有的产品项目进行国内外技术动态信息监控，从项目涉及的相关专利和技术领域、国内外目标公司等不同角度进行专利跟踪，形成一个巨大的综合的专利情报资料库，做到随查随用。一重集团则通过与国内情报所合作及国外技术文献的收集整理，分专题地编译了大量的国外新技术汇编文献供研发人员参考，同时在技术交流和考察中注意吸取宝贵的技术信息。格力电器则通过对技术情报、经营情报进行系统深入地搜集、分析，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相结合，并提高技术的集成，促进多学科融合与渗透，实现高水平的技术跨越，充分发挥了竞争情报作用，从而取得一批提升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

企业开展CTI实践趋于成熟的是宝钢研究院情报中心。他们在CTI的组织管理模式上也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框架体系，即被他们称为“5－1－N”的竞争情报组织模式。这里的“5”指企业的5个综合性横向情报研究团队，“1”指“一个固定的信息技术研究团队”，“N”指“若干个专题性纵向情报研究团队”。“5－1－N”组织模式是一个纵横交织的竞争情报组织机构，为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机构和流程上的保障。

专业科技情报机构开展CTI活动，以万方和西信为代表，他们凭借所收藏的种类齐全的科技文献为企业提供CTI内容和咨询、软件服务。

4　我国CTI研究趋势展望

从以上文献调查的结果来看，我国CTI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主题还很多。在本文末尾，笔者试图对一些未来可关注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4.1　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趋势：

4.1.1　信息源研究的重点从二手信息源转向一手信息源我国CTI的信息源研究，较为成熟的是对各类二手信息源――文献的获取和利用的研究，而对于如何从一手信息源，如技术看门人、大学、科研机构获取信息，则研究得很少。如何构建有效的技术转移体系，使这些一手信息能够为CTI用户所使用，应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4.1.2　研究重点从CTI的流程和方法逐步转变为对CTI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　我国有着50多年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有关CTI的流程和方法的研究从中可资借鉴的有很多，已经基本趋于成熟。而对于CTI的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目前还缺乏原创性研究，这有赖于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其中要重点解决的就是有关CTI的绩效评价问题。

4.1.3　与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趋于活跃CTI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覆盖面之广使之与很多相关领域有交叉。例如CTI与技术创新、CTI与技术(专利)战略、CTI与技术转移、CTI与战略联盟、CTI与反技术壁垒等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这些交叉地带开展研究大有可为。

4.1.4　研究主体趋于多元化我国CTI的研究主体目前还主要来自于情报研究人员，未来将会得到来自技术战略、研发管理等领域的学者的关注，有着实践经验的企业人士也会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中来，呈现研究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4.2　实践研究

地方技术论文篇10

【英文摘要】in　the　view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technology is not　value- neutral.　 for　this reason, we ought to make an　ethical　reflection　on　value —laden technology.　 through　think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practice, we find　that　modern　technology　is　an　uncertain activity with some intrinsic risk. the more important,　 there are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of social　value　and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both design and innovation, which are　two　key mechanisms of technology. so that, we　argue　that　technology activity is a uniform 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　 in　order that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benefit from technology,　 we ought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al ethics system.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 load/ethical　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1〕， 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 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 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图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图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 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　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 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 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 f. 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　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 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 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 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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