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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7:31:32

传统社会制度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1

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篇文章里分析得很透彻，全球化，实质就是美国化。在我看来，美国化，不是西化，西方文明与美国文明不是同一的概念，西方文明是一种根源于基督教文明，伴随工业化一同发展的现代文明，而美国文明应该是西方文明在美国这个独特土壤上新发展的产物，这个提法在主流思想界还没有出现，但我看来，将成为全球化主流思想形态的，应该是美国式西方文明，这不是我对强势西方文明的吹捧，而是对现实的承认,所谓的多元化，将只能在他的允许范围之内存在。

美国化的西方文明不像传统基督教文明一样强调界限和差别，不鼓吹优越感和殉道精神这些新教伦理的标志性内容，它吸收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和民主的主张，同时沾染了移民国家多元和宽容的精神氛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文明自身也将发生改变，将会有不同的东西融入，当然，前提是融入的文化不能对他的固有体系造成威胁，并能为之顺利地吸收和消化。

在全球化的实现过程中，这种文化将强迫各民族在它的体系内部和他的话语系统内反思自己的历史，这将对各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所以，未雨绸缪，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防止民族历史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消解和解构，是一个前瞻性的必要工作。

按照“文明冲突论”的分析，这个世界在文明内核的角度上，可以分成基督教文明区、伊斯兰文明区和儒家文明区三部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三个文明区都将接受文明的冲击，其中的基督教文明区，虽然与将实现全球化的文化同源，但异质的成分还是很多的，更何况基督教文化区内部也有多种的文化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知识界反全球化势力强大的原因之一，保存法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张，但同样反全球化的左派和右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左派对传统文化也同样进行抨击和解构，而右派，则倾向于保护，右派对固有文化的保护和坚持主张更易走向极端，新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产生就是一个走向极端的结果，与老法西斯不同，新法西斯针锋相对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全球化和外国移民。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相反的：左派分子和为民族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又毫无保留地捍卫的倾向，而自由主义则致力于反思和批判。

中国新左派中人对“封建”一词已经不予承认，因为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坚持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四阶段论实际是苏联史学的产物，而非马克思的史学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封建”社会应该截止在周，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就并不是所谓“封建社会”，由此，封建社会都没了，封建文化残余还“毛之焉附”，反封建也就更失去了理论基础，这其中对语义的偷梁换柱是明显的，左派和为民族主义分子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努力通过解释的手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扭曲，使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和吸收西方文明，已造成这样一种结论----西方的东西，中国早就有，“我们那时，比你阔多了”。

在这项工作的努力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内涵”：老子主张的，其实就是不干涉主义的经济理念，要求缩小政府职能，给于经济活动更多的自主性和空间，比亚当斯密可早得多了；孟子说过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本主义的政治主张了，民主的价值更是大得很；法家，就是要求法制了，“依法治国”的观念怎么能说是来自西方呢？学者何新还认为，中国的古代王朝其实存在着“事实上的贵族民主”，因为皇帝做重大决策，是要经过大臣讨论的，而甚至皇位继承这样的事情，都要征求臣子的意见，这样，谁还能说封建社会没有民主呢？

只通过出现过的只言片语就想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巅峰这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中国当前对于历史的大众心理态度比较简单，认真在思考历史文化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对历史文化没有兴趣，不愿了解也不准备思考；思想界中一部分倾向于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其他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附和于新左派和伪民族主义的史观，成为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形式上，文化民族主义与欧洲新保守主义有共同之处，但在本质问题上则相去甚远，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而言的，它保的，其实是原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的守，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也在这种新保守的潮流下诞生，可它要保守到哪里呢？是春秋时期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还是宋以后的道统和理学？抑或是新中国初期的共产主义？这是不明确的，所以，文化民族主义只能带给大众对传统模糊认识的延续，和对“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空洞口号的传承和捍卫。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文化民族主义看来，东方文化等于亚洲文化，亚洲文化等于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就等于中国文化，在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主流地位发动过挑战的过程中，文化民族主义犯了文化沙文主义和“中国文化中心论”的错误，在这种社会思潮看来，未来的世界将只存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两极，而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是没有份的，而且它顽固坚持，中国文明始终走在世界历史的前面，近代的落后完全是西方的侵略造成的，这种侵略不知是军事上和经济上，更根本是在文化上，所以西方文明本来就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现在中国文明复兴了，西方文明当然要力争再次摧毁他，所以东西方文明之间必然只有对立，文化民族主义凸现出这样一种大众心态：处处时时都存在着居心叵测的敌人，必须时刻充满火药味的去防范和打击。

二、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文化民族主义坚持这样的看法：西方文化是主张对抗的，当今世界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道，它必然导致世界的混乱和无序，而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主张和谐、协作的，“天人合一”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种观点确实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问题，但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仍是基于前述的曲解和二元对立观念的。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这是根据前面的逻辑得到的最终结果，也是危害性最大的观点，因为中国文化优越，所以伴随着世界危机的加深，世界最终必将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抗中选择中国文明，因此对中国文化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反思和改进，如果一定要做什么工作的话，就是大力弘扬。

貌似对中国历史文化忠诚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能够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初正确的看法，他不承认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不承认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是被宋儒污染过的，是经历了明清两代几百年自闭和与世隔绝的，他自身就是对他所维护的歪曲，所以，正确在全球化潮流下认识历史，改造文化，必须摒弃文化民族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思考，在儒家的话语范围之中进行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近年来这种方法和观念又以新史观的面目重反于世，理应被抛弃，因为儒家观念的唯心史学已经走到头了，他不能再拿出有用的的东西，而且他坚持维护一些应该被揭露和批判的封建观念，这应该是不能被允许的。

当前的中国主流史观，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历史，这是一种现代的史学观念，阶级分析和经济基础研究是被广泛接受和承认的，这是应该坚持的东西，但有些是必须要改进的，马克思当年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科学，但没有能成功，因为它不能否定自己学说中确实存在有道德诉求的成分，体现在史学上，有造成失真和偏跛的可能，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是，实事求是地获知历史真实再用诸种方法去分析，而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往往是先入为主的确立了某些观念，在去获取史实，期间还不免掺杂现实利益考虑的成分，这明显是具有危害性的。

正确地在全球化潮流中反思我们的历史文化，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文化交融和冲突中保存和真正的弘扬我们的传统，是全球化后的主流文化形态中中国文化能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作用，李慎之所谓的“东方全球化”才又到来的希望。否则，任由现在历史思潮混乱下去，必将造成全球化环境下一个统一化民族精神的丧失，和民众文化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严重脱节。

我们要做的，是首先正确的分析西方文化的真实面貌和中国文化的不足，因为这两种东西是中国人常常有意无意不愿认识的，在获取了正确的认识基础上，摒弃盲目自大和二元对立的观念，承认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存在有普适价值的成分，民主、自由这些普适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吸收，否则就不能真正地融入世界，更不能反过来去用“仁”的精神影响世界，我鼓励将人文及社会学科广泛和探索性的运用到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探讨中去，实现对历史的真正认知，实现一个人性化、真实的历史观念，而非充满了权威和样板。

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应该在人群中得到普及，大众化的历史思维和探讨才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希望所在，全球化实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整体的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得到提高，才有希望对外来的强势美国化西方文明进行本土吸收，实现即与世界一致，又能保存自己的传统。

公然宣扬全球化将是美式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是要挨骂的，轻则说你对西方文化盲目追求，重则你就是“文化汉奸”，但这种趋势必须有人不断讲出来让人们认识，同时考虑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美式西方文明基础于美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之外，他确实有普适的价值存在，如果他的核心精神真的能播撒到全世界并吸收融合其他的文化精神实现了文明的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同时，实现了与多种文化的交融之后，他也就不再是原来的美式西方文明了，它自身也必然被改变，如果中国文明能够很好的被反思和认识，全球化之后的世界主流文化就会有更多的中国文明成分，这不也同样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吗？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我想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时代作出贡献，搞不好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汤一介《“文化热”与“国学热”》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2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二、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3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4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二、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5

社会制度结构及其功能的革命性变迁，既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现代文明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重要根源。以形式合理性为圭臬的现代性社会制度，为分工条件下的人类社会合作提供了稳定和可预期的规范秩序，提供了一种相互交流、合作的机制，并使这种分工合作的范围不断得以扩展，使人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得以为全人类所共享，从而极大地加快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与此同时，理性化、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制度所构建的社会激励结构，极大地调动了每一社会个体从事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创造性实践的积极性，使得现代社会的发展充溢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内在活力。现代化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和调动技术创新、思维创新，不断激发社会创造性活力，进而促进人类整个生存方式和生存世界日新月异变更的过程。本文试从制度变迁的社会绩效角度，检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九死一生的坎坷历程及其社会制度根源。

一、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与工业文明的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社会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与创新，往往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变社会的面貌。就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思维创新三者关系而言，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与思维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制度创新构成了技术创新与思维创新的社会动力保障。技术创新不是制度创新的简单派生物，但技术创新只有在相应的制度体系的依托和支撑下，才能真正转变成为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而不至于沦为与社会生活实践无涉的“奇技淫巧”。同样，先知先觉者所取得的思维创新成果，也只有获得制度条件的支持，落实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安排，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才能融入公众现实的生活实践。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社会制度的变迁史。社会制度的每一次有效的变革与创新，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每一次质的飞跃，无不都以社会制度结构的革命性突破为前提。现代工业文明的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其最直接的社会动力正在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理论，韦伯“理性化”视野中的权威类型学说，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伯尔曼和泰格独特的法律变迁学说，以及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文明滥觞的社会制度根源作了深入的探讨。制度因素作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的作用，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同。毫无疑问，西欧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发源地，之所以能形塑出一种独特的具有无限扩张潜能的文明形态，是众多因素历史耦合的产物。知识的积累、技术的创新、外部环境的变更，甚至某些偶然性的历史机缘，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变迁将社会各领域的变革以及各种历史性机缘整合为一种变更整个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16世纪以来西欧社会逐步积累起来的新的文明因素，就很难凝聚成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将新的文明成果有效地巩固起来，并为之提供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撑，西欧社会在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取得的成果，更不可能扩张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现代文明。更进一步说，16世纪以来西欧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变革，如技术的创新、知识的增长、经济的发展等等，本身无不都与社会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激励与导向作用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现代工业文明之所以产生，首先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制度结构的演变发生了历史性的大突破。

首先，就人类行为的动力机制而言，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有关财产和权利的制度创新，为人类从事生产实践，尤其是创新性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荷兰、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步入现代文明，同它们在与产权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上的进化有密切的关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限的制度安排。”（注：道格拉斯·C·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这一系列法律化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将从事生产实践，尤其是创造性实践同个人利益最直接了当地联系了起来，有力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为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为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制度条件。社会制度既表现为强制性的约束机制，又表现为诱致性的激励机制。现代社会逐步建立的明晰的产权制度，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与社会自由流动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广泛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制，奖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度等等，都极大地强化了社会制度的激励功能，建立起了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通过释放和调动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现代社会汇聚形成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洪流。恩格斯曾经说过：“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7页。）但是只有到了现代社会，追逐财富的行为才真正得到了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确认和有效的保护，并因此而为社会财富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尽管这种动力可能是以“恶”的形式出现的，意味着人的其他一切秉赋的损害），使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质的突破，即第一次实现了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生活水平的持续性提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其次，随着知识的增长和人类理性的进步，文明社会的制度安排发生了“驱除巫魅”的理性化演进。从法理型权威的确立，到高效率的现代文官制度的建构；从形式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备，到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完善，文明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种理性化、规范化、法律化的制度秩序。这种制度秩序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降低了社会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为实现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通过设立行为边界，建立相应的酬赏——惩戒机制，为行为主体提供一整套借以预测行为过程和结果的信息，最大限度减少社会行为过程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为日益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现代社会制度的精细化、规范化与法律化程度，是传统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社会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日益规范化、形式化、精细化、理性化、法律化的过程。这一变迁过程，有力地消除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意识形态信仰、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等的差异而形成的隔阂，使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不断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有效地适应了商品经济无限扩展的内在潜能，为有限的区域市场扩展为全国统一市场，直至世界统一市场提供了可能。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不听任何人指挥的市场是整个经济的动力装置。欧洲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卷，第227页。）而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交易的场所，甚至不是交易行为本身，“市场的要素是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一个有序的关系集”。（注：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8页。）正是这种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体系，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滚雪球式的不断扩张的“扩展秩序”（哈耶克）。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的确立，还孕育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演进机制，它使生存方式的不断变革创新，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常态。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通过变革创新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成为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必然选择。通过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挖掘制度的效率潜能，成为社会各个领域谋求进步与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切就使得整个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形成了与传统社会的质的区别：变动不居成为社会制度体系的常态，开放、富有弹性和活力，能够适应和容纳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本质特征。

正是现代社会制度这种不断变革创新的内在本质，使现代文明社会获得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发展动力和活力。现代社会制度的这种结构性转变，有力地克服了传统社会秩序的封闭性和僵硬性。它一方面有效地容纳和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又因此而维持了社会秩序在总体框架上的相对稳定性，有效地防止了传统社会那种不是封闭僵化的制度结构扼杀社会变化发展的活力，就是整个社会秩序因难以容纳和承受社会变动的冲击而趋于崩溃的局面。现代文明社会能够维持数百年的持续发展端赖于斯。

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秩序向全球的扩张过程，也就是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强行拖入现代化变迁历程的过程。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酷现实面前，后发国家丧失了早发国家原先那种靠自身社会的自发演进逐步积累现代性因素的历史时机、不得不在缺乏相应的社会变迁条件的状况下，强行启动现代化变迁，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起飞。这样，在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制度因素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就不能不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变量。能否顺利完成对旧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创造性转化，建立既能适应现代化进程普遍的制度规范要求，能够容纳和促进现代化变迁，同时又切合本国国情以及现代化变迁的具体实践的现代制度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命运。

第一，后发国家只有完成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建构形成新的社会激励结构，才能打破旧的社会局面，为社会生活确立新的方向，驱动整个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新技术的引进，新观念的传播固然可能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新的气息，但只有支撑现代化变迁的社会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才能对民众的现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激发出人们追求和创造新文明的热情、意志及创造性智慧，从而实现现代化动力由外生到内生的转换。任何从外部植入的新的文明成果，如果不能落实到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之中，同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它就不可能找到现实的社会生长点，而只能成为少数人拥有的时髦物品。

第二，只有建立稳固的现代性的社会制度体系，才能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化变迁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传统规范秩序的瓦解，新旧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新旧观念的碰撞，将会使转型期社会呈现出严重的失范现象。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里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与重建，重新树立社会权威，有力地克服社会无序状态，任何现代化建设都将无从谈起。因而，建立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权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总是成为后发国家顺利地迈向现代化旅程的关键性的第一步。

第三，只有建立现代性的制度体系，才能在保护和催生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同时，逐步将它们整合成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引入或培植某些现代性因素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将这些彼此分离的现代文明要素融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内在有机联系，并使之逐步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而现代性制度正是融汇现代性因素的社会整合机制，它将各种现代性因素汇聚在一起，并将它们联合成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整合机制，各种现代文明的种子就可能被强大的传统社会秩序所扼杀，甚至被整合到传统制度结构当中，成为维护传统秩序的新资源。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又在于，现代性制度，在后发国家是一种稀缺性资源。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以及社会制度的形式化、理性化水平较低，正是后发国家陷入后发境地的重要根源。处在这样一个二难境地中，后发国家要发挥制度变迁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最终只能在国家这一文明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安排中去寻找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在全球现代化变迁的三次浪潮中，一个重要的总体趋势，就是国家（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自身社会内部缺乏现代性因素的积累，民间新兴社会力量异常薄弱，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启动社会变革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往往只能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由国家（政府）承当起唤醒民众，维护民族独立和政治稳定，聚集现代化资源，组织实施现代化发展计划，以及扫除现代化的障碍等各种重要职责。能否建立起一个高效能的政治制度框架，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制度变迁的困厄与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

在回顾、检讨中国现代化百年曲折历程的众多文献中，将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归纳为器物（技术）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三种社会变革模式的依次递进，是一种最为流行的叙述模式。但严格地讲，所谓三种模式的更替，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与文化观念变迁事实上不存在截然的分离、对立。三种模式的更替究其实质而言，反映的是国人对于现代化丰富的社会变革内涵认识的逐步深入，而未必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真实历程和全部内容的反映。更进一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文化自觉的高度，但这并不等于新文化运动揭示的文化观念变革先行的现代化策略，必然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最佳道路选择。五四知识分子对文化观念变革先行的确认，既是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种无奈的策略选择，同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关怀与文化批判职责的自觉承担。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框架问题。无论是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还是北伐战争；无论是国共两党之争、八年抗战，还是改革开放，根本问题都是尝试建构有利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制度架构。而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兴衰成败，莫不与制度变迁的社会绩效紧密相关。

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变迁，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的稳定、高效的政治体系，形成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二是如何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建立良好的社会激励结构以促进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前者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变迁的主题，后者则是近50年来现代化建设探索历程的根本课题。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建构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的，稳定、高效的政治制度体系，是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然而，恰恰是为迈出这一步，中国差不多就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

首先，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尽管有过洋务自强运动，有过，以及所谓的“筹备立宪”之举，但始终没有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体系。控制国家政治权力的满清皇朝统治阶层颟顸无能，日趋腐化堕落，缺乏从事现代性变革的意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具有某种现代化意识的地方督抚大员，又处于倍受猜忌、牵制的地位。整个国家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以筹划、实施现代化计划为职志的权威体系。相反，传统政治的封闭性格局，及其派生的官僚机构老化，贪污腐败盛行，使晚清政府在外部世界的挑战面前，始终处于迟钝僵硬，穷于应付的境地。要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推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成功，自然是很难想象的。

接之而来的辛亥革命，在制度变革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严格地讲，辛亥革命的胜利只局限在“破”的意义上。它瓦解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政治体系，却无法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体系。随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勿宁说反而使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变得更为暗淡了。富永健一在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命运时指出：“在日本，当时主持明治政府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与同样身居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旧武士代表势力的传统主义相抗衡，推进着日本的产业化。相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即中华民国，却是军阀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乱，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身居中央政府之要职却没有任何产业化和现代化意识，这是中国的致命点。”（注：转引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罗兹曼在中日俄三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在谈到北洋政府时，也曾喟然叹息：“就建立一个具有征集资源和协调地方活动能力的中央集权政体来看，中国比日本、俄国何止落后40年！”（注：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北伐胜利以后国民党建立了的独裁政权，表面上一度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政治秩序，但这一政权对外无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内则不惜将社会资源大部耗费于“剿共”和派系争斗，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上。结果，在其统治大陆20余年间，中国既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和单一的国内市场，更没有能筹划、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未能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起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首先，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体系的阙如，使得百年中国始终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秩序，连绵不绝的外部势力蹂躏与内部纷争和混战，为现代化建设设置了一个致命性的障碍。从世界范围来看，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国家，无不是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与统一的国内市场，作为现代化的起点的。近代中国的悲剧恰恰在于，现代化的启动之日，便是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之时。其次，由于缺乏一个稳固而强有力的权威体系，政府始终难以发挥它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的作用，难以有效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从而使得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孕育与萌发，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分散状态，民族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都逐步陷入了依附性境地。再次，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体系，政府对外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及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内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致现代化建设的有限资源几乎为内战及外强的野蛮掠夺消耗殆尽。

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后，中国才第一次在建设性意义上初步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变革的第一个重大目标，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稳定、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威，并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框架，中国现代化由此第一次步入了自主性和总体性建设的阶段。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使中央政府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与效能，有效地发挥了在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组织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等各方面的作用。借助于新政权强大而普遍的政治权威以及计划体制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新中国集中社会资源在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关键性环节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全面推进各项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不幸的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一连串重大决策的失误，中国现代化进程再次陷入了困顿局面，而且这一局面长期没能从社会制度安排的变革与创新中得到解决，以致发展到“”期间，整个社会变迁反而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

建国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失误，在制度建设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基本制度框架（或曰“制度环境”）层面上讲，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虽然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和资源聚集效能，但仍然带有鲜明的战时体制的烙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为社会动员，以及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基本方式。由于严重忽视法治建设，向法理型权威体系转型的进程被延宕甚至中断，各种社会制度安排的法律化程度很低，导致社会变迁缺乏稳定的社会制度体系的支撑与规范，现代化进程一再因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发生中断和逆转。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在体制（或曰“制度安排”）层面，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误导，以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高度统一的计划体制相结合产生的种种弊端，使得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建立有效地激发现代化变迁活力的社会激励结构。突出表现在，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计划体制，虽然在初期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反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初期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了效率低下，难以容纳各种自发性的社会变迁的局限。第二，由于对市场机制的全面排斥，现代化的动力未能植根于亿万人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之中，导致现代化的社会动力资源日趋枯竭，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束缚。第三，受“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整个社会没有发展出一整套尊重、保护个人利益及个人自主权利的社会制度安排，甚至形成了种种严格限制、打击人们追求自身正当利益的制度安排，完全要求人们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这种违反人的正常的自然与社会需求的社会激励结构，完全失去了激发、调动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作用。

三、制度创新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动力机制

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计划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体系所积累的种种弊端，构成了建国3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障碍。因而，当“”宣告结束，现代化建设被重新确定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之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最紧迫的现实课题。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制度革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制度一系列重大的变革与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在运行机制。20年制度变革与创新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进一步完善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初步建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推动现代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激励结构，充分激发和调动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巨大的内在活力，使得改革开放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社会活力的20年。正是在这种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的作用下，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首先，在恢复和完善建国以来形成的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维护和巩固中央权威，并充分发挥其在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方面的作用的前提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以往受到“左”的思想严重侵蚀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调适改造，彻底否定和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牢固地确立了实现现代化在整个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全党、全社会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地位，从而充分有效地发挥了意识形态以及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在引导社会变迁重新步入现代化的正轨方面的重要保障作用。

其次，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逐步健全与完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制度规范的不断健全，为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规范化、法律化的制度支撑。一方面，国家重大决策的制订与实施逐步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国家政治生活开始步入理性化的轨道，有力地减少了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失误，克服了过去那种无休止的群众运动造成的混乱无序状态，及其给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法律规范秩序的逐步确立，也使每个参与社会变迁的行为主体对行为过程及结果的预测成为可能，这极大地加强了社会行为的理性化演变进程。可以说，现代化建设，由奇理斯玛领袖人物的思想动员所掀起的社会政治运动，转变为亿万人民在法律制度规范约束下进行的自主性的理性行为，这正是20年制度变革与创新给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6

然而，把这样的常识放到一些地方，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就会发现，它其实完全不能成立。在这里，新旧文化并存，并且相得益彰，传统的价值、习俗、乃至社会结构，在这里保持着连续性。甚至这里的社会治理，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传统的制度进行的，比如，在乡村，“老人组”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尤其奇妙的是，这些传统支持了现代的工商业秩序——这里的现代工商业是中国最发达的。

传统再生之必要性

潮汕的情形其实并不特殊。如果对中国的现状分地域进行观察，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传统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其社会秩序相对较好，经济增长表现也十分突出。南方与北方、东南与西北的经济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的传统性程度来解释。比如，温州与潮汕类似，传统同样保存较为完好，而经济、社会和治理秩序也更为健全。

换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与新文化运动的常识正好相反的命题：传统之保存与经济繁荣、与社会优良治理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过去十几年间，作为显学，经济学、法学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向普通公众普及了一个常识：规则至关重要。这种贡献放到中国百年知识史上，当然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又分别犯了两个严重错误。首先，经济学家盲目相信“理性经济人”假设；但事实上，仅有这样的理性人，市场不可能存在和正常运转。没有规则、没有规则意识，理性经济人几乎都会变成骗子与强盗。其次，规则并不只是法律，法学家却把法律当成全部规则而忽视道德，从而让法律在现实中无法运转。归根到底，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仅是辅助性的。一个仅靠法律来调节的社会必然崩溃，因为该社会执行法律规则的成本将会太高，以至于无法承受。法律有效运转的前提是道德伦理，当绝大多数人可以自律的时候，法律才有能力强制少数人。

总之，道德、伦理至关重要。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能够对个人起作用的道德伦理，必然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国20世纪50?80年代的政治社会试验已证明，任何人为构造的道德体系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并造成道德伦理的废墟。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早就发出过警告。总结上述推理，可以说：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于一个社会维持其基本秩序及实现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这个结论绝不是为守旧主义张目。事实上，当传统伸入今天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现实。英国普通法专家这样形容普通法：它十分古老，以至于超出人的记忆，但它也是最为时新的。因为，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因为它总在不断调整过程中。

因此，我们在潮汕、在温州所观察到的传统的价值、信仰、风俗、道德、伦理、社会治理机制，既有古老的渊源，又是最为新颖的。在时间过程中，它们经历了微妙的演进过程，只不过，这种演进是“自然地”进行的，是无数人于不知不觉中调整行动模式的非意图产物。可以设想，这些地方的传统将会继续以此种方式演进，从而塑造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社会秩序——一个正常社会的秩序，本来就应当如此。那种“日新月异”的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社会。

说这些地方“正常”，隐含着一个意思：其他地区是不正常的。诚然。因为在其他地区，经过种种因素长期、猛烈地冲击，传统已经七零八落，过去与今天截然断裂了。这些冲击因素主要是打倒旧文化的反传统信念，与此信念刺激下的政治社会力量。

这种与过去断裂的景象，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膨胀的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城市的基本社会图景是：一群面目模糊的民众，与一个权力无远弗届的政府。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的、在时间中证明自己合理性的规则体系——也即传统——在这些地方已经非常淡薄，因而人们也缺乏对生命的体悟，缺乏社会秩序所必需之利他的道德情怀，也缺乏进行组织、行动的黏合剂。因而，这些城市没有文化，没有公民，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当然也难有健全的社会秩序。

因此，讨论传统在中国是否具有生命力，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的传统，或者更具体地说儒家的传统，能否在文化、社会沙漠化的地区实现复苏，在城市生根，达到潮汕、温州那样的水准，不仅关乎中国文化的现代前景，也关乎社会优良治理秩序形成的前景——这两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传统再生的西方经验

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妨从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经典论述开始。1927年，国民革命军兵锋甚盛，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陈寅恪先生备极哀痛，撰写了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中国文化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寅恪先生并指出此一“巨劫奇变”的要害是，因西方文明冲击，凝聚中国文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Idea失去赖以依托之“有形之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若干敏感文人对其idea的坚守，亦无济于事。

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但陈先生一生的历史学研究其实揭示了似可令人乐观的结论：中国文化之Idea是可以重新找到有形之社会制度依托的。寅恪先生研究的主要是中古史，这段时期，政治上有五胡乱华、文化上有佛教占据支配地位，儒家似乎陷入绝境。然而，唐宋时代，先有韩愈之力挽狂澜，后有宋学之勃然兴起，透过宋明理学反而成就中国文化之最高峰。陈先生据此甚至提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之希望在“新宋学”之形成兴起。

把现代中国的困境放到现代世界史中考察，也可令人多一些乐观。对任何一个文明体而言，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欧洲的现代化起步最早，因而也最早经历此“巨劫奇变”。其实质同样是Idea与其所依托的有形社会制度之间出现脱节，具体表现是，11、12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罗马教会制度，到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遭到广泛怀疑，基督教本身也陷入危机。正是因应此一文化危机，西方有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有了建立宪政制度的努力等。

可以说，16?18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欧洲文明再生的探索过程，也就是欧洲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这一秩序重构的关键是重新安排基督教、世俗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则是为欧洲文化之Idea找到新的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等领域的有形之制度依托，使其中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世界上具有同样广泛而深刻的“具体表现之用”。

现代转型迫使基督教从原来的传统社会制度中分离出来，实现政教分离。但是，基督教并未因此而消亡，而是在社会中找到了新的制度依托。或者更准确地说，欧洲文明的Idea为自己重建了有形之制度。基督教有效地支配着信徒的精神，具有信仰的个体则为呈现自己的信仰而创造出种种社会制度，比如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制度；社会领域的红十字会，大学、医院，各类公益、慈善组织。至于经济领域，则有资本主义企业形态——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研究证明了，宗教甚至推动了经济活动方式的转型。今天，欧洲不少政党都冠以基督教之名，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与宗教信仰有极大关系。

透过上述种种社会制度，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Idea在现代西方依然隐居支配地位，具有强大而现实的生命力。人们依然可以说，今天的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

儒家的再生之路

上述历史经验似乎表明，中国文化之Idea完全有可能在中国趋向现代的过程中，为自己创生出界定人们生活之方方面面的制度，从而使现代中国从整体上依然呈现为中国文化之Idea的具体表现之用。

基督教或者儒家所体现的文明共同体的Idea“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唯因其属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故必然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适性与最高程度的灵活性。一个文明的Idea完全有可能托生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有形的社会制度之中，延续其生命。中世纪寄托于种种集体性制度中的基督教，与现代美国的个人主义可以打成一片，具有浓厚宗教倾向的美国保守派反而特别强调个人自由、财产权等等。

而这种抽象理想再生的关键是凝聚Idea的宗教的主动转型。在宗教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宗教是居于主动地位的。制度终究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制度，即便不是具体的个人能够理性地刻意设计创造的，也是人们自觉的行动彼此互动的产物。因而，人们具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制度。

因此，中国文化之Idea生成其所依托之有形制度的枢纽是此——Idea的价值承载者——“儒者”的自觉。面对新情势，儒者重新解释儒家的义理，这种新义理如果合理而且具有心灵上的吸引力，就会对其社会中知识人、普通民众、甚至对官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决定其行为的新模式。无数人基于这些新理解而行动、而互动，就会形成某种新制度。这些制度是现代的，却可成为传统Idea的“寄命之地”。

在中国，佛教已通过努力，通过自我创生有形之制度依托，而在现代社会找到、甚至扩展了活动空间。此中关键即为佛教自身的“人间化”努力。“人间佛教”理念形成颇早，但在台湾发展成熟。若干佛教大师以佛陀大慈大悲、广济众生的思想为基础，广泛兴办教育、慈善、文化、医疗等事业，这些发源于心灵的独特的社会制度，成为当代台湾佛教“人间化”的主要切入点和实践形式。佛教活动的制度形态已与一百年前大不相同，但佛教依然是佛教。

儒家由此可以得到启示：它必须自己为自己创造出有形之新制度，而且，这样的制度创造、再造过程，也正是中国现代健全的社会秩序形成之过程。不是等现代化完成之后，儒家再来被动地调整适应。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种种严重失调，就是因儒家之失职，或被排斥而造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是在外部压力下启动的，但健全的现代化进程却必须是内生的。为此，支持现代生活的种种制度必须由本文明之Idea自我创生。换言之，儒家转型、再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前者为体、为道、为源，后者为用、为器、为流。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之“反传统”的传统很可能妨碍了而不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现代新儒家所开创的哲学化儒家、蒋庆等人近年来倡导的政治儒家，对于儒家复兴虽有价值，也都不足以承担儒家再生，进而推动中国文明现代转型之大任，因为他们都缺乏可行的制度建设策略。正确的出路似乎是“社会儒家”。文明再生的基本进路是Idea之重新阐释，它在社会层面为自己建立各种制度，以这些社会制度构成政制的基础、并规范政制。

事实上，儒家在历史上的两次复兴，即汉代的复兴与宋代的复兴，都是从义理的重新解释开始，以社会层面的制度建设为主，进而推动政制之再造。文化的自觉与社会的建设，是文明再生的关键。也许，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目就可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秩序建设的健全纲领。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7

通常说来，对于像伦理学这样的经典性人文学科来说，人们更看重其知识积累方面而非其知识增长方面。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科知识的经典性或权威性主要源于其知识积累性效应，而道德伦理本身即是人类价值意识和价值规范的文化积淀，因而，作为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知识也具有传统积累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伦理本身、以及作为其知识形态的伦理学的改变，往往具有特别明显的（相对于其他文化现象和知识体系而言）文化敏感性。这就是说，人们常常容易把道德伦理和伦理学知识的改变，看作是某个时代和某个社会发展重大文化价值转型或秩序变动的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文化症候。与之相对，对于像经济学这样一些现代性的社会科学和诸如技术物理一类的现代技术科学来说，人们看重的则是其知识增长效应。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对于这些学科有着远为急迫和强烈的工具性实用价值的需求。这一点正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特别强调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理由之所在。可是，知识技术的创新与知识本身的积累是无法断然分离开来的两个风火轮，缺其一，则无其二。这是永远存在于传统经典学科与现代技术学科之间不可忽略的源流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门类区分并非源自知识生产本身，毋宁说知识类型学的根源在于人类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本身的多样性。知识之源在于人的生活实践。我们不能说，哪一门知识学科比其他知识学科更为重要，但生活实践本身的运行规律和价值指向，肯定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使得一些知识学科比另一些知识学科显得更为突显，因之其知识生产或增长的速度也更快一些。这种知识增长方式的变化，同样是由人类自身的生活实践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当某一生活实践发展与之相应的知识增长突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对某些其他相关实践和知识条件的要求。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经验的迅疾增长，似乎也到了这样一种需要其他知识条件支援的时候，伦理学就是这种被需求的友邻知识学科之一。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中心、文道边缘。也许这样的描述并不确切。“经济中心”不假，但“文道边缘”则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当我们把所谓“文道”不只是理解为经典意义上的文、史、哲一类传统文科知识，而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科学的话。比如说，经济学、法学等“文道”就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是借助经济中心和社会改革的热潮而变显赫起来，成为当今文道的中心和热门。而且，当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不仅突破了原有的框架，而且也已经处于新的结构性重建，包括经济制度和秩序的重建的关键时期，这时候，社会法制（政治）秩序的重建就成为其能否取得最终成功所必需的制度条件之一，进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重估和重整也就紧接着成为社会改革目标得以达成的充分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社会法制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是建立并确保社会经济秩序良序运转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说，在社会经济改革初期，思想理论和道德价值观念的解放更显迫切和必要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彻底，它对于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伦理的条件支援或支撑的需求就会变得日益高涨和急迫。

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公共权力管理者的国家政府制定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作为现代公共社会的治理方式，德与法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范围、层次和功能，又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治理目标，这就是为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乃至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重建规范和秩序。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伦理学理论或知识的研究开始发生悄悄的然而却是十分重大的范式转型。这一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和特征之一，就是作为现代规范伦理学之优先目标的社会制度伦理研究日趋突出。

依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制度伦理包括三个基本的层面：(1)以国家根本政治结构为核心的社会基本制度伦理系统；(2)以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为基本内容的公共管理——与狭义的行政管理或企业管理不同——伦理系统；(3)以公民道德——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美德不同——建设为目标的社会日常生活伦理系统。

这三大系统共同构成了社会制度伦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方面。这其中，社会的基本制度伦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治和法制的构成性建制、及其赖以确立的基本政治理念或政治价值而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基本制度由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体制所组成。基本政治制度首先由国家根本大法即国家宪法奠基；其次是在此基础上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一系列相关的国家法律；再次是由国家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依据宪法和相关国家法律所制定的各种行政法规、条令；最后是国家通过有关行政部门依据以上法制、法规系统具体制定的有关政策，包括某些区域性或地方性行政政策和条令等具有政治组织和政治体制化特征的规章制度。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伦理学家罗尔斯曾经强调指出，国家宪法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在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的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确保社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对于政治哲学来说，“稳定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作为当代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罗尔斯的这一见解是耐人寻味的：如果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如，洛克、密尔、康德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信条，那么，又如何“使宪法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原则不与该政治信条发生冲突？在罗尔斯看来，如果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给予优先的政治考虑的话，那么，作为保障所有公民个人之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宪法同样具有神圣不可僭越的地位。不同在于，上述政治信条是相对于“每一个人”的，而国家宪法是相对于“所有公民个体”的，其间的区别正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生命存在单元）与作为国家主体的公民个体（社会存在单元）之不同。这也正是罗尔斯为什么既不想放弃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经典自由主义原则，又要坚持一种“平等主义的公平正义”之社会政治理念和伦理价值原则的深层原由。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现代政治哲学：只有保证和促进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公正平等的发展，才能真正持久地保证和促进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最终较为稳妥而和谐地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我相信，罗尔斯的这一思路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这一政治哲学的思路是真实可行的，那么，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系统的伦理维度就不难理解了：政治正义是制度正义的基础和前提，当然也是整个制度伦理的价值基础和底线。

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某一特定社会所选择制定的经济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经济生活方式体系。现代社会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它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之自然生产方式的现代社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生产运作方式，其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或曾经是现代社会用以替代传统自然经济方式的选择模式。但在反复的实践比较中，人们发现，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率、也更为合理的现代经济模式。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模式之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体系。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体系，并正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之。

经济制度同样需要制度伦理的价值支撑。具体地说，经济制度的正当合法性不仅需要以其经济有效性（效率价值标准）来证明它自身，而且同样也需要以其道德伦理的正当合理性来证明它自己，从而使社会对经济制度的创制和选择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和普遍有效的社会合法性。一般说来，判断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与否或者好坏如何的第一标准是经济效率。经济制度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道德正当性，因而是不可接受和持久的。这就是说，效率既是判断经济制度的经济价值标准，也是其价值判断的道德价值标准。然而，效率并不是经济制度唯一的道德维度，与效率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判断经济制度之正当合法性的伦理价值维度是分配正义。如果说，效率是社会经济生产的价值目标，那么，正义或公正则是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价值原则，两者共同构成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制度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只有公正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其公正，那么，只有效率没有公正的经济制度同样也不会真正长久地保持其效率。制度伦理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目标是有效率的公正和有公正的效率。这才是制度伦理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所要探究和论证的基本主题。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代表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对于一个值得人们欲求的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效率、公正和稳定（秩序）乃是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制度伦理的研究主题就在于，社会的制度化实践过程是如何体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三大价值目标的。所以，即使是在经济制度的层面，我们也不可仅仅局限于制度的经济效率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制度化不单是为了减低经济生产和交易的成本，或者是为了促进和保证经济生产和经济交易的效率增长，它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和合理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减少甚或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或实际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使之能够真正维持长久的稳定和效率。

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比，社会文化制度的伦理维度要更为复杂。这是因为：首先，社会文化生活的制度化必然以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为其观念导向和价值基础。其次，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文化都是有其独特文化根源和文化传统的。与比如说经济制度不同的是，文化的传统既有其与时俱进的转型和发展，又有其民族性或地域性的文化谱系的自封性。而且，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型远不如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来得那么直接、迅速和彻底。第三，文化制度本身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使得文化制度及其伦理维度成为制度伦理研究主题中一个最为复杂的议题。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社会的文化思想转变相对来说较为直接和迅速一些，但作为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积淀，文化的制度化本身就具有社会伦理规范的特性。众所周知，所谓“道德”、“伦理”，本义是既成的社会风俗、礼仪和行为习惯的通称。文化具有生活规范和行为约束的力量。因此，社会文化的制度化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伦理规范的生成过程。这一特点也正是社会道德伦理的改变为什么总是滞后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变革的主要原因所在。最后，由于道德伦理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有时甚至还涉及到诸如宗教信仰和社会人格的心理等深层次的问题，因而其制度化的伦理意味常常具有社会根本性和民族根源性价值建构的性质。作为长久维系社会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命脉，它的建构或转型总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社会事件。由于这些特点所致，社会文化制度的伦理维度就体现为社会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共识、公民道德规范等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更倾向于当代共同体主义（或译“社群主义”）的基本立场。以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出于对文化特殊性和人格主体化之于社会普遍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建构的主观相对主义干扰的担心，不愿意过多地考量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传统因素。但正如共同体主义思想家们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普遍主义的原则化约或制度简约的规范主义作法，不可避免地使现代制度伦理的建构尝试失去丰富的文化价值资源和必要的历史解释语境，人们对制度和规范本身的认同与践履将因此失去内在的美德根基。而我还以为，这种作法的后果甚至还可能最终导致抽象无根的规范主义强制和暴虐。

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的研究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伦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根本上缘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趋势不断强化。在现代西方，制度伦理的研究直接缘于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规范伦理学的复归，具体地说，就是以罗尔斯为思想领袖的社会正义伦理研究的复兴。在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罗尔斯在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一书，的确具有“轴心式转折点”（哈贝马斯语）的地位。但这一理论重心的位移，决不能仅仅被归结为某种学术观念或伦理学知识范式的转移效应。它首先是上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生活现实的理论反映。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美国，正值社会政治生活陷入深刻危机、社会秩序严重失序的严峻时期，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随之而起的青年激进“左派”思潮等等，都使得美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社会秩序重建任务。而其时的欧洲也并未幸免于类似的社会因境。以法国为例，60年代的学生运动（如发生于1968年的著名的“五月风暴”）直接危及整个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罗尔斯曾经感叹，在社会生活如此紊乱不堪，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冲突、社会秩序如此脆弱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重建社会生活秩序更为急迫的呢？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家有什么理由静守在语词逻辑分析的学术象牙塔里无动于衷呢？

时值今日，面临社会生活秩序建构课题的，已经不只是美国或欧洲这样一些西方国家，而是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社会改革开放前沿和社会现代化转型之关键时期的国度来说，这一课题无疑具有比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更为急迫和显要的时代性、重要性。日见强劲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当代世界呈现空前复杂的发展态势。“冷战”时代的两极张力业已消失，原有的两极均衡秩序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平与发展已然且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题，但失却张力均衡制约的世界秩序不是更趋于稳定，而是更趋于失衡和紊乱。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紧张、诸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化、组合和冲突等等，都在加剧而非减弱。这一切都使得当今世界的生活舞台更像是一个等待重新洗牌的牌局，有待秩序的重构。在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急速转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转换，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活观念，因之使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成为最为急迫优先的社会工作。正是这一社会背景，让制度伦理和社会公共伦理的研究走到了伦理知识界的前台，并成为整个思想界和理论界的焦点话题。

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基础是社会制度建设。制度伦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为社会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论证和社会伦理资源。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生活的社会公共化和制度化程度日趋强化。或者说，它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制度资源的供应。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社会公共空间而非私人领域时，也就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社会化或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而能够使其达于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的唯一有效方式，只能是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在政治伦理的意义上，制度即规范、即秩序。事实上，只要人们以社会公民的身份生活于社会公共空间，就会对社会产生秩序、安宁、关系和谐等方面的制度要求。因为只有合理良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长久地保证他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保证他们私人生活的安宁，保证他们免除暴力、恐怖、侵犯和伤害。制度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公正，包括社会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公正的制度安排、制度分配和制度保护。与其他政治方式或条件相比，比如说，与政治权威、特权保护、政治关系、集团依附相比，社会制度对公民个体权利或利益的安排、分配和保护才是真实公正和持久有效的。这是为什么现代人对社会制度的要求和依赖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公民对社会制度的期待与信赖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本身合理的前提之下的。社会制度不公，或者，社会制度难以履行其正义分配和正义保护的规范职能，不仅无法获得广泛的社会民意支持，而且会变成社会革命的直接对象。由此可见，制度伦理的核心在于正义的社会安排、规范和保护，质言之，制度正义是制度伦理的根本原则和最高目标，舍此，制度本身将失却其基本正当的伦理维度。

所谓制度正义，即社会契约和政治认同之基础上对社会全体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安排、正义分配和正义保护，以及为实现此类正义所建立的各种政治规章和伦理规范。按照罗尔斯教授的研究，制度正义的价值标准，首先在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普遍认可的正义原则之间的契合。这就是说，要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必须首先达成普遍认同的正义原则。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主义原则预定论的理论危险：仿佛社会是先有了一套普遍的正义原则，然后才按照这一正义原则建立起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不过，这种危险仅仅是理论设想中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形成都必须从社会制度的建构开始，而社会制度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建立社会、寻求共同正义原则的过程。所以说，正义制度的建构与正义原则的达成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建构过程必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化实践过程。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8

一、公司治理合约的分析框架

公司治理的本质，实际上是企业行为人对企业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准确把握公司治理问题应从企业所有权角度出发，公司治理就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现实经济中形成的各种合约，都是人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同样，企业的治理合约也是人们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迫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约束条件，就是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即社会的制度基础，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特征、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企业制度基础，如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债务结构，等等。

现实社会中，资源又是短缺的。正是由于资源的短缺性，导致了产权的重要性。现代企业是一种委托型企业。这就决定了企业不同组成主体在委托关系中，发生产权的部分或全部的转移，形成不同的合约模式。不同治理模式最终的治理成本又不同，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目标是实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交易是寻求满足的一种手段。交易费用又可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从治理成本的不同成本类型看，治理成本实际上是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的不同表现形式。任何治理合约所发生的治理成本相当于治理合约的总交易费用。一个公司治理合约选择及其演进，其直接影响因素是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而决定总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制度基础。也就是说，企业治理合约模式是在现有制度均衡框架内，追求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结果。社会现有制度基础是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直接影响因素，而杜会分工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公司治理合约模式的间接影响因素，公司治理合约是这些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二、美国公司治理合约的选择依据

美国公司治理合约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它建立在普遍分工基础上，社会分工程度深化，人们普遍认为专业化是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由之路。社会分工的深化也确实促进了美国各类市场的较高发育，市场交易效绷良高，降低了市场机制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这为美国市场化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和选择提供了制度基础。美国是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想较重的国家，美国的法律也倾向于不让任何一家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禁止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工业和商业公司的足够起控制作用的大宗股票，并在信息一披露上对构投资者的买卖增加一要求，在单个企业中，单个机构拥有的股份比例是很有限的。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这种权力的集中是在政府内还是在政府外。并且，美国式的全民竟争性选举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强化了经济权力的分散性，促使对经济权力集中进行限制的法律的出台和强化，最终导致美国企业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

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是典型的普遍关系治理合约。其特点表现为企业以股权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为上，主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外部化治理机制、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制衡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以剩余索取权分享的物质激励为主的经理激励机制实现治理。

在美国，历.史所形成的市场体系完善、分工细化、股权分散等制度基础，导致在确定产权的费用中，人们更愿意在拓广潜在贸易.关系和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竞争投人更多的费用:..因为股权分散，个人持有某个特定企业的股票比例小，对于股东个体而言，采取“用手投票”的方式是不划算的。并且。，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也降低了股东“用手投票”的积极性。这必然形成外部的市场化治理和产权界定准确度高的公司治理合约。综合而言，在既定的制度基础条件下，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能够降低总和的交易费用，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和提高专业化的效率，社会资源配置会产生高效率和效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现实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总交易费用最低。在现实中表现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美国模式是有效率的，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三、美国公司治理合约的演进与变革

社会制度环境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适应于社会制度环境。社会制度环境又是处于不断演化中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僵化的，都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

社会制度的演化是行为人博弈的结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制度的变迁方式包括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与此相反，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过程漫长，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学者称为“惯性”，这种“惯性”可能是效率的表现也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变革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多重博弈均衡微小的改变通过自强化机制可能形成对制度的锁定、影响对更有效率制度的选择。即使是强制性变迁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常常受制于如习俗、文化传统和心智模式等非正式规则，有时这种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任何制度变迁方式都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不管这种依赖程度是明显还是不明显，是强还是弱。制度是浓缩信息的载体，这些信息涉及参与人在一些重要场合行为决策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参与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的指导和约束。所以，社会制度的演化，必然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结构以及行为人的交易行为，进而公司治理合约模式将会发生变化。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各国的制度环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在潜移默化地演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其中即有诱致性变迁的作用，也可以看到强制性变迁的影子，这种变迁节约了总的交易成本，适应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资本市场上的恶意收购受到了立法的限制，对股东至高无上的权益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上个世纪劝年代末，美国许多州出台了反收购法，股东权益受到很大限制;②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加强，不再扮演单纯的投机者角色，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迈克尔?尤西姆认为出现了由“管理人资本主义”向“投资人资本主义”的转化;③放松了对银行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释放，银行开始以独特的双重身份(股东、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一定的相机治理作用;④员工开始参与公司治理，最近十几年在西欧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中出现了职工的影子;员工持股计划也改变了职工单纯劳动者的身份。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强制性变迁的例子，就是美国7月通过的《加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虽然它对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具体作用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观察到，但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不过，从总体上看，美国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主要还是沿着原有的外部市场资本主义轨道演进，进一步强化了外部市场的功能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所以说，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还是表现出原有的治理特征。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这一系列变化，可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也可能完全是适者生存的规律所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司治理的模式特点。只是由于社会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才不得不在治理制度上做出相应的反应。这说明在治理制度的演化博弈中，路径依赖和惯性是重要的。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合约是社会制度基础的函数，社会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公司治理合约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社会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决定了公司治理合约也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对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制度变化给公司治理合约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清楚在社会制度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不要完全照搬一个国家的现有模式。任何制度安排，包括公司治理合约的安排，都是特定国家的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产物。我们可以吸收各种模式的优点，但更需要透彻理解各种模式赖以生存的土壤环境，刻意模仿甚至照搬某种模式是非常危险的。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第三部门制度供给辩证关系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第三部门现状时，总要指出第三部门在当前中国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制度空间，言外之意是制度与第三部门之间仅是单向的制约或促进关系，这种观点有失偏颇。第三部门与制度之间应是辩证的制约与促进关系，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尤其是第三部门对社会制度供给的促进和提升作用才是第三部门和社会制度供给之间关系的真谛所在，也是第三部门社会功能的应有之义。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深入研究，阐明第三部门在制度供给，尤其在改变中国当前制度供给相对滞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第三部门、制度、制度供给的内涵

第三部门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形成并流行起来的，它源于人们对社会构成“两分法”的重新审视和再划分。最早冲破“两分法”的束缚，提出“第三部门”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利维特。他认为，以往人们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公即私，非私即公——的划分方法忽略了大批处于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指出这类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的事，并进而把这类社会组织统称为“第三部门”[①]。联合国宪章第71条将第三部门定义为：第三部门是指国际范围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组织，其中包括各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少年团体、学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②]由此可见，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门对公共管理的功能主要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参与公共决策，推进民主政治；有利于增进和激发服务公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精神，促进自律性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社会的稳定；第三部门对社会资本的积累有积极贡献[③]。这里，第三部门促进自律性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的功能，指的就是第三部门可以参与社会制度供给过程，促进社会制度的供给，以增进社会资本存量。

人类社会各种经济主体都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着各自的经济行动，这种活动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信任与秩序基础之上，在毫无秩序的地方，社会交往的代价必然高昂，也就无信任和合作可言。但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格局决定了各种经济主体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同时由于存在着“知识问题”以及“经济人”倾向等，都决定了无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或组织环境给他们规定了怎样的规范，他们的现实追求都是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各种机会主义和不可预见行为。为了克服各种不可预见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制度规范，使各经济主体只能在特定制度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和实施自己的行动，以确保必要的秩序和信任，维持各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增强各种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与创新的动力和信心。那么什么是制度？马尔科姆·卢瑟福认为，制度是行为的规律性或规则，它一般为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它要么自我实施，要么由外部权威来实施。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④]制度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则系统，对理解人际交往具有重要价值，它在协调个人行动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制度的关键功能是通过系统性和非随机性的关于行为和事件的规则系统来约束人们行为，增进社会秩序，以鼓励信赖和信任，减少协调人类活动的社会成本与合作成本。当秩序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可以预见未来，更好地与他人合作，也能更有信心地从事创新活动。制度还可以设法克服资源的稀缺性，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因此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制度作为前提条件规定了经济运行与社会交互关系，就技术而言，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基本权力结构与选择取向对经济人所追求的稳定的均衡更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制度不是僵化不变的，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决定着上层建筑。一定社会制度维持下的社会经济必将获得持续的增长与活力，这种持续的增长与活力又会使旧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需要，因此制度必须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与变化。社会要想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活力，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向社会提供足够的制度资源以适应需要。诺斯认为制度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⑤]就是说制度是一个规则系统，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此社会制度的供给与变迁包括正式制度即法律法规和非正式制度即道德、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等的供给与变迁。从纵向结构来看，社会制度包括制度的目标系统、规范系统、组织系统以及设备系统[⑥]的总体变迁。根据西方社会变迁理论，社会制度的变迁方式有多种分类方法：渐进性变迁和突发性变迁、有限变迁和无限变迁、横向变迁和纵向变迁、进化变迁和退化变迁、有利变迁和不利变迁等等，但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变迁又可分为诱致性变迁或强制性变迁。

二、制度供给对第三部门的制约和影响

作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第三部门的存在、运行和发展必然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与制约。尽管第三部门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第三部门在政府规制和市场的“狭缝”中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主要表现为资源不足、缺乏自主性、能力不强、管理不善等，而不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相应的政府角色异位更是制约第三部门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缺乏自由结社的传统，公民结社意识不强，第三部门的发展缺乏公民文化的支持。同时，中国民主化、法制化水平低，公民基本权利还难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第三部门发展和功能缺乏法律的有效支持和规制[⑦]，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壮大，所以有必须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以制约政府行为、培养公民结社意识、支持规制第三部门行为、帮助第三部门有效地获取和利用资源，增强能力。

首先，有效的制度供给可以制约政府行为，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模式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转变。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模式传统上对政府依赖较大，政府与第三部门实际上形成了“共生态”，即政府借助各种社团如：共、青、妇、行业协会等进行社会管理，而各种社团又借助政府权威和经济力量来发展自身，带有明显的“官民两重性”。这种共生态是国家与社会分化不彻底的表现，这导致第三部门缺乏独立性和志愿性，有的甚至成了“二政府”、“影子政府”。[⑧]目前关于第三部门的发展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规范或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着较大的形式主义倾向，从而导致第三部门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有规范的制度刚性来约束政府行为，这就要求通过必要的制度供给，为第三部门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氛围，促使政府转变观念，以“善治”的理念对待第三部门的发展，为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壮大提供必要的社会空间。

其次，有效的制度供给有利于培养公民结社意识，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中国是一个缺乏结社传统的国家，公民结社意识淡漠，同时也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全能政府的控制以及第三部门自身管理混乱等缺陷的影响，社会对第三部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信任。有效的制度供给为社会提供了必要的规范，确保了社会的秩序与信任。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可以促使第三部门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管理，提供服务，改善自身的社会形象，使公民能正确地认识第三部门在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维护公民权利等方面的现实作用，进而增强对第三部门的认同感，形成结社意识，为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撑。

再次，有效的制度供给有利于第三部门汲取必要的社会资源，提高第三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第三部门有诸多优点，但第三部门也不是万能的，它也会“失灵”，主要表现为资金匮乏、缺乏独立性、服务于专门群体以及内部管理问题等方面[⑨]。制度尤其是第三部门内部的各种管理规则可以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规范的行为导向，促使第三部门实现规范管理，提高第三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防止第三部门“失灵”。

三、第三部门对社会制度供给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第三部门需要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它的活动受到既定制度空间的制约和影响，但第三部门在受制度规范制约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优势和行动来推动制度的供给与变迁，使社会制度供给科学及时有效。第三部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制度的供给发挥作用。

首先，第三部门可以促进社会“内在制度”的供给，促使社会非正式制度发生“诱致性变迁”。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是建立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并进而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⑩]。可见他已经把道德伦理规范纳入了“制度”的范畴，只不过在他看来只有“被制定出来的”道德伦理规范才是制度，从而一定程度上将道德伦理规范排除与制度之外。柯武刚、史漫飞认为根据制度的起源，制度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分[11]。所谓内在制度指的是经过人类长期经验形成，并为一定数量的大众所认可，通行于整个共同体的规则。这种规则是通过一种渐进式的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分析内在制度是经常要利用道德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真知灼见，可见，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则系统”或“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制度系统应该包含着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只不过这种作为制度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属于“内在制度”，而那些经过一定法定程序人为“被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条例等等属于“外在制度”。

作为社会三元结构的重要一支，第三部门在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即社会内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三部门以促进“公众利益”或“团体利益”为目标，它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点，这就对第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着很高的伦理道德要求。第三部门的志愿精神意味着第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在不计部门或个人物质收益的前提下，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公益和进步贡献本部门和个人的力量，第三部门的这种精神和行为必然对社会构成示范作用，有助于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提高与进步，促进整个社会的秩序与信任，增进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由于第三部门从事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益，这决定了它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必然要站在公益的角度，不断地寻找更有效地服务于公益的方法，这有助于突破社会的陈规陋习，而这种突破正因为其公益性更容易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从而可以减少打破旧有道德伦理规范束缚的阻力，有利于在整个社会上确立起新的与时俱进的道德伦理规范。

其次，第三部门可以参与“外在制度”的“制度过程”，促进“外在制度”供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谓外在制度指的是因设计而产生，它由一个如政府那样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这些规则由一批人设计出来并强加于社会。金肯斯认为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创始阶段；情报阶段；谋划阶段；决策阶段；执行阶段；评估阶段；终结阶段[12]。这里可以借鉴金肯斯的划分方法，将制度形成过程也划分为七个阶段。一般来说，社会外在制度的供给是由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政府权威来主导的，但在外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第三部门也可以发挥它的影响作用，甚至可作为“关键行动者”参与制度过程，使外在制度供给科学、及时、有效。制度创始阶段，第三部门既可以通过自己的倡导和提议，引起政府注意那些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出现的的新领域、新问题，帮助政府及时制定出新的制度以规范人们行为，又可以建议政府及时修改那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需要的现行法律制度，使其适应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情报阶段和谋划阶段，第三部门可通过自己的中介作用，为政府提供各种有用的信息，及时向政府传达社会公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或直接参与政府的谋划过程，为政府出谋划策，提出一定的制度设计方案以供政府参考与选择。决策阶段，第三部门可以帮助政府正确地分析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案或条款，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府的制度制订施加自己的影响，帮助政府选择出符合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发展、有利公共福祉、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使政府的制度供给更加科学合理。在制度执行、评估和终结环节，第三部门可以以中间人、受众、局外人的不同身份对制度的执行及其实施后果进行监督、评估和反馈，以便政府及时了解掌握不同制度的运行情况，对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做出调整、改进和变迁，促进旧制度的终结和新制度的产生与实施。

再次，第三部门可以通过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为社会制度的供给与创新积累资源。社会制度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规则系统。第一层次的社会制度是关于社会形态方面的规定；第二层次的社会制度是指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具体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家庭婚姻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第三层次的社会制度，是指具体社会制度规范下的各个具体工作部门的办事程序规则或各种具体岗位上的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要求。第三部门作为促进社会公益的部门，它在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时，同样要追求效率，要追求社会效益和行动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它必须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内部管理，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流程，提出新的管理理论，进行新的管理实践，这些都可以为社会第三层次的制度创新与供给提供新的资源支持。

最后，第三部门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发展和壮大争取更大的制度空间。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第三部门可以取得社会和政府的信任，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争得应有的制度空间，并进一步用这种制度空间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是第三部门和制度供给之互动关系的应有之意，这里不再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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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绍光.多元系统——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p6.

[②]吴忠泽.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p6.

[③]黄健荣等.公共管理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223-227.

[④][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35.

[⑤][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p3.

[⑥]贺培育.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p152-157.

[⑦]黄健荣等.公共管理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231.

[⑧]王玉琼、唐桦.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社团市郊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9).

[⑨]黄健荣等.公共管理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229-230.

[⑩]转引自贺培育.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p72-73.

传统社会制度范文篇10

这次会议，是继20*年11月、20*年2月之后，市委、市政府第三次召开经济社会制度创新专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20*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情况，研究分析制度创新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再掀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热潮。刚才，徐惠民同志宣读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对全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一批先进单位受到了表彰。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为制度创新付出辛勤劳动、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以开拓进取、决不言败的锐气，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胆识，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毅力，大力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围绕建立和完善适应发展需要、符合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努力实现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对接。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从非公有制经济、“三农”、社会事业、行政管理、市场秩序和干部人事等方面入手，全面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其中，创业文化建设模式、城区低房价战略、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公开选拔市直正处职领导干部后备人选、法治宿迁建设模式、科技强警示范区建设模式等一大批创新成果在省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全市上下的广泛共识，想创新、促创新、谋创新蔚然成风，制度创新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全市已申报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奖550项，申报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效奖28项，初步建立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构筑了加快实现更大突破的平台。可以说，宿迁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得益于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改革创新是外界对宿迁的“第一印象”，更是我们跨越发展、全面进步的最大动力源。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不停止。目前，我们已进入加快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阶段，已经站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起点，必须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培养创新品格、增强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营造创新氛围，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为实现更大突破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一、科学分析形势，切实增强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紧迫感。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战胜困难、解决问题的最大法宝。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石油、金属矿产及初级产品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通胀压力日渐加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劳动力成本上升，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煤电油运力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最近，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快扩权强县步伐，将原属市级的经济审批权下放到县，赋予县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还将出台《关于建立科学发展评价考核体系的意见》、《关于切实加强民生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改进干部考核工作、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更为突出的是，随着形势的快速变化，过去形成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的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既给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也对我们深入开展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大胆解放思想，迅速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我能，我行，我成功”的强势心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杀开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所有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变革，着力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更大突破提供强大动力。

二、立足科学发展，全面拓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范围。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面对宿迁实现更大突破这一全新事业，我们没有雄厚的基础作保障，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依靠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摸着石头过河，把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把窒息的生产力激活起来，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有利于宿迁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最大范围地激发有利宿迁发展的一切潜在动力。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紧紧围绕工业突破、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大胆创新拼抢大项目、建设大项目、服务大项目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机制，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积极探索促进全民创业深入开展的扶持政策，在宣传发动、优化环境、创业培训、推动实践等方面狠下功夫，真正实现低门槛准入，低成本运作，低风险经营；加快统筹城乡发展，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土地流转、康居示范村建设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途径，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围绕破解土地控紧、银根收紧、减排逼紧等发展难题，积极探索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机制。在社会事业方面，积极适应民主建设的新要求，围绕落实群众“四权”，大胆创新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形式和民主监督、民主质询的渠道；不断探索改善民生的新途径，摆正做大“蛋糕”与分享“蛋糕”的关系，在实现教育精明增长、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解决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方面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建立起促进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以我省进一步加快扩权强县步伐为契机，围绕如何转变市级机关和县直部门角色、发挥服务职能最大化，创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党的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宿迁实际、适应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把各级干部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上来；积极探索扩大党内民主新途径，不断深化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干部选任机制和更加科学、更加适用的干部监督机制，开辟干部使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新渠道；围绕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实效，进一步完善干部培训机制，深入研究有效提升各级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方式方法；围绕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拓宽党员发展渠道，进一步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三、加快应用转化，努力放大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效应。实践是检验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的试金石。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对发展的推动，集中体现在对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上。这次获得表彰的项目，都是近两年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并不断提高和完善，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要尽快把这些新成果转化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宿迁实现更大突破的不竭动力。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充分考虑社会的可承受能力，在目标设计上体现以人为本，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保取得广泛的社会效益。每一项创新成果，都凝结着各级党政组织的辛勤劳动，汇聚着广大基层干群的无穷智慧，必须倍加珍惜，倍加爱护。要坚持抓深化、抓巩固、抓提高、抓落实，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在新的实践中汲取新的营养，不断赋予创新成果新的标准、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不断拓展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制度创新，必须将其成果通过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切实避免“人在政举、人去政息”，甚至“人在政不举”等现象。今后，每一轮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都要运用创新思维，采取创新方法，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更多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坚决防止创新与应用脱节、重形式轻内容、追求一阵风和轰动效应、为创新而创新等不良现象。

四、深入解放思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制度创新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突破前人、提出新见解的能力，就是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能力。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也是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勤于思考，不断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真正掌握创新工作主动权。始终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推进解放思想，做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表率，主动把握新形势，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以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指导制度创新，推动实践发展。要保持开明开放的胸襟，用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在复杂的环境中拓宽思路、开阔胸襟，在纷繁的工作中统揽全局、把握方向。自觉把本职工作放在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去把握，放到经济建设主旋律中去审视、去谋划，牢固树立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的理念，积极探索本职工作与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和切入点。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学生，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制定政策、调整制度的坚强依据，不断汲取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快建立健全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我们的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