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贫困居民范文10篇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1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4）联合社会力量，建立生产自救基地，鼓励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2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06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3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4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

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5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城市化、对策研究

一、造成城镇人口贫困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国家人口基数过大，以及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问题，大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收入分布的情况来看，大致呈橄榄形，即收入很高和收入很低的人群在城市人口中都是少数，大多数人的收入介入二者之间，属于中等水平。社会上中等收入的群体所占比重越大，社会的稳定程度越高。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逐渐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所取代，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特别是近些年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报酬，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开，加之一些垄断行业不合理分配造成的高收入和一些人或多或少的“灰色收入”，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高收入人群。

与此同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城市中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却没有改善或改善很少，从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一些城市由于主导产业为煤炭、森工、有色金属等弱势产业，加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又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形成了低收入人口相对集中的贫困区。这部分人不仅是收入很低，而且生活的安全感比过去大为降低，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其中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的人对前途缺乏信心。进入九十年代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2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户的3.1倍，1998年扩大到3.3倍；1997年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户的4.2倍，1998年扩大到4.4倍。贫富差距的另一个侧面是地区差别，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容易导致地区歧视的产生，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相对贫困”感的增强，对社会心理造成很大冲击，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极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同时，由于中国城镇人口与单位制的结合相当紧密，个人完全依附在单位之中，因而使单位（企业）经营状况对退休人员的收入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开始推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险方案，近年来，政府更是将“社会化管理”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来抓，但是由于一些企业确实处于很糟糕的经营状况，无力支付，同时近年来下岗人数激增，所以养老保险的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应当指出，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大多属于相对贫困状态，真正处于赤贫状态的人为数较少。

二、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估计

中国的城市贫困群体规模究竟有多大？在中国政府和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万；一种认为，有1500万。但这些数字都是单靠估算得来的。目前最科学也最有权威意义的数据是2001年由亚洲发展银行组织国内外的专家共同进行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课题研究并披露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1480万人。据有关人士透露，上述意见已经被政府有关部门所接受，并成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据之一。

面对城市贫困的问题，我国实行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从1993年上海率先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9年在全国各城市陆续普遍实行以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1》统计，到2000年年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增加到402.6万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27.2亿元。到2001年9月，从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捐助工作会议上再次传出消息：这两年，政府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全力解决“应保未保”问题，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人口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到2001年年底，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已达1100万。

三、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1、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费和退休金的足额发放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行在缓解城市贫困问题上效果显著，切实解决了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截至2002年4月，全国符合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1938万城镇居民中，共有1393万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2、“就业保障”是积极的就业脱贫手段

（1）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免费职业培训，提高其素质和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其实现就业

建议政府把职业培训作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措施，加大对职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免费对贫困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对市场需求信息进行搜集、分析和传递，指导培训机构有的放矢开展对贫困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从根本上提高职业培训的实际效果。尤其要加强对贫困劳动者中有创业意识者的“创业培训”，他们的创业可为其他贫困人口创造再就业机会。要帮助贫困劳动者进一步树立创业意识和竞争意识，掌握创业所必备的工商、税务、金融、劳动和企业经营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解国家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开办企业的优惠政策，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决策能力。

（2）做好对贫困劳动力的免费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使就业机会变成现实

在保持稳定的招聘信息来源的基础上，逐步将职业介绍信息网络连接到街道和居委会，为贫困人口提供更为便捷、免费的职业介绍服务。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没有承担“交通费”的能力了。要建立一支责任心和业务能力强的职业指导员队伍，加强对贫困劳动力的职业指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提高适应市场就业的能力，尽快实现就业。大力推行“就业服务承诺制”，对经过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合格、身体适合、不挑不拣的贫困人员，保证其迅速上岗。

社区服务业比较适合贫困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再就业。它具有就业空间大、投资少、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低、女性占有优势和居民愿意本地人提供服务的特点。目前，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就业准入问题。允许贫困人口以非正规劳动组织的方式就业，减少就业准入的成本；二是解决居民的信任问题。通过社区组织贫困劳动力从事社区服务业，提高居民对从业人员的信任程度。

（4）帮助贫困人口自谋职业和创业，为其创业的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小额贷款

政府要简化工商注册手续，并帮助贫困人口中的创业者进行工商注册。要通过建立社区再就业中心、自立市场、再就业基地、社区生产自救劳动组织、街道家政服务部等形式，帮助贫困劳动力解决创业场地和组织问题。建立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提供小额贷款。实践证明，在城镇实施小额信贷，有利于贫困户脱贫。要利用政府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中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进行政策性融资。要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公司和协会，形成相对完善的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其信用担保功能。

（5）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在整体缺少就业岗位，以及其它政策措施对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措施。由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安置贫困人口的办法，其成本大大小于给予贫困人口一年的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操作性很强。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城市进行了探索。比如上海市就通过购买公益就业岗位的办法，解决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再如，沈阳市为解决贫困人口的再就业问题，免费为全市2500名特困人员安装了公用电话亭，为其解决了再就业问题。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岗职工的人数不断增加，贫困问题成为中国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居民由于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不平衡心理产生，再加上整个社会对于贫困的歧视性看法，久而久之就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稳定是一切得以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只要每个人都将贫困作为整个社会应付的责任，而不是由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群自身的原因，那么贫困问题的解决就会进入到一个良好的阶段，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贫困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参考文献

[1]王朝明.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李彦昌．城镇贫困与社会救助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6

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1理论假设。著名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和缪尔达尔认为：一国的人均收入必须迈过一定的门槛才能逐步发展起来，否则会陷入“贫困陷阱”中，进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在“贫困陷阱”中主要制约力量来自资本积累，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对于资本积累起着重要的作用，城镇化将城乡二元结构的闲置资源进行整合，提高资本积累率，从而使得经济摆脱“贫困陷阱”而迈向更高水平的均衡状态。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2-13]，本文认为城镇化推进贫困减缓主要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公共财政支出三个方面，因此提出以下三个假设：假设1：城镇化发展导致资源集聚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带动经济增长从而提高人均收入以及对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获得性。假设2：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迁徙一方面让农村贫困人口直接接触到了城镇的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流入刺激了服务业的发展，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减贫。假设3：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加大财政公共支出力度，优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从而有益于贫困减缓。1.2模型设定。为了检验城镇化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基本计量模型：Povit=α0+α1Urbit+α2Macroit+vi+γt+μit（1）公式（1）中，Povit表示贫困程度，Urbit表示城镇化率，Macroit表示宏观控制变量，包括财政干预、人均GDP和产业结构三个指标,v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t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更加准确地估计城镇化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在公式（1）的基础上加入空间变量和滞后期获得动态空间面板模型。Povit=ρåwijPovit+LnxTitβ+δåwijxTjt+λåwijμij+vi+γt+ϵit（2）公式（2）中，ρåwijPovit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ρ为滞后项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LnxTit为解释变量，δåwijxTjt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δ表示其空间滞后项系数，åwijμij为扰动项空间滞后，λ为扰动项滞后系数，v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ϵit~(0，σ2)，通过对模型的相关系数进行控制可以得到不同类型的空间面板模型。当λ=0且δ=0时，可以得到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度量被解释变量存在的直接空间效应；当ρ=0且δ=0时，可以得到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误差模型主要度量被解释变量除直接因素外的误差项产生的空间效应；当只有λ=0时，可以得到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于如何选择SAR、SEM、SDM三种空间面板模型，可以通过LM检验、Wald检验和LR检验来确定最合适的空间面板模型，为了便于比较和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将三种模型同时进行了回归分析。权重矩阵是空间计量分析中表达空间交互结构的纽带，也是最为核心的步骤之一，本文采用的是空间嵌套权重矩阵，由邻接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相乘得到。采用嵌套矩阵一方面能够较好地反映相邻省域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另一方面能体现不同省域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嵌套权重矩阵wij以表1所示的方式得出，同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所涉及的变量主要分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三部分，具体情况为：（1）被解释变量。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通常有贫困发生率、SEN指数、GT指数等，这些指标都是以收入作为衡量的标准，在识别贫困程度上显得过于片面，而贫困实际上是一个多维度的指标，故借鉴傅鹏等[14]的做法，通过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三个维度来综合表述贫困状况。对于收入贫困，由于缺乏2010年前的贫困发生率数据，故采用单德朋等[10]的方法，选取恩格尔系数来衡量贫困状况，在模型中各省份的恩格尔系数可分辨该地区发展的贫困程度，数值越大表明贫困程度越深，即为正向指标，部分年份统计年鉴中没有给出恩格尔系数，本文利用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进行了计算，得出相应的数值；对于教育贫困，选取各省份15岁以上文盲人口所占比重来衡量，也为正向指标；对于医疗贫困，选取各省份每千人口卫生室人员数来表示，为负向指标，即数值越高贫困程度越低。（2）核心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即城镇化率来衡量，人口城镇化率能够有效反映劳动力要素的聚集，从而对贫困人口的城乡流动带来的收入、教育、医疗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人口流动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城镇化水平。（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对减贫有明显影响的其他因素，如：财政干预（Fin）、实际人均GDP（PGDP）和产业结构（Ind）。其中财政干预用各省份的政府财政公共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表示，实际人均GDP以1978年为基期，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得出，由于产业结构的层次主要由第三产业来推动，故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

2数据描述与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为保证时间的长度，尽量避免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变迁对减贫的扰动影响，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选取了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被解释变量、核心变量、控制变量进行了归纳整理（见表2），表2展示了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2.2多维贫困的空间相关性分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带动资本和人口的广泛流动，贫困的空间分布可能会存在着越来越强的空间相关性。为了验证各省份之间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的空间特征，本文使用空间自相关Moran’sI指数来进行检验，其计算公式为：MoranI=Måijwij×åijwij(x)i--x(x)j-xˉåi(xi-xˉ)2（3）其中，M为区域的数量，xi和-x分别表示某区域的样本观测值和总体样本观测均值，i=1，2，…，M。wij为i与j区域的空间权重赋值，如果两地在地理空间上相邻则赋值为1，否则为0，Moran’sI指数的取值范围介于-1至1之间，数值越大意味着该指标的空间相关性越强，若取值为0则意味着不存在相关性。利用空间嵌套矩阵对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分别进行了Moran’sI指数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结果显示，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的Moran’sI指数绝大部分为正值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各省份的三大贫困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收入贫困的莫兰指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渐变大后逐渐变小，呈现出倒“U”型的发展趋势，这表明我国收入贫困状况在2005—2010年间呈现出愈发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之后空间集聚效应有所减缓。而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的莫兰指数值逐年减少，表明其贫困集聚状况有减弱的长期趋势。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扶贫措施，打破地域界限，加快了人口和资本跨区域流动，从而让贫困集聚效应有所减弱。2.3空间模型的实证结果。本文以全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并且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其结果也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采用空间嵌套权重矩阵，运用Stata14.0软件进行空间面板估计，依次探究城镇化等指标对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的减贫效应；同时列出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结果，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直观地进行对比，也能检验估计结果的平稳性，且每一种模型都根据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进行控制，通过比较拟合优度R2选择空间固定效应为最佳模型，最终得到了以下实证结果：（1）收入贫困分析。收入贫困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为了便于进行对比，本文将普通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也放入表中，在表4各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观察到，SAR模型和SDM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且其空间相关系数ρ显著大于零，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贫困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呈现出区域性的贫困聚集。根据拟合优度最高的SDM模型的估计结果，城镇化水平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收入贫困产生负向影响，其系数值为-0.1648，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收入贫困降低0.1648%。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发现产业结构和人均GDP指标显著地有利于收入减贫，政府的财政干预显著但反向作用于贫困减缓，其原因可能在于地方政府比较注重GDP的考核，故投放的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建等项目支出，而对于改善民生的项目投资较少，导致居民的收入贫困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水平上显著（下同）。（2）教育贫困分析。教育贫困的实证结果见下页表5，在此同样把普通面板回归模型放置其中进行对比。观察结果发现城镇化发展对于教育减贫并没有显著的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城镇化对教育贫困存在着倒“U”型的影响，随着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超过了门槛值使得其对教育贫困的影响变得非常有限，甚至抑制了教育贫困的减少。观察拟合优度最高的空间杜宾模型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大于零，故教育贫困也存在着空间集聚作用，各变量中除城镇化对教育减贫有消极效果外，产业结构也对教育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解释了服务业发展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流动使得农村教育资源的流失更加严重，而财政干预和人均GDP指标显著地有利于教育减贫，说明财政支出中逐年增长的教育支出改善了居民的教育水平，相对来说教育具有更多的公共品属性，故服务于大众的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教育减贫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3）医疗贫困分析。医疗贫困的实证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不管使用哪种模型进行回归，城镇化对于医疗减贫的效果都是显著的正相关，即促进了人们在医疗资源上的可得性，根据拟合优度R2的数值大小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可以发现，时间固定SDM模型效果更好，拟合度达到了0.8503，根据该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空间相关系数ρ显著为正，表明医疗贫困同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一样具有空间集聚的特点。对医疗减贫的影响要素中，城镇化水平、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医疗减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医疗贫困减少0.966%，说明人口的城乡流动有利于医疗服务覆盖面的扩大，经济增长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对医疗减贫产生了积极影响，而财政支出不利于医疗减贫，其原因可能与收入贫困类似，政府的财政支出向GDP绩效的项目倾斜而忽视了医疗公共服务的投资。2.4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SDM）效应分解所得到的城镇化减贫的效果如表7所示，其中直接效应是指本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对本地区减贫的影响，而间接效应是指本地区的城镇化对于周边地区减贫的空间溢出作用。由表7可知，城镇化发展对于本地区的收入贫困和医疗贫困均有着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对教育贫困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与上文分析结果相似。对于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对周边地区的收入贫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虽然对于医疗贫困的溢出效应不显著但是为正，方向仍然保持一致。总的来说，各省份之间的减贫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关联效应，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收入和医疗减贫，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实现跨区域的联动减贫。2.5分区域进行检验。为进一步考查上述解释变量的多维减贫效应在不同区域有何差异，即检验其空间区域性特征，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于全国省份进行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划分，并分别对各地区的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对于收入贫困而言，城镇化指标只对西部地区都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于东部和中部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待发展地区的城镇化更有助于收入减贫，财政支出的减贫效果不太理想，与全国样本的分析保持一致。人均GDP则有着区域分化的态势，仅在东部和中部有着较强的减贫效果。而第三产业的减贫效果则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有着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系数值更高，说明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服务业的发展越能带动贫困减少。对于教育贫困，与全国样本类似，城镇化发展不利于教育减贫，在东部地区甚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在越是城镇化发展面临饱和的发达地区，城镇化对于教育减贫越失去了助推效果。财政干预对教育减贫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人均GDP的减贫效果最好，在东部地区系数值最高，中部其次，说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越能带动教育减贫。至于医疗贫困，城镇化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有着1%水平上显著的减贫作用，在东部地区系数值达到了最高的1.4671，表明经济越发达，其医疗减贫效果越好。经济增长的医疗减贫效应则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生积极作用，而服务业发展只在中部地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干预对于医疗贫困没有减缓作用，这与收入减贫有着相似的表现。

3结论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7

一、城乡贫困人口的卫生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障覆盖

1.卫生服务利用之比较

2003年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显示[3]了城市不同收入居民的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情况。按照收入五等分法划分，从最低收入的1/5家庭到最高收入的1/5家庭(从左到右)，两周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但是差别并不明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数据的来源是“居民自我报告”，如果考虑到收入不同的被调查者对患病的主观判断因素在内，结果可能略有不同)；然而，从因病卧床率的数据来看，收入最低的1/5家庭却远高于其他收入的家庭；同时低收入人口的未住院率和未就诊比例均远远高于其他人口(见表1)。

表12003年城市不同收入居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12345

两周患病率(‰)13.3813.5614.2914.3115.48

因病卧床率(％)3.693.323.123.393.33

未就诊率(％)60.257.754.251.245.2

未住院率(％)41.5832.3022.7328.2317.18

同一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农村同样表现出两周患病率随收入上升而微弱上升的趋势，而因病卧床率同样是收入最低的人口远高于其他人口，未就诊率和未住院率也同样表现出随收入上升明显下降的趋势(见表2)。

表22003年农村不同收入居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12345

两周患病率(‰)13.3913.2313.4113.8114.01

因病卧床率(％)4.203.853.663.723.40

未就诊率(％)46.043.844.744.542.9

未住院率(％)41.0433.8031.3326.4019.45

由上述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城乡贫困人口在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共性，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不比其他人口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较其他人口差，但是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的利用却明显不足。此外，同一次调查还显示，在两周患者未治疗的原因中，除自感病轻外，经济困难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占36.4％和38.6％。[3]

2.医疗保障覆盖之比较

在与城乡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覆盖方面，如表3所示，[3]乡贫困人口表现出同样的低覆盖率的特点，城市和农村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医疗保障覆盖率分别只有23.97％和20.13％。

表32003年城乡不同收入居民医疗保障覆盖情况(％)

收入最低1/5收入次低1/5收入中等1/5收入次高1/5收入最高1/5

城市23.9744.9358.9371.3680.46

农村20.1318.2017.5319.1031.88

然而城乡不同的是，城市随着收入的增加，医疗保障覆盖率呈明显上升，而农村则表现出各个收入层医疗保障覆盖率都普遍较低的特点，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层的覆盖率尤其低。也就是说，在城市的情况是，医疗保障资源在各收入层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收入越低，从中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收入最高的1/5人口是城市医疗保障的最大受益者；在农村的情况是，虽然看起来医疗保障资源在各收入层间的分配相对城市更为平等，但是不同收入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普遍较低的情况，首先反映的不是医疗保障资源分布的平等，而是农民疾病风险的增加。由于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农村人口也存在医疗保障覆盖率低的情况，因而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较差，存在因病致贫的巨大隐患。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另一组数据也证明了这种情况，[3]在2003年农村致贫原因构成中，因疾病或损伤导致贫困的占33％，是致贫的首要原因；而劳动力少与疾病或损伤存在密切关系，是致贫的第二大原因，占27％。

医疗保障覆盖情况与医疗保障的制度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城乡各自在覆盖率中反映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分析得到解释。

二、城乡与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一般主要由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组成。在目前的中国，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农村分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

1.城市与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制度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对医疗保障产生了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单位”解体，原有保障的供方无法有效运作；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构成改变、贫困人口增加，对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提出了新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开始尝试新的模式。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决定从1999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决定》的颁布意味着在中国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将被新的医疗保险所取代。中国正在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企业、个人共负责任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1999年以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长迅速，1999到2004年的5年间增长了10339万人。[4]

然而另一方面，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仍存在诸多问题，对贫困群体的作用有限。且不提其保障范围仅限于劳动者，而没有劳动能力的城市人口被排斥在外，单就城市劳动者而言，也不能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首先，虽然1999年以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很快，但是保障率仍不高，以参保人数最多的2004年为例，在职职工参保数只有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4％。其次，由于制度设计与企业利益联系比较密切，因此参保人员大多是单位效益较好，本人生活也较有保障的职工；相反在困难企业，由于企业效益差，没有为职工办理医疗保险，因此困难企业职工面临生存和医疗双重风险。再次，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上虽然包含城镇所有劳动者，但是目前失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城市流动人口等都没有包含在内，对于特困职工、下岗职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虽有提及，但是并没有细致和强制的规定，致使这部分人口至今不能纳入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体系。此外贫困人口自身由于收入低，且对目前的医疗保险不了解，极少会主动考虑以医疗社会保险这一手段解决自身的医疗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起到兼顾公平、保障贫困人口的目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3]随着收入由低到高(从左到右)，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亦上升迅速(见表4)。

表42003年不同收入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情况

12345

社会医疗保险(％)12.2730.0244.7559.0370.28

因此，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的责任更多落到了医疗救助这张最后的安全网上。

(2)城镇医疗救助

目前城市的社会救助体系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展开的。具体到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低保制度在设计之初是不包含医疗救助的内容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地区意识到了贫困和医疗问题的强相关性，有条件的地区开始尝试跟低保制度相结合的医疗救助。由于这种尝试都是部分地区的自发行为，所以目前各地的医疗救助方案也各不相同，其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综合各地的实践，医疗救助对象以城市低保户为主，部分地区涉及部分低收入人口和下岗困难职工；救助内容涉及门诊、治疗、住院、手术等诸多方面，不同的地区侧重点和比例各不相同；救助方式以减免医疗费为主，还包括慈善医院、临时救助、以及与医疗保险制度的结合等；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并吸收社会资源，以及企业资金。

虽然有诸多关于医疗救助的尝试，但是从诸多的文献中不难发现，由于医疗救助不是强制要求，而只是部分地区的自发行为，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因此只有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才会主动开展这项救助，而越是经济条件不好、贫困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反而越没有能力和意愿关注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目前能够得到医疗救助的城市贫困人口比例甚小。可以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作用在于首先甄别出哪些人是贫困人口，其次对贫困人口实行最低限度的维持温饱的救助，除此之外，在医疗救助方面贡献甚微；而且在低保制度之外，至今都未出台其他独立有效的城市医疗救助方案，因此真正全国性的、制度化的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还没有开始。

2.农村与贫困人口相关的医疗保障制度

城市“单位制”的瓦解催生了与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适应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农村虽然也经历了“集体”的解体，但是必要的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却远远落后于城市。计划经济时期，依赖农村集体经济，中国农村曾经建立起了覆盖率较高的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旧有的合作医疗制度丧失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随之瓦解。然而重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过程却迟迟没有开始，因此农民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无医疗保障状况，近20年来，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障覆盖率一直不足20％。

进入21世纪，这一情况有所好转，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进入前所未有的转折期，这一转折目前正在继续，具体表现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正在建立，政府开始承担起农村医疗保障的主要责任。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提出建立这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村居民的贫病恶性循环，并决定由政府对这两项制度给予支持。自此，全国性的、与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相关的全新的制度实践展开。

(1)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建立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思路，该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各级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力争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并且决定由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给予支持。

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于2003年联合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组织实施做了明确规定，并且卫生部在之后2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进行着不断调整，使目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呈现出既区别于旧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色，又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医疗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该制度遵循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而不似众多工业化国家的保险一般都是强制性的。第二，统筹单位方面，不同于旧有合作医疗的以村或乡镇为统筹单位，新型合作医疗以县为基本单位运作，一方面加大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政府责任。第三，在筹资标准方面，也不同于旧有的依赖集体经济存在的合作医疗，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具体是每年个人交纳10元，地方政府资助不少于10元/人，中央对中西部除市区以外的地区补助10元/人，共同组成合作医疗专项基金。另外国务院101次常务会议决定从2006年起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农民缴费标准不变。第四，在补偿方案设计上，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补助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有条件的地方兼顾小额医疗费用补助。

目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已经覆盖超过全国20％的县，覆盖地区参合率在70％以上。[5]按照卫生部的规划，到2006年试点范围将扩大到县总数的40％，2007年达到60％，2008年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6]

(2)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初步实践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除了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方面的内容外，还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建立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要求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家庭实施以大病补偿为主的医疗救助，并对贫困家庭参加合作医疗给予资助；在农村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基金将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进行资金的筹集；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医疗救助的筹资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

2003年11月，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三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具体而言《意见》所呈现出的今后农村医疗救助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救助对象是农村五保户和农村贫困家庭成员以及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居民。救助方法包括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合作医疗；对于患大病，经合作医疗补助后仍有困难的，给予医疗救助；未开展合作医疗地区，因患大病个人难以承担费用的给予医疗救助；对于某些特定传染病(如非典)的救治费用给予补助。救助标准视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和疾病类型而不同。医疗救助服务由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提供，未开展合作医疗的地区由救助对象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提供。关于资金筹集方面，各地要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通过各级财政拨款和社会各界资源捐助等多渠道进行。

2004年，全国已有19个省市出台了试点方案和相关政策，943个县正式启动了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占全国县数的33％。[7]

综上，目前对于农村医疗保障建设而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过去很长时期以来医疗保障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民无医疗保障的状况有望得到缓解。然而正如农村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障覆盖的数据所显示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制度体系，能否在短期内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覆盖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兼顾资源的公平与效率，尤其是避免城市中存在的医疗保障资源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目前都是未知数，有待实践检验。

三、分析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目前城市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是欠缺公平，贫困人口得不到保障；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框架尚未完全建立，医疗保障整体覆盖率低，无法防止因病致贫。从这一判断入手，目前城市和农村的医疗保障建设应各有侧重。

1.城市：重点在于公平

进一步深究其显失公平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二是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滞后，在救助体系方面存在严重的部门不协调。因此：

第一，加强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改变支出结构。

1990年以来，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58％下降到2002年的32％，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也处于较低水平。[8]

与此同时，医疗保障经费所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较低，而且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39％下降到2002年的20％。[8]

上述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不足，结构不合理与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的关系在于：社会保障筹资本应体现政府、单位、个人三方责任，贫困人口个人和大多数困难企业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加入医疗保险，政府有限的医疗保障资金支出又不足以扶持贫困人口加入医疗保险，再加上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缺失，必然造成贫困人口医疗保障覆盖率低，能够分享到的医疗保障资源极其有限。此外，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不足造成的另外一个必然后果是医疗服务价格上涨，这个因素与贫困人口的无保障因素相结合，更加深了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的状况，使他们的疾病风险进一步增加。因此，要解决城市医疗保障的公平问题，首先应该加大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社会医疗保障经费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

第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医疗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的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2002年这一制度实现应保尽保。然而在城市低保制度推进的过程中，专项救助却进展甚微。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一方面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贫困人口的增加，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失去医疗、住房等单位保障的贫困人口对专项救助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背景使各个部门的成本核算和利益意识都在加强，相关部门提供专项救助受到阻碍。这样就出现了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专项救助需求增加，供给萎缩的情况。又由于旧有的行政体制的惯性，各个部门局限于自己原有的工作范围，缺乏创新性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作，最终使得专项救助迟迟没有开展。

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救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提高城市医疗保障资源利用公平性的必要途径。因此，在政府今后需要增加的医疗保障资源投入中，应该将医疗救助列入资金预算。相关各部门应该加强沟通和协调，尽快建立联合调研组，在调研的基础上，由各部门联合切实可行的医疗救助政策。关键在于建立制度化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并且考虑其与目前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将医疗保障的网编织得更加严密。

2.农村：重点在于框架

第一，搭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框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近几年刚刚开始制度设计和初步试点的较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现在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似乎为时尚早。而筹资是这一制度的基础，从城市的经验来看，也是与贫困人口最为相关的一环，本文仅就筹资方案设计中表现出的问题做出分析和建议。

按照最初的设计，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的参保费用是30元。不足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30.6元[9]的1/4；即使2006年增加到每人每年50元，也仅相当于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38％。

如此微薄的人均参保费用会使新型合作医疗产生一个很大的费用缺口，补偿方案设计的困境由此而来：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以大病统筹为主，主要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然而在农民自愿参加的前提下，这种只有少数患大病的农民可以受益的设计受到威胁；因此文件又多次强调兼顾门诊费用，以避免打击农民的参合积极性，然而面对有限的资金，这必然使大病的补偿降低。总之，过低的人均筹资额在权衡门诊和大病的补偿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推论其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

因此建议增加人均筹资额。目前农民个人每年缴纳的10元钱只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0.4％，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对于少数无法承受的贫困家庭，民政部出台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已经列入解决范围。而在一个制度转型的初期，尤其是在面临过去众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农民对这项制度的信任，调动农民的参合积极性，应该说目前个人缴费的标准是合适的。事实上，要增加筹资额，政府筹资和社会筹资还有很大空间。

政府已经在多个会议和文件中做出承诺，要将农村医疗保障建设列入政府责任，而鉴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应该将其列为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首要考虑，继续增加政府对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

第二，搭建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框架

一是甄别救助对象问题。农村甄别医疗救助对象的问题相对复杂，如果救助对象只确定为农村贫困人口，则无法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如果将救助对象设定为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则资金需要量大大增加。

因此建议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医疗救助制度。首先甄别出哪些是农村贫困人口，赋予他们享受医疗救助的合法资格；而对于低收入人口，也应适当考虑他们的医疗需求，尤其是在大病救助方面应该将这部分人考虑在内。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8

一、基本情况

下辖10个社区居委会，一个行政村，一个牧业大队，无贫困村（居）委会，全镇总户数1599417户，总人口4536451人，家庭生活困难居民占全镇人口的5%。无劳动能力231337人，不赡养、抚养老人594人，不符合低保条件但生活困难人员45353人，年享受低保人524309人（其中遗属136人，特殊政策享受低保268人，残疾人158人，下岗失业16人，无劳动能力505人，老年人384人，学生214人，红袖标341人，其它8565人），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一是居民文化低，无劳动技能；二是部分居民年老体弱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三是因病反贫；四是就业难。截止年月，我镇最低生活保障户14512505户，12524人，月发放保障金123125.09万元，月共发放低保金455291.1万元。

二、主要工作情况

（一）、组织机构完善，职责明确

根据上级规定设立了社会宗教事务办公室及爱心捐且站等职能管理服务部门。制定了年度扶贫帮困工作计划和相应的考核细则及目标责任书。

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完善和调整了低保工作领导小组、扶贫帮困工作领导小组，做到了组织机构健全完善，管理服务科学规范。

（二）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我镇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扶贫帮困、救灾救济、慰问等保障民生等方面。2008年累计351.8万元,其中低保资金4251.1万元,大病救助金456.1万元,贫困户建房补助资金655.5万元,医疗补贴补助金446510.2万元,大米4562000元,面粉653500元,被褥4565000元,燃煤45654万元,特困户补助金4565453.3万元,廉租房补贴25.57万元。

使用情况:

保质保量地做好城镇居民低保金发放工作，完成了年全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工作。根据县民政局的资金到位情况，每月由民政办干部到县财政局办理汇取月低保金，通过各社区负责人前来汇取，由社区向低保居民进行发放。年共计发放金额456291.1万元，在发放过程中，工作人员对三无人员，残疾人，居住偏远的低保户亲自上门发放，确保了15日内必须发放完毕的时间限定。对符合享受廉租住房补助的4553380户低保户发放补助款1533565.545万元。

（三）把扶贫帮困政策落到实处。

我镇制定了民政对象走访慰问实施方案，要求各社区按照“包联负责”的原则，按规定严格使用上级下达的走访慰问经费，采取发放实物和慰问金的形式，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慰问。

1、开展了爱心捐助活动。根据县慈善协会的倡议，于年组建了慈善协会，在全镇开展了“爱心一日捐”，向地震灾区捐款等活动。全镇干部职工、社区群众、商会组织共捐款4543756.65元。

2、爱心捐助站（爱心超市）正常有序进行。年，开展了五次有组织的捐助活动，加上日常接收的捐赠物资，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衣物455210件，发放捐赠物资654742件，受助群众45623户，人数145947人，进货655554批，价值456610元。

3、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在元旦、春节、“八一”、国庆节、肉孜节期间，党政领导率领全镇干部对镇属的贫困居民、残疾人、危重病人、孤寡老人、“三无”人员、现役军人、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慰问活动。共慰问190户，慰问看望贫困居民260人次，残疾人40多人次，发放慰问品65件，慰问金4.2万元，取暖煤59吨。此外，为了我镇弱视群体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制定了包联贫困户帮扶工作制度，科级领导每人包联2户贫困户，一般干部每人包联4户贫困户，共包联贫困户4566户，每月定期看望包联对象，及时了解生产生活情况给予帮助解决，共慰问包联对象6558人次，慰问金额达65455400余元。

4、贫困户建房工作有序进行。2008年共上报贫困户建房11户，经县民政局审核给我镇分配了655户贫困户建房指标，每户补贴455000元，456户贫困危房户实行建房补贴，共计55000元。

5、开展了大病医疗救助申请，年申请大病救助金23000元，使25名危重病人得到了及时救助；年申请大病救助金7858000元，使812户危重病人得到了及时救助。

四、存在的问题

1、城镇低收入家庭仍然存在,贫困居民比例比较大，因病致贫、就学这方面人员逐年增加。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9

一、全区城镇居民的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1-5月，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74.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月人均994.84元。将全区100户调查户按相对收入不等距分组：1-5月份，低收入组居民家庭（占抽样调查户数的20%）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84.04元，月人均536.80元,仅占全区月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3.95%。

（二）支出情况。1-5月份，全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417.46元。其中：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1030.65元,恩格尔系数为39.7%，比上年同期高1.4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成为主要因素。截至5月末，我区低收入组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180.49元，食品支出人均582.57元，月人均仅为116.51元,恩格尔系数为49.4%，比全区平均水平高9.7个百分点。

二、物价上涨对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的影响

据资料显示，1-5月份，全区低收入居民家庭,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对生活的影响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显加重了居民家庭的生活负担。我区低收入家庭收入来源单一，部分依靠城市低保，部分身体有病或有残疾靠亲友资助，收入没有增长点。食品价格的上涨明显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并使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第二、降低了部分居民家庭的生活质量。为了应付食品涨价造成的生活必需开支的增加，很多居民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居民家庭只得采取压缩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教育文化娱乐等支出，并适当减少肉、禽、蛋、水产品类等高营养、高价位食品的消费量，居民食品支出比重增大，恩格尔系数上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第三、物价上涨给低收入居民心理上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忧虑。在当前的物价涨势下，部份低收入家庭已出现入不敷出，收支倒挂的窘迫境况。他们在今后生活中应对子女就学、养老、就医以及改善住房条件等一系列问题更是表现得忧心忡忡。

三、保护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不因涨价而生活下降的建议

（一）下功夫遏制物价上涨

政府应有效地加强市场监管，依法严惩流通领域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垄断市场、危害秩序的市场违法行为。慎重出台调价项目，控制价格过快上涨。

（二）健全补贴机制和适度提高低保标准

有关部门应适时根据价格上涨情况，结合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建立健全价格补贴机制，实行必要的价格补贴措施。适度的提高低保发放标准.

（三）抓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

抓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努力扩大社会覆盖面，实施多层次的保障方式；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功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扶贫救困功能。

城镇贫困居民范文篇10

(一)基本医疗保险整合情况。

一是按照机构改革要求，2019年度将县人社局下设的医疗保险局升格为县人民政府组成局，下设基本医疗事务中心负责统筹基本医疗保险相关业务，各医疗机构均设医保办并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医疗保险日常工作，正在逐步推行一站式服务、一窗口服务、一单制结算。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于2019年7月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医疗救助二类对象进行长期保障，县级医疗救助金上划400万元作为州级统筹资金进一步对医疗救助县外一单制结算工作进行保障。三是执行省统一的“三个目录”（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服务范围），自制制剂(含各县市特色制剂）大部分按要求和程序也纳入，我县制剂正在申请纳入。四是目前我县医疗保障业务从中心到两定机构统一使用核三系统（县人民医院和县藏医院已开通接口实行异地联网结算，18个乡镇卫生院使用核三医院前台端系统）。五是严格执行州级制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报销办法，基金实行全州统筹管理。六是在制定整合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执行全省统一的目录，于2019年7月将原由民政部门负责的医疗救助工作划转至医疗保障局负责，于2019年底将由原发改部门负责的药价管理工作划转至医疗保障局负责，于2020年7月1日将原生育保险整合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二)基本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和保障水平调整方面。

一是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方面，我县通过政府统筹、医保牵头、部门配合、乡镇具体实施的模式开展筹资参保工作，“十三五”期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基本维持在98%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保率保证100%；城镇职工由各单位组织参保，始终保证100%全覆盖。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照国家制定的最低筹资标准进行参保缴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财政全额代缴一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严格按照制定的城镇职工参保缴费相关规定执行。三是定点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定点医疗机构协议开展医疗保险工作，医疗保障局按照协议规定开展监管工作，保障基金安全运行。“十三五”期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四是“十三五”期间，州级多次统筹调整了医保待遇、门诊统筹、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等，目前执行良好。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情况。

我县尚未全覆盖实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县人民医院、县藏医院已经全面执行总额付费，2020年年初开通按病种付费；18个乡镇卫生院现已完成医院信息化系统建设，目前正在推进医保接口开通工作。