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范文10篇

传统社会范文篇1

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篇文章里分析得很透彻，全球化，实质就是美国化。在我看来，美国化，不是西化，西方文明与美国文明不是同一的概念，西方文明是一种根源于基督教文明，伴随工业化一同发展的现代文明，而美国文明应该是西方文明在美国这个独特土壤上新发展的产物，这个提法在主流思想界还没有出现，但我看来，将成为全球化主流思想形态的，应该是美国式西方文明，这不是我对强势西方文明的吹捧，而是对现实的承认,所谓的多元化，将只能在他的允许范围之内存在。

美国化的西方文明不像传统基督教文明一样强调界限和差别，不鼓吹优越感和殉道精神这些新教伦理的标志性内容，它吸收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和民主的主张，同时沾染了移民国家多元和宽容的精神氛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文明自身也将发生改变，将会有不同的东西融入，当然，前提是融入的文化不能对他的固有体系造成威胁，并能为之顺利地吸收和消化。

在全球化的实现过程中，这种文化将强迫各民族在它的体系内部和他的话语系统内反思自己的历史，这将对各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所以，未雨绸缪，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防止民族历史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消解和解构，是一个前瞻性的必要工作。

按照“文明冲突论”的分析，这个世界在文明内核的角度上，可以分成基督教文明区、伊斯兰文明区和儒家文明区三部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三个文明区都将接受文明的冲击，其中的基督教文明区，虽然与将实现全球化的文化同源，但异质的成分还是很多的，更何况基督教文化区内部也有多种的文化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知识界反全球化势力强大的原因之一，保存法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张，但同样反全球化的左派和右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左派对传统文化也同样进行抨击和解构，而右派，则倾向于保护，右派对固有文化的保护和坚持主张更易走向极端，新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产生就是一个走向极端的结果，与老法西斯不同，新法西斯针锋相对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全球化和外国移民。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相反的：左派分子和为民族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又毫无保留地捍卫的倾向，而自由主义则致力于反思和批判。

中国新左派中人对“封建”一词已经不予承认，因为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坚持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四阶段论实际是苏联史学的产物，而非马克思的史学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封建”社会应该截止在周，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就并不是所谓“封建社会”，由此，封建社会都没了，封建文化残余还“毛之焉附”，反封建也就更失去了理论基础，这其中对语义的偷梁换柱是明显的，左派和为民族主义分子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努力通过解释的手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扭曲，使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和吸收西方文明，已造成这样一种结论----西方的东西，中国早就有，“我们那时，比你阔多了”。

在这项工作的努力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内涵”：老子主张的，其实就是不干涉主义的经济理念，要求缩小政府职能，给于经济活动更多的自主性和空间，比亚当斯密可早得多了；孟子说过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本主义的政治主张了，民主的价值更是大得很；法家，就是要求法制了，“依法治国”的观念怎么能说是来自西方呢？学者何新还认为，中国的古代王朝其实存在着“事实上的贵族民主”，因为皇帝做重大决策，是要经过大臣讨论的，而甚至皇位继承这样的事情，都要征求臣子的意见，这样，谁还能说封建社会没有民主呢？

只通过出现过的只言片语就想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巅峰这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中国当前对于历史的大众心理态度比较简单，认真在思考历史文化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对历史文化没有兴趣，不愿了解也不准备思考；思想界中一部分倾向于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其他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附和于新左派和伪民族主义的史观，成为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形式上，文化民族主义与欧洲新保守主义有共同之处，但在本质问题上则相去甚远，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而言的，它保的，其实是原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的守，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也在这种新保守的潮流下诞生，可它要保守到哪里呢？是春秋时期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还是宋以后的道统和理学？抑或是新中国初期的共产主义？这是不明确的，所以，文化民族主义只能带给大众对传统模糊认识的延续，和对“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空洞口号的传承和捍卫。

依照文化民族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产生以下三个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论

文化民族主义看来，东方文化等于亚洲文化，亚洲文化等于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就等于中国文化，在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主流地位发动过挑战的过程中，文化民族主义犯了文化沙文主义和“中国文化中心论”的错误，在这种社会思潮看来，未来的世界将只存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两极，而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是没有份的，而且它顽固坚持，中国文明始终走在世界历史的前面，近代的落后完全是西方的侵略造成的，这种侵略不知是军事上和经济上，更根本是在文化上，所以西方文明本来就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现在中国文明复兴了，西方文明当然要力争再次摧毁他，所以东西方文明之间必然只有对立，文化民族主义凸现出这样一种大众心态：处处时时都存在着居心叵测的敌人，必须时刻充满火药味的去防范和打击。

二、中国文化天然优越论

文化民族主义坚持这样的看法：西方文化是主张对抗的，当今世界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道，它必然导致世界的混乱和无序，而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主张和谐、协作的，“天人合一”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种观点确实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问题，但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仍是基于前述的曲解和二元对立观念的。

三、中国文化自然优胜论

这是根据前面的逻辑得到的最终结果，也是危害性最大的观点，因为中国文化优越，所以伴随着世界危机的加深，世界最终必将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抗中选择中国文明，因此对中国文化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反思和改进，如果一定要做什么工作的话，就是大力弘扬。

貌似对中国历史文化忠诚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能够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初正确的看法，他不承认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不承认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是被宋儒污染过的，是经历了明清两代几百年自闭和与世隔绝的，他自身就是对他所维护的歪曲，所以，正确在全球化潮流下认识历史，改造文化，必须摒弃文化民族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思考，在儒家的话语范围之中进行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近年来这种方法和观念又以新史观的面目重反于世，理应被抛弃，因为儒家观念的唯心史学已经走到头了，他不能再拿出有用的的东西，而且他坚持维护一些应该被揭露和批判的封建观念，这应该是不能被允许的。

当前的中国主流史观，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历史，这是一种现代的史学观念，阶级分析和经济基础研究是被广泛接受和承认的，这是应该坚持的东西，但有些是必须要改进的，马克思当年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科学，但没有能成功，因为它不能否定自己学说中确实存在有道德诉求的成分，体现在史学上，有造成失真和偏跛的可能，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是，实事求是地获知历史真实再用诸种方法去分析，而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往往是先入为主的确立了某些观念，在去获取史实，期间还不免掺杂现实利益考虑的成分，这明显是具有危害性的。

正确地在全球化潮流中反思我们的历史文化，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文化交融和冲突中保存和真正的弘扬我们的传统，是全球化后的主流文化形态中中国文化能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作用，李慎之所谓的“东方全球化”才又到来的希望。否则，任由现在历史思潮混乱下去，必将造成全球化环境下一个统一化民族精神的丧失，和民众文化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严重脱节。

我们要做的，是首先正确的分析西方文化的真实面貌和中国文化的不足，因为这两种东西是中国人常常有意无意不愿认识的，在获取了正确的认识基础上，摒弃盲目自大和二元对立的观念，承认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存在有普适价值的成分，民主、自由这些普适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吸收，否则就不能真正地融入世界，更不能反过来去用“仁”的精神影响世界，我鼓励将人文及社会学科广泛和探索性的运用到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探讨中去，实现对历史的真正认知，实现一个人性化、真实的历史观念，而非充满了权威和样板。

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应该在人群中得到普及，大众化的历史思维和探讨才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希望所在，全球化实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整体的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得到提高，才有希望对外来的强势美国化西方文明进行本土吸收，实现即与世界一致，又能保存自己的传统。

公然宣扬全球化将是美式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是要挨骂的，轻则说你对西方文化盲目追求，重则你就是“文化汉奸”，但这种趋势必须有人不断讲出来让人们认识，同时考虑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美式西方文明基础于美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之外，他确实有普适的价值存在，如果他的核心精神真的能播撒到全世界并吸收融合其他的文化精神实现了文明的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同时，实现了与多种文化的交融之后，他也就不再是原来的美式西方文明了，它自身也必然被改变，如果中国文明能够很好的被反思和认识，全球化之后的世界主流文化就会有更多的中国文明成分，这不也同样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吗？

最后引述两段名人言论：

“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我想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时代作出贡献，搞不好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汤一介《“文化热”与“国学热”》

传统社会范文篇2

一、表彰的内涵及对象

现代意义的表彰即表扬之意，但起初是“表”和“彰”分别表示：《荀子·大略》载：“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商容是殷代贤臣，不受重用，周武王刚取代殷王统治就表扬他；《周书·毕命》曰：“彰善瘅恶”，彰是彰显、褒扬。“表”与“彰”都是为了显贤扬善，二者连用最早见《汉书·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意为突出，延伸为表扬之意，如《晋书·王导传》载：王导“德重勋高”，“诚宜表彰殊礼”。后世使用表彰时多延用引伸意。历史文献用来表示表扬意义的还有“旌（表）”、“扬”、“嘉”、“褒”、“显”、“励”、“劝”等诸多词语，其意与表彰相近。

古人云：“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注：《唐会要》卷45《功臣》。），“崇贤旌善，王教所先”（注：《南史·刘穆之传》。），认为表彰之制自古有之，是教化的首要任务，因此才有那么多的褒赠故事见诸史书野话。那么传统社会是以什么为标准衡量人们当否受表彰的呢？

《左传·僖公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风俗通·正失》曰：“世俗褒扬，言其德比成王。”显然，“善”与“德”是表彰的依据。在传统文化里，“善”、“德”属伦理范畴，与忠孝节义等同。《周书·毕命》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孔（安国）传：“表异其居里”；孔颖达疏证：“表异其居里，若今孝子顺孙节妇义夫，表其门闾也”。后世的注点出了表彰对象，即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节妇义夫”。地方官说要将“孝子、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条析以闻”，上报朝廷（注：《宋史·礼志》。）；明代叶伯臣认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所谓宣异德化安在哉？”（注：《明史·叶伯巨传》。）清雍正帝也多次“命举忠孝节义”（注：《清史稿·孝义传》。）。把察举旌表忠孝节义做为政治事务强调，促使人们争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传统社会的表彰不论怎么强化发展，到清末也没有突破忠孝节义组成的衡量框架。

二、表彰在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表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内容概括为。“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注：《明实录·明孝宗宝训》卷二《褒忠节》。），至于具体形式可谓精彩纷呈，分成以下几类：

（一）凝重形象的永恒昭示——牌坊、阙、祠、庙、碑、扁额等建筑形式给人们具体的教谕。

牌坊（又称牌楼）是有柱子像门形的建筑物，刻有各种花纹，正面依据表扬对象镌刻相应的字，如“贞孝”、“忠烈”，采用竹、木、石、砖等材料构建，常立于街旁路口、庙宇陵墓、衙署住家旁。阙，是立在宫庙门前和墓道两旁的石头柱子，一般是两根刻有花纹的柱子分离相对，有的顶上以飞檐相连，类似牌楼，称连阙。扁额，以木材制成，有题字，悬于门楣上方，旧称“榜门”、“表门闾”。以牌坊等建筑表彰形式，昭显人物行为，十分独特，可谓“旌筑之”。（注：《史记·留侯世家》：“表商容之闾”，杨＠①注：“表，筑旌之”。）如明神宗诏建表忠祠，褒扬建文忠臣；（注：《明史·方孝孺传》。）汉代孝女曹娥以身殉父，县为之立碑（注：《后汉书·列女传》。）；南朝卫敬瑜妻王氏，守节不嫁，刺史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贞又卫妇之闾”（注：《南史·孝义传》。）；清代对累世同居的义门和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赐建坊银两，而且赐御书扁额（注：《清会典事例·风教》。）。牌坊、阙、碑等建筑物，不仅是对已逝人物的褒恤，更重要的是它们蕴含的政治伦理能随建筑物的流传而穿越时空，影响后世，促进忠孝节义观的普及。

（二）入彤管理汗青的精神激励——入史列传与赠号赐谥的荣誉吸引。

秉笔直书是史家奉行不渝的原则，“褒贬之词，《春秋》所重”（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对君臣有一定约束力，故“仲尼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雄彪青史抑或遗臭万年取决于人们自身的表现。忠臣孝子乃表扬对象，史书自然侧重于此，扬忠孝节义而贬不忠不孝不节不义，将各类人等“列于史册，可示将来”（注：《唐会要》卷56。），激励人们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看齐。如唐代刘感、常达忠勇不屈，帝叹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注：《旧唐书·忠义传》。）；宋代名臣曹勋上书：“昔太宗皇帝不忘勋臣，犹次序列其传二百四家……欲乞令所在州县，有忠义报国当时，功烈出众所明知者，许缙绅之儒作为传记……州府缴进，宣付史馆”，（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84《褒赠》。）清代表扬循良之吏也采取“宣付史馆立传”的方式（注：《清史稿·循吏传》。）。目的是激劝人们看齐。

谥或号是封建时代对有特殊地位的人死后追加的称号，《晋书·刘毅传》云：“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是盖棺而论的评价，有美恶之分。赞美忠臣的谥号常见的有：忠节、忠烈、正节、端肃等，如唐代郭子仪薨亡，谥“忠武”（注：《唐会要》卷45《功臣》。）；宋代张克戬力抗强敌，谥“忠确”（注：《宋史·忠义传》。）。对孝节义行为突出的人，政府也有赐号，如“孝义之门”、“贞女”等，当然，这种赐号不及忠臣谥号使用普遍，但其人虽殁，赐号永存的效果是一样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精神境界是“人死留名，贤愚所共”的升华，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历代王朝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设《忠义传》《忠臣传》《孝义传》《节义传》等，将入史列传和赠号赐谥作为使百姓认同忠孝节义的手段。

（三）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赠官赐爵与宗庙配享的诱惑

光耀门庭泽被后世是传统社会人们的普遍追求，它只有和政治系统发生某种联系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联系就是做符合君主政治统治的事，即践行忠孝节义。如汉代邓彪功勋卓著，诏“赐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北魏于什门不辱君命，诏“进为上大夫，并策告宗庙”（注：《北史·节义传》。）；北宋刘芳五世同居，赐进士出身（注：《宋史·孝义传》。）；唐代裴氏，李氏节烈行为突出，赐河东县君、孝昌县君，并被编入史册（注：《旧唐书·列女传》。）；西汉卜式疏财助官，赐爵左庶长，关内侯，官拜中郎（注：《汉书·食货志》。）。虽证这类赐封的官爵多数是荣誉性的虚职，但也足以使获得者引以为骄傲，吸引周围人等倾慕效仿他们的行为。

（四）具体实惠的物质刺激——赐物赏金与蠲免体恤的直接效应

物质奖励具体实惠，无疑有更深更广的影响效果。如明代夏言忠尽贤劳，赐银五十两，宝钞五千贯（注：《明实录·明世宗宝训》卷七《优礼大臣》。）；宋代陈竞世代孝义传家，唐僖宗时曾受旌表，南唐时被立为义门，免除徭役；到宋代则不仅免服徭役，而且免交杂科，并允许每年贷粟二千石（注：《宋史·孝义传》。）；明代徐溥施义田赡养宗族，诏免除徭役（注：《明史·徐溥传》。）；清代奖给节烈妇女养赡银和口粮（注：《清会典事例》卷270《蠲恤·安节孝》。）”传统社会人们负担的租税赋税徭役十分繁重，若蒙朝廷赦免若干年的租赋、徭役，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减轻负担，为了得到这种待遇，人们自然努力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

除了以上四种表彰形式，还有辍朝，入选名宦图、赦罪三种方式，前两种主要针对忠臣，显示朝廷的“念功之怀，旌贤之义”。（注：《唐会要》卷45《功臣》。）；赦罪的对象是孝子顺孙，依照法律有罪当诛杀人偿命，但历朝均有赦免孝子罪行的记载，其宗旨是十分明显的。

旌表忠孝节义为的是忠孝节义，千年的史乘排列的是千年的“忠臣孝子长廊”和“忠节贞烈牌坊”，面对这种宏大气魄，我们能不叹服？

三、表彰的类型——程序分析

“类型”指具有相同性质、特点的事物形成的类别；“程序”指事物发展的步骤和次序。运用类型——程序分析表彰旨在揭示忠孝节义观念的发展与表彰的联系，以及表彰的运作过程。

（一）表彰与忠孝观念的发展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忠孝相通，始终并提。表彰在忠孝观念强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先看下表：（注：参考五朝《忠义传》《孝友传》《列女传》《明清史料汇编》以及清代史学家赵翼《陔余丛考》（卷39第853页）的记载作的统计。）

朝代汉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

数量

类型

孝孝子7398671910302

义门253823225

忠18110294352557

备注义门:累世同居共财、睦洽传家的孝义之门,故列入孝.

图表一，五朝忠臣孝义表彰人数表

受旌扬的孝子在汉代仅7人，历唐代39人到清代达到10302人；忠臣在汉代也仅18人，经唐、宋、明、清逐步增长557人。简单的数字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表彰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伴随的是忠孝观念的日渐强化。进一步而言，表彰加深了忠孝之道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刻痕，同时它在实施过程中达到了自身的完善。表彰与忠孝之道互相作用，如同两面相对的镜子，产生了无穷的隧道式光学空间。受旌表者毕竟是少数，但这少数典型的表彰往往会产生成倍、成数百倍的效应，“入则孝亲、出则忠君”。表彰之关键不在物质爵位的犒赏，而在促进观念的形成和推广。忠孝旌表是促使忠孝观念在各个社会层面渗透的重要因素。

（二）表彰与节烈观的发展及妇女地位的变化

汉代刘向撰《列女传》开表彰节妇烈女之风，但并没有普及；及至范晔于《后汉书》首设《烈女传》，表扬孝妇顺女，节妇烈女，节烈表彰才成定例。那么表彰在节烈观念的普及，尤其是妇女地位的变化中产生了什么作用呢？我们看近人董家遵关于节烈妇女及表彰节烈妇女的统计表（参见图表二），能发现几点：

每百年表彰烈女Q每百年表彰

节妇Q的节妇(Q%)的烈女(Q%)

两汉(历406年)225.2194.5

魏晋南北朝298359.7

隋唐五代(历394年)348.9297.7

宋(历320年)1524812238

元(历163年)359403383430

明(历227年)27141983436881336

清(止1762年,历118年)94821156328413464

图表二，历代节烈人数及每百年表彰节烈比例表①

（1）节妇烈女的绝对数呈增长趋势；

（2）每百年表彰的节妇烈女的比例也在逐步扩大；

（3）宋代是个明显的界限：节烈妇女人数和每百年表彰的比例陡然上升；至明清期间更是成数倍，数百倍地增长。

这反映出节烈观向整个社会渗透的过程，以及表彰的日益频繁在推动节烈观普及过程中的强化作用。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妇女地位的变化。

虽然，汉代已有表扬贞节妇女的记载，如东汉安帝就多次下诏“赐贞妇帛”、“甄表门闾”（注：《后汉书·孝安帝纪》。），但并不限制妇女再嫁，如《白虎通·谏诤》云：“绝交令可友，弃妇令可嫁也”。到唐代贞节观念仍然不为人们广泛接受，有23位公主再嫁或三嫁（注：《唐会要》卷6《公主》。）（见图表三）。

唐高祖高密公主初降长孙孝敬、后降段纶

长广公主始降越慈景,后降杨师道

唐太宗襄城公主先降肃锐,后降姜简

遂安公主先降窦达,后降王大礼

唐中宗定安公主先降王同皎,再降韦濯,三降崔铣

唐元宗兴信公主先降裴jì＠②,再降裴颖,三降杨敷

唐肃宗宁国公主先降郑巽,再降回纥可汗,三降薛康衡

注:①降是古代公主下嫁的专有称呼;②此表仅选择典型制成

图表三，唐代公主再嫁史实

然而在宋生了剧烈变化，理学家们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注：《遗书》卷22。），妇女的生命在贞节面前形同草芥，妇女不可再嫁。至明清，守寡守节甚至上升到国家法典制度的高度：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褒赏而建立牌坊（注：《清会典事例》卷404《风教》。）。妇女由可再嫁到不可再嫁以至守节受褒赏，使“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义得到了最完美的论证，“从一而终”判定了妇女的死刑，扭曲了妇女的人格，妇女沦落到社会的最低层。貌似尊崇女性的贞节牌坊压制了成千上万的守寡妇女的人性和尊严，因此，表彰在妇女地位的变化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三）表彰程序

传统表彰有严格的程序，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表彰程序，这是展示表彰如何操作的过程。

1.中央政府表彰程序

中央政府表彰是皇帝颁布诏书旌表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但此前有先行程度，涉及一系列机构，以唐、宋为例说明：《旧唐书·列女传》载：郑神佐战死边城，其女剪发坏形，护父丧还，誓终身不嫁以奉双亲。节度使肃tì＠③奏，诏旌表门闾。其程序如图表四所示：

附图{图}

图表四，唐代中央表彰程序示意图郑氏女的孝行经县府层层上报，最后由朝廷礼部奉旨核实，皇帝御书诏表。《两浙金石志》卷一二《宋chì＠④赐忠显庙牒碑》记载了对岳飞的追赠过程：大学生杨懋卿等人因岳飞已追封为鄂王之故，要求改原祭祀庙额“灵通”为“忠显”，转运司两次审核，上奏朝廷，降旨批准。其程序如图表五所示：

附图{图}

图表五宋代中央表彰程序示意图

宋代政府机构比唐代复杂，增设了转运司的环节，由此观之宋代表彰程序较前代更为完善，增强了表彰的严肃与庄重色彩。

2.地方政府表彰程序

地方政府表彰是由县、州、府等各级行政机构对忠孝节义之实行的彰显措施，程序不及中央政府表彰繁琐。如，汉代孝女曹娥投江殉父，县长为之立碑（注：《后汉书·列女传》。），这是县一级表彰；孝女赵娥报父仇，“州郡表其闾”，（注：《后汉书·列女传》。）这是州郡一级表扬；明代李复新不顾赦令杀人复仇。“县愍其孝”，上奏府尹，先“驳议”，又“终用县议”，表其门“孝烈”（注：《明史·孝义传》。），这是逐级讨论决定的表彰。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注：参见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对地方政府表彰程序有详细论述，即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且有严格管理，防止胥吏循私作假，保证表彰落到实处，起到敦励风化的作用。

不同历史时期，表彰程序有繁简之别，但它那由简到繁的完善过程，正说明了表彰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促进忠孝节义观念的普遍化，同时又与后者并行发展，为今人了解传统教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四、表彰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分析

一种政治实践有何种功能在某种程序上由其特点决定。政治社会化将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原则等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和传递，形成社会成员共有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这属于政治体系的过程功能，具有实践性、目的性和手段性等特点。表彰也有类似特征。其一，实践性：传统表彰蕴含的政治价值，伦理规范，有指导政治实践的作用。传统社会表彰的诸多表现形式，如立牌坊、修祠堂、入史册：赐官奖物等造就了形成忠君孝亲、守节行义政治心理的环境，并以超越时空的力量引导制约后人的政治行为。其二，手段性：表彰是各个王朝向臣民展示其威严的手段，有较强的笼络性，令百姓在龙恩眷顾之下，感念皇上的恩德，在心理上自觉形成忠孝节义，并践行忠孝节义，由此王权的稳固成就于“兵不血刃”之间。其三，目的性：传统社会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表扬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并非无缘无故；君王们慷慨地拿出自己拥有的财富奖赐给百姓，亦非想使臣民与之分享。这样做仅仅是示恩耳，以收买民心，稳固政权，这正是表彰的目的。实践性、手段性和目的性出了表彰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传统社会的表彰是深入人心，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与传统政治社会化的其他途径比较，没有学校教育的说教性、政治录用的投机性、祭祀的沉重性，运用最广，效果也最佳，为维护王权，宣扬忠孝节义等伦常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治社会化功能从以下两方面论述。

（一）维护功能

维护功能指表彰有助于维持封建政治秩序的稳定，维护传统政治文化，它在传统社会表现为以下两点：

1.扶植纲常，弘扬名教

“纲常”即三纲五常，核心是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制度；“名教”是“正名分、定尊卑的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纲常与名教的实质都是以等级名分划分社会阶层，规定人们按名分行事，“上以御下、父以御子，夫以御妇”，强调君权的高不可攀、父权的不可冒犯，把一切人纳入同一模式，维持君主政治统治的稳固。表彰有助于扶植纲常，弘扬名教。宋代名臣赵汝愚说：“赐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明史·忠臣传》赞曰：“（彰）足以扶植纲常、使懦有志也。”其意义在于通过表彰措施，向臣民灌输君权至上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将忠孝节义等道德伦常拔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例如，唐太宗表扬忠臣时，对隋将裴虔通叛隋行为不以为然，认为“君臣义重，名教所先”，“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注：《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把裴发配到huān＠⑤州。明代章纶亦曰：“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实缘于此”（注：《明史·章纶传》。）。所以政府常彰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如明弘治年间，诏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励名教，……其有趋于礼义者，乌可不亟加奖励”，（注：《明史·列女传》。）史料所载的诸多表彰史实无不以宣扬纲常名教为宗旨，维护君权、父权、夫权

的统治。

2.励风化，敦风俗

风俗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礼节习俗的总称，有民间自成部分，但更多的则是统治者倡导赞许的风俗。传统社会的风俗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注：《孟子·藤文公上》。），又称“五伦”。“风化”又称“风教”：“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传统社会教化的形式之一，具有“厚人伦，美教化，移风谷欲”的作用，风俗是风化的主要内容。传统风俗体现的多是尊卑等级的伦理规范，“人伦有礼，朝廷有法”（注：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礼法并重，具体而言即忠孝节义，表彰践行者直接推动了纲常名教风俗化的过程，使之转化为臣民的生活习俗，具有励风化，敦风俗的社会作用。就理论而言：“盖抑引之教，异俗所先，变里旌闾，义存劝奖。是以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注：《南史·孝义传》。），旌劝百姓忠孝之行，有助于彰显君臣父子之义和人伦人道，是整个社会忠孝成俗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实践来讲，君臣具有共识，一致将表彰忠孝节义作为重要政务强调，例如，唐代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特诏表义门宋兴贵家族，且“蠲免课役”，“布告天下”（注：《旧唐书·孝义传》。），使其美名远扬；《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多次记载

大臣们请求褒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烈女的奏议，因为旌表之制“于风化，实非小补”，他们“欲望圣明特赐褒表，以励风俗；使知纯德至行，为世所重，多所感化”。地方官也认为如果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那么“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注：《明史·叶伯巨传》。），会直接威胁到君主统治基础。表扬忠孝节义践行首，对树立民俗仪型，确实能将“人名教”转化为政治习俗的目的，能有效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

（二）传递功能

传递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第二大功能，是政治系统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政治文化得到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包括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前者是“社会的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注：K·P·兰顿：《政治社会化》，第67页。）；后者是同一时期人群之间政治文化的传播，直接表现为政治文化地理空间的延展。表彰具有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的功能，如物质奖励、封官赐爵、标旁门闾、蠲免课役等表彰形式不仅提高受旌扬者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忠孝节义观念的传播，促使周围的人效法；而修建牌坊、树碑立祠、编入史策则不仅影响当世，而且能穿越时空限制，以传统文化载体的形式永恒昭示后世。在传统社会表彰的传递功能表现如下：

1.开启天性，激发情感

开启天性，激发情感是指表彰能激发人们产生对政治系统的忠诚、热爱和信仰等情感。传统儒家认为忠孝节义存乎百姓心中，有待外力感化激发，如董仲舒所言：“民者，瞑也……今万民之性，其有质而未能觉，有如瞑者待觉，教然后善”（注：《春秋繁露·洞察名号》。）；宋儒程颐亦曰：“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注：《宋史·道学传》。）认为忠孝节义观念出乎天性。故有“义发乎心，情非外感”（注：《南史·孝义传》。），“孝悌之行，虽曰天性，岂不有赖教化哉”（注：《明史·孝义传》。）之说。如何教化才最佳呢？《明史·孝传》云：“自古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首务。旌劝之典，赍于闾阎，下逮委芭”，使布衣匹妇，不分老幼均能“名显于朝廷之上”，这样“足以扶树道教，敦励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之维持”。“旌劝之典”不受地位、年龄、性别的限制，只有它才能激发百姓的天性。宋人吕祖佥说：“人主者，华夏蛮＠⑥之所观瞻，几近于节扬仪典，皆所以感化天下，起其忠君亲上之心，（注：《历代名臣奏议·孝亲》。）“节扬仪典”尤指旌表之典，可以使四夷敬服，心生忠君主义。清雍正帝亦云：“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有所裨

益”（注：《清会典事例》卷449《昭忠祠祝文》。），从治国高度证明表彰在激发情感，实现传统伦理观念传递上的重要作用。从现代观点看，说忠孝节义乃人性本存是唯心主义，但若从精神追求考虑，“旌表”能薰陶性情，使百姓自觉践行社会认同的政治规范，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2.彰显既往，激劝将来

表彰最重要的作用是以彰显既往之忠孝节义之行，产生社会效应，激劝后来人效仿，有代际传递功能，用清人的话讲就是：“盖以表扬既往。沛酬庸褒德之恩，激劝将来，励怀古钦风之志”（注：《清会典事例》卷1065《贤良祠祝文》。），伦理道德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延，社会秩序就得到保障，“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君王的宝座自然安稳。如晋恭帝曰：“（对刘穆之）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大赍所及永秩于善人”（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唐人亦曰：“劝赏义明，在褒功显节。存则酬其禄，殁则录其子孙，然后忠义不遗”（注：《唐会要》卷45《功臣》。）。表彰忠义节孝旨在将此观念流传下去，激励后人；事实上它也确乎做到了这一点：“比年以来，褒表忠义，如岳飞、刘光先等追赠王爵，中外有志功名之士，闻风兴起”（注：《历代名臣奏议·谥法》。）。因此历代君王总不忘对有功之臣。忠义之士，或追赠加封，或录用其后人，使“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注：《清会典事例》卷447。）。这正是表彰的主旨。

传统社会奉行的伦理道德更近乎道德风尚即社会风气，它“直接受着某种表层的道德心理的支配”，这种道德心理是“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以全部心情的那种理性内容”（注：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作“情致”，他说：“情致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想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并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70页。）传统社会遵行的伦理规范确乎蕴含着某种理性和价值，它就是三纲五常，具体表现为忠孝节义。它们经过少数劳心者的理论论证和统治集团的“教化”，逐渐为人们熟知，并形成了易于口耳相传的歌谣，如：

“忠臣事君，有死无二”，

“食人之禄，死人之事”，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家无二主，国无二王”，

“妇人事夫，无再醮之理”，

“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

“国难显忠臣”，

“子孝父心宽”……

虽只有短短十几句，却将等级制、家长制、男尊女卑、愚忠愚孝、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观念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它们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序，固然有学校家庭教育、宣讲等途径的传播强化作用，但因为表彰所具备的特点和功能的特殊性，它更有助于忠孝节义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传播。表彰范围愈广，程度愈显，次数愈频，这种风气形成的速度就愈快，观念积淀就愈浓厚，如此绵延不已，遍布民间，深入人心。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作的左半部右加京

＠②原字为土右加自

＠④原字为束右加力

传统社会范文篇3

按照这一农保制度的要求，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一个都不能少，实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以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按照指导意见，新农保的试点将于今年启动，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至于养老金待遇，则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这意味着，这一制度将使农村中的每个老人都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制度性老有所养。

这一制度和先行一步的城市社保制度对接，将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保覆盖网，惠及全体国民。

从文化传统而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传统养老观念的升华。大同社会是中国儒家宣扬的最高理想社会，体现在社会保障上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但是，这样的理想一直都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因为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明清时代，统治者根本匮乏执政为民的思想，更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因此，对于小民，统治者只有“皇粮国税”的榨取，哪有国家财政去反哺民众？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背负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这是传统的消解；而新农保制度的筹划成行，则是农民权利的确认和解放，使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结构的权利不对等蝶变为平权普惠的公民社会。

传统社会范文篇4

（一）、清明节的祭祀活动

清明节是中国三大鬼节之一（另外两个鬼节是七月十五、十月一）。“鬼节”即是悼念亡人之节，是和祭祀天神、地神的节日相对而言的。

清明祭祀的参与者是全体国民，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头百姓，都要在这一节日祭拜先人亡魂。从唐朝开始，朝廷就给官员放假以便于归乡扫墓。据宋《梦粱录》记载：每到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墓，以尽思时之敬。”参加扫墓者也不限男女和人数，往往倾家出动。这样清明前后的扫墓活动常成为社会全体亲身参与的事，数日内郊野间人群往来不绝，规模极盛。

祭祀的对象。作为鬼节，清明之祭主要祭祀祖先和去世的亲人，表达祭祀者的孝道和对死者的思念之情。清明节属于鬼节而通常不被冠以鬼节之名，就在于它所祭祀的主要是善鬼、家鬼，或亲近者的亡魂，重在表达孝思亲情。另外两个鬼节则连恶鬼、野鬼也一并祭祀，重在安抚鬼魂，不让它们作祟。[4]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也有清明节祭祀其他鬼神的做法。上海旧俗就有在清明节举行的专祭厉鬼的祭台会仪式，祭祀那些饿鬼、幽鬼孤魂，防止它们成为恶鬼作乱。这种祭台叫祭厉台。旧上海还有清明节的前一天迎请城隍神的做法。在清明节这天，城隍神要坐大轿出巡祭厉台，以赈济安抚孤魂野鬼，其场面十分盛大热闹。[5]

祭祀的时间。清明祭祀在清明前后，各地有所差异。旧时，北京人祭扫坟墓不在清明当天，而在临近清明的“单日”进行。只有僧人才在清明当天祭扫坟墓。[6]浙江丽水一带则在清明节的前三天和后四天的范围内扫墓，称为“前三后四”。[7]在山东，旧时，多数地区在清明当天扫墓，少数地区如诸城，在寒食这天扫墓，有些地方在清明前四天内扫墓；现在，一般都在清明这天去扫墓。[8]晋南人则将扫墓的时间分为两次。一次在清明前几天，是各家分头去扫墓。第二次是在清明当天，一个村里同姓的各家派出代表，同去墓地祭祀共同的祖先。上海人扫墓时间，新坟旧坟有别。凡是新近过世的，过了七七四十九天而没做过超度法事的，要在清明节这天请僧道诵经做法事或道场。如果是老坟并已做过法事或道场，扫墓不一定在清明当天，可以前后放宽些，但不能超出前七天后八天的范围，俗谓：“前七后八，阴司放假。”意思是过早或过迟都会失灵。[9]

祭祀的场所。清明祭祀按祭祀场所的不同可分为墓祭、祠堂祭。以墓祭最为普遍。清明祭祀的特色就是墓祭。在墓地祭祀，祭祀者离祭祀对象最近，容易引起亲近的感觉，使生者对死者的孝思亲情得到更好的表达和寄托。清明祭祀被称为扫墓，主要是由于采取墓祭方式。另一种形式是祠堂祭，又称庙祭，是一个宗族的人聚集在祠堂共祭祖先，祭完后要开会聚餐等，这种祭祀是团聚族人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情况是家在外地工作的人不能赶回家乡扫墓，就在山上或高处面对家乡的方向遥祭。

祭祀的方式或项目。清明祭祀的方式或项目各地有所不同，常见的做法有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整修坟墓，二是挂烧纸钱、供奉祭品。

扫墓时首先整修坟墓。其做法主要是清除杂草，培添新土。这种行为一方面可以表达祭祀者对亡人的孝敬和关怀，另一方面，在古人的信仰里，祖先的坟墓和子孙后代的兴衰福祸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培墓是不可轻忽的一项祭奠内容。《清通礼》把修整坟墓解释为“扫墓”名称的来由：“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

过去由于寒食禁火的影响，纸钱不焚烧，而是挂在墓地的小树上、竹竿上，或用石块、坷垃压在坟墓边。宋庄季裕《鸡肋篇》卷上：“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这样，凡是祭扫过的坟墓就有纸幡飘飘，构成清明前后的特有景观。没有纸钱者，一般就是缺少后嗣的孤坟了。后来，一般不再讲究禁火，就把纸钱烧掉。旧时北京清明祭祖的主要形式是“烧包袱”。所谓“包袱”，被祭祀者当作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的“包袱皮”，即用白纸糊的一个大口袋。这口袋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有图案的，用木刻版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莲座牌位，写上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老大人”字样。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张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包袱里装有各种冥钱。[10]所供奉祭品主要是食品，品种各地不同，都是当地人认为的并且按祭祀者的经济能力能拿得出来的美味佳肴，或合于时令的特色食品。

（二）、清明节的春游活动

在春光明媚的清明前后，尽情地亲近自然、到郊外踏青游玩，是清明节俗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旧时，清明时节的郊野之中，众人春游的场景是非常盛大热闹的。当时游乐活动在清明节俗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差不多与祭祀平分秋色。至少不像今人这样一提到清明节，就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清明扫墓上。有学者认为清明节主要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此话不无道理。

有人会说，清明祭祀是肃穆或悲伤的，与轻松快活的春游岂不矛盾？其实这种想法是出于简单教条地看问题，也是不了解民众的精神与生活的表现。初唐统治者就曾基于类似看法，下令禁止寒食的扫墓共郊游，但是后来不得不解除这种禁令。清明时节祭祀能与游乐并行不悖，我认为有这样几条原因：第一，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天人合一观念，在自然界生机萌动、气候宜人的清明前后投入自然的怀抱，是出于人的本能的冲动，是合于人的本性的，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体现。这一时光，人的这种冲动或要求是难以抑制的。第二，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在庄重的仪式之后纵情欢乐的节日文化传统，而清明节的源头之一上巳节正是一个这样的节日，何况魏晋之后上巳节就已演变为一个纯粹郊游宴饮的的节日。上巳节在郊野纵情游乐的传统必然在清明节俗中得到体现。第三，清明节的节期前后有十来天，祭祀可在一天内完成，其他时间可以纯做春游。第四，民间对生死向来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旷达观念，认为人出自黄土又归于黄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只要是尽寿而终，不是早夭，就不是很令人悲伤的事情，甚至老人的高寿而亡是一件喜事，所谓“红白喜事”。这样，祭奠正常寿终的亲人和祖先，就不是一件真正悲伤的事情，只是表达孝敬和思念之情，在完成一个郑重的仪式。一些女性的哭坟也是按礼法所为的仪式的一部分，或者是发泄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仪式完成之后的游春就是自然的事情。所以，人们能普遍地将扫墓与春游结合起来。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了这种扫墓与郊游并行不悖的情形：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

下面列举几项传统的春游活动。

踏青。又叫探春、寻春、郊游。其含义，就是脚踏青草，在郊野游玩，观赏春色。清明前后正是踏青的好时光，所以成为清明节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的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

插柳。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时间，民间有折柳、戴柳、插柳的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谚语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的说法，说明清明折柳在旧时是很普遍的习俗。据说柳枝具有辟邪的功用，那么插柳戴柳不仅是时尚的装饰，而且有祈福辟邪之效了。清明插柳也可能跟过去寒食节以柳枝乞取新火的的习俗有关。今天看来，随意折取柳枝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是不宜提倡的。

放风筝。清明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清人潘荣陛所著《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古人还认为清明的风很适合放风筝。《清嘉录》中说：“春之风自下而上，纸鸢因之而起，故有‘清明放断鹞’之谚。”在古人那里，放风筝不但是一种游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艺活动，而且是一种巫术行为：他们认为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上，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让纸鸢随风飘逝，象征着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

荡秋千。秋千之戏在南北朝时已经流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唐代荡秋千已经是很普遍的游戏，并且成为清明节习俗的重要内容。由于清明荡秋千随处可见，元明清三代定清明节为秋千节，皇宫里也安设秋千供皇后、嫔妃、宫女们玩耍。

拔河。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秋后期，开始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时举行大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俗的一部分。

除以上活动外，清明节的传统游戏还有踢球、斗鸡等。

（三）清明节的节令食品

在清明节的饮食方面，各地有不同的节令食品。

由于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的关系，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清明节吃冷食的习惯。在山东，即墨吃鸡蛋和冷饽饽，莱阳、招远、长岛吃鸡蛋和冷高粱米饭，据说不这样的话就会遭冰雹。泰安吃冷煎饼卷生苦菜，据说吃了眼睛明亮。[11]晋中一带还保留着清明前一日禁火的习惯。

很多地方在完成祭祀仪式后，将祭祀食品分吃。晋南人过清明时，习惯用白面蒸大馍，中间夹有核桃、枣儿、豆子，外面盘成龙形，龙身中间扎一个鸡蛋，名为“子福”。要蒸一个很大的总“子福”，象征全家团圆幸福。上坟时，将总“子福”献给祖灵，扫墓完毕后全家分食之。[12]上海旧俗，用柳条将祭祀用过的蒸糕饼团贯穿起来，晾干后存放着，到立夏那天，将之油煎，给小孩吃，据说吃了以后不得疰夏病。[13]

传统社会范文篇5

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哪一个更正宗？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原苏联理论界搞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读，离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3）一文中，专题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看作公有制初级形态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转化。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看作覆盖全社会的纯粹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经验的互补，是公有制生长的起点和过程。过渡时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最后阶段)和共产主义的生长(即第一阶段)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3)。我已在上述拙文中探讨了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那里借来了按劳分配；这里则重点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来窥探他的蓝图。并且以此为标准，衡量传统社会主义（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和民主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哪一个更接近他的本意。

1、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看。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4)p55―56“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p58“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4）p57“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4）p121

无须赘言，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2、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再讨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先看马克思是怎样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p60“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奴隶制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4）p99“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4）p9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预的10条措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其实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不过针对的是“最先进的国家”以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难能可贵的是10条措施里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就是第三条，“废除继承权”。当时有财产权的资本家当然有老中青三种人，而要废除青年资本家后人的继承权，需要几十年。实际上马克思是将最后一代资本家的自然消亡作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最后时间（实际上也有问题，后面还要研究）。而巴黎公社不属于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没有“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得多。

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讲得更具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5）p273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6）p587-588（据说列宁就是看到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将上述马恩的观点加以总结，联系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可以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A、要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比如马恩讲的，私有制自行消亡、国家自行消亡）；B、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C、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D、要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F、要使社会日趋公平公正。

现在以以上五项原则来衡量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一开始也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路不通另僻蹊径，才选择了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质就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这当然是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具体的做法是A、将10条措施中的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长期坚持；B、国家干预经济（早于凯恩斯提出，是他们的独创）。“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基本）私有化+生活资料的（日趋）公有化。它既避免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速度过快造成的低效率，又使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其实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成败正是在这一平衡上，——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是乌托邦，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公平平衡的长期坚持，（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就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代表”，就形成了和谐社会。当然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就符合历史规律，就符合本国国情……就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瑞典社民党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70余年，使瑞典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最先进的国家。人民享受着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一花独秀！

再看看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无不是“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原苏联，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只用了三个月。比原苏联还要落后的中国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虽然用了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大规模夺取资产阶级的时间仅仅是几天，即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使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害，原苏联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公私合营后也出现了“地下工厂”。

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长期不平衡。例如中国，改革以前是向公平严重倾斜，改革以后是向效率严重倾斜，至今不能平衡。前面说过瑞典的成功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平衡，因而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给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一幅人格化的漫画，那么，恩格斯讲的“怪物”、“笨蛋”的形象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这个方面来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明显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三、修正和“延长”“马克思”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前面说过，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糟糕毕竟没有脱离这一宗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脱离了这一宗旨。最有代表性的瑞典至今仍然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怎么能说它更正宗呢？那么岂不就否定了马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旨乃至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吗？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事实：

瑞典为什么被看作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的代称）？它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化程度高。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原苏联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却存在着特权阶层。实际上是生活资料的等级所有制，从而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性质。它的封建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简单的生产工具一般归个人终生使用，死后随葬，公有私有很难确定；其劳动对象——森林、牧场等进入私有制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的属性。可见这时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对于社会属性并无决定意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属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公共所有决定的。

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不但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社会属性，而且生活资料的归属同样决定社会属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将它们的区分绝对化不合辩证法。

我们进一步追溯社会主义标准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定义：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看作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的话，那么，私有制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等等，一定会随着私有制本质的消失而消灭。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很清楚，无须我多讲。可见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以及它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本质定义不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完全就可以作出否定的结论。但由于传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了做到以理服人还要作逻辑的论证。

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私有制的定义是和私有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怎样起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具体地讲是通过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社会开始分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贫富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这里提一个问题，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均是物质条件,只是私有制产生的外因，怎么没有提到内因呢？据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任何客观事物作为结果均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总和，只重视条件是外因论，只重视内因是“内因逻辑”（7）。号称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硬伤”呢？以至于在这篇研究私有制起源的文章里并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春城先生的大作《应重新认识父系的起源与私有制的关系》（8）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引起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战争中出现的掳掠婚，产生了能确定父亲身份的婚配关系——父权制家庭，产生了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从此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而摩尔根却认为从夫居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发展而来的，由此推断是个人占有财富产生了由子女继承的私有观念，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这样就颠倒了人自身生产和所有制的关系。受摩尔根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表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时前后不一致，以为人自身生产只在原始社会起作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反而受制于私有制关系。这样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本来由两种生产支持的体系，现在却只有一种生产（另文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幸免，在它的科学体系中掺杂了非科学的东西——乌托邦。虽然理论界早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理论根源：私有制的本质定义，——它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又是现实乌托邦的根源！

我在拙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两种生产“有计划”的基础上》（9）对春城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现摘录如下：“私有和私有观念先于私有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能允许的私人占有，只能是奖励给勇士的战利品，除满足个人需要外他人亦可占用，死后即被他的血缘氏族充公了。这时的私有具有数量少、不积累、亦公亦私等特性，私有观念也尚朦胧。如果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自身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私有制难以形成。而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一旦产生，私人占有不但要满足个人需要还要下传给子女，于是就有了对财富的积累和贪婪。私有和私有观念虽然早就产生了，但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的制度却是由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直接产生的，并且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家庭的本质决定着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却保留私有制的细胞——家庭，就象消灭癌瘤却保留癌细胞一样荒唐可笑）。母系制家庭和父系制家庭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私有制是在两种生产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物质生产只能产生私有制的条件（外因），不能产生私有制本身。从夫居婚配关系才是私有制的最终原因（内因）。笔者完全同意春城先生的观点：‘私有制便是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就是说，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而只是私有制社会的现象。

尽管如此，马恩还是认识到了继承制对于私有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就把废除继承制当作消灭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然而，废除继承制就能消灭私有制吗？继承制能够人为地废除吗？我在上述拙文中作了探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各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即劳动卷）,‘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即我们称之为的按劳分配）。文中提到，因此就会导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0）p304—305但是没有涉及到财富会不会在个人手中积累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财富不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卷既不能流通也不能储存)，是根据欧文的劳动卷作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在财富出现积累以前及时转为第二步的设想设计的。就是说，使用劳动卷的时间是很短的（最先进的国家只须一代人）。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经过长时期（十几代人，或更长？）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干净’的劳动所得就会变成‘肮脏’的资本。马克思担心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便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企图通过废除继承制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不过是空想而已……继承制不能人为的废除，只能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以后自行消亡。”

由于马恩误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致使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以下简称“错误”），A、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之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B、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当成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唯一途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固然是“误读”造成的，但就是没有“误读”，“错误”也必然导致乌托邦（当然性质要轻得多）。虽然“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误读”（不是充分条件），但没有“错误”就不会产生“误读”（而是必要条件），“错误”间接引发了“误读”，“误读”加倍地放大了“错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它走了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道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所以，既不会发生“误读”，也不会犯马恩的“错误”。然而，人们却把“错误”当“正统”，才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程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传统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高，被看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主义。黑白颠倒！

这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正统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论对错都是正统？！任何学说都是包含着真理颗粒的假说，正统只指学说中包含着的真理颗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地表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1)p416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11)p418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并不准确，而且他原本就对预见持否定态度，但对教条主义的预见却是相当的准确。这才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任何学说只有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创造性地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修正主义就只能停留在初创状态。当然修正主义也有两种，错的、对的，被实践证实了的修正主义就是正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再吃马克思、列宁的“烤松鸡”，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误读”和“错误”。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还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得来的宝贵经验硬塞进这个框架里。瑞典社民党当初也想吃“烤松鸡”，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恰恰是机遇。否则地球上就没有如此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的正统观念，以真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准，端正改革方向！

2、关于议会道路问题。我以为与其计较恩格斯在世时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不如设想一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说什么。我们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概括，上升到理论（延长“马克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开通了恩格斯开辟的议会道路。

最后还要指出：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瑞典工人阶级特别强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的社民党为了选票迎合非无产阶级选民，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则经常在野或经常被赶下台无法长期贯彻既定方针。所以，虽然都称民主社会主义，但有自觉的发展和自发的进化之区别（12）。

现在以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来结束本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或议会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兼顾效率和公平，向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过渡。

注释：

（1）、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

（2）、但在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论合作制》中列宁否定了自己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的社会主义观。详见《中俄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东岳论丛]，1999，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二，凯迪网

（3）、[东岳论丛]，2000，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三凯迪网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详见拙文《一切事物和现象依赖于条件而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该文以未经编辑修改的原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天字第一号大冤案（之一）》为题在互联网几个论坛上发表，短期内就有10万点击。已收入博客。

（8）、马克思主义研究[J].北京，2003.4

（9）、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凯迪网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传统社会范文篇6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原苏联理论界搞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读，离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3）一文中，专题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看作公有制初级形态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转化。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看作覆盖全社会的纯粹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经验的互补，是公有制生长的起点和过程。过渡时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最后阶段)和共产主义的生长(即第一阶段)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3)。我已在上述拙文中探讨了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那里借来了按劳分配；这里则重点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来窥探他的蓝图。并且以此为标准，衡量传统社会主义（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和民主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哪一个更接近他的本意。

1、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看。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4)p55―56“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p58“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4）p57“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4）p121

无须赘言，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2、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再讨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先看马克思是怎样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p60“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奴隶制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4）p99“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4）p9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预的10条措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其实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不过针对的是“最先进的国家”以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难能可贵的是10条措施里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就是第三条，“废除继承权”。当时有财产权的资本家当然有老中青三种人，而要废除青年资本家后人的继承权，需要几十年。实际上马克思是将最后一代资本家的自然消亡作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最后时间（实际上也有问题，后面还要研究）。而巴黎公社不属于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没有“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得多。

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讲得更具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5）p273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6）p587-588（据说列宁就是看到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将上述马恩的观点加以总结，联系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可以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A、要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比如马恩讲的，私有制自行消亡、国家自行消亡）；B、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C、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D、要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F、要使社会日趋公平公正。

现在以以上五项原则来衡量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一开始也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路不通另僻蹊径，才选择了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质就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这当然是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具体的做法是A、将10条措施中的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长期坚持；B、国家干预经济（早于凯恩斯提出，是他们的独创）。“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基本）私有化+生活资料的（日趋）公有化。它既避免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速度过快造成的低效率，又使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其实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成败正是在这一平衡上，——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是乌托邦，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公平平衡的长期坚持，（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就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代表”，就形成了和谐社会。当然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就符合历史规律，就符合本国国情……就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瑞典社民党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70余年，使瑞典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最先进的国家。人民享受着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一花独秀！

再看看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无不是“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原苏联，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只用了三个月。比原苏联还要落后的中国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虽然用了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大规模夺取资产阶级的时间仅仅是几天，即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使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害，原苏联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公私合营后也出现了“地下工厂”。

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长期不平衡。例如中国，改革以前是向公平严重倾斜，改革以后是向效率严重倾斜，至今不能平衡。前面说过瑞典的成功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平衡，因而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给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一幅人格化的漫画，那么，恩格斯讲的“怪物”、“笨蛋”的形象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这个方面来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明显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三、修正和“延长”“马克思”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前面说过，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糟糕毕竟没有脱离这一宗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脱离了这一宗旨。最有代表性的瑞典至今仍然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怎么能说它更正宗呢？那么岂不就否定了马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旨乃至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吗？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事实：

瑞典为什么被看作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的代称）？它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化程度高。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原苏联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却存在着特权阶层。实际上是生活资料的等级所有制，从而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性质。它的封建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简单的生产工具一般归个人终生使用，死后随葬，公有私有很难确定；其劳动对象——森林、牧场等进入私有制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的属性。可见这时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对于社会属性并无决定意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属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公共所有决定的。

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不但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社会属性，而且生活资料的归属同样决定社会属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将它们的区分绝对化不合辩证法。

我们进一步追溯社会主义标准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定义：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看作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的话，那么，私有制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等等，一定会随着私有制本质的消失而消灭。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很清楚，无须我多讲。可见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以及它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本质定义不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完全就可以作出否定的结论。但由于传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了做到以理服人还要作逻辑的论证。

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私有制的定义是和私有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怎样起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具体地讲是通过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社会开始分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贫富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这里提一个问题，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均是物质条件,只是私有制产生的外因，怎么没有提到内因呢？据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任何客观事物作为结果均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总和，只重视条件是外因论，只重视内因是“内因逻辑”（7）。号称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硬伤”呢？以至于在这篇研究私有制起源的文章里并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春城先生的大作《应重新认识父系的起源与私有制的关系》（8）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引起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战争中出现的掳掠婚，产生了能确定父亲身份的婚配关系——父权制家庭，产生了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从此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而摩尔根却认为从夫居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发展而来的，由此推断是个人占有财富产生了由子女继承的私有观念，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这样就颠倒了人自身生产和所有制的关系。受摩尔根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表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时前后不一致，以为人自身生产只在原始社会起作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反而受制于私有制关系。这样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本来由两种生产支持的体系，现在却只有一种生产（另文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幸免，在它的科学体系中掺杂了非科学的东西——乌托邦。虽然理论界早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理论根源：私有制的本质定义，——它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又是现实乌托邦的根源！

我在拙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两种生产“有计划”的基础上》（9）对春城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现摘录如下：“私有和私有观念先于私有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能允许的私人占有，只能是奖励给勇士的战利品，除满足个人需要外他人亦可占用，死后即被他的血缘氏族充公了。这时的私有具有数量少、不积累、亦公亦私等特性，私有观念也尚朦胧。如果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自身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私有制难以形成。而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一旦产生，私人占有不但要满足个人需要还要下传给子女，于是就有了对财富的积累和贪婪。私有和私有观念虽然早就产生了，但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的制度却是由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直接产生的，并且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家庭的本质决定着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却保留私有制的细胞——家庭，就象消灭癌瘤却保留癌细胞一样荒唐可笑）。母系制家庭和父系制家庭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私有制是在两种生产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物质生产只能产生私有制的条件（外因），不能产生私有制本身。从夫居婚配关系才是私有制的最终原因（内因）。笔者完全同意春城先生的观点：‘私有制便是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就是说，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而只是私有制社会的现象。

尽管如此，马恩还是认识到了继承制对于私有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就把废除继承制当作消灭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然而，废除继承制就能消灭私有制吗？继承制能够人为地废除吗？我在上述拙文中作了探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各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即劳动卷）,‘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即我们称之为的按劳分配）。文中提到，因此就会导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0）p304—305但是没有涉及到财富会不会在个人手中积累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财富不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卷既不能流通也不能储存)，是根据欧文的劳动卷作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在财富出现积累以前及时转为第二步的设想设计的。就是说，使用劳动卷的时间是很短的（最先进的国家只须一代人）。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经过长时期（十几代人，或更长？）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干净’的劳动所得就会变成‘肮脏’的资本。马克思担心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便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企图通过废除继承制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不过是空想而已……继承制不能人为的废除，只能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以后自行消亡。”

由于马恩误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致使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以下简称“错误”），A、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之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B、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当成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唯一途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固然是“误读”造成的，但就是没有“误读”，“错误”也必然导致乌托邦（当然性质要轻得多）。虽然“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误读”（不是充分条件），但没有“错误”就不会产生“误读”（而是必要条件），“错误”间接引发了“误读”，“误读”加倍地放大了“错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它走了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道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所以，既不会发生“误读”，也不会犯马恩的“错误”。然而，人们却把“错误”当“正统”，才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程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传统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高，被看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主义。黑白颠倒！

这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正统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论对错都是正统？！任何学说都是包含着真理颗粒的假说，正统只指学说中包含着的真理颗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地表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1)p416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11)p418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并不准确，而且他原本就对预见持否定态度，但对教条主义的预见却是相当的准确。这才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任何学说只有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创造性地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修正主义就只能停留在初创状态。当然修正主义也有两种，错的、对的，被实践证实了的修正主义就是正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再吃马克思、列宁的“烤松鸡”，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误读”和“错误”。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还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得来的宝贵经验硬塞进这个框架里。瑞典社民党当初也想吃“烤松鸡”，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恰恰是机遇。否则地球上就没有如此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的正统观念，以真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准，端正改革方向！

2、关于议会道路问题。我以为与其计较恩格斯在世时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不如设想一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说什么。我们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概括，上升到理论（延长“马克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开通了恩格斯开辟的议会道路。

最后还要指出：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瑞典工人阶级特别强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的社民党为了选票迎合非无产阶级选民，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则经常在野或经常被赶下台无法长期贯彻既定方针。所以，虽然都称民主社会主义，但有自觉的发展和自发的进化之区别（12）。

现在以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来结束本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或议会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兼顾效率和公平，向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过渡。

注释：

（1）、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

（2）、但在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论合作制》中列宁否定了自己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的社会主义观。详见《中俄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东岳论丛]，1999，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二，凯迪网

（3）、[东岳论丛]，2000，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三凯迪网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详见拙文《一切事物和现象依赖于条件而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该文以未经编辑修改的原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天字第一号大冤案（之一）》为题在互联网几个论坛上发表，短期内就有10万点击。已收入博客。

（8）、马克思主义研究[J].北京，2003.4

（9）、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凯迪网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传统社会范文篇7

摘要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传统社会范文篇8

关键字：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价值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75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3]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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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注：

[1]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传统社会范文篇9

关键词：社会实践；传统文化；“5W”传播模式；路径

一、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概述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而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如今，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传播是当代社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大学生社会实践从狭义上来讲，主要是指高校学生走出校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走入社会、认识社会、服务社会，使学生在接触社会环境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总称。当代的大学生社会实践主要形式包括理论宣讲、社会调查、学习参观、生产劳动、社会服务、预就业实习等。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播离不开社会实践，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方式来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传统文化在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可推动社会实践内容及形式的发展。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应遵循于传播学的基础上进行方式或路径的创新。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提出“5W”传播模式，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和反馈。可在此理论模式的指导下，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路径研究。

二、高校成立工作室助力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当下我们要去做好的一件事情。隶属于广东培正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下的传统文化工作室以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从设立以来开展了超过50场关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大学生为“5W”传播模式中的传播者，受传者则是接受文化教育、参与文化知识普及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社区居民以及广大青少年，传播的讯息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这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播与发展，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以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结合当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和传播发展的意义，以及社会实践可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宣传和传播力度的作用来看，本文结合广东培正学院传统文化工作室举办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展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路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宣讲、生产劳动、社会调查和预就业实习这四个路径展开阐述，而这四个路径亦为“5W”传播模式中的传播媒介与渠道，以此为进一步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路径思考与借鉴。

三、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路径研究

（一）理论宣讲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017年以来，一直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而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理论宣讲，是有效的传播与发展路径之一，有利于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宣扬和传播，有利于为社会营造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渲染的氛围。广东培正学院传统文化工作室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积极开展“传统文化进社区”、暑假传统文化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高校大学生到社区和下乡进行传统文化支教以及传统文化理论教学等方式将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相关知识传播给当地的青少年及社区居民，达到较好的文化宣扬效果。从2018年5月开始，传统文化工作室与广州市花都区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和志愿服务中心开展多期合作活动，工作室的传统文化公益服务实践队每学期定期在基地开设中华传统文化体验课程——“传统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教学课程主题多样，例如具有千年历史的油纸伞、给古代人们生活带来欢乐的戏法等。而主要的教学对象是基地周边社区的青少年。参与组织开展活动的人员为都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在校大学生。他们通过学习和积累到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社会实践理论宣讲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下去，同时不断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的新一代宣讲人。另外，传统文化工作室已在暑假期间组建了两次大学生“传统文化公益服务实践队”参与下乡文化支教，对乡村学生开展汉服礼仪、硬笔书法等多门传统文化课程，深入发掘传统礼仪与传统节日中的现代意蕴，把在课堂上学习到的文化传播概念理论整合应用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乡村学生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学生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大学生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生主力军。大学生通过理论宣讲普及的社会实践活动路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人们增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社会调查路径。除了在进行理论宣讲普及社会实践活动中学习深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还可以通过社会调查路径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深一层地挖掘和了解，从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调查，进行调研活动，是有效的传播与发展路径之一，有利于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让更多人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目前，笔者所在的高校大学生团队已对外展开的调研工作有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叠滘茶基古村调研、茂名市茂南区鳌头镇北淦武术调研以及广州市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调研等等。在对佛山茶基古村的调研中，本校大学生团队与村社区的负责人沟通了解并学习“古村落如何打造和发展文化旅游小镇”。佛山茶基古村是佛山市南海区十大古村落之一，在调查茶基古村的过程中，学生们运用课堂所学到关于文化旅游的理论知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给出建设建议和方案，为古村落开发和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大学生团队在学习调研的过程中，对茶基古村的“茶基十番”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了大学生团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推动茶基十番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茂名市北淦武术的调研是在传统文化公益服务实践队开展暑期三下乡期间进行的。从茂名市北淦武术的调研中，本校大学生团队积极学习和了解当地乡村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现状，通过与北淦当地武术传承人的交流与沟通，学生团队深入挖掘并了解地方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同时在接到当地的邀请后，为北淦武术拍摄特辑宣传纪录片，通过新媒体更广泛地将此优秀传统武术文化推向大众，推动了北淦武术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将北淦武术文化传播给更多人了解和熟知，进一步打响了北淦武术文化的名号，取得较好的传播发展效果；而在对广州市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的调研中，本校大学生团队也在其中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学习到了历史纪念博物馆的开发模式，在进行调研总结的时候也对洪秀全该时期的历史文化进行再次深入了解，并进行小组成员讨论交流，做出分析报告，献言献策，进一步推动了洪秀全该时期历史文化的传播，取得明显的传播效果。从茶基古村、北淦武术调研以及洪秀全纪念馆等一系列的社会调查路径中，大学生团队在了解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其传播与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从大学生的视角来为优秀传统文化开发与建设提供意见等，也进一步印证了当代大学生在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中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的显著效果。（三）生产劳动路径。通过以上理论宣讲和社会调查路径的开展，在学习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后，高校大学生还可通过生产劳动路径来制作相关的传统文化手工艺品并落地生产，以达到将文化产业化的效果，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播与发展。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项目进行生产劳动，进行文创产品的开发生产，是有效的传播与发展路径之一，有利于通过“再生”传统文化，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与价值，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与喜爱。广东培正学院传统文化工作室在进行传统文化教学实践活动时，会进行相关传统文化课堂手工艺品的制作，以此来辅助教学实践活动的有效进行，同时也通过手工艺品的制作来吸引更多青少年的关注度与好奇心，间接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和传播，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除了在社区公益课堂制作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文化手工艺品之外，还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成文创产品，将文化与商业结合起来，通过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制成具有创意和丰富内涵的文创产品，体现出传统文化进行现代传播的意义。而在这条生产劳动路径上，高校大学生可大胆积极地探索出一条商业实践运营模式，进行文创产品的设计与销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的。例如广东培正学院的一支“谜仓”大学生创业团队以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老师指导，由一名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的社会企业设计师作为技术指导以及12名在校大学生组成，以工作室的模式，将文创实践项目成功落地，目前开设并运营了一间文创实体店——谜仓文创生活馆，并进行传统文化文创产品的设计、制作与销售等社会商业实践活动。通过“再生”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大学生们之间的口碑相传，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文创生活馆，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发展。目前像谜仓文创生活馆这样通过传统文化文创产品的生产落地销售，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与价值的实践项目或实践基地在全国高校内也有很多，例如上海师范大学成立的上海市大学生文创实践基地等项目的进行，都让传统文化可以以崭新的面貌、人性化的功能展现在人们面前，将传统文化与创意生活相融合，展示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四）预就业实习路径。高校大学生还可通过预就业实习路径去传播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社会实践组织参与方式多样化的优势特点，利用实习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高校大学生在预就业实习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宣传，是有效的传播与发展路径之一，有利于通过发挥高校大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关技能让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形式多样的传播，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大学生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利用空闲时间到教学实践平台进行与就业实习，目前，传统文化工作室已经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科学技术普及基地达成“协同育人”共建合作，成为了政校合作的教学实践平台，给高校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去通过教学实践活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将优秀传统文化技艺教授给当地社区青少年和居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寻常百姓家，让广大社区居民都可通过此方式来接触更多的传统文化，扩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除了已与科技基地达成合作之外，工作室还积极向外开拓多平台合作交流。目前，工作室由高校大学生队伍创立的“谜仓”文创生活馆已与“独艺无二”企业搭建文创企业教学实践平台，此平台具有商业属性，给予高校大学生更广阔的预就业实习机会，在诸如“独艺无二”文创企业教学实践平台进行预就业实习，可以学习到更多相关的文化工作技能，让高校大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设计并落地生产成文创产品，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附加值和内涵，同时帮助平台将产品推向市场，让更多的人认识极具创意的文化衍生品，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取得较好的传播显著效果。

四、社会实践传播效果

通过以上四个路径的实践探索，在理论宣讲、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和预就业实习四个方面中取得了显著的“5W”传播模式中的“反馈”传播效果。高校大学生通过四个路径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结合现代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应用和新定义，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传播给广大青少年以及社区居民，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传承的意义，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之情和责任感，从而不断地在“5W”传播模式理论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五、结语

大学生社会实践具有大学生参与意识强、社会实践内容与社会发展和时代主题高度结合、社会实践组织参与方式多样化等特点，通过社会实践去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宣扬和传播无疑是极好的方式之一，对加深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高校大学生要做好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助力军”，自觉承担起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实践证明，理论宣讲、社会调查、生产劳动以及预就业实习四个路径充分发挥高校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实践应用能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弘扬，皆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的路径研究可能还不够系统和完善。因此，高校大学生还应继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此视域下不断探索除以上四个路径外的其他有效路径，在“5W”传播模式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独特创新，不断推动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从而进一步坚定高校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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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范文篇10

关键词：消费社会;传统武术;使用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逐渐提高，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在人们物欲膨胀的态势下，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度，与原始社会的消费相比，现代化社会的消费文化由物质消费发展为精神消遣，在生产社会时期，似乎对某些物质的消费没有一点保留，人们在懵懂中顿悟对物质的需求。消费社会的形成对武术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在消费社会中彰显武术的技击价值，例如镖局的产生，是通过其技击价值对武术进行消费。通过镖局价值的技击方法来达到消费的目的，方法向目的的过渡，不过是对方法的层次建构彰显出来的圭臬，传统武术消费价值向消费符号的转变，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说是传统武术统合动作质量、动作演练的彰显和构筑而形成的文化链条。启迪传统武术在时空中的外在器物形式，流露着传统武术的初生本色，浮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并且传统武术套路在完成的过程中，需要剖析身体行为对时空的耕筑和缔造，进而静悟其文化生存状态，辨析传统武术套路所营造的消费职能。

1消费社会中传统武术内涵和本质的消费价值

“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的不仅是某个商品，更是对想象中的文本情景比如说生活品质，社会阶层的消费”。[1]透视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人们快节奏生活的界定以及精神满足的缺失，在一定层面上不得不探寻满足精神耕筑的文化内质，例如两年一届的“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的举办，不仅是对传统武术的文化传承和扩布，亦是对人们生活品质的肯定，更是对传统武术成为消费符号的层次构建，使人们在竞赛中感受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并且在竞赛规则中，透露着武术作为商品的思想内涵，辑录武术商品的消费价值。“对武术商品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一定要从中国武术的外显层和核心层来探究武术商品的本真。”[2]在传统武术竞赛规则中所体现出来的消费价值，主要是对传统武术愉悦身心、修身养性的遵例。在动作质量方面，保留传统武术的技击性，满足消费主体的主导地位。“武术套路竞赛规则是衡量动作质量的标准”[3]在竞赛规则中融入对动作质量的衡量，综合各种身体行为构筑标准，通过技艺传承的积建，对套路生产进行社会分工，使其逐步地朝公用化发展，增强其消费的符号意义，有效地对武术套路体系进行规约。并且对于动作质量的评定体系的构建，是对其技艺完成规范的比较，是在受众者的内隐记忆中所进行的主体实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套路规范化形成的必然结果，更是对其作为商品展现的符号价值。随着现实社会对历史记忆的沿袭，越来越多武术文化的扩布，身体符号显现愈加明显，实际上，以套路竞赛为中心的武术统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战争减少后武术发展朝向的关键问题，促进武术在社会大众的发展，彰显其养身健身的内在动力机制，保留传统武术的行为内涵。“行为是生命的特征,是躯体与灵魂的表征。我们看到,武术作为灌注生气与活力的东方特有传统体育项目,其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生命的乐章。”[4]鉴于动作质量与身体行为的体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习武者对身体行为的规约和贯习，因此在对动作质量进行评价承担着武术竞赛的整体理念，占竞赛总分的一半。身体行为作为人们潜在的肢体语言，通过身体行为向外界传达习武意图、识别动作情绪，在竞赛中通过对动作主导地位完成规范的非语言线索进行价值判断，寻觅武术传统文化内质，通过竞赛规则保留传统武术的本根。同时武术竞赛应合消费者对武术技击的精神需求，使消费者在观看竞赛的同时感受审美体验，并且传统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受众者的精神消费产品，其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消费主体的支持。在跌宕激烈的竞赛中，构成竞赛体系的不仅有运动员和评定者，还蕴含着为完成动作所需要的硬件建构，在科学的训练体制下，对于训练场地（环境）的质量遴选亦需要进一步讨论，动作完成需要时空的建构。构成这种时空价值体系，不仅需要竞赛参与本体对其进行划分，而且还通过对空间建构的透视，寻觅竞赛时空的严谨，以对武术套路的时空分析方法对武术动作质量体系进行分析，来发现武术动作时空构建的基本规律、基本价值以及消费热点，进而在对动作时空规范的否定之否定中对动作质量进行规约，从而解决武术动作质量体系的真理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传统武术文化体系的本体价值，而且在精神层面缺乏本体价值填充的传统武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失去原本的攻防技击而变得单一化，也可能会因为缺少传统的动作规格而异化，最主要是失去消费群体的支持会禁锢武术的消费体认，从而导致武术发展受到禁囿。

2消费社会下传统武术演练的消费价值

通常来说，肢体动作是武术的外在器物形式，是武术在原始时期的发端，是对有效行为加以提炼，表现出现今对历史的文化传承。“武术套路作为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演练过程中注重多方位地表现和再现生活的技击，具有极强的内倾性、民族性以及艺术性。”套路演练从手眼身法步到高新难美的转化，是传统文化向时尚文化的转变。现今武术套路的演练，是对武术特有文化的保留，亦是武术成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的原由，因此，对武术时尚化的追寻是毋庸置疑的思想内涵，对武术传统化的追寻是不可割裂的精神禀赋。更何况当今社会属于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必然引起人们审美观的根本变化”，[5]这种观念下，对传统武术文化的沿袭受到了一定层面的困惑，通过对竞赛规则对演练水平的规约，使其在消费文化的浪潮中，紧卷传统艺术表现，这种表现是在消费社会影响下对独特艺术的保留，对艺术发展的继承和扬弃，保证武术套路本原所彰显的艺术行为的延续。“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所以人们购买商品时首先注重的是其使用价值”。[6]对于武术传统技击价值的使用，对其原点的追溯，在某种层面可以看作一种消费行为，是以人们对防身或是健身的需要而形成的身体文化，在其产生过程中首先注重的是其技击价值。随着社会的变迁，武术逐渐退出历史战争的核心，促使武术技击的使用价值淡化。然而武术随即展现出应合消费社会的趋势，当其技击价值不再被需要时，或许只能通过竞赛规则的规约，固守传统艺术的演练，从竞赛规则方面出发评定演练水平。套路演练评分不在于动作模仿的精确度，也不在于对比赛胜负的决定职能，而在于对消费文化的强制性阐释中保留其传统文化因子，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传统武术开始发生转型，从攻防技击为核心的武术转化为表演为消费价值的武术，来规避应合消费社会发展带来的扬弃，并且传统武术在消费社会中形成的商品符号，在一定程度上能充分地彰显其与时俱进的生机活力，进而在体化实践中推崇武术文化底蕴，促进武术传播。

3消费社会中对武术需求的固守

传统武术的发展，在与时代共鸣的同时演绎着消费符号的内涵和本质，其在表演层面融入西方文化的内涵，武术作为消费符号，在教授、传习方面可以看作是交换价值，在技击防身、表演健身方面亦可以视为商品价值的扩散。并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的追求不断催生，无论是武术传统的技击意蕴，还是现代化武术的表演职能，始终应为大众提供武术的传统文化内质。规则中对传统武术动作质量、演练水平的统合，来加大消费者对武术的消费欲望，是迎合消费者对武术的需求来发展武术的规格和演练，会导致对传统武术本原性价值的缺失。“人的需求是一种永不停歇、连续不绝的消费活动”，[7]纵观传统武术的消费价值，在一定时空界限中，无疑是根据消费群体的需要而发展的，传统武术一味追寻消费价值、窥探武术现展，武术在消费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否具有长期性可能会划上否定的意义，原本缺乏的武术文化，可能会在时代价值中表现出需求退却。“需求”是产生消费的起因，每个人的消费需求都根据社会环境等外界条件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原始社会对武术的需求，是劳动者对生产工具的需求，更是武术发展的起因，并且传统武术本身具有项目多、功能齐的特性，在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方面承担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可以确定的是武术套路之所以能产生、发展并传承至今,一定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习武者的特定需求。”[8]现今社会，人们对武术的需求不仅仅是强身健体、满足消费，更主要的是对彰显武术特质的技击价值的保护，对大众推广传统武术核心理念的应然，固守其本体价值，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中，发展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例如部分地区传统节庆体育的开展，它与自然生产孕育而生的时间相关联，与众人的心理诉求相契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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