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范文10篇

地方人大范文篇1

一、关于述职评议的功能问题

明确述职评议的功能（即目的和作用），是解决述职评议一系列问题的前提和起点。从本质上说，述职评议是人大为了对自己的人事决定行为负责而采取的一种人事监督行为。法定的监督方式应有其特定的法律功能。述职评议作为一种常规性的人事监督方式，它不同于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罢免等特殊情况下的“问题式”监督方式。特殊或者“问题式”监督是针对可能存在或者已经查证的特定问题进行监督，主要是为了弄清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直接根据已经查证的问题进行处置或制裁。述职评议一般是“非问题式”监督，是对评议对象依法履职的一般情况进行监督，主要是为了了解其任后依法履职的情况，基本功能是：检查工作，了解情况；评议优劣，加以勉诫；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如果评议中发现了重大问题，需要对评议对象进行处理，则需启动新的程序，即人事处理程序，比如责成评议对象的主管机关进行查处，或者提出特定问题调查案，或者直接提出免职案或撤职案，或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人事处理不属于述职评议的范围，虽然可以由述职评议转入已有的人事处理程序，但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定程序，并且人事处理程序必须另行依法启动。这就是说，述职评议不应也不能直接承担人事处理的功能。现行有关述职评议的地方性法规一般也正是遵从的这种原则。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种直接根据述职评议的结果进行人事处理的倾向，企图将人事处理程序简单化地作为述职评议的一个环节。似乎不进行人事处理（如在评议测评“不满意”票超过半数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述职评议效果不好，还因此而埋怨不敢“碰硬”，或者简单地归咎于党委不支持人大的工作，认为与其如此，还不如不搞述职评议。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对述职评议的法律属性和基本功能认识不清造成的。对述职评议法律属性和基本功能的认识的紊乱，将会使述职评议工作陷入矛盾和尴尬的境地，有损于述职评议的效果和信誉，从而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述职评议的功能进行明确的理论界定和严格的法律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人大述职评议不同于有关国家机关对其组成人员的考核评价和内部行政性监督。目标考核、业绩和全面评价及其内部行政性监督，是有关国家机关的职权，人大不能越俎代庖。人大可以要求和责成有关国家机关加强和改进这些方面的工作即加强考核和行政监督，但是不能越权代办。必须明确，人大述职评议是监督而不是工作考核或者人事考察。人大述职评议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人大决议、决定以及有关审议意见的情况；依法履行职责、勤政廉政的情况；办理代表议案、建议的情况；有无违法、失职、渎职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等。

二、关于述职评议的程序性问题

在讨论述职评议的程序性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对述职评议的主体和对象进行简要的界定。从理论上说，人大述职评议可以分为代表大会述职评议和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述职评议两种；至于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对其所选举代表的述职评议，则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代表大会述职评议的完全主体是代表大会，评议对象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操作上比较困难等原因，代表大会述职评议很少开展（鉴于此，本文所论述职评议主要是指常委会述职评议）。人大常委会述职评议的完全主体是常委会；评议对象一般是常委会（决定）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和法院、检察院有关人员，从可操作性出发，也可以包括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好要有代表大会的授权）。常委会作为评议主体，负责决定述职评议案，授权主任会议组织实施，听取和审议述职报告和述职评议调查报告，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评议，听取评议对象的说明和辩护，进行满意度测评，作出评议意见或者有关决定。在述职评议的这些环节中，不能用其他会议来代替常委会全体会议。

述职评议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监督方式，需要法制化的程序保障。

首先是述职评议案的提出和决定要做到民主化和制度化。现行地方性法规一般规定由常委会主任会议根据情况提出并决定述职评议案。这种规定使得提出和决定述职评议案的随意性较大，比如开不开展述职评议，什么时间开展述职评议，选择谁为评议对象等，都是由行政化倾向较重的主任会议来提出和决定的。这就会让述职评议随着领导人及其观念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显然不符合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因此，应当对述职评议案的提出主体、决定主体和提出、决定程序作出法律规定。述职评议案的提出主体应该包括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和一定数量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署）等。提出述职评议案，应当说明理由。述职评议案的决定主体只能是常委会。主任会议应于年底对各方提出的下年的述职评议案进行汇总和协调，形成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如有特殊情况，年中可以按照一定程序对述职评议计划进行个别调整。提出和决定述职评议案，主要应当遵从“有事”评议和“告诉”评议的原则以及“重要性”原则。从必要性、可行性和效果、成本等多方面考虑，不宜对所有（决定）任命人员进行普遍的述职评议。

其次是述职评议的过程要公正、合法。述职评议涉及到对有关国家机关重要官员的评价，可能会导致启动人事处理（处罚）程序，可能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述职评议过程的合法化、公正化是述职评议后果合法化、公正化的前提和条件。因此必须对述职评议的过程尤其是评议调查、评议会议、评议申辩以及作出评议意见或者决定等作出程序性规定，使之具有法律确定性，以维护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尽可能地避免随意性。比如评议调查人员应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确定（也可吸收其他代表参加）；评议调查应当根据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评议会议和作出评议意见或者决定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剥夺了评议对象申辩的权利，在未进行申辩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进行评议表决，有的甚至据此作出免职、撤职等惩罚性处理。这就如同法庭在无理剥夺被告申辩权的情况下根据一面之词强行作出判决一样的没有道理，更何况在述职评议“判决”中，评议主体往往集“原告”和“法官”身份于一身，处于难以对抗的绝对优势地位。这种倾向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并及时加以校正。

三、关于述职评议的法律后果问题

述职评议的法律后果一般包括转送或者作出评议意见，进行勉励、表彰（比如授予荣誉称号）或者督促、警诫，责成整改或检讨，以及有的责成评议对象的主管机关依照规定和职权进行行政性查处，提出特定问题调查案，提出免职案或者撤职案，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目前有关述职评议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根据述职评议测评的结果进行惩罚性人事处理，比如免职、撤职等。这也是有关述职评议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继续发展下去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基于如前所述，对于述职评议的功能的法理认识和法律定位不清、评议调查尚不具备司法取证的性质、目前述职评议的过程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比较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述职评议还缺乏申辩机制（程序）和法律救济途径等诸多原因，笔者认为，直接根据述职评议测评的结果作出人事处理（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持，失之草率和粗疏，有损于人事任免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因此，不宜将评议测评的结果直接作为人事处理的依据，换句话说，就是不宜直接根据述职评议测评的结果作出人事处理（处罚）决定。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各地人大在述职评议中普遍开展的测评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测评结果所可能具有的法律效力。就目前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和实际操作的情况而言，述职评议及其测评都还缺乏必需的、严密的、公正的法律程序，评议测评不具有生成法律效力的基础、条件，测评结果本身不具有或者说不应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不能由测评结果直接形成人事处理（处罚）的法律后果。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测评结果就没有一定的作用。测评结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意向性评价，至少可以对评议对象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或者构成某种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促其扬长避短，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如果将包括测评结果在内的评议结果及时公布于众，就会使评议结果较差的评议对象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使述职评议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形成一种威慑态势。这是述职评议可能实现的重要监督价值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笔者才认为有必要进行述职评议满意度测评。不过，测评的技术指标只宜设置“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其指向为评议内容，而不仅仅是述职报告）之类的意向性指标，而不宜设置“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一类与述职评议的法律属性不相对称的确定性指标。

我们知道，问责监督是摆在人大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人大不能对述职评议中

地方人大范文篇2

一、地方人大监督、人大代表素质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一）地方人大监督的解读

地方人大监督概括起来是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根据监督的内容可分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地方人大的监督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行之有效的国家根本制度的监督，是依照法定形式和程序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和对宪法、法律的实施所采取的监察、督促、纠正、处置的强制行为。①

目前，地方人大监督的主要方式：一是审议监督。二是质询监督。三是特定问题调查。四是人事监督。五是进行专题视察和执法检查。六是工作评议。七是对重大违法案件进行监督。八是人大代表与“一府两院”对话。

（二）人大代表素质的诠释

人的素质，通常指后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包括思想、知识、智能、心理和身体等的基本品质或素养。

人大代表，是各级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国家主人的代表，是法律赋予的神圣职权，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光荣使者。因此，人大代表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笔者认为，人大代表应具备下列素质：一是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充满激情，乐于奉献。二是宽广的知识面。应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特别是要略通法律知识、财政金融知识、高新科技知识、社会心理学知识和对某一领域较为精通的专业知识。三是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要有扎实的调查研究基本功；严谨准确的文字基础；生动流畅的语言技巧；入木三分的辩析才华；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社交能力。四是健壮的身体素质。日行万里，欢声笑语；“夜战马超”，其乐融融；文体活动，出手不凡。

（三）人大代表素质与地方人大监督的关系

地方人大监督，是集体行使法定权力。人大代表的载体是地方人大；地方人大的根基在于人大代表。地方人大的各项职能都是由具有法定人数的人大代表共同完成的。离开了人大代表的参与，就谈不上地方人大的活动。可见，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权力集体，人大代表是他的一个细胞，细胞不能代表整个肌体，不具备肌体的功能，因而人大代表个人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地方人大监督活动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参与。行使表决权时，还应有法定的人大代表数量才能决定问题。因此，人大代表与地方人大监督的关系，反映了彼此联系，相互制约，荣辱与共，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说明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是从人民中来，又到人民中去；既有个人表达意愿的权利，又有集中统一的意志。②

地方人大监督，是衡量人大代表素质的试金石。从监督的对象来看，简称“一府两院”；从监督的地域来看，既有城市，又有农村。从监督的领域来看，涉及各行各业；从监督的知识来看，要求既专业且博学。可谓点多线长面广，跨越时空，跨越学科，跨越城乡。笔者认为，这无疑是对人大代表的理念、知识、智能、体能多方面素质的不考试的考试。如果人大代表没有奉献精神，就无法处理兼职和本职的关系、付出和回报的关系、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如果人大代表不熟悉法律、法规，人大监督工作就无法进行；如果人大代表没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在人大监督工作中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人大代表没有健壮的体魄，不可能深入群众，日理万机。

由此可见，人大代表的良好素质，是确保地方人大监督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只有具备一流素质的人大代表，地方人大监督才能创一流的水平。反之，就不言而喻了。

二、人大代表素质的简析

人大代表总体素质不错，可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领导的评价和传媒的报道中看出端仉：

最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5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年12月，省人大主任张帼英在报告中说：“人大代表的素质一届比一届高，人大代表发挥的作用一年比一年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威信不断提高，推进了我省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③

*年9月28日，广州市人大副主任李善培在讲话中指出：“我市人大代表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增强，代表意识和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不断提高。”④

惠州市人大主任田业如总结了人大代表素质提高的四大变化：一是从一般性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发展到为本地区经济或社会发展事业献计献策；二是对“一府两院”从提一般性建议、批评，发展到对被任命干部的述职报告进行评议；三是从“例行公事”，发展到积极行使人大代表职权；四是参加人大代表视察，已由走马观花，发展到大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⑤

*年3月9日，广州日报A17版以“人大工作的‘广州现象’生机盎然”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广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内首创的人大工作的一些新形式：立法听证，提升立法质量；监督听证，拓宽政治参与途径；代表工作，蓬勃活跃；羊城论坛，使人大走进市民。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全国各地人大及新闻媒体誉为“广州现象”。

笔者认为，在充分肯定人大代表素质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人大代表在行使地方人大监督权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为五个不适应：

（一）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意识与地方人大监督的要求不适应。一些人大代表在人大监督活动时，挂名不出征，审议不出声。有的地方人大披露：X届人大共5次例会，参与提出建议和意见的市人大代表约占市代表总数的51%。其中，在3次以上会议上都提了建议和意见的只有代表总数的一成。可见，一些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意识和当政能力亟待提高。

（二）人大代表的知识结构，与地方人大监督活动的法律监督的要求不适应。从人大代表总体知识结构和实际能力来看，法律知识相对薄弱。大多是边学边用，有的甚至不甚了了。

（三）人大代表的专业知识与地方人大监督活动中的工作监督的要求不适应。地方人大工作监督中经常会接触到许多专业名词、专业术语，大都不知所以然。比如，今年9月28日的广州日报B10版披露：“一些人大代表在审议预算草案时认为，预算草案看不懂、看不清，难以审议。”可见，人大代表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常常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放弃监督权；要么人云亦云；要么闹出笑话。

（四）人大代表以兼职为主的模式与地方人大监督的要求不适应。人大代表以兼职为主的模式，从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后，至今已运行了50年，取得了巨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先以法律监督为例，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必然要撤销、废止一批不合时宜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抓紧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地方人大立法和监督的任务十分繁重，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再从工作监督来说，人大监督的领域，要不断拓展；人大监督的形式，要不断创新；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要深入调查，提出议案、建议，力求件件落到实处。因此，专职代表感到超负荷运作，兼职代表则反映本职任务重，参加人大监督活动的时间难于保障。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既有人大代表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也有人大代表素质亟待提高的问题，但主要是人大代表以兼职为主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也与党和人民对地方人大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人大代表正确行使当家作主权力寄予殷切期望相悖。

（五）施行多年的人大代表构成比例的规定与地方人大监督的要求不适应。人大代表由中共党员、派、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干部、解放军、知识分子、归国华侨、少数民族、妇女等方面构成的比例，一直沿用至今。应该说，其历史作用不容置疑，但改革开放之后，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以农民阶级为例，*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披露：“以农民阶级为例，已分化为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又如，第三产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飞速发展，在政治上要求参与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可见，如果仍按老规定，就不能确切反映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其诉求，不利于人大代表构成的广泛性和合理性。

三、加强和完善地方人大监督，要着力构建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运行机制

（一）建全人大监督知识的学习机制，提高人大代表学法自觉性和依法监督的能力。

学习是成功之母。人大监督要有成效，关键是人大代表的学习要制度化。持之以恒地学习，才能厚积薄发，取得成功。实践证明，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权力来源和行使越来越需要知识。笔者认为，群众选举人大代表，就是要求人大代表能够通过其知识，实现他们的权益。人大代表要履行监督的职责，就必须学习和掌握相应的知识。否则，执行代表职务时不仅难以行使其权利，而且往往受制于人，甚至被愚弄了还被蒙在鼓里。因此，建立和完善下列四个坚持的学习制度，是“后天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取得依法行使人大监督权的重要保证。

1、坚持集中培训制度。人大选举换届后，通常有三分之二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他们满怀激情和希望，肩负着选民的重托，走上管理国家的政治舞台，迎接新的挑战。因此，有关部门应抓紧举办人大代表培训班，分期分批组织新当选的人大代表系统学习宪法、代表法、组织法、选举法，初步了解人大制度及其运作程序，人大代表的权利、义务，以及人大监督的对象、范围、形式，增强人大代表的光荣感、使命感。从而，为行使好人大代表神圣的职责和权力奠定基础。

2、坚持定期举办专题学习班制度。每年选择法律基本知识；国家机关的基本职能；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人大代表的地位、职权；大会期间的人大代表工作；闭会期间的人大代表活动的相关要求。每年选择二至三个专题，采取教员辅导，分组讨论，大会交流，编印论文集。从而，使人大代表能系统学习，把握重点，指导实践。

3、坚持自学制度。人大代表每周应有一定的时间，自学人大监督的相关知识，掌握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要深入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法律和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政府施行的行政规章。从而，心中有数，言必中的。

4、坚持执法检查前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后，总结提高的制度。从而，强化学法、用法的针对性，从经验教训中增长才干，不断提高人大代表依法监督的能力。

（二）积极探索由兼职代表为主向以专职代表为主的过渡机制，确保地方人大监督的人员、时间、效果三落实。

当前，人大代表以兼职为主的模式已影响到地方人大监督的效果。有的反映：“除少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或专（工）委任职的代表是专职外，其他代表均是兼职。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少同志还是本单位的领导或骨干，工作十分繁忙；有的代表处在生产第一线，生产任务十分繁重；有的还有具体的业务考核、经济承包指标；有的同志每次参加代表活动都要找人顶班。”⑥有的指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三分之一属专职代表，使人大监督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⑦

笔者认为，上列事例绝非个案，不仅反映了兼职代表、兼职委员的两难处境，而且发出了警示：地方人大以兼职代表、兼职委员为主的模式，已经影响人大监督的成效。可见，积极探索由兼职代表为主，逐步过渡到以专职代表为主的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性新增19名年仅40多岁、来自中央机关的司局级干部或学界名流，昭示着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的可行性，已从理论研讨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笔者认为，此举不仅为地方人大代表实现“三化”树立了榜样，而且为地方人大由兼职代表、兼职委员为主，逐步过渡到以专职代表、专职委员为主的机制提供了经验。

（三）建立适时调整人大代表构成比例的机制，进一步提升地方人大监督的实效。

地方人大代表构成比例，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根据形势发展，全面考虑，综合平衡，依法依规，适时调整，不断强化地方人大监督工作。

1、要完善人大代表构成比例的评估制度。换届前半年，有关部门应完成评估报告（稿），为论证做好准备。

2、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进行论证的制度。围绕当前热点、难点和有协调空间的问题深入研讨。比如，反映较多的“四多四少”（中共党员代表多，无党派和爱国人士少；兼职代表多，专职代表少；政府官员代表多，法律专家、学者代表少；工农代表多，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代表少）问题，有关部门应集思广益，拟出多个方案，供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

3、要建立和完善适时调整人大代表构成比例的制度。根据各党派、各阶层、各界别、各团体政治诉求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实际情况，人大代表进入的门槛要提升，尤其是法律专家、政治活动家、社会科学家、高新技术专家和第三产业、民营企业的佼佼者的名额要有较大幅度增加。从而，顺应形势发展，不断优化人大代表知识结构，促进地方人大监督，增强监督实效。

（四）完善监督人大代表的机制，加强对人大代表的刚性监督。

“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⑧可见，对人大代表权力制约和监督，必须纳入选民、选举单位的视线，必须纳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视野。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蜕变成阶下囚，铸成惊天大案，发人深省。《代表法》第五条已明确把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赋予给选民或者选举单位。目前，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笔者认为，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着力完善下列制度：

1、人大代表定期向选民或者选举单位述职和接受评议的制度。可在每年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进行。人大代表可采取口头或书面向选民或选举单位报告去年大会期间和闭会之后执行代表职务、办理选民建议、投诉等情况。接受选民评议后，向选民或选举单位报告今年开展代表工作的初步设想，听取大家的意见，做好参加即将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2、评选年度优秀人大代表的制度。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人大代表中开展评优活动。对违法、违规的人大代表依法处理。

3、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执行人大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的制度。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工委）

注释：

①中国民主出版社出版的《神圣的权力》第34页。

②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人大制度与人大代表》第48页。

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编印出版的《人大代表工作探索》第2页。

④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编、广州市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实践与思考》第27页。

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编印出版《人大代表工作探索》第92页。

⑥广州出版社出版《国家权力的使者》第113页。

地方人大范文篇3

「关键词」地方人大，地方人大权力来源，地方政府责任，环保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与中央政府决策有关外，实践中主要还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方略有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求地方人大必须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从而以此为契机为全国人大监督各级政府提供实践经验。然而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实践在中国几乎刚刚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来源以及监督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尚须理论论证，以确保地方人大的监督合法、有效、有序。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政治制度的设计与“人大”地位

人类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组织体，从其产生进入自觉的发展轨道开始，政治家就为如何治理这一组织体而绞尽脑汁地去进行制度的设计和论证，试图将权力运作理性化、制度化，以便既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又能确保人作为人的地位。应当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东方国家成功得多。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权力的行政色彩浓厚，虽然这种直线性权力内部也以分工为基础简单地划分了几个权力部门，但它们从属于某一特殊的真正的权力主体，且彼此之间不可能有效监督。这种权力机制是典型的统治奴役型，它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高效、稳定，但权力下的颤颤惊惊的个体无平等自由可言。它造就了中国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但人权在这一体制中没有立足之地。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提出了城邦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三的制度设计问题。一直到孟德斯鸠、美国联邦党人那里才最终明确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治国宪政原理。这种权力运作机制的设计可以说是服务性管理型，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互相平衡牵制。它或许没有统治奴役型权力机制高效，但在法益保护、人权保障方面作用显著。

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开始吸取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借以重新整合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经重新整合而建构的政治制度有别于上述两类，可以说确有中国特色。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是立法机关，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司法机关，“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参政、议政机关，但目前尚无宪法性法律对“政协”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表面看来，好象是三权分立，但又不是，因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均受中国统一领导。虽然如此，但又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前的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有明显区别。首先，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都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行政、司法二机关必须在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最后，中国宪法司法化机制似乎已经开始启动「1」，违宪审查机制也在议论之中，三机关在逐渐具有可诉性和操作性的宪法规范指引下，在中国领导之下，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互相监督。

三机关中，昔日被戏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的作用近年来有较大变化。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已经较明显地显示了出来。这一变化的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市场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其次，法治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人权意识、有限政府意识、契约观念、“以权利制约权力”观念的加强；再次，自由、科学、民主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随文化的繁荣而大大深入人们的头脑；最后，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实践从制度上，实践上逐渐保证了“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当然，从技术措施角度看，“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增强往往与地方人大在地方三机关中地位的加强有直接的关系。“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

二、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人大、地方法院、检察院、地方政府三大国家机关是一个地方的公共权力机关，担负地方事务管理的任务，具体负责地方立法、司法与地方行政。三机关统一受中国地方党委领导，同时，在三机关中，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省（包括部分市）级地方人大往往有地方立法权，并且由它产生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后者向前者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就是我国目前地方权力机构配置及运作机制。

人们不禁要问，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权力源于地方人大，那么地方人大的权力又源自何处？

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宪法第九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一百零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第一百一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一百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第一百三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然而，宪法为什么要如此规定？这就涉及到地方人大权力的实质来源问题。

从宪政视角透视，地方人大权力来源于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授权。地方人大的法律行为是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众意”与“公意”的表达。正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

“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在我国纯属外来品，中国法律传统中从来没有这个思想。这一思想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关系。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确立了正义理念和法治传统，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思想家们在为资本主义设计制度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宪政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论证却是建立在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

17C—18C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整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种自然法哲学的总称，都从自然法理论角度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结果形式，是西方自然法思潮发展的顶峰。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理性主义，以理性万能摧毁上帝万能。认为法现象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然法就是理性法。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以及法治主义是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精神。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共同体时委托宪政国家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但自己的基本权利依然在自己手中，宪政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必须服从“众意”“公意”。这是一种人民主权、公意决定一切的民主理论。

“众意”“公意”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只能表现为公民代表大会——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运作表现为产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从事立法以及监督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代议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权力来自社会公民。

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仅仅是一种假说，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但奇怪的是，建立在如此假说基础之上的结论——宪政制度却发展势头良好。或许社会契约论作为论证宪政制度显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但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契约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公民个体是微观经济主体，是经济人，理性人，他们不仅作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自主选择，而且选择他们的服务性管理者。因而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的权力来源于辖区内公民的授权。公民的授权通过代议机关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就一个地方辖区而言，我们认为，地方人大是“众意”“公意”机关，因而在宪政视野下，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其最高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由于“众意”仅仅是多数人的意见，“公意”则是符合正义与自由观念的多数人的意见，因此作为地方人大也可能出现仅代表“众意”而不代表“公意”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地方人大应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服从全国人大，因为后者代表全国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公意”。当然，全国人大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如制定“恶法”，这或许是宪政的代价。

三、环保问题与政府责任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发展了破坏自然环境的巨大能力和欲望。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在较短历史时间内看到的是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在长时间内付出的却是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恶化以及因此使人类生存质量下降的巨大代价。

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环境问题在其出现之初是被作为纯技术性问题来解决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伴之而来的是公害的泛滥，技术解决手段被证明失败，公众聚集诚在街头开始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和示威活动，政府被迫承担起环境管理的职责。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开始出现，环境问题也随之成为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发达国家政府也将解决环境问题作为其施政纲领的一部分，政治家和学者在为政府设计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和方案时，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进行权衡，提出了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该理论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点：

一是强调人类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应当是和坚持与自然相和谐的统一，而不应当凭借着人们手中的技术和投资，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追求这种发展权利的实现；

二是强调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不能允许当代人一味地、片面地、自私地为了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而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后代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

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环境权与保护环境的义务。因而该理论要求彻底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统的发展观念，努力建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

如果我们不想在环境问题上自取灭亡，那么我们只能是环境问题乐观论者，我们的环境观只能是重视自然的现代环境观，而不是统治自然，忽视自然，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传统环境观。在环境问题上的基本理念只能是可持续发展理论。

环境问题虽然有必然性，但它也是可以解决的，解决的方案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树立环境权与环境义务意识，重视自然。然而环境问题由于已经成为最重大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执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应当主动担负起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职责。

政府为什么有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职责？为什么环境问题不是公民的私事？

首先，环境问题不仅侵犯公民的环境权以及其他权利，而且侵犯了社会的、国家的利益。如2004年四川沱江两度污染，造成“近百万群众饮用水暂停供应，社会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沱江鱼类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意味着给沿江两岸居民造成数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也给国家造成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国家因而有理由治理环境。

其次，环境问题影响面积大，受害人多，影响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而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优先考虑环境建设。否则，环境问题会使数年经济发展之功毁于一旦。如2004年四川沱江第一次污染“造成水产水利、建筑业、自来水业、环保业、工业企业、餐饮娱乐业、政府部门等方面的直接损失2.19亿元，还导致近百万群众饮用水中断，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最后，环境问题在现代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且具有跨区域性，公民个人的私力救济已经不可能成功解决，只有求之于政府。而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是有能力的，政府有巨大的行政职权，有庞大的官僚机器，有充足的由纳税人的纳税而来的财政支持。关键是看政府是否愿意，是盲目发展经济，还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往往选择前者，虽然也想“鱼与熊掌兼得”，但往往由于初期的经济建设成功以及因投资过大造成的沉重的资金压力而在实践中不自觉的忽略环境建设。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与环境建设实践可以证明。

解决环境问题首先是政府的职责，然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往往有不作为的倾向，有能力治理但拒不治理或者不认真治理。因为在短期内发展经济与建设环境并重的施政纲领会妨碍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加之，地方政府负责人在任期内盲目追求以经济发展程度来显示的政绩，由此往往导致一定区域内环境建设的疏忽。如2004年四川沱江在短短三月内两度污染，形成特大污染事故，这都是长期忽视环境建设，盲目发展地方经济而任由化工类企业超标准排污的结果。更有甚者，居然有地方政府擅自制订高于国家一倍以上的排污标准。要解决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的问题，需要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运行机制，而不能盲目等待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来解决。

四、地方人大对环保的监督

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对由其所产生的地方政府、地方法院、检察院有监督职责。政府与司法机关权力受地方人大约束是地方区域内“主权在民”的表现。

地方环保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职责，靠地方纳税人养活的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履行该职责。当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地方公民的生存，而政府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没有大的动作，依然是不作为，或者很少作为时，谁来救济受害的公民与群体？当然只有政府才有此能力，但政府不作为或者很少作为时，地方区域内的公民只有通过“公意机关”——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政府履行其环保职责。

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观念尚需向服务型观念转变，主动接受地方人大监督。地方人大代表应该忠于地方区域内的公民“公意”，忠实于自己的职责，积极、主动地依法行权监督地方政府负起环保重任。2004年四川沱江污染后，四川资阳红头文件却不准律师接沱江污染官司「4」，如此违背法治精神，剥夺受害者救济权的政府行为，只有依靠地方人大的有效监督。

或许，2004年四川沱江污染后，四川省政府就该问题所做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委员说“不”，甚至有代表要求“省政府应向全省人民公开道歉”「5」的这一事实已经说明地方人大有权力也有能力去监督地方政府。这一事件在中国的“人大”发展史上，将会是有意义的。

地方人大有权力也有能力去监督地方政府解决环保问题，但关键是如何依法、科学、有效地去监督，这是摆在地方人大面前的难题。

参考文献：

「1」宪法学者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2001年6月28日）的司法解释标志中国宪法司法化已迈出第一步。见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2」吕忠梅著《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3」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沱江为何受污染（上、下）

地方人大范文篇4

根据宪法、组织法、代表法、立法法、预算法、审计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等国家法律的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的要求，综观各级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实践，人大监督可以归纳出宪法监督、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罢免和撤职等各种制度和做法。由于国家的监督法正在酝酿起草过程中，对这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以及那些在监督实践工作中形成的普遍做法，今后的法律会作怎么样的取舍和规范，目前还很难预料。本文只能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实践角度出发，着重就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理论和实践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一、要发挥地方人大在宪法和法律

实施监督中的积极作用宪法和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这些规定是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基础。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从上述的规定来看，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特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以外，“监督宪法的实施”与“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从内容上讲是一致的，可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是宪法和法律监督的主体。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到，虽然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力是分层次的，但在具体的权力层次怎样划分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和明确的法律规定，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力的运作机制还没有形成，如何认定违宪行为、是否需要设立专门机构监督宪法法律的实施等重大的问题尚需政治决策。但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保证宪法法律法规的执行确是各级人大的重要职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海市人大从地方权力机关角度出发，努力做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做好执法检查工作；做好重大违法案件的监督工作，积极发挥地方人大在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要做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上海市人大从1999年开始启动规章备案工作以来，共对56件（项）市政府的规章进行了备案审查，提出了18条修改意见。从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报地方人大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很多，什么该备案，什么不必备案，没有规定；报备案的程序没有规定；不报备案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备案审查的机构、程序、处理等也没有规定。现在国家法律尚未对此项工作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实践的情况也很不一致，应当在全国各地实践基础上认真总结，形成规范。

其次，要做好执法检查工作。从地方实践的情况看，执法检查最早是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尝试组织部分代表对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视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的监督形式。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对执法检查的对象、内容、执法检查的组织、检查报告的审议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执法检查工作与立法工作相比，还显得比较薄弱，主要是执法检查的计划性、针对性还不够，执法检查的主体和对象有时还不很明确，执法检查的程序性规定还不严密，执法检查的参与程度不高，执法检查的效果还不明显。具体来讲，就是在执法检查的项目选择上还比较随意，论证不够；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还缺少操作规程方面的制度建设；执法检查过程中了解实际情况的调研工作和调研对象往往也由被检查的行政机关提供，不容易做到客观全面；除了审议检查报告外，相当部分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参与调研了解情况的次数不多；对检查结果的跟踪整改要求不够落实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继续实践，还要加强总结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增强创新意识，勇于开拓，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1998年在开展对《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执行情况的检查时就探索运用了抽样调查的新方式，对提高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第三，要做好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涉嫌违法处理案件进行监督工作。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工作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对“一府两院”涉嫌违法处理案件的监督形式已历经有四届、十多年的历史了，有的把它概括为“个案监督”。现在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人大监督具体案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纠正具体案件，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监督，进而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方法上讲，也主要是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实践中，上海市人大通过信访渠道受理的公民的申诉和控告案件有2万多件，虽然纠正了一些处理不当的案件，但就整体情况看，“个案监督”工作开展得还不够理想。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对权力机关监督个案的认识还没有“到位”，各级人大在监督具体案件时缺乏必要的工作力量和监督手段，很难发现并深究那些“问题案件”，错案和责任案件的追究机制往往反过来使“问题案件”更难被发现。因此，可以说，人大在“个案监督”工作方面很大程度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

二、要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

“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听取“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二是要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和决算；三是评议“一府两院”机关及其负责人的工作。

首先，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是各级人大对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进行全面监督的基本的主要的形式。目前，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有三个层次：一是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二是常委会听取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专题报告；三是专门委员会听取政府、法院、检察院及其有关部门对有关情况的汇报。经过多年的实践，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规范，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这些制度也需要改进、发展和创新。

从地方人大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的实践来看，人大听取报告的成分比较多，但是审议报告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上常委会的专题工作报告应政府要求的多，宣传政府工作，要求人大支持的成分比较多，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相对比较少；专门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工作汇报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现在专门委员会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还受到观念、制度和机制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从制度设计上要为代表和委员审议工作报告提供条件。

第二、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和决算对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法律法规在制度设计方面对从这方面的工作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各级人大在这方面都还处在起步的探索阶段，形式审查多，实质审查少，监督不到位。强化人大在这方面的职能，不仅需要体制机制的保障，更大程度上讲，也是政治决断的问题。

第三、评议工作。评议工作把人民群众、人大代表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人大会议、常委会会议监督和闭会以后的经常性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事的监督和对人的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人大代表的活动方式，拓宽了人大监督的渠道，强化了监督的力度，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是有促进的，对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法律意识、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有积极作用的。

地方各级人大的评议工作实践了十多年，主要有三种形式：工作评议、执法评议和述职评议。本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评议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仅将评议工作覆盖到所有政府组成人员，而且还拓展到司法审判机关的负责人。在评议的手段和方法上也有所创新，评议的广泛程度和深度都有新的发展，但从评议工作的实践看，目前评议工作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评议的主体是常委会、专门委员会？还是代表或主任会议？评议的对象往往是“评下不评上”或“评副不评正”；评议的具体做法和程序如何有利于代表和委员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被评议对象的真实情况；评议意见的处理如何落实等问题，已经影响到这项工作继续扎实、持久地开展，迫切需要总结经验，用法律加以规范。

三、要运用好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

建议，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

和检举，罢免和撤职等具体的监督手段人大形使监督职权，往往会对被监督对象造成不小的压力，形成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要谨慎使用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罢免和撤职这些具体手段。要严格依法监督，不能任意监督，干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要行使好人大的监督职权，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要处理人大监督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人大监督“一府两院”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价值取向、目标和任务根本都是一致的，要维护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要定好位置、用好权力，才能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地方人大范文篇5

[关键词]地方人大，地方人大权力来源，地方政府责任，环保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与中央政府决策有关外，实践中主要还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方略有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求地方人大必须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从而以此为契机为全国人大监督各级政府提供实践经验。然而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实践在中国几乎刚刚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来源以及监督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尚须理论论证，以确保地方人大的监督合法、有效、有序。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政治制度的设计与“人大”地位

人类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组织体，从其产生进入自觉的发展轨道开始，政治家就为如何治理这一组织体而绞尽脑汁地去进行制度的设计和论证，试图将权力运作理性化、制度化，以便既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又能确保人作为人的地位。应当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东方国家成功得多。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权力的行政色彩浓厚，虽然这种直线性权力内部也以分工为基础简单地划分了几个权力部门，但它们从属于某一特殊的真正的权力主体，且彼此之间不可能有效监督。这种权力机制是典型的统治奴役型，它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高效、稳定，但权力下的颤颤惊惊的个体无平等自由可言。它造就了中国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但人权在这一体制中没有立足之地。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提出了城邦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三的制度设计问题。一直到孟德斯鸠、美国联邦党人那里才最终明确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治国宪政原理。这种权力运作机制的设计可以说是服务性管理型，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互相平衡牵制。它或许没有统治奴役型权力机制高效，但在法益保护、人权保障方面作用显著。

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开始吸取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借以重新整合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经重新整合而建构的政治制度有别于上述两类，可以说确有中国特色。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是立法机关，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司法机关，“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参政、议政机关，但目前尚无宪法性法律对“政协”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表面看来，好象是三权分立，但又不是，因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均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虽然如此，但又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前的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有明显区别。首先，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都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行政、司法二机关必须在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最后，中国宪法司法化机制似乎已经开始启动，违宪审查机制也在议论之中，三机关在逐渐具有可诉性和操作性的宪法规范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互相监督。

三机关中，昔日被戏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的作用近年来有较大变化。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已经较明显地显示了出来。这一变化的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市场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其次，法治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人权意识、有限政府意识、契约观念、“以权利制约权力”观念的加强；再次，自由、科学、民主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随文化的繁荣而大大深入人们的头脑；最后，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实践从制度上，实践上逐渐保证了“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当然，从技术措施角度看，“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增强往往与地方人大在地方三机关中地位的加强有直接的关系。“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

二、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人大、地方法院、检察院、地方政府三大国家机关是一个地方的公共权力机关，担负地方事务管理的任务，具体负责地方立法、司法与地方行政。三机关统一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领导，同时，在三机关中，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省（包括部分市）级地方人大往往有地方立法权，并且由它产生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后者向前者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就是我国目前地方权力机构配置及运作机制。

人们不禁要问，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权力源于地方人大，那么地方人大的权力又源自何处？

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

宪法第九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一百零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第一百一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一百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第一百三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然而，宪法为什么要如此规定？这就涉及到地方人大权力的实质来源问题。

从宪政视角透视，地方人大权力来源于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授权。地方人大的法律行为是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众意”与“公意”的表达。正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

“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在我国纯属外来品，中国法律传统中从来没有这个思想。这一思想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关系。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确立了正义理念和法治传统，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思想家们在为资本主义设计制度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宪政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论证却是建立在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

17C—18C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整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种自然法哲学的总称，都从自然法理论角度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结果形式，是西方自然法思潮发展的顶峰。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理性主义，以理性万能摧毁上帝万能。认为法现象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然法就是理性法。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以及法治主义是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精神。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共同体时委托宪政国家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但自己的基本权利依然在自己手中，宪政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必须服从“众意”“公意”。这是一种人民主权、公意决定一切的民主理论。

“众意”“公意”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只能表现为公民代表大会——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运作表现为产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从事立法以及监督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代议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权力来自社会公民。

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仅仅是一种假说，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但奇怪的是，建立在如此假说基础之上的结论——宪政制度却发展势头良好。或许社会契约论作为论证宪政制度显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但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契约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公民个体是微观经济主体，是经济人，理性人，他们不仅作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自主选择，而且选择他们的服务性管理者。因而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的权力来源于辖区内公民的授权。公民的授权通过代议机关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就一个地方辖区而言，我们认为，地方人大是“众意”“公意”机关，因而在宪政视野下，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其最高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由于“众意”仅仅是多数人的意见，“公意”则是符合正义与自由观念的多数人的意见，因此作为地方人大也可能出现仅代表“众意”而不代表“公意”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地方人大应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服从全国人大，因为后者代表全国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公意”。当然，全国人大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如制定“恶法”，这或许是宪政的代价。

三、环保问题与政府责任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发展了破坏自然环境的巨大能力和欲望。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在较短历史时间内看到的是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在长时间内付出的却是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恶化以及因此使人类生存质量下降的巨大代价。

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环境问题在其出现之初是被作为纯技术性问题来解决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伴之而来的是公害的泛滥，技术解决手段被证明失败，公众聚集在街头开始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和示威活动，政府被迫承担起环境管理的职责。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开始出现，环境问题也随之成为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发达国家政府也将解决环境问题作为其施政纲领的一部分，政治家和学者在为政府设计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和方案时，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进行权衡，提出了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该理论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点：一是强调人类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应当是和坚持与自然相和谐的统一，而不应当凭借着人们手中的技术和投资，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追求这种发展权利的实现；二是强调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不能允许当代人一味地、片面地、自私地为了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而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后代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

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环境权与保护环境的义务。因而该理论要求彻底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统的发展观念，努力建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

如果我们不想在环境问题上自取灭亡，那么我们只能是环境问题乐观论者，我们的环境观只能是重视自然的现代环境观，而不是统治自然，忽视自然，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传统环境观。在环境问题上的基本理念只能是可持续发展理论。

环境问题虽然有必然性，但它也是可以解决的，解决的方案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树立环境权与环境义务意识，重视自然。然而环境问题由于已经成为最重大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执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应当主动担负起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职责。

政府为什么有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职责？为什么环境问题不是公民的私事？

首先，环境问题不仅侵犯公民的环境权以及其他权利，而且侵犯了社会的、国家的利益。如*年四川沱江两度污染，造成“近百万群众饮用水暂停供应，社会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沱江鱼类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意味着给沿江两岸居民造成数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也给国家造成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国家因而有理由治理环境。

其次，环境问题影响面积大，受害人多，影响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而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优先考虑环境建设。否则，环境问题会使数年经济发展之功毁于一旦。如*年四川沱江第一次污染“造成水产水利、建筑业、自来水业、环保业、工业企业、餐饮娱乐业、政府部门等方面的直接损失2.19亿元，还导致近百万群众饮用水中断，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最后，环境问题在现代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且具有跨区域性，公民个人的私力救济已经不可能成功解决，只有求之于政府。而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是有能力的，政府有巨大的行政职权，有庞大的官僚机器，有充足的由纳税人的纳税而来的财政支持。关键是看政府是否愿意，是盲目发展经济，还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往往选择前者，虽然也想“鱼与熊掌兼得”，但往往由于初期的经济建设成功以及因投资过大造成的沉重的资金压力而在实践中不自觉的忽略环境建设。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与环境建设实践可以证明。

解决环境问题首先是政府的职责，然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往往有不作为的倾向，有能力治理但拒不治理或者不认真治理。因为在短期内发展经济与建设环境并重的施政纲领会妨碍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加之，地方政府负责人在任期内盲目追求以经济发展程度来显示的政绩，由此往往导致一定区域内环境建设的疏忽。如*年四川沱江在短短三月内两度污染，形成特大污染事故，这都是长期忽视环境建设，盲目发展地方经济而任由化工类企业超标准排污的结果。更有甚者，居然有地方政府擅自制订高于国家一倍以上的排污标准。

要解决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的问题，需要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运行机制，而不能盲目等待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来解决。

四、地方人大对环保的监督

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对由其所产生的地方政府、地方法院、检察院有监督职责。政府与司法机关权力受地方人大约束是地方区域内“主权在民”的表现。

地方环保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职责，靠地方纳税人养活的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履行该职责。当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地方公民的生存，而政府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没有大的动作，依然是不作为，或者很少作为时，谁来救济受害的公民与群体？当然只有政府才有此能力，但政府不作为或者很少作为时，地方区域内的公民只有通过“公意机关”——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政府履行其环保职责。

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观念尚需向服务型观念转变，主动接受地方人大监督。地方人大代表应该忠于地方区域内的公民“公意”，忠实于自己的职责，积极、主动地依法行权监督地方政府负起环保重任。*年四川沱江污染后，四川资阳红头文件却不准律师接沱江污染官司，如此违背法治精神，剥夺受害者救济权的政府行为，只有依靠地方人大的有效监督。

地方人大范文篇6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开展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监督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监督不力仍是地方各级人大在依法行使职权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试就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表现、原因及对策作如下探讨。

一、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具体表现

地方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方面，离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1、监督过程不扎实。如每年的人代会审议通过“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报告等，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会后对代表们提出的审议意见和议案建议，没有几件能得到较好解决。对经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在执行中出现重大变更后，人大常委会通常是在审查、批准决算时予以追认，很少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导致社会上一些人认为人大监督是“扎扎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做形式”，严重影响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和形象。

2、监督重点不突出。安排执法检查和审议内容贪多不求精，不求严，缺少“重头戏”。一些代表或委员审议时，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泛泛议论的多、重复发言的多；提出针对性强的建议的少。在监督目标上，一些地方人大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一府两院”的重大行为，而更多着力于政府下属部门的行政行为和“两院”的某些司法活动，产生了四面出击、力量分散的状况。

3、监督手段不强硬。在现有的监督方式中，地方人大运用频率较高的是会议审议、执法检查、视察和调查、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个案监督等，而法律规定的如询问、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和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却很少运用，甚至搁置不用。由于监督手段不强硬，没有威慑力，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

4、监督效果不理想。地方人大每年都要依法开展大量的监督活动，但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并不多。往往在审议报告中讲了，会上议了便完事，存在一查就了，一审就过现象。有些问题年年审年年议，可是几年之后，仍然是面貌不改、山河依旧。

二、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

造成地方人大监督不力的因素很多，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思想认识不到位。无论是领导机关、监督者、还是被监督者，真正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角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人大监督权和监督工作的，都还很有限。就人大本身来讲，在开展监督时，经常会有“换位”念头，站在政府角度来考虑问题，认为现阶段开展一些工作实施一些强硬行政手段是必要的，即使有时过激或出偏，都应理解，这样就会出现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监督制约方面考虑少，使监督工作处于被动局面。

2、法律法规不健全。一是人大监督立法滞后。主要是规范人大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方面的立法滞后，地方组织法只对人大监督的内容、范围和形式作了原则规定，对不监督或不服从监督行为没有规定追究责任，导致监督主体不愿或不敢大胆行使监督，监督对象消极对待人大监督。二是有的法律操作性不强。有的规定过于笼统，有的立法“撞车”，有的立法部门色彩浓厚，有的立法过于超前，执法条件不具备。这些情况，既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给地方人大监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政治体制不协调。首先是党政不分制约人大监督。人大的监督的对象是“一府两院”，但在现实中，一般是党委作出决定政府去组织实施，不少地方是党委和政府联合发文对一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直接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对这种党委政府行为共为一体、人大难以实施监督。其次是行政机关权力扩张弱化人大监督。宪法规定人大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中心，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行政机关可以不通过人大的授权就对公民单向设定义务和为自己创制权力，使人大监督处于被动地位。三是现行行政司法管理体制影响人大监督。人大监督的同级地方政府，不仅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还要接受上级政府的领导、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下级法院要受上级法院的监督，上级法院有权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下级检察院对上级检察院也存在着行政服从的管理关系；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工作，实行垂直领导后，从行政关系上脱离了当地地方政府，但其工作仍然是当地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这种现存的纵向领导和监督体制，给人大监督带来了不少难题。

4、自身建设不适应。一是机构不健全、人员缺乏。以区级人大常委会为例，一般只有五六个工作机构，连同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内才二三十人;二是监督者整体素质不高;三是领导年龄普遍偏大。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领导年龄普遍偏大，大多只能任职一届，每逢换届时常出现大换班，影响了人大工作的严肃性和连续性。

三、加强地方人大监督的对策措施

加强地方人大监督，要从理论上、法律上和工作上全方位推进

1、强化人大监督主体意识。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支持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其次“一府两院”要增强人大意识,虚心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贯彻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三是人大自身要增强监督意识,牢固树立人民至上,法律至上的观念,认真行使监督权。

2、健全人大监督法律体系。一是要尽快出台《监督法》。同时，还要把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质询、撤销、罢免等具体监督处置程序,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的程序,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重点问题的调查处置，对人大与其他监督机关之间的职责和职权界定等，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人大监督有法可循、有规可依。二是要加强人大监督的制度建设。如：加强监督主体即常委会自身建设、干部人事监督、提高人大常委会审议质量等方面，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规范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内容和程序，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以一定形式确定下来，使监督有章可循，减少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3、突出人大监督的内容。一是坚持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作为根本的任务。要在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促进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有效实施。二是坚持把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首要职责，着力解决本行政区域内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事项。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落实、财政预算执行，重大经济项目等，要加强监督，保障健康运行。三是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尤其要加大个案监督力度，切实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促进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地方人大范文篇7

一、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关系

近几年来，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一系列重大部署，认真扎实地开展了教育整顿，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及认真履行职责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绝大多数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为了人民利益和社会的安定和谐，不畏艰难困苦，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司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加之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在一些地方，的确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有案不立，立而不查，以罚代刑，裁决不公，执行不到位等现象反映强烈，要求加强监督的呼声迫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监督，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又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司法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改善司法活动，提高司法水平，有利于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公平正义，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正确实施，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敢于监督，要理直气壮的行使监督职权。监督无为就是违法，监督不力就是失职。在敢于监督的同时，还要善于监督，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具体条件，运用恰当的监督形式，依照一定的监督程序进行监督，严格依法办事。在监督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实践证明，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体，敢于监督是前提，善于监督是手段，要提高认识，消除顾虑，在“敢”字上花气力，又要按照程序，严格依法监督，在“善于”上下功夫。只有这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才会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人大监督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监督司法的职权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关系，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的原则。人大同司法机关的关系，不是分权鼎立的关系，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是分工合作的关系。在保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行使地方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地方国家的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样既可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能使地方国家机关各项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监督司法职权中，一是应本着先司法权，后监督权，以事后监督为主的原则进行，不能代替司法机关的司法权。二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履行监督职权，即：人大监督“两院”的审判、检察工作，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对“两院”工作，可以听取汇报，可以提出询问和质询，对特别重大的案件也可以依法组织调查，纠正错案，由“两院”按照法律程序去办。因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司法工作时，既要认真履行监督职权，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又要做到不代替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不干扰和影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力。

三、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的关系

司法机关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法规是全方位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也应该是全方位。但从司法机关的职能来看，司法机关的工作范围广，办理的案件成千上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案案介入，件件监督。应着重在宏观上掌握，实际操作中突出重点，把握好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的关系。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实际上是一般与重点的关系，只有抓住重点才能全面反映一般，从重点监督中体现全面监督，把全面监督寓于重点监督之中。认真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把握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司法机关能否严格司法，秉公办案，关键在人，关键在于司法人员的素质，只有抓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才能抓住监督司法工作的关键环节。在人的监督上，采取先考核、考试后任命，即在司法机关内部进行考核评议合格的基础上，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考试，按照先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后权力机关监督的方法程序进行。这一监督，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弘扬司法正气、纠正司法不公、防止司法腐败，有着重要作用。二是对事的监督，必须抓住司法活动中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认真开展监督。近几年来，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和法人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申诉控告的案件逐年增多，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执法、司法环节确实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照法律法规，对这些违法的事，违法的案件进行监督，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统一，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司法机关纠正错案和执法违法行为。三是对抽象司法行为的监督。所谓抽象的司法行为是指司法机关出台的有关司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司法建议进行监督，尤其是对有关法律的司法解释要认真监督，如有发现规避法律的行为要及时督促司法机关予以纠正。

四、监督与支持的关系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司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司法机关严格执法、秉公执法、公正执法。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是监督那些不依法办事、徇私枉法的案件，而对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司法、秉公执法的案件，要给予大力支持。监督与支持是一个辩证统一体，也是制约与保护关系。通过权力制约，促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质量和效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支持司法机关内部建立严格的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督察制。实践证明，“四制”的建立和实施，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严肃执法，完善自我约束机制，有利于拓宽人大监督渠道，增强监督效果和力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推进执法“四制”工作中发挥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司法机关不断健全完善执法“四制”，特别是督促司法机关将追究错案以及执法违法责任落到实处，使推行执法“四制”成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司法监督工作的有效切入点。二是依法支持。近几年来，人大及其常委会收到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案件中，有的的确存在裁决不公、司法不当以及个别司法人员办人情案、油水案的问题，但也有一些确属无理取闹，其申诉的要求与法律相违背。在处理这些来信上访中，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督促司法机关纠正，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好解释，做好息诉息访工作，支持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秉公执法。三是支持司法机关相互监督。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执法、司法方面各有不同的特色和重点，他们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既相互支持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构成了我国现行司法体系的特征，缺一不可。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支持他们按照各自的法定职责履行权力。四是从工作上支持。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报告每年要有所选择，注重针对性，做到与司法机关的工作重点合拍；开展执法检查做到抓住司法机关的难点进行；开展评议做到把监督人与监督事结合起来。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开展监督工作。

地方人大范文篇8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再思考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是宪法、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但当前这一职权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行使，直接影响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形象和威信。分析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改进措施，促使决定权的行使尽可能的到位，是当前人大工作亟需研究的课题。

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效，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但从整体上看，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还很不到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难为问题。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然明确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但这一规定太原则，太抽象，哪些事项属重大事项应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怎样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具体程序是什么等都缺乏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过程中与同级人民政府发生分歧时无所遵循，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处于难为境地。

（二）不为问题。由于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时间不长，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第96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地方组织法第40条）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宪法》第1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宪法》第105条）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同级人民政府的关系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一方面，一些在党委、政府工作的领导同志习惯于传统的权力运行方式，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在认识和实践上仍处于可又不习惯的状态，每遇重大事项，往往采取党委决策，政府执行或党委、政府联合决策、联合发文贯彻落实的方式，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抛到一边，使之处于十分的境地，无法作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错误地认为，重大事项由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就行了，或者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被说是与党委争权，与政府分权，影响关系，自身就缺乏依法行使决定权的胆略和主动性，放弃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三）虚为问题。当前每年一次的地方各级人代会，往往就是听取审议一下“一府两院”的几个报告，作出几个年年类同，内容表述大同小异的程序性的“决议”外，极少或者根本没有讨论、决定过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的海南设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那样的，本行政区域内的某一具体重大事项。每两个月一次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虽然安排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的一些专题工作报告，作出了一些决议或决定，但这些决议、决定多数比较原则，可操作性较差，执行机关执行起来较为困难，同时对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也不够，缺乏必要的制约反馈机制。这样，虽然看起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而实际上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处于一种例行公事的虚为状态，并没有产生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应有效果的作用。

（四）滥为问题。有些应该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不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而有些工作不属于重大事项但在推行中困难较多，或者社会各方面有不同意见，如筹措资金、集资收费、拆迁开发等，为了借助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却主动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请求作出相关的决议、决定。少数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还错误地认为这是政府重视人大，尊重人大，应该同政府“同唱一台戏”，“支持政府工作”而轻易作出决议、决定。结果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了借助力量，管了不该管的事情，影响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执尊严和权威。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措施

针对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要保障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效行使，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不仅是宪法、法律的规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必然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充分反映民意，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避免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和重大失误。所以，必须从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进一步认识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重大意义，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充分尊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主动地认真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二）正确处理关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既不是与党委“争权”，也不是与政府“分权”，而是依法行使职权。虽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委或行政决策为主的模式仍然有某些存在的“合理性”和实用价值，而且凭着原有思维定势的强大惯性，而今后一个时期会继续产生作用，但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宪法、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必将逐步行使到位，将目前“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国家权力运行模式转变为“党委建议----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法定运行模式。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保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应重视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与党委领导关系。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这种关系正在进一步理顺，发展轨道也日益清晰。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实现这种领导方式的途径就是同志指出的：“对法律规定须经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经党委审查原则同意后，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的自觉行动。”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就要求，一方面党委要自觉主动地将法律规定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前，应向党委汇报，取得党委的原则同意。二是与政府行使行政权的关系。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同级人民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在当前的实践中却存在很大反差，由于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政府不愿意、不习惯把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如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重大建设项目的上马、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多数公民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的实施等，都是自行决定、或与党委共同决定。因此，正确处理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与政府行使行政权的关系，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该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主动提交审议，做到不越位。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增强依法行使决定权的主动性，对属于自己决定范围的重大事项要要求、督促政府提请审议，做到不失职。三是与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执关系。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适用法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监督，并可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重工作作出决定，但是不得撤销人民法院、人检察院的法律文件。人大及其会有权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法情况进行检查评议，有权受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人员的审诉，对发现显失公正或适用法律不当的案件，可要求重新审理，依法进行纠正，坚持不予纠正的可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同时，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委员会在讨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时，如果检察长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可以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

（三）科学界定范围。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必须首行着清什么是重大事项？如何界定重大事项？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依据法律规定，又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应把握好几个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对于宪法、法律明确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敢于讨论、决定，认真行使职权。对于法律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的，要按照法律确立的职责范围来加以选择和确定。二是全局性原则。确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要着眼于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预算外资金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预算外资金管理、依法治市实施方案等。三是人民性原则。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如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改革措施的出台等。四是区域性原则。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在甲地地重大事项而在乙地就可能不是重大事项；在县一级属于重大事项，而在市或省一级就可能不是重大事项。因此，要从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确定重大事项。五是动态性原则。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重大事项的标准、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此时是重大事项，彼时就可能不再是重大事项，而此时不是重大事项，彼时则可能转变为重大事项，因此，应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确定重大事项。

地方人大范文篇9

一、监督职权逐步加强，“橡皮图章”的形象正在改变

一是履行法定监督职权上有新突破，地方人大能够正确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1）严格审查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使监督有了权威性。*市和*省人大首先在监督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上打开了局面，为各地人大带了好头。例如，20*年*市人大推出了绩效审计，审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20*年*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政府预算报告，政府提交了1*个省级部门的财政预算文件和资料，支出内容细化到“目”及“项”，展现了对财政预算的实质性监督。（2）实事求是地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不再“扎扎实实走过场”。1998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政府关于再就业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20*年*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否决了市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同年广西河池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政府的网吧专项整治工作报告。这三个否决，人大终于对人民不满意的“一府两院”工作喊出了“不”，喊出了权力机关的威严。（3）对“一府两院”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质询或组织特定问题调查，依法处理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官员，保障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监督形式上有新突破，各地人大创造了许多新的监督形式，拓展了监督领域。被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目前大面积采用的有四种，即：1983年从辽宁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先河的执法检查；19*年从河南省*市舞钢区人大常委会推开的代表评议；19*年从*省*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推开的述职评议；在接待和处理司法案件的来信来访中形成的个案监督。这四种方式的创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地方人大权力机关作用的发挥，提高了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也推动了全国人大监督职权的行使。

三是总结实践经验，制定地方性监督法规，把监督职权的履行规范化。受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建议拟定监督法精神的鼓舞，各省和有立法权的市的人大加紧总结工作经验，深入研究监督职权的履行情况，完善监督新形式，剔除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悖于人大工作特征的做法，保留、细化、提炼有助于加强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制定出了地方性监督法规，有综合监督的，有单项监督的，使新的监督形式法律化，监督工作走向规范，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监督法提供了参考。

二、监督实效十分有限，制约能力仍然较低

地方人大监督职权的履行，从过去不敢言监督到今天敢动真格，人大的作用已得到明显加强。但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看，仍具有普遍软弱的一面，对“一府两院”权力的制约苍白无力，宪法和法律确定的职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

第一，人大掌着监督职权不敢作为。一是在地方工作中一些地方党委及其领导习惯于包揽具体事务的管理，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马上就会关联到党委及其领导，触及是否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敏感领域，不敢监督；二是在工作决策中党政联席的现象较多，人大无法在党政共同的一个决定、一个会议、一个文件、一个问题、一项工作、一件事情中把党委与政府截然分开，不能监督；三是在地方政治格局中标志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个人地位和权力的主要是领导们在党委的职位排序，但现实中，从事人大工作的领导进不了党委班子，而政府一、二把手在党委身居要职，形成了人大常委会与政府实际排位的倒挂和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错位，不便监督；四是在地方人事安排中，把党委、政府组成人员里因年龄而不能升迁的领导安排到人大任职，不管口头上怎样宣传，人到船头马到站的思想客观存在，大多数人已不思积极进取，故而避免实质性的监督。

第二，法律确定的监督职权残缺不全。一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比如罢免权，在什么情况下人大可以罢免由它产生的“一府两院”组成人员，法律规定不明确，权力活动空间太大，反而不便行使。二是法律规定有上则无下则，看似监督有权实际无权。比如听取并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报告未被批准，说明代表对执行机关的工作不满意，人大如何处置，法律没有规定，人大监督失去了威严。三是许多法律法规强制性特征不足，是法律又像政策，侧重强调应怎么办、要怎么办，对不执行法律或违法的行为却无惩罚性规定，人大没有办法监督这些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四是没有法律措施确保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的威慑性。从法理上讲，人大的决定和决议具有法律属性，是不能触犯的，一经触犯必须受到追究。但人大决定或决议的事情“一府两院”不去执行，或违反决定决议办事，人大拿什么去追究，法律恰好“缺席”。如有的“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还没有交人代会审议通过，报告中今后的工作已经在执行，无论该报告是否通过或修改，都已没有法律意义，人大如何是好，法律没有规定。

第三，人大自身履行监督职权的能力不强。首先，人大代表普遍为兼职，日常忙于各自的工作，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关注宪法、法律的实施，履行代表职务力不从心。其次，人大机构不健全，委员会力量不强；担负主要监督职能的人大常委会机关编制和人员紧缺，工作力量大都不足。再次，监督者整体结构不合理，行使职权的素质不高，难当监督大任。

三、增强信心，排除困难，为履行好法定权力不懈努力

1．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人大监督，提高地方党委对人大履行监督职权的认识。党委领导、支持人大履行监督职权，就是监督“一府两院”为民用权、为民谋利，体现党的执政本质；就是党自己通过国家根本制度行使执政权力，人大的监督越到位，党的执政就越有力。因此，地方党委应重点加强政治领导，强化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加快执政方式的转变，改变包揽或直接监督行政、司法工作的做法，支持人大行使包括监督权在内的法定职权，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民主法制的根本渠道，实施对“一府两院”的法律和工作监督。

2．完善法律法规，为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权提供操作依据。人大应加速完善法律，使监督职权富有刚性，便于使用，用而有力。在监督法还不能出台的情况下，着重完善现有法律中有关人大监督的刚性规定，增强监督实效，把“橡皮图章”和“软人大”的形象变为历史的陈迹。

3．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人大行使职权的水平。应继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快人大工作的改革，优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扩大专职比例，突出专业化和知识化，提高监督制约水平；应加快充实人大工作机构，建立常规监督专业队伍，规范工作职能，明晰监督职权，强化经常性监督。

地方人大范文篇10

一、监督职权逐步加强，“橡皮图章”的形象正在改变

一是履行法定监督职权上有新突破，地方人大能够正确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1）严格审查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使监督有了权威性。深圳市和广东省人大首先在监督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上打开了局面，为各地人大带了好头。例如，2002年深圳市人大推出了绩效审计，审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2003年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政府预算报告，政府提交了102个省级部门的财政预算文件和资料，支出内容细化到“目”及“项”，展现了对财政预算的实质性监督。（2）实事求是地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不再“扎扎实实走过场”。1998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政府关于再就业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20*年*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否决了市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同年广西河池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政府的网吧专项整治工作报告。这三个否决，人大终于对人民不满意的“一府两院”工作喊出了“不”，喊出了权力机关的威严。（3）对“一府两院”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质询或组织特定问题调查，依法处理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官员，保障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监督形式上有新突破，各地人大创造了许多新的监督形式，拓展了监督领域。被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目前大面积采用的有四种，即：1983年从辽宁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先河的执法检查；1986年从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区人大常委会推开的代表评议；1988年从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推开的述职评议；在接待和处理司法案件的来信来访中形成的个案监督。这四种方式的创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地方人大权力机关作用的发挥，提高了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也推动了全国人大监督职权的行使。

三是总结实践经验，制定地方性监督法规，把监督职权的履行规范化。受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建议拟定监督法精神的鼓舞，各省和有立法权的市的人大加紧总结工作经验，深入研究监督职权的履行情况，完善监督新形式，剔除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悖于人大工作特征的做法，保留、细化、提炼有助于加强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制定出了地方性监督法规，有综合监督的，有单项监督的，使新的监督形式法律化，监督工作走向规范，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监督法提供了参考。

二、监督实效十分有限，制约能力仍然较低

地方人大监督职权的履行，从过去不敢言监督到今天敢动真格，人大的作用已得到明显加强。但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看，仍具有普遍软弱的一面，对“一府两院”权力的制约苍白无力，宪法和法律确定的职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

第一，人大掌着监督职权不敢作为。一是在地方工作中一些地方党委及其领导习惯于包揽具体事务的管理，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马上就会关联到党委及其领导，触及是否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敏感领域，不敢监督；二是在工作决策中党政联席的现象较多，人大无法在党政共同的一个决定、一个会议、一个文件、一个问题、一项工作、一件事情中把党委与政府截然分开，不能监督；三是在地方政治格局中标志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个人地位和权力的主要是领导们在党委的职位排序，但现实中，从事人大工作的领导进不了党委班子，而政府一、二把手在党委身居要职，形成了人大常委会与政府实际排位的倒挂和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错位，不便监督；四是在地方人事安排中，把党委、政府组成人员里因年龄而不能升迁的领导安排到人大任职，不管口头上怎样宣传，人到船头马到站的思想客观存在，大多数人已不思积极进取，故而避免实质性的监督。

第二，法律确定的监督职权残缺不全。一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比如罢免权，在什么情况下人大可以罢免由它产生的“一府两院”组成人员，法律规定不明确，权力活动空间太大，反而不便行使。二是法律规定有上则无下则，看似监督有权实际无权。比如听取并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报告未被批准，说明代表对执行机关的工作不满意，人大如何处置，法律没有规定，人大监督失去了威严。三是许多法律法规强制性特征不足，是法律又像政策，侧重强调应怎么办、要怎么办，对不执行法律或违法的行为却无惩罚性规定，人大没有办法监督这些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四是没有法律措施确保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的威慑性。从法理上讲，人大的决定和决议具有法律属性，是不能触犯的，一经触犯必须受到追究。但人大决定或决议的事情“一府两院”不去执行，或违反决定决议办事，人大拿什么去追究，法律恰好“缺席”。如有的“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还没有交人代会审议通过，报告中今后的工作已经在执行，无论该报告是否通过或修改，都已没有法律意义，人大如何是好，法律没有规定。

第三，人大自身履行监督职权的能力不强。首先，人大代表普遍为兼职，日常忙于各自的工作，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关注宪法、法律的实施，履行代表职务力不从心。其次，人大机构不健全，委员会力量不强；担负主要监督职能的人大常委会机关编制和人员紧缺，工作力量大都不足。再次，监督者整体结构不合理，行使职权的素质不高，难当监督大任。

三、增强信心，排除困难，为履行好法定权力不懈努力

1．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人大监督，提高地方党委对人大履行监督职权的认识。党委领导、支持人大履行监督职权，就是监督“一府两院”为民用权、为民谋利，体现党的执政本质；就是党自己通过国家根本制度行使执政权力，人大的监督越到位，党的执政就越有力。因此，地方党委应重点加强政治领导，强化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加快执政方式的转变，改变包揽或直接监督行政、司法工作的做法，支持人大行使包括监督权在内的法定职权，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民主法制的根本渠道，实施对“一府两院”的法律和工作监督。

2．完善法律法规，为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权提供操作依据。人大应加速完善法律，使监督职权富有刚性，便于使用，用而有力。在监督法还不能出台的情况下，着重完善现有法律中有关人大监督的刚性规定，增强监督实效，把“橡皮图章”和“软人大”的形象变为历史的陈迹。

3．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人大行使职权的水平。应继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快人大工作的改革，优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扩大专职比例，突出专业化和知识化，提高监督制约水平；应加快充实人大工作机构，建立常规监督专业队伍，规范工作职能，明晰监督职权，强化经常性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