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管理范文10篇

传统管理范文篇1

一、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的表现

管理模式，是管理活动所具有的形式，它是一定政治经济制度、管理的传统习惯和管理者的综合素质的反映。所谓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它就是受计划经济体制下思维定势的影响，习惯地把流动党员当作被动的、静态的、无个性的个体，封闭、单方面、保守地实施管理而形成的一种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就直接影响我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也正因为此，改革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并非易事。其在工作实践中常常表现为：

1、就建党组织而言，存在一边在辛苦建、另一边在逐步散的现象。实际工作中，流出地建组织也好，流入地建组织也好，存在“三难”。一是落实人头难。部分流入的党员不愿暴露身份，部分流出的党员不确定流向等，增加了组建组织的难度。二是稳固组织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起来的组织，可能因为组织所依托单位的消亡或党员的流动分散，而难以长期维系。三是管理组织难。本地所建党组织，街道社区也好，职能部门也好，均多少显得缺力量管；外地所建党组织，本地跨长线疲于管，当地难沟通疏于管，从而存在流动党员的组织一边在辛苦建、另一边在逐步散的现象。

2、就流动党员而言，存在一边在大力“双找”、另一边在失去联系的现象。借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大气候，各地各单位大力“双找”，取得明显效果。但在联系流动党员上，仍然存在“三热三冷”。一是党组织和党员积极促成“归队回家”，但需要社会单位配合时不尽如意，或者不愿为组织提供本单位党员的基本情况，或者不愿为党员回归组织提供方便，表现为“党内热，社会冷”。二是组织找党员积极，历尽千辛万苦加强与流动党员的联系，但党员找组织不主动，主要存在几个担心，如担心暴露身份后老板不支持，担心群众不理解，担心耽误务工时间，担心当地党员不欢迎等，部分党员甚至千方百计地躲避组织，表现为“组织热、个人冷”。三是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的联系，大多只看到流动党员和其他党员一样，应该是思想境界高于一般群众的“优秀分子”，而忽略了他们仍然是普普通通的人，是需要得到组织更多关心和帮助的人，从而把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就当作传统的纯粹的管理，轻视甚至缺失服务，表现为“管理热、服务冷”，从而导致了一边在大力“双找”流动党员，另一边在失去联系。

3、就管理制度而言，存在一边在不断出台、另一边却有章难依的现象。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各地各单位已出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但实际工作中，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仍然有“三多三少”，即：出台多、完善少，内容多、坚持少，要求多、宣传少。或者夸大流动党员管理的难度，认为对流动党员能管多少就管多少、能管到什么程度就管到什么程度，因而制度缺乏创新、管理缺乏实效；甚至有人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流动党员不按时交纳党费、不按时过组织生活，不遵守纪律，是党组织应该严肃清理的对象，因而在流动党员中评先评优、树立宣传典型等普遍不够，其管理制度无针对性、管理措施也不切实际。

二、对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的分析

流动党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党内新群体，他们的思想、观念、生存方式、生活环境等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党员已大相径庭。如果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党员管理模式来应对流动党员，自然会出现前文所述等现象。改革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必须找准其问题症结所在。综合起来，主要如下：

1、管理力量未跟上。面对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流动迅速而频繁的现实，在流动党员的管理力量上，实际工作中并未相应跟上。一是机构设置“依然老套”。大多没有从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专门机构，零星设置的流动党员管理站（点）等，也多是形式上挂靠于条块式的原有机构，仍然采取的是“你来我管”的模式，很少主动联系、主动服务，缺乏吸引力；站（点）标识也不醒目，连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如何与流动党员管理站（点）取得联系，更何况一个外地党员突然置身于完全陌生的城市，方向都摸不清楚，还谈什么主动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二是编制人员“相对减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员相对固定，一个人可能可以“管住”几十名党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党员流向不定、速度不一、情况多样，还指望沿用以前封闭的管理模式，把流动党员“管住”、“管死”，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流动党员在不断增加，但从事流动党员管理的人员因为机构改革等原因反而在减少，突出表现为管理人员数量不足。三是思想意识“普遍落后”。在本来为数不多的流动党员管理者中，不少人定势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更多地看到流动党员管理的难度，把流动党员看作“包袱”，而看不到流动党员敢于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之中，要么有知识，要么有技术，要么有信息、要么有社会关系，最起码也有胆量，他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一种人才资源，普遍没有树立流动党员是人才资源的意识和为流动党员服务的意识，突出表现为现代管理意识不足。

2、管理内容未更新。改革开放20余年，在长期的实践总结之中，各地各单位纷纷出台了不少管理制度。但由于整个管理模式仍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假设之下，因而在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内容上没有太大突破。一是内容项目不变。如对流动党员同样要求的“”的制度、“按时交纳党费”的制度、民主评议党员的制度、层层接转组织关系的制度等，理想化地希望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党员，党组织一召唤，流动党员们就自然集聚起来，一起响应、一起学习、一起突击。殊不知，对迫于生计忙于奔波、因各种原因居无定所的流动党员来说，让他为一次组织生活、一月的党费从千里之外奔波回来已越来越不现实；即使少数觉悟很高的流动党员，有意识地规范地接转组织关系，但按照当前“县以上单位对接”、“凭组织关系层层接转”的原则，从所在党支部转到基层党委，再转到区（县）党委组织部，至少接转三次，再落到对方的党支部，又至少是三次，要是还遇到几次手续不顺利，恐怕仅有的热情都被消磨殆尽。二是标准要求不变。在原有的内容项目框架上，对流动党员的要求也普遍缺乏针对性。如对流动党员的党费收缴，虽然各种制度明确规定“按时交纳党费”，但实际工作中大多早已突破这样的规定，或交纳党费间隔期限太长、或不定期，尤其是在先进性教育活动“双找”工作中，甚至找出几年都未交党费的，“无正当理由”也不好把握。相应的规定，在流动党员这里已显得失去意义；又如对流动党员的民主评议，大家甚至可能互相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评什么？怎么评？难道就凭每名党员“自吹自擂”？实在难以具体操作。三是权利义务不变。《党章》统一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对每一名党员的最一般要求，正是因为太一般而缺乏针对性，对流动党员而言无从着手难以履行，无从对照难以检验，无从考核难以奖惩，因而原党组织疏于管理和监督；而外地党组织，即使是重视流入党员教育管理的，也常常因为流动党员在外地多多少少有“外来户”、“寄人篱下”的感觉，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也难以管理和监督，从而导致部分流动党员权利无保障、义务无落实。

3、管理方式不切实际。在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方式上，也由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原因，显得不切党员流动、生活、需求等实际。一是重程序管理轻思想管理。由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也常常看重的是按部就班地交没交党费、过没过组织生活、作没作思想汇报等程序性的内容，至于交党费是否主动、学习是否切实、言行是否一致等未作太多反思。但对流动党员而言，远离组织的关照，能否坚定理想信念，从而发挥他作为一名党员的作用，恰恰是对他们进行管理的真义所在。二是重被动管理轻主动管理。科学有效的管理应该是让被管理者从被动地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地接受管理。对流动党员而言，他们更容易游离于组织之外，因此更需要他们自发的主动管理。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潜意识地把流动党员当作静态的对象，认为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下，他们应像以前的单位人一样，离开时请假，到外地时向对方报到，回来时销假――这种看似主动地接受管理，其实是当时体制下的被动地接受管理。对约束越来越少的流动党员而言，想继续沿用这样的被动管理也越来越难奏效了。三是重传统手段的管理轻现代手段的管理。对流动党员建档设卡，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流动党员的信息，但由于手段的传统性，常常是信息更新不及时，远远跟不上流动党员的流动速度；即使是形式上借助电子计算机建立了流动党员信息库，也只不过是将纸质档案变成磁盘文件而已，与传统的静态的档案管理没什么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在流动党员的学习教育上，传统的手段也远远满足不了流动党员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必须借助现代网络、通讯、信息等手段，从而不断提高流动党员管理的实效。

三、对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的改革

改革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势必要建立一个流动党员新的管理模式。何为流动党员新的管理模式？根据国外对管理模式的研究，无论是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管理行为四分模式”、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布莱克和莫顿的“管理方格理论”、美国学者雷丁的“管理效率模式”，还是以美国戴维斯为代表的管理学者把管理划分为“专制独裁模式、监护模式和支持模式”、以迈尔斯为代表的管理学者将管理划分为“传统模式、人际关系模式和人力资源模式”等，均把是否看重被管理者的需求、价值、积极性等作为衡量管理模式好坏的重要标准。现在回过头来看流动党员传统管理模式，它恰恰是把流动党员当作被动的、静态的、无个性的个体，而对他们实施封闭的、单方面的、保守的管理，流动党员毫无价值、自由可言，因此是一种亟待被改革的管理模式。

所谓流动党员新的管理模式，它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把流动党员当作主动的、动态的、有个性的个体，开放地、互动地、与时俱进地实施管理而形成的一种管理模式。要建立流动党员新的管理模式，在工作中应作如下努力：

1、大力创新组织设置。为流动党员“安好家”，使流动党员“有家可回”，须从流动党员新的管理模式出发，树立人本观念、与时俱进观念、系统观念，以高待动，提升党组织组建的层次。一是就流出党员而言，要尽可能跳出基层党组织“抓到党员就建”的思维，而是整合全区（县）之力，如建立重庆市江北区红岩（安溪）流动党支部、××省××县建筑工程（广州）流动党支部，将全区（县）流动到该地的党员全部纳入管理服务范围，这样，既便于稳固党组织，也便于节约资源。还可以赋予驻外地办事处管理流动党员的职能，这样既加强了对流动党员的管理、服务，也利于驻外地办事处丰富工作载体、拓展工作空间、提高工作实效。二是就流入党员而言，尽可能避免在规模小、业态活的单位“见子打子”式建组织的方法，而是提升到整个商务楼宇、各类市场、工业园、商业街、小区等更高层次建组织。如探索“楼建统管”型组建模式，把党组织建在商务楼里，把支部建在楼层上，把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到每一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依托街道党工委进行集中管理；探索“社建社管”型组建模式，社区集中建立非公企业党支部，纳入社区党委进行管理，从而应对“流水的党员”打造“铁打的支部”；探索“企建社管”、“企建街管”型组建模式，即对规模较大、业态较稳的非公有制企业，由企业建党组织，或纳入社区或纳入街道进行管理。

传统管理范文篇2

关键词：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实践；实践理性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求同存异，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2．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管理奥秘。

IBM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小沃森在《一个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写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和原动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能力和时机。”此外，哈佛的巴纳德教授在《经理的职能》中曾指出：“总经理的职能在于“系统地阐释和确定价值目标，并特别强调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全体成员所接受方可共有。”这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管理哲学思想，一是要正确合理，方可持久稳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这样写到：“任何员工只要认识清楚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针。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任何员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体内，行动自由反而会扩大，碰到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必一一请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体内的基本理念为尺度，决定自己的行动。”松下一再强调：“如果你犯了诚实的错误，公司会宽恕的，把错误当作训练费用，从中学习。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这无疑是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有效管理办法。所以，戴维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甚至认为：在全球的竞争时代，公司惟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把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观察其成功的理念无一不暗合或主动顺应东方圣哲思想。

三、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内在高度的科学合理性

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正日益证明其内在的科学合理性。美国伯克利大学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写道：“高超的管理艺术恰恰就隐藏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之中。”“在西方世界，这种进化世界观难以被领会掌握，然而它却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义洗练的纯粹过程哲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中写道：“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是人类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这个任务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复杂。……看来越急迫的是，亟待找到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上予以透彻剖析”“本书的发表在东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事实上，协同学与东方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颇相一致。”随着现代物理学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如此论述：《华严经》所描述的多层次缘起的宇宙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关于渗透的概念远超于任何一种科学的靴袢理论。”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弗洛姆、萨特、叔本华、海森伯格、马斯洛等当代大师，都在致力于从自我冲破、二元统一的东方“禅”文化的启迪中获得深刻透彻的启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的基础。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学管理之道。值得庆幸的是，历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了东方儒道释圣哲对人性和世界规律作出了众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确阐释，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基于人伦，力求和谐。即所谓“实践理性”的精髓。

四、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应该具备一种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

1．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习，并同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东方人文管理与西方自然科学，本标结合，吐故纳新，互辅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不要妄自菲薄，自毁长城。我们应把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先进合理正确的一面，与古代统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现代人的错误认识区分开来，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强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态度，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纳应该注意避免以下两种过失：

一是努力不为外在的客观物欲所动，方可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盲目行动和感情好恶，如此方能使我们有暇去反省和观察自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真正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科学规律正确清醒地把握之上。

2．尽可能地排除内在的一切主观成见。我们应该确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观念，也不拒绝一切的观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观念，知道它如何产生、如何适用、又如何消灭的，如此方能使我们真正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稳定、正确的哲学内核。

在当今政治的多极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经济磨擦、人权发展、环境危机、道德沦丧和黄毒泛滥日益充斥着世界，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一个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阶段。如何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当今世界，以一种开放积极、恢弘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现实可操作性，吸纳和运用东西方一切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华，重塑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固有精神，进而开创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玄机．世纪末．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传统管理范文篇3

互动管理是新中大在新信息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是对传统互动思想的升华，超越原有的传统的管理思想，其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先进的管理思想和软件技术，实现企业从内部到外部、从后台到前端，以及包括其客户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智能互动、信息交流和管理，从而使企业获得新的价值。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互动，人们通过互动的交流提升了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从而形成了理念。互动是绝对的，互动是双向的，是需要多次反复循环的。互动是信息的交流，因此需要信息是流动的。互动管理是使得互动的信息交流向着有序的方向流动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工作程序。互动管理是必然存在的，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可以使得互动管理信息化，即数字化媒体的互动管理。

互动管理是知识企业与关系的新观念。它推翻了传统的以技术作为赢得竞争优势的唯一资源的观点，开始重视人的因素。企业应该重视与顾客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以市场为导向，尽全力满足顾客的需求。过去二、三十年来，管理信息技术经历了从MRP到MRPⅡ再到ERP的发展阶段，细观每次企业管理理念的变化发展，我们会发现“互动”这一主线，例如，MRPⅡ缺乏与供应商和客户的互动引发了供销链管理和ERP。新中大把企业在管理中从后台到前端、从内部到外部的交互提炼为“互动管理”理念。只要我们仔细观察每次企业管理理念的发展，其实无不都是由于互动的需求引起的。例如，订货点法库存管理由于缺乏与物料相关需求的互动触发了MRP管理方法，而MRP管理由于缺乏与生产能力的互动触发了闭环MRP，闭环MRP生产与库存管理方法又缺乏与设计、销售、供应、财务的互动引发了MRPII技术，MRPII缺乏与供应商和客户的互动引发了供应链管理和ERP理念。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抓住“互动”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解决企业管理的实质性问题。

尽管互动的思想由来以久，但当今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互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真正实现跨越时间、跨越国界，随时随地的互动。从而两者的结合使互动管理上升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预示着一场划时代的管理革命已经到来。新中大互动管理理念是传统互动思想与当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我们把它概括为四个组成部分：经济资源联盟、经济交易工具、经济信息交互、定向商业寻呼。

(一)经济资源联盟

随着IT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企业正迅速转向全球性商务，用电子方式把遍布全球的客户与供应商联系起来。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企业与投资商、客户、供应商、销售商之间的联系不再被局限于围绕着业务应用本身，而是被延伸到企业之间各种经济资源的共享，相互努力提供最快捷的信息传递服务。这种新型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称之为“经济资源联盟”。企业通过共享资源可将自己的经营活动与供应商的活动连接起来，供应商通过互联网了解企业的采购需求，拟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采购计划和发货计划，双方运转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以某一品牌产品为核心的经济资源联盟有望实现真正的ASP服务，真正实现“互动管理，让我们一起成长”。

(二)经济交易工具

在当今社会新的环境下，我们必须要用一种新的系统平台，让企业与其关系人都能达到互动的交易效果，其中关键点在于“电子交易平台”的建立。这种新型的企业之间的交易平台称之为“经济交易工具”。例如：纵向贯穿企业或行业的垂直B2B电子商务平台。新中大不仅向客户提供基于互动管理的企业管理解决方案，并且不断向客户提供“经济交易工具”产品，以及基于“经济交易工具”的应用服务。

(三)经济信息交互

尽管各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所面对的电子与信息环境不同，不同层次的“协同管理”仍将会成为最迫切的需要之一。这种协同管理的基础称之为“经济信息交互”，如本地分销商和远程公司总部的贸易信息交互等。新中大的产品中不仅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数据迁移、信息交换、数据接口、网络通讯等经济信息交互手段，而且还提供了具有新中大特色的数据交换方式，交互式数据库复制技术和远程透明访问等技术，还将在新一代产品中提供基于XML技术的无缝的经济信息交互。

(四)定向商业寻呼

通过网络定向的向商业合作伙伴或广播商业或贸易信息，这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称之为“定向商业寻呼”。如寻求供应商对采购单的报价，定向对客户产品信息的等。新中大将把“定向商业寻呼”的机制应用在所有产品的商业信息中。

二、传统管理面临的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信息产业、IT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以知识、信息、服务等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国际化竞争、Internet和电子商务浪潮等构成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宏观环境。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将整个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期，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电子商务正在造就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新经济时代，这种新经济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使企业获得新的价值、新的增长、新的商机、新的管理。新世纪，企业面临的也将是更为激烈的全球范围的国际性竞争，WTO更是每个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面对这些，传统管理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企业迫切需要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其应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述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财务运营状况监控不力

面对国内市场上最成功的管理软件——财务软件，我们仍然发现还是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当今的大多财务软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模拟传统财务部门的工作方式。大量的记账凭证还得模仿手工方式编制，账务与销售、采购、存货核算还得通过定期的对账才能保持统一。财会人员忙于“做账”，无暇顾及监控企业财务运营状况。

(二)面对WTO明显准备不足

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日益临近，随着企业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国际化，国产管理软件的先天不足已逐步暴露出来。如果财务管理规则不能满足国际化的要求，那么中外人员就无法在同一管理系统平台中交流，国际接轨谈何容易。当你面对着一个完全英文界面的屏幕和报表时，首先面对的是相互之间沟通，其次你还得向国际资本和贸易伙伴不厌其烦解释本企业运营规则。因此回避和降低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的风险成为你梦寐以求的幻想。

(三)内外资源调配不力，生产效率低下

传统管理由于各个部门之间缺乏交流，业务存在重复，管理往往是事后的、静态的。现代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从过去的信息匮乏到当前的信息爆炸，当今大部分企业仍一方面面对的是半成品、零部件大量库存积压；另一方面，按照客户的要求，不得不通过加班加点，分批发货来解决，延误了对客户订单的及时交货，影响了企业在客户中的信誉。

(四)商家对客户缺乏交流和关怀，坐失大量商业良机

当前，多数企业的经销人员仍然是独自控制他们的销售过程，通过电话、传真、或E－mail等传统方式与客户进行联络。结果是：销售人员无法跟踪众多复杂的销售线索；信息的零散性和不一致性会造成信息的荒废；工作效率的低下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延误了产品的交货期；企业会由于某位销售人员的离去而丢失重要的客户和销售信息等等。这还仅仅是在销售环节，而在市场、技术支持、特别是在客户服务等环节，由于商家对客户缺乏交流和关怀，都会产生不良后果，坐失良机。

(五)面对面接触方式的互动交流，给企业带来高昂的营运成本

一个企业营运需要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各类人员互动，否则将会缺少相互的信任和感情交流，很难办成事情。但是目前企业中主要互动方式还是面对面的接触方式，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如：企业运营成本大幅度提高，接触面太小，延误时机，并且必须有掌握专业手段的人员等。

从以上问题的分析，造成此种状况的实质是缺少一个现代化的互动管理。企业首先必须实施提高内部运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管理系统，才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企业与外部相关利益者的互动，抓住商业机会，解决以上问题。

三、新中大互动管理i6解决方案

新中大的所有软件产品系列，新中大每次产品的变化与升级，都是为了满足和提升不同层次的企业对互动管理创新的需求，它们无不体现了“经济资源联盟、经济交易工具、经济信息交互、定向商业寻呼”的智能化互动管理思想。

i6系统包括六大套件产品，其中新中大国际财务软件（i6/Intfi）、新中大生产制造管理软件（i6/PM）、新中大人力资源管理软件（i6/HR）、新中大工作流管理软件（i6/WM）四大产品构成了互动管理的基石；新中大电子商务软件（i6/EC）、新中大客户关系管理软件（i6/CRM）两大产品构成了互动管理的桥梁。六大产品共同为企业提供从财务到业务、从内部到外部的全方位管理解决方案。

其中，i6/Intfi实现财务与业务的互动管理、回避和降低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的风险；i6/PM体现了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的有机结合。该软件集成了从主生产计划、物料需求计划、能力需求计划到车间作业计划以及产品质量管理的交互管理与控制；i6/HR实现了企业人力资源的互动管理，将极大地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i6/WM帮助企业实现有序的现代企业工作流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使现代企业管理者能更规范有效地运作企业，轻松面对来自市场的挑战，实现企业战略目标；i6/EC是企业面向全球的互动式电子商务系统，通过它实现公司总部与分公司、分销商、商之间的B2B商务模式，在网上实现订单、发货、结算等互动管理；i6/CRM充分体现了企业与客户间的互动，它是企业对客户在市场营销、销售、服务与技术支持全方位的互动管理系统，满足企业与客户一对一互动、一对多互动和多对多互动需求，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

通过新中大互动管理技术平台，供应链上的各个商业伙伴不再是独立的，信息的流向也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动态双向的，通过供应链上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密集成，整条供应链形成动态协调。

四、展望e时代的未来

顾客的满意就是企业效益的源泉。通过推动企业现代化的互动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顾客满意度，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一)实现集团企业内部财务与业务的互动管理

通过企业集团内部经济资源联盟体的互动财务管理，不仅能够强化集团总部和决策者对各子公司的资金预算，汇总分析企业财务运作状况，动态实时监控子公司经营活动，理顺集团企业内部的财务规范，充分调动集团企业的资金运作优势，还能够实现集团企业内部的生产、库存、经营、供销等业务与财务的互动管理，把实物形态的物资流动直接转换为价值形态的资金流动，保证业务和财务信息的交互协同。

(二)轻松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

中国加入WTO在即，中国的企业界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竞争压力加大，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为自己确立一个在完整的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企业今后可以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在统一的交流平台上建立互动的经济资源联盟。一方面利用熟悉本土文化和国情的优势，通过互动管理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巩固国内市场。另一方面，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合作伙伴建立起以经济和感情纽带为基础的信任关系，跨出国门，打开国际市场。

(三)营造一个没有国界的市场，有效降低企业营运成本

买卖双方均可经由i6/EC电子商务系统，拉近彼此时空的距离，以节省通讯传输及文件纸张的成本，并可串联上下游供销和经销体。系统透过i6/EC网络系统建置集中式企业间电子商务中心之供应链网络商务模式，提供企业与企业间完整紧密的线上资讯、行销、通讯、交易环境，建立企业间贸易社区之商务型态，以节省成本达成更大效益，企业仅需进入i6/EC经贸电子商务服务网络，随时随地于弹指之间去处理每一笔商务资讯及完成交易。

(四)实现超越时空的客户关怀，发现新的商机

我们认为“发现新市场和渠道”不应该是一句空话。具体来说，通过互动的客户关系管理（i6/CRM）能够使企业深入理解客户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改善客户关系,增强挽留客户的能力。还可以减少销售环节，提高销售过程的效率。并能使管理层能作出快速有效的决策，为企业带来策略性的竞争优势，增加市场份额。

五、互动管理，共同成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IT技术的飞速发展，Internet和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人类已经从工业经济时代跨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品市场不再是卖方市场，客户成为市场的主导，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也主要表现为对客户的竞争，企业间的竞争转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企业所面临的是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往那种仅仅面向“生产经营”的管理方式已不再适应全球化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完善其内部生产管理的同时，都在延长自己的产品线，更加注重产品的研究开发、质量控制、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环节，以企业的整体优势和整条供应链来参与市场竞争。

传统管理范文篇4

管理会计基础的作业化就是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从传统的以产品为基础转化为以作业为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管理会计基础的作业化成为西方管理会计发展的一个趋势。

一、管理会计基础作业化形成的背景

（一）传统管理会计基础的缺陷

传统管理会计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传统管理会计方法包括成本习性分析、传统成本计算（全部成本法）、变动成本法、CVP分析、预算（含弹性预算）以及短期经营决策采用的贡献毛益分析法、责任会计和标准成本制度对于责任中心的成本控制与考核等基本上建立在产品品种和产品数量（产量或销售量）是惟一的成本动因这个假定及按这个假定将成本区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将传统管理会计称为产品基础管理会计。其特点是：

1、以产品为核心。直接以产品品种为对象核算、预测、规划、控制成本。

2、以产量（直接人工小时、机器小时是与产量高度相关的指标，因而它们也是反映产量的指标）或销售量是惟一的成本动因假定为前提。成本习性分析、间接成本的分配、CVP分析、弹性成本预算等均直接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

由于传统管理会计的上述特点，使传统管理会计方法具有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未能揭示成本产生的直接动因，因而不利于从成本动因入手有效地实施成本管理。传统管理会计假定产品数量是影响成本的惟一动因，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成本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产品数量仅仅影响部分成本而已。

2、不能提供准确的财务成本信息。由于产品数量不能完全决定实际成本发生多少，因而传统管理会计按产品产量指标（直接人工小时或机器小时）分配间接生产成本进入各产品成本之中以及仅根据产品数量的变化预测财务成本，必然造成财务成本信息的虚假，从而可能误导企业经营决策。

（二）作业基础管理的兴起

作业（activity，又译为“活动”）即指相关的一系列任务的总称，或指组织内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消耗资源的活动。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

1、作业是投入产出因果连动的实体。即作业是一个有资源投入和效果产出的实实在在的过程；

2、作业贯穿于公司经营的全过程，构成包容企业内部和连接企业外部的作业链；

3、作业是可量化的基准。

由于作业具有这些特征，就使得作业在成本计算和企业管理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针对传统管理会计不能提供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的缺陷，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了作业基础成本计算（activitybasedcosting，ABC）。它是对传统成本计算的一种发展，传统成本计算是将直接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直接计入产品成本，而将间接成本（制造费用）按照直接人工小时（或机器小时、直接人工成本）分配到产品成本中去。其内涵的假定是：产品消耗的间接制造费用资源与生产产品发生的直接人工小时数成正比。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因为制造费用既包含着单位水平作业成本，也包含着批水平作业成本、产品水平作业成本和设备水平作业成本，而后三者并不随直接人工小时等与产量高度相关的指标成比例变化的。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对传统成本计算进行了创新。其理论依据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并导致成本的发生。因此，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在进行产品成本计算时，对于间接制造费用，首先是按照资源动因归集到各项作业或作业成本地；然后，再按照作业动因将作业成本或作业成本地的成本分配到产品，因而作业基础成本计算不仅可提供作业成本信息，而且较传统成本计算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产品及顾客成本信息。在作业基础成本计算的基础上，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作业不仅是更准确的产品成本计算的基础和桥梁，而且是企业管理的基础，企业通过提高作业的效率及消除非增值作业，通过对作业链（价值链）的重构，对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顾客货值和企业经济效益有着重大意义。因此，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便继作业基础成本计算之后应运而生。作业基础管理从内容上看，除了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成本管理之外，还包括对一些非成本因素的量度，如生产周期、适应性和顾客服务。

管理离不开管理信息，实际上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信息的收集、加工、汇总、报告的过程。作业基础管理也是如此。作业基础管理需要管理会计系统提供有关作业情况（如哪些是增值作业，哪些是非增值作业）及作业的成本、成本动因、时间、质量等信息，并帮助企业规划、控制和评价考核作业的成本、时间和质量。

二、管理会计基础作业化的表现

从美国近年来出版的管理会计文献可以看到，管理会计基础的作业化已成为管理会计发展的一大趋势，具体表现除了前面提到的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外，管理会计学家还提出了如下一系列作业基础管理会计方法：

（一）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

传统管理会计的成本习性分析是按照成本总额与销售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假定产销平衡），将企业成本总额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凡随销售量成正比变化的部分作为变动成本，而在一定时间和销售量范围内不随销售量变化，保持稳定的部分作为固定成本。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传统管理会计得出如下总成本公式：

总成本=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

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则是按作业成本与作业动因（指影响作业成本多少的作业量指标，如“生产准备次数”就是“生产准备”作业成本的作业动因）之间的数量关系，将作业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由于作业可分为单位水平作业、批水平作业、产品水平作业和设备水平作业，因而整个企业的变动成本可分为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批水平作业变动成本、产品水平变动成本，至于设备水平作业成本及其他不随单位水平、批水平、产品水平作业成本动因变化的成本均为固定成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的总成本公式如下：

总成本=固定成本+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批水平作业变动成本+产品水平作业变动成本

假设某公司成本可用三个变量来解释：单位水平作业动因：销售量；批水平作业动因：生产准备次数；产品水平作业动因：工程小时。则上述总成本公式可表示如下：

总成本=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每批生产准备成本×生产准备次数+每小时工程成本×工程小时这里应指出，传统总成本公式中的变动成本相当于作业基础总成本公式中的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而传统总成本公式中的固定成本则相当于作业基础总成本公式中的除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以外的所有其他成本。由此可见，传统的成本习性分析将随产量变动的成本以外的成本全部作为7固定成本处理，从而掩盖了随其他作业产出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的存在。

（二）作业基础CVP分析

传统的CVP分析是以传统的成本习性分析为基础的。类似的，作业基础CVP分析则是以上述的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为基础的。其分析公式可表示为：

营业收益=单价×销售量-［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每批生产准备成本×生产准备次数）+（每小时工程成本×工程小时）］

根据上式，令营业收益为零，可得盈亏平衡点得销售量计算公式如下：

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量=[固定成本+（每批生产准备成本×生产准备次数）+（每小时工程成本×工程小时）]／（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作业基础下的盈亏平衡点与传统的盈亏平衡点比较，有两个重要差别：第一，固定成本不同。一些原来被确定为固定成本的，实际上它们也是变动成本，如生产准备成本和工程成本，只不过它们随着非产品数量指标变动而已。第二，作业基础下的盈亏平衡公式的分子中有两种非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批相关作业成本和产品维持作业成本。

（三）作业基础预算

作业基础预算是根据作业成本信息按作业编制预算。如企业采购部门用作业成本信息可编制如下作业基础预算：

────────────────────

采购部门

────────────────────

业务

认定10个供应商￥65,450

发出450个订购单184,640

发出275个发货单64,910

￥315,000

────────────────────

作业基础预算将财务数据与消耗相关资源的作业相联系。在这种预算指导下，部门可以哪些削减后并不影响整体效果的特殊作业为对象，来降低成本，使部门达到或超过其预算目标。例如，假定认定供应商的成本随供应商数量变动，则采购部门可以通过减少供应商的数量来削减成本。为了更好的发挥预算的控制作用，作业基础预算也可以编制为弹性作业基础预算。

（四）作业基础责任会计

传统的责任会计由四个要素构成：第一，确定责任中心。典型的责任中心，为部门或产品，甚至为团体或个人。每一中心均被赋予一定的责任，而责任以财务指标（如成本）表达。第二，制定绩效衡量标准，并编制预算及实施标准成本会计制度。第三，编制绩效报告，并将实际成果与标准成果相比较。第四，对责任中心的责任人员进行奖惩。作业基础责任会计是以作业和过程（process，又称流程）为重点控制对象的责任会计。与传统责任会计相比，作业基础责任会计的构成要素是相同的，但内在的机理有显著区别，表现在：在责任界定上，传统责任会计按组织结构界定责任，并最终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且责任仅是指财务责任，而作业基础责任会计则按由作业连成的过程界定责任，责任主体通常是过程小组（流程小组），责任的内容不仅包含财务指标（作业成本），而且包含非财务指标（作业效率、质量和时间）；传统责任会计着重责任中心成本、收入及利润的绩效衡量，而作业基础责任会计则强调对作业的控制；在成本报告中要区分增值与非增值成本，此外还要报告作业的效率、质量和时间，以便实施作业管理，进行过程改善（processimprovement）和过程革新（processinnovation）。

以上是从理论上考察。从实践上看，上述作业基础管理会计方法在实务界的应用也是稳步前进的。以ABC为例，根据克诺韦德（krumwide）对1996年美国管理会计学会成本管理组资料研究和有关资料整理出的ABC在美国公司应用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1996年，采纳或评定ABC的公司由30O上升到74%.

三、管理会计基础作业化的意义

传统管理范文篇5

一、战略管理会计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战略管理”概念自从70年代末首次被提出以来，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热点。对战略管理的推崇引起了管理观念模式的深刻变革，作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管理会计也逐步向战略管理会计方向发展。尽管英国管理学家Simmonds在1981年就提出“战略管理会计”，但战略管理会计还处于摸索阶段，对其内涵的理解也还有分歧。Simmonds将战略管理会计描述为“提供并分析有关企业和其竞争者的管理会计数据以发展和监督企业战略”，强调注重外部环境以及企业相对竞争者的位置和趋势，包括成本、价格、市场份额等，以实现战略目标；Bromwich和Bhimani在一份CIMA研究报告中将战略管理会计解释为“提供并分析有关公司产品市场和竞争者成本及成本结构的财务信息，监控一定期间内企业及其竞争对手的战略”；而CIMA的正式术语将战略管理会计定义为“这样的一种管理会计形式，它不仅重视内部产生的信息，还重视非财务信息和与外部相关的信息”；Clarke将战略管理会计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从战略角度提供有关公司市场和竞争者信息，同时也强调内部信息”。尽管对战略管理会计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涉及到战略管理会计的一些基本要素，体现了战略管理会计的一些基本特征。

其一，战略管理会计重视外部环境，重视市场，将管理会计视角从企业内部扩展到外部环境。从价值链角度来讲，成本动因可能影响价值链各个环节，包括公司外部环节。也就是说，对于某个因素的变化，由传统管理角度即公司内部角度往往并不能看出它的好处，但它可能在价值链的前端或后端创造价值。战略管理会计是“面向市场”甚至是“市场驱动”的会计，因为市场是企业创造利润、与对手面对面竞争的场所，战略管理会计将管理会计视野拓展，以有助于直接面对新的市场挑战。在此思想下，必然涉及到有关市场的三个基本要素：竞争者、顾客和产品。战略管理会计要尽量获取有关这三方面的信息，包括财务信息（如成本、价格等）和非财务信息（如产品青睐度或品牌忠诚度等），这些信息与企业内部收集的信息一样，都是为了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

其二，战略管理会计注重整体性。战略管理是制定、实施和评估跨部门决策的循环过程，要从整体上把握其过程，既要合理制定战略目标，又要求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密切合作，以保证目标实现。企业管理是由不同部门完成的，必须以企业管理的整体目标为最高目标，协调各部门运作，减少内部职能失调。相应地，战略管理会计应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企业的战略管理活动。

其三，战略管理会计体现了动态性、应变性以及方法的灵活性。任何战略决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相应调整，以保持企业战略决策与环境相适应。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战略管理会计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方法体系，不仅要联系竞争对手进行“相对成本动态分析”、“顾客盈利性动态分析”和“产品盈利性动态分析”，而且采取了一些新方法，如产品生命周期法、经验曲线和价值链分析等。

二、传统管理会计与战略管理会计之间的差异

（一）从管理会计研究对象的范围上看，传统管理会计是内向型的财务信息系统，而战略管理会计是外向型的综合信息系统。

传统管理范文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传统管理范文篇7

本文尝试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研究内心和谐、睡眠质量与工作绩效的相关性。

一、内心和谐管理变量描述

内心和谐管理是管理者调控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行为符合客观实际，以实现管理效益和社会幸福最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内心和谐是主观符合客观，是人们调控主观思想行为符合客观实际的人生管理能力。这里的“主观”是指思想意识，动机行为；“客观”是客观实在，客观规律、大势力量。“符合”就是顺应、适应、合适。

从管理学意义上说，内心和谐是指管理者为了实现管理效益和社会幸福最大化，不断调控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行为符合客观实际的人生管理能力。其可分为思想能力和行为能力。

思想能力是指个体建立在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基础上并在精神层面体现的内心和谐能力。包括知智能力和情志能力。知智能力是指主要由智力因素(如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谋划、智慧等)产生的思想能力；情志能力是指主要由非智力因素(如爱、想、理念、愿望、兴趣、爱好、情绪、情感、信心、意志、志气、决心、价值观、人生观等)产生的思想能力。

行为能力是指个体在思想意识支配下，通过行为表现和行为结果体现的内心和谐能力。包括效率能力和效益能力。效率能力通过单位时间完成的工作绩效体现；效益能力则是通过权力、金钱、财物、名誉和感情等形式体现。

从内心和谐概念可以看出，内心和谐不是简单的心态，而是一个系统化概念。该概念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是内心和谐的本质是能力，是人生管理能力，包括调控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认识和行为结果符合客观实际的人生管理能力，由管理效益和社会幸福来检验；二是概念外延分为思想能力和行为能力；三是和谐的核心是主观符合客观；四是内心和谐的主体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五是内心和谐的客体是客观实际，包括人、物、时空条件及客观规律等。表明要自我和谐，与他人他物，与时空环境和发展规律和谐；六是内心和谐超越认识心态，不仅要求知道怎样合适，而且知道合适程度，还要知道在什么时空条件下用什么方式方法才能做到合适程度，更是在现实上做到了合适程度。表明内心和谐是认识与行为的统一，是思想与结果的统一，是内心知道与现实做到的统一；七是内心和谐的根本要求是与大势和谐。大势是客观规律的力量，从社会角度来说，是人心民意的力量，从利益方面来说，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要求管理者不仅站在个人和企业立场，实现个人和企业效益最大化，更要站在社会和国家立场，通过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幸福最大化实现个人团体利益和幸福最大化；八是内心和谐超越时空局限——贯穿于计划、组织、决策、协调、控制等管理活动当中，体现在各个工作环节和生活层面；九是融合各种管理理论一以传统管理理论为基础，根据实际灵活运用各种理论解决问题。

内心和谐的结构模型由5项指标构成：身体和谐、欲望和谐、心态和谐、处事和谐、与人和谐。身体和谐指个体调控认识行为避免病痛，保持健康活力的身体管理能力，包括工作能力、病痛程度、健康水平3方面内容；欲望和谐指管理者认识和调控主观符合客观的心理管理能力；包括对岗位工作、社会现状、目前收入、愿望实现程度4方面满意度内容；心态和谐指管理者认识和调控自己和他人的思想态度和情绪行为等心理特征处于良好状态的心理管理能力。包括对烦恼、不安、内疚、敌对、沮丧5方面管理内容；处事和谐指个体恰当处理各种事情的方法能力，包括对失望时沮丧、遇到麻烦时急躁、如愿时激动程度3方面内容；与人和谐指管理者认识和调控自已和他人的思想行为相互协调符合现实的人际管理能力，包括与家人、同事、朋友的和睦程度3方面内容。

内心和谐有5方面特征：

一是客观性——强调主观符合客观，一切思想行为符合实际需要。具体内容包括对象合适——知道合适的组合对象，如谁与谁配合，谁与何物组合，何物与何物组合；方法合适——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合适程度；功效合适——知道达到什么功效合适；实现合适——现实上实现了合适程度。具体细分，“和”的含义有4个方面：为何要和——和的目的；和的合适程度——和的本质；与谁(何物)配合——和的对象；怎样合适——和的方法。“谐”的含义也有4个方面：和到什么程度合适——如何实现目的；做到了合适程度——实现了目的；用什么方法最佳——方法选择；实现了各自功效愿望——各方满意。因此，内心和谐不仅是心态和谐，而且是结果和谐。

二是主观性——源于心，归于心。心是人的主宰，一切方法行为皆出于心，所有成败福祸都是内心所生，主观思想行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往往凭主观评价。所有行为结果，不论善恶，不论好坏，皆要问责于心。只有从心找原因，才能找到问题根源；只有从内心解决问题，才能抓住问题根本。

传统管理范文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传统管理范文篇9

关键词：网络媒体传统的新闻传媒政治民主

I.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的作用

以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著称的英国学者戈尔丁和格雷厄姆·默多克在《数字鸿沟：通讯／传播政策及其矛盾》一文中指出，“充分的公民权依赖于五种基本的文化权利：获得同作出个人决定和政治抉择相关的信息；获得主要的知识框架以将信息整合成关于世界的清晰连贯的解释；获得对于相互竞争的解释和政策的批评意见；获得能充分而公平地反映所有社群的生活及抱负的表述；获得作为参与者和旁观者介入公共文化的机会。”[1]公民的这些基本文化权利同传媒的传播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的作用表现为：传媒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当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的工具，充当对于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传媒是信息的职业机构。而政治信息的广泛流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公民和公民团体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政治参与行为，不论是参与政治决策、参与对政治决策及其后果的评论、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议，还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运动，都需以获取政治信息、了解政治情况为前提。政治信息，是新闻传媒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是现代社会沟通政治信息的主要载体。通过政治新闻、报道政治讨论等沟通政治信息，是媒介作用于政治参与的方式之一。

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舆论的形成，是媒介作用于政治参与的另一方式。早在19世纪末，法国法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GabrieldeTarde）即在题为《谈话》（LaConversation）的文章中，研究过参与式民主中国家、政府、议会、志愿团体、谈话地点、公共舆论以及社会行动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别强调了传媒与公众舆论。一个世纪之后，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塔尔德的有关观点，从中总结其关于公共舆论和大众传媒的模式。[2]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卡茨（ElihuKatz）指出，塔尔德的模式“集中于新闻报道、谈话、意见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新闻报道给每天发生在酒吧餐馆、咖啡屋、沙龙里的无数谈话提供了话题。……塔尔德提出，这种意义上的谈话是一种现代现象，即谈话遵循着过程公开与平等的原则，它自身正是平等的培育者。由于有了新闻报道，谈话的主题不仅全国统一，而且飞速变更。”[3]在塔尔德看来，谈话的政治功能在于“渗滤”／“过滤”（percolate）观点，即不断精炼个人的观点，使之显得更为“深思熟虑”，并在不知不觉间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形成一两个全国性的观点，而后，这种深思熟虑的观点再一次被报纸加以报道，随之成为个人行为的基准。塔尔德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中进行政治或经济选择（如选择一位政治领导人或选择一种商品）的主要途径。[4]卡茨在归纳塔尔德的模式中指出，它“不仅将新闻报道、谈话、观点和行动系统连结起来，而且指出了‘线性序列’中的每一要素推动下一要素的方式，它还将这种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内含于新闻独立报道，某一事件以及传递舆论的反馈之中的社会控制”。[5]可以看出，塔尔德当初已经关注到了新闻传播将公共场所的交谈讨论聚焦于一定的统一话题的作用，也关注到了在“公意”（舆论）从在大量的此类交谈讨论中会聚到最后成为个人行为基准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作为中间环节的连结作用，指出了传媒通过在聚焦公众的关注点和舆论形成中的作用，对公民政治选择——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等选择行为的影响。他的关注点和观点，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唐纳德·肖（DonaldShaw）和麦科姆斯（MaxwellMcCombs）提出的传媒“议题设置作用”论的研究焦点，可谓异曲同工，同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的“二级传播”／“传播的二步流程”理论指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互动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这些学者和其他进行类似研究的学者的成果，向人们展示了新闻传媒通过充当聚焦公众注意力的工具以及通过同人际、群体传播相结合在舆论形成并成为个人行为的基准中的作用，能服务于民主政治。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还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也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这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西方新闻传播史上，美国对越战争期间传媒的有关报道，对美国国内反战浪潮的掀起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后者在促使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将美军从越南撤出、结束这场战争中，功不可没；《华盛顿邮报》等率先对美国水门事件政治丑闻的揭露抨击，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导火线。在我国，在近年来的反腐倡廉过程中，传媒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中，“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6]在当今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体现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表现，也是使政治权力在公众中享有权威的必然方式。因此，传媒通过充当政治参与的工具，还能服务于增强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和自觉服从感，巩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促进政治稳定。此外，通过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信息平台、公共论坛，传媒还能服务于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其参与民主政治的自觉性，以此推进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

当然，工具本身不能确保对工具的恰当使用。现代传媒业固然可以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充当服务工具，发挥有助于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民主意识培养、舆论的形成、对权力的舆论监督等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媒业自然而然会在这些方面产生正面效应，自然而然会带来福音。传媒业作为民主政治的进程中的工具服务得如何，关键在于人类社会如何驾驭这一工具。

II.网络媒体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

世界性的电脑互联网络因特网的崛起，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全世界走进千家万户，电子邮件往来、电子商务、电子政府、网上新闻传播、网上游戏娱乐、网上教育、BBS电子公告牌、基于因特网的远程医疗等，迅速得到了开拓发展，网络的社会影响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因特网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渗透而言，电子政府的兴起和发展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渗透。但是，鉴于电子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建立网站在网上提供信息和服务来实现的，它不是本文此处讨论的对象。（当然它同网络媒体有一定的关系，如传媒网站为电子政府作宣传，提供通往政府网站的链接等，但从事电子政府服务的毕竟是政府网站。）本文此处要探讨的，是网络新闻媒体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的主要方式：时政／政治新闻、电子论坛、网上民意调查等。通过这些形式，网络媒体作用于社会政治信息沟通和公众的政治参与，从而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民主加速化进程。

首先，网络媒体构成了政治信息沟通的新渠道，从而同政治信息沟通的新发展相联系。在现代社会，新闻传媒是沟通政治信息的主渠道。人们主要通过新闻传媒，了解各类政治信息。对各类政治信息的了解和认知，是公众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采取政治行为的前提，是公众参与政治的前提。而强调公众的政治参与，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网络新闻业兴起后，理所当然地成为沟通政治信息的新渠道。不论是传媒网站，还是参与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其日常的传播内容中都包括政治／时政新闻等政治信息这一块。其中有些网站的频道／板块名中即有“政治／时政（新闻）”频道／板块的名称，有些网站的新闻频道／板块命名方法不同，并无这样的板块名称，但其“要闻”、“滚动”、“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等频道／板块中的信息主要是政治信息。例如，人民网有“时政”（新闻）板块，专门提供时事政治信息，并在其“国际”板块中，沟通国际时事政治信息。新华网的频道／板块名中并无“时政”／“政治”字样，但该网站通过“滚动新闻”、“中国”、“国际”等频道，同样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信息。同以往的传媒渠道相比，网络媒体作为沟通政治信息的新渠道由于其瞬时传播的特点，能对一些动态性极强的时政新闻的报道采用“滚动”式，在沟通突发性时政事件的信息中优势尤其凸显，因而一些著名的传媒网站的访问率往往会在发生重大的、突发性政治事件时明显上升乃至出现网上“塞车”现象。

此外，与网上无尽的虚拟空间相联系的网络数据库功能、超级链接、搜索引擎等手段的应用，使网络媒体可以提供围绕某些政治热点、专题的大量相关信息。这就使这一新兴的传播渠道在政治信息沟通中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超越传统新闻传媒的能力，可以为网民通过检索全面了解相关政治信息、研究时事政治提供很大方便。

另外，由于因特网的全球性特征，网络媒体的政治信息传播具有跨国界传播的外向型层面，这为网络媒体在政治信息沟通中产生外向性影响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对于网民来说，在政治／时政领域，因特网上数量巨大的网络媒体构成的空前丰富的信息源在增加政治信息接收的选择性的同时，也开阔了其政治视野，使其较之传统媒体的受众，更易在政治领域追求获得来自多角度的报道、信息。前段时间，美国公众曾依赖欧洲的一些新闻网站获得关于美伊冲突的更加广角和多角度的信息画面，这一情况可以作为论证上述这一点的实例。根据欧洲新闻学中心网站([www.ejc.hl])上2003年2月24日的“欧洲媒体新闻文摘”以及英国“新闻界”网站([www.journalism.co.uk])上同日提供的有关信息，在当时美伊冲突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国际新闻网站上去寻求更广角度的信息。这两家网站引用了尼尔森公司NetRatings当时提供的信息：2002年以来通往英国最大的新闻网站“BBC新闻在线”和“GuardianUnlimited”的“交通”量显著增多，其中大量用户来自美国。“GuardianUnlimited”网站的一位编辑称，他们接获了较多来自美国网民的电子信件，这些电子信件感谢该网站提供了以在美国传媒上找不到的方式进行的世界新闻报道。显然，在最近的国际局势问题上，美国公众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从美国立场、视角出发的报道等信息；他们到欧洲国家英国的网站上冲浪以寻求关于国际局势的各种不同观点的有关报道。[7]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体的政治信息沟通的外向型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意味着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新机遇，又意味着新挑战。一方面，网络媒体以这一特征为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比以往更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在实力不同造成的国际传播严重不平衡、因特网和网络媒体发展状况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媒体的能力更强、更具主动权，凭借其在因特网和网络媒体发展中的优势，更易使其网络媒体制作的、反映其立场和选择角度的政治信息在世界范围流通并产生影响，这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新的挑战。但是，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网络化已成大势所趋的今天，发展中国家要回避这种挑战是不可能的，回避网络媒体构成的空前丰富的信息源也是不可能的，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网络媒体提供的政治信息挡在发展中国家公民的视线之外也是不现实的，而这些信息反映的是西方的立场、选择角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急需因势利导，做强自己的网络媒体，并重视其对外传播的功能，善用网络新闻媒体以国际上公众所习惯的信息表述形式向世界反映自己立场、观点的政治信息。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在信息来源多元化环境下政治视野开阔、信息接收选择多种渠道、对政治信息的质量要求更高，这种现实情况也要求这些国家的网络媒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改进政治信息制作。联系我国的网络媒体实践来说，从我国中央级重点传媒网站和较重要的地域性综合新闻网站的情况来看，我国对于网络媒体的对外传播功能是高度重视的。在中央级重点传媒网站中，中国日报网站、国际在线网站和中国网直接使用外语为主要传播语种，人民网和新华网开设了多种外语的版本，还有繁体中文。较重要的地域性综合新闻网站也大都开设英文版本。这是利用网络媒体加强对外传播的重要一步。但是要使我国传媒网站传播的政治信息吸引大量外国网民的眼球并进而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光有这一步还是不够的，还须在此基础上再迈进一步，努力针对国外受众所习惯的信息表述形式及他们的兴趣等，改进我们的政治信息制作，使之真正在国际上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效果。同时也要重视网络化时代我国公众对政治信息传播要求不断提高的现实，以我国网络媒体的卓越工作，争取使公众将之用作首选的网上政治信息传播渠道。

其次，网络媒体为公众参政议政、行使其政治权利提供了具有互动、便捷等特点的新渠道，从而同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发展紧密相连。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权力归属问题上主张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在西方，“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思想，为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人民就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参政议政，是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网络媒体的出现，为人民行使上述权利，提供了具有互动、便捷等特点的新渠道。新闻网站开设电子论坛、民意测验栏目等，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我国，依托传统新闻媒体集团的传媒网站是直接纳入国内新闻传播管理体制的，传媒网站理所当然地高度重视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保持一致。在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执政为民，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重视其对政府工作的评议的形势下，我国传媒网站也就非常重视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系列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新方式——电子论坛、网上的政务工作评议类栏目、网上民意测试等。

试以《人民日报》网站／人民网和东方网为例。《人民日报》网站在为公众提供在网上表达意见的新天地方面，在国内传媒网站中首开风气之先。1999年5月9日，即北约空军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网站开设了“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这是我国内地传媒网站中首次开通电子论坛。该电子论坛开通后深受海内外中国人欢迎，短短一个月，上贴量达到9万条。同年6月19日起，这一网上论坛改名为“强国论坛。”当年9月13日，该论坛上的帖数量跃居全球中文论坛第一名。此后，《人民日报》网站又陆续推出了读书论坛、体育论坛、健康论坛等若干论坛。目前，人民网上已形成了以强国论坛为主的由10个论坛组成的论坛群。到目前为止，强国论坛作为政治性论坛的注册用户有8万，每天上帖量在7、8千至1万，在线人数最高达2万。由于使用该论坛的网民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和阶层分布都很广，论坛中能够听到各种声音、各种观点。强国论坛以强国与发展为主题，具有反映中国现实中的各种重大问题的特点。许多网民在论坛上就重大问题、特别是重大政治问题，建言献策，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建议。根据我国网络传播学者闵大洪的有关论文，有人把强国论坛经常性的主题进行了排名，排在前4位的是，中美关系问题、台湾问题、民主问题和腐败问题。[8]强国论坛作为反映民情表达民意的新渠道，起到了加强政府和公众的沟通、促使基层社会成员遇到的问题获得政府重视和解决的作用。例如，2001年3月24日，称为“城山村人”的网友在强国论坛贴出《铁路，你究竟怎么了？》，反映自己在重庆火车站购买车票时的不愉快遭遇。这一贴子很快被铁道部领导看到，及时进行了调查处理。2001年4月11日，重庆车站致信强国论坛，称对“城山村人”在重庆火车站所遇到的不愉快，表示深深的歉意。翌日，强国论坛刊出短评：指出“网友的一个帖子引起某部门乃至部长的重视，这在强国论坛还是第一次，这再次证明了网上论坛反映民情民意、实施舆论监督的功能。……”而“城山村人”2001年5月1日再次在强国论坛贴出贴子，称：“4月22日，重庆站纪委陈书记、重庆分局路风办王主任千里迢迢专程前来福建，登门道歉。至此，一个普普通通的乘客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投诉，在引起铁道部门上自部长下到站长的重视之后，有了一个告慰网友的结局。在此感谢《强国论坛》版主为跟踪此事付出的努力！”闵大洪在引述这一事例后评论说，这件事充分反映了人民网强国论坛今天所具有的影响力。他在分析强国论坛的意义中指出，其设立是《人民日报》网站在发展过程中对网络传播规律和特性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国新闻媒体网站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并且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看，论坛“为民众提供了言论空间、表达空间、话语空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窗口。”[9]

东方网在2003年的上海“两会”期间，推出了“百姓议案”和“‘网议’人代会”栏目，为平民百姓倾吐自己的心声和政府听取民意开辟了更为直接的渠道。根据东方网提供的资料，“百姓议案”栏目开设后，很快在市民中引起积极反响。会议期间“百姓议案”共收到网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近2000条，广大网友围绕治理交通、科教兴市、文化建设、医疗卫生等热点话题建言献策，参政议政，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上海大事的热情。“百姓议案”栏目作为平民百姓表达意见的新渠道，其设立使“两会”会内会外更好地结合，有利于行使平民百姓的参政议政权利，有助于使上海的各项工作更坚实地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网议人代会”栏目是互动节目，每天中午邀请一位市人大代表参加与市民一小时的网上直接对话和交流。据东方网2003年2月23日传递的有关信息，市民在这一栏目中提出了300多条问题和意见。2000条百姓网上提的议案和300条同市人大代表直接对话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这两个数据说明“百姓议案”和“网议人代会”栏目确实被用作了平民百姓表达意见、议论的新渠道。可见其设立有利于激发平民百姓的参政议政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为政治民主作出贡献。2004年上海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东方网再次设立“网议人代会”直播室，为市民通过网络参与评论人大工作提供了桥梁。目前，东方网提供通往一系列政府部门机构网站的链接，其中包括上海市人大公共信息网，新版的人大公共信息网开设了“网上议政”留言板，以运用网络加强人大与市民之间的随时互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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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推出围绕一定热点问题的简单的网上民意测验／调查，也是我国传媒网站中的一种常见实践。虽然，由于目前这种网上民意测验／调查因为难以做到按科学的数理统计原则抽样，因而在采集到的信息的代表性上难以同严格按科学的抽样程序抽出公众样本进行的民意调查相比，但是这种实践毕竟也为网民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简洁的方式，其采集到的信息总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这一部分探讨了网络媒体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当然，网络新媒介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带来的并非都是福音。它也带来了对传统政治的挑战。首先，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社会传播中把关人角色弱化，个人用户可以在电子论坛上自行贴贴子等做法带来内容控制的高难度，进而带来对政治控制的新挑战。而必要的政治控制对于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是必要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后发展国家来说则更加不可或缺，这是同后者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的，他们必须在公民的攀比、激进情绪和国家的实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不能一味冒进，也不能止步不前。”[10]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论证过后发展国家必须把政治参与控制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11]此外，从国际政治来看，由于网络的全球性特征，网络新媒介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必然会扩大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政治行为方式等之间的相互激荡，从而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维护自己的政治秩序方面的新挑战。可以说网络新媒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带来了对政治控制的双重挑战。但是，必须看到，网络新媒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已是大势所趋。面对它对政治控制的挑战，不能采取停止使用网络的因噎废食的态度，而是应当因势利导，重新调整通过传播进行政治控制的方式。

III.网络媒体与传统新闻媒体在参与政治民主中的互动

美国著名新媒介研究专家罗杰·菲德勒（RogerFidler）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把“连接过去”视为新媒介成功进入社会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跃“熟悉”的桥梁，看作新媒介发展的必经过程。他指出：“在人类传播系统历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现存的形式的密切联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传播媒介的现代形式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例如，照相术很容易就被采用了，因为它是基于人们熟悉的观看和展示景象的方式。……起初，摄影术被看作是制作肖像和风景艺术的更有效和可靠的手段，一旦熟悉的桥梁被跨越以后，就需要更具创造性的运用。”[12]在他看来，“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种那样，并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老联系、新老互动也许可说是传播领域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世界传播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可印证这一点，印刷同书写的联系，早期印刷报纸的样式同手抄新闻信和新闻书式样的联系，影视同摄影、录音、文字语音的联系等，都展示了传播系统、传播形式沿革过程中的新旧联系。网络和网络新闻业的发展也不例外。具体到网络媒体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后其同传统传媒在这方面的联系、互动而言，笔者认为，可以把这种联系互动归为沟通政治信息方面的联系互动，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舆论的形成方面的联系互动和充当舆论监督的中介方面的联系互动。

就沟通政治信息方面的联系互动而言，网络媒体在政治信息栏目编排、新闻价值判断等方面显然从传统传媒的经验中吸取了大量东西。新老媒体的政治信息内容的常见型式（patterns）大致相同。我国的传媒网站常常刊载来自传统媒体的时政报道、评论等。与此同时，网络媒体由于具有自身的一系列优势，包括瞬时传递、全球流通、承载巨量等，在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可能成为最先信息者（例如，伊拉克战争打响时，我国新华网就是最先报道这一事件的。），在重大新闻发生时通过超文本链接等方式有关信息组合成专题，成为整合资料的最佳渠道，从而为传统传媒的信息、素材提供参照源。此外，网络媒体传播政治信息的一些表述形式，也已开始对传统传媒产生影响。例如，网络媒体所开创的相关报道／背景／资料“链接”的形式，已开始影响传统媒体的报道方式，“新闻链接”、“资料链接”、“相关链接”等已悄然出现在一些报纸上，如《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浙江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上。又如，网络媒体的首页汇集各种栏目、精彩图片和重要标题的编排模式和多层式写作、提供便捷的“导航”等方式，也已为传统媒体在版面／节目安排中吸收。“内页导读”、“今日提示”、“本报近日推出”、“今日第x版”＋标题或标题／标题＋图等形形式式的导读，已在报纸中盛行。

就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舆论的形成方面的联系互动来说，国内外学术界都已注意到，由于网络通过电子论坛等提供了网民讨论各种问题的公共空间，由于网络媒体能够迅速汇集围绕特定话题的相关报道，网络这一新兴媒介正开始在议题设置过程中起到与传统的传媒一起影响公众议程的作用。目前，其较为明显的表现是：网民迅速在电子论坛中就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讨论或在论坛上转贴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网络媒体的有关板块迅速汇集相关报道；网络媒体通过超文本链接等对信息的汇集造成的信息密集度以及网上电子论坛讨论中各种意见的迅速汇集和活跃交流，既同传统媒体的后续报道发生互动，又加速了最初传统媒体报道的事件／问题／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过程。也就是说，网上的这些相关传播活动缩短了话题由媒介议程进入公众议程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时间差。例如，在“洛阳大火”事件中，网民围绕该话题在电子论坛中的迅速、大量的信息交流，网络媒体对相关报道的汇集，都曾在这一事件很快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中产生作用，从而成为议题设置中的一环。当然，由于因特网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的特征，最先在网上出现的话题引起传统媒体关注、报道，再进而成为公众议题，这种可能性也是开放着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新老媒体在这方面互动的另一种序列图。但是，由于网络传播中的信息泥沙俱下、电子论坛中的议论容易出现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在严肃的政治议题设置方面，新老媒体的互动一般表现为前一种情况。

再就充当舆论监督的中介方面的联系互动来说，通过充当公众参政议政的具有互动、便捷等特点的新渠道，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媒介表达民意、进行舆论监督中的一股新力量，本文上一部分谈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和东方网的“网议政府”等栏目时，曾讨论到网络媒体在参与反映民情民意、实施舆论监督中的作用。在网络媒体介入公众参政议政、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其和传统媒体在这方面会产生网上网下的互动，网上的有关信息传播活动往往同传统媒体的相关信息传播活动相互呼应，产生相互强化的作用。例如，以围绕某些司法报道的舆论活动为例，网上曾出现信息汇集以及热烈的网民讨论，而这些又进一步加强了传统媒体对此的关注。随着网络媒体的逐渐走向成熟，网络媒体已经在吸收传统媒体服务于政府与百姓的沟通、反映民意的做法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服务于相同功能的创新的网上栏目／板块。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近年来我国传媒网站中已逐渐兴起“热线服务类板块”，[13]此类板块旨在发挥沟通政府与百姓、实现上通下达的职能，其特征为政府、媒体、受众三方的网上互动。这类“热线服务类板块”的典型例子有人民网的“人民热线”、东方网的“东方直通车”、千龙新闻网的“市民留言板”等。这些板块是依托作为传媒网站母体机构的传统新闻机构设立的，其兴起本身就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联系的反映。而这些板块的运作中，也常常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互动的情况。人民网上“人民热线”2003年4月1日的“热线回音：人民网质疑违章车停车高收费，北京市物价局出台新规定”可以作为这种互动的一个实例。它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例：2003年2月12日，人民网发表了署名为“草青”的“人民热线：交警这样拖车收费合理吗？”，记述了当事人由于违章停车被交警扣车罚款的事。本来依规定只需罚5元，扣3分，但当事人与执法队联系后，却被告知要交拖车费200元，罚款5元，扣3分，其中，200元必须交现金，5元到银行交纳，另外还需交40元的停车费。“人民热线”发表这则网民的来稿后，引起极大反响，网友纷纷来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想，人民网随后编发了一期网友热评。人民网上的这些传播活动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对这篇“人民热线”讯息进行了全文转载，2月14日又发表了两篇对此进行评论的文章。3月8日，《北京晚报》发表“违章车停车场为什么高收费”，转载了该文并进行了评论。一时间，交警对违章车收取高额拖车费和停车费成了网上网下、媒体和市民纷纷议论的话题。在议论纷纷中，有关部分对有关现象作出了处理决策：3月19日，北京市物价局传出消息：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停车收费管理，从3月20日起，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机动车停车场停放交通肇事、违章车辆，经有关执法部门指定的停车场停放按照法律法规查扣的非法运营车辆，一律按现行正常车辆停放收费标准计时收费。[14]我们从这则网民通过“人民热线”反映的问题经网上网下、媒体和市民的讨论、最后由有关部门予以解决的例子，可以看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在舆论监督中的相互强化作用。又如，东方网上的“东方直通车”板块下，不仅有“百姓声音”、“紧急求助”栏目，而且还有“投诉回复”、“媒体互动”栏目。“百姓声音”下情上达，市民通过它反映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媒体互动”则既有媒体对网民提出的问题的调查信息等情况沟通，又将传统媒体报道的一些问题搬上网，还包括这样的内容：提出传媒及其从业人员观察到的问题，邀请市民发表意见，出谋划策。例如，2004年4月13日，“东方直通车”下的“媒体互动”栏目上刊有题为“申城面临交通发展7大难题盼市民出谋划策”的文章。传媒网站的这些实践，可以说明网上网下、媒体和市民、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多重互动，正成为舆论监督的一种新形式。

网络新媒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共同参与政治民主正成为信息化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双方在共同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方面产生互动。如何使两者以有利于各自扬长避短的方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互动，发挥其推动政治民主、正确有效地引导舆论的作用，构成充满现实意义的研究新课题。

参考文献：

1.赖浩锋《网络媒体推动新闻报道“变脸”》，载《中华新闻报》2004年4月7日。

2.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见鲍宗豪主编《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5－213页。

3.闵大洪《党与党报网站（1）》，获自“中国江苏”网，2003年2月23日。（该网站网址：[]）。

4.王舒怀、张意轩《上通下达、三防互动——新闻网站热线服务类板块研究初探》，载《新闻记者》2004年第三期，第44－47页。

5.【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译本，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中译本，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7.【美】塞·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传统管理范文篇10

丹尼尔·贝尔的断言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当影像符号的书写、表达、接受和理解日益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与生存方式的时候，国内“大多数视听从业者，仍然不懂视听语言的基本规律和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属于传统艺术语言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文学的思维方式”。②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甚至需要从景别、轴线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训练自己的创作队伍。③在电影界，类似批评也不绝于耳：“我们目前有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④“如何解决好叙事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不可回避的课题”。⑤近年火爆上演的《夜宴》、《无极》、《英雄》等大片虽然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在运作机制上与好莱坞逐渐接轨，但在原创性、叙事力、影像造型等方面却多受诟病。《无极》被指责“故事单调，内容太空”⑥；《夜宴》则“显出中国导演对电影语言审美感悟及表现力的贫乏”。⑦有人甚至认为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具有叙事上的基因性缺陷”。⑧那么，我们的影像文化是否真的存在某些基因性问题呢？在视觉素养日渐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尝试从一些基础性问题上展开对我们视觉文化传统的思考和审视。

由于视觉艺术的相通性，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也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承传性，并积淀到我们的视觉语言中。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视觉艺术形式，它与影像艺术都是在二维空间创造三维形象，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影像精神具体体现的机械复制技术，正如本雅明所言——“与绘画作一下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⑨我们尝试在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中挖掘一些本源性的元素，试图从中寻找影响国人影像素养的一些原因。

二、对东西方传统视觉观念的反思

通过光电转化或光影转化，影像符号被看做真实物象的摹写，是物质世界的复原和现实的渐进线。从再现特征来看，影像更接近西方视觉艺术的写实传统。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开始，西方的雕塑、古典绘画在透视、明暗、色彩等方面始终追求对真实的摹写。从13世纪到巴罗克时期，写实绘画追求形似。安·马尔罗认为，“巴罗克艺术拼命追求的，不是改变画面本身，而是一种连环画。一门艺术如此迷恋于剧场性效果并求助于表情动作和情绪，它最后以电影为归宿是毫不足怪的”。⑩到文艺复兴初期西方美术家写实之风渐盛，达·芬奇甚至“拜镜子为师”，并在其《画论》中声称：“最可夸奖的绘画是最能形似的绘画。”到十七八世纪，荷、意画家设计“暗箱”作为绘画辅助工具，到19世纪后半期，写实绘画更是发展壮大形成体系。因此有学者言：“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期以来趋于写实而接近摄影术，实在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历史潮流。”(11)西方古典绘画所积淀的深厚的写实精神和精湛的写实技巧为旨在“再现物质世界”的影像艺术做了精神和物质上的铺垫。

在中国，《墨经》上虽然有光学八条，汉武帝时有灯影戏的传说，〔宋〕沈括《梦溪笔谈》、〔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中进一步解析过光学折射现象，但是上述观念像中国其他萌芽状态的科技思想一样，最终没能促成现代影像技术的诞生。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绘画中所折射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方式，与直接催生了“完美复制现实”影像技术的欧洲视觉艺术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在一些基本特点上，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影像认知上的差异，与传统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差异存在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

在中国文化史中，“言”—“象”—“意”三者之关系和地位似乎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对“象”作出了初步规定，“象”为“道”所包含。《易传·系辞传》上有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不仅突出了“象”这个范畴，而且将之置于语言之上，强调了形象在概念表述上对语言的优越性。但是，在之后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中，言与象的工具地位却发生颠倒。刘师培指出，“秦汉以降，士有学而工无学，卿大夫高谈性命，视工艺为无足轻重”，(12)在以训练科场技巧为目的的公私教育机构中，绘画一科根本没有插足之隙，官僚士绅阶层绘画趣味和绘画技巧的训练，往往被视为超乎世俗功利的自我精神满足。在儒家实用理性思想的擢拔下，语言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地位逐步提高，文字成为求取功名的唯一工具，以至“立象”的活动“在文字占据主流优势之后（约在汉魏以后），颇受批评，逐渐被挤压成了旁支，成为较次要的表意方式，甚至还被贬抑”。(13)而绘画艺术只有在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琴棋书画中才能找到其存在空间。

从画论上看，南朝画家谢赫的“六法论”中“气韵生动”居六法首位，而“应物象形”处于较次要位置。到了北宋苏轼已是“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了。(14)克莉丝特娃(JuliaKristeva)认为西方文化在13世纪到15世纪之间发生了从象征到符号的转化过程，她认为这是人们抵制抽象的概念，而以可视化的形象符号代替的演变过程。(15)而就在这个时候，东方中国的绘画却正在由写实的“象物之作”向写意的“空摹之格”转变。宋以后中国绘画的三大传统形式：文人画、工匠画、宫廷画当中，“文人写意画广泛流行并最终蔚为画学‘正宗’”。(16)在传统绘画中对写意的独尊掩盖并导致了写实造型能力的弱势，在色彩、明暗、透视等方面技法单一、观念保守已成为后期主流绘画的一个不争事实。

绘画艺术与影像艺术并不是一回事，从总体上来看，电影和电视是一种视听传播媒介，影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听语言系统。光、声、时空、运动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几大基本元素。但是，“始终贴切的活语言仍然把电影叫做‘活动图画’，或者简称为‘图画’”。(17)影像元素与绘画元素仍然具有某种精神一致性。从一些基本元素的具体解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艺术对影像文化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1)空间意识

西方人惯于在平面上创造三维空间。西方许多绘画原理如透视法、人体解剖学、明暗投影法等，与电影、电视一样都是艺术与科学交叉的产物。创造纵深空间，还世界以立体的原貌，一直是摄影（像）师们的共同追求。相比之下，中国画不注重从固定角度刻画空间幻景，而是追求“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境界。(18)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中，中国画家利用与焦点透视相异的散点透视的方式达到创作的自由，使得在有限空间营造万里之势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然而，从在平面上塑造虚幻的三维空间的角度来说，散点透视比较焦点透视要弱。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透视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如镜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则其真愈幻”。(19)这种由真入幻的路径，正是电影这种造梦机器的基本特征。

西方电影心理学者认为，“中国和波斯的画家们不知道或瞧不起深度、纵深、布光和表现。欧洲已在绘画的功能观念上与其他地方殊异。而在巴罗克时期结束之后，西方艺术和所有其他艺术（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之间便存在这个根本性的分离：前者致力于探求一个立体的世界”。(20)当西方绘画与摄影这两种视觉艺术形式进入中国的时候，东西方视觉观念的冲突就变得格外鲜明。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

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铢。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料与笔，与中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

这种“令人几欲走进”的高度写实的再造立体空间效果，的确让中国的画师大感殊异。东西方两种艺术观念的碰撞，反映出长期艺术心理积淀下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两种成像方式的差异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批评透视画法，“似此如何成画”）。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不仅是两种不同的造景手段，同时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空间观。但是纵深构图所带来的空间感与影像世界更接近，同时景深镜头使单个镜头的信息量更大，含义也更丰富。相形之下，国内不少影视作品在镜头的空间意识和构图表现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单一、平面化等不足，不能不说与中国绘画几千年来追求平面效果所形成的单一的空间意识与技能有着渊源关系。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指出，“中国和欧洲绘画在空间观点上有这样大的不同，值得我们的注意”。(21)在此我们和宗白华先生一样无意对这两种伟大艺术传统的空间意识比长较短。但不可否认，欧洲绘画艺术的空间意识与影像艺术的空间观念之间能够轻易地转化，而对于散点空间艺术观的中国艺术家来说，这种转化相对要困难得多，这种能力直接影响了影像画面的构图和镜头内的场面调度能力。

(2)光影造型

在摄影造型规律和表现方法中，光影成为最重要的成像因素。我们从西方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欣赏到创作者对光影这一艺术语言运用的娴熟与精彩，而这种娴熟与西方绘画之间也具有相当明显的传承关系（美国导演西席·地密尔就坦言曾师法伦勃朗绘画的用光方式，创造了其影视风格(22)）。

西方绘画一直强调光影、明暗的重要性。黑格尔说：“如果要问绘画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种物理的因素，回答就是光。”(23)光不仅仅是一种照明的技术指标，更是一种艺术手段和体现艺术风格的视觉语言成分。光线丰富的艺术表现潜力，成为影像思维的一个重要元素。通过对不同性质、强度和方向的光线的光效处理，体现出作者的创作风格（荷兰画家伦勃朗因此被称作“光的诗人”。法国雕刻家罗丹的韵律也被称为“光的韵律”）。

传统西画中至关重要的光影变化不是中国传统绘画青睐的对象。“中国画是线的韵律，光不要了，影也不要了”。(24)笔墨成为中国画之灵魂。古人云：“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25)“笔墨之妙”造就了传统国画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中国传统绘画这种追求笔墨韵味，平面、无光影变化的审美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当摄影术刚刚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早期摄影师很不适应，在摄影用光上，一般中国照相师只用平光照明，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另外，中国早期摄影师在日光拍摄中，为了避免过高的反差，多应用散射光，拍出的照片，类似国画的效果。1906年摄影家施德之提出：“顾士人论像，贵白而不贵黑。不知白为光，黑为阴。非阴不起白，非黑不浮。骨骼高耸，精神外露，必藉黑以施其巧，倘白太多，则像与纸平，焉能浮凸。”(26)这种见解，指出了国人光感的缺乏和光影造型能力的缺失，以及中国绘画论和摄影造型规律的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电影是光影的艺术，如何在胶片上创造出中国意境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尚是一个需要学习、研究的问题。

(3)色彩表现

色彩作为一种重要造型因素，在影视艺术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典主义的写实到印象主义的表现，西方人以科学的精神将色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可以说西方对于色彩的认识与运用在绘画领域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油色的描绘不惟幻出立体，且有明晴闪耀烘托无限情韵，可称为‘色彩的诗’”。(27)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不仅仅是如布列松所言的使影像有力、令实在更真的手段。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上升到哲理思考的层面，色彩不仅是现实层面，更是精神层面的象征。

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所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试验都证明，我们更多感受的是色彩的价值，而不是色彩本身。”(28)“色彩的价值”即是色彩的表现性。但是在深受老庄哲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绘画观念里，五色令人目盲，更习惯从黑白浓淡中寻找心与物的体验。“中国绘画的主流是文人水墨画，理论上对绘画色彩的研究也基本以‘黑色’为主”(29)。如果说南朝时宗炳《画山水序》中尚注意色彩作为一种造型语言的作用和它与自然物象的关系，认为“画家布色，构兹云岭”，“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到了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则变为弃色求墨，支持运墨重于用色的水墨一体，称赞“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翠”。这种墨可胜色的实践与理论，最终演化为中国绘画“意足不求颜色似”的审美追求与批评标准。即便是青绿山水与工笔花鸟，仍然是在有限简约的色彩中表现大千万象。所以有批评者认为，“魏晋以降关于色彩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个淡化色彩意义的过程”。(30)

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越来越摆脱简单的外部描摹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康定斯基认为，“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地影响着精神。”(31)由于色彩所具有的情感含义和表意功能，使它成为某种抽象思想和理念的升华。欧美许多著名导演的色彩运用能力往往从绘画中师法。电影艺术家列·柯斯玛托夫就谈到，“在研究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的绘画作品时，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对彩色的物理性质的规律、对明暗与彩色现象的规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彩色协调和彩色对比的美感性能的掌握，学习他们运用彩色的感染作用的本领。”(32)与西方绘画色彩相比较，中国传统绘画在色彩形式上的单一，在观念上对色彩的摒弃也多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国内传统电影工作者对影像色彩的感觉力与表现力。翻开中国绘画史，色彩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对色彩的系统研究几为空白，这不仅是绘画艺术的缺失，也多少成为日后影视艺术发展的隐患。

(4)影像叙事

绘画的叙事性包含了写实技巧与时空安排等方面的元素，这与影像叙事性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虽然罗兰·巴特认为所有的图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叙述，但是这种“叙述”，在中国主要是情与意，西方则主要是讲故事。西方绘画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亚里士多德在《论诗》中就提出“情节是悲剧的第一原则”，“绘画也是这样”。(33)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绘画，多讲述圣经故事，中世纪晚期的乔托更被称为“伟大的讲故事者”(storyteller)，因为他是用图画在讲故事。在中国画史上，也曾产生过具有较强叙事性的优秀画作，《山海经》古图及同时代出土文物上的图画，开启了我国古代以图叙事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家无论在人物的刻画还是场景的安排上都表现出高超的叙事能力，然而这道关注世俗人生的现实主义光芒在中国绘画的天空一闪即逝。南北朝王微在《叙画》中指出，绘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埠，划侵流”，对绘画叙事性予以了否定。在宋以后的传统中国画中，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画家普遍将绘画作为逃避现实抒情写意的工具，主要绘画对象由人物变为山水。综观中国传统绘画史，叙事性确实不是中国画家重视的对象，对此，宋人郑樵在其《通志略·图谱略》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图谱略·索象》专论“图”、“书”携手的重要性，并对当时“离图即书、尚辞务说”的“后之学者”及“见书不见图”的阅读现状进行了批评：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

古之学者早已形成“左图右书”的阅读传统，为何到了宋代即有“见书不见图”之弊呢？究其原因，如果追本溯源，可上至东汉，“刘氏之学，意在章句”。刘向、刘歆编《七略》创立体例时收书不收图。“父子纷争于章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图谱传世的可能性，远不及文字书籍。

19世纪末，《申报》的创办者英国人美查(ErnestMajor)面对当时的中国出版现状，惊讶于中国报纸盛行而画报独缺，美查深入研究，希望找到中国人过于迷信文字魅力的根源，并对此现象作了如下解读：中国人相对重视文字而忽略图像，此前中国人之使用图像，只是补充说明，而并非独立叙事。“要之，西画以能肖为上，中画以能工为贵。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既不皆真，则记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讲求笔墨情趣，排斥“能肖”，不求逼真，“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则有不得已于画”，而非以图像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所以“中国人‘以图叙事’的传统始终没有真正确立。即便让人赞叹不已的绣像小说戏曲，其中的图像仍然是文字的附庸，而不曾独立承担书写历史或讲述故事的责任”。(34)

影像艺术与绘画都是视觉艺术的一个部分，影像生产受到绘画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电影美学家B.日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书籍插图跟戏剧一起看做电影形象的先驱，书籍插图的蓬勃兴起正是银幕艺术诞生前夜的特点。插图书籍既面向读者又面向观众，它已处于通向综合形象的门槛。对插图版画发展途径的各种研究著作中都强调指出，在所有造型艺术中，版画不仅涉及空间，而且涉及时间，因而直接逼近了电影艺术。”(35)影像与绘画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在时间上有时序性，文化特征上更具有承传性，基本元素更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从以上基本构成元素与基本特点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像生产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似乎更具有与生俱来的一致性。（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上，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的《稻草人》、《飞翔》、《电话》等几部影片，基本功非常好，这种基本功来自这个国家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更多地来自‘传统’、‘古典’”(36)）。

三、影像素养——从何处入手？

从上述中西绘画艺术基本特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观念与影像本体特征的先天错位，再加上经济和技术因素导致的后天的雪上加霜，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乃至影像文化的发展，普通民众的影像思维能力未能得到有效开发，以致在2001年首届民间独立影像展上，当拿起摄像机的影视爱好者的作品首次向社会全面展示时，“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对镜头语言的麻木和无知”，“影像叙事技巧粗糙和稚嫩”，“没有想象力”。(37)笔者在十余年的电视实践中，在自身转型和对从业人员进行影像思维训练的过程中，更是深感传统视觉观念的顽固和思维方式转换的不易，这也成为诱发本文思考和写作的一个直接缘由。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范式的转换呢？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范式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文字思维向影像思维的转换。

影像思维，即人们对视觉形象的观察力、感受力、发现力和表现力，对影像符号的想象、联想、综合、重构、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以及蒙太奇、节奏等美学创造。其基本要素包括我们前面提及的空间意识、光影造型、色彩表现，以及影像叙事能力。影像思维是视觉素养的核心。教育家J.戴伯斯(Debes)把视觉素养从低向高分为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视觉感知能力、视觉理解能力和视觉表达能力。(38)作为视觉素养(visualliteracy)的一部分，影像素养(imageliteracy)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影像语言符号的理解和运用，二是对影像符号的高水平、有效使用能力及影像思维的能力。目前影像素养日渐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在中学广泛开设了“荧屏教育”(ScreenEducation)课程，美国也掀起了“视觉素养运动”(VisualLiteracyMovement)，对影像媒介的认识、了解、熟练乃至批判意识的培养则是视觉素养的基本内容。在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传播形态中，当形象符号的接受理解、书写和表达正日益成为个人必要的生存手段与生活方式的时候，国人影像思维能力的挖掘、训练与提高就显得日益迫切。

在视觉素养尤其是影像素养教育逐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照单全收肯定是不可取的。要使我们的影像素养教育卓有成效，首要工作是找准问题，认真对民族影像优缺点做一些全面的清理，尤其是一些基因性的问题，更要有清醒的认知，进而才可望对症下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影像教育体系，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地基。但是，仅仅停留在对中西绘画优秀成分的消化和吸收仍然是不够的。影像思维不同于文学、戏剧、音乐之处，就在于其视觉的真实性、图像的运动性、视觉形象的丰富性，在于通过或简或繁的图像，或虚或实的形象，或紧或慢的节奏，或明或暗的光影色彩表现不同的思想与意绪，而这一切能力均需要在影像生产活动中去锻炼、培养、积累、提高。导演谢飞说，“有很多电影大师总结经验，最好学习拍电影、电视的方法，一是看电影、电视，二是拍电影、电视，一是看别人好坏，二是自己体验”。(39)因此在影像思维的训练中，以影像生产工具为依托的实践活动至为关键。阿恩海姆认为，“媒介本身实际上也是灵感的一种丰富源泉，它经常提供许多形式因素，这种形式因素到头来都会成为表现经验的极有用的东西。”(40)媒介不仅是信息，没有媒介，就没有思维。正如毛笔、水墨影响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特征，决定了传统中国绘画对线条的敏感，对气韵、骨法、用笔的讲究，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传统艺术家澄怀味像的意象思维一样。利用某种媒介的长期训练，人的特定能力就可以激发、催生出来，就像印染工人能分辨出三四十种黑色色度，而一般人只能分辨出二三种色度一样，实践的专业性和经常化会培养出不同的感知能力。苏珊·朗格曾言：“每一种艺术都能引出或招致一种特殊的经验领域。”(41)道进乎技，庖丁解数千牛然后才达到游刃有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随着DV、非线性编辑的普及，随着影像生产的大众化，通过有意识的实践锻炼、积累和提高，将有助于把影像思维训练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反应，积淀为一种以感知为基础的直觉思维，即黑格尔所称的“实践性的感觉力”。(42)

当然，一部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肯定不会停留于技法的基础层面。本文无意否定中国影视艺术的辉煌成就，更不会也不可能抹杀中国传统绘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贡献，而是试图找寻国内影视人才培养中所需要跨越的一些思维障碍。我们认为，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在影像的时空里，在跨越了基本的技法层面后，中国画旷邈幽深的意境，虚实相生的空灵，悠然生动的气韵，完全可以在影像生产中得到更多的展现和更好的张扬。而如何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精华与机械复制的电影艺术有机融合，在世界影视艺术中创造出真正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正是我们这一代影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绘画看影像的真正含义在于从一个更接近本源的角度来寻求国人影像素养提高的可能性与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影视艺术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更具有与生俱来的同源性，影视专业课程的设置应注重视觉艺术本身的规律，强化绘画基本元素的学习和了解，尤其加强在中西绘画相比较的基础上对西方绘画知识的消化吸收，从技法及观念上来深入领悟，并在影像生产实践中来锻炼和提高，这无疑会对当今乃至未来的中国影视人才培育和影视艺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4.

②宋杰.影像与声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4.

③于爱群.万法归于心——全国十佳制片人陈虻管理之管窥.见：电视研究，1997,(4).

④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载：电影艺术，1979,(3)

⑤贾樟柯.在音乐和电影的交叉之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4,(2).

⑥看过首映我们忍不住对《无极》指指点点.载：东方早报，2005-12-16.

⑦赵学勇.中国大片的集体走火.载：深圳商报，2007-1-16.

⑧朱大可.一个话语馒头引发的文化奇案.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3-3.

⑨［德］华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52.

⑩［法］安·马尔罗.电影心理学概说.邵牧君译.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4-105.

(11)吴甲丰.论西方写实绘画.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4.

(12)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见：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3)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

(14)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

(15)刘纪蕙.受难剧的激情：大众传播，电影工业与文化批判.载：台湾《中外文学》，22卷3期.

(16)李伟铭.引进西方写实绘画的初衷——以国粹学派为中心.载：二十一世纪，2000,(59).

(17)［美］欧·帕诺夫斯基.电影的风格与表现手段.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41.

(18)见：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

(19)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19.

(20)［法］安·马尔罗.电影心理学概说.邵牧君译.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3

(21)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8.

(22)颜纯钧.电影的解读.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201.

(2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79.234.

(24)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2.

(25)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用笔得失.

(26)施德之：《耀华照相说》，见《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27)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07.

(28)［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48.

(29)周青.功能与图式——古代色彩研究的一个视角.载：美术，1989,(11).

(30)周青.功能与图式——古代色彩研究的一个视角.载：美术，1989,(11).

(31)［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5.

(32)［苏］列·柯斯玛托夫.电影肖像的艺术.载：罗晓风选编.电影摄影创作问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6-107.

(33)［希］亚里士多德：《论诗》1450a，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4)［英］美查(ErnestMajor).点石斋画报缘起.（略）.转引自：陈平原.以图像为中心——关于点石斋画报.见：二十一世纪.2001,(6).

(35)［苏］B.日丹.影片的美学.于培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88.

(36)黄燎原.学生们的电影.

(37)反对歧视DV——面对民间影像的尴尬与宽容.载：南方周末，2001-9-27.

(38)Horton,J.(1983).Visualliteracyandvisualthinking.Contributionstothestudyofvisualliteracy(pp.92-106).InternationalVisualLiteracvAssociation

(39)《著名导演谢飞做客搜狐娱乐嘉宾聊天室访谈实录》

(40)［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